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5-12 07: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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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教示范、典型引導的榜樣仿效方法儒家特別強調統治者、教育者要以身作則，率先垂范，做臣民和學生的榜樣。孔子曾經對魯國大夫季康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孔子還認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儒家要求統治者帶頭踐行高尚的倫理道德，做被統治者的道德表率，以達到榜樣示范教化萬民的目的。同時，儒家對教育者要求也很高，認為教師的道德人格對引導學生的作用很重要，教師要以身教示范，嚴格要求自己，做學生的道德楷模。孔子主張“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論語•學而》)，即對人要忠誠守信，不交品德學識不如自己的朋友，如果做錯事就要敢于改正。孔子認為“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論語•述而》)，講究做人做事要坦蕩、磊落，不要過分計較個人利益得失。孔子正是用自己以身作則的道德言行，潛移默化的引導和影響著他的弟子，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效果。儒家在重視統治者和教育者身教作用的同時，還非常注重典型引導在德育教化中的作用，從而達到榜樣示范的目的。如早在秦漢時期基層政權組織設置的“三老”，主要職責就是要做到凡有忠孝節義可為民效法者，都旌表其門，以為倡導。清朝順治皇帝就曾頒發《上諭》教化民風，規定每月初一、十五民間鄉里要在宗族祠堂等地集中宣講《上諭》，并按照其要求在老百姓中開展評比表彰活動，通過對優秀者樹立牌坊，修建祠堂，加官進爵等形式發揮榜樣的示范引導作用，從而達到上行下效，以點帶面，形成良好的道德風尚，進而維護其統治秩序的目的。
(二)循序漸進、因材施教的差異培養方法在道德教育過程的一貫性和持續性問題上，儒家強調根據不同年齡、不同層次的人的實際情況，提供既有差別又相互聯系的、具有漸進性、層次性的教育目標，并循序漸進地采取有針對性和可執行性的德育方法。如南宋朱熹把對學生的教育劃分為“小學”和“大學”兩個階段，在對學生的要求以及在學習內容上雖然不一樣，但它是一個連續不斷的教育過程，“小學”是“學其事”，“大學”是“明其理”。“小學”要求學生做到“衣服冠履”、“語言步趨”、“灑掃清潔”、“讀書寫事”、“雜細事宜”等五個與道德修養相連的方面。“大學”階段就要“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選取《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儒家經典作為該階段的基本教材，并對其重新進行了詮釋。［3］孔子在其教育實踐中非常重要的一個觀點就是主張對不同學生采取不同方式進行引導，做到因材施教。如《論語•為政》記載:“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這里分別記載了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等四人同問孔子于孝，孟懿子不明孝道，表現為違背禮儀;孟武伯不懂孝道，常使父母為其擔憂;子游不懂孝道，表現為不能夠多關心父母;子夏不懂孝道表現為不能充分尊重父母。孔子針對每個學生對于“孝”各不相同的誤解而做出不一樣的回答，這正是因材施教的具體體現。
(三)環境滲透、美育感染的熏陶管理方法儒家認為良好的道德環境，對于人的高尚道德品行的形成和完善起到一定的滲透、熏陶作用。每個人的道德修養既是自身的事，又必然與外界環境有關。孔子認為受教育者要擇良友而交，擇良處而居，“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論語•里仁》)，其意為:人居住在有仁德的地方是為好，不選擇仁德之地為居所，怎么能算是明智呢?因此在道德教育過程中要充分發揮良好的道德環境的作用。重要的德育環境應該包括家庭、學校和社會三方面。家庭教育環境是道德教育的基礎，良好家風的形成和父母的教育引導非常關鍵，除了教育孩子要有孝德之外，也是“仁義禮智信”的教育啟蒙;學校教育環境是道德教育的重要保障，朱熹提出“立學校以教其民”，學校教育的關鍵是要有道德品質十分高尚、教育方法非常有效的教師;在社會教育方面要注重對各階層的道德宣傳，尤其是統治階層的良好官德的形成，以在全社會形成尊老愛幼、禮讓謙和的社會風氣。儒家認為美育是培養塑造理想道德情操的重要手段之一。孔子說:“志于道，居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論語•述而》)，可見藝的重要性。孔子將《詩》與樂列為德育的必修課程，認為完美的德行是“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即認為完美的人格品德起于《詩》，成長于禮，成熟于樂。因此，在德育教育中不能只注重表面的“禮”的規范和訓練，而忽視內在的人文情感需求和滿足。從古代儒學的課程設置次序上看，六藝也被定位為小學階段的基礎課程，是儒者成人之前接受大學教育的前提性培養;對于受教者而言，六藝既是大學階段課程的基礎，又是受教者在社會中立足的技能，可以說六藝教育終身受用。［4］
(四)學思并重、克己內省的自我修身方法所謂學思并重，就是提倡把“學”與“思”結合起來，“學”是“思”的基礎，“思”是“學”的深化，二者相互協調補充。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為政》)，明確反對把“學”與“思”割裂開來。運用學思并重的方法，可以使人們在道德修養方面不斷提高。“學”是繼承前人優秀道德成果的必要環節，前人所創造的優秀道德成果，只有通過“學”，才能為我所吸收;“思”是“學”的繼續和發展，人們所學到的東西，只有通過“思”，才能有新的突破。［5］因此，只有掌握好活學活用這一學思并重的方法，才能做到充分的消化吸收，才能利于推進道德主體進一步做好道德認知和實踐。在儒家看來，克己內省是完善高尚道德人格的主要途徑。所謂“克己”是指從言行上約束、克制自己的不良思想或欲望，通過不斷修養、糾偏的方式合乎道德規范。所謂“內省”是指從主觀上進行思想監督，自我反思，并通過“慎獨”的方法，使人們自覺遵循道德規范。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只有克制自己，才能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禮”的道德規范。孔子還說:“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論語•顏淵》)，自我反省而問心無愧，就會心安理得，就不會有憂愁和畏懼。孔子還教導自己的學生:“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述而》)，見到有德行的人就向他學習，看到修養不高的人就要在內心反思，不犯跟他同樣的錯誤。孟子在繼承孔子思想的基礎上主張“反求諸己”，即對任何達不到預期效果的行為，都應當從自身查找原因，這樣經常自省自己的動機和行為有無過失，就會達到“遷善改過”的境界。
(五)慎言力行、知行合一的躬行實踐方法儒家在道德教育中十分注重受教育者在實踐過程中的感悟，突出慎言力行，少說空話，多做實事。孔子曾說:“予以四教:文、行、忠、信”(《論語•述而》)，把行列為教育弟子的重要科目，又說“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論語•里仁》)，還說:“力行近乎仁”(《禮記•中庸》)，可見孔子十分注重行。荀子也說:“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于行而止矣”(《荀子•儒效》)。強調在道德教育中，受教育者要養成將獲得的道德認識不斷轉變為道德行為的良好習慣。先秦儒家代表人物重視行的思想，對后世的思想教育家、教育家開展道德教育活動有很強的指導意義。南宋朱熹提出，行是知的完成，只有能力行之知，才是“至知”;只有經過道德實踐人們才會真正體悟到道德倫理的合理性。明代王守仁提出的“知行合一”說在一定程度上明確了道德修養中知與行應該是統一的。王陽明也認為，“學”必須見于“行”。明末清初之際的顏元認為，人們學習的目的，在于“實行，實用”，只有在“辦天下事”方面“躬行實踐”才能辨別出是否是真知。明清之際的王夫之特別強調“行”在道德修養中的重要性，他非常推崇“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偽古文尚書•說命中》)。儒家提倡的這種道德踐行不但是對道德認知的體悟和升華，更是對其提倡的積極入世的積極實踐。總之，以上儒家德育方法是一個具有內在聯系的系統的方法體系，是儒家道德教育的精髓，體現了自律與他律、主觀與客觀、形式與內容、理論與實踐的協調統一，對我們做好當代道德教育很有啟發意義。
二、儒家德育方法對當代大學生德育工作的價值
當代高校德育工作者應以理論為指導，對儒家德育方法進行合理的批判和吸收，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不斷提高當代大學生道德教育工作水平。
(一)要改善理論灌輸法理論灌輸教育法是指教育者有目的、有計劃地向受教育者進行思想道德教育的方法。列寧指出:“工人本來也不可能有社會民主主義意識。這種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進去。”［6］317隨著經濟全球化發展和市場經濟對思想領域的沖擊，思想政治教育灌輸法依然有重要作用。但隨著時代進步和發展，改革理論灌輸法以增加實效性的呼聲越來越高。對高校德育工作者而言:首先，應該改進“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內容和授課方式，教學內容應該在講授基本理論和闡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同時，多結合傳統文化、時代熱點、當今社會問題和大學生自身發展的問題。授課方式應該多采用多媒體、視頻、小組討論、分組辯論等大學生樂于接受的形式。其次，要鼓勵、指導大學生成立理論學習社團，開展豐富多彩的社團活動，調動大學生開展理論學習的熱情。再次，通過學校電視臺、廣播臺、網站、報紙、櫥窗，博客、微信等媒體宣傳平臺，構建全方位的理論灌輸體系。最后，在理論灌輸的同時，不能忘了進行有效的思想疏導，要關注宗教、迷信、謠言和非主流社會思潮對大學生思想的影響，及時進行干預、解釋和教育。
(二)要重視典型教育法典型教育法是通過典型的人或事進行示范教育，引導人們學習、對照和仿效，提高人們思想認識的一種方法。在典型教育法中，要注意優秀典型與落后典型，集體典型與個人典型的樹立方法和效果。在大學德育工作中，要多樹立、宣傳優秀典型，發揮榜樣的“身教”作用，在進行典型教育中要注意以下幾點:一是多樹立大學生中的典型，并在樹立時遵循慎重選擇、全面考察、品德為先、跟蹤培養的原則，防止榜樣“走樣”，品行倒退下滑的不良現象;二要利用報紙、廣播、網絡、手機等新舊媒體，大力宣傳校內外道德榜樣的先進事跡，營造濃厚的學習氛圍，達到“潤物細無聲”的效果;三要在德育課教育過程中，充分搜集榜樣的鮮活生動案例，通過案例教學增強學生的學習效果;四要積極邀請先進典型開展座談會、報告會活動，用震撼的事跡打動學生心靈，激發其學習先進的動力;五是在開展學習典型過程中，要總結出大學生能理解、能認可、能學習的方面，并建立學習的長效機制，從而充分發揮榜樣的帶動作用。
(三)要實施分層教育法分層教育是指根據人們的思想、智力、心理和興趣發展特點和規律，區分不同層次的受教育群體，采取分類教育的方式。在學校教育中，分層教育法包含兩層含義:一是不同年齡段的學生特點;二是同一年齡段學生個性特征。在大學生德育工作中，我們要針對大學生不同年級特點、學習任務、發展需求的差異性，以理想信念教育、愛國主義教育、誠實守信教育為基礎，開展分學年甚至是分學期的主題德育教育活動。大一學年要注重公民意識和日常行為養成教育，大二學年要注重心理素質和情感倫理教育，大三學年要注重科學精神與創新能力培養，大四學年要注重職業道德和社會公德教育。要根據不同專業、不同性別、不同家庭經濟情況等特點，重點關注學習暫時落后生、經濟特困生、心理問題生等特殊學生群體教育。
(四)要強化感染教育法感染教育法是指受教育者在不經意的情況下，受到一定感染體或環境影響、熏陶、感化而接受教育的方法。［7］大學生德育工作者在運用感染教育法時要注意以下幾方面:一是注重學校校園環境建設，通過創建一些名人雕像、名言警句、主題櫥窗和教室宿舍的德育氛圍，營造良好的德育感染環境;二是運用直觀形象的方式進行宣傳教育，如組織大學生觀看改革開放成就展，觀看革命或德育影片，開展貫徹落實黨的十、十八屆三中全會、十八屆四中全會等重要會議精神板報比賽等;三是通過開展格調高雅的文學、美術、音樂、舞蹈、戲劇等文娛活動來提升大學生的藝術修養和道德情操;四是注重對大學生學生干部、學生黨員等優秀群體培養，發揮他們對整體大學生的模范帶動和群體感染作用。
(五)要突出自我教育法自我道德教育法，就是在教育者的引導和啟發下，提高受教育者的自我意識和教育主體性，從而主動接受正確的道德觀念、原則和規范，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質和行為習慣的方法。［8］大學生德育工作運用自我教育法，應遵循以下基本要求:一要充分尊重大學生的主體地位，激發大學生的自主性，相信大學生具有自我道德教育的能力;二是通過適當引導，讓大學生認識到道德內蘊對成長、成才的無窮價值，激發和調動他們的道德修養上進心;三是通過管理教育、制度約束等方式提高大學生自制和自律能力，自覺養成良好的道德習慣和行為;四是充分發揮大學生學生會、社團、班級等組織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作用，促進大學生道德修養的自我完善。
任何一種有生命力的理論的產生，都是基于解決現實中某種問題的需要。孔、孟、荀生當春秋戰國之亂世，運用自己的學說幫助明君圣主結束各國紛爭、建立有序社會，是他們共同的目標，也是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得以產生和發展的動因和基礎。這樣，便有了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內在邏輯的一個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元素：建立一個符合理想的社會。
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會是一個類似周朝制度的社會：“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孟子心目中的理想社會是王治：“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仁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可以稱之為“政教之極”：“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己而后敢安正，誠能而后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奸怪之屬，莫不反愨。夫是之謂政教之極。”（《荀子·君道》）
從上可見，孔、孟、荀對理想社會的具體描述雖各有不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這就是社會有序，人民安居樂業，教化盛行，人人道德高尚。正是從這個角度，我們也可以把孔、孟、荀追求的理想社會稱之為道德社會。
那么，這種理想的道德社會如何才能成為現實呢？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內在邏輯由此往下推衍。對于這個問題，孔、孟、荀的共同回答是：實行德治！
孔子率先提出了他的德治主張：“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孟子亦在其《孟子》一書的開篇中亮明自己的德治主張：“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并在《公孫丑上》中繼續闡發這一主張：“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荀子把德治進一步發展為禮治：“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于輕重也，猶繩墨之于曲直也，猶規矩之于方圓也，正錯之而莫之能誣也”。（《荀子·王霸》）以禮治國是荀子的治國之道的一大特色，但在先秦儒學那里，禮是德的外在表現，所以，禮治的實質仍是德治。
為什么要把德治作為實現理想社會的根本手段呢？從基本的方面說，孔、孟、荀心目中西周時期特別是周公時期成功的德治實踐、農耕社會的經濟特點、血緣宗法的家庭關系等等，都是他們提倡德治的重要原因。而從德治思想的內在邏輯的角度說，孔、孟、荀之所以提倡德治，主要基于這樣兩條理由：一是德治是實現理想的道德社會的捷徑，二是依靠其他手段無法實現他們心目中的理想社會。
關于第一條理由，孔、孟、荀的論述如出一轍，即只要最高統治者愿意實行德治，并以身作則，德治能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孟子·高離上》）：“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盤也，盤圓而水圓；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荀子·君道》）。
關于第二條理由，希望能引起讀者的充分關注，因為在這條理由中，孔、孟、荀提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觀點：理想的道德社會只能靠“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道德手段去建立，而不能靠非道德手段如政令、刑罰去建立。需要說明的是，在此提出“道德手段”的概念，是相對于“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等而言的，指的是用一定的道德規范進行教化和約束，并具有非強制的特點。
首先來看看孔子對這個問題的著名論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孟子也接著認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是民財，善教得民心。”（《孟子·盡心上》）“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孟子·公孫丑上》）荀子則在《議兵》中對孔、孟的上述觀點作了充分的展開和發揮：“凡人之動也，為賞慶為之，則見害傷焉止矣。故，賞慶、刑罰、勢詐，不足以盡人之力，致人之死……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長養子，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風俗以一。”上述言論充分說明，孔、孟、荀之所以推崇德治，是因為他們認為非道德手段如刑罰、賞慶、勢詐等充其量只能獲取民財、民力，而無法獲取民心，當然也就無法靠它們去建立理想的道德社會了。
需要說明的是，先秦儒家雖然認為不能依靠刑法等非道德手段去建立理想的道德社會，但并沒有因此否定刑法等在治國時的作用。如孔子就曾說過：“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左傳·昭公二十年》）孟子也說過“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孟子·公孫丑上》）的話。因此，后人常以德主刑輔來理解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但德主刑輔只是說明先秦儒家沒有否定法律的作用，并不能因此證明他們重視法律。事實上，先秦儒家對法律是極為輕視的，如荀子就明確認為，在治國手段上，道德為本，法律為末：“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勞而事治，政令不煩而俗美。”（《荀子·君道》）因此，在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具體實踐中，枉法從德、以德代法是極為普遍的現象。
既然德治是實現理想的道德社會的根本途徑，那么如何實施德治呢？這便推進到了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內在邏輯的最后一個環節。縱觀先秦儒家的德治之道，概括而言便是注重每個人的道德修養，正如《禮記·大學》所說：“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具體而言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是統治者首先注重自己的道德修養，并以此影響天下；二是實施教化，即把德、禮的具體內容教給老百姓，讓他們自覺遵守。在這個問題上，孟子的論述較具代表性：“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較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孟子·滕文公上》）
結合以上論述，可以把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內在邏輯概述如下：道德社會是先秦儒家德治思想追求的理想目標，德治是實現理想的道德社會的根本途徑，具體的德治手段是教化和統治者的表率作用。
就個體言，修德造成“人禽之別”，就邦國而言，成就“夷夏之別”；或者可以從承擔歷史使命的知識分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路徑見出個體成長的縮影，從“有德者有天下”窺見賢君明主的正面結果。總之，是建立一個以凸顯德性為特征的理想社會，反映了農耕社會人身依附的原始圓滿的理想圖景。從這個角度來看，很多眾說紛紜的疑難問題可以被廓清。例如，為什么儒家老提“人性”問題，為什么一直爭論不休？盡管孟子主張“人性善”而荀子卻主張“人性惡”有尖銳的沖突，但實際上仍是為了這個“人禽之別”，不過孟子從“先天”稟賦立足荀子從“后天”教育入手罷了。兩者殊途同歸，同歸于“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延續到后代依然如此，無論是漢的“天命之謂性”把人性擴展到自然宇宙，還是宋的“存天理滅人欲”收斂到內心，都是先秦儒家路向的特定時空下的延伸和變型。從而，“夷夏之別”也就有了普遍的經驗基地和群體筑成的“文明”支撐。這種平行位移——由個體到國家的擴充，二者的平行建構同時完成。孟子的“推己及人”、孔子的“以孝移忠”等便是其功能結構的金科玉律。至于知識分子的使命，入仕參政、講學授徒，便體現為“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人身依附、教化百姓的不二法門。在國君即“天之子”雖由上天授命還得成事在人，尤其是能德澤天下者才能長治久安。如同“天子”的“天”“事”有二重性，“德”也有上下梯級的二重性：“人皆可以為堯舜”，是包括民、君在內的所有人的道德境界的可能性，而君臨天下的理想承擔者即堯舜這樣的帝王則是這種道德境界的現實性的“仁主”。換句話說，有德者不必為王，為王者必有美德。這樣，一座權力的金字塔就在“德”的磚瓦中矗立起來，延續下去，雖改朝換代，其基于農業經濟結構上的德的主導形式未有質的變化。這就是本文的主題敘說，講的是“德治的內在邏輯”是什么。下面要詳細講一下其“合理性”何在即“為什么”的問題。
從上述論述可以看出，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是一個完整、嚴密的理論體系：它有明確的目標，有實現目標的具體手段，在目標與手段的關系上又有充分的論證。因此，等待的只是明君圣主的采納和具體實施。但是，正是在這個看似嚴整的體系中，我們可以發現它存在的問題，這個問題就在于它關于目標和手段關系的論述上，即先秦儒家認為理想的道德社會只有靠德治來建立，這一觀點是存在理論上的嚴重缺陷的。
理想的道德社會只有靠德治來建立，這一觀點包含這樣兩層意思：一是沒有德治就建立不了理想的道德社會，二是依靠德治肯定能建立理想的道德社會。因形式邏輯的語言來表述，就是德治是建立理想的道德社會的充分必要條件。
為了證明上述理解不是對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的誤解，我們有必要對孔子“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的著名論述作詳細剖析。上語中的“政”是指政令，“刑”是指刑罰，亦可泛指為法律；“免而”，指老百姓可以不犯罪，但沒有羞恥心；“有恥且格”，指既有羞恥心，又順從統治，而羞恥心則完全是屬于道德領域的概念。這樣，孔子的話可以理解為：用政令來引導，用刑罰來規范，老百姓可以免于犯罪，但不會有羞恥心；用道德來引導，用禮義來規范，老百姓既有羞恥心，又容易順從統治。換言之，在孔子看來，光用政和刑不能培養人們的道德；要培養人們的道德，只有靠“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孔子提出上述觀點后，千百年來，很少有人對孔子的這一提法表示過懷疑，相反，對之服膺、發揮者甚眾。如西漢的陸賈在《新語·無為》中說：“夫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賈誼在《陳政事疏》中說：“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桓寬在《鹽鐵論·申韓》中說：“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即使是眾多的現代學者，在涉及孔子的上述論述時，亦是把它看作一種經典式的表述，而很少有人對此作深入的探究。
那么，孔子的上述觀點是否真的無懈可擊呢？我認為，至少有兩種思想對孔子的這種說法持否定的態度。
一種是中國的法家理論。先秦時期的法家已明確指出，依靠法律手段也可以培養人們的道德品質。在《商君書·畫策》中就有這樣的論述：“故善治者，刑不善而不賞善，故不刑而民善。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無刑也；而民莫敢為非，是一國皆善也，故不賞善而民善……故善治者，使跖可信，而況伯夷乎？”這說明，在商鞅看來，法治可以把全體國民培養成有道德的人，即所謂“一國皆善”。韓非也有類似的論述：“圣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必完法……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韓非子·守道》）
另一種是西方思想界對道德與法律關系的有關論述。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早就認為，法律應該用來保障道德的推行和實施：“法的實際意義卻應該是促進全邦人民都能進于正義和善德的（永久）制度。”（亞里士多德，第138頁）而在這個問題上，最有說服力的還是現代西方法學界關于道德與法律關系的有關論述。西方法學界對這一問題的具體認識雖不盡相同，但至少有一點是共同的，即都認為通過法律手段可以培養人們的道德。如美國現代法哲學家博登海默就曾指出：“那些被視為是社會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正義原則，在一切社會中都被賦予了具有強大力量的強制性質。這些道德原則的約束力的增強，是通過將它們轉化為法律規則而實現的。”（博登海默，第361頁）另外，美國著名法學家富勒將道德區分為“義務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兩個部分：義務的道德是對人類固有秩序的社會生活的基本要求，愿望的道德則是人們對至善的追求；而其中義務的道德可直接轉化為法律，由法律來保障它的實施。（參見崔永東）
其實，法律手段可以培養人們的道德素質，這一觀點不僅在理論上是成立的，而且也為古今中外的歷史實踐所證明。既然法律可以培養人們的道德素質，那么，孔子認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的觀點就是極為片面的。而作為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內在邏輯的一個極為關鍵的環節出現如此致命的缺陷，其后果是不堪設想的。大家知道，在西方文明中，并沒有德治的傳統，把德治作為最根本的治國方略，是中華文明特別是儒家所獨有的，而儒家之所以把德治作為根本的治國之道，與它認為只有依靠道德手段才能培養人的道德素質這一觀點是密不可分的。這樣，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對于中華民族的功過是非似乎都可以以此為基礎來加以評判。
二、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歷史價值
此處關于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歷史價值的論述，是基于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內在邏輯的缺陷這樣一個角度的，或再進一步說，此處只是從其內在邏輯的缺陷的角度，來看它對中華文明的三個方面的負面影響：一是對中國法治精神的影響，二是對中華民族競爭力的影響，三是對中國封建社會政治制度的影響。
1.中華民族的傳統法治精神集中體現在法家思想中，如《商君書·賞刑》中說：“所謂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雖然比起嚴格意義上的現代法治精神來，法家思想的缺陷是極為明顯的，因為它把君主作為制定法令并可以不受法令約束的人，而從邏輯上來說，只要有一個人可以超越于法律之外，那么所有人都有可能不受法律的制約。但是，法家的法治精神無論如何比儒家的“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禮記·曲禮》）要徹底和進步。然而，自從秦王朝滅亡后，法家的法治精神便退居幕后，代之而起的是以德治為核心的儒家法律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的一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道德法律化。道德法律化的實質，就是在法律領域，把儒家的道德規范看作高于一切的標準，法律條文只是儒家道德的外在表現，當法律與道德發生沖突時，以道德作為最后裁定的標準。
道德法律化的過程始于西漢，但其萌芽在先秦儒學中即已存在。如據《論語·子路》：“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根據現代法律精神，兒子證明自己的父親偷羊，這一行為并沒有錯，而孔子則根據儒家“親親”的道德原則，認為子不為父隱瞞是錯誤的。道德法律化在西漢時的一個重要表現便是“《春秋》決獄”，即按照《春秋》的經義來判決案件。董仲舒對“《春秋》決獄”有這樣的解釋：“《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春秋繁露·精華》）“本其事而原其志”，這是“《春秋》決獄”的一個基本原則，亦被稱為“原心定罪”，即根據犯罪者的主觀動機來確定其是否犯罪或罪責的大小。對于“原心定罪”的流弊，學者們有這樣的評述：“過分強調動機意圖，致使法律有時會依附經義而存在，法律的公平、公正功能流于空泛，對法律的解釋也易于陷入主觀主義的怪圈。”（徐世虹主編，第224頁）
“《春秋》決獄”的做法雖然流弊很多，但因為它符合儒家的德治精神，所以得到封建統治者的大力推行，并逐漸以固定的法律條文的形式確定下來。至唐代，基于“《春秋》決獄”的“援禮入律”工程宣告完成。此后，“一準于禮”成為中國封建社會法律思想的根本原則。對于這一過程的實質，陳寅恪有精辟論述：“遺傳至晉以后，法律與禮經并稱，儒家周官之學說悉入法典。夫政治社會一切公私行為，莫不與法典相關，而法典實為儒家學說具體之實現。故兩千年來華夏民族所受儒家學說之影響，最深最巨者，實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第511頁）
從現代觀點來看，儒家道德法律化的做法無疑是極為荒唐的，它既嚴重影響了法律的公正性和嚴肅性，又因為其法律條文的過分嚴苛和所定標準的不切實際而使道德規范本身流于空疏，無法得到切實遵行。那么，儒家的道德法律化為什么會造成如此嚴重的后果呢？我認為，除了其內在邏輯中重德輕法的原因，亦與其對道德認識的籠統和模糊有極大的關系。
眾所周知，先秦儒家道德論的一個最顯著的特點，就是明于君子小人之分，并以君子人格作為人們道德修養的目標。儒家的道德原則確立后，因其標準過高、不切實際而遭到當時不少學者特別是法家學者的抨擊，如韓非子就曾明確指出：“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義者一人。”（《韓非子·五蠹》）而儒家的道德法律化，恰恰是把大量一般人無法做到的道德準則轉化為法律條文，這樣產生的流弊之多就不難理解了。
其實，道德法律化并不是儒家特有的做法，如上所述，西方社會也存在把道德法律化的做法。但西方的道德法律化無疑比儒家要高明。它們先是把道德分為義務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兩個部分，義務的道德是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的基本要求和規范，愿望的道德則是那些提升人的生存層次和生命境界、代表社會的理想、并不要求人人都必須遵行的道德。西方法學家認為，義務的道德可以轉化為法律，愿望的道德則不應轉化為法律。這樣做，既保證了社會基本的道德水準，又不會因為不切實際的過高道德要求而造成社會的虛偽。而儒家則對道德不作這樣的區分，它把一切超越性的道德規定為人人必須做到的，這樣，最終只能造成社會道德準則的混亂和虛偽成風。
2.如果說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內在邏輯的缺陷導致了中國人道德狀況的混亂和法治精神的缺失，嚴重影響了中華民族的進步，那么，這一缺陷造成中華民族競爭力的缺失，則是其更為嚴重的后果。
先秦儒家德治理論的實質是把道德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它既是人們追求的最終目標，又是評價一個社會好壞的根本標準。而最容易對道德的崇高地位提出挑戰的莫過于對物質財富的追求和享受。因為物質財富總是有限的，對物質財富的追求，既容易導致競爭，又容易影響人們專門致力于道德修養，所以先秦儒家雖然也承認老百姓的物質欲望，希望老百姓能富起來，但是希望老百姓嚴于義利之辨，要求老百姓見利思義甚至舍利取義，則是其更為根本的觀點。因此，當一些國家的統治者致力于提高本國的軍事經濟實力時，就會遭到他們的強烈譴責。如孟子就曾說過：“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孟子·離婁上》）戰國時期是各國實力大比拼的時代，而在這樣的時代，孟子居然說要對那些擅長打仗、善于開墾土地的人用刑罰嚴懲。這種觀點，即便不說它荒唐，至少也是十分迂腐的。而孔子也有類似的觀點：“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季氏》）“不患寡而患不均”，典型地反映了先秦儒家重道德輕財富的觀點，它對中國封建社會產生了長期而深刻的影響，在此略舉兩例。
一是北宋神宗年間的王安石變法。王安石希望通過變法使國富民強，造成對遼和西夏明顯的軍事、經濟優勢，但是他的變法主張卻遭到朝中一些著名大臣如司馬光、蘇軾等人的激烈反對。反對的理由除了認為祖宗之法不可變，一個很重要的理由，便是認為王安石變法追逐物質利益，會毀壞世道人心。在這一點上，蘇軾的觀點最有代表性：“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淺，不在乎強與弱……道德誠深，風俗誠厚，且貧且弱，不害于存而長；道德誠淺，風俗誠薄，且強且富，不救于短而亡。”（蘇軾）蘇軾的這個觀點，頗有點“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味道，其荒唐是不言而喻的。但追其思想源頭，不過是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翻版。而王安石變法的失敗與隨后北宋的滅亡，與儒家的這種迂腐思想有極大的關系。
二是晚清的。光緒年間，由于西方列強在中華大地上肆虐，中國已逐漸變成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面對危局，一些有識之士如李鴻章、張之洞等主張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修鐵路、設電報局，讓中國盡快富強起來。然而，這一做法卻在一些朝中大臣的激烈反對下舉步維艱。那些守舊的大臣認為，西方的先進技術不過是奇技巧，無益于人的道德修養和社會風氣的淳樸，因此要求最高統治者對此加以禁絕。在一片反對聲浪中，中國的一直未能形成大的氣候。
類似的事件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上不知上演了多少次、多少年。在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影響下，重德輕法、重德輕利、重道輕器、重本（農）輕末（商）成為傳統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價值觀念，這樣，中國科技發展的動力從何而來？中華民族的競爭力又從何而來？
3.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嚴重地影響了中國封建社會政治制度的進步。衡量一種政治制度的好壞，有兩個重要的標準：一是是否有效的權力制約機制，以保證政治運作的合理性；二是能否最大限度地調動各級官吏及民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注重的是后者，它認為德治的好處在于既能得民力，又能得民心。而對于前者，即如何制約君力的問題，先秦儒家很少涉及。當統治者不愿實施德治甚至荒無道時，孔子的主張是“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孟子也采取了與孔子相似的方式：“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孟子·萬章下）至于如何從制度上來保證德治的實施，如何防止無道昏君的肆虐，先秦儒家并沒有提出什么有效的措施。
事實上，先秦儒家在這個問題上也不可能提出什么具體的措施。因為根據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內在邏輯，道德素質只能靠道德手段來培養，理想的道德社會也只有靠道德的途徑才能實現。而道德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不確定性：一個人的道德素質的高下，無法作出定量的把握；一個人對某一事件的處理是否符合道德，往往會有不同的爭論；一個人在此時有道德，很難保證他在彼時也肯定有道德。因此，要把這包含諸多不確定因素的道德變成一種在實際政治運作過程中制度化的、可用來操作的東西，確實是存在很大難度的。先秦儒家曾試圖根據一個人道德素質的高低把人分為圣人、君子、士、小人等不同的層次，并根據這一層次來確定人的社會地位和職務，但這種游戲規則的幼稚和拙劣是顯而易見的。
由于在如何保障德治的有效實施的制度建設上的闕如，使得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更多地帶有一種充滿隨意性的、甚至是聽天由命的成分。而在這個問題上，先秦法家無疑比儒家要高明得多，韓非子早就看出先秦儒家靠圣明君主來實行德治的主張是靠不住的：“且夫以身為苦而后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為政也。”（《韓非子·難一》）但是法家同樣走上了矯枉過正的道路，在看到法治在治國之道中的價值的同時，忽視了道德在治國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從而使中國封建社會的法治走上了慘刻、少恩的道路，大大影響了它在中國傳統治國之道中的地位。
因此，我認為，要建立理想的道德社會，當然缺少不了道德教化，這是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價值所在。但是光靠道德教化是不夠的，把道德教化放在治國之道的首位也是失之偏頗的。所以，至少就中國封建社會而言，理想的治國之道不應是德主刑輔，而應是法主德輔。
由于對道德的重視，由于片面地認為人的道德品質只能靠道德手段來培養，使先秦儒家走上了過分重視道德而輕視社會生活中的其它方面如法律、科技、商業等的德治之路，尤其是因為這種德治思想被漢及以后的封建統治者奉為正統的治國之道，因此，我們把中華文化中存在的諸多弊端歸咎于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是理所當然的，雖然在先秦儒家的原典和作為統治思想的儒學和統治者具體實行的德治思想這三者之間往往存在巨大的差別。當然，我們把中華文化中的許多優秀品質如以和為貴、豁達寬容、重視禮義等歸功于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也是順理成章的，但這不是本文所要論述的重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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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徐世虹主編，1999年：《中國法制通史》第2卷，法律出版社。
【關鍵詞】文質；形式；內容；美；善；文質說
凡是對文學和文學理論有所了解的人都會知道，有關文學作品的內容和形式問題是文學理論中不得不講的重要問題，更是中國古代文論中一個極為顯眼的重要命題。如何構建和詮釋這個命題往往被看成是現實主義理論和形式主義理論的表征和分野。應該說，孔子對這一問題所發表的觀點和看法還是比較接近我們今天所說的現實主義理論的。當然，我們并不是說凡現實主義理論一定是好的，因為孔子既重視事物的內容，又從不否定表達內容所需要的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
一、文和質的統一
《論語?雍也》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意思是說：“質實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質實又不免虛浮，文采和質實配合適當，那才是君子所應當具備的。在這段被后人奉為經典的話里面，孔子圍繞個體文學修養而提出了與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關系密切的所謂“文”與“質”關系問題，并且把“文質彬彬”作為君子的人格內涵，關于“文”和“質”這兩個概念，孔子在他的日常言談中曾多次提到，比如：
“君子博學于文”（《論語?雍也》）
“文之以禮樂”（《論語?憲問》）
“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
“君子義以為質。”（《論語?衛靈公》）
綜合歸納孔子自己的說法和解釋，“文”似乎兼有文獻典籍、文采以及社會文明等含義，而“質”則是指做君子所應該具備的內在的道德品質。
《論語?顏淵》篇曾記載孔子的學生子貢批駁棘子成反對為文的話，這個批駁形象而準確地闡明了文和質的具體含義以及文和質兩者之間的關系。《論語?顏淵》篇說：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為文？”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猶犬羊之？”
其意思為：棘子成說君子只要有好的本質就可以了，還要那些文采，也就是說那些儀節、形式干什么呢？子貢說，先生您這樣談論君子，可惜您說錯了，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文采就像質地，質地就像文采，質地和文采是同等重要的東西。如果把虎豹和犬羊兩類不同的獸皮都拔去帶有文采的毛的話，那么這兩類皮革就很少有區別了。
子貢的話清楚地說明就某一具體事物而言，為了解說、討論的方便，人們常常是把形式和內容分開來討論的。“文”指事物的形式，“質”指事物的內容。毋庸置疑，事物的內容是十分重要的，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即便如此，內容也不能脫離形式，更不能代替形式。如果人們在看待問題時，只重視內容而不顧及形式，那么事物的高低優劣就難免會失去判斷的標準，就像虎豹之皮和犬羊之皮一樣，如果都去掉不同的皮革上帶有花紋的毛，那就很容易被混淆。這個簡單的回答表達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見解，那就是強調“文”，也就是形式的獨立價值和它對“質”，也就是內容的表達作用。所以孔子說“質勝文則野”，只重視質而不重視文，要想成為具有一定修養，達到一定人格境界的君子，有質無文，有內容無形式是遠遠不夠的，因為文不僅獨立于質，形式獨立于內容，而且它還表達著質，但是反過來也并不能因此認為，既然文是相對獨立的，質也就不再重要，因為反面的過分強調也會出現問題，文勝質則史，只強調文，不強調質，人格修養就會徒具外表，虛華無實，既不能因質廢文，也不能因文廢質，只有文質彬彬，文質并重，尤其是文與質的有機結合，文與質的完美統一，這才是個體修養成為君子所真正需要的。
二、內容和形式的統一（文質彬彬說）
孔子的“文質彬彬說”是一個極有價值的文學體系和文學理論命題，它包含著通常文學理論中突出強調的內容與形式的統一問題，又遠遠超出了有關文學內容形式統一的探討，可以說，在孔子言說的具體語境中，這一話題直接切入的是人的存在，他把“文”（這里的文相當于文學、文藝、文化）的內容直接限定為人的生存及其發展這一儒家文化發展的基本問題，從而把文學的本質理解為“個體的社會性存在，在同人類文明發展相稱的形式中的完滿實現”。孔子在《論語?衛靈公》中說：“辭達而已矣！”孔子認為語言文辭的作用在于它充分表達人的思維內容，也就是說，形式的根本目的，也就是形式存在的根本作用在于要完美地體現內容和表達內容，所以它就不應該片面地離開內容去過分地追求形式的華美，那怎樣來把握“辭達”的度呢？《周易?乾經》引述孔子的話說：“要修辭立其誠。”“誠”就是“真誠”、“真實”，修辭包括說話，寫文章都要注意真實，說話、寫文章要確立的，要表達的就是一個人的真實思想、真實狀況很和真實態度。雖然不能說這樣的看法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現實主義的概念和理論要求，但至少可以說它已經能觸及到現實主義的一個側面。
孔子主張在重視內容，強調內容的前提下，也同時主張重視形式和強調形式。《禮記?哀公問》篇引述孔子的話說：“有成事，然后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意思是說，君子在推行禮的過程中一定要在有了成效，在做成事之后，再雕刻祭器，描繪文采，再制作祭祀的服飾，以區別尊卑上下的不同等級，這說明孔子是明確認識到了形式的創造必須在內容已經具備的前提下和基礎上來進行。
另外，據《論語?述而》篇記載孔子一次在齊國聽到了《韶》樂，結果竟興奮到“三月不知肉味”的程度，何故如此呢？因為孔子在《論語?八佾》中論及《韶》、《武》這兩種音樂史，曾經這樣說：“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意思是說，《韶》樂（相傳是舜時音樂）內容很好，形式很美，達到了盡善盡美的極致，而《武》樂（相傳是周武王時的音樂），只是形式美，而內容還不夠好，所以說“盡美矣，未盡善也”。歷來學者對這句話的理解是認為孔子對《韶》、《武》的不同評價，是因為《韶》樂表現的是堯舜禪讓，而《武》樂表現的則是武王的征伐，所以說，前者盡善，而后者未盡善。
我覺得此種說法不妥，或者說，因為證據不足還不能太站得住腳，即便其說法有一定的道理，那么其弊端、弊病則更顯得致命。首先，它只是證明兩者都是“盡美”，而沒有涉及到為什么稱兩者都是“盡美”的。所以，我們認為這種判斷仍然只是對音樂的理性內容的簡單認識，特別是把一個時代的政治狀況和這個時代產生的著名樂曲簡單對應，而沒有注意到孔子十分重視音樂的感性形式，即音樂在形式表達方面的給予人的審美；其次，如果僅僅照搬舊注的理解來作為判定孔子褒貶態度的根據，那么孔子這位極端重視藝術審美教育作用的儒家開山學者，在特定的情況，特定的場合，應該對《韶》、《武》二樂表現出更加分明的區別態度。但事實上又并非如此，例如，《論語?衛靈公》篇記載顏淵就治國為政請教孔子的時候，孔子就曾經旗幟鮮明地指出要“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武》”。意思是說，要用夏代的歷法，要坐商代的車馬，要戴周人的冠冕，音樂要用《韶》、《武》二樂。我們說，恰恰在孔子認為是從事最重要，最偉大事業的時候，他毫不猶豫地提到了《武》樂的作用，并且把《韶》、《武》相提并論，這一點清楚地表明孔子是十分明確，十分理性地區分出了藝術的內容和形式，他不但承認藝術審美形式的相對獨立性，而且是把形式放在極重要的位置上來考察它的意義和作用的。
三、美和善的統一
通過考察我們發現圍繞對人的道德評價標準和評價愿望，“善”這一概念的出現是很早的，而且在它出現后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美”、“善”是并用的，混而不分的，即使在孔子的《論語》中，這種并用，混而不分的文字痕跡還依然保留著，比如說《論語?顏淵》篇記載“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是說君子成全別人的好事，不成全別人的壞事。《論語?里仁》篇記載說：“里仁為美。”是說居住的地方有仁德才好。《論語?堯曰》篇記載說：“子張曰：‘何為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是說五美指的是君子施恩惠于人而無所耗費，勞動百姓，但是百姓沒有怨言，有欲望而不貪婪，驕奢矜持而不驕縱，威嚴而不兇猛。
除此之外，“美”作為一種特殊的形式，“美感”作為不同于認識和理解的特殊的，這種表達在《論語》中也已經出現，如《論語?雍也》篇記載說：“不有祝跎之佞，而又宋朝之美，難乎免于今之世矣。”意思是說，即使沒有祝跎的口才，僅有宋朝的美麗，在今天是很難免于禍難的。《論語?子罕》篇記載：“有美玉于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說有美玉在這里，你是把它做一個精致的匣子保存起來呢，還是找一個出高價錢買這塊玉的人呢？這兩個例子中，“宋朝之美”的“美”，和“有美玉于斯”的“美”，不僅都是“美麗”、“美好”的意思，而且都側重于指陳對象的形式方面。
從以上兩組例子中表現出的是“美”、“善”由相混到相分的變化，我們不僅看到了“美”與“善”的聯系，同時也看到了它們之間的區別，而后者恰恰表明孔子對區別于純粹精神性的“善”和既具有精神性，又充滿感性愉悅的“美”的重視。孔子強調美的相對獨立性，強調審美給人帶來的不但不脫離感性的愉悅和享受，而且充分肯定這種感性的愉悅和享受對人的熏陶和感染作用，這樣的看法實際上不但不意味著他對善，對藝術理性內容的輕視和放棄，相反，孔子始終認為美與善相比，善是更基礎，更根本的東西。所以他在《論語?八佾》篇里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是說做人卻不仁，那么他怎么對待禮和樂呢？在《論語?泰伯》篇他又說：“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余不足觀也！”意思是說，一個人假如有周公那樣的才能和美德，只要驕縱而且吝嗇，其他的方面也就不用看了，因此，我們說孔子是既重視感性形式的審美愉悅功能，又強調理性內容的根本性決定作用，既要美，又要善，二者相對獨立，又缺一不可，由此，我們也就不能推導出他們追求的理想，只能是盡善又盡美。毫無疑問，有“思無邪”的內容，自有“洋洋乎盈耳”的美妙形式來表現，文質并存，而且達到“文質彬彬”的程度，這是孔子最高，也是最理想的審美境界。
四、結語
總的來看，孔子在文質問題上要求文和質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美與善的統一，這在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發展史上是具有極為重要的美學意義的。它對后世的文學理論和文學創作產生了持久而深遠的影響，例如：
“理扶質以立干，文垂條而結繁。”（陸機《文賦》）
“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劉勰《文心雕龍?情采》）
“夫文典則累野，麗亦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蕭繹《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
以上文學理論都說明孔子在文質問題上要求文和質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美與善的統一。同時，也體現了后起學者對孔子文質思想的繼承和發揚，雖時代不同，但其基本精神確是一脈相承的。
【參考文獻】
【關鍵詞】生態 文明 倫理 節制
生態環境問題是一個古老的話題。“從漁獵文明、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再到信息文明，人與自然生態環境問題一直是根本性的……經世世代代的積累，生態環境問題已成為當代全人類最緊迫的、最嚴重的問題”①。20世紀90年代以來，面對日益嚴重的現代文明對生態的破壞，國內外學者提出了生態文明的范疇。
為此，我國也把建設生態文明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目標之一，生態文明建設目標的提出，既是基于我國生態環境問題日益突出、資源環境保護壓力不斷加大的新形勢而做出的戰略決策，也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選擇。這是順應世界文明潮流的必然選擇，也是實現“中國夢”的必由之路。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在建設生態文明的進程中，我們可以在先祖的思想寶庫中汲取許多營養。在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儒家思想中，有著豐富的節制思想，對我們開展生態文明建設有非常重要的理論借鑒意義。
開展生態文明建設必須倡導節制思想
節制是倫理學中的重要范疇。西方倫理學高度重視節制，把節制和智慧、勇敢、正義一起列為“古希臘四美德”。關于節制的含義，古希臘的柏拉圖有一個經典的定義：“節制是一種好秩序或對某些快樂與欲望的控制”②。柏拉圖闡述了邏輯嚴謹的“四元德”學說，他認為，靈魂進入人的肉體之后，就成為肉體的囚徒，經常被激情特別是欲望所支配，因此被分割成理智、激情、欲望三個部分。人的德性來自于靈魂的作用，靈魂的理智部分的德性是“智慧”，激情部分是“勇敢”，欲望部分是“節制”。激情和理智聽眾理智的指導，使靈魂全體和諧一致，靈魂就擁有了“正義”的德性。在古羅馬，節制也是基本的道德規范，西塞羅稱：“人是唯一能感知秩序和禮節并知道如何節制言行的動物”。③
開展生態文明建設必須倡導節制的思想。人類要生存發展，就必須滿足吃穿住行等各方面需求。一般認為，滿足人們的需求只有去發展生產。因為人的需求是日益增長的，人們就只能生產、再生產。但過度地生產和消費已經帶來了嚴重的問題，使我們所處的地球無法承受人類無限增長的生產壓力了，這樣，人們開始反思，我們的每一項需求、每一個欲望都是必要的嗎，是否應該放棄或降低我們的一部分欲望呢？其實滿足人們的需求也可以通過節制欲望來實現。這也許不符合當今發展經濟的主流思路，但資源有限是事實，人的需求和欲望如果不加節制，人就不可能實現持續的生存。當然人們倡導節制人的欲望并不是讓人安貧樂道，而是不要讓無限膨脹的物質欲望超越了自然的承受能力。過去，倫理學講節制主要是說人作為社會的人必須在風俗習慣、道德、法律的約束下節制自己的行為，從而實現個人和社會的發展。在當今生態環境壓力如此之大的情況下，倫理學必然倡導作為自然派生物的人也必須在自然規律的約束下節制自己的行為，唯其如此，才能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儒家的節制思想及其對生態文明建設的指導意義
儒家思想高度重視節制問題。在被儒家奉為經典的《周易》中就有節制思想的萌芽。《周易》第六十卦就是“節”。這個卦下兌上坎，兌為澤，坎為水。澤有水而流有限，多必溢于澤外，因此要筑堤壩來節制，故稱節。引申為“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節：亨。苦節，不可貞”（《周易·節》），意思是有節制就亨通，以節制為痛苦就不吉祥。中國傳統倫理思想中的節制觀，以節、克、儉等概念出現，主要是出于道德的要求而限制人的欲望，或出于個人追求心靈的中、和而控制過激欲望。孟子曾經詳細論述過類似柏拉圖式節制定義的問題。
《孟子·告子》載：“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這里孟子的“大體”指“心之官”，相當于柏拉圖的理智；“小體”指“耳目之官”，相當于柏拉圖的欲望。眼睛耳朵這類器官不會思考，所以容易被外物所蒙蔽，一與外物相接觸，便容易被引入迷途。心這個器官則有思考的能力，一思考就會有所得，不思考就得不到。這種“小體”服從于“大體”的道德就是節制。
儒家的節制思想博大精深，對后世人們的道德生活產生了深遠影響。時至今日，我們在開展生態文明建設時仍然可以在儒家的節制思想中得到思想指導。
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儒家的樸素生態倫理觀念對生態文明建設的指導意義。在節制思想的影響下，儒家有樸素的生態倫理觀念。《論語·述而》說：“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孔子反對竭澤而漁、覆巢毀卵的行為，認為對生物的獲取要有度。朱熹說：“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 （《孟子集注》卷十三·盡心章句上）。中國古人的樸素生態倫理觀念不僅僅停留在這些儒家名人的著作中，也體現在具體的政治實踐當中。比如唐代名相陸贄在給唐德宗的上疏中就說：“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不節，則常不足。”④這些都是要求人類對自然資源在愛護和珍惜的前提下有節制地使用，只有這樣才能保持其持續存在和可持續利用。儒家的節制道德要求，對于合理利用自然資源，保護生態環境，約束世人的行為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強本節用—儒家的節儉思想對生態文明建設的指導意義。節儉是節制的重要內容，節儉的道德規范要求人們珍惜人類有限的資源和人類自身的勞動成果，限制物質欲望。崇尚節儉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無論是儒家，還是道家、墨家、農家，都非常重視節儉的美德。
孔子主張生活儉樸、節用資源，講究內在的道德修養，不追求外在奢華生活的。孔子曾專門論述了節儉美德，他說：“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論語·述而》），認奢侈是越禮的行為，而節儉盡管看起來簡陋，但是與其越禮，寧愿寒酸一些。孔子非常贊賞弟子顏回生活的節儉，他贊嘆道：“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論語·雍也》）。孔子很重視禮，但他并不看重禮的外在形式，不主張使用高貴華美的禮器，穿戴許多制作復雜而且過于講究的服飾，正如他說“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論語·八佾》）。對榮華富貴之類孔子也相當鄙薄，他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論語·述而》）。
荀子也認為，節儉順應天地的自然規律而且可以抵制自然所帶來的災害，他說：“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荀子·天論》）。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在中國傳統社會，民間普遍養成節儉的風尚。在民間的家訓中，教育子弟節儉是重要內容之一。
諸葛亮在《誡子書》中說：“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成為千古名言。
明末清初朱柏廬所著《治家格言》的“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⑤也廣為人知。倡導這種節儉的美德對于開展生態文明建設是無疑非常有益的。
厚德載物—儒家道德規范中的節制觀念對生態文明建設的指導意義。“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周易·乾》），“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周易·坤》），這是孔子為《周易》寫的《象傳》中的名言。儒家一直把人的道德修養與天地聯系在一起。儒家的 “道”、“義”、“禮”、“和”、“仁”、“愛”等道德規范，這些節制思想或節制觀念，站在效天法地的高度思考人、社會和自然，對于當前我們開展生態文明建設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道義節欲。儒家的“道”、“義”都是節制思想，強調要用道義、理智來節制人們追逐利益的欲望。荀子詳細論述了道和欲的關系，他說“雖為天子，欲不可盡”（《荀子·正名》），又講：“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欲不可去，求可節也”（《荀子·正名》）。認為人的欲望不可能全部滿足，也不可能消除，但可以節制。他認為應該用“道”來節制欲望，“道者，進則近盡，退則節求，天下莫之若也”（《荀子·正名》），認為人們如果按照“道”行事，則進可以近于盡欲，退可以節其所求，所以他認為對于不可去也不可盡的欲，必須加以引導，從而提出了“以理導欲”的主張。北宋程顥、程頤則提出“存天理、滅人欲”的重要命題，把私欲和天理看成是水火不相容的兩端。南宋朱熹進而提出了私欲與天理對立統一的思想。他說：“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⑥朱熹講明了道德與欲望的關系，他要人們時刻保持道德自覺，不為欲望所左右。除了理欲觀，儒家還有義利觀。
在中國倫理學史上有“義利之爭”，儒家重義輕利，法家重利輕義，墨家義利并重，道家義利全拋。儒家的義利觀是中國傳統義利觀的主流，以義節制人們對利益的無限追求，是儒者的道德理想。儒家的義利觀在孟子的思想里表達得淋漓盡致，他為后人留下了膾炙人口的關于義利觀的論述，即后人熟知的“舍生取義”。
對于開展生態文明建設而言，“道”、“義”就是自然規律。孔子曾提出“畏天命”（《論語·季氏》），這里的天命不是宗教迷信，而是指自然規律，孔子認為，對于大自然有其自身的秩序和規律，應當有敬畏之心。孟子說：“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孟子·離婁上》），認為人只有順應天命，按照自然規律辦事，才能存在和發展。在開展生態文明建設中，我們應當弘揚儒家的理欲觀、義利觀。對于人們向大自然無限制地索求“利”的這種“欲”，要用自然規律的“道”和“義”去引導。當然，人類要生存，就必須要從自然界中開發生活必需品，這是理所當然的，是“天理”；但人們如果為了滿足無限膨脹的欲望去無節制地向大自然索求，就是“人欲”，就應該克制。
禮遇自然。儒家的“禮”是一種節制思想。禮是節制人們欲望的工具。禮作為一種儀式，是作為一種約束人們行為的規范，對于節制人們的行為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這里的“克己”，指的就是節制自己的欲望和言行。儒家的禮處理的是人與社會的關系，要求人們克制自己的欲望去服從禮這種社會秩序。我們可以把這一思想引申到人與自然的關系，要求人們克制自己的欲望去順應人與自然的關系，從而禮貌、友好地對待自然，這也是人們常說的“環境友好型”社會。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倫理學依據是環境倫理學或生態倫理學，強調處理好人與自然環境、社會與自然環境之間的倫理道德關系，要求尊重自然，賦予自然環境以人的禮遇，只有人對自然友好，自然才會回報人類。而如果人不能禮遇環境，到頭來遭受懲罰的還是人類自己。
天地人和。儒家的“和”也是一種節制思想。《中庸》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主張人應該節制自己的感情和欲望，不能大喜大悲，更不能無度。又說：“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把“和”提高到了“天下之達道”即天地萬物的普遍規則的地位。儒家認為人與自然共為一體，實現天、地、人的和諧是儒家倫理的最高理想。自然環境中的萬物，包括人、人類社會，都各自有其發展的規律，他們應該“和生”、“和處”、“和立”、“和達”、“和愛”⑦，從而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平衡。
以天地人和為目標的“天人合一”思想不但是儒家的哲學基礎，而且已根深蒂固地植入中國傳統文化和古人的思想、行為之中。《周易》要求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周易·乾》），如果人誠能如此，又怎么會有今天各種各樣的生態環境問題呢？《中庸》說“萬物并齊而不相害，道并齊而不相悖”，這是人與自然關系的最高境界。正因為此，現代歷史學家、國學大師錢穆認為“天人合一”論將對人類的未來作出重大貢獻。
仁民愛物“仁”、“愛”是儒家最重要的道德規范，其中也有節制的觀念，就是讓人們出于良心的需要去主動節制自己的行為，從而達到一種互相仁愛的高級境界。當然，儒家的“仁”一般指的是對人的道德，正如《論語》說的：“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對于物，儒家講的是出于仁心的“愛”，即“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仁民愛物”是把愛心從家庭擴展到社會，再從社會擴展到自然萬物，使仁愛具有了生態道德的含義。北宋大儒張載發展了傳統儒家思想，提出了著名的“民胞物與”的泛愛思想，要求愛一切人如同愛自己的手足同胞一樣，進而擴大到愛自然萬物，這也符合現代生態倫理學要求人類對要自然有道德責任的觀點。
長期以來，面對環境問題的嚴峻挑戰，人類只是過分看重科技和法律的作用，卻忽視了人與自然之間的道德關系，沒有發揮道德的重要作用。現實生活中，對各種破壞環境的行為，如果不喚起道德良心，光靠處罰辦法去解決，就會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現象。而倡導像儒家這樣的“仁”、“愛”思想，就會使破壞自然的人對自己的行為有負罪感，認為自己有悖良心。只有全社會樹立起對自然要有“仁愛”的道德責任感，才會自覺地保護自然。這就是儒家“仁愛”思想對建設生態文明的重要啟示意義。
綜上，儒家的節制倫理為我們開展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豐富的營養。人類不能再堅持“人是萬物的靈長”、“人定勝天”的信念，肆意地向大自然索取，毫無節制地開采。我們應該弘揚儒家的節制倫理，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唯有如此，才能實現生態文明，實現可持續發展。
（作者為河北建筑工程學院社科部副教授）
【注釋】
①⑦張立文：《和合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60頁，第477～480頁。
②[古希臘]柏拉圖：《理想國》，郭斌、張竹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第150頁。
③[古羅馬]西塞羅：《有節制的生活》，徐奕春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1頁。
④（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鑒》，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377頁。
⑤翟博：《中國家訓經典》，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年，第629頁。
何人可為師？即達到什么樣的標準方可為人師呢？我們這里所說的為人師，并非“三人行，則必有我師”的學有所長者，而是《周禮》中所提到的以師為職業的授人以業者。對于師者的評價，了解孔子的人評價其“既圣且賢”，而“賢”則可以被我們看作是師者所應具備的重要條件。《論語》中有提到孔子對教育的目的，立己立人內容的總結———“子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人，游于藝”———則可以被視為“賢”的具體內容。
1.志于道“。志于道”，孔子作為一代圣賢“十有五而志于學”，也就是說孔子在15歲的時候就立志求道，即將做學問作為畢生的追求，而所做的學問主要圍繞的就是窮究天地間的道理。一般人說孔子說的是人道，不講天道，因為天道渺遠，屬于形而上的范圍。但我們看孔子在《易經》中所講的學問，他絕對懂天道宇宙的來源。“天道遠”并不是說與我們的空間距離遠。這個遠實際上是高遠的意思，指距離人類的知識程度太遠。因此孔子在這里所講“志于道”的“道”，我們不能硬性替它下一個范圍，說他只講人道，不講天道。這實際上是啟示我們賢者立志，做學問要把目標放得高遠，心胸開闊而眼光不有所局限。
2.據于德。“據于德”，立志雖要高遠，但必須從人道起步。所謂天人合一的天道和人道是要從道德的行為開始。換句話來說，“志于道”是搞哲學思想，“據于德”是為人處世的行為，古人解說德就是得，有成果即是德，所以很明顯的，賢者的思想是志于道，行為是依據德行。為人師者不單將道存于心中，還應該通過存于心中的道指導自己的行為，以存乎內見于行，當二者形成一致則道德合一，高遠的志向必然指引作出高尚的行為，而求得幾近完美的結果，德現則賢顯。
3.依于仁。“依于仁”，仁，就其本身及具有其的主體———人，從內在來看是內心的修養，所謂性命之學、心性之學。表現于外的則是愛人愛物，比如墨子思想“兼愛”提倡“兼相愛，交相利”彼此之間相互親愛相互幫助；西方文化的博愛則講究大愛世間眾人對眾人皆有感情的付出。而賢者“依于仁”，是依傍于仁，也就是說道與德如何發揮，在于對人對物有沒有愛心。作為賢者，有了這個愛心，愛人、愛物、愛社會、愛國家、愛世界，擴而充之愛全天下，這是仁的發揮。
4.游于藝。“游于藝”“，游”有“暢游”的涵義，即對于“藝”有精確的掌握和運用，游刃有余。“藝”包括禮、樂、射、御、書、數等六藝。孔子當年的教育以六藝為主。以現代視角進行解讀，其中的“禮”，包括了哲學的、政治的、教育的、社會的所有文化。“樂”則包括現代藝術的舞蹈、影劇、音樂、美術等等。“射”，軍事、武功方面。過去是說拉弓射箭，等于現代的射擊、擊技、體育等等。“御”，駕車，以現代來說，當然也包括駕飛機、太空船。“書”，文學方面及歷史方面。“數”則指自然科學方面的內容。賢者，生活的充實，都要依六藝修養，藝絕不是狹義的藝術，而是指作為賢者多方面素質的培養，當素質達到一定高度，甚至可謂專精與優秀，則可以為師者了。為人師者，“賢”就是要具備道、德、仁、藝這四種文化思想上的修養。前一半“志于道，據于德”包括了精神思想，加上“依于仁，游于藝”作為生活處世的準繩，合起來是他全部的原則，同時也明確指出具備這些要點，才叫學問。如無高遠思想就未免太俗氣，太現實的人生只有令自己厭煩。沒有相當的德行為根據，人生是無根的，最后不能成熟。如果沒有仁的內在修養，在心理上就沒得安頓的地方。沒有“游于藝”，知識學問不淵博，不但無法勝任師者，而且人生也枯燥了。
二、根據“賢”的內容養成師德
師者至高境界“圣且賢”，尤其“賢”為成師的基礎，我們就根據賢的內容談師德的養成。
1.愛人之心外化為德。師者應具仁心，也就是說，作為老師充滿愛心，愛自己的事業，愛自己的學生，這是為人師所應具備的基本道德。仁，儒家思想解釋為“仁者愛人”“、克己復禮”，孔子對他的學生說，“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而這“五者”分別是“恭、寬、信、敏、惠”，并且分別闡述了其中很大的學問。
（1）恭則不侮。為人師者，應予人恭敬。孔子說：恭則不侮。首先，一個人對他人恭敬的時候，是不會招致羞辱的，人與人之間關系處理是相互的，予人恭敬，予己恭敬。其次，養成內心的恭敬，從個人的一己人身上是恭敬于人，從整個國家來說，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國家形成謙恭的風氣，社會養成良好的習慣，國家必然穩定繁榮。最后，師者由恭敬出發，對這個世界，會有眼中的美好，以美好修正晦暗，而師者將眼中的美好傳于受教者，才能啟發善行，啟迪人心。
（2）寬則得眾。為人師者，包容他人。對他人包容了，其實自己也天寬地寬了，所以恭敬而達到寬容，這是一種內心自然的成長。師者養德，應對世界對世人抱有懷，絕不應該計較毫末利害，而更應講求大成就，對己嚴格而對人寬容，就像孔子所說的，寬就能夠得眾，你就可以有眾人對你的一種信賴，你就可以擁有最廣闊的行為空間。
（3）信則人任焉。師者守信方贏得認可。世人做事講求誠信，誠信是立身之本，作為師者更應具有誠信品德。師者授業，受教者有所學，但親其師方能信其言，師者守信，在受教者中才能樹立威信，其所言所行才能為受教者欣然接受。守信另一層涵義則是恪守本職，堅守職業操守，師者所為兢兢業業教書育人腳踏實地，做學問不做假，不欺詐，不以他人成果易于自己名下。
（4）敏則有功。師者活在當下。勤敏做事發揮才智，拓寬思維敏捷行動，“欲敏于行而納于言”。不必說得太多，而真正趕緊去做。想到了就做，能做就反過來再想，做事的過程中勤于思考，盡可能求得捷徑，以達功效的最大化。敏于行，就是告訴人一種態度：活在當下，就在今天，就在此刻，把事情做好了，不要去等，總結經驗，應時而動，這就是敏于行。
（5）惠則足以使人。師者懷有恩惠之心，寬厚他人。師者，是受教者的引路人，一個能夠有恩惠之心的人，才能夠教導他人有所作為，因為他可以因使人受益而號召他人團結一致實現師者的目標。這就是所謂的“利益均沾”，它可以讓所有人從中獲得自己應有的名分和利益。位高權重者使位卑權輕者做事往往被認為是理所當然，但若所做的事無法使人從中獲益，或者獲益遠遠低于付出，那則可被看作是位高權重者對位卑權輕者正當權益的榨取。師者若如此待受教者，則可看作是對受教者的壓榨，其所為為失德，師不可堪稱師。
2.有教無類原則成德。師者對于受教者，應樹立堅定的教育原則，有原則才能養成師德。我國千百年來所傳承督導教育原則即是：有教無類。對于有教無類，可以這樣理解：不管什么人都可以受到教育，不因為貧富、貴賤、智愚、善惡等原因把一些人排除在教育對象之外。中國古代自春秋時期開創私人辦學之風，改變了學在官府的社會教育狀況，很多平民甚至貧民子弟，有心向學皆可拜師學有所成，孔子無疑是當時創辦私學成果顯赫的教育大家。孔子學生的出身、居住地、職業等條件五花八門，但只要心懷赤誠拜師求教，孔子都會欣然授業。拜師禮雖不可廢但孔子強調“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拜師禮儀這是師道的體現，不可廢除，但只要準備束修———十條干肉———這樣一般人家都有能力準備出來的薄禮，即可拜孔子為師。師者授業只需考慮受教者是否誠心求教，心懷赤誠，而不應考慮教育以外其他不相干因素。受教者對于師者遠近有所不同，接觸有所不同，態度自然有所不同，而師者對于受教者則應平等相待，不因任何原因施以特權，不因任何原因而放棄受教者，人各有不同，雖然心懷赤誠，但感知外物的感受各有不同，窮究其理深度各有不同，對不同的受教者，師者應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方法和手段，以實現崇高的教育理想———使受教者學有所成。
3.公天下之公心樹德。師者對于家國天下，應明確其本身所承擔的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大學》中所談大人之學在于“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這也同時可被看作是師者的社會責任，而“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可被看作是師者所要承擔的歷史使命。師者天然具有養成并彰顯自身美好德行，親愛于自己的學生，愛眾人，平等待人的社會責任。同時，師者嚴格律己，赤誠求知，學有所成，以身率人，傳播教化，正其所不正，使人成圣，如輻射一般使賢人圣者報效國家，以完成師者的歷史使命。如欲承擔責任而履行使命，需師者勇于付出，甘于奉獻而寡求回報，這種犧牲并非人人可行可為，為家國天下而棄己利，實需公天下之心為內里支撐。對于公天下，西漢禮學家戴德戴圣叔侄托名孔子所著《禮記•禮運篇》中“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很好地詮釋了這一概念：原意為天下是公眾的，天子之位，傳賢而不傳子，國家非一家一姓，而是天下人之國家，引申為人人的權利都是很平等的，天下人做事為天下人謀利，而不以一己之利有損他人之利。而成就天下之大利，往往需要某些人甚至一代兩代人的甘于付出，縱看歷史，師者恰恰在某些歷史節點扮演了這樣一種角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公天下之公心樹立，完成了師者至高品德的養成。
三、師者失德不堪為師
師者養德為師之大道，道之所存，義之所在，但師德養成是理想中的應然狀態，實然狀態卻未必盡數如此。當今中國將教育看成是中國發展戰略中的重要一環，國家重視教育，尊師重道，師者地位較之以往更為尊崇，師者待遇也較以往大幅提高，于是，對于師者這一職業，好利者趨之若鶩。然既是利益吸引，那么好利者其德行必不及師者，抑或說，其必難以養成德行，更難盡職守而育人成才，相反，使求知者受難，污師者之名，其人才不足而授課，德不足而育人，雖明不因求學者而求利，實恰以受眾為逐利壓榨之對象，凡此種種，現于當今并非一二。如此無德之人，絕不容錄于師者隊伍之中，而已混跡于師者隊伍的失德之人，一經發現，應盡早迅速清除，不留任何余地，為師者而不養德，不堪為師。
四、結語
又到了一節體育課，我先讓學生們做完熱身運動，接著宣布這節課的內容是立定跳遠，學生們的積極性明顯不高，剛開始我采用了傳統的集體練習模式，讓學生們集中到一塊集體練習，男生一組，女生一組。
可還練不到3組，就有學生反映：“老師，太累了......很沒勁的......”
還有的說：“太單調了......”
還有同學說：“就不能換個新花樣，每次都是這幾招，無聊。”
聽到這些話，我的心里也想：“對呀，這又不是運動隊訓練，何必把體育課上的這么死板呢，可以換一種新的玩法啊。”隨即我就對學生說：“同學們，今天我們的項目不變，但是我們花一種新的玩法，大家想不想玩呀？”聽到我的話，絕大多數學生都都表示贊成，雖然還是有不少同學，覺得我肯定玩不出什么新花樣，還在旁邊持觀望態度，但是有這些同學的支持，我想也應該夠了。
之后我就把學生分成了五組（不分水平高低）進行比賽，每組安排水平較高的學生做組長，而且要求各小組在組長的帶領下通過嘗試性練習——討論——練習——比賽，大家先一起跳一次，然后互相指出不足和動作的不規范之處，各小組在組長的帶領下，一起分析問題的出處，然后合作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再試著練習。通過練習，效果確實不同，氣氛很熱烈，有許多原來成績較差的學生最后都能有8—15厘米不同層次的提高。而且，技術水平也有了明顯提高。
接著就要進行比賽了，各小組取一個隊名，再取一個響亮的口號，然后分別派出三位在本小組實力最強的隊員和別的隊員比拼。在這里，氣氛可謂是進入到白熱化階段，各個小組正在緊張的準備著，現在正式出場了。
第一小組齊聲的喊出他們的隊名：夢想隊，口號是：“沒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第二小組：青春隊，我最青春我怕誰。第三小組......
一、引子
由于英語高考加試聽力，高中教師對聽力教學越來越重視。然而，他們往往把聽力課上成聽力測試課，課堂教學分成三個步驟：學生聽錄音，回答問題，師生核對答案。學生經常是在答題的壓力下上聽力課。長此以往學生對聽力課失去興趣，甚至產生緊張恐懼心理，未能使聽力課成為英語學習的有效途徑。本文擬根據克拉申（Stephen D．Krashen）的輸人假設（Input Hypothesis）和情感過濾假設（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對高中英語聽力教學進行探討。
二、輸入假設和情感過濾假設在聽力教學中的運用
20世紀70年代末克拉申提出第二語言監控模式。此模式建立在輸人假設、習得與學習假設、監控假設、自然順序假設及情感過濾假設之上。輸人假設是指可理解性語言輸人，這是監控模式的核心。根據這個假設，語言輸人話語既不能太難，也不能太簡單，學習者只要獲得可理解性語言輸人，只要能夠聽懂對方的話語，語言即可習得。克拉申把學習者現有的第二語言水平定為"i"，把學習者將要達到的更高一級的語言水平稱為"卜1"，"i"和"卜廣之間的差距是學習者學習的動力所在。語言輸人材料的難度要稍高于學習者現有的水平"i"，"i＋l"學習者為了聽懂新輸人的語言材料，會求助于以前的知識經驗或利用語境、上下文等進行判斷。通過努力，學習者理解了語言輸人中"難以理解的成分"，從而使語言習得取得進步。克拉申的輸人假設重視學習者理解輸人材料時所獲得的較高一級的語言形式在頭腦中留下的印象。這種印象的有無和深淺與學習者的情感密切相關，決定著語言習得是否成功。由此克拉申提出了"情感過濾"假設。
克拉申指出，"對語言輸人的理解是語言習得的必要條件，但是這還遠遠不夠"（Krashen，1982）。學習者必須吸收語言輸人中可理解的語言成隊習得才會產企他認為學習者心理上會產生一種語言吸收障礙，阻礙了學習者把可理解的語言成份全部運用在語言交際中，他把這種障礙叫做"情感過濾"。"情感過濾"是"無意識的，由于缺乏自信心或焦慮而造成的"（Krashen，1985），即缺乏自信或焦慮阻礙了學習者形成對語言形式的深刻印象，以至于學習者在交際中不能自如地對語言形式進行排列組合。
克拉申的"輸人假設"和"情感過濾假設"雖然是在第二語言習得理論的基礎上提出的，但對我國的英語聽力教學也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1）學習者必須獲得難易程度適中的語言輸人；（2）學習者必須理解語言輸人材料中的新語言形式；（3）學習者必須具有自信心而且在輕松有趣的環境中學習，以消除焦慮情感；（4）新語言形式必須給學習者留下深刻印象；（5）學習者要經常運用語言進行交際活動。
在教學中教師首先要解決語言輸人問題，即選擇合適的聽力材料。
根據克拉中的可理解輸人假設，聽力材料應該難易適中。第一，聽力材料中出現的語法和單詞大部分應該是學生已經學習過的。第二，語連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學生在聽音時，教師的原則是要讓大部分學生能基本聽懂所用的聽音材料。只有這樣，學生才能獲得必要的語言輸人。若學生不能聽懂，何以習得語言？第三，教師要了解學生的聽力水平。聽力材料不能全班統一，每個學生要根據自己的水平選擇聽力材料，教師在這方面應給學生提供幫助。每個學生都應有一套連貫的、從易到難的適合自己的聽力材料。班里集體聽的語言材料要適合大部分學生，并且也應該前后連貫。教師應該根據每個學生的情況建立聽力檔案，記錄學生的聽力水平以及所取得的進步。目前，有些學校為學生準備的聽力材料不是太易，就是太難，而且前后聽的語言材料缺乏連貫性，教師不了解學生能夠聽懂哪些內容、哪些內容必須師生共同努力才能聽懂、應該多長時間調整聽力材料的語速等。要解決這些問題，教師應對高中階段聽力教學所使用的教材進行規劃，根據學生的聽力水平和聽力材料的難易程度，有目的、有計劃、有步驟地選擇和使用教材。
我國的許多中學生，在通過聽來學習英語時，焦慮是他們的最大障礙。由于受到聽力考試的壓力，教師經常指導學生在有限的時間內在多項選擇中選出正確答案。在這樣的情況下，學生不可能以輕松愉快的心情去聽。他們的心情一直處于一種非常緊張的狀態之中，惟恐聽不懂、做不對，影響考試成績。學生的這種緊張焦慮情緒阻礙了他們聽力水平的提高。因此，在聽力課上教師要盡量營造一種輕松愉快的教學氣氛，改變那種“聽錄音—答題—核對答案”的教學模式，努力降低學生的焦慮程度。教師在選擇聽力材料時，除了要考慮難易適度、語速適中外，還應考慮材料的趣味性以及它們是否符合學生的年齡特點。這些都或多或少地影響學生的情感，進而影響學生的聽力學習。
學校應該建立一個聽力材料庫，聽力材料按。級別分類。每一級別的聽力材料應形式多樣、內容豐富，除有聽音磁帶外，還應有光盤、錄像帶“等。學生們除了聽以外，還可以看。有趣、形式多樣的聽力材料能使學生的心情放松，消除他們的焦慮情感，激發他們聽英語的興趣，使他們在．理解語言材料的同時，形成對語言形式的印象與記憶，促進英語學習。
關鍵詞：道德教育；儒家文化；青少年
“道德”一詞，在漢語中可追溯到先秦思想家老子所著《道德經》一書。老子說“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德教育在社會道德建設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它能夠使人們自覺地踐行某種道德義務，是培養人們內在道德品質、調節社會行為、形成良好社會風氣的重要手段。儒家文化反映出來的社會人生精論，是中華文明程度的歷史展示。今天，處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奮斗的新時期，儒家文化中的許多優秀思想，具有借鑒意義和時代價值。
一、青少年的道德現狀需要儒家道德教育的回歸
（一）儒家道德教育的主要內容
“孔子非常重視道德教育，它把道德教育作為教育最基本最主要的內容”。在儒家文化中“仁”與“人”、“道”是同一的，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特性。“‘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盡心下》）仁的觀念在孔子以前就有了，但孔子將“仁”提到了一個突出的地位，使它位于“五常”之首，成為中華道德核心內容。孔子在論語中對“仁”的內涵和具體表現作了很多演繹：
首先，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也。仁作為生命的存在形式，具有其心理的基礎，這就是情。人類在長期的群體生活中，發展成為互尊互愛，同情之情，即道德情感。孔子正是從人類這種情感需要中，發掘出仁的心理要素，并將其作為仁的基礎。可見，儒家道德教育的基本內容是孝親教育，倡導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而形成一種家族親情。
其次，仁者，愛人。“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這直接明了地揭示了仁的基本含義，即“仁者愛人”。在孔子看來，“仁”是做人的根本。“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言，泛眾愛，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儒家圣賢的仁愛來自于對天地萬物和親子之情的感悟，是以“親親”之愛推及到人與人之間的關愛。儒家認為，親情是人生而有之的感情，并且還具有推己及人的同情心，故可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就是由親親到仁民。“這里強調愛人不是有條件，不是從利己的目的出發，而是無條件的，是人的本性的自然表現。”
再次，克己復禮為仁。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在中國文明開始之初，禮是一種國家政權的統治形式以及社會生活組織管理的形式，它集法律、道德以及社會習俗于一身，甚至兼有宗教的職能。禮作為一種社會秩序安排與統治制度，強調政治上的尊卑等級與血源上的親疏遠近。“儒家文化所提倡的“禮”作為道德范疇，它的內容復雜，但若我們撇開“禮”所包含的“禮制”、“禮教”等倫理制度，單就作為待人接物的“禮節”，作為個體修養的“禮儀”，作為處理人際關系的“禮貌”等，都是儒家道德教育的主要內容。”
第四，仁是勇敢。孔子將仁、知、勇合稱為“君子之道”,孔子所講的勇，主要是一種精神性的品格，指道德自由意志及其表現形式。在孔子看來，德性要通過意志表象出來。所謂“勇”，是自由意志，道德行為是自由抉擇的，不是因為環境限制而被迫遵守的外在律令。其次，這種意志還必須外顯，貫穿與體現人的行為。這種意志體現于生活中的自覺道德修養與道德磨練；體現在關鍵時刻與危機關頭為道而舍棄一切，包括個人性命的擔當與作為；體現于君子勇于實踐、面對困難百折不撓的勇氣，這就是儒家一再強調的“知其不可而為之”的踐道精神。
（二）青少年道德教育現狀不容樂觀
在新形勢下，青少年的道德現狀存在問題：現在的孩子在優越的生活條件下，難以經受挫折，遇事稍有不順就牢騷滿腹、意志薄弱、自控能力差。其次，青少年行為舉止不文明，有的甚至連基本的禮儀都不在乎。再次，現代青少年在父母和家人的溺愛下，社會責任感淡漠。加強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勢在必行。儒家的仁學思想具有十分豐富的內容，“仁”作為全部道德教育的核心內容。儒家所提倡的“仁”，撇除其歷史與時代的局限，其精華仍然為今天的道德教育提供豐富的營養和價值。
1.對青少年的道德教育應重視家庭道德教育。當今許多青少年缺乏責任意識，其根源就在于沒有得到家庭道德教育，沒有形成很好的親情，更沒能由“親親”到“仁民”。對青少年應該重視家庭道德教育。父母應從小就抓好對孩子的仁愛之心的培養，使其能夠形成良好的親親之情，并能夠在此基礎上進而形成親民之情，最終使每個青少年都能形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胸懷。這樣，對于和睦相親的家庭關系的形成，對于尊老愛幼、善待他人、和諧社會的夠建，都具有現實意義。
2.對青少年的道德教育應重視“禮”，重視道德踐行。當今許多青少年不懂禮儀，其原因在于我們對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只停留于說教階段，忽視了通過社會實踐等方式來對青少年進行道德素質的引導。儒家文化提倡克己復禮，倡導通過自身的修行來實現禮，提倡君子之勇，強調“知其不可而為之”的踐道精神，所有這些，無不對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啟迪與意義。
二、儒家文化對青少年道德教育的啟迪
（一）儒家道德教育思想的貢獻
1.道德教育在教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孔子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偉大的教育家，貫徹德、智、體、美全面發展。孔子把德育，即加強弟子們的品德修養作為自己最基本的教育內容。“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論語?述而》）這里的“文”屬于知識教育，而“行”、“忠”、“信”都屬于德育的內容。孔子的教育內容是德才并重，把道德教育放在教育的首要。青少年只有接受了良好的道德教育，才能在現代化的浪潮中掌握好自己的風向標。
2.道德教育應“因材施教”，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從《論語》中可以看出，孔子在教育學生的過程中確實做到了因材施教，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道德教育應該根據學生的不同特點來實施因材施教的原則。青少年無論身體還是心理，都處于一個逐漸成長的時期，具有不穩定性。每個人所處的環境、境遇不同，他們的身心特點又各不相同。在對青少年進行道德教育時，應根據他們各自不同的身心特點，采取不同的教育策略、方法，道德教育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重視道德實踐的訓練。儒家提倡知行合一，慎言躬行。孔子重視道德實踐，強調身體力行，即所謂“躬行”。認為身體力行是實現道德教育的重要方法。“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孔子把言行一致看成是君子的優秀品質。因此，在道德實踐中一定要言行一致、知行統一。當前我們對青少年所進行的道德教育，更多的只是停留在課堂中。對青少年的道德教育，要倡導他們在日常行為中恪守行為規范，將道德要求與自身修養緊密結合。這樣，不僅對青少年自身道德素質的培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對全體公民素質的提高也有促進作用。
（二）儒家道德教育的方法借鑒
1.設身處地、推己及人的修養方法。所謂推己及人的方法，就是從自己的親身需要、愿望和追求出發，推想到別人的需要、愿望和追求，從而體察和理解他人，自覺地調解人我關系。所謂“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所不愿意的，不要施于別人。這就是推己及人、設身處地、將心比心的方法。青少年在道德品質修養過程中，自覺地采取和掌握設身處地、推己及人的方法，無疑會對提高自身道德素質和整個社會的文明程度以及協調社會中的人際關系起到重要的作用。
2.內省自律，自我完善的修養方法。道德貴在自律。儒家特別強調道德價值與人格的實現要通過“自律”來達到。因此，他們強調“吾日三省吾身”，即在道德修養過程中，不斷修正和完善自己的個性和品格；強調“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即在道德修養中，要多責備自己，少責備別人。這與我們今天所提倡的“嚴于律己”一樣，是行之有效的格言。他們又強調“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省”，指出自己道德的完善要多向品德高尚的人學習，學習他們的優點，改正自己的不足，不斷完善自己，做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在青少年的成長過程中，應該經常自省自律，使自己成為一個高尚的人。
三、儒家文化對青少年道德教育的現代意義
(一)自強不息的人生追求
自強不息，是指一種自我永不懈怠的精神。自強不息的根本要求就是人活到老，學到老。孔子自述其一生的求學經歷正是活到老、學到老的過程：“吾十有五而有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孔子還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發奮忘食，是學有未得之形；樂以忘憂，是學有所得之狀。以其未得之憤，已得之樂，故忘其年歲之長。孔子的學問正是靠“發憤忘食”的自強精神得來的。所以，青少年要想有所建樹，應該自強不息，志存高遠，永不停步。
(二)天下為公的社會責任
公忠是儒家道德學說中最重要的規范。公忠是個人的“修養之要”，為社會道德的最高原則。孔子不憂個人的利害得失，而憂國家的利害得失。他感嘆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論語?述而》）孟子提出：“樂民之樂也，民也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也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顯示出他們對國家具有較強的憂患意識。公忠思想對中華民族形成國家第一的整體主義價值觀起了關鍵性作用。青少年作為祖國的未來，肩負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重任，更應以天下為己任，樹立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核心的集體主義價值觀。
(三)舍生取義的氣節操守
儒家承認謀取物質利益和追求幸福是人們共同的欲求。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論語?里仁》）。在儒家看來，欲求只是人們為保持生存的一種低層次需要，高層次是對道義的追求。這正是“君子謀道不謀食”。儒家認為，用不正當的方法去獲取物質利益，是不應該享受的。儒家重義并不是不講利，只是強調“以義為上”、“見利思義”、“先義后利”。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的強烈強烈沖擊下，許多人形成個人主義，拜金主義等不正確的價值觀。儒家提倡的這種“見利思義”、“舍生取義”的主張對青少年人格培養，對青少年集體主義價值觀和正確的金錢觀的形成具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
綜上所述，良好的道德是做人的品格中不可缺少的基本素質，是人類社會文明的標志。青少年的道德現狀需要儒家道德教育的回歸。儒家文化作為中華民族優良傳統文化的寶藏，蘊含著豐富的道德教育思想，對當前加強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值得我們挖掘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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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儒學核心價值 價值觀教育 大眾文化
一、關于對儒學核心價值的討論
近年來，隨著儒學熱的興起，儒學的核心價值觀研究越來越受到關注。概括起來關于儒學核心價值主要體現在一下一個方面。
（一）以“仁、義、禮、忠恕、道”為代表的道德價值觀
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簡史》中把先秦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學派稱為經典儒學，把宋明時期以王陽明等為代表的心學成為新儒學，其核心價值歸納為“道（積極入世、經世致用）、仁、義、禮、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杜維明教授在回答什么是儒學的基本精神和核心價值時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儒家的核心價值和學術傳統向來都是指向經世致用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精神也是儒家的一貫立場。2010年6月在臺北召開的“第二屆海峽兩岸儒學交流研討會”匯集了兩岸百余名學者共同討論儒學的核心價值，并認同“仁”是儒學一以貫之的核心價值，“仁”的范疇貫穿儒學的全部價值體系，仁的本質是“以己推人”的忠恕之道，用于人際是推己及人、仁者愛人，用于政治是仁政德治、協和萬邦，用于自然是仁民愛物、萬物一體，用于人的精神世界是約禮入仁、敬而遠之。國際儒學聯合會宣傳出版委員會主任、國家教育行政學院教授于建福認為，“道”是儒學的終極價值。在儒家學說中，反映終極關懷的終極價值可以用“道”來概括。
（二）以“德”、“文”為代表的生命核心價值觀
“德”與“文”是孔子的生命核心價值。臺灣大學齊益壽教授認為，從孔子最贊賞一生并無事功的顏淵，從孔子在與眾弟子言志時惟獨贊同許曾點的“沂水春風”之志，從孔子于匡、宋、蔡三遭危難而能坦然無懼，從孔子所言“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等話語，均不難看出“仁德”與“文德”是孔子的生命核心價值。
（三）重視人格尊嚴教化
“人格尊嚴”是孟子突出強調的基本價值。國家教育行政學院于建福教授指出，人格何以尊嚴，如何贏得和保持人格尊嚴，歷來是儒學關注和探究的重大問題；孟子基于人性本善、人格平等、人格獨立，特別注重人格尊嚴，鄙夷“自侮”、“自賤”人格，倡導“愛人”、“敬人”，主張持“君子之守”，養“浩然之氣”，修得人格尊嚴，為當代人格尊嚴教化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寶貴資源。
（四）以“和諧”為代表的政治理念
“和諧”是儒家的核心理念。孔子思想的核心價值，無論是其禮樂文化觀，還是其仁孝修身觀，這兩個聯系密切的基本理論，都可歸結為“和諧”二字。南京大學楊明教授提出，以“中”、“和”為表征的和諧思想是儒家的一個核心理念，儒家“中和”理念具有天與地、天與人、人與人、人與己之間的普遍和諧的豐富內涵和實現普遍和諧的基本原則。儒家核心的政治理念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內圣外王之道，“和諧”是其基本精神和理想目標，即以個體身心和諧為基礎，進而實現家庭和諧、社會和諧，最終達到國家乃至天下和諧的目標，認為儒家這種修齊治平的治國模式、追求和諧的歷史傳統及其內在聯系，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價值。
二、大眾文化對當代價值觀的影響
袁貴仁教授曾撰文指出，價值是指事物的意義，價值觀是關于什么樣的事物是有意義的看法、觀點、態度。研究價值觀，不能不研究文化，各種文化的最深層次都是要指向價值觀。一切文化的不同，最根本的是價值觀的不同。因此，只有把對價值觀的研究放在文化的視野中去才具有研究的價值性和思想性。中國的傳統文化即是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文化體系。而關于儒學的核心價值，出現最多的關鍵詞就是“仁、義、禮、智、信”。傳統的儒學核心價值作為五千年來中國文化的傳承者，在當下卻遭遇了大眾文化的挑戰，多種價值觀念交織在一起構成了價值觀多元化。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如何進行價值觀教育逐漸引起海內外專家學者的研究興趣。
（一）對大眾文化的批評
大眾文化這一概念最早出現在美國哲學家奧爾特加《民眾的反抗》一書中。主要指的是一地區、一社團、一個國家中新近涌現的，被大眾所信奉、接受的文化。當前國內外的學者對大眾文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這樣幾點：
首先，以商業電影、流行音樂、小說、廣告為代表的大眾文化被受教育程度低的公眾普遍消費，而真正的文化卻日益式微。這種以技術性、標準性為代表的文化形式強迫公眾在閑暇時被迫接受流行文化元素，并限制了公眾的想象力。
其次，大眾文化消解了高級藝術與大眾文化的區別，扭曲了人們的審美觀。以日常生活審美化為例，文化不再以經典為標準，與欣賞高雅文化帶有更多的個體精神性不同，公眾對于街頭廣告、電視劇、流行音樂、時裝、暢銷書等大眾文化的接受，往往與日常生活過程交織在一起。這種日常性固然可以使藝術打破神圣或神秘性而與公眾親近，但又容易使藝術變得低俗、庸俗或媚俗。
最后，大眾文化所帶來的消費主義改變了人們傳統的價值觀。消費主義的興起促使人類告別了節儉生活和按需消費的時代，使人們認為自我價值實現程度的根本標志就是占有物質財富的多少和所消費的商品檔次的高低。在消費主義價值觀的指導下，評價商品是否具有價值不是看其使用價值而是看它是否符合“時尚”，最終使人淪為“物”的奴隸，從而造成現代人精神上的焦慮、痛苦和壓抑。人的需要是無窮盡的，這種無窮盡的需要不可能在消費主義所提倡的物質享受中得到滿足，只能在精神的王國中才能實現，在消費主義價值觀指導下追求幸福無疑是南轅北轍。
（二）對傳統價值觀的訴求
大眾文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要求我們必須對國民特別是青少年進行有效的價值觀教育，而從儒學價值傳統中吸取精華更是意義重大。一個民族存在的依據說到底取決于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而儒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自然肩負著保持、改造、發展中華民族主流價值觀念，不斷向前發展的特殊使命。無論時代對儒學加以利用還是徹底否定，儒學傳統都自覺地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孜孜進取的入世精神參與到時代價值確立和變革的過程中來。從這個角度上來講，在儒學核心價值中研究當代價值觀教育也是歷史使然。從而國民特別是在校生能夠在價值觀多元化，甚至是價值觀混亂的時代背景中能夠利用儒學精髓，擺脫價值追求的困惑、疑慮、徘徊，確立“真、善、美”的普世價值觀。
三、當代價值觀對儒學核心價值的揚棄任何國家和民族都十分重視自己的價值觀教育，任何成熟的民族也都需要成熟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價值觀。面對西方大眾文化對我國價值觀的影響和滲透，我們已經意識到文化建設的重要性，并把建立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寫進了政府工作報告。然而，社會主義的文化軟實力建設是不是就一定要拋棄中華傳統文化構建新的文化？如果連儒家積極入世的核心價值也遭到否定我們還談什么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要叩問自己：是否儒學核心價值就能夠擔當拯救價值體系重建的重任？黨在十六屆六中全會上首次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這樣一個科學命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包括四個方面的基本內容，即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以“八榮八恥”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實際上就是以結合我國民族精神以及改革創新的時代精神構建新的價值體系。
（一）儒學核心價值不能取代核心價值觀
儒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其中的核心價值確實可以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提供可資借鑒的思想內容。但任何帶有時代烙印的價值觀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階級性，儒學核心價值作為傳統文化的精髓流傳千年，一直體現了封建階級的文化訴求，這種訴求面對當今的市場經濟和民主、科學、和諧的時代氛圍顯示出一定的被動性和局限性。比如儒學核心價值中的以“義”為代表的重義輕利思想，使中國人用處理兄弟關系的準則來作為處理社會關系的規范，使“人治”大于法治；“仁”強調的忍讓、寬恕、克制、謙和的道德標準約束了人們自我意識的覺醒；儒家所追求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可避免地在客觀上約束或限制了人生發展目標的多樣性；儒家強調和諧、平衡、中庸，因而缺乏競爭的傳統；儒家重“道”輕“器”，重人文輕理工，即“君子不器”；儒家所重視的“智”主要側重人文知識，把對于萬物的探究都看作“無用之辯，不急之察”（荀子《天論》）而缺乏科學精神。這些思想觀念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念大相徑庭。因此，在本質上儒學的核心價值無法取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二）儒學核心價值為當代價值觀確立提供智力和文化支持
首先，儒學核心價值體現了愛國主義的民族精神和八榮八恥的榮辱觀，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思想傳統。儒家提倡“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主義和集體主義精神，崇尚“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主張“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的操守，提倡曉大義，知情理，講“誠”、“信”，重禮節，嫉惡如仇，從善如流，憂國憂民的美德，都為中華民旅的精神傳統補充了源源不斷的養料。
其次，儒學核心價值是對傳統文化的傳承。文化越來越成為增強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歷代的儒家學者始終以傳承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為神圣使命，中國歷史上的儒家學者始終自覺傳播、提供、強調中華文化的價值觀念，使得這些價值觀念滲透在一切文化形式之中，從而影響到全體民眾的文化心理。如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優，后天下之樂而樂”的高尚情操，林則徐“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犧牲精神，這種道德情操和濟世情懷，是中國人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不朽精神支柱。
最后，當代價值觀的確立也必須以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為前提、以儒學核心價值為基礎。合理面對儒學核心價值，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通過社會、家庭、學校、制度、政策、思想宣傳等多種途徑進行宣傳和教育實踐，使之于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科學民主精神相協調，實現當代價值觀同儒學核心價值的有機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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