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6 16:3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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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文解字》是東漢許慎在收集經傳的基礎上對小篆所做的全面研究，是我國第一部字典，學術價值極高，研究者代不乏人，著作如林。據陽海清等編撰的《文字音韻訓詁知見書目》說，《說文解字》及其研究性著作共計1849種，其著錄部數之多，令人嘆為觀止。有清一代，對《說文解字》的研究非常盛行，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其別突出的是段玉裁、桂馥、朱駿聲、王筠說文四大家，王筠《說文釋例》、《說文句讀》重于形,桂馥《說文義證》偏于義,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側重于聲,獨段氏注形音義三者并重。近XX年來，《說文解字》的研究,有綜合性研究、詞義研究、“六書”研究、歷史文化研究、體例研究、比較研究、方言研究和許慎《說文解字》研究等8 個方面的新成就，本時期《說文解字》研究顯示出重視普及性研究和學科轉向漸趨自覺等新特點。
禮學研究可分為四類：以禮經以及其它儒家經典中記載的禮為對象的禮經學，主干是三禮學，涉及對其它儒家經典(“十三經”)中記載的禮的研究;以儀制的撰作和儀制的研究為對象的禮儀學;對禮的本質、價值、功能和歷史作用等問題進行理論性的論證和闡發的禮論;由禮在中國的泛化現象滋生的泛禮學。禮學研究在20世紀50年代之前一直是顯學。孫詒讓《周禮正義》是中國傳統禮學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宣告了傳統禮學時代的終結。經過三四十年的沉寂后，禮學研究在我國學界逐漸得到復蘇和重振，推出了一些相當分量的成果。特別是曹元弼、沈文倬、陳戍國師生三代，前后相續，成為20世紀以后禮學傳承中引人注目的一脈。復旦大學楊志剛教授認為，現代禮學研究有以下特點：一是從比較早的時候起，就注意到從文化的角度審視中國古禮。“文化”概念的導入，給禮學研究這門傳統學問注入了新的研究意識，二是形成了一種多學科、多方位的研究態勢，拓展了現代禮學的研究領域，三是注重古代文獻資料與新發現的考古資料、古文字資料以及民族學資料的互相印證，四是以沈文倬、楊寬等為代表，初步建立起新的研究范式。
二、選題背景及其意義
《說文解字》不單單是一部學術著作，該書對中國古代政治社會發展的影響也十分深遠。XX年11月在河南漯河召開了首屆許慎文化國際研討會，學者對《說文》給予了非常高的評價。近代以來，戴震提倡以訓詁明義理，學者多受其影響，致力于小學，但研究者多偏重于文字、音韻、訓詁之學，將其當作經學附庸。實際上，《說文》“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 蟲雜物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幾乎是許慎時代社會生活的實錄，有關當時社會生活的典章制度、名物、思想等都可以在這里找到反映。對于這樣一個寶貴的文獻資源，歷代研究者雖用力頗勤，但鮮有學者從社會學方面來研究，更沒有從禮學的眼光來研究《說文解字》的。利用文獻典籍及考古出土資料并參之于民族學資料來研究古禮已成共識，但利用《說文解字》以及相關古文字資料來從事禮學的研究還是一片空白。
社會生活一方面由語言文字所反映，另一方面也在語言文字的發展中發揮著能動的作用。在中國古代，禮幾乎是無所不包的社會生活的總規范，影響、浸至制度、器物、行為、觀念形態各個層面。以儒家經典“六經”言，皮錫瑞《經學通論·三禮》就說，“六經之文，皆有禮在其中。六經之義，亦以禮為尤重”，曹元弼先生說：“六經同歸，其指在禮。《易》之象，《書》之政，皆禮也”。許慎生活的時代，今古文爭論激烈，“五經無雙”的他不可能不在其著作《說文》時烙下禮的痕跡，反映自己的禮治思想。包括三禮在內的先秦典籍以及當時的禮既是許慎撰作《說文》的資料來源，也為其提供了編寫撰作的指導思想，還提供了一種據禮釋字的研究方法。研究《說文解字》，領悟作者的微言大義，可以更本真地認識中國古禮。
因此，把《說文》研究同中國古禮研究結合起來，運用禮學來研究語言學和運用語言學來研究禮學，準確地揭示其內在關聯，既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把握語言文字的發展規律，又為我們準確地認識古禮開辟了另一條途徑，豐富擴充禮學研究的視野。
三、研究內容
《說文》引稱的禮書。許慎在《說文》敘目里說，“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其與所不知，蓋闕如也”，引用的禮書是《周禮》，此外許慎還引用《禮記》等先秦禮類典籍。對《說文》引用的禮書進行系統的整理，并對相應內容與今本進行比較，研究許慎引稱禮書的依據和規律。
《說文》記載的古禮。《說文》保存了有關上古禮方面大量的重要信息，反映出先民們用禮行禮的痕跡，成為今之學者探索古禮的淵藪。許多精蘊的解說，資料性甚強，有助于考史和印證古禮。如：《說文》卷一上玉部：“瑁，諸侯執桓圭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似犁冠。《周禮》曰：‘天子執瑁四寸’”;十三下土部：“圭，瑞玉也，上圓下方。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皆七寸;于執蒲璧，男執谷璧，皆五寸，以封諸侯。從重土。楚爵有執圭。”這是由瑞信禮儀說明等級制度。這一部分的研究將依據古禮的五分法進行分類梳理。
《說文》表述的漢禮。《說文》一書，大量記載當時的社會生活，尤其是禮教、禮制、禮論等，某種程度上是一部反映當時禮制禮俗的文獻，可以看作是研究漢禮的一個可靠的資料來源。如第三部示部釋祜和十二部釋莊皆曰“上諱”，反映當時的避諱之禮。
《說文》涉禮小篆的追源。許慎博綜篆籀古文之體，發明六書之指，因形見義，分別部居，可以上溯造字之原，下辨分隸行草遞變之跡。清代學者孫星衍說：“說文不作，幾于不識六義，六義不通，唐虞三代文字不可復識，五經不得其本解。”將結合古文字演變和當代語言學研究成果對涉禮小篆進行詞源學上的研究。
《說文》古禮名物制度銓釋。經禮為三代制作精意所存，有非可僅執義理以求之者，固必釋訓詁，銓名物，征制度，而后義理乃現。《說文》分類別目、以類相牽，具有百科全書式的廣博性，古禮許多名物賴《說文》而存之。本部分將按禮儀、禮器以及禮物等進行研究。
經禮與《說文》釋字體例。許慎在敘中說：“《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細考經禮，其中訓詁之語多為許慎所用，其行文體例、風格亦多受禮經影響。本部分將考證經禮對《說文》成書的影響。
文字演變與古禮變遷。 三代之時，禮樂大行，“郁郁乎文哉”，學出于官，文字受官方絕對控制，看起來比較統一。戰國之際，禮崩樂壞，私學昌盛，文字形體急劇變化。始皇隆法黜儒，有儀而無禮，雖欲“書同文”，但秦書實有八體。漢初，禮久不行，古今文字交接過渡，文字寫法紛呈不一，點畫出入隨便。至漢武廢黜百家，獨尊儒術，文字雖稍稍統一，但數百年之流毒，非竟日可除，《說文》成書前后的碑刻文字，也是別體繁出。這一部分研究禮之變遷與文字演變的內在關聯。
經禮今古文之爭。兩漢之際，禮經學特別是《周禮》之學，在東漢經學的發展過程中，處于樞紐的地位。極力推崇古文經學的許慎是古文經學大家，在撰寫《說文解字》時吸收了大量古文經學的成果，但也有極少部分吸收了今文經學的優秀成果。這一部分結合許氏所著的《五經異義》，參之以同時之賈馬何鄭，研究兩漢經禮今古文之爭。
《說文》禮治思想。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對同一社會文化現象的解釋是不同的。許慎雖沒有專門的禮學專著，但他的禮學思想在《說文》的注釋及編排、所用資料的引稱等方面得到體現。如在釋玉有“五德”，提出“仁、義、智、勇、潔”之說：“玉，石之美有五德，潤澤以溫仁之方也，(角思)理自外可以知中義之方也，其聲舒揚尃以遠聞智之方也，不橈而折勇之方也，銳廉而不技絜之方也。象三玉之連丨其貫也，凡玉之屬，皆從玉。”研究《說文》包含的禮治思想，可進而推衍出許慎的禮學思想。
四、研究工作的重點與難點，擬采取的解決方案
研究重點：許慎的禮學思想。許慎“五經無雙”，《說文》出后，同時代鄭玄注經，晉灼寫史已多加引用，許氏對我國古代文字的發展自然功不待言，其禮學思想也意義非淺，上升、提煉其禮學思想，可以發現當時的思想發展軌跡。研究許慎的禮學思想必須放在當時的社會大背景之中，通過與許慎同時代的經學家的活動考察中，發現與之相關的信息，確保其思想研究的真實、完整性。
難點之一：禮古文字知識。《說文》里集中整理保存了上古漢語的語音、詞匯資料。在研究禮類文字的詞源時，必須把握古代文字的演變規律和軌跡。古文字的研究涉及文字、音韻、訓詁三個方面，而三者往往又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例如，從文字上考察， “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但同時，“聲在文之先，意在聲之先”，即聲音是用來表達意思的，而文字是用來記錄聲音的，“故凡發音部位相同的字，其義多相同或相近”，由此可見文字與讀音關系也非常密切，要求研究者必須有扎實的古文字研究功底，這種素質就是相當艱巨的挑戰。
難點之二：禮今古文之爭。根據許慎的《五經異義》，兩漢的群經各家學說，存在今文、古文兩派的基本界限;兩派的區分標準，又在禮制。晚清的廖平發揮許慎的觀點，進一步指出：“今學博士之禮制出于《王制》，古文專用《周禮》，故定為今學主《王制》、孔子，古學主《周禮》，然后二家所以異同之故燦若列眉，千谷百壑得所歸宿”。經學今、古文分派問題十分復雜，雖然研究者雖眾，但聚訟千載的學術問題還須探討。
對于上述難點和重點，擬在熟悉掌握典籍和綜合分析文獻訓詁材料的基礎上，充分發掘和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從中稽核出符合歷史面貌的結論來。
五、論文工作量及進度
論文涉及《說文》學及古禮兩大艱深學術領域，工作量浩大，體現在：
艱深的文獻閱讀：研究者必須對《說文》及三禮有充分的閱讀和準確的理解，這些文獻內容艱深、專業性強。另外須對前輩禮學與《說文》學的研究成果很好利用，對許慎時代的歷史面貌有準確把握，需要古文字學方面的堅實基礎，這些都需要大量的前期準備工作，也就是說要有大量堅實的文獻閱讀作為基礎。
繁重的文獻梳理。 作為交叉領域的開創性工作，只有在大量的資料占有、整理后并進行仔細認真和富有發散性的分析、歸納后，才能發現二者之間可能存在的內在聯系，材料梳理的過程也是一種創造的過程，哪些有用，哪些會產生誤導等，研究者應當正確處理。
嚴密的論證推理。許慎本身流傳下來的資料并不多，前人的研究成果也大都集中于文字學研究方面，這項研究提出的許多新觀點新結論必須有縝密的論證，運用嚴密的推理方法對觀點進行支撐。
論文進度：
XX年6月前 完成本項研究的資料收集與文獻閱讀
8月前 《說文》引稱禮書的整理
10月前 《說文》記載的古禮疏證
12月前 《說文》記載的漢禮考訂
XX年2月前 《說文》涉禮小篆的詞源學研究
4月前 《說文》記載的古禮名物制度考證
6月前 三禮與《說文》行文風格特點研究
8月前 經禮今古文之爭的歷史考察
10月前 《說文》禮學思想研究
12月前 文字演變與古禮變遷關系
XX年4月前 學位論文的潤飾
6月前 論文答辯
六、論文預期成果及創新點
論文預期成果：專著及系列論文。
創新點：
1、開辟《說文》學研究的新領域，從歷史文化的角度研究《說文解字》，特別是從禮學的角度系統地進行研究，本研究尚屬首創，并為今后與其他儒家經典的結合研究奠定基礎，形成《說文》說經系列。
2、研究許慎的禮學思想。研究說文者雖眾，但尚無對許氏學術思想尤其是禮學思想進行探討。研究許慎的學術思想可對經學的今古文之爭提供材料學上的支持。
3、開創古禮研究新思路，也就是說，對禮學的研究可以從古代文獻、地下出土、民族學資料“三重推理”法擴充包含古文字資料的“四重推理”法。
七、完成本課題擬閱讀的主要文獻
1、《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 姚孝遂主編 中華書局
2、《金文編》 容庚先生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 中華書局
3、《積微居小學述林》 楊遇夫先生著 中華書局
4、《說文解字注》 段玉裁撰 巴蜀書社
5、《說文通訓定聲》 朱駿聲撰
6、《說文句讀》義筠撰
7、《說文解字義證》 桂馥撰 中華書局
8、《古文字類編》 高明編 中華書局
9、《經典釋文》 陸德明著 中華書局
10、《史記》(附三家注)司馬遷著 中華書局
11、《漢書》 班固著 中華書局
12、《后漢書》 范曄撰 中華書局
13、《三禮漢志疏證》 劉善澤撰 岳麓書社
14、《十三經注疏》阮刻影印本，中華書局
15、《周禮正義》 孫詒讓撰 中華書局
16、《儀禮正義》胡培翚撰 清經解續編本
17、《禮記集解》孫希旦撰 商務印書館
18、《儀禮圖》張惠言著 清同治九年楚北崇文書局重雕本
19、《宗周禮樂文明考論》 沈文倬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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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論文題目
所有英文采用Times New roman字體，黑體三號，加粗，居中。下面空一行。
記者 王 原 報道
本報濟南訊 為建立和完善我省博士研究生教育質量保障機制和監督機制，我省日前根據《山東省博士學位論文公示實施辦法》，對2010年9月1日至2011年3月31日期間，在我省各博士學位授予單位獲得博士學位的學位論文，予以公示(公示網址:山東省學位與研究生教育教育信息網xwb.sdpec.edu.cn)，公示期為兩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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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目標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優秀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優秀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優秀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參考文獻:
[1]單波.反思新聞教育[J].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4).
(一)選題應屬本學科前沿、對科學技術進步有重要價值的課題，或對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有重要理論意義和實用價值的課題。
(二)課題研究應有先進的科學實驗或運算手段，能夠保證取得創造性的科研成果。
(三)選題一般要求在本學科和相關學科范圍之內。鼓勵從事新興、交叉學科的前沿性課題研究，并達到創造性成果的基本要求。
二、開題報告要求
(一)開題報告一般應在第三學期期末之前完成。
(二)開題報告要有詳盡的文獻綜述，文字不少于8000字，閱讀和引用文獻不少于50篇，其中至少5篇為外文文獻。
(三)開題報告內容應就課題的來源、選題依據、目的、意義、研究內容、研究方法、預期成果、可能的創新點與難點、時間安排、科研條件等實施方案作出論證。
(四)開題報告應在一級學科范圍內集中、公開進行。學科點所在學院組織5名以上具有高級職稱(至少4名為教授)的專家組成考核小組，對開題報告進行評審。開題時應吸收有關老師和研究生旁聽。跨學科課題應聘請有關學科的專家參加。
(五)開題報告經考核小組審議通過后方能進入論文階段。未通過者，應在3個月之內補做開題報告。仍未通過者，按博士生中期考核有關規定處理。
(六)開題報告通過后，原則上不能隨意改題。如有特殊情況需要變更，由博士生提出書面申請，導師簽署意見，經學院負責人同意后再作開題報告，開題報告通過后報研究生教育學院備案。
(七)開題報告進行后2周以內，博士生應將《博士研究生學位論文選題報告》、《博士研究生學位論文選題報告審核表》及《山東科技大學博士研究生學位論文工作計劃表》送交研究生教育學院存檔，博士生本人、導師及所在學院各保留1份。
三、學位論文中期檢查
實際上我們每天都在通過會話、作出指示、傳授知識、分享重要觀點等傳播行為創造著我們所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并不斷地對它進行維系和修正，而卻不自知。就像麥克盧漢說的那樣:“就像魚并沒有意識到水的存在，媒介構成了我們的環境，并維持著這種環境的存在。”傳播通過語言和其他的符號形式，也構成了人類生存的周遭環境。
城市文化的傳播現狀
城市文化的內涵包括了三個層次:一是城市的物質文化，又稱表層的城市文化，它是通過物質形態表現出來的文化，由可感知的有形物質文化組成;二是城市的行為文化，又稱中間層文化，它是在法律規章、管理制度、城市形象、行為準則、典禮儀式、組織領導方式以及其他行為方式中所體現的精神因素;三是城市的精神文化，又稱深層的城市文化。
然而在城市化及現代化的發展中，許多城市都是以犧牲城市的文化功能為前提條件的。以武漢為例，武漢江漢路的百年老街就因為修建地鐵的原因走在了存亡的邊緣，這是城市物質文化層面的毀壞。然而，面對快速的城市化建設進程，整個文保系統都顯得有心無力，以武漢市為例，幾乎所有的古建筑在改革開放之前都沒有被列入到文物行列，而老房子歸當地房產局管理，1986年開始，武漢市文化局陸續將一批老建筑列入保護范圍，但二十年來也不過只公布了103處具有相當藝術和歷史價值的老建筑，仍有大部分不夠級別的老建筑散落城區，進而在城市化的進程中被逐漸淹沒。更可怕的是，有許多掛牌的文保單位，也依然逃脫不了被拆除的命運，比如2004年市級文保單位武昌鄂園，曾經是來漢住過的地方，依然被拆除，沒有人問責。
高度城市化的現代城市也犧牲了城市文化的生態多樣性，也就是中層的城市文化。最初的古代城市的一個突出特點是鄉村文化傳統仍延續在城市空間中，用芒福德的話來講就是“城市在聯合村莊、城堡、圣祠、市場的同時，還繼續依托了村莊的道德基礎:在日常的共同任務中愉快勞動、相互協作，以及在飲食、生育、祭祀供奉方面的共同習俗”。而現代城市則在很大程度上完全與鄉村社會隔離開來，使自身的精神要素與文化生產越來越單調和機械，這是現代大都市人的精神日益麻木、心靈日益空虛的重要原因之一。武漢的民眾樂園便是這種文化多樣化泯滅的最好注腳。隨著城市化的進程步伐加快，整個社會都變得浮躁和焦慮，當年民眾樂園中戲劇百業花團錦簇般的繁華已經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商業中心和寫字樓，而隨之消失的還有那許多代表著武漢城市文化的種種行為方式、生活方式和藝術形式。
城市文化物質層面和行為層面所遭到的破壞，直接影響到了城市的精神文化。城市中的浮躁和焦慮侵蝕了人們的心靈，讓人們變得功利和麻木，沒有人愿意靜下心來再去談論文化，正如德國學者喬治•齊美爾在《大都市與精神生活》中所說:“它(大都市)把所有的人格與品質都簡化成一個問題:‘值多少錢?’”可是，文化盡管不直接創造財富，但由于它直接關涉到人這個根本性的環節，因而不僅是人性最高與最后的目的，同時也是城市文化功能的終極意義所在。由此可知，現代城市的解體與危機，其根源就在于文化靈魂的隱匿;而要拯救當今正在沉溺的城市，真正地實現城市化的內涵，首先需要拯救的也是城市文化。
盡管媒體進入城市研究的領域時間不長，但是在文化研究中，大眾媒體從來都不曾缺席，甚至常常站在被眾多學者關注的位置。摒棄過去稍顯功利和機械的“傳遞觀”，用新的“儀式觀”來審視城市文化傳播的現狀，探索出一條行之有效的城市文化傳播方式，讓城市化為城市文化的傳播鋪路，讓城市文化的傳播對物化的城市化的進程進行補充和豐富，這是需要我們探討的內容。
用“儀式觀”看城市文化的傳播
城市文化研究學者劉易斯•芒福德曾說過，在經歷過各種變化之后，整個城市的環境獲得了生機活力:它把整個人類精神世界發展中的一系列重要階段都連成一氣，同時又不丟失城市的總體形式。
這實際上就是傳播的“儀式觀”所描述的傳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構建并維系一個有秩序、有意義、能夠用來支配和容納人們行為的文化世界。居住在同一座城市中的人們，分享著相同的城市歷史，擁有帶著城市傳統烙印的多樣化行為方式，他們的腦海和心靈中根植著同樣的城市精神文化，而城市文化的傳播實質上就是一種通過符號來使現實得以生產、維系、修正和轉變的過程，是一種分享意義的文化儀式。受眾作為旁觀者，加入到了媒體所描述的城市文化的場景之中，這樣的描述能夠為整個城市生活提供整體的形式、秩序和調子，能夠保持城市的精神文化發展脈絡，不至于在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的浮躁氛圍中丟失了城市的總體形式、破壞了城市的生機和活力。
(一)鞏固城市對文化的貯存功能
人類進化要依靠文化積累，而文化手段則首推文字和城市。當我們的城市環境被日益破壞，當城市對歷史的延續被打斷，媒體，作為城市的記錄者，必須利用文字發揮出自己應有的作用，讓受眾不再和自己城市的歷史擦肩而過，而是營造出一種城市歷史縱深感，讓受眾們重新認識并置身于自己城市的歷史脈絡之中。
以武漢為例，媒體首先要致力于保護武漢的城市物質文化，如古建筑群，老街巷等，用文字、影像等對它們的歷史，也是整個城市演進的歷史進行記錄和講述;除此之外，媒體自身還必須轉變身份，提高自己的都市意識，從記錄者和介紹者變成組織者和參與者、從事后的問責變成事前的預警、從被動地記錄變成主動地保護，形成一種媒體和輿論的合力，并以此推動城市物質文化的保護。
比如為修地鐵拆除江漢路一事，武漢多家媒體都對此事進行了相關報道，引起了廣大武漢市民的高度重視，市民們在各種媒體的報道和講述中重新認識了身邊的這條百年老街，真正地融入了街道所代表的城市歷史之中，對這條街道，或者說是武漢的城市歷史文化產生了發自內心的認同感。也正是因為此，還建方案迫于壓力而作了修改，同意對部分有代表性的建筑物進行原址原貌還建。也許對于拆除整條江漢路來說，這一點點堅守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媒體和文字至少還是一種可以堅守的力量，是一個管道，一種希望。如果武漢的媒體多一些城市文化的意識，多挖掘武漢的文化底蘊和歷史遺跡，讓武漢市民對自己的城市有更多的了解并且為此而自豪，那么城市對文化的貯存就有了整個社會作為后盾。
(二)恢復城市對文化的流傳功能
全球經濟的一體化正在使得現代城市逐漸失去特色，成為鋼筋、水泥、大面積玻璃的龐大雜合物，城市之間的相似性越來越大，而市民的“家園”意識越來越小。商業廣告催生的消費主義，大眾媒體構建的流行文化，極大地破壞了城市文化的多樣性，磨平了不同行為方式之間的差別，城市化更是加快了日常生活和行為的“標準化”。
媒體要具有一定的親和力，去挖掘和關注武漢的人文風俗習慣，從武漢市民的行為方式、生活方式、語言方式、娛樂消遣方式等入手，將正在逐漸消失的民間藝術形式、民間習俗、老行當、老一輩的生活娛樂方式、飲食習慣等，重新展現在市民眼前，保護文化的多樣性，并且通過媒體的宣傳和挖掘，將他們傳承下去。比如武漢的“過早”、輪渡、那些老字號的店鋪以及方言等，這些都是構成武漢城市文化的支柱之所在，將他們在媒體上進行充分的挖掘和展現，不僅僅能幫助武漢在城市化的進程中保持文化形態和生活行為形態的多樣性，更重要的是能夠保持武漢自身的人文風俗特點，能夠讓武漢市民形成文化認同感，不至于在現代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失去前進的方向。
(三)培育充滿個性的城市文化，重塑城市文化靈魂
易中天在《讀城記》中提到:“武漢的城市文化和城市人格缺少自己的特色。北京有‘京派文化’，上海有‘海派文化’，南京、成都的文化特色也都十分明顯，廣州便更是特色鮮明，就連一些不怎么樣的小城鎮也不乏獨到之處。請問武漢文化有什么特色?似乎誰也說不出。它‘雅’不夠，‘俗’也不夠，既不新潮，也不古樸，似乎什么味道都有一點，卻又什么味道都沒有。”
關鍵詞：現實；魔法師；風格；文學批評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2）30-0062-01
納博科夫是二十世紀杰出的小說家、詩人、科學家亦是卓越的文學批評家。他的文學批評著力于發現純粹的藝術世界，似乎文學作品的語言、結構、文體等創作要素比具體的思想更為重要，文學在他眼中都是是童話，最優秀的小說家是魔法師而魔法師的主要特點就是“欺騙”或者說虛構，有的學者據此認為他的文學批評是一種純藝術批評或者是一種形式批評，事實上納博科夫的文學批評并不止于此，他的文學批評是他觀看宇宙人生的眼睛也是通向生命活動的詩意存在的表現形式。
納博科夫認為日常生活中的“現實”對人們披上了欺騙的面具，不僅偉大的作家是大騙子，而且大自然也是大騙子。作家在藝術創作中應當將整個世界視作潛在的小說來觀察。大自然本身就是善于偽裝的大騙子，講故事的高手更是將“真實”改頭換面的好手，因此作家們虛構出來的獨創性藝術世界跟讀者的世界相一致是不可能的。日常生活中的真理以普遍性特征為基礎，放之四海而皆準，而杰出的藝術作品以作家的獨有天才取勝，就作品本身而言，不同作家的天才之作各有各的個性所在，就讀者對同一部杰作的審美感受而言，可以人言言殊，況且藝術虛構想象的運用越是逼真、新鮮、細膩也就離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性認知越遠，可見批評家在藝術的世界中不可能找到令人信服的現實生活。
在納博科夫看來，文學作品中的現實是想象中的的現實，藝術家的獨創性足以通過藝術作品開創出一個“新天地”，而藝術家所創作出來的嶄新世界只是一個帶有藝術家自身印記的幻影。藝術作品的夢幻品質決定了它不可以跟人類真實的生活比較，因為想象世界具有非理性的特征。文本中的現實跟我們所熟知的日常生活中的“一般現實”不同，它是想象的創造力在文本中的注入，所以在納博科夫看來那些被稱為“現實主義”作家的人，比如：巴爾扎克、薩默賽特·毛姆、D·H·勞倫斯等作家都是些“平庸的表演者”。
“大作家總歸是大魔法師。從這點出發，我們才能努力領悟他的天才之作的神妙魅力，研究他詩文、小說的風格、意象、體裁，也就能深入接觸到作品最有興味的部分了。”這些對文學的總體性描述是他經常掛在嘴邊的口頭禪，因而最能代表他對文學的穩固看法。毫無疑問上述文學批評的諸元素中意象和體裁都停留在文本的內部世界，而“風格”指的是什么呢？
納博科夫所認為的文學作品的形式具有兩個組成部分：一面是結構，結構包括了故事情節的發展線索、作者筆下人物的選擇、不同主題線索交織演變產生的效果和印象；另一面是風格，風格指的是作者使用的各種文學技巧，比如一旦讀者覺得作者的風格是吸引我們閱讀興趣的原因，可以試著分析作者使用了哪些比喻手法，當有人試著感受作者如何將明喻、暗喻這些修辭手法運用到寫作中使文學的畫面蒙上一層生動的色彩時，聰明的讀者就找到了文學的風格。納博科夫對文學的內容和形式的關系持有的是“一元論”，他反對將內容和形式的生硬割裂，“形式（結構+風格）=題材：為什么寫+怎樣寫=寫了什么。”“風格的功效是通向文學的關鍵，是叩開狄更斯、果戈理、福樓拜、托爾斯泰和一切大師的作品之門的萬能鑰匙。”文學批評的重要任務就是在了解一部作品的結構的基礎上打開其藝術風格的大門。
由此可見，納博科夫的文學批評遵循著自己內心的法則。第一，文學批評不關注文學跟社會現實的聯系，文學批評不需要成為社會生活的附庸，真實生活在作家的想象中已經找不到和“現實”一一對應的軌跡，文學批評將讀者的目光帶離具體的生活而回到藝術本身。韋勒克說：“除非有人認定文學基本上是對生活的如實‘模仿’，特別是對社會生活的如實‘模仿’。但是，文學并不能代替社會學或政治學。文學有他自己的存在理由和目的。”納博科夫的文學批評恰恰是想要去尋找文學自己的存在理由和目的。第二，文學批評需要排除盲目的在文學文本中查找偉大思想的路徑，文學既非言志亦非明道，藝術的美學效果中加入空乏的觀念毫無意義，批評之劍對道德說教、信仰問題、心理學起源或者其他諸多古今思想史上的爭論做出裁決都有可能導致“庸俗”。第三，文學批評的重要命題是找到文學文本的精華也即結構和風格，批評的重中之重是觀察文學風格的韻味，風格雖然不能代表文學的全部，但我們通過風格與結構之間復雜而纏綿的關系網絡便感受到了文學的美，批評的眼睛看清了風格的精妙也就把握到了藝術的骨髓。
結語：納博科夫的文學批評是一種內部的研究，他的批評活動建基于自我的生命活動之中。他成長的過程中所形成的的現實觀導致了他不希望讓批評附庸在文學的外部條件之下。在批評的具體實踐中，他的精力集中在對結構和風格的尋美的過程中。
[關鍵詞]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目標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優秀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優秀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優秀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參考文獻:
[1]單波.反思新聞教育[J].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4).
（一）新媒體搶占廣播電視份額
廣播同報紙一樣，目前看來已經成為一種夕陽媒體。隨著電視取代廣播成為第一媒介之后，加上新媒體的迅速崛起，持續侵占了廣播本來就不多廣闊的傳媒市場份額。網絡技術、數字技術以及現代通訊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催生了全新的、更為便捷的、信息功能整合度更強的媒體，此外，伴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和新媒體的進一步成熟，將會誕生越來越多的功能發達傳播信息的渠道和平臺。故而，廣播這種孤立存在的單一媒介所能占領的市場將會大大減少。而電視這個第一媒介的地位正不斷受到新媒體的沖擊，今天新媒體新聞的即時性，交互性和超媒體性又使得電視新聞喪失了即時播報和信息容量上的優勢。隨著新媒體爭奪對觀眾的注意力的和侵占廣告市場，電視媒體受到新媒體變革的挑戰壓力越來越大。在傳媒市場上的進一步挖掘和開發上，傳統電視的發展潛力受限，主要源于電視媒體自身在信息傳播方面所具有的特點，諸如地域局限性，時效性比新媒體滯后等，相反，新媒體的一系列特質正好補給電視媒體的這些弱點，成為人們新的興趣點和關注點。
（二）社會對傳媒人才重新定位
據數據統計顯示，近年來新聞類高校畢業生到傳統媒體（報社、廣播電視、電視臺）工作的人數遞減，這反映出新媒體環境下就業市場對高校新聞類的傳媒人才的需求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就業困難和新媒體行業諸多崗位難以勝任的雙重問題使得新媒體環境下廣播電視新聞專業學生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伴隨著頻道專業化的經營策略，新媒體環境下需要復合型的創新人才。
二、新媒體環境下廣播電視新聞學人才需求
（一）具有復合型媒體才能
近年來，我們的新聞教育在人才培養方式上做出一些有力的嘗試，“復合型人才”的培養理念已經成為共識。對于新生的新媒體，瞄準市場特殊需求培養專業型的復合新聞人才，是當今新舊媒體大融合的環境之下新聞教育改革急需探討的重要課題。復合型要求能夠在影視傳媒文化，以及在多個領域發揮重大作用的跨文化的復合型人才。此外，新媒體的誕生預示著廣播電視新聞學人才不但要擁有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的相關知識，而且務必了解并且充分支配或運用一定的媒體技術知識來嫻熟使用各種新媒體。
（二）具備創新能力
如何順應數字新媒體時代的受眾訴求，重新發掘自己的媒介優勢，變被動為主動，走向新生，這已經成為傳統廣播電視新聞工作者必須面對的挑戰，在新媒體環境下，電視節目應該把主動創新擺在重要位置，在電視新聞的理念、內容形式、管理層面、機制等要作出創新。因此，新媒體環境下的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人才需要具備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
三、淺析新媒體環境下的廣播電視新聞學人才培養策略
（一）調整廣電專業的人才的培養目標
隨著互聯網等新技術的廣泛應用，新的傳媒形態層出不窮，新媒體形態不斷呈現，發展和逐步成熟。這時候，要求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能夠更新已有的知識，適應新媒體的需求，傳媒人才培養需要重新定位。可是由于現在高校在新媒體即使一直保持著高度的關注，并且傾注大量的精力和心血去做科研，也難免稍稍滯后于新媒體的發展，以致廣大傳媒專業學和接受新媒體發展的前沿知識存在著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高校在調整廣電專業的人才的培養目標需要注意以下幾點，一是將高校自身的廣播電視新聞學傳業正確定位，結合高校自身優勢和市場的需求制定具有自身特色的專業定位目標是非常重要的；二是設置與培養目標相適應的課程體系，只有制定合適的課程體系才能實現專業定位目標；三是廣電專業的人才的培養目標要與市場需求相結合，目前新聞傳播專業就業率不高，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與市場需求供求關系失衡；四是要重視跨專業的發展趨勢，引導廣播電視新聞學學生進行多元化的職業定位，只有學生掌握的知識越多，對未來的職業方向有一個清晰的多元化定位，他們才可以符合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的實際。
（二）創建有益于廣電專業人才培養的教學模式
教學模式在教學中凸顯引導功能，要創建有益于廣電專業人才培養的教學模式，高校需要在原有的基礎上進行合乎時宜的重新整合。首先，創建有益于廣電專業人才培養的校園文化體系在教學內容上要重視社會人文知識和實踐能力的培養。其次，在教學策略上要重視對學生的主觀能動性的激發作用。最后，在課程實施上要注重發揮教師的主題作用。譬如討論式教學激活學生的創新思維，案例法教學引導學生關注新媒體的現實環境，思辨式教學塑造學生的傳媒立場，國際化交流開拓學生視野，現代化教學手段提高教學效率等等都是創新性且高效的教學策略。
（三）創建有益于廣電專業人才培養的校園文化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