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2-16 09:2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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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律師事務所律師＿＿＿＿＿律師。
申請事項：請求＿＿＿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向＿＿＿收集調取證據。
申請理由：作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一案的辯護人，本人認為需要向證人（有關單位、公民個人）＿＿＿＿＿＿＿＿收集、調取證據。因情況特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七條第一款的規定，特請貴院予以收集、調取。
此致
＿＿＿＿＿＿＿＿＿人民檢察院（或人民法院）
申請人：＿＿＿＿＿＿＿＿（簽名）
＿＿＿＿＿＿＿律師事務所（章）
地址：
電話：
傳真：
郵編：
＿＿＿＿年
月
日
根據行政訴訟證據第二十四條的規定，當事人申請人民法院調取證據的，應當在舉證期限內提交調取證據申請書。
調取證據申請書應當寫明下列內容：（一）證據持有人的姓名或者名稱、住址等基本情況；（二）擬調取證據的內容；（三）申請調取證據的原因及其要證明的案件事實。
人民法院對當事人調取證據的申請，經審查符合調取證據條件的，應當及時決定調取；不符合調取證據條件的，應當向當事人或者其訴訟人送達通知書，說明不準許調取的理由。當事人及其訴訟人可以在收到通知書之日起三日內向受理申請的人民法院書面申請復議一次。人民法院應當在收到復議申請之日起五日內作出答復。
人民法院根據當事人申請，經調取未能取得相應證據的，應當告知申請人并說明原因。
大家好！
我代表XX園林仲裁案應對團隊向大家做結案匯報。報告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介紹案件起因和整體情況，第三部分介紹辦案過程，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總結經驗教訓。
一、子公司與XX園林從建立合作到產生糾紛的大致經過
3、2009年9月，子公司原常務副總被，子公司中止了對XX園林的結算初審工作。
4、2012年3月，XX園林依據合同向仲裁委申請仲裁，要求子公司立即向其支付工程款115萬元、養護費19.7648萬元、違約金31.4765萬元、催收工程款所發生的差旅費5萬元。
二、關于XX園林仲裁案的總體情況
風險管理部于2012年3月9日收到子公司的法律協助申請，由于距仲裁委要求提交的證據期限（收到仲裁申請后15日內）僅剩1日，我方舉證面臨巨大風險，風險管理部及時與仲裁委取得聯系，并以子公司原常務副總供述XX園林向其行賄為由，提交延期審理申請書、中止審理申請書、調取證據申請書，并通過選取需回避的仲裁員獲得第二次選擇仲裁員的機會，成功取得寬延期限。
風險管理部與子公司及總部成本部密切配合，并取得集團法務部、審計部和紀檢監察部的支持，全面準備開庭資料，反復審查結算資料，共同參加開庭、調解、質證共計5次，到司法鑒定中心現場核對工程造價1次，提交我方異議或質證說明共計5次，沉重打擊了行賄單位囂張氣焰，并為公司減少經濟損失1,034,137.75元。
從辦案過程和仲裁結果來看，此案不僅可作為公司齊心協力應對仲裁的成功案例，還可作為公司向社會弘揚正氣，向供應商彰顯規范、陽光、透明企業文化的經典案例。
三、辦案過程
XX園林仲裁案歷時一年四個月，參加開庭、調解、質證共計5次，到司法鑒定中心現場核對工程造價1次，提交我方異議或質證說明共計5次。時序過程是：
2012年3月9日，風險管理部收到子公司的法律協助申請，由于據規定的截止日期僅有一天時間，風險管理部立即擬制延期舉證申請書、調取證據申請書、仲裁中止申請書。仲裁委雖認為我方的理由在法律上不夠充分，但仍在情理上給予我方一定寬限時間，我司成功爭取到寬限期。
2012年3月，風險管理部針對XX園林仲裁申請，認真全面地收集和研究相關資料，并向集團法務部和外部經驗豐富的律師請教答辯思路和技巧，綜合管理法律、人際、道義等，制定XX園林仲裁案應對方案。
2012年5月，風險管理部參加第一次庭審，成功駁回對方關于違約金、養護費和差旅費的申請，并獲準依據合同對結算進行終審。根據仲裁委合理限定的終審時間，督促子公司和總部成本部開展結算審核工作，并根據其專業結果，擬制提交仲裁委的結算說明。
2012年7月，仲裁委安排XX園林對我方終審結果進行復核，并反饋意見。雙方爭議大，不能達成一致意見。
2012年8月，仲裁委連續組織第二次庭審和第三次庭審，雙方在仲裁委組織下核對結算，由于爭議大，仲裁委要求進行司法鑒定。
2012年9月，提交司法鑒定所需的資料和費用，對提交鑒定的資料進行質證，并預交鑒定費用。
2011年4月，領取鑒定終稿，組織子公司和總部成本部復核，并擬制《對審價鑒定報告的質證意見》，共同參加出庭質證。
2011年5月至6月，對鑒定終稿補充調整說明組織核對并提交質證意見書。
四、經驗總結
從風險管理部辦案的角度，本案相關經驗可以歸納四點：
1、通過尋找正當理由和選擇必須回避的仲裁員等技巧，成功取得寬延期限，不僅避免直接敗訴，而且為我方分析案情、收集證據等爭取到時間。（前面已提及，此處不贅述）。
2、樹立必勝信念，保持態度積極，虛心多方請教，事先周全策劃，尋找充分的法律依據，收集和準備詳實的證據材料，在首次開庭時成功駁回對方關于違約金、養護費和差旅費的申請，并獲準依據合同對工程結算進行終審。
4、耐心細致，契而不舍，不屈不撓，反復審查結算資料，反復提交異議和質證說明，讓仲裁委和鑒定機構充分領教我方的態度和決心，讓對方筋疲力盡，最終為公司減少經濟損失103萬元。
申請人：張凱
單位：北京市億嘉律師事務所
單位地址：北京市東城區朝陽門北大街 8號富華大廈 *座 **層
聯系方式：186116***501
申請事項：本人在“盧光明貪污、受賄、行賄、私分國有資產罪”一案中，接受當事人盧光明之子盧冠宇的委托，現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七條第一款的規定：“辯護律師……可以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調取證據，或者申請人民法院通知證人出庭作證。”向貴院申請“盧光明貪污、受賄、行賄、私分國有資產罪”一案的證人：牛君佩、梁士印、周金平、盧明亮、盧曉更、杜曉鳳、馮勇、程寶軍、劉靜、牛長衛，出庭作證。
此致
內容提要： 現行的民事訴訟法在強化當事人舉證責任的同時，不僅沒有提供當事人收集書證的程序保障，還保留了法院在一定條件下調查收集證據的權力。民事書證收集立法在審判實踐中暴露出以下問題：訴訟結果不確定，當事人收集書證困難，書證收集環節中存在著司法腐敗。完善民事書證收集立法，應建立合理的民事書證收集模式，細化民事書證收集運作規則，即將書證提出一般化、設定書證提出義務的范圍、設置書證提出命令的申請和審查程序等。
一、我國民事書證收集的立法概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事訴訟書證收集的立法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以1991年頒布的民事訴訟法、1992年頒布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和1998年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為標志；第二階段以2001年頒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證據規定》）為標志。
在第一階段，民事訴訟法及其后最高人民法院的兩個司法解釋，都清晰地反映了在民事證據方面強化當事人舉證責任、弱化法院調查取證職權的思路。但是在有關書證收集方面，只有民事訴訟法第68條規定：“書證應當提交原件。物證應當提供原物。提交原件或原物確有困難的，可以提交復制品、照片、副本、節錄本。”由此可見，這一階段的民事訴訟立法雖強調當事人的舉證責任，但是并沒有為當事人設置具體的收集書證的方法和途徑，也沒有相應的程序保障。同時，這一階段的證據立法還賦予了法院在調取書證方面較寬泛的自由裁量權。法院可以根據審判需要而拋開當事人獨立取證，并以此作為定案的依據。不難看出，這一階段我國民事書證收集堅持“以法官依職權收集調查證據為主，當事人舉證為輔”的原則，這顯然與現代民事訴訟的當事人主義發展取向相違背。
在第二階段，《證據規定》對舉證、質證和認證等問題作出了更為細致的規定。就證據收集方面，規定了當事人舉證、法院查證和證據交換等內容。但是《證據規定》仍然存在著一些較為明顯的缺陷，例如對當事人取證權利的程序保障仍顯不足、對拒絕向當事人提供證據或證人拒絕作證的應對措施缺乏相應規定等等。就書證收集而言，《證據規定》第10、20、31條的規定仍只是對民事訴訟法第68條的簡單重復。書證交換的范圍基本上只局限于證明各自主張的證據，對于不支持自己主張或支持對方主張的證據沒有要求交換，從而難以保障一方當事人從對方手中獲得有利于己方的書證。可見，《證據規定》堅持的是“當事人取證為主，法院取證為輔”的書證收集原則，而不是“當事人負責取證，法院負責保障當事人取證權”的原則。
總之，現行的民事書證收集的立法不僅使當事人在收集書證時無法擺脫對法院的依附，而且在審判實踐中還易導致司法腐敗、法官中立地位的喪失等弊端。
二、民事書證收集立法在審判實踐中暴露出的問題
由于現行民事訴訟法和相關司法解釋缺乏關于當事人收集書證的手段和程序保障方面的規定，當事人難以獲得訴訟所需的充分的證據材料，在審判實踐中暴露出一系列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導致訴訟結果的不確定。由于不同的法官對是否屬于“客觀原因”以及是否屬于“審理案件需要”有不同的理解，因而即使在相同或類似的情況下，此法官可能會認為應依職權收集書證，而彼法官則認為應強調當事人舉證。或者在同一案件中，法官由于有意偏向一方當事人，所以會積極利用其調查收集證據的特權為一方當事人謀利。如果這些書證材料對訴訟起關鍵作用，那么，可能會由此導致兩種相反的訴訟結果：一種是法院強調當事人舉證責任，拒絕當事人向法院提出的調查收集書證的申請，致使當事人因舉不出證據而敗訴；另一種是法院依當事人的申請調查收集某些書證材料，致使提出主張而不舉證的一方當事人勝訴。如此因人而異、因案而異的做法顯然影響到了訴訟結果的公正性、嚴肅性和確定性。
（二）導致當事人收集書證的困難。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一是當書證材料為對方當事人持有，而對方又拒不提供時，雖然法律規定了妨礙舉證的推定制度，但是適用推定的前提是“有證據證明一方當事人持有證據”。而何為“有證據證明”本身就是個問題；二是當書證為第三人所掌握時，第三人大多拒絕直接向當事人提供。即使是律師出面取證，對方也往往以內部規定只能向法院提供為由而拒絕提供。顯然，在立法沒有為當事人規定具體的收集書證方式和保護手段的情況下，取證權利對于當事人來說只具有書面意義。
（三）容易引發書證收集環節的司法腐敗。按照現行書證收集立法，是否調查收集書證，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辦案法官的主觀意愿，因此，在當事人遇到取證困難時，往往會通過找關系等方式千方百計求助于法官，利用各種方法和手段向法官施加壓力，使法官接受當事人提出的取證申請并調查有利于該當事人的書證。這顯然容易誘發權錢交易、徇私枉法等司法腐敗行為。
三、進一步完善民事書證收集立法的設想
在我國，由于受傳統訴訟理念的影響，長期以來書證證據收集立法沒有得到實務界和理論界的應有重視。而國外一般都十分重視書證收集的程序立法，國外學者對于書證收集立法的研究也十分深入。筆者認為，完善我國民事書證收集立法，需要從我國的實際出發，借鑒國外立法和民事訴訟的理論研究成果。為此，筆者提出以下設想：
晴天霹靂，愛子被追車毀人亡
遼寧省大連普蘭店市安波鎮楊屯村的村民沙仁剛，有一個22歲的車迷兒子沙興輝。為了滿足這唯一一個兒子的癡情愛好，1999年10月18日，沙仁剛夫婦傾其所有，為兒子購買了一輛紅色廈利牌轎車。但由于那段時間父親很忙，一直抽不出時間為新車上牌照，沙興輝急得就像一個已把新娘娶回家卻又入不得洞房的新郎一樣，痛苦難耐。1999年12月14日吃過早飯后，沙興輝再也等不及了，決定先開上愛車出去兜兜風再說。當他穿著黑皮夾克、灰牛仔褲和白色旅游鞋出現在母親曲連英面前時，母親看著英俊帥氣的兒子，深情地叮囑他一定要注意安全，早點回家。
沙興輝高興地駕車行駛到普蘭店市安波鎮的十字路口，碰到了同村鄉親沙興福，便請他上車閑聊。這時，沙興輝的兩個朋友發現他開著一輛嶄新的轎車，就提出能否送他們一程。于是，在沙興福的陪同下，沙興輝駕車帶著兩位朋友向他們要去的方向駛去。上午10時30分，當他們由東向西行駛到普蘭店至熊岳公路的萬家嶺路段時，一輛白色桑塔納轎車從后面追了上來。在該車與沙興輝駕駛的廈利轎車并排行駛時，坐在副駕駛座上的人打開車窗伸出一只手，示意讓沙興輝把車停下來。沙興輝掃視了一眼，發現那輛轎車沒有懸掛或佩戴任何明顯的警示標志，又見對方氣勢洶洶，不明來意的沙興輝便沒有理睬，加速向前駛去。而此時白色桑塔納轎車卻繼續向前追攆，并開始用別車的方法想把沙興輝開的廈利車別住，在幾次別車都未能得逞的情況下，雙方的車速也迅速提高。11時10分左右，沙興輝的兩位朋友匆匆下了車，而白色桑塔納轎車在持續高速追攆了40多分鐘后，依然窮追不舍。當沙興輝被追攆至瓦房店市許屯鎮腰屯村路段時，由于路面結冰，車速過快，沙興輝駕駛的廈利車發生側滑，只聽“嘭”的一聲巨響，廈利車在撞斷路邊一根木質電線桿后，又連翻了幾個跟頭栽到路旁的深溝中。沙興輝被巨大的慣力從車內甩出20多米遠，而坐在副駕駛座上的沙興福被摔昏在車內。這時，白色桑塔納轎車見被追攆的廈利車翻入深溝內，便在事發地急忙掉轉車頭，迅速駛離了現場。附近的村民見狀紛紛向肇事地點跑去，有心的村民記下了這輛車的牌號：遼B6389。
善良的腰屯村村民李學安、李天友等人，將摔昏在車內尚有氣息的沙興福救了出來，隨即打電話報警。瓦房店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隊（簡稱瓦市交警大隊）接警后迅速派員到達現場，但此時沙興輝已經氣絕身亡。交警在勘察現場的過程中根據村民的反映，拍下了那輛白色桑塔納轎車調頭離開時留下的車輪痕跡，并記下了車牌號碼和有關現場情況。交警很快查實，該白色桑塔納轎車是瓦房店市運管所的路政稽查車，當時坐在副駕駛座上并示意沙興輝停車的人，就是該所副所長李景和，其他3人則是該所的工作人員。
事發當日下午3時左右，正在本溪打工的沙興輝的父親沙仁剛，接到愛子車禍身亡的噩耗如晴天霹靂。當他趕到醫院看到血肉模糊的兒子時，頓感天旋地轉，一頭栽倒在兒子的尸體旁。母親曲連英聞聽兒子出事后精神失常。而沙興輝70多歲的爺爺，則整天喃喃自語：“讓我替興輝去死吧！”
索賠無果，老父告狀三訴三敗
事發的當天晚上，交警對運管所車上的4個人進行了詢問，但他們都說沒有追車，只是巡路檢查到了那里。而李景和也只承認，他只是坐在車里指了一下沙興輝駕駛的紅色廈利車。
1999年12月17日和12月24日，瓦房店市公安局做出技術鑒定和道路交通事故車輛技術檢驗，認定沙興輝系因交通事故致顱腦損傷死亡，肇事車輛報廢。因交警在事發現場沒有發現沙興輝駕駛的廈利車與運管所的桑塔納轎車有碰撞的證據，之后又經過調查、論證，認為肇事車輛是由沙興輝超速行駛所造成。隨后，瓦市交警大隊做出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認定沙興輝應負本次事故的全部責任。由于沙仁剛對一些法規缺乏相應的了解，因此他對這個認定怎么也不服氣：明明是運管所的稽查車持續高速追攆，才導致兒子沙興輝的車毀人亡，怎么就認定運管所一點責任都沒有呢？沙仁剛多次向瓦市交警大隊要求重新認定，交警對沙仁剛解釋說，你兒子的車毀人亡是不是因運管所的稽查車實施追攆導致的，不屬于交警部門的管轄，你可以向法院提出訴訟。沙仁剛還是不服，又向大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隊申請重新認定，結果還是維持了瓦市交警大隊的認定。
但倔強的沙仁剛覺得兒子死得太冤太慘，，他怎么也想不通，作為拿著納稅人薪金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怎么能如此野蠻執法，明知高速追攆車輛可能導致嚴重后果，卻恣意妄為追攆達數十公里，最終導致車毀人亡！更為惡劣的是，在目睹被追攆的車輛翻入深溝后，竟置駕乘人員生死于不顧，為逃罪責調頭就跑，這樣冷漠無情道德盡失的人，怎配做一名國家公務人員。沙仁剛決心要討個“說法”！
在多次找瓦房店運管所的領導要求解決和處理問題無效后，沙仁剛于2000年5月16日制作了《索賠申請書》，向運管所請求賠償他包括報廢的夏利車購置費、沙興輝的喪葬費及精神損失費合計人民幣14.5萬元，并保留追加賠償和追究有關當事人刑事責任的權利。但瓦房店市運管所的領導和有關責任人，為逃避責任始終不肯受理和解決。而那些目睹事故發生的村民們，在得知運管所的蠻橫無理后，紛紛自發地找到沙仁剛，向他表示“只要你需要，我們都會站出來作證，決不會昧著良心做縮頭‘烏龜’！”鄉親們的正義和善良，堅定了沙仁剛向運管所討回公道的決心。
當天，沙仁剛以向運管所申請賠償的同樣理由和請求，向瓦房店市人民法院（簡稱瓦市法院）提起行政賠償訴訟。瓦市法院在審查沙仁剛的材料后認為，根據相關法律規定，應當先由行政機關解決，因此沒有即時給予立案。當審判人員得知，沙仁剛曾多次去運管所請求解決問題而一再遭到無理拒絕時，便讓沙仁剛再去找一次，如運管所仍不受理解決，就以特快專遞的方式郵寄送達。同日下午，沙仁剛再次向運管所遞交《索賠申請書》書，運管所仍然沒有一個人肯接受。于是2000年5月17日，沙仁剛只好通過國內特快專遞的方式，將《索賠申請書》郵寄給運管所。但寄出的《索賠申請書》如泥牛入海杳無音信，運管所仍然對此置若罔聞。沙仁剛在索賠無望的情況下，再次請求瓦市法院予以立案審理。2000年7月10日，瓦市法院立案受理了沙仁剛的，并將書副本送達運管所，至此案件進入了訴訟程序。
由于該案在當地尚屬首例，瓦市法院在立案7個多月后，分別于2001年2月27日和3月21日，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在訴訟過程中，沙仁剛又向法庭增加確認被告運管所追攆行為違法的訴訟請求。瓦市法院在經過兩次公開庭審后最終認為：本案應當先向行政機關尋求解決，沙仁剛增加的訴訟請求無正當理由，并于2001年9月1日裁定駁回了沙仁剛的。沙仁剛不服瓦市法院的一審裁定，隨即于同年9月12日向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簡稱大連中院）提起上訴。大連中院經審理認為，瓦市法院依照有關法律規定駁回沙仁剛的正確，并于2001年10月30日做出維持瓦市法院原裁定的終審行政裁定。沙仁剛不服一、二審法院的行政裁定，又向大連中院提出再審的申請。大連中院另行組成合議庭對該案進行了審理，認為沙仁剛申請再審的理由不能成立，故又于2002年12月24日駁回了沙仁剛的再審申請。
確認違法，歷經六年終獲賠償
面對一次次的挫折和失敗，沙仁剛沒有動搖討回公道的信心和對法律的堅定信念。他與委托人靜靜地思考和認真分析失利的原因和教訓，認為自己的訴訟請求之所以得不到法院的支持，既有運管所對法律的蔑視，又有自己缺乏關鍵證據的原因。打官司就是打證據。沙仁剛心想，你運管所不是就不承認收到《索賠申請書》嗎？但是我有郵寄給你《索賠申請書》的國內特快專遞回執單作證，而且按法律規定，法院也是應該采信的。
2003年3月，當沙仁剛拿著特快專遞回執單這一關鍵證據，再次來到大連中院行政審判庭進行咨詢后，經審查認為此案已具備立案審理的所需條件，隨即與瓦市法院進行了溝通。2003年4月10日，沙仁剛向瓦市法院再次提起行政訴訟。瓦市法院立案受理后，沙仁剛為防止受到當事人以外其他因素的干擾，請求瓦市法院回避審理本案。大連中院經審查認為，本案依法符合指定管轄的條件，遂于2003年4月22日做出裁定，指定本案由大連市沙河口區人民法院（簡稱沙區法院）審理。沙仁剛于2003年5月6日，以同樣的理由和請求向沙區法院遞交了狀。
2003年8月7日對沙仁剛來說，真是一個不平凡的日子。在三年多的苦苦等待中，沙區法院第一次公開開庭審理了此案。雙方展開了激烈的證據戰。沙仁剛的委托人杜連成律師，當庭提供了瓦市交警大隊拍攝的事故現場照片、國內特快專遞回執單、運管所副所長李景和的詢問筆錄以及律師的調查筆錄等24份證據，以此證明運管所對沙興輝實施追攆，并造成車毀人亡后急忙調頭逃離現場的事實存在。
運管所的委托人，在法庭上根本不承認他們對沙興輝所駕車輛實施了追攆行為，并認為沙仁剛所指控的是沒有事實和法律根據的。李景和在車內指了一下死者駕駛的廈利車，并不等于是在攔截他的車……隨后，運管所的委托人也向法庭提供了10份證據，以此證明沙興輝車毀人亡與運管所沒有任何關聯。
由于沙仁剛及委托人，向法庭提供的一些與運管所追攆行為有關的證據，大多是一些證人證言和一些書證的復印件，缺乏直接的書面證據，而這些證人證言在民事和行政訴訟中的法律效力又相對較低。因此，沙仁剛及其人便及時向沙區法院提出了請求法院調取證據的書面申請。
2003年8月11日，沙區法院在第二次開庭審理后認為，應該依法采納原告沙仁剛請求法院調取證據的申請。2004年1月15日，本案主審法官劉勇鋒和該院行政審判庭庭長郭秀杰等人，頂風冒雪行程一百余公里，走鄉串戶，依法向涉案車禍的唯一幸存者沙興福及目擊者呂寶榮，呂寶明等5人調取了證人證言。李國棟、張玉明等6人，還集體向法官提供了證人證言。
2004年2月2日，沙區法院在第三次公開庭審后最終認定，沙興輝所駕車輛損毀和沙興輝死亡，是由被告運管所工作人員實施了的追攆行為造成的，二者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運管所工作人員駕車追攆沙興輝的行政行為，明顯屬不合理、不適當的行政行為，侵犯了沙興輝的合法權益。2004年3月15日，沙區法院一審判決：“被告運管所于1999年12月14日追攆原告沙仁剛之子沙興輝，并造成沙興輝死亡和其所駕轎車損毀的行為違法。”
一審宣判后運管所不服，向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2005年12月26日，大連中院依法駁回了運管所的上訴，維持了沙區法院的原審判決。
沙仁剛歷經6年零12天的奔走呼號和漫長苦澀的期待，終于迎來了法律的公道和正義。當沙仁剛從大連中院的法官手中接過終審判決書后，禁不住老淚縱橫，泣不成聲。他的第一個念頭就是要讓亡兒盡快知道這一消息，以告慰他的在天之靈。當日下午，他就來到深山中埋葬愛子沙興輝的墓前，聲淚俱下地向兒子宣讀著判決書。最后他將自己的頭緊緊貼附在兒子的墳塋上，唏噓地對兒子說：“輝兒，你聽到了吧，法院終于為咱們主持了公道，你就瞑目吧。”
一、舉證責任分配和舉證期限
第一條、根據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二條和第四十三條的規定，被告對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負有舉證責任，應當在收到起訴狀副本之日起十日內，提供據以作出被訴具體行政行為的全部證據和所依據的規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無正當理由逾期提供證據的，視為被訴具體行政行為沒有相應的證據。
被告因不可抗力或者客觀上不能控制的其他正當事由，不能在前款規定的期限內提供證據的，應當在收到起訴狀副本之日起十日內向人民法院提出延期提供證據的書面申請。人民法院準許延期提供的，被告應當在正當事由消除后十日內提供證據。逾期提供的，視為被訴具體行政行為沒有相應的證據。
第二條、原告或者第三人提出其在行政程序中沒有提出的反駁理由或者證據的，經人民法院準許，被告可以在第一審程序中補充相應的證據。
第三條、根據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三條的規定，在訴訟過程中，被告及其訴訟人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證人收集證據。
第四條、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向人民法院起訴時，應當提供其符合起訴條件的相應的證據材料。
在起訴被告不作為的案件中，原告應當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經提出申請的證據材料。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
（一）被告應當依職權主動履行法定職責的；
（二）原告因被告受理申請的登記制度不完備等正當事由不能提供相關證據材料并能夠作出合理說明的。
被告認為原告起訴超過法定期限的，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
第五條、在行政賠償訴訟中，原告應當對被訴具體行政行為造成損害的事實提供證據。
第六條、原告可以提供證明被訴具體行政行為違法的證據。原告提供的證據不成立的，不免除被告對被訴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性的舉證責任。
第七條、原告或者第三人應當在開庭審理前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交換證據之日提供證據。因正當事由申請延期提供證據的，經人民法院準許，可以在法庭調查中提供。逾期提供證據的，視為放棄舉證權利。
原告或者第三人在第一審程序中無正當事由未提供而在第二審程序中提供的證據，人民法院不予接納。
第八條、人民法院向當事人送達受理案件通知書或者應訴通知書時，應當告知其舉證范圍、舉證期限和逾期提供證據的法律后果，并告知因正當事由不能按期提供證據時應當提出延期提供證據的申請。
第九條、根據行政訴訟法第三十四條第一款的規定，人民法院有權要求當事人提供或者補充證據。
對當事人無爭議，但涉及國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權益的事實，人民法院可以責令當事人提供或者補充有關證據。
二、提供證據的要求
第十條、根據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一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當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書證的，應當符合下列要求：
（一）提供書證的原件，原本、正本和副本均屬于書證的原件。提供原件確有困難的，可以提供與原件核對無誤的復印件、照片、節錄本；
（二）提供由有關部門保管的書證原件的復制件、影印件或者抄錄件的，應當注明出處，經該部門核對無異后加蓋其印章；
（三）提供報表、圖紙、會計帳冊、專業技術資料、科技文獻等書證的，應當附有說明材料；
（四）被告提供的被訴具體行政行為所依據的詢問、陳述、談話類筆錄，應當有行政執法人員、被詢問人、陳述人、談話人簽名或者蓋章。
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和規章對書證的制作形式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
第十一條、根據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一條第一款第（二）項的規定，當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物證的，應當符合下列要求：
（一）提供原物。提供原物確有困難的，可以提供與原物核對無誤的復制件或者證明該物證的照片、錄像等其他證據；
（二）原物為數量較多的種類物的，提供其中的一部分。
第十二條、根據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一條第一款第（三）項的規定，當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計算機數據或者錄音、錄像等視聽資料的，應當符合下列要求：
（一）提供有關資料的原始載體。提供原始載體確有困難的，可以提供復制件；
（二）注明制作方法、制作時間、制作人和證明對象等；
（三）聲音資料應當附有該聲音內容的文字記錄。
第十三條、根據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一條第一款第（四）項的規定，當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證人證言的，應當符合下列要求：
（一）寫明證人的姓名、年齡、性別、職業、住址等基本情況；
（二）有證人的簽名，不能簽名的，應當以蓋章等方式證明；
（三）注明出具日期；
（四）附有居民身份證復印件等證明證人身份的文件。
第十四條、根據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一條第一款第（六）項的規定，被告向人民法院提供的在行政程序中采用的鑒定結論，應當載明委托人和委托鑒定的事項、向鑒定部門提交的相關材料、鑒定的依據和使用的科學技術手段、鑒定部門和鑒定人鑒定資格的說明，并應有鑒定人的簽名和鑒定部門的蓋章。通過分析獲得的鑒定結論，應當說明分析過程。
第十五條、根據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一條第一款第（七）項的規定，被告向人民法院提供的現場筆錄，應當載明時間、地點和事件等內容，并由執法人員和當事人簽名。當事人拒絕簽名或者不能簽名的，應當注明原因。有其他人在現場的，可由其他人簽名。法律、法規和規章對現場筆錄的制作形式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
第十六條、當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形成的證據，應當說明來源，經所在國公證機關證明，并經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該國使領館認證，或者履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證據所在國訂立的有關條約中規定的證明手續。
當事人提供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地區內形成的證據，應當具有按照有關規定辦理的證明手續。
第十七條、當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外文書證或者外國語視聽資料的，應當附有由具有翻譯資質的機構翻譯的或者其他翻譯準確的中文譯本，由翻譯機構蓋章或者翻譯人員簽名。
第十八條、證據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的，提供人應當作出明確標注，并向法庭說明，法庭予以審查確認。
第十九條、當事人應當對其提交的證據材料分類編號，對證據材料的來源、證明對象和內容作簡要說明，簽名或者蓋章，注明提交日期。
第二十條、人民法院收到當事人提交的證據材料，應當出具收據，注明證據的名稱、份數、頁數、件數、種類等以及收到的時間，由經辦人員簽名或者蓋章。
第二十一條、對于案情比較復雜或者證據數量較多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組織當事人在開庭前向對方出示或者交換證據，并將交換證據的情況記錄在卷。
三、調取和保全證據
第二十二條、根據行政訴訟法第三十四條第二款的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有權向有關行政機關以及其他組織、公民調取證據：
（一）涉及國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權益的事實認定的；
（二）涉及依職權追加當事人、中止訴訟、終結訴訟、回避等程序性事項的。
第二十三條、原告或者第三人不能自行收集，但能夠提供確切線索的，可以申請人民法院調取下列證據材料：
（一）由國家有關部門保存而須由人民法院調取的證據材料；
（二）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的證據材料；
（三）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證據材料。
人民法院不得為證明被訴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調取被告在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時未收集的證據。
第二十四條、當事人申請人民法院調取證據的，應當在舉證期限內提交調取證據申請書。
調取證據申請書應當寫明下列內容：
（一）證據持有人的姓名或者名稱、住址等基本情況；
（二）擬調取證據的內容；
（三）申請調取證據的原因及其要證明的案件事實。
第二十五條、人民法院對當事人調取證據的申請，經審查符合調取證據條件的，應當及時決定調取；不符合調取證據條件的，應當向當事人或者其訴訟人送達通知書，說明不準許調取的理由。當事人及其訴訟人可以在收到通知書之日起三日內向受理申請的人民法院書面申請復議一次。
人民法院應當在收到復議申請之日起五日內作出答復。人民法院根據當事人申請，經調取未能取得相應證據的，應當告知申請人并說明原因。
第二十六條、人民法院需要調取的證據在異地的，可以書面委托證據所在地人民法院調取。受托人民法院應當在收到委托書后，按照委托要求及時完成調取證據工作，送交委托人民法院。受托人民法院不能完成委托內容的，應當告知委托的人民法院并說明原因。
第二十七條、當事人根據行政訴訟法第三十六條的規定向人民法院申請保全證據的，應當在舉證期限屆滿前以書面形式提出，并說明證據的名稱和地點、保全的內容和范圍、申請保全的理由等事項。
當事人申請保全證據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其提供相應的擔保。
法律、司法解釋規定訴前保全證據的，依照其規定辦理。
第二十八條、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訴訟法第三十六條規定保全證據的，可以根據具體情況，采取查封、扣押、拍照、錄音、錄像、復制、鑒定、勘驗、制作詢問筆錄等保全措施。
人民法院保全證據時，可以要求當事人或者其訴訟人到場。
第二十九條、原告或者第三人有證據或者有正當理由表明被告據以認定案件事實的鑒定結論可能有錯誤，在舉證期限內書面申請重新鑒定的，人民法院應予準許。
第三十條、當事人對人民法院委托的鑒定部門作出的鑒定結論有異議申請重新鑒定，提出證據證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應予準許：
（一）鑒定部門或者鑒定人不具有相應的鑒定資格的；
（二）鑒定程序嚴重違法的；
（三）鑒定結論明顯依據不足的；
（四）經過質證不能作為證據使用的其他情形。
對有缺陷的鑒定結論，可以通過補充鑒定、重新質證或者補充質證等方式解決。
第三十一條、對需要鑒定的事項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在舉證期限內無正當理由不提出鑒定申請、不預交鑒定費用或者拒不提供相關材料，致使對案件爭議的事實無法通過鑒定結論予以認定的，應當對該事實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
第三十二條、人民法院對委托或者指定的鑒定部門出具的鑒定書，應當審查是否具有下列內容：
（一）鑒定的內容；
（二）鑒定時提交的相關材料；
（三）鑒定的依據和使用的科學技術手段；
（四）鑒定的過程；
（五）明確的鑒定結論；
（六）鑒定部門和鑒定人鑒定資格的說明；
（七）鑒定人及鑒定部門簽名蓋章。
前款內容欠缺或者鑒定結論不明確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鑒定部門予以說明、補充鑒定或者重新鑒定。
第三十三條、人民法院可以依當事人申請或者依職權勘驗現場。
勘驗現場時，勘驗人必須出示人民法院的證件，并邀請當地基層組織或者當事人所在單位派人參加。當事人或其成年親屬應當到場，拒不到場的，不影響勘驗的進行，但應當在勘驗筆錄中說明情況。
第三十四條、審判人員應當制作勘驗筆錄，記載勘驗的時間、地點、勘驗人、在場人、勘驗的經過和結果，由勘驗人、當事人、在場人簽名。
勘驗現場時繪制的現場圖，應當注明繪制的時間、方位、繪制人姓名和身份等內容。
當事人對勘驗結論有異議的，可以在舉證期限內申請重新勘驗，是否準許由人民法院決定。
四、證據的對質辨認和核實
第三十五條、證據應當在法庭上出示，并經庭審質證。未經庭審質證的證據，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
當事人在庭前證據交換過程中沒有爭議并記錄在卷的證據，經審判人員在庭審中說明后，可以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
第三十六條、經合法傳喚，因被告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而需要依法缺席判決的，被告提供的證據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但當事人在庭前交換證據中沒有爭議的證據除外。
第三十七條、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或者法律規定的其他應當保密的證據，不得在開庭時公開質證。
第三十八條、當事人申請人民法院調取的證據，由申請調取證據的當事人在庭審中出示，并由當事人質證。
人民法院依職權調取的證據，由法庭出示，并可就調取該證據的情況進行說明，聽取當事人意見。
第三十九條、當事人應當圍繞證據的關聯性、合法性和真實性，針對證據有無證明效力以及證明效力大小，進行質證。
經法庭準許，當事人及其人可以就證據問題相互發問，也可以向證人、鑒定人或者勘驗人發問。
當事人及其人相互發問，或者向證人、鑒定人、勘驗人發問時，發問的內容應當與案件事實有關聯，不得采用引誘、威脅、侮辱等語言或者方式。
第四十條、對書證、物證和視聽資料進行質證時，當事人應當出示證據的原件或者原物。但有下列情況之一的除外：
（一）出示原件或者原物確有困難并經法庭準許可以出示復制件或者復制品；
（二）原件或者原物已不存在，可以出示證明復制件、復制品與原件、原物一致的其他證據。
視聽資料應當當庭播放或者顯示，并由當事人進行質證。
第四十一條、凡是知道案件事實的人，都有出庭作證的義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經人民法院準許，當事人可以提交書面證言：
（一）當事人在行政程序或者庭前證據交換中對證人證言無異議的；
（二）證人因年邁體弱或者行動不便無法出庭的；
（三）證人因路途遙遠、交通不便無法出庭的；
（四）證人因自然災害等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意外事件無法出庭的；
（五）證人因其他特殊原因確實無法出庭的。
第四十二條、不能正確表達意志的人不能作證。
根據當事人申請，人民法院可以就證人能否正確表達意志進行審查或者交由有關部門鑒定。必要時，人民法院也可以依職權交由有關部門鑒定。
第四十三條、當事人申請證人出庭作證的，應當在舉證期限屆滿前提出，并經人民法院許可。人民法院準許證人出庭作證的，應當在開庭審理前通知證人出庭作證。
當事人在庭審過程中要求證人出庭作證的，法庭可以根據審理案件的具體情況，決定是否準許以及是否延期審理。
第四十四條、有下列情形之一，原告或者第三人可以要求相關行政執法人員作為證人出庭作證：
（一）對現場筆錄的合法性或者真實性有異議的；
（二）對扣押財產的品種或者數量有異議的；
（三）對檢驗的物品取樣或者保管有異議的；
（四）對行政執法人員的身份的合法性有異議的；
（五）需要出庭作證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五條、證人出庭作證時，應當出示證明其身份的證件。法庭應當告知其誠實作證的法律義務和作偽證的法律責任。
出庭作證的證人不得旁聽案件的審理。法庭詢問證人時，其他證人不得在場，但組織證人對質的除外。
第四十六條、證人應當陳述其親歷的具體事實。證人根據其經歷所作的判斷、推測或者評論，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
第四十七條、當事人要求鑒定人出庭接受詢問的，鑒定人應當出庭。鑒定人因正當事由不能出庭的，經法庭準許，可以不出庭，由當事人對其書面鑒定結論進行質證。
鑒定人不能出庭的正當事由，參照本規定第四十一條的規定。
對于出庭接受詢問的鑒定人，法庭應當核實其身份、與當事人及案件的關系，并告知鑒定人如實說明鑒定情況的法律義務和故意作虛假說明的法律責任。
第四十八條、對被訴具體行政行為涉及的專門性問題，當事人可以向法庭申請由專業人員出庭進行說明，法庭也可以通知專業人員出庭說明。必要時，法庭可以組織專業人員進行對質。
當事人對出庭的專業人員是否具備相應專業知識、學歷、資歷等專業資格等有異議的，可以進行詢問。由法庭決定其是否可以作為專業人員出庭。
專業人員可以對鑒定人進行詢問。
第四十九條、法庭在質證過程中，對與案件沒有關聯的證據材料，應予排除并說明理由。
法庭在質證過程中，準許當事人補充證據的，對補充的證據仍應進行質證。
法庭對經過庭審質證的證據，除確有必要外，一般不再進行質證。
第五十條、在第二審程序中，對當事人依法提供的新的證據，法庭應當進行質證；當事人對第一審認定的證據仍有爭議的，法庭也應當進行質證。
第五十一條、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審理的案件，對當事人依法提供的新的證據，法庭應當進行質證；因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的證據不足而提起再審所涉及的主要證據，法庭也應當進行質證。
第五十二條、本規定第五十條和第五十一條中的“新的證據”是指以下證據：
（一）在一審程序中應當準予延期提供而未獲準許的證據；
（二）當事人在一審程序中依法申請調取而未獲準許或者未取得，人民法院在第二審程序中調取的證據；
（三）原告或者第三人提供的在舉證期限屆滿后發現的證據。
五、證據的審核認定
第五十三條、人民法院裁判行政案件，應當以證據證明的案件事實為依據。
第五十四條、法庭應當對經過庭審質證的證據和無需質證的證據進行逐一審查和對全部證據綜合審查，遵循法官職業道德，運用邏輯推理和生活經驗，進行全面、客觀和公正地分析判斷，確定證據材料與案件事實之間的證明關系，排除不具有關聯性的證據材料，準確認定案件事實。
第五十五條、法庭應當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從以下方面審查證據的合法性：
（一）證據是否符合法定形式；
（二）證據的取得是否符合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和規章的要求；
（三）是否有影響證據效力的其他違法情形。
第五十六條、法庭應當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從以下方面審查證據的真實性：
（一）證據形成的原因；
（二）發現證據時的客觀環境；
（三）證據是否為原件、原物，復制件、復制品與原件、原物是否相符；
（四）提供證據的人或者證人與當事人是否具有利害關系；
（五）影響證據真實性的其他因素。
第五十七條、下列證據材料不能作為定案依據：
（一）嚴重違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證據材料；
（二）以偷拍、偷錄、竊聽等手段獲取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證據材料；
（三）以利誘、欺詐、脅迫、暴力等不正當手段獲取的證據材料；
（四）當事人無正當事由超出舉證期限提供的證據材料；
（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以外或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地區形成的未辦理法定證明手續的證據材料；
（六）當事人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供原件、原物，又無其他證據印證，且對方當事人不予認可的證據的復制件或者復制品；
（七）被當事人或者他人進行技術處理而無法辨明真偽的證據材料；
（八）不能正確表達意志的證人提供的證言；
（九）不具備合法性和真實性的其他證據材料。
第五十八條、以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或者侵犯他人合法權益的方法取得的證據，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
第五十九條、被告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提供證據，原告依法應當提供而拒不提供，在訴訟程序中提供的證據，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納。
第六十條、下列證據不能作為認定被訴具體行政行為合法的依據：
（一）被告及其訴訟人在作出具體行政行為后或者在訴訟程序中自行收集的證據；
（二）被告在行政程序中非法剝奪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依法享有的陳述、申辯或者聽證權利所采用的證據；
（三）原告或者第三人在訴訟程序中提供的、被告在行政程序中未作為具體行政行為依據的證據。
第六十一條、復議機關在復議程序中收集和補充的證據，或者作出原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在復議程序中未向復議機關提交的證據，不能作為人民法院認定原具體行政行為合法的依據。
第六十二條、對被告在行政程序中采納的鑒定結論，原告或者第三人提出證據證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納：
（一）鑒定人不具備鑒定資格；
（二）鑒定程序嚴重違法；
（三）鑒定結論錯誤、不明確或者內容不完整。
第六十三條、證明同一事實的數個證據，其證明效力一般可以按照下列情形分別認定：
（一）國家機關以及其他職能部門依職權制作的公文文書優于其他書證；
（二）鑒定結論、現場筆錄、勘驗筆錄、檔案材料以及經過公證或者登記的書證優于其他書證、視聽資料和證人證言；
（三）原件、原物優于復制件、復制品；
（四）法定鑒定部門的鑒定結論優于其他鑒定部門的鑒定結論；
（五）法庭主持勘驗所制作的勘驗筆錄優于其他部門主持勘驗所制作的勘驗筆錄；
（六）原始證據優于傳來證據；
他們此時還不知道，這不僅是渭南市開出的首張執行案件調查令，更是陜西省開出的首張執行案件調查令。
“有了它，律師去調查取證，就像拿了一把尚方寶劍，會‘硬氣’很多，但同時不能排除一些單位和部門對此不予理會，或依舊對我們‘打太極’，畢竟，一些市民、單位、部門，對法院的傳票都會不予理睬。”對于調查令，陜西齊一律師事務所律師王松濤的態度冷靜客觀：“有了這份調查令比以前讓我們有底氣，如今去各個單位覺得更有力、有效、也硬氣了。出臺這個調查令，我覺得是個重大進步。”
緣起：一起因無財產可供執行而“終本”案件
2014年，韓城市某公司向長安銀行貸款逾期未還，長安銀行依據生效的公證債權文書，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但由于民事案件中，債權人無權到政府相關部門調查對方資產信息，所以最終因為找不到被執行人可供執行的財產，案件無奈擱淺。2015年12月5日，渭南中院依法終結了本次執行程序。
2016年7月25日，注定是渭南中院執行工作中不平凡的一天。
這一天，長安銀行的律師向渭南中院提出申請，請求向西安、渭南、韓城的國土和房管部門出具《調查令》，調查韓城這家公司以及擔保人名下的房屋所有權、國有土地使用權登記信息。
申請：首張調查令最終順利獲得
“申請調查令對我們而言是首次，我們查看了全院、全省，都沒有出過執行案件方面的調查令。所以對我們而言，無疑就是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談到調查令，潘興意味深長地跟記者說。
受理申請后，承辦人執行一庭副庭長王亞民多次同擔任審判長的執行局副局長潘興、合議庭成員劉漢超法官溝通、交流、探討如何辦理。審判長潘興更是高度重視，多方聯系，積極尋找法律、政策依據。
為了全力破解“執行難”，克難攻堅，探索創新，有力推進執行工作，潘興積極向省高院執行局相關領導、有經驗的執行法官等請教，多方尋找并參考外地法院的做法，結合當前執行工作現狀和前景，精心設計了本次《調查令》的樣式。合議庭成員在合議前認真學習了相關法律、政策規定。為了慎重起見，2016年8月18日合議庭首次合議，合議時大家認真負責、大膽發言、各抒己見，并就申請執行人律師提交的《調查令申請書》進行了認真審查，經過大家認真討論，針對《調查令申請書》的瑕疵問題，合議結果沒有同意簽發《調查令》。8月22日，陜西尚文律師事務所重新提交了《調查令申請書》。8月23日，經過二次合議，合議庭認為該申請書已經完全符合《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調查令實施辦法（試行）》規定的條件，同意向該律師發出《調查令》。審判長潘興隨即向主管院長周稷作了認真匯報，并將該事項所涉全部材料報主管院長審查。
周稷副院長經過認真審查，即向院長作了匯報，并與辦公室主任賢了《調查令》如何用印問題，同時對《調查令》的樣式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見。
經過重重審核，8月23日下午，渭南中院發出了首份《調查令》。根據律師調查結果，如果被執行人有可供執行的財產線索，則本案恢復執行。如果被執行人沒有可供執行的財產線索，則本案不恢復執行。
“我是在近一個月前向渭南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申請的。經過渭南中院反復討論、反復研究、反復修改，才最終得到了批準。”王麗萍說。
渭南中院執行局副局長潘興向記者展示了這張歷時近一個月才終于出臺的首張“神秘”調查令：在一張A4紙上，題頭寫著《陜西省渭南市中級人民法院調查令》，并標有案件編號字樣。
調查令中明確了有義務協助調查的單位需要核對持令人身份，并在有效期內向持令人提供調查令所指定的證據。記者注意到，渭南中院發出的《調查令》也明確注明，相關部門要積極配合，如妨礙調查令執行，法院將依法對相關單位和直接責任人作出嚴肅處理，處理方式包括罰款、拘留等手段。在隨附日期上，加蓋著渭南中院院長私章和渭南中院法院的公章。調查令有效期限15天。
手持《調查令》這把尚方寶劍，長安銀行的律師在15天的期限內，到西安、渭南、韓城三地的房管、國土等部門，調取多個被執行人名下的房產、地產等信息，9月7日調查令期滿，律師發現其中一人在渭南有房產。隨即，申請法院依法恢復執行，申請法院依法查封。
贊揚：“令牌”贏得多方交口稱贊
“調查令這一規定剛出臺時，大家就在一起議論，覺得這個規定非常好，解決了很多在實踐中遇到的問題。”陜西齊一律師事務所王松濤律師說，“調查令就是法院賦予律師代表法院行使調查權。這就像給律師的一把‘尚方寶劍’，讓律師出門調查有了底氣，因為此時他所代表的是法院而不是律師本人。”
陜西高院執行局副局長鄧世軍告訴記者，在執行案件中，隨著案件的逐年劇增，法院因為人力、財力資源所限，已難以承受大量的調查工作，而在執行階段，大量的執行案件讓執行法官們早已應接不暇，如果要等法院調查、執行，往往要排隊等候，必然引起群眾不滿。現在有了調查令，可以說是不僅解決了律師調查難的問題，而且能有效緩解法院早已存在的案多人少的矛盾，更為今后破解執行難開辟了新手段、新路子。
長安銀行律師王麗萍高興地說：“我作為律師來說，感覺還是蠻有收獲的。因為這個案子已經被“終本”執行了，我們通過《調查令》也查詢到了被執行人的財產狀況，我們也就恢復到執行了。”
“說實話，手里拿著這份調查令，感覺很好，因為我背后是人民法院。”渭南一名律師看到調查令后興奮地說，“調查令制度不僅減少了司法成本，也減少了申請執行人的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因為他等待法院調查或者自行調查，所付出的要遠遠超過于此。”
一、庭前會議程序之本體解說
刑事訴訟中的庭前會議，是指對于重大、復雜案件，為了避免審理期限過長，法官依職權或依控辯雙方的申請，法院認為有必要時，召集控辯雙方對庭審中的相關問題進行必要溝通的準備程序。[1]庭前會議不是一個獨立的訴訟階段，庭前會議程序有別于庭審程序，法庭審判的主要負責裁判被告人定罪量刑的實體性爭議，庭前會議的主要任務是處理程序性請求及爭議，為了保障庭審階段集中處理實體性爭議清除障礙、鋪平道路。
（一）該程序有助于保障庭審程序的集中化，提高訴訟效率
1.維護庭審集中審理。庭審前解決了回避、申請調取證據、出庭證人名單等問題，有效避免證據突襲及臨時申請證人到庭等干擾、阻斷庭審程序的情形，有助于促進案件的集中審理。
2.明確案件的爭點。庭前會議對案件爭點、控辯雙方有無異議的證據提前進行整理，在正式審判的時候對這一部分將不做調查和辯論，避免了對證據一一舉證、質證帶來的訴訟資源的浪費。
3.實現程序的分流。通過庭前會議，訴訟各方可以進一步明確案件審理方式，從而實現了案件分流，防止訴訟資源不必要的浪費。
（二）該程序有助于促進庭審內容的的實質化，促進審判公正
1.實現證據開示。法官對案件事實的查明依靠控辯雙方的舉證、質證，在庭前會議中控辯雙方進行了充分的證據展示、交流，有助于法官、人民陪審員集中、客觀、全面地接觸證據，準確地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
2.加強審查證據能力。庭前會議程序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依據辯方的申請對控方欲在庭審中出示的證據的證據能力進行審查，解決公訴方證據的法庭準入資格問題。
3.控辯雙方參與協商。庭前會議將以前不透明的法官審查改為當事人參與的透明會議，使訴訟全過程均以“看得見”的方式進行。
（三）該程序有助于實現庭審控辯武裝的平衡化，保障被告人的訴訟權利
1.保障辯方知悉權。在庭前會議中，被告人可以了解到自己涉嫌的罪名和和有關情況；知悉合議庭組成人員和申請回避權、委托辯護權等各項權利；檢察機關應展示將掌握的所有證據，包括對被告人有利和不利的證據，被告人及其律師辯護準備更有針對性。
2.保障被告人的律師幫助權。在刑事訴訟中，被追訴人處于弱勢地位，其訴訟資源、法律素養有限，因此，被追訴人獲得律師幫助的權利至關重要。多數國家一般要求辯護律師必須參加會議。
3.保障辯方調取證據的申請權。相比較而言，辯護方在取證方面能力有限，為尋求控辯平衡，辯方有權從法官那里得到幫助，辯方可以申請法院調取對被告人有利的證據，并申請證人、鑒定人出庭作證。
4.保障被告人程序選擇權。修改后刑事訴訟法明確了簡易程序的適用條件，強調了被告人在簡易程序適用中的地位。被告人可以通過庭前會議這一平臺發表意見，對簡易程序的運用施加有效影響。
二、庭前會議程序之比較法研究
（一）美國的庭前會議制度
美國的庭前會議內容十分廣泛，立法采用概括式的方式規定動議，除需要陪審團認定的事實性問題之外，其余的全部可在庭前會議中解決。訴訟一方申請庭前動議必須通過審前動議進入庭前會議程序，交由法官裁決，聯邦刑事訴訟規則明確規定除非基于充分理由，否則法官不能推遲做出裁決。在美國通過運用“中間上訴”制度，對審前決議進行救濟，對于排除非法證據、證據的披露會影響到陪審團對案件事實的認定的裁決，允許當事人啟動上訴復審的一種制度，確保案件結果的公正性。
（二）英國的答辯和指導聽審程序
1995年，英國設立了答辯和指令聽審程序。在這一程序中，如果被告人進行無罪答辯，或答辯內容控方不接受，法官就可以根據雙方爭議確定庭前聽審日期，并在聽審中進行適當的指導。在答辯和指導性庭審的過程中，法官根據控辯雙方的申請作出裁定，就在整個法庭審判中具有法律效力，一般情況下不予撤銷或改變裁決，除非申請方可以證明在指導的聽審后，相關事項發生實質變化。立法者為該程序提供了充分的救濟途徑，申請方可以將該裁決上訴到上訴法院，只有上訴產生最后結果時，正式審理才能啟動。
（三）法國的預審制度
法國的預審制度是該國刑事訴訟的一項重要訴訟制度，20世紀初以來，法國形成了兩級預審制度，即初級預審和二級預審，不同級別的預審承擔著不同的任務。初級預審是的所有刑事案件都要經過的，具體由檢察官先制作立案偵查意見書，提請預審法官進行審查。初審法官根據案件情況裁定不予或裁定移送案件的處理。其中其認為構成重罪的案件制定移送案件裁定書，連同證據一起移送至上訴法院預審庭進行進一步預審，即二級預審，二級預審也叫重罪預審。二級預審實行“有限辯論的庭訊審查形式”，由于庭訊不展開充分的辯論，只要求控辯雙方簡要說明意見。[2]
（四）日本的庭前審查程序
在庭前審查程序上，日本在充分吸收了當事人主義因素的基礎上，除了繼續保持狀一本主義之外，還進一步完善了“庭審前整理”程序，彌補了受到排除預斷的限制和方式的影響。[3]審理準備程序以第一次開庭的時間為界，分為庭前的準備和開庭后的準備。第一次審理前的準備程序，以當事人的準備活動為中心，也包括法院與檢察官、辯護人的庭前協商程序，法院認為必要時，在公審期日前，可以隨時進行準備程序。出于排除預斷的考慮，在協商時不得接觸案件的實體部分和證據的內容。針對復雜案件，在第一次公審期日后，主審法官可啟動開庭后的準備程序，當事人有權對證據展示的請求或異議、證據能力的審查的申請。以上所有準備事項，都要由書記官制作筆錄，并在正式審理時予以宣讀，包括其形成過程。
（五）各國庭前會議程序比較分析
從庭前會議的比較考察情況來看，各國家在庭前準備的程序功能的追求上具有相通之處。首先，明確庭前準備的功能定位。各國家均明確指出庭前審查程序均是正式審判前的重要環節，對于嚴重犯罪案件，一般都要求進行庭前準備，為正確組織審判和順利開始法庭審判進行提供必要保障。其次，控辯雙方參與權。各國的刑事庭前審查制度在設置時，都較好地保證控辯雙方的參與權，一般情況都規定辯護律師有權到場。再次，結果一般以裁定的形式作出，具有法律效力，除非是新發現的證據，一般在接下來的程序不得變更；最后，各國立法對當事人訴訟權利影響重大的程序性爭議，賦予了申請再次救濟的權力。
雖然各國庭前準備程序的立法目的基本相同，但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具體方式卻各有各的特點。首先，審查主體不同，英美法系的審查主體有一部分是民間非職業法官。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官大多為專職法官。英美法系國家的庭前預審法官和庭審法官，基本已經實現程序上的分離。庭前準備活動的展開是由專門負責履行審查職能的人員實施。大陸法系國家則大多審查法官與主審程序法官不加區分；其次，審查對象不同。英美法系國家的庭前準備程序，庭前審查一般由當事人申請而啟動，主要解決審判階段的程序性爭議；而法國的預審制度則不僅解決一些重要的程序性爭議，大多情況下還承擔著公訴審查的任務，主要由法官依職權啟動，并根據案件情況裁定不予或裁定移送案件的處理。
三、庭前會議程序之規范建構
（一）明確庭前會議的啟動方式
從修改后《刑事訴訟法》第182條第2款的規定來看，刑事訴訟法規定審判人員可以“召集”控辯雙方召開庭前會議，法律賦予法院啟動權，而控辯雙方能否有權啟動程序則沒有明確。借鑒英美法系針對庭前會議的立法經驗，庭前會議的啟動可以分為依職權啟動和依申請啟動兩種方式。
1.賦予公訴機關建議權。在辦理一些疑難復雜、證據材料較為繁多案件時，檢察機關應當填寫《召開庭前會議建議書》，在案件移送公訴時一并提出法院。
2.辯方同樣享有庭前會議啟動的申請權。辯護方作為程序性爭議的當事人，也應有權申請啟動程序。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向法庭提出《召開庭前會議申請書》，在申請書載明關于庭前會議的主要議題。
3.賦予法院對是否召開庭前會議決定權。主要是發揮其“過濾”作用，防止庭前會議的被濫用。決定召開會議后，人民法院應在庭前會議召開3日前，將會議的時間和地點通知參加人。參加人應當按時出席庭前會議，若應該參加會議人員未出席會議的，則此次會議不能舉行。若被告人未被羈押，由法院應提供場所，供3方討論之用。若被告人被羈押的，法院應與看守所協商，在看守所設立專門的庭前會議辦公室來進行。[4]
（二）界定庭前會議的適用范圍
1.庭前會議是否適用簡易案件。目前，司法實踐中，多個地方制定的庭前會議實施意見均規定簡易案件不適用前會議程序。關于簡易案件是否適用庭前會議，筆者認為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出于對節約司法資源，提高訴訟效率的考慮，修改后刑事訴訟法擴大了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簡易案件基本覆蓋基層人民法院管轄所有的“認罪”案件，其中也可能存在被告人人數眾多、犯數罪導致證據數量大的刑事案件，存在進行庭前證據整理的情形。筆者認為，在制定實施意見時，對可能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輕微的刑事案件，完全可以不必經過庭前會議程序。對可能判處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適用簡易程序案件，如果經控、辯、審3方均同意的也可適用。2.對于沒有辯護人的案件是否可以召開庭前會議。沒有辯護人參加，不建議召開會議。理由庭前會議涉及控辯雙方的協商與對抗，有較強的技術色彩，而辯護律師具有專門的法律知識，享有獨立的調查取證權和會見權，可以為被告人提出專業意見，在辯護人缺位的情況下，庭前會議難以取得預期的效果。
（三）細化庭前會議的審查內容
結合現階段的司法實踐，除了回避、非法證據排除、出庭證人名單事項外，庭前會議可以解決的事項主要有以下內容：
1.管轄問題。如果當事人、辯護人、訴訟人對案件的管轄提出異議的，審判人員應先征詢公訴人意見，公訴人認為異議確有依據的，應及時匯報檢察長，在人民法院決定將案件退回檢察院后，移交給具有管轄權的檢察院，或報請上一級檢察院指定管轄。如果是上級法院指定管轄的，審判長在此階段應將指定管轄函在庭審會議中宣布，以保證庭審活動的合法性。
2.審判方式選擇問題。在庭前會議上，公訴人、當事人及辯護人、訴訟人認為案件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可以向審判人員說明情況并建議不公開審理。審判人員可以在聽取各方意見后，決定是否公開審理此案。
3.審判程序的選擇問題。實現程序的繁簡分流是庭前會議的重要功能之一，法官應當訊問辯護方對公訴人事實是否為認罪，決定可否適用簡易程序。
4.證據展示及調取問題。庭前會議為控辯雙方展示證據設置了程序空間，通過庭前會議法庭整理出控辯雙方對證據的異議，辯方可以請求重新鑒定、申請法庭調取新的證據等程序性請求。
5.附帶民事訴訟調解及刑事和解問題。庭前會議中，可以使民事賠償問題的大體意向及爭議焦點提前得以明確。
6.自首、立功的問題。在庭前會議上犯罪嫌疑人或辯護律師主張自首、立功情節時，公訴人要認真聽取、認真核實，為下一步做好庭審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礎。
（四）完善庭前會議的程序規則
庭前會議召開程序應為控辯雙方在審判人員的主持下圍繞討論議題交換意見。
1.庭前會議主持人的確定。關于庭前會議的主持者，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規定是“審判人員”，要求主持人必須具有審判資格。但由案件的審理法官來主持還是有其他法官來主持庭前會議在理論界有不同的觀點。在上文的國外庭前會議程序中，英、美等立法先進的國家，都成立了專門的庭前預審法官，從長遠的角度來看，設立實現庭審法官與預審法官的分立，有效地避免了法官形成預斷，提升了法院裁判的公信力。[5]
2.庭前會議應當采用不公開的會議方式進行。庭前會議不是正式的開庭審理，不涉及舉證質證和法庭辯論，僅僅是控辯雙方就程序性爭議互換證據和意見，不適用公開開庭的規定，同時，采用不公開的會議方式進行，也可以節約大量司法人力資源。
3.庭前會議的流程可以參照庭審的程序。具體由主持人核對與會人員的信息后宣布庭前會議的開始以及會議的主要議題。會議圍繞議題依次順序展開，一般應先由被告人或其辯護人發表意見，在可以征得主持人的同意后，展示本方證據，公訴人在聽取被告方意見、閱看提交展示證據后發表公訴意見。接下來，公訴方在征得主持人的同意后向辯護方展示，辯護方在公訴人證據展示完畢后還可以發表一輪意見。在雙方展示證據、發表意見后，主持人還可以安排公訴人、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發表總體意見，一般應先由辯護方發表意見；主持人在雙方發表意見后歸納各方的意見，對會議情況進行整理形成書面材料，由參加會議的全體人員簽名。公訴人作為控方參與庭前會議的同時，還肩負著法律監督的職責，對法院庭前會議的召集情況、參與人員情況、討論內容、處理結果予以全程監督，發現違法行為，可以當場予以口頭糾正，也可以會后向本院檢察長匯報，制發書面糾正意見。
（五）強化庭前會議的法律效力
作為一項專門的程序設計，庭前會議應當產生一定的法律效果。具體說，庭前會議的效力主要體現在3個方面：
1.關于程序性爭議。經庭前會議認定的程序性事項，回避、管轄、公開與不公開審理等程序性事項以及證人、鑒定人是否需要出庭作證的程序性爭議，應當具有確定的法律效力。在庭審程序中當事人重復提出，應當庭予以駁回，除非能夠證明相關證據材料是開庭審理后才知悉的，才可以申請重新提請相關程序裁定。[6]
2.關于證據展示與梳理。主持會議的法官應當制定證據展示筆錄及證據展示清單，對有異議證據和無異議證據清單進行總結說明，控辯雙方當場確認，對于無異議的部分，發生法律約束力，在庭審時一般不得再提出或調查。對于有異議的證據，初步整理爭議焦點后，留到庭審程序解決，以實現迅速、集中審理。
3.非法證據排除。辯護方提出排除非法證據的申請，法院征求公訴方意見，公訴人同意排除的，則不需要推遲到庭審過程中予以解決；如果公訴人不同意的，這需要在庭審中解決。但審判人員可以組織控、辯雙方播放同步錄音錄像，交換非法證據排除的意見等，為庭審上的非法證據排除調查程序做好準備、提高效率。
注釋：
[1]陳衛東：《2012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理解與適用》，中國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250頁。
[2]韓紅興：《刑事公訴庭前程序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134頁。
[3]在日本大多數刑事案件第一審程序的平均時間，地方法院為3.3個月，簡易法院為2.3個月，有的案件甚至需要幾年時間。而且審理往往也不是一次連續開庭，而是一個月或幾個星期開一次，間斷性地進行。參見[日]松尾浩也：《日本刑事訴訟法修改的動向》，丁相順、張凌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陳光中：《21世紀域外刑事訴訟立法最新發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56頁。
[4]王家庚：《庭前會議制度在實務中應注意的問題》，載《江蘇經濟報》2013年2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