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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可行性

對于環境公共利益的保護，傳統法律制度采取的是單軌制保護模式，即由國家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來維護環境公益。然而，對于沒有監督與制約機制的公共權力，其權力本身的擴張性和腐蝕性，是每一個掌握公共權力的人僅僅依靠道德力量所無法改變的。環境利益是一種公共利益，其利益的保護同樣受到制約。盡快建立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制度，充分發掘公眾參與環境保護和監督的巨大潛力，是促進我國環境保護公益事業健康發展的趨勢。

一、環境行政公益訴訟概念的界定

環境公益訴訟指致使環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時，法律允許公民、環保組織或特定國家機關為維護環境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訟的制度。環境公益訴訟并不是獨立于民事、行政、刑事訴訟之外的一種獨立的訴訟類型，它只是一種與訴訟目的及原告資格有關的訴訟方式和手段。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的含義：

1.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原告一方為特定國家機關、社會組織及個人。此處所指的特定國家機關為人民檢察院，它最有權提起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社會組織及個人可作為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的原告提訟。

2.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的被告為管理環境的政府部門及法律法規授權的環境行政主管部門，也包括按照法律規定行使環境監督管理權的部門。

3.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的對象是行政主體的具體行政行為或抽象行政行為。

4.環境公益訴訟的目的在于維護公共利益，而非提訟當事人自己的私利。

二、建立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的理論依據

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制度將成為鼓勵公民參與環境管理，加強對破壞環境的行政行為進行監督，減少因環境糾紛導致社會問題的重要手段。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的建立，主要理論依據體現在以下兩點：

1.環境法中的環境權理論認為，環境法律關系的主體擁有享有適宜環境的權利，也有保護環境的義務。具體而言，就是有在良好，健康的環境中生活的權利，有參與國家環境管理的權利，有在環境保護方面監督、檢舉、控告和訴訟的權利等。因此，公民的環境權利遭到行政行為侵犯的時候，不管是否為直接利害關系人，均有權提訟，要求相關部門追究法律責任。環境權理論的興起為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論基礎。

2.我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務，管理社會事務”。環境資源就其自然屬性和作為人類生活所必需的要素來說，乃全體公民的共享資源和公共財產，任何人不能對其任意支配、占有和損害；國家是基于全體共有人的委托而行使管理權的，因而政府作為委托人有責任管理好這些財產。

當行政機關只注重本地的經濟發展、財政收入的增加，而對日益惡化的環境污染和環境破壞現象漠然視之，行政機關在防治污染方面不依法履行職責時，任何公民、組織或國家特定機關均可提起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監督政府機關或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依法履行其職責或管理環境的義務。

環境作為一種社會公共利益，與每個人的利益都息息相關，環境法是一種社會法，從社會法理的觀點而言，環境公益訴訟制度以社會法思想為底蘊，具有社會法理基礎。

三、建立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建立具有一定的理論基礎，在我國，建立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制度是十分必要的且可行的。

(一)必要性

在我國，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已達到觸目驚心的地步，環境問題的危機不僅使人民的生命健康和社會生活遭受到嚴重侵害，而且已成為制約經濟發展、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針對環境公益問題，我國實行的是政府行政管理的單軌制保護體制。這種體制下，不可避免的存在行政體制紊亂和軟弱、行政監督缺位與低效、環境行政執法中的地方保護主義等因素。另外，政府環境管理行政部門在行政決策過程中可能存在政策的片面性，甚至行政權利本身對環境公益構成侵害，不能實施保護環境的行政行為。可見，這種單軌制體制已經不能適應現實的需要，尋求解決這種弊端的方法就是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積極吸納社會團體和公眾參與環境管理，以期改變環境保護不力的狀況。

環境保護的一個重要方式是預防為主，在立法上，法律有必要在環境侵害尚未發生或尚未完全時就容許公民采用訴訟等司法手段加以解決，阻止環境公益遭受無法彌補的侵害。由于政府的力量不足以保護環境，民眾必須參與環境行政行為和環境司法過程。建立環境公益訴訟是公眾參與保護公民環境權和環境公共利益的需求。

因此，基于我國單軌保護體制下，政府對環境保護的不力以及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的需求，我國有必要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在政府行政行為上，進行監督制約，在立法上，肯定公民參與保護和監督環境公益的程序，在渠道上，暢通環境公益訴訟，以便更好地保護我國的環境。

(二)可行性

我國已經存在建立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基礎，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建立是可行的，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有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法律基礎

《憲法》規定，國家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同時規定國家保障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保護珍貴的動物和植物。這些在法律上給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依據。

《環境保護法》規定，一切單位和個人都有保護環境的義務，并有權對污染和破壞環境的單位和個人進行檢舉和控告。這就體現了公民有參與環境管理的權利。《刑事訴訟法》規定，人民檢察院可以提起民事訴訟。這些規定體現了為維護公共利益的公益訴訟的精神，為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精神依據。由此可見，人民可以通過訴訟等法律程序對政府機構行為和權力形成強制性約束，參與環境保護和監督管理。

2.民眾法律和環境保護意識的提高

隨著我國公眾法律意識的提高，公眾環境保護意識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的熱情空前提高。另外，社會的各種民間環保組織和非政府環保組織將一定范圍內個人的的力量聚合在一起，對政府決策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對政府環境行政權力具有一定的監督性。民眾法律和環境保護意識的提高為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建立奠定了一定民眾基礎。

3.國外經驗可以借鑒

國外環境公益訴訟的實踐，為我國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例如，在美國，環境法中將環境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稱作公民訴訟，即公民可以依法對違法排放污染者或未履行法定義務的聯邦環保局提出訴訟。接侵害。在英國，檢察長是唯一在法庭上代表公眾的人，是公共利益的保護人。私人不能直接提起組織公共性不正當行為的訴訟，只能請求檢察長的同意，以檢察長的名義提起。德國、法國的“越權之訴”“客觀之訴”實際上也是類似于美國集團訴訟的模式。

實踐證明，國外的公共訴訟對于維護公民的環境權、提高環境質量、實行法治發揮了極大作用，而且在具體的操作實踐中也積累了經驗，我們可以吸收其中的精華，并與我國的本土資源相結合，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環境行政公益訴訟法。

另外，我國已有公益訴訟的案例，這些案例從程序上、實體上為環境公益訴訟的建立提供和積累了寶貴的經驗，為環境公益訴訟的建立奠定案例基礎。

我國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和政府單軌保護環境不力的狀況以及民眾要求參與環境管理與監督的社會現實，有必要盡快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而我國已經具備了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軟環境，具有可行性。從保護公民環境權和環境公共利益出發，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勢在必行。

參考文獻

[1]綠中美.環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2]張明華.環境公益訴訟制度芻議[J].法學論壇，2002；(6)

[3]趙慧.國外公益訴訟制度比較與啟示[J].政法論叢，2002；(5)

第2篇

關鍵詞:房地產證券化可行性制約因素

房地產證券化是國際金融發展的趨勢,也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我國的房地產證券化探索始于1992年海南省三亞市推出的“地產投資券”,2005年4月,中國人民銀行正式批準中國建設銀行開展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業務,從而邁出我國進行大規模房地產證券化的關鍵性一步。

我國實施房地產證券化的可行性

(一)實施房地產證券化的宏觀環境日趨成熟

1.國際上房地產證券化的成功經驗。自從1930年美國政府二級抵押貸款市場開拓以來,各市場經濟國家均推出了多樣化且富有彈性的房地產證券化產品。發達國家成熟的經驗對我國房地產證券化的推行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2.土地產權和房地產產權改革提供了前提條件。隨著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不斷深入,用地單位或居民逐步擁有了房地產產權,通過承租國有土地,補交土地出讓金的方式擁有了土地使用權。同時,住房制度的改革使居民通過購買公有住房、微利房、商品房、自建、合建等方式逐步擁有了住房的所有權,為土地和房屋的抵押開辟了道路,也為房地產權益的分割提供了條件,為推廣房地產證券化做了積極的準備。

3.快速發展的房地產市場和金融市場是經濟基礎。從整個國家的宏觀經濟基礎看,我國金融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經濟運行狀況良好,發展勢頭強勁。國民經濟連續幾年保持了7.5%以上的增長率,為房地產證券化創造了一個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2003年以來,我國房地產投資增速快速下降,但房地產投資額一直處于上升趨勢,總體上呈現出與經濟發展相對應的快速增長特征。同時,國家針對房地產金融領域的違規操作現象,自2001年以來連續出臺了一系列促進金融市場健康發展的房地產金融政策,繁榮的房地產市場和規范發展的金融市場為房地產證券化提供了經濟基礎。

(二)初步具備實施房地產證券化的微觀基礎

1.房地產市場存在巨大資金缺口。1998年住房制度市場化改革以后,城鎮居民長期被抑制的住房需求逐步釋放,投資性的需求在增長。但從房地產市場供給上看,現在我國大多數開發企業不具備雄厚的開發資本,銀行貸款、信托融資、發行企業債券、發行股票并上市、股權投資、產業基金等融資方式均有一定局限性,只有推行房地產證券化,在金融市場上直接向社會大眾融資,才能較好地解決房地產開發資金短缺的矛盾。房地產進入流通領域滿足單位和個人的消費需要,龐大的住房消費市場的資金來源不可能依靠國家財政,也不可能完全依靠銀行,住房消費的直接融資勢在必行,推行房產證券化成為一種必然。

2.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業務基本成熟。住房抵押貸款是最容易進行證券化的優質資產之一,其原始債務人信用較高,資金流動性穩定,安全性高,各國的資產證券化無不起源于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而我國隨著住房貨幣供給體制逐步取代住房福利供給體制以來,住房抵押貸款不斷上升已經初步形成規模。

3.龐大的房地產證券化投資需求群體。我國居民擁有大量儲蓄。2005年3月末,我國人民幣儲蓄存款余額12.9萬億元,同比增長15.5%,這樣一個擁有大量結余資金的群體,將為房地產證券化及其上市創造一個必要的市場環境。首先,證券可以根據需要以一定的面額等額分割,可以用較小的數額表現,房地產證券化的實施將大大降低資金進入的“門檻”。其次,房地產證券不僅可以使投資者享受資金在房地產領域運動所產生的增值回報,在有價證券代表有關房地產產權(如持有房地產產權收益憑證)的情況下,這筆資金可以根據需要轉化為房地產的實物消費。

4.走向規范的資本和證券市場。以買賣發行各種債券和股票的資本市場在我國已形成基本框架,資本市場的發展不僅為房地產證券提供了市場規模,也因資本市場證券品種豐富而使房地產融資形式有多樣化的選擇。我國的證券市場也已初具規模,形成了以眾多證券公司組成的證券發行市場和上海、深圳兩地證券交易所、STAQ系統和NET系統為代表的證券交易市場,并且交易的容量和輻射范圍不斷地擴大,硬件和軟件均達到國際先進水平,這就為房地產證券的交易提供了良好的發展空間。

(三)政府的推動

證券化是一種市場行為,但也離不開政府的有力支持。在房地產證券化發展的初期,我國政府也極力推動住房抵押證券化的發展。例如,2005年3月,由中國人民銀行牽頭,發展改革委、財政部、建設部、稅務總局等十部門負責人共同組成了信貸資產證券化業務試點工作協調小組,在國務院直接領導下,具體組織和協調信貸資產證券化的試點工作,分析研究試點工作進展情況,討論有關難點問題并商議解決方案。

我國當前實施房地產證券化的制約因素

(一)體制制約

房地產證券化是發達國家金融創新的產物,其基礎是私有制,房地產產權的細分出售正是私有化的集中體現。而我國所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顯然是有別于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從實際情況看,目前我國還不能將大量資金投資于房地產,而是優先用于農業、能源、交通、原材料等短線部門,這就決定了我國所要推行的房地產證券化有一定的范圍限制。況且,我國現行的房地產投資與金融體制正在進行重大改革,專業銀行商業化、利率市場化、項目業主負責制等舉措正是改革的重大步驟,但是這些目標的真正實現還要經歷一個相當長的過程。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我國的房地產證券化進程。

(二)法規制約

住房貸款證券化是一項極其復雜的系統工程,將銀行債權轉化為投資者有價證券持有權的過程中,涉及原始債權人、證券特設機構、信用評級機構、貸款服務、證券投資者等方面的利益。然而,我國現行《證券法》的相關條款中,缺乏對資產證券化在房地產融資業務應用中的規定,這勢必增加住房貸款證券化的推進難度。同時,在建立風險隔離機制所要借助的相關法律有《破產法》和《信托法》,由于這兩種法規在國內出現的時間還不長,實施過程中難免存在種種困難。

(三)資本市場的制約

現階段,我國的證券市場雖然發展迅速,但仍屬初級階段,市場容量和市場規模十分有限。而房地產證券化品種很多,一經推出勢必會給已經“飽和”的證券市場帶來巨大壓力,這對證券市場的發展很不利。房地產證券化工具多半是依賴于證券交易所進行交易的,房地產證券流通市場要承受證券市場與房地產市場的雙重風險,這更會使其在流通中受阻。

(四)房地產金融一級市場欠發達

西方房地產證券化的規律是:房地產金融一級市場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要尋求發展二級市場,因為二級市場能解決一級市場發展中面臨的流動性、資金來源、信貸集中性等主要矛盾;二級市場的出現又促進了一級市場的發展。我國長期實行的福利住房制度使房地產金融市場一直沒有獲得真正的發展,尤其是國有四大商業銀行在金融市場上的壟斷地位,決定了我國房地產金融市場以非專業性房地產金融機構的商業銀行為主體。

(五)信用制約

現階段,我國尚無完整意義上的個人信用制度,銀行很難對借款人的資信狀況作出準確判斷,對個人信貸業務的貸前調查和對貸款風險的評價顯得困難重重。由于個人流動性大、財務收支狀況難以確定,銀行為了減少信貸風險,只好在貸款方式上嚴格控制,無形中制約了個人信貸業務規模的擴展,而規模過小的住房抵押貸款初級市場對證券化的推行是沒有實際意義的。

第3篇

關鍵詞：管理模式；基金風險；基金業績;開放式基金

一、引言

基金管理可分為“團隊管理”和“個人管理”兩種模式，前者指多個基金經理管理一只基金，后者指單一經理管理一只基金。隨著基金業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基金采用團隊管理的模式，這一趨勢在國內外都是如此。美國股票型基金的團隊管理比例在1994年時只有5%，2003年已增加至46%［1］。我國團隊管理基金的現象逐漸增多，團隊管理的開放式基金數量由2002年一季度的1只增加到2008年一季度的65只。盡管團隊管理的基金數量占開放式基金總數的比例維持在20%左右，但其管理的資產規模比例已從43%增加到65%。團隊管理的基金是開放式基金的重要組成部分。那么，影響基金管理模式選擇的因素有哪些？團隊管理相較于個人管理，對基金的風險特征和投資業績的影響有何不同？這是本文將要討論的問題。

在完全競爭的證券市場中，決策主體具有相同信息，則團隊管理和個人管理的基金投資決策應該沒有差別。但行為因素會影響到實際決策過程并通過成員之間的交互作用導致團隊管理與個人管理有不同的決策和績效表現。“群體漂移理論”（groupshifttheory）認為，集體決策有可能會強化團隊中強勢成員的看法，增加過度自信的情緒，從而加大決策結果的極端性［2］。“意見折衷理論”（diversificationofopiniontheory）認為，團隊成員為達成一致結論會權衡自身觀點，決策結果會反映大部分成員的意見，是成員意見的折衷［3］。從團隊決策的績效來看，一方面，團隊成員可以相互糾正決策中的錯誤使決策更加理性，團隊管理的基金應有更好的投資業績；另一方面，團隊決策也可能出現低效率，或源于團隊工作中的道德風險（即部分團隊成員消極怠工），或源于信息交流上的低效率，抑或是較高的協調成本導致團隊管理績效欠佳。

本文首次采用國內大樣本數據，從基金風險特征和投資業績方面對業界真實的團隊決策問題進行實證研究。研究結果顯示，基金管理模式的選擇主要受基金公司偏好的影響。在控制基金特征后，團隊管理可顯著降低基金的總風險和系統性風險，說明團隊決策結果較為“溫和”，支持“意見折衷假說”，同時，團隊管理也顯著提高了基金投資業績，說明團隊管理可以發揮多人決策優勢，做出較好的投資決策。

二、文獻回顧

關于基金管理模式的影響因素，Sharp認為，任命多個基金經理管理的動因是專業化和多元化，專業化是為了發揮不同基金經理對不同投資領域了解程度的優勢，多元化是為了防止單個基金經理決策產生偏差［4］。Barry和Starks從委托關系的角度證明了風險共擔也會影響基金管理模式的選擇，采用團隊管理模式能產生更好的激勵［5］。Bar等的實證結果顯示，選擇團隊管理模式的概率與基金公司層面的政策和資產規模正相關，與基金年齡負相關，管理模式受基金公司層面因素的影響較大［1］。

關于不同管理模式的風險程度，學術界仍未達成共識。Moscovici和Zavalloni等學者認為團隊決策代表了一種折衷，為了達成最終意見，團隊成員必須權衡個人觀點，團隊決策會更溫和，在時間上表現得更平穩［6-3-7］。Adams和Ferrerira的研究顯示，團隊決策由于多樣化的作用會更保守，從而風險程度更低［8］。但也有理論認為團隊決策的風險程度會更高，團隊成員在得到其它成員支持后更敢于冒險［9］。實證研究方面，Golec使用36個月的數據發現，團隊規模對風險調整業績的影響不確定［10］。Bar等的實證結果顯示，團隊管理可顯著降低基金的總風險、系統性風險以及非系統性風險，并在后續的研究中，Bar等進一步支持了這一結果，說明團隊管理決策符合“意見折衷理論”［11］。

關于團隊決策和個人決策的績效，理論上也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部分研究發現，團隊決策更加理性，團隊管理業績會更好［6-12-13］，團隊決策至少有兩個優勢：一是團隊成員會在小組討論的過程中能相互糾正錯誤；二是當團隊成員擁有互補技能時，團隊能從更多知識和能力中獲益［14］。但是也有研究發現團隊決策常存在低效率和偏差現象。小組成員會比單獨工作時的積極性降低［15-16］，這種低效率的現象即團隊的道德困境［17］，而偏差現象是指集體決策為追求達成完全一致的結論，而使決策偏離最優結果［18］。Prather和Middleton使用162只開放式基金13年的數據發現，不同管理模式基金的業績沒有顯著差異，擇時能力沒有明顯區別［19］。Chen等在基金規模和基金業績的研究中發現，團隊管理會顯著降低基金投資收益，主要是由于團隊管理在處理非定量信息(softinformation)方面效率較低［20］。Bar等在關于基金管理模式的研究中發現，團隊管理基金的投資業績稍有遜色，但業績持續性較高［1-11］。目前，國內尚未出現系統研究基金管理模式的文章，李豫湘等的研究結果顯示，基金經理人數對業績沒有顯著影響，但該研究僅使用了2003—2004年的小樣本數據［21］。

三、樣本選擇及數據說明

本研究的基金樣本均為半年度數據，全部來自WIND數據庫，時間區間為2004年下半年到2007年底，截至2004年上半年，市場上開放式基金數量較少，且基金特征數據不全。類型包括股票型、混合型和債券型。第一，剔除由封閉式轉為開放式的基金；第二，鑒于債券型基金的風險—收益特征以及分析方法都與股票資產占多數的股票型和混合型基金差異較大，故也從樣本中剔除，只保留股票型和混合型的開放式基金，如此選定了163只基金；第三，若基金管理模式在半年報告期內發生更替或基金特征變量不全，則將此半年度數據從樣本中剔除。最后得到的有效樣本為涵蓋163只基金的437個半年度數據。計算定價因子的股票價格數據及公司財務數據取自色諾芬數據庫（Sinofin），樣本時間為2004—2007年。

本文對基金績效的考察從兩個維度進行：基金的風險特性和基金的投資業績。基金的風險特性依據CAPM理論分為基金的總風險、系統性風險和非系統性風險；基金的投資業績采用基金Jensen-α衡量。在計算風險和Jensen-α的過程中，需要使用基金的收益率指標，基金第t期收益率Rt為第t期復權單位凈值UNAt的變化率：

Rt=UNAt/UNAt-1-1(1)

本文將下列關于基金特征的控制變量用于橫截面回歸。

①基金規模變量：基金規模會侵蝕基金業績［20］，規模指標Sizet由基金的總凈值TNAt（基金第t期的資產凈值，即基金不復權的單位凈值乘以基金總份額，以億元為單位）計算得出：

Sizet=log(1+TNAt)(2)

②基金公司管理資產規模：單只基金所在基金公司的基金總凈值（除去該基金本身）之和再加1取對數，用logfam表示，衡量基金公司管理資產規模的大小，資產規模較大的公司通常有較低的借貸成本、交易成本和更豐富的信息等，會影響單只基金的表現。

③基金換手率指標：反映的是基金交易的活躍程度，這與基金的風險特性和投資業績也密切相關。該指標由期間內（以半年為單位）基金買入總額（buyt）和賣出總額（sellt）的最小值除以期間內的平均資產凈值averageTNAt得到，即

Turnovert=min(buyt,sellt)averageTNAt（3）

④基金年齡：用Age表示，以年度為單位，從基金成立日開始計算到2007年底為止，結果向前取到0.5年。

樣本基金的類型和投資風格分布如表1所示。表2則報告了相關控制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其中，famTNA表示基金公司相應基金之外的所有基金資產凈值之和，其余變量定義如前文所述，其中子表A、子表B分別對應混合型與股票型基金。

四、影響基金管理模式選擇的因素分析

基金公司出于多種目的選擇基金管理模式：如基金規模較大需要多人進行管理，基金調整倉位頻繁需要多人進行決策，基金投資多元，需要發揮不同經理的專長等。本部分利用基金相關特征數據分析管理模式選擇的影響因素，使用如下Logit模型進行回歸：

P(Team=1)i,t=F(k0+k1LastSizei,t+k2Agei,t+k3LastPcomi,t+k4LastTori,t+k5LastFami,t+k6MIXi+∑Tj=200402kjYj)（4）

若基金i在第t期采用團隊管理模式，則P(Team=1)i,t=1，否則P(Team=1)i,t=0。Agei,t表示基金i的年齡，LastSizei,t表示基金i上期資產凈值，LastTori,t表示基金i上期換手率，LastFami,t表示基金公司除去基金i之外的基金凈值總和，MIXi為混合型基金的虛擬變量，如果基金類型為混合型，則該變量取1。Yj是表示不同時期的虛擬變量，分別從2004—2006年定義了3個虛擬變量。所有時間虛擬變量的回歸結果都不顯著，未在表中列示，結果如表3所示。

由Logit模型回歸結果可知，基金公司選擇團隊管理模式的概率與該公司上期團隊管理基金的比例以及公司資產規模顯著相關。LasPcom回歸系數為正，顯示若基金所屬公司上期團隊管理基金數量的比例越大，則該基金采用團隊管理的概率越大，表明公司對基金管理模式的選擇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好或慣性。LastFam回歸系數為正，說明公司旗下基金前期總規模越大，越傾向于選擇團隊管理模式；但LastSize回歸系數不顯著，即基金本身的凈值規模與基金管理模式之間的關系不顯著。此外，基金類型與管理模式的選擇之間無顯著關系，即混合型與股票型基金的管理模式似乎并無差異，這不支持基金使用團隊管理模式以滿足管理專業化要求的說法。綜上所述，公司層面的因素是影響管理模式選擇的主要原因。

五、管理模式與基金風險分析

如前文所述，團隊管理的決策結果或是對團隊成員意見的折衷，或是團隊成員極端意見的強化。這一假說可由基金風險的實證分析得以檢驗：如果團隊管理模式對基金風險有降低作用，說明團隊在配置資產時采取了較為“溫和”的策略，可以看成是團隊成員意見折衷的結果；如果團隊管理基金的風險較大，則表明團隊管理的資產配置較為極端。

依據CAPM理論，風險可分為三個層次：總風險、系統性風險和非系統性風險，分別定義為基金收益率的標準差、市場模型中市場溢價的估計系數以及市場模型估計殘差的標準差。市場模型的回歸方程為（回歸中使用的樣本數據為周數據）：

Rp-Rf=αp+βp(RM-Rf)+εp(5)

風險指標表示為：

總風險=Var(Rp-Rf)(6)

系統性風險=βp(7)

非系統性風險=Var(εp)(8)

模型中無風險利率Rf＝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52，市場收益率RM為相應時期滬深所有A股股票以市值為權重的加權平均收益率。為統一期起見，將各風險指標再進行半年化處理，分別乘以26，用于下文的橫截面回歸中。

按照管理模式分類的基金風險程度差異如表4所示。鑒于混合型和股票型的基金資產組合有差異，表4將這兩種類型的基金分開進行描述，每組風險指標的前兩行數據是該風險指標的均值，差異一行表示個人管理基金與團隊管理基金的風險差值。

總體看來，個人管理基金的風險水平要大于團隊管理的水平，但差異的顯著性在不同類型基金中有區別。本文通過控制基金的其它特征，采用如下線性回歸模型來檢驗管理模式和基金風險的關系：

Riski,t=k0+k1Teami,t+k2Agei,t+k3LastSizei,t+k4LastTori,t+k5LastFami,t+k6MIXi+∑Tj=200402kjYj+εi,t（9）

模型（9）的因變量分別對應總風險、系統性風險和非系統性風險。Teami,t為團隊管理模式的虛擬變量，如果該基金為團隊管理取1，否則取0；其余變量含義與模型（4）相同。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

注：*、**、***分別表示回歸系數在10%、5%、1%的顯著水平下顯著。小括號報告回歸系數的p值。表格的最后一行為回歸模型調整后擬合優度。

在控制基金類型及基金特征后，團隊管理的虛擬變量對基金總風險、系統性風險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說明團隊管理模式可以有效降低基金投資組合的波動性和β值。波動性的降低可推斷團隊決策結果較為溫和，較低的β值表明團隊經理選擇了相對于市場組合較為“保守”的資產，支持團隊管理決策的“意見折衷理論”。非系統性風險回歸方程調整后的R2很低，說明管理模式與非系統性風險之間的線性關系很弱，這源于混合型基金的非系統性風險分布很集中，均值及方差都非常小，顯示混合型基金分散非系統性風險能力較強。

六、管理模式與基金投資業績分析

基金投資業績通常是基金經理激勵機制中一項重要指標，基金經理的決策都是在給定風險水平下最大化基金業績。本文采用基于多因子模型計算的Jensen-α衡量基金投資業績：

（1）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

Ri,t=αi，t+b1MKTt+b2SMBt+b3HMLt+εi，t(10)

其中，Ri，t代表基金i第t期收益率，由復權單位凈值計算出。αi，t對應基金的Jensen-α。MKTt為t期市場投資組合的收益率。HMLt為賬面/市值比因子，SMBt為規模因子。回歸中使用的因子及收益率均為周數據。

（2）四因子模型：

Ri，t=αi，t+b1MKTt+b2SMBt+b3HMLt+b4MOMt+εi，t（11）

其中，MOMt為慣性因子，采用的排序期分別為3個月、6個月以及1年。其余各變量含義與（10）中一致，回歸中使用的因子及收益率均為周數據。

表6按基金類型報告了相關收益指標的均值以及不同管理模式的差異檢驗結果。每組收益指標的前兩行數據是該類基金收益的均值，差異一行表示個人管理基金與團隊管理基金收益之差。

結果顯示：(1)不同管理模式下的基金收益和投資業績指標均沒有明顯差異。(2)基金半年期的總收益率較高，平均在30%以上。這主要源于樣本期（2004—2007年）處于市場上升階段，多數基金的凈值在2007年上半年之內就實現了翻番。

為了進一步驗證管理模式對基金收益的影響，我們控制了基金特征變量并對Jensen-α進行如下回歸：

αi,t=k0+k1Teami,t+k2Agei,t+k3LastSizei,t+k4LastTori,t+k5LastFami,t+k6LastsFlowi,t+k7MIXi+∑2006j=2005kjYj+εi，t（12）

回歸因變量分別對應不同多因子模型計算的Jensen-α。LastFlowi,t表示基金上一期的凈流入比率，其計算方法為基金凈值的對數增長率減去基金收益率，即log(TNAt-1/TNAt-2)-Rt-1，其余變量含義與模型（9）一致。表7報告了相關回歸結果。（a）欄為對三因子模型對應Jensen-α的回歸結果。（b）（c）（d）欄分別是對四因子模型依慣性因子不同排序期所得Jensen-α的回歸結果。最后一行為回歸模型調整后的擬合優度。

回歸結果顯示，在控制基金特征后團隊管理模式對基金業績有顯著的提高作用。盡管使用了不同的多因子模型，但團隊管理均可將投資業績提高3%以上，是總投資業績水平（15%左右）的1/5。

團隊決策在股票投資中確實可以發揮多人決策優勢，提高基金投資業績。此外，基金的投資業績與基金公司上期規模顯著負相關，這說明基金公司層面存在某種規模不經濟現象。如果考察凈投資業績與管理模式的關系，可將Jensen-α減去基金的管理費率和托管費率，進行同樣的回歸，所得結果與上文類似，不再贅述。四因子模型在不同排序期慣性因子下得到的Jensen-α差異不大，故僅列示了按3月期排序的結果。

七、結論

本文利用2004—2007年的大樣本數據對基金管理模式進行了系統研究，發現基金管理模式的選擇與基金自身特征、基金類型無顯著相關性，但與基金所屬公司的管理資產規模以及前期采用團隊管理基金的比例顯著相關，說明基金管理模式的選擇主要受基金公司對管理模式偏好的影響。這與國外的實證結果類似［1］。控制了基金類型和特征，團隊管理模式能夠顯著降低基金總風險、系統性風險，說明團隊管理選擇資產較為“保守”、“溫和”，這支持了“意見折衷理論”；但在降低非系統性風險的能力上，團隊與個人管理并無明顯差異。團隊管理模式可顯著提高基金投資業績，說明團隊能做出較好的決策，體現了較高的資產選擇能力和較強的管理優勢。采用不同多因子模型進行回歸分析，得到的結果相類似，說明上述結果是穩健的。這與李豫湘等［21］的結果不同，與基于美國數據的研究結果［1-11-20］也有差異。本文結果豐富了現有文獻，可為基金投資者選擇投資產品提供一定的參考。基金公司應深入考察其團隊管理的投資決策程序，發揮團隊管理的優勢，控制團隊管理不經濟性。

實際基金管理中，存在著單一基金經理管理單只或多只基金，抑或多個基金經理管理單一基金或交叉管理多只基金的現象。本文僅是基于單只基金的表現分析管理模式的選擇及其對單一基金的影響，這不等于考察了基金經理或經理團隊所管基金的總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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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

一、多媒體領域中的藝術設計

多媒體領域的藝術設計,又稱為多媒體藝術設計,是指通過使用多種媒體相關技術,包括文字、圖片、聲音、動態圖像或視頻等媒體技術,將藝術設計與和藝術制作相結合,從而完成作品的最終設計與制作效果,設計主要包括網頁的設計、影視和動畫的設計、游戲的設計以及光碟的制作和內容設計等。設計人員通過應用多媒體技術,把藝術設計人員的情感和想像力充分融入到數字化信息的設備當中,再通過相關的加工處理,使設計者的設計理念和設計目的更加形象的表現出來,因此,多媒體藝術設計的作品是設計人員知識、情感、理想、意念等綜合心理活動最終形成的有機產物,也是人們現實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抽象表現。多媒體領域中的藝術設計已經成為當今社會中一種較為普遍的存在藝術形式。

二、藝術設計在多媒體領域中的重要性

(一)從視覺美學角度來看藝術設計在多媒體領域中的重要性多媒體藝術設計在視覺效果上體現的是最為淋漓盡致的,同時也是美感最為直接的表現方式,它從視覺上帶來的沖擊效果能夠更好地將設計者的設計理念和設計意圖進行表現與傳達。其實這種以數碼設備技術作為支持的網絡、多媒體設計也屬于視覺傳達設計學科,但有些人始終認為,多媒體設計最主要的是內容,然而,所有的一切事物都需要對比和陪襯才能判斷出優劣,任何一件有實際意義的事物都需要經過包裝后,才可以更加充分的展示最有價值的一面。多媒體領域中的藝術設計所帶來的視覺沖擊,不僅能將相關設計理念完全表現出來,還能加大真實程度,因此,通過視覺沖擊所特有的表現能力,將設計人員的設計意義和設計理念充分的傳達出來,不僅能吸引人們的眼球,還能讓人們直接了解有用的信息,增加了信息的快捷傳遞,提高了視覺方面的創新效果[3]。

(二)從聽覺美學角度來看藝術設計在多媒體領域中的重要性多媒體藝術設計在聽覺效果上體現最多的方面就是大型網游,網游中是應用聲音特效以及背景音樂最多的多媒體領域,無論是網絡游戲的點擊過程還是娛樂過程,按鍵和游戲人物行動都會伴隨著相應的聲音和特效,使得玩家從聽覺上感受到網游帶來的整體效果,立體化的聲音特效更有身臨其境的感覺,目前,還有諸多網絡游戲是以聲音特效和音樂為主要游戲內容而展開的,例如:QQ炫舞、勁舞團等。除了網游方面會在視覺效果上大下工夫外,還有課件上也會涉及到聲音特效,在課件中安插特效聲音,不僅可以提高學生在疲乏枯燥的學習氛圍中的學習狀態,還可以相對的活躍課堂氣氛,以此提高教學的水平和質量[4]。

(三)從試聽結合的美學角度來看藝術設計在多媒體領域中的重要性視覺與聽覺相結合,這是人體感官上最為完美的美感體驗,色彩的搭配和造型的特色在視覺上創造出直接性的美感視覺效果,特效聲音與背景音樂在聽覺方面為人們的感官營造出設計人員想要表達的氛圍和情感,雙方向結合,同時為人們提供視覺美感和聽覺美感相結合的最終效果,這個方面在動畫創作、電影的特效聲音制作以及網游設計等多個方面都是最為常見的美感結合形式。而在音樂的教學中,利用多媒體技術軟件,能夠使的音樂的聽覺與視覺完美的結合起來,尤其是在唱歌教學當中,進行視聽結合的教學模式,能夠把音樂的內涵和意境直觀的表現出來,有利于深化音樂教學的德育和美育,深化了音樂的美感。

第5篇

關鍵詞：高速公路收費權拍賣；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發展很快，作為先進生產力代表的高速公路，越來越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到2002年底，全國高速公路的通車里程已突破2.5萬公里。由于高速公路具有投資大、建設周期長，服務全社會等特點，具有準公共物品的屬性，從理論上說，其建設的資金大部分應來自國家的投入，但對于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來說，中央和地方財政能力有限，不可能將高速公路作為公益性項目完全由國家來投資建設。從高速公路建設的實踐看，我國高速公路的建設資金主要通過國家、金融機構、社會、企業、外資等多渠道獲得，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模式在我國的確立，高速公路的投資方式日趨多樣化，經營權轉讓、BOT、資產證券化等新的資金投入方式正逐漸被人們所接受。在這種背景下，對于渴求資金的高速公路領域來說，收費權拍賣不失為一種籌集資金、盤活資產的好方法。

一、高速公路收費權拍賣的必要性分析。

隨著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拍賣法》的頒布，拍賣已日益成為一種被市場證明行之有效的經濟行為，通過對不良資產、經營權、物資的拍賣，人們逐漸認識到這種市場經濟行為的便利和優勢。

在人們心目中和現實社會中，拍賣更多地聚焦于不良資產、罰沒品、藝術品等領域，以及稀缺資源例如汽車牌照、出租車經營權等。作為一個古老的行業，拍賣為買賣雙方提供了其他方式所不能比擬的快速、便捷、直接的供需交流。從經濟學的意義上看，拍賣意味著將有限的資源提供給出價最高的人，以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通過中介機構的牽線，通過競價，拍賣可以將標的物的價值充分體現，在價格上得到最合理的認同。

近20年來，我國高速公路迅猛發展，要想富、先修路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從零的突破到實現2.5萬公里的通車里程，經歷的時間之短是任何國家所不能相比的。但在高速公路建設迅猛向前推進的同時，資金貧血的狀況日益嚴重。目前高速公路建設資金的主要來源是國家資本金、交通部、各省市補助資金以及企業融資，由于國家補助資金有限，各地修建高速公路主要依靠銀行貸款，大多數高速公路公司負債率高、財務狀況不佳，多數高速公路通車前幾年的通行費收入無法負擔借款利息，更不用說歸還本金，這就造成資金方面的惡性循環，修一條路，虧一條路的情況經常發生，建設資金缺口越來越大。

從另一方面來說，由于國家的扶持，高速公路的資產總數仍遠遠大于負債總額，盡管通車前期存在通行費收入不足以彌補財務費用和管理費用的情況，但從長遠來看，高速公路的投資大部分是有利可圖的。公路資產狀況優良，資產收益穩定，能隨著經濟的增長而快速增加，這種情況是許多國內外投資者非常看好這一行業的主要原因。以四川為例，前幾年在香港上市的成渝高速公路和與外商合作的成綿高速公路，目前已成為四川效益最好的兩條高速公路。這兩條公路共同的特點是：在克服了前期的資金困難之后，通行費收入增長迅速，抵償各項成本費用后有較大的盈余。

面對這種機遇與挑戰并存的情況，作為高速公路行業應采取有效措施盡快與市場接軌，引入多種市場經濟的手段，改善高速公路資金狀況，盤活高速公路資產，把閑置在高速公路中的資金解放出來。這不僅是高速公路企業自身的要求，也符合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有關精神。運用創新的精神，以開拓的精神去運作高速公路國有資產，大膽探索資產管理和資本運作的新路子，是改革的需要，更是高速公路發展的需要。拍賣收費權不僅可以改善高速公路資金緊缺的局面，盤活高速公路國有資產，而且能夠將高速公路的收費權在路段上化整為零，在時間上化長為短，從而為社會資金提供了一個有效的投資渠道，使合作雙方達到雙贏的效果。因此，高速公路收費權拍賣，作為一種非常市場化、非常有效的籌資手段，應該成為高速公路資金籌措的首選工具之一。

二、高速公路收費權拍賣的可行性分析。

從高速公路的經濟屬性來看，其收費權的拍賣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一般說來，拍賣的標的物是委托人所有或者依法可以處分的物品或者財產權利。而高速公路的收費權符合這一條件。

目前全國高速公路的主要管理模式是一路一公司模式，公司的體制是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責任公司，基本上都是由一家國有獨資公司控股，代表政府行使國有資產管理的權力。這種模式有利之處是能保證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集中力量按政府規劃來修建高速公路和運作高速公路國有資產。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體制的不足之處也日益暴露出來，主要是各高速公路公司負債沉重，資金缺口越來越大。高速公路前期的投入大部分靠銀行貸款，隨著還款高峰期來臨，不僅歸還本金的壓力日益增大，甚至連付息都存在困難。這種情況已嚴重影響到高速公路建設的順利進行。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正是這種體制給我們提供了通過收費權拍賣籌集資金、盤活資產存量的舞臺，因為畢竟每年的通行費收入是一筆不小的數字，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高速公路沿線經濟的騰飛，越來越多的車輛通行高速公路，將會給高速公路帶來可觀的收入，加之假日經濟和會展經濟的影響，高速公路的收費將以幾何級數迅速增長。高速公路的收費權是完全由高速公路公司掌握并能處置的，是高速公路公司的一筆最寶貴的財富，是其能賴以生存的基礎，也是其得以可持續發展的保障。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們把高速公路收費權作為拍賣的標的物，是可行的，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礙。

從經濟方面分析，每條高速公路投資都十分巨大，基本在十億元以上，近年來，國內高速公路行業通過轉讓經營權和證券市場融資，在資金的回收和滾動發展上取得了一些進展，例如在四川，成綿、成樂公司引資成功，成渝公司在香港上市，都給社會帶來了不小振動，也有力地推動了四川經濟的發展。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能夠轉讓和上市的高速公路大部分是目前效益最好的高速公路，正所謂"靚女先嫁"，而剩下的都是經濟效益一般、社會效益較好的高速公路，這就給繼續采用此類方式融資帶來困難。再者，要收購高速公路的經營權，動輒需要上十億元的資金，對于海外資金和社會資金來說，要達到這樣的規模已屬不易，投資上更是持謹慎態度，因而高速公路的投資和收購往往需要一個十分漫長而又艱難的談判和審計過程，成功的機會并不大，這也正是目前高速公路招商引資情況不十分理想的癥結所在。

高速公路收費權拍賣是解決上述問題的一個切實可行的方法。轉讓經營權和通過股票上市融資，都是將整個一條高速公路作為標的物，這必然存在資金量過大的問題，從而影響運作的效果。而高速公路收費權拍賣可以分時、分段來進行，一條高速公路可以分為若干段進行收費權拍賣，也可分若干年來進行收費權拍賣，而且期限任定、路段任定。作為外資和社會資金來說，雖然愿意投入高速公路行業，但由于資金規模、風險和機會成本等問題，無法大規模地進入。分時、分段拍賣高速公路收費權可以有效地解決資金規模問題，對于部分路段和一定時限的高速公路收費權而言，無需動輒上億元的資金，幾百萬、幾千萬的資金就可投入，也可以有效地解決風險問題，其風險遠低于房地產等行業，而對于機會成本而言，目前象高速公路這樣收益穩定增長的行業，也是屈指可數的投資領域。

三、高速公路收費權拍賣實施辦法初探

首先應明確，高速公路收費權拍賣的標的物不是高速公路國有資產，而是高速公路的收費權，拍賣價格應以目前該段高速公路的收費數據為標準來核定，讓我們作一個大致測算：

假設某條高速公路全長135公里，設收費站11個，全年通行費收入為7260萬元。我們對該條高速公路的收費權進行拍賣，就應該以這些數據為標準，確定拍賣的收費權的標底。我們可以嘗試將這條高速公路分成11個收費段拍賣，總平均數為每段每年660萬元，如拍賣5年，考慮到6%的車流量增長率和按6%的資金凈現值折算率，底價約為每段3300萬元，這樣可籌得資金3.63億元，扣除20%的稅費及包干管理費，實際可得2.9億元；如果拍賣10年，則實際可得5.8億元。外資或社會資本購買收費權后，可聘請現有的高速公路收費機構收費，也可另行聘請收費機構收費，但僅僅具有對高速公路特定時間和特定路段收費權的使用和處置權，對高速公路國有資產無所有權和處置權，從而達到高速公路國有資產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效果，非常符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投資者通過拍賣取得高速公路收費權后，有權支配特定時間和特定路段的車輛通行費收入，扣除必要的維修費用和稅費外，其余的便是其投資收益。

對于收費權的購買者而言，其獲得的權益主要有以下幾點：

①收購高速公路帶來自身知名度的提高和品牌效益；

②高速公路車流量增長帶來的收益的增長；

③高速公路廣告、服務區的收益；

④高速公路網絡聯通后對車流量及通行費收入帶來的促進作用；

⑤以收費權質押方式獲取銀行貸款的可能性。

對于收費權的出讓者來說，其獲得的權益主要有以下幾點：

①出售高速公路收費權獲得的現金收入，這筆資金可以提前歸還銀行利息和本金，減少負債或繼續投入新的項目；

②收費權出售期滿，可收回一條完整的高速公路，再用于收費權出售或經營權轉讓；

③由于不涉及國有資產的出售問題，手續相對簡便，能有效地促進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

④可以擴大高速公路的影響，引進先進的管理經驗和技術，有利于高速公路的長遠發展。

四、高速公路收費權拍賣的意義和前景。

高速公路收費權拍賣，比起經營權轉讓、發行股票、債券等方式籌集資金來說方式更簡便，可操作性更強。由于出售的不是資產，而是未來的預期收入，因此不需要評估，只需要測算，確認一個大家都能認可的價格作為底價，對于合作雙方來說，都是樂于接受的。對于收費權所有人而言，使用拍賣手段有可能利用買家之間的競爭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籌集更多的資金。分時、分段拍賣收費權方式靈活，可以有效地擴大潛在購買者的范圍，讓更多的人參與競爭。而對于收費權的購買者而言，以適量的資金介入高速公路收費領域，不僅能夠有效地降低風險，而且能夠分享經濟快速成長所帶來的收益，更有利于實現投資領域的多元化，提高自身的影響和實力。

從經濟學意義上來說，高速公路是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準公共物品，是國家特許收費的行業，其收費穩定可靠，增長迅速，是非常理想的投資領域，因此只要能夠消除資金規模障礙、降低投入成本和風險，就一定會吸引更多的資金流入。

從各條高速公路的實際情況來看，資金運作最困難的是剛通車的幾年，因為通行費收入的上升有一個過程。高速公路收費權拍賣能把相當一段時間的收入一次性收回，解決了還息和還貸資金來源的問題，為高速公路有效地渡過難關提供了保證。

應該指出，高速公路收費權拍賣的目的不是為了應付沉重的負債和短期資金的困難，而是為了增強高速公路企業的活力，更好地運作和使用資金。因為高速公路收費額的增長是加速型的，作為高速公路企業而言今后的資金是不存在任何問題的，這一點可以從通車較早的成渝、成綿等高速公路上來驗證。但我們也應該承認，在高速公路起步階段，資金的狀況是不容樂觀的。為此，我們應該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去籌集高速公路資金，制定相應的政策和法規，試行和推廣高速公路收費權拍賣，通過分時、分段拍賣收費權的靈活運作，來盡可能多、盡可能快地引進資金，從而達到拉動地方經濟發展和優化高速公路企業資本結構的雙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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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

關鍵詞:知識產權法法典化可行性無形財產權

一、引言

我國民法典的制定正在緊張的進行當中，關于法典化的討論一時間也頗為盛行，相關成果不斷涌現，關于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地位問題的討論是一個熱點。而在其中最引人注目可能就是單獨制定知識產權法典的觀點。(((

該論者認為，知識產權法學理論在國外經過幾百年的積淀，加上WIPO等國際組織對知識產權研究的推動和傳播，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熟，這為知識產權的法典化提供了理論準備。現實中，成功的立法例已經出現：1992年《法國知識產權法典》（法律部分）頒行于世，開創了知識產權法法典化的先河，成為知識產權立法史上的里程碑。《菲律賓知識產權法典》也隨后誕生。世界貿易組織（WTO）1994年締結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協議）也第一次將發明、實用新型、外觀設計、作品、計算機程序、數據庫、商標、地理標志、未披露信息（商業秘密）、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植物新品種等大部分知識產權保護對象，集中在一部國際條約中進行規范，相當于是一部法典化的國際條約。在我國知識產權方面的單行法已始成規模，形成了門類較齊全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因此將這些法律規范系整合于一部法典，以建立體系化、邏輯性的知識產權法，應屬可能，而且益處多多。[2]

然而事實真的如此嗎？筆者將就知識產權法典化的可行性問題進行討論。

二、法典化的重要作用

從世界各國的立法經驗來看，大陸法系國家都以民法典的頒布作為其法制成熟程度的一個重要標志，因為“判例法以經驗主義為特征，形式合理性的水平低，成文法特別是法典化的成文法則相反，比較符合形式合理性的要求，而且它要求成文法有統一的格式、規范化的語言文字，并能夠聯結起來組成一個協調的規則體系，這個體系在整體上有邏輯上的一貫性和條文之間的關聯性，它覆蓋著社會所有領域，因而能為解決一切社會問題提供標準和方法。”[3]這種觀念在知識產權領域同樣適用，知識產權法典化有諸多好處，可以解決我國立法和司法領域出現的諸多弊病，對于我國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1、頒行統一的知識產權法典，可以提高立法層級，為各類行政規章的制訂提供依據，從而保障依法行政，保護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

由于我國知識產權法律規則極不健全，存在很多法律調整的空白。這些空白在很多方面是通過國務院各部委的規章及地方政府頒布的地方性規章予以填補的。但是這種“規章調整”存在著明顯的缺陷。規章的制訂常受到部門和地區利益的主導，很難像法典的制訂那樣，在制訂時要照顧到全社會的利益。很多規章在制訂中注重的是行政機構的管理權，而權利人利益的考慮則常常被忽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國家商標局1994年頒布的《集體商標、證明商標注冊管理辦法》，與國家質量技術監督局1999年的《原產地域產品保護規定》，在原產地標志的保護標準、保護內容、管理機構等方面存在交叉矛盾，缺乏協調統一，令權利人無所適從，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響。而如果構建知識產權法典，盡可能將成熟的知識產權法律規范置于統一的法典中通盤考慮，必將最大限度的避免部門的局限性與部門的利益化傾向，消除權利沖突，形成內在和諧的規范體系，有助于加強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科學化，從而使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2、頒行統一的知識產權法典，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措施。

我國在傳統上屬于大陸法系國家，法官的判例不能作為法律的淵源。法官并無制訂法律的權力，而只能適用法律，以處理各項糾紛。如果缺乏系統完備的知識產權法律，必將會使法官在處理案件時，缺乏足夠的法律依據，從而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有法可依”的問題。另外由于我們在立法方面歷來主張宜粗不宜細，所以，許多規定都非常原則，不便于實際操作。由于法律規則過于抽象和原則，加之非常簡略，給法官留下了很大的自由裁量權。同一案件，不同的法官會有不同的裁判結果。其中固然有法官的素質問題，但是立法過于原則、簡略，不能不說是個重要原因。而知識產權法的法典化不僅有助于法律規則的完善，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權，而且有助于減少、克服司法腐敗、裁判不公的問題。

3、頒行統一的知識產權法典有利于加強知識產權法的體系化

知識產權的保護對象種類繁多，并且容易交叉。但我國知識產權法由不同的行政機關負責起草、分散制定，比如著作權法由國家版權局起草，專利法由中國專利局起草，商標法由國家商標局起草。這種條塊分割的立法結構，顯然不能顧及整個知識產權法的體系化和邏輯性，表現為知識產權法內容分散、零亂，存在大量的空白遺漏、重疊交叉，甚至相互沖突。如果建立知識產權法典的話，經過仔細的梳理和規劃，部門利益被盡可能的忽略，公眾利益最大程度的被予以考慮，上述凌亂不堪的狀況將為之改觀，。

4、頒行統一的知識產權法典有利于廣大民眾了解法律的規則，增強權利意識。

在現實中，我國知識產權法上至法律，下至規章，均有所涉及，但主要表現為行政法規、規章。而許多規章往往是紅頭文件，不具有公示性，有些規章甚至屬內部文件，但卻趟而皇之的調整著知識產權生活。另外關于知識產權法律的司法解釋也很多。司法解釋對保障法律的正確適用十分必要，但某些司法解釋是一些內部文件，僅在法院內部上傳下達，一般民眾很難了解。因此不具有行為規則的作用，只能對裁判作出指導。而某些司法解釋也與行政規章相沖突，這時也很難確定以何者效力為優的問題。這種狀況造成了知識產權領域的暗箱操作的印象，而這些規章也難以為人們所遵守。但知識產權法典確定的各種規則，都要經法定程序向社會公布，并通過普法宣傳，為廣大民眾所了解，這會使相關制度深入人心，為人民依法維權打下堅實的基礎。

5、頒行統一的知識產權法典有利于貫徹知識產權的私法理念

雖然知識產權的保護應同時顧及公共利益，適當的公法規范不可或缺，但是知識產權畢竟首先是私權，這是無可辯駁的事實。但在現實中許多知識產權的客體，如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商號、證明商標、域名等，在我國都是或主要是接受行政方面的法律、法規甚至規章等公法的調整，這與知識產權是私權的性質不相協調。由于行政法主要著眼于對知識產權的管理，對知識產權中更為重要的私法問題卻明顯欠缺相應的法律規定，在很大程度上妨礙了權利人權利行使的自由。而且隨著行政權力的介入日漸增多，打破了知識產權體系內部的平衡，歪曲了知識產權的本性。因此，知識產權法典化有利于貫徹私權理念，幫助知識產權體系恢復其本性，實現系統的和諧性，從而保障權利人的利益。[4]

三、知識產權法法典化之不可行性

盡管知識產權法典化有上述諸多意義，“看上去很美”，但是事實上這種設計目前來看只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因為它離法典化的要求還相去甚遠。

法典是人類法律理性思維長期積淀的結果，它是個漫長而艱苦的過程，決不可能一蹴而就。基于《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兩部偉大的里程碑式立法，人們將法典理解為“體現理性的法典“，是”在某種理論指導下，按照一定概念體系進行的全面編撰，是具有確定型、系統性及內在邏輯性的和諧統一體。“[5]因此，從規范技術上說，典型的法典應當具有內在的嚴密的邏輯性和形式理性無矛盾的原則性。從目前來看，知識產權法律尚不能滿足這些要求。

1、1、從保護對象的穩定性來看

民法典的穩定性及系統性首先來自其保護對象的穩定性。傳統民法典的財產權基本上是物權（債權只是物權的流轉關系而已）。物權的財產對象基本上是客觀存在的物質，或稱“有體物”。而這些財產對象的特征是非常統一的，它們都是有體的，具有相同的外部特征，同時又具有各自的特性，具有自然排他性，能夠公示對抗第三人。這種保護對象的穩定性和統一性直接決定了民法典可以以相同的原則和相應的規則對其進行規制。而知識產權保護的對象是如此的紛繁復雜，以致于其既有的原則和制度經常被突如其來的對象沖擊得陣腳大亂。隨著科技的飛速發展，很多新生事物涌入了知識產權領域。除了傳統的商標、專利和版權外，信息技術、數字技術、生物技術、知識經濟、計算機、互聯網、域名、商業外觀、商品特有名稱、商業方法、集成電路、數據庫等方興未艾；此外，最近傳統知識、遺傳資源、民間文學等語詞又在知識產權法學中呈現。這使知識產權理論處于非常尷尬的境地，比如數據庫、軟件的價值在于其功能性卻被著作權法作為文字作品進行保護，商業秘密的保密性與知識產權一般須公開的特征相背離，民間文學納入著作權法保護卻沒有具體權利主體等等無法自圓其說的情況。保護對象的多元化、善變性使的知識產權的法典化缺乏必要的對象基礎，成為空中樓閣。

2、從內在邏輯統一性來看

傳統的民法典具有嚴格的邏輯統一性，其根源在于其保護的財產對象與財產權主體的無邏輯矛盾的占有事實。如前所述，傳統民法典的保護對象具有相同的客體特征和外在形式；同時傳統民法上的“人”，也是個性化的“特定人”。這樣，傳統民法的邏輯前提符合形式邏輯的規則：個性化的人，對特定物的占有能夠產生無邏輯矛盾的確權；對商品生產中產生的競爭與利益沖突，傳統民法能夠給出一個非常符合“形式正義”的答案。與此不同，知識經濟的對象是知識產品，它具有主觀性。現代知識產權制度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基本上是基于對“創造性信息”的外部載體特征和內在價值屬性的區分而設立的。基于此，創造者對于創造性信息的“特定性占有”就具有邏輯矛盾了，即個人對創造性信息的占有事實不能排斥他人的合法占有。[6]因此，以傳統民法對形式理性的要求來看，知識產權內在規則就很難保持邏輯上的一致性了。而缺乏內在邏輯統一性的體系很難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與法典化的要求相去甚遠。

3、從話語體系的嚴整性來看

基于其內在的內在邏輯統一性，傳統民法設定了一系列精確的、科學的、行之有效的話語體系。物權被設定為絕對的對世權與對人權。物權法定主義、一物一權主義、物權的追溯力原則等等，成為維護這個體系的有效原則，相應的具體制度也設計地精巧而實用。而現存的知識產權制度中所使用的語言缺乏理性的定義和限制。這些語言或者是行政機關習慣用語、技術專家的專業用語或一般規約性質的習慣用語或法律隱語。至今尚沒有嚴格法律概念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對象到底是什么進行界定。比如，到底什么是"作品"，什么是"技術"，什么是"方法"等，其內涵和外延不斷演變，至今都沒有確定的定義。再比如，商標法保護的內容事實上已經拓展為在營業活動中，用以標識產品來源、表彰自己身份、證明產品質量以及表明其它營業情況的識別性標記，包括商品商標、服務商標、商號、地理標志等等多項內容。但仍被簡稱為涵義相對狹窄的"商標"，從而混淆視聽（有學者將其統稱為營業標記，不無道理）。還有，商業秘密也不是嚴格法律術語，而是對商業領域價值信息的法律俗語。一部法律的基本概念的語言都缺乏嚴格的定義，其科學性也就很難保證了，更別提進行法典化了。

4、從財產保護原則的明晰性來看

法典在某種意義上說是規則的原則化、原則的秩序化，有一系列明晰而科學的保護原則是法典化的先決條件。當我們對一個爭議的財產對象及其法律屬性缺乏認識的時候，我們就無法設立對該對象的統一保護原則。缺乏原則的體系難免出現內部矛盾，而一個內部不和諧的體系有何以談得上法典化呢？

民法基本原則植根于傳統商品經濟運行模式，從來都有調整個別規則有效性、維護法律正當性、合理性、公平正義的功能。但是在知識產權領域，其保護原則是模糊的，甚至是缺失的。我們知道隨著其自身體系的發展，知識產權調整的范圍發展到了整個人類智力生活領域的創造成果。而這些創造成果的性質并不盡一致。從總體上看，人類的智力成果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為了生產而進行的知識活動，可以被確認為私有財產權；一類是為了人類知識總量的增加而進行的知識活動，比如科學發現，不能被確認為私權。這兩類活動的直接目標是不同的。前者主要是為了確定個人對智力成果的獨享權利，而后者則主要是為了人類共享知識成果，這是相互矛盾的價值理念。[7]由于這些內在原因，知識產權至今沒有找到明晰而統一的原則。我們可以看到在知識產權的不同領域里，原則分立，甚至互相掣肘的也不在少數。由于缺乏統一的基本原則，在專利領域甚至出現了陽光底下的一切事物皆可專利的可怕趨勢。

5、從權利的性質來看

傳統民法典主要調整私權，在整個民法之中，行政權力直接干預的現象比較罕見，公法色彩并不濃厚，其保護原則和具體制度因之天然具有自洽性。而知識產權卻是公化私權，這直接導致了其保護原則和具體制度的二重性。知識產權法在傳統上也被認為是私法之一部，但知識產權的保護對象，比如發明、作品，不僅關系其權利人利益，而且還攸關社會公共利益，有的發明的誕生甚至影響到整個人類文明的歷史進程；而調整有形財產的物權法的保護對象，比如房屋、土地，主要關系權利人的利益，雖也肩負相當的社會功能，但其作用遠遜于知識產權保護對象對社會公益的影響。因此，在保護知識產權的同時，如何尋求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平衡，為知識產權法誕生以來的重要使命。與此相適應，公權力廣泛介入知識產權的保護，以協調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之間的矛盾，因此知識產權法中的行政法律規范，比任何其他私法部門都廣泛、細密、復雜得多。[8]這種公私兼有的特性若繼續存在著，只會造成法典保護方式的矛盾與斷裂。但倘若刪除這些與私法規范唇齒相依的公法規范，知識產權又失去了其本性，其存在的意義又大為減少。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知識產權法典化也不可行。

從上述幾個角度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由于保護對象的多元化、善變性，使整個知識產權體系處于變動不居的狀態，缺乏統一的財產保護原則，也沒有內在的邏輯統一性，當然就無法形成一個和諧統一的總則編。而沒有總則指導下的分則只會凌亂不堪，進而整個知識產權也就無法形成一個嚴密而自洽的話語體系，建立統一的知識產權法典這一努力也只能是水中花、鏡中月了。

關于法典化問題，薩維尼曾經有過精辟的論述。他認為一個完美的法典，必須使基于法律的真正基本原則而構成的有機體系，而該法律原則必是歷經一段時間之后的產物。對于法律原則的全盤了解，是法典化不可或缺的前提。但當時的法律人，并未具備掌握真正法律原則的能力。因而薩維尼擔憂，法典化在當時將因對法律原則的誤解，而對社會造成傷害，不利于社會。于是他建議當時的法律人，從事基本原則的歷史發展研究，而將法典化留待往后再說。[9]這種看法真的是非常有見地。如果不顧實情，倉促上馬，超前立法，很容易欲速而不達，造成法律與現實脫節的尷尬，使法典的權威大打折扣。典型的例子就是法國在1992年頒行《知識產權法典》后六年間，為適應知識產權領域的各種新變化，曾先后12次修改或增補知識產權法典，涉及條目有112條，占總條目的1/4，這在其他法律部門是十分罕見的。事實上《法國知識產權法典》充其量只能稱為法規匯編，它只是將幾部知識產權單行法簡單的羅列在一個載體上而已，離真正意義上的法典相去甚遠。而由于立法超前，修改頻繁，使該法典動作起來收效甚微，與其立法者建立一部與《法國民法典》平起平坐的法典的初衷相去甚遠。

四、未來之路

經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知識產權的法典化目前來看不具現實性。那么，我們是不是可以就此確定上述的知識產權法典化的諸多好處將只是人類的“南柯一夢”呢？筆者認為卻也未必。綜觀人類歷史，就是從混沌走向澄明的一個過程，成熟民法典的制定也是幾千年來人類法學理性思維及實踐的結晶，知識產權的法典化也有一個醞釀、誕生及至后來瓜熟蒂落的過程。現在我們需要做的就是盡量的梳理、完善知識產權的相關理論和制度，使其在調整社會生活時起到積極而有效的作用。等到我們的理論和實踐準備足夠充分時，再談制定知識產權法典就水到渠成了。

盡管黑格爾曾經說過：“密涅瓦的貓頭鷹只有在黃昏到來以后才起飛”（意即人類的思維具有局限性，往往只能在事后做些后發式的總結性思考），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借鑒以往經驗作些前瞻性的工作。由于迄今為止，學界對知識產權法的法典化及其總則研究較少，筆者將僅僅提出些許可能性，以求拋磚引玉之功效。

隨著社會尤其是科技領域的日新月異，許多新事物諸如計算機軟件權、域名、遺傳資源等等不斷出現，而商業秘密權、商號權、植物新品種權以及禁止不正當競爭方面的諸多權利,無一例外全都被納入了知識產權這個筐子，有些學者認為,其客體已不限于知識領域,而是擴大到商業活動的經驗、信譽等領域,因此,知識產權已很難涵蓋所有上述權利，傳統的知識產權體系難負其重，處境尷尬。基于此，關于知識產權的概念、性質及特征是知識產權法領域中一直存在爭論的問題。許多學者提出了頗有見地的看法。

有的學者認為知識產權會因應信息時代的要求，向信息產權法的演變。[10]然而信息產權的內涵似乎比知識產權還小，而將技術、作品等稱為信息似乎也欠妥當。

也有論者認為解決這些問題的路徑應是結合民事權利理論,以知識產權的客體為切入點。知識產權是人們對"知識"這種"形"的排他的支配權,它是一種民事權利。所謂無形性、地域性與時間性都不是知識產權的特征,知識產權惟一的特征是其客體的無形性。對于"知識產權"一詞,由于其偏重于"知識"類的智力成果,在諸多無形財產面前已顯得力不從心,所以建議從保護客體的無形性入手,采用"無形財產權"這一術語,并建立一個范圍大于知識產權、調整對象以無形財產為主的無形財產權法律體系。具體如下:1、創造性成果權。包括著作權(含著作鄰接權、計算機軟件權)、專利權(含發明專利權、實用新型專利權、外觀設計專利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商業秘密權(含技術秘密權、經營秘密權)、植物新品種權等。2、經營性標記權。包括商標權(含服務商標權)、商號權、原產地標記權、其他與制止不正當競爭有關的識別性標記權。3、經營性資信權。包括特許專營權、特許交易資格、商譽權等。[11]

也有論者認為無形財產應指"權利"而言，但這種權利的范圍不應僅限于知識產權。既然從權利角度而言,知識產權和其他權利均是無形的權利利益,并不因具體客體的不同而導致權利性質上的任何差別所以把"無形財產"局限于知識產權并不妥當。在當代法國民法,無形財產不僅包括羅馬法上的"無形物"所指具體權利,還包括權利人就營業資產、顧客、知識產品以及現代商業信息等所享有的權利。我國學術界針對有價證券、股票的流通無法用傳統理論予以解釋,往往也將票據權利和股權等稱為無形財產。所以無形財產不僅是一種財產形式,而且是相對有形物所有權的一種財產權體系,除所有權以外的其他權利均屬于無形財產范疇。繼而，這種觀點認為無形財產是從更高層次上對于包括物權和債權在內的財產權利的一種抽象,它充分揭示了權利人財產利益的實質,從而為當代財產權利體系的構建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因此,可以認為,無形財產的立法問題是整個財產權立法體系的構建問題,物權法和債權法只是其中的重要的兩個組成部分,它們與無形財產的立法是渾然一體、不可分割的。具體而言,物權法和債權法分別調整特定的物權關系和債權關系,其他的無形財產則由知識產權法、公司法、票據法、信托法等分別予以調整,上述各種立法相互配合、相互補充,從而逐步形成一個完整的無形財產立法體系。[12]

還有論者認為知識產權是一類特殊的權利形態，將其定義為無形財產實際上將不具有財產性質的發明權、發現權、其他科技成果權以及精神權利排除在知識產權之外了。[13]這種觀點也不無見地。

筆者認為無形財產是否應該或者是否能夠擴得如此之大是有待商榷的，但無疑由現有的知識產權發展為無形財產應該是一個方向。現有知識產權體系的消解不是知識產權的終結，而恰恰相反，它正如鳳凰涅磐一樣，在無形財產體系中獲得永生，它至少可以作為無形財產體系中重要一部而存在著。融入無形財產中的知識產權應該擁有邏輯自洽性，為其法典化打下堅實的基礎。

如前所述，知識產權是公化私權，具有不同于傳統物權的性質。因此傳統民法典的構建技術就無法照搬使用，我們需要新的產權形式。就象專利制度與商標制度一樣，知識產權的保護應該以“許可權”為核心的權利形式而不是以“所有權”為核心的權利形式，并由此建構出完全不同的保護體系。

同樣的，由于其公化私權的特性，知識產權法的保護原則與傳統的民法保護原則就會有很大的不同。考慮社會公共利益的要求，知識產權的原則應該包括社會本位原則、利益平衡原則、社會利益優先原則以及保障社會知識產品供給原則等公法類原則。同時，基于其私法的本性，知識產權的保護原則也應將權利來源正當合法原則、等價有償原則、自愿和公平原則、誠實信用原則等私法原則納入其中。考慮到知識產權法促進知識創新、知識傳播的基本出發點，知識產權法還應遵循現代市場秩序原則，比如信息公開原則、市場至上原則、限制壟斷特權原則等等。如何將這么多性質并非一致的原則整合起來，并確定它們之間的效力層級關系是一項艱苦而且必須的工作，這可能要導致對憲法基本原則的修改與整合。[14]

最后立法者、執法者應盡量使用內涵和外延相統一的規范化用語，追求知識產權話語體系的嚴整性。決不能不假思索，將民間通俗的用語拿來就用，以至于將錯就錯，覆水難收，嚴重打破了知識產權體系本身的自洽性。

五、結語

綜上所述，盡管知識產權法典化對于社會生活有諸多好處，但目前看來尚缺乏現實可行性。但是這也并非意味著知識產權法典化絕對不可能，隨著社會的發展，知識產權法學思維水平的提高，很有可能在不員的將來將這種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從而造福人類。

現實中，知識產權法學在我國還是新興的學科，許多基礎的問題尚爭論之中。而科學技術的發展，許多的新的事物次第出現，又給學者提出許多新的論題。再加上許多學者的研究多跟隨國外的進展，所以關于知識產權的總論及法哲學研究還屬欠缺。但關于總論及法哲學的研究卻非常之重要，希望學界能在這方面予以加強，這對于知識產權體系的嚴密性、系統化必將益處多多。

[2][4][8]參見袁真富：《試論知識產權法的法典化》/yzf/0009/,2002年9月1日檢索。

[3]嚴存生：《法制現代化與合理性化》，載薛君度主編：《法制現代化與中國經濟發展》，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5]陳金昭：《法典的意蘊》，載《法律科學》，1995年第1期。

[6][7][14]參見徐萱：《知識產權法典化的思考》，載《知識產權研究-中國高校知識產權研究會第十屆年會論文集》，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9]參見[臺]陳聰富：《法典化的歷史發展與爭議-兼論合會契約的法典化》law-/detail.asp?id=657,2002年9月1日檢索。

[10]參見中山信弘：《多媒體與著作權》，張玉瑞譯，載《電子知識產權》1997年第5期至1998年第2期。

[11]胡開忠：《論無形財產權的體系及其在民法典中的地位和歸屬》，載《法商研究》，2001年第5期。

第7篇

這一旨趣的思想基礎是羅斯金和拉斐爾前派對工業化大肆掠奪破壞自然的憂心忡忡，在對自然的熱切描摹之中，寄寓的是對當時社會大步走向工業化的擔憂和不滿。威廉•葉芝在深層思想上是與之相契合的。由開明貴族統治，貴族和農民都有自己美好有序的生活，這是葉芝所向往的社會。在葉芝的理想中，藝術家和社會應該有一個統一的文化。他認為：“藝術作為靈魂的表達，應該自發的出自于社會，就像它曾在文藝復興中，曾在公元前五世紀，曾在拜占庭文明，曾在愛爾蘭西部的星星之火。同時，他也清醒的意識到在維多利亞晚期的社會，特別是在英國化的愛爾蘭，不朽的靈魂已經在干癟的機械化和抽象的道德準則之下被埋葬了。他理解在這樣一個社會中許多藝術家的孤獨。在葉芝看來，可以說，是社會使藝術家脫離退出，而不是藝術家離開社會。”有必要強調的是，不管是拉斐爾前派的藝術還是葉芝的文學，它們都不是為了布道，葉芝明確反對把文學當作政治和社會的宣傳工具，認為文學最本質的價值是藝術性的。

將文學（尤其是詩）與藝術（尤其是詩）作為一個整體，是威廉•葉芝有意而為之的一個設想。拉斐爾前派思想是夢幻的，經過它們再創造的幻象不僅為觀者描繪了某幅畫，而且還傳達了靈魂的真實，繪畫是自然的解釋者，但更是熱烈情感的象征。詩人對拉斐爾前派的理解直接影響了詩歌的創作。在19世紀的八九十年代，他以拉斐爾前派為基礎，將文學與藝術連為整體的嘗試逐步展開，隨著其理念的變化，嘗試過程呈現出線性發展的軌跡。

《悲哀的牧羊人》作于1886年，詩歌用細膩的筆觸追逐了一個悲哀的牧羊人尋求安慰的旅程，有著鮮明的拉斐爾前派的風格。這個牧羊人有著難排解的“悲哀”，他向星星、向海洋、向露珠尋求安慰，但徒勞無果，最后他又回到海邊向一只貝殼傾訴他沉重的故事，希望：我的傳說將會歌唱著我自己，／而我的低語也有安慰的情意，／看呵，我多年的負擔將無影無蹤。／但是貝殼卻把他所有的歌變成了模糊的，／而她在發狂的旋轉中，又將他遺忘。

這首詩與另一首《快樂的牧羊人之歌》共同闡釋了歡樂必須由心靈來掌握的信念。威廉•葉芝用了生動的細節來避免抽象說理的傾向。在向星星追問安慰的情節里，我們看到了“風急浪高的海邊”、“閃爍窸窣的沙灘”、“黯淡的王座”、“暗自竊笑的星星”等細節；在向海洋追問安慰的情節里，我們看到了“波濤向前卷去”、“發出古老的喊聲”、“輝煌的追襲”等細節；在向露珠追問安慰的情節里，我們看到了“遙遠和煦的山谷”、“晶瑩的露珠”、“留神傾聽自己的露珠滴滴答答”等細節；在向貝殼傾訴的情節里，我們看到了“中空的孕育著珍珠的心”、“獨住在海邊的傷心人”等細節。將這些生動細節用畫筆傾灑在畫布上，難道不是一幅拉斐爾前派的畫作嗎？我們完全能夠想象得到在這幅畫作上，繁星點點、海浪拍岸、山谷蔥蘢、露珠剔透，對，還有一只海岸上的貝殼也有著那樣敏感的心啊。此外，詩人還用了“黯淡的”、“蒼白的”、“昏暗的”等詞語表現全詩光線的基調色彩，與拉斐爾前派喜歡用暗光微光的色彩偏好極為相似。這是一首田園牧歌式的小詩，代表著葉芝詩歌寫作最初階段的特點。

詩歌《白鳥》作于1892年。在顏色的選擇上，詩人突出了他一貫喜歡同時也為拉斐爾前派所摯愛的藍色，“藍色的繁星閃爍”。在光線的使用上，詩人如上面的《悲哀的牧羊人》一樣，選擇了“暮色朦朧”這樣的暗光。藍色、星光、暮色無不讓我們感到拉斐爾前派繪畫對葉芝深深的影響，但這首詩在理論和實踐上又向前發展了。威廉•葉芝于19世紀90年代受到莫里斯的影響，詩的風格有所改變。要準確理解這首詩首先要了解它產生的背景。在一個下午葉芝和毛德•崗在皓斯的懸崖下散步，看到兩只海鷗從頭上飛過。崗說在所有的鳥中她愿意做一只海鷗，三天后詩人就將這首由她隨意評論而引發的詩送給了她。這首詩表達了一種逃離現實的極度渴望感。“白鳥”無疑是葉芝與崗的象征。“達南島”是傳說中仙人住的島嶼，象征避開了一切現實紛擾的悠然之地，“在那里時間肯定會忘了我們，悲傷再也不會向我們挨近”。而這塵世的“悲傷”則由飛逝的隕星和夜晚的繁星來象征。吸收莫里斯的理論后，詩的象征性得到重視和發展。在《白鳥》中，時間線條就像畫中人物的安排一樣是一種可視線索。第一節表達了詩人的愿望，厭倦了塵世煩悶，如果我們會是無憂無慮飛翔在大海波濤上的白鳥，那將是怎么樣的幸福啊。第二節進一步強調不要為世事所擾，我們只想變成一對幸福的白鳥的愿望。到第三節，詩人開始想象如果我們變成一對白鳥到那神仙居住的達南島上的情景。這條線索可視而明晰，就像拉斐爾前派在繪畫人物時那逼真的衣角褶皺。詩中的節奏和重復也可以與繪畫中的線條和構圖相比較。比如：“隕星還來不及消失遠遁時，我們厭倦了隕星的光明，／暮色朦朧，藍色的繁星閃爍，低低懸在天垂的一方。”“我迷上了那些難以盡數的島嶼，那些臨海的達南仙境，／那里時間肯定會忘了我們，悲傷再也不會向我們挨近。”

可以看到，《白鳥》充滿了回旋的節奏和呼應的重復，這與繪畫著重強調的線條和構圖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使得讀者和觀者的視線都牢牢鎖定在作品突出強調的部分，同時又可以細細體會每次回旋和重復的絲絲差異之美。

杰克•巴特勒•葉芝是愛爾蘭20世紀著名的畫家，但與一般畫家不同的是，杰克•葉芝還創作了多部小說和戲劇，與文學有著很深的淵源。他用操持畫筆和刮刀的手寫下優美的文字，用習慣構思與顏色的頭腦映下生活的感悟，他的文學作品蘊含著暗涌的詩情與畫意，與繪畫共同宣泄著內心深處的記憶與哲思。杰克•葉芝有著相當高的文學素養。在其自傳性作品《斯萊戈》中，意識流和內心獨白等實驗性表現手法的運用顯示了他敏銳的文學感受力。對于繪畫與文學的關系，杰克•葉芝有著明確的理念：“畫之所以為畫必定是一首詩，而詩之所以為詩也必定是一幅畫。”

他在更大程度上受印象主義、表現主義和象征主義的影響較多，他的畫蘊含著豐富的象征，匠心獨具而又滿含詩意。在《走向輝煌》里，一個穿著鮮艷衣服的愛爾蘭孩子牽著一匹健壯高大的駿馬正走過幽幽綠綠的草地，走向遠方。天上飄蕩著白色的云，右上角還有一塊淡灰色的云團格外顯眼，在畫的左上角稍微露出太陽的存在，在太陽的周圍，云顯得亮白炫目，整個畫面滿是希望的氣息。這種深度是通過線性透視法和大氣透視法來實現的。這幅畫有三個點，一個是孩子，一個是駿馬，一個是右上角灰色的云團。孩子低于眼平面，我們可以俯視孩子頭頂的裝飾，關于這個孩子的透視線是向前向上延伸的；駿馬正在眼平面中，關于這匹馬的透視線直接沿著眼平面向前延伸；灰色云團高于眼平面，我們只可以仰視云的底部，關于云團的透視線是向下延伸至地平線。仰視、水平、俯視，這三條透視線延伸相交至一點，即畫的左下方那抹最深的藍色。畫家通過一點透視法將觀者的視線都集中到了那希望的遠方———輝煌之地，印證了題目和主旨。這幅畫的主角是孩子，但孩子顯然是個象征意象，象征著什么？通過這幅畫的時間我們可以知道這是杰克•葉芝晚年（1947年）的作品，經過多半生的滄桑，始終不變的是他對于愛爾蘭的赤誠。

20世紀40年代，愛爾蘭正在獨立自治的路上艱難而堅定地走著，我們可以做出這樣一個比較合理的推測，走向輝煌是希望愛爾蘭可以從此走向和平安寧，遠離戰爭和暴力的象征，而孩子是他所摯愛的愛爾蘭的象征。但愛爾蘭的歷史錯綜復雜，各派勢力斗爭不休，在走向輝煌的路上必然還會有長長的路要走，在這里，畫家運用了大氣透視法拓展了畫面的深度，暗示了走向輝煌的路還有很長。從孩子腳下到那個交匯點，隨著距離不斷加大，空氣浮塵也不斷增加，視線逐漸模糊，綠色漸漸過渡為藍色，直至那個最終的“輝煌處”成為深藍色，這種透視法使平面的畫面表現出深度空間。

《走向輝煌》多用中間色，尤以黃綠和藍綠為主。

從色輪分隔看，畫面的主要顏色———黃綠、藍綠、綠、藍———均為冷色相，但間或還有一絲暖色相———黃色———點染其間，使畫面呈現出一種緊縮沉靜感，內斂嚴謹又不失溫暖，這應該正是畫家晚年繁多閱歷之后的心理特質：冷靜與希望交織，嚴肅與期待相容。黃、黃綠、綠、藍綠、藍這一系列色輪上的相鄰色調的搭配，使畫面呈現出高度的協調感，反映了畫家在經歷世遷之后重新獲得的寧靜內心世界。

一位赤子以熱情的希冀和深沉的思考融成了這幅意味深長的《走向輝煌》，我們似乎可以聽見畫家熱切的呼喊：啊，我的愛爾蘭，愿你永遠與平安相伴，與幸福為鄰，我會用眼睛用心靈永遠追隨著你，追隨著你，我永遠的愛爾蘭！似乎只有威廉•葉芝的這首《致未來愛爾蘭》才能夠說盡這燃燒的詩情！“因為在世界最初的開花時代，／她飛奔的雙腳輕輕下墜，／使愛爾蘭的心兒開始跳躍；／如今星光之燭仍在閃耀，／幫助她的腳輕輕地起落；／如今，愛爾蘭之魂／仍在神圣的靜謐中沉吟。”“我把心鑄入了我的詩行，／使你們在隱約的未來時光，／會明白我的心與他們同往，／追隨那紅玫瑰鑲邊的衣裳。”

威廉•葉芝通過“紅玫瑰”這個愛爾蘭最常見的比喻，表示了愿為愛爾蘭而歌唱，永遠不會背離愛爾蘭的呼喚的熱望。《故地重游》的創作時期更晚些，可以看作是畫家本人一次故地重游的情感激發。整幅畫面呈現出一種非對稱性，但畫家通過多樣元素使畫面呈現了非對稱性平衡，更隱隱透著平衡之下的和諧。我們一眼看到畫中偏右有一個人（我們可以推測是一位老者）煢煢孑立，他拄著拐杖，仰頭若有所思，然后我們的視線會被牽引至老者映在左邊墻上的影子，會注意到影子所在的那一大面墻，接下來會推及另兩面同樣呈現黃色的大墻壁。老者穿著紫色的衣服，處于畫面的中央位置，紫色與大背景的黃色形成色相上的互補，而紫色的明度及其所造成的重量感由此得到強化和提升，這樣一來，老者的紫色衣服平衡了背景的黃色。同時，因為暖色比冷色重，左邊地上的一塊亮黃色又平衡了地面那一大片綠色，由此整個畫面實現了非對稱性平衡。閉上眼睛，印在我們腦海中的是一位老人，有他映在孤獨墻上的孤獨影子，同時還有灑落在老人頭上肩上的黃色，黃色，那是太陽的顏色，也是時間的顏色吧。時間將一切帶來又將一切帶走，而一位老人重游故地心頭思緒萬千又無處說起時，只能說情何以堪！這個故地是哪？是那縈繞了一生的情結———斯萊戈嗎？是曾看了終生難忘的馬戲團表演的地方？還是輕輕折下一支或鮮艷或干枯的玫瑰的地方？時間，你讓一切逝去，帶走我的兄長我的姐妹我的妻子，帶走我的兒時我的夢想，讓我只剩一個孤獨的影相伴。好吧，好吧，一切都隨風遠走了，飛去了一個地方好好珍藏。老人是在微笑嗎？或許吧。是在嘆息嗎？或許吧。是在哀傷嗎？或許吧。但，這微笑，這嘆息，這哀傷不都是《隨時間而來的智慧》嗎？雖然枝條很多，根卻只有一條；穿過我青春的所有說謊的日子我在陽光下抖掉我的枝葉和花朵；現在我可以枯萎而進入真理。除了默默吟誦這首詩，怎樣還能道盡這暮年故地重游中的萬語千言？

我們討論的意圖并不是基于藝術和詩是同質的理念。萊辛在《拉奧孔》中對于兩者的差異做了深刻的討論，得出的結論在今天仍然沒有受到理論上的真正有力的批駁和：“既然繪畫用摹仿的媒介符號和詩所用的確實完全不同，這就是說，繪畫用空間中的形體和顏色而詩卻用在時間中發出的聲音。

……全體或部分在空間中并列的事物叫做‘物體’。因此，物體連同它們的可以眼見的屬性是繪畫所特有的題材。全體或部分在時間中先后承續的事物一般叫做‘動作’。因此，動作是詩所特有的題材。……繪畫也能摹仿動作，但是只能通過物體，用暗示的方法去摹仿動作。……詩也能描繪物體，但是只能通過動作，用暗示的方法去描繪物體。”但藝術和詩都統一于“文化”這個極具包容性的體系，都統一于“人”這個基本的出發點。對于威廉•葉芝的詩與繪畫的呼應和杰克•葉芝的繪畫與詩的呼應的分析，在更大程度上借鑒了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詩學理論，即重視文學文本與非文學文本的共鳴。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茲的理論是文化詩學的理論來源之一。他重視考察文化內部所形成的各種關系。受其影響，文化詩學十分重視文學與社會、宗教、法律、慣例及家庭等的現象之間的關聯。文化詩學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打破界限的交叉性和跨越性，而非局限于文本本身，這對文學批評的文化語境做了很大的開拓，將研究背景伸展至整個文化系統，將文學作為理解文化的方式之一，將文化作為理解文學的途徑之一。它既超越了文學是對客觀生活的反映和認識這種社會學批評，也彌補了忽視文學與社會歷史等聯系的純藝術批評的不足。“作為整個大文化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它（文學）與其他的文化因素構成一種復雜聯系，不可避免地相互制約，相互影響，如果文學研究不想停留在對文學表層現象的認識，那就必然面臨著文化深層闡釋的課題。文化闡釋一方面可以使文學研究實現對于人所處的文化環境、所具備的文化特性的歷史的、整體的把握，進而實現對作為文化存在的人自身的把握；另一方面則可以使文學研究經由對特定文化深層內核的獨特呈現，潛移默化地影響一個時代的文化精神，成為推動文化發展實現社會完善的巨大動力。”

格林布拉特闡釋的特色就在于打破了文學文本與非文學文本的界限，將長期被排除在文學研究范圍之外的各種文化因素吸納進來。用繪畫、軼聞、巫術等文化種類所攜帶的特色文化信息為文學研究增添新的材料和角度，從而得出新穎而有價值的結論。在文化這個大背景下，游刃有余地探索文學在社會的、歷史的、心理的、藝術的等各方面的意蘊。這些文化因素形成一個共時性的本文場，各種因素之間是一種“互文”關系，互為解釋互為回聲，形成一個立體空間，在這個立體空間里，文學文本與非文學文本各自得到新的定位和闡釋。

第8篇

關鍵詞：外匯期貨外匯期貨市場需求外匯期貨市場功能

1994年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以來，主張和反對在中國進行外匯期貨業務的人都有。在1995年以前，曾經部分開放過外匯期貨和外匯按金交易。但由于當時管理粗放，技術條件有限，在實際經營中，經濟商欺詐客戶，不將客戶的開倉和平倉報給國際外匯交易市場等現象時有所見，因而出現了不少問題，導致這些業務都被取消和禁止。

隨著中國外匯儲備的節節攀高，特別是人民幣面臨巨大的升值壓力以來，人民幣完全可自由兌換的問題再度凸顯，相應地，在中國開展外匯期貨的呼聲也逐漸高漲。但是目前反對在中國開展外匯期貨的人也很多，其主要理由是人民幣是不可自由兌換的，在中國開展外匯期貨既無必要也無可能。

其實無論現貨市場還是期貨市場得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應當是需求。其次是外匯期貨作為一種金融衍生品能否有效發揮其避險以及降低資金成本的功能。有市場需求，外匯期貨市場才有開放的必要，開放后的外匯期貨市場能夠發揮作用才可以繼續發展。

我國企業和銀行是否有規避外匯風險的需求

我國目前進出口貿易情況

2003年我國進出口總額達8512億美元，比上年增長37.1%。其中出口額4384億美元，增長34.6%；進口額4182億美元，增長39.9%。對主要貿易伙伴的進出口均增長較快（見表1）。

從數據中我們不難發現我國對歐盟的貿易額在迅速增加且增速超過了美國。同時，美元的強勢地位在相對衰落。這樣一來，外貿結算中以美元為計價單位的比例相對下降，而以歐元等為計價單位的比例會上升。現在我國實際上實行的是近乎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這種制度消除了人民幣與美元之間的匯率波動，但卻不能消除人民幣與其他國家貨幣之間的匯率波動。目前的進出口狀況表明我國進出口企業承擔的匯率風險在增大。

我國外匯儲備與存貸狀況

據中國人民銀行黃金和外匯儲備報表顯示，截止2004年6月，我國的外匯儲備已高達4706.39億美元。其中美元占據一半多。截止2003年報11月，中國境內金融機構（含外資）外匯存款余額為1505億美元，其中企事業單位外匯存款余額達538億美元，而儲蓄存款余額則為861億美元。同時，至11月末，中國境內金融機構（含外資）外匯貸款余額為1306億美元。從2002年初起，美元大幅貶值對于我國高額的外匯儲備與存貸額產生了負面影響。

從我國進出口貿易和外匯儲備與存貸情況來看，我國的企業和銀行有歸避外匯風險的需求。

外匯期貨在我國是否有需求

我國外匯現貨交易的情況

我國外匯交易在市場結構上，可分為兩個層次：一是客戶與外匯指定銀行之間的交易；二是銀行間的外匯交易，包括外匯指定銀行之間的交易和外匯指定銀行與中央銀行之間的交易，后者占據主導地位。

據中國人民銀行外匯交易統計表的統計數據，2004年上半年銀行間外匯市場共123個交易日，四種交易貨幣總成交量為793.19億美元，比2003年上半年（590.75）增長34%。（見表2）

從表2不難看出，我國外匯交易量漲幅明顯，尤其是對港幣與日元。但是交易量最大的美元，其匯率變化幅度卻是微小的。

遠期結售匯業務

遠期結售匯業務是目前國內市場惟一的保值工具。所謂“遠期結售匯業務”是指外匯指定銀行與境內機構簽訂合同，約定將來辦理結匯或售匯的外匯幣種、金額、匯率和期限；到期外匯收入發生時，即按照遠期結售匯合同辦理結匯或售匯。通過辦理這項業務，境內機構可以在涉及外匯資金的投資、融資以及國際結算等經營活動中達到“避險保值”的目的。

但由于對國際匯市變動的方向可預見性差和美元對人民幣匯價的相對穩定的原因，我國的遠期結匯業務并未發揮其真正的保值作用。

我國目前外匯市場存在的問題

從我國外匯現貨市場和遠期結售匯業務來看，我國的外匯市場至今發展仍不成熟，缺點包括：第一，外匯市場組織體系不健全。按照國際慣例，一個完整的外匯市場組織體系應包括央行、外匯銀行、客戶（企業、個人）和外匯經紀人，而我國目前外匯市場上實際只有兩個主體：央行和外匯銀行，而沒有實際意義上的經紀人。第二，在交易性質上，我國的外匯交易市場僅是一個與現行外匯制度相適應的本外幣頭寸轉換市場，不具有現代外匯市場所具有的金融性。第三，從市場公平上看，由于實行銀行結售匯業務，企業貿易和非貿易項下的外匯需賣給銀行，因此外匯市場是一個不完全競爭的市場，供求關系不平衡。第四，從對外聯系上看，我國的外匯市場與國際市場基本上是隔離的，因而對國際匯市的變動預見性較差。

外匯期貨的意義與特征

外匯期貨是指在有形的交易市場，通過結算所（ClearingHouse）的下屬成員清算公司（ClearingFirm）或經紀人，根據成交單位、交割時間標準化的原則，按市場價格購買與出賣遠期外匯的一種業務。

外匯期貨的特點在于：

外匯期貨交易所交易的貨幣必須為特定的國際性貨幣，例如英磅、美元等硬通貨。

買賣雙方須通過指定交易所以公開喊價的方式進行交易。期貨交易與遠期交易不同，買賣雙方必須在指定的交易所（如IMM）進行交易；交易所為保障每位參與者都有公平參與的機會，采用公開喊價的方式進行期貨交易。同時，買賣雙方必須委托經濟人才能在交易所內買賣，因此這種交易方式具有匿名保密的效果。

成交合約標準化是期貨市場與遠期市場的另一種重要區分。標準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交易數量標準化——每一份外匯合約都由交易所規定標準交易單位。例如，英磅期貨合約的交易單位為每份25,000英磅交易時，參與者只需告訴經紀人需要買入或賣出多少份即可；交割日期標準化——國際貨幣市場所有外匯期貨合約的交割日期都是以3月，6月，9月，12月作循環，且交割月的第三個星期三為該月的交割日。

最小價格波動幅度。國際貨幣市場對每一種外匯期貨報價的最小幅度都作了規定。在交易場內，經紀人所作的出價或叫價值只能是最小波動幅度的倍數。

清算中心與保證金制度。到期交割需通過清算中心進行，且清算中心有保證買賣雙方履行契約的義務。保證金是指在進行期貨交易時，期貨交易者為了確保合約如期、正常履行而在交易所指定的賬戶中存入的款項，作為履行合約的財力保證。

標準化的合約減少了因對合約內容的疑義而產生的貿易爭端。對交易者匿名保密，可以保護進出口商的商業機密。同時，清算中心與保證金制度，可以確保雙方履約的能力，避免信用風險的產生。

從外匯期貨市場的意義與特征來看，在我國設立外匯期貨市場不僅可以幫助企業和金融機構規避外匯風險與信用風險，同時可以完善我國外匯市場的組織體系、加強我國外匯市場同國際外匯市場的聯系，促進外匯市場的發展。但是人民幣不是國際性貨幣，因而不能直接進行人民幣對外幣的期貨交易。

外匯期貨市場一旦建立，能否發揮作用

外匯期貨的功能

外匯期貨作為期貨的一種，主要有兩種功能：價格發現與避險。

價格發現

價格發現的意思是透過期貨市場去了解未來現貨的價格。買賣期貨合約是雙方同意在未來某個時點以目前決定的價格進行交易，因此期貨價格和人們預期在交割時的現貨價格必定有關，而且精確性往往比其他預測方法要高。若人們可以預期未來的價格，那么在作消費或投資時可以考慮更周到，決策結果可以更有效益。

利用期貨價格估計未來現貨價格是否有效，則取決于估計的精確性。由于期貨交易是集中在交易所進行的，而交易所作為一種有組織、規范化的統一市場，集中了大量的買者和賣者，通過公開、公平、公正的競爭形成價格，它基本反映了真實的供求關系和變化趨勢。

避險

避險的基本概念是將風險轉移出去，規避價格變化所可能帶來的損失。外匯期貨市場可以規避各種因匯率變動所產生的風險。一般而言，有交易風險和換算風險兩種。交易風險是指涉及實際交易將一貨幣轉換成另一貨幣時發生的外匯風險。在進行會計處理時，將一種貨幣轉換之另一種貨幣因匯率變動造成資產或負債值改變的風險，此時沒有實際的外匯交易，稱之為換算風險。

影響匯率變動的因素有很多，如通貨膨脹率、利率差異、經濟增長率差異、預期因素、中央銀行的干預、政策差異、國際收支狀況。

我國的匯率政策及特點

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的一個主要內容就是實行匯率并軌，建立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因此，目前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是一種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一匯率制度的特點是：外匯市場供求關系是決定人民幣匯率的主要依據，中國人民銀行根據銀行間外匯市場前一天的匯價，決定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并通過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和國際市場各種可自由兌換貨幣的匯率，套算出人民幣對其他各種可自由兌換貨幣的匯率，該匯率是當日各外匯指定銀行之間，以及外匯指定銀行與客戶之間進行外匯與人民幣買賣的交易基準匯率。

但亞洲金融危機過后，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一直穩定在1:8.27左右，同時我國外匯市場上供求關系不平衡，因此人民幣匯率實際上采取的是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政策。

調節匯率的方法以經濟手段為主，輔之以法律和行政手段。匯率并軌后，國家成立了外匯公開市場操作室，及時吞吐外匯和人民幣，以保持匯率的穩定。我國中央銀行利用貨幣政策、匯率政策、利率政策以及各種法規制度，調節和監控外匯市場，使其有序地、規范地運行、必要時對外匯市場進行直接干預，確保匯率穩定和經濟發展。

中央銀行對外匯指定銀行的結售匯周轉外匯頭寸實行限額比例管理。央行規定，各外匯銀行持有的結售匯周轉外匯頭寸超過其高限比例部分，必須在銀行間外匯市場上賣出；而在外匯指定銀行的結售匯周轉外匯頭寸降低到其低限比例以下時，則應及時從銀行間外匯市場購入補足。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以目前我國外匯市場的發展水平和我國現行的匯率制度，期貨市場的價格發現功能不一定能發揮出來。它需要大量的信息和與國際貨幣市場的聯系，才能對未來價格做出精確的估計。而我國目前遠期外匯市場的匯率走勢預測都存在很大誤差。

避險功能主要體現在人民幣對除美元以外的國際性貨幣。我國居民經常進行人民幣與美元之間的兌換，但由于美元兌人民幣匯率的穩定，使得我國居民的避險意識不強。

結論

我國目前企業與銀行有利用外匯期貨市場規避外匯風險、進行套期保值的需求。但是，由于我國的匯率政策和外匯市場的缺陷，雖然可以建立外匯期貨市場，卻不能充分發揮其作用。

筆者認為可以有兩個方案來建立我國的外匯期貨市場：

一種是像當年臺灣建立股指期貨市場一樣，先開放國內投資者從事國外的外匯期貨交易，然后再建立國內的外匯期貨市場。可以在國內設立外匯期貨經紀商，國內的居民可以通過國內外匯期貨經紀商的交易通道在國外外匯期貨市場從事外幣對外幣的外匯期貨交易。等到我國完全開始實行浮動匯率政策，人民幣具有國際性貨幣性質后，再開放國內外匯期貨市場。那時，我國的外匯期貨經紀商已經積累了一定的操作經驗，同時居民的避險意識也增強了，這樣外匯期貨市場的功能就可以充分發揮出來。

另一種方案是現在經常被討論的：先進行國內企業、居民、機構外幣對外幣的期貨交易，來套期保值。在操作上，與國際主要期貨市場進行合作和聯網，做國際外匯期貨市場的一部分，以獲得經驗，在人民幣資本項目完全可兌換后，再放開人民幣與其他外幣的期貨交易。

參考資料：

1.RobertW.Kolb原著，張竣杰編譯，《期貨與選擇權——概念及應用》，學富文化實業有限公司

2.李玲，《外匯遠期交易中行5年起落外管局促配套改革》，《財經時報》記者專欄

3.石成，《我國外匯期貨市場開發可行性之市場面分析》

4.簡淑綺，《從臺灣外匯管理制度之演進看中國外匯制度之未來可能發展》，臺灣經濟研究月刊，2003.11

5.劉玉操，《國際金融實務》，東北財大出版社，2001

6.卓駿，《國際金融實務》，人民郵電出版社，2003

第9篇

論文關鍵詞：HSE，管理體系，推廣，可行性

 

HSE即“健康、安全、環境”。國外HSE管理體系的雛形，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出現在國際“巨無霸”企業――英荷皇家殼牌集團。1987年的瑞士SANDE大火、1988年英國北海油田167人遇難的帕波爾阿爾法平臺事故等幾次重大事故，促進了健康、安全與環境作為一個整體的管理體系模式的形成。一些負責任的國際化企業在遭遇當初各種事故的打擊之后，形成的廣泛一致的觀點是：在經濟競爭加劇和全球化發展的大環境下，如果以犧牲勞動者的職業健康安全利益為代價來換取低成本和經濟發展實際是得不償失的。應當將維護勞動者人權、健康權，提高生命質量放在重要位置。這也成為推進全社會重視職業健康安全管理體系建設發展的最基本動力。1989年殼牌集團了HSE方針指南，這是HSE管理體系的開端。

上世紀末期，我國石油企業為了適應國際化競爭的需要，在基層單位引入、推廣了HSE管理體系，為自身發展和成長提供了廣闊空間。

當前，我國不少生產企業，關注職工健康、維護職工安全、保護生態環境的理念、措施、方法，尚處于相對落后的狀態，有必要借鑒在國際上越來越普遍被接受的HSE管理體系，從而增強企業自身的發展潛力和競爭力。

經過十多年在石油企業推行、實施HSE管理體系的實踐，企業基層單位（包括車間、隊以及班組、站等）實施HSE管理體系方面，形成了一套科學合理的有效方法，已將HSE管理體系作為一個有效的管理工具。這對我國各類企業在加強職工健康、安全、環境保護，增強自身活力等方面論文格式，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1 HSE管理體系是一種現代企業制度

HSE管理體系是指實施安全、環境與健康管理的組織機構、職責、做法、程序、過程和資源等而構成的整體。它由許多要素構成，這些要素通過一先進、科學的運行模式有機地融合在一起，相互關聯相互作用，形成一套結構化動態管理系統。從其功能上講，它是一種事前進行風險分析，確定其自身活動可能發生的危害和后果，從而采取有效的防范手段和控制措施防止其發生，以便減少可能引起的人員傷害、財產損失和環境污染的有效管理模式。它突出強調了事前預防和持續改進，具有高度自我約束、自我完善、自我激勵機制，因此是一種現代化的管理模式，是現代企業制度之一。 HSE管理體系是三位一體管理體系。H（健康）是指人身體上沒有疾病，在心理上保持一種完好的狀態；S（安全）是指在勞動生產過程中，努力改善勞動條件、克服不安全因素，使勞動生產在保證勞動者健康、企業財產不受損失、人民生命安全的前提下順利進行；E（環境）是指與人類密切相關的、影響人類生活和生產活動的各種自然力量或作用的總和，它不僅包括各種自然因素的組合，還包括人類與自然因素間相互形成的生態關系的組合。由于安全、環境與健康的管理在實際工作過程中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因此把健康（Health）、安全（Safety）和環境（Environment）形成一個整體的管理體系，是現代企業的必然選擇。

2 實施HSE管理體系，是企業自身發展的需要

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對外開放的擴大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國民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是，企業的工傷事故、社會上的交通事故、公共場所和家庭意外事故、環境污染事故及職工職業病的發病率卻呈逐年上升的勢頭，這些事故的發生，有機制的問題.有管理的問題，有技術問題，同時也有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所必須面臨的潛在問題。要改變這種狀況，除了應迅速發展經濟，筆者認為.更主要、也更加切合實際的問題是應加強自身管理，用一套科學的完整的制度把事故的發生降到盡可能低的程度。

3 企業實施HSE管理體系，有利于改善企業形象

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其健康、安全與環境意識的不斷增強，人們對清潔生產、優美環境、人身及財產安全的要求也日益增高。如果企業接連發生事故，既造成企業的巨大經濟損失，又會造成環境污染，給人們留下技術落后、生產與管理水平低劣的印象，甚至會惡化與當地居民的關系，給企業的活動造成許多困難。企業實施HSE管理.通過提高HSE的管理質量，減少和預防事故的發生論文格式，既可以大大減少處理事故的開支.減少減產、停產等營業中斷的損失，從而滿足職工、社會對HSE的要求，又能改善企業形象，取得商業利益和增強市場競爭優勢。這就使企業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有機地結合在一起。

4 建立HSE管理體系，是企業安全文化建設的需要

HSE管理體系建立的初衷就是：保障員工的健康，保護員工的人身安全和生產安全，倡導企業與自然和諧相處。

企業管理的最高境界是依靠企業文化來管理企業。安全就是企業最大的效益，安全文化是企業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安全文化建設的重要方面是如何建立和培養符合時代要求，塑造企業精神，突出企業特點的企業安全文化。企業安全文化建設的目標是：提高企業員工的安全素質，增強安全意識，提高安全生產水平。在提倡“以人為本、珍惜生命、關心人、愛護人”的基礎上，把“安全第一”作為企業生產經營的首要價值取向，形成強大的企業安全氛圍。在這一氛圍中，通過安全知識教育和普及，健全安全法規制度，使安全生產政令暢通，安全技術咨詢便達，安全操作合格達標，安全預警預報系統好用，意外事放應急處理快捷、有效。

進行企業安全文化制度建設，主要體現在企業安全生產理念及規章制度的建立以及企業安全文化宣傳教育制度上的創新和發展。為達到安全文化建設的目標，要結合實際，創出一些新思路、新方法和新途徑，即采用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有目的、有組織、有計劃地開展安全文化宣傳、教育、培訓、實踐活動。例如，利用廣播、電視、圖書、報刊、黑板報、宣傳欄、文藝會演、專題講座、培訓班、研討會、表演會、安全技能競賽等多種形式，宣傳安全文化知識，傳授安全科學技術.傳播應急處理辦法和自救技巧，使廣大職工和家屬從多渠道、多層次、多方面受到安全文化的熏陶。

做好企業安全文化的建設，一要堅持黨政工團齊抓共管，因為企業安全文化建設是一項綜合性的系統工程，需要群策群力，全員奮斗.全方位通力合作;二要堅持循序漸進、常抓不懈。因為安全生產是企業發展的永恒主題，安全文化建設是一項長期的戰略工程，必須與時俱進，不懈努力，不斷往更高的安全目標奮斗;三是堅持“以人為本”論文格式，以實現人的價值，保護人的生命與健康為根本宗旨。

5 實施HSE管理體系，是企業貫徹國家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需要

為了保護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需要，我國政府將保護環境作為基本國策。企業建立和實施符合我國法律、法規和有關安全、勞動衛生、環保標準要求的HSE管理體系，有效地規范生產活動，進行全過程的安全、環境與健康控制，是安全生產、環境保護和人員健康的需要，是企業的社會責任，也是對實現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貢獻。

6 實施HSE管理體系，有利于企業規范化運作

作為HSE管理體系的誕生地，多數的國外石油、石化企業針對業務活動過程制定了系統、詳細的HSE程序和指南，如對排放廢物管理、化學藥品使用管理、事故處理、有害廢物管理等規定程序。過程管理方法被作為有效的管理辦法。對于一些具體的HSE事項的規定上，國外石化企業從整個HSE系統的角度考慮的很周密，從場內到場外延伸非常完善，例如對刑事搶劫、社會治安如何處理等往往都給出較明確的指南。他們在HSE領域投入大量的資源，而且對HSE的價值進行評估。很多國外石化企業建立了HSE獎勵制度，并把獎金頒發作為公司重要的年度事件來安排，頒獎儀式往往非常隆重，獲獎的組織和個人都非常珍惜這個榮譽。

這種將企業日常運作文件化、程序化、細化的做法，是精益管理思想的具體表現，有利于提高企業管理績效，有利于企業規范化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