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02 15:0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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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廊坊城市文化建設與國內眾多地區的情況相似，面臨西方政治思潮、市場經濟負面因素、社會轉型等諸多挑戰。為了消除這些消極因素的不利影響，在城市文化建設中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導勢在必行。第一，對傳統文化的內涵缺少充分體現和挖掘。廊坊的文化資源非常豐富，其歷史可上溯到距今6000年的新石器時代，這里曾是黃帝時期的安虛、元明清時期的京畿之地。從物質文化來看，這里有戰國龍冢古墓、宋遼邊關古戰道、明代北塢清真寺等歷史文化遺跡；從非物質文化來看，霸州笙管樂、永清秸稈扎刻技藝、大廠花絲鑲嵌制作技藝、文安西河大鼓等20余項已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對于這些寶貴而獨特的文化資源，廊坊在城市文化建設中本應該進行充分的挖掘和利用，以其深層內涵彰顯自身特色。但是，面對多元文化的沖擊，廊坊城市文化建設存在著在大拆大建中割裂歷史文脈、抹去城市記憶的誤區，忽視了對自身特有文化資源的深入挖掘，造成了優質文化資源的浪費。第二，對新型文化的吸收缺少自覺規劃和對接。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全球化、信息化的影響給我國城市的發展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事物都有兩面性，改革開放在推動城市高速發展的同時，也給城市文化的建設帶來了諸多困擾。以廊坊為例，一方面，多元文化思潮和價值取向帶來了文化建設的盲目性，帶有文化殖民色彩的西方文化以其強大的影響力和攻勢契合了城市發展中求新求變的浮躁心態，不斷侵蝕著廊坊自身優秀的、獨特的文化；另一方面，對城市文化建設的片面理解帶來了盲從性，使處于京津兩大都市之間的廊坊在北京皇城氣派和天津商務風范的沖擊下迷失了自己。這讓蘊涵獨特風格且處于跨越轉型期的廊坊城市文化建設表現出了諸多不適應，面臨著嚴峻的挑戰。第三，對文化建設“趨同性”缺少足夠的警惕。近年來，在城市文化建設中出現的“趨同性”成為一個普遍存在的瓶頸。隨著科技的高度共享和信息的高速傳播，處于不同地域的城市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交流越來越便捷，越來越頻繁。這樣一來，城市在建設與發展中更多地把目光集中到實體性建筑的規劃上，模仿、復制現象普遍，忽視了能夠彰顯自身歷史沿革、個性特色、品味格調的文化建設。政府作為城市文化建設的主導和建設主體，在實施城市文化建設的過程中過于注重實效性，往往熱衷于借助“縱”（城市地標）、“橫”（造城運動）兩向的發展來提升文化檔次，一味追求高樓林立、霓虹閃爍等“現代都市”文化形象，在“政績觀”指揮下，盲目追求實效導致的趨同化取代了城市文化的個性發展，導致千城一面的特色危機。這種趨同化的建設模式重表象而輕內涵，重眼前而輕長遠，造成文化資源的浪費、人文環境的惡化，使城市文化建設嚴重受阻。
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視閾下廊坊城市文化建設的實現路徑
在城市文化建設過程中，只有堅持指導思想，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弘揚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積極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才能避免丟失自身傳統優勢并降低西方文化負面影響及城市建設趨同化的困擾。第一，強化政府的文化自覺意識。政府一方面是社會主核心價值觀的實踐者，一方面是城市文化建設的主導者和建設者。要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視閾下的城市文化建設效果顯著，就必須有一個具備文化自覺意識的高素質政府。政府及相關部門應自覺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指導，將城市成員的現實文化需求和城市的長遠發展緊密聯系起來，以文化為底蘊，以規劃為引導，實現廊坊先進而獨特的城市文化建設。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政府作為城市發展戰略的制定者和推動者，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指導，對城市文化建設進行合理的行政指導和干預，兼顧城市發展的效率與公平，實現城市政治、經濟、文化的均衡和諧發展。第二，確定城市建設的文化內涵。綠化、亮化、美化等表層物質建設構成了一座城市的外在美，而傳統特色、品格魅力和人文氛圍等深層文化積累才能真正顯現出它的內在美。因此，只有積極發掘自身文化資源，真正確立屬于自己的文化內涵，才能推動廊坊城市文化建設的有效提升，實現城市文化建設由“物”到“心”的跨越式發展。目前，廊坊城市文化內涵定位缺乏深度，仍然停留在花園城市、休閑城市的表層城市定位上，沒有真正表達出獨屬于自己的內在文化特質。有鑒于此，廊坊在發掘和確定城市文化內涵時，首先應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指導，在自由、平等的基礎上，廣泛發動城市各階層成員對廊坊的文化內涵進行討論，廣泛調查，聽取民意，提高城市成員的文化認同感。其次應組成由政府部門、高等院校、研究機構、專家學者構成的城市文化建設領導機構，以高度的責任心、精深的專業知識對廊坊的城市發展軌跡進行認真梳理，對廊坊的歷史文化傳統進行深入挖掘，通過科學的論證分析，對城市建設的文化內涵進行準確定位。第三，提升城市自身的文化形象。廊坊在城市文化建設中，應該成立相應的管理機構，加快文化制度建設，使城市文化形象管理與建設有據可憑、有法可依，保證城市文化形象的統一性和穩定性。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指導，一方面要加強城市建筑、文化標志、發展定位等因素的管理，充分展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城市建設目標，通過對城市標識、建筑形式、區域綠化的統一管理，通過對廊坊城市主色、市樹、市花的精心設計和選擇，確保城市文化形象的同一性；以“廊坊特色文化博覽會”、“河北省民俗文化節”、“中國•廊坊經濟貿易洽談會”等高端會議為重要載體，積極主動地向外界推廣和宣傳廊坊城市文化形象，使其具有可視性強、感受度深、參與率高的城市文化競爭力。另一方面要注重市民文化素質的提高，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指導，開展現代文明教育，普及科學文化知識，塑造“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現代精神，使城市成員充分理解本地文化特色，在日常生活中自覺地展現與傳遞城市文化內涵。第四，追求個性化的文化發展。文化個性，是城市的DNA，是城市的魅力所在，千城一面只會使城市成員的歸屬感消失，讓城市顯得呆板乏味。以城市文化為依托，努力把廊坊建設成為區域內，甚至是國家文化體系中一個個性鮮明的角色，才能以自身的不可替代性提升城市競爭力。如果相反，那就只能在競爭格局中處于劣勢，直至被邊緣化。
關鍵詞: 衡水市 文化軟實力 文化生態建設
“軟實力”是上世紀90年代美國人約瑟夫?奈提出的概念,它相對于軍事、經濟等硬實力而言,是指一國的文化、價值觀念、社會制度等內部凝聚力和國際感召力,是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軟實力主要指精神文化的決定性力量。文化生態環境是由生產方式、生活方式、風俗習慣、信仰崇拜等文化因素構成的統一體,它是物質文化、精神文化的有機組合。文化是生產力,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是區域經濟發展的不竭源泉。對于衡水地區來說,只有達到經濟與文化的共同繁榮,才能切實提高區域的文化軟實力。
地方文化生態的保護和開發是關系到一方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大事。提升一地的文化軟實力,事關其本土文化的傳承與復興。加強地方文化生態保護和建設是加快地區經濟發展、文化建設和提高文化軟實力的需要,也是民族文化創新發展的需要。對于衡水地區來說,雖然經濟不算發達,但自然和歷史文化資源比較豐富,地方文化資源潛存巨大的優勢和價值。近年來,衡水市通過各種措施挖掘當地歷史文化資源,大力發展文化特色產業,有力推動了經濟的發展。如何使文化生態建設進一步為經濟發展服務,以經濟發展促進和完善文化生態建設,使二者相輔相成,達到雙贏,從而提高衡水地區的文化軟實力,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
一、文化生態建設的必要性
1.文化生態建設是加快衡水地區經濟發展的需要。經濟與文化發展過程中始終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社會的文明程度往往都是以經濟與文化的雙重標準來衡量的。衡水雖是農業大市,但農業收入一直落后于省平均水平。衡水擁有豐富的自然和人文資源,但是從以往的數據分析來看,第三產業(主要是旅游業和服務業)所占GDP的比重要低于河北省的平均水平。以旅游業為例,以往衡水市在旅游方面投入較少,雖坐擁衡水湖這一天然生態旅游區,但是并未充分開發;文物古跡的挖掘和研究也進行得不深,眾多知名手工藝品雖擁有悠久的歷史,但并未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旅游資源體現了文化資源的經濟屬性,文化資源與經濟發展密不可分。因此衡水地區文化生態的建設是一個關系到地區生產力發展和經濟全面發展的戰略性課題。
2.生態文化建設是衡水地區文化建設,以及提高文化軟實力的需要。衡水自古為燕趙文化與齊魯文化交流之地,歷史文化資源豐富。衡水地區的歷史和人文資源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內涵,為建立有特色的中國本土文化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同時也為提升河北省,乃至中國的文化軟實力提供了寶貴資源。
3.生態文化建設是衡水文化創新發展的需要。在大多數情況下,新的文化都是以深厚的傳統文化為基礎的。在經濟政治全球化的今天,各國都在竭力保持自身的傳統文化,因為傳統文化才是源泉,只有保持豐厚的原生態文化,才能創造出新文化。以傳統文化為基礎的生態文化建設為文化進一步創新儲備了豐富的資源,是創新文化的根和魂。
二、文化生態建設之措施
從目前看來,衡水的文化資源比自然資源更為豐富,更具有開發潛能。同時,人文資源的開發不會以破壞環境和消耗資源為代價,更符合可持續發展的要求。近年來,衡水越來越重視旅游資源的開發,除計劃把華北內陸具有典型代表性濕地環境的衡水湖打造成集水上游樂、休閑度假為一體的綜合生態旅游區外,人文資源的開發也逐步納入了計劃。但是,文化資源的開發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要實現資源開發的合理性,提升衡水地區的文化軟實力,刺激地方經濟快速穩步發展,必須根據本地區的自然生態和人文生態狀況,進行制度創新,探索出具有區域特色的經濟文化發展模式。
首先,把文化資源轉化為精神能源。精神為行動提供動力。衡水地區的自然條件一般,農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低于省平均水平,工業也不具備很強的競爭力,人口自然增長率過高,種種事實表明,衡水的經濟發展有很多困難和障礙。但是衡水人民在同艱苦的環境斗爭中,形成了頑強拼搏的斗志、自力更生的品格和勤勤懇懇的務實精神。歷史文化資源可以幫助衡水人民增強對家鄉的自豪感、自信心,激勵和鞭策人們為家鄉的振興和繁榮奮斗。
其次,要充分利用衡水地區特有的文化優勢,發展具有衡水特色的文化產業,為衡水文化事業和經濟發展注入新活力、開拓新領域。
最后,要利用文化資源促進文化精品的創作生產,推出具有鮮明特色的優秀作品。只有精品才能成為文化“名片”,才能更好地體現其鮮明特色。因此,我們在開發利用文化資源的同時,一定要注意精品的生產,以精品來塑造品牌。
提升一個地區或國家的文化軟實力,搞好文化生態保護和建設是一條重要的途徑。但這是一項需要各部門互相協調,全民一起參與的事業。政府在其中對于保護區域文化、提升文化軟實力有著重要責任,要采取措施切實保護文化資源,加大對文化生態建設的投入,健全文化資源管理機構,組建一支業務熟練的文化研究隊伍,同時還要建立健全相關法律體系,所有的這些工作都離不開政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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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市道路；景觀建設；文化自覺
中圖分類號：U412.3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3060（2012）02-0040-09
無論按景觀生態學者將城市景觀空間分為“塊狀一廊帶一基質”還是將城市意象分為“道路、邊界、區域、節點、標志性建筑物”，道路景觀對城市形象都具有重要意義。一座城市的靈魂——歷史文脈、價值追求、城市個性都會反映在這座城市的景觀形態中。由于人們進入城市通常是從道路切入的，所以城市道路景觀形態對城市形象就顯得更為重要。當我們提出城市道路景觀需要強化文化自覺時：這個“文化”首先指的就是先進文化、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文化、城市所在地的地域文化以及生態文化；這個“自覺”則是指要以這些文化來作為我們的城市道路建設的指導思想，并將這抽象的精神文化轉化為可視的、具化的道路空間形態，融入城市街道景觀中。因此，如果承認中華民族有優良的民族文化，每個城市所處的地域有它特有的地域文化，那么中國的每座城市的道路就理應有它的景觀特點，而非“千街一面”、“萬路同景”。由此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的城市道路在景觀建設中追求的應是不同城市不同街區道路景觀的“異”，而非“同”。
一、古今中外道路建設中的文化價值取向
古今中外，凡對人類社會的進步做出重大貢獻的文明體，均可以從其道路的景觀形態中去發現其特有的文化價值內涵。
1.古代道路景觀中的精神文化
（1）中國古代文化在道路景觀中的表現
中國古代文化在道路景觀中體現得十分明顯，具體表現在御道、官道（驛道）和神道上。
御道古人認為人有尊卑貴賤之分，皇帝是天子，位處萬人之上。這種思想反映在建筑空間上就是“高為尊、低為卑，中為尊、側為卑”，表現在道路建設上就是皇帝通行的御道必定位處道路的中央。如東漢的都城洛陽的御街、宋代東京開封的御街都非常典型地反映了這種王尊民卑的道路空間形態。
秦代馳道也是如此。據載，秦馳道“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筑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所謂“三丈而樹”是指處于五十步馳道中央的三丈路面，“惟皇帝得行”，“諸候有制得行馳道中者行旁道，無得行中央三丈”。所以中國古代政治文化反映在道路景觀上就是：代表國家形象的御道在空間形態上分為三：中央部分高于兩側，道中是皇帝的行道，道側是百姓走的。
驛道反映在驛道上的道路景觀主要有牌坊和亭。通過牌坊形成的道路景觀，表達當時社會所弘揚的思想價值與倫理道德，能產生極大的文化氛圍營建效果。而亭則是古人為表達情感和休憩在道路兩側建的建筑空間景觀，是道路的一種附屬物，而非僅是園林建筑。
牌坊。在道路中央樹起標榜“仁義禮智信”等價值取向的牌坊，就是道路景觀對古代倫理價值的自覺宣揚。安徽歙縣棠樾村的自東北向西南巍然排列、氣勢非凡的七座牌坊群景觀，分別宣傳揚的是“智、孝、節、善、慈”等古代中國的主流價值文化；福建詔安南詔七座石牌坊群，分別弘揚的是“廉、忠、壽、善、智”等道德價值。這些牌坊都成為古代中國道路景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宣揚的思想文化無不體現著那個時代的價值取向。
亭。亭也是古代中國道路重要景觀。它的主要功能是滿足古代中國人分、離、送、別時的一種禮節行為表達。古代中國道路上的這種建筑，形成了一種有別于其他國家的道路空間景觀。對道路兩旁建立的這種特殊建筑專門投入資金和勞動力，說明了古代中國文化特別重視人情。亭分長亭和短亭——其設置為十里一長亭、五里一短亭。古代文獻中對亭的解讀很多，如“亭，人所安定也。亭有樓”，“亭，留也”，“亭，停也，亦人所停集也”，均與道路上的分別、停留有關。李白有“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王實甫《西廂記·長亭送別》有：“聽得道一聲去也，松了金釧；遙望見十里長亭，減了玉肌：此恨誰知？”；等等。
神道神道也是君本政治在道路上的體現。最初神道是為帝王和有著卓越功勛的武將的陵墓興建的，后專為帝王陵墓興建。神道的華表、翁仲、翼馬等均是中國君主政治文化在道路景觀上的表現。目前留有遺跡的神道有許多：唐乾陵神道，宋陵（鞏義）神道，明十三陵神道，清東陵神道等，都表現了不同時代的禮制文化與藝術特點。
（2）古希臘和古羅馬文化在道路景觀上的表現
古希臘道路 古希臘重要的道路都是連系神廟和廣場通道。從政治文化來講，古希臘的城市空間形態主要由城市廣場、神廟和城市道路來表達。“廣場體現了古希臘文化的城市民主精神”，“衛城是當時宗教的圣地和公共活動場所”。因此，神廟和城市廣場周邊道路四通八達且寬敞、美麗。而這種寬闊、美麗的城市道路是由古希臘政治文化所反映的。
古羅馬大道景觀
古羅馬的凱旋門斗獸場反映的是古羅馬的尚武文化。熱衷于武力征服和感官享受的羅馬人在思想價值取向上一是崇尚武力，二是追求享受。前者導致它為了征服其他民族，修了8萬多公里適合于戰車行駛和騎兵運行的羅馬軍用大道，使古羅馬城區遍布適合羅馬軍團通行的城市帶形空間——軍用大道，以及數以百計的凱旋門；后者導致它修建了許多洗浴場和規模宏大的斗獸場。
為了炫耀武功，羅馬帝國還修建了眾多的凱旋門矗立于道路中央，如提圖斯凱旋門、君士坦丁凱旋門等，這些紀功碑式建筑遍布環地中海區域羅馬帝國的版圖內，成了古羅馬大道上的重要景觀。
2.近現代國外城市道路建設中的文化價值取向
進人近現代以來，世界發生了很大變化，但通過道路景觀的打造來展示國家與城市的精神文化并無變化。
華盛頓林蔭道——景觀形態蘊含著美國社會的政治文化和思想價值。以空間形態來表達政治內涵是華盛頓城市空間最大特點之一。經過160多年的完善與建設，今天的華盛頓林蔭道已由當初的“L”形發展成了“十”字形，其景觀形態融入了更豐富的意識形態內涵：華盛頓林蔭道的核心景觀是華盛頓紀念碑，它的東面是國會山，西面是林肯紀念堂，北面是白宮，南面是杰弗遜紀念堂。這種景觀形態，至少表達了四種景觀文化內涵：一是用城市帶形景觀語言告訴人們，美國是一個三權分立的國家——居中心地域的是華盛頓紀念碑，華盛頓主持制定的美國憲法確立了美國政體為行政、司法、立法三權分立、相互制衡，而林肯和杰弗遜紀念堂，則體現了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精神，這些都是美國精神文化的核心價值。二是美國是一個承襲西方文化的國家——華盛頓紀念碑造型為方尖碑，方尖碑源于埃及，它模擬太陽金色的光芒而創作，是古埃及太陽神“拉”的化身，今天，從圣彼德大教堂到圣母百花大教堂，從協和廣場到萬神殿，從布宜諾斯艾利斯到莫斯科，凡西方文化覆蓋之地都矗立著代表著宗教意義、文化意義和美學意義的方尖碑，方尖碑已成為西方文化的一種符號；華盛頓紀念碑高達169米，座落在從國會山到林肯紀念堂的東西中軸線上，是世界最高的方尖碑，也是哥倫比亞特區的最高建筑，這隱喻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所推崇的政治文化價值的“崇高”。三是道路景觀的意識形態性，除上述景觀內涵意識形態外，靠華盛頓林蔭道周邊分別有以“自由墻”形式展示的二戰紀念碑，有以“Freedom is notfree”題詞的韓戰紀念碑和碑體呈V形、好像“地球被戰爭砍了一刀”的越戰紀念碑，這些都表現出具有美國特色的、強烈的意識形態性。四是道路的生態文化性，華盛頓林蔭道從它開始規劃建設那天起，其設計者A.J.Dawning就確立了它的周邊綠化植物是采納“在華盛頓地區氣候條件下適宜生長的所有樹種的集合”，因此華盛頓林蔭道沒有更多昂貴的非本地樹種，它的綠化是仿自然的生態景觀綠化。
香榭麗舍大街——法蘭西民族性格的帶形空間展示。香榭麗舍大街（下稱“香街”）取自希臘神話“神話中的仙景”之意，被譽為“世界上最美麗的大街”。香街位于盧浮宮前的協和廣場、凱旋門和大凱旋門的東西中軸線上，橫貫巴黎8區，寬約70米，全長約1800米。其人氣、名氣、財氣和文化之氣在全球很難找到能與其比肩的。香街集歷史文脈、時尚文化、人文底蘊于一體。從歷史文脈來講，它出身“貴族”——由凡爾塞宮的風景設計師Le Notre于17世紀中葉設計，三百多年來，從協和廣場上的方尖碑，到星形廣場上的凱旋門，上演了無數影響法蘭西、歐洲乃至世界的人間悲喜劇！香榭麗舍一側，大宮和小宮留下了法國曾經有過的榮華富貴；從時尚文化來講，香街引領世界最時尚的消費品牌文化，從LouisVuitton到Starbueks，從Pierre Cardin到Versace，從Mercedes-Benz到Citroen，從PATHE到MGM，從Maxim’s到Fouquet’s，從Lido到Planet Hollywood……所有世界著名的品牌一應群聚香街；從人文底蘊來說，從大仲馬到小仲馬，從巴爾扎克到司湯達，享譽全球的世界級大文豪的文學名著中，我們都能看到對香街雍榮、高雅、富貴、繁華的描寫……
如果說法國人的“浪漫”可以在充滿風情的塞納河兩岸的絢麗景觀上體現，那么，香街的景觀則體現了法國人的“傲慢”——香街是法蘭西民族性格和法國文化的空間景觀展示。
世紀大道——上海開放精神的體現。如果外灘那些萬國建筑的建筑立面及沿街欄桿、燈飾、躺椅等附屬設施的西化風格，代表的是舊上海殖民地文化的道路景觀的話，那么，浦東世紀大道就是今天上海推行改革開放政策所展示的道路景觀。這條由法國Sommer ist—De Fance設計的“東方香榭麗舍大道”的景觀路，西起東方明珠，東至浦東新區行政文化中心，全長約5.5公里，寬100米。世紀大道最突出的特點是：“對100米寬的道路采用了非對稱的橫斷剖面設計，延伸寬達30米的步行林蔭道，通過以‘時間’為主題的雕塑展示及紀念性標志物營造壯觀的場面……”世紀大道在景觀表現上通過“東方之光”、“世紀辰光”、“五行”等雕塑來充分展示道路景觀中的中國文化元素。但由于存在交通、景觀與人之間處理的諸多方面問題，也遭到來自多方面的批評：“中西文化及設計思想上存在沖突”、“城市肌理遭到破壞”、“步行林蔭道設計生硬”等。還有學者專門將法國的香街與世紀大道進行了從汽車交通、軌道交通、步行交通、景觀等多方面的比較，結果，“東方香街”各方面都遠遜色于巴黎的香榭麗舍大街。這正說明了道路景觀的美需要歷史沉淀和人文精神支撐，而對國家、地域文化的了解，并非西方一流景觀設計所就一定能完全勝任的。
但直接采用招標的方式來吸引國際一流景觀公司對中國的道路景觀進行設計，如沒有改革開放的大背景，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因此，說世紀大道是改革開放精神的體現是恰如其實的。
二、城市道路景觀建設需要強化文化自覺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認識：經典的、享譽世界的城市景觀道路，具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有歷史文脈，如巴黎的香榭麗舍大街；二是有精神文化內涵，如華盛頓林蔭道；三是能反映一定歷史時代政治倫理和文化，如古代中國的御道、神道，當今的世紀大道；四是具有生態意義的道路，如華盛頓林蔭道。這四方面的特點都可以濃縮為今天我們統稱的“文化”。今天，在全國各地正大規模開展城市道路景觀建設時，要想真正建設出經典的城市道路景觀，提升城市形象，創造出生活與精神宜居的城市，就必須自覺地將文化內涵融入城市道路的景觀建設之中。換言之，就是要把城市的經典道路景觀當作文化工程來做，要自覺地將國家的、地域的、民族的精神文化作為道路景觀建設的指導思想。
1.城市道路景觀存在的問題源于建設思想上缺乏文化自覺
強調城市道路建設中的文化自覺，并不是要不分古、今、中、外地重拾過去幾千年來世界各國道路景觀的原貌，也不是一概否定西方發達國家道路景觀建設的優良成果，而是要站在時代的高度，摒棄幾千年來人類歷史上在城市道路建設中的“君本”、“尚武”精神和“物本”的價值取向，克服一百多年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城市美化運動”中的“美本”價值取向——片面強調華而不實的“美”的弊端，用以人為本的精神指導城市建設——以適宜人的居住、有益人的成長、反映人的精神追求和文化需求等，作為根本出發點來進行我們的城市道路景觀建設。
目前在城市道路建設與整治中較為普遍存在的一些現象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視的，例如：
在道路帶狀走勢上，更多注重的是所謂點、線、面的規范、整潔，強化的是能給人以流暢韻律的道路視覺景觀美，而較少考慮這種外在形式美應蘊含的人文內涵；
在道路整治上注重的是“令人煥然一新”的視覺沖擊景觀，而對城市道路景觀應給市民帶來的熟悉感、親和力和親近感方面表現乏力；
在道路綠化方面特別注重的是“四季有花”，著眼于花團錦簇等視覺景觀效果，而通過道路綠化品種的選擇表達特有的人文精神、價值追求較少，通過綠化品種的選擇來降低污染、調節氣候、凈化空氣達到相應的生態效果也研究不夠；
在“道路質量提升”上，常常表現為不顧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片面以提高道路造價、檔次來盡顯豪華，而忽略了研究與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道路景觀品質；
所有這些“不僅未能彰顯城市精神、凝聚城市人氣、強化城市文化資本、提升城市影響力，反而因為崇洋導致新的‘喪魂失魄’，甚至成為笑柄”。
我們認為，上述一切道路景觀品質存在的這些問題，均與城市建設中的文化自覺欠佳相關。而強化城市道路景觀建設的文化自覺，是克服上述現象的思想基礎。遵循文化自覺的道路景觀建設，應確立四大基本原則。
2.城市道路景觀建設中的文化自覺四原則
道路景觀建設強調的文化自覺，是民族自身的文化，是反映時代精神的文化，是有地域特點的文化，是和而不同的文化。她與科學技術是相反相成的，科技在質和量上，其標準強調的是與國際接軌，而景觀文化則反其道而行之，她追求的是道路景觀形態的“異”，避免“千城一面”、“萬街同景”。
（1）重視民族審美心理和審美習慣的原則
文化自覺首先需要文化自信。面對席卷而來的“強勢”文化，處于“劣勢”國家的文化如果不建立應有的文化自信，就可能失去“文化的自我”，甚至以“西方文化的認同來界定中國文化的認同”。一個在文化上自輕自賤的民族，不僅得不到其他民族的尊敬，同時也得不到“洋”和“外”的民族與國家的尊敬，更違背了《聯合國》“充分尊重人民文化”的精神。因此，城市建設的文化自覺的前提，首先是建立文化自信，并站在文化自信的高度上，確立文化自覺。文化自信的確立，繞不開文化傳統的把握，而對傳統的真正忠誠并不在于單純的保持傳統，而是在于維護傳統的連續性。就道路景觀而言，首先需要尊重傳統優良文化的審美心理與審美習慣。因此，文化自覺就需要從審視中西文化背景下的城市景觀審美心理與審美習慣中，去區分中西審美心理與習慣的異同，并把握現代性與傳統性的內在聯系，逐漸建立起一套從理論到實踐、從精神內涵到表現形式的中國道路景觀體系，并最終實現以中國城市道路空間景觀形態的特征來表現中國特色的城市景觀。
（2）強化地域文化特點的原則
經濟的全球化不能代替文化的多元化與地域化。站在全人類文明的高度來看，每一個民族的文化和這個民族所處地域的文化都不僅僅只屬于這個民族本身，同時也應屬于全人類，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一個民族并沒有資格來否定他自身的文化和他所處之地的地域的文化。相反，他倒有責任弘揚、提升他所在地的地域文化，以此來繁榮世界文化。而道路景觀上確立強化地域文化原則，將地域文化元素融入城市所在地道路景觀中，可以產生三方面的積極效果：
一是凸顯地域景觀特色，增強城市的個性品質。這就可以杜絕或減少當前城市化進程中被人們所不齒、甚至遭人唾棄的“萬街同貌”弊端。
二是可以增強城市吸引力和凝聚力，使本地市民對街道的景觀形態有一種親切感、歸屬感，使南來北往的旅游客人可以感受到這個城市街道景觀的新奇感，體察到祖國的文化多樣性，尤其是在少數民族地區，更表現了城市建設對歷史文化的尊重，可以實現由道路景觀建設向文化建設甚至社會建設升躍，有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
三是可使道路路域生態環境優化。不同的地域經過自然生態的選擇，往往都會形成最適宜于這個地域生長的動植物，這些動植物往往又被當地人所推崇并人格化，形成具有地域意義的“市樹”、“市花”、“市鳥”之類的動植物，把這些具有本地生態特色的動植物作為道路綠化的主要植物、街道小品的表現物，既在景觀上體現了特色，又對生態環境建設有積極意義。
（3）時代精神原則
人是時代的產物，人不能超越時代正如人的身體不能超越他的皮膚。作為人所創造的物質產品當然也不能不帶有他所生長的那個時代的印記。正如丹納所說：文化藝術“作品的產生取決于時代精神與周圍的風俗”。所謂“好”與“差”不在于是不是有那個時代印記，而在于這個印記是否真實地、準確地把握了那個時代的特征。
今日中國最強勁的時代精神就是改革開放精神。改革，就要摒棄過去的不利發展的東西；開放，就會受到來自強勢文化的影響。因此，我們的城市道路景觀建設不可能不受到發達國家的影響，受影響的不僅是規劃、設計人員，而且市民的審美與興趣偏好也是如此。開放時代的城市道路建設，不可能像閉關鎖國時的城市道路建設那樣我行我素，在改革開放的時代精神影響下，它至少要考慮四大因素：一是當前世界城市道路建設發展的大趨勢，二是城市市民的審美趨向，三是國際社會對城市道路建設的評價，四是城市的經濟實力。
從世界城市道路建設的大趨勢來說，生態道路的建設是不可回避的；從城市市民的審美趨向來說，城市道路景觀品質的多元化是必須考慮的——市民的審美偏好和宜居需求是多種多樣的，城市道路的品質也應是多元化的；從國際社會對城市的評價來說，城市道路的技術標準必須與國際社會“求同”，而它的景觀品質則應“求異”；從城市的經濟發展來看，只有與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道路景觀，才是普遍受到人們認同和接受的美的道路景觀，正如穿金戴銀并不等于美一樣，城市道路也不是越豪華越美。
（4）生態文明原則
營建與生態城市相一致的生態道路應是城市道路景觀建設的重要原則。只有與生態文明相一致的道路綠化景觀才是適合人居住的道路景觀環境；只有采用可循環利用的、可持續發展的、能降低城市熱島效應和道路噪聲的材料鋪裝的城市道路，才是有益人的健康、適宜人居住的城市道路；只有在城市道路中，反映出與城市所在地地域生態環境相吻合的城市道路，才能使市民對道路產生心理上的親近感、精神上的歸屬感，才會是人性化的城市的道路；只有那種能在道路景觀中找到與周邊地域環境相協調的道路色彩、建筑立面、綠化景觀的道路，才是具有城市地域個性品質的城市道路。
三、文化自覺視閾下的城市道路景觀建設路徑
1.思想層面：確立“以人為本”的城市道路景觀文化建設理念
人的情感、追求與需求是豐富多彩的，市民對城市景觀的需求也應是豐富多彩的。作為城市景觀構成部分的城市道路的景觀特點也應是多元品質的，而不能統一為一個模式。
以人為本的城市道路景觀建設思想可以從許多方面解決城市道路景觀建設中遇到的問題，并使城市道路景觀多元而豐富多彩。可以從以下五個路徑來展開建設。
（1）建設有益于人身體健康的城市道路。這種道路景觀的建設，著重考慮的是如何通過街道建筑的科學排列，來實現街道的空氣流通，創建一個宜居的環境；通過提高城市道路綠化的生態效益——調節氣候、降低噪聲、凈化空氣、減少污染來實現城市道路生態質量的提升。
（2）建設讓市民產生親切感和歸屬感的城市道路景觀。城市是人民的城市，因此，城市道路就應該有讓市民熟悉的景觀元素品質。這就需要城市道路注重道路周邊環境的歷史文脈與人文風俗，并將這些元素融入城市道路景觀中——從建筑立面、車站、路燈、護欄到果皮箱、休憩椅、路樁，從指示牌、人行道鋪裝材料的質地、形狀到道路綠化植物的種類選擇及雕塑與小品的形式與內涵。如果城市道路都建設改造得“煥然一新”，仿佛一夜之間“從天而降”，完全變得陌生了，這樣的路顯然不會讓市民感到親切、有歸屬感。
（3）建設具有多元品質的城市道路景觀。市民需求的多樣性，決定了城市道路理應有多元的品質和多樣的道路景觀。如開放帶來的異域文化，使部分市民喜歡帶有洋味的道路景觀，作為開放的城市，是可以適當滿足這種景觀需求的；也有在現代化進程中反而增加了對舊街懷念的市民，因此，仿古的、有民國風味的城市街道也應在城市中留有自身的地位；更有許多市民喜歡徜徉于林蔭夾道的城市街道，這當然也應得到滿足；至于那些希望享受熙熙攘攘的城市繁華的市民，獲取文化消費的市民，大享朵頤口福的市民，當然也應一一得到滿足，等等。
（4）建設城市精神文化價值取向最具特色的的城市道路景觀。最具特色的城市道路景觀，不僅僅只有城市地形地貌、植物花卉，同時也應有城市千百年來形成的城市特有精神文化取向。如，上海是開放之城，南昌是英雄城，井岡山市有星火燎原革命傳統，重慶是紅巖精神的發祥地，曲阜是孔子之鄉……，這些城市如果都能將她們的精神文化通過道路景觀打造出來，其道路景觀形態就會各具特色，產生經典性。
（5）建設能夠代表城市歷史文化的道路景觀。誠如馬斯洛心理需求層次論所揭示的，人的需求是有層次的。城市滿足人們的需求也是有層次的。將這種需求放在城市道路景觀建設上來看，建設能夠代表城市歷史文化的道路景觀的道路才是滿足城市市民最高心理需求的道路景觀，才是使市民對所在城市產生歸屬感、認同感、自豪感的重要手段。這就需要從城市的歷史文脈、市民的風俗習慣、行為文化等多方面來研究，才能做到準確把握。
2.生態層面：以道路生態學理論推動城市道路建設與綠化
通過路域生態學的理論指導，城市道路的生態可以得到優化。
“道路生態學”從提出至今也就不到十年的時間。最先創建道路生態學的是被稱為“道路生態學之父”的哈佛大學教授Richard T.T.For-man博士。2001年，Forman教授聯合總計十四名交通工程學家和生態學家，綜合研究了兩年多，于2003年出版了《道路生態學——科學與解決方案》（Road Ecology Science and Solutions）一書，由此開創了道路生態學先河。近些年，我國的公路綠化、環保景觀設計、新理念指導下的公路設計均是我國路域生態學相關領域的突破性研究進展。然而，國外路域生態學所包含的內容、研究方法、理論體系、經驗總結等等的研究深度、發展速度卻處于領先地位。因此，開展路域生態學相關研究，對提高我國城市道路生態質量具有重要意義。道路生態學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如下圖所示：
以路域生態學中的第一部分內容來改善道路生態，我們可以通過改變交通工具、改變出行方式（設立自行車綠道、多乘坐地鐵、輕軌等）來減少碳排放量；從第二、三、四部分內容來研究，我們可以在道路綠化中，根據不同的地域環境，通過不同植物的組合和植物種類、濕地系統的建設，來達到降低城市污染，優化人和動物的生存環境，為宜居城市提供優質的生存空間。
3.學術層面：建立道路景觀批評學
十多年前，鄭時齡教授針對我國建筑大發展出現的問題，提出了建立建筑批評學，并出版了專著《建筑批評學》，推動了我國的建筑學的發展與繁榮。雖然道路也屬建筑，但道路景觀的線形空間性、動視性、序列性、因動態而形成的景觀文化、景觀藝術、景觀生態展示性特征等，是與鄭院士提出的固態的建筑形態有很大差異的，因此，建筑批評學不能夠涵蓋道路景觀批評學。正如建筑批評學推動了建筑本身的發展和建筑質量的提升一樣，建立道路景觀批評學當然也會推動道路景觀質量的提升。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的道路工程呈現出大規模的擴張。以高速公路為例，至2011年，國內高速公路已達到8.5萬公里，今年必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城市道路規模也處于世界前列。交通部規劃，“十二五”末高速公路里程要達到11萬公里，將大大超過美國，迅速發展的城市化必將進一步推動城市道路大規模發展。規模龐大的路網，催促了道路景觀建設，從城市到鄉村，到處都在做道路景觀，其投資規模、工程數量之大，難以統計。但如此巨大的規模，卻并未產生像建筑批評學那樣的一門道路景觀批評學。這導致我國的道路景觀建設良莠不齊。即使像上海世紀大道那樣由國際一流景觀設計公司設計的、高標準的景觀大道也問題多多，其他景觀道路存在的問題可想而知。一條景觀道出來，人們看到的往往只是電視、網絡和報紙上的大量溢美之詞，很難看到從學術角度對其進行優劣的評價，這種看不到問題的片面褒揚，長此以往，必然帶來更多的景觀工程隱患。道路景觀批評學的建立，可以對道路景觀進行全面而又系統的研究、描述、分析、闡釋、比較、評價、論證、判斷和批判，并運用正確的思想方法客觀地、科學地、藝術地和全面地對道路景觀及其設計者——道路景觀設計師的價值和品質作出評價，從而為道路景觀建設的科學評論提供理論支持，并通過這種正常的批評，推動道路景觀建設的科學化，促進道路景觀建設質量的提高。
4.制度層面：建立道路景觀評價組織和管理體系，營建城市道路景觀建設氛圍
在制度層面建立合理的、各方參與的景觀道路的評價組織，對于推動城市道路景觀建設、營建城市道路景觀建設的氛圍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在這方面，國內外都有值得借鑒和發揚的經驗。
（1）評價組織。國內外均有值得借鑒的經驗。以美國為例，其國家風景道體系的形成，從一開始就確定了風景公路的確立步驟必須有：受風景公路影響的“權利人、當地居民委員會、環保組織和對申請立項感興趣的其他相關利害人應盡早參與進來”。國內近來也出現了道路景觀評價組織，如重慶在“海選”最美街道的過程中，就由地方政府協調組織了鑒街團，對“最美街道”挑刺，并提出完善建議。
（2）管理體系。完善的道路景觀建設管理體系對推動城市道路景觀文化建設是必不可少的。國際上最先推行風景道路體系建設的美國有值得我們學習與借鑒的做法。從上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美國的風景道路管理體系形成了從主管部門聯邦公路管理局（FHWA）到管理制度《公路美化法（1965）》（Highway Beauti.fica-tion Act of 1965）、《美國交通運輸道路效用法案（1991）》（In tern odal Surface TransportationEfficiency Act of 1991，ISTEA）、《國家風景道計劃（1995）》（NSBP National Scenic BywayProgram，1995）等一系列管理硬軟件，形成了較為完善的風景道路管理體系。至2005年止，美國已建設了代表美國“路魂”的全美國家風景道（All American road）和國家風景道（NationalScenic Road）165條，形成了由國家、州和地方級風景道組成的國家風景道體系。
（一）城市文化品牌研究
對城市文化品牌進行研究的學者比較多，學界從各自不同研究視角、理論和方法來探究城市文化品牌問題，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在國外，最早提出城市品牌概念的是美國杜克大學商學院的凱文•萊恩•凱勒教授，他認為城市品牌是由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等方面綜合形成的復雜體系[1]。國內圍繞城市文化品牌也作了大量的研究，大致可分為二個方面：一是城市文化品牌的理論研究。以田根勝、曾望軍等為代表的學者對城市文化與城市經濟、城市文化與市場及資本的對接與轉化進行了研究。田根勝認為，通過文化資本的運營，打造城市文化品牌，形成城市核心競爭力[2]。曾望軍認為，城市的歷史文化、社會活動、建筑風格、文化氛圍、文化產品等共同構成具有鮮明特性的城市文化品牌，代表著城市在國內外社會公眾心中的總體形象和評價，并提出用品牌效應來塑造城市形象，通過實施科學的戰略管理，實現文化與市場對接，完成文化向資本的轉化[3]；二是城市文化品牌的實踐研究。許多學者從實踐方面對諸多城市進行了研究，并就相關城市文化品牌的塑造針對性地提出了思路和建議。如余霖對鼓浪嶼的品牌形象和品牌塑造過程進行分析研究，指出其存在著品牌塑造的高度和深度不夠，主觀決斷多于客觀科學定位等問題，嘗試重新規劃鼓浪嶼品牌塑造戰略和流程[4]；張平分析了張家港的城市文化品牌特色，對其文化品牌塑造提出了合理化構想和建議①；謝朝清通過分析研究連云港的文化特征，明確提出了連云港城市文化品牌的發展戰略，并指出其最終目標就是打造城市文化品牌[5]；曹錦揚分析了南通現階段城市文化的特點，為南通打造城市文化品牌提供了策略[6]。
（二）文化資源整合相關研究
文化資源整合就是對傳統文化進行發掘、選取和價值再造的過程，根據市場的需要加以集中優化，形成具有較高社會價值和市場價值的文化資本[7]。隨著城市之間的競爭日益加劇，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文化資源在打造城市文化品牌中的支點作用，認識到文化資源整合是打造城市文化品牌的關鍵。許多學者對文化資源整合問題進行了研究，并就如何進行文化資源整合提供了方法和策略。主要研究路徑有：一是針對文化大省進行文化資源整合的研究。如陳野研究了浙江文化資源及現狀，明確了傳統文化資源是浙江文化資源的特色和優勢，指出在文化資源開發利用中還存在著粗放、盲目、低效、閑置、難成品牌等問題，并提出山水生態文化、民俗文化、茶文化、名人文化、青瓷石雕文化、經典名作、宗教文化、農村傳統民居等傳統文化資源整合的構思[8]；何炳武等學者對陜西省歷史文化資源進行了研究，指出存在著開發保護不夠、保存現狀堪憂、傳承力度不足及研究不足等問題，并提出了文化資源整合的有效路徑，即開發歷史文化旅游線路、利用與傳承古籍文獻、積極挖掘并申報非遺項目、宣傳和推廣特色文化等[9]；二是針對城市進行文化資源整合的研究。如王克明對天津文化資源及現狀進行了研究，強調整合開發天津文化資源應遵循的原則，并從加快文化體制改革步伐、培養和挖掘文化消費需求、重視現代科技和創意、推動文化企業整合重組、發揮民間力量開發文化資源等五個方面對天津文化資源進行整合開發[10]；王偉等研究了景德鎮陶瓷文化資源概況，提出景德鎮加強陶瓷文化資源的整合，可以從加大資源保護力度、維護品牌形象、加強產學研聯合，以及政府要加強規劃和引導等四個方面進行推進[11]。
（三）文化資源與城市文化品牌的關聯機制研究
塑造城市文化品牌的前提和基礎是整合文化資源，圍繞文化資源與城市文化品牌的關聯機制問題，許多學者展開了細致的研究，如：曹萌探討了遼寧文化資源整合與文化品牌建設戰略，提出了名人牌、名地牌、名產牌及藝術牌“三名一藝”的文化品牌建設戰略[12]；王運濤研究了鄭汴一體化過程中的文化資源整合問題和鄭開兩市的文化品牌建設問題，提出要建立專門的研究機構，科學有效地界定用來打造品牌的文化資源，形成文化資源整合戰略和品牌建設思路，尋求有效的方法打造品牌，并做好品牌的保護、保值、增值和創新[13]；關睿研究了武漢市城市文化資源及其整合現狀，對如何處理開發城市文化資源和建設城市文化品牌之間的關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4]；湯建中則圍繞吳文化與城市文化品牌建設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認為京杭運河歷史悠久，世界聞名，穿越了蘇州、無錫、常州、宿州、齊寧等五個城市，于是提出了打造常州“運河五號”城市文化品牌[15]。綜上所述，圍繞文化資源與城市文化品牌的研究，通常都是通過梳理城市文化的演變邏輯，探討文化資源對塑造城市文化品牌的影響，以及在不同時期不同文化資源背景下城市文化品牌的特征，從而揭示文化資源與城市文化品牌的關聯性，旨在塑造具有城市鮮明特色、傳承歷史文化、被市民所認同的個性鮮明的城市文化品牌。整體而言，目前有關文化資源整合與城市文化品牌塑造的研究，重點尚停留在歷史文化、自然環境、文化產業、旅游產業等層面，對文化資源、政府組織、公民素質等要素對城市文化品牌的影響認識尚不足，對城市文化品牌如何精準定位、政府如何主導、市場如何運作、市民如何參與等方面的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
二、基于文化資源整合的城市文化品牌建設的分析框架
城市文化是城市特有的一種氣氛，也是城市的特征和靈魂，具體而言包括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個層面[16]。物質文化可分為城市景觀、文化產品及文化設施等三個類別，包括城市建筑、城市面貌、自然環境、人文景觀、道路交通、文化館藏、生產條件、經濟水平，及特色鮮明的各類文化產品等，物質文化是有形的，但也能反映出城市的價值觀念、歷史文化、城市精神、民俗風情等，是塑造城市外在形象的客觀載體；制度文化可分為文化法規、機制體制及戰略規劃等三個類別，包括各類正式組織和非正式組織制定的各類規章制度，約束著組織和個人的行為，是維持社會有序發展的重要制度支撐，特別是政府組織，其制定的制度、政策及規劃等，對所在城市的未來發展具有巨大的影響力，也深刻地影響著城市居民的生活質量；精神文化可分為市民素質、民風民俗及城市精神等三個類別，反映出城市的精神面貌，體現在城市的公共秩序、公共衛生、公共服務等領域，特別是城市精神，凝聚著城市的思想精髓，是城市文化最核心的部分，引領著城市未來發展的方向。概括而言，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及精神文化彼此相互關聯，物質文化是制度文化與精神文化的物化體現，制度文化是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中介，精神文化是物質文化與制度文化的統領，三者相互作用，互為因果，共同構成完整的城市文化綜合體系。文化資源整合與城市文化品牌建設密切關聯，文化資源整合是城市文化品牌建設的前提和基礎，城市文化品牌建設則是文化資源整合的主要目的之一。通過文化資源的有效整合來打造出特色鮮明、公眾認同、符合城市個性和未來發展的城市文化品牌，有助于提高城市的競爭力和美譽度。基于文化資源整合的城市文化品牌建設分析框架如圖一所示（見下頁）。
三、基于文化資源整合的城市文化品牌建設的地方實踐
文化資源是城市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共同構成的有機整體，要進行城市文化品牌建設，首先必須對城市文化資源進行有效的整合，通過全面深入地研究和挖掘城市的歷史文化和現代文化，在整合歷史和現代文化資源的基礎上，打造出符合城市個性特色的、引領城市未來發展的、被受眾群體廣泛接受的城市文化品牌。在實踐過程中，許多城市通過整合該市的歷史和現代文化資源，大力推行凸顯城市文化品牌建設的有效策略，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如表1所示。四、城市文化品牌塑造流程與推進策略
（一）城市文化品牌塑造流程
城市文化品牌塑造需要在整合文化資源的基礎上，通過城市定位、文化品牌塑造、城市文化行銷等三個方面構成一個相互支撐的完整系統①。城市文化品牌塑造的具體流程見圖二。城市文化品牌塑造前提是在充分挖掘城市歷史文化資源的基礎上，對文化資源進行整合，把握城市定位。所謂城市定位，就是充分發揮城市獨特的歷史文化和現代文化資源的優勢，據此擬定城市未來發展中扮演的角色，簡單的說就是給城市找一個主題，主題就是作為城市文化特色、核心價值、優勢資源等集中反映的“魂”，再根據主題提煉出城市的核心價值。而城市核心價值，是指一個城市具有根本性的、不可替代性意義的價值，是一個城市差異性、城市精神的核心源泉。比如一提到成都，大家想到的就是“花重錦官城”的景象和閑情雅致的生活場面，一提到上海，則是作為國際大都市標志的繁華外灘和緊張工作節奏。城市精神作為文化資源長期積淀的產物，體現了歷史的厚重感，因而是深邃而抽象的。要讓城市精神為世人接受和廣為流傳，就需要發揮想象和創新，使抽象的意蘊具象化，這就離不開文化創意。所謂文化創意就是以文化為元素、融合多元文化、整理相關學科、利用不同載體而構建的再造與創新的文化現象。創意與文化的兩種力量結合使得傳統的歷史文化資源得以有效整合和提升，將可能變異消融的傳統文化轉化為現實文化。文化創意具有的點石成金的力量，是城市未來發展的核心推動力。譬如，西湖是杭州城市文化的經典代表，西湖上的斷橋因為許仙和白娘子的故事成為堅貞愛情的象征，在江南地區隨處可見的一座普通石橋通過文化力和創意力轉化為西湖文化精神的象征。文化創意使抽象的城市精神具象化，為塑造、傳播、宣傳城市精神提供了新的可能。在文化創意的基礎上，要進一步定位具有鮮明城市文化特性的城市文化品牌，使之呈現文化創意的效果。城市文化品牌就其內涵而論，一定是具有唯一性和壟斷性的，因為唯一性就是特色，特色是城市文化品牌的生命力；就其感觀而言，一定是具有強烈可識別性的，是能夠在一定區域內獨樹一幟的②。進行城市文化品牌定位，首先要確定城市文化品牌的載體，該載體可以是自然或人文景觀，或是某個名人，或是代表一個城市特性的系列形象組合，也可以是某個產品。比如，以“白如玉、明如鏡、聲如罄、薄如紙”而聞名天下的瓷器就是千年瓷都景德鎮最有價值的名片和金字招牌，最生動、最直觀、最形象地深度體現“大器成景，厚德立鎮”的景德鎮精神和陶瓷文化資源特色。再如聞名遐邇的成都“嬌子”品牌靈感來源于大熊貓“嬌子”，珍稀而憨憨的大熊貓將成都人休閑文化、對生活的追求表現得淋漓盡致，很好地詮釋了天府之國成都的休閑文化。城市文化品牌確定后，需要通過一系列特色活動的文化行銷，鮮活地展現城市的文化特色和精神意蘊。比如由張藝謀、王潮歌和樊躍組成的“鐵三角”聯合打造《印象•西湖》、《印象•大紅袍》、《印象•麗江》、《印象•普陀》等系列《印象》作品，巧妙地利用文化創意宣傳城市文化品牌，取得了很好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其代表作《印象•劉三姐》創意團隊把廣西舉世聞名的兩個旅游文化資源———桂林山水和“劉三姐”的傳說進行巧妙的嫁接和有機的融合，利用國內最大規模的環境藝術燈光工程及獨特的煙霧效果工程，把廣西的音樂資源、自然風光、民俗風情完美地結合，讓陽朔風光與人文景觀交相輝映，從一個新的角度升華了桂林山水。
（二）推進城市文化品牌建設的策略
城市文化品牌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離不開政府“有形之手”的強力推動，也需要遵循市場“無形之手”的規律調節，更需要作為建設主體的廣大市民的認同和參與。在城市文化品牌建設的過程中，政府、市場及市民的地位和作用各不相同：政府的職能在于定規立制、謀劃規劃、調節控制等，在城市文化品牌建設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主導、統領作用；市場則通過對資源的優化配置對城市文化品牌進行市場營銷，推動城市文化品牌深入人心，得到社會各界廣泛認同，從而在受眾心目中形成明晰的城市文化品牌形象；市民是城市文化品牌建設的主力軍，也是重要推動者和受益者，市民參與的積極性，決定著城市文化品牌建設最終的效果。因此，只有政府、市場、市民三者協同合作，上下聯動，才能真正推進城市文化品牌建設，提升城市的影響力和美譽度。
1.政府主導
政府在城市文化品牌建設中擔任著重要的角色，具有關鍵性作用。可以說，要建設什么樣的城市文化品牌、怎么建設、預期效果如何，其關鍵點就在于政府如何作為。政府應當主動出擊，結合城市文化現狀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制定相關文化法規，建立相關機制體制，將城市文化品牌建設納入城市發展總體戰略規劃中，把城市文化品牌建設任務落實到具體部門，有效引導、推動、跟進城市文化品牌建設，打造出具有城市特色與個性的城市文化品牌。目前，許多地方政府越來越意識到城市文化品牌建設的重大意義，意識到城市應當有自己的城市精神，并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實踐，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重慶把城市文化品牌構建、城市經濟模式設計、城市戰略定位、城市主題設計融合在一起，對自然景觀、人文景觀、區域經濟環境等城市特質資源進行合理配置，以“山水之城、激情之都”和“紅色重慶”作為城市文化的兩個基調，城市文化品牌圍繞這兩點進行規劃、進行創新組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①。而千年瓷都景德鎮充分利用陶瓷文化這個最為寶貴的文化資源，通過大力發展陶瓷文化創意產業，啟動老城核心保護和利用區、陶瓷文化科技產業園區、陶瓷文化創意新區等三大文化功能片區建設，大力宣揚“大器成景，厚德立鎮”的景德鎮精神等各種有效措施，形成了濃郁的陶瓷文化氛圍，“工匠八方來，器成天下走”的歷史盛況正再一次呈現。
2.市場營銷
“得品牌者得市場”，打造城市文化品牌，實際上就是一個商業化運作的過程，也是與市場充分溝通、建立良好互動關系的過程。城市文化品牌一經確立，對其進行推廣，最有效的途徑就是進行市場營銷。市場是一個動態系統，市場運作的過程一定要以物質作為媒介。根據市場規律，充分運用市場這一無形的手，加強城市人文景觀和文化設施的建設，鼓勵文化產品的創新創意，以此推動城市文化品牌的物質化，增強受眾對城市文化品牌的直觀認知。對城市文化品牌進行市場營銷，可以從三個方面著手：一是要進行整合營銷。根據城市文化品牌的傳播目的和受眾群體的特點，整合各類傳播媒介、公關資源與營銷渠道，圍繞城市文化品牌的核心價值，以強化對城市文化品牌的認知為目的，開展全方位、多角度的營銷活動；二要充分運用新媒體。隨著科技的進步和新媒體的不斷發展，對城市文化品牌進行營銷不能僅停留在主流媒體和廣告宣傳方面，還要充分利用網絡資源和微博、微信、游戲等新型媒介；三是打造城市文化特色鮮明的政府網站。城市的政府網站是一個很好的對外窗口，把城市文化品牌相關的標識、口號、色彩、風格等元素融入其中，特別是建成英文版的政府網站，是進行城市國際營銷的最有效的渠道。如，杭州市政府官方網站很有特色，融入了西湖的典型景觀，以綠色為主背景色，還可直接鏈接到英文版網站；杭州宋城的王牌節目《宋城千古情》，將傳統舞蹈與現代科技相結合，演繹了岳飛、梁祝、白蛇傳等經典故事，每天進行多場演出，讓觀眾對杭州的歷史文化有了更加直觀的認識，其視頻及相關材料在網絡上也大作宣傳，實行網上訂票等，通過多渠道的市場運作，成為了杭州最具影響力的城市文化品牌之一。
3.市民參與
在工程建設中，想要確保施工質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好的技術，如果在實際施工過程中能夠充分采用現代化先進的技術，不僅可以提高施工效率，同時也可以提高整個工程項目建設的質量。其中技術不僅僅是使施工技術，同時也包括人員素質、檢測檢驗技術、裝備、信息等。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在石油化工工程建設時應積極引入各種現代化新工藝、新技術，并且引入科學的考核機制，保證操作規程、工藝流程、施工質量達到相應要求，從而提高整個工程建設的質量。
二、應構建健全的質量管理責任制度
如果缺乏完善的質量管理責任制度，一旦在施工過程中出現質量問題，很難找到責任人追查原因，也不能追責，導致很多人的質量意識不強。為了進一步提高工程建設施工質量，企業應完善質量管理責任制度，將工程質量控制目標細分到每一個部門及員工身上，明確責任人。同時應建立相應的考核、獎懲制度，如果員工表現優秀，應給予適當獎勵，但是如果員工出現質量問題，就需要接受相應的懲罰。這樣有利于將員工的個人切身利益和整個石油化工企業的整體利益相結合，提高施工人員的責任意識，樹立正確的質量觀念，自覺約束、規范自己的行為。
三、應構建完善的質量監督機制
石油化工企業管理層人員應提高工程質量管理的重視度，總工程師以及相關的技術人員應充分發揮自身的作用制定一套系統的質量監督管理體系，各級質量監督部門、質量管理部門、技術管理部門、經理、總工程師都應該參與質量監督管理，各部門之間應相互協調、配合，共同監督石油化工工程建設中每一個環節的質量。同時，工程項目監督管理部門人員應仔細審查關于工程建設的設計文件，并且結合工程施工特點、施工難度及業主的主要要求等因素安排相關工作人員進行專門監督、管理，并且應明確各部門的職責，制定詳細、具體的監督管理方案及計劃。其次，應合理安排實際工程施工中需要的各種檢測設備，制定科學的工作程序及具體的工作制度和質量監控措施，提前做好質量管理的相關準備工作。另外，應重視“三檢制”以及隱蔽工程的驗收，必須嚴格根據國家工程的質量檢驗標準進行分部分、分項目質量評估，確保施工現場施工的規范性、有序性。
四、重視人才隊伍建設
人才是確保石油化工工程施工質量的關鍵，擁有一支高技術、高素質的員工隊伍才可以全面貫徹落實施工質量管理的各項制度及措施，促進質量管理工作的順利開著那，提高工程整體施工質量。因此，石油化工企業應該高度重視人才隊伍的素質建設，定期對相關工作人員進行培訓，培訓的內容不僅包括員工的技術素質，同時應重視思想能力、工作作風、專業知識、職業道德素質等多方面培訓，提高工作人員的綜合素質。培訓是培養、發展人才的重要途徑，因此，石油化工企業應不斷根據企業員工的特點完善員工培訓系統，并且建立相應的培訓考核機制和激勵制度，形成一種長效培訓機制。如果員工表現較為出色，應適當表示一些物質獎勵或者精神激勵，有利于激發員工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提高自身工作效率和工作質量，充分發揮員工的潛能。
五、結語
1.1城市園林景觀設計過程中缺乏長遠的規劃
合理有效的城市園林景觀設計，對于全面推進城市建設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和極其深遠的意義。然而，在近年來，城市建設的發展由于受到諸多因素的干擾，無法達到理想的效果，主要的原因是，進行城市園林景觀的設計過程中，設計者對于城市發展的意識程度不夠到位，缺乏專業性的設計理念，有時沒有清楚其意識到城市園林景觀的設計對于城市化建設和人們生存環境的改造就有一定的重要意義，因此，無法有效地發揮出城市園林景觀建設的具體作用。當前我國進行園林景觀建設的過程中，把大量的注意力放在了設計形式上，沒有著重考慮園林景觀設計對于生態環境和社會環境的發展具有什么樣的影響與作用，沒有與實際發展情況相結合進行仔細地思考，只是考慮當前的利益，設計理念缺乏長遠的規劃，進而對于城市的發展具有一定的負面影響。
1.2城市園林景觀設計無法體現出城市的人文性與文化底蘊
通常情況下，一個城市的城市化建設需要從園林景觀的設計開始，而園林景觀設計應該首先從人的角度和需要出發，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城市建設與園林景觀設計都應該與人類發展相協調，全滿滿足人的需要，進而為人們提供一個舒適健康的生存環境。但是，當前城市園林景觀建設中，缺乏以人為本的設計理念，在設計過程中無法滿足人類發展的需求，景觀設計無法體現出人文關懷。除此之外，城市園林景觀設計不能夠體現出城市的文化底蘊。一個城市的發展和建設，園林景觀的設計在其中占據舉足輕重的作用，城市園林景觀建設是一種創新性、個性化、復雜性、系統性相結合，能夠充分體驗出城市歷史文化底蘊的植樹活動。每一個城市的歷史文化背景不同，在進行城市化園林景觀設計的過程中，需要與城市的發展特性相結合，充分體現出城市歷史文化的底蘊。但是，近年來，許多城市在進行城市園林景觀設計的過程中，偏離來了自身城市的文化特性，無法充分地體現出城市歷史文化和自身的特性。
2園林景觀設計的發展策略
在進行城市園林景觀設計的過程中，需要從實際情況出發，考慮周圍環境等方面，此外，園林景觀的設計要與時展相協調，進一步有效推進城市建設在社會發展中有效地進行。然而，在當前，我國城市園林景觀設計中依舊存在諸多的問題，導致了城市化建設無法得到有效的實施，為了有效解決園林景觀設計中存在的問題，需要從實際情況進行分析研究，制定出相關的策略，進而有效提高我國城市園林景觀的設計，為人們創建出健康舒適的生存環境，為城市發展提供大力的支持。城市建設中的園林景觀設計應該堅持貫徹以人為本的設計理念和設計方針，全面滿足人力發展的需求，進行城市化建設的關鍵是為人類提供一個舒適安康的生存環境。也就是說，在進行城市園林景觀設計的過程中，人文關懷是不容忽略的重要因素，應該全面滿足人類的需求，園林景觀的設計與人類發展的步伐相一致。通過城市園林景觀設計，能夠有效地為人類提供一個健康舒適的生存環境。除此之外，在進行城市園林景觀設計的過程中，應該以生態平衡為主，與當前的發展步伐相一致，充分考慮周圍環境的特征。并且，設計理念和設計風格具有一定的創造性、創新性和個性化，能夠有效地體現出城市的歷史文化底蘊和城市的獨特性，全面促進城市建設在市場經濟中的發展速度。
3結束語
關鍵詞：文化育人；科教城；文化建設；人才培養
中圖分類號：F2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31-0144-03
大學城/科教城是中國高等教育規模化發展階段的產物，它們在不同程度上滿足了社會經濟發展對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需求，以及區域經濟發展對擴大和持續高新技術研究的需求。當前，致力于內涵提升式發展，提高教育質量已成為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發展中最核心最緊迫的任務，也同樣是大學城/科教城建設發展所面臨的課題。本文以常州科教城為研究對象，從文化育人的視角探討科教城園區文化建設問題，以有助于營造促使人才培養質量提高的科教城文化生態環境。
一、發揮文化育人功能是科教城文化建設之目的
文化是人對自身生物性和大自然的加工成果，是對人的生物特性和自然界的改造和調整。人類特有的主觀能動性決定了人在改變自身與大自然的過程中，必然會依據人的標準和尺度去改變對象，使之合乎人類的意志，由此決定了文化的本質屬性是“以文化人”和“以人化文”，是“化人”與“人化”相統一的一體化進程，故而在一定意義上，文化意味著教化與傳承，文化育人是文化之本質。
根據美國學者C.恩伯和M.恩伯的觀點：“文化可以被定義為被一個集團所普遍享有的，通過學習得來的觀念、價值觀和行為。”[1]由此定義可知，作為特定團體成員所共有的行為規范體系，文化必然與生活于其中的人群密切聯系，是該團體成員特有的生活樣式。由于文化是人類的社會性產物而非生物本能，只能以社會機制而非生物遺傳方式進行縱向傳遞與橫向傳播。對個體而言，獲得文化的方式是通過參與團體的生活，以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方式學習、模仿集團所共有的概念、價值觀和行為準則，使之成為自己的行為模式或生活方式；對團體而言，通過一定的制度規范、組織機制，把表現為概念、價值觀、行為準則等社會行為規范的文化成果傳遞給其成員，以此制約和影響個體的行為模式或生活方式。總之，無論是個體還是團體，最終都通過習得或傳遞文化而使個體行為發生改變，使之合乎所在團體的行為規范，顯示出文化所特有的教化育人功能。
文化育人功能體現并融入高等教育文化傳承與文化創新實現人才培養的過程中，也為科教城園區文化共同體加強園區文化建設，發揮園區文化育人作用、提高人才培養質量提供了理論與實踐支撐。以常州科教城為例，園區內現有5所高等職業技術學院和1所綜合性本科學校，7萬余名大學生，550多家研發機構和高科技企業、1萬余名科技人員。科教城的地理位置與空間布局，使得園區內的高等院校與研發機構、高科技企業以集群化方式比鄰而居，高校師生與科技人員、生產經營人員共同生活、學習、工作在相對緊密的空間內。由于園區遠離城市鬧市區，相對封閉與獨立，園區內人員構成相對簡單與同質，在客觀上為形成一個由高校、研發機構與企業共同構成的文化共同體奠定了物質基礎。同時，科教城所倡導的“經科教聯動、產學研結合、校所企共贏”理念，推行產學研合作模式、構建資源共享平臺等舉措，在很大程度上促進高校師生與科技、生產、經管等方面人員之間的交往、信息交流、觀念分享，為科教城園區文化共同體的形成創造了情感認同的條件。
顯然，地利與人和為科教城園區文化建設提供了良好的先決條件，所謂園區文化是在園區內院校文化、科技文化與企業文化相互影響、匯聚和交融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種多層面、多主體的特色文化。科教城作為高級專門人才和高素質應用型人才培養基地的定位與使命，決定了育人是科教城文化之本，是科教城文化建設的價值導向和根本目的。相比起院校文化、科技文化和企業文化對人的影響，科教城園區文化能夠超越院校文化、科技文化、企業文化對人才培養的局限性，在更廣視野、更大范圍、更高層次上影響著園區內生活的每位成員，從而提升人才培養水平。
二、凝煉園區文化主題是科教城文化建設之先導
雖然科教城的創建，從空間與人員構成、物質與情感方面為構建科教城園區文化共同體奠定了基礎，可是，文化積淀過程的長期性、文化育人機制的復雜性以及科教城創建歷史的相對短暫性，無不要求科教城建設中仍需要增強科教城園區文化建設意識，將文化建設置于科教城園區建設之首位。由于文化是特定社會群體成員所共享的觀念、價值觀、行為模式，其中，價值觀是文化的核心也是踐行文化育人的基礎，“任何一個社會群體，都有屬于自己的文化，都有群體成員共同擁有和信奉的價值觀。任何一個社會個體，都是文化的產物，都有自己接受和遵循的社會群體的價值觀。任何社會群體的形成，都是由于社會個體的文化認同，由于一種大家共同認可的價值觀、一個共同追求的理想目標而走到一起的。”[2]因此，明確園區文化建設的主題，使之成為園區內所有成員公認的價值目標、行為模式，則是科教城文化建設之先導。
作為集國家高職教育發展綜合改革實驗區、國家大學科技園和國家海外高層次人才創新創業基地于一體的常州科教城，具有高素質應用型人才培養、高新科學技術的研發與應用兩大目標追求。高等院校、科研機構與企業承擔的社會職責不同，使得院校文化、科技文化與企業文化的建設目標不同，其文化建設的定位與側重點必然各有不同，在園區文化建設中必需通過構建統領這三方面文化建設的科教城園區文化主題，以形成統攝園區內各文化建設實體的核心力量。反之，沒有科教城園區文化作為園區內各種文化的凝聚與提升，園區內各單位就只是在地緣上的接近而無法在精神層面上產生共鳴與相互影響，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分散科教城園區文化育人的力度，也不利于科教城園區作為一個文化共同體的建設發展。所以，科教城文化建設工作應由科教城管理委員會牽頭負責，在明確園區發展目標定位的基礎上，融匯園區內各單位文化建設的現有成果，尋求院校文化、科技文化與企業文化三者之間的共通之處，將其提煉升華為體現科教城特色、具有園區各單位文化共識的文化建設主題。
從當前中國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目標和常州科教城建設目標可見，“創新”是人才培養和科技發展的共同價值追求，因而可將其作為科教城園區文化建設的主題。“創新”是當代中國的時代精神，是民族進步發展的不竭動力，將“創新”作為科教城園區文化建設的主題，符合科教城內院校文化、科技文化與企業文化建設的共同價值訴求，以此統領科教城文化建設，將使常州科教城充滿生機和活力，不斷上層次、上水平。因此，科教城園區文化建設工作要在科教城管委會的統籌規劃、組織協調之下，由園區內各企事業單位結合各自教學、科研、生產的實際，借助多種形式、方法、手段與載體，把“創新”的理念融入院校文化、科技文化與企業文化的建設實踐之中。
三、提升院校文化品質是科教城文化建設之重點
院校文化是高等院校內部形成的為其成員共同遵循并得到同化的價值觀體系、行為準則和共同的作風的總和。高等院校作為高素質專門人才和拔尖創新人才培養基地的社會職能，決定了育人是院校文化的本質，育人功能是院校文化的本體功能，其中，“‘文’是育人的核心內容，‘化’是育人的基本方法。”[3]同時，高等院校所承擔的傳承優秀文化和創新思想文化的社會職能，又決定了高校文化傳承創新與高質量人才培養是一個相互融合的過程，而不論是文化傳承創新還是高質量人才培養，都需要有優秀、深厚的文化積淀為基礎，因為“文明守衛、人文化成、價值批判和引領社會”是高校文化傳承創新的使命與核心重點[4]，要求高校必須以人類先進的思想文化成果為核心內容，堅守并提升文化建設的品質，并以此培養出高素質、高質量的創新人才。因此，追求并打造高品質的院校文化，既是院校文化建設的重點，也應成為科教城文化建設的重點。
從院校文化的育人本質出發，高品質的院校文化應是有助于引導學生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著力培養學生服務國家服務人民的社會責任感、勇于探索的創新精神、善于解決問題的實踐能力。由此要求高等院校在院校文化建設中，首先必須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導向，在繼承、弘揚、吸收和借鑒一切人類優秀文化成果的基礎上，結合本校人才培養的定位與目標，形成有自己特色的校風校訓。對于絕大多數院校而言，這點顯然不是問題，問題在于如何深入研究大學生選擇、接受、認同校訓中所包涵的價值觀的心理機制和教育機制，以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組織文化、精神文化等形態，通過規章制度、校園環境、師德建設、課程教學、課外活動等途徑，對學生進行持之以恒、全方位地滲透和影響，力圖使理想的人才培養目標變成培養高質量人才的實際。其次，中國高等院校的文化建設中應格外重視人文精神的涵育與弘揚，尤其對于以培養“高級專門人才和高素質應用型人才”的高等職業院校而言，加強對學生人文知識的傳承，提升學生的人文素養，將從根本上改善和提高高職教育人才培養的質量。在高等教育大眾化時代，教育的主要工作無疑應該與學生的生存技能有關，為他們提供改造物質世界的本領和能力，但教育的本質屬性決定了高等教育更應該致力于提升和豐富受教育者的精神世界，因為走向社會的高校畢業生不能僅是掌握某一方面技能、技術的“才”，他/她更應是一個有著豐富思想、意識、情感的“人”，所以，“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大學，不僅要培養出大批的科學家、工程師、律師、會計師和計算機專家，更應該塑造出睿智的靈魂，培育出具有深厚的人文素養和崇高的道德情懷的健全人格。”[5] 有助于高素質人才培養的院校文化，其品質之高正在于其具有豐富的人文精神內涵。
四、強化科技文化育人意識是科教城文化建設之特色
文化建設既是通過各種方式、手段宣傳與弘揚群體共有的行為模式，使之為群體成員接受、認可并落實在其行為中；同時，文化建設又是文化的整合過程，即不同群體文化之間相互吸收、融合為新的文化的過程，故而從某種意義上論，科教城園區文化建設的實質上是園區內各種文化的整合，即院校文化、科技文化與企業文化三者間相互吸收、融化、調和而趨于一體化，逐漸形成富有科教城園區特色的園區文化體系的過程。對于常州科教城文化建設而言，彰顯科技文化與企業文化中所包含的育人因素，強化科技文化與企業文化的育人功能，應是科教城文化建設之特色所在。
常州科教城內現有數百所科研機構與高科技企業，它們主要從事科學研究、技術開發與創新、新技術新成果轉化和應用推廣。無論是科研機構還是科技企業，都是由科技人員、經營管理人員所組成的特定“共同體”，在從事科技研發和經營管理活動過程中，自然會形成具有科技研發與經營管理活動特點的、為大家所共同遵循的價值觀、道德觀、團隊精神、行為準則，它們以有意無意的方式滲透到團體中每個成員的思想意識、行為習慣之中，構成科技文化與企業文化的主體，通過單位形象、制度規范、管理模式等表現出來，影響、激勵、規范著團體中的每個成員。所以，雖然不像高等院校以人才培養為根本任務，但文化所特有的教化屬性，使得科研機構的科技文化、高科技企業的企業文化同樣具有育人功能。
文化所具有的“有而無在”、“整體性”、“差異性”等特點[6]，令文化是以看不見摸不著但能夠體驗得到的方式，全方位、持續地作用于生活在特定文化共同體中的每一個人，在不知不覺中化育個人。但是，由于每個人天賦、經歷和需求等方面存在著差異，導致對文化影響的感受、體驗及賦予意義和價值存在著差異，使得教化的效果因人而異。文化的這些特點使得文化以無形的方式化于育人心，這既是文化育人所特有的強大威力所在，同時也是文化育人的作用容易被忽視、漠視的原因所在。從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的角度論，加強科技文化和企業文化建設，理應有意識地強化文化的育人功能，這不僅有助于提高科研人員、企業經管人員的素質，也會通過文化的傳播與分享作用，對科教城中的大學生產生教育作用，有助于提升大學生的綜合素質。
總之，科教城的興建將高等院校、科研機構與高科技企業聚集一處，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量、培養高素質創新人才提供了信息資源、人才資源、裝備資源、公共服務等方面資源共享的平臺。加強科教城園區文化建設，形成有助于高素質創新人才成長的思想觀念、價值導向與行為模式，將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量、提高人才培養水平營造良好氛圍，也將為提升科教城文化品位、塑造科教城品牌形象提供持續不竭的動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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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市社區社區文化 社區文化建設
一、社區文化的內涵及作用
(一) 社區文化的內涵
我國學者從廣義和狹義上對社區文化進行了界定：“廣義的社區文化是指社區居民在特定的區域內，經過長期實踐而創造出來的物質文化的總和；狹義的社區文化是指社區文化現象的集成，即社區居民在特定區域內長期實踐過程中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有一定特點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行為模式和群體意識等文化現象。”
由此可見，社區文化的涵義涵蓋了物質和非物質兩個方面的內容，既包括了文化設施場所等物質文化條件、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的精神文化，又包括了村規民俗、法律規范的制度文化，以及各類社團組織。
（二）社區文化的作用
1、塑造提升的作用
由于社區文化內容廣泛, 因此能夠為居民提供豐富的精神食糧, 幫助人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 用科學精神武裝自己，從而提升人們的精神境界,達到正確看待自身與自然和社會關系的目的, 提高辨別是非的能力, 自覺抵制各種錯誤思想和迷信邪說, 形成科學、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2、促進相互聯系的作用
當今城市里的許多居民由于工作繁忙，壓力較大，對社區及其他人和事務不關心,這種情況造成人與人之間的聯系溝通越來越少。社區文化活動的開展為居民促進感情、加深了解提供了平臺。豐富的文化生活能夠不斷促進人與人的交流,使得社區居民的認同感與歸屬感不斷增強,協調了人際關系。
3、休閑健身的作用
社區文化建設有著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文娛體育活動，通過這些活動，可以充實居民生活, 并通過居民的廣泛參與來提高人們的審美情趣, 增強人們的身體素質。通過豐富多彩的社區文化活動,可以收到寓教于樂的效果; 通過設立體育角, 成立健身操隊、武術學校、健身健美學校等, 能夠推動社區全民健身活動, 提高居民的身體素質。
二、城市社區文化建設中存在的問題
（一）政府支持力度不夠，社區自身不夠重視
社區文化建設在一些地方未得到應有的重視。一方面社區文化建設要有一定的投入,但在短期內又不能產生直接的經濟效益,因此發展社區文化的積極性不高。一些社區管理者認為文化建設是可有可無的事,無關社區發展的大方向,致使社區文化發展緩慢。由此產生的結果是,居民的文化活動由于得不到有關部門的支持和指導,發展受到了限制。此外,一些社區居民參加社區文化活動的主動性不強,也限制了社區文化的發展。
（二）缺乏專業的社區文化工作隊伍
建立專業的文化干部隊伍,是發展社區文化的重要人才保證，但當前社區中缺乏專業的文化干部隊伍,有的社區將負責其他事物的工作人員用來臨時為文化工作服務,使其工作內容和工作性質相混淆,造成不同的工作任務和內容沒有分開細化,各項事業都無法有效開展。由于缺少專業的文化工作人員,且人少事雜,管理干部在工作上往往力不從心，效率也隨之下降。此外,由于社區文化工作機構效益不好、工資待遇低、辦公環境差、工作負擔重,現有人才隊伍難以穩定,更無法吸引新的人才。
（三）社區文化投資途徑有限，經濟主體未能廣泛參與
目前,社區文化活動主要分兩部分,列入地方政府社區建設的文化活動主要由國家出資, ,居民自發組織的社區文化活動則主要由社區居民自籌資金。可見,社區文化產業的投資渠道比較單一,未能充分吸引各類經濟主體參與社區文化建設,社區文化產業發展緩慢。
三、促進社區文化建設的建議
（一）地方政府要對社區文化建設加大支持力度
社區文化建設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是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的必然要求。因此,地方政府必須加大對社區文化建設的支持力度,加大對社區文化建設的投入。比如，制定城市建設規劃時要考慮社區文化場所和設施的配套,在制定地方經濟社會發展規劃時要制定社區文化的發展規劃和具體的實施方案,將社區文化建設資金列入每年度的政府預算中，努力培養一批社區文化活動骨干,積極開展多種形式的社區文化活動。
（二）建立一支高素質、專業化的文化工作隊伍
社區文化的繁榮和發展離不開專業文化人才隊伍的建設和引導。首先,應當建立一個隸屬于社區管理機構的文化工作站，配備相應的工作設施;其次,要不斷提高社區工作者的工資待遇,改善其工作環境,以穩定工作人員隊伍;第三,在社區文化工作站工作人員的選用上，要有嚴格的錄用程序，保證他們是一批高素質、專業化的文化工作隊伍。
（三）讓更多經濟主體參與到社區文化產業的發展中
我們在發展社區文化產業時，不能像對待經濟產物一樣，要求其立刻產生出明顯的經濟效益，而要以符合中國先進文化的發展要求、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為首要目標,不能因經濟利益的驅動而違背中國先進文化的發展要求。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對社區文化事業的投入,另一方面要積極引導各種經濟主體運用多種經營方式和投資渠道參與文化產業,促進社區文化的發展。同時,在發展文化產業的同時,要積極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對其給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和資金補助。建立經營性文化產業和公益性文化事業共同發展、以社會效益為首位的文化事業發展格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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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軍，唐區林．變遷與創新：我國城市社區文化建設的歷史考究與現實分析．2001．
2011年，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首次提出要“合理確定城市發展邊界”；2013年12月，《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公報》提出“城市規劃要由擴張性規劃逐步轉向限定城市邊界、優化空間結構的規劃”；2014年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明確要求“嚴格控制城市邊界無序擴張”。城市學對城市邊界的劃分多種多樣，其中兩種劃分方式影響最大：一是將其分為行政邊界（由區域行政區劃而進行的劃分）與功能邊界（由區域社會、經濟與交通功能而進行的劃分）；二是將其劃分為由土地、勞動、資本等有形資源決定的規模邊界（有形邊界）與由知識等無形資源決定的能力邊界（無形邊界）③。上述兩種劃分各有其標準，但又在關于“邊界”的基本看法上趨向一致，即都強調了城市邊界的防御、隔離意義。這種對城市邊界隔離性的強調，意在明確不同城市所據有資源的歸屬性與不可侵占性，其實正是城市資本擴張屬性的表達，其所指向的是“城城”邊界。與主張隔離的邊界觀相對，丹麥建筑師揚•蓋爾對城市空間中的邊界進行了新的二元區分，即剛性邊界與柔性邊界。所謂剛性邊界是指以通透性較差的實體結構為界，以防御和隔離為主，不利于人們交流和停留的界限；柔性邊界則相反，它強調包容、貫通和內外的交流，吸引人們駐足和交流①。從剛性邊界與柔性邊界的區分著眼，前述兩種二元區分其實都可以歸為剛性邊界，而柔性邊界則提示我們去領悟關于邊界的另一種內涵，即因為邊界的存在而引起的交流與溝通，揚•蓋爾將之稱為“邊界效應”②。中國新型城鎮化決策中的城市邊界是隔離性邊界還是溝通性邊界？作為與資本擴張模式相對立的模式建構，中國新型城鎮化的關鍵在于推動“城鄉”關系、超越“城城”關系，破解中國城鄉二元結構，規避區域內城與城之間的資本競爭，促進城市發展與鄉土資源間的良性互動。在此意義上，中國新型城鎮化決策中城市邊界的提出應同時包含隔離與溝通雙重意義：一方面，城市邊界的提出是對由資本城市所形成的“城城”關系的隔離；另一方面，城市邊界的提出又是對城市與鄉村強化溝通的促動。城市邊界引動的城鄉溝通主要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在區域資本結構上，城市邊界的提出意味著對鄉村社會資本權利的確認，遏制城市對鄉村資本的無限吞占，以此使城市與鄉村在資本對等基礎上實現良性流動。在中國新型城鎮化政策的落實中，資本的城市邊界問題主要就是農村土地資本流轉的問題；在資本城市的擴張模式中，城市占地成為其資本增殖的重要來源，而新型城鎮化決策明顯強調土地資本的權利歸屬，這將為鄉土社會擁有與城市資本相抗衡的資本權利提供保障。
第二，在區域社會建設上，城市邊界的提出意味著在區域范圍內為“城市人”與“鄉下人”共在的社會實現了正名。在資本城市的擴張模式中，城鄉結合部往往被視為城市的“邊緣”地帶而多遭詬病，治安混亂、身份模糊、功能錯位是城市管理主體對之常有的指責，但諸般指責卻忽視了一個問題：對鄉民群體而言，城鄉結合部恰是其融入城市的自我調適帶，這種自我調適帶的缺乏將使城市化進程在根本上無法進行。城鄉結合部就是城市與鄉村的社會邊界。揚•蓋爾指出，人們總是喜歡在邊界區域逗留，這主要是因為處于空間的邊緣為觀察空間提供了最佳的條件③。因此，城鄉結合部作為城市與鄉村的社會邊界，“城市人”與“鄉下人”的身份可自由轉變，身份既已明確的“城市人”與“鄉下人”可和諧相處、積極交流，呈現為一種可貴的社會共在形態。這種共在形態是幾乎所有文明中城市化進程的實然存在，城市邊界的提出，使原先被隱沒、污名化的社會存在得以正名。
第三，在區域空間結構上，城市邊界的提出使區域范圍的“廊道空間”呈現出來。空間是城市的首要要素。在資本城市的擴張模式中，城鄉間空間僅是作為城市與鄉村之間的資源通道，其社會屬性、人文傳統與地方認同統統被抹平，城鄉沖突也正是隱藏在這種城鄉間空間的去意義化上。然而，城鄉間空間在根本上是無法完全被抹除意義的。城鄉間空間是人群流動的空間，城鄉間的遷徙不管對“鄉下人”還是對“城里人”來說都是典型的社會“脫序”④行為。城鄉間空間不僅僅是一個物質存在的事實，也是人們在城市往還的社會“脫序”行為中所營造出來的人文空間。這種人文空間因其流動性成為區域范圍內的“文化廊道”⑤；在資本城市的擴張版圖中，城鄉往還所形成的“廊道空間”是純然物質性的，只有將其置于城市邊界框架中審視時，城鄉間人群流動所產生的空間生產意義才得以呈現出來。
進而言之，城市邊界所引動的城鄉間交流還僅只是其表層效應，城鄉間交流的活躍化最終引致中國城市發展模式的本土回歸。城鄉間活躍的溝通將使城市發展落地生根，“城市”成為人們在城鄉間的活躍交流中匯聚其地方性認同的特殊“地方”。所謂“地方”即是承載人們普遍認同感的處所。在人類廣泛定居的時代，“地方”認同的前提與結果是人們自我封閉的生活狀態。進入現代社會，資本的流通本性破壞了人們的“棲居”之地，也同時將人們對“地方”認同的需求空前激發起來。越是在動蕩失居的中心，這種“地方”認同意識越強，這使得現代社會中“地方”認同發生最強烈的處所既不是在鄉土社會，也不是在社會歸屬相對穩定的城市中心。“城市作為地方”源于城鄉間的活躍交流。這種交流的經濟基礎是城市與村落間的資本交換，以此形成了城鄉間相對恒定的空間廊道；在此空間廊道中，人群、資本與其他要素的流動產生了本區域中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交往，并由此產生了群體的信仰認同。
二、中國新型城鎮化建設為“文化城市”正名
“城市作為地方”，對城市地方性傳統的集體自覺構成了文化城市的內涵。“文化城市”或“人文城市”，作為一種城市發展模式，它強調以文化創造與人文價值導引城市的發展。然而，“文化城市”作為一種城市發展模式，自身卻包含矛盾，這種矛盾與“文化”在社會整體結構中的復雜性相關。有學者對“文化城市”進行了界定，指出：“文化城市本質上是種不同于‘政治城市’、‘經濟城市’的新的城市發展模式，其核心是以文化資源為客觀生產對象，以審美機能為主體勞動條件，以文化創意、藝術設計、景觀創造等為中介與過程，以適合人的審美生存與全面發展的社會空間為目標的城市理念與形態”①。論者不僅僅肯定了文化優先，更突出了文化本身的“生產”屬性，突出了城市文化的“資本”命題。大衛•哈維考察了全球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揭示出全球資本實現自我增殖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通過空間壟斷而創造空間資本增殖的“壟斷地租”。“壟斷地租”的要義在于創造有特色的增殖空間，大衛•哈維指出，在資本運作邏輯中，“文化”是使空間特色化的絕佳方式②。那么，如何真正實現城市整體結構中“文化”相對于“資本”的獨立性呢？通過“壟斷地租”這一強大的空間經濟工具，資本城市將發生在城市封閉體系中的一切都轉化成了為其供給營養的資源。因此，要真正實現“文化”與“資本”博弈的勝利，最重要的是打破城市自身的封閉性。這種城市封閉性體現為雙重形態，一是城市單體造成的城市封閉，二是城市單體與單體聯合而造成的城市封閉（資本城市意義上的“城市群”）。打破城市的封閉性，破除資本城市的“壟斷地租”陰謀，不僅要破除單體城市的封閉幻象，更要打破表面開放、實際封閉的城市群封閉體。所以，城市真正的開放，應是城市對鄉土社會的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