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9-01 06:2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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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識經濟時代,如何對知識型員工實施有效的績效管理以提高其績效水平,成為企業關注的焦點。本文闡述了知識型員工的含義,分析了知識型員工的績效特征,進而提出了關于知識型員工績效管理的幾點思考。
[關鍵詞]知識經濟知識型員工績效特征
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使得企業的生存方式和管理模式發生了深刻的變革,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已經轉向知識和科技。而在知識經濟條件下,作為知識的載體,知識型員工扮演著關鍵的作用。因此,分析知識型員工的績效特征,對知識型員工實施有效的績效管理,成為當務之急。
一、知識型員工的含義及特征
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將知識型員工描述為“那些掌握、運用符號和概念,利用知識或信息工作的人”。弗朗西斯·赫瑞比則認為“知識型員工就是那些創造財富時用腦多于用手的人們,他們通過自己的創意、分析、判斷、綜合、設計給產品帶來附加價值。”知識型員工一方面能充分利用現代科學技術知識提高工作的效率,另一方面他們本身具備較強的學習知識和創新知識的能力。
知識型員工與組織內的一般員工相比,具有以下典型的特征:較強的自主性、較高的創造性、對權威的蔑視、工作過程難以監督控制、強烈的實現自我價值的愿望、較高的流動性等。這些特征決定了在對知識型員工進行績效評價時表現出不同于一般員工的績效特征。
二、知識型員工績效特征
1.績效行為難以監控
一般員工的績效考評通常建立在工作規范化和標準化的基礎上,對于標準化的工作內容便于進行過程監控,從而使得對工作過程的考評科學有據。而知識型員工創造性的工作特點決定了他們的工作一般重復程度較低,沒有確定的流程和步驟,不存在固定的工作規則,工作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因此,其工作過程往往是無形的,這種非標準化的自主性強的工作內容及非程序化的績效行為很難進行過程上的監控與考評。
2.績效成果難以衡量
由于知識型員工工作特點的特殊性,他們的工作主要是思維性活動,勞動過程往往是無形的,其績效結果的取得一般需要較長的時間或經歷一定的時間周期,有些工作甚至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不會馬上產生效益。因此,工作成果在短期內難以體現出來,更不易量化,這使傳統的基于行為和結果的績效評價體系受到了挑戰。
3.績效取得的團隊合作性
知識的專業化,使得知識型員工價值創造活動以分工與協作的形式進行,因此,知識型員工的許多工作任務都是以團隊的形式來完成的,勞動成果多是團隊智慧和勞動的結晶,其績效的取得更多依賴于團隊的合作而非個人的力量。在知識型員工的工作團隊中,雖然團隊的工作業績和個體的努力密不可分,但團隊合作的成果卻很難分割到每個人身上。因此,很難量化地界定出某個人貢獻了多少并以此為依據考評知識型員工的個人績效。
三、關于知識型員工績效管理的幾點思考
1.加強溝通,鼓勵參與
績效管理應是一種雙向的交互過程。知識型員工績效指標的確定應該從企業戰略出發,按照企業戰略、企業目標、部門目標、個人目標的邏輯順序,進行逐級分解。管理者在制定績效指標過程中,應與每個知識型員工就目標所涉及的主要工作與衡量標準進行反復溝通協商,雙方達成一致后,這些工作和標準就成為績效評價的依據。對于知識型員工來講,工作意愿是影響他們績效的最主要因素。用這種績效指標指導知識型員工的績效行為,員工自身的能力與業績的發展就能與部門的目標、企業的戰略緊密地結合起來,從而實現企業與員工的雙贏。
此外,由于知識型員工的工作自主性較高,他們要求及時了解工作過程的績效狀況,及時得到評估的反饋結果,以幫助他們改進工作,提高自身的能力水平和業績。管理者應鼓勵知識型員工參與績效反饋,使知識型員工可以有機會與管理者就績效考評結果做雙向溝通,對不客觀、不準確的評估結果有一個申訴的機會,能夠及時進行改正,管理者與員工之間主動的、持續的溝通可以讓員工充分意識到他們存在的重要性,從而感覺到被肯定和尊重,滿足了知識型員工的自我尊重和自主管理的要求,有效地起到激勵作用。
2.個體考評與團隊考評相結合
由于知識型員工在很多情況下是以團隊合作的形式進行工作的,這種工作特點決定了評價知識型員工時不能僅僅針對員工個人的工作,還應該考評整個團隊的工作狀況。如果只考慮個人績效指標,則可能使員工只注重自身工作質量和績效,缺乏團隊合作精神,協作程度差,這種情況將導致整個團隊工作效率低下,甚至于團隊成員各自為戰,從而整體工作陷入混亂。因此在設計考評指標時,一方面要考慮員工個人的工作行為和工作成果,另一方面要考慮所在工作團隊的工作進展、工作質量和團隊凝聚力等要素,注意個體指標與團隊指標的融合及一致性。將團隊指標納入知識型員工的績效評價體系,有利于提高員工的團隊精神,鼓勵員工之間團結協作,使團隊能夠高質高效地完成既定目標。
3.績效成果與績效行為綜合考評
通常關注結果的績效考評以工作結果為導向,注重工作的最終業績,評估內容主要集中在工作的實際產出;而關注過程的績效考評注重員工的工作態度和能力,評估內容主要集中在員工工作過程中的行為、努力程度和工作態度。知識型員工的工作過程復雜,績效有較明顯的復合性的特點,必須綜合考評其工作過程與行為結果。對非程序性知識型員工績效的考評,盡量以結果為主;對于程序性知識型員工績效的考評,可采用基于行為的方法;如果知識型員工的績效結果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成果本身又不易量化,價值體現滯后,專業性、創新性強,那么在對其績效進行考評時,需要將行為考評與結果考評相結合。
參考文獻:
【論文摘要】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是建立在勞動價值基礎之上的。勞動創造價值的理論是由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提出的，經歷了威廉·配第、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等多位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發展，最終由馬克思創造了勞動價值論科學的體系。新時期，對于勞動價值論的深化認識在于堅持價值來源于活勞動的一元論，確立生產精神性產品的的勞動和第三產業的服務性勞動也是生產性勞動的觀念，并且做好一、二、三產業的協調發展，避免因為各個產業發展的不協調導致經濟危機的發生。
馬克思創立的科學的勞動價值論至今已有150多年的歷史，它是馬克思剩余價值論的基礎，也是政治經濟學的基礎。馬克思有關于政治經濟學的所有理論都是構建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的。對于勞動價值論，在新時期有必要對其進行更深人的認識。
一、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由來與演進
勞動價值論的理論基礎是由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所奠定的。
(一)英國學者威廉·配第最先提出勞動價值論
1,配第在價值理論方面的成績
配第在價值理論方面的成績主要表現為在政治經濟學發展史上第一個考察了商品價值問題，第一次有意識地把商品價值的源泉歸因為勞動，從而確立了勞動價值理論;揭示了價值量和勞動生產率之間的關系，提出了商品價值量與勞動時間成正比，與勞動時間成反比;認識到勞動分工會促進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不僅認識到商品價值量取決于勞動，也意識到貨幣的價值量也是由勞動決定的。
2,配第在價值理論方面的缺陷
配第在價值理論方面的缺陷主要表現為混同了價值和交換價值這兩個不同的范疇;其價值和價格概念也含混不清;沒有把創造價值的抽象勞動和創造使用價值的具體勞動區分開來;把使用價值及價值混為一談。
(二)亞當·斯密對勞動價值理論有所發展
斯密是英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建立者。斯密明確提出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他區分了使用價值和價值，而且還對價值規律及其作用做了一定的分析。但是斯密的勞動價值論也有不徹底性，他認為:(1)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決定的;(2)商品的價值是由交換時所購買到的物品中所包含的勞動量決定的;(3)商品的價值是由“多種收人”，即工資、利潤和地租決定的。斯密的第三種價值決定論被后人稱為“斯密教條”。
(三)大衛·李嘉圖提出了在資產階級限度內最徹底的勞動價值論.是英國古典經濟學完成者
大衛·李嘉圖對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關系有了更正確的認識，實際上他是把使用價值看作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著，并且他始終堅持商品價值是由勞動時間決定的觀點，對斯密勞動價值論中的錯誤觀點進行了批判。他同意斯密的商品價值分解為“三種收人”，但不同意“三種收人”決定價值。但李嘉圖無法從價值規律的范疇內說明價值規律同利潤規律之間的關系，同時也無法解決價值規律同平均利潤之間的矛盾。所以說，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不能完整的解釋價值規律。
(四)馬克思的科學勞動價值論的創立過程
馬克思在巴黎期間的筆記中否定了李嘉圖的“勞動創造價值”理論，同時在方法論上反對李嘉圖在價值理論中所用的抽象方法。在《哲學的貧困》和《雇傭勞動與資本》這兩個著作又開始承認李嘉圖的價值理論學說。隨后在《1857一一1858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最終形成了科學的勞動價值論，并最終在《資本論》中完成了科學勞動價值理論體系建設工作。馬克思創建的科學勞動價值理論的內容包括包括:商品二因素理論，勞動二重性理論，價值量決定理論，價值形成理論，商品拜物教理論，價值轉型理論，國際價值理論，生產勞動與非生產性勞動理論等。其中的核心內容概括起來就是:人的活勞動是價值產生的唯一源泉，其他勞動與生產要素都不創造價值，不能成為價值的源泉。價值量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決定。商品交換以價值量為基礎，實行等價交換;在相同的時間里，復雜勞動所創造的價值是簡單勞動所創造的價值的倍增，等等。
二、當今現時代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再認識
(一)生產精神產品的科教文衛勞動，以及第三產業中的服務性勞動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創造問題
在當今這個科學技術迅猛發展，商品生產大大超過以往任何時期的時代，馬克思的科學勞動價值理論仍然能夠對現有的經濟現象進行科學的解釋。而且盡管處于信息時代，但必須承認在商品生產和交換中耗費的活勞動，即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才是創造新價值的唯一源泉。北京大學胡代光教授就對否定馬克思的勞動創造價值的“生產要素創造價值論”進行了批駁。他這樣說道:“有人提出了所有生產要素共同創造價值論。認為進入新世紀和新技術發達時代，還堅持馬克思勞動價值一元論，那肯定被認為腦子出了問題，而且聰明的馬克思、恩格斯也會在墳墓里發笑”。這種理論“將馬克思的基本原理化為烏有了。”從勞動價值論角度來分析，胡代光認為，生產要素在現今，不但包括資金、廠房、機器、知識產權、信息、管理等要素，這些新要素都具有資本化特點，都不具體創造價值，只有和具體的生產性勞動相結合，才能夠創造出來新的價值。而生產性勞動則是既包括體力勞動，也包括腦力勞動;既包括生產物質資料，又包括生產精神產品的科教文衛勞動，以及第三產業中的服務性勞動。“當今社會經濟發展，科學技術工作和經營管理作為勞動的重要形式已愈益對其起著重要作用，所以，勞動者整體既包括工人，又包括科技人員、管理人員，乃至被雇傭的指揮勞動或監督勞動的人員，他們都以各種不同方式參與商品價值的創造。”仔細揣摩其涵義，筆者認為，做這樣的論述的原因是:這些生產精神產品的科教文衛勞動，以及第三產業中的服務性勞動，既創造了使用價值，又創造了價值，在作為商品出售時，也同時包含了剩余價值。“我國輕視知識和排斥知識分子的問題有著深刻的經濟、社會和思想根源，主要是來自小生產方式的局限性和由此產生的民粹派社會主義思想。”“作為勞動的分工體系來說，知識生產、智力創造也越來越獨立于生產環節之外，腦力勞動作為一種復雜勞動就越來越成為價值的主體。但是勞動價值論不僅適用于工業經濟時代，而且同樣適用于知識經濟時代。”只不過這種商品或服務在購買時與物質性的商品的不同點在于:這種勞動就是勞動者的具體勞動本身，而不是凝結在商品中的轉化為物化勞動的活勞動。
所以就存在這樣一個問題:轉化為物化勞動的活勞動與其他的生產性勞動，特別是服務業的生產性勞動的最大不同在于，轉化為物化勞動的活勞動是最終凝結在物質資料當中的，而其他的生產性勞動，特別是服務性勞動，其勞動并不是凝結在物質資料當中的，在購買時就意味著對這種勞動的即時消費。比如:擦鞋工為顧客擦鞋，理發師傅為人理發，在其勞動力的購買中就直接實現了消費;而不是像金銀等物質財富的提煉一樣，在消費的同時有人的勞動凝結在待加工的原材料上，最終使其轉化為金銀，并能在其物質的存在期內一直具有相應的價值。服務性勞動等其他未凝結在物質資料中的生產性勞動在消費的同時就已經消耗的尤影無蹤。但由十這兩種勞動都具有相應的價值與使用價值，所以，除了由于兩種生產性勞動的作用對象存在差別而使其最終存在方式不同外，其本質都是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即活勞動，具有相同的性質，應當同樣予以重視。其本質上都創造了社會財富。
(二)第一部類與第二部類和第三部類之間的協調發展問題
如前所述，凝結在物質資料中的活勞動與不凝結在物質資料中的生產性勞動是有區別的。正是由于這兩種生產性勞動是不同的，在經濟運行中就應該認清這兩種生產性勞動的具體特性。如果不能弄清這兩種生產性勞動之間的不同特性，在經濟建設中極易造成經濟發展的失衡。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中已經根據性質將生產物質資料的部門分為生產生產資料的第一部類和生產生活資料的第二部類，而且第一部類與第二部類之間的擴大再生產要按照比例協調發展。我們如果將不凝結在物質資料中的生產性勞動所屬的生產部門稱之為第三部類，那么第三部類與第一部類和第二部類等三個部類也要協調發展。
假設在三大部類不擴大再生產的條件下，所生產的所有產品和勞動都進行交換和消費，那就應該是這樣的情況:第一部類能夠為第二部類提供全部固定資本投資和向第三部類提供部分固定資本投資，而巨第二部類能夠為所有部類提供物質生活資料和向第三部類提供部分固定資本投資;同時第三部類應該能為前兩個部類及自身所必需的不凝結在物質資料中的生產性勞動。而這種情況在現實生產中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在現實生產中存在的是擴大再生產。只有擴大再生產才能夠提供人們的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和新增加人口的消費需要。那么在擴大再生產中就應該也是第一、第二、第三部類協調性的出現增長，不能出現不協調而使經濟出現不健康的增長進而引發經濟危機。這樣產生的不健康增長應該有如下幾種:
第一，當第一部類所占有的資源過多時，有可能會由于沒有相應的消費品與勞務(此處指沒有凝結在物質資料中的生產勞動，下同)與其交換，從而導致消費資料和勞務的缺乏，大量的生產資料生產部門因為找不到買主而破產，進而可能引發經濟危機。
第二，當第二部類生產消費品過多，而第一類沒有相應的物質補償，第三部類沒有相應的勞務提供，根據價值規律，生產資料和勞務就會價格急劇上漲。這樣可能會維持一段時間的經濟虛假增長，但最終經濟會因發展過于不平衡而陷人經濟危機。
第三，當第三部類占用資源過多，相對于可提供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來講，那么就出現勞動力的大量過剩，同時由于第一、第二部類資源量占有不足，所以就出現物質資料的相對不足。物質資料的相對不足，那就是物質資料的價格出現上張，同時伴隨著經濟發展的停滯，導致經濟危機的發生。
[論文摘要]勞動價值論爭論中需要認清的三大新問題是：1、科技知識不能創造價值。它是生產價值的重要條件，只能將自身的價值轉移到新產品中去。2、知識勞動者成為價值創造的主體。其中科技工作者、管理者的勞動能創造巨大的價值和財富。3、要深化發展勞動價值論的認識與研究。
隨著高新技術的發展和信息技術的迅速傳播與廣泛采用，人類步人新的經濟時代—知識經濟時代，知識變成經濟發展的首要資源，成為對經濟發展起決定性作用的要素，科技知識(以下簡稱知識要素)不僅使生產力的發展速度大大加快，使社會財富急劇增加，而且對傳統經濟理論形成很大沖擊，引發出了對勞動價值論的深化認識問題。面對生產力構成中的知識要素對經濟的突出貢獻，有學者提出知識能夠創造價值的觀點。他們認為，知識可以復制，能重復使用，有再生性、創新性特點，它有特殊的使用價值，可以突破物的要素的有限性，極大滿足人的需求，對經濟作出的貢獻是其它諸要素無法比擬的，它在價值生產中貢獻巨大，所以，他們認為知識能夠創造巨大的價值與財富。這就是所謂的知識價值論。
由于知識創造價值觀點的提出，這在價值理論上引起了軒然大波，它引發了多元價值論對勞動價值論(一元價值論)的挑戰，從而引起勞動價值論大爭論。爭論中產生了一些觀點與勞動價值論存在根本的分歧，而且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它促使人們去思索探究這些問題的真偽，為深化發展對勞動價值論認識提供了基本素材和條件，并能對之產生深遠影響和歷史性意義，但首先則要求勞動價值論能夠根據時展的新現象，對那些問題作出正面而科學的回答。在諸多問題中，存在著最明顯的三大新議題:一、科技知識能否創造價值?這是價值論之爭的契機與前提，必須從理論上深人分析才能說服人。二、既然新科技的發展，使先進機器設備得以運用，企業內直接勞動的人數減少，那么價值創造的主體是誰呢?它有何轉變?這是社會發展的新傾向，并與第一個問題直接相關、相輔相成，它也是勞動價值論應予以豐富發展的內容。三、這次爭論呈現兩種態度:一種是要發展深化勞動價值論，另一種是要用價值多元論取代勞動價值論。面對這種情況，我們應如何科學地對待勞動價值論問題呢?這三個問題認識清楚了，才能更好地推動勞動價值論的深化與發展。
對此三大議題，我們的回答是:第一、科技知識不能創造價值;第二、知識勞動者是價值創造的主體;第三、深化發展對勞動價值論的認識與研究。這是研究勞動價值論之中面臨的最基本的問題，對此必須認識清楚，不可回避。
一、科技知識不能創造價值
科技知識運用于生產，為社會創造了許多財富，因此造成一種假象:似乎科技知識就能創造價值。科技知識能否創造價值?理論界對此爭論得很激烈，而勞動價值論的回答是否定的。
1、從科學技術知識與勞動生產力的關系來看，科技知識是勞動生產力的因素，但不是決定價值的因素。
決定勞動生產力的因素有: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在這些因素中，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居于重要地位。因此，隨著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財富的創造較多地取決于生產所運用的動因力量，即科學技術的進步和它在生產上的應用。
新科技知識通過作用于生產力中的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來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它的應用使勞動資料中的動力系統、機具系統、運輸系統和信息系統更為先進，使勞動對象的范圍擴大，性能質量更好，并可武裝勞動者的大腦，提高勞動者的素質，造就高素質的工人、管理人員和科技人員。這些因素的結合，形成新的生產力。科技知識通過作用于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進人勞動過程，參與使用價值的創造，但不進人價值形成過程，只有人的勞動是決定價值的因素。因此科技知識不能創造價值。
2、從勞動的二重性學說來看，經過科技知識物化的勞動對象和先進的機器設備等生產資料，通過具體勞動改變自己的使用價值形態，將自身的價值轉移到新的產品中去，而抽象勞動則在產品中加進了新的價值。
在勞動過程中，勞動者通過具有特定目的和方法的具體勞動，使用先進的機器設備等生產資料，最終生產出新的產品出來。這個過程中，生產資料的使用價值形態被消耗掉，通過具體勞動，原來的使用價值已造就了新的使用價值(新的產品)。由于具體勞動創造各不相同的使用價值，它們無法在量上進行比較，就只有靠產品的有用性(使用價值)來保存生產資料的價值，生產資料轉移到新產品的價值，只能是它先前失掉的價值。因此，具體勞動無法使價值增大。而抽象勞動就是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凝結，是價值的源泉，它的耗費能在產品中形成追加的新價值。正因為勞動的二重性，使得加進新價值和保留舊價值在同一勞動時間內共同完成。因此，先進機器設備等生產資料只能轉移價值，不增加價值。科技知識及經過它物化的機器設備等生產資料不能創造價值。
3、從勞動生產率與價值量成反比例的關系來看，經過科技知識改造的先進生產工具或機器，通過勞動者使用，可以提高勞動效率，生產出更多的產品，但單位產品耗費的勞動時間減少，其個別價值降低了。按馬克思的觀點，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變的前提下，無論個別勞動生產率如何變化，同一勞動在單位時間里創造的價值是相等的，這說明先進機器的使用，雖提高了勞動效率，造就了更多的產品，但卻未使價值量增加。雖然在市場競爭中，通過商品交換，勞動效率高的生產者可實現較多的社會價值，但機器的使用不會增加價值總量。可見，經科技知識改造的先進機器或工具不能創造價值。
4、從高素質的勞動者與低素質的勞動者創造價值量的比較來看，前者在單位時間里創造的價值要大。也許有人會說，由此不可以說明勞動與科技知識都創造價值嗎?我們的回答是:科技知識不可能增值，仍然只有勞動創造價值。
這里，高素質的勞動者創造的價值量大，他的勞動效率也比低素質的高，但這增加的價值量不是因為科技知識帶來的，而是由于高素質的勞動者，其勞動復雜程度要高、勞動的強度要大，在單位時間里，他耗費的體力、精力、智力比低素質的人要多、要快，他的勞動多倍于簡單勞動。因此，高素質的勞動者比低素質的勞動者在同一時間里創造的價值要大，這個增加值仍是復雜勞動帶來的，科技知識并未能參與價值創造。
綜合以上四點，說明科技知識及經過知識物化的知識產品、機器設備等都不能創造價值。
二、知識勞動者成為價值創造的主體
隨著高科技的應用，企業內直接勞動人數減少，出現了“無人車間”、“無人工廠”，人們會疑惑:價值創造的主體是誰呢?它發生了怎樣的轉變?是轉向科技知識嗎?
我們知道，勞動是人在生產使用價值時運用的體力與智力的總和。勞動除了包含體力勞動外，還包括腦力勞動，腦力勞動是總體勞動的組成部分，從屬于創造價值的生產勞動。
隨著現代高科技的發展，使社會勞動發生了變化，勞動出現了知識化、智能化、復雜化特點，復雜勞動在價值創造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而體力勞動的比重日益下降，繁重的重復的體力勞動，正被各種自動化機械和計算機所取代，社會勞動結構發生了相應的變化，腦力勞動日益成為勞動的普遍形態，勞動者的創新能力和科學文化素質在經濟發展中起主要作用，那么創造商品價值的勞動也由過去的主要依靠體力勞動創造轉變為主要依靠腦力勞動創造。因此，價值創造主體不是轉向科技知識，而是轉向知識勞動者、腦力勞動者。
比如:19世紀中葉，馬克思時代，當時經濟發達的英國在工業和農業領域就業的勞動力大約占了英國當時全部就業人數的64%(1840年)，當時的價值是主要依靠體力勞動創造的。到1980年，英國在工業和農業領域就業人數在全部就業的人數中所占的比例已下降到了大約20%，與此同時，從事服務業的人數卻由36%上升到了63%,67.8%、大約80%;與此同時，英國創造的GDP卻不是在減少，而是在不斷增加，1885年為13.16億英磅，到1980年達2312.1億英磅，1987年4141.8億英磅，2000年10425.9億英磅。而這些服務業中發揮著重大的創造價值作用的人員大多是知識生產者、知識分配者、技術工作者、管理者、信息服務人員以及具有現代科學文化素質和一定技能的人員，而且這些人員在全社會正日益增加，他們創造的價值在服務業中占絕對比重。目前信息產業已成為發展最快的領頭羊，全球GDP中，已有三分之二的產值與信息產業有關。信息業已成為全球第一大支柱產業。19%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年度報告指出，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即知識經濟在OECD的主要成員國中，“已占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50%以上”。這些數據已表明，知識智力勞動者已取代體力勞動者的主體地位，價值主要由他們創造帶來。知識勞動者成為勞動的主體，他們是科技工作者、管理者、專業技術人員、操作工人、服務人員，其它從事精神文化生產的人員等等。其中科技工作者、管理者是知識勞動者的典型代表，是創造價值的核心主體。
但是，為什么科技工作者、管理者的勞動能創造巨大的價值和財富呢?在這里，我們需要對兩者的勞動作用問題進行深層分析。
當年馬克思就十分重視科技工作者、管理者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他指出:“隨著勞動過程本身的協作性質的發展，生產勞動和它的承擔者即生產勞動者的概念也必然擴大。為了從事生產勞動，現在不一定要親自動手;只要成為總體勞動者的一個器官，完成他所屬的某一職能就夠了。”在整體勞動者中，除了體力勞動者之外，還包括經理等管理人員、工程師等科技人員，馬克思又具體地說:“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腦工作，有的人當經理、工程師、工藝師等等，有的人當監工，有的人當直接的體力勞動者或者做十分簡單的粗工，于是勞動的越來越多的職能被列在生產勞動的直接概念下。”從馬克思的敘述中可知，科技人員、管理人員是屬于生產勞動者，他們是在勞動“概念擴大”之后，其勞動能力的“職能被列在生產勞動的直接概念下”的勞動者，其從事科技工作和經營管理的勞動，都是生產勞動的重要形式，在現代生產中，其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
1、對科技工作者勞動作用問題的分析
對科技工作者的勞動，有些學者稱其為“科學勞動”、“科技勞動”、“科技創新勞動”或“創造性勞動”等概念，都一致認為它是以高科技為基礎的創造性勞動，能創造巨大價值。20世紀末以來，人類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科技創新，如信息技術、生物工程技術、核動力技術、納米技術、宇航技術等都是當代科技創新勞動的成果。勞動是以擁有科學知識高積累和高創造性能力的科技人才來進行的生產勞動。它有兩大功能:一是提高勞動生產力和創造高知識含量使用價值的功能。首先以科學發明為基礎創造出與生產直接相連的科技成果，如新技術構思、新產品、新工藝、新設備，以及各種技術數據等，其知識含量高，富有使用價值，而以之為生產手段，使生產產品的能力較之傳統工業生產工具高出千百倍，是國民財富高速增長國力迅速增強的有力杠桿。二是創造高價值的功能。科技創新勞動是層次最高的高度復雜勞動，這種勞動具有高價值創造能力，是當前科技進步和勞動方式現代化以及發達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現的新情況、新特征。創造性是科技創新勞動的特點。比如:在形成半導體芯片的價值中，85%以上的價值來自于專門設計和工程服務以及相關的專利版權的創造性勞動。
根據科技工作者對經濟作出的巨大貢獻，理應給予豐厚的報酬，一方面是對科技人員從事高度艱辛的復雜勞動、付出了巨大勞動代價之后所給予的經濟回報，同時也是鼓勵更多的科技工作者在本職崗位上作出更大的創造性成果出來，為社會經濟服務，以充分體現知識的作用。
2、對管理者勞動作用問題的分析
隨著現代科技的進步，經營管理的作用日益重要。馬克思肯定了生產管理的必要性，對之反復使用了“監督勞動”、“指揮勞動”、“管理勞動”、“指揮和監督勞動”等概念。肯定了廠長經理等的管理勞動是指揮勞動，也是生產勞動。其勞動表現在對產品的設計、工藝改進、內部機制的創新等方面做出預先決策，對生產內部的各種資源進行合理的組織、配置，使之協調優化，這種工作需要有專業知識、生產經營能力與豐富的經驗才能作出恰當的判斷、合理的估計、英明的抉擇，這屬于知識勞動。生產過程中，管理者要使員工能夠進行協作勞動、互相配合、不斷創新，對生產要予以監督、指揮，承擔創造價值的任務;他們為實現產品的價值，需要創造性地展開營銷活動，開拓新的活動領域，不斷沖破常規、捕捉新的機遇，開辟新的市場，而在產品價值的實現過程中，會面臨激烈的競爭、對手的排擠、市場的變化等，這就需要他們運用智慧、膽略和創造性，善于駕馭局勢變化，善于抓住機遇，以使產品占領更多的市場份額。顯然，經營者的勞動是一種復雜的腦力勞動。能創造巨大的價值。
在當今經濟發展的新形勢下，隨著經濟的全球化、世界經濟的一體化，經營、管理會變得更為復雜，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一個優秀的管理人員在組織生產中的作用和所創造的價值要遠勝于一個普通職工，同時他在實現商品的價值方面也發揮著重要作用。
鑒于管理者的勞動也是一種高智力的知識勞動，他在創造價值與價值實現中作出了巨大貢獻，也應獲得更多報酬，這才是對其管理勞動的復雜性、創造性的肯定。
總的說來，價值創造不僅僅局限于狹義的物質生產領域，創造價值的勞動者也不只限于直接從事物質產品生產的勞動者。如今，實踐已證明科技工作者、管理者正日益成為價值創造的主體，他們的勞動是知識勞動，是能夠創造巨量價值的高級的復雜勞動。
三、深化發展對勞動價值論的認識與研究
這次爭論呈現兩種態度，一種是以多元價值論補充修改甚至取代勞動價值論，另一種是深化發展勞動價值論。通過理論大爭論，我們知道，有些價值論是錯誤的理論，其名義上是修改補充勞動價值論，實則違背了勞動價值論關于勞動是價值創造的唯一源泉的根本觀點，以取代或者否定勞動價值論，這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行不通的。
事實價值觀，是人關于外在世界的偽真價值觀，指元倫中的主義。其根本的命題，是從事實引出價值的本源、價值的根據。它不僅把價值與事實等同起來，而且要根據事實解答價值。但事實作為事實本身，它不是價值，更不可能充當價值的根據。事實在事實上的事實性，即它的有限性。有限性的事實，不可能成為與終極差別相關聯的價值根據的設定者。事實價值觀，對象化在人身上則為肉體價值觀。肉體價值觀首先將肉體與價值的差別抹去，再用肉體的生存性來規定價值的內涵，從肉體的生存中引出價值的根源、價值的根據。它是一種偽真價值觀：基于對肉體和價值的同一性信仰，而且是價值向著肉體同一而非肉體向著價值同一的信仰，肉體成為價值根據、價值本源的承諾者；全部價值觀念——意識、精神、文化——的規定性，無不以肉體生存的事實性為內容；人在價值論上，僅僅被當作肉體生存者。他的一切生成性活動的目的，指向肉體生命的生存本身，而不是把人創造為一個獨立的存在者。另外，在價值論上，事實價值觀構成邏輯虛無主義的根源一；肉體價值觀成為邏輯虛無主義的根源二。
關鍵詞：事實價值事實價值觀肉體價值觀邏輯虛無主義差別指向力終極差別
在史上，是斯多葛派最早把倫理的善與價值(axia)相區別。他們將“有用的東西”、“值得渴望的東西”理解為有價值的。“價值作為哲學的中心概念開始被使用、傳播在19世紀末的德語文化圈的思想界中。”［1］希臘語“axia來自形容詞axios。axios本有‘與……相當’、‘與……有同樣價值’的涵義。因此，axia即某物內含的有用性。此物和擁有與己相當程度的有用性的其他事物是可能交換的。在這點上，價值同‘價格’的意義相近。”［2］一個事物有用，當然是在一定范圍內才成立。而且，物的價值即與物相當的有用性。這個與物相當的東西，給與物以有用性。物的有用性，源于其本身的個別性，源于物自身與它物不同的差別性。所以，差別性的物，規定著物的個別價值。但是，物的差別性來自何處呢?
物與物的差別，或物的自在本性，由物的意識主體來確立。價值是“明確地被意識到的、能作為判斷內容的東西。”“它在尋求妥當性中向我們逼近，但作為相對于我們的價值，是由我們對妥當的對象承認、拒絕、或各種價值評價而成的東西。”［3］沒有意識物的人，物的價值因其喪失了差別性的根源而不可能呈現出來。是有差別指向力的人最終使物的差別性成為現實的差別性，即物所呈現出的有用性。離開主體的“選擇基準”［4］，物的價值就無從誕生。一般意義上關于物的有用性的規定，只因為是物在向差別性的人打開自己才獲得了價值的規定性。這樣，價值一詞內含的“與……相當”除了向人喚起物的差別性之外，還向人啟示了物的差別性的根源——人的差別性存在。所謂價值是相對于人而言的這句話的意義，就表現在其中。人關于世界的價值論言說，是通過規定物的差別性來展開規定者的差別性、人的差別性。
以上關于價值的詞源意義的一般，使我們得出如下結論：價值，是差別性的人關于物的差別性的規定。物從人獲得的差別性，構成其有用性的根源。物的價值同物的差別性相關聯，同時和人的差別指向力相勾結，它向人打開一個由差別性與相關性構成的世界。所以，人關于價值論的言說，最終都必須置身于個別價值相的言說，必須借助人的差別性指向力展開個別價值相的在場空間和它們之間的區別。
價值論是關于價值的本源、價值的根據、價值的展開方式的理論。在關于價值論的思想史上，由于沒有把價值論的探究植根于邏輯論，沒有追溯價值的終極根據，出現了以事實、肉體(人的存在所背靠的事實)為價值本源的理論。前者稱作事實價值觀，后者為肉體價值觀。它們以價值的非本真樣式展開價值的本真言說，是一種偽真價值觀。價值邏輯論，以偽真價值觀為論述起點，目的是為本真價值觀的開啟消除障礙。
一事實價值觀
事實價值觀，指元倫理學中的自然主義。其根本的命題是從事實引出價值的本源、價值的根據，它不僅把價值與事實等同起來，而且要根據事實解答價值問題。［5］“根據自然主義，倫理的言明在一切關于經驗事實的言明上并沒有減少其內容，因而能翻譯成后者。”［6］用事實的言明代替倫理的、價值的言明，以此給出價值生成的根據，乃是所有自然主義倫理學的理想。將倫理學“化”，以科學的態度對待倫理學中的價值問題，以科學知識論建立邏輯價值論，從而在最終意義上遺棄價值論的言說，成為分析倫理學的目標。
英國倫理學家穆爾，在其《倫理學原理》中把善的性質比作黃色的性質。人能夠用認識黃色的說明善。［7］不過，20世紀上半葉關于顏色的表明，黃色是光的一種客觀特性，依靠顏色的色澤度、光亮度和飽和度，可以對之加以具體的解明。但怎樣以此闡釋善的性質呢?
由于不可能從事實性的言明中推出價值性的言明，邏輯實證主義者只有提出價值情緒說，以此為價值論的開啟給出回避的理由。A·J·艾耶爾在《語言·真理·邏輯》中說：“在命題中倫理符號所表達的并沒有在其命題的事實性內容上增加任何東西。”［8］關于倫理上的善惡陳述如同發音的語調和句子的感嘆號，這不會為文章的意義帶來什么新的東西，只對表現說話人的感情有作用。
企圖從事實引出價值的事實價值觀的結局，必然是價值情緒說。因為事實不是價值，情緒也不是一種現成性的事實。把價值同人的情緒聯系起來，用人的情緒給出價值的根據在終極意義上是不可能的。在情緒和價值之間，不存在必然的相關性。何況，情緒本不可能加以經驗性的言說，以不可言說的情緒去言說價值，暴露出自然主義者最初抱著的價值不可言說的信念。
事實價值觀集中體現在倫理學中，這源于倫理學始終沒有將價值同倫理的善相區別。“價值一般是在與道德的關聯中被當作問題提出，甚至將道德價值認定為最重要的決定性價值。”［9］現代分析哲學家們，繼承這種對價值和善不加分別的傳統，誤以為關于善的觀念的分析就能代替對價值本身的分析。其結果當然是無的放矢。價值不是倫理的善，斯多葛派哲學家如是區別。按照我們前面關于價值一詞的語義分析，價值是物的有用性；物的有用性來自物的差別性，物的差別性由人的差別性指向力或人規定差別性的能力給與。這在根本上同邏輯相關而不是與倫理的道德相關。價值之所以是價值，因為它不是事實，因為它同事實存在終極的差別。事實價值觀，表達的是一種關于世界的事實性言說信仰，而且是一種沒有終極根據的信仰。認定天地陰陽氣之類的事實性在者，這不可能言明人的存在、人的共在、人的同在的價值，不可能開啟作為意識生命而存在的人、作為精神生命與他人共在的人、作為文化生命向終極者同在的人。
事實價值觀內含如下的信仰：“從事實導出價值、從陳述性的東西引出規范性的東西”［10］在邏輯上是可能的。這種可能性的前提為：事實與價值的同一性和以事實代替價值的合理性，從而抹去關于世界的價值性言說，即人關于世界的差別性言說。具體地說，這種抹去的工作開端于物和人的差別處，進而將事實價值化、物人化。
在價值論上，事實價值觀構成邏輯虛無主義的根源一。
根據事實價值觀，邏輯虛無主義，相信世界只由事實性在者構成而不由人的主體活動生成，相信沒有關于世界的邏輯性言說和差別性言說。不僅世界中的物與人沒有差別，而且物的差別就是人的差別。一切價值論在邏輯虛無主義者看來毫無意義。人關于物質自然的在、自然生命的生長、肉體生命的生存的差別性規定，在邏輯上不存在終極的根據。由上帝承諾的終極差別，對于物質界、植物界、動物界甚至整個人類無效。這樣，邏輯虛無主義的展開方式為物的人化。它包括物質的人化、生命的人化、肉體的人化。
廣義的物概念，指物質自然、自然生命、肉體生命，這也是事實一詞的真正涵義。廣義的價值概念，喚起的是作為價值給與者的存在者、共在者和同在者。物的人化，即事實的價值化，目的是為了以物的差別性代替人的差別性。所謂事實與價值不分，實質上是物與人無差別，人這個差別性的存在者喪失給與差別性的能力。
物的人化觀念，把物的事實性之在理解為人的價值性存在，進而以物質的物性、植物的生長性、動物的生存性規定人性。在人的心理邏輯和物理邏輯、生理邏輯、生命邏輯之間沒有根本的差別，并且，是后三種邏輯相的規定性規定著人的心理邏輯相的內容。動物的生存延續本能、植物的生長本能、物質的在的本性，就是人的人性的全部內涵。
作為邏輯虛無主義的一種展開方式，物的人化和作為虛無主義的一種展開方式的人的物化，僅僅在出發點上有差別。前者以物性為人性，后者以人性為物性。由于物的人化必然通過人的物化來實現，所以，邏輯虛無主義與在言說內容上出現了相同的地方。［11］不過，兩者發生的根據卻不同。物的人化，根據物與人無差別的信念即邏輯虛無主義；人的物化，依憑人的過去時間觀即。
二事實價值觀的非價值性
法哲學家拉德布爾夫，屬于新康德派成員，在其《法哲學》中說：“當為命題只能由其他當為命題給出基礎使之得以立證。正因為如此，終極的當為命題是不可能證實的，如同公理一樣不能證明只能確信。所以，和終極的當為命題關聯的、相對立的主張，即相對立的價值觀與世界觀在相互爭論、對抗的時候，人們用科學的一義性來解決它們，這在先是不可能的。科學考察的是可以教人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但無能教人應干什么。”［12］這里，拉德布爾夫不僅指出科學對于價值問題在邏輯上的有限性，而且認為價值論中的“當為命題”同“終極的當為命題”相關，是終極的當為命題給出一切個別的價值觀的立證基礎。
科學告訴人物質界、植物界、動物界是什么，它無法為此提供更多的為什么的解釋。它甚至對于人是什么這個事實性命題只能做出非本質的描述。因為，人是什么，在根本上不屬于事實性命題而屬于價值性命題。
事實價值觀這種價值論上的科學主義形式，在面對價值問題時同樣有拉德布爾夫所說的有限性。事實作為事實本身，因為它不是價值，更不可能充當價值的根據。事實在事實上的事實性，即它的有限性。有限性的事實，不可能成為與終極差別(“終極的當為命題”)相關聯的價值根據的設定者。在另一方面，當我們言說物的價值的時候，實質上是言說此物在相對于被言說前的又一種功用或又一種差別。這種差別，喚起人的注意。不過，人關于物的差別的意識，卻取自于他相應的差別意識力，是人的差別指向力言說出物的差別、物的價值。
人的差別指向力，根源于人的差別性存在。人的差別性存在，由終極差別給與。只有終極差別關于人的存在的差別性承諾，才使同在者全體相互差別。在此，價值的根據在人的差別指向力，在邏輯上由終極差別設定。價值的根源，顯然不在事實上，相反，是價值本有的差別性決定著事實的事實性。
一個事實與另一個事實的差別，其根據在于差別的規定性。因為，事實給與事實的，只能是又一個有限的事實。事實的個別性作為事實的共性，來自于終極差別通過人的差別指向力即人的邏輯能力的承諾。終極差別在邏輯上，使一個事實差別于另一個事實。
事實價值觀這種偽真價值觀本身的成立，建立在事實與價值的差別基礎上。從事實引出價值，以事實規定價值，其最低條件在于事實與價值的差別。否則，事實怎樣去承諾價值呢?而把事實和價值區別開來的恰恰是價值。價值本來意味著差別。價值在邏輯上先于事實。它既把自身同事實分別，又給與事實之間以差別。事實之間的差別，和事實與價值的差別，無不背靠著價值。這在本源論上可以稱為事實的價值性。
還有，事實在事實價值觀中，即使能夠給與以價值什么，其所給與的至多也不過是事實性的事實，而不可能是價值性的價值。事實無力像價值那樣充當差別性的承諾者。
三肉體價值觀
事實價值觀，是人關于外在世界的偽真價值觀，它對象化在人身上則為肉體價值觀。
肉體價值觀首先將肉體與價值的差別抹去，再用肉體的生存性來規定價值的內涵，從肉體的生存中引出價值的根源、價值的根據。人作為肉體的在、它的生長、生存是人的意識的中心和人與他人共在的目的，同時是人這個同在者全體向上帝同在的基本意向。
按照肉體價值觀，肉體的差別性是人的價值差別性的給與者。人與人在價值上的差別，自始至終是肉體生存者之間的差別。肉體這個事實性在者——人的身體，是人的價值根據的所在。人作為人就在此誕生、成長、終結。為了生命的自我保存，每個人都有相應的自然權利，“就是每一個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運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13］這里的人的“天性”，無非是人作為肉體生存者的生存。它和動物這種肉體生存者在根本上沒有區別，甚至可以等同于植物的自然生命的生長。另一個唯物論者拉美特利，在其《人是機器》書中指出：我們尊重他人的錢包和生命，是為了保全自己的財產、名譽和我們的身體。［14］個人的身體的自我保存，構成人生的全部主題。人和人的差別，只不過是肉體生命體間的差別，但在肉體價值觀看來，這是人和人在價值上的差別。
肉體價值觀以肉體的生存規定人的價值存在，使之成為邏輯虛無主義的根源二。依照我們關于邏輯的語義闡釋，邏輯承諾價值的差別性以終極性，它為肉體和價值的終級差別設定邊界。邏輯虛無主義，在肉體價值觀中表現為肉體與價值的終極邊界的消失，或者說是抹去兩者的差別。邊界消失后的肉體，在肉體價值觀中充當價值的給與者和承諾者。肉體生存化為價值的根據。
由于價值同終極差別的內在關聯，由于終極差別是自在永在的上帝和人作為承受者的差別，那么，肉體價值化的結局自然是人的上帝化。人“將像上帝一樣，認識善惡”［15］，充當善與惡差別的判斷者。肉體在人的價值存在中、在肉體價值觀中的功能，根本上是承諾者的功能，類似于終極差別的給與機能。終極差別的給與，表現為上帝在下的言成肉身的努力。不過，對于肉體價值觀而言，上帝不過是一個同人一樣的肉體生命體。
肉體價值化這種人把自己上帝化的方式，通過人的意識生命的上帝化、精神生命的上帝化和文化生命的上帝化得以展開。人的意識、精神、文化在事實性上的三位和在以肉體生存為目的的一體，即上帝的三位一體，人性即上帝性。此種現象發生的原因在于：肉體價值化對于肉體與價值的差別的終極根據的取消，耶穌基督在以肉體為價值本源的肉體價值觀中被取消。他的靈生及受死后的復活，由于沒有圣靈的根據只有肉體的根據，因而是一種無根據的根據。無根據的耶穌基督，在肉體價值觀中沒有存在的必然性。這正好是肉體價值化所盼望的結果。
肉體價值化為人的存在本質，價值化為意識生命、精神生命、文化生命的本質。這樣，人的上帝化所帶來的，必然是人的肉體的上帝化，因為人的差別性存在由其肉體生存所規定。肉體的無差別本身，導致意識生命、精神生命、文化生命的無差別。它的事實性，使其在上帝化中代替了意識生命、精神生命、文化生命的生成性。這樣，意識所意識到的，除了同樣的肉體事實性外將不會有差別，精神的創造淪為一種事實向另一種事實的轉換活動。至于文化生命這種人自覺自己的心靈的產物，也降格為一個事實性在者。
“如果人是他自己的上帝，那么，他就能為所欲為而對審判無所畏懼。……他應當崇拜和侍俸他自己而不是創造者”，［16］不是承諾終極差別和價值的上帝本身。人在自己的上帝化中已經登上了上帝的寶座，代替上帝給與自己的生存以終極合法性。人在肉體生存中作為事實性在者的無差別性，使其對自己在肉體價值化的行為中的差別承諾成為空洞的承諾。肉體因人的上帝化，而墮落為肉體自身的價值根據和生存邊界。人順從肉體的欲望，行各樣污穢的事，“裝滿了各樣不義、邪惡、貪婪、墮落，滿心是嫉妒、兇殺、爭競、詭詐、惡念；又是讒言的、誹謗的、憎神的、不遜的、傲慢的、自夸的；他們還是捏造惡事的人、背逆父母的人，是無知、無信、無情、無慈悲的人。”［17］保羅在此列舉的人的罪，都是根源于人的上帝化或肉體的價值化的信仰。只要不信上帝在三位一體的承諾中所承諾的人與上帝的終極差別，在邏輯上，人就無法避免上帝化自己的必然性；一旦人上帝化了，人的肉體及靈魂所行的一切過犯便找到了最終的合法依據。
因為，肉體的價值化和人的上帝化所帶給意識生命、精神生命、文化生命是同一事實性的規定——人的肉體生存性的規定，人在價值論的意義上被創造為一個虛無性的在者，他的精神活動將圍繞生存的事實而展開，他的文化最多不過顯現為關于肉體如何生存的非價值性理念體系。總之，肉體生存占領了人的全部意識空間、精神家園和文化傳統。人在價值論上的存在樣式——意識、精神、文化——只是肉體生存的不同表達。所以，邏輯虛無主義，實質上以價值的虛無化為特點，其說到底是在為肉體生存主義辯護。四肉體價值觀的非價值性
肉體價值觀是這樣一種偽真價值觀：基于對肉體和價值的同一性信仰，而且是價值向著肉體同一而非肉體向著價值同一的信仰，肉體成為價值根據、價值本源的承諾者；全部價值觀念——意識、精神、文化——的規定性無不以肉體生存的事實性為；人在價值論上，僅僅被當作肉體生存者。他的一切生成性活動的目的，指向肉體生命的生存本身，不是把人創造為一個獨立的存在者。
肉體價值觀，通過肉體的價值化、人的上帝化來實踐其偽真的價值理想。說它是偽真的，因為它不是本真的，不是價值根據的終極承諾者，更不是價值本源的給與者。由肉體價值觀所帶來的事實上相互差別的世界，實質上是一個在價值論上毫無差別的世界，因為肉體價值觀通過肉體承諾給價值的只是作為事實性在者的肉體。在肉體價值觀所生成的世界圖景中，肉體的生存，既是中心又是邊緣，既為目的又為手段。
價值本來代表邏輯承諾的差別，或者是人通過邏輯承諾的差別。價值概念，內在地要求差別性而不是同一性的規定性。一個對象和其它對象如果沒有差別，它就談不上什么價值；一個對象如果無能喚起人的差別性意識，它也沒有價值根源。價值這個概念，一方面同對象的差別性相關，但更重要的是同人的差別指向力相關。是人主觀的差別指向力，賦予一個對象以獨特的價值。不過，人的差別指向力又建立在什么基礎上呢?
在談論邏輯這個概念時，我們發現：邏輯內含有終極差別的涵義，還一般地討論了終極差別與價值的相關性。［18］按照我們前面的言說，只有終極差別才是一切價值所喚起的差別性相的終極承諾者。由上帝借著三位一體的承諾所建立起來的人與上帝的終極差別，即邏輯的內在規定性。人作為終極差別的承受者，因此具有了差別指向力或賦予對象以價值的能力。
但是，肉體價值觀，從抹去肉體與價值的差別開始，通過肉體的生存性規定人的價值和差別指向力，以此企圖實現對人的意識世界、精神世界、文化世界的差別性的規定。其結果，在根本上不僅沒有給與它們以差別，反而是以肉體的生存性把它們統一為同一性的肉體世界。人的生成性世界，墮落為以肉體的生存性為內核的現成性世界。人在這種現成性的事實性規定中，喪失了自己作為與物的差別和作為一個類與植物、動物的差別。其中，動物的肉體生存性，一躍成為人的人性。
此外，肉體價值觀這種偽真價值觀，因不可能在價值論上承諾價值與肉體本身的根本差別，其承諾本身實際上與價值沒有關系。價值承諾的差別性，在肉體價值觀中的不可能性，使肉體價值觀關于價值的偽真承諾在終極意義上和價值無涉。和價值不相關的肉體價值觀，當然同差別也不相關，因而無關于終極差別。也可以說，肉體價值觀，僅僅承諾了一個在終極意義上無差別的世界(包括對人自身的承諾)，一個以肉體生存為主體的無價值世界。所以，肉體價值觀，是非價值性的偽真價值觀。
另一方面，人和人肉體上的相互差別，根源于給與差別的價值本身。人與人之間在肉體上的生理同一性能夠顯明出差別，只是因為各人所背靠的價值的差別性。各人按照自己對終極差別的信念向他人言說出自己的個體性，即他在人類中的終極差別性。俗話說，相隨心變，在價值邏輯論中即肉體的差別取決于它所依托的價值的差別。肉體自身，并不能給出人和人的差別性，盡管有人在生理上有缺陷，但那造我們的那一位從來沒有承諾過在肉體上何為人的完全的形象；相反，他要求我們追求的是一種價值上的完全和他的身量，滿有他的信仰。肉體，不但不能給與價值以差別，而且自身的差別還得自于價值承諾的差別。人的言說與書寫，不過是這種差別承諾的表達方式。
注釋：
［1］巖波講座卷9《·價值》，111頁，細谷貞雄文“價值與主體”，巖波書店，1971年。
［2］同上，27頁，山下正男文“價值的”。
［3］同上，轉引自213頁，此段為韋伯關于價值的定義。
［4］同上，293、353頁。參看上山春平“價值研究的課題”一文；尼采將價值同道德相關聯起來闡釋，并在生命價值邏輯與生理價值邏輯兩個層面上展開全部價值邏輯圖景，這一方面帶來了價值與個別價值邏輯相的混亂，另一方面致使各種個別價值邏輯相之間的界線模糊。由于作為至高價值根源的生存意志在生命世界(植物界、動物界、人物界)中的有限性，由于人借助成長為超人的神化和由此而來的與神圣世界的分隔，尼采必然陷入虛無主義的相對價值論。他在《權力意志》258節中說：“我的主要學說是：沒有任何道德現象，有的只是關于現象的道德解釋。這種解釋本身的根源在道德之外”(214頁，倫敦，1924年)。這個之外的根源，就是以生存意志為核心的權力意志，解釋者的生命和生存意志。尼采關于道德價值與生價值的相關性，參看日本學者原佑的論文“價值的轉換——尼采”一文(巖波講座卷9《哲學·價值》，134—139頁，巖波書店，1971年。
［5］巖波講座卷9《哲學·價值》，11頁，山下正男文“價值研究的歷史”，巖波書店，1971年。
［6］同上，87頁。碧海純一文“事實與價值”。
［7］同上，48頁。山下正男文“價值研究的歷史”。
［8］同上，轉引自95頁。關于價值情緒說，碧海純一在其論文“事實與價值”中有較詳盡的討論，參看從89—99頁。
［9］同上，134頁。
［10］同上，257頁。關于事實價值觀在邏輯上的不可能性問題，參看同書中粟田賢三“與價值問題”一文。
［11］虛無主義與過去時間觀的關系，我將在另外的文章中作詳細的討論。
［12］轉引自巖波講座9卷《哲學·價值》，43頁，山下正男文“價值研究的歷史”，巖波書店，1971年。
［13］霍布斯：《利維坦》，97頁，黎思復、黎廷弼譯，商務印書館，1985年。
［14］《西方哲學原著選讀》下卷，118頁，商務印書館，1982年。
［15］《創世紀》3：5。新國際版(NIV)，密歇根，1984年。
［16］WarrenW·Wiersbe，《要公義》，23—24頁，伊利諾伊，1977年。
論文摘要:人力資源價值衡蚤不僅有可行性，也有操作可行性。人力資源的價值在一定程度上足可以衡女的，但無法做到精確地衡蚤，這應該根據我們的研究目的和需要進行選擇。
人力資源作為一種潛存于人體內的、體現人的本質力量的經濟活動能力，本身具有價值，并能創造價值。其獲得需要付出代價，雇用和使用人力資源時必須根據其包含的基本價值的大小付給人力資源的所有者和投資者相應的報酬。這就需要按人力資源的價值進行交換。那么人力資源的價值能否進行衡量?能否準確衡量?
一、人力資源價值的衡量的可行性
(一)人力資源價值的衡量的理論可行性
勞動力成為商品為人力資源價值評估提供了前提保證，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從人力資源的內在價值角度闡述了人力資源價值質的規定性，這為人力資源價值評估提供了理論依據。
根據政治經濟學原理，可以將人力資源確認為是企業的一項資產并且具有價值，它具有一般資產的三項屬性，即:(1)是一項能帶來收益的經濟資源;(2)能夠用貨幣計量;(3)能夠被企業擁有或控制。人力資源是有價資源，是因為:第一，人力資源在形成過程中，必須要花費一定數量的投資，即花費一定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使其具有價值;開發、維持和維護人力資源也需要大量的費用;第二，在商品生產和流通過程中，人力資源已將自身的部分價值轉移到商品中，使商品內含有人力資源的價值量，并由此導致商品價值的增值;第三，勞動者在生產勞動中轉換自身的人力資源，即付出了勞動，有理由要求取得勞動報酬，實際上是用貨幣形式來表現的人力資源的價值交換。由于人力資源是一項“活”資源，其開發無止境，并具有無限的能動性和創造性，其價值構成十分復雜而且具有極大不確定性，因而人力資源又被視為企業的無形資產。可見，人力資源是有價值的，具有一般商品的屬性，可以被確認為是一種商品或資產。人力資源也應和企業其他資產一樣予以成本和價值的計量，并在賬目上進行反映。
對人力資源進行衡量，應對其價值構成進行分析。人力資源作為一種商品，其價值是由基本價值、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和創造價值這四種價值形態共同構成的。這四種價值形態，在組成人力資源的每個個體身上，組合成不同的動態價值結構。
1.基本價值。從人力資源形成的角度出發，即對受教育者進行教育和訓練的角度來分析，基本價值來自于人力資源受教育程度和訓練水平的提高而不斷積累的人類知識和技能，其高低，則取決于形成它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一個大學畢業生的基本價值就比一個小學畢業生要高。基本價值是確定人力資源成本價值的主要依據，也是人力資源進人人才市場、勞務市場的基本條件。
2.使用價值。它是通過對人力資源的使用，以及與物質資本、貨幣資本的結合，創造出可供社會消費的有用物品，給人力資源的所有者或雇傭者帶來利益和回報。從基本價值的轉化角度來分析，人力資源一旦進人勞動領域，其所具有的基本價值，將通過特定的勞動對象、勞動資料，不同程度地轉化為使用價值，即參與商品的生產與流通，將自身的價值物化到商品中去，從而具有社會意義。
3.交換價值。這是指可以同其他有價物品進行比較交換。從轉移到商品中的價值量與勞動報酬的關系角度來分析，商品在生產和流通的過程中，從原材料到產品，再轉到顧客手里變為商品，這一過程的每一環節中，勞動者都要付出多少不等的勞動量，即轉移多少不等的價值量。按照“按勞付酬”的社會法則，企業要依照一定比例付酬。這實際上是在企業和勞動者之間所進行的一種不等價交換，且是企業實現利潤、發展生產的前提條件。
4.創造價值。人力資源會計基本假設明確設定:“人是有價值的組織資源”，因為人能為企業提供現在和未來的服務，以人為載體的人力資源是能夠為企業創造價值、提高經濟效益的“第一資源”。從人力資源所創造的經濟效益來分析，在企業與勞動者之間存在著人力資源價值的不等價交換，能使人力資源的創造價值得以實現。商品的增值量減去人力資源的交換價值，就是人力資源的創造價值。
(二)人力資源價值的衡量的操作可行性
人力資源價值會計報告的是人力資源本身具有的價值，即具有一定智能的勞動力資源的價值。它可以以人過去創造出的價值為計量標準也可以以人將來能創造的價值為計量標準。人力資源價值計量模式可分為貨幣性價值計量模式和非貨幣計量模式。貨幣作為統一的價值尺度在信息的提供上具有綜合性的特點，因而是重要的計量手段。在人力資源價值的計量中，貨幣計量仍是最為重要的計量形式，除采用貨幣的計量方法外，還要采用非貨幣的計量方法，以全面客觀地測算出人力資源的價值。如果僅僅采用貨幣計量方法，不僅會使會計計量徒勞無功，而且會導致會計信息殘缺不全。
1.貨幣性價值計量模式
(1)工資報酬計量法。將預計的職工在錄用期限內的全部工資報酬按一定貼現率折現，作為人力資源的價值。該法以每位員工為研究對象，精確度高，但貼現率選擇具有主觀性，影響了它的準確度
(2)調整的工資報酬折現法。考慮到企業贏利水平與行業平均贏利水平的差異和計算期內人力資源的價值對企業未來贏利能力的影響呈遞減趨勢，赫曼森建議將調整后的工資報酬作為企業職工的人力資源價值。調整方法將工資報酬的現值乘以一個效率系數。
(3)企業收益折現法。將企業未來收益中由投資于人力資源所得的那部分視為人力資源的價值。計算方法為:在人力資源的預計使用期限內，企業各年預計凈收益之和乘以人力資源的投資額占企業總投資額的比例。該法能體現會計中的配比原則。但由于未來凈收益、人力資源使用年限均含有不確定性，故實用性較差。
(4)指數法。該法以一定時期內人力資源價值的變化情況為依據，建立一個人力資源價值發展指數，根據基期的企業人力資源價值，推算以后年度的人力資源價值。但該指數的建立需要充分，詳細的歷史資料，模型構思有一定難度。
(5)商譽法(商譽評價法)。將企業過去若干年的累計收益獲本企業收益超過平均收益的部分作為商譽的價值，這一價值在企業構成要素的物的資產、經營能力和人力資產三者之間分配，屬于人力資產的商譽價值作為人力資源的價值。
2.非貨幣性價值計量模式
該計量模式的核心在于以人力資源(個人和群體)的能力來決定其在企業中的價值。常用的有行為矩陣法、績效評估法、可塑性評估表、技能一覽表法等。這種模式可以對貨幣指數無法反映的人的才干、適應環境力、協調工作力等問題予以計量和報告.有助于管理當局了解職工情況、分析職工價值變動原因，從而決定適當的管理方式和及時采取相應措施。
隨著市場經濟的進行和企業的發展，一些經濟學家已不將人力資源看作是一般商品，而逐漸傾向于將人力資源看作是一種資本性資源，即人力資本。人力資本定價，不僅在理論上是個突破，而且在實踐中也有著廣泛的應用價值。根據人力資源價值計量的依據、詳細程度，可以將人力資源價值劃分為不同類型，從而人力資源價值的計量方法也有所差異。人力資源的價值可劃分為人力資源交換價值、人力資源剩余價值和人力資源使用價值。人力資源的交換價值的計量方法是以人力資源的工資為計量依據;人力資源剩余價值的計量方法以人力資源所創造的收益為計量依據;人力資源使用價值計量方法以人力資源工資和人力資源所創造的收益為計量依據。這里人力資源的使用價值就是人力資本定價的主要依據。這也是勞動力作為特殊商品具有的交換價值屬性，就是說人力資源價值更多地體現了勞動力特殊商品的價值，而人力資本定價則表現為勞動力特殊商品的是交換價值，兩者屬性不同，人力資本定價雖然以人力資源自身價值為基礎.但最終是根據市場需要來調整確定其價格。
由此可見，人力資源的價值衡量不僅在理論上是可行的，而且在實際操作上也是可行的。那么，人力資源的價值能夠準確計量嗎?
二、人力資源衡量過程中的困難
人力資源價值在數量上等于對人力資源投資引起的收人增量減去這種投資成本后的余額。但是，這種余額很難精確地計算出來.人力資源價值的計量，就是以貨幣作為主要尺度，對一個企業的人力資源，按照不同的屬性進行計價，并將此價值分配給該對象的過程。要對人力資源的價值進行準確計量，應該滿足以下幾個計量的條件:(1)指標體系健全、可行;(2)客體所要計量的同一屬性具有同質性，在進行累加、量化后能夠有意義;’(3)計量方法可操作，并且能夠可重復操作驗證;(4)內、外部變量穩定。
第一，從計量的指標體系來看，當前對人力資源價值的指標體系的構建大部分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知識、智力、能力、健康、勞動態度。但是這些方面能否全面地說明并且真實地反映人力資源的質量層次、反映人力資源的特性不能那么的肯定，尤其是對于人的思想品德這一反映人口素質的重要方面該如何取舍將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用一個靜態的或者是客觀的指標來衡量人力資源價值，其效果是值得商榷的。
第二，從計量的對象來看，所要計量的屬性中既有同質性的東西，也有異質性的東西，不能進行簡單的加總。同一屬性的計量加總必須要有意義。個人受教育的程度以及他所學過的知識和技能不同，即使是相同的知識或者能力不一定會帶來相同的經濟效益，具有知識和技能，并不一定具有能力。“高分低能”就是很好的證明。學歷不是能力的保證，因為從知識技能到實踐的飛躍之間還有一個應用問題和與實際相結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所得出的計量結果就失去了很多實際意義。
第三，計量的各種方法應具有可靠性。可靠性是對人力資源價值計量上的現實限制。它有中立性與可驗證性等要求。中立性是要求在選擇信息加工方法時。不偏袒任何一方的利益，站在一個公正的角度;可驗證性是要求在信息的加工、處理過程中，不同的操作人員各自獨立操作，可得出大致相同的結果。由于人力資源投入產出的效益不直接表現為實物的增加，而總是表現為人的健康、知識和技能的增加，只有當這些人力資源投入到生產中，才能間接看到他們為企業創造了多少效益.這就使得在方法上難以精確計量人力資源價值。
目前計量的方法大體包括兩大類，一類是以歷史成本為基礎的方法，主要有歷史成本法、重置成本法和機會成本法。這類方法計量的只是人力資源的成本，并不是價值，無法反映人力資源為企業帶來的未來經濟利益。另一類是折現基礎的方法，主要包括未來工資報酬折現法、調整后的未來工資報酬折現法、未來工資報酬資本化法、人力資本加工成本法、內部競標法、經濟價值法、隨即報酬價值法、商譽評價法、完全價值測定法、未來凈資產折現法等等。這類方法具有很大的主觀性，用這些方法算人力資源價值時，很多參數都需要人為地去估計。而且可以選擇的計算方法如此之多，不同方法算出來的結果可能差異很大，使得會計報表不能真實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會計信息失真，不具可比性，導致市場秩序棍亂對經濟發展起反作用。
第四，計量過程中容易受各種內外部變量的影響。
從內部變量來看，計量結果容易受到思想、意識、信仰、觀念、情緒等多種不確定因素的影響，而那些變量往往是難于控制的，這就使得計量的信度和效度問題不能得到很好的保證。人力資源的使用過程是一個動態的主觀能動性發揮的過程。它的價值無法用一個靜態的或者是客觀的指標來衡量。
從外部變量來看，不同的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環境也對計量結果有很大的影響，其所在的組織及社會等外部因素對人力資源潛力的發揮也起著重要的作用。(1)組織結構。精干通達快速高效的企業為人力資源發揮其潛力提供了良好的環境。(?)領導方式。企業組織的正確領導和決策往往能產生極強的凝聚力親和力和員工的協作力這種由于領導有方和信息網絡通暢而產生的協作力可以激發廣大員工的工作熱情和創造欲望促進人力資源價值的充分實現和發揮同時還能產生一種生產自乘的作用大大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3)角色地位。人力資源主體在企業中的地位角色影響其能力的發揮。如果組織角色安排失當，往往會影響人力資源主體的能力和工作熱情。(4)社會環境。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良好的社會氛圍能給人力資源價值提供良好的激勵機制。超級秘書網
對人力資源價值構成的分析還存在著其它許多無法逾越的困難。諸如，人力資源的實際經價值表現為投人產出之比，而人力資源的投人在任何時刻都不能單獨形成生產能力、人力資源值的提高總是和非人力資源的改善結合在一起，人力資源與物質資源的綜合作用形成的企業效益難以分出二者的具體貢獻水平，單純的人力資源投入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單獨形成生產能力，企業的效益是其人力資源與物質資源綜合作用的結果。人們在實際工作中很難把人力資源價值和其他源的價值明確區分開來，而且個人的思想、感情經歷和環境、工作態度和積極性對他工作的影也十分巨大，從而使人力資源價值計量方法上至今仍存在著沒有取得根本突破的難題。團隊合作中個人人力資源難以劃分，現代經濟中很多成功都不可能是一個人的功勞。而是許多人通力合作共同努力的結果。1+1>2的效應的存在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所以，人力資源的很多價值現象還不能通過經濟分析來加以解釋。
關鍵詞：事實；價值；價值事實非價值事實
1事實與價值關系的演化
在哲學領域，“是”與“應當”的關系問題是導源于事實與價值的關系。將“事實”與“價值”分離，是西方文化的傳統。在西方哲學史上，英國哲學家休謨首次提出了事實知識和價值知識問題，以事實與價值的區分為基礎提出了事實知識與價值知識的區別。他認為事實知識可由經驗證明，有真假之分，而價值知識則不可經驗證明，也無真假之別。同時從事實也推導不出價值，從而否定了事實與價值之間的關聯性、一致性。德國哲學家康德關于事實世界與價值世界的區分，并相應把人的認識分為事實認識與價值認識，而且也否定了事實與價值之間的關聯性、一致性，這都成為后來新康德主義、邏輯實證主義者建立價值哲學的根據。
與此同時，自休謨提出事實與價值截然區分后，西方哲學界也不斷有學者（如杜威、馬斯洛等）對休謨等人的觀點提出質疑。杜威把自然科學方法引進道德評價領域，這主要是通過以下幾個步驟來實現的：“首先是根據道德問題情境提出要加以解決的道德問題；其次是針對問題提出一個假設性的價值判斷，即關于要達到什么目的的判斷；再次是聯系道德問題情境對假設性的價值判斷進行觀念的、符號的分析，并以之指導具體行為，改造所面臨的道德困境，如果行為結果與預期目的相符，那么價值判斷便被接受，否則便被拒絕”。這樣，杜威就通過所謂的“試驗法”把事實和價值聯結起來了。當然，杜威等人所探索的關于事實與價值的統一并不成功，至少還如摩爾的追隨者所說的那樣，他們仍舊犯了“自然主義謬誤”，他們并沒有根本改變傳統自然主義的研究方式，也沒有真正理解休謨等人提出的問題。
當代西方，馬斯洛就將科學與人（價值）融合起來建立了一個科學人本主義的整體構架。以之為基礎，馬斯洛就在西方哲學中一直斷裂的事實與價值之間假設起了橋梁。“在馬斯洛看來，是與應該的這種互相排斥的古老對立是虛假的對立，二者是完全可以貫通與統一的，即通過某種‘同時看到是和應該的’、‘統一的意識’來實現與應該的融合統一”。總之，馬斯洛認為應該性是由事實性創造的，應該是事實性認識的一個內在固有的方面。“某物變得越‘是’，它也變得越‘應該’”。也就是說，事實之“是”與價值之“應該”本來就是融合在一起的，對它們的割裂只能使人性受到扭曲。而馬斯洛的理論通過對人性規定和生存現實的整合，既肯定了人之“應該”的超越取向，又肯定了人之現實存在作為達到應該的基礎環節的意義，從而使科學人本主義成為一種現實的、超越科學與人性、“是”與“應該”鴻溝的理論。
馬斯洛的看法是有一定的道理。但馬斯洛斷言“是和應該等同”，事實和價值融合，關于世界如何的陳述也是一個價值論述，這樣把“是”與“應該”，事實與價值完全等同起來，否認二者的區別，把問題簡單化，又似乎走到了另一個極端，所以這種看法并沒有真正的說明事實與價值的關系。
從上述觀點演變過程來看，筆者認為西方學者堅持事實與價值，“是”與“應該”之間有一道“鴻溝”，認為二者無法過渡的觀點是片面的。對事實與價值關系的觀點應持這樣的觀點，即區分價值和事實有重要意義，但將之絕對化則不能成立。因而，可以說事實與價值、“是”和“應當”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用辯證法的話來說，則是對立與統一的關系。
2事實與價值的區分
大多數學者都認為事實乃是客觀存在的，無論是歷史的還是現實的，它都與認識的主體無關；價值則反映認識主體和認識客體的關系，是客觀事物滿足人的需要所產生的一種意義傾向，表示“物”對人有用和使人愉快的屬性。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人們對于客觀的現實的反映是以客體作為反映對象，闡明“是什么”的問題，它不以認識主體為轉移；從價值論來看，則是以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關系作為反映對象，闡明“應該是什么”的問題。事實上，這里所說的事實是一種狹義的事實，是認識論意義上的事實。除此之外，還有廣義上的事實。盡管我們通過分析可得出，事實與價值是有區別的，但這種區別始終是相對的。因為上述事實實際上是指除去價值以外的客觀存在的事物、過程、關系和屬性，這里的事實是狹義的事實，因為這里的事實中所包含的關系是價值之外的關系。而按照事實本來的含義，事實應包括價值，因為價值和價值關系也是一種客觀存在，正如王先生對廣義事實的定義，事實是指客觀存在的一切，包括價值和價值關系在內。所以，客觀存在的價值和價值關系，也是一種事實，即“價值事實”。
正如王玉樑所指出的：“本體論意義上的事實是客觀存在的（或作為實踐和認識對象）一切事物、過程、關系和屬性的總和；價值則是客體對主體的效應，是客體關系范疇”。由此可見，本體論意義上的事實與價值的區別是明顯的：首先，事實是客觀存在著的實際情況，包括關系在內，但不限于關系；而價值則是關系范疇，不是實體范疇。其次，從認識論角度來說，事實作為客觀存在物，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不因人而異的，而對所有的人一樣，是確確實實存在的。價值作為一種主客體之間的功能、效應關系，雖然是關系，但價值實際上是因人而異的，沒有固定的標準。
事實分為價值事實與非價值事實。價值事實與非價值事實（狹義的事實）雖然都是事實，但它們畢竟有自己的特點。從休謨、康德以來所說的與價值相對的事實，實際上都是非價值事實。
因此，那些企圖通過價值事實來否認非價值事實（狹義的事實），否認事實與價值對立的意義，認為這是一種虛假的對立的看法是不全面的。因為事實與價值的對立實際是狹義的事實的對立，即非價值事實與價值事實的對立。而“非價值事實與價值事實的對立是客觀存在的，這兩種事實各有特點，認識和把握這兩種事實的特點，是研究價值理論的出發點，價值哲學的歷史正是從區分事實與價值開始的，這一點其意義不能低估”。此外，李先生提出的“價值事實”使不少人認為，價值也是客觀存在的，也是一種事實。從這個意義上說，“價值事實”指出價值也是一種事實，這就有助于使價值與事實的關系精確化，有助于搞清價值與事實的關系，這也是有意義的。超級秘書網
既然價值也是一種事實，那么，就不能只看到價值與事實的區別，而看不到二者的聯系，所以不能把二者絕對地對立起來。
3事實與價值的聯系
造成西方文化中事實與價值絕對對立的最大根源是“把價值現象嚴格限定在人的主觀認識領域內，否認存在客觀的價值現象”。因此，在研究事實與價值聯系的時候，就要避免上述的不足。這樣才能真正全面看待和研究事實與價值的關系，填平事實與價值之間的人為設立的“鴻溝”，從而取消事實與價值的絕對分離。
要談論事實和價值的關系，不得不涉及“是”與“應該”的關系問題，即能否由“是”推導出“應當”的問題，也就能否由事實推導出價值的問題。
一方面，的確“是”在一定條件下可以推導出“應當”，因為主體認識了一定事實(“是”)，必然要與主體的利益聯系起來，形成一定的價值判斷，從而就可推導出“應當”。因此，可以說認為價值判斷不需要以事實陳述為根據，是由主體決定的，是不妥的。因為“價值是客體對主體的效應，是主客體的關系范疇”。這種效應是客體對主體的客觀的作用和影響，是主客體的相互產物，是客觀存在的，不是由主體決定的，也不是由客體決定的，是由主客體相互作用中客體對主體的作用和影響決定的。
另一方面，由于兩種事實的區分，即價值事實與非價值事實的區分，我們可以明白，事實與價值并不是絕對分離的，也不是分離得了的，價值乃是一種客觀存在的事實，是事物之間普遍相互作用所引出的“價值事實”。主體的價值取向不僅要從主體的利益和需要出發，而且還必須以客觀事物和規律為根據，以事實為根據。缺乏事實根據的價值取向是主觀盲動的，必然導致失誤。所以，主體在確定自己的價值取向時，既要了解自身的利益、需要，又要了解客觀事實，盡量避免無事實根據的價值決策由此可見，“是”可以推導出“應當”，需要一定的中介，即把事實（“是”）與主體利益結合形成的價值判斷。這是就自然事實或非價值事實的“是”來說的。事實和價值的統一并不是像某些西方學者所闡釋的那樣，僅僅在于從“是”可以推論出“應當”，而更在于價值現象本身就是“是”，本身就是一種客觀存在的事實。價值與事實的統一并不是指價值過程可以外在銜接于事實過程，而是指價值過程和價值現象內在的就是事實過程和事實現象本身。“是”可以在一定條件下推導出“應當”，“應當”必須以“是”為根據，即價值必須以事實為基礎。可見，價值是有其事實根據的，這就從一個方面確證了價值的存在。“應當”雖然是規范范疇，是主體的價值選擇，不屬于客觀存在，但主體“應當”如何，必須以事實為根據，否則就會導致失誤。所以，“主體的價值選擇是以事實為根據的，正確的價值選擇是客觀存在的價值關系的反映”。由此不難看出，價值是客觀存在的，這也就很好的避免了西方否認存在客觀價值的現象。
20世紀以來的科學哲學的研究，以及社會的發展都顯示出單純強調事實與價值對立的局限。事實上，一切知識，包括自然科學知識和社會科學知識，都是歷史的，也是社會的和文化的建構起來的。
總而言之，價值是關系范疇而不是實體范疇，必須把實體意義上的事實與價值事實區分開來，但二者不是沒有聯系，這種聯系是可以通過“是”與“應當”的相互轉化來理解。也就是說“從事實向價值的過渡也每日每時都發生在我們的生活實踐中，由于實踐能動地介入實在過程，可能的東西轉化為現實，并納入合乎目的和需要的軌道，理想、價值、規范等等也就密切聯系于現實事物”。一句話，事實與價值是既對立又統一的。
參考文獻
1李連科.哲學價值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
關鍵詞：溫室；甲魚；養殖；水質管理
溫室養殖甲魚，因通風條件差，換水量小，飼養池塘處于相對封閉狀態，使池水易富營養化而老化，從而影響甲魚的正常生長。因此，加強冬季溫室養殖甲魚池水的質量管理，對減少甲魚疾病、提高其成活率非常重要。現根據安徽省蚌埠市水產高科公司多年來的養殖經驗，以及化驗中心的檢測指標將溫室養殖甲魚的水質管理技術介紹如下。
一、堅持科學的投餌方法，減少水質污染
建筑池塘時，在養殖甲魚池塘北側修建一略高于水面的餌料臺，在餌料臺和池水之間修一直徑10~20cm半徑形水溝，減少因甲魚爭食和跑動把餌料拖到水中造成餌料污染。同時有利于清除殘餌，并可把刷洗餌料臺的污水順著水溝排到池外，減少水質污染。幼稚甲魚入池后，要進行一定時間的馴化，讓其到食臺攝食。飼料投喂要堅持“四定”，定時：上午9時、下午4時各投喂1次，使甲魚養成按時進食的習慣；定量：根據每天的吃食情況和水質變化，一般日投量按甲魚體重的3%~5%投喂，掌握在1h內吃完最好；定位：將配合飼料作成細長條狀，貼在食臺上；定質：投喂全價配合飼料，并輔以鮮活餌料，防止投喂腐敗變質的飼料。
二、加強日常管理
根據天氣情況，每天中午開啟通風孔，以利于通風換氣，使有害氣體逸出，為室內增加新鮮空氣。每天清洗食臺，防止甲魚誤食變質殘渣。池內可加增氧設置，增氧并加速池內水流動，改善水質。定期潑灑二氧化氯等氯制劑，殺滅病原體，同時起到改善水質的作用。待藥力消失后，可施用一些活性酵素或光合細菌，增加池內的生物凈化功能。根據池水的老化程度，定期換一部分新水。為節約能源，可在大棚內置火爐，這樣能提高室溫，減少池水蒸發，使棚內光照加強，有利于池中水生植物的光合作用和生長；也可在火爐火墻上置一大桶，將水預熱至池水溫度相同時，抽出部分池底水，加入新水，有效防止水質老化。
三、移植水生植物，肥水培育浮游生物，合理搭配底棲動物
在養甲魚池中移植一些水葫蘆、浮萍等綠色植物，既可吸收有害物質，減輕水質惡化程度，控制池水肥度，又可以為甲魚提供良好的遮蔽生態環境，對凈化水質有明顯的作用。這是因為綠色植物能吸收水中的二氧化碳，放出氧氣，既凈化了水質，又凈化了棚內的空氣。同時也可以肥水培育浮游生物，合理搭配底棲動物。在幼甲魚入池前，經過消毒處理后的池水，按1m3水均勻潑灑復合肥（如磷酸二胺等）3~5g。同時引進藻種（含綠藻較多的池水）5~8L。經過1周后，水逐漸變綠，再引進一些水蚤，放入池中。稚鱉入池后，若養殖池較大，可放入一部分鰱、鳙魚（比例為3∶1），這樣浮游植物、細菌、水生植物通過吸收水中的養分，凈化水質，鰱魚以浮游生物和細菌為食，浮游植物和細菌為甲魚提供天然餌料。如此循環反復，使水質得到凈化。
四、定期檢測水質
綜合化驗檢測中心跟蹤檢測水質標準，確定水質好壞。肉眼觀察，養殖甲魚良好而正常的水色為油綠或深褐色，如果水質變暗，變黑、灰白色，表面形成一層厚的浮膜，表明水質已經惡化。池水的透明度為25~30cm，透明度過高或過低都不利于甲魚的生長。甲魚生長適宜溫度為25~35℃，而最適合水溫為28~30℃。定期對水質進行綜合檢測，常規檢測項目有：pH值、溶解氧、氨氮、H2S等指標。通過水溫、光照、營養鹽類綜合調控，保持水質。
（1）pH值。低pH值，甲魚表現為呼吸頻率加大，活動降低而死亡；高pH值，甲魚表現為鰓黏液分泌物增加，氨氮毒性增強。但水質弱堿性會抑制霉菌的生長，防止白斑病的發生。最適宜的pH值為7.5~8.5。調節方法是補充或注換新水尤其是池底換水；加沸石粉等底質改良劑；用明礬（硫酸鋁）或石膏（硫酸鈣）或熟石灰、小蘇打調節pH值。
（2）溶解氧管理措施。甲魚是兩棲動物，既可以用鰓呼吸，又可以用肺呼吸。甲魚用肺呼吸時，必須浮在水面上，會消耗更多的體能，長期如此，甲魚就會偏瘦。溶解氧太低表現為水質惡化快，甲魚排泄的糞便、食物的殘渣等有機物沉淀在池底，這些有機物質被厭氧菌及兼性厭氧菌分解成有毒的氣體，如CH4、H2S、NH3等。水體顏色劇變，甲魚攝食減少，生長不良，不活躍，要保持水中溶解氧（DO）大于3mg/L，調節的措施是定期開啟增氧泵，檢查氣泡石是否完好，適當換水，確保有新鮮氧氣供應。
（3）氨氮的調節。氨氮的濃度過高，直接影響甲魚的生長，甚至會引起急性中毒死亡。由于甲魚在溫室內養殖，室內環境相對比室外差，溫室池內氨氮的濃度往往比較高。通過幾年的測定發現，當氨氮的濃度小于10mg/L時，幼甲魚是安全的；氨氮的濃度過高時，一定要大量換新水，同時對水體進行消毒，以免甲魚不適應新環境而生病。
（4）H2S。pH值低于6時，水中90%的硫化物以H2S的形式存在，增大了硫化物的毒性。亞硝酸鹽應在0.025mg/kg以下。解決的方法是多換水，潑灑EM菌或其他水質降解劑，增加藥物消毒。
五、注意事項
（1）換水不可過于頻繁，換水過多會引起水質過清和對甲魚的驚擾。
（2）在培植綠色植物時應注意，一是池中水生植物不宜過多，否則影響光照和甲魚的正常活動，夜間消耗氧氣；二是要不斷淘汰老種，培植幼苗，防止植物死亡后敗壞水質，水生植物面積占池水面積不應超過1/4。
二十一世紀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轉型，中國法律文化現代化進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勢頭，律師文化作為法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越來越為人們所關注。因為律師制度的產生、推廣、應用必然會產生一系列文化效應、文化價值觀念和文化價值取向，從而形成一種文化類別，而這種文化價值觀念、文化價值取向正是律師文化的核心，它決定著律師文化的構成，支配著律師制度的運行和發展。因此，要搞好律師文化建設，首先必須研究律師價值觀念，建立律師價值觀念文化體系。本文試圖從哲學的角度對律師價值觀念文化作以初步探索，以期有所裨益。
一、律師價值觀念文化的涵義
理論認為，人類活動是有目的的，其目的就是創造和獲取能夠滿足自身或社會需要的具有價值的物質財富和觀念財富，人類活動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人類對客觀事物進行價值判斷的過程，其判斷在于從價值的角度對客體進行評價，從而形成自己的價值觀。所謂價值就是客體與主體需要之間的一種肯定或否定的特定關系，價值觀就是人們對價值問題的總的看法和根本觀點。所以，價值觀是人類文化的核心，決定著文化的本質，律師價值觀同樣是律師文化的核心，決定著律師文化的發展方式。因此，研究律師價值觀念文化，科學界定律師價值觀念文化的涵義，是推動律師文化建設工作的理論基礎。
關于律師價值觀念文化的涵義，是目前理論界討論的熱點，但至今沒有達成共識。筆者通過對多種觀點研究后認為，從哲學意義講，律師價值觀念屬于社會意識形態范疇，既包括低層次的社會心理，如傳統、習慣、作風等，又包括高層次的社會意識形態即理想、信念、宗旨、哲學、思維方式等。基于這一認識，筆者認為，律師價值觀念文化是以心理、觀念和理論形態為存在形式，其涵義應定義為：律師價值觀念文化是由諸多因素組成的一個綜合體、復合體，它是在長期律師業務活動和律師管理實踐中，由律師群體共同創造而形成的傳統、習慣、作風、理想、宗旨、信念、道德、思維方式、行為方式等因素的總和。
二、律師價值觀念文化的特性
律師價值觀念是律師文化的核心，決定著律師文化的本質，律師價值觀念文化的特性直接決定了律師文化的主要特性。通過上述對律師價值觀念文化涵義的界定，筆者認為，律師價值觀念文化具有下列特性：
（一)律師價值觀念文化是一種特殊的創造性活動。與一般文化一樣，律師價值觀念文化雖然也是對律師業務活動與律師管理實踐中己有的文化特質進行不斷總結和再創造的活動，但是，律師價值觀念文化卻是一種特殊的創造性活動，其特殊性在于它是為培養律師群體共同意識而進行的一種具有律師文化特質的創造性活動。
（二）律師價值觀念文化是法制社會形態下的價值產物。馬克思理論認為，任何一種文化都是在特定的社會形態下產生，律師價值觀念文化建設同樣離不開經濟基礎以及在此經濟基礎上產生的一定社會形式。律師是法制的產物，它是以法制社會形態為基礎，可以說沒有法制就沒有律師，所以，律師價值觀念是隨著法制社會的產生、發展而逐步形成的，這也是律師價值文化觀念區別于一般文化的根本標志。 （三）律師價值觀念文化是一種具有商品屬性的價值觀。律師雖然是法制社會的產物，但是其與檢察官、法官、警察的性質不同，它參與法律活動并不是直接依據國家的法律，而是基于當事人的委托，其與當事人之間是一種有償的服務關系。這種有償的服務性質決定了律師價值觀念文化從一產生就具有商品屬性，這也就是律師文化區別于檢察官文化、法官文化、警察文化的根本標志。
三、律師價值觀念文化的內容
1.公允價值計量的不可靠性想要獲取公允價值，必須要得到不同估價技術的援助，同時還會在估價的流程中產生較多的主觀判斷，可靠性方面受到質疑。比如：在通過對現值技術的利用進行公允機制的估計時，銀行業上市公司需要系統的估計和負債或者資產相關聯的預算流量，以此來明確適合的折現率和折現期限，然而這一系列因素都具備著較大的不穩定性。因此，在計量公允價值的流程中，極為容易受到上市公司的不合理利用，雖能夠給予較為廣泛的彈性空間，可是會存在嚴重的可靠性問題。
2.公允價值波動監控體系的缺失在我國社會經濟環境逐漸更改的過程中，公允價值計量必然會增大銀行業上市公司相關項目的波動性，例如，銀行上市公司在引入公允價值計量之后的階段，公司在經營效果和財務狀況方面，同宏觀經濟環境與資本市場之間具有緊密的聯系，尤其是宏觀經濟市場的價值空間會顯示出很大的調整幅度，若利用公允價值計量，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在銀行業上市公司的財務報表中顯示出來[2]。在利率變動的幅度相應增大時，公允價值計量方面同歷史成本的計量模式進行比較，可以較為快速的將資產價值的變動趨勢反映出來，然而在較為傳統的歷史成本計量模式中，減值損失方面會以保守的形式體現。
二、銀行業上市公司應用公允價值計量時所產生問題的解決對策
1.建立公允價值波動監控體系和風險管理系統按照實證分析結果和理論分析能夠了解，我國當前所實施的新會計準則在應用公允價值方面，已經在風險管理和銀行業績方面凸顯了風險的不確定性，面對此方面問題，我國的銀行業上市公司需要將資產風險和會計核算等方面作為管理重點，以此來進行恰當的調整。以當前的會計市場運行情況來分析，一方面需要為銀行能夠涉及到的風險和業績管理做好準備工作，例如：做好升級估值技術、對接資產計量屬性等準備，另一方面還需要提前創建公允價值的相應波動監控體系[3]。在建立體系的過程中，一般會在三個層面上著手：其一，提升相關利益者對于公允價值波動情況來說所具備的本質認知，強化公允價值波動的資產在財務報告中所凸顯的披露狀態，細化不同的變動因素而產生的負債、資產變動狀況，要讓外部的信息使用者能夠多角度掌握業績更改的主要原因，需要利用每年舉辦的股東大會，強化使用外部信息的相關人員對公允價值變動產生后果的掌握度，以此來防止由于不對稱信息的產生而導致的業績損失；其二，強化部門與內部管理之間的風險控制溝通，加強對公允價值波動風險的管理認知度，力求將因價值波動所產生的風險在每一層次的部門得到細分，要讓風險責任制貫徹落實；其三，對于公允價值能夠影響的指標來說，例如：壞賬撥備覆蓋率、資本充足率等，需要創建完善的公允價值波動預警監控模型，并按照各個階段所反饋的相關信息，將干擾項和模型控制變量進行相應調整，以此來提升監控體系的敏感性。
2.推進公允價值的可靠運用當前，我國的新會計準則在建立的過程中，是和國際會計趨勢持平的，對公允價值計量的利用是延續國際上會計準則的必要趨勢，對于我國的會計計量發展趨勢來說也是較為認同的。從我國實施的新會計準則中所具備的會計規范內容能夠看出，銀行業上市公司對于資產負債的計量選擇上來說有所異同，此種不對稱的混合計量模式，必然會讓銀行業上市公司的會計工作人員進行人為操作，必然會導致財務報表波動性方面產生極大的負面效果，可是類似這樣的狀況也能夠為銀行業上市公司的管理層人員的管理工作提供便利。因此，需要加大對國際會計準則實施成果的重視，融合我國實際的狀況，以此來完善我國的新會計準則規范，安全、快速的推進公允價值計量的利用，從而改善公允價值波動對資本市場的沖擊和對銀行業績的不利影響。
3.創建估值模型，提升公允價值估值技術在金融危機中，美國對于次貸資產來說，缺乏專業的估值技術指導，可是造成這種估值結果的主要原因，是對可信性的嚴重缺乏。現階段，銀行業上市公司在構造信息系統時，還未達到順暢發展的目的，一般都是對國外先進系統的引進，導致我國銀行業上市公司對衍生金融業務交易的開展，受到硬件方面的局限。估值模型由于被我國的市場環境所青睞，因此被生搬硬套的應用在我國，很多的內部設置，如：干擾項和變量等都與我國的實際市場情況不符，缺乏適當的數據樣本和相應的理論支撐，在這樣的情況下，不但加大了銀行業上市公司的經營成本，還導致所獲取的數據無法將市場價值真實反映出來[4]。與此同時，在我國實際市場的情況下，獲取的公允價值估值能力需要不斷提升，現階段的估值能力還無法與衍生金融業務的實際發展需求相提并論。在金融危機之后，對我國的銀行業上市公司進行分析，創建適合我國實際情況的公允價值估值體系，同時應該著眼于當前，尤其是在攻關非活躍市場公允價值估值技術的過程中，創建出行之有效的公允價值估值體系已經逐漸成為我國銀行業上市公司應該突破的首要任務，這就需要我國主動學習國際金融行業的豐富經驗，并吸取相關教訓，提升公允價值估值的水平，創建能夠充分考慮市場情況、經營狀況、資產現狀等多種因素及與自身實際條件相符的風險管理系統和信息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