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08 15:3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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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保險效率；規模效率；公司組織形式；市場結構；產業效率；償付能力
效率是經濟學的一個重要概念，金融業效率也是近些年來備受關注的重點問題。保險業作為金融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社會管理功能和金融功能日益突出。在國外，效率已成為判斷保險業、保險市場發展水平和保險機構績效與競爭能力的重要指標，對效率的理論研究日益深入。但從現有文獻看，國內對保險市場效率問題的研究還不夠系統和深入，缺乏對我國保險業宏觀效率和微觀效率進行客觀科學的評價，遠不能適應我國保險市場發展的需要。本文試圖通過對國外文獻比較系統的梳理，重點介紹國外保險市場效率研究的主要內容、研究方法、特點和存在的問題，以借鑒吸收國外相對成熟的研究成果，為推進我國保險市場效率問題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參考。
一、保險市場效率的含義
國外有關保險市場效率研究的文獻，大都沒有明確的定義和系統的研究框架，也幾乎沒有區分保險市場效率、保險業效率和保險機構效率等概念。尤其近些年的研究基本上是對保險業和保險機構效率的研究，一是從保險公司特定的業務流程和結構出發，重點研究保險機構的微觀效率；二是選取一定數量的保險公司樣本，以此作為保險業的行業效率。保險機構作為保險市場的核心主體，可以說其效率狀況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保險市場的效率。因此，保險機構效率能夠大致反映保險市場的效率。
效率從本質上來講，就是投入與產出之間的關系。具體來說，許多學者主要沿用Farrel(1957)對效率的定義來分析保險業效率。Farrel將效率分解成技術效率(TechnicalEffi-ciency，TE)和配置效率(AllocativeEfficiency，AE)。技術效率是指相對于產出邊界而言，在給定的一系列投入的前提下，能獲取最大產出的能力。配置效率是在給定投入價格的情況下，按照最理想的比例運用投入要素的能力。這兩種效率結合起來即是成本效率(CostEfficiency，CE)(Coelli，1996)。三種效率值都在0-1之間，如果效率值為1，意味著擁有完全效率。Leibenstein(1966)提出X效率概念來描述真實成本與最小成本的差異。Fare和Lovell(1978)將Farrel的效率概念擴展為三個組成部分，即技術效率、配置效率和規模效率。大多數保險效率研究文獻也是重點研究這幾種效率類型的。
一是保險公司的規模效率(scaleefficiency)，即保險公司是否可以通過擴大規模提高產出，實現利潤或經營績效的最佳水平。二是保險公司的X效率，即在給定產出水平組合條件下，保險公司需要支出的最低成本與實際成本的比率，它在0—100%之間變化。X效率用來描述不追求規模效率和范圍效率的單個保險公司的技術效率和配置效率，它可以衡量公司內部管理在配置技術、人力資源管理等方面的優劣。基于成本模型得出的X效率也被稱為成本效率，基于利潤模型得出的X效率稱為利潤效率。對保險機構X效率的研究主要是對成本效率的研究。三是范圍效率(scopeefficiency)，是指保險公司是否提供了最節省投入成本的業務組合。在給定產出水平上，如果經營多種業務和產品的保險公司成本低于專業經營保險公司的成本，則前者存在范圍效率；反之存在范圍不經濟。從本質上講，研究范圍效率就是研究成本效率。
除以上效率的主要類型之外，國外的研究一般把效率與生產率的研究相互聯系。生產率是從動態的角度表示企業生產過程中產出與投入之間的對比關系，企業生產率的變化可能來自技術效率的改變、規模經濟效率和技術變化或三者的共同作用。
二、保險市場效率研究的主要內容
(一)規模效率和范圍效率
在保險業中，規模代表了一個公司的實力和信譽度，是影響保險效率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因此，與銀行效率的研究相同，國外比較早期的研究重點是從規模經濟(EconomiesofScale)和范圍經濟(EconomiesofScope)的角度考察保險市場的效率。正如Beger、Hunter與Timme(1993)認為，早期代表性的保險效率研究主要集中在規模效率和范圍效率研究，如Cummins，J與VanDerhei，J(1979)、Doherty(1981)、Appel、Wort''''all與Buffer(1985)、Grace與Timme(1992)等。
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后，有較多的美國學者對人壽保險業和財產保險業的規模效率進行研究。對人壽保險業規模效率的代表性研究有Grace與Timme(1992)、Yuengea(1993)、Gardner與Grace(1993)、Cummins與Zi(1998)等。這些研究發現大型保險公司存在規模效應遞減，但總體上有比較明顯的規模效率。并購是金融機構追求規模效率的重要手段，在金融業非常突出。因此，將并購納入效率分析框架無疑也會提供很多有價值的信息。90年代中后期以來，由于美國保險市場并購現象突出，引起了一些學者的極大關注，如Barniv與Hathorn(1997)等探討了美國財產保險業的并購問題，但是沒有涉及到并購與效率之間的關系。CumminsJ．、Tennyson、S．與AryWeiss，M(1999)則首次用數據包絡分析方法(DEA)研究了壽險業并購與規模經濟和效率之間的關系。研究對象是代表美國80%資產的保險人在1988年-1995年的成本和收益效率，并用Malmquist指數方法來檢驗技術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他們發現參與并購的保險公司比其他公司在并購兩年后取得了更高的效率，說明并購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和盈利能力的顯著改進。Hao與Chou(2002)運用了DFA方法測度了8家保險公司的效率，發現效率與適度的規模和多樣化的產品戰略相關。
Katrishen和Scordis(1997)研究了跨國保險公司是否存在規模效率。他們運用時間序列回歸方法，評估了1985年-1995年15個發達國家的93個跨國公司的運作成本與保費收入、國際差異性、產品差異、金融資產、再保險的利用、貿易類型和所有權結構等因素之間的關系。結果發現當跨國保險公司的規模達到2．3億美元保費收入時呈現出增長的回報，但是一旦保費收入達到4．5億美元時，則呈現出規模不經濟。因為保險公司不像一般企業，當保險公司擴大它的國際化經營時，企業會遭受到國際差異和產品差異的困擾。
(二)保險公司組織形式與效率
保險公司組織形式與效率的關系也較早被關注。一些研究依據人理論，發現組織形式與效率之間存在一定聯系，股份制公司比相互制公司有更強的控制成本和提高利潤的激勵。
在美國、歐洲和日本等國家，保險公司的組織形式主要有股份制公司和相互制公司，兩類公司都長期存在，各具優勢。那么，兩類公司的效率究竟如何?這一問題也引起了許多學者的興趣。Mayers，D和C．W．Smith分別在1981、1986、1988、1994年連續，研究美國保險市場的保險組織結構、所有權結構等問題。Mayers與Smith(1988)探討了保險機構組織形式對美國保險業的影響。他們認為，股份制公司的管理者、股東和保單所有人的職能是分割的，相互制保險公司則整合了所有人和客戶的功能，即保單所有人既是資本的供給者又是風險的承擔者。這兩種不同的組織形式為檢驗運作效率和激勵問題提供了可能。雖然經驗研究結果顯示，股份制保險公司比相互制保險公司有更高的效率，而另外一些理論分析和經驗證明則認為相互制保險公司具有潛在利益。事實上，兩種組織形式的生存和發展表明每一種形式都有其各自特殊的優勢(Mayers與Smith，1988)。Cummins，Weiss與Zi(1999)研究了美國不同組織形式的財產和意外險保險公司的效率，并且集中于其內在的主要問題。他們分析了股份制和相互制保險公司各自的效率，研究結果發現，股份制和相互制財產和責任保險公司是按照不同的生產和成本邊界運作，從而能夠分類占有特定的保險市場，在不同的市場各自具有降低生產和成本的相對優勢；而且他們的技術在提供有特色的保險產品時具有各自優勢。在樣本期間，相互制保險公司稍微提高了生產率，而股份制保險公司則顯示了比較穩定的生產率。
GeneC．Lai，PimanLimpaphayom(2003)研究了日本保險業的組織形式與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檢驗丁日本非壽險業的組織形式與公司績效之間的關系，并為研究日本經連(keiretsu)保險人提供了有意義的結論。他們的結論對理解保險業中的理論、信息成本和組織形式之間的關系提供了參考。研究發現，占有日本保險市場1／6份額、隸屬經連保險集團內的股份制公司比獨立的股份制和相互制保險公司具有較低的費用和較低水平的自由現金流，同時具有較高的損失率和高損失的可能性；獨立的保險人則具有相對較低的損失率和進入門檻。而且，相互制保險人有更高的投資收益。總之，經驗證據說明每一種組織形式都有其相對優勢。VivianJeng與GeneC．Lai(2005)用非參數方法測度了1985年-1994年這一樣本期間日本非壽險業經連公司、非專業化獨立公司(NSIFs)和專業化獨立公司(SIFs)等三種不同形式保險組織的效率。發現經連公司由于有更好的監督及信息成本較低等方面的優勢，似乎比NSIFs有更高的成本效率。
(三)保險市場結構與效率
運用傳統的SCP框架來分析保險市場結構與效率的文獻相比銀行業來說少許多，而且對保險機構市場績效與市場結構關系的研究存在不一致的結論。一般來說，對銀行的研究大部分是把一家銀行作為一個研究單位，而對保險業的研究往往是把若干保險公司、一個地區甚至一個國家的保險業當作一個研究單位整體。Jung(1987)通過分析美國182家財產和意外險保險公司的經驗數據研究了財產與意外傷害保險市場結構。這個研究主要針對再保險在結構一行為一績效中的作用。Jung得出結論，認為共謀程度在結構和績效均衡中是一個重要的隱含變量，在大的保險人之間比較容易產生共謀的激勵，其原因在于他們擴大或保持規模和市場份額的欲望，而且再保險、經營多樣化、監管、廣告激勵等都成為影響保險人行為的重要因素。在這個研究中，傳統的SCP假設被驗證，效率結果與經驗模型不相關。
Chidambaran等(1997)研究測度了跨越18種不同產品的保險人在經濟損失率及其決定因素之間的關系。樣本期間是在1983年—1993年，有180個觀察樣本。他們假設進入不同類型保險業存在壁壘，而且不同保險行業之間的結構、行為和績效具有差別，并且假設價格和績效的決定因素是市場集中度、投資率、經濟損失率的標準偏差、監管和行業周期。研究結果支持了傳統的SCP假設并且表明直接保險人可以提供較低的價格。Bajtelsmit和Bouzouita(1998)檢驗了1984年—1992年的美國州私人汽車保險市場的效率。他們用行業收益性來衡量績效，直接保險人的市場份額被用來衡量效率。結果表明，獲利能力與直接保險人的市場份額之間不顯著相關。同時，研究也支持了SCP假設，表明市場集中度(用Herfindahl指數衡量)與績效相關，他們通過控制特殊性的變量如各州最小的資本要求、農村市場的規模、州人口增長率，發現更高的收益性存在于有更高市場集中率的州。
(四)對保險產業效率的研究
Yuengert(1993)、Cummins與Zi(1997)、Hao與Chou(2002)等對美國保險產業效率進行了測度，Gardner與Grace(1993)、Hardwick(1997)的研究發現人壽保險業大約有30%—50%是無效率的。Weiss把非參數方法用于研究1975年～1987年美國、西德、瑞士、法國和日本的財產和責任保險的總生產率。Rai．A(1996)檢驗了11個發達國家保險公司的成本效率。結果表明，國家、規模和專門化都會影響x效率的不同，并且發現歐洲的保險公司平均的運作效率低于美國和日本；國際平均水平的小規模公司比大公司更具有效率；專業化公司比綜合經營壽險和非壽險業務的保險公司更具有效率。Outreville(1990)則研究了55個發展中國家經濟和金融發展與責任與財產保險公司保費收入之間的關系，然后，Outreville(1996)又把同樣的研究運用到壽險當中。Browne和Kim(1993)分析了影響各國壽險需求的因素，研究顯示保險業的發展明顯與個人收入以及金融市場發展水平相關。
衡量管理層進行成本控制和最大化產出能力的x效率，被證明是決定金融機構經營績效至關重要的因素。Cummins與Weiss(1993)、Gardner與Grace(1993)、Yuengert(1993)等對美國人壽保險業和財產與責任保險業的x效率進行了研究。Meador，J．W.、Ryan，H．E．與Schellhom，巴D．(2000)運用美國人壽保險業的數據，對保險公司的產出與x效率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產品多元化的保險公司比產品集中化的保險公司有更高的X效率，因為前者的管理人員能夠根據不斷變化的行業形勢在各產品間分攤投入并有效分配金融資本、人力資本和材料等資源，從而取得更高的成本效率。該結論闡明了產品選擇是成本效率的一個主要決定因素。這一結論，應該得到保險經營者、政策制定者和監管者各方的重視。事實上重新分配資源并調整產品結構來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需求的能力已經成為人壽保險公司重要的競爭優勢。
(五)償付能力與效率之間的關系
償付能力已經成為保險監管機構判斷保險機構風險水平和實力的核心指標，也是保險機構生存和發展必須達到和滿足的底線。PatrickL.Brockea，WilliamW．Cooper，LindaLGolden(2004)等研究了1989年257家美國財產和責任保險公司償付能力與效率的關系，這些公司分別采用了營銷和直接營銷方式。文章認為償付能力是保險監管者關注的，理賠能力是保單所有者關心的核心，而投資者則主要關注投資收益的大小，這幾種利益具有潛在的矛盾，保險公司的決策者必須能夠兼顧各方利益。研究模型把償付能力作為管理利益的一個產出對待而不僅僅當作外生的監管條件。研究通過DEA方法，用償付能力、理賠能力以及投資收益作為產出指標，投入指標則是過去年份的公積金、資本與公積金的變化、承保和投資費用以及保單所有人提供的資本。他們采用金融中介方法，重點研究了股份制保險公司和相互制保險公司因為組織結構的不同所形成的償付能力與效率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在考慮償付能力因素和不考慮償付能力因素兩種情況下，股份制公司的效率都普遍高于相互制保險公司。
國外文獻除以上的研究重點以外，許多學者對保險分銷系統、保險監管、保險創新、保險人所有權結構等因素與效率的關系進行了研究。
三、保險機構投入產出變量的選擇
對效率的定量研究，選擇適當的指標來表示投入和產出變量非常關鍵。國外很多文獻研究了保險機構效率的投入產出度量問題，重點是：(1)選取何種模型和變量來代表投入產出；(2)使用不同的產出度量方法時效率結果的敏感性。其中產出變量的選擇是研究的難點和關注的核心。就目前國內外的研究文獻來看，對保險公司的投入產出沒有統一的定義。
總體來看，對保險機構產出的度量主要有兩種方法：價值增加法和金融中介法。但是兩種方法都不能完全包含金融機構的雙重角色的特點：既提供服務，又作為金融中介。
價值增加法，把保險公司視作提供保險產品的生產者，通過一系列服務滿足客戶需要。Cummins與Weiss(1993)、Bergeretal．(1997)以及Cumminset31．(1999)等利用價值增加方法，用真實發生的損失的現值來衡量產出，作為保險人提供的風險集中功能和保險服務數量的替代。他們認為用損失作為保險產出替代物的主要原因在于保險的主要功能是風險匯聚(riskpooling)。而Berger(1997)認為這個替代存在不足，至少在比較財產與責任保險直接承保人和獨立人時存在困難。因為直接保險人和獨立人在提供服務強度時不同，這是用損失以及其他任何可觀察到的變量所不能很好衡量的。而且，用損失衡量保險產出忽略了損失控制和風險管理的產出質量。如果一家公司由于不適當承保實踐造成了沒有預測到的巨大損失，那就無法解釋該公司是有效率的，否則就可以理解為損失越大效率越高。其實，有一些重要的指標可以衡量產出，如處理過的申請書、已經生效的或續保的保單，已經處理過的索賠等等，只是這些數據很難收集到。但是用一些替代指標顯然忽視了不同的價格和保險服務業的情況以及保險的重要功能，諸如風險承擔和風險匯聚作用。
金融中介法是把保險機構視作一種金融中介。作為金融中介，保險機構為保單所有者提供或有理賠，運用收益購買資產，其目的是能獲得最大化的資本收益和價值。中介方法評估的是金融機構的前沿效率，更適合評價金融機構的整體效率。Cumminsetal．(1999)認為金融中介法不適合財產與責任保險人，因為他們的服務不是僅限于金融中介。總之，兩種方法究竟哪種更適合用來評價產出變量，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VivianJeng與GeneC．Lai(2005)認為應利用兩種方法來測度效率。因為不同的投入產出變量選擇和方法會產生不同的結論，研究者需要關注其解釋的結論，只用一種方法并且從該種方法中得出一種結論是不恰當的。兩種方法都各有用處，價值增加方法可以按照保單數量和投資資產規模考察不同保險組織形式的技術效率和成本效率；金融中介方法能夠依據資產收益和財務狀況來考察保險業的總體效率。
Praetz(1980)、Grace與Timme(1992)、Gardner與Grace(1993)、Raj(1996)和Hardwick(1997)等提出用純保費收入作為產出變量，而Yuengert(1993)認為，保險費實際上是價格與產出的乘積，而不是產出本身。因此，任何價格的變化都可能形成對相對效率的誤解。他認為用附加準備金(additionstoreserves)來衡量產出比較合適。
國外文獻對于投入變量的選擇基本一致。投入主要有四個變量，即勞動力費用(LAB)、信息技術費用(INF)、其他的物質資本費用(PHY)以及金融資本費用(FIN)。勞動力費用是保險業最重要的費用之一，占非損失費用的很大比例，由保費、工資、薪酬、津貼和管理費用組成。物質資本費用包括兩個部分，一是計算機及其軟件；二是家具、機器設備等。Grace與Timme(1992)、Gardner及Grace(1993)、RAI(1996)Cummins與Zi(1998)等認為物質資本是保險服務業的投入，租金、土地和建筑則可以被忽略，因為保險業可以擁有房地產的投資組合，但只是投資的需要而不是運作的目的。金融資本則多用股本資本代替。
四、保險市場效率研究的主要方法
近年來，國外文獻基本都是研究保險機構的相對效率，研究方法主要采用前沿效率分析方法。所謂前沿效率分析方法，是指將保險機構視同具有一般生產企業的特征，也具有如何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產出的目標函數。在給定的技術條件和外生市場因素的條件下，以最小投入獲得最大報酬或實現利潤最大化的保險公司，即為效率前沿保險公司，而待考察保險公司的效率損失即為相對于效率前沿公司的偏離程度。
根據Berger與Humphrey(1997)的論述，基于前沿分析的保險效率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參數方法(ParametricApproa-ches)和非參數方法(NonparametricApproaches)兩大類。參數方法包括隨機前沿方法(SFA，StochasticFrontierAp—proach)、自由分布方法(DFA，DistributionFreeApproach)和厚前沿方法(TFA，ThickFrontierApproach)三種。非參數方法包括數據包絡分析(DEA，DataEnvelopmentAnalysis)和自由處置殼方法(FDH，FreeDisposalHull)兩種。五種方法的不同主要在于：(1)對于所謂“經營最好”的保險公司的前沿函數形式，參數方法有更嚴格的要求，而非參數方法沒有這一要求；(2)是否考慮可能會導致生產單位的產出、投入、成本或利潤等過高或過低的隨機誤差；(3)如果存在隨機誤差項，對其概率分布作出假定，以便從隨機誤差中分離出無效率因素。參數方法著重于研究成本效率，而非參數方法集中于投入和產出的關系研究。綜觀近年來的文獻，對保險業效率的分析采用較多的是DEA，SFA，DFA和FDH等分析方法。
(一)數據包絡分析法(DEA)
DEA方法在20世紀90年代后被廣泛用于測度金融機構的效率，美國、歐洲、日本等國的許多學者也開始嘗試將DEA和曼奎斯特方法(malmquistmethodology)引入對保險市場效率的分析。DEA主要被運用于衡量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而用Malmquist指數來衡量生產率和效率在一定時期內的變化。90年代后期以來，國外使用DEA方法對保險業效率研究主要集中在保險公司并購等經濟活動所產生的效率變化和效率與其他經濟指標的相關性研究。J.DavidCummins、SharonTennyson與MaryA．Weiss(1999)用DEA方法通過計算美國人壽保險市場1988年—1995年的成本效率和收益效率，首次研究壽險業合并、收購與規模經濟及效率之間存在的關系。HironfumiFukuyama(1997)運用DEA方法對保險公司的生產效率和生產力的變化進行了研究，認為規模效率的改進帶來的潛在收益對股份制保險公司來說具有相對小的重要性，但是對相互制保險公司則具有很大的重要性。Cummins等運用DEA方法證明，如果更多的保險人采用“最佳服務”的技術，那么就可以顯著改進效率。
MienN．Berger與DavidB．Humphrey(1997)對1990年-1997年的130多篇有關金融機構效率的研究論文進行了綜述。他們發現有122篇分析銀行業，只有8篇研究保險業(包括壽險、財產責任和非壽險)。67篇使用DEA方法，其余的使用了5種不同的參數方法和其他方法。在130個研究中，其中8個試圖衡量放松監管后效率和生產率的變化，但是沒有針對保險業的研究。他們的概括顯示DEA方法已成為研究效率的主要方法。
(二)自由分布方法(DFA)
Schmidt與Sickles(1984)提出了DFA衡量效率。DFA也設定前沿生產函數形式，但用不同的方法將無效率因素與隨機誤差分開。該方法沒有對無效率或隨機誤差分布施加較強的假定，而是假設金融機構的效率隨時間而穩定，隨機誤差最終趨向均值為0。GardnerandGrace(1993)用DFA檢驗了561家美國人壽保險人在1985年-1990年之間的X效率，發現平均效率大約是45%，認為X效率與尋租活動有確定的關系，從而支持了進入壁壘、價格合作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對X效率的影響。研究顯示，X效率與企業組織形式和監管等因素關系不大，而與保險公司的規模相關。這與1993年Cummins與Weiss研究的結果吻合。
(三)隨機前沿方法(SFA)
SFA也被稱為經濟計量前沿方法，它對成本、利潤或者投入、產出和環境因素之間生產關系的函數形式作出假定，允許存在隨機誤差。該方法還設定包含無效率因素的組合誤差模型，假設無效率遵循通常為半正態分布的非對稱分布，而隨機誤差遵循對稱分布(通常為標準正態分布)。Yuengert，A(1993)利用SFA，通過估價混合誤差的成本邊界為效率測度作出了重要貢獻。該模型對規模效率與x效率進行了更有價值、更充實和完整的論述。研究表明，只有當保險公司的資產達到15億美元以上，規模效率存在。Cum—mins與Zi(1998)用SFA、DFA、DEA和FDH等多種方法研究得出結論，即效率評估方法的選擇對效率研究的結果會造成顯著的影響。Cummins與Weiss(1993)、Yuengea(1993)、Gardner與Grace(1993)檢驗了美國保險人的X效率，每一個研究都運用了不同的隨機前沿方法和模型說明，并且得到丁不同的結果(Bergerl993)。
五、國外保險市場效率研究的評價及啟示
梳理國外文獻，無論從數量還是研究的系統性及深度和廣度等方面，對保險業效率的研究都相對滯后于對商業銀行和資本市場效率的研究，但近年來的進步很大。概括起來，大致體現了如下特點：(1)主要圍繞兩條主線進行：一是在Rothschild-Stiglitz(1976)模型的基礎上，以道德風險、逆選擇存在的不對稱信息環境為約束條件，對保險市場均衡與效率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二是20世紀90年代后更加重視對微觀保險主體的效率研究，更多采用經濟計量學和線性規劃等最新方法研究保險業的相對效率。(2)側重研究某種類型的保險機構效率的較多，如Fukuyama(1997)、Hardwick(1997)、Cummins與Santomero(1999)、Cumminsetal(1999)和Meadoretal．(2000)等對人壽保險市場進行了重點研究；其他學者對財產和責任保險機構、醫療保險市場等不同市場效率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而對保險業和保險市場進行系統全面分析的較少。(3)研究方法更加注重實證性，基本上能把經濟學、金融學的最新理論同步運用在保險效率的研究中。(4)許多研究集中對技術或規模效率的研究，而比較忽視配置效率的研究。(5)近年來，基本是對相對效率即前沿效率的研究，即把同類型不同保險公司的效率進行排序，找出保險行業內“最佳經營”保險公司的差距，而不是單一研究某家保險公司的投入產出狀況；也可以說，更注重效率的橫向比較。而且，研究的樣本數不斷增大，體現出學者注重研究保險機構效率與保險行業總體效率的趨勢。總體看來，國外非常重視對保險市場效率的定量研究，能把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結合起來，為客觀評價保險市場效率、促進保險機構提高效率和監管機構完善監管提供了有價值的理論指導。
國外現有文獻不足之處在于，一是未能把握保險市場效率與風險問題內在的相關性，沒有把風險因素納入保險市場效率研究的框架當中來構造統一的評價模型；二是未充分考慮宏觀經濟背景，從微觀和宏觀兩個視角全面、系統地研究保險市場效率。
中國保險業20多年的快速發展成為金融業增長的亮點，但是保險業高速的規模擴張是否伴隨保險業效率和經營效益的提高是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從長期發展的觀點看，中國目前的保險市場存在著交易費用高、高賠付率和高費用率與保險經營效益低的反差，保險企業內部累積著一定的潛在經營風險，根本原因是長期以來保險業采取的是一種片面追求速度，而忽視質量和效益的外延式粗放型經營模式。如果保險業處理不好規模、效率和風險之間的關系，單個保險企業不但難以發展，還將釀成金融風險、影響金融安全，降低整個社會效益，導致社會資源的浪費。因此，對于保險市場的效率進行正確評價，研究效率評價方法、模型、框架以及影響效率的相關因素等，應該成為保險理論研究的重點之一。盡管效率研究方法和數據等的差異使國內外保險業的效率難以直接對比，效率的影響因素也不盡相同，但國外大量研究的結果對于國內來講仍然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1.相關理論回顧。
1.1長尾理論。
2004年10月，ChrisAnderson（克里斯.安德森）最早提出“長尾”一詞，用于反應亞馬遜和Netflix等網站的經濟和商業模式，當時的“長尾”作為的是統計學中冪律（PowerLaws）和帕累托分布（Paretodistributions）特征的一個口語化表達。ChrisAnderson（2006）提出，只要存儲和流通的渠道足夠大，即使是需求不旺或銷量不佳的產品共同占據的市場份額也可以和那些數量不多的熱賣品所占據的市場份額相匹敵甚至更大。
1.2長尾市場。
長尾市場又名“利基市場”，“利基”一詞是英文“Niche”的音譯，意為拾遺補缺或見縫插針。PhilipKotler（菲利普•科特勒，2012）在《營銷管理》提一書中提出“利基”是更窄地確定某部分群體，這是一個小市場并且它的需要沒有被服務好，或者說“有獲取利益的基礎”。
1.3長尾產品。
根據長尾理論，處于尾部、需求量非旺盛或銷售量不暢的產品就是長尾產品。Lew&AlanA（2008）認為在信息不流通的年代，它們往往是被封塵的產品，當信息對稱的時候，能夠展現出巨大的市場潛力。
2.長尾理論的運用情況。
由于長尾理論是網絡時代興起的一種新理論，其源于描述網站的商業和經濟模式。因此該理論首先用于描述網絡娛樂和廣告媒體市場時，就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有學者認為，此理論只適用于數字產業和電子商務等借助計算機技術發展的行業。經過發展，學者們嘗試將此理論進行推廣，推廣到其他行業。時小儂（2010）發現銀行業通過引入長尾理論，對其信用卡業務進行了重新梳理，并提出招商銀行通過運用長尾理論，創新營銷策略，成功讓自己信用卡成為中國首個盈利的銀行。相繼有學者將這一理論運用到了中小企業物流發展路徑、現代客戶關系管理以及電視產品組合等領域。基于此，本文將“長尾理論”運用到電影領域，基于“長尾理論”對其市場營銷渠道進行探討。
二、中國電影長尾產生的原因
ChrisAnderson在2004年提出長尾理論時，指出長尾的價值就在于“只要存儲和流通的渠道足夠大，需求不旺或銷量不佳的產品共同占據的市場份額就可以和那些數量不多的熱賣品所占據的市場份額相匹敵甚至更大[1]”。既然長尾價值之一就是要關注渠道是否能夠支持起長尾效應，從而使滯銷或者不盈利的長尾產品變為盈利產品，讓這部分市場變成“利基市場”。那筆者就從中國電影營銷渠道入手，分析在中國電影的營銷渠道中，是否存在著長尾？或者說中國電影行業現有營銷渠道中虧損的電影制品是否屬于長尾產品？文章先從中國電影行業的產業價值鏈來分析。中國國產電影的營銷渠道為：影院、DVD、網絡/手機/MP4/新媒體和電視。據統計，中國國產電影的票房總收入中，90%來自影院這一營銷渠道。這說明，其他營銷渠道國產電影的播放情況并不為零。假如以票房收入為縱坐標，以營銷渠道排名為橫坐標，就能看出有一條“長尾”，這就是統計中的“長尾分布”。依據這一統計結果，說明國產電影營銷渠道中，確實存在著長尾現象。DVD、網絡/手機/MP4/新媒體、電視這些營銷渠道，正是電影營銷渠道長尾現象的構成元素。此外，電影營銷渠道中的“二八”現象，說明了中國電影市場的營銷渠道問題正是中國電影面臨問題的原因所在，營銷渠道也是電影產業產生長尾的重要原因。也正是營銷渠道這一問題，讓其他渠道將有可能承擔起讓“長尾”部分中的產品轉變為長尾產品的可能行。
三、中國電影長尾產品類型
通過對電影行業的營銷渠道進行分析，發現在我國國產電影營銷渠道中確實存在長尾現象，也就意味著用長尾理論分析電影產品具有可行性。根據有關學者對電視長尾產品的分類方法，將電影產品的長尾類型分為類型長尾、趣味長尾和時間長尾。
1.類型長尾。
中國國產電影按照其表現形式，分為商業片、藝術片和紀錄片。根據中國目前的院線上映情況，發現商業電影無疑成為了“二八定律”的有力佐證，商業電影在各影院中基本上是壟斷了屏幕。除了特殊推廣外，目前還沒有記錄片主動上到影片的播放計劃中。中國國產電影每年年均沒有上映的電影接近400部，滿足了長尾理論足夠巨大的存儲的要求，網絡營銷渠道的使用，又創造了流通渠道足夠大的條件。這些沒有在影院上映的電影，變成了絕對的長尾產品。
2.趣味長尾。
隨著觀眾的欣賞趣味不斷變化，對不同內容類型電影的喜愛程度也不斷發生著變化。動作、科幻、喜劇、愛情和文藝等等類型，時而受到觀眾的喜愛，時而受到冷落。一段時間處于曲線頂端的巨片，隨著觀眾欣賞興趣的變化，也會漸漸遠離頂端，滑入到長尾中，變為長尾產品。曾今深受觀眾追捧的“無厘頭”喜劇的發展歷程，無疑是對此現象的有力說明。
3.時間長尾。
實踐證明，某部電影長期占領票房首位的情況基本不存在。這使得一部電影在院線播放的時間也越來越短，即便是轟動一時的巨片，其獨領的時間也只有短短的幾天。隨著新影片的涌現，這些曾今輝煌一時的影片，不可避免的跌入了長尾之中。由于電影院線的供需不平衡，大量的電影基本上不可能有復播的機會。隨著時間的累積，大量的影片在長尾端聚集。
四、長尾效應拓寬電影市場營銷渠道需要的條件
電影產品轉變為長尾產品后，要實現長尾效應，即這些產品成功轉化成“利基”，形成“利基市場”，需要幾個要素的推動。
1.長尾產品的推動力量。
根據長尾理論，處于長尾部分的產品，其市場總量超過熱門產品市場總量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接觸消費者。互聯網不僅是普及的傳播工具，而且能降低消費者的接觸成本。無法在影院上映的影片或者無法重映的影片，能夠在互聯網上被觀眾輕松找到，且成本低廉。通過互聯網的推動，讓長尾部分的產品突圍有了力量源泉。
2.突破消費者的“區域限制”。
截止到目前，國產電影2014年票房已經超過228億元，現在正朝著280億元大關邁進。相關研究者認為，2014年的中國電影票房持續快速增長的關鍵之一得力于中國電影銀幕的高速增長。而以我國已有人口總量計算，現階段6億城鎮人口，平均40萬人才能有一座影院，平均15萬人擁有一塊銀幕，還遠遠不能滿足市場需求。從以上的數據可以看出，一方面是巨大的市場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區域的限制，導致以院線為主要營銷渠道的影片，不能有效的覆蓋觀眾群體。網絡營銷渠道不僅能突破“區域限制”帶來的影響，還能對目標消費者進行有效覆蓋。
3.廣泛的參與者。
經麥肯錫的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網民數量已經達到6.32億，其中每天平均觀看網絡視頻達2.84億人次，人均每天觀看網絡視頻的時間約2小時，觀看網絡視頻的時間已趕超在電視上花費的時間——每天約1.8小時。巨大的網民總量，為網絡營銷渠道的發展壯大提供了基礎。于去年興起的“微電影”，更是將電影市場的各種目光聚集到了網絡，各類視頻網站及業內人士將發展轉向了網絡電影。隨著草根階級的加入和各種自娛自樂“電影”的推出，讓網絡這個營銷渠道的巨大潛力展示在眾人面前，為電影在這一渠道的發展注入了直接的動力。
4.廣告商等利益共同體的推動。
廣告商們逐漸轉向網絡的原因之一是來自電視廣告強大的價格壓力。比如CCTV-1，短達10秒的廣告其播放價格卻高達兩萬左右，而CCTN-1晚間八點左右（黃金時段）的廣告更是則高達13萬左右。相比之下，在電影中植入廣告，投入的費用不僅比電視廣告低廉，而且傳播效果不比電視差。此外，電視廣告的連續播出需要持續投入費用來維持，而在電影中植入廣告，只需一次投放就能隨著電影的不斷播放得到傳播。因此，那些由于營銷渠道無法上映或者無法重映而跌入長尾的產品，對廣告商來說都是有植入價值的。正是這些利益群體的推動，使得電影在網絡中實現長尾效應是頗具可行性的事情。
五、利用長尾理論拓寬營銷渠道的啟示
1.善于利用長尾。
對于眾多電影的制片商和發行商來說，受營銷渠道的限制，他們的電影產品是無法通過影院上映的，這部分電影產品注定會進入到長尾中。發行商應該明白，長尾中的產品擁有足夠的數量，其利潤總額也是巨大的。因此應重視網絡營銷渠道，針對網絡觀眾的特點，制定相應的網絡推廣及播放策略，采取有別于院線推廣的差異化戰略，通過差異化取勝。
2.愿意選擇長尾。
根據“二八定律”，停留在長尾的影片意味著觀眾的漠視、廣告商的冷淡、投資的損失。但是，大部分的影片確實別無選擇的只能呆在長尾中。不過也應該看到，這部分影片通過網絡轉變為長尾產品后，被播放的機會更多，播放周期更長。ChrisAnderson的研究顯示，非熱門的DVD在網上的流行速度是網下的3倍多。一些電影雖然不能創造票房，但是同樣能在網上引起觀眾關注，從而影響觀眾的情緒，讓觀眾產生后續行為，廣告商同樣愿意把錢投給這樣的電影。因此，沒有必要所有的影片都非得擠到院線去，做好自己的定位，充分覆蓋長尾的觀眾，選擇拉長拉粗自己的長尾是理智的選擇。
3.正確認識長尾理論。
長尾理論提出后，許多學者認為是對傳統“二八定律”的顛覆，并以此推論，把長尾理論作為顛覆傳統戰略思維的圣經。經過相關學者研究，也有學者認為長尾理論是個錯誤的理論。哈佛商學院市場營銷學教授AnitaElberse（安妮塔•埃爾貝斯）就對此進行了實證研究，讓大家對長尾理論有了新的認識。因此，我們需要對長尾理論有正確的認識。長尾理論是在一個信息平臺上對現有市場做再次細分和定位，用其分析中國電影市場營銷渠道不是要求拋棄影院觀眾這部分市場。影片經營者不能由于“長尾理論”的存在，而由此對“二八理論”全盤否定，應該認識到“長尾理論”只是一個補充。“長尾理論”是用來提醒經營者們關注長尾商品，不是要經營者忽略熱門商品的存在，而且“長尾理論”也給經營者提供一個新的營銷思路：在特定的消費市場，我們完全可以走一條新路來開發新的利潤點。
六、面臨的挑戰與應對策略
電影長尾效應的實現與利用離不開網絡這個平臺，在目前中國國內的網絡運營中，面臨不少的挑戰。其中最大的威脅來自盜版影片的泛濫。一方面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監管手段或者是監管成本的高昂，另一方面是由于國人法制意識淡薄。因此，電影投資人通過賣給網絡媒體網站盈利的途徑受到了削弱，一定程度影響了電影市場的長尾效應。面對這樣的挑戰，建議從以下方面應對：
1.與網站運營商聯合。
網站運營商需要生存，點擊量是其生存基礎。電影在其網站的投放與宣傳，一方面給網站帶來點擊量，另一方面給電影供應商提供了營銷渠道保證。兩者互利合作，共同保護自己的利益。
2.組建自己的網絡視頻播放網站。
相對于其他受制第三方的營銷渠道來說，電影供應商組建自己的視頻播放網站，能夠將營銷渠道掌握在自己手中，從而將自身利益最大化。
3.關注電影衍生市場。
電影市場長尾產品要盈利，就需要大量的網絡消費者。既然盜版無法阻止，干脆免費放開網絡播放版權，讓消費者有盡量多的幾率接觸該影片。電影供應商通過關注電影衍生品市場，通過網絡的傳播讓衍生品繁榮。例如像電影的同名小說、玩具、收藏紀念光碟等。
七、結語
關鍵詞：公共品；市場
在傳統的經濟學里，市場一般指私人品交易的市場。公共品由政府供給，政府是不以贏利為目的的組織，供給公共品不存在交易問題，因而不存在公共品“市場”。本文研究指出，公共品的供給與需求同樣由一個特別的“市場”來決定，同樣有其本身的運行規則和秩序。
一、公共品的涵義
公共品的英文名為publicgoods，在國內被譯為公共品、公共物品、公共產品、公共益品、公共貨物、公共財產、公共商品等。目前較普遍接受的概念為公共品、公共產品和公共物品。公共產品和公共物品譯法容易給人以Publicgoods是有形物品的誤解，而事實上Pubicgoods在較多的情況下是勞務（服務），是無形態的產品，較少的情況才表現為實物形態。故“公共品”的譯法較合乎其本身的經濟含義。
公共品是與私人品（privategoods）相對應的概念，其嚴格定義首先由薩謬爾森于1954年提出：“每個人對這種產品的消費，都不會減少其他人對它的消費。”這是公共品的基本特征“消費的非競爭性”之一，用數學語言可表達為：
n
X＝Xi＝∑Xi（i＝1，2，3，…，n）
i=1
X為某一公共品的消費量，Xi為某人i消費這一公共品的消費量，即任意消費者i的消費量與所有消費者（包括消費者i）加總的消費量相等。從經濟學意義上來說，公共品的邊際消費成本等于零。
而對私人品來說，消費是具有競爭性的，增加一個人的消費必然減少另一個人的消費，消費量具有累加性。用數學公式可表達為：
NX＝∑Xi≠Xi或X＝∑XiЭXi（i＝1，2，3，…，n）
i=1
即對任一群體的消費者，其消費私人品的消費量是各自消費量的加總。
公共品的另一基本特征為“消費的非排他性”，或稱“消費的難排它性”，即在技術上無法將沒有購買者排除在消費的范圍之外；或是技術上可行，但由于排除成本高于排除帶來的收益而造成經濟上的不可行。而對私人品來說，通常其消費是嚴格排他的。私人品也存在消費上的非排他性，存在這種特征的私人品常稱為“準公共品”（quasi－publicgoods）或是具有外部性（externality）的私人品（見下分析）。
公共品的兩個基本特征“消費的非競爭性”和“消費的非排他性”之間有一定的影響，但并沒有必然的聯系。“消費的非競爭性”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消費的非排他性，”消費效用的不變使得公共品的所有者成員缺乏排除外來者的激勵。“消費的非競爭性”主要來自消費品自身因素，即本身的消費容量。消費容量的決定來自消費品的規模和特性，一般物質類消費品的消費容量決定于其規模，如國防設施；能量類消費品的消費容量決定于其規模和特性，如廣播、電視決定于其覆蓋面（特性），而電力決定于其規模；信息類消費品的消費容量決定于其特性，如法律法規、知識、技術，其消費容量趨于無限大。
公共品的“消費非競爭性”特性來自其消費容量對共同消費群體來說充分大，以致每個消費者的消費效用并沒有影響到其他消費者的消費效用，即使再增加部分的外來消費者，每個人消費效用水平仍然不變。理論上，具有這種足夠大消費容量的產品稱為純公共品。現實中，純公共品常見于信息類產品，如法規、政策、推廣技術、新聞等，物質、能量類的純公共品較少見，僅有國防、航燈、廣播、電視等少數產品。
相對于純公共品，如果一個產品的消費容量有限，并僅供一個人消費時其效用水平才最大和不變，則該物品為純私人品。現實生活中，還有相當一部分產品的消費容量處于純公共品和純私人品之間，這部分產品隨著消費者的增多，容量會滿載而出現擁擠，消費者的效用將出現遞減。這類產品常稱為擁擠性公共品或俱樂部產品（clubgoods），如高速公路、公園、學校、社區游泳池等。
公共品的“消費非排他性”既來自自身的因素，也來自外部因素。自身因素方面，是產品主體（個體或集體）無法控制產品的消費流量或范圍，原因是產品在消費時呈現效用外散效應，而這種效用又不可分割。如航燈，當其閃亮時，其燈光照便布滿了所服務的海域，使得航燈的所有者很難把沒交費的船只排除在外。這是一種效用散發型的外部性導致的“消費非排他性”。此外，還有一種毗鄰效應的外部性導致的“生產消費非排他性”，即某一產品在生產或消費時，會引發出另一種產品的生產或消費效用，這種效用可正可負，卻又無法避免。如某人在自家的院子里種果樹，目的是收獲果子，同時對周圍的生態無形中貢獻出一份綠化；又如某人噴自感良好的香水，卻引起周圍人的惡心。對效用散發型外部效應，不僅公共品有這一特性，部分私人品也有這種特性，如某人在自家門口栽花，其“美化”卻無償與周圍的鄰居分享。同樣，對效用毗鄰型的外部效應，公共品和私人品都存在，只是私人品存在的情況較多。無論哪種外部性，如果其外部性覆蓋面是全局的，并且具有以外溢效用為主、外溢效用不可分割的特征，便為純公共品，反之，則稱為準公共品或純私人品（外溢效用忽略不計）。
俱樂部產品和外部性產品雖然在性質上有相異之處，但兩者都具備‘稍費效用不可分割“的公共品共同特征，都可稱為準公共品。準公共品按消費人群可分為地方公共品、城市公共品、社區公共品、公司（集體）公共品、家庭公共品等類。純公共品的提供者是政府，準公共品的提供者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市場里的經營法人、自然人。公共品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公共品從消費的不可分割性出發定義公共品，廣義的公共品從提高公共福利的高度上定義公共品。”按廣義公共品定義，政府的所有服務均列入廣義公共品的范疇，包括界定和保護產權、保持宏觀經濟穩定、提供社會基礎條件、提供社會公共服務、提供社會保障條件、提供社會發展條件。提高社會公共福利等方面。
二、公共品市場
公共品供求理論屬公共財政學、公共經濟學范疇，其中，公共選擇理論是其核心。在公共選擇理論里，布次南通過研究政治投票與公共收支的關系，推出公共選擇所依據的“政治市場”理論。公共品市場在國內外文獻中是個空白的概念，因為一般認為，公共品是政府或集體團體供給的產品，并沒有通過市場交易，因而就無所謂市場的存在。對此觀點，國內理論主流持贊同態度。另一方面，國內部分學者持有不同的認識，如吳俊培1994年提出Publicgoods應譯為公共商品，劉心一1999年提出“公共商品滿足公欲，私人商品滿足私欲，市場是兩類商品的綜合體”的見解，倡導公共品存在市場的學術觀。
公共品是否存在市場，應從市場的構成、運行規則、產權特征等方面來考察。何謂市場，市場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市場指有形市場，即商品交換的場所；廣泛的市場包括有形市場和無形市場，無形市場是指沒有固定交易場所，通過多種交易形式達到交易的市場。現代市場隨著交易形式的擴展，已形成多樣化的市場體系，對市場的理解應上升到交易總和的高度上來理解，只要存在交易主體和交易對象，便會形成一個市場。當然，市場有規范市場、殘缺市場，公開市場、地下市場之分，嚴格意義上的市場應指完善規范的市場，這種市場的構造必須具備四個基本要素：（1）有完全產權的市場主體。這里的完全產權，指產權主體具有獨立排他的所有權，能自由交換所有權派生權能和獲得產權交易的剩余；（2）有合法的交易對象，即有產權被社會保護的可交換的商品；（3）交易遵守市場一般運行規則，主要包括市場進出自由原則、自愿交易原則和公平競爭原則；（4）違反市場規則者將受到法律的制裁，即進入市場的主體的產權受到法律的保護。
從產權角度，市場之所以形成，是因為產權主體在法律保護和市場運行規則框架下能夠自由地交換產權。從交易的本質上來說，商品的交易首先要完成產權的交易，然后才有商品的完全交換或部分交換。如農戶甲用一只羊交換農戶乙一袋米，這種交換過程首先發生在兩者同意完全交換各自的所有權；如果農戶甲把一只羊租給農戶乙，每月收取1公斤米的租金，則這種交換是部分交換，即所有權派生權能束中的使用權交換。這兩種交換都是交易雙方先訂立契約（產權交易），后才付諸交易行動，實行實物交換或使用權租借。
市場里的產權主體，既有獨立的自然人，又有各種形式的組織（法人），如家庭、企業、各種贏利和非贏利機構。應注意的是，各種組織是通過獨立自然人的產權市場交易，才以共同產權主體的形式“法人”進入市場的。如企業便是以相對穩定和長期的契約代替“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瞬間契約而形成產權共同體（企業法人）。市場里產權共同體存在的原因是通過較固定的產權交易形式能夠降低交易成本，從而帶來市場效率；或是共同產權增加的收益大于組織的交易費用。
對私人品來說，由于有著明確的產權邊界，即生產和消費都具有明確的競爭性和排他性，因而能通過私人生產和市場交換來生產和消費。而對公共品來說，由于消費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使私人生產者無法收回生產成本（消費的非競爭性使消費的邊際成本為零，非排他性使消費者容易搭便車，不愿意生產或購買）。因此，公共品必須由公共產權主體去提供，這個產權共同體便為政府。
按市場形成的四個基本要素及市場的產權特征，公共品的供求是否存在市場決定于兩方面的條件：一是政府是否是社會公眾通過公平的契約交易而形成的產權共同體；二是政府生產和供給公共品是否遵循市場原則。如果這兩個條件具備，公共品的產權契約交易與私人品沒有本質上的區別，政府就象一個特殊的企業組織，私有產權的主人——社會公眾謀取福利，以公共產權主體形式參與市場運作，生產和供給公共品，彌補私人產權單獨交易基礎上的“私人品市場”所固有的缺陷。
一、權衡理論和優序融資理論簡述
企業資本結構中的“資本”，是指企業全部的資金來源，包括自有資金和負債。資本結構指全部資本的構成，即自有資本和債務資本及其內部各部分之間的比例關系。資本結構是企業財務決策的核心問題，它對企業的市場價值和治理都有重要影響。現代資本結構理論以MM理論為開端，具有較為嚴密的理論體系。MM理論認為，在沒有稅收和交易成本以及個人和企業借貸利率相同的條件下，企業的價值與資本結構無關。雖然這一結論依賴的前提過于苛刻，與現實相距甚遠，但它開拓了現代資本結構理論的道路和發展方向，標志著現代資本結構理論的開端。
權衡理論通過放寬MM理論完全信息以外的的各種假定，考慮在稅收、財務困境成本、成本分別或共同存在的條件下，資本結構如何影響企業市場價值。它包括：
1．負債的好處：①公司所得稅的抵減作用。由于債務利息和股利的支出順序不同，世界各國稅法基本上都準予利息支出作為成本稅前列支，而股息則必須在稅后支付。②權益成本的減少。負債有利于企業管理者提高工作效率、減少在職消費，更為關鍵的是，它有利于減少企業的自由現金流量，從而減少低效或非盈利項目的投資。
2．負債的受限：①財務困境成本，包括破產威脅的直接成本、間接成本和權益的成本；②個人稅對公司稅的抵消作用。因此，現實中企業的最優資本結構是使債務資本的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相等時的比例。
優序融資理論則放寬MM理論完全信息的假定，以不對稱信息理論為基礎，并考慮交易成本的存在，認為權益融資會傳遞企業經營的負面信息，而且外部融資要多支付各種成本，因而企業融資一般會遵循內源融資、債務融資、權益融資這樣的先后順序。邁爾斯和馬吉洛夫的研究表明，當股票價格高估時，企業管理者會利用其內部信息發行新股。投資者會意識到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因此當企業宣布發行股票時，投資者會調低對現有股票和新發股票的估價，導致股票價格下降、企業市場價值降低。內源融資主要來源于企業內部自然形成的現金流，它等于凈利潤加上折舊減去股利。由于內源融資不需要與投資者簽訂契約，也無需支付各種費用，所受限制少，因而是首選的融資方式，其次是低風險債券，其信息不對稱的成本可以忽略，再次是高風險債券，最后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發行股票。
羅斯的信號傳遞理論認為，管理者對融資方式的選擇實際上向投資者傳遞了企業經營的信息，由于破產可能性與負債水平正相關，卻與企業質量負相關，投資者將企業發行股票融資理解為企業資產質量惡化、財務狀況不佳的信號，而債務融資則顯示了管理者對企業的未來業績有著良好的預期，是企業經營良好的信號。當企業的經營業績較差時，由于債務有較高的破產邊際成本，低質量企業的管理者就不敢模仿高質量企業增加較多的債務。因此，越是高質量的企業，負債比率就會越高，企業的市場價值與負債比率正相關。
二、權衡理論和優序融資理論的區別
1．前提條件不同。權衡理論考慮稅收、財務困境成本、成本如何影響企業的融資決策，而假定信息是完全的，討論的核心是舉債的利弊及其如何達到均衡。而優序融資理論則認為，不對稱信息和融資成本超過了權衡理論中舉債的稅收和方面對資本結構的影響。由于前提的不同，兩者對企業的融資決策雖然可能會有相同的建議，卻有不同的原因解釋。
2．財務杠桿比例的生成原因不同。權衡理論認為最佳資本結構取決于債務的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時的水平，債務的成本收益會驅使低負債企業提高杠桿比例、高負債企業降低杠桿比例，因此企業存在一個理想的財務杠桿比例目標和回復到該目標的趨勢。在權衡理論中，企業負債比例的變化是對舉債利弊進行權衡的結果，因此，在一定的投資機會下，盈利能力強的企業有更高的杠桿比例。優序融資理論則認為，企業融資決策的依據是一邊倒的，即盡量使用低成本的融資方式，不存在一個理想的杠桿比例目標。因此，當企業投資超過留存利潤時，企業負債相應增加，反之則減少，企業負債比例的變化是凈現金流變化的結果。在優序融資理論中，企業在經營好的時候要儲備現金或舉借少量債務，以避免將來投資時采用昂貴的外部融資方式，因此，在一定的投資機會下，盈利能力強的企業反而有更低的杠桿比例，高的利潤留存和低的負債比例是擁有高融資能力的表現。
3．股利的性質和作用不同。權衡理論認為，發放股利和舉借債務可以互相替代，其效果都能減少自有現金流量，從而降低權益的成本。優序融資理論則認為，由于某些原因，股利發放是穩定的，企業現金流的變化主要靠債務的收縮來解決。
4．負債的性質和作用不同。在權衡理論中，負債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對稅收和委托關系等方面的影響上，因而各種負債內部種類之間并無大的區別。在優序融資理論中，在負債內部，低風險債務（如抵押貸款或債券）較之高風險債務（如信用債券）更能傳遞積極信息，能夠降低融資成本，因而得到優先考慮，成為僅次于內源融資的方式。
三、權衡理論和優序融資理論的聯系
1．兩者都是以MM理論為基礎，是對MM理論的發展。兩者都以企業市場價值最大化為目標，考察不同融資方式對市場價值的影響。兩者都是放寬MM理論理想假設條件向現實的逼近，而且兩者的前提條件相互補充，共同涵蓋了影響企業資本結構的眾多重要因素，都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2．兩者實際上都肯定了債務融資優于權益融資。在優序融資理論中，很明顯，債務融資優先于權益融資得到考慮。在權衡理論中，則是先考慮債務融資各種優勢帶來的收益，再考慮債務融資受限制情況帶來的成本，從而認為需考慮兩者之間的綜合平衡，其著眼點也是優先考慮債務融資，直至用盡債務融資的好處才考慮使用權益融資。此外，兩者都是對成本進行“權衡”的理論，只不過優序融資理論“權衡”比較的是內源融資、債務融資和權益融資三者之間的成本，而權衡理論“權衡”比較的是作為融資方式之一的債務的邊際成本和收益。
關鍵詞:信用/交易/市場經濟
市場經濟的特征在于資源配置主要通過市場機制的作用實現，基于市場機制的自發性和交易性，任何一個經濟主體都必須依靠信用與其他經濟主體發生聯系。市場是由一個個交易構建起來的，市場交易的順利進行和市場經濟正常秩序的維護都離不開信用的建設性作用。貿易的繁榮需要兩個條件，即貿易自由和合同可靠性，這只會存在于信任和公正占主導地位的社會。[1]信用是交易的前提，交易是市場經濟的基礎，于是信用便構成了市場經濟的前提與基礎。隨著交易的復雜化、普遍化，以信用為基礎構成了日益拓展的市場秩序。“信用制度成為市場經濟現代模式的最核心的一項制度，并足以支撐人類合作秩序的不斷擴展”。[2]
一、信用概念的厘清
信用一詞源于拉丁語Credere，意為信任。它在羅馬法中的對應概念是拉丁語Fides及Bonafides。Fides有信任、信義、誠實的含義，與英語中Faith、Confidence、Trust、Honesty等詞的意思基本一致或相近。[3]信用與信任密切相關。信任（trust）是人類的一種情感(passion)，也是人類的一種風險性行動。[4]它總與預期、風險、理性與感性、相互關系等概念相連，戴維·J·弗里切認為，信任由可預見性、可依靠性和信賴這三個基本要素構成：可預見性指人們可以預料到將來發生的各種情況，避免意料之外的事情發生；可依靠性提供保證，確定可以相信一個人，他（她）將按所期望的去做；信賴是相信一個人會一直是可預見和可依靠的。[5]近代西方學者把信任關系視為人類社會最基本的因素。社會學家們，如齊美爾(Simmel)、涂爾干(Drkheim)、韋伯(Weber)等認為，信任是社會組織的粘合劑，是一個社會凝聚力的基礎。盧曼把信任視為對付經濟或社會復雜系統中不確定性的重要手段，認為信任將使社會應對復雜性的潛力得以發展。
“信用”一詞在《辭海》里有多重含義：一為“以誠信任用人；信任使用”；二為“遵守諾言，實踐成約，從而取得別人對他的信任”；三為“價值運動的特殊形式”。信用概念的多義性使之往往在多種意義上被各學科使用，主要可以被區分為經濟上的“信用”概念、倫理上的“信用”概念以及法律上的“信用”概念。
經濟上的信用，也稱為交易信用，是指投下貨幣后，到底是否生出利潤暫且不論，其貨幣在一定期間后用等價交換關系可以被取回的關系。本來應該同時等價交換的關系的東西，用前期貸款的形式被轉化為不同時的等價交換關系。[6]香港饒余慶先生認為，信用包含債權和債務關系，其根據是授信人對受信人償還之信心。從經濟的角度考察，信用是市場經濟和商品貨幣關系的共生物，與商品交換、貨幣經濟不可分割，正如馬克思所言，信用是價值運動的一種特殊形式。隨著交易關系的發展，現代市場經濟的信用形式更為復雜多樣，根據用途的不同，可分為三種：一是商業信用，指在流通過程中，為了節約或限制流通時間、手續、費用等，在賒賬形式的情況下，商品和對價形成不同時交換的關系；二是生產信用，指在生產過程中，把閑置資本集中于自己的銀行，為了產業資本的生產過程而投入貨幣的錢其貸款；三是消費信用，指在投下資本生不出利潤的消費過程中，讓消費者用貸款或賒賬的形式，形成不同時交換的關系。[7]根據主體不同，可分為四種：一是政府信用，即以政府為授信主體而產生的信用關系；二是銀行信用，指以銀行等金融機構為授信主體，以貨幣為經營對象而發生的信用關系；三是企業信用，包括商品賒銷、發行債券或其他融資手段；四是個人信用。
倫理上的信用，是指一種誠實無欺、言行一致的德性以及道德義務，如“信近于義，言可覆也”。當然，倫理信用與交易信用也不是截然分開的，交易信用的關系建構了市場經濟秩序的主體，倫理信用作為市場經濟的道德基礎，其不僅僅是一種道德標準，而且是市場經濟的一種支持性資源。交易信用僅僅單純依靠法律保障是不足的，法律與契約都存在著執行成本和不確定性的缺陷，倫理信用發揮著不可或缺的功能。菲蘭格利甚至將信用看作“第二種貨幣”。弗蘭西斯·福山從信任與經濟繁榮著眼，認為建立在宗教、傳統等文化機制之上的信任構成一個國家的社會資本，信任度高低直接影響企業的規模及國家競爭力。“盡管契約與私利是人們結合在一起的重要因素，但是最有效的組織都是建立在擁有共同的道德價值觀的群體之上的。這些群體不需要具體周密的契約和規范其關系的立法制度，因為道德上的默契為群體成員的相互信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8]
法律上的信用，也在不同意義上被使用，大致有如下含義：
其一，作為道德倫理意義上的信用。民法基本原則之一的誠實信用原則（Bonafides），被現代民法尊為“帝王條款”，即是道德準則在法律中的體現，“誠信原則以‘善意及衡平’為內容。對于私法，可給予以道德的要素，是法律漸次近于倫理觀念”[9]。
其二，作為一種人格利益的信用，即民法上的信用權。信用是指對一個人（自然人和法人）履行義務的能力、尤其是償債能力的一種社會評價。《布萊克法律辭典》將其定義為“企業或個人及時借款或獲得商品的能力，是特定出借人等債權人或其他權利人一方對于對方有關償債力和可靠性所持肯定性意見的結果”。[10]如德國民法典第824條將信用權規定為人格權予以保護。信用權是一種人格信用，該信用作為一種對于當事人資質的社會評價，通過信用評級制度已經信息化、制度化。此外，與信用聯系密切的信賴等觀念在法律也多有涉及，如信賴利益的保護、締約過失責任、附隨義務以及英美法上的允諾不得反悔原則（estoppel）等等，但此種信賴保護的法律原理與信用的本義有所不同。
其三，作為經濟上的交易信用而使用。信用是一種不同時的交換關系，在法律上只能表現為“債權”、“債務”關系，[11]債權本質上即為“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信用通常與Credit為同義語，信用（Credit）的原始意思即為：我給與信任（IPlaceTrust）。[12]債權人即為授信人，是信用的供給方；債務人則為受信人，是信用的需求方。當然，債與信用畢竟并非內涵完全一致的概念，債權包括意定之債與法定之債，意定之債，主要為合同債權，是交易信用的法律化，具有“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的功能；而法定之債中的侵權損害賠償之債、不當得利返還之債等，旨在補償損害和恢復原狀，而非創設交易上的信用，不具有信用的功能。因此，作為一種經濟上的交易信用，信用只是與意定之債具有同義關系。特別是金融領域的金錢債權中，信用一語得到廣泛應用。
二、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
所謂“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的命題，此處所指的信用并非泛泛的廣義上的信用，而是主要指經濟上的交易信用，表現在法律上則為債權債務關系，即“以協議或契約為保障的不同時間間隔下的經濟交易行為”。信用的構成有權利義務、流通工具、交易對象、時間間隔四個因素。信用形式的轉化就是債權債務關系的轉化和消長。信用具有代替貨幣流通、節約流通費用、提供金融資產等效應。[13]當然，經濟信用作為一種法權關系和制度安排必須以倫理信用為道德基礎才得以普遍確立。
事實上，現代意義上的信用是在人格獨立、地位平等、交易自由的市場經濟上形成的，信用與市場經濟是密不可分的一對孿生兄弟，兩者是一個共生的過程。西方商品經濟的等價交換其自身就是一個倫理的過程，是對他人平等人格的承認與尊重，其倫理世界是以此為存在前提的。[14]市場經濟與信用息息相關，其內在的契合關系可從以下幾方面考察：
第一，市場經濟的內在需要。
市場經濟承認市場主體利益訴求和獨立財產的合法性，不得侵害他人利益和財產。生產的社會化和專業化分工。社會分工使得市場主體根據其“比較優勢”決定其生產，實現效率的最大化。其生產的產品不適以自己使用、消費為目的，而是旨在交換實現其貨幣價值。休謨認為，物品的交換以及服務和行為的交換，對我們雙方都有利益，但為別人服務大都并非出自真正的好意，而是出自他將會報答我的服務，因此，凡涉及一切物品、服務和行為的交往，若要達到互利的結果，就需相互信任和信托。[15]市場經濟體制下財產的分立和社會分工的復雜和細致性，決定了法律無法通過指令性的計劃調整資源配置，因此必須以契約的方式確定市場主體之間的交換關系，由此產生了交易各方相互提供信用的活動，反映在法律上即為“契約自由”和“契約必須信守”的原則。
第二，交易信用的出現與債權的形成。
早期的商品交易，往往以物易物，或為現貨交易，即時清結，交易的發生與完成結合為一體，交易的締結和履行瞬時完成，時空因素不會對交易產生影響，故不存在信用問題，信用沒有用武之地。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原始的易物交易逐漸萎縮，物物相易必須交易雙方對方提供的貨物同時需求，這使得交易很難順利達成。依照主流經濟學的觀點，物物交易中的需求雙重耦合困難是貨幣產生的重要條件。易物交易的衰落使得商品的一般等價物——貨幣橫空出世。貨幣的出現使買賣過程分離，商品于是有了價格，使千差萬別、性質各異、不具有可比性的商品具有了交易的基礎，商品交易突破了狹隘的地域限制，在任何不特定的主體之間得以普遍化，從而形成一個統一市場及維護市場運行的法律制度。在交易中締約與履行的時空分離，也導致債的觀念出現，成為一種“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例如古羅馬早期，市場交易尚不發達，交易觀念尚未開化，財產秩序以歸屬秩序為主，注重保護財產靜的安全。原始的契約與契約的履行緊密結合，并伴隨著嚴格的程序要件，債和諾成契約并未獨立、分化出來。在這基礎上形成了古代要式買賣和交付（Traditio）制度，例如，古羅馬的要式買賣中的曼兮帕蓄（mancipatio）、擬棄訴權（CessioinJure）、耐克遜（nexum）等方式，要式買賣雖具有早期契約的特征，將契約合意與嚴苛的形式、標的物的轉移占有相結合，在外形上形成統一的要式交易行為。[16]在市民法上，要式買賣被看作所有權的取得方法。曼兮帕蓄以特定套語，擬棄訴權以佯為訴訟，耐克遜以神前宣誓、履行銅塊和稱的方式來完成其合意過程。當然也正是由此，古代交易并未區分當事人合意、債務約束和轉移占有的事實行為。債權合意還未與履行行為相分離，即時清結的交易還不足以發生債和信用的問題。其后，由于市場交易發達，財產流通迅速，諾成契約作為真正的契約日益凸顯其重要性，交易觀念上，“信用”成為一種交易倫理的要求，為大多數人所普遍接受，“契約必須信守”成為自然法的公理，債作為“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也得以制度化、法律化。[17]與之相應，旨在維持信用、創造信用的擔保制度作為債權的保障手段，也就應運而生了。
第三，債權在近代社會中逐漸壓倒所有權而占據優勢地位。
債權（信用）在近代具有重要地位，這可由所有權與債權的在近代社會作用的轉變而表現出來。近代中的所有權不再表現為中世紀以利用為中心的財產權體系，實現了所謂“土地的解放”，確立了羅馬法以歸屬為中心的個人主義的所有權理念。在這種組織之下，所有權的作用不再是對物的使用，而是通過對物的支配，實現對人的支配，亦既將財產轉化為資本（所謂勞動從屬于資本）。要想把所有權資本化并以此支配他人，就必須與各種債權契約相結合。在兩者結合過程中，債權色彩日益濃厚，逐漸凌駕于所有權而成為經濟的命脈。[18]正如拉德布魯赫所言：“只要所有權是對人的力量，只要所有權是借貸債務關系的經濟重心，那么它就是資本，無論是勞動契約中的要獲取勞動的資本，還是借貸契約中的要用諸勞動的資本。債權的權利和利益的享益如今是所有經濟的目的，債權不復是旨在物權或物之享益的手段，而本身就是法律生活的目的。”[19]
第四，倫理信用的發展——信用的普遍化和功利化。
與市場經濟的發展相適應，作為倫理的信用觀念脫離了傳統社會的“尊尊，親親”的“差序格局”，演變為一種符合自然法的普適性的道德標準，成為與市場經濟大規模展開相匹配的交易倫理。啟蒙思想家們認為，訂立的契約必須履行，不履行契約就是不正義，是對自然法的違背。格勞秀斯認為，“遵守契約也是自然法的組成部分。因為在人群中間必然相互限制來建立社會關系，除此而外更無其他方法可以想象得出，因此相互定立契約，從而產生民法。凡人加入一社團，或者舍身為他人服務，無論是明言允諾，還是理所當然”，“有約必踐，有害必償，有罪必罰等，都是自然法”。[20]
信用倫理不僅僅普遍化，而且必須能為大多數人所自愿遵守。在市場經濟下，信用也超越了傳統禮俗社會中個人心性修養的窠臼，具有了某種功利性價值，而成為市場經濟中的一種工具理性。經濟學家約翰·穆勒認為，“信用以信任心為根據，信任心推廣，每個人藏在身邊以備萬一的最小額資本亦將有種工具，可以用在生產的用途上”。“如果沒有信用，換言之，如果因為一般不安全，因為缺乏信任心，而不常有信用，則有資本但無職業或無必要知識技能而不能親自營業的人，將不能從資本獲得任何利益：他們所有的資產或將歇著不用，或將浪費消減在不熟練的謀利的嘗試上”。所以，“設社會則由較良的法律及較良的人的品性，使人互相信任，只自己的品性就可以擔保自己不會侵占或瞎用別人的資本，這種利益的收獲還會更大得多”。[21]第五，交易信用的法制化。
市場經濟與信用、債權、法律和國家息息相關，具有內在的同構關系，市場經濟體制在歷史上的形成，亦即交易信用的展開，在上層建筑上表現為法律上的債權關系，背后伴隨著相應的一個近代的國家和法制的建構過程。黃仁宇先生認為，近代資本主義是一種組織和一種運動，需要三個因素：資金廣泛融通，經理人才不分畛域的使用，技術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訊。（wideextensionofcredit，impersonalmanagement，andpoolingofservicefacilities）這三個因素能夠繼續展開，全靠信用，而信用則不可能沒有法律支持。其展開則各種經濟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換，即所謂該國家可以“在數目字上管理”。[22]此即所謂“農業社會管制的方式為新型商業管制方式所取代”，“全國進入以數目字管理的階段，自此內部各種因素大體受金融操縱”。[23]
三、我國文化傳統中的信用障礙及其改造
我國古代，信用被推崇為一項重要德性。據統計，“信”字在我國古代儒家典籍《論語》中出現了38次之多，僅次于“仁”和“禮”。在孔子的“文、行、忠、信”四教以及儒家的“仁、義、禮、智、信”五常中，信占有重要地位。孔子指出，“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甚至上升到以德治國的高度，“民無信不立”，“人以致去兵，去食，寧死必信”。但我國傳統文化上對信用的強調，主要著眼于私人品德的修養，宗族鄉里風俗的醇化和以德治國的禮治要求。其不過是一種農業社會、鄉土社會、宗法社會的道德形態，與在平等、自由基礎上的市場經濟所要求的普遍交易倫理的信用不同。這種信用并沒有建構成市場交易的一種法權關系，在倫理上也沒有被抽象為一種普遍的基本道德義務，而往往必須屈從于“尊尊，親親”的規范和鄉土社會“差序格局”的安排。嚴復先生比較東西風俗，指出兩種“信”的不同，“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眾而貴自由。自由，故貴信果。東之教立綱，故以孝治天下而首尊親。尊親，故薄信果”[24]。先生也認為：“鄉土社會的信用并不是對契約的重視，而是發生于對一種行為的規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時的可靠性。”[25]有學者認為，誠信不能上升為普遍道德義務是傳統儒家道義論的一個薄弱環節，是一個它的阿基里斯之踵。[26]
基于我國文化傳統中的信用觀的個人化和封閉性，其本身不足以支撐普遍化的市場經濟。這是因為人格化的信用本身具有內在的限制，無法突破熟人社會的限制。按照韋伯在《儒教與道德》中的觀點，“在中國，由于儒家理論的作用，政治與經濟組織形式的性質完全依賴于個人的關系，…中國所有的共同行為都受到純粹個人的關系、尤其是親緣關系的包圍與制約。從經濟觀點看，這種人格主義無疑是對客觀化的一種限制，同時也是對客觀理性化的一種限制。一種主要在特殊主義的關系結構運作的法律有礙于客觀化、普遍化和理性化法律的發展，而這意味著難以產生基于普遍化的法律而非個人關系的信用，也無法脫離個人關系去建筑各種經濟合作組織。”[27]我國目前的信用匱乏的現狀即源于傳統的斷裂，社會的急劇轉型。在我國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下，雖然打破傳統鄉土社會的結構，但由于指令性計劃和行政命令代替的市場的交換關系，交易信用無從展開，并且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社會的構成實行單位制度，個人被組織在相對封閉的單位中，其交往范圍、社會流動與傳統的熟人社會頗有類似之處，因此信用失去了產生的土壤。在這種情況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所導致的社會轉型對傳統熟人社會之下的個人化的人格信用又是一次毀滅性的打擊。由于中國傳統熟人社會的“差序格局”，缺乏普適性的道德標準，不承認平等的主體人格，導致主體在轉型的社會中容易成為“利己主義者，卻不能成為個人主義者”。[28]以至于轉型時期的道德失范已使中國成為一個信用資源嚴重匱乏的國家，與信用不足相關的欺詐和犯罪幾乎遍布經濟生活各個方面，諸如假冒偽劣商品橫行、股市“圈錢”、逃廢債務、偷稅漏稅等。
市場經濟實質上就是一個非人格化的結構，它的基礎不是人格，而是國家和法律。近代市場經濟中，信用的基礎是財產，當事人通過對財產權利的安排實現債的擔保，而信用的維持、財產的擔保都必須國家和法律的相應配套建設和支持，英國經濟學家約翰·希克斯在其名著《經濟史理論》里認為，從習俗經濟和指令經濟演進為商業經濟或“重商主義”，是一個商業的專門化過程的開始，商業的進一步發展要有更加非傳統和非人格化的結構，市場經濟的突出特點就在于制度性的“非人格化”，即貨幣、法律和信用。要成功實現這種過渡必須至少要有兩個條件：第一，保護產權；第二，維護契約。
契約和信用是市場經濟的要素，也是法理文明的基礎。西方國家的契約文明可以追溯至古羅馬時期，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對外貿易的擴張而出現的廣泛的商品交換，使人們擺脫了血緣關系這根“天然的臍帶”，轉而通過契約關系這根紐帶維護和建立一種新型的經濟關系，形成西方的契約文明和契約型社會。這種契約文化反過來又推動了以契約信用為主要形式的信用經濟的發展。以往那種借助于血緣關系而形成的特殊信任心理、權利義務關系，均被利益調整下的契約關系所取代，由法律調整的“信用”，完成了其從人倫信用到契約信用、從特殊主義信用到普遍主義信用的過渡。[29]
我國傳統文化中的信用資源必須要和現代市場經濟對接，將其改造為一種以契約為基礎，以國家和法律為保障的普遍化的信用。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社會形態由農業社會轉向商業社會，由鄉土社會轉向市民社會，由封閉社會轉向開放社會，從熟人社會轉向陌生人社會，債權債務在陌生人之間擴展，熟人社會的人際信用不足以維持，只能依靠制度化、系統化的財產擔保和法律強制保障交易信用，從而由禮俗社會向法理社會的轉變。
注釋:
[1][英]安東尼·帕格頓：“信任毀滅及其經濟后果”，載《國外社會學》2000年第3期。
[2]汪丁丁：“回顧金融革命”，載《經濟研究》1997年第12期。
[3]參見江平、程合紅：“論信用——從古羅馬法到現代社會”，載《東吳法學》2000年第1期。
[4][美]詹姆斯·S·科爾曼：《社會理論的基礎》，鄧方譯，社科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頁。
[5]轉引自李心合：“信任問題的財務學思考”，載《財貿問題研究》2001年第3期。
[6][日]近江幸治：《擔保物權法》，祝婭、王衛軍、房兆融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頁。
[7]參見[日]近江幸治：《擔保物權法》，祝婭、王衛軍、房兆融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頁。
[8][美]福山：《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彭志華譯，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1頁。
[9]蔡章麟：“私法上誠實信用原則及其運用”，載鄭玉波主編：《民法總則論文選輯》，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889頁。
[10]參見江平、程合紅：“論信用——從古羅馬法到現代社會”，載《東吳法學》2000年第1期。
[11]參見[日]近江幸治：《擔保物權法》，祝婭、王衛軍、房兆融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頁。
[12]林鈞躍編著：《企業賒銷與信用管理》（上冊），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年版，第1頁。
[13]參見曾康霖、王長庚：《信用論》，中國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
[14]參見[日]川島武宜：《現代化與法》，王志安、梁濤、申政武、李旺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36頁。
[15][英]大衛·休謨：《人性論》（下冊），關文運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561頁。
[16]董安生：《民事法律行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頁。
[17]羅馬法上債的概念最早源起于對私犯的罰金責任，參見[意]彭梵得：《羅馬法教科書》，黃風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84頁。但只有演化為交易的信用并且由人身拘束醇化為財產責任后，才具有債的意義。
[18]參見[日]我妻榮：《債權在近代法中的優越地位》，王書江、張雷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版，第8—17頁。
[19][德]拉德布魯赫：《法學導論》，米健、朱林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頁。
[20]《西方法律思想史資料選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139頁。
[21][英]約翰×穆勒：《經濟學原理》，臺灣三民書局1966年版，第477—478頁。
[22]參見[美]黃仁宇：《放寬歷史的視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40頁。
[23][美]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三聯書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201頁。
[24]嚴復：《嚴復集》第一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1頁。
[25]：《鄉土中國》，三聯書店1985年版，第6頁。
[26]參見何懷宏：《良心論》，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154頁。
[27][德]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頁。
一、市場細分的概念
任何一個旅游產品的供給者，都不可能面向整個旅游市場，不可能滿足所有消費者的需要。因此，有必要將旅游消費市場按不同消費特點細分為幾塊，把需求基本相同的消費者群體看成是一個細分市場。市場細分，就是指企業通過辨明具有不同需求的消費者群體，將整體市場劃分為不同類別的市場。同一細分市場中的個人、團體和企業、機關有某種或某些共同的特點，他們的需求之間差別很細微，而在各個不同的細分市場之間，消費者的需求則存在著比較明顯的區別。企業通過市場細分，能更好地確定經營組合，使產品（或服務）的價格、產品（或服務）的種類、銷售渠道、經銷方法等更能滿足某一個或某幾個細分市場的需要。目標市場的選擇是指企業從各個細分市場中確定其中一個或幾個細分市場作為本企業的目標市場，并使本企業的定位策略和經營組合策略適應目標市場的需要。市場學認為，市場可以分為“同質市場”和“異質市場”兩類。只有很少一部分市場，消費者對商品的要求和對企業的經營組合策略的反應有一定的一致性。一般說來，消費者對各種屬性的偏好程度會表現出以下三種類型：
1．同類型
市場上所有消費者的愛好大致相同，不存在自然細分市場。至少是消費者對這兩種屬性有同樣需求，不存在顯著的差異。在這種情況下，不同的生產者常常提供基本上相同的產品和服務，吸引相同的消費者。
2．分散型
市場上消費者的愛好很不集中，呈分散型。在這種情況下，生產者很可能會設法吸引一部分消費者，并提供適應這些消費者需要的產品和服務。
3．群集型
市場自然地形成若干細分市場，各消費者群體的愛好有顯著的區別。在這種情況下，供給者會設法占據其中一個細分市場，并確定某種經營規劃，提供能吸引這個細分市場的各種產品和服務。因此，企業在細分市場時，要設法了解市場是否存在自然細分市場或能否人為地將市場劃分為幾個細分市場。
二、旅游市場細分的方法
1．按地理環境細分
旅游企業的接待對象來自世界各地，地理因素是旅游企業細分市場的重要標準之一。今天，越來越多的目的地國開始認識到：雖然潛在旅游市場遍及全世界，但是，如果旅游企業把鄰近地區市場作為銷售重點，就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旅游企業可將旅游者劃分為從遠處來的和近處來的兩個細分市場。
2．按人的特點細分
旅游市場也與消費者年齡、性別、家庭規模、家庭生活周期、收入水平、職業、文化程度、宗教、民族、種族等人口因素有著密切的聯系。這些人口特征方面的因素又比較容易衡量，因此，根據人口特點細分市場，是旅游企業常用的方法。
①老年旅游市場包括較多的度假旅游者，他們的經濟地位較高，是遠程旅游者的主要來源。老年旅游市場對旅游目的地產品質量，特別是住房條件、飯菜質量很關心。一般來說，優質產品政策較適合這個市場。
②中年旅游市場是當今國際市場的主力。人數最多，潛力最大。中年旅游者市場觀光旅游者居多，但度假旅游的比例也不小，其中短途旅游者居多。在選擇旅游目的地時，中年旅游市場很重視旅游價格。
③青年旅游市場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潛在旅游市場。從經濟上說，青年人消費較盲從，大多數喜歡選擇時尚的旅游方式，如自助游、背包游等。要分析青年旅游市場的旅游動機和行為。這些人喜好選擇探險性旅游，高山、大川、大江、大河和新奇景點常常吸引他們。加強青年旅游市場的開發和管理，對增加旅游目的地的社會經濟效益大有益處。按年齡不同劃分旅游市場，可以從微觀角度幫助我們研究分析具體顧客的購買行為，以便有的放矢地開發目標市場，避免盲目行事、事倍功半。
三、水利旅游的特點及市場細分
1．水利旅游的特點
水利旅游的載體是水利風景區，顧名思義，是依托水利工程而建的風景區。它以山清水秀的優美環境揭示了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深刻內涵，滿足了社會文明進步和人民生活對優美環境、良好生態的迫切需要。水利旅游除了具備旅游業共性外，還有以下特點：
①水利行業發展水利旅游有著得天獨厚的條件，全國僅水庫就有8萬多座，而且分布極廣，只是知名度較低，鮮有人問津，但開發潛力極大。
②水利旅游景點大多遠離喧鬧的都市，地處幽靜山川，依山傍水且水域寬廣，非常適合于開展水上旅游、水上運動及休閑垂釣。
③水利旅游景點的餐飲、住宿帶有濃郁的地方色彩，可讓游客盡情享受大自然賜予的美食與美景。
④水利風景區的景點建設和環境美化，可以做到寓教于樂，使游人在享受現代水利、優美環境的同時，進一步了解水文化、認識水利、熱愛水利和環境，對提高全民族的水資源保護和節約利用起到示范作用，成為展示現代水利風貌的窗口。
2．水利旅游市場細分
水利旅游市場細分，除了掌握傳統的市場細分方法外，還必須從以下幾個方面人手：
（1）創建品牌
在景點開發上，注入新的文化內涵和科技含量。只有這樣才能形成水利自己的特色，創出水文化特色品牌，吸引各種類型的旅游者。例如，深圳沒有古跡，沒有文物和古文化，過去也沒有什么名人，但是深圳的旅游業現在很紅火，深圳市旅游局一位負責人總結他們的成功經驗是細分市場。他們認為，5000年的文明看西安，1000年的文明看北京，100年的文明可以去看上海，他們要創造一個說法，那就是20年的文明要去看深圳。因此他們在全國現有的旅游項目之外，推出了很多旅游產品的新構思、新創意，如中華民俗文化村，明斯克號艦艇、歡樂谷等，都是別人沒有搞過的項目。他們認為，只有搞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人優我變，人變我轉的旅游項目，才能走出一條新路子。
（2）策劃新聞熱點，推銷新的賣點
水利旅游要善于抓新聞熱點，緊扣時代脈搏，突出水利旅游的新賣點，策劃推出新的旅游項目和旅游線路。2001年是建黨80周年，一些旅游企業推出的“紅色之旅”就很是紅火了一把，有的將紅土地與田園夢結合起來，有的把紅色根據地與愛國主義教育結合起來，各有各的特色，重慶市一家旅游企業還將他們開發的旅游線路注冊了“紅色之旅”的商標。
水利旅游企業依山傍水，大多是初次開發的新景點，開發的潛力很大，前景很廣，只要在開發新項目上下工夫，一定會贏得很大的旅游市場份額。
（3）借力借勢創造新局面
水利旅游企業占有天時地利，因此，必須在人和上下工夫。這個人和就是廣交天下之客，在接待服務方面滿足不同旅游群體的需求，只有在服務上把市場細分，做好，才能真正把旅游市場這塊蛋糕做大。水利系統有許多旅游資源有待開發。我國加入WTO后，水利旅游業要抓住這個契機，組建水利旅游集團，對外招商引資，借助國內外各種有利因素，借雞下蛋，擴大宣傳，創出新的水利旅游品牌。國外許多小國、島國，就是利用本土資源開展國際合作而發展旅游業的。
（4）塑造水利旅游企業形象
同時，中國電視市場的競爭也逐步呈現出由以節目、欄目為單元的競爭向以頻道為單元的競爭轉變的趨勢。近年來，打著“專業化”的旗幟，以目標人群或內容主題歸類劃分的頻道越來越多，即為明證。
頻道專業化是電視產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后適應受眾群體發展變化的必然產物。從對電視傳媒整體的建設與發展來看，頻道的專業化適應了電視受眾市場的細分化、分眾化的發展，滿足了節目頻道間的競爭需要。與頻道專業化幾乎是相伴而生的差異化傳播策略，應該說是電視市場更高一層的競爭需要。差異化傳播策略的制定和實施來自于專業化頻道的精確定位，而從目前專業頻道的節目發展情況來看，似乎依然在差異化與大眾化之間搖擺。與差異化傳播相比，大眾化的傳播方式更容易接近最大范圍的受眾群體，使收視到達變得更為簡單。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大眾化傳播就難免產生頻道與電視節目的雷同化，造成資源浪費。所以，在大眾傳播基礎之上，以頻道準確定位作指南，尋求差異化傳播方式，是頻道傳播策略的根本。
一、樹立頻道形象
就像商家把顧客比喻為“上帝”一樣，有人把受眾比喻為“媒體的上帝”。但我們所說的頻道形象，其實是強調“平視”角度。上帝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受眾是和我們一樣有感情的人。我們應該站在受眾的角度捕捉他們的興奮點、敏感點，對受眾的需求千方百計地予以滿足，又保持媒體自身應有的位差魅力(比如知識、見解的位差)，從而在受眾的喜好與頻道的主觀傳播策略之間找到契合點。
頻道形象說起來抽象，其實正真真切切地落實在頻道的具體節目運作當中。
中央電視臺經濟頻道在今年春節恰逢改版100天。如何借春節賀歲之機回饋廣大觀眾的厚愛?精心制作一檔全新的特別節目極為必要。但取一個怎樣的節目名稱更恰如其分呢?
幾經思考，反復推敲，本次特別節目最終定名為《和你在一起》。其用意一是借同名電影之力，容易深入人心；二是迎合國人過年團圓的傳統心理，營造喜慶溫暖的氛圍；三是名字本身虛實相生，理解空間大，對七天的節目有相當的統攝力，利于形成節目的整體感。《和你在一起》這一缺席主語的節目名稱，明著是節目要打主持人的“牌”，實際上更多是代表經濟頻道道本身。節目播出后，觀眾反響強烈，這是經濟頻道以“平視”的姿態努力使媒體和受眾緊密融合的有益嘗試。
其實不只是今年春節特別節目體現出央視經濟頻道的“平視”姿態，像《開心辭典》、《幸運52》等“老牌”的名牌節目之所以長盛不衰，一直受到觀眾追捧的原因之一就是節目所走的“平民路線”。《開心辭典》、《幸運52》作為益智娛樂節目雖然與《和你在一起》的節目形式迥異，但讓普通人實現夢想，讓平民成為智力英雄的節目訴求，公益性與娛樂性相結合的節目特色，為受眾所接受。
二、抓準社會心態
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夢想和心愿，每個人或大或小都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每個人都可能需要被關愛，與此同時，每個人也都可能準備給予別人關愛。應該承認，這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的社會心態。
央視的《夢想劇場》、《非常6+l》等節目，主題都是“幫人圓夢”。從某種意義上說這類節目的成功得益于準確地抓住了這種社會心態，從而讓節目有了堅實的立腳點。
北京電視臺一直在黃金時間播出的明星訪談節目《超級訪問》，雖然訪問的對象都是眾人矚目的明星，但節目中常常使用出其不意的手段，觸及明星內心深處最脆弱的角落。當那些平日里風光無比的明星也在眾人面前潸然淚下的時候，普通觀眾不僅被感動，更多的是給予明星情感上的關愛。
三、明確媒體作用
媒體的最大優勢就是信息資源豐富，信息渠道暢通。過去，媒體只是簡單告知信息，而在今天信息相對過剩的傳播時代，媒體的作用是能夠讓受眾得到一種量身定制的有效的資訊服務。搭建一個信息的平臺，架設一座溝通的橋梁，堅守傳播的功能，在信息不對稱的社會環境中，傳播有效實用的信息，為特定的觀眾提供所需的資訊，從而讓觀眾有效使用資訊的內容改變自己、改變生活，這正是媒體干預社會進程的正面作用所在。
央視經濟頻道的《非常6+l》、《絕對挑戰》以及2004年春節期間的特別節目《和你在一起》，都是“幫人圓夢”。在圓夢過程中，媒體提供的最佳幫助方式就是信息資源的提供和信息渠道的溝通，這樣就使媒體真正起到了信息橋梁的作用。
四、善于利用媒體資源
對于電視媒體而言，電視節目主持人就是媒體資源的一個部分。頻繁在電視屏幕亮相的主持人不僅為觀眾所熟悉，同時也已經躋身于社會名人行列。更多的觀眾習慣了主持人在屏幕上的形象，認為他們生活在與眾不同的世界，這是影視特殊的造星現象，它成為主持人吸引觀眾的因素之一，但同時也造成了相當的隔膜。
央視春節期間播出的節目《過年七天樂》、《和你在一起》同是用主持人做文章。《過年七天樂》讓主持人過了一把“運動癮”，《和你在一起》讓主持人帶著圓夢的任務上路，節目形式不同、風格各異，但節目效果異曲同工，受到觀眾的歡迎。《和你在一起》最高收視率達到了0.93%，《過年七天樂》也創下同類節目的收視新高。
讓主持人走出演播室，走進觀眾的日常生活，展現自己的真實一面，這樣就打破了橫在媒體和觀眾之間的那堵無形的墻，反而給他們增添了因人際接觸、真誠面對而產生的新的魅力。這種魅力更親和，更持久，也更讓人信服。頻道的品格也由此更深入人心。
從這個角度看，讓主持人走出去、和觀眾在一起可以引發新的創作來源，值得繼續開掘。當然，主持人和普通觀眾的本色接觸，也有助于平衡社會心態，拉近媒體和觀眾的距離。
五、開發新的表現形式
在頻道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不僅要在傳播內容上取勝，也要在傳播風格和表現形式上更勝一籌。不斷開拓頻道傳播內容，開發電視節目新的表現形式，是電視媒體追求的目標。
近幾年，到處可見的“體驗”式電視節目的熱播就證明了這一點。電視的“體驗”概念類似于“真人秀”節目。央視節目《和你在一起》創意之初就想主打“體驗”概念，強調主持人要以體驗的心態參加節目制作，在某些具體節目中也盡量實施這種想法，比如說讓歐陽夏丹和熊德明之子一起學養豬。
六、重點時段打造重點節目
頻道對電視節目的安排，就像軍事上的排兵布陣，要講求策略性。重要的節假日，不僅是旅游和購物的“黃金周”，也是電視媒體不可多得的市場機會。把握市場機遇，全力打造假日特別節目，不僅可以為頻道造勢，同時可能擴大收視份額，提高節目的收視率。
2004年元旦，剛剛改版不久的央視經濟頻道就推出了“經濟元旦”特別節目——中國年度經濟報告、世界年度經濟報告和年度人物頒獎儀式。“經濟元旦”具有鮮明個性和一定的權威性，以節目形成的強烈影響力提升頻道形象和品質。
在元旦特別節目運作成功的基礎上，經濟頻道的春節特別節目《歡樂英雄之魔術訓練營》、《和你在一起》、《電視烹飪大賽》隨后登場，共同營造出春節的歡樂氣氛。這三大節目各有特色，既有娛樂又有體驗，既有人文關懷又體現出頻道的社會協調功能。
七、以擴大的互動概念融合媒體和受眾的親密關系
成就電視節目的必要因素之一就是與受眾的互動。現在越來越多的電視節目正在將與觀眾的互動擴大為節目的構成部分，從而突破演播室空間和節目播出的時間限制，讓受眾參與到節目中間，拉近媒體與受眾的距離。
關鍵詞：融資融券；證券；券商；市場；業務轉型
1．融瓷融券即將拉開序幕
2006年1月。中國證監會出臺了《證券公司風險控制指標管理辦法》，該辦法將于2006年11月1日施行。在該辦法中。提出了證券公司為客戶買賣證券提供融資融券服務的有關規定。首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明確符合條件的券商Ⅱ丁以進行融資融券業務，并提出券商提供融資融券服務的風險控制指標。據悉，證監會機構部也在擬定《證券交易融資融券業務管理辦法》。該辦法將爭取在今年上半年。
2006年2月22日中國證券業協會在京召開了融資融券業務專題研討會，中國證券業協會副會&黃湘平表示。目前積極推動融資融券業務已具備有利條件。融資融券業務相關規則正在制訂中，并建議先IPO融資，再推股票質押融資，融資對象首選上證50指標股。而近期上交所也在不同場合印證融資融券業務將成為近期工作重點，由此可以確定融資融券業務的展開已經進入實質性準備階段。
融資融券業務的展開對證券市場長期穩定的發展有重要作用，國際成熟資本市場都將此作為重要的交易輔助手段，對活躍市場，開拓新的資金來源，強化價值投資理念，發展衍生產品市場等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對處于轉型中的國內證券市場，其重要的作用在于促進證券業務轉型，增加市場資金供給，消化擴容壓力以及提供更多的交易創新手段等。融資融券業務的展開意味著未來國內證券市場股指期貨、備兌權證、券商新型理財產品、銀行中間產品等金融衍生產品具備推出的基礎，有助于構建成熟資本市場，對市場構成的長期利好
2．融資融券交易簡介
融資融券存在于大部分國家和地區的證券市場，是成熟證券市場的基本功能。簡單地說，融資就是由券商或者其他專門的信用機構為投資者購買證券提供融資。而融券就是做空機制，客戶可以從證券公司或者其他專門的信用機構借來證券賣出，在未來的某一時間再到市場上買回證券歸還。
3．融資融券交易的特點
(1)融資融券交易具有財務杠桿效應。投資者通過向證券公司融資融券。擴大交易籌碼，可以利用較少資本來獲取較大的利潤，這就是信用交易的財務杠桿效應。
(2)證券融資融券交易中存在雙重信用關系。第一層次的信用關系存在于投資者與券商之間；第二層次的信用關系存在于券商與證券金融公司或金融市場中資金、證券的擁有者之間。
(3)證券融資融券交易以現貨交易為原則。證券融資融券交易從交割方式角度來講，其交易方式與現貨交易基本一致。融資交易成交后，買賣雙方都必須及時結清交割，在交割時買賣雙方都以現款或現貨進行交割。
4．融資鼬券交易的運作模式
融資融券在世界范圍主要有兩種模式：一是以歐美、中國香港為代表的分散信用模式。由券商等金融機構獨立向客戶提供；二是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的集中信用模式，成立專門的證券融資公司，向客戶提供融資融券，或通過券商或直接向客戶提供。
對于我國融資融券可能采用的模式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應采用集中授信的專業融資公司模式。在我國券商多數信用等級較低的情況下，應考慮成立專門金融機構，對券商進行統一的凈資本管理和集中授信。這一方面能有效控制融資融券風險；另一方面也能突破證券公司自有資金限額，擴大融資量，將社會合規資金順利引入股市。
第二種觀點則認為，應采用市場化的證券公司直接授信模式。理由是，在目前分業管理條件下，靠一個專業融資公司推動信用證券交易難度大；證券公司實施交易結算資金第三方存管和集中交易，能控制融資風險。此外，該模式還能引入競爭機制，有利于提高融資敬率，增強證券公司的盈利能力。
根據對監管層此前文件的解讀，國內融資融券參考美國模式的可能性很大。這是一種一步到位的做法，同時也遵循國際上融資融券的主流。
5．證券業面臨業務轉型機遇
融資融券業務展開對證券業提供了重要的業務轉型機遇。國內證券公司長期以來以傳統經營模式經營。傭金、自營投資等為主要的收入來源，融資融券業務的展開為證券公司提供新的業務平臺。
融資融券業務有利于增加股票市場的流通性。據研究。美國和日本的信用交易規模占證券交易金額的比重為l6％一20％，在臺灣，這一比例甚至高達40％。即使我們按照較低的15％推算。以05年上證日均大約75億的成交金額為基數，該制度推出后。上證日均成交金額
將提高到88億元。
我們對美國證券行業1980一2003年收入結構進行分析后發現，美國信用交易的保證金貸款收入占手續費收入的38％左右。業內人士認為。考慮到國內券商融資成本、融資渠道、風險控制能力及投資者結構等因素與國外的差距，預計融資融券業務為國內券商帶來的凈收人大致可達到手續費收入的20％。以去年兩市31099億元的A股總成交金額計，并考慮融資融券業務帶來的增量交易金額4665億元，預計融資融券業務可為券商帶來息差收益28．6l億元。因此，僅傭金和息差兩項每年就可為券商帶來近50億元的收入。
此外，融資融券業務除了可以為券商帶來數量不菲的傭金收入和息差收益外，在各類金融產品創新日益活躍的同時，交易方式和產品創新機會大大加強，券商的業務種類逐步增加，將會有著越來越多的收入來源。而《證券法》的修改為創新類券商相應的拓展業務打開了大門。依托融資融券業務能有效整合券商經紀業務、自營業務(做市商)以及理財業務，有利于拓寬券商的盈利模式，通過將融資融券業務合法化、規范化，可以有效降低金融風險，對證券市場的穩定有積極的作用。
6．融資融券業務展開對市場構成長期利好
融資融券在當前情況下，其更重要的意義在于給證券市場開拓新的資金來源，增強證券市場的活力。如何活躍直接融資市場，平衡直間接融資結構，化解金融系統風險是政府部門一直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問題，而股票市場的活躍是擴大直接融資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
國內證券市場主要的資金供應來源為國內居民儲蓄轉證券投資、社保、保險、基金、QFII以及部分民間資本投資，作為政府主要資金的銀行業基本未參與到證券市場資金供給方面。融資融券業務的展開一個重要的信號是銀行業將通過該項業務間接提供資金進入到證券市場，銀證混業經營將成為現實，而最重要的是該項業務的展開是打通貨幣市場聯結資本市場的有效工具，銀行業和證券業將形成雙贏的局面。
1.投融資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盲目投資。目前傳媒業已經進入到市場競爭階段，面對競爭報社會像其他的企業一樣，在保證新聞導向的前提下，追求利益從而確保報社的不斷發展壯大和員工的福利待遇。為實現報社經濟效益最大化，部分報社在未經充分調查研究基礎上，盲目擴大投資，尤其是房地產等方面的投資，一旦出現市場形勢的變化就會導致資金的浪費，甚至改變報社資產的結構[2]。另一方面是融資困難。不管是國有企業還是轉制成為企業的報社，目前都面臨著融資困難的問題。尤其是金融危機之后跨國資金的流動異常，中小型的報社融資難度日益加大，即便是已經上市的媒體集團，在融資方面也面臨各種障礙。
2.財務管理觀念方面的問題報社的財務管理觀念落后，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財務管理的完善。從目前情況而言，大部分報社的財務管理比較規范，不過部分報社的視野比較較窄，同時管理人員的財務觀念落后，處理復雜財務問題的過程中，往往通過簡單算賬以及記賬來解決，沒有深入把我財務管理規律，同時依據財務管理的規律與形勢進行科學規劃。一些報社財務管理制度跟不上當今報社以及經濟發展的形勢，從而導致財務管理人員無章可循，使得報社容易出現財務漏洞，給報社發展帶來不利影響甚至引發經濟損失。
3.財務管理體制方面的問題部分報社的財務管理體制不夠健全，財務管理人員無法參加報社的重大決策。除了進行財務管理工作之外，財務工作人員對報社的發展沒有其它的作用。報社重大決策的權力集中于上層管理人員手中。上層管理人員使用的信息通常來自于經營部門提供的廣告銷售業績，從而導致管理人員使用的決策信息容易出現偏差，制定出違背報社戰略發展方向的目標與計劃。
二、市場經濟條件下構建報社財務管理體制的措施
1.轉變財務管理理念第一，報社應當樹立人性化財務管理的理念，一切以員工作為出發點，將對員工的管理與激勵放在最為重要的位置。在這一過程當中，報社應當采取績效管理措施并建立目標責任制，實現責、權、利互相結合的財務管理機制，盡可能地調動報社員工的主動性以及積極性，充分挖掘員工的潛能，給予他們充分的尊重與理解，激勵員工廣泛參與到報社財務管理過程當中。第二，要確立重視經濟效益的理念，報社的財務管理工作人員需要明確自身工作職責。工作的內容需要明晰，一方面要重視財務核算，另一方面也要重視財務管理。第三，要打造學習型的財務管理工作隊伍，參與各類財務管理方面的業務學習或者培訓，從而改善財務管理工作人員的專業能力。財務工作人員一方面要精通本部門的業務，另一方面也要加強同報社與其他部門之間的溝通，從而掌握并了解報社其他業務運作的方式，為財務管理工作提供支撐。
2.完善內部會計控制內部會計控制可以說是一個動態過程，完善報社的內部會計控制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第一，設立總會計師崗位，從而主管報社的財務會計工作，對報社財務管理的狀況有清醒認識，能夠根據現實條件的變化對報社的財務管理方式加以調整。第二，對財務工作人員實行崗位責任制，明確各個崗位工作人員的工作標準、職責權限以及具體分工，做到相互牽制以及相互監督。第三，要強化職業道德教育，從而避免出現職務腐敗。報社的財務管理崗位可以說是高風險崗位，所以報社需要經常性進行職業道德方面的培訓，提高財務管理工作人員抗職務犯罪的能力，并及時掌握財務工作人員思想方面的動態，發現不良苗頭要及時采取防范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