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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經濟學基礎①新古典學派———外部性理論。外部性理論主要是指其所產生的效益不直接反映在生產和消費上。通常包括負外部性和正外部性。其中負外部性是指將自己生產、消費的成本轉嫁給了他人，而正外部性指其生產、消費行為使得其他主體因此受益。②新制度學派———交易費用理論。交易費用理論認為通過合理的價格即可實現資源的優配這個觀點是錯誤的，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必然存在交易費用。
1.2國際貿易中知識產權理論基礎本章從理論上闡述在國際貿易中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必要性，使用的理論主要包括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理論。①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產品生命周期理論首先是用來解釋貿易投資國際化問題的。其次，國際貿易的新秩序促使知識產權制度步入國際化，所以也能用產品生命周期理論來解釋知識產權國際化問題。②比較優勢理論。在高速發展的國家化背景下，衡量一個企業實力以及發展潛力的標準將不再僅僅是資金、土地等可見實物，還將包括企業所擁有的知識產權，簡言之就是企業所擁有的專利質量和數量。③競爭優勢理論。由哈佛大學商學院的邁克兒•波特提出來，認為競爭優勢是一個可量化的優勢是企業甚至是國家在市場競爭中的最為顯著的優勢，是其生產力水平的標志。
2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基本原則
2.1國民待遇原則國民待遇原則是指在民事權利方面一個國家給予在其國境內的外國公民和企業與其國內公民、企業同等待遇，而非政治方面的待遇。在實現所有世貿組織成員平等待遇基礎上，世貿組織成員的商品或服務進入另一成員領土后，也應該享受與該國的商品或服務相同的待遇，這正是世貿組織非歧視貿易原則的重要體現。國民待遇原則嚴格講就是外國商品或服務與進口國國內商品或服務處于平等待遇的原則。但不同國家與國家之間關系復雜，毫無限制的推進容易損害本國利益，這是各國都無法接受的，所以，在特定情況下，其成員國可以實施“差別的待遇”，這是一個例外情況。
2.2最低保護標準原則由于各國知識產權制度不一致，在國民待遇原則的前提下容易導致權利給予不均衡。所以必需設置一個各國都能接受的最低標準，化解成員國之間因知識產權制度差異造成的矛盾。最低保護保準原則就是指各成員國依據本國法律制定不低于所簽署條約規定的知識產權保護對象、范圍、期限和權利。
2.3壟斷利益與公共利益原則利益平衡原則與上述兩種原則關系密切。也就是說在各國知識產權立法中適用最低保護標準時，可以根據公共利益原則，規定對知識產權限制的若干例外情形。
3知識產權對外貿易的特征與趨勢
3.1交易規模擴大，比重穩步上升1981-2011年，國際知識產權貿易年均增長11%，高于同期服務貿易進出口增長率。過去20多年世界經濟向服務業轉型。2012年服務業就已經占世界貿易比重的20%。隨著經濟結構的變化，國際知識產權貿易總額在服務貿易中的比重明顯上升。
3.2知識產權貿易分布不平衡知識產權貿易的主要參與者大多是傳統的發達國家。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歐日三大經濟體占據了國際知識產權貿易的80%左右構成“大三角”形勢。由于發達國家選擇進行貿易的對象主要也是發達國家，所以其所占比重之高不低。但是，進入21世紀以來，由于美國和日本在國際知識產權貿易中明顯的下降趨勢，但歐盟由于有新成員國的加入，所以比重相對穩定。
3.3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比重迅速上升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快速發展，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進入國際知識產權貿易中并表現出極大發展活力。特別是來自亞洲的一些國家，例如中國、韓國、東盟和印度等。其中中國占國際知識產權貿易的3.8%。
4應對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制度策略
4.1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制度對中國的影響改革開放之后，雖然一些西方國家已經喪失了所有在華特權，但是他們仍然會使用一些霸道的新方式對中國造成各方面的威脅，其中就包括經濟制裁和最惠國待遇。中國的知識產權制度的建立就是在這種強大的外部依賴下發展壯大的。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必須符合我國基本國情，以維護本國利益為先。但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經常干涉中國自身法律建設。但為了更快的融入世界保護政策，降低發達國家以各種借口對中國實施經濟制裁的機會，198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了世界知識產權組織。
4.2應對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制度的策略中國加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后，雖然受到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制度的保護，但是由于其受控于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知識產權標準居高不下，致使中國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一定程度上損害了我國國家利益。所有，在仍舊快速發展的現代化環境下，我國需制定策略應對知識產權國家保護制度，努力維護國家利益。
4.2.1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建立需結合我國國情中國知識產權制度建立前期一直受發達國家的壓力，盲目追求速度，致使我國知識產權在立法環節一度出現理論與實際脫離的局面。所以，中國在建立知識產權制度時要時刻保持清醒，不能急功近利，需結合我國不同發展階段的具體國情，從實踐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建立真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知識產權制度，使中國的知識產權制度高效運作。
4.2.2平衡國際與中國在知識產權制度上關系國際知識產權委員會的研究報告指出：“知識產權運作規則是由各國政治經濟狀況決定。發展中國家由于其落后地位，在進口發達國家受知識產權保護產品時，談判過程常常易處于弱勢地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這種不平衡的關系是由經濟發展狀況所決定的。”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一員，也應當平衡國際與中國在知識產權制度上的關系。
4.2.3貫徹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在未來，智力密集型商品的價值將遠遠高于傳統的實體商品的價值。而知識產權轉讓和許可就是主要表現形式。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制度將會導致知識產權貿易迅速擴大，所以，國家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勢在必行。這種戰略的實施主要可以表現為進行科技創新，建立擁有強大高科技水平的民族企業。
5結語
關鍵詞:國際貿易;知識產權保護;知識產權立法;啟示
一、知識產權保護對國際貿易的影響
(一)擁有知識產權對國際貿易的正面影響
第一,擁有較多高質的知識產權會提高國家的競爭力。從目前的國際形式來看,貿易出口對知識產權的依賴程度越來越大,由于各國所擁有的知識產權的要素稟賦不同,一國就可以根據自身的優勢實施知識產權保護,從而使得在國際貿易中某些技術和產品的優勢得以發揮。與此同時,它也可以迫使其他國家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就可以為其帶來競爭上的優勢,而在此過程中,它可以將企業的技術優勢轉化為市場優勢和產業優勢。因此,當一個國家擁有知識產權的數量多且質量高時,從一定程度上看,它就擁有了較強的市場競爭力,從而能夠提高其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最終通過產業鏈的傳導機制將會增強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
第二,擁有知識產權擴大了世界貿易的范圍。就目前所知,與知識產權有關的行為不僅滲透到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之中,而且使其逐漸成為一種獨立的貿易形式。知識產權保護的狀況與知識產權有關的貿易尤其是技術貿易之間有著直接的聯系。健全的知識產權制度能夠向專利技術所有人提供權利保護,加大專利技術所有者對自身新產品保護的程度,在一定時期內遏制其他企業對其新產品的模仿和偽造,從而加劇企業產品市場規模的加劇擴張,加大了與知識產權有關的貿易,擴大了世界貿易的范圍。
第三,擁有知識產權可以帶來巨大的經濟和貿易利益。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將產品的組裝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中進行就是為了利用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廉價的勞動力,使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力成為他們產品的制造者,而將核心技術在本國自己開發,就擁有了自己的知識產權,從而可以利用知識產權擁有壟斷優勢———這樣既可以降低產品的生產成本,又可以利用新產品的壟斷優勢擴大產品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份額,從而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和貿易利益。
(二)擁有知識產權對國際貿易的負面影響
第一,過高的知識產權保護妨礙經濟增長和技術創新。知識產權制度通常被認為是推動經濟增長和技術創新的動力。然而,創新的根本動力來自競爭,而知識產權保護本質上是一種壟斷,壟斷能夠向創新者提供獎勵,但同樣能夠激勵昔日的創新者依靠壟斷獲取高額收益,從而削弱技術創新的動力。知識產權保護的力度越大,昔日的創新者的壟斷受益越高,進一步創新的動機就日益削弱,這樣繼續發展的最終結果必然是知識產權的過度保護會妨礙經濟的增長,而且會打擊企業的技術創新的積極性。
第二,知識產權保護在實施過程中存在利益轉移問題。知識產權的主要持有者是現代產業,而現代產業的特點之一是大多數企業的銷售市場跨越多個行政區域,由此導致知識產權制度實施過程中的受益者與成本承擔并不完全重疊。受益者是企業,銷售地政府則需要為此承擔較高的執行成本,而受益企業因此而增加的稅收未必都由支付執行成本的銷售地政府獲得,從而產生了利益轉移問題。在國內各地區之間,上述問題可以部分地通過某種轉移支付機制解決,但在國際之間并不存在這種機制?？v所周知,在我國主張嚴格保護知識產權,而從中受益最多的是西方跨國公司。這些跨國公司享受了高于內資企業的稅收待遇,同時其偷漏稅規模也相當可觀;假如沒有相應的配套措施,單純強化令其收益的知識產權保護,勢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有利于跨國公司母國的利益轉移。
第三,過度的知識產權保護會導致貿易爭端。將知識產權和國際貿易掛鉤是國際的新動向,從而使得知識產權保護成為參與國際競爭的各成員國實行貿易保護的重要手段之一。由于知識產權形成的貿易壁壘的合理性、復雜性、隱蔽性和合法性,現在許多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通過其本身所具有技術上和知識產權上的優勢,加上他們對知識產權的重視和在貿易領域的巧妙應用,利用專利、標準等建立本國的貿易技術壁壘體系,使得其他國家非知識產權人就處于十分不利的地位,面臨著諸如專利申請被設路障、已生產產品被訴侵權、產品市場進入受專利阻撓等困難,就如我們現在看到的一樣,知識產權保護已經成為非關稅壁壘的主要形式之一。
二、知識產權保護在中國的現狀
(一)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取得的進展
中國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在中國起步是比較晚的,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開始產生并發展的,但是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卻在短短的二十多年的時間里走完了其他國家幾百年的路程。
第一,知識產權保護的立法體系。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框架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經基本確定,到目前為止已經形成了以《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為主體,輔之以各項保護條例,如《植物新品種保條例》、《集成電路布圖保護條例》以及《知識產權海關保護條例(修訂草案)》。我國知識產權立法的成就還可以表現在《民法》、《刑法》中的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專門條款上,以及新修訂的《對外貿易法》中有專章保護知識產權的內容。
第二,知識產權保護的司法實踐。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已經開始從只重視行政保護轉為行政保護和司法保護并重,相關的法律法規和行政法規均由人民法院最終執行,同時也加大了執法力度。與此同時,企業也開始認識到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要性,提高了企業自身的防范能力和保護意識。
(二)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存在的問題
毋庸置疑,與其他發達國家甚至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仍然存在著巨大的差距,發達國家利用其掌握的大量專利等知識產權占領中國國內市場,并控制中國的海外投資和出口擴張,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構成了嚴重的威脅。
第一,國家缺乏知識產權保護的整體戰略。知識產權制度是保護智力勞動成果的一項基本法律制度,也是促進技術創新,加速科技成果產業化,增強經濟、科技競爭力的重要激勵機制之一。在世界各國綜合國力競爭為主的今天,知識產權制度作為激勵創新、促進科技進步、優化科技資源配置、維護市場競爭秩序的重要法律機制之一,它的作用越來越突出。而長期以來,由于我國缺乏知識產權保護的整體戰略,使得知識產權在經濟和對外貿易中的地位和作用得不到充分的發揮,從而影響了對外貿易的健康發展。
第二,國家和企業的自主創新的能力及研發投入不夠。研發活動是一個國家、地區和企業獲得和擁有知識產權的源頭和基礎。但是由于國家和企業對科技投入的力度不夠,用于研究和開發的經費開支過小,致使我國企業對新技術的吸收和消化能力、特別是自主開發新技術的能力普遍偏低,很多企業走的是一條“引進———落后———再引進———再落后”的道路,這使得我國產業結構和對外貿易的結構很難迅速升級換代,因而始終處于一種十分被動的地位,在關鍵技術上人主要依賴進口,受制于人。
第三,中國企業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薄弱。目前,中國許多企業對知識產權保護的意識仍然不強,不能及時地自己的研發結果轉化為知識產權,特別是在國外申請知識產權的意識嚴重不夠,致使很多科研成果得不到有關國家和地區相關法律法規的保護,甚至使得一些國有品牌在國外許多地方被惡意搶注;即使一些企業擁有自己的知識產權,但是當他們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的時候,不能及時的運用法律武器捍衛自己的合法權益,導致失敗。
第四,中國知識產權立法與國際知識產權體系不相符。中國的立法體系雖然用比發達國家要短得多的時間就建立起來了,但是中國的立法體系中沒有關于反壟斷的法律,而與反壟斷互為補充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只是側重于對知識產權進行保護,卻沒有確立限制知識產權的立法思想。到目前為止,中國現有的法律法規可在不同程度上適用于專利權的壟斷行為,但是主要集中調整專利許可行為,對其他濫用專利權的行為尚無明確的規定可對其進行有效的約束,調整范圍還不夠完整。與此同時,中國沒有建立完整的標準體系。我國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在國際標準的參與程度和占據關鍵職位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
三、中國應對知識產權保護應采取的主要措施
中國在加快融入全球經濟的時候,知識產權保護同樣也給我國的發展亮起了紅燈。當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以及中國產品在全球市場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時候,知識產權危機給這一全球化進程蒙上了一層陰影,因此,在激烈的國際經貿競爭和深層的知識產權壁壘面前,努力為開發和擁有自己的知識產權創造有利的環境,不斷提高有關企業運用知識產權的能力和水平。
(一)將知識產權保護策略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
中國是知識產權數量大國,但非知識產權強國,尤其是加入WTO后,市場的開放使我國面臨激烈的國際競爭,發達國家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在專利方面構成了威脅。我們只有將知識產權問題作為國家的重大戰略加以重視,才能實現將知識產權危機轉變為科技發展良機,才能從根本上消除制約貿易發展的障礙。
第一,完善我國的知識產權法律法規體系。政府要為企業構建一個知識產權的制度保障機制,完善知識產權法律法規體系,重視運用法律手段保護知識產權。只有這樣做,才能調動有關企事業單位及其知識產權分子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又快又好地創造和產生更多的自主知識產權,才能保證我國企業在國際競爭中保持一定的自身優勢。
第二,國家提供資金扶持企業的知識產權開發和形成。在開發和形成自主知識產權的過程中,很多企業面臨著資金不足的困擾。因此,國家可通過各種途徑和方式為企業的知識產權開發和形成提供資金支持以此來壯大企業的經濟實力和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如利用外貿發展基金、優惠信貸利率、政策性貸款和貸款貼息等多種方式加大資金扶持力度。同時,建立健全創收投資體制,充分利用社會資金支持自主知識產權的形成及其產品的出口。
第三,鼓勵企業對自主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的培養。目前的知識產權危機從根本上說是中國企業缺乏技術創新、缺乏核心競爭力的結果。因此,企業應重視自身的技術創新,認識到在國際貿易自由化的條件下知識產權的重要性。加大對技術研發的投入,形成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二)轉變觀念并加強學習
我國是WTO成員,企業進行國際貿易時應該注意WTO、TRIPS對我國知識產權的規定,同時對主要貿易國有關知識產權的法律、實踐也應有所了解,掌握其主要法律規定、立法趨勢及法院的判例,方可更大限度的避免撞入知識產權保護的陷阱,當然,我們在認真履行自己義務的同時,也要充分借鑒國外的經驗,以便充分享受WTO成員國應有的權利,保護我國的產業和市場。
第一,轉變觀念來積極應對知識產權訴訟案。改變以往消極應對知識產權訴訟案的態度,積極應訴。有不少中國企業本身并不存在侵權行為,但由于害怕訴訟會影響到企業的發展而常常放棄應訴的機會,白白的丟失了維護自身權利的機會;而曾經有過侵權行為的企業,也由于這樣或那樣的原因而消極應訴,最后要支付超過正常水平的侵權費用;同時,中國企業界應完善商會的建立和使用,形成一個組織有效、協調一致、參與廣泛的企業聯盟,這樣有利于增強尋求包括政府在內的各方面力量的幫助和支持。
第二,加快對人才的培養和管理?？萍家匀藶楸?。開發、擁有和運用企業自主知識產權,首先是要要重視知識資本的作用,而知識資本最集中地體現就是在人的才能和價值上。目前,企業間甚至是國家間的競爭實際上就是人才的競爭,誰占有的人才多,誰就能夠在競爭中獲得優勢。近年來,跨國公司已經加大了對中國的人才掠奪,中國企業如果還不加強對人才的重視,將會失去企業未來發展的動力源泉;同時,企業還應該加快深化自身的人才制度和結構的變革,建立和健全完善的激勵機制和獎勵機制,培養自己的人才隊伍。加強學習,盡快熟悉和掌握知識產權方面的各種知識和規則,強化全民學習的氛圍,使全社會人民都懂得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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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貨物貿易中知識產權權利擔保的必要性。
知識產權的權利擔保是指國際貨物貿易中賣方應保證對其所出售的貨物享有合法的、沒有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識產權，并且任何第三方也不會就該貨物向買方主張任何知識產權。在國際貨物貿易中知識產權權利擔保是非常必要的。
1，知識產權權利擔保對于明確國際貨物貿易中產生的知識產權糾紛的最終責任方非常必要。在國際貿易中，貨物的賣方所交付的貨物可能既沒有侵犯賣方國家所保護的工業產權，也沒有侵犯買方國家所保護的工業產權，但由于買方把這批貨物轉銷往其他國家而侵犯了該轉售國所保護的工業產權或其他知識產權。如果買賣雙方在訂立合同時，賣方已就貨物涉及的知識產權進行權利擔保，那么知識產權糾紛的責任就應由賣方承擔。[1]
2，識產權權利擔保對于減少買方因知識產權糾紛而產生的損失非常必要。在貨物貿易中，涉及知識產權糾紛之后，可根據合同規定的雙方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來減少買方的損失。賣方有義務對該第三者提出，或對第三者的控告出庭應訴；在某些情況下，也可以規定由賣方承擔訴訟費用；賣方如發現有可能引起專利權訴訟的情況，必須及時通知買方，以便買方采取相應的對策，這樣就能減少買方因知識產權糾紛產生的額外費用而造成的損失。
此外，國際貿易中的知識產權權利擔保，還可以間接起到減少權利人的權利受到侵犯的機會。通過分配由誰來承擔侵權的最終負擔，來減少侵權發生的可能性。[2]
在國際貨物買賣中，第三方以知識產權為基礎就貨物主張權利或要求的情形可能出自以下幾種原因：第一，賣方交付的貨物是沒有得到作為專利技術擁有方的第三方許可而制造的；第二，賣方交付的貨物冒用了第三方的商標，或即使賣方使用的是自己的商標但因未在銷售地國登記注冊，而被第三方搶注的；第三，賣方交付的貨物侵犯了第三方的其他知識產權，如版權等，或在保護服務標記、廠商名稱、貨源標記和原產地名稱的國家，賣方未經第三方許可而冒用的。[3]
鑒于此種情況，如果有買賣雙方當事人自己在合同中約定是很細碎繁瑣的事情，所以《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CISG）第42條對此問題做出了規定，只要當事人運用即可，不必在此問題上花費更多的談判成本。
二，《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42條的制定歷史。
公約的前身海牙《國際貨物銷售統一法公約》（ULIS）第52條是否有包含這樣的權利，對此學者有不同的看法。Honnol認為沒有，但是Dolle認為ULIS也擴展到了知識產權。[4]ULIS第52條題為財產權的轉移，要求賣方提交的貨物不存在第三人的財產權或擔保物權，不允許第三人向賣方提出任何這方面的權利請求。它沒有明確描述賣方是否、如果是的話在多大程度上保證所提交的貨物不存在第三人的工業產權或其他知識產權或第三人在這方面的權利請求。德國的學者認為貨物收到第三人知識產權的煩擾，就是ULIS第52條目的下的所有權瑕疵。[5]大多數的國內法律體系也把賣方的知識產權擔保界定為對所有權瑕疵的一般法律責任的一部分。
在國內法中這樣嚴格的責任是恰當的，但是考慮到知識產權的地域性，在一個國際文件中要求賣方在世界范圍內對貨物知識產權擔保承擔嚴格責任，不是那么具有說服力。所以，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UNCITRAL）考慮到知識產權擔保問題的復雜性，這個問題就被排除在了公約之外（1976年日內瓦草約第7條（2））。在沒有公約明確規定，而學者有看法各異時，如果雙方當事人有沒有約定時，在實踐中就陷于了比較混亂的狀況。所以大多數國家政府的意見都傾向于制定一個明確的規則對此問題進行規制。在UNCITRAL第10次會議上，特別工作組于是制定了一個關于買方知識產權擔保的條款，本質上對應的就是現在的第42條。[6]其目的就是將賣方的知識產權擔保責任限定在可預見的范圍內。[7]我們可以從下述的內容中看出這個目的已經達到了。[8]首先，通過適用地域限制；其次，通過引入要求締約時就存在權力瑕疵的時間限制。
三，公約第42條規定的責任。
Ⅰ，公約不規范的。
第三人工業產權或其他知識產權的存在與否是否與貨物有關、在這方面有什么可適用的救濟來對抗買方，買方依誠信行事能否使貨物免受第三人知識產權的煩擾，這些問題由法院地的國際私法指引的準據法來決定，作為規則，此準據法多為公司注冊登記地法律。存在的工業產權或其他知識產權的一大特點是要受到地域限制，相對于貨物本身的所有權不受地域限制的情況而言恰恰相反；另一個更深層次的區別是在此領域中的非常重要的國際公約大多要求“國民待遇”和統一基礎保護。
Ⅱ，責任前提。
（一），第三人的工業產權或其他知識產權。
1，知識產權。知識產權是一個概括性的概念，這一點可以從條款的遣詞上看出，公約中并沒有給“知識產權”下定義。它到底都包括什么主題呢？公約第7條指出，解釋公約必須考慮到公約的國際條約性質。然而這會產生一個問題，即知識產權的重大特征之一是地域性，這意味著不同的國家對知識產權的認識可能不完全相同，國與國之間的知識產權制度會相差很大。所以，此時應考察在知識產權領域發揮重要作用的國際公約，[9]如伯爾尼公約（1967）、巴黎公約（1971），TRIPS中的相關規定。公約秘書處評論（最接近權威的官方解釋）提到了《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中的第2條第8款。這項規定對界定公約中所說的“工業產權或其他知識產權”非常重要。考慮到公約制定的時間較早，秘書處提到了的是那時相較而言定義最廣泛的《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的定義，由此可見公約的傾向是最大程度的放寬知識產權的外延。而現在，Trips協議對知識產權作了進一步的擴大，且其與貿易相關，成員國眾多，因此宜以其中的知識產權范圍為基準。所以，知識產權的范圍至少應該包括版權及相關權利、商標、專利、地理原產地標志、工業品外觀設計、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商業秘密這幾個方面的主題。
2，知識產權的概念不擴展到人身權利如姓名權或肖像權。[10]此處不涉及使用一個姓名的權利，也不涉及未經照片所有人同意而使用其照片從而引起權利人要求停止使用的權利。在一些國家的國內法中，將這些情況歸于導致所有權瑕疵的責任。那么公約中是否將之歸于第41條的責任還是對之類推適用第42條以便僅加諸于賣方一個有限的責任？后者的方式更好。知識產權因其本身就含有財產權和人身權兩個層面的意義，所以要在知識產權和人身權之間劃一個清楚的界限本身就很困難。與第41條的第三人的屬人屬物的權利相反，人身權不具有具體有形的客體，人身權的功能更像知識產權。此外，兩者的利益是可比的：第42條下賣方的責任有特別的限制，因為知識產權在各國間的差異很大；界定侵犯相關的人身權很難，通常在合法與非法之間僅有一線之隔，并且國與國之間的各種界限也千差萬別，所以，很有可能貨物上使用了某個名字在買方所在國接受這筆買賣（即不認為第三人的姓名權會干擾賣方正常的享有對貨物的權利）但是在另一個國家會認為這侵犯了第三人的姓名權、與知識產權接近的所有權外的禁止使用權。所以類推適用第42條是恰當的。
（二），權利請求（claims）。
知識產權的確定存在與否不相關，這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例如貨物使用了與受保護商標相似的商標，賣方相信這不會有混淆的危險，但是受保護商標的持有人主張了權利。相似的情形可以想象也會發生在注冊的外觀設計和版權的情況下，假定構成責任的其他條件都滿足，就剩下賣方反擊第三方請求的問題了。
賣方自己的權利和權利請求不適用第42條，它與買方使用貨物是否會受到第三方權利妨礙不相關。
1，不要求第三人主張他的權利，只要有第三人權利的客觀存在的事實，就足以使賣方承擔責任。有人或許會認為，在沒有第三人訴諸它們的權利的情況下，賣方沒必要承擔權利擔保責任，因為買方仍可以不受限制的自由處分貨物。如果一段時間后，第三方決定訴諸他的權利，買方仍可以要求賣方賠償。盡管如此，第三人的權利就如懸在買方頭上的一把達摩利斯之劍，在未來的某天可能會落下，使得買方不敢充分處分貨物，這對買方而言是商業上不能接受的。[11]此外，考慮到賣方將來失去清償能力的可能性，買方有可能無法行使追索權。[12]所以，第三人的權利的存在足以構成對買方處置貨物的妨礙，賣方必須承擔責任。
2，沒有法律根據的、輕率的權利請求是否在賣方的擔保范圍內。一種觀點認為，第42條的用語并沒有要求第三人權利請求的法律正當性（如法語與西班牙語的公約版本），而只是代表了一種請求。因此，即使第三方主張請求沒有法律根據，僅僅在于惡意損害買方的利益，賣方也應承擔責任。
然而，秘書處評論反對這種過于寬泛的責任。考慮到第42條的宗旨是限制賣方的權利擔保責任而不是象第41條那樣強調保護買方的利益，對于這種毫無法律根據、目的僅在于貶損買方的信譽的無理請求，賣方不承擔責任。以上第一種觀點無疑是鼓勵買方將商業風險轉移到賣方身上，這也是有損誠實信用原則的。
如此看來，使賣方負責的條件之一似乎是要求第三方的權利請求是善意行使的。這在邏輯上似乎可行，但是在實踐中，買方很難判斷、舉證第三人的權利請求是惡意的、沒有法律根據的，這往往使得買方不知道是否應停止出售貨物或使用貨物以減輕侵權的程度。對于輕率的權利主張，買方有免于承擔花費時間金錢抗辯的風險的利益，并且賣方常常有更有利的地位。如：（1）與專利有關的請求；（2）針對的是一個技術復雜的產品；（3）買方沒有相關的技術知識和技術專家，例如賣方只是一個零售商，只有賣方才有能力判斷權利請求是否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并且對產品有必要的充分了解來對抗第三人。筆者認為，從政策選擇的角度，賣方處于對抗此種權利請求得更有利的地位，應由其負責在上述幾類情況下的不分善惡意的第三人權利請求。
（三）賣方承擔知識產權擔保的時間范圍。
公約沒有明確規定賣方交付貨物后多長時間內對第三人根據知識產權對貨物提出權利請求承擔保證責任。有人認為正如第41條一樣，貨物不受第三方權利妨礙的時間通常是交貨的時間。如果是在賣方所在國交貨，沒有有關的知識產權存在，但是在使用國有這樣的權利存在，如果第三人基于一個未確定的知識產權提出權利請求并且他主張在交貨時權利就存在。那么這也是在擔保的范圍內。締約的時間僅與買方的“知道”及使用國的確定有關。第三方權利存在于締約時的事實嚴格說來不是產生責任的條件，因為賣方在交貨前可以通過獲得第三方許可或通過一個法律程序來成功的擊敗它的有效性來排除妨礙貨物的權利。[13]實踐中各國對公約的理解和解釋各個不同，因此，對賣方有利的辦法是雙方當事人在合同中做出約定。
（四），有關地域問題。
1，使用地。第42條（1）（a）中對第三人的責任與對貨物本身瑕疵的責任相近，因為在第35條（2）（b）下賣方也為貨物不適用于特殊目的負責，前提是賣方在締約時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該特殊目的。對于第42條（1）（a）的"轉售或以其他方式使用”中的連接詞“或”應該理解成“累積性的”考慮到當事人的締約自由，如果當事人既約定了轉售又約定了使用，那么把“或”理解成互斥性的是毫無意義的。也許會有這樣的疑問：如果提到了幾個國家，那不就增大了賣方的義務了嗎？但是，國際貨物銷售合同中通常包含禁止貨物的轉出口的條款，這就限制了賣方的責任。因此，如果賣方不能或不打算在多個國家提供擔保，他可以在合同中作明確地排除。
上述擔保責任僅發生在使用國是締約時雙方可預期的情況下。“預期”不必是書面明示的，雖然書面的文件在當事人發生爭議時有助于舉證。如果情況足以表明買賣雙方通過肯定性的行動默示的考慮到了一個國家，則也視為“預期”。如果買賣雙方以前有過多次交易，足以明確顯示出買方的目的，那么除非出現特殊情況，否則沒有必要每次都在合同中對此做出規定。[14]
2，買方所在國（第42條（1）（b））。這一國家的確定通過參照第10條，據此，買方營業地須是一個確定性的因素。締約后買方營業地的改變不能擴展或改變賣方承擔的擔保責任的范圍。第42條（1）（b）和第42條（1）（a）不能同時使用。這一條款的構成模式與第35條（2）（a）（有關貨物本身的瑕疵問題）相似，即在合同沒有約定時要符合貨物的通常目的的要求。
3，賣方所在國。賣方所在國存在影響貨物的第三人的知識產權或與此相關的權利請求嚴格來講不產生第42條下的擔保責任。因為知識產權是有地域性的，買方不關心賣方所在國的情況，他僅關心自己所在國或貨物目的地國的情況。當然，如果賣方所在國的第三人的知識產權或與此相關的權利請求導致了貨物在第42條（1）（a）或（b）所指的國家受到了妨礙，就是另一回事了。例如：根據國際私法規則某一外國的知識產權在賣方所在國被承認，或根據國際公約如《歐洲專利公約》第64條（1）或《馬德里商標公約》第4條（1）被承認，如果賣方國家的權利持有者直接對賣方提訟，就會導致賣方違反他的交貨義務（第30條）。
4，轉運途經國。公約對這個問題沒有涉及，因為幾乎所有的國內立法都規定，專利權人對途經該國的運輸貨物不能行使權利。此種情形下貨物并沒有進入流通領域，是故在此情況下賣方不承擔擔保責任。但是，假如最后的制造過程或對貨物的包裝是在運輸途經國進行的，而這侵犯了第三人的知識產權，可能導致貨物被沒收。[15]這種情況下，責任的承擔取決于誰發起了這些行為。如果是買方指示賣方或由于買方自己使用貨物造成侵權，則由買方負責（第80條）；否則相反，因為此時貨物尚未交給買方，賣方將違反他的義務（第30條）。
（五）賣方知道或可歸責的不知道。
賣方的擔保限制在如果賣方在締約時“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關于“知道”在實踐中爭議不大，但問題是“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賣方有義務對雙方考慮到的國家中存在的第三人權利進行調查嗎？
一種觀點認為“不可能不知道”給了買方一種證明賣方過錯的一種選擇方法，另一種觀點將其解釋為賣方過錯的一個因素，還有一種觀點認為這是賣方嚴重過失的表現。這些觀點都有道理，此外我們認為它還意味著一種行動，即如果一個人進行了一定的活動，他就能夠“知道”。這種責任意味著賣方應對雙方考慮到的貨物銷往的國家中是否存在侵犯第三人知識產權進行調查并及時通知買方，這也是確保雙方之間履行誠信原則（公約第8條第2款）所必要的。因此，這種調查是賣方的附隨義務。
1，賣方調查的附隨義務。根據秘書處的評論，如果處于爭議中的知識產權在目的國公布了，賣方就不可能不知道。這個假定有一個調查情況的義務，至少是在登記了的權利方面。在分析中，解釋就更傾向于問題的實質，因為時常的情況是賣方了解有關貨物的競爭對手，所以他可以預見可能存在的侵權。此外如果賣方的附隨義務被否認，那么賣方就會總是稱其不知道存在侵犯第三人的知識產權的情況，公約第42條就會失去它的法律意義。
然而，一些不同意見利用公約的制定歷史和公約不同的語言文本來支持否定存在這種義務的主張。西班牙文、英文、法文版本都使用了模糊的表達方法，沒有施加給賣方此種特別義務，但是，筆者認為不能停留在文字的表面意思上解釋這個詞語。固然公約第42條的目的在于限制賣方的責任（如前文所述），但主要是考慮到知識產權的地域性和獨立性使得賣方僅可能對特定國家存在的第三人權利作出保證，并沒有否定賣方應采取積極的措施。作為貨物的出售者，其相對于買方更有條件了解貨物是否侵犯了第三人的知識產權，讓買方對所購貨物進行這方面的調查是不符和情理的，除非雙方在合同中對此做出相反的約定。如果雙方在合同中約定買方處理在使用國的登記了的知識產權問題，這就減輕了賣方的調查責任。
2，賣方在何種程度上有義務進行調查？在這個問題上不存在適用于所有的賣方的標準。調查的范圍依賴于特定國家的知識產權的公布情況和方式、賣方的個人能力（是專業的還是小型貿易經營者）以及貨物將被轉售或使用的國家。
多數國家都對專利和商標進行登記，以使得公眾了解到存在的無形權利。當第三人的權利被公開時，賣方的這種調查義務就是無條件的。即使賣方可以依賴于買方所提供的信息，他們也無法逃避這個義務。[16]但是，對于非登記的知識產權，例如版式設計、技術秘密，就很難合理的要求賣方去調查。因為實際上認定賣方主觀上“不可能不知道”依靠的是推定的方法，即在第三人的知識產權已在合同約定的國家被公布的情況下，賣方有調查的義務，如果賣方沒有這么做而造成所出售的貨物侵犯了第三方的知識產權，他應對此負責。如果第三人的知識產權沒有被公布，賣方便無此種義務，因為即使他進行調查，也發現不了什么，因而此種情形下賣方不承擔責任。
不是所有的賣方都應該承擔相同的職責。如果賣方是相關國際貿易領域的大公司，它就必須進行大量的調查查清是否存在第三人的知識產權，不管是哪個特定國家。相反，如果賣方只是小型對外貿易商，就不能指望他與前者承擔相同的責任。[17]而且，特定的國家對賣方的這種義務也有很大影響：在與賣方所在國相鄰的國家，這種調查的程度要求就比在離賣方所在國很遙遠的國家要高。[18]當然，網絡時代的到來大大方便了賣方進行的這種調查。特定國家離賣方所在地的遠近或許不會這么重要了。然而，到目前為止，利用網絡檢索知識產權還未方便到足以消除這種地理位置的差別的地步。
3，告知買方的義務。不論賣方的規模大小、是哪一個特定國家，賣方必須告訴對方當事人他的調查結果。如果第三人的權利是在合同簽定后才產生而賣方又知道這一事實，由于雙方互負合理行為的義務，賣方的信息有助于買方改變處置貨物，從而避免損失的發生。例如賣方可以將貨物轉發到一個不存在此知識產權的國家或及時取得一個恰當的許可。賣方違背此義務會導致其承擔損害賠償的責任。
Ⅲ，賣方擔保責任的排除。
（一）買方知道或可歸責的不知道。第42條（2）（a）規定如果買方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存在第三方知識產權時，賣方不再承擔責任。公約第42條（2）（a）的規定結合第42條第1款就會得出一個矛盾的解釋。如果發生爭議，賣方可以首先辯解說他在訂約時不知道第三人所主張的權利存在；買方可能會說專利已經公布、商標已經注冊，賣方不可能不知道第三人權利存在；賣方這時可以主張，既然憑專利公布、商標登記推定賣方明知，那也應基于同樣理由推定買方明知，買方比賣方更有條件知道第三人知識產權的存在。根據第42條第2款a項，買方在訂立合同時已經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第三人權利存在，賣方就可以免則。
為了避免產生這種自相矛盾的解釋，有必要討論一下買方的調查義務。
顯然，買賣雙方的調查義務不是對等的，賣方的要大于買方的。但是，如果買方有能力或更容易對約定國的知識產權情況作出估計，他就不應該從賣方的擔保中獲益。因此，對于買方小心謹慎就能發現的以及知名度很高的知識產權，買方不能忽視它們的存在。此外，如果買方締結合同時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存在第三人的權利，他有義務告知對方當事人，這是因為合同當事人之間有合理行為的義務。[19]
買方知道或可歸責的不知道的相關的時間是締約時，買方后來才知道不會導致此條款的賣方責任的排除，但是可以引起發出第43條（1）下的通知的期限的開始。
（二），根據買方的指示。
1，賣方責任的排除。第42條（2）（b）明確所指的是遵照買方提供的技術圖樣、設計、款式或其他規格。買方給予的一般信息以及表達的愿望給賣方留有空間去實施賣方自己的決定，特別是允許賣方去選擇一個替代性的、非侵權的生產方式，不能排除賣方的責任。但是無論如何賣方的責任仍以其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第三人的知識產權或相關的權利請求為條件。另一方面，此條款的運用并不要求以買方知道遵照他的指示會導致侵權為前提。
但是，如果賣方認識到第三人權利可能會遭到侵犯，誠信原則苛以他將事實提示買方注意的義務。[20]如果他未能如此（并且假定他在締約時知道這個權利）他就不能依第42條（2）（b）而獲得責任免除。他的隨后的知道并且未通知買方可能導致違反輔助義務的損害賠償。但是如果通知之后買方仍然堅持賣方要遵從他的指示行事，賣方的責任終止。
2，賣方救濟。第42條（2）（b）沒有表述賣方可以以什么救濟對抗買方。如果后者的指示導致了賣方在其所在國侵權，能夠很容易指向CISG第61至65條，不應該援用其內國法（公約第7條（2））。[21]
買方提供技術圖樣等是一個附屬義務，同時買方還隱含地有義務保護賣方不會因遵循其指示而受到傷害。如果賣方認識到遵循買方指令會導致侵權，他可以首先要求買方以一種避免這種侵權的方式來履行賣方的義務（第62條）并且指定一個寬展期，在此期間內買方改變其指令或者有可能的話去獲得許可（第63條（1））。如果不能以一種非侵權的方式來完成貨物或買方堅持要賣方遵循他的可能導致侵權的指示，買方就構成了根本違約，賣方由此而獲得解除合同的權利（第64條（1）（a））。期待賣方審慎地侵犯第三人權利并且因此將自己置于可能受到損害賠償請求的地位是不合理的。但遵循買方的指令已經導致了侵權的時候，買方因違反他的附隨義務而按照第74條對賣方的損失負責；賣方在損害賠償方面的民事責任總是第74條第二句下的一個可預見的后果。但是如果賣方意識到侵權的可能性，買方負擔的損害賠償必須根據第77條第二句相應的減少。
（三），未能發出通知。
如果買方未能根據第43條（1）發出通知，他就喪失了他由于第三方知識產權對貨物造成的影響而產生的權利，除非他有根據第43條（2）或第44條的例外。
（四），免除責任條款的效力Ⅰ。
通過第6條的功能，當事人自由的決定整個或部分的排除將第42條適用于他們的合同，這種排除條款的有效性取決于根據國際私法指引的國內法的規定。（第4條（a））。但是各國法律大都有一個普遍的規則“一個人不能免除自己對因自己的過錯甚或是疏忽大意造成的后果的責任”。因為僅在賣方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的情況下才產生責任，所以他不可能通過合同排除自己的責任。
[1]蔡四青：《對國際貿易中知識產權權利擔保的認識》，《學術探索》，2003年第6期，第47頁。
[2]不能限制第三方權利人針對賣方還是買方主張權利，只能安排后果的最終承擔者，并且這種安排并非無限制的，本文后面還會涉及到這個問題，此處不再贅述。
[3]徐俊、朱雪忠：《論知識產權擔保》，《科技與法律》，1998年第4期，第35頁。
[4]FritzEnderleinProfessorofLaw,Potsdam：《RightsandObligationsoftheSellerundertheUNConventiononContractsfortheInternationalSaleofGoods》，]，此案法官認為對賣方調查義務的要求因賣方的規模、類型而定。
[18]JosephJ.SchwerhaIV：《WarrantiesagainstInfringementintheSaleofGoods:AComparisonofU.C.C.§2-312(3)andArticle42oftheU.N.ConventiononContractsfortheInternationalSaleofGoods》，Reproducedwithpermissionfrom16MichiganJ.Int''''lL.(1995)441-483，]。
關鍵詞：加工貿易；知識產權保護；侵權界定；商標侵權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生產國際化的發展，國際分工呈現出以價值鏈為基礎生產的強勁趨勢。在這一變革過程中，許多發展中國家依靠其勞動力比較優勢，加工貿易得到迅速發展，但由于發達國家知識產權保護的加強而引起的知識產權爭端也越來越多。我國作為加工貿易大國，在知識產權方面也遇到了許多困難和障礙，與發達國家產生了許多摩擦。這給我國加工貿易發展帶來了許多問題。實際上，知識產權保護主要是為了通過維護知識產權所有人的權益，保護和鼓勵創新。但同時，知識產權保護的濫用也有可能損害公共利益，損害市場競爭。知識產權保護存在一個“適度”問題。本文主要以耐克滑雪夾克商標侵僅案為例，以適度保護為基礎，對加工貿易中知識產權保護的范圍及侵權行為的界定作一些分析。
一、耐克滑雪夾克商標侵權案簡述與問題的提出
2000年6月，浙江嘉興市銀興制衣廠接到浙江省畜產進出口公司一筆4000多件夾克衫的來料加工訂單，加工費為每件26元。在不到半個月的時間里，銀興制衣廠加班加點準時完成服裝的加工。夾克衫成品被送到了深圳文錦渡海關的倉庫。2000年8月12日，進出口公司通過深圳文錦渡海關報關出境，擬經香港轉口出口到西班牙，在2000年9月10日交付給委托加工方——西班牙CI—DESPORT公司。2000年8月19日，耐克公司以這批服裝侵犯了“NIKE”商標權為由，向深圳文錦渡海關申請扣留這批服裝；2004年8月24日，深圳文錦渡海關對這批商品進行了扣留。隨后美國耐克國際有限公司以銀興制衣廠、浙江省畜產進出口公司、西班牙CIDESPORT公司侵犯商標權為名，狀告到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02年l2月，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最后判定：CIDESPORT公司、浙江省畜產進出口公司、銀興制衣廠構成共同侵犯美國耐克公司的商標權。判決賠償損失30萬元人民幣。
這一判決引發了在加工貿易中知識產權保護，特別是商標權保護的問題。給我國許多以定牌加工或貼牌加工的企業帶來了許多困惑。這是以美國為基礎的國際有關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規則和發展中國家在加工貿易中經濟發展、市場競爭和公共利益之間如何協調的問題。
二、加工貿易中知識產權保護的范圍：全球規則與國家利益協調
(一)加工貿易特點及其知識產權保護
加工貿易是指從境外保稅進口全部或部分原輔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裝物料經境內企業加工或裝配后將制成品復出口的經營活動。加工貿易主要包括來料加工、進料加工和結轉深加工三種形式。來料加工是指進口料件由外商提供中方加工，企業既不需付匯進口，也不需用加工費償還，制成品由外商銷售，中方加工企業收取加工費的加工貿易。進料加工指料件由經營企業付匯進口，制成品由經營企業外銷出口的加工貿易。來料加工和進料加工的區別在于，來料加工中外商和中方加工企業是委托加工關系，料件和制成品的所有權并沒有轉移，中方只收取加工費；而在進料加工中外商和中方加工企業是買賣關系，料件和制成品的所有權轉移。結轉深加工是指進口料件在經過隸屬于兩個不同海關管轄，加工企業初次加工和深加工之后復出。
加工貿易實際上是生產國際化的產物，是跨國公司生產環節的國際延伸，是企業組織方式和生產結構的國際重構，是生產活動的外部契約化。其生產各環節的聯系方式雖發生了變化，但其生產的本質沒有變化。在加工貿易中，不論是哪種貿易方式，加工方都是接受委托方的委托進行生產，加工方實際上相當于委托方的一個臨時性加工車間，只是這時他們之間是通過契約方式連接起來的。加工貿易其銷售市場都是委托方所制定的國外市場。因加工貿易是在不同國家、不同企業之間進行，所以在加工貿易方式下，經常使用國外客戶的商標或品牌并要求印上其他國家生產的宇樣并且產品的造型、生產技術可能會涉及專利、商業秘密等。這必然涉及有關委托方或其他方商標、專利等知識產權問題，涉及到知識產權的保護問題。在加工貿易中，由于加工貿易的特點決定了加工貿易知識產權保護的復雜性和侵權認定的困難。這一問題處理不當將會給加工方以及以加工貿易為主的國家帶來較大的利益損失。
TRIPS協議是目前有關于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方面的最權威的規定。他對各國在有關知識產權保護方面主要遵循的內容作出了較為詳細的規定。但TRIPS協議沒有針對加工貿易作出特別規定，下面我們將在TRIPS協議一般性規則的基礎上，結合以上案例，探討加工貿易知識產權保護的范圍及侵權行為的界定。
(二)加工貿易知識產權保護的原則
由加工貿易的特點可以看出，加工貿易知識產權保護的范圍應該是傳統知識產權保護范圍的企業間延伸，重點應是知識產權侵權利益所在地或最終產品目的地。從生產環節來看，應該是加工貿易委托方。從進出口角度來看重點應是進口。但我國現行的《知識產權海關保護條例》在加工貿易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存在某些過度保護問題。其結果是嚴重影響了我國的出口貿易。因此，我們認為，加工貿易知識產權保護應該遵守以下幾個原則：
1．終端市場保護原則。從這一原則出發，海關對進口貨物可以行使扣留權，對出口貨物不能行使扣留權。我國的現行的《知識產權海關保護條例》是以WTO《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協議)為基準修訂的。但是一般人并不知道的是：TRTPS協議只要求成員國(地區)海關對有知識產權問題的進口貨物進行扣留，但并沒有要求對有類似問題的出口貨物進行扣留。比如TRIPS協議的發起人之一美國，就并沒有在制定其本國《知識產權海關保護條例》時將對出口貨物的盤查、扣留包含進去。美國的規則是，認為自己的知識產權被侵犯的權利人可以謀求通過司法程序來表達自己的訴求，但若這批有侵權嫌疑的產品申請出口，知識產權權利人卻不能要求美國海關對其加以扣留，美國海關沒有這樣做的義務。但是中國海關卻有這樣的義務。在這個案例中深圳文錦渡海關忠實地履行了這一義務，于是銀興制衣廠加工的這批服裝被扣留了。從事后的結果來看，正是因為貨物被扣留，才使原告方耐克公司在法院的和舉證獲得了優勢。若貨物沒有被扣留，那么耐克公司要想獲得充足的證據，則要等到這批服裝運出國門再調查取證，還需要立案、偵破、審訊，需要一個漫長時間的過程。耐克公司的訴訟幾乎無法完成。在這個案件當中，耐克公司充分地利用我國的海關制度讓自己的利益得到了保護，而我國的企業卻因為這樣的制度的約束，根本沒有緩沖的余地?！边@樣的一個條款給中國企業帶來了巨大的損失。
2．加工方無過錯責任原則。受托企業作為委托方的生產加工方，其行為應以委托方的委托為依據。如果加工企業在履行其合同時有明顯的過錯侵權行為，則它應承擔相應的責任，否則侵權責任只能以委托企業為準。如果加工企業無過錯，則不應承擔任何責任。
3．損害的公平賠償原則。首先，加工貿易侵權賠償應以損害為前提，如果侵權行為已造成損害，則侵權方必須向受害方給與賠償。其次，損害賠償的大小應以損害的程度與大小和侵權方獲利的可能大小為基礎來進行計算。
三、加工貿易知識產權保護及侵權范圍界定
從以上所述加工貿易知識產權保護的原則可以看出，加工貿易侵權行為的界定范圍應該既有其一般性特點，也應該有其自有特點。就一般民事侵權而言，傳統理論認為民事侵權行為應當有四個構成要件：損害事實的客觀存在、侵權行為的違法性、違法行為和損害事實之間的因果關系以及行為人的主觀過錯。但是隨著我國司法實踐的發展，傳統民事侵權理論被逐漸簡化甚至拋棄。例如，2001年重新修改的《商標法》規定，銷售假冒注冊商標商品的行為屬于侵權行為，實際上刪除了舊商標法以行為人主觀故意作為侵權構成要件的要求。對于在生產過程中使用他人商標的行為，《商標法》及其細則一直沒有把行為人主觀故意作為認定侵權行為的標準之一。從現有法律法規看，行為人的主觀過錯已經不再是商標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了。甚至有人主張，“明知”和“故意”是刑事制裁的標準，而不是確認民事侵權的標準。這一主張和我國《民法通則》對過錯責任的一般規定是相悖的。對于損害事實，我國與商標有關的法律一直沒有將其作為判定民事侵權行為的構成要素提及。與傳統民事侵權理論相比，我國商標司法實踐已將構成商標民事侵權的要素簡化到了極點，即只要實施法律界定的商標違法行為，即構成侵權。但是，這種法律規定上的粗略可能給法院認定商標侵權帶來問題。
就本案而言，根據傳統民事侵權理論，很難認定被告的行為屬于商標侵權行為。首先，被告行為對原告造成損害的可能性就不存在。由于所有產品將在西班牙銷售，被告不會損害原告在中國的任何商業利益。而在產品的銷售地——西班牙，原告不擁有對某商標的權利，因此，原告在西班牙的相應利益(如果有的話)也不會受到損害，所以民事侵權構成要件之一項損害事實不存在。姑且不論被告是否存在侵權故意以及被告行為是否違法，損害事實之一項要素不存在，在傳統民法理論上被告的行為就不構成侵權行為，反過來講，當原告不可能因被告的行為而遭受損失時，將被告行為認定為侵權并判令其承擔責任也違反了法律最基本的公平原則。除了傳統民法理論外，商標法的相關理論也能支持被告行為不構成侵權這一判斷。商標最本質的作用在于標示產品的來源，商標侵權導致消費者對產品來源產品誤認，進而損害注冊人的商業利益。
論文關鍵詞 國際貿易 知識產權 戰略對策
一、知識產權在企業國際貿易中的作用
（一）積極作用
在知識經濟時代，智力資源豐缺盈余程度將成為企業在國際分工與國際貿易的決定性因素。豍知識的生產成為企業在國際貿易中提高競爭力的手段的同時也將成為企業貿易的主要形式。在當前的國際貿易中，含有知識產權的產品與服務所占比重越來越大，知識產權與貨物貿易及服務貿易的關系日趨緊密。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所涉及的商標權、外觀設計權和專利權、版權、廣告、地理標志等，一方面能夠極大地提升商品和服務價值，另一方面也導致了大量的知識產權糾紛。豎
一種經濟現象的持續與發展需要法律制度的支持。知識產權制度的建立，促進了知識經濟時代的發展，加強了知識產權的國際貿易的可行性。某種意義上，可以認為，知識產權制度的建立，使得當今企業的國際貿易成為可能。豏由于知識產權保護會對企業的國際貿易有著重大的影響，因此，可以說，只有一個國家的知識產權保護的程度得到提高，這個國家的企業國際貿易的發展水平才會同時提高。
在經濟、法律與科技的共同作用下產生的知識產權制度是一種鞭策和調整的利益機制。“知識”也是一種資源，這種特殊資源的歸屬問題也相應得到解決。為了使特定的智力成果發揮了“知識”的價值，而將知識產權設為法定的專有權。這不僅使權利人擁有了充分的利益，而且還提高了人們進行創新活動的積極性。通過法律機制，知識產品取得了一定的權利，某些無形的知識產品則變身成為受法律保護的合法利益?？偟膩碚f，知識產權法律制度是知識的使用和擴散、知識的產業化乃至國際化的重要條件。
（二）消極作用
知識產權制度的建立，保障了企業國際貿易的秩序，這使眾多的企業在國際貿易中獲益。但事實上，國際貿易的秩序實質上是發達國家企業的國際貿易秩序，發達國家企業在此獲益頗多，而發展中國家以及不發達國家的企業卻飽受剝削，尤其是中國企業。
為了能夠快速地與世界的經濟秩序融為一體，中國果斷地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為此，中國既要承擔因融入全球化經濟所帶來的經濟風險，也應當享有在世界貿易組織之下的法律規則的保護。而在當今的法律規則制度中，最主要的法律規則的保護是享受知識產權制度的保護。然而，中國步入WTO不久，自2005年1月起發生的多起涉外知識產權糾紛卻使中國陷入了知識產權危機。如英特爾起訴中國某企業生產的語音卡侵犯其專利，又如日本的三洋在電池專利方面與深圳比亞迪產生了糾紛等等。當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以及中國產品在全球市場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時候，知識產權危機給這一全球化進程蒙上了一層陰影。
二、我國企業對外貿易中的知識產權保護現狀
（一）立法方面
為了更好地保護知識產權，我國做了一系列改進。1982年的《商標法》、1984年的《專利法》以及1990年的《著作權法》都為此奠定了法律基礎。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相繼加入了《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尼泊爾公約》、《保護音響制作者防止非法復制公約》等一系列知識產權國際公約后，我國為了實現對國際公約的承諾，對國內的法律進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在1993年頒布了《反不正當競爭法》，使我國的知識產權立法水平有所提高。于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三大法律及其實施細則均按照WTO的承諾和要求進行了進一步的修改，并于2004年對《對外貿易法》進行了修改。另外，2008年又新增了《反壟斷法》。據此，如果權利人隨意亂用知識產權，就會與商品市場上的限制競爭行為相同，由反壟斷法來進行調整。
配合知識產權立法，最高人民法院也相繼出臺了若干司法解釋，對涉及知識產權的審判工作做出指導，如《關于審理著作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關于審理專利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關于審理商標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等，協助人民法院審理知識產權案件。
（二）政策方面
我國對于知識產權的政策，方向明確、層次清晰，尤其在國家正式啟動知識產權戰略以來，更是對知識產權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視。比如，在2006年頒布了《2006年中國保護知識產權行動計劃》，確切地指出了當年的保護知識產權工作的計劃，顧全大局的同時抓住了重點，科學合理，可操作性強。
另外，為了加強國際貿易中的知識產權保護，商務部已經提出逐步建立和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考慮到我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此制度必須是與我國國際貿易發展階段相適應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到2020年，我國與國際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戰略要達到的主要目標是：（1）建立系統、完善的國際貿易中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2）加強對外合作，參與制定多、雙邊國際規則，切實有效地維護我國國家利益和知識產權人利益。
三、我國企業知識產權應對戰略
（一）專利對策
政府在推進企業專利戰略方面扮演著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企業專利戰略是介于區域戰略與行業專利戰略的中介，也是整個國家專利戰略實施的基礎。政府從宏觀角度加強戰略協調方面的指導具有重要作用。具體來說，政府在推進企業專利戰略實施方面的功能和使命主要包括：第一，啟動國家專利戰略工程，為企業全面、有效實施專利戰略提供切實可行的宏觀指導。第二，完善專利政策和法律法規體系，為企業專利戰略實施提供政策導向和制度保障。第三，加大專利保護宣傳力度。第四，加強企業技術創新的支持和扶持力度。第五，為企業和公眾搭建公共信息平臺，強化專利信息網絡基礎設施服務建設。第六，培訓企業專利技術管理人才，為企業專利管理和戰略服務。
企業需要盡快樹立專利競爭觀念、專利戰略意識和專利經營意識，密切追蹤國內外專利戰略特別是跨國公司專利戰略發展動態，加緊制定和實施專利戰略。我國企業的整體經濟能力和技術開發能力都比較薄弱，可以在專利戰略實施模式上，采取追隨戰術，在緊密跟蹤國內外專利發展動態的基礎上，通過引進技術、消化吸收，圍繞基本專利技術開發外圍專利，創設自己的專利戰略防御系統，突破跨國公司的專利壁壘。同時，還要加強專利實施、重視專利文獻和情報分析、完善專利激勵機制、構建自己的技術標準和加強企業的專利管理。由于打破以國外跨國公司為突出代表的專利權的封鎖是我國企業對外貿易中需要高度重視和關注的問題，企業特別需要注意以下四方面：第一，高度重視國際貿易領域專利權問題，摸清情況，有的放矢；第二，重視海外專利申請；第三，遇到專利法律糾紛時果斷采取適當對策；第四，重視定牌加工（OEM）中的專利處理對策。
（二）商標對策
目前，企業市場競爭，不僅僅表現為技術之間的競爭，同時也表現為品牌之間的競爭。商標是企業信譽和企業形象的載體，尤其是勤勤懇懇逐步培養起來的馳名商標，則成為了企業參與全球市場競爭的銳利武器。正是由于商標在現代市場競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國外跨國公司不僅在目標市場國家和地區申請了大量的專利，而且申請注冊了大量商標。這種做法值得我國企業借鑒。在此基礎上還要加強商標管理，包括商標的注冊、使用、商標文件資料的保管、商標標識印刷、商標投資管理、權利維護等內容。同時還要保護企業的海外商標權，主要涉及海外商標確權、防止他人在海外搶注商標、打擊在海外侵犯我國企業商標權的行為等等。
根據國際經驗，實施商標的國際化經營戰略、打造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國際品牌，是美國、日本、韓國等國家的企業向國外市場滲透并最終取得國際市場競爭優勢的重要經驗。比如在日本的家用電器、電子、汽車行業，松下、本田、三菱、東芝、索尼等品牌早已經是全球家喻戶曉的馳名商標。這些品牌的國際化經營，從市場營銷學的角度看是由于需求的國際轉移，因為需求的國際轉移為品牌的國際化提供了內在動力和條件。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國企業應該抓住機會，啟動國際化經營戰略，這也是我國企業在與國外跨國公司較量中必須學會的本領。
另外，還要選擇好正確的商標戰略模式。企業的戰略存在不同的模式，而且對具有不同技術和經濟實力的企業來說，在戰略模式的選擇上也不盡相同。如就擁有馳名商標的企業來說，利用商標手段獲得競爭優勢的商標戰略、聯合商標戰略和防御商標戰略是其中的重要模式。就品牌定位和使用模式來說，個別商標戰略、統一商標戰略就分別適用于不同的市場定位的企業。在新產品市場上，也存在不同的商標戰略模式。因此，選擇正確的商標戰略模式非常重要。
（三）知識產權糾紛對策
從我國企業的整體實力出發，綜合評價我國企業對外貿易中具有的知識產權的實力，可以得出：我國企業的自主知識產權研發仍處于國際貿易的劣勢當中，受國際知識產權貿易的消極影響大于積極影響。因此，必須加快我國企業的知識產權開發和利用，同時在當前的知識產權國際規則中保護我國企業的利益并盡可能尋找突破口。
為了加快我國企業的知識產權開發和利用，首先需要改善我國外貿企業的法律環境，加快知識產權立法空白，提高司法和行政效率，使法律、法規的內容具體化。其次，應該引導我國外貿企業注重知識產權的創新。再次，需要加強我國外貿企業知識產權資源的整合。
為了保護我國企業的利益，首先要努力參與國際標準化的制定。主要途徑有兩條：一是企業自身實力的發展和在國際市場上地位的提升，二是政府和外交途徑的解決。其次，需要加快我國外貿企業的自主創新。自主創新的方式有三種：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先進技術上的消化、吸收與再創新。再次，在我國外貿企業的知識產權發展中，要加強政府的主導作用，增加企業和政府的戰略互動。最后，要采取適當方式加強對外知識產權貿易的管理、指導、咨詢和培訓。
為了切實落實對對外知識產權貿易的管理、指導、咨詢和培訓，需要注意一下幾個方面：一是做好出口企業的準備，建立產業專利情報服務網并搜集專利情報進行專利分析；二是積極參加國際標準的制定和修改；三是構建我國的“專利策略聯盟”；四是出口企業應規避國外知識產權陷阱，避免侵犯他人的知識產權；五是出口企業應有效利用專利文獻，規避國外知識產權陷阱。
（四）跨國知識產權訴訟的應對
當企業在外貿活動中發生知識產權糾紛特別是侵權糾紛時，應當采取正確的態度予以解決，積極應訴，主動維護自身權利。可以提出反訴，證明原告權利瑕疵或無效。由于爭議性質的各不相同，可以見招拆招，有時可以證明所謂的“損害”并不存在，必要時也可以證明“國內產業”并不存在。也可以利用中止程序，使原告無法任意操縱和控制并行訴訟制度，同時為被告自己贏得充分的應訴準備時間和節省精力與費用。豖應該有效地利用知識產權法的規定，比如運用專利無效程序、專利權的保護范圍和“先用權”的規定繞過其他企業的專利等等。而當我方確實侵權時，則不要在訴訟中硬頂，為了防止浪費時間和金錢，有時候也要見機行事，小心看準合適的時機與對方進行和解，否則可能出現的最不利的結果。
近年來,美國及歐盟等發達國家利用TRIPS協議的彈性條款,以市場準入及跨國投資為誘惑,使發展中國家與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s,以下簡稱FTAs),在這些FTAs中加入一些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標準的條款。由于這些條款超過了TRIPS所規定的保護標準,被稱作TRIPS-plus條款。隨著FTAs的盛行,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簽訂了含有TRIPS-plus條款的FTAs,特別是在藥品的專利保護領域,TRIPS-plus的擴張顯得尤其突出。TRIPS-plus條款的強勢擴張在影響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秩序、侵蝕知識產權保護多邊體制的同時,對發展中國家藥品的可及性(即可獲得性)不可避免地帶來負面影響。因此,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深入研究TRIPS-plus條款并及早制定出應對策略,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TRIPS-plus條款的緣起與發展
早在19世紀末,國際社會就開始注意知識產權的保護工作。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主要有國際條約和國內法兩條途徑,其中國際條約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TRIPS協議產生之前,國際上已經有一系列保護知識產權的國際公約,如保護工業產權的《巴黎公約》、保護版權的《伯爾尼公約》、保護鄰接權的《羅馬公約》以及《關于集成電路的知識產權條約》等等。但是,由于美國等發達國家對知識產權的保護程度較高,這些公約不能滿足發達國家對知識產權提供高標準保護的需求。比如,《巴黎公約》沒有規定專利的最低保護期限,對于商業秘密也無專門公約予以保護,此外也無一個有效解決知識產權糾紛的爭端解決機制。
在烏拉圭回合談判之初,美國以退出談判相威脅,要求將知識產權納入多邊談判?？紤]到烏拉圭回合協議作為一攬子協議,包括了發展中國家所希望得到的一些東西,例如紡織品協議回歸、服務貿易協議、更強化的爭端解決機制等,發展中國家最終做出了妥協和讓步。1991年,關貿總協定總干事提出了烏拉圭回合最后草案的框架,其中《與貿易(包括假冒商品貿易在內)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簡稱TRIPS協議)基本獲得通過。1994年4月5日,125個參加談判的成員方在摩洛哥的馬拉喀什簽署了包括TRIPS在內的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最后法律文件。可以說,TRIPS是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勝利,為國際知識產權保護提供了統一化和協調化的最低標準,即各成員對知識產權所提供的保護可以高于但不能低于TRIPS所制定的保護標準和要求。與其他保護知識產權的國際條約相比,TRIPS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擴大,保護期限普遍延長。此外,TRIPS協議還規定了詳細而完善的知識產權執法措施,包括行政和司法程序,并且將有關知識產權的爭端納入GATT/WTO爭端解決機制,強化了各成員在國際貿易活動中保護知識產權的義務。
論文關鍵詞：民族國家，主權權利，知識產權，跨國保護
經濟全球化給人類生活帶來了積極的變化，使得原本在民族藩籬隔閡下的主權國家緊密聯系，使散居各地的人們建立起彼此互通有無的“地球村”。全球化引起了人們思維方式的變革，信息的瞬時傳播便利創新思想的相互借鑒，同時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仿制”、“貼牌”、“冒牌”甚至“抄襲”現象的泛濫。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際社會若要合作保護知識產權必然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難。
經濟全球化給知識產權帶來的巨大變化隨處可見。作為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知識產權法伴隨經濟基礎的變化而呈現嬗變之勢。國際社會雖然缺乏國內那樣有組織的政府，缺乏對所有民族國家行使權威的超國家組織，但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國際社會是有法律秩序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國際法律體系是一個松散的、碎片化的規則集合體，不過，隨著全球化的深入拓展，知識產權國際統一法運動不斷升級、政府間國際組織的相關立法運動正深入到國內立法活動的傳統領域。從知識產權的產生、效力到權利的期限，從知識產權的地域性到超地域性、從知識產權的私權性、壟斷性到公益性、社會化，從純粹的私有財產權到與人類生命健康權的關聯關系，等等法學論文，凡是與人類生活密切相關的領域都存在知識產權國際統一立法的痕跡。國際知識產權法軟性約束的形象正在被改觀。
需要指出的是，傳統知識產權立法無法化解的三對矛盾：知識產權的地域性與普遍保護的需要、各民族國家知識產權立法的歧異與知識產權的有效性、屬地管轄權與屬人管轄權形成的主權沖突，均仍困擾著經濟全球化形勢下的知識產權國際合作保護事業，其中以主權為最大桎梏。
一、屬地管轄權與知識產權保護
知識產權具有嚴格的地域性。根據一國法律創設的專利權、商標權與著作權并不當然在其他主權者領土上被承認為權利。這是主權在知識產權領域最常見的注解。主權原本是一個國家政治學概念。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一書中對主權的來源――公意――進行解說后，寫道：“主權既然不外是公意的運用，所以就永遠不能轉讓；并且主權者既然不過是一個集體的生命，所以就只能由他自己來代表自己；權力可以轉移，但是意志卻不可以轉移”。由此，我們將主權的特性之一概括為“主權不可轉讓”。在盧梭的著作里主權是對政府與人民關系的詮釋，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在國際法上，主權是一個法律術語，是對并列存在的國家人格的高度抽象小論文。所以，在國際法學者眼里主權對內是最高的、對外則是獨立的。在一國之內，主權所及之處，沒有較之更高的權威。主權對內、對外的兩個方面中，以對內的向度為我們考察的基礎。對于他國的知識產權在內國是否應當給予保護，需要求助于屬地管轄權。
就此而論，主權不對知識產權的設權行為發生直接的調整與約束作用，是需要借助知識產權保護權為中介手段的，沿著“主權――管理權――知識產權”而起作用。傳統國際法對主權進行二分結構的劃分，分割為“屬地管轄權”和“屬人管轄權”。需要申明的是，此處的劃分是人為的，是純粹基于理論探索的方便。因為實質上主權是不可以分割的，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國家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基于屬地管轄權的措施主要表現為知識產權認可制度，比如，對外國人、無國籍人的作品、發明、商標是否予以承認、外國專利許可使用的地域范圍、中國人向外國申請專利的客體限制及審批，等等。屬地管轄權的行使在不違反該管理者所屬國締結或參加的國際知識產權條約與公約義務的時候，其效力是不容置疑的。
二、屬人管轄權與知識產權保護
當論及屬人管轄權的時候，在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問題上，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是：主權者對位于主權者領土之內的和旅居非本國領土的“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依憑何種根據確立其隨人所至的管轄權力？盧梭在論述主權權力的界限時寫道：“如果國家，或者說城邦，只不外是一個道德人格，其生命全在于它的成員的結合法學論文，并且如果它最主要的關懷就是要保存它自身；那末它就必須有一種普遍的強制性的力量，以便按照最有利于全體的方式來推動并安排各個部分。正如自然賦予了每個人以支配自己各部分肢體的絕對權力一樣，社會公約也賦予了政治體以支配它的各個成員的絕對權力。正是這種權力，當其受到公意指導時，就獲得了主權這個名稱”；“凡是一個公民能為國家所做的任何服務，一經主權者要求，就應該立即去做”。按照盧梭的理解，國家的各個成員有服從主權者管轄的義務，這是主權者對其公民行使屬人管轄權的正當理由。在現代國際法的視野里，屬人管轄權是國家主權對人管轄權力的自然衍生。也就是說，既然一國公民通過國籍的紐帶與其母國發生政治的和法律的聯系，那么，當位于本土之時，母國對之行使管轄，順理成章。即使居于海外，也不得因地理距離的阻隔，而誤認為主權權力因空間范圍的阻滯而失去效力。對于法人，情形與自然人類似。當一國公司在海外設立子公司或分支機構，屬人管轄權也對之當然發生控制、約束及保護作用。
具體到知識產權國際保護而言，當一國自然人到海外發表著作，或一國的公司在境外設立子公司或分支機構并使用在母國登記注冊的商標或專利，比如，中國溫州某打火機公司在歐盟境內設立分廠，其使用在中國注冊的商標的行為仍然要受到中國知識產權法律的管轄，也即屬人管轄。至少，歐盟在考慮是否賦予其商標權效力時，必然要考慮到根據中國商標法創設的“既得權”問題。這也是為國際知識產權條約法規范與國際慣例所肯認的。其理由就在于此等知識產權主體與母國之間的“人身性質的”法律聯系。
三、知識產權保護管轄權的沖突與協調
在分析知識產權保護活動的屬地性和屬人性的時候，我們是以主權可分為假設前提的。事實上，對主權作屬地管轄權與屬人管轄權的劃分，是基于邏輯的需要，并非現實存在的可量化、可切割的權力的。再者，當我們分析知識產權保護管轄權的屬性時，我們還隱含了一個推論：一國的屬地管轄權與另一國的屬人管轄權是平行的、不沖突的。這個推論是一種理想的狀態。真實的情況是，當一個國家在其本土主張屬地管轄時法學論文，其主權權力所及的對象同時包括了本國的和外國的知識產權持有者。換言之，一國的屬地管轄權必然觸碰另一國的屬人管轄權，甚至有不可調和的危險。比如，對專利權人許可他人使用其專利所得報酬的稅收征納關系的調整，就會發生屬地管轄與屬人管轄的激烈碰撞。外國知識產權持有者根據稅收來源地原則要向東道國承擔所得稅的繳納義務，與之同時，它還是其母國的納稅人，要向其母國就同一所得承擔納稅義務。在兩個主權者沒有達成意志的妥協與安排之前，這種管轄權的沖突是不可調和的。
如何協調知識產權跨國保護領域的管轄權沖突呢？這是現代國際知識產權法的謎題。就單個國家的主權而言，它是在其領域范圍之內的最高意志，是全體人民意志的聯合；對外，主權則是主權者身份的表征，是此法律人格者區別于彼法律人格者的符號。由于“平等者之間無管轄”，主權者的意志都具有最高的地位。因此，作為主權者意志的外化形式，屬地管轄權與屬人管轄權若發生沖突，唯一可行的方案是主權者意志的相互妥協、協調一致。鑒于此，國家之間的知識產權協議成為了最好的工具小論文。雙邊的、區域性的或者全球性的知識產權條約在特定主權者之間將產生法律的約束力。若缺乏此類條約，在具體事項的管轄下不可避免地發生抵觸與沖突。
四、結論
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是主權者意志在知識產權領域的自然延伸，是主權權力效力運行的自在空間。那么，保護知識產權的管轄權是否可以脫離孕育其效力的主權者而讓渡給其他主權者或主權者之集體，統一加以行使呢？我們認為，此類權利是可以讓渡的。因為代表公意的主權意志可以轉換其表達形式?；谝庵颈磉_方式的可轉化性，此類權利的可讓渡性也就不難證立了。事實上，截至目前國際社會已經有了讓渡保護知識產權的若干先例。比如，歐盟成員國通過區域性條約的形式從組織成員手中受讓了知識產權保護政策的制定權。盡管歐盟獲得的管轄權并非徹底的、全面的權力，但是它的成功運作至少表明了主權者意志是可以轉化表達形式而讓渡的。世界貿易組織成功推動并締結了《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同樣驗證了一個命題：保護知識產權的權利完全可以經主權者意志的協調一致而向主權者集體讓渡的。
需要強調的是，我們說“保護知識產權之權利可讓渡”，并非是指知識產權的保護權一定要經讓渡才可產生其實效；再者，此類權利的讓渡是有期限的、附條件的讓渡，這種讓渡是暫時的，并非永久的、不可回復的讓渡。因為一個國際組織的成員國可以選擇退出該組織而收回其管轄權。比如，退出世界貿易組織而中斷《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對原成員國的約束力，或者自愿取消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會員資格而不再承受其約束法學論文，等等。
要破解主權對國際合作保護知識產權的桎梏，還有一條可行的途徑――協調主權者意志。在民族國家林立的國家間社會倡導主權的協調有“弱肉強食”的危險。但是我們主張的不是主權的協調，而是主權運作方式、主權者意志表達方式的轉換，也即由單獨表達主權意志轉化為由主權者集體表達。國際社會在知識產權保護的政策制定、知識產權的行使、濫用權利的監督與懲治等領域，已經樹立了協調主權者意志的范例。
我們認為，主權者一秉誠意地協商、談判，達成合作保護知識產權的國際公約，協調彼此對知識產權保護活動的管理方式、權限、互通情報，等等，完全可以實現資源的優化組合，在無損國家主權的條件下完成對知識產權侵權的防范與消除。經濟全球化的國際背景不僅使國際合作成為民族國家的基本義務，而且改變了國際合作的含義，突出了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中屬地因素和屬人因素的雙重作用?？梢?，一方面，知識產權的國際合作保護是大勢所趨，已經成為國際共識；另一方面，此類國際合作必然要求主權者意志的協調，而且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主權者意志的協調是客觀可行的。
論文摘要：由于在wto／wipo多邊談判中遇到強大阻力，發達國家近幾年來將國際知識產權談判場所轉移至雙邊談判框架。該框架下的談判實力失衡格局和互惠原則已迫使發展
一、發生背景
談判場所轉移(forum shifting)是發達國家在國際知識產權談判中常用的一個策略，其具體做法是，在原有談判框架下遇到阻力時，通過將談判議題從一個談判框架轉移至另一個框架下的方法達到目的。
眾所周知，盡管1994年《trips協定》(wto《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下同)只為wto締約方設定了最低標準的知識產權保護義務，但對發展
2、限制藥品專利的強制實施許可的適用理由。2003年wto《關于實施(trips協定)與公共健康的決定》曾經確認，wto締約方有權自行決定其對藥品實施強制許可的理由。為了限制 發展
1.知識產權客體新論
2.我國網絡知識產權犯罪制裁體系檢視與未來建構
3.禁止權利濫用原則在知識產權領域中的適用
4.知識產權人停止侵害請求權的限制
5.視閾融合下的知識產權詮釋
6.知識產權法的制度創新本質與知識創新目標
7.知識產權法價值的中國語境解讀
8.當前我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幾個問題的探討——關于知識產權司法政策及其走向的再思考
9.知識產權的優化配置
10.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知識產權保護的構想
11.論我國知識產權的刑事法律保護
12.知識產權法官造法批判
13.知識產權的多元屬性及研究范式
14.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制度的變革與發展
15.構建集中統一的知識產權行政管理體制
16.我國反壟斷法適用于知識產權領域的再思考
17.發展中國家知識產權保護、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
18.科技型企業知識產權質押融資模式研究——以南昌市知識產權質押貸款試點為例
19.知識產權保護與“南方”國家的自主創新激勵
20.論知識產權行政執法的限制——以知識產權最新修法為背景
21.我國知識產權侵權司法判例實證研究——以維權成本和侵權代價為中心
22.更嚴厲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有利于技術創新嗎?
23.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實證研究——國際比較與適度性評判
24.知識產權的觀念:類型化及法律適用
25.信息、知識產權與中國知識產權戰略若干問題
26.轉型期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增長效應研究
27.國際知識產權協定之間的沖突與協調——以世貿組織和自由貿易區的知識產權協定/條款為視角
28.我國知識產權服務體系發展現狀與戰略思路
29.知識產權的制度風險與法律控制
30.知識產權能力測度指標體系與方法及實證研究——以某國立科研機構為例
31.知識產權立法體例與民法典編纂
32.知識產權保護提高了出口技術復雜度嗎?——來自中國省際層面的經驗研究
33.企業知識產權人才實證研究——以四川省知識產權示范企業為例
34.東莞市知識產權質押融資研究
35.我國企業知識產權質押融資及其完善對策研究
36.國外主要科研機構和高校知識產權管理及其對我國的啟示
37.知識產權國際強保護的最新發展——《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知識產權主要內容及幾點思考
38.知識產權資產證券化法律風險防范機制之研究
39.知識產權保護對國際貿易的影響研究述評
40.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經濟學分析
41.知識產權契約激勵與個體知識創造行為的關系研究
42.上海自貿試驗區知識產權執法:自由貿易與打擊侵權的平衡
43.知識產權價值評估方法解析
44.對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的理論思考
45.論知識產權訴訟中損害賠償數額的確定
46.創新驅動發展與知識產權戰略實施
47.知識產權法基本功能之重解
48.我國知識產權制度與知識產權文化融合問題研究
49.知識產權保護與防止濫用
50.我國知識產權法院設置問題論證
51.論中國知識產權糾紛行政調解
52.知識產權質押融資價值評估:收益分成率研究
53.我國高校知識產權管理問題成因與改進
54.知識產權人才的知識結構與培養模式研究
55.行業異質性、知識產權保護與企業研發投入
56.知識產權許可合同與防止知識產權濫用
57.美國知識產權執法戰略及中國應對
58.日本知識產權司法改革及其借鑒
59.知識產權質押貸款風險分散機制研究
60.知識產權“入典”與民法典“財產權總則”
61.企業知識產權管理系統及其優化策略研究
62.當前我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政策與理念
63.我國知識產權停止侵害請求權限制的法律原則
64.知識產權壟斷呼喚反壟斷法制度創新——知識經濟視角下的分析
65.投資協定視閾下知識產權與公共健康的沖突與協調——由兩起“菲利普·莫里斯案”引發的思考
66.知識產權濫用行為的反壟斷法規制
67.我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現存問題及完善建議
68.知識產權濫用及其法律規制
69.面向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實施的知識產權管理及其促進政策
70.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執法水平的度量及分析
71.知識產權本質的多維度解讀
72.中國最優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的實證研究
73.知識產權理論的體系化與中國化問題研究
74.對我國知識產權服務業發展的思考
75.知識產權客體之哲學基礎
76.知識產權保護立法的不足及TRIPs協議與國際投資法的關系
77.我國企業知識產權資本運營策略探討
78.中國知識產權行政執法制度定位研究
79.從知識產權濫用的國際立法看我國《反壟斷法》第55條的適用
80.知識產權保護、異質性企業與創新:來自中國制造業的證據
81.論知識產權的道德基礎
82.知識產權行政保護研究
83.美國與東盟部分國家就TPP知識產權問題談判的博弈研究——以TPP談判進程中美國的知識產權草案為視角
84.論涉外知識產權審判中的法律適用問題
85.知識產權服務業培育視角下的知識產權服務體系發展研究
86.知識產權制度的未來
87.知識產權分析評議基本問題研究
88.國家知識產權戰略視野下我國企業知識產權戰略實施研究
89.試論知識產權的私權屬性及其公權化趨向
90.知識產權保護與中國工業創新能力——來自省級大中型工業企業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
91.對知識產權質押的澄清
92.知識產權法律碩士教育模式的完善研究
93.論我國知識產權法律碩士的培養
94.企業需求視域下工程碩士知識產權教育教學改革探析
95.工程碩士知識產權實務課的教學實踐與探討
96.對工程碩士培養階段增設知識產權課的重要性分析
97.知識產權全球化:現代轉向與法理反思
98.知識產權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實證研究——以江蘇省為例
99.知識產權許可限制反競爭審查的一般分析框架
100.中國知識產權政策十年反思
101.知識產權法體系下開發利用非物質文化遺產檔案的優勢和基本原則
102.知識產權證券化風險防范的法律對策
103.借鑒歐洲經驗開展中國知識產權證券化的對策
104.知識產權風險與創新聯盟形成績效:快速信任的調節作用
105.知識產權保護、信息不對稱與高科技企業資本結構
106.論二元知識產權體系
107.論我國反壟斷法在知識產權領域的實施
108.中國轉基因作物知識產權戰略分析
109.論我國知識產權糾紛解決機制的多元構建
110.中國知識產權法學研究30年
111.論我國知識產權戰略背景下的知識產權預警機制
112.共享模式與知識產權的未來發展——兼評“知識產權替代模式說”
113.創新驅動發展與知識產權制度變革
114.《反假冒貿易協定》的知識產權執法規則研究
115.國際貿易中知識產權壁壘的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