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6 16:3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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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金融危機；全球經濟；國際貿易；國際貸幣
一、全球經濟逐步復蘇，但時間漫長
就目前的態勢來看，金融危機后的全球經濟正在逐步走向復蘇，但是由于受到諸多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其要完全復蘇所需的時間將會是十分漫長的。首先，由于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資本金在本次金融危機中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因此會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其自身流動資金短缺或償付能力不足的現象；而另一方面，由于在本次金融危機中銀行等金融機構剝離了大量的呆賬、壞賬等不良資產，因此急需重新注入大量的資金以彌補其虧空。其次，全球經濟的復蘇還會受到其他不利因素的影響，例如美元的貶值、經濟的失衡及失業率的攀升等等；美元的貶值極有可能造成在實體經濟或金融市場中出現新的泡沫，嚴重影響了經濟或市場的穩定性；而金融危機所造成的經濟失衡會影響全球經濟復蘇的速度，其要達到再平衡的態勢又需經一個不斷調整的過程才能得以實現；此外，失業率的攀升、就業壓力的增大等非經濟因素則會從另一角度制約和干擾全球經濟復蘇的過程。
除去上述所提到的不利因素，諸多有利的因素將從正面推動全球經濟的復蘇，而且從目前的態勢來看，其形勢還是比較樂觀的。首先，針對于日益嚴重的金融危機，各國都相繼出臺了一系列積極的財政、貨幣政策及措施，這對刺激經濟的不斷增長、恢復當前的市場信心、扭轉經濟的下滑態勢、促進經濟的快速復蘇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例如我國為了應對本次金融危機，刺激本國經濟的增長，從國家財政上對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領域進行了巨額的投資，并對其他領域也加大了其投入的力度，積極培育未來新的經濟增長點，這些政策或措施都將大大的推進全球經濟復蘇的進程，促進全球經濟的增長。其次，科技的創新、技術的進步所帶來的勞動生產率和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將從很大程度上促進全球經濟加快復蘇，在長期內會決定全球經濟增長的總趨勢。因此可見，在上述有利因素的作用下，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全球經濟仍將會在整體上實現復蘇，但需經過一個非常漫長的時期。
二、經濟增長模式調整，產業轉移加速
從另一角度來說，本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實質上是對早先全球經濟增長模式的一次強制性的調整，其調整的原因是該模式無法維持全球經濟的持續曾長；經過這次強制性的調整，可以使全球經濟重新回到再增長的良性循環之中，但其調整的成本卻是極其高昂的，導致了全球經濟的一次重大衰退。
為此，從全球經濟發展的整體角度出發，必須對早先全球經濟的增長模式進行一次根本性的調整，例如發達國家必須適當提高存款準備金率，遏制超前和過度消費，減少自身的資產負債率，執行穩健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等等；而發展中國家則需重新調整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擴大內需，刺激?肖費，以實現從內部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或拉動，防止因外部不穩定性所導致的經濟增長乏力。
經過本次金融危機，全球產業將加快向具有低成本、市場潛力大等優勢的發展中國家或其他新興市場轉移的速度，并在此基礎上盡早實現對產業的轉型或升級，以應對金融危機所帶來的不利影響，實現全球經濟的早日復蘇以及進一步的發展。首先，新能源和環保節能產業有望引領全球產業的轉型和升級；在本次金融危機過后，西方許多發達國家紛紛加大了其在新能源和環保節能等領域的技術研發投人力度，努力推動其向產業化方向發展，并以此來引領全球產業結構的再調整，使其拉動新一輪的全球經濟增長。其次，作為全球經濟的主要載體，西方發達國家在今后很長一段時期內仍將在技術創新、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和國際分工中處于領先地位，其在大力發展新能源、環保節能等綠色產業和運用低碳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的同時，仍將繼續發展金融、保險、信息、科技、法律、咨詢等現代服務業，并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保持優勢。由此可見，全球產業轉移將呈現出多層次、多梯度和多向性，橫向與縱向相互交融，從而形成更加復雜的全球產業格局。
三、國際貿易投資加速，但受保護主義制約
隨著全球經濟逐漸向復蘇，全球范圍內的貿易投資將會再次活躍，并從很大程度上推動全球經濟加快復蘇。首先，全球產業轉移將在更廣范圍、更大規模和更深層次上進行，從而大大推動了國際貿易的發展，并且拉動了全球范圍內相關服務業的增長，創造出了愈來愈多的就業機會。其次，國際貿易投資的加速還會對區域經濟合作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在區域內其產品、資金、技術、人員等要素的流動會更加便捷，其區域內的貿易和投資會有很大的發展潛力或空間。最后，新能源、環保節能等綠色產業的迅速發展，也會帶動國際貿易投資的發展，從而創造出對綠色產品、環保節能技術及設備的更多需求，拉動全球經濟和市場的復蘇。
但是，在全球經濟復蘇的過程中，各國由于大多是從自身角度出發，為加快本國經濟的復蘇，將采取一些對本國經濟或市場的保護主義政策及措施，這對于國際貿易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制約作用。首先，西方發達國家為了盡快恢復經濟，保持經濟的平衡，將調高存款準備金率、減少超前消費、擴大國內需求、降低進口需求，因此這對于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出口的增長尤為不利，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國際貿易投資的發展。其次，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就業壓力增大的現象，也將會對西方發達國家帶來一定的沖擊，其必然會采取相關保護主義措施，恢復就業市場，降低失業率。最后，為了應對金融危機所帶來的企業破產率的增加，各國必然會采取相關保護主義措施，通過設置相關障礙防止過多的本國企業被兼并或控制，盡力降低其投資或兼并活動給本國經濟所帶來的長期不利影響，從而弱化了國際資本市場的流動性，限制了國際性投資活動的發展。
四、國際貨幣體系出現新變化。但仍將以美元為主
【摘要】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金融危機，正向全面的信貸危機和全球金融危機甚至經濟危機發展，世界經濟進入了后金融危機時期。在此背景下，本文簡要分析了金融危機對中國航運業的影響，重點探討了在后金融危機背景下中國航運企業的發展對策。
【關鍵詞】后金融危機；航運企業；發展。
全球經濟的一體化使世界經濟與世界航運市場緊密相連。由美國引發的金融危機對中國航運業的影響是極其廣泛而深刻的，對此我國航運企業需要采取措施來應對后金融危機背景下的各種風險。
1.金融危機簡介
由2007年3月美國住房次貸危機引發，以2008年9月“兩房”——房利美（FannieMae）和房地美（FreddieMae）被政府接管、三大投行——貝爾斯登，美林（MerrilLynch），雷曼兄弟（LehmanBrothersHoldings）被收購重組或破產為標志，開始爆發海嘯式的國際金融危機；10月以后又迅速蔓延、深化，金融危機席卷全球并開始危機實體經濟。進入2009年，被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前主席艾倫？格林斯潘稱為“百年難得一遇”的美國金融風波愈演愈烈，不僅演變成金融危機，而且正向全面的信貸危機和全球金融危機甚至經濟危機發展，世界經濟進入了后金融危機時期[1]。
2.金融危機對中國航運業的影響
2.1運輸需求萎縮，運價急劇下跌
金融危機推動經濟滑坡，經濟滑坡導致貨量劇減，貨量劇減導致港口集裝箱吞吐量增幅趨緩。2008年9月以來，全國部分中小企業關停，出口企業數量的減少造成港口吞吐量減少。中國口岸自2008年9月之后的連續幾個月的歐洲、北美、中東三大主要航線的運費都處于下跌趨勢。跌幅最大的依次是歐洲航線、中東航線和北美航線。10月份歐洲航線的運價與8月份相比，平均跌幅高達30.8%。其次是中東航線，口岸到迪拜港的平均集裝箱跌幅為13.4%。北美航線以10.5%的跌幅，使原本已經是清淡的航運市場雪上加霜[2]。運價狂跌，貨量也急劇減少。這從我國的進出口量上可見一斑。從去年11月至今年6月，我國出口連續8個月負增長。另據海關統計，今年上半年，我國進出口同比下降23.5%。中歐、中美、中日雙邊貿易總值同比分別下降20.9%、16.6%和23.1%。我國與東盟進出口同比下降23.8%，內地與香港進出口下降24.3%，與印度進出口下降32.3%。
2.2造船業新接訂單量急劇下降
對于我國造船產業來說，在經歷了從2003年后連續5年的超預期勃興之后，從2008年開始顯現出增長的疲態，全面爆發的金融危機使這一疲態更加趨于惡化。2003年以來，造船業一改以往低迷狀態而成為高盈利行業，大量民營、外資企業如雨后春筍般異軍突起，開始“掘金”中國造船業。據統計，2003年兩大國有造船集團之外的造船企業新接訂單量占全國的比重還是32.2％，但2007年這一指標已經升至62％。如果全球船舶需求繼續保持強勁，這些新興造船能力的過剩還不能完全表現出來，但目前全球經濟下滑已經導致全球船舶訂造需求大幅下降，而且這種趨勢繼續的可能性還在不斷加大，所以產能過剩的問題已經開始暴露出來。據了解，僅2008年10月上旬一周時間內，廣州黃埔區一家造修船企業兩個油船改散貨船的訂單連遭撤銷，直接損失4000萬美元。近來，江蘇省靖江市出于對未來不確定狀況的擔憂，今后將不再允許新建船廠。江蘇另一大型造船企業也推遲了IPO計劃，并將原來10億美元的融資計劃縮減至3億美元。
2.3投資者預期降低，航運市場泡沫減少
2002年以來的6年時間里，航運業迎來了一輪空前的大發展，成為航運業有史以來最長的一次繁榮期。但是隨著新造船運力的投入，使得航運市場上總運載量的增長大大超過了經濟及運量的增長，給航運市場帶來巨大的供給壓力。在運力供過于求之下，造成運費受壓，甚至出現不升反跌的情況，盈利大受打擊。
美國金融危機對投資者心理造成的影響直接作用于航運業。航運業過長的繁榮期一步步抬高了投資者的心理預期，市場上大量增加的新訂單和交船期的不斷推延不僅對國際運輸市場造成巨大壓力，而且造船廠和船東所承擔的市場風險也逐漸增加。大量的投機性訂單行為，掩蓋了真正的市場需求數字。此時的金融危機，降低了投資者的預期，對航運業的過度擴張起到了極大的抑制作用，有利于航運業實現“軟著陸”。2008年12月份全球船舶訂單幾近為零，全球運力增長減慢，市場開始進入回調。擠掉市場泡沫，有利于航運業蓄勢進入新一輪發展期。
3.后金融危機下的中國航運企業發展分析
面對當面的嚴峻形勢，航運企業必須解放思想，大膽探索，必須擺脫以往的思維定式，從傳統的航運經營思維模式中解放出來，換腦筋、變思想，開眼界、拓思路。在應對金融危機中堅持創新，破解航運經營的難題，尋找新的發展契機。[3]
3.1創新理念，注重科學發展
國際金融危機，既是對企業戰略的全面檢驗，也是調整完善戰略的機會。面對當前的國際金融危機，航運業的發展，應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由注重貨物運輸量、港口吞吐量的增長轉變到建立質量、結構、效益與內涵相統一的科學發展理念，注重發揮特色和優勢，建設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航運體系。
3.2加強合作，化解經營風險
航運企業要在適當的時候，積極尋找兼并對象，通過業務上的先期合作以及文化上的相互融合，最終達到收購兼并的目標。航運企業之間，航運企業與有需求的有關企業之間加強合作，在國際經濟和航運形勢好的時期可以獲得雙贏，在經濟危機時期可以降低成本，分散風險，提高競爭力。面對國際航運市場的嚴峻形勢，航運企業可以采取措施控制運力增幅，包括退租或出租部分運力等。在這些措施中，航線重組被視為各家船公司抱團取暖、共度時艱的最佳選擇。
3.3航運企業積極拓展航運產業鏈，加速企業轉型
當前，中國航運業主要集中在產業鏈的低端環節，而高端航運服務業十分滯后。高端服務行業知識密集程度高，利潤貢獻度大，輻射面廣，國際影響力強，是航運服務產業鏈的上游環節。航運企業開展多元化經營是規避風險的必要措施，航運企業在確保運輸核心業務發展的同時，通過收購、兼并、參股等多種方式，開發、參與多種商品或勞務的生產與營銷，增強在“供應鏈”上的競爭優勢，鞏固航運主業的地位。
航運企業目前面臨的困難既有外部環境的影響，也是行業發展的規律。2003年至2008年，我國集裝箱運輸以年均35%的增幅，實現了連續6年雄踞世界第一的跨越式發展。2008年，我國港口集裝箱吞吐量達1.28億TEU。專家認為，我國外貿集裝箱運輸保持了多年“量”的高速增長，現在到了一個深層次發展期，要求我國外貿集裝箱運輸發展從以追求“量”的增長為主轉變為追求“質”“的增長為主，進行適當的戰略調整，優化運行組織，提升服務水平，提高整體效益。因此集裝箱班輪企業只有加大結構調整步伐，按照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的發展思路，加強企業的運輸組織與管理，實現運輸組織向規模化、網絡化方向發展，才能再次找到遠航的動力。
3.4培養和引進高端人才
當前國際金融危機帶來了新一輪航運人才尤其是高端航運人才大流動，有利于航運業集聚人才。為此，航運企業要以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為契機，積極培養、全面引進航運人才隊伍，為企業可持續發展儲備人才。
3.5以”兩岸直航“為契機，共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
”兩岸直航“為兩岸攜手克服金融危機對航運業產生的影響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為兩岸航運帶來了新的增長點，不僅可降低兩岸之間的運輸成本，增加兩地的海運量和經貿往來，也將吸4.結論。
世界經濟進入后金融危機時期，對航運業造成的影響是顯而易見，對此，我國的航運企業可以采取措施，充分利用金融危機帶來的機會，規避金融危機帶來的風險，在世界經濟的大潮中，大膽大步向前進。
【參考文獻】
［1］劉文華。后金融危機時期我國外貿企業戰略轉型研究。經濟與管理研究，2009年第6期。
成本管理出現的新問題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后，使全球經濟長期處于下行階段，經濟下行已經是一種經濟常態。而與大批量產品相比的獨有特征，加之金融危機前盲目投資建設，多個行業出現了供遠大于求的現象，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給復雜產品系統企業的成本管理工作帶來了很多新問題。
（一）質量成本成為了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直一來，質量成本并沒有受到企業的重視，多數企業在進行成本分析時，只按照物耗、人工、制造費用、專用費用等項目來逐一分析，完全忽視了質量成本。也有一些企業想了解一下自己的質量成本到底是多少，但或者只是統計了廢品率等直接性的質量成本，或是財務數據中根本沒有對鑒定成本等相關質量成本進行分類記錄。但是，隨著經濟環境的波動性增強，因質量問題而造成的復雜產品系統企業與用戶之間的爭議越來越多，因質量原因造成的損失也越來越大，除了為了解決質量問題而花費的以金額計量的錢物之外，由于復雜產品系統都是訂單式生產，因質量原因造成的生產進度拖期的后果對復雜產品系統企業更為嚴重。質量成本是指企業為了保證和提高產品或服務質量而支出的一切費用，以及因未達到產品質量標準，不能滿足用戶和消費者需要而產生的一切損失。具體可分為預防成本、鑒定成本、內部損失成本和外部損失成本。盡管質量成本的定義非常清楚，但在企業會計核算的實際業務中，質量成本因難以統計，加之企業的重視程度不夠，一直都處于模糊狀態，統計得出的質量成本數據多是由若干個會計科目中篩選出的數額。在經濟繁榮時期，用戶與企業之間利益趨同。以船舶企業為例，在經濟繁榮時間（如2003年到2008年），企業和用戶都希望早點收船，而不在乎那些不影響基本性能的小的質量瑕疵。然而，金融危機爆發后，發生了幾個對質量成本不利的變化。第一是在驗收時用戶變得更苛刻了。復雜產品系統的特點之一，就是用戶要參與到產品研發與制造的全過程。在生產過程中，用戶要參與生產各主要階段的驗收。以最主要的質量檢驗手段探傷為例，檢驗比例提高了近一倍，這無疑會增加質量鑒定成本。第二是供應商提供的配套設備和材料的質量整體下降，重大質量缺陷的事件時有發生。經濟衰退帶來的整產業鏈產量的降低，造成了市場蕭條，用戶的議價能力增強，使復雜產品系統企業降價接單，同樣復雜產品系統企業相對于供應商的議價能力也增加，從而壓低配套設備和材料的價格。一些自身管理水平不高的供應商，出現了虧損。為了能夠減少損失，供應商或是降低配套產品的性能，或是降低產品質量。在2013年，一家船廠收到主機配套廠的產品之后，在航海試驗過程中有五個缸出現了拉缸的質量事故（該主機共有六個缸套），造成了二次試航。配套產品質量下降，增加了復雜產品系統企業質量成本中的預防成本、內部損失成本和外部損失成本。第三是“外包工”用工模式的缺點突顯，施工質量下降，導致廢品率上升。“外包工”這一方式已經成為中國制造企業最主要的用工形式，這種用工形式確實給企業帶來了一定的好處，但是同時也造成了產品質量責任追溯難以實現，以及施工質量難以保證等不良后果。隨著勞動力供求關系，特別是技能型勞動力缺乏，市場機制使工人對工資的期望提高，以架子工為例，在2015年年初北京招聘會的指導價格中底薪已經超過了8000元/月，而架子工是船舶搭設腳手架的主要工種。高水平的技能型外包工流動到其他行業，而補充進來的多是沒有經驗的“學徒”，“學徒”直接上崗，使施工質量成本加大。
（二）用戶對施工過程的影響使物耗成本和交期難以控制
對于大批量生產企業來說，按照分析行業競爭強度的五力模型，用戶對企業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議價能力上。但對復雜產品系統企業而言，由于用戶要參與到項目研制的各個階段，且在各階段均有較強的影響力，使用戶在產品研制過程中可以采取利已機會主義行為。以船舶企業為例，在經濟處于上行時，造船產業鏈的下游航運業一片繁榮，船舶的使用壽命一般在25年~30年，而在金融危機之前，一些船型（特別是干散貨船）的投資回收期只需要5年甚至更短。此時用戶最關注的是能否有船位、能否早一點拿到船，對船舶配套設備的性能、甚至是船舶質量本身，都被放到了次要位置。金融危機之后，市場情況出現了大逆轉，航運業的競爭異常慘烈，中國遠洋連續幾年巨額虧損、長航油運于2014年的退市，以及最近（2015年3月）發生的江蘇熔盛危機事件（已負債200多億），都生動而慘烈地說明了這一點。已簽訂合同的項目，用戶希望將合同取消、或者盡可能晚一點接船。因此用戶采取非正常的手段拖延生產進度，以達到自己棄船或是拖期接船的目的。對新洽談合同，除了盡力去壓低船價外，最慣常的手段是要求提高產品性能、指定關鍵配套設備的供應商。對船企成本的影響：首先是材料和設備成本增加。復雜產品具有“雙定購型”的特性，其表現之一是所有產品均由用戶單獨定制，即使技術性能基本相同的復雜產品系統項目，其技術細節也會因用戶的不同而不同；即使是同一用戶的同類型項目，也會因研制時間的不同而不同（復雜產品系統需要滿足許多規則規范，這些規則規范是隨著時間的變化而增加或改變）“；雙定購型”的表現之二是復雜產品系統由許多具有復雜界面以及為用戶定制的模塊和模塊子系統等組件組成，即用戶有權指定這些外購的核心部件。用戶要求產品設計符合高性能的要求，并且經常指定分包設備廠商（這是復雜產品系統的雙定制性所決定的），這不僅導致用戶的議價能力增強，也使供應商的議價能力增強。而重要的是，用戶的利已機會主義行為導致了生產周期不可控，建造計劃變更經常發生，企業無法按期交付產品。
二、提升成本競爭優勢的管理策略
（一）質量成本控制效果策略
對于用戶提高驗收標準致使質量鑒定成本增加問題，可以采取提前建立明確的驗收標準，并取得第三方檢驗機構的認可。當然在施工過程中，企業自身需要達到質量標準，特別是提高企業自身的管理水平，是解決與用戶爭議的最有效辦法。對于供應商提供次品使質量預防成本、內部損失成本和外部損失成本增加問題，首先是加大檢驗力度，提高供應商違約被發現的概率，然后采取重罰措施，多項研究已經表明，處罰在治理違約行為上效果是非常明顯的。其二核心企業與供應商之間的關系已經由競爭轉化為競爭與合作、共生共榮的關系，因此核心企業（復雜產品系統企業均是核心企業）要本著共擔風險、共享利潤的原則，在選擇供應商時要本著合理價格的原則，而不是最低價格的原則，要給供應商留有生存的空間和投入研發的能力。其三要對供應商實行分級、分類管理。根據一定的標準等按市場競爭程度的不同，將供應商分為若干信譽等級，信譽等級高的可列入戰略聯盟、免檢以及給予訂貨優先權；信譽中的正常管理；信譽低的采取特別關注，必要時需提高檢驗標準甚至退出。至于施工者技能低造成問題，在短期上可以通過“按質論價”、“按能論價”的辦法留住高水平的技能人員；也可以采取班組式管理辦法，采取高水平技能人員任組長或師傅，每個成手帶幾名新手的方式，即可以盡可能保證質量，又可以迅速培養技能人才；從長期上，利用成組技術，發展相似產品生產單元的設計與制造是一個大的趨勢，這種方法不僅可以降低對技能人才水平和數量的要求，還可以大大提高效率，并降低差錯率。
（二）提升對多利益主體的組織協調能力
復雜產品系統在管理上與大批量產品的區別之一，是在產品研制過程中需要協調多利益主體的利益關系，因此提升企業對多利益主體的組織協調能力，是解決用戶對成本影響的核心所在。提升復雜產品系統企業對多利益主體的協調能力，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最有效的方法是為用戶設計出用戶價值最大化的產品。不僅包括了性價比，更要考慮產品全生命周期的運行和維護成本。如果企業能夠引領某個細分市場的技術標準，則是最根本最有效的方法。按照復雜產品系統產業的慣例，買賣雙方產生爭議時，將首先找第三方技術機構協調，協調不成的將進行仲裁。如果引領了產品所在細分市場的技術標準，在產生爭議時就不會低人一等，也不會受到一些無理刁難。另一個有效的方法就是利用成組技術和相似原理，一方面在設計時采取盡可能標準化設計（雖然復雜產品系統的完全標準化設計難以實現，但一定比例的標準化是可以實現的，且對生產效率的提高和差錯率的降低益處極大），另一方面將加工方式相近的工件放在一起加工，可以降低對工人技術要求的難度。
（三）建立全過程動態成本管理體系
要以單產品成本為控制對象，以產品業務流程為主線，建立全過程動態成本管理體系。一是要以產品業務流程為主線，將成本控制融入到業務流程之中，達到全過程控制，并針對產品業務流程的每個主要階段，結合該階段的成本控制重點，確定該階段的成本控制項目和指標。二是控制好設計成本（指在設計階段所決定的影響成本的一切業務活動）。控制的方法包括；對設計方案的成本情況進行預估并進行多方案評審；將主要材料和設備的用量、規格等影響成本較大項目的成本情況與設計人員的績效掛勾。三是成本指標責任到崗，按“誰決定花多少錢誰承擔指標”的原則，將指標層層分解，并要預留好不可預見費。四是一定要考慮成本指標的彈性，要進行過程中的動態調整。復雜產品系統的研制周期長，在項目之初設立成本指標后，隨著時間發展和環境變化，不可預料事件一定會發生，導致一些指標不需要努力即可滿足，而另一些指標卻無論如何無法實現，因此一是要注重過程的審批與控制，二是預算指標要有彈性，并適時對指標做調整。
三、結束語
關鍵詞:金融危機;出口;對策
美國的次級房貸放款中存在的獵殺放貸和貸款欺詐是造成次級債危機的主要原因,獵殺放貸指貸款機構或其沒有依照美國法律的有關規定向消費者真實、詳盡地披露有關貸款條款與利率風險的復雜信息;貸款欺詐是由職業罪犯導演的騙貸犯罪。在這兩種違法行為中,前者的受害者一般是消費者,后者的受害者一般是貸款機構。2001～2004年美聯儲實施低利率政策刺激了房地產業的發展,在經歷了幾年房地產市場的快速發展后,美國的房地產市場開始降溫,在2006年春季,美國房價開始下跌。在2007年初,美國第二大抵押貸款公司新世紀金融宣布瀕臨破產,次級債危機開始顯現,并波及銀行業,貝爾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購,雷曼兄弟倒閉,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成為銀行控股公司,美國的投行開始回歸銀行主業。由于蝴蝶效應,美國的次級債危機開始傳向世界,成為一場席卷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風暴。在這場金融風暴中,冰島、迪拜等國家面臨破產,即一個國家對外資產小于對外負債,即資不抵債的狀況,一些國家如葡萄牙、意大利、希臘、西班牙和墨西哥等,面臨信用降級,這些表明,世界正經歷著一次大規模的金融危機。本文在次級債危機的背景下分析金融危機對我國出口的影響,并提出一些建議。
一、我國外貿出口現狀
(一)我國外貿依存度高。外貿依存度,也叫對外貿易系數或貿易密度,最普遍的計算方法是進出口總額/GDP,它是衡量一個經濟體對外開放程度大小的指標之一。商務部鐘山指出,當一國從封閉經濟走向開放經濟時,外貿依存度則會提高。一般說來,外貿依存度越高,意味著參與國際競爭和國際分工的能力越強,外貿依存度越低,意味著參與國際競爭和國際分工的能力越弱。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外貿進出口迅速增長,高于同期GDP增速。1978～2008年我國外貿年平均增速比GDP年平均增速高8.15個百分點。1980～2008年世界平均外貿依存度由34.87%提高到53.3%,我國外貿依存度也從12.5%提高到57.3%。
2001～2008年我國外貿年均增速比世界貿易年均增速高11.1個百分點,外貿依存度相應上升了20.7個百分點。我國的外貿依存度在2009年有所下降,這是由于金融危機對于中下層消費者的影響較大,對我國的商品出口影響較大,我國進出口總額比上年下降了13.9%。(表1)
(二)貿易保護主義復蘇。全球性金融危機的蔓延,使美國、歐盟、日本等經濟體為了刺激本國經濟,開始實行貿易保護。據WTO秘書處數據顯示,2008年全球新發起反傾銷調查208起、反補貼調查14起,2008年全球新發起反傾銷、反補貼調查數量分別增長28%和27%,我國分別遭遇73起和10起,占總數的35%和71%。我國已連續14年成為遭遇反傾銷調查最多的成員,連續3年成為遭遇反補貼調查最多的成員。
美國對我國實施了嚴厲的貿易限制措施,如2009年9月11日的輪胎特保案,10月7日的無縫鋼管雙反調查,10月27日對我國鋼產品實施懲罰性關稅,11月3日對我國金屬絲網托盤實施懲罰性關稅,11月5日對我國油井管征反傾銷關稅,11月6日對我國銅版紙等征雙反關稅,12月30日批準對我國鋼管征高額關稅,2010年2月6日決定對我國大陸產禮物盒和包裝絲帶征高額反傾銷稅。2010年7月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發起的“337”調查中,有5起涉及在華企業,占案件總數的55.6%。歐盟不僅使用“雙反”大棒,同時開始嘗試將多種貿易措施疊加使用,采用更加嚴厲的手段扼制或阻止他國產業對當地市場的占領,如近期歐盟對我國出口的“無線數據卡”擬采用反傾銷、反補貼及一般保障措施并用的保護手段。日本經產省的消息顯示,日本放寬了申請反傾銷調查的條件,同時對反傾銷調查作出肯定性裁定的幾率已上升到70%～80%,并擬效仿美國在政府部門設立專門窗口接待企業的調查申請。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我國外貿出口的形勢不容樂觀,我國作為最先走出世界金融危機的國家,正在成為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的眾矢之的。
(三)出口產品附加值低。我國相當一部分的出口企業只是一些國際大企業的加工廠、組裝廠,在生產過程中,沒有形成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在產品出口中,更多的是憑借低價來獲取訂單,生產的產品附加值很低。金融危機到來以后,國外的采購人員開始尋找價格更低的產品,一旦發現,就會縮減訂單,極大地影響了我國產品的出口。同時,在我國出口的產品中,自有品牌比例很低。根據商務部統計,2008年我國所有出口產品中擁有自主品牌的企業不足20%,自主品牌的產品甚至還不足10%。自有品牌的缺乏和品牌建設的不足也是我國出口商品附加值低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我國外貿出口對策
(一)提高產品附加值,開拓新興市場。美國財政部駐中國經濟與金融特使杜大偉指出,中國應該讓自己的產業鏈進行升級,這樣才能使美國今后從中國進口更多的經過精密制造的產品。因此,對于我國企業來說,要想改變現階段面臨的出口不利情況,要在企業經營管理中加強產品的技術升級,進行產品創新,同時利用金融危機帶來的特殊時機,打造企業的自有品牌,進行適當的品牌營銷,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對于我國出口企業來講,在進行技術改造的過程中,可以適當引進外資,通過和外資企業的合作,學習外資企業在質量管理和品牌運作上的經驗,同時實現出口企業的技術升級。同時,我國出口企業還應積極開拓新興市場,出口企業可以通過參加一些國際性的展會和博覽會來推銷本企業的產品,同時充分利用電子商務開拓網絡銷售渠道,根據金融危機對各國的影響來調整出口格局,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逐步降低對單一市場的依賴程度,減少企業的經營風險。
(二)積極應訴雙反,提高企業應訴能力。在全球性金融危機后期,為了防止出口轉移對本國市場的影響,當一國針對某項產品采取貿易措施之時,其他國家的“聯動”反應正在變得越來越迅速而頻繁,典型案例發生在2009年輪胎案、鋼鐵案及今年的鋁材案等。當我國某一產業出口受到一國制裁,很可能面臨全球出口市場的貿易保護打擊,出口企業事先的全球聯動應對戰略已顯得越來越重要。同時,我國企業要充分利用WTO的爭端解決機制,爭取在WTO框架下解決雙方的貿易爭端,對于違反WTO規則損害我國外貿利益的成員國可以采取“反向報復”,即停止履行對該成員方在WTO項下的義務來迫使對方履行WTO裁決。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8月15日就中國非公路輪胎反傾銷反補貼案肯定性損害終裁公告,裁定中方輸美涉案產品對美國內產業構成實質損害。在政府支持及行業協會、企業的共同努力下,此案獲得了比較低的傾銷稅率,補貼稅率未出現兩位數的懲罰性高關稅。從這個案子可以看到,只要涉及的企業能積極應訴,在統一的組織下還是可以在面對雙反調查時獲得比較好的結果。面對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出口企業在平時要注意規范企業的財務制度,完善財務信息,為以后的應訴做好準備。出口企業一旦面臨雙反調查,要積極應訴,尋找專業律師,同時與國外律師事務所建立合作,在決定應訴后全力以赴,對于人力、物力、財力的耗費要做好準備,最好與同行業的企業進行抱團應訴,降低應訴成本。
(三)慎重對待人民幣升值。美國眾議院在2010年9月29日通過《匯率改革促進公平貿易法案》,該法案旨在對所謂低估本幣匯率的國家征收特別關稅,主要是針對中國的人民幣匯率問題。雖然法案要最終生效還需參議院通過,并送交奧巴馬簽署,但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人民幣面臨的升值壓力,在今年上半年進行的人民幣匯率壓力測試表明,對于出口企業人民幣升值3%,出口企業利潤將下降30%～50%,因此對于國際上對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我國政府應根據我國經濟發展的現狀采取相應的匯率政策,為我國出口企業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政策環境。
主要參考文獻:
1．1經濟增速放緩，導致對新增勞動力需求不足
從2008年開始，我國GDP增速逐步放緩，整體上呈現出下降趨勢。2014年第一季度，我國GDP同比增長僅為7．4％，遠遠低于“十一五”期間11．2％的平均增長速度，也低于2012年、2013年的增長速度。經濟增長速度的放緩，對大學生就業的拉動能力減弱。但從2008年開始，高校大學畢業生的人數一直處于上升狀態，到2014年全國高校畢業生的數量達到了727萬，比號稱史上最難就業年的2013年又增加了27萬，再創歷史新高。經濟學理論認為，經濟增長與失業率之間存在反向變動關系，即經濟產出越高，失業率越低，這可以用奧肯定律來說明，即相對于潛在GDP，實際GDP每下降2個百分點，實際失業律就會比自然失業率上升1個百分點。因此，我們可以通過GDP的變動來預測失業率的變動情況，而GDP增速的放緩必然使得失業率上升。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從總量上減少了對大學畢業生的需求。
1．2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使就業的結構性矛盾突出
所謂就業的結構性矛盾，主要是由于經濟結構（包括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地區結構等）的變動而造成勞動力供求失衡所導致的就業矛盾。簡單說來就是勞動力市場上供給與需求之間存在不匹配現象，它表現為勞動力的素質、技能與崗位要求之間的不匹配。而國家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相應地帶動了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為大學生就業帶來了新的挑戰，加劇了大學生結構性失業問題。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由原先依靠增加生產要素的投入來擴大生產規模的外延型增長，轉變為依靠提高生產要素的質量和利用效率的內涵型增長，在這過程中更加強調科技和技術進步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對勞動者能力和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產業結構的調整使得生產和服務部門的技術含量增大，勞動復雜程度提高，無論是在制造業還是在服務業中，都需要既有專業理論知識又有較強動手能力的應用型技術人才。社會增加對大學生，尤其是對中職、中專、高職、高專類學生技能的要求，但是由于高等教育滯后的特點以及高校的人才培養模式存在問題，使其培養的人才不能夠勝任崗位需求進而造成大學生就業的結構性矛盾突出。
1．3企業規避風險行為，使大學生的就業問題更為嚴重
后金融危機時代，世界經濟還處于不穩定狀態，國內許多企業尚未完全擺脫經濟危機所造成的沉重打擊，而經濟危機的發生也使得企業的經營行為更加謹慎。在其經營過程中，企業會不斷計算現有工作人員工作時間與新增人員替代選擇之間的收益成本關系，不會輕易招聘新員工。同時，大學生在與用人單位交流過程中可能會隱藏對自己不利的信息，在這過程中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同時出現，大學生就業面臨誠信危機，大大增加大學生就業的交易成本，這些都將使企業無法為大學畢業生提供高薪酬、高福利的工作崗位。即使是以實習的形式，結果也不盡如人意。有調查顯示，超過70％的企業不愿意接受實習生，其中63％的企業認為實習生不方便管理；81％的企業不會為實習生提供任何補貼，只有34．9％的民營企業愿意推行實習。而大學生受傳統“精英教育”的影響，不愿意屈就于一般行業，在求職過程中，期望值普遍偏高，存在求穩、求富的心理，向往大城市、大企業、高薪水、高福利的工作崗位，兩者之間的不匹配，使得大學生的就業問題更為嚴重。
2后金融危機時代，大學生就業措施研究
大學生的就業問題，已成為一個全社會共同關注的問題，促進大學生就業不僅要有量的增加，還要有質的提高，這就需要國家、高校、大學生自身共同努力。
2．1國家應采取可行性措施，促進大學生有效就業
從宏觀上，國家應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保證經濟的平穩發展，加快對產業結構的調整，大力發展對就業有較大促進作用的第三產業，同時加強第三產業與第一、第二產業之間的關聯，加深各產業之間相互促進的發展機制，推進產業結構的合理布局，提高國民經濟的整體發展效率，為大學生就業創造寬松環境，從總量上保證大學畢業生就業。從微觀上，國家要培育統一、開放、有序的大學生就業市場，建立、完善全國人才信息網，健全就業政策體系、服務體系和市場體系，出臺更多促進就業的政策。例如，制定鼓勵企業吸納大學生就業的稅收減免政策，通過利益調節促進大學生就業。同時，大力扶植和完善教育市場中介組織，共同為大學生職前培訓、職務發展服務。
2．2高校應轉變人才培養模式，培養適合社會需求的大學生
高校應以社會需求為導向，推動新一輪的高等教育改革，各類院校都要對自己進行合理的定位，努力形成自己的辦學理念和風格，在不同層次、不同領域辦出特色，爭創一流。就高職院校的發展來說，其最主要的任務就是為社會各行業培養應用型的技術人才。高職院校應堅持以就業為導向，為企業培養生產和服務一線的高技能應用型人才，增強其不可替代性。在培養模式上應注重通過實踐操作加強學生技能的鍛煉，注重理論聯系實際和實踐課的開展，建立校企合作，由專業教師帶領到一線企業進行參觀學習，也可以聘請企業的專業人士到學校為學生舉辦講座，讓學生了解自己將要從事的工作崗位，為順利就業奠定基礎。同時，學校應普及職業生涯規劃教育，通過教育，讓大學生進行系統的職業生涯規劃的學習和實踐，為就業作好準備。
2．3大學生應進行自身的調整，實現充分就業
作為就業鏈中的主體，大學生自身的知識能力和就業觀念對其就業結果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大學生對自身正確的認識和反思，以及對就業形勢的分析，將有助于促進其就業。首先，要注重自身能力的提高，在專業學習過程中，要做到學有所長，時刻注意提升自己的就業能力，抓住一切機會鍛煉自己，使自己具有較高的專業技能，為就業做好充分準備。同時注重培養自己多方面的能力，如環境適應能力、人際交往能力等，不斷提高自己的綜合素質。其次，要轉變傳統就業觀念，不要將擇業目標鎖定在大城市、大企業的高薪、高福利的工作崗位，而較少考慮中小企業、民營企業等一些具有較強人才吸納能力的工作單位。要轉變就業思路，從基層工作做起，不斷積累工作經驗，再尋求更好的發展，以此來實現就業。最后，要加深對自我的認識和了解，深刻剖析自己所具有的優點與缺點，不過分地高估或低估自己。同時，認清當前的社會需求和就業形勢，樹立全新的就業觀念，并做好職業生涯規劃，以此認清個人的期望值與現實之間會有差距，改變妄自優越感或不切實際的幻想，選擇先就業后擇業。
3結語
摘要：2009年3月開始，我國進出口總額實現連續8個月的環比增長，開始進入后金融危機時代。如何在后金融危機時代里及時調整我國出口貿易政策，將是我們面臨的嚴峻的課題。文章通過對今年我國外貿形勢的分析，了解到我們目前所面臨的挑戰，并對出口貿易政策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詞：后金融危機時代；出口貿易政策
一、引言
2007年3月13日，作為美國第二大次級抵押貸款機構的新世紀金融公司因瀕臨破產而被紐約證券交易所停牌，這標志著美國次貸危機正式爆發了。受寬松的貨幣政策和復雜的金融衍生品市場的推波助瀾，次貸危機迅速發展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我國的對外貿易亦深受影響，2008年出口額為14285億美元，增長17.2％，但比2007年增速的25.7％要放緩很多，全年的順差為2955億美元，增長13.5％，相比2007年的47.7％下降很多。2009年前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為217817億元，同比增長7.7％，比上半年加快0.6個百分點。這證明我國也正逐漸進入后金融危機時代。在后金融危機時代的背景下，出口政策不能停留在應對金融危機開始時期的短期策略，應該集中在中長期的調整上，應從稅收政策、匯率政策以及信貸政策方面做努力。
二、后金融危機時代我國外貿出口面臨的挑戰
第一，國際市場需求持續萎縮影響我國出口貿易。我國自21世紀以來，對外貿易依存度便一直居高不下，年均38％以上，2008年更高達63％。對外貿易成為了我國經濟發展的巨大推動力，同時，金融危機對我國外貿的負面影響也是尤為突出的。2009年前三季度，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為15578.2億美元。歐盟作為我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場，雙邊貿易額為2600.5億美元，占同期我國進出口總額的16.7％；同期美國為我國第二大貿易伙伴，中美雙邊貿易額為2118.8億美元，占同期我國進出口總額的13.6％；進入后金融危機時代后，各大經濟體的經濟將持續很長一段時間的恢復期，而對國際市場的需求也將持續萎縮。
第二，人民幣的持續升值壓力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在全球金融危機不斷深化的背景下，全球主要經濟體紛紛采取降低利率以穩定金融系統和刺激經濟。目前，歐盟、美國、英國和日本等主要發達國家經濟體的利率都接近于零。同時，寬松的貨幣政策也成為這些國家抑制金融危機的辦法。國際市場上的出口貿易主要以美元為結算貨幣，美聯儲不斷降低利率的政策，使人民幣與美元的息差會吸引大量美元資本注入我國市場，這將進一步導致美元的泛濫，從而進一步推動美元資本向我國市場的持續流入，導致我國人民幣幣值更快的升值，僅2009年2月份人民幣有效匯率的上升幅度就超過6％，這將大大削弱我國出口產品的相對競爭力。
第三，貿易保護主義對我國的出口貿易的影響。自由貿易一直是全球經濟發展的主要基調，但每當國際經濟不景氣的時候，各國為了保護本國經濟發展，貿易保護主義便會抬頭，值此后金融危機時期也不例外。如2009年11月24日，美國商務部做出終裁，以我國油井管產品存在補貼為由宣稱對相關產品實施10.36％-15.78％的反補貼關稅，該案涉及金額高達27億美元，是迄今為止美國對我國貿易制裁的最大一起案件，這表明后金融危機時代的貿易保護主義將更為嚴重，并將發展為全球性的貿易保護主義，對我國的外貿出口將形成全面性的制約。
三、后金融危機時代我國出口貿易政策
第一，稅收政策。我國應當有選擇性的提高部分產品出口退稅率，并分析該出口退稅和其他有關政策調整的效果，進行適當評估和微調。同時，我國的海關機關應積極推行“提前申報”、“屬地申報，口岸驗收”等快捷通關措施，進一步提高口岸通關效率，降低企業通關成本。近期出口退稅率的不斷上調從短期來看是必要的，也刺激部分產品的出口增長，特別是針對2007年和2008年上半年部分產品的退稅率過度下調所采取的糾偏措施更是理所當然的。但要把出口退稅作為從整體上挽救外貿出口下降趨勢的基本政策手段，甚至是唯一手段，從而全面或大面積大幅度提高出口退稅率，對所有出口商品或大多數商品實行普遍優惠政策是不可取的。
第二，信貸政策。貿易融資是最現實和最迫切的問題。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馮國經先生說，國外進口商對我國出口商品采購量的下降，其重要原因不是該國居民的購買力，而是進口商難以從金融機構得到流動資金貸款來購貨，因為西方國家的金融機構普遍遇到了流動性困難。根據WTO的報告，2008年年底全球貿易融資缺口為250億美元。因此，充分發揮政策性銀行的綜合優勢，運用出口賣方信貸、出口買方信貸、外匯擔保等多種政策性金融手段支持企業出口。積極配合實施科技興國戰略，重點支持高技術、高附加值的機電產品、成套設備、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化。
第三，匯率政策。在新形勢下為了保證外貿穩定增長，我們不妨將思路放在人民幣匯率上。后金融危機時代國際貨幣體系將會持續性地動蕩，匯率風險將會進一步加大，這對我國外貿出口而言將是更為嚴峻的考驗。我國可以通過政策來鼓勵金融機構加強和深化國際金融創新，發展符合當前出口貿易需要的避險工具與解決方案，以減輕匯率風險對我國外貿出口的負面影響。這對于推動我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經貿關系發展，規避匯率風險，改善貿易條件，保持對外貿出口穩定增長，同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李文華.后金融危機時期我國外貿企業戰略轉型研究[J].經濟與管理研究,2009(6).
在世界金融危機爆發之后，我國商業銀行開始重視風險的管理的重要性，風險管理體系也逐漸建立起來。但是和國外發達國家的商業銀行風險管理比較來看，我國的商業銀行在揭示風險和控制風險上明顯還存在較大差距，這種差距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各種風險并存，風險管理存在一定難度。首先，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使得融資信貸規模得到大幅度增長，銀行在資本管理上的難度逐漸增大。我國的貨幣政策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一直采取寬松的政策形式，主要依靠投資來拉動內需，這也就意味著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迅猛增長，資本管理的難度達到空前難度，企業不愿意償付或者沒有足夠的能力償還銀行貸款，銀行面臨著嚴峻的信用風險。其次，銀行面臨的流動性風險日益險峻。我國目前開始運用市場化的方式對金融市場的資金籌集和運用，這使銀行面臨著資金流動和資金支付困難的可能。銀行同業拆借市場的發展促進了商業銀行的資金流動性管理，但是我國的同業拆借市場發展不完善，商業銀行很可能面臨資金流動性危機。最后，我國金融市場中利率、匯率和其他金融衍生品的交易風險逐漸增加。我國近年來進行利率市場化的改革，中央銀行也通過利率調控手段進行宏觀經濟調控，利率變化的頻率和幅度正在進一步增加，銀行面臨的利率風險也在逐漸增大。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各個商業銀行外匯交易和外匯業務規模逐漸增大，匯率波動對商業銀行的影響也在逐漸增加。同時，由于缺乏管理經驗，商業銀行對金融衍生品交易的涉入使其經營風險進一步加大。
2.商業銀行缺乏完善的風險管理系統。我國商業銀行風險管理沒有形成完善的體系，缺乏有力的組織結構作為保證，風險管理內部控制制度建設缺失，相對來說比較分散，部分商業銀行在信貸審批中依然存在著靠經驗、靠領導的工作方式，在信貸前不審查、信貸中不檢查、信貸后也不復查的弊端。
3.風險管理理念與文化的缺乏。我國商業銀行缺少風險管理的文化理念，風險管理缺少專業人士指導。企業文化對于任何一個企業來說都是靈魂和生命，企業文化中能否有效的融入風險管理意識決定了企業風險管理成功與否。風險管理工作需要一定的技術能力和專業能力，在實際操作中具有復雜性，對風險管理工作人員的素質要求比較高，要求風險管理人員具備較強的洞察力和前瞻性，否則對商業銀行各項業務和產品的風險本質很難有精確的把握，建立高素質的人才隊伍對于商業銀行來說很有必要。
二、增強我國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的對策和建議
1.構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觀審慎管理制度框架。謹慎的監管制度要求金融監管部門應該對金融機構流動性、杠桿率和資本充足率進行嚴格的管理，按照相關的管理標準進行管理；另外金融監管部門要審時度勢地確定金融監管的重點，考慮到經濟周期運行的特點和貨幣政策的要求等，使得金融機構能夠正常的運作下去。在當今的經濟發展世界，金融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重點和要點，美國金融危機雖然對我國的金融和經濟發展影響不大，但是卻使得我們意識到宏觀審慎管理的重要性，積極吸取發達國家發展的教訓，在后金融危機時期我們不僅僅要關注單個行業或者金融機構面臨的風險，更應該站在宏觀的角度上加大審慎政策的力度。
2.加強杠桿率監管。《商業銀行杠桿率管理辦法》明確規定了商業銀行的杠桿率不得低于4%，這使得商業銀行資本套利的機會大大減少，商業銀行內部風險管理模型存在的缺陷可以用杠桿率監管來彌補，使得金融體系中的資本規模保持在一定的、合理的水平上。另外，杠桿率監管可以避免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的過度擴張，避免商業銀行承擔過度的風險，控制銀行體系杠桿化水平的非理性增長和系統性風險的持續累積。
2010年7月，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案》（下稱《法案》）。其全文848頁，共16章，被認為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全面、最嚴厲的一部金融改革法案。法案公布后，美國金融監管框架的主要改變包括：設立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FSOC），以促進監管信息共享及監管協調。由美聯儲負責監管金融控股公司和系統重要性非銀行金融機構；在美聯儲下設金融消費者保護局（ConsumerFinancalProtectionBureau，CFPB），集中行使此前分散在美聯儲、OCC、聯邦貿易委員會等機構的消費者保護監管職權；在財政部下設聯邦保險辦公室（FederalInsuranceOffice，FIO），負責與各州保險監管機構協商國家層面的保險問題，并協調國際保險事務（見圖2）。
（一）建立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加強系統性風險監管為了識別并對系統性風險實施有效監管，美國在聯邦層面設立了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FSOC）。委員會由10個擁有投票權的成員和5個列席成員組成。擁有投票權的成員包括9個聯邦監管機構的代表和1個擁有豐富保險知識的獨立成員組成（獨立成員由總統提名，并需經參議院投票通過）；列席成員主要發揮顧問作用，任期兩年。FSOC的主要職能包括：認定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并將其納入美聯儲的監管范圍；認定具有系統影響力的支付、結算、清算系統和金融市場設施；可建議監管機構對具有系統影響力的金融機構實施更高標準的監管；若某家金融機構的經營活動對美國金融穩定造成嚴重威脅，FSOC可對其實施強制分拆。
（二）銀行業監管改革一是對聯邦層面上的銀行監管機構進行了撤并。撤銷儲貸監管署（OTS），將其并入貨幣監理署，部分職能歸并到存款保險公司和美聯儲。二是改革存款保險制度，擴大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監管權。在新法案中，FDIC對州一級資產規模小于500億美元的銀行、儲貸機構等執行監管權；對系統重要性非銀行金融機構及大型銀行具有后備檢查權，可實施特別檢查，對存款類金融機構可實施強制性執行措施；存款保險基金的最低目標儲備率由1.15%調整為1.35%，單個儲戶的存款保險限額由10萬美元永久提高到25萬美元，并且追溯到2008年1月1日；保費的計征基礎調整為總資產。三是進一步加強了美聯儲的銀行監管權。完整保留了美聯儲對銀行業的監管權力，將儲貸控股公司納入了聯儲監管系統；對所有資產規模在500億美元以上的金融控股公司、非銀行金融機構和外國銀行實施監管，同時對這些機構征收監管費用。四是制定并實施“沃爾克規則”。2013年底，在經過多輪博弈后，美聯儲、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貨幣監理署和證券交易委員會5家聯邦金融監管機構聯合了“沃爾克規則”的最終條款，確定該規則將于2014年7月21日正式生效。其主要內容包括：限制銀行的自營交易，商業銀行投資私募股權基金和對沖基金的規模必須低于銀行自有資本和基金所有者權益的3%；單個金融機構不得通過兼并或收購的方式使其負債總額超過金融體系負債規模的10%；商業銀行可以繼續從事市政債和機構債券交易，可繼續保留匯率、利率掉期等衍生品業務，但能源、農產品掉期等業務必須拆分到其附屬公司。
（三）證券業監管改革著重加強對信用評級公司的監管。在SEC下設信用評級辦公室，擁有對信用評級公司的處罰權；SEC至少每年要對全國認可的信用評級機構（NRSRO）進行一次全面審查，并將審查結果向社會公眾公開；NRSRO應定期披露其在評級過程中所運用的方法和模型；評級公司在評級過程中由于自身搜集、分析數據出現錯誤而誤導消費者，必須承擔專家責任；降低評級公司和被評級機構之間的利益相關度，增強評級公司的獨立性；評級質量長期低劣、忽視職業操守的評級公司將被吊銷營業執照。
（四）衍生品監管改革將對沖基金、場外衍生品和私募股權基金等機構納入監管范圍，增強衍生品交易的透明度，同時建立問責制度；授予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和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更廣泛的監管權力，對逃避清算要求和幫助客戶欺騙公眾或第三方的主體進行加倍處罰；華爾街大型投行必須剝離信用違約掉期（CDS）等高風險的衍生品交易；對專門從事衍生品交易的公司提出明確的保證金、職業操守和交易記錄等要求；私募基金和對沖基金投資顧問必須到SEC注冊，并定期向SEC報告資產組合和交易情況等信息；資產規模在1.5億美元以上的期貨公司要接受SEC的定期檢查和監管，并需建立資產證券化風險共擔制度，銷售抵押貸款支持證券等產品的機構須留存至少5%的信用風險。
（五）保險業監管改革為加強對保險業的監管，在財政部下設聯邦保險辦公室（FederalInsuranceOffice，FIO)。FIO的主要職責包括：向FSOC提交具有系統影響力的保險公司名單，協調國際保險監管事務和聯邦層面保險問題等職責。FIO并沒有執法權，但它預示著美國保險業監管正從分散走向統一，聯邦政府對保險行業的介入在逐步加深。
（六）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制度改革危機前，美國金融消費者保護的職責分散在美聯儲、SEC、OCC等多個監管機構手中。由于監管者的首要目的是控制風險，對任何可能引發風險的事件往往持保留態度，使得消費者保護流于形式。為克服此類內在沖突，《法案》決定由新設的消費者金融保護局（CFPB）集中行使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職責。該機構隸屬于美聯儲，但具有較強的獨立性，可以直接向總統報告，且預算獨立。CFPB的主要職責包括：制定并執行反欺詐和不公平行為的規則；對向消費者提供按揭貸款、信用卡等金融服務的金融機構實施行為監管；加強消費者金融教育，規范銷售和放貸行為；適當提高投資門檻，保證私募股權基金和對沖基金只銷售給對風險具有識別和承受能力的消費者；制定全國通用的住房抵押貸款最低標準，要求放貸機構對借款人的信用歷史、收入水平和就業狀況進行全面調查，確保借款人具有償還貸款的能力。
（七）美聯儲體系改革美聯儲的金融監管權力從多個方面得到了加強。在宏觀審慎方面：明確賦予了美聯儲維護金融穩定的職責，可以根據FSOC的要求或者自行制定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標準，并定期開展壓力測試；有權對所有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行使檢查和處罰權，并對其重大兼并或收購行為行使批準權；在獲得FSOC三分之二多數支持的前提下，可以限制或拆分對金融穩定造成威脅的大型金融機構。在微觀審慎方面：進一步加強和擴大了美聯儲原有的監管權力，將資產規模超過500億美元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儲貸控股公司等納入其監管范圍；美聯儲不但可以在控股公司層面實施并表監管，還可以在必要的情況下對其證券業、保險業、期貨業子公司進行直接監管。在支付結算系統方面：要求系統重要性清算、結算和支付活動以及相關的系統重要性金融基礎設施（FinancialMarketUtilities，FMUs）接受美聯儲監管；美聯儲則在必要時可以向FMUs提供優惠貸款和貼現窗口等資金支持。
二、對我國金融監管體系改革的啟示
（一）強化央行在宏觀審慎監管中的作用本輪危機的爆發充分說明，僅有微觀審慎監管不足以應對系統性風險。因此我國應加快構建宏觀審慎監管框架，其中重要的一點是強化中央銀行的宏觀審慎監管職能。有效的宏觀審慎管理需要對金融市場、宏觀經濟金融分析和支付結算體系有深刻全面的理解，需要能夠獲得金融市場的綜合信息，并進行系統性風險的辨別和監測，而中央銀行在這方面具有絕對的優勢。同時，行使宏觀審慎監管權也有利于中央銀行更好地管理危機，使其能夠準確地評估處在困境中的金融機構的狀況和抵押品價值，更好地履行最后貸款人的職責；也有利于央行獲得有關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第一手信息，科學地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
（二）擴大金融監管范圍，避免監管真空金融監管應該覆蓋所有具有系統重要性的機構、市場、工具和業務模式。在我國“一行三會”的監管模式下，傳統的金融經營業態（包括銀行、證券、保險和信托等）已經處于全面嚴格的監管之下，但對擔保公司、典當行、小額貸款公司等準金融機構的監管則嚴重不足，而P2P、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等，更是處于無監管的野蠻生長狀態。上述問題如任其發展下去，可能對金融體系造成較大的沖擊，嚴重時甚至會引致系統性風險。當務之急是要明確對此類機構的監管主體，遵循“誰審批、誰監管、誰負責”的原則，并由“一行三會”派員對監管人員進行專業培訓和指導，建立有效的統計監測和風險評估制度，避免風險事件的發生。
順周期性作為金融系統的內在特征，客觀上反映了其在經濟周期中的作用，但也存在降低金融體系應對危機的能力，使整個信貸周期與經濟周期明顯的惡化。順周期性在BIS巴塞爾委員會于1975和2006年分別出臺的兩個協議中體現得尤為明顯。根據巴塞爾新協議第一支柱的風險模型(根據資產的歷史價格來估計未來一段時期內因資產價格的不利變化而損失的可能性)在經濟上行階段，資產價格波動率不高，風險值較低，資本金充足。然而，在第三支柱的規定下，長期保持經濟周期頂端帶來的資本過剩狀態將受到處罰，因此在上行階段銀行仍實行積極信貸。到下行時期，資產價格波動率大幅增加，風險提高，對于銀行資本金要求增加，銀行實行緊縮信貸，對于經濟狀況起負面作用。順周期性在資本充足率監管、貸款損失撥備、公允價值會計三個主要方面體現明顯。資本充足率(CAR)［2］系指資產與風險資產的比值，其反映銀行在遭受存款人和債權人資產損失后以自有成本承擔損失的程度。在經濟上行時對CAR要求放松，銀行實行積極信貸，而在經濟下行時期，銀行難于融資，只能選擇減少信貸供給而加劇信用緊縮。貸款損失撥備是基于事實與管理層的判斷在貸款組合惡化時的計提撥備，由于其設置機制以明確的惡化趨勢存在為前提，故而具有滯后性。在經濟上行時，經濟情況向好而風險尚未體現，撥備計提少;而在經濟惡化趨勢明顯時，本應增加撥備計提，但由于市場環境的惡化，銀行利潤和相應的資本壓力已不足以滿足撥備計提增加的需要。公允價值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的交易雙方自愿進行資產交換或者債務清償的金額，其分為按市值計價和按模型估值兩個層次。當資產價格走低，公允價值會計下的資產市值不論是按市價還是按模型均有下降，從而引發市場參與者的恐慌拋售，從而進一步深化了資產價格的下跌，形成惡性循環。對此現象，各國金融監管機構均持關注態度并引入反周期機制。建立逆周期資本緩沖機制，是當前各國采用的普遍做法。美國財政部在2009年公布的《金融監管改革框架》中第二部分指出，對于具有重要性的機構來說，必須提高其資本與風險管理的標準。這一部分又被細化為三個方面，即設置更有力的資本要求:這些公司的資本應更為穩健，應當在經濟不利的情況下能夠更加具有有效性;加強對信用風險、流動風險等的管理;創建高效準確的行為機制。這些做法，能避免下行時因毫無準備而帶來的損失。英國在2009年3月18日金融監管改革報告中，指出了對于順周期性的防范措施，分為資本充足率和會計準則兩個方面。其中應大幅提高全球銀行體系的資本質量和數量，最低監管資本要求，應當大大高于當前的巴塞爾要求;大幅提高交易賬戶行為的資本要求，提高對證券化、尤其是再證券化的資本要求;監管者應保證實施新協議不會造成順周期性;應引入逆周期的資本充足率機制，該機制應具有緩沖資本隨經濟周期升降的特征。而會計準則方面則要求建立“經濟周期準備金”，以此來進行緩沖。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9月12日《巴塞爾協議III》通過，新協議將資本充足率上調至6%，增加反周期準備成本，為巴塞爾協議在面臨順周期性的問題下的轉變邁出新的一步。其次，應對順周期性可建立逆周期的貸款損失撥備。其中以西班牙的監管實踐最為典型，效果最好。西班牙中央銀行實行動態撥備制度，其基本思想是在經濟上行期，動態撥備基金積累;在經濟下行期，消耗撥備基金彌補損失。在2004年歐盟統一會計規則下，動態撥備制度進一步修改完善。動態撥備制度為逆周期，強有力地降低了順周期的程度，并且通過制度的設計防止銀行利用撥備基金進行利潤調節，保證了撥備金的正確使用方向。
二、公司治理與薪酬激勵機制下的金融監管
目前，薪酬激勵機制主要存在四個方面的問題。首先，激進的薪酬機制對于短期財務業績予以鼓勵，高管在利益的刺激下會傾向于過度風險承擔，追求短期效益，從而引起過度投機。高管通過設計復雜的金融衍生品，將產品的信用鏈條拉長，使投資者難以意識到較為遠期的風險，而僅僅關注于短期的現實利益，從而將盈利模式建立在非健康的實體經濟與基礎資產上，謀取因信息嚴重不對稱帶來的巨額財富。其次，業績激勵與股價掛鉤，金融機構傾向于市值最大化，股東對于風險的容忍度已經高到足夠損害其他利益相關者，從而對于整個金融體系的安全形成威脅。再次，收益與風險存在嚴重的不對等性。金融機構的利潤具有較強的虛擬性與滯后性，有些業務的風險滯后表現，導致管理層實際獲取的薪酬可能是機構本身并未獲得的利潤，同時薪酬一經發出不可追回，一旦面臨下行期，管理層并沒有義務承擔虧損與風險。最后，董事會與管理層由于自身對于利益的無限度追逐，導致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對于風險管理的重視，甚至已經意識到巨大風險的存在，但出于利己主義的要求而刻意忽視了風險的潛在威脅。同時由于管理層與公司之間只為關系，一旦公司出現問題，管理層即可辭職選擇其他公司，從而規避由于其過度投機帶來的危險后果。對于薪酬激勵的監管改革，多從薪酬決定機制和薪酬結構兩個方面入手。通過要求增加股東大會對于高管薪酬的發言權和增強薪酬委員會的獨立性，從決定機制上對于高管的非正常高薪酬予以限制。在實際操作中，美國采取了多項措施，如財政部在2009年10月22日，宣布對于接受問題資產救助計劃資金(TARP)的7家大公司高管進行限薪，其中有花旗、美國銀行等7家企業中收入最高的25名高管。在具體操作中，對監管人員提出了五項薪酬限制的標準，但此標準并非機械不變的，應對具體情形予以調整和改變，充分考慮薪酬限制與維持公司活力。首先，薪酬不能超過同類公司相似職位的薪酬水平;其次，薪酬基本上以股票形式為準。據此，薪酬與公司長期表現掛鉤，因此高管不會只關注短期效益而進行過度風險投資。第三，減少現金薪酬所占的比例。第四，要求激勵標準與預先設定好的預期目標相一致。第五，限制豐富離職補償與退休金計劃。與此相配合，制定若干限制薪酬的基本原則，如只允許在特定情況下具有合理性的增薪，薪酬與股票形式為準，限制現金薪酬的比例等。截至2012年6月4日，美國財政部公布的對最后三家接受問題資產救助計劃資金(TARP)的公司，即AIG，GM，AllyFi-nancial的薪資限制情況報告中指出，在2012年CEO的整體薪資水平保持2011年水平不變，同時其薪資結構也大體維持了2009－2011年的整體結構，高管的薪資水平有所下降。同時這三家公司均已進行了成效卓著的對于納稅人投資的償還活動。我們發現，美國的薪資與激勵機制監管與限制，在四年中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對于維持后危機時代的經濟穩定，促進經濟恢復起到了重要作用。2008年10月，英國金融服務局向銀行業CEO了“致CEO公開信”，對其薪酬方案提出了監管建議。2009年財政部的財政先期預算報告中闡述了“銀行薪資稅”，即對在2009年12月9日—2010年4月5日之間，向單個雇員發放獎金超過2．5萬英鎊的銀行以50%的稅率向該銀行就超出部分征稅。此稅旨在鼓勵銀行將用于獎金激勵部分的資金轉為構建資本金，鼓勵銀行檢查激勵方案，保證其與銀行的長期目標以及貸款管理和風險管理的時間相一致，確保薪資政策盡可能減少風險的積累，并希望改變銀行業的此種激勵慣例。此稅的征收為英國對于整頓銀行業高薪酬釋放出信號。同時也為《金融服務法案》的提出奠定了基礎與進行試水。《金融服務法案》旨在對金融界進一步的監管，制約不適當行為，增強英國金融業的整體競爭力起到重要作用。
三、全球化金融監管合作的問題與展望
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國際資本大規模流轉，金融業務與機構逐漸實現了跨境發展，國際金融市場流動性大幅度增強。金融監管呈現出從國內單邊監管轉向國內國際多邊監管，從封閉性監管轉向開放性監管的總體趨勢［3］。目前，全球化金融監管合作，仍存在多方面的問題。首先，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金融機構多為跨境的大型投資銀行與證券機構。以高盛集團為例，其總部設在紐約，并在東京、倫敦和香港設有分部，在23個國家擁有41個辦事處，集團內部所有運作都緊密相連，互為一體。因此，此類機構的跨國特性就決定了其必然涉及多國的監管部門，如果其中一個市場的政府監管嚴格，此類機構可以將這一部分的分支機構進行市場轉移，從而造成實際上的監管空白與政策失靈。同時，由于不同國家的監管行為規則與措施力度不同，也為機構規避風險提供了法律縫隙。而且，主要跨國經營的金融機構所造成的全球性損失由誰承擔，如何承擔也引起了各國金融監管部門的關注。其次，全球化迅速深入發展，從亞洲金融危機到次貸危機，金融危機的強度不斷增加，涉及的范圍不斷擴大，而金融危機也非單一國家的監管措施所能遏制，金融危機發展與變異的特性亟須國際社會強有力的監管合作，才有希望實現監管的全面與有效，以期維護世界經濟的總體穩定性。面對全球化金融監管下的問題，建立全球或區域性的統一監管組織，需要縮短各國在經濟、政治、文化上的差異，因此在短時間內還難以實現。但各國監管機構均試圖通過國際多邊組織共同推進符合當下實際的監管規則。監管規則的制定多涉及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加強對于國際金融機構的跨境活動的監管，即對大型對沖基金，私人資本和金融機構進行監管，對此類機構實行相對統一的監管標準，有效實現跨國監管與聯合監管。其次，通過建設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行為準則，協調各國政府救市的方式與時機，加強信息溝通和監管信息的共享，通過協商與合作分擔跨國運營的主要機構的損失。同時在危機發生前與發生初期，應用危機預警系統盡可能地降低經濟危機風險帶來的損失。美國在2009年6月頒布的《改革白皮書》第五部分中，強調了提高國際監管標準與增強國際合作。強調了美國以國際社會中的領導地位，在其參與的重要國際會議與組織，如G20，FSF，BCBS中積極推動國際金融政策的調整的重要性。同時，作為美國金融監管改革方向中的主要部分，增強國際合作與提高國際監管標準［4］。英國于2009年7月公布《改革金融市場》白皮書中第七部分，為金融監管的國際與歐洲系統內部的合作［5］，文中指出了跨境公司在規模與復雜性上對于金融市場的穩定性具有潛在的威脅，并且肯定了歐盟以及G20對于全球化金融監管所作出的努力。進一步闡述了有待于增加國際監管與合作的方向。充分發揮歐盟在增加全球金融穩定性和建立廣泛使用規則上的積極作用，構建各國家監管者之間的合作，建立處理國內外監管者之間矛盾的爭端解決機制;賦予FSA國際性的監管效力，并且號召所有國家加強風險防范與管理。歐盟作為國際上較為成熟的區域共同體，其金融監管實踐無疑為全球性與地區性的金融監管機構合作提供了豐富的樣本，其經驗對于進一步深化全球性合作具有重要意義。歐盟的金融市場統一監管經歷了三個階段，即2009年前至2009年的準備改革階段;2009至2011的歐洲金融監管改革階段;2011至2013年的評估階段。第一階段即在金融危機爆發后，歐盟于2009年5月在布魯塞爾召開歐洲新監管機構會議。在進入第二階段的實體改革過程中，2009年9月各國提出監管立法意見，經過為期兩個月的歐盟議會的投票機制，于2010年11月公布立法文件文本，并于2011年1月增加了新的立法建議。最終于2011年年底，三個全新的金融監管機構(ESAs)與歐洲系統風險委員會(ESR)取代原有的監管委員會，并行使職能，這標志著歐洲金融監管合作的全面展開。第三階段為對于現行改革的評估與建議階段。2013年5月24日，歐盟再次召開會議，對于新監管機構的效率與成效進行評估，以審查新改革的實際效能。歐盟在金融監管改革中發展的脈絡與步驟，為國際社會提供了一個較好的范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