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4-06 18:4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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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導在危機發生以前，美國的金融監管系統具有功能性監管和一體化監管的綜合特征，所以美國監管模式就兼具了二者的優勢，即一個專業化的監管者用一以貫之的原則對具有不同法律性質的企業實施相同的監管，同時避免了功能性監管模式的權限界定模糊問題。但是美國這樣的監管結構也避免不了以下弊病，即因為該監管機構過于龐大，會將工作劃分為不同的業務部門，那么如果不同部門的信息交流存在障礙且得不到重視，那么危機隱患就深植于系統中了。美國從兩個層面進行金融監管，即從聯邦層面和州立層面分別進行監管。在聯邦政府層面上，有五個機構行使監管和審查的權力，即貨幣監管署、美聯儲、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儲蓄管理局和國家信用社管理局。除了國家信用社管理局，上述機構管轄權的邊界經常是模糊的，并且他們的責任是重疊的。日本的監管結構具有一體化監管模式的特點，即由金融危機管理局獨自負責日本金融服務領域的安全穩健發展，日本金融危機管理局下設了金融服務管理局、財政部和日本央行三個機構，可以掌握企業經營活動更加綜合全面的信息，并且避免了功能性監管和機構監管模式的權限界定模糊問題;但是如果日本金融危機管理局監管缺失，那么監管體系內就沒有其他機構彌補錯誤。德國和英國都是采用一體化監管模式的主要代表。在2002年之前，德國采納的是機構監管模式，即聯邦銀行監管辦公室、聯邦證券監管辦公室和聯邦保險監管辦公室分別監管銀行、證券和保險業。但是鑒于跨領域經營的金融產品的日漸增加，德國采納了一體化監管模式。在該模式下，聯邦金融監管局和德意志聯邦銀行共同進行金融監管。聯邦金融監管局負責監管的是三個傳統的金融部門，即銀行、證券和保險，德意志聯邦銀行負責監管銀行業。并且鑒于德意志聯邦銀行對銀行業的監管與聯邦金融監管局有一定的重疊，二者在理解備忘錄中重新規定了具體的權力界限。綜合考量上述三個經濟體的監管結構，我們可以觀察到三個經濟體在經濟危機發生之前都采納了一體化監管模式，那么危機的發生就使得我們不得不重視一體化監管模式的缺點。在一體化監管模式下，如果監管者忽略經濟發展中的致命缺陷，或者沒有發現監管缺陷孕育的系統性風險，那么就沒有其他的機構來彌補該過失了。除此之外，由于一體化監管者過于龐大，所以一般會被劃分為易于管理的幾個部門，而且一些國家由于歷史遺留問題等原因，還有一些與一體化監管者監管領域重疊的機構存在。所以要想發揮一體化監管的優勢，就必須要加強各個部門的信息交流和協調。三個經濟體都采納了類似的一體化監管模式，各自的一體化監管者都忽略了監管系統中的致命缺陷，危機影響的廣度就不僅限于美國國內，也不限于美、日、德三大經濟體，而是還包括與它們有密切經濟往來的新興經濟體，危機迅速在世界蔓延。
二、美國金融監管的改革危機發生之后
美國監管政策和監管框架的變動經歷了從《現代化的金融監管結構藍圖》到《金融監管改革:一個新基礎》監管改革意見出臺，再到《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案》監管改革法案的出臺。最終，在《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案》頒布后，美國的監管框架有了較大的變動。《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案》是在《金融改革:一個新的基礎》與沃克爾法則的基礎上加工而成的法案。《金融監管改革:一個新基礎》方案主要提出要實現以下五個監管目標:
一是推進對金融機構的有力監管。該目標的提出主要是因為，監管者沒有要求公司在經濟繁榮時期持有足夠的資本金來防范可能到來的蕭條時期的風險;
二是建立對金融機構的綜合監管。此次經濟危機是在金融市場經歷長時期顯著增長和創新后發生的，伴隨增長的不是風險被適當地分散，反而是以隱蔽并且復雜的方式將風險集中化，所以要對涉及的所有受益方都進行監管;
三是保護消費者和投資者。雖然許多機構都有保護消費者的權力，但是監管空白和監管不力的問題還是存在的;四是為政府提供治理經濟危機的必要工具。銀行持股公司或者非銀行金融機構面臨破產時只有兩個選擇，即外部融資或者破產申請。但是這兩種方式都不能將納稅人的損失最小化來阻止系統性風險蔓延;五是提升國際監管標準和加強國際合作。全球見證了危機跨越國界漫無邊際地快速傳播，但是現在建立的監管僅僅局限于單一國家層面，沒有統一的監管框架會加劇全球金融系統中的系統性風險。《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案》旨在“通過改善美國金融系統的透明度來推進金融穩定，結束‘大而不倒’的狀況，通過終結緊急救助來保護美國納稅人，使消費者免受金融服務行為不當造成的傷害等”。法案改變了危機前的監管結構，如增設了新機構，同時合并和廢除了某些機構來監管系統性風險。受該法案影響的危機前設立的機構有聯邦存款保險公司、證券交易委員會、貨幣監理署、美聯儲、證券投資人保護公司和儲蓄監管局。其中儲蓄監管局被廢除，其權力被移交給貨幣監理署、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和美聯儲。
經濟危機主要暴露了以下監管系統的缺陷:
首先，沒有機構負責整個金融系統的風險評估，所以法案想要建立一個使管理者能夠縱觀全局的體系。設立的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和金融研究局附屬于財政部，前者負責識別繁殖于金融和非金融組織中的、對美國金融穩定有威脅的風險，后者負責提供關于金融系統管理、技術和預算分析;其次，“大而不倒”問題嚴重。法案提出該類型的公司將要比其他公司獲得更加密切的監管，并且禁止了銀行的附屬機構使用自己的賬戶進行交易，每年要接受一次美聯儲的壓力測試，還要每年自測一次。此外，法案通過了“有序清算機構”使大型機構安全地倒閉的決議。在清算之前，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和證券投資人要確保清算對于維持金融系統的穩定是必要的，而不是從清算涉及的金融公司的角度來判斷清算實施的必要性;
再次，危機暴露了重復監管問題。法案通過對監管機構調整，將權力移交給貨幣監理署、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和美聯儲，廢除了儲備監管局。總的來講，美國、日本和德國等主要發達經濟體都采取了一體化監管模式，各自的一體化監管者都忽略了監管系統中的致命缺陷。
企業經濟管理包含了兩個方面:一方面為經濟政策與目標地制定，另一方面是對財務開支與預算的管理。經濟管理企業賴以生存的重要前提，它可以將多個不相關的生產要素有機結合成實際的生產力，實現生產力的轉變，并形成一個完整的生產系統。經濟管理的推動企業進步發展的有效助力，是促進企業生產并使經濟效益得到有效提高的重要手段。企業只有提高了經濟管理水平，形成一個科學的內部結構，才能使綜合生產力得到提高，科學技術真正轉化為生產力，才能使企業的經濟效益得到相對提高。
二、在企業經濟管理中以人為本的管理措施
1.全面加強管理隊伍建設
任何一項工作實施都是人，在企業經濟管理中，管理者作為重要的執行者和實施者，其自身的操作能力和業務素質水平，是決定工作效果和水平的最關鍵部分。所以，為了充發揮柔性管理的積極作用，應該加強現代管理隊伍建設，提升管理隊伍的綜合業務素質水平。首先，應該加強思想理念的教育，讓管理者能從傳統的管理思維中走出來，認識到柔性管理的優勢，將柔性管理與剛性管理相結合。因此，在日常實踐中，應該提升管理人員的人性化管理意識，要求管理人員認清經濟管理的重要作用，注重將剛性管理與柔性管理相結合。其次，管理人員應該不斷學習和深入實踐，柔性管理要求管理工作深入基層，注重與各部門的溝通交流，所以，在實踐工作中，管理人員要不斷學習柔性管理的知識，并且還要加強對企業員工的教育，提升員工主人翁的意識，讓員工認識到柔性管理的重要意義，明確自己在柔性管理中的重要地位。此外，應該不斷提升管理隊伍的溝通和協調能力，及時與各部門溝通交流，發揮各部門人員的智慧，創造出最大的經濟效益。
2.堅持以人為本
實現柔性管理在企業經濟管理中的有效應用，最關鍵的就是堅持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首先，在經濟管理中實行民主、自由的管理方式，尊重員工自我提升和發展的意愿和心理;其次，在促進企業合作團隊進步的同時，促進個人的發展和協同進步;最后，在企業高管制定企業發展規劃時，要綜合衡量員工的利益得失，兼顧員工的發展空間和思想感情。
3.處理好剛性管理和柔性管理之間的關系
柔性管理發揮著中藥的作用，在實踐工作中，應該注重柔性管理和剛性管理并重，二者兼顧，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在加強柔性管理時，應該精簡企業管理層次，然后通過專業化的運作，按照“提高生產效率、精簡機構、優化服務”的原則，實現企業內部精細化管理，利用創新性的管理方法，實現各部門的協調合作，提升整體工作效率。實施柔性管理需要以剛性管理制度為基準，約束行為的前提下，鼓勵員工參與管理實踐活動。同時，還應該認清剛性和柔性之間的關系，在剛性管理中，需要靈活和隨機應變。只有多變的方法才能及時跟進多變的市場，最終使企業經濟產生和管理在制度的約束下，采取靈活的柔性管理方法，得到長久的發展，確保企業長久的生命力。
4.注重提高員工的素質
新時代，企業的發展和競爭力的提升關鍵在于工作人員的素質和能力。在企業經濟管理中，要注重對員工素質的培養，不斷進行工作經驗交流，以提升員工的管理才能，豐富員工的管理知識，開闊員工的視野，形成企業內部積極向上、和諧穩定的工作氛圍，提高企業內部的凝聚力，使員工在實現和提升自我價值的同時，提升企業經濟效益。
5.給予員工以自
企業給予員工以自，可以讓員工減少工作壓力，始終充滿工作熱情和活力。使員工在相對自由的環境中實現自我價值，促進自我發展，提高自身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同時，給予員工較為自由的環境，能夠加強員工對企業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員工進行創造性發揮的過程中，會產生成就感和滿足感，從而讓企業在發展中能夠留住更多優秀人才。
三、結語
關鍵詞：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反傾銷；反補貼；貿易摩擦
截至2007年7月8日瑞士宣布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共有75個國家承認我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但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一些主要貿易伙伴因多種原因，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文件中堅持加入了“非市場經濟”條款。此項條款存在明顯問題，因為它不能反映中國產品的實際情況，客觀上鼓勵了一些國家將其作為貿易保護的手段。本文就我國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后外國對我國反傾銷和反補貼問題的變化展開詳細分析。
一、對華反傾銷
反傾銷(Anti—Dumping)指對外國商品在本國市場上的傾銷所采取的抵制措施。一般是對傾銷的外國商品除征收一般的進口稅外，再增收附加稅，使其不能廉價出售。在非市場經濟地位下，外國對華反傾銷指控給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造成了嚴重的困擾和傷害(甘永杰、譚智雄，2005)。從表1中可以看出，市場經濟國家遭到的反傾銷訴訟中只有約60％最終被采取了反傾銷措施，而中國遭受到的反傾銷訴訟中約有70％最終被采取了反傾銷措施；國外對華反傾銷稅的征收幅度一般遠遠高于國際平均水平，稅率從百分之十幾到百分之幾百乃至百分之幾千，且持續時間較長。如1993年墨西哥對我國產品征收的反傾銷稅率為：玩具315％，服裝537％，有機化學產品673％，鞋類競高達1105％；1997年7月，美國商務部對我國幾家企業出口的小龍蝦征收的反傾銷稅率平均為122．9％，最低的91．5％，最高的156．7％，而且該案從1996年開始立案，到2005年共進行了l2次新出口商復審、7次年度行政復審、1次日落復審，反傾銷措施仍在繼續適用。如此高的稅率，顯然是不合理的(胡昭玲，2004)。如果中國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我國產品在美國反傾銷程序中遭到的不公正待遇就會消失(余菲，2007)，我國應訴反傾銷案件的勝訴率會有所提高，被裁定的傾銷幅度會大幅減小，反傾銷措施持續的時間會縮短，中國企業繳納的反傾銷稅會相應減少，從而減少那些對我國濫用反傾銷的國家的預期收益，進而減少這些國家對我國發起反傾銷訴訟的數量。而且，隨著反傾銷案件勝訴率的提高，也將提高國內企業的預期收益，使它們有更大的動力去積極應訴。顯然，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的確立對于我國應對反傾銷訴訟以及外貿出口的進一步發展意義重大。
當然，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在我國出口貿易量迅速增長、出口產品價格同期下降的情況下，即使我們獲得了完全市場經濟地位，我們也很容易遭遇反傾銷，而且應訴的結果也不可能100％勝訴(杜曉郁，2005)。
另外，反補貼一般對被認定為對非市場經濟的國家并不適用，外國對華反傾銷存在對反補貼的替代性。例如，在歐盟對華皮鞋反傾銷案中，歐方指責中國鞋業存在“低價融資”、“稅收減免”、“非市場化的土地租金”等現象，以及由此引申出的補貼問題。顯然，這應屬于反補貼的范疇，而不是反傾銷。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后，這些以反傾銷形式出現的反補貼會恢復反補貼的本來面目。
二、對華反補貼
出口商品在生產、運輸、買賣的過程中接受的來自政府或同業協會的直接或間接的補助、獎金稱之為補貼。因為受到補貼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享有不公平的競爭優勢，因此，世界貿易組織對補貼作出了嚴格的規定。反補貼同反傾銷、保障措施一起，被視為世貿組織允許的對本國產業實行保護的合法貿易救濟措施。目前，反補貼調查雖然遠不及反傾銷調查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大，但依然能對被調查國的出口貿易造成較大傷害，嚴重影響涉案企業的競爭力。
WTO大多數成員認為，反補貼措施不適用于非市場經濟國家。它們認為，非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基本上由國家所控制，政府與企業之間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無法分辨出哪些產業獲得了政府補貼以及補貼的數量(趙玉閣，2005)。所以，作為貿易救濟手段之一的反補貼調查，對目前被認定為非市場經濟國家的中國并不適用。1995年1月113至2006年12月3113，除了加拿大5起、美國1起外，沒有國家對華發起反補貼，其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在于還有很多國家不承認我國是完全市場經濟國家。如果中國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進口國可能會對中國產品動用反補貼手段，因為我國的補貼問題客觀存在(杜曉郁，2005)。
我國政府為了擴大出口，從中央到地方制定了一系列補貼措施和政策，對出口產品或企業提供各類補貼。這些補貼名目繁多、形式多樣，譬如所得稅以及流轉環節稅退抵減免、成本或費用補貼、折舊或科技費用提取、貸款或購置土地優惠等補助，而且在貸款、返回利潤和稅收、提高折舊率等方面給予優惠，把采購國產設備或者配套的零部件視作進口，給予減免進口環節稅收的優惠，等等。這些補貼絕大多數是WTO規則所不允許的(趙玉閣，2005)。因此，如果我國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遭遇國外的反補貼調查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不過，世界反補貼案件數量一直處于低水平。1995年至2006年，WTO成員共發起反傾銷調查3044起，最終采取反傾銷措施的1941起④，而發起反補貼調查的案件只有191起⑨，采取反補貼措施115起，反補貼案件只有反傾銷案件的6．27％。反補貼案件遠遠少于反傾銷案件，這一方面是由于與反傾銷相比，反補貼在操作性上更加復雜，補貼的計算方式不如傾銷的計算方式成熟，補貼的認定上需要首先判斷是否是禁止性補貼或可申訴補貼；另一方面，反傾銷和反補貼針對的對象不同，反傾銷針對的是出口國企業，反補貼針對的是出口國政府，同時調查中也涉及出口國企業。因此，反補貼案件的影響更大，極易引發貿易爭端。1995年至2007年7月，針對反傾銷案件啟動WTO爭端解決機制的共66起，針對反補貼案件的共22起④，相當于大約每50起反傾銷案件、每l0起反補貼案件，有1起啟動了WTO爭端解決機制。反補貼案件啟動WTO爭端解決機制的比例是反傾銷案件的五分之一。
而且，反補貼案件主要由少數發達國家發起。wI1O《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SCM協議)規定采用兩種機制處理補貼與反補貼問題：一是根據符合SCM協議要求的國內反補貼法程序來處理；二是通過WTO爭端解決機制處理。目前大部分反補貼案件都是采用前一種機制，因此，反補貼案件受是各國國內立法的影響。SCM協議要求WTO成員國在其框架下設計各自國內的補貼與反補貼立法。因此，各國的反補貼法框架基本一致。但是，發達國家的立法比較完善，操作性較強，而發展中國家的反補貼立法相對原則化，缺乏配套實施機制(李本，2005)。發展中國家如發起反補貼，其過程很容易遭到其他國家的質疑。目前絕大多數的反補貼案件由少數發達國家發起，1995年至2006年的12年間，共發起的191起反補貼案件中，美國發起75起，歐盟發起46起，@兩者占總數的60％以上。從反補貼案件的發展趨勢來看，1999年達到一個高峰以后，反補貼案件發起的數量一直在減少。2002～2006年，平均每年全世界僅有9．4起反補貼案件(見圖1)⑨。考慮到各國國內反補貼立法需要隨著反補貼實踐的增加而加以完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反補貼調查的國家在短期內不可能有大的增加。
在已經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的國家中，新西蘭、阿根廷、澳大利亞等國家均具有發起反補貼訴訟的經驗，在承認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后也對中國發起了反傾銷訴訟∞，但至今仍未對中國發起反補貼訴訟。
另外，美國、歐盟等主要國家(集團)正在改變立場。它們認為，對于非市場經濟國家中的“市場導向產業”，反補貼法也同樣適用。美國眾議院2005年7月通過的《美國貿易權利執行法案》(theU．S．TradeRightsEnforcementAct)修正案要求將美國的反補貼法適用于包括中國在內的非市場經濟國家。加拿大在2004年對我國連續發起了3起反補貼調查，并對原產于我國的復合地板最終征收了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這是1995年以來，國外首次對華發起反補貼調查。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后，這部分反補貼調查將繼續。
三、對華同時應用反傾銷與反補貼
反傾銷和反補貼在發起產品上較大程度的交叉，為反傾銷和反補貼同時發起提供了一定的客觀基礎。目前，我國遭受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最多的均為基礎金屬及其制品；其他產品，包括加工食品、飲料類、煙草類產品，化工及有關產品，塑料、橡膠及其制品，紡織品，機械、電子產品及零部件等均遭受了數量不少的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因此，兩種調查容易被同時發起。雖然GATI''''1947第6條第5款規定：“在任何締約方領土的產品進口至任何其他締約方領土時，不得同時征收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以補償傾銷或出口補貼所造成的相同情況。”但是，美國、加拿大、歐盟等國家和國家集團曾經多次同時對同一種產品發起反傾銷調查和反補貼調查，并最終同時征收了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2002年9月13日，美國對原產于加拿大的小麥發起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并于2003年8月29日，決定對從加拿大進口的硬質紅春小麥加征14．16％的關稅(包括5．29％的反補貼稅和8．87％的反傾銷稅)，對進口杜倫麥加征13．55％的關稅(包括5．29％的反補貼稅和8．26％的反傾銷稅)。2001年7月6日，歐盟委員會對原產于印度的磺氨酸進行反傾銷和反補貼立案調查，最終征收了18％的反傾銷稅和9．2％的反補貼稅。根據加拿大的法律，加拿大可以對一種進口產品同時進行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1995年1月1日至2004年12月31日，加拿大共發起16起反補貼調查，其中14起是反傾銷與反補貼合并調查@，包括2004年對我國同時發起的3起。
查看WTO官方網站上的“OverviewoftheState—of—PlayofWTODisputes”，沒有出口國因進口國違犯GATI''''1947第6條第5款規定，即本國被“同時”征收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而訴諸WTO爭端解決機構的案例。可見，在國際法律實踐中，允許或默認了同時發起反傾銷和反補貼訴訟以及同時征收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因此，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后，我國有可能遭遇外國同時發起的反傾銷與反補貼。
四、應對反傾銷與反補貼的政策建議
我國政府爭取提前獲得其他國家對我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的承認，需要進行利弊權衡。一方面，中國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后，應訴外國反傾銷時可以不再適用“第三替代國”標準；另一方面，可能會遭遇反補貼及反傾銷與反補貼的雙重訴訟，此外，在爭取市場經濟地位的過程中，我國政府將進行艱苦的利益交換談判。市場經濟地位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正如國際貿易是一個典型的政治經濟學問題，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作為反傾銷中的重要概念，也有其政治屬性(宿景祥，2004)。歐盟承認俄羅斯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實際換取的是俄羅斯對歐盟東擴的認可(王庭東，2005)；另有一些東歐國家，由于支持美歐的軍事行動，也獲得了認可(王立，2004)。對于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問題，美國、歐盟等主要國家(集團)同樣想從中獲得相當的利益。歐盟貿易專員曼德爾森在歐盟的一次公開講話中呼吁中國重新平衡進出口貿易，并表示若中國想要獲得歐盟的“市場經濟地位”認可，必須先取消對進口歐盟商品設置的壁壘凹。總的來說，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問題時間拖得越長，中國受反傾銷訴訟的損失越大，而歐、美等國家(集團)的籌碼也會遞減，因為l5年大限越來越近。
在政府利用政治手段和外交手段爭取外國承認我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的同時，應當鼓勵和幫助中國企業積極向他國申請“市場導向型產業”地位，把握爭取個案處理的條件。這其中政治因素的影響與我國爭取市場經濟地位相比要小很多，主要是技術上的難度。為此，企業需要提供符合市場條件的成本數據，財務報表要符合國際規范(侯松嶺，肖長華，2005)。前些年，我國已經有二十多家企業分別在歐盟、印度、泰國等國家(集團)的十余起反傾銷案件中成功獲得市場經濟條件認可(甘永杰，譚智雄，2005)。可以將這些企業的應對經驗進行推廣，提高所有外貿企業應對反傾銷訴訟的能力，進而增加我國外交談判中的籌碼。
雖然較反傾銷而言，反補貼案件的數量還非常少，但是不能忽視反補貼案件的重大影響。我國政府應該未雨綢繆，除了在SCM協議的基礎上及時調整我國的補貼政策和策略外，還要做好應對反補貼訴訟的理論研究和制度準備。
為應對外國反傾銷和反補貼的同時發起，我國可以在應對反傾銷案件安排的基礎上，增加反
補貼和反傾銷共同的預警和聯動機制，增加政府和企業在應對反補貼和反傾銷方面的對話和聯系，共同面對(朱欖葉，2005)。
最后，我國需要進一步增加本國應對外國反傾銷和反補貼的實踐，在實踐中，完善自己的反傾銷和反補貼立法。一方面可以抵制國外對中國的不公平貿易，保護本國產業；另一方面，可以增加本國的威懾力，防止外國對我國濫用反傾銷和反補貼措施。
注釋：
①淺析美國對華淡水小龍蝦尾肉反傾銷案(2005)．見http：//www．cacs．gov．cn／DefauhWebApp／showNews．jsp?newsId=300090000055．
②歐盟對華皮鞋反傾銷初裁建議方案缺理少據，中方要求裁決須符合WTO規則(2006)．http：／／ibdaily．mofcom．gov．en／show．asp?id：122230．
③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e／adp—e／adp—stat·tab2——e．xls．
④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e／adp—e／adp—stattabT_e．xls．
⑤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e／scm—e／scm—stattab2一e．xls．
⑥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e／scm—e／scm—stattab6——e．xls．
⑦根據http：／／www．wto．ors／english／tratop—e／dispu—e／dispu_e．htm中的“111edisputes”整理得到。其中，從“finddisputescases”或“disputesbysubject”查出60起針對反傾銷，20起針對反補貼；從“disputeschronologically”查出6起針對反傾銷(它們是DS335，DS337，DS338，DS344，DS346，DS355)，2起針對反補貼(DS336，DS341)．~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e／scm—e／scm—stattab3_e．xls．
⑨根據http：／／www．wto．ors／english／tratop—e／scm—e／scm—stattabl_e．xls中的數字計算得到．
⑩新西蘭2004年4月14日承認后迄今發起2起；阿根廷2004年11月17日承認后迄今發起3起；澳大利亞2005年4月18日承認后迄今發起3起。根據中國貿易救濟信息網資料整理得到．
⑩中國貿易救濟信息網．
⑩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處．⑩歐盟明確表態：中國短期難獲市場經濟地位(2006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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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庭東．論中國“非市場經濟地位”問題的實質[J]．世界經濟研究，2005，(6)：l1—15．
[9]王立．中關博弈市場經濟地位[J]．國際經濟合作，2004，(8)：39—41．
（一）金融危機與企業融資金融危機主要從供給端對銀行信貸產生影響，銀行的資產流動性下降以及經營績效降低，都促使其通過儲存流動性，減少貸款規模的方式來降低經營風險。為了緩解融資約束，企業開始選擇其他融資方式來為公司正常經營提供資金支持，主要包括現金儲備、公司債券融資和貿易融資三個方面。Campello等人將企業按照融資約束的程度進行分組，對來自美國、歐洲和亞洲的1050家公司的CFOS進行問卷調查，研究發現，面臨融資約束的公司會計劃削減自身的研發、薪酬和資本支出，并采取多種手段進行現金儲備。具體來說，為預防將來可能出現的信貸緊縮局面，面臨融資約束的企業會通過加速提取銀行信貸余額和降低股利分配比例等方式儲存流動性，提升企業應對宏觀經濟波動等風險的能力，未受到融資約束的企業則沒有上述行為。Kahle和Stulz將企業按照與銀行有無關聯進行分組，實證檢驗企業各種融資手段在金融危機期間的變化。研究發現，在危機第一年，各類企業的債券發行規模都有所擴張，2008年9月之后，債券融資和股票融資規模均大幅降低，而與銀行關聯較多的企業的現金儲備則在整個危機期間顯著上升。金融危機主要對銀行信貸供給端產生影響，這會降低企業從銀行獲取貸款的能力，干擾企業的正常經營，為了滿足企業必要的資金需求，債券融資成為企業融資的重要選擇之一。
Polak等人認為2007—2009年的金融危機促使企業將注意力從盈利水平轉移到企業現金儲備和流動性上，公司債券在企業融資方式中的地位顯著提高，發行債券成為維持公司流動性、控制公司風險的戰略選擇。Dick－Nielsen等人以不同信用評級債券為例，指出金融危機期間公司債券對企業融資具有重要作用，認為信用評級較高的公司的債券流動性更好，AAA評級債券需求升高的主要原因在于銀行借貸規模縮減所造成的系統流動性不足。此外，Dick－Nielsen等人進一步對比了金融機構發行的債券和非金融機構發行的債券，發現金融機構發行的債券明顯缺乏流動性。在金融危機期間，企業面臨融資約束，企業之間的貿易融資作為緩解融資約束的另外一種替代選擇，其重要性日益體現。Garcia－Appendini和Montoriol－Garriga在銀行信貸緊縮和非金融機構的外部融資能力受到限制的背景下，實證檢驗了非金融機構在金融危機期間為企業提供資金的重要性。將企業按外部融資的依賴水平進行分組，發現企業之間的貿易融資在金融危機期間有所上升，融資約束較小的企業為面臨融資約束的企業提供流動性。融資約束企業在金融危機期間貿易融資上升的主要目的是補償其在銀行借款方面的不足，為了促進經濟快速增長，政府應該采取政策規范貿易融資。與前者的研究相類似，Coulibaly等人在外部資本市場融資能力下降的背景下，研究了貿易融資對企業經營的重要作用，利用亞洲六個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中國臺灣、泰國）的宏觀數據探求企業銷售額下降的原因，發現擁有較多貿易融資的企業銷售額下降較少，貿易融資對于企業經營的重要性愈加明顯。進一步地，Coulibaly等人將企業分成國內市場導向和出口導向兩類，發現出口導向型企業貿易融資較少，其銷售收入下滑幅度相應也較大。
（二）金融危機與企業投資在金融危機期間，出于謹慎性動機，銀行會選擇降低貸款比例，提高資產流動性，企業相對較難從銀行取得貸款。在此背景下，企業投資在金融危機期間有下降趨勢，現金儲備、債務融資和信用額度等因素與其投資的關系受到國外學者的重視。Campello等人采用調查問卷法證實，近90％受到融資約束企業的首席財務官（CFO）聲稱企業的投資計劃受到了金融危機的影響，而超過半數的企業強制取消了既定投資項目。Duchin等人則通過實證檢驗的方法，將企業按照融資約束進行細分，討論金融危機期間企業現金儲備與投資的關系。他們的研究發現，金融危機主要是從供給端影響非金融機構從外部資本市場獲得融資的能力，控制行業和時間變量后，公司投資在金融危機開始時的下降幅度達到了6.4％。值得注意的是，擁有較少現金儲備和高額凈短期負債的企業投資下降幅度最大。在進一步研究中，Duchin等人又將樣本研究區間擴展到2009年3月31日，發現隨著金融危機對企業需求端的影響開始顯現，公司投資依然保持下降的趨勢，但此時現金儲備對企業投資的影響不再顯著，說明隨著投資需求的下降，融資約束的存在對企業經營的影響開始下降。Almeida等人利用金融危機提供的自然實驗的機會，研究信貸緊縮背景下企業經營行為的變化，按照債務的期限結構將企業分為在金融危機期間需要進行再融資和沒有再融資兩組，發現相較于在金融危機期間沒有再融資的企業來說，需要在金融危機期間再融資企業的投資多下降了2.5%，而債務期限結構以短期借款為主的企業在金融危機期間投資下降的幅度更大。
Anand等人解釋了流動性管理與企業投資之間的關系，指出金融危機造成了市場流動性不足，這種流動性緊縮局面延續了較長一段時間，由于買方投資者承擔了更大的流動性風險，機構投資者傾向于在金融危機期間撤銷大部分風險投資，這一經營策略延續到了金融危機后很長一段時間，所以，機構投資者通過交易控制長期市場秩序失衡的能力較難迅速恢復。Campello等人則將關注焦點放到了金融危機期間企業如何管理流動性這一問題上，通過將公司內部流動性、外部資金和公司決策三者相結合，發現金融危機期間，對沒有出現現金流短缺的企業來說，較高的信貸額度往往意味著更大規模的資本支出，而面臨融資約束的企業則會謹慎權衡儲蓄和投資行為，信貸額度的存在有利于弱化金融危機對公司投資的影響。與前述研究類似，Campello等人又以歐洲地區公司作為研究對象，發現金融危機期間公司信貸額度并沒有枯竭，銀行信貸可以為面臨融資約束的公司提供流動性，進而對其投資行為進行支持。值得注意的是，Chen等人分析了20世紀60年代以來投資現金流敏感性的變化，發現在整個樣本期間內投資現金流敏感性有下滑的趨勢，尤其是在近幾年，投資現金流敏感性幾乎消失，這一現象在金融危機期間依然存在，而研發費用和現金儲備的變化并不能很好地解釋上述現象。因此，他們指出投資現金流敏感性并不是度量融資約束的合理變量，未來研究中對于投資現金流敏感性消失這一現象的解釋將有利于深化對公司投資行為的認識。除了企業的現金儲備、債務融資、信用額度等因素與企業投資規模的變化相關以外，企業的會計穩健性也會對企業投資規模產生影響，會計穩健性越高，則企業就更有潛力提升自身債務融資能力，提高投資水平。Watts和Zuo實證檢驗了美國2983家非金融機構的會計報表對于企業價值的影響，認為金融危機期間會計穩健性主要通過改善企業借貸能力和制約投資機會兩個渠道來提升公司價值，企業的會計穩健性越高，金融危機對公司股票收益率的消極影響就越小，企業越有可能取得更多銀行貸款以擴大投資。
二、中國情境下金融危機與公司財務未來研究展望
國外有關金融危機微觀經濟后果的討論為中國開展金融危機的相關研究提供了理論參考和經驗借鑒，但是考慮到中國特殊的經濟發展階段和尚不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將金融危機微觀經濟后果的相關研究與中國特殊的制度背景相結合，有可能取得不同于國外的研究結論。中國在金融危機期間的宏觀經濟政策、中國轉軌經濟的特殊發展階段和尚不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以及金融危機期間中國企業海外并購和“國進民退”等現象，都為我們研究中國制度背景下金融危機對公司財務行為的影響提供了嶄新的視角，這不僅有利于擴展國內公司財務領域的相關研究，更是對國外金融危機微觀經濟后果研究的重要補充。基于此，我們提出了中國情境下金融危機與公司財務領域的相關研究建議。
（一）基于中國的制度背景，研究金融危機期間企業的公司治理行為中國正處于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階段，法律和制度環境尚不完善，企業組織結構、公司治理水平存在較大改善空間。尤其是受到中國傳統的家族文化的影響，企業的經營決策更多地依靠管理者的個人權威，這一方面會造成企業財務信息披露水平較差，另一方面也使得公司管理層和投資者對企業日常經營的監督不足。金融危機爆發后，大量企業面臨經營困境，因此，研究特殊事件沖擊對企業公司治理行為的影響將會成為一個重要的話題。在未來的研究中建議著重關注以下幾個問題：（1）盈余管理。金融危機導致大部分企業陷入虧損困境，基于自身利益考慮，企業管理層是否會借金融危機的機會進行盈余管理操縱，在金融危機期間影響企業盈余管理的因素是什么，這有可能成為研究中國金融危機背景下公司治理行為的重要方面。（2）管理層激勵。企業“問題”一直是公司治理領域研究的重點，金融危機期間，企業是否會通過管理層激勵來擺脫經營困境，對企業管理層激勵的方式和效果的研究應該成為探討金融危機微觀經濟后果的重要研究話題。
（二）基于金融危機的沖擊，觀察企業理財行為的變化在金融危機期間，企業的外部融資能力受到限制，企業的理財行為也相應地發生變化。尤其是在中國特殊的制度背景下，企業的產權性質存在國有和民營的差別，不同產權性質企業的經營目標、財務決策等會存在一定的差異，以此為基礎，對金融危機期間企業理財行為的研究也成為一個重要的方向。在未來的研究中，建議重點關注以下幾個方面：（1）資本結構。在金融危機期間由于外部融資能力受到限制，企業是否會選擇其他的替代融資方式來滿足資金要求，實證檢驗企業在金融危機期間資本結構的變化，能為觀察特殊事件對企業理財行為的影響提供經驗借鑒。（2）投資效率。金融危機期間，中國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刺激了國內經濟的快速復蘇，以此為背景，討論企業在金融危機期間的投資效率是衡量政府經濟刺激政策效果的關鍵指標。（3）多元化與并購。金融危機期間，企業海外并購成為公司理財行為的一個熱點，中國企業相對良好的經營狀況和充沛的現金儲備，為企業實現跨國經營戰略和提升國際競爭力提供了機遇，企業并購與經營多元化將會成為金融危機微觀經濟后果研究的重要領域。
（三）金融危機與企業外部聯系中國制度背景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國轉軌經濟特殊發展階段和傳統東方文化的“關系”的概念。在從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過程中，政府依然在資源配置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很多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積極營造各類外部聯系，以求為企業的進一步發展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所以，將企業的外部聯系納入到金融危機微觀經濟后果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金融危機與企業外部聯系的研究應著重觀察以下兩點：（1）政治聯系。中國的制度、法律環境尚不完善，政治聯系的存在會為企業提權保護、融資便利和稅收優惠等優勢，將政治聯系納入到金融危機研究中，觀察政治聯系與企業投融資規模和投資效率的關系，是對現有政治聯系相關研究的重要擴展。（2）銀企聯系。銀企聯系也是企業外部聯系的重要形式，金融危機期間，政府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造成了銀行信貸額度的快速上升，觀察銀企聯系對企業獲取銀行貸款和企業投資的影響，應成為未來研究的重要方面。
1.1總體情況從表1可看出，除PR外，在從潛伏期到爆發期再到后遺癥期的危機演化過程中，各個項目從絕對值上來說均呈現出先上升再下降的模式。在各個階段，信息處理意圖均高于信息搜尋意圖。在表2中將樣本分為教師和學生兩個子群體時，仍舊呈現出這個模式。
1.2教師和學生群體信息處理意圖和信息搜尋意圖的差異檢驗的主要目的是要了解學校師生在甲流疫情危機情境中的信息處理和信息搜尋意圖。因此，高校情境中最自然的兩個群體，即教師和學生，他們之間在這兩方面意圖上是否存在水平的差異就成為首先要加以考察的問題。如表3和表4所示，教師與學生這兩個子群體在各個階段的信息處理與信息搜尋意圖從統計上說并無顯著差異。值得注意的是，教師群體在潛伏期的兩項意圖均弱于學生，但到爆發期則有較大上升，在平均水平上超過學生群體。而從爆發期到后遺癥期，教師群體的兩項意圖水平又再次回落。相對而言，學生群體在整個危機中意圖水平則較為穩定。
2對Grunig理論的檢驗
2.1Grunig理論在甲流危機情境下的待檢驗假設H1:認為甲流是一種危機的人，更關注關于甲流的信息，也更積極地搜集關于甲流的信息;H2:越是認為甲流的防范存在條件障礙的人，越不關注這方面的信息，也越不會積極搜集關于甲流的信息;H3:越是認為自己有可能卷入甲流危機的人，越關注這方面的信息，也越會積極地搜集關于甲流的信息;作為對Grunig理論在甲流疫情危機情境中的特殊應用，則提出另一條待檢驗的假設，即H4:積極搜集信息的人更愿意執行官方建議的甲流防控措施。
2.2對假設H1、H2及H3的檢驗為檢驗假設H1、H2及H3，本文建立以下回歸模型。其中，IP即(被動的)信息處理意圖，IS即(主動的)信息搜尋意圖，PR即問題認知，CR即約束條件認知，LI即牽涉度認知。在對全部樣本做回歸的基礎上再對教師和學生兩個子群體進行了回歸分析，以期找到屬于這兩個子群體的不同特點。回歸分析的結果中，各項系數的正負符號是否顯著可以說明在各時期，各人群中H1、H2、H3假設是否成立。以下分別為危機三個階段的回歸結果。常數項的估計不涉及理論檢驗的結果，故略去。根據實證結果，在顯著的系數中，所有系數的正負符號均符合理論預期。越是認識到危機的存在，越是覺得危機能造成影響，就越會導致信息處理或信息搜尋行為，而越是認為存在條件約束的，其信息處理或信息搜尋行為就越少。具體地，從實證結果中發現:(1)H1部分通過檢驗。在危機的三個階段中，PR這一因素基本上只影響到公眾的信息處理意圖，而不影響信息搜尋意圖。這說明，認識到危機的存在雖然不足以驅動人們去主動搜尋信息，但足以使人們關注信息，即使這種關注是被動的。針對這一特點，應在加強人們對危機的存在感的同時，加大防疫知識的信息傳播力度。而在危機的爆發期，由于危機在事實上已經存在，因此，無論是否認識到危機存在與否，公眾的信息獲取行為意圖并沒有受到太多影響。在爆發期，無論從現實意義上看還是從統計意義上看，PR僅對總體的信息處理意圖有微弱的影響。在這一階段，宣傳措施的重點顯然應從潛伏期重點提高人們警覺性轉移到其他方面去。(2)H2基本通過檢驗。在爆發期，CR項的系數在絕對值上大于潛伏期，從中可看出防疫條件對人們行為意圖的影響。如果人們覺得無法抵御，就會放棄“抵抗”。在潛伏期應加強宣傳，增強師生的對危機存在的認識，而在爆發期則不需要繼續采取這一宣傳措施，相反，應加強防疫條件，并向學校師生展示學校有足夠的條件應對疫情，增強師生面對疫情的信心，從而積極采取行動。(3)H3的假設通過了統計檢驗，越是認為自己有可能卷入甲流危機的人，會越關注這方面的信息，也越會積極地搜集關于甲流的信息。但從三階段的演變情況看，從潛伏期到爆發期，牽涉度認知對于信息搜尋意圖的影響下降了，并且此下降在教師與學生子群體中都可以觀察到。
2.3對假設H4的檢驗運用相關分析的方法來檢驗假設H4，即:積極搜集信息的人更愿意執行官方建議的甲流防控措施。從相關分析的結果來看，在危機的三個階段中，受訪者執行官方建議的甲流防控措施的意愿與信息搜尋意圖之間都存在正相關關系。其中，在潛伏期和爆發期的相關系數都大于0．5。后遺癥期的相關系數雖然下降較多，但仍超出通常所認為的弱相關(小于0．3)范圍。同時，在危機的三個階段，反映被動關注信息的信息處理意圖與執行防控措施的意愿之間的正相關關系雖然存在，但除了爆發期系數大于0．3，其他兩個階段都是弱相關。因此，假設H4是成立的。此外，從上表還可發現，爆發期的信息搜尋意圖與執行防控措施的意愿之間的相關程度較潛伏期更強，而進入后遺癥期后，兩者之間的相關程度卻有大幅度下降，這說明是否身處危機之中對于學校師生的主觀能動性方面有很大的影響。
3基于Hallahan(2000)的擴展分析
Hallahan對Grunig公眾情境理論進行了擴展，將危機中的公眾劃分為不活躍的、有意識的、覺醒的和活躍的四種類型。劃分標準如下:根據這一框架，觀察不同類型公眾采取行動的積極程度存在著差異。與此相對應，針對不同類型的公眾也應采取不同的溝通交流策略。
3.1調查對象的類型劃分及其意圖差異把對甲流疫情了解程度小于等于3分的界定為對問題的了解程度低，高于3分的界定為了解程度高。同時，牽涉度認知小于等于3分的界定為牽涉程度低，牽涉度認知高于3分的界定為牽涉程度高。據此將所有樣本進行分類。單因素方差分析顯示，公眾情境理論中用以衡量行為水平的信息處理和信息搜尋意圖均存在顯著差異。從表10和表11可看出，不同類型的人群在三個階段的信息處理意圖和信息搜尋意圖都存在顯著差異。因此，進一步綜合采用Scheffe和LSD事后比較法進行分析顯示:(1)在潛伏期，活躍的人群信息處理意圖最強，有意識的人群次之，覺醒的人群再次之，不活躍的人群信息處理意圖最弱。但其中，“活躍的”與“有意識的”以及“覺醒的”這三種類型人群之間的信息處理意圖沒有顯著差異，而“不活躍”的人群其信息處理意圖較其他人群顯著為低。在這一階段，信息搜尋意圖由高到低則依次是“活躍的”、“覺醒的”、“有意識的”以及“不活躍的”。在這一主動意圖方面，“活躍的”人群顯著強于其他人群。其余的三種人群的意圖則彼此間沒有顯著差異，可視為同一集群。(2)在爆發期，在信息處理意圖方面，由高到低依次是“有意識的”、“活躍的”、“覺醒的”和“不活躍的”。其中，“有意識的”的信息處理意圖雖高于“活躍的”，但兩者間的差異幾乎不存在(p=0．998)。在信息搜尋意圖方面，則由高到低依次是“活躍的”、“有意識的”、“覺醒的”和“不活躍的”。(3)在后遺癥期，在信息處理意圖方面，“活躍的”與“不活躍的”依舊處于由高到低的兩端，處于中間的“有意識的”與“覺醒的”兩類人群的意圖則較接近，彼此之間無顯著差異。在信息搜尋意圖方面，“活躍的”人群顯著高于其他人群，而其他三種類型人群之間無顯著差異。在各個階段，不活躍的人群的信息獲得意圖幾乎總是顯著地低于其他人群，而活躍的人群的信息獲得意圖也幾乎總是顯著地高于其他人群。“有意識的”和“覺醒的”這兩類人群則基本始終介于兩者之間。這一點是符合理論預期的。此外，在信息處理意圖方面，“覺醒的”始終低于“有意識的”，這反映了“有意識的”人群更多地是被動地關注信息。
3.2針對性策略的實施基于Hallahan框架的分類，在了解人群特征的基礎上，有助于危機管理者有針對性地實施危機溝通策略。不同類型群體應采取不同的策略，而同時，對于教師和學生這兩個群體也應采取不同的策略。因此，再考慮教師和學生中各類型人群所占比例，以期通過這些比例的變化，來找出各個階段宣傳策略的重點。分析發現:(1)“活躍的”類型所占比例呈先上升，后下降趨勢，符合危機發展規律。值得注意的是，教師群體中“活躍的”這一類型所占比例在潛伏期相對于學生群體來說要低很多，但是到爆發期才迅速提高。(2)“有意識的”類型所占比例較低。從潛伏期到爆發期，部分“有意識的”人群由于牽涉度的提高而轉變為“活躍的”類型。而進入后遺癥期之后，隨著部分“活躍的”人群的牽涉度下降，“有意識的”類型所占比例又有所提高。(3)無論是教師還是學生子群體，“覺醒的”類型所占比例在三個階段都逐漸減少。對于“覺醒的”這一類型人群而言，由于其牽涉程度高而對問題的了解程度低，因此既可以通過提高對問題的了解程度而轉變為“活躍的”類型，也可以通過牽涉程度的降低而轉變為“不活躍的”類型。從潛伏期到爆發期，主要遵循第一條路徑，而從爆發期到后遺癥期，則主要遵循第二條路徑。(4)根據預想，“不活躍”類型所占比例從潛伏期到爆發期應下降，而從爆發期到后遺癥期則可能回升。教師群體符合這一預想，但學生群體不符合。進一步探索發現，以牽涉度小于等于3統計，潛伏期有38人，爆發期有43人，后遺癥期有59人。從爆發期到后遺癥期的增加是正常的，因為隨著危機的結束，牽涉度下降。但從潛伏期到爆發期的增加是異常的。教師子群體中，牽涉度小于等于3的人在潛伏期是15人，到爆發期下降為10人，符合預期。問題主要出在學生子群體上，從潛伏期的23人增加到了33人。學生子群體在危機爆發時反而變得不活躍。
4研究結論與局限
1.建立科學完善的經濟管理制度
事業單位經濟管理制度的建設是實現單位科學管理，提高單位經濟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的重要指導。同時，單位經濟管理制度的構建對保證單位經濟管理工作明確化、規范化、系統化和人性化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事業單位經濟管理制度構建中應強化柔性管理，尊重單位員工的自我發展，落實“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從而實現單位的團隊合作和自我合作之間的協同進步，使單位經濟管理形成民主而自主的管理方式。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提高員工工作的積極性，增強員工的歸宿感，才能實現員工自身與單位共同發展、共同進步。另外，為了保證單位經濟管理制度有效實施，單位還應該對經濟管理工作實施有效的懲獎制度，以單位內部員工的收入最終歸屬的價值鏈，這樣不僅能夠保證經濟管理制度的有效落實，而且也會提高員工的自身價值。
2.正確處理柔性管理和剛性管理的關系
任何管理方式出發點都是為了提高企業或者事業單位組織的內部核心競爭力，柔性管理和剛性管理同樣也是如此。從管理的作用角度分析，兩種截然不同的管理模式都有著自身的優缺點，完全可以形成一種互補，并不會出現排斥的情況，在單位經濟管理中互相結合、剛柔并濟才能發揮出自身的最大優勢。剛性管理能夠在實踐中形成一套完整的規章制度是柔性管理實踐的基本條件，嚴格管理程序更加具有全方位性，管理制度更加規范化，能夠為管理工作提供一個管理的目標、制度以及必要的管理手段等，保障成員行為的規范性。在單位的經濟管理中，柔性管理中并不會排斥掉管理中的剛性成分，柔性管理只有建立在剛性管理的前提上，才能把實現柔性管理，若是沒有剛性的管理制度，柔性管理必然導致管理的無序性。柔性管理在傳統的剛性管理中所體現出來的一種手段強硬的一種對比，正好彌補了剛性管理存在的不足。若是在事業單位的管理中實施剛性管理，必然導致經濟管理缺乏人性化，使導致單位員工沒有工作的積極性和激情，難以長期的存在，因此還需要采取柔性管理。剛性管理和剛性管理是相輔相成的，并無高下之分，只有充分結合形成互補，才能發揮出最大的效果。
3.提高單位經濟管理人員的綜合素質
新時期，隨著事業單位體制的深入改革發展，事業單位內能夠享受的國家一級地方政府的撥款和補貼必須經過嚴格的審批。在這種形勢下，事業單位必須剔除傳統依靠國家和政府的壞毛病，不斷增強單位工作人員的競爭意識，以促使單位能夠憑借自己的本事獲得足夠的資金。同時還應該對單位經濟管理人員以及員工定期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和業務技能培訓工作，以改善單位內部官僚作風以及官僚思想，使單位管理人員和員工充分認識到領導與員工不是傳統的行政奴隸以及奴隸主的關系，而是一種相互扶持，相互幫助的關系。另外，單位也應該加強對員工的培訓力度，不僅需要加強業務上的培訓，同時還應該培養員工的主人翁意識和民主平等意識，賦予員工自，幫助員工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實現自身的價值觀。只有這樣才能提高員工的歸屬感，才會使員工具有一定的成就感，才能為企業創造最大的價值，才能促進單位經濟效益提高。
二、總結
一、企業財務風險產生的根源
1.籌資風險產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投資效益的不確定性，即投資風險的存在。由于競爭激烈，市場形勢復雜多變，企業的投資效益有一定的不確定性，由此產生籌資風險；二是資金調度的不合理性。資金合理調度，可以相對節約資金占用使其既能滿足生產經營的需要，又能在時間上相互銜接，形式上相互協調，充分挖掘資金使用的潛力。資金調度不合理，就會出現相反的情況；三是外幣匯率風險，只有當企業進行外幣籌資業務時才發生。企業借入外幣進行籌資活動，如果歸還時該種外幣匯率下降，就會產生匯兌收益。反之，就會產生匯兌損失，這樣就要使企業以更多的本位幣來歸還借款。
2.投資風險產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投資方向錯誤。選擇的投資方向從一開始就是夕陽產業、市場淘汰產品項目或國家即將控制投資發展的污染環境產業，投資之日開始就決定了其注定失敗的命運；二是投資過程不能嚴格按預算控制投資成本。形成邊投資邊修改預算的“釣魚工程”，最后擴大了投資總額，造成投產后資產折舊費用占產品成本比例過大，在經濟上制約了工程項目資金的回收期縮短；三是投資購建的資產在技術上不先進。購建技術落后的設備、或從經濟上看已經不先進的設備，從生產工藝上注定了投資項目資金回收的風險。
3.資金回收風險產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收賬政策過于寬松。適當的賒銷能夠促進企業產品銷售擴大，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但是，過于寬松的收賬政策則有可能給企業帶來致命的傷害，造成企業資金大量流失；二是企業內部對應收賬款管理存在漏洞。管理層對抓緊應收賬款催繳工作的力度如何，能否安排專人專門負責應收賬款的管理，甚至派人長期上門催繳，落實難點、焦點客戶的賬款回收，是該問題的內部原因；三是不愿動用法律手段討回債權。基于維持長期客戶的關系，不愿訴訟法律手段解決長期拖欠問題，造成問題積累超過限度，使其釀成現實風險。
4.收益分配風險有兩個來源:一方面是收益確認的風險，即由于客觀環境因素的影響和會計方法的不當，有可能少計成本費用，多確認當期收益，從而虛增當期利潤，使企業提前納稅，導致大量資金提前流出企業而引起企業財務風險；或者有可能多結算成本，多計有關費用，少確認當期收益，從而虛減了當期利潤，影響了企業聲譽。另一方面是對投資者分配收益的形式、時間和金額的把握不當而產生的風險。如果企業處于資金緊缺時期，卻以貨幣資金的形式對外分配收益，且金額過大，就必然大大降低企業的償債能力，影響企業再生產規模；如果企業投資者得不到一定的投資回報，或單純以股票股利的形式進行收益分配，就會挫傷投資者的積極性，降低企業信譽，股票上市企業的股票價格會下跌，這些都會對企業今后的發展帶來不利影響。
二、企業財務風險防范的幾點看法
1.思想上重視防范財務風險。
財務風險防范就是企業在識別風險、估量風險和分析風險的基礎上，充分預見、有效控制風險，用最經濟的方法把財務風險可能導致的不利后果減少到最低限度。企業財務風險防范就是要在財務風險發生以前，采取各種措施最大限度地防止風險的發生或者把風險控制到最小程度。根據企業財務風險的來源，樹立財務風險意識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企業員工，特別是企業的經營管理者只有樹立財務風險意識，善于對環境變化帶來的不確定性進行科學預測，有預見性地采取各種防范措施，使可能遭受的風險損失盡可能地降到最低限度，才能保證企業的生存和發展，也才能在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筆者認為，江西水泥廠2005年出現的財務困境，就是因為當時的管理高層沒有很好地預測財務風險，對市場環境盲目樂觀，大量地舉貸建分廠，當市場需求一縮緊時，貸款利息就成了企業沉重的負擔。
2.選擇合適的財務風險防范方法。
（1）保持資產的流動性。
企業償債能力的大小直接取決于其債務資金總額及資產的流動性。債務資金總額是根據企業生產經營需要而籌措的，在正常情況下，企業并不會為了償債而擴大籌資規模，企業真正能夠償債的只是貨幣資金及部分變現能力強的流動資產（即資產負債表左邊的前面幾項）。而固定資產、長期投資等，往往只能作為一種企業實力的保證。資產的流動性，具體表現為資產總額中流動資產的比重和流動資產中速動資產的比重。應收賬款周轉率和存貨周轉率也是反映資產流動性的指標。
一個企業的資產結構往往是其生產經營的需要和特點決定的。但企業在某些情況下，也可以采取措施相對地提高資產的流動性。例如，企業采取融資租賃的方式取得部分廠房和設備，這樣可以避免部分流動資金“固化”，相對提高資產的流動性，還要求企業及時處理資金周轉過程中不正常的資金梗阻。如積極變賣處理超儲積壓物資，采取措施盡快回收應收賬款等，使流動資產真正“流動”起來，既有利于加速資金周轉，提高資金利用效果，又有利于企業實際償債能力的增強。江西水泥廠在財務危機四起時，也采取了一系列辦法提高資產的流動性。如成立清欠辦，加強對應收賬款的回收力度，對一些年年報虧的子公司采取承包租賃經營等。通過這些辦法的實施，有效地緩解了財務危機。
（2）保持合理的債務規模和結構。
在盡力保持資產流動性的同時，也需要控制合理的債務規模和結構。企業負債控制到多大的規模內，并無定論，但一般來說，它必須與企業的還款能力相協調。由于在企業中，只有作為所有者權益的那一部分才能作為償債來源，因此，舉債規模應與企業所有者權益相適應，一般來說不應該超過凈資產的數額。但是，在不同的行業情況也會有差別。對于一些固定資產比重較大的行業，由于資產的流動性不強，真正可用于償債的是貨幣資金。對于這樣的行業，負債規模還應略低一些，另外，企業確定負債規模的另一個考慮因素是盈利能力。企業盈利能力越強則效益越高，負債能帶來更好的效益，還款一般也有保證，因此，可適當擴大負債比重。企業資金周轉速度的快慢，也是企業確定負債的一個考慮因素。若企業資金周轉快，生產周期短銷售實現快，則容易組織還款資金；反之，則容易出現拖欠債務的情況，此時企業應相對降低負債比重。總之，企業的現金流越有保證就越可以組織較高規模的負債。
考慮負債規模的同時也要考慮債務結構的合理化。債務結構主要指長短債務的規模。一般來說，長期債務的資金成本較高，短期借款的資金成本較低。從控制資金成本的角度來看，企業提高短期借款的比重，可相對降低資金總成本。但短期借款的比重太大，違約風險也太大。企業短期臨時性的資金需要，宜用短期借款解決。長期性的資金需要，若不發行股票籌資，則宜以長期借款解決。若以短期借款解決，往往陷入借新債還舊債的困境，一旦無法借到，便會面臨財務風險。在這樣情況下還可以引起借款利率上升，與降低資金成本的初衷背道而馳。
（3）合理調動貨幣資金，可以考慮建立風險基金。
要防范企業財務風險，需要企業財務人員進行貨幣資金的合理調度與安排。根據不同企業資金運動的規模和生產經營的特點，妥善安排貨幣資金的收支活動，使之在平時能保證生產經營的需要，在還款和分紅付息期到來時，及時地籌集和調度資金，以避免出現無力支付的情況。同時，企業還可以通過聯營、合并等多方位多元化經營方式來擴大規模，運用規模經濟來分配企業財務風險，以盈助虧，以優補劣。建立風險基金，即對于出現的偶然性很大而損失有限的風險，企業可以采取各種可能的方式，有計劃的提取一定數量且獨立于企業運營資金之外的貨幣資金，作為損失發生時的補償基金，防止風險發生對企業正常運營資金的影響，從而保證企業經營活動的正常進行。
（4）加大對子公司的財務控制力度，增強抗風險能力。
企業作為所有者，對子公司的凈資產有絕對的控制權力，但各子公司也必須按照現代企業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結構，獨立地開展生產經營活動。企業要加大對子公司的財務控制，首先，要建立一整套子公司財務管理和會計核算制度，從規章制度上保證子公司的財務運作符合企業的整體利益。其次，要推行財務總監制或會計委派制，把財務會計人員的任命權歸母公司管理，以避免子公司會計信息失真。再次，對子公司要實行合并會計報表。
（5）加強對投資項目的論證，提高投資收益。
對新上馬的項目，一是要進行充分的可行性論證。對投資的區域、行業、時間以及以什么方式投資，都要進行可行性論證，以避免投資風險。同時，還要結合投資成本，靜態回收期、投資回報率、該項目的發展前景等方面綜合考慮。二是投資規模要適度，資金投向要合理配置，不能貪大求全，否則不利于風險的分擔。三是要樹立抵御風險的信心，一旦決策投資，就要盡快上馬建設，不搞胡子工程。
（6）建立健全財務活動各環節的風險防范機制。
（一）乘數作用限制了投資的拉動作用
2008年11月5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確定了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十項措施。初步匡算，實施十項措施到2010年底約需投資4萬億元。4萬億元的投資，對于拉動內需、刺激經濟必將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然而，由于我國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嚴重偏低，較低的投資乘數使這一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
由于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占家庭支出比重太大、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夠完善及我國傳統的勤儉節約觀念等因素的制約，我國居民當前的邊際消費傾向嚴重偏低，大致為0.3，只相當于英美國家一半的水平。在當前經濟危機的大環境下，邊際消費傾向也會因為預期的不樂觀而繼續走低。
（二）財政政策很難改變中國長期以來的消費不足問題
美國這次危機不是消費需求不足，它的消費很活躍，其經濟增長需求不足主要是投資需求不足。相反，中國的內需不足主要不是投資需求不足，而是消費需求不足。中國不缺投資需求，中國從政府到企業，從中央到地方，投資都有經驗、有熱情、有積極性。但是中國怎么刺激消費需求，確實是經驗不多，體制上、政策上、環境上的準備也不是很充分。世行認為，中國目前是投資需求過旺而消費需求不足，但是目前中國刺激內需的政策主要是刺激投資需求，而中國實際上投資需求很旺盛，應想辦法刺激消費需求。從短期來看，雖然積極的財政政策能夠為擴大內需做出很大貢獻，但是從長遠的經濟增長目標來看，消費需求的增長才是根治我國需求不足的根本所在。而我國在刺激消費需求方面，缺少經驗、缺少辦法，體制上、傳導機制上也存在障礙。
（三）貨幣政策的作用空間有限
自2008年9月以來，央行連續幾次下調利率和法定準備金率，1年期存款利率已經從4.14%下降到2.25%，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從17.5%下降到13.5%。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效果明顯，從信貸投放看，1~2月2.69萬億元的天量信貸，已超出今年5萬億元信貸底線的50%。目前項目貸款和流動資金貸款控制全都放松到了極點，面對創下歷史之最的一季度4.58萬億元信貸投放，把握信貸投放節奏尤為重要。所以，我國目前的貨幣政策的空間很有限。
（四）“流動偏好陷阱”使貨幣政策的反衰退作用十分有限
從反經濟哀退作用看，由于存在所謂流動陷阱，因此給很多投機者帶來了機會。在通貨膨脹時期，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可能效果比較顯著，但在經濟衰退時期實行擴張的貨幣政策效果則不明顯。因為，此時廠商對經濟前景普遍悲觀，即使央行松動銀根降低利率，投資者也不肯增加貸款從事投資活動，銀行為安全起見也不肯輕易貸款，這樣貨幣政策作為反經濟衰退政策，其效果就甚微。
二、提高宏觀經濟政策有效性的對策建議
（一）全面提高刺激消費政策的有效性
消費需求不足是我國長期存在的一個問題。消費需求不僅是總需求的重要組成部分，消費傾向的大小也將決定各項乘數的大小，從而全面影響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
1.改善投資和消費結構
當前，投資和消費的結構性失衡，投資需求增長過快，排斥了消費需求的增長空間。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固定資產實際投資需求（剔除價格因素后），每年的平均增長速度是13.5%，比西方國家要快1倍還多；這幾年更高，從2003年以來就沒有低于24%。2008年我們緊縮投資，防止過熱，控制投資規模，結果公布出來的數據還是25.5%；2009年一季度是28%。可見，這些年我國固定資產的投資增長速度是很快的。一個國家的錢是有限的，去買投資品，就不能去買消費品，兩者之間是排斥的。
2.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其消費增長是不是和國民經濟發展相適應，很大程度取決于居民收入分配在總分配中的情況。目前，從中國各地每年公布的數據看，增長最快的是政府的財政收入，往往比GDP的增長速度快1倍；而GDP的增長速度又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說明企業收入的增長速度也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所以這些年，政府收入增長最快，其次是企業，最慢是居民，因而國民收入分配中居民的收入分配比重持續下降。1998年，我國居民的收入在國民收入中占68%，2008年占59%，10年間比重下降了9個百分點，因而總的消費比重也在下降。這是國民收入分配宏觀方面的矛盾。
3.縮小城鄉差距，提高農民收入
一個國家收入分配差距過大，說明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更多地給了有錢人。根據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有錢人消費的絕對量大，但是消費占其收入的比重小，越有錢消費占收入的比重越低。富人拿到錢后，只將很小一部分用于消費，大部分用于投資、儲蓄和買保值品，這又加大了經濟增長和國民消費的不匹配。所以，消費收入差距過大，不只是影響公平，還影響效果，更影響經濟的可持續性。因此，我們收入分配中宏觀上和微觀上都存在問題，宏觀上居民收入的比重在降低，微觀上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分配的問題影響經濟的增長，使消費需求嚴重不足。
（二）加快發展金融市場，保證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
要加快開發新的市場工具。應根據經濟需要，增加發債規模，積極調整債券結構，增加可資利用的債券品種，進一步增加銀行間市場的開放程度，擴大貨幣市場主體，吸收證券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進入銀行間市場，增大銀行間市場的覆蓋范圍，最終建成我國集同業拆借市場、國債市場、貼現市場于一體的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協調發展的金融市場。
（三）選擇利率作為中介目標，降低貨幣流通速度波動過大造成的影響
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動受到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由于作用因素的復雜性和綜合性，準確估計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動方向和幅度，對于政策制定者來說是非常困難的，尤其是在金融創新不斷涌現、各種金融支付工具層出不窮的環境下更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最好用一個新的中介目標來替代貨幣供應量中介目標，減弱貨幣流通速度對貨幣政策效果的影響。
從整體上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經濟效果被弱化，但是兩種政策的作用機理、調整的力度和調整的對象卻不同，要從整體上促進經濟的復蘇，兩種政策必須合理的搭配使用，取長補短，而不能單純地“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必須“雙管齊下，標本兼治”。
以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海嘯迅速席卷全球，企業生存環境日益惡化，國內中小企業紛紛倒閉，競爭進入了新的階段。擁有高水平的競爭力和組織效能以及通過降低成本取得成功的企業，在經濟危機來臨之際彰顯出獨特的競爭優勢，這些企業抓住其他企業倒閉的機會及時引進優秀人才，探索新的人力資源管理模式，以積極應對經濟危機對企業的沖擊。
知識經濟時代，以信息技術為主導的高新技術的發展，互聯網和電子商務的應用，使知識成為企業競爭的決定性因素。企業競爭的焦點從對自然資源和現實資本的獲得，轉向獲取各種知識和智力創新成果，競爭的成敗在更大程度上取決于知識資源的有效配置，企業的生存與發展越來越取決于能否建立一支真正高素質的知識團隊。這就要求企業擁有不斷更新產品和服務的優秀人才，以及創新、多能、靈敏的員工隊伍，人力資源作為企業資源的戰略重要性明顯地突出。
人的需求與價值觀趨向多元化，對人的管理變得更復雜。這使企業高層經營管理者認識到，追求成功最關鍵的不在于調整戰略或重整組織，而在于改變員工的行為。大多數企業已經開始意識到，人力資源成本管理的有效性，已經成為了促進企業保持生機和活力的戰略性因素。
二、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的涵義及其特征
（一）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的涵義
1981年戴瓦納在《人力資源管理：一個戰略觀》一文中提出了戰略人力資源管理的概念，1984年比爾等人的《管理人力資本》一書的出版標志著人力資源管理向戰略性人力資源管理的飛躍。Wright將戰略人力資源管理定義為“為使企業達成目標所進行的一系列有計劃的，具有戰略性意義的人力資源部署和管理行為”。這個定義具體包括以下內涵：
一是不可替代性，將人力資源視為獲取競爭優勢的首要資源。
二是系統性，強調通過人力資源的規劃、政策及管理實踐達到獲取競爭優勢的人力資源配置。
三是戰略性，強調人力資源與組織戰略的匹配與契合。
四是目標性，強調人力資源管理活動的目的是實現組織目標，提高組織的績效。
（二）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的指導思想
同傳統人力資源管理思想相比，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有著更為先進、更為科學的全新的指導思想。傳統的人力資源管理以成本導向作為其指導思想，工作的重點是盡量降低人力成本，精簡人事經費，它的主要觀點就是認為員工最終只會是消耗的成本，員工的利益與企業的利益很多時候是沖突的。現代企業的戰略性人力資源管理強調以顧客服務為工作導向，這里的顧客是一個廣義的范疇，具體來講，既包括公司內部的戰略劃部門、業務部門的直線管理人員以及普通員工，也包括公司的客戶和市場，其產品因顧客的不同而不同——滿足業務部門直線管理人員要求的“產品”是高素質的員工；企業戰略規劃部門期望的“產品”則是戰略規劃過程所需要的相關信息和建議，以及執行戰略規劃時人力資源管理部門給予的支持，員工期望的“產品”則是理想的報酬、完善的福利計劃、公平的晉升以及良好的職業發展機會等。
（三）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的特征
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具有以下顯著特征：
1、戰略性。人力資源成本管理戰略和企業戰略緊密結合是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的核心特征，其戰略性主要體現在4個方面：一是在戰略指導思想上，現代人力資源成本管理是顧客服務為導向；二是在戰略目標上，現代人力資源成本管理是為了“獲得競爭優勢”的目標管理；三是在戰略范圍上，現代人力資源成本管理是“全員參與”的民主管理；四是在戰略措施上，現代人力資源成本管理是運用“系統化科學和人文藝術”的權變管理。
2、匹配性。戰略匹配是戰略性人力資源成本管理的關鍵，企業要通過戰略整合來保持企業戰略和人力資源成本戰略的一致性。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是與組織經營戰略互動的管理系統。必須與“組織的戰略”及“戰略需求”相統一。
3、目標性。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的目的是為了達到改善經營業績、促進變革與靈活性的目的，而將人力資源成本管理與戰略目標聯結在一起。指如何利用戰略性人力資源成本信息進行戰略選擇，以及不同戰略選擇下如何組織人力資源成本管理。
綜上可知，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是基于人力資源重要性的提升，是基于人力資源作為企業戰略性資源、競爭優勢的源泉而提出的。它的本質集中體現在戰略性上。戰略性與靈活性是其核心，戰略性是其本質與基礎。匹配性是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的關鍵，是戰略性的保障。都共同服務于提高組織績效和獲取競爭優勢的目標，即體現其目標性。
三、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模型
（一）戰略形成階段
1、確定使命。在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中，人力資源成本管理戰略制定主體只有充分認識組織使命、員工使命，所制定的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方案才能夠有效地協調人力資源活動和組織活動，保證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的實施能夠促進組織實現其組織使命和員工使命。
2、建立理想目標。企業應根據長期的盈利計劃；市場戰略價格和現實生產環境的考慮進行人力資源的配置，從滿足顧客需要和參與國際市場競爭這兩個立足點對人力資源的構造展開目標成本分析，設定理想目標而不僅是合理的目標。
3、實施外部和內部分析。外部分析的目的在于確認有限的可以使企業受益的機會和企業應當回避的威脅，通過內部分析則可明確企業在人力資源領域方面具有優勢和弱點。實施外部內部分析是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至關重要的一環，內容包括：價值鏈分析、戰略定位分析和成本動因分析。
4、戰略選擇。人力資源成本管理戰略的選擇必須充分考慮顧客的特性、需求及其在市場上的服務，以確定獲取競爭優勢的戰略基點。
（二）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戰略執行階段
成功的戰略制定并不能保證成功的戰略執行，戰略執行主要是一種行動過程，在行動中管理和運用力量需要具備執行戰略能力的人力資源、特殊的激勵和領導技能以對眾多員工進行協調、關注效率的提高。該階段最重要的管理問題包括：人力資源需要、人力資源管理實踐、人力資源能力、人力資源行為。
（三）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戰略評價
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決策會對企業產生顯著和持久的影響，錯誤的決策會給企業帶來極為嚴重的后果，而及時的評價可以使管理者對潛在問題防患于未然。人力資源成本管理戰略評價包括3項基本活動：考察企業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戰略的內在基礎；度量企業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與企業績效；采取糾正性措施。
四、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對我國企業的啟示
現代企業應推行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新理念，引進、吸收和創新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的方法，積極構建現代企業應具備的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模式，以應對當下金融危機帶來而生存困境，進一步提升企業競爭力和生存力。
（一）更新觀念
采取適當的方法與途徑，全面導入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觀念企業可通過咨詢、學習、培訓、宣傳等各種途徑使全體員工認識到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的重要性，強化成本觀念與成本意識，這是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發揮作用的前提。而我國大部分企業在對人力資源的管理過程中，還僅僅是處在人事管理階段或僅限于事務性的人力資源管理階段，僅憑個別決策者的主觀判斷去制定企業人力資源戰略。現代企業最重要的任務是更新觀念，確立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思想。只有確立了指導思想，才有可能用思想指導企業的各項經營管理實踐，才有可能提高企業的績效，取得企業競爭優勢。
（二）采用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應采取消化、吸收、利用、改進創新、再總結、再利用的策略
任何一項管理實踐或管理理論均是在一定的情景和環境背景下產生的。那么采用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理論時應消化吸收其理論，弄懂該理論的適用背景、含義及如何操作，結合企業實際利用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及時采取解決措施。當然重要的是要不斷總結經驗，以利于企業以后的管理實踐。
（三）關鍵是盡快采取具體措施，落實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
1、引進先進的信息技術，改進企業的組織結構，獲得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所需要的信息技術和組織保證。只有利用先進的信息技術才能對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所需的大量信息隨時進行分析和處理。另外，企業應順應組織形式扁平化的趨勢，注重溝通和合作，并以有效的激勵機制為基礎來進行學習型組織設計，組建動態的項目團隊，以使涉及到各部門和人員的戰略人力資源成本管理得以協調、有效地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