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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谷崎潤一郎；中國形象；禮贊；輕視；東方主義

中圖分類號：I06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2458（2013）01-0091-06

谷崎潤一郎是日本現代唯美主義文學的代表作家，同其他大正時代的作家一樣，谷崎也立志于宣揚中國情趣。何為中國情趣，簡單的說，就是大正的浪漫主義作家通過向往和憧憬異域情調來反抗自然主義。1918年谷崎潤一郎首次中國之行為其文學創作中的中國形象提供了豐富的素材。1918年10月17日，谷崎潤一郎經朝鮮抵達奉天（今沈陽），開始了長達近兩個月的首次中國之行。關于此次中國之行，谷崎潤一郎在回國后不久寫的《中國旅行》一文中有詳細的介紹。此外，日本學者西原大輔的《谷崎一郎とオリエンタリズム》（中央公社，2003年）附錄部分也對此次旅行作了題為《谷崎潤一郎的中國旅行日程》的概述。因此，關于谷崎潤一郎的首次中國之行的詳情，可參考上述資料。那么，為何谷崎潤一郎會在這個時候選擇中國之行？其原因或許在其《憶東京》一文中可以看出其端倪。“如果那時有錢，又沒有家屬牽累的話，我一定會飛到西方，過西洋人的生活，以他們為題材寫寫小說，并想方設法盡量在那里多待些日子。大正7年，我去中國旅游，可以說是為了稍稍慰藉一下這個沒有實現的異國夢。[1]38”由此可見，谷崎選擇此時旅行中國一來是受經濟條件的制約，二來是受家屬的牽累。

其實，除此之外，我們認為谷崎選擇中國之行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因素，這便是受其濃郁的中國情趣（日文原文為支那趣味）的影響。1922年，當時日本文壇最重要的刊物之一的《中央公論》1月號開設了“支那趣味研究”專欄，并刊發了五篇文章。其中，就有谷崎潤一郎的《所謂支那趣味》（在日本近現代，中國又稱支那）一文。該文在1927年2月至12月《改造》雜志中刊發的《饒舌錄》中被全文抄錄。“所謂支那趣味，如果只是說是趣味，似乎聽起來很簡單。但是似乎出乎意料地與我們的生活有著密切的關聯。”“與最近的中學教授枯燥無味的東洋史的教科書相比，那些充滿饒有趣味的教訓和逸話的漢文典籍，真是無法預知到底對孩子們有多大裨益，如今我仍然是這么認為的。[2]121-122”很顯然，谷崎潤一郎在文中將中國情趣特指成漢文典籍。為什么谷崎又會對漢文典籍情有獨鐘？其實，早在谷崎幼少年時代，他就受到了漢古典文集的教誨和熏陶。其中，對其影響最大是稻葉清吉和貫輪吉五郎。前者是谷崎漢文古典的啟蒙教師，后者則是一位資歷較深的老漢學家。作為谷崎的小學教師，稻葉除了教授學校規定的課程外，還向谷崎教授了李白、杜甫、歐陽修、蘇軾等唐詩或宋詞。作為谷崎的中學私塾教師，貫輪向谷崎講授了《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漢文典籍。由此以來，谷崎在就讀府立一中的時候，就憑借自己良好的漢文基礎，在學校校內刊物《學友會》上，發表了《牧童》、《殘菊》、《觀月》等多首漢文詩歌。為此，1917年4月他在《中央文學》發表的《詩與文字》中寫道：“我們確實很珍惜漢字。我們珍惜那些其音樂的妙韻一如鋼琴，其形態的妍美一如錦緞的漢字。漢字在所有文字中，是最為直觀、感性的。將來姑且不論，現在仍在繼續使用漢字的我們，深味其中寶貴的形象文字的特質，不自覺地會運用它，活用它。[3]6”從這段文字中，我們不得不驚嘆于谷崎對漢字的了解和認知程度。良好的漢文功底造就了谷崎獨特的中國情趣――夢幻與奇異的異國情愫。1918年，谷崎帶著自己對中國的美好憧憬，借道朝鮮來到了心愿已久的中國大陸，“那個國家的由炫目的色彩和高亢的音樂組成的舞臺場景，在我還沒有親眼目睹之前就已經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在我想來如果去到那里，定能觸及我所日日憧憬的如夢如幻的美與奇妙的異國情調交織的事物。[2]70”

谷崎首次中國之行歷訪了沈陽、天津、北京、漢口、九江、南京、蘇州、上海和杭州八個城市。歷時近兩個月的中國之行，谷崎不僅親自目睹和體驗了中國的風俗民情，而且還在游歷中為之后文學創作的中國形象積累了豐富的素材。此次旅行，相對于中國北方而言，谷崎更鐘情于中國南方獨有的風情民俗。他在隨筆《中國旅行》中寫道：“越到南方，越心疼在朝鮮滿洲所花掉的那些冤枉錢。[1]65”在漢口，他登上了馳名中外的黃鶴樓，并品嘗了海參；在九江，他游覽了風景如畫的廬山；在南京，他目睹了歷史悠久的夫子廟和秦淮河，并沉醉于如夢如畫的秦淮夜色；在蘇州，他乘坐畫舫飽覽了風景秀麗的大運河，并去天平山觀賞紅葉；在上海，他親眼觀看了中國戲劇，并感嘆于十里洋場的絢麗多姿；在杭州，他夜宿于風景優美的西湖之畔，并親自觀賞了中國京劇。首次中國之行，讓谷崎神清氣爽，激發了他文學創作的欲望。從以中華美食為題材的《美食俱樂部》開始，谷崎發表了一系列與中國形象有關的文學作品。其隨筆與游記有《蘇州紀行》、《中國旅行》、《南京夫子廟（插圖說明）》、《秦淮之夜》、《看中國京劇有感》、《中國飲食》、《廬山日記》、《何謂中國情趣》等；其小說有《西湖之月》、《一個漂泊者的身影》、《天鵝絨之夢》、《坡》、《鮫人》、《鶴唳》等。谷崎的上述這些作品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便是將自己在中國的情感體驗，借助想象和聯想，虛構出來了一個異國形象――中國。

形象學（Imagologic）是比較文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領域。1989年，法國學者Pageaux（巴柔）在其《從文化形象到集體想象物》中闡述了形象學的內涵。簡單地說，形象學就是對一部作品、一種文學中異國形象的研究，它是一種集體想象物，“形象是描述，是對一個作家，一個集體思想中在場成分的描述。[4]156”這種形象“是異國的形象，是出自一個民族（社會、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個作家特殊感受所創作出來的形象。[4]25”形象學拒絕將形象視為一個異國現實的的復制品，而是將之視為一個意識形態，一個富有寓意的跡象。那么，上述作品中因谷崎所創作出來的中國形象究竟是怎樣呢？我們將結合相關作品具體分析。

一、美食之鄉：從北方美食到南方佳肴

正如推崇女性肉體美一樣，谷崎也十分愛好中國美食。“我從很小時候就喜歡中國飯菜。之所以如此，也是因為東京有名的中國飯館偕樂園的主人從小就和我是同學，經常帶我到他家去玩，在他家吃飯之故。為此，我對中國飯菜的美味十分了解。我對日本飯菜的味道的體會倒是在這之后，同西餐比較起來，中國飲食遠遠超出，是真正的美味佳肴。最近我趁去中國旅行便能在中國吃到正宗的中國飯菜實乃一大樂事。[5]69”引文中所提到的中國之旅正是谷崎的首次中國之行。《中國飲食》一文具體記錄了谷崎從北方美食到南方佳肴的細節。“應該說在中國北方，飲食方面北京居于榜首。北京新世界附近的一流飯館鱗次櫛比，而且不限于一個地方風味的飯館，諸如山東風味、四川風味、粵菜等等，各式各樣的招牌掛于門前。沈陽、天津的飯菜雖然味道也很美，但座位、器皿臟兮兮的，為此不大敢受用。北京的飯館還是比較干凈的。如果給像日本那樣的一次性筷子當然最好，要是給拿出使過多少次的舊象牙筷子的話，我常常用燙過的紹興酒先消消毒之后再用。[2]71”那么，谷崎對南方佳肴又有何描述？請接著看：“說起南方的美味我想南京數第一，其次是杭州。南京的河蝦是早就久聞其名，其味清淡很合一般日本人的口味。蟹子受好評的均不是海蟹而是河蟹。在長江里捕捉的蟹如日本的海蟹一樣大小，而且是以本風格來做，吃起來美味可口。在杭州去了很漂亮的飯館，就是像鄉村的小飯店那樣的館子的飯菜也相當味美宜人，給我留下深刻的記憶。把家鴨蛋做成皮蛋――雖然在日本也很多，但是在中國是隨處都可以買到的，可以在旅行時像日本的煮雞蛋一樣當作主食――我在杭州一個旅館住時早晚就經常吃它。這里一個蛋只花二、三個錢即可，吃兩三個皮蛋，用炒餅代替面包，就是一頓挺好的飯。到了晚上則去像日本的面條館，蕎麥面條館子那樣的小飯店，喝熱乎乎的粥。記得一碗二錢或者三錢，中國的粥和日本粥完全不同，不是病人吃的食品，有的粥和鴨肉等在一起煮，是在比較冷的晚上的好食品。我覺得如果把粥里有的那樣不好的生油味去掉的話，也會很合日本人口味

的。[2]82”我們之所以多次引用該文，不僅僅是為說明谷崎對中國南北美食十分熟悉，而是以此來審視被谷崎譽為美食之鄉的中國，在描述過程中所反映出來的思想情感。在谷崎看來，北方食物，除北京食物外，大都不干凈，不敢食用。南方食物，南京的河蟹、杭州的皮蛋和粥，雖美味可口，但與日本相同食物比較起來，卻總是稍遜一籌。

在谷崎關于中國食物的描述中，我們發現他時刻以日本食物為參照系，以日本食物的色香味來衡量中國食物。在其言辭中，無不體現出谷崎濃郁的民族優越感。在其對比性描述中，無不反映出谷崎對中國的輕視之嫌。作為一個極為普通的日常生活事物――食物在谷崎的筆下，已成為了一種文化符號。它在象征中日民族文化的差異性的同時，也流露出作者鮮明的民族立場。正是在這種民族立場的作用下，谷崎從中國南北食物中看到了中國的國民性。正如其所言：“如果要想了解中國的國民性不吃中國飯菜是不成

的。[2]83”當然，谷崎在有關中國美食的描述中，也表現出一種肯定和禮贊的思想。譬如《美食俱樂部》就是代表。小說描寫了一位美食俱樂部成員G伯爵，由于對日本料理產生了厭倦情緒，外出尋找美食的故事。最終，G伯爵在一家名為浙江會館中見到一桌令其難忘的中國美食。于是，回到美食俱樂部的G伯爵，左思右想，模仿出許多不可思的中國美食，并令成員欣喜若狂、如癡如醉。與《天鵝絨之夢》中的東坡肉、《秦淮之夜》中的炒山雞、炒蝦仁、醋溜黃魚和鴨舌鍋、《支那料理》中的燕菜類、 魚翅類、 魚唇類、 海參類、 魚肚類、 鮑魚類、 扇貝類、 泥鰍魚類、 鮮魚類、 魚皮類、肚類、 蹄筋類等28類相比，《美食俱樂部》中的菜肴多為作者杜撰。向來對中國食物頗為熟悉的谷崎為何要在此進行杜撰？李雁南先生認為“谷崎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將美食看成是異國神秘魅力的一個不可缺少的部分，因而谷崎所杜撰的并非食物，而是他心目中可以得到極致感官享樂的理想國的一部分。[6]14”我們認為該分析恰到好處地揭示了谷崎的用意。此外，這一描述還反映出谷崎在對中國美食進行虛構時，所表現的一種美好的理想。眾所周知，一個異國形象，當它偏向于他者時，就會表現出對自身文化觀念的背離性。谷崎正是通過這種方法來挖掘其自身文化的內涵。換而言之，這種背離實際上是一種假象。其背離的身后隱匿了作者對自身文化的思考以及對自身文化缺失的一種彌補心態。這種彌補的最佳途徑就是借助對異國形象的美好虛構來實現。由此可見，在虛構性描述中，依然是作者在確認自身文化觀念的前提下去解讀異國，闡釋他者。

二、美景之都：從蘇州到杭州

谷崎的首次中國之行后的文學創作中的中國形象不僅描述了中國的美食，而且還描述了中國的風景，尤其是江南的自然風光。俗話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早在日本大正時期，蘇州和杭州早已成為日本藝術家筆下描繪最多的城市。蘇州的水、塔、橋、亭；杭州的湖、柳、榭、閣等景物頻頻出現在作品中。譬如，竹內棲鳳的《蘇州的雨》、滿谷國四郎的《蘇州風景》、鳥海青兒的《蘇州風景》、藤島武二的《西湖》、芥川龍之介的《江南游記》等都是這方面的代表。作為大正時代新生作家的谷崎也不例外。首次中國之行，他在北方逗留的時間遠少于南方。因此，在其游記和隨筆中，我們隨處可見有關江南美景的描述。在蘇州，首次來江南的谷崎，就被其優美的自然風光所折服。這座歷史悠久的江南水鄉以其獨特的風姿和韻味給這位來自東瀛的文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虎丘、古城墻、運河、畫舫、亭臺、樓榭、游廊等眼前的景物無不讓谷崎流連忘返。江南水鄉的輕盈、柔潤、細膩、含蓄無不讓谷崎如夢似幻。為期四天的蘇州之旅不僅讓谷崎感受了蘇州悠久的歷史，而且還讓他體驗了蘇州迤儷的自然風光。在《蘇州紀行》中，谷崎描述了蘇州各式各樣的美，尤其是蘇州的塔之美與水之魅。“蘇州除了這個塔以外，還有靈巖寺的塔，報恩寺的塔，其他叫不出名字的還有兩三個，而且不僅蘇州，全中國的塔也是很多的。這不像日本，到處只有平塌塌的屋頂。這些塔實在給周圍的風景平添了很多情趣，增加了許多變化。[1]208”“房屋都背水而建，但多數人家都有面向河水的陽臺，顯現出水和人家的親密關系。水仿佛要浸入人家，人家仿佛在跟水嬉戲。有時看上去，那四壁圍起來的房子倒好象是浮在水面的一樣。[1]216”在《藍色的花》中，谷崎以優美的筆墨描繪了夢里水鄉的輕盈和雅韻。“恬靜的運河上浮著一只美麗的畫舫，朝著聳立著虎丘塔的方向駛去。[1]85”在《鮫人》中，谷崎以濃墨之筆描寫了江南的靈動與生氣。“雖然是秋天，但天氣像現在的日本一樣暖和，窗外是一片晴朗的藍天，翡翠色清澈透明的河流和池塘都滿心喜悅地閃閃發光，而沐浴著和煦的陽光散發著幸福的光彩的田園的綠色，和楊柳的枝條、鵝群、丘陵、城郭、寺院的塔――這一切都仿佛連綿不斷的祭禮的音樂一般華麗的展開，火車就在這江蘇省的沃野中奔馳，而且無論開到哪里，那豐饒的田園景色永遠也沒有個盡頭。[1]68-69”

在杭州，面對風景秀麗的西湖，谷崎以其細膩的筆觸，描寫了西湖美景。西湖以其那秀麗溫馨的湖光山色深深陶醉來自異鄉的谷崎。蘇堤春曉、曲苑風荷、平湖秋月、斷橋殘雪、花港觀魚、雷峰夕照、雙峰插云、南屏晚鐘、三潭印月、長橋舊月、古塔多情、湖濱綠廊等景觀無不讓其心醉神馳。因此，在他的筆下，西湖不僅僅是一幅天然圖畫，一首詩，更是一個又一個美麗動人故事的源泉。為此，萌生無限繾綣眷戀情懷的谷崎，以西湖為背景，編織了許多凄美的故事，并以此演繹其濃郁的中國情趣。其中，《西湖之月》和《天鵝絨之夢》就是典型。小說《西湖之月》描述了這樣一則故事：一位日籍記者在去杭州的火車上偶遇了一位年輕美貌的中國女子。隨后，其住進了西湖邊上的一個旅店。讓其驚奇的是，在火車上偶遇的那位中國女子正好住在其隔壁。就當記者夜游西湖的時候，卻在湖中發現一具女尸。令其不可思議的是這具女尸正是那位美麗的女子。記者目睹這具浮在西湖中的女尸，頓生一股淡淡的愛意。于是，作者以其一貫的唯美式筆墨描寫了中國年輕女子溺水之后的情景：“她仿佛雕刻般過于緊湊的面部輪廓因為浸濕反而有了一種栩栩如生的溫柔，生前蒼白得有點灰暗的臉色也似乎洗去了污垢般白得耀眼。綢緞上衣的淡青色似乎被皎潔的月光奪去了那層青藍，竟如鱸魚的鱗片般閃耀著銀色的光

芒。[1]325”小說《天鵝絨之夢》也描述了一位被迫服毒而陷入昏迷的少女滑過西湖水面的場景：“我的視野中，在塔外蒼茫的山和湖的天地之間，除了無垠天宇中皓月之外，只有一個物體放著不可思議的磷火一樣的炫目而古怪的光芒，仿佛在與皓月爭輝一半，搖曳著攪動著水面，熠熠生輝。[1]165”多么美妙的景色。女性的身體與夜色中的西湖合二為一，共同營造了一種含蓄、唯美的意境。西湖因女子增添了美，女子也因西湖增添了媚。在柔和的月夜下，既顯女子的風情萬種，又顯西湖的空含蓄。因此，西湖對于谷崎來說是詩性的國度，是幻想的世界。只不過《西湖之月》中年輕女子以其真死營造了一種永恒美，《天鵝絨之夢》中的少女以其假死構建了一種虛幻美。但無論是永恒美還是虛幻美都是谷崎借助優美的景色營造的一個精神世界，都是作者在想象中建構的一個理想世界。作為描述西湖的語言，往往是諸如“仙境”、“童話般的”、“遙遠的夢一樣的”、“神奇的”、“夢幻的”、“如畫的”等等字眼。很顯然，作者大量使用這些字詞，一方面表達了他對西湖的喜愛之情，一方面也流露出他對西湖的虛幻之意。

那么，何謂虛幻之意呢？美國著名后殖民主義批評家賽義德在其《東方學》中做了詳盡的論述。簡單的說，就是西方作品中出現的東方是作家們“想象的”、“虛構的”、“幻想的”、“作為他者存在”的東方。這樣被描述的東方充滿了誤讀和誤解，它集中反映了西方的權力話語和意識形態。因此，出現于西方世界中的東方往往是“被看”、“被敘述”、“被動者”，是“不真實的”、“假象的”東方。賽義德在此基礎上，具體分析了康拉德、夏多布里昂、福樓拜、斯威夫特、歌德、雨果等作家筆下的東方世界的幻想性。其實，谷崎心目中的中國，宛如西方人心目中的東方一樣，以中國為背景構筑極具幻想性的美景。正如日本學者神敦子在其《日本人的中國觀：谷崎潤一郎的中國小說》說道：“谷崎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與其中華料理和中國風景一樣，只不過是后者美麗欲望的對象。[8]187”此外，千葉俊二在其《潤一郎迷宮》中也指出了谷崎潤一郎與東方主義的密切關系。其實，早在日本大正時期，許多作家都有這種情緒。川本三郎在其《大正幻影》中就詳細論述了流行于大正時代的中國情趣，指出其中有著“認為支那人文化落后，遠離文明的這種蔑視中國人的意識。[9]142”與谷崎同時代的作家芥川龍之介就是極好的例子。眾所周知，芥川也是一位深受中國文化熏陶的日本作家。為了追尋自己理想中的中國形象，他于1921年來到中國，來到杭州西湖，并寫下了有名的《江南游記》。在其筆下，西湖開始是“煙色茫茫的水面上，一道窄窄的月光從云端縫隙處的半空中傾瀉下來。斜斜地橫在水面上的一定是蘇堤或白堤。在堤上隆起一個三角形的，是聳立著的一座石拱橋。這種美麗的銀色與黑色交織而成的畫面，在日本是根本無法看到的”，后來卻成了“與其將西湖稱為湖，還不如說是一個大大的水田”，“別說是領事，即使被任命為浙江督軍，我也不原意守著這樣的爛泥塘”。“湖邊到處修建的紅灰二色的惡俗極致的磚瓦建筑，有了垂死的病根。[10]231”其實西湖留給芥川的印象并不差，為何會形成如此過激的言辭？為何這位極有中國古典素養的作家，會對現實的中國如此鄙視？難道這是芥川因文化心理上的自卑而形成的現實態度上的傲慢？難道這是“日本優越”論已成為日本近現代主流知識分子中一種非常普遍存在的現象的反映？或許這些都有可能，但無論怎樣，大正時代流行的中國情趣為谷崎文學創作創造了外在條件的同時，也形成了形象學中所說的集體想象物。另外，谷崎也深受永井和風東方主義思想的影響①。

賽義德在《東方學》一書中說過：“所謂東方，不過是歐洲人頭腦中憑空想象出來的海市蜃樓。自古以來，它就是用來展現浪漫故事和奇人異物，或者纏綿悱惻的情緒和景致，以及各種奇聞趣事的舞臺。[11]87”這段話同樣也適合谷崎。在其文學創作中，他同樣將中國作為筆下奇聞異事的舞臺，并將之描述成一個充滿美麗景致的夢幻之國。谷崎在《觀中國劇記》中寫道：“我常常想象，要是能夠身臨其境的話，一定能夠耳聞目睹自己長久以來所憧憬的那種夢一般美麗奇異的異國情調交織在一起的景象。[12]111”顯然，谷崎所謂的景象正是作家“頭腦中憑空想象出來的海市蜃樓”。在谷崎的眼里，中國是美的崇拜對象，因而，在其筆下，無論是美食，還是美景和美女，都給與了極力的禮贊。然而，在其肯定的言辭中，依舊隱匿著作者東方主義的偏見。可以說，谷崎筆下的中國形象是一個遠離現代的古老中國。他一方面贊美中國的美食、美景和美女，一方面又將這些視為幻想之物，并著力從其靜止狀態下加以描述。因而，在谷崎筆下的中國女性，往往成為自然景物的組成部分，而缺乏主動性。女性應有的青春與活力只有在死尸或類似于死尸狀態下才得以體現。這樣一來，中國女性就如同中國美食和中國美景一樣處在被看的地位，而缺乏生氣。她們也因此成為作品中被描述以及任人想象和虛構的他者。谷崎以“我”的身份來注視和描述他者的同時，他者也傳遞了谷崎這個言說者以及書寫者的某種意識形態。換而言之，谷崎在言說他者的同時，借助隱喻的方式，將他者加以部分的否定，從而達到肯定自我的目的。由此可見，透過谷崎首次訪華后的文學創作中的中國形象，我們發現谷崎是在幻想中禮贊中國的同時，隱含了一種在現實中輕視中國的心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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