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3 15: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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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質量觀，也是就對高等教育質量的認識和觀點，具體來說就是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什么？高等教育應該秉承什么樣的價值？什么樣的高等教育才是應該得到肯定的？對這些問題的不同回答，呈現出了不同的高等教育質量觀。如社會本位論、個人本位論和知識本位論等。在當前知識經濟和高等教育普及化、大眾化的狀況下，特別是針對“文化產業”這一應用性較強、學科融合度高的交叉學科和新興學科。相比較而言，“過程主導”這一高等教育質量觀，比較適合文化產業創新人才的培養。過程主導有兩層含義：其一，教育質量應體現在教育過程本身。換言之，教育質量在教育活動過程之中，考察教育質量，需要注重教育活動過程本身的品質，而不能只看結果。其二，教育過程的品質決定教育質量。因此，對教育過程的注重和把控對于高等教育質量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具體到文化產業專業的“教育過程”中，如何設計系統和有效的“教育過程”？設計什么樣的內容？采取什么樣的手段？實現什么樣的文化產業專業人才培養目標？有效解決這些問題是提高教育質量的關鍵，需要專門的研究和探討。
二、制定文化產業創新人才“教育過程”的依據
1.生源素質。
制定研制科學的“教育過程”，“因材施教”是基礎。通過對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發展研究院2010～2013級四個年級的碩士研究生的比較分析，概括出文化產業專業碩士研究生生源的三個特點：第一，本科學科專業背景多種多樣。研究生入學考試中，報考和考試階段對本科專業沒有具體的要求，學生往往依據自身的專業特長、興趣愛好、考試難度以及就業情況等多方面原因進行專業和方向的選擇，研究生考試也成為學生第二次選擇專業的契機。文化產業研究生的本科學科背景多種多樣，這對于后期學習來說，有優勢也有劣勢。優勢在于文化產業本身交叉性較強，在實踐發展中與其他產業的融合性也較強，其他學科背景的學生在文化產業的多方面應用上有一定的優勢，但對文化產業基礎知識的理解和學習與文化產業相關的專業學術有一定的差距。第二，學習能力較強，但基礎研究能力較弱。經歷了研究生的全國統一考試，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較本科階段有了一個飛躍。第三，綜合素質可塑性較強。當前的碩士研究生從本科直接考上研究生的比例較大，有工作經驗的學生較少。整體來看社會經驗不足，對當前社會的認知不夠成熟，但是可塑性較強，一般經過半年的相關學習和訓練，憑借較強的領悟力和學習力，綜合素質往往能夠得到較大的提高。
2.培養目標。
文化產業人才的培養目標，是制定系統科學的“教育過程”的前提。2009年以來，隨著文化產業的快速發展，政府、企業對文化產業專業人才的要求日益提高。筆者認為，文化產業的人才培養，應著重培養綜合素質高，實踐能力強的文化產業創新人才，即“活躍于文化產業學術界、產業界和行政單位等領域的創新型高端專業職業人”。有以下幾個具體的要求：第一，文化產業基礎理論扎實，掌握文化產業發展規律，并擅于了解國內外文化產業前沿理論及行業最新動態；第二，實踐能力較強，具有一定的文化市場觀察能力、開拓能力和預測能力，具備敏感的文化產業政策領悟力，并具備有效的溝通協調能力；第三，在至少一個文化產業門類上有專業特長。
3.文化產業創新人才“教育過程”的制定原則。
①以“系統知識建構”為核心，文化產業的系統知識應包括：文化、經濟、管理領域的基礎理論；社會學、人文學研究方法；統計學基本技能；基于最新科技發展的相關研究方法；文化產業相關行業門類的基礎知識；文學、藝術等素養類知識等。②注重跨學科和應用型人才培養，文化產業人才培養與文化產業發展實踐緊密相關，同時文化產業還具備較強的產業融合能力，因此，跨學科和應用性強成為文化產業專業的兩大特點。③倡導行動學習“，行動學習”，包括通過科研行動提高基礎知識的運用能力和研究能力，也包括通過專業實踐，提高文化產業的實踐操作能力。
三、文化產業創新人才培養的“教育過程”設計
在文化產業創新人才培養目標的統領下，依據“教育過程”設計的原則，應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進行具體的“教育過程”設計：
1.板塊化教學。
第一，課堂的課程教學板塊。包括文化產業基礎理論類課程，如《文化產業導論》、《公共經濟學》、《文化發展戰略與文化政策》、《文化市場營銷》、《文化產業管理》等；方法類課程，如《文化產業研究方法》，《文化市場調查與分析》等；行業類課程，包括《廣播影視產業研究》、《演藝產業研究》、《藝術產業研究》等；專題類課程，如《文化產業園區研究》、《國際文化產業研究》等。課程教學板塊主要講授文化產業基礎理論、研究方法、行業基礎知識以及前沿專題研究等。第二，前沿學術活動板塊。為了彌補不同學生來源知識體系的不同，同時將文化產業最新最前沿的專題研究成果向學生進行介紹和討論，也為了給學生創造更多的機會與國內外文化產業的專家、學者以及企業家進行交流，拓寬眼界、拓展人脈，定期的學術活動是必要環節，并應納入學分管理體系。第三，實踐訓練板塊。實踐訓練是文化創新人才培養過程的重要環節，并應無形地貫穿于整個碩士研究生的培養學程。方式方法多種多樣，較為有效的舉措有：第一，導師工作室制度。以導師為核心建立工作室，將導師指導與科研、課題研究、項目運作密切結合，將日常學習與工作室工作有機統一。第二，行業導師制度。聘請有豐富實踐經驗且在文化產業領域有一定行業影響的業界專家擔任行業導師，與專業導師合作，對學生的實踐、實習、就業進行指導和幫助。第三，研究與實踐基地建設。與產業界進行緊密合作，選擇有一定實力的企事業單位共建文化產業研究與實踐基地，通過聯合培養、項目合作、工作室合作、學生實習等方式，對學生進行專業實踐的訓練。
2.階段化考核。
打破學期的界限和學時的固定要求，依據培養周期劃分階段對學生的課程學習、導師指導、學術活動、實踐訓練等環節設置指標和明確的考核體系。對任課教師、導師指導、學生學習、教學管理設立各自的階段考核標準，將“教育過程”的質量進行全面、系統、科學的監控和分析，同時納入“責任到人”的考核體系。
3.組建多樣的學術共同體。
為了滿足學生不同的興趣愛好，豐富學生的學習和實踐內容，培養單位還應將教學組織和科研組織打通并進行重新組合，通過大型課題、大型學術或行業實踐活動，組建多種多樣的“學術共同體”。任課老師或導師可通過調研課題、研究性課題或實踐項目的策劃，將對某個問題感興趣的同學進行組合，組建各種學術共同體進行專題的學術實踐活動。
四、文化產業創新人才培養的政策體系優化與創新舉措探索
文化創新人才的培養是一項系統工程，隨著文化產業的不斷發展，對人才培養的要求也在與時俱進地變化，這就需要對“教育過程”進行創新，以提高教育質量。同時，也需要相關政策的支持和創新，突破常規，將“教育過程”設計得更加科學、高效。
1.建立暢通的師資資源流通機制。
文化產業的一大特點是“跨學科”，這就需要在校內和校外高校之間進行任課教師、講座專家或導師的交叉聘請。在教學實踐中，聘請的程序、酬金的標準和發放條件往往過于刻板，造成因為制度的原因使一些教學活動無法開展，對整體教育質量帶來損害。因此，建立合理、暢通的師資資源流通機制是緊迫而必要的。
2.放寬行業導師的聘任條件，提高行業導師待遇。
行業導師的聘任，是文化產業教育過程中的重要環節，關乎學生實踐訓練的整體水平。但是在現實教學中，對兼職導師學歷、職稱或成果的要求過于注重學歷、職稱等非實踐成果因素，使得一些在文化產業實踐中有豐富經驗的業界精英因為條件不具備而無法被聘任。同時，行業導師的待遇問題也一直缺乏更為靈活的政策支持，是難以解決的問題，這需要更加寬松的政策和經費保障。
3.探索碩博連讀的高端復合人才培養機制。
竣工測量的質量關系到成果的準確性和可靠性，所以在測量項目開始之前，需要設置專門的技術負責人員，這樣可以有效協調和管理生產過程質量和技術工作。同時還要設置專門的質量負責人員，對測量的質量進行現場監督。這樣不僅能夠有效提高作業人員的責任感，還能夠使其形成嚴謹的工作作風，在測量中嚴格遵守各項操作規程，按照各項設計和規范要求進行測量，而且在測量過程中能夠及時發現問題，及時進行解決。在現場測量過程中，各級檢查人員還要加強技術指導，做好測量全過程的質量監控，及時對技術上的問題進行處理，對測量成果進行全面認真的檢查，把好測量的質量關。針對測繪產品需要采取一級驗收制度，對測繪產品的驗收要堅持兩級檢查制度，確保測量的質量。首先，由作業員對測量的整個過程進行一級檢查，這項檢查是在作業員自檢自校與互檢互查的基礎上進行的，全面檢查成果成圖的情況。在檢查中對內業的每個環節都要進行全面的、詳細的檢查，由于對外業進行實地操作檢查具有一定的難度，應采用抽檢和巡檢相結合的方式。其次，由質檢員負責進行最終檢查，即所謂的二級檢查，這些檢查是在過程檢查的基礎上進行的，通常需要全面對內業進行檢查，對外業實地檢查不能低于10％，而外業巡視檢查也不能低于20％。再次，對于各級檢查，作業員需要對其進行全面的修改，而作為各級檢查員，則需要對檢查記錄進行填寫并復查，然后對質量進行初評，如果在檢查過程中發現存在嚴重的問題，則質檢人員具有一票否決權，可以令作業單位進行返工。最后，在對測繪的產品進行驗收時，需要嚴格依靠全面質量管理來確保測區產品的質量，確保竣工測量項目能夠順利通過驗收。
2加強對外業施測要點的控制
在外業施測過程中，包括兩個非常重要的環節，即規劃竣工驗收地形圖測量和竣工測量。在規劃竣工驗收地形圖測量中，不僅需要嚴格按照數字地形圖相關規范實施測量，還要對所需要進行驗收的建筑物轉角、形狀不規范的部位及主要特征點等進行采集，進行細致的測量。竣工測量中不僅涉及基礎測繪，還涉及規劃測繪信息采集，所以需要遵循一定的規則來對圖面信息進行表達，從而更便于進行規劃管理用圖。但這樣就對測量人員提出了較高的要求，不僅需要測量人員具備良好的基礎測繪知識，還要對規劃管理意圖和建筑設計有充分的了解，特別是在外業作業過程中，需要對竣工圖進行重點核對，特別是一些重點地方可能存在與現場不一致的情況，所以更需要在核對時重點關注。
3測繪成果檢查驗收
在竣工測量完成后，需要由質檢人員對地形測繪成果進行全面的驗收檢查工作，對內業、外業、地物平面點位、高程點等進行仔細的檢查，確保地形分幅圖畫面清晰整潔，合理對地形要素進行取舍，正確運用圖式符號，確保高程點精度可靠，準確地將實地的地形地貌細部特征反映出來。
4結語
一、班級環境凈化、美化
教室環境是班級文化的外在表現形式,是班級形象的標志之一。整潔優美的教室,既為師生營造了良好的學習、工作環境,也可以使學生在優美的環境中受到熏陶陶冶,增添學生生活和學習的樂趣,激發學生熱愛班級、熱愛學校的情感,促進學生奮發向上,增強班級的凝聚力。
首先要做到班級的凈化。教室衛生是班級的窗口,是文明的標志,班主任要重視班級的環境衛生,從小培養學生良好的衛生習慣。我和學生一起制定了嚴格的衛生制度,我們把教室、衛生區的衛生承包到人,每天由衛生委員檢查監督。我們在班里還堅持“一課兩整理”活動,每節課后,學生都要把自己周圍的廢紙清理干凈,把凳子放到桌子底下,把下節課要用到的課本文具整齊地擺放在桌子上。由于要求嚴格、措施得力,班級的衛生一直都能夠保持清潔干凈。
其次要做到班級的美化。每學期初,我都發動學生精心設計、巧妙布置班級,力求教室環境高雅、充滿生機活力、富有兒童氣息。在教室的前面后面擺放一些綠色植物,在教室兩側的墻壁上懸掛學生的書法、繪畫作品,在教室的后墻上開辟出智慧樹、金蘋果等園地,教室的前面則張貼班級的發展目標、口號。
二、班級管理民主、平等
民主平等是班級管理工作開展的必備條件。在班級管理中越是壓制學生,只能越是激起學生的逆反心理,最終結果只能是適得其反。在班級管理中,班主任只有充分尊重學生的民利,使不同個性、愛好、特長的學生都能在班級管理中人盡其能、人盡其責,這樣班集體的凝聚力才能增強,班集體的教育力量才更大。
例如,在制定班級規范的時候,我充分發揚民主,引導全班同學參與,確保班級規范成為全體學生能自覺遵守執行的行為準則。我首先引導學生學習《中小學生守則》、《中小學生日常行為規范》以及學校制定的學習、行為等各項規范,讓學生對班級已有的規范進行全面清理。要求學生寫出喜歡和不喜歡的班級規范的原因,以保證班級每一條規范都能體現學生的意愿與意志。然后,由班級干部匯集、整理、歸類學生意見,醞釀擬定新的班級規范初稿,班主任提出修改建議,分發給每個學生并充分展開討論。最后由全班同學討論通過后予以實施。
另外,在三好學生、優秀學生干部的評選,班級活動的組織中,我也讓學生唱主角,切實增加這些管理性活動的透明度,給每一個學生以公平、公正、公開的待遇。
三、班級活動扎實、有效
班級活動是班主任管理班級,進行班集體建設,營造良好班級文化輿論氛圍的主陣地。班主任要通過扎實、有效的班級活動,發展學生的能力,鍛煉學生的意志,培養學生的品德,增強班級的凝聚力。
首先,開展班級活動要結合學生的實際,發現學生中存在的傾向性問題,有針對性地開展班級教育活動。例如,發現學生普遍存在作業不認真,字體潦草的現象,在班里開展優秀作業展覽活動。發現學生愛吃零食,在班級中開展“我們拒絕零食”簽名活動。
其次,開展班級活動要緊跟當前形勢發展,緊扣當前國家發生的重大事件。例如,在中國少年先鋒隊建隊60周年之際,總書記對全國少先隊員提出了爭做“四好少年”的殷切希望。我在班里圍繞爭當“四好少年”開展了 “四好少年”我行動,“四好少年”評選會等活動。2010年5月1日,我國在上海舉行世博會,這是我國的又一盛事,為了讓學生了解世博會,我在班里舉行了“走進世博會”主題活動。
最后,開展班級活動要有總體的計劃,每學期確定一個主題,一個重點,圍繞主題開展系列活動,這樣活動才能夠深入持續,保證活動的實效性。例如,為了使學生了解家鄉的歷史文化,風土人情,激發學生熱愛家鄉的思想感情,我依據家鄉的淇河這一地方資源,開展了淇河文化研究系列活動,舉行了淇河文化手抄報評比,“淇河三珍”會,家鄉英雄故事會,家鄉風俗收集大比拼等活動。
“在中醫學范疇里，病理狀態是一組癥狀和體征，中醫稱之為‘證候’”，“中醫的臨床證候是以臟腑(局部器官)病變為中心，同時注重全身狀態的辨識”。為使中醫學的表述比較符合現代的習慣，筆者曾將中醫學的辨證論治體系概括為“狀態醫學”［1］。“狀態”是中醫對“證”的描述，“病因病理”是西醫對“病”的描述，兩者不同的表述方式構成了人們對疾病認識和治療的兩種不同方法。兩者在方法論和臨床實踐上互相不能取代。作為中醫的狀態醫學理論及其診療方法的特殊規律，決定了它在臨床上的獨立地位。
1 中醫的狀態與西醫病因病理的關系
中醫的狀態與西醫的病因病理是整體綜合反應與局部病灶的關系，它們在臨床上有以下不同表現：(1)狀態與理化指標不一致。在體溫正常的情況下，臨床上可以見到虛寒和虛熱兩種狀態［2］；持續高熱?1～2?周的病人，可以見到持續寒冷的狀態［3］。(2)器官組織的各種理化檢查未見異常，臨床上可見多種狀態失常。例如脾虛證、腎虛證、氣虛證、氣陰兩虛證、肝膽濕熱證、濕痰(二陳湯)證等等。(3)局部器官患病，代償功能正常時，病人全身狀態可以正常。例如部分乙型肝炎病人、腎盂腎盞結石病人全身狀態可以正常。(4)同一疾病，如肺炎，在病程的不同時期，全身反應狀態相差很大，必須使用不同療效的方藥［4］。中醫稱之為“同病異治”。(5)不同的疾病出現相同的狀態，使用同一方藥治療。如冠心病、癌癥、肺炎恢復期等3種病因病理完全不同的疾病，在某一階段可以出現氣虛狀態：面少華色、乏力少氣、納差、四肢倦怠、舌淡、脈弱，可用四君子湯加味治療。這就是中醫的“異病同治”。由此可見，狀態是病因病理之外的另一類問題。(6)孿生者在遺傳和童年生活條件方面，是不同個體最大限度相同的例子。然而同生不同死，且生病的時間和臨床表現各不相同。這些事實說明，不同個體自身內部的協調狀態是千差萬別的。因此，個體內部協調狀態的不同，是人體疾病發生、發展千變萬化的第一內因，也是中醫學存在的基礎。
2 中醫狀態的診斷
人體機能狀態正常與否的第一個感受者是自我，因此，癥狀是診斷狀態的第一要素，體征是客觀依據。由于人體機能狀態并非各器官功能的簡單加減，因此，現代醫學的理化指標在診斷狀態時，只供參考［3］。
從上文可以看出，即使是同卵孿生者，遺傳和童年生活條件最大限度相同，但在不同個體，其內部協調狀態不同。狀態不同必然反映在對相同的致病因素有不同的反應。所以，用遺傳因素、外在條件和器官病因病理去解釋或診斷狀態，是不符合狀態的多種多樣和千變萬化的客觀事實的。
同一疾病不同時期，狀態可能不同；不同疾病可以出現相同狀態。整體狀態有病，局部器官可以正常；局部有病，整體狀態可以正常。體溫測量與人體寒熱狀態沒有必然聯系，等等。均證明狀態與病因病理是人體疾病的兩個不同方面，用于診斷器官病理的理化指標是不能作為診斷狀態的依據。
中醫狀態的診斷，是一種以病人自身感受(癥狀)和臨床體征為依據的綜合判斷。不同狀態的區別，主要是依據臨床診療實踐中所見病象，進行深入細致分辨的結果。筆者?1999?年秋診治?1?例病人，屬中醫外感病秋燥中的溫燥，癥見：發熱，少許惡寒，咽干鼻燥，干咳無痰，口渴舌干稍紅，脈浮數等，更見滿面白色細小皮屑。可謂典型之至。如果從病因病理角度，只能歸為病毒為害，西醫沒有應治之法。
狀態的診斷，實質是以癥狀、體征為依據的綜合判斷與分類。分類的基點是寒熱、虛實；分類的目的是區分不同的狀態——證候，尋找有效的方藥。
中醫學認為，人體內部的平衡和人體與自然界保持平衡，是人體健康的基礎，一定強度的致病因 素導致了平衡失調，從而出現疾病。因此，中醫對人體機能狀態的判斷有兩個基點：(1)偏寒或偏熱；(2)太過或不及［2］。所以，寒證、熱證、虛證、實證是狀態分類的出發點，或者說是總綱。因為臨床上千變萬化，數之不盡的各種狀態，都是寒熱虛實的進一步的具體劃分。
中醫學中的基本狀態約20種，包括脾虛、腎虛［3］；常見狀態?200?多種［5］。假設人體分為九大器官系統，按排列組合的數字方法計算，人體狀態數以萬計。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狀態診斷的復雜性。
3 中醫對狀態的治療
狀態的治療是人類醫學的一個特殊內容。從表面來看，中醫藥與其他國家或民族的傳統醫學一樣，都是使用天然藥物。現實是：中醫藥的理論體系與眾不同，療效在眾傳統醫學之首；中醫藥不僅對現代臨床各科半數以上的疾病有良好療效，且很多西醫難治、不治之病癥是中醫的優勢。
上述特殊和不同的原因在于，中醫學的本質是狀態醫學，其診斷、治療疾病的角度與西醫的病因病理角度是兩個不同范疇。
狀態治療的首要特點是：以方治病。這里的病，不是指局部器官的問題，也不是現代病因病理的中心環節，它是全身各器官組織某一時間綜合協調的結果，是狀態異常，或者稱之為狀態病，中醫稱之為證候。這里的方，不是某類藥物的簡單相加，也不是針對細菌或某器官的現代病因病理意義上的藥物；而是針對人體不同狀態確定治療大法而擬定的處方，中醫稱之為方證對應，即以特別組成的方劑治療不同的狀態。
狀態治療的第二個特點是隨證加減。盡可能使用代表方是中醫治療狀態病的基本原則，但原方使用在大多數情況下不能準確對應臨床上錯綜復雜的實際情況，必須根據具體病證，在某代表方的基礎上增減原方的藥量，或加減某幾種藥物。“隨證加減”反映了狀態的千變萬化，提示固定的成方中藥制劑，在當今和今后的臨床實踐中，不會成為中醫的主流。
整體與局部并重是狀態治療的第三個特點，但必須強調狀態的治療貫穿始終。例如肺炎病人，不同時期使用銀翹散加減、麻杏石甘湯加味、清營湯加減、參附湯合生脈散加味、竹葉石膏湯加減等等［4］。這些方劑的組成和功效有很大差別，證明中醫治療是以狀態為核心，局部病灶的治療服從整體狀態治療。即“病因病理角度的中藥治療，必須綜合狀態治療的原則”［2］。
4 關于中醫現代化
中醫現代化的前提條件，是對中醫學體系自然科學本質及其規律的認識。在討論狀態與病因病理的關系、狀態的診斷、狀態的治療之后，我們對中醫學的本質——狀態醫學及其規律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筆者再次強調，狀態與病因病理是臨床醫學的兩個不同范疇，兩者必須用完全不同的方法進行思維、診斷與治療。
在清楚以上原理之后，狀態醫學的獨立性和中醫現代化的具體內容也就成為一個清晰的事物。中醫現代化應是以發掘、完善中醫學理論，以及相關診斷、治療方法為核心；全面引入現代病因病理學說，加強病因病理角度的中藥、針灸等治療；加強器官病的病因病理診斷和預后判斷。
本世紀初，隨著西醫在中國的不斷普及，現代科學的各種方法和成果為西醫所利用，中醫相形之下變得弱小。西醫有理化指標，診斷明確，對器官疾病分析入微，且可見可數；故不少中、青年中醫下意識地忽視了中醫理法方藥的主導地位，以至見到體溫升高就投清涼之劑，高血壓伴見氣血虛弱也不敢進補。
中醫學是一個獨立的臨床診療體系，現代病因病理學說的引入，不會沖擊或改變中醫的狀態醫學優勢，它將彌補中醫學對局部器官病認識的不足。
近40年來，中國的西醫大規模學習中醫、研究中醫。單味中藥的現代藥理研究、復方的臨床驗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展。這些現代成果，證明了中醫藥、針灸臨床運用的廣泛性和有效性，也為今天中醫現代化——病因病理角度的中藥、針灸治療，提供了極為豐富的科學資料。
筆者認為中醫現代化的要點是：遵循中醫基礎理論體系，對狀態診斷、治療貫穿疾病的始終，而西醫病因病理角度的治療必須綜合中醫治療的原則。
5 關于中西醫結合
中醫的狀 態醫學與西醫的病因病理醫學在理論上是可以融為一體的，但在臨床實踐上，由于兩者的診斷與治療方法截然不同，因而形成了事實上的兩個臨床醫學體系：西醫的病因病理學說是對器官病細致入微和多層次研究的理論，它的相關診斷、治療方法，對器官病是首選的，很多治療是特效的。因為不同個體，不同種族的病人，只要病因病理診斷相同，其有效藥物的作用點和過程也相同，相關治療就“經得起重復”，這就是所謂“特效”。中醫學在狀態診療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有大量的有效方藥和相關理論。如何面對實際，接受狀態的客觀存在和相關的理論，是今后中、西醫結合的第一步；但是，怎樣用西藥體現狀態治療，在實際上成為中、西醫結合的難點。但筆者提請醫學同行注意這樣一個事實：中醫的狀態是西醫的病因病理之外的另類事物，不論醫學怎樣高度發達，生物遺傳技術怎樣完備，或器官移植和人體復制成功，人體內部的協調總是存在差別，這種差別必然使中醫的狀態醫學與人類共存。
參考文獻：
［1］ 張有和.狀態醫學——中醫學的現代概念［J］.廣州中醫藥大學學報，1996，13(3-4)：1
［2］ 北京中醫學院.中醫學基礎［M］.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78.105
［3］ 張有和.狀態醫學——中醫學的現代概念［J］.醫學與哲學，1999(1)：7
關鍵詞：出土材料；刻畫符號；漢字形成
中圖分類號：I207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0751（2017）03-0141-03
文字是文明形成的重要標志之一，文字起源是科學的重大課題。①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的形成，漢字具有重要的標志作用。因此，漢字起源與形成的研究是中華文明起源及文明史研究的重要課題。刻畫符號是研究漢字形成的可靠出土材料。本文將以此為切入點探索漢字形成的相關問題。
一、一元論與多元論
關于漢字的起源，最有影響力的觀點是“圖畫文字說”，即認為漢字來源于圖畫。這一觀點被稱為“一元論”。
與之相對，一些學者認為漢字的來源并非一元，圖畫僅是漢字的來源之一。這一觀點被稱為“多元論”。郭沫若先生據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遺址發現的刻畫符號提出圖畫并非文字的唯一來源。他說：“刻劃系統是結繩、契木的演進……應在圖形系統之前……任何民族的幼年時期要走上象形的道路，即描畫客觀物象而要能象，那必須要有一段發展的過程。隨意刻劃卻是比較容易的。”“中國文字的起源應當歸納為指事與象形兩個系統，指事系統應當發生于象形系統之前。”②大汶口文化刻畫符號發現后，楊建芳先生把它們與西安半坡的刻畫符號聯系起來考察，認為“在古代黃河流域，實際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文字系統。一種是指事文字或刻文字，另一種是圖畫文字或意符文字。這兩種文字的出現都相當早，而且流行于不同的地區。大約在龍山文化時期，由于文化的相互影響，指事文字傳播到山東一帶，而圖畫文字則輸入中原地區。”③汪寧生先生根據民族學的相關資料指出，文字不僅僅起源于圖畫，是由物件記事、符號記事和圖畫記事引導出來的。④劉釗先生也指出，就整體來說，漢字來源于圖畫，但漢字絕非只有一個來源。⑤伴隨著考古學的發展和現代化建設步伐的加快，出土刻畫符號材料的積累已十分豐富，我們對其進行了全面收集整理。⑥發現海岱地區、太湖流域、澧陽平原等全國各區域發現的刻畫符號，既有簡單的刻劃，逼真的描摹，還有較為復雜的組合符號；既有陶工的標記，又有巫師創作的祭祀符號……這些不同區域文化的刻畫符號各具特點，它們在各區域文化的孕育中產生，是區域文明發展的體現。文字的構成演變只能是“符號”的構成演變。各區域的刻畫符號或獨立發展或通過交流相互促進相互影響，或多或少均對漢字符號體系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貢獻。因此，我們認為漢字的起源是多元的。
二、關于“漢字突變論”
“漢字突變論”是李萬福先生提出的一種漢字形成理論，主要觀點為：漢字是在相對較短的時期內創造出來的；甲骨文出現之前，不存在表詞符號逐漸積累的漫長過程；巫師是文字的創造者。⑦李先生對中國境內30多處遺址中發現的刻畫符號進行了分析，統計出各遺址符號總數、種類及所占比例。其中殷墟小屯遺址符號的數量是150萬，種類為4500
收稿日期：2017-01-09
*基金項目：國家語委“十三五”科研規劃2016年度重點課題“新石器刻畫符號與漢字起源研究”（ZDI135-19）；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漢字發展通史”（11&ZD126）；河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項目（2014-gh-723）。
作者簡介：牛清波，男，南陽師范學院文史學院講師，文字學博士（南陽473061）。
個，顯然李先生的統計對象是殷墟甲骨文。這樣“從8000年前賈湖舊石器文化遺址（按：當為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到甲骨文出現的商代晚期，符號總數為1501446個，其中甲骨文約1500000個，占99.9%；甲骨文以前的符號約1446個，占0.1%……商代晚期300年間積累的符號大約是以往4600多年所積累符號的1000倍……商代晚期300年間創造的符號種類是以往4600年所創符號的6倍……從總數看，甲骨文的增長速度是原始符號的16286倍；從種類看，甲骨文的增長速度是原始符號的108倍”。基于此，李先生得出結論：文字是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突變”形成的。⑧
我們認為李先生的統計對象性質不一，比較分析及其推論不妥，“突變論”難以成立。殷墟甲骨文是成熟的成體系的文字，半坡等遺址出土的刻畫符號尚不是文字。將其一并納入統計范圍，所得結論是不科學的。通過中國早期刻畫符號的深入考察，我們認為文字體系是在漫長的時間內“漸變”形成的。西安半坡等仰韶文化聚落遺址的刻畫符號距今7000―5000年，其中個別符號可能是陶工所作的標記，但大部分主要是為了優化提高聚落內共同協作的效率而創造的；雙墩文化刻畫符號距今約9000年，數量豐富，種類多樣，具有一定表意、計數和簡單的記事功能，是一種地域性符號；大汶口文化的刻畫符號距今5000―4500年，它們是巫師發明的祭祀符號；良渚文化的刻畫符號距今5000―4000年，這些符號多單個出現，也偶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符號連續出現在同一器物上。良渚文化已跨進了文明的門檻，這些連續出現的符號透露著文字出現的信息。分布在祖國大地上的這些符號，綿延數千年，因社會的需要而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而豐富。它們不斷積累符號素材，完善符號創制方法，探索符號的組合原則……為文字的出現和文字體系的最終形成做了長期的準備。因此，裘錫圭先生說：“漢字這類完全或基本上獨立創造的文字體系，它們的形成都經歷了一個很長的過程。”⑨
三、漢字的形成背景
我們將186批中國早期刻畫符號置于古代文明演進的視野下細細分析，發現漢字的形成有著廣闊深厚的背景。它吸收不同區域文化的營養，為漢字的形成夯筑了厚重的根基。古埃及的圣書字（Egyptian Hieroglyphic System）、蘇美爾人的楔形文字（Sumerian Cuneiform System）、中美洲的瑪雅文（Maya Hieroglyphic System）和我國的漢字是世界上獨立起源的文字。在歷史的長河中，其它文字都中斷了，只有漢字沿用至今。我們的漢字生生不息，永葆青春活力，歷久彌新。它長壽的原因很多，已有學者進行過專門研究。我們認為漢字形成的廣闊背景是其綿延不斷的重要因素之一。中華燦爛的史前文化呈現“多元一體”的特點，這種文化“既是多樣的、不平衡的，又是有內在聯系和相對統一的”。中原地區處在核心位置，它吸收了各方面的先進因素，形成了綿延至今的華夏文明。從新石器時代遺址與墓地的情況來看，公元前4000年前，先民擁有的物品基本相同，社會相對平等。公元前4000年后，這相對的平等被打破，中國史前文明的進程自此開啟。公元前4000年前，黃河流域的老官臺文化、仰韶文化、北辛文化，長江流域的彭頭山文化、跨湖橋文化、河姆渡文化，淮河流域的賈湖文化、雙墩文化等區域文化中發現了刻畫符號。在不同區域文化的浸潤下，它們具有了鮮明的特色。賈湖文化、彭頭山文化、雙墩文化的刻畫符號體現了先民的自然崇拜和樸素的宗教觀念。仰韶等文化的刻畫符號是先民為了提高生產協作效率而創制的，符號的創制經歷了一個過程。起初，也許是個別陶工為了標記工作進程所作的標記。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工序的增加和規模的擴大，符號種類漸多，部分符號之間還呈現出一些規律。后來，這些規律性的符號，不僅限于陶工標記制陶進程，還可能用來標記其它勞動進程，在特定的區域內使用。此外，雙墩等文化中的一些符號還反映了遠古社會的生活情況，比如漁獵、采集等。公元前4000―前3300年，約相當于仰韶文化廟底溝期，大溪文化早中期和大汶口文化早期。這一時期聚落開始分化，從一般聚落中分化出中心聚落，出現了供少數人享用的高檔物品。刻畫符號的數量增加，種類也更豐富。各區域發展不平衡，長江流域和黃河中上游地區發展較快。長江流域大溪文化的刻畫符號種類明顯增多，符號系統性增強。黃河流域馬家窯文化中出現了獨具特色的彩陶符號，有學者指出它們是在彩陶大規模制造的情況下，不同勞動分工造成的結果。此外，馬家窯文化傅家門遺址還發現了卜骨，上面刻劃有符號，是先民的反映。公元前3300―公元前2500年，約相當于紅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良渚文化時期、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時期。這一時期，出現了中心聚落、次中心聚落和一般聚落的分層結構，城址數量增多，社會分化明顯，文明化程度更高。就發展程度而言，中原地區轉入由內部的結構性調整帶來的表面沉寂。長江中下游地區、黃河下游海岱文化區和遼河流域的文明化進程加快，發展穩健。本時期的刻畫符號呈現出了新的特點：符號形態復雜，一個較為復雜的符號可能由兩個或三個符號復合而成。符號載體規格變高，多出現在玉器、斧鉞、大口尊等少數人享有的器物上。這些符號多用于祭祀儀式，用于人神交流。符號的創制者是巫師，他們壟斷了與神靈交流的特權，為金字塔尖的上層服務。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刻畫符號連續出現，能夠記錄較復雜的事物，透露著具有記錄語言功能的文字的出現。
公元前2500―前2000年，遠古社會進入龍山時代。這一時期，規模較大的城址和特大型聚落多見，如山西的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崗、淮陽平糧臺和禹縣瓦店等處。等級分化更加顯著。就區域而言，長江中下游地區諸文化、遼河流域文明衰落，中原地區出現空前繁榮。這一時期發現的刻畫符號與文字的關系至為密切。登封王城崗遺址龍山文化遺存中發現了一件殘黑陶杯，底部刻劃1個符號，形似“共”字。這一符號出現在中原地區，且與商周文字形體一致，格外引人關注。此外，該遺址中還發現了青銅殘片和規模較大的城址（可能是“禹都陽城”）。青銅、大規模的城市是文明的重要標志，二者的發現說明龍山時期王城崗遺址已有燦爛的文明。有學者認為，黑陶杯上的這一符號，已是文字。雖然只發現一個，卻彌足珍貴，它帶來了漢字形成的信號。山西襄汾陶寺龍山文化遺址中發現一件殘陶扁壺，正面、背面各有一個符號，馮時先生釋讀為“文邑”，認為就是“夏邑”⑩。這兩個符號用毛筆書寫，且能連讀，已用來記錄語言。值得注意的是，兩符號均為朱書，其載體還沿陶片遍涂朱一周。聯系到大汶口文化大口尊上符號涂朱及小雙橋遺址的朱書文字，我們認為陶寺遺址的這一現象與祭祀有關。
夏、商、周三代文化一脈相承，它們由中原龍山文化發展而來。祭祀在三代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從文化的傳承和統一性來看，中原龍山文化中至少也應有祭祀的因素。這一推論與陶寺遺址中的朱書祭祀現象恰是吻合的。龍山時代，與良渚文化所走的“神權之路”不同，中原地區走的是“王權之路”，這也是它不斷發展續存下來的重要原因之一。這似乎與陶寺遺址中發現的祭祀現象相矛盾，其實不然。我們認為，陶寺遺址中的祭祀現象是吸收其它文化的結果，可能來自良渚文化，也可能來自紅山等祭祀發達的文化。趙輝先生指出：“由于社會動蕩，中原地區的社會上層形成一種務實和開放的意識形態，在對待來自周圍社會的非傳統影響時，采取的是實用主義的態度或機會主義的策略。”B11陶寺文化的祭祀現象或可為趙先生之說添一佳證。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漢字的形成具有廣闊的背景，正是這片深厚的文化沃土孕育出了傳承華夏文明，令炎黃子孫引以為豪的漢字。它傳承著悠久的華夏文化，生生不息。它把華夏兒女緊密連結在一起，共同創造新的文明和輝煌。
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是在各區域文化的共同作用下發展形成的。我們要重視中原文化在文明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同時也要正確看待其它區域文化的貢獻。盡管漢字最終在中原地區形成，我們卻不能否認其它區域文明在漢字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下面僅以良渚文化為例稍作分析。良渚遺物中發現了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符號連續出現于同一器物上的現象，如良渚遺址中發現的黑陶杯（器口緣刻劃8個符號）、澄湖遺址古井群中發現的魚簍形罐（腹部刻劃4個符號）、南湖遺址中發現的黑陶罐（肩至上腹部連續刻8個符號）、平湖莊橋墳遺址發現的石鉞（一面連續刻劃7個符號）等。黑陶杯上的符號告訴我們良渚先民創造的符號與商周文字非同一體系；黑陶罐上的符號告訴我們當時雖已出現文字，卻較為原始。良渚文明雖然衰敗了，它創制的文字也未能延續下來，但它積累了寶貴的創制經驗，這些文字既是良渚文明的產物也是良渚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此類似的還有海岱地區的東夷文化。丁公遺址出土的刻符陶片告訴我們，東夷文明也曾有創制文字的實驗，雖未能傳承，卻有獨特貢獻。
注釋
①英國學者丹尼爾在美國的一次關于美索不達米亞考古的研討會上提出，文明有三個要素：（1）有5000人以上的城市；（2）有文字；（3）有大型的禮儀性建筑。日本學者貝V茂樹先生認為青銅器、宮殿基址、文字是文明的要素。夏鼐先生在日本的一次公開演講中指出，文明的標志“除了政治組織上的國家以外，已有城市作為政治（宮殿和官署）、經濟（手工業以外，又有商業）、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動的中心。它們一般都已經發明文字和能夠利用文字作記載（秘魯似為例外，僅有結繩記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煉金屬。文明的這些標志中以文字最為重要”。參見李學勤：《中國古代文明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7、35―36、94頁。
②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辨證的發展》，《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
③楊建芳：《漢字起源二元說》，《中國語文研究》1981年第3期。
④汪寧生：《從原始記事到文字發明》，《考古學報》1981年第1期。
⑤劉釗：《古文字構形學》（修訂本），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24―225頁。
⑥牛清波：《中早期刻畫符號整理與研究》，安徽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
⑦⑧李萬福：《突變論――關于漢字起源方式的探索》，《古漢語研究》2000年第4期；齊航福：《殷墟甲骨文中句式使用的組類差異考察――以“歲”字句為例》，《中國語文》2014年第2期。
⑨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21頁。
長江下游三角洲從河姆渡、羅家角、崧澤至良渚文化為止的新石器時期農業，已連續綿延達3000年以上，稻的種植始終貫串整個過程，便利漁獵采集的比重逐漸有所下降，稻米為主的糧食供應的比重逐漸增加，為社會成員提供更多而穩定的食物來源，促進了原始社會人們的勞動分工，導致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均和私有制的產生。在這個過程中，作為當時全社會的物質生活供應之基礎的稻作農業及生產工具本身也經歷著相應的變化和發展，成為良渚文化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因此，本文擬就這一時期稻作的生產問題，作一些配合的探討，以供交流。
良渚時期的生產生活用具顯然較崧澤、馬家浜時期有了很大的演進，表現為：在農具方面，種類增加，分工明細，如扁薄的長方形穿孔石斧、有段石錛、石鐮等，突出的新農具是磨制精細的三角形石犂和破土器，還有一種因類似現在的耘田工具而被稱為“耘田器”，類似現在的千篰而被稱為“千篰”。陶器方面，由馬家浜時期手制的厚胎陶器轉向輪制的薄胎陶器發展，而且種類繁多，有的還是精細刻劃花紋和鏤孔，或施用彩繪。值得注意的是炊器的鼎取代釜，其工藝水平較馬家浜時期有很大的改進。據對余杭新石器遺址47處的出土炊器的分別統計，鼎有18處，占總數的38.29%，釜僅一處，占2.12%；其余的豆、壺、罐等都比釜要多得多。[4]裝飾品中玉器大大增多，除一般的珠、璜等外，突出的是大型的玉琮、玉壁和玉鉞。生活工藝品方面有發達的竹編、麻織和絲織品。
陶器、炊器、玉器和編織方面的顯著演進，是與農業生產工具的改進同步進行的，反映了以水稻生產為代表的農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農具中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有眾多的種類和形式，牟永抗和宋兆麟的論文對此已作了詳盡的分類鑒定和探討，并提出了兩者各自具體操作方式的推論，很有說服力。[5]良渚文化石犁和破土器的出現，是從河姆渡、羅家角的耜耕階段向人力犁耕過渡的轉折點和里程碑，崧澤時期出現的小型石犁則是這一轉折的中間過程。從良渚以后便慢慢轉入有史以后的畜力犁耕了。良渚石犁的出現為我國犁耕起源的演進歷史提供了關鍵的實證。筆者在最近一次同美國學者的座談中，一位美國學者說，據他所知，中國的犁是從歐洲傳入的，筆者即簡單介紹了良渚的事例，他就信服了。說明對良渚文化的多方面成就，需要向國外多作介紹。
根據農具種類的增加和工藝技術的改進，特別是與勞動生產率有關的石犁和破土器的應用，并參考現今少數民族原始農業農展階段的一般規律，可以對良渚時期的稻作生產技術及其生產水平試作一些分析討論。
我們知道，原始農業最初是使用刀耕（火種），然后轉到耜耕或鋤耕。刀耕的要點是燒除地面草木后即行播種，而進行翻土，因而必須年年或隔年就要放棄，另找新地，要等到棄耕地的地面植被恢復生長，才能進行第二次的刀耕。為此，刀耕農業的一個單位的播種面積需要7~8倍以上的土地面積作為后備，以資輪轉，一個人一生砍燒同一塊土地只不過三四次。[6]進入耜耕以后，土地可以連續使用的年限大大延長了，因為翻土可以改善土壤結構和肥力，并改以休閑取代不斷的撂荒。到了使用人力拉的石犁，就更進一步提高了耕田的效率，因為耜耕或鋤耕是間歇性的翻土，每翻一耜土，人就后退一步，又重新翻一耜；而石犁是連續性的翻土，人拉犁頭可以一直向前行進，土塊隨著陸續翻起，中間沒有間歇。人力拉犁在本世紀50年代的侗族人民中還有使用，稱為木牛。據宋兆麟在侗族中的調查，鋤耕一人一天只能耕1擔田（6擔田合1畝），木牛耕田兩人一天可耕4擔田，如果是牛拉犁，則一人一牛可耕14擔田[7]這雖然是侗族50年代的資料，但因為所處的耕作階段與良渚的人拉石犁相似，可以供我們參考，且很有啟發。
在良渚出土的農具中，“耘田器”和“千篰”，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兩個問題。“耘田器”以其形狀酷似現代水田使用的耘田工具而命名。一些文章在分析良渚農業所達到的水平時，就徑直認為良渚時期已使用耘田器進行耘田的先進技術。
首先，我們要問，4000多年前的稻田是直播還是移栽的？我想答案應是直播。現代南方的稻田絕大多數都是插秧的，插秧的稻田，行距間隔清楚，所以可用耘田器耘田。而插秧的技術，有文字或物證可考的，最早見于漢朝，漢代的南方考古發掘表明，像廣東佛山出土的陶水田模型[8]和四川新都同土的薅秧畫像磚，[9]都有農夫彎腰在水田中雙手薅秧的形象，或者是手持長棍用足薅秧，就是沒有使用類似耘田器的工具。現今杭嘉湖寧紹一帶的農民也多以手薅為最常見，江西一些地方是手持杖、用足踏的方法，仍同漢代一樣。所以，很難想像4000多年前即已發明使用耘田器這樣先進的工具。又，耘田是與插秧配套的，上述廣東和四川的水田模型都是以有秧田育秧為前提的。有插秧必有秧田，4000多年前是否已有秧田、本田之分呢？看來有這個可能性是很小的。
至于直播，又有撒播、點播之分。如果是撒播，長大起來的稻株，疏密不一，不可能行距分明，也就是無法使用耘田器的。除非是點播，技術又很精確，行株距分明，才可以使用耘田器，這在4000年前是還做不到的。可舉日本彌生時期的稻田為例，日本自古多火山，火山爆發時被火山灰掩埋的稻田遺址，常常保留下稻田的原貌，包括諸如田埂、溝渠、水塘以及稻株的穴跡，為國內所未見。筆者在日本參觀過好幾處這類遺址，以京都府八幡市內里八丁遺址最為典型。該遺址經清理后，可以清楚看到如同現代一樣的大片稻田，由小塊小塊的田埂圍成，每塊稻田中的稻叢殲穴，歷歷可數，并可用電腦繪制出整片稻田，其中每小塊稻田的穴數，一穴不漏地顯示出來，以供進一步的面積、產量等的推算。使人印象很深的是，這些殘存下來的稻穴，密度非常大，但各穴的間隔距離又極不一致。緊密處兩叢稻之間不足10厘米，疏遠處兩叢稻相距可在50厘米以上，沒有規則可言。這是典型的原始稻田的反映，這樣的稻田，不問其為移栽或是直播，是無法使用耘田器耘田的，也不便于人在田內行走，進行手工的除草。反之，也就說明那時候還沒有耘田工具或手工除草這一環節。內里八丁遺址屬彌生晚期，相當于中國的三國西晉時期，日本的稻作是秦漢前由吳越人傳去的，至此已有500年以上的歷史，其栽培密度仍然沒有規范化，可見行株距的規范改進是很緩慢的，這也可供我們參考。
再看南方有史以來的稻作技術，在很長一段時日里，都還是實行“火耕水耨”即利用水淹殺草。如西晉時的鄮縣（今浙江鄞縣），其稻作水平還是：“遏長川以為陂，燔茂草以為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10]如果良渚時期已知道使用耘田器除草，只能認為有史以來西晉時的鄞縣稻作是一個大倒退。
海南島黎族的水田稻作是利用天然低洼積水地，用人或牛把草踩到水中，把土壤反復踩松軟，即撒上秀種，不施肥，亦不除草，草長起來，則用水淹之。[11]由此看來，出土的“耘田器”當是另有用途，比如開溝之類，而不是相當于現今的稻田耘田。
關于千篰的問題，與耘田器有些類似。因其形制同現今農村使用的相似，從而推測當時可能使用千篰捻河泥作為稻田肥料。我們知道，河泥是一種緩效性有機肥，通常是在冬春時捻取，作為桑園及稻田基肥，這在明末《沈氏農書》中有詳細敘述。根據文獻記載和肥料史的知識，肥料種類的增加是有一定先后和規律的。就基肥而言，最初使用的基礎肥是家畜糞和人糞，然后是綠肥、餅肥；再次是堆肥，草木灰、焦泥灰等，最遲利用的是河泥。因為捻河泥的勞力最費，數量很大而肥效較低，在肥源十分緊張的時候才開始利用。文獻上出現捻河泥是在宋朝，這是因為宋代的人口激增（北方戰亂，大量北人南下），對糧食和衣著的需求壓力很大，促使增加稻麥兩熟和發展蠶桑，凡此都需要開辟肥源，利用冬春相對農閑，捻取河泥以作桑園和稻田的基肥，河泥正是在這種形勢下出現，所以不見于宋以前的文獻。4000多年前的原始農業，一般不施或少施用肥料，所以連續種植幾年以后，地力下降，需要更換新地。在通常的人畜糞肥或草肥都不一定使用的情況下，很難想象會先使用起河泥來。所以，良渚的千篰可能是一種戽水和其他用途的工具，而不是捻河泥的工具。
既然良渚時期的稻作已開始使用了石犁和破土器，勞動生產率較之耜耕有成倍的提高，那么，當時的水稻產量是否也有成倍的增加？這個問題要從兩方面來分析，如果是指水稻的總量增加，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因為勞動生產率提高可以擴大耕種的面積，即使在單產不變的情況下，也可提高總產量；如果是指單位面積產量較之耜耕階段有一定的提高，也完全是可能的，但這種提高在整個良渚時期是比較緩慢而穩定的，不會有大幅度的突破。
長江下游三角洲從河姆渡、羅家角、崧澤至良渚文化為止的新石器時期農業，已連續綿延達3000年以上，稻的種植始終貫串整個過程，便利漁獵采集的比重逐漸有所下降，稻米為主的糧食供應的比重逐漸增加，為社會成員提供更多而穩定的食物來源，促進了原始社會人們的勞動分工，導致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均和私有制的產生。在這個過程中，作為當時全社會的物質生活供應之基礎的稻作農業及生產工具本身也經歷著相應的變化和發展，成為良渚文化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因此，本文擬就這一時期稻作的生產問題，作一些配合的探討，以供交流。
良渚時期的生產生活用具顯然較崧澤、馬家浜時期有了很大的演進，表現為：在農具方面，種類增加，分工明細，如扁薄的長方形穿孔石斧、有段石錛、石鐮等，突出的新農具是磨制精細的三角形石犂和破土器，還有一種因類似現在的耘田工具而被稱為“耘田器”，類似現在的千篰而被稱為“千篰”。陶器方面，由馬家浜時期手制的厚胎陶器轉向輪制的薄胎陶器發展，而且種類繁多，有的還是精細刻劃花紋和鏤孔，或施用彩繪。值得注意的是炊器的鼎取代釜，其工藝水平較馬家浜時期有很大的改進。據對余杭新石器遺址47處的出土炊器的分別統計，鼎有18處，占總數的38.29%，釜僅一處，占2.12%；其余的豆、壺、罐等都比釜要多得多。[4] 裝飾品中玉器大大增多，除一般的珠、璜等外，突出的是大型的玉琮、玉壁和玉鉞。生活工藝品方面有發達的竹編、麻織和絲織品。
陶器、炊器、玉器和編織方面的顯著演進，是與農業生產工具的改進同步進行的，反映了以水稻生產為代表的農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農具中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有眾多的種類和形式，牟永抗和宋兆麟的論文對此已作了詳盡的分類鑒定和探討，并提出了兩者各自具體操作方式的推論，很有說服力。[5] 良渚文化石犁和破土器的出現，是從河姆渡、羅家角的耜耕階段向人力犁耕過渡的轉折點和里程碑，崧澤時期出現的小型石犁則是這一轉折的中間過程。從良渚以后便慢慢轉入有史以后的畜力犁耕了。良渚石犁的出現為我國犁耕起源的演進歷史提供了關鍵的實證。筆者在最近一次同美國學者的座談中，一位美國學者說，據他所知，中國的犁是從歐洲傳入的，筆者即簡單介紹了良渚的事例，他就信服了。說明對良渚文化的多方面成就，需要向國外多作介紹。
根據農具種類的增加和工藝技術的改進，特別是與勞動生產率有關的石犁和破土器的應用，并參考現今少數民族原始農業農展階段的一般規律，可以對良渚時期的稻作生產技術及其生產水平試作一些分析討論。
我們知道，原始農業最初是使用刀耕（火種），然后轉到耜耕或鋤耕。刀耕的要點是燒除地面草木后即行播種，而進行翻土，因而必須年年或隔年就要放棄，另找新地，要等到棄耕地的地面植被恢復生長，才能進行第二次的刀耕。為此，刀耕農業的一個單位的播種面積需要7~8倍以上的土地面積作為后備，以資輪轉，一個人一生砍燒同一塊土地只不過三四次。[6] 進入耜耕以后，土地可以連續使用的年限大大延長了，因為翻土可以改善土壤結構和肥力，并改以休閑取代不斷的撂荒。到了使用人力拉的石犁，就更進一步提高了耕田的效率，因為耜耕或鋤耕是間歇性的翻土，每翻一耜土，人就后退一步，又重新翻一耜；而石犁是連續性的翻土，人拉犁頭可以一直向前行進，土塊隨著陸續翻起，中間沒有間歇。人力拉犁在本世紀50年代的侗族人民中還有使用，稱為木牛。據宋兆麟在侗族中的調查，鋤耕一人一天只能耕1擔田（6擔田合1畝），木牛耕田兩人一天可耕4擔田，如果是牛拉犁，則一人一牛可耕14擔田[7] 這雖然是侗族50年代的資料，但因為所處的耕作階段與良渚的人拉石犁相似，可以供我們參考，且很有啟發。
在良渚出土的農具中，“耘田器”和“千篰”，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兩個問題。“耘田器”以其形狀酷似現代水田使用的耘田工具而命名。一些文章在分析良渚農業所達到的水平時，就徑直認為良渚時期已使用耘田器進行耘田的先進技術。
首先，我們要問，4000多年前的稻田是直播還是移栽的？我想答案應是直播。現代南方的稻田絕大多數都是插秧的，插秧的稻田，行距間隔清楚，所以可用耘田器耘田。而插秧的技術，有文字或物證可考的，最早見于漢朝，漢代的南方考古發掘表明，像廣東佛山出土的陶水田模型[8] 和四川新都同土的薅秧畫像磚，[9] 都有農夫彎腰在水田中雙手薅秧的形象，或者是手持長棍用足薅秧，就是沒有使用類似耘田器的工具。現今杭嘉湖寧紹一帶的農民也多以手薅為最常見，江西一些地方是手持杖、用足踏的方法，仍同漢代一樣。所以，很難想像4000多年前即已發明使用耘田器這樣先進的工具。又，耘田是與插秧配套的，上述廣東和四川的水田模型都是以有秧田育秧為前提的。有插秧必有秧田，4000多年前是否已有秧田、本田之分呢？看來有這個可能性是很小的。
至于直播，又有撒播、點播之分。如果是撒播，長大起來的稻株，疏密不一，不可能行距分明，也就是無法使用耘田器的。除非是點播，技術又很精確，行株距分明，才可以使用耘田器，這在4000年前是還做不到的。可舉日本彌生時期的稻田為例，日本自古多火山，火山爆發時被火山灰掩埋的稻田遺址，常常保留下稻田的原貌，包括諸如田埂、溝渠、水塘以及稻株的穴跡，為國內所未見。筆者在日本參觀過好幾處這類遺址，以京都府八幡市內里八丁遺址最為典型。該遺址經清理后，可以清楚看到如同現代一樣的大片稻田，由小塊小塊的田埂圍成，每塊稻田中的稻叢殲穴，歷歷可數，并可用電腦繪制出整片稻田，其中每小塊稻田的穴數，一穴不漏地顯示出來，以供進一步的面積、產量等的推算。使人印象很深的是，這些殘存下來的稻穴，密度非常大，但各穴的間隔距離又極不一致。緊密處兩叢稻之間不足10厘米，疏遠處兩叢稻相距可在50厘米以上，沒有規則可言。這是典型的原始稻田的反映，這樣的稻田，不問其為移栽或是直播，是無法使用耘田器耘田的，也不便于人在田內行走，進行手工的除草。反之，也就說明那時候還沒有耘田工具或手工除草這一環節。內里八丁遺址屬彌生晚期，相當于中國的三國西晉時期，日本的稻作是秦漢前由吳越人傳去的，至此已有500年以上的歷史，其栽培密度仍然沒有規范化，可見行株距的規范改進是很緩慢的，這也可供我們參考。
再看南方有史以來的稻作技術，在很長一段時日里，都還是實行“火耕水耨”即利用水淹殺草。如西晉時的鄮縣（今浙江鄞縣），其稻作水平還是：“遏長川以為陂，燔茂草以為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10] 如果良渚時期已知道使用耘田器除草，只能認為有史以來西晉時的鄞縣稻作是一個大倒退。
海南島黎族的水田稻作是利用天然低洼積水地，用人或牛把草踩到水中，把土壤反復踩松軟，即撒上秀種，不施肥，亦不除草，草長起來，則用水淹之。[11] 由此看來，出土的“耘田器”當是另有用途，比如開溝之類，而不是相當于現今的稻田耘田。
關于千篰的問題，與耘田器有些類似。因其形制同現今農村使用的相似，從而推測當時可能使用千篰捻河泥作為稻田肥料。我們知道，河泥是一種緩效性有機肥，通常是在冬春時捻取，作為桑園及稻田基肥，這在明末《沈氏農書》中有詳細敘述。根據文獻記載和肥料史的知識，肥料種類的增加是有一定先后和規律的。就基肥而言，最初使用的基礎肥是家畜糞和人糞，然后是綠肥、餅肥；再次是堆肥，草木灰、焦泥灰等，最遲利用的是河泥。因為捻河泥的勞力最費，數量很大而肥效較低，在肥源十分緊張的時候才開始利用。文獻上出現捻河泥是在宋朝，這是因為宋代的人口激增（北方戰亂，大量北人南下），對糧食和衣著的需求壓力很大，促使增加稻麥兩熟和發展蠶桑，凡此都需要開辟肥源，利用冬春相對農閑，捻取河泥以作桑園和稻田的基肥，河泥正是在這種形勢下出現，所以不見于宋以前的文獻。4000多年前的原始農業，一般不施或少施用肥料，所以連續種植幾年以后，地力下降，需要更換新地。在通常的人畜糞肥或草肥都不一定使用的情況下，很難想象會先使用起河泥來。所以，良渚的千篰可能是一種戽水和其他用途的工具，而不是捻河泥的工具。
既然良渚時期的稻作已開始使用了石犁和破土器，勞動生產率較之耜耕有成倍的提高，那么，當時的水稻產量是否也有成倍的增加？這個問題要從兩方面來分析，如果是指水稻的總量增加，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因為勞動生產率提高可以擴大耕種的面積，即使在單產不變的情況下，也可提高總產量；如果是指單位面積產量較之耜耕階段有一定的提高，也完全是可能的，但這種提高在整個良渚時期是比較緩慢而穩定的，不會有大幅度的突破。
關鍵詞：史前聚落遺址；展示利用；歷史文化農業園區
檢 索：.cn
中圖分類號：J0 文獻標志碼：B 文章編號：1008-2832（2015）11-0072-03
Research on the Display and Utilization of Prehistoric Settlement Sites； Take Diao Long Bei Site as an Example
LI Jing-yi，ZHANG Xiao-Nan（Beijing University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ountry ha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site of the prehistoric settlement sites， and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it.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mode of the prehistoric settlement sites，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ite itself， the paper presents a case study on the site of the carved dragon monument， and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play from the site using different display mode of display concept. Som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upports for the presentation of its use are presented.
Key words ：prehistoric settlement site； display and us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ark
Internet ：.cn
《考古學通論》中指出“考古學根據生產工具的變革將人類古代社會分為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和鐵器時代。”石器時期也被稱為史前時代，包括舊石器時期和新石器時期，舊石器時代遺址又分為洞穴遺址和曠野遺址（露天遺址），新石器時期遺址包含有聚落遺址、洞穴遺址和丘貝遺址。所以，史前聚落遺址主要指新石器時期的聚落遺址，目前全國七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共有4493處，包含史前遺址417處，史前遺址中聚落遺址共有318處，占史前遺址的76.2%，由此可見史前聚落遺址在史前遺址中的重要性。
從我國建國初期第一個史前遺址博物館（半坡遺址博物館）的建立到現在良渚國家遺址公園成為世界遺產預備名單，遺址展示的專家們在以努力的尋找適合的展示利用模式。
一、我國史前遺址展示利用基本現狀
（一）展示中存在的問題
首先，我國史前聚落遺址多為土遺址，遺址本身比較脆弱，再加上天氣等自然原因，遺址很容易破壞；其次，史前聚落遺址多為地下埋藏，保護采用回填的形式，觀賞性差，對游客的吸引力不大；第三，史前遺址時期是沒有文字的記載，所以對于它的研究比其他遺址都有難度。
（二）展示的主要內容
史前聚落遺址的展示主要分為遺址展示和文化展示兩部分。遺址展包括有遺址出土文物、遺址環境、遺址本體三部分。遺址環境主要指遺址的地理風貌、聚落風貌；墓葬、灰坑、房基、陶窯址、祭壇、人類生活遺址等是遺址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動植物遺址、陶器、角器、牙器、貝器、石器是遺址出土文物的組成部分；文化展示以非物質文化為主要展示的內容，需要通過考古研究的平臺進行展示，它的目的是將考古研究及其文化特征聯系起來，使人們對遺址進行更深的了解與認識。
（三）展示的主要手段
史前聚落遺址的展示利用手段具有多樣性，主要包括的有原狀展示、標識展示、陳列展示、建筑復原展示等一系列展示手段。原狀展示對于石質類的的遺址多采用露天展示的形式，對于容易受天氣影響的遺址多會加一些展示棚；標識展示為一些地下遺存遺址進行采用標識牌、植物、沙石等手段進行標示；陳列展示多是通過建立一些陳列館、博物館的手段進行展示；建筑復原是指遺址研究豐富的基礎上，運用模擬復原的形式進行展示。
二、我國史前聚落遺址展示利用模式
中國文物保護法則規定：“經發掘的遺址和墓葬不具備展示條件的，應盡量實施原地回填保護，并防止人為破壞。經過評估，無條件在原址保存的遺址和墓葬，方可遷移保護。”由此可見，回填是我國史前聚落遺址的主要保護手段。目前我國主要的遺址展示模式是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和史前遺址博物館展示模式，特殊的一些遺址采用與旅游景區相互結合、森林公園、遺址歷史文化農業園區的展示形式進行展示。
（一）遺址公園模式
良渚遺址采用的是國家遺址公園展示模式，遺址主要展示部分包括良渚博物館、良渚古城、塘山遺址、匯觀山遺址等遺址構成。良渚古城墻部分進行了復原，建立遺址展示區，主要的展示手段復原展示；莫角山遺址則是建立保護棚進行展示；反山遺址通過建立陳列展示館的形式進行展示，主要對墓葬遺址群展示，在已經發掘的部分墓葬上方建設一處覆土建筑，建筑埋于地下，與周邊的山體和綠化能夠協調，內部展示反山的考古與良渚玉文化的介紹；遺址還采用了建立生活場景復原展示，建立遺址文化園等多種手段進行展示（圖1）。
（二）遺址與旅游景區結合的模式
遺址與旅游區的展示模式針對的是位于旅游景區的遺址，遺址展示的前提是先對遺址進行保護，位于山東聊城的景陽岡龍山遺址就是采用遺展示模式，遺址通過利用周圍的自然風光和人文資源進行展示。
（三）森林公園模式
森林公園的展示模式主要指遺址位于森林公園景區內，一般遺址都采用遺址與森林公園結合的形式，在赤峰市紅山區紅山國家森林公園，里面就分布著著的紅山遺址，它主要以紅山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夏家店上層文化為主。目前它是作為旅游勝地進行展示。
（四）史前遺址博物館模式
史前遺址博物館的展示是遺址公園概念提出之前，較為常見的一種展示模式，比如我國第一個史前遺址博物館是半坡遺址，它位于陜西省西安市，博物館分兩個區域，西面主要是文物展廳和臨時展廳，東面為遺址保護展示大廳。
（五）歷史遺址農業園模式
遺址歷史農業園的展示模式相對較少，主要是針對遺址區周邊的有農田的比較發達的鄉村地區，它建立前提是對遺址的保護，通常會歷史農田展示區或者遺址手工農作物體驗區，為當地人們提供了游玩和休閑場所。
經過相關文獻研究的我對我國前七批國保單位其中的198個史前聚落整理展示利用統計，其中有147個未展示，29個采用遺址公園展示，19個遺址采用史前遺址博物館進行展示，其他的形式的有3個，通過研究發現我國有75%的遺址未進行展示，展示中的遺址有57%采用遺址考古遺址公園的形式，37%采用遺址博物院進行展示。
三、國外史前聚落遺址展示利用狀況研究
（一）美國
美國國內的遺址公園眾多，大部分采用的保存遺址的原貌，保持遺址的出土和原始狀態，多采用融入自然的遺址公園形式。芒德島州立考古公園它主要的修建材料是貝殼，只有乘坐小船才能盡心觀賞，主要恢復了以前的歷史水系，游客有一種回到歷史的感覺。島上的設施全部為古代的施舍，也不能住宿。卡俄基亞土丘歷史遺址也是采用同樣的方式，它的僧侶墩有14英畝，4層100英尺高，還有一個大型進駐約50英尺，1984年建立以個新的旅游展覽中心（圖2）。
（二）英國
英國遺址的展示利用多采用遺址公園的展示模式，但在遺址展示的過程中比較注重遺址 的原真性保存方式，嚴格按照出土文物的特點和形式進行復原性修復。英國的很多遺址公園都會定期邀請有名的表演家，對古代文化進行表演，并且在服飾、器物、內容和場所等盡可能的進行歷史原來面貌的恢復，使文化在寓教于樂中進行傳播。在英國的約維克維京中心，是通過配有介紹和說明的歷史圖片和遺跡品進行展示。主要展示的是一條復原的歷史街區，采用場景再現的模式進行展示，復原了當時人們的生活場景，包括家庭生活情況，還有農作情形，游客也可以乘坐游覽車觀。遺址充分調動了人們的感官、視覺、聽覺多方面的結合，運用聲、光、電、多媒體等多種科技的手段。
（三）德國
德國史前聚落遺址的保護利用非常重視遺址區的對遺址的再利用，它注重從文化價值中來提升遺址的內涵和意義，不主張人工的改造與展示，而是從自然景觀的角度來展示遺址。德國柏林市非常有名的杜佩公園是一個古村落遺址，主要是志愿者自發組織的，有自愿者進行售票、展示、講解，完全是一個活性參與的模式，遺址展示的人員是當地退休人們，由于是自愿者組成，所以他的展示分工也按自愿者自己的興趣進行分配，每個人根據自己的興趣進行組合和服負責不同的工作。這種形式拉近了當地居民與遺址之間的關系，人們對于遺址展示具有很大的熱情，同時遺址也成了當地的公共活動的場所。
（四）意大利
意大利是通過把一些考古遺址的的保護與文化展示和生態建設相互結合。世界文化遺產奇倫托和迪亞諾河谷國家公園，帕埃斯圖姆和韋利亞考古遺址采用的是國家公園的展示形式，主要是運用原址保護，也是采用與周圍的的生態環境相互結合的形式（圖3）。
（五）日本
在亞洲日本的遺址展示開始的較早，也是目前發展比較完善的國家，日本對的遺址展示注重遺址的環境和建設的觀賞性，歷史公園是一種常見的展示模式，比如日本的吉野里歷史公園多采用復原展示和“重建”的形式進行展示，2009年4月1日全部開放。歷史公園由入口區、環壕部落區、古代原野區和古代森林區四個區域組成。入口區有售票口、管理用房、商店、餐廳等服務性設施構成；環壕部落區是遺址的核心區域，里面有大量的遺址存在，這個區域采用的主要展示方式是建筑復原；古代原野區是遺址的生態區，有歷史農田區、彌生大原野、停車場、高爾夫場等設施的建立；古代森林區計劃建成反映彌生時代的森林風景區域。
四、史前聚落遺址的實踐分析
（一）雕龍碑遺址基本情況介紹
雕龍碑遺址位于湖北省棗陽市鹿頭鎮北3公里的武莊村南。它是新石器時期的聚落遺址，遺址于1957年發現，它原為一個橢圓形大土包，南北長179m、東西寬135m，中心保護區面積為2.5萬平方米，圍墻內設有雕龍碑遺址文物管理處。遺址先后經過5次的發掘研究，分為四個遺址類型：人工基址類、埋葬類、出土文物類、動植物遺址類。該遺址位于南北交匯處，對研究南北遺址文化的交流，研究屈家嶺文化的淵源與大溪文化、仰韶文化等課題提供了一批珍貴的實物資料，特別是該遺址所處年代與神農炎帝傳說時代相符。（圖4）
（二）雕龍碑遺址展示利用方式的可能性分析
首先，雕龍碑遺址并沒有位于旅游景區或者森林公園內，所以它不符合旅游景區或森林公園這兩種展示模式的條件；其次，是采用遺址博物館的形式進行展示，它目前是采用陳列館的形式展示，但是這種展示形式比較單一，缺少與周圍村莊和居民的互動性，對游客的吸引力不大。第三，是采用考古遺址公園的形式進行展示，遺址擁有便利的交通，但是它的輻射能力和法內較小，周邊的基礎設施不夠完善，所以也不適合建立遺址公園；第四是建立遺址歷史文化農業園區：①雕龍碑遺址擁有便利的交通，遺址東側鄰著335省道；②遺址有良好的周邊環境，遺址周邊為農田和村莊，本地農業發達；③是考古研究豐富，現在建立的有雕龍碑展示館，科學出版社出版了《棗陽雕龍碑》一書，遺址先后進行了5次考古發掘。所以歷史農業文化園是比較適合雕龍碑遺址的展示模式。
（三）雕龍碑遺址存在的問題分析
雕龍碑遺址的展示利用主要從遺址周邊環境、遺址本體、出土文物這三個方面進行分析：①遺址周邊的農田環境和河道，作為遺址最初的選址依據沒有展示出來。②遺址本體的問題，首先，本體多為回填的方式進行保護；其次，缺少臺地的展示，臺地上的圍墻不合理；陳列館內主要為模型展示，展示手段單一；陳列館位于遺址可能埋葬區和遺址本體內的道路為青磚，這兩個方面都對遺址有一定的疊壓破壞。③出土文物沒有留在雕龍碑遺址陳列館，沒有進行展示。
（四）雕龍碑遺址展示設計
遺址展示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是針對遺址周邊環境的問題采用的是建立農田展示區，結合現有地形，改種淺根系的農作物或地被植物，保證農耕深度或種植物種根系深度小于0.3m，歷史時期當地的農作物主要為水稻、粟。在農田中可以場景復原的方式展示 原始農業勞作的場景，結合田塊田埂布置木棧道。（圖5）
遺址本體區域建立遺址本體展示區，采用復原展示，但考慮對于遺址本體的保護，不在遺址內進行復原，而在入口附近的位置進行建筑復原，對房基遺址和墓葬遺址加入回填層，在回填層上進行較淺的房基雕塑復原，對于部分不適合進行雕塑復原的采用根系較淺的植物進行標示。道路設計拆除青磚采用具有可逆性質的木棧道進行道路設計，建筑基址也可采用沙盤模擬的手段展示。
對于出土文物采用建立遺址陳列館的形式，既有傳統的照片、實物的展示，也可以采用多媒體進行展示，采用電影或者短片這種展示手段對遺址的整個發掘情況和當時社會的狀況進行展示；對于遺址本體的紅燒土地面和墻體也可在室內進行直接展示。
文化展示主要采用文化再現進行展示，還可以建立網上博物館，建立數據庫系統，參與性展示，包括現在比較流行的APP設計、手機博物館、微信賬號的建立都是對文化的展示。對于史前聚落遺址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現代人們發掘的過程的傳播，采用一些游戲性設計，讓人們有游玩中學習。
五、啟示
針對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到一下幾個結論：
第一，總結了我國現有的史前聚落遺址展示形式，有史前遺址博物館、考古遺址公園、森林公園、旅游景區、遺址歷史農業園，其中史前遺址博物館和考古遺址公園是最為常見的兩種模式。
第二，確定了遺址的展示的內容有遺址展示和文化展示兩個方面，遺址展示包括有遺址本體、遺址的出土文物、遺址的歷史環境三個部分。
第三，根據雕龍碑遺址的特點確立了它的展示模式是遺址歷史農業園。
第四，根據考古遺址公園展示的不同的遺址內容采用不同的展示手段，主要有場景復原展示、模擬展示、多媒體展示、標識展示等。針對遺址本體展示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結論：1.房基遺址：我們可采用建筑復原展示、雕刻復原展示、房基復原展示的展示方式。 2.墓葬、灰坑：主要采用沙盤模擬 原址陳列展示的方式。3.陶窯址：復原展示、（室內）遺址沙盤模擬、（室外）遺址展示棚、生活場景復原展示等不同的展示方式。
本文以雕龍碑遺址為主要案例進行了實際的分析，在遵循史前遺址的保護優先、以人為主、采取可逆手段、真實完整展示遺址的原則下，提出了遺址公園展示的理念，有效地解決史前聚落遺址展示難度大、展示形式單一等問題。史前聚落遺址的展示是一個不斷發展，不斷研究的過程，本文希望對以后史前聚落遺址展示利用研究起到一個啟示作用。
參考文獻：
[1] 陳娟輝，伍丹婷.當代博物館設計初探[J].中外建筑.2012（11）
[2] 許凡.史前遺址的展示――以日本吉野里國家歷史公園為例[J].小城鎮化建設.2008
[3] 劉斌.從良渚遺址談關于遺址公園建設的思考[J].收藏界.2013（7）
[4] 郭青嶺.日本古文化遺址博物館考察啟示[J].史前研究.2006
[5] 朱曉渭.國外經驗對陜西考古遺址公園建設的啟示[J].江漢考古.2011（2）
[6] 王曉玲.良渚文化數字博物館設計與實現[D].杭州：浙江工業大學畢業論文. 2012
[7] 楊檬.國家考古遺址公園保護研究[D].長沙：中南大學.2012
[8] 張昱.考古遺址展示的初步研究[J].西北 大學學報.2013
[9] ICOMOS.國際古跡保護與修復.[S]威尼斯.1964
[10] ICOMOS.展示與闡釋.[S]加拿大魁比克.2008年10月4日
[11] 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中國國家委員會.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2000
一年來，在集團各位領導的指導下，在全體教職工的努力下，我園認真貫徹《幼兒園教育指導綱要》精神，圍繞各項教育工作的要求，以“讓每一位孩子健康、快樂地成長”的辦園宗旨，促進每個幼兒富有個性的發展，全面提高了幼兒園的保教質量。下面我將一年來的工作向大家做個匯報：
一、園務管理：落實制度，明確職責
為了使幼兒園管理工作逐步向規范化方向邁進，我們嚴格按照管理制度匯編，做到分工明確，責任到人。在實際工作中嚴格照章辦事。通過落實制度，明確職責，提高了教職工的工作責任感，促進了我園各項工作有序、有效地開展。
二、教師培養：加強學習，提高素質
為了提高教師的素質，我們通過多種形式對教師進行培訓。首先利用暑期的師德培訓，開展形式多樣的師德教育;其次采取請進來、走出去的方式。如在我們的園本培訓中，我們邀請了卜園長和周老師給我們作有關地域文化融入教學的相關講座。在暑期我園派了范敏娟老師去上海參觀學習，回來之后給大家作了“上海之行”的交流活動，對于新教師，進行了師徒結對，傳幫帶教，讓新教師在觀摩中進步，在反思中成長。
三、教育教學：注重細節，提升質量
一是各班能認真制訂教學計劃，在制定周、半日活動時合理安排各方面的教育內容，根據孩子的年齡特點把領域活動與主題活動有機結合，相互滲透，有效地防止在教學工作的主觀性和隨意性。
二是定期檢查教師備課、幼兒成長冊、教養筆記等。落實一日教學常規，加大對一日生活各個環節的監督和調控。以“抽查聽課”為載體，在聽完每節課后與教師及時交流，并進行點評糾正。
三是各班都創設了有利于引發幼兒互動的環境。在走廊、樓梯、班級主題墻、家長園地等環境的創設，做到美觀新穎，突出主題。根據孩子年齡特點，力求做到生活化，情趣化，藝術化和兒童化，讓孩子主動參與到環境中來，從中受到教育。
四是充分發揮我園的區域優勢，挖掘自然教育資源，把本土資源的內容滲透到幼兒的一日生活之中，貫穿于游戲、教育活動之中，并以多種形式進行整合，結合本園、本班幼兒的實際情況，靈活開展。在組織好幼兒一日活動、上好主題教學活動的同時，我們還結合“世界水日”、“世界無煙日”、“護綠活動”、“環保創意種植”開展了系列活動，增強了幼兒的環保意識。
四、教育科研：積極參與，共同成長
本年度的園本培訓在總園的引領下，我園自己開展培訓，對于我來說又是一個新的挑戰，畢竟還沒有自己做過這方面的工作，還好在教科主任周老師的的指導下，一年度的園本培訓有聲有色的下來了。我們的項目培訓主題是《基于良渚地域文化融入教學的實踐，提升教師課程開發與整合的能力》，在培訓過程中，我們老師都積極的參與，這種研訓一體的模式對分園的老師幫助很大，她們善學、善思，樂于發表自己的看法、見解，在5月底開展的園本培訓開放日活動中，得到了園領導的好評;在10月份，以“民間資源在集體教學中的有效利用”的良渚片的輔導活動也在我園開展，我園的金國琴老師執教了具有良渚地域文化特色的音樂活動“金蛇狂舞”，得到了大家的好評。
在我們的教研組工作中，緊緊圍繞園本培訓，結合幼兒園教師的實際教學能力，開展的園本教研主題是挖掘良渚地域文化資源，開發幼兒園園本課程，幫助教師運用建構式課程，繼續探索語言教學活動的設計和教學的有效性的探索。
通過園本教研活動的開展，真正滿足了教師的成長需求，促進了教師的專業化成長。
五、衛生保健：落實安全，細化保育
我園制定《藥品管理制度》、《班級安全管理制度》、《幼兒接送制度》、《幼兒傷害事故處理》、《房屋設備檢查制度》等安全衛生保健制度，促使安全衛生保健工作有序、科學地開展，為幼兒提供有利于健康成長的環境。
(一)細化制度，提高安全管理力度
細化各塊安全工作責任。每年度與每位教職工依據自身的工作簽訂安全目標責任書，做到人人有責。
(二)細化工作，規劃保育工作程序
在已有制度的基礎上進一步細化幼兒在園一日生活各環節的管理細則，包括對教師的具體工作、對保育員的具體要求、對食堂工作人員的要求，讓每位工作人員明確工作程序，規范地開展幼兒一日生活各環節的保育工作。
六、家長工作：家園合作，有序開展
《綱要》中提出：家庭是幼兒園重要的合作伙伴。本著這種理念，把做好家長工作作為我園的工作重點之一。每學期開始要求老師們制定好家長工作計劃，有目的有計劃地開展各項家長活動。
3月份，結合春天，我園開展了全園性的親子春游活動，讓孩子們開闊眼界的同時，增進了親子、家園間的情感。4月份，我園開展了“幼小銜接”家長會，請來了小學陳老師和卜園長進行了講座，同月，小班、中二班和大班相繼開展了“放風箏”、“種植蔬菜苗”、“做青團”的親子活動，在孩子們體驗快樂的同時，也拉近了家長與老師之間的距離。5月份，中一班開展了“采茶”的的親子活動，結合我們的園本課程，充分利用本土資源，親身體驗采茶的樂趣，了解茶葉的制作過程;6月份，大班開展了家長半日開放活動;8月底召開了小班新生家長會;10月份，中班段、大班段結合重陽節開展了敬老愛老的祖孫同樂的親子活動;11月份，全園開展了親子運動會;12月，小班段開展了家長開放日活動。
我們的家長工作以多種形式開展著，在每年一次的家長問卷調查中，家長對老師的滿意度還是很高的，相信我們的家長會一直理解、支持我們的工作的。
七、思考與展望
教師的業務能力急待加強。我園新教師居多，在教師的成長上還需花費一定的精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