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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園弟子奠小看
大家都知道，戲曲演員基本上都是十二三歲學藝的，這時筋骨軟，好練功，可塑性強。可是年齡小了文化程度就自然低，一般都不過小學水平，進了劇團后也就難在學術上有所建樹，這當然是行業的局限。然而事情也并非絕對的。一期同學里偏偏就會冒出幾個演員才子，讓外界的人不敢小瞧梨園行，也不敢說演戲的人沒文化了。像易俗社、戲曲研究院、三意社、尚友社等劇團，都是藏龍臥虎的地方，其中出了不少能編會導的大才子，老一輩的如王藹民、王小民、賀孝民、、王保易、劉養民、王君秋、李繼祖、冀福記、楊通民、賀林等，年輕一代的如陳彥、李小鋒等，可以說多不勝舉，這當然是我們梨園行的驕傲了。
張曉斌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有學養的演員才子，他憑著長期的勤學苦練、廣聞博記、深入鉆研、吸納眾長，提高了自身的文化水平和藝術修養，無論在表演、導演、編劇、評論方面，還是在組織管理與主持演出活動等方面，均頗為出色。成為陜西秦腔界為數不多的大家之一。從張曉斌的書里，可以看出他的知識非常廣博，關于戲劇方面尤其秦腔方面的內容，他好像沒有不知道的，而且論述相當充分，有理有據且不失嚴謹。像他評《打金枝》“背舌”一折戲，就把這個戲各劇種的不同叫法、劇情概況、劇本立意、時代背景、主人公郭子儀等人的身世，以及秦腔演此戲的風格、秦腔名家演此戲的表演特點等，都講得一清二楚，使不了解這出戲的人，一看文章就能對該劇的來龍去脈有個清晰的了解!從張曉斌這里，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啟示：從事演藝的人，即使你先前文化基礎較差(張曉斌學藝時不過小學文化程度)，但只要熱愛事業，心懷理想，勤奮好學，不斷積累，一樣能成為專家學者。
著書三卷載劇壇
張曉斌學藝的地方是陜西省戲曲研究院，這對他來說真是萬幸。這里是久負盛名的“西北戲曲學府”，有著革命的傳統、戰斗的傳統、藝術的傳統和學習的傳統，有著馬健翎、黃俊耀、史雷、王依群、王小民、李正敏、任哲中、李瑞芳等一大批學識淵博、才華出眾、德藝雙馨的編劇、導演、演員、音樂、舞美方面的大師級藝術家，你若進到這里稍加用心，就會受益匪淺。張曉斌是有心人，更是用功之人，所以在這個學府里就自然成長起來。通過幾十年的刻苦學習和不斷積累，他也將自己鍛煉成一位無愧于“西北戲曲學府”的藝術大家，不僅為養育他的學府奉獻了華章，也為秦腔觀眾留下了集知識、學術、史料，更兼文學價值于一體的百萬文字。
該書的史料價值體現在記述了秦腔在現展演進的歷史。例如：在第一部“追溯篇”中，所寫的倡導新秦腔，關愛陜西戲。戲劇家來陜西調研，程硯秋來西北考察，馬健翎編創新劇目等，既緬懷了老一輩革命家關愛邊區文藝和秦腔事業的往事，追述了戲劇大家、表演大師與陜西戲劇界的交往，同時也回顧了為秦腔藝術作出卓越貢獻的大師們的藝術人生，為陜西戲劇在現代的發展理清了脈絡，使讀者對陜西戲劇特別是秦腔在現代史上的影響和舉足輕重的地位有了深入的了解。在“志要篇”中，記敘了三秦戲曲界發生的重要事件和出現的重要人物，記敘了社會各界名人與陜西戲曲界的交往關系，同時以親身的經歷記敘了劇團上山下鄉和去部隊、廠礦演出的軼事及所從事的社會藝術活動。將戲曲與社會、與大眾、與生活的關系作了生動的闡釋，驗證了藝術根植于社會生活的本質。在“評述篇”中，以獨到的學術見解對名家的表演特色、各劇團的藝術實踐、劇目創新、藝術活動等進行了評述。上述這些。都為以秦腔為主體的陜西戲劇補充了大量翔實而珍貴的資料。
該書的學術價值體現在書中對我省演藝界100多位著名編劇、導演、演員、音樂、舞美藝術家，也包括優秀劇目進行了中肯的評價，提出了自己獨到的學術觀點。例如：寫李瑞芳的《心有真?情聲自美》，寫康正緒、何振中、傅鳳琴的《皇家戲唱出了人情味》，寫段林菊的《觀眾心里有桿秤》等篇章，都表露了他的藝術思想。還有他寫的《精品劇目與群眾觀點》，以省戲曲研究院多年的創作實踐為例，闡述了精品劇目與群眾觀點的辯證關系，表露了自己的思想，即“精品劇目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常青之樹，群眾觀點是文藝工作者從事精神產品的思想根基，惟其如此，方有藝海之廣闊，文壇之秀美，梨園之芬芳”。文中談道：為人民群眾特別是為農村群眾服務，是戲曲工作者的主要對象，要使精品劇目打得響，拉得出，下得去，絕不能一味追求大投入、大制作的所謂“包裝”手段。對有些重點劇目要采取“一戲兩制”的做法，即在大城市有條件的舞臺，按照原有演出規模進行；下基層到農村時，則將大樂隊改為民樂隊，大布景、大道具亦可因陋就簡，靈活變通，以適應當地舞臺條件、減輕當地接待負擔。這些觀點，對城市劇團的演出實踐都頗有指導意義。
該書的知識價值體現在對戲曲藝術方面的諸多知識進行了趣味化的記敘。例如第三部所寫的“戲緣情緣”、“觀景論戲”、“戲話史話”、“梨園古今”、“年節戲苑”、“臺前幕后”、“文脈戲理”等欄目，從三秦文化的視角著眼，采用講述的方式，對秦文化所承載的秦腔、眉戶、碗碗腔等劇種，以及這些劇種的優秀劇目和舞臺人物、演員表演、音樂、服飾、道具、化妝、音響、效果、臺上臺下、戲里戲外等進行了評析，內容涉及三秦文化的地理、歷史、人文、民風、民俗等各個方面，為讀者展示了一幅內涵豐富、多彩多姿的秦文化圖卷。體現了作者的博學多才和對三秦文化的熱愛之情。同時也使讀者能從中獲得豐富的秦文化包括戲曲文化的知識。如他寫的《秦腔(下河東?祭靈>三十六哭淺析》，對劇中角色三十六哭所涉及的人物與故事認真做了分析表述，使讀者了解了歷史，也增長了知識。
天賦靈氣才藝廣
張曉斌是一位多才多藝的文化人，他既會演 戲，又能編劇導演，還能做學問。他曾是一位出色的演員。在省戲曲研究院工作的半個世紀中，曾在20多本戲里擔任不同行當的主角，有現代戲《粱秋燕》中的董學民、《中國魂》中的周小強、《江姐》中的華為、《蘆蕩火種》中的沙四龍等，有傳統戲《藏舟》中的田玉川、《張古董借妻》中的張古董、《清風寨》中的燕青、《起解》中的崇公道等。他還是一位出色的編導，所編導的劇目《臂塔圓舞曲》，榮獲1993年全國“五個一工程”獎，創作(合作)的眉戶現代戲《陜北婆姨》榮獲陜西省“五個一工程”獎，改編的《張古董借妻》連演百場，改編的《貍貓換太子》(前后本)，其中《抱盒》、《拷寇》在陜西“易發杯”大賽中獲劇本改編優秀獎。他還是一位出色的戲劇評論家。60余篇，為陜西文藝廣播電臺及衛星廣播撰寫稿件《梨園趣話》140余篇，《戲曲名段點評》50余篇，在《陜西廣播電視報》發表《戲苑趣話》專欄文章30余篇，總計百余萬字，其中《淺析秦腔(趙氏孤兒)的改編》，榮獲陜西省文藝科研優秀論文獎。他還是一位出色的劇團管理者，在任眉碗團團長期間，他和演職人員同心同德，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上山下鄉演出，為劇團擴大了影響，創造了效益；他愛惜人才，重視劇目創作，為劇團引進和培養了一批臺柱子和尖子演員，推出了《臂塔圓舞曲》、《留下真情》、《好年好月》、《陜北婆姨》等一批優秀劇目，深受觀眾的歡迎。
他還是一位在觀眾中有影響的優秀節目主持人。他天賦過人，更有著廣博的文化知識作基礎，所以腹有詩書氣自華。他不僅應邀擔任陜西文藝廣播電臺及衛星廣播《梨園趣話》節目主持，每周不間斷地向廣大聽眾廣播節目，而且還經常擔任晚會的節目主持人，多年來曾主持過大大小小千余場文藝演出，成為秦腔觀眾十分喜愛的節目主持人。他主持節目的風格雅俗共賞，往往以韻句俚語進行表述，見人說人，對景言景，靈活機智，風趣幽默，幾句話就將節目或演員介紹到位，并且隨帶表演，繪聲繪色。因而深受廣大聽眾和觀眾的好評。
大家風范口碑傳
所謂大家，就是不僅在所從事的專業上有特殊的貢獻，在學術上有一定的造詣，而且在文化修養和思想境界上都超乎常人。張曉斌就是這樣一位在陜西乃至西北地區頗有影響的藝術家。他是一位置全身心于藝術事業的有心人，一生孜孜不倦地學習，勤奮努力地工作，不斷開拓新的藝術領域，在文化修養、思想素質和藝術造詣上都達到了很高的境界。如今，他的名字和事跡已經載人《世界華人文學藝術界名人錄》、《世界名人錄》、《中國專家大辭典》、《中國專家人才庫》、《中國戲劇家大辭典》、《中華人物家教大典》等多部權威書典。屈指算來，像他這樣的全才全能演員，在陜西乃至全國文藝界都是為數不多的。
張曉斌也是一位很有社會責任感的人，凡遇社會上的公益演出、救災義演等活動。他都義不容辭，如：為唐山抗震義演、渭北抽黃灌區慰問演出、安康水庫移民慰問演出，以及抗洪救災義演等，他作為團長和節目主持人。都積極參加，從不計較個人得失，而且還經常自編自演節目，表現了一個文藝工作者和文化人的社會責任感，為此。他受到劇團職工的好評，也贏得了廣大觀眾的厚愛。
張曉斌為人熱情豁達、待人謙遜、樂于助人，在文藝界有著很好的口碑。他是平民出身，從小生長在艱苦的環境里，成年后尤其是成名后，仍然保持著平民的質樸風格和吃苦耐勞的作風。近些年來，由于他主持的節目影響甚廣，文藝界許多后生都拜他為師，像薛廣民、李洪剛、李衛平、張武宏等。都是在他的認真指導下成長起來的優秀節目主持人。他還特別樂于助人，不論是文藝界還是社會上的朋友有事求他，他都熱情相幫，如：為年輕演員排戲、為演員策劃并主持演出專場、為后學者審看劇本，等等，盡管一天忙忙碌碌，但卻活得充實而快樂。正由于他處處表現出大家的風度，所以
關鍵詞： 高校學報；特色欄目；地域優勢；唐都學刊
中圖分類號：G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2）07-0304-01
據統計，全國目前有高校學報2000余家，在如此激烈的競爭中，各高校學報之間的競爭已經由最初的質量競爭、發行量競爭升級為特色競爭。如何在千刊一面的學報市場中占有一席之地，學報自身的特點在哪里，如何將學報的優勢展現出來，就成為當前一個時期內，學報界探討和關心的主要議題。
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在2002年就提出：“辦學報不能只是一個模式，要有自己的特色，要反映本校的優勢、本地的優勢，不要求大而全。要樹立一個特色化的發展理念，相當一部分刊物要走特色化的發展道路。”并希望學報根據自己的地方特色、學報特色和科研優勢設立專題欄目[1]。
北京大學學報主編、教授，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報學會會長龍協濤對全國千余所高校學報進行了分析，他認為某些高校雖然是普通高校，學報雖然是普通學報，但他們的某個欄目卻辦的極不普通，形成了鮮明的文化個性和特色，這些欄目有三個共同的特點：一是地域特色；二是歷史傳統；三是學科優勢。[2]
《唐都學刊》創刊于1985年，是由西安市人民政府主管，西安文理學院主辦的面向國內外公開發行的哲學、社會科學學術期刊。主要刊載文學、歷史、哲學、倫理學、政治學、經濟學、教育學等方面的學術論文，現為雙月刊。
《唐都學刊》常設“漢唐研究”、“西部作家作品研究”、“歷史文化研究”、“博士論壇”、“西部社會與可持續發展研究”、“倫理學研究”、“文學藝術研究”、“東亞漢學研究”等欄目，2011年，又新推出“實與白鹿原研究”新欄目。
《唐都學刊》從一開始就把立足古都西安，扎根三秦大地，汲取傳統文化精華，突出古都歷史文化研究作為自己的學術追求和個性特色，尤以周秦漢唐古都文化研究和陜西作家作品研究為特色。
自創刊以來就設立的“漢唐研究”欄目是《唐都學刊》的特色欄目。“漢唐研究”欄目2006年被全國人文社會科學學報研究會評為“優秀欄目”。2007年、2010年“漢唐研究”又連續兩屆獲得全國地方高校學報“優秀欄目”。
《唐都學刊》用如此生動、形象、貼切、大氣的“唐都”二字來命名刊物，為《唐都學刊》開拓了學術研究的廣闊天空，同時創辦的“漢唐研究”欄目更是成為中外名家暢談漢唐歷史的平臺。
人們常說，看中國五千年到陜西，陜西的土地承載著最為厚重的中國歷史文化，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周、秦、漢、唐四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全部在陜西，以致使人們認為，中華文明的DNA發端于陜西。陜西是中華文化的發祥地，是中國對外文化交流最早和最繁盛的地區之一，漢代的張騫開通了以古長安為起點，聞名全世界的“絲綢之路”；唐與西域各國、與日本、朝鮮等國在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在廣度和深度上都空前絕后，達到古代社會的全盛時期。
在中國古代史的研究中，漢唐歷史的研究一直是歷史文化學者研究的熱門，陜西的歷史學研究者則更為關注與熱愛。這固然是因為漢唐兩朝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是中國人揚眉吐氣的兩個歷史時期，也因為漢唐帝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就在西安，西安人具有更多的漢唐情結也就不難理解了。[3]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發展，經濟領域百花齊放，文化事業空前繁榮；西安作為歷史古都，本身文化積淀深厚，近年經濟發展呈提速態勢，從而為地方期刊依托本地資源辦好特色欄目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作為地方學院學報，特色欄目一定要突出地方特色。很多學報的特色欄目都是與地方文化相關的。例如，邯鄲是曾是趙國的都城，因此，《邯鄲學院學報》就突出“趙文化研究”；《黃山學院學報》的“徽州文化研究”；《寶雞師院學報》的“姜炎文化研究”和“周秦文化研究”；《天水師范學院學報》的“隴右文化研究”欄目；《運城高專學報》的“河東文化研究”欄目；《紹興文理學院學報》的“越文化研究”；《常熟高專學報》的“吳文化研究”；《濟寧師專學報》的“運河文化”、《漢中師范學院學報》的“漢水流域文化研究”；《浙江海洋學院學報》的“海洋文化研究”；《商丘師院學報》的“春秋戰國文化研究”；《嘉應學院學報》的“客家學”研究[4]；等等，都與地方特色相關。如何讓地方文化真正走向世界，使學報特色欄目的建設能夠更加深入，更加凸現地方特色；如何使特色欄目更好的為校園文化建設服務；特色欄目如何能夠和地方的政治、經濟、文化相結合，怎樣能夠更好地為地方政治、經濟、文化服務，都是地方學報應該深思的問題。
陜西是文學大省，先后有多位作家獲得茅盾文學獎（路遙、實、賈平凹）。《唐都學刊》編輯部地處古都西安，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和研究條件，學報編輯部可以與這些專家學者保持交流聯系，并且經常與研究這些作家及其作品的相關研究學者進行溝通學習，向其約稿，這樣就保證了一大批優質的學術稿件，使得“西部作者作品研究”等欄目能夠不斷進步與創新。2011年《唐都學刊》新開辟的“實與白鹿原研究”欄目，就是在此基礎上，進行的又一項改革與創新。
特色是期刊的命脈。特色欄目更是期刊的靈魂。地方高校學報要設立自己的特色欄目，突出地方特色和學科優勢，尤其要發揮地方區域優勢，這樣才能吸引大批的優質稿件，提升刊物的辦刊質量和品味，吸引更多的讀者。同時，可以把地方特色和文化更好的展示給世界，從而為地方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建設服務。
參考文獻：
[1]錢蓉.特色欄目：學術期刊品牌構建的點睛之筆[J].南都學壇.2008，4：12-13.
[2]龍協濤.學報的核心期刊與特色欄目[J].云夢學刊，2004，25（2）.
關鍵詞：住宅部品；門窗；本土化；陜南傳統民居；住宅產業化
DOI：10.16640/ki.37-1222/t.2017.12.196
住宅的產業化的建造方式，是將建造過程不單單局限于某一部分，而是在社會化大生產中各部分的分工生產，為其他行業創造了生產條件。生產而成的住宅部品是獨立于住宅之外的，不僅可以運用于新的住宅中，也可用于住宅的改造項目中，運用范圍廣泛。從國際經驗來看，凡是住宅產業化水平較高的國家，其部品體系都相對較為完善，部品的標準化、系列化、通用化程度也比較高[1]，所以，住宅部品是發展住宅產業化的先覺條件。
陜南傳統民居作為陜西傳統民居中重要的一部分，是整個中國傳統民居中的瑰寶，在走訪中發現，現在所存留的傳統民居越來越少。同時，隨著產業化住宅的發展，生硬的流水線設計、一成不變的部品研發，缺少人情化本土性特點的設計使得產業化住宅在中國多數只停留在保障住房方面。陜南傳統民居門窗在其功能性、裝飾性上蘊含著當地人千百年來的智慧結晶，深刻體現了本土適應性的特點，同時具有很高的藝術審美價值，在當代的美學中也一直作為案例典范。
1 陜南的本土特性
陜南并不是一個特定的地名，而是對陜西秦嶺山南部地區的一個統稱，在區域上，自東向西依次為商洛、安康和漢中三個地區，被統稱為陜南地區。陜南除了漢中盆地和安康盆地的地形比較平坦，其余地區均為多山地貌，水系眾多。平均氣溫在0°以上，整體氣候溫和濕潤，降水量充沛。
明清以來，陜南作為全國重要的人口遷入地的漢水中上游區的移民，主要來自于我國一些南方地區，像是四川、湖北 、湖南 、廣東 、江西等省，特別是湖北、四川兩省是當時進入漢水中上游地區的移民主要來源地[2]。由于移民的文化，使得巴蜀文化和荊楚文化與三秦文化在陜南地區產生了有機融合。
2 陜南傳統民居門窗現狀分析
陜南傳統民居門窗現狀。在傳統民居中較為常見的窗有直欞窗、支摘窗、檻窗、橫披窗、隔扇窗（長窗）、花窗、漏窗和天窗等。在陜南傳統民居中又以直欞窗、檻窗、隔扇窗的使用最為普遍，以平開窗為主，格心圖案的形式多樣。陜南傳統民居門的類型由外向內分為為入戶大門、二道門（院門）、側門、房門、后門等。不同位置上的門，在民居中所起的作用不是完全相同的。因此上述的幾種門不一定會完全在一個宅院中呈現出來。比如一進深的宅院則不會有院門、少有側門，天井長深的天井類院落中，內側就有多個進深的門。
3 陜南傳統民居門窗對現代住宅門窗部品的啟發分析
我國已經全面進入小康化社會進程，人們對于住宅的需求已經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由最基本的“分的開”，“住得下”的居住需求，向重視住宅質量、周邊環境、居住條件的舒適性等方面轉變，更加注意住宅的實用性、安全性、耐久性、環境性和經濟性[3]。需要通過合理的現代化設計，在保留傳統元素的基礎上創造出具有舒適環境的空間，這也就是是陜南傳統傳統民居門窗部品產業化結構中需要發展的方向。
3.1 陜南傳統民居門窗于集合住宅門窗的啟發
在材料選取方面，陜南傳統民居的門窗部品在材料的選擇上主要選取當地的原生木材，等級形制較高的合院則選用高檔珍貴的木材。木頭溫柔的機理和天然的色澤給人以溫暖的感覺，由此可以給現代集合性住宅大門材質生硬、冰冷的質感給以啟示，對提高居住者的歸屬感，滿足居住舒適性的需求，給以戶主感情的依托有顯著的作用。
3.2 陜南傳統民居門窗于獨立住宅門窗的啟發
現今陜南地區所保留下的傳統民居建筑多為清代民國時期的，其中的合院式住宅在建筑形式、功能和審美要求上與現在的獨立住宅較為相似。在工業化生產的今天，像陜南傳統民居門窗中常見的雕刻、繪畫、裝飾構件和材料都已屬奢侈。獨立式住宅更強調生活品質和居住者的社會地位，與陜南傳統民居門窗在規格尺寸、裝飾、色彩、材料等方面都彰顯氣派的目的相同，居住者在使用時的心理訴求也比較溫和，因為陜南傳統民居門窗對于現代的獨立式住宅門窗的設計有直接的指導作用。
3.3 陜南傳統民居門窗于小區公共空間圍合的應用及影響
陜南傳統民居中的門洞、窗洞和花窗，對住宅小區內的園林花園有較高的借鑒價值。小區中的公共空間，起著綠化和作為整個小區交流的平臺作用，鄰里之間的交流不只局限于從你家到我家，小區公共環境也承載了這一功能，室外的空間圍合和限定是陜南傳統民居門窗發揮其本土性特點的新載體，結合園林設計，充分發揮門窗對于通透性和私密性劃分的功能，在室外休閑空間中讓居住者享受開敞環境的同時也能實現局部隱私、間隔甚至防御的空間變化。
陜南傳統民居門窗隔而不斷的手法，窗欞粗細寬窄對于射如內部空間光線的控制，在小區公共空間的營造中起到了借鑒的功能，這種親近自然有可以阻擋自然氣候的影響，能提升使用者的舒適感。而陜南傳統民居門窗的取材和營建方法無不體現了本土性原則，這種對自然的敬畏更表現了濃濃的生活氣息和人情味。
4 結論
住宅部品通用化是住宅產業化今后發展的趨勢， 通過對陜南傳統民居門窗本土性的研究，尋找其優秀經驗，加之通過以現代技術、功能需求的改良，對陜南地區傳統民居門窗部品進行研發。
參考文獻：
[1]李國昌，王倩.我國住宅產業化發展現狀及對策研究[J].中小企業管理與科技（下月刊），2014（01）：192.
[關鍵詞]地域文化;景觀設計;園林
中圖分類號：TU98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6）22-0176-01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國家和城市間的差異變小，而市場競爭已經演變成為城市與城市之間的競爭。為了尋找城市定位和迎接競爭，很多城市也在樹立自身形象、打造城市品牌。但是現狀中卻存在，很多城市并沒有結合自身的地域和文化特征，造成了城市形象扭曲，城市定位和城市品牌脫節現狀的問題。尤其是外來文化的滲透使我國在城市建設中地域文化遭到破壞。
1景觀設計的趨同現象及分析
1.1設計本身與自然環境不協調
縱觀國內現有的城市建設，存在部分景觀不能與周圍的自然環境協調統一，破壞當地的地理地貌、自然氣候、名族風俗習慣等現象舉不勝舉。設計本身失去了地域文化就像失去了生長的土壤，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很多景觀設計還缺乏人性化。如有些城市廣場沒有以市民為主題，不考慮市民的休閑需要而把廣場上市府大樓作為主體，甚至無任何樹蔭庇佑，完全不考慮人的需要和安全需求。
1.2景觀建設的用時限制
建設周期過短是我國景觀設計同質化的原因之一。大型的景觀工程是彰顯政績的好機會，如綜合性公園、城市廣場等能夠獲取民心和美化市容，但是這些工程都被限制在極短時間內完成，從方案提交到工程實施必然導致設計緊迫雷同和敷衍了事，設計任務量之大，實施中又粗制濫造，這些也打擊了景觀設計的創作積極性。
1.3景觀設計缺乏審核和評論
我國景觀設計中，缺乏對傳統景觀的研究，景觀設計的理論體系不完整，專業詞語含糊不清，缺乏對景觀設計理論層面的的評論、反思和討論。而景觀設計的專家審核形同虛設，景觀設計是否通過取決于專家意見還是領導偏好值得商榷。甚至有些領導在國內外游歷歸來后，讓設計師根據他們的資料來畫圖，設計師名存實亡。因此雷同化的景觀作品屢見不鮮。
2地域文化的核心理念
2.1地域文化的形成
文化與環境的是雙向關系的，在一定的地域內，自然地理環境是文化發展的基礎，就像“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所說，不同的地域形成風格迥異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化也會折射出別具一格的地域景觀。地域具有一定的界限，雖然能夠表現出相似性和連續性，但是不同的地域之間更有明顯的差異性，世界上任何一個城市都具有自己的地域性，這種地域性特點映射城市的經濟、社會文化范疇和時空特點。
2.2地域文化的特征
地域文化是人們在一定地域范圍內經過長期歷史活動中創造的，逐步發展和升華為物質和精神成果。它不僅反映地域的自然環境，還涉及當地的經濟文化水平，還囊括了科技成就的范疇，其主要特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地域文化具有地域性。它的產生是某一地域的人民在和自然、環境、經濟的互動中形成，并區分其他地域文化，如三秦文化、齊魯文化、巴蜀文化等。
（2）地域文化具有潛在性。每個個體最初對于地域文化是被迫接受的，但一個人在既定的地域文化中生活久了，便也不自覺的表現出自身的文化烙印，自己的一言一行和周圍形成了默契，融入其中而不知，對于生活于其中的人來說，地域文化是具有潛在性的。
（3）人們是地域文化的欣賞者和創造者。地域文化是本地人民耳濡目染、參與其中的文化，人民既是地域文化的欣賞者，也是地域文化的創造者，他們的生產和生活活動的本身就是地域文化的體現。如提到齊魯文化，可能會聯想彪悍的山東大漢，想到山東煎餅，還有想到腰扎圍裙、憨氣可愛的山東大嬸。每個人的出生都處在一個地域文化范疇內，他借助于地區文化進行自我生存和發展。
（4）對地域文化的忽視。在中華文化的共性面前，地域文化的個性長期以來未受到重視，同時在經濟全球化下，面對歐美文化的沖擊和滲透，中華文化更是逐步暗淡，甚至個別地區還產生了文化自卑心理，這都是因為地域文化的忽視而造成的。
3植根于地域文化的景觀設計
針對景觀設計的趨同化和地域文化的內涵、特征，我們在景觀設計中應該植根于地域文化。
3.1尊重自然條件
景觀設計必須繼承與體現自身的地方特色，這應首先從尊重自然條件開始，包括尊重地形、尊重當地的氣候，甚至尊重當地的植物、動物。
3.2對氣候的尊重
氣候條件影響人的視覺、觸覺感受，例如南方屋頂是傾斜的，北方的屋頂是平的，這是因為在秦嶺淮河以南屬于亞熱帶季風氣候，降水量多而造成的。在設計中就應充分考慮每個地域的氣候特征和地區文化。如哈爾濱與重慶的氣候條件截然不同，兩處的景觀設計也應該各有不同。
3.3尊重民族文化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特征，涵蓋心理認同、社會組織和文化現象等層面。在歷史發展進程中，不同民族以聚居方式生活，民族的差異性表現在很多方面，如文字、服飾、園林環境和建筑風格等，形成獨具一格的民族特征。這樣的差異性民族特征應體現在景觀設計中，例如在園林環境、住宅特色等景觀設計方面，體現出對住宅及環境、公共空間要求的不同，充分考慮和尊重民族文化需求。如白族園林、藏族園林、伊斯蘭園林、蘇州園林等，都有他獨特的布局，在保持民族特色的烙印地域文化。
3.4選擇適宜的技術體現地域文化
景觀設計離不開技術，技術雖然不是景觀的全部內容，但是技術手段是景觀設計體現設計思想的基礎，他推動景觀發展。當日新月異的技術使得景觀設計無所不能，我們反而更需謹慎、冷靜地選擇。每一個景觀設計要根據當地地域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地確定技術路線，對多種技術加以繼承、綜合利用和創新。選擇適宜的技術，將當代的先進技術與地域文化的特殊性結合起來，根據地區的實際需求和條件，尋求一條適宜，有效的技術路線。所選技術與地區歷史和文化的協調，保護地域文化的連續性和完整性;不能以犧牲該地區的生態平衡和自然資源為代價;不盲目追求高新技術，注重所選技術與地區社會經濟狀況的協調;重視對傳統技術的改進和完善，挖掘其潛力。
3.5注重地方材料和新材料的選擇
材料是景觀藝術的載體，每一個景觀設計都要落實到材料的應用上。景觀材料影響作品的空間結構和藝術效果，自然界所提供的一切材料都可以是設計的載體，景觀設計師們只有掌握材料的性能和各種加工技術，才能合理使用材料和充分發揮材料的特性，進而創造出嶄新的物質環境和精神氛圍。
在選用地方材料上，因其就地取材、造價低廉的優點備受景觀設計的推崇，并且在使用地方材料中能夠挖掘材料特性，舊物改造，充分利用舊的建筑材料與構件和自然資源，有利于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在許多景觀設計作品中，不難發現很多利用地方材料甚至廢棄材料進行精心利用的例子。
4結語
隨著新材料的涌現，景觀設計師運用現代技術，強調技術和材料與地域文化的完美結合，根據當地文化傳統、自然條件和經濟發展，以現實狀況和地區需求為著眼點，選擇適宜的技術，把弘揚文化傳統和技術進行有機結合。景觀設計師按照新材料的技術特征和外顯情感特征，深刻地挖掘地域文化的歷史內涵，創造性地使用新材料，使得景觀擁有新面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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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史研究的學術活動頻繁
本年8月，由中國社會史學會組織、由蘇州大學承辦的以“家庭·社區·大眾心態變遷”為主題的國際學術討論會在蘇州舉行，這也是社會史學會的第七屆年會。我所作為發起單位之一，積極參與了此次年會的籌備，并有七人參加了會議的討論，取得了很了效果。此次會議提交論文近百篇，其討論熱點仍在人口·婚姻·家庭·宗族等方面，同時社會大眾心態也逐漸脫離了以往泛泛而論而開始以具體的史料為根據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和分析。其次，社會史作為專史，由于其涉及面廣且需十分具體而深入，故大多研究仍需以斷代為基礎；年會的召開，為各斷代的同行進行縱向的交流提供了便利。同時區域社會史的研究，使我們對地域性的認識得以深化，避免了泛泛將史料視作全國情況而導致的對歷史理解的誤區。
11月，以“人口行為與人口環境”和“婚姻與家庭”為主題的國際學術討論會在北京舉行，收到論文共十多篇。此次會議規模雖小，但論文質量較高，討論十分深入，或者揭示了我們過去不甚了了的一些現象，如節育及其措施問題（李伯重《絕育、避孕與墮胎：清代前期江南節育方法的運用》，李中清·王豐·康文林《出生率與溺嬰》）；或者進一步證實了過去未經史料嚴密論證的問題，如婚齡（郭松義《清代男女的初婚年齡》）。在研究中能根據新史料（如很少為人利用過的檔案及社會調查）將問題細化，以期于能解決問題（如李中清·康文林·定宜莊《盛京內務府糧莊、棉莊丁及魚丁、蜜丁的婚姻與家庭》、梁洪生《從“同姓不婚”到同宗通婚的嬗變——江西近50年鄉村同宗相婚的考察》、那日碧戈·王俊敏《呼和浩特市區民族通婚研究》）。同時，學者們在對專題史進行深入細致研究的基礎上，也在努力突破了專題史的局限，以便把專題史置于整個歷史中來進行考察和分析，如在對人口的研究中突破了單純的對人口數量及其變化的考察而重視“人口行為”，在對人口行為的考察中，又特別重視“人口環境”，這種突破具有方法論的意義，應當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從學術會議的舉辦上，也提供了可供借鑒之處，即小型的學術研究討會，并在事前收集論文，更可以保證學術討論的深入。這可能是目前流行的大型學術研究討會所難以做到的。
二、社會史史料的整理及工具書的編篡受到重視
史料的刊布整理、工具書的編纂以及研究回顧與述評等是研究的基礎性工作，這樣的工作做得越多、越好，研究工作就會越便利。但近來頗不為人重視，甚至將其視作末流，似乎可有可無。對此，本年刊發了一系列相關綜述和目錄，如馮佐哲的《中國賤民研究論著目錄索引》、侯旭東《造像記與北朝社會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陳爽的《近年有關家族問題的社會史研究》（以上三文均趕刊于《社會史研究通訊》第二期，陳爽文刪節后又刊于《光明日報》1998年10月16日史林版）。張經《80年代以來的先秦婦女史研究》（《中國史研究動態》，1998年1期）從“女神”崇拜、母系氏族和母權制、婦女社會地位及社會活動、婦女的婚嫁、先秦文獻典籍中所反映的婦女問題的研究及個案研究等幾個方面概述了80年代以來的先秦婦女史的研究狀況。
宗族一直是學界重視的問題，同時也是成果較多且水平較高的一個專題。對這一專題的研究，其主要依據的史料之一就是家譜，但家譜分藏各地，檢尋極為不便，對這一史料的整體情況更不易掌握，這無疑會對研究工作帶來很大不便。國家檔案局二處·南開大學歷史系·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圖書館共同編寫的《中國家譜聯合目錄》（中華書局，1997）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這一矛盾。此書以1949年以前的現存家譜為限，包括未刊、抄本、單行本、叢書文集所載的大陸四百余家收藏單位及個人所藏，共14719條。這是繼同山西社科院家譜資料研究中心的《中國家譜目錄》（共收2565條，山西人民，1992）之后，中國大陸地區出版的第二種，同時也是收錄最多的家譜目錄。
江蘇州地區保存了許多關于社會史方面的原始材料，繼《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三聯，1959）、《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江蘇人民，1981）之后，在王國平、唐力行的主持下，蘇州大學又編輯了《明清以來蘇州社會史碑刻集》（蘇州大學出版社，1998），共收碑刻共500余件，分社會角色與社會群體（包括婦女·兒童、農民、商賈、熟師·郎中、糧長·富戶、士宦·鄉紳、將官、其它，另有鄒氏、趙氏二家族及長吳北京會館）、社會會生活與社會合作（包括宗族生活與互濟、行會生活與互濟、公共生活與公益事業、其它）、社會信仰與社會心態（包括道教、佛教、回教、基督教、民間神祗、先賢祠祀、祖先崇拜、行業神靈、勸世勸善、其它）、社會問題與社會管理（包括社會問題、賦役管理、商業管理、宗族管理、寺觀管理、環境·市政管理、其它）等四大方面32個子目，雖其中分類有不盡妥當處，但還是為我們使用提供了不少方便，倘若能在書后附一索引，并能進一步出版拓片就更好了。
寧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書輯校》（江蘇古籍，1997）對已經公布的敦煌遺書中的有關民間結社的文書分社條、社司轉幟、社歷、社文、社狀牒等，作了全面系統的整理，并盡可能將文書考訂了年代，這無疑大大提高了史料的價值，為我們研究敦煌的民間組織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此外還有以論文形式公布的較小規模的史料整理或目錄介紹，如謝生保的《敦煌壁畫中的民俗資料概述》（《敦煌研究》，1998年3期）、《光緒初年哥老會史料選輯》（《歷史檔案》，1998年3期）等。
三、關于理論問題的爭鳴與研究
理論并不能代替具體的歷史研究，也不能先有一個先驗的理論模式再用史料去證實，但不可否認，理論對我們的具體研究會起一定的啟發作用。關于社會史研究本身的理論問題，近年一直受到社會史研究者的重視，主要是圍繞社會史是專史還是研究視角分作兩種意見。孟彥弘《社會史研究芻議》（《史學理論研究》，1998年2期）主張社會史是專史，并且對其研究對象與范圍及其與相關社會科學的關系進行了論述。但這一觀點遭到了趙世瑜的反對，他在《社會史：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的對話》（《社會學研究》，1998年5期）中強調了社會史是一個綜合的整體史觀，并且用具體的事例對社會史與社會科學的關系進行了說明。由于對這一問題的著眼點不同，在爭論中恐怕也不易形成共識，但一方面這一爭論不會從根本上影響具體研究的進行，但也不可否認，這一問題對社會史研究的選題、視角等方面會有裨益。
更具意義的理論論爭是圍繞農民及中國基層社會結構展開的討論。對以往的中國基層社會認識提出質疑的主要是秦暉。繼與蘇力合著的《田園詩與狂想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的再認識》（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力辟所謂“租佃關系決定論”后，他又發表了《“大共同體本位”與傳統中國社會（上）》（《社會學研究》，1998年5期），否定了“鄉土和諧論”，即認為中國傳統基層社會結構是村落、宗族等 “小共同體” 的自治與和諧的觀點——持此觀點的學者雖對中國傳統社會十分感興趣，但他們大都對中國歷史的具體情形知之不多，故其“理論”雖似嚴密，但卻缺乏史實根據——認為自秦到清，除魏晉一個時期外，都是以國家為主的“大共同體本位”。秦暉以史實為依據，對這一理論進行了辯駁，可謂有理有據。此文因屬縱論，自難一一落實，且其將此理論歸于法家傳統也不無可議，但這一討論無疑會加深我們對中國傳統社會的認識和理解，至少為我們認識和理解中國傳統基層社會提供一些啟示，所以圍繞這一問題的討論非常值得我們注意。
十分巧合的是，南開大學歷史系組織了“中國歷史上的農民”的學術講座，其講稿由馮爾康、常建華編成《中國歷史上的農民》出版（臺北，馨園文教基金會，1998）。馮爾康在《中國古代農民的構成及其變化》中提出了“多層級的土地所有制”以反映中國古代土地所有制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指出農民包括自耕農、半自耕農、平民佃農、佃仆、國農佃戶、農業傭工、農業奴隸、富裕農民、平民地主九種；從生產勞動角度講，主要成分是屬于平民身份的自耕農（含半自耕農）和平民佃農，其次是依附農（佃仆、傭工）。從影響社會變化的視角看，自耕農、平民地主和佃農最重要，并進而指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國家與農民的矛盾、地主與佃農的矛盾——糾正了過于注重后者而忽視前者的偏向。劉澤華《專制權力支配下的小農》進一步指出導致小農興衰的主要是政治因素而不是經濟因素，認為封建專制中央集權的國家對經濟規律的愚昧干預，使廣農民失去了簡單再生產的條件，所以社會危機四伏，最后不得不走向崩潰，引起朝代更替。”在此綜論性的二文之后，朱鳳翰、蔡美彪、郭松義三位先生分別對先秦、宋元、18·19世紀的農民進行了斷代性的描述和分析，揭示了三個不同時期的農民的情況。最后，陳振江《近代華北社會變遷與農民群體意識》、魏宏運《華北農民之源流及其在30年代的群體活動》二文，對華北地區的農民進行了類似于個案與專題的講述。這一講座，雖然其中有些斷代尚有缺失，但大體上反映了中國古代農民的狀況，豐富了我們對農民的認識，同時也糾正了過去一些公式化、概念化的認識。十分遺憾的是該書錯誤比比皆是，幾至不能容忍，讀時不能不予以特別注意。
當然，對農民的認識離不開對地主的認識。對地主經濟的討論，如方行《略論中國地主制經濟》（《中國史研究》，1998年3期）、李根蟠《關于地主制經濟發展機制和歷史作用的考察》（《中國史研究》，1998年3期），雖屬經濟史范疇，且主要仍從生產力、生產關系著眼，但值得我們注意。
四、社會生活史仍是社會史研究領域中的熱點
在本世紀初西方史學的影響下，史學開始重視大眾及其日常生活，而這其中又特別垂青風俗習慣。對這一課題的重視和研究在當時也是頗具新意的，這從人們對楊樹達《漢代婚喪禮俗考》（商務，1933）、尚秉和《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商務，1938）等的重視中可見一斑。此后對這一領域的研究除一度處于低谷外，研究成果不斷問世，特別是近年來隨著社會史研究的日漸興盛以及國外社會史著作的翻譯出版，成為史學研究中的一個熱點。在具體的研究中，許多不太為人所注意的史料得到挖掘，特別是新的材料如考古材料受到重視，歷史博物館主持的《中國歷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文物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孫機所著《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即其中之一種）是其典型；同時也描述了許多前人很少注意的一些現象，這可以說是社會生活史研究的長處。但是，其不足也是顯而易見的，最突出的莫過于研究流于瑣碎的現象的描述，研究的深度頗為欠缺，學術份量略顯單薄。本所“中國古代社會生活史”項目的陸續問世，從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這一狀況，這主要表現在它的系統性。零碎的隔離的現象的描述，不易對我們認識歷史產生大的作用，但如果將這些本來就很零碎的社會生活現象匯集起來，就有助于我們認識那個時代；而且在系統的敘述中，也容易產生一個整體的觀念。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個項目將社會史研究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本年度出版了
《魏晉南北朝社會生活史》、《隋唐五代社會生活史》和《遼宋西夏金社會生活史》。
從前的社會生活史研究，更多地重視兩頭，對中間這一千年的研究頗為不足。這三部書分別從衣食住行用、婚喪嫁娶、節假日、娛樂、教育衛生、信仰崇拜等幾個大的方面對這三個時代的社會生活進行了勾勒和研究。對這一千年間的社會生活進行如此系統、全面的勾勒和研究可以說是第一次，這徹底改變了從前的研究狀況，這也正是上述“系統性”的突出表現。其次，在材料的收集、使用上，也大大突破了以往，除正史外，旁及詩文集、筆記小說、墓志、類書，特別是對考古材料的利用更具特色，這使敘述更為直觀、真實和準確。過去的研究大多僅限于羅列現象，但社會生活的活動主體是“人”，不同的人的生活自然也不盡相同，泛泛而言，只能說某時代有什么樣的生活而已，仍是靜態而非動態的。這三部書對“人”給予了足夠的重視，并注意到了同時代的地域性，這就使研究和描述更為具體和深入，如指出了魏晉南北朝食、住的階層之別，隋唐五代衣食住用的“社會性”，遼宋西夏金食、行的階級性；再如在描述社會生活現象的同時，還盡可能進行了分析，如魏晉南北朝影響婚喪的因素，崇拜信仰、節日的社會文化心態等；不同時代的特性也有所表現，如唐人重禮，而書中單列了“禮儀”一節，宋代的家族組織大不同于此前，故書別講到了“民間的家族組織”等。這些方面都說明了這三部著作在研究上的深入。但也存在著一些不盡滿意之處，如體例似欠完善——婚喪嫁娶中已有風俗，而此外又單列風俗，致使二者從內涵上似有重復，雖然從敘述上可以不重復。這反映了對“社會生活”的理解、界定之異和在具體編寫中的操作不易；似乎以時間或以人為線索來敘述或可發現社會生活各方面之間的有機的聯系。魏晉南北朝單列“少數民族”一章，但在“冠冕帽幘巾”中也談到了鮮卑的辮發傳統，致使在敘述上重復。最突出的是隋唐五代、遼宋西夏金中都單列了“婦女”的章節。全書是以社會生活為主線，某些方面的敘述自然需分男女如服飾，但單列章節后并不僅限于其生活，還詳述了這一群體的社會地位、作用等情況，與全書體例似有不合。再如引用史料多不標明版本，特別是一些尚未點校的古籍，其版本不同，其卷次、多少、存佚等情況也多有歧異；有的引用詩文而不標明出自何書，這都使檢核頗為不易，規范與否尚屬其次。倘若書后能附一參考書目似可避免此類問題。又如對學界已有成果吸收不足，有些方面的敘述反不如已有成果詳盡、確實。又如三部書均以斷代為限，但社會生活中的許多東西又有較大的沉淀性，斷代為史，不易溯源索變，以致不能在明其流變的基礎上探其因果；一些方面的敘述仍嫌過于簡略，似屬點到為止。較為重要的是，書中對各時代的社會生活的勾勒雖則很具體統，但一些方面仍未能置于整個社會當中，以探求其間的關系，并進而提出問題，加深理解和認識。總之，這一項目的完成，使社會生活史的研究實現了由零碎、分散到系統纂述的躍進，但怎樣由收集考訂史料、羅列或描述現象進一步加深研究的深度仍然是本領域研究中所要著力解決的問題。
在社會生活中，還值行一提的是郝春文的《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主要利用敦煌文書對僧尼的生活方式，如宗教活動、收入、遺產、喪事等諸多方面進行了勾勒，改變了過去我們將僧尼生活簡單化的看法，豐富了我們對僧尼這一社會群體的認識。我們可以本書所討論的敦煌僧尼生活的普遍性以及其他某些論斷提出質疑和商榷，但他所提出的問題和開辟的研究領域卻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是一部真正的填補空白之作，是社會生活史研究中難得的一部力作。此外，書中對其所依據敦煌文書的錄文、考釋也頗具功力。
社會生活的一些專題研究也為人所重視，如徐吉軍《中國喪葬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綜合、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從喪葬制度（陵寢）、習俗（火葬、土葬）、喪葬觀、喪葬風氣等幾個方面對中國從原始社會到民國的有關喪葬的歷史進行了勾勒；陳香白的《中國茶文化》（山西人民，1998）等。文章，如沈冬梅的《論唐宋上品茶的觀念》（《中國文化研究》，1988年春之卷），從采茶時間、加工工藝勾勒出了時人的上品茶觀念。楊琳《古代“社主”的類型》（《中國典籍與文化》，1998年1期）羅列了社主有木、樹、石、土、尸（祀時為神所附體的人）等。杜家驥《從入關前檔案看滿族抱見禮俗》（《歷史檔案》，1998年2期）利用《盛京滿文逃人檔》、《滿文老檔》、《清初內史院滿文檔》等史料描述了滿族在入前男女都曾使用過“抱膝接面”式的禮節以及行此禮的身份性。《喪葬用雞探析》（《敦煌研究》，1998年1期）、高啟安等《敦煌古代僧人官齋飲食檢閱——敦煌文獻P．3231卷內容研究利用了敦煌》（同上）都利用了敦煌壁畫和文書。
本世紀初民俗學引起學者重視，周作人、顧頡剛、鐘敬文等人都是這一領域的先行者。與此同時，社會風俗史成為社會生活中與衣食住行用等同樣為人所注重的一個大的方面，成果也相對較多，如胡樸安《中華全國風俗志》（大達圖書供應社，1936），《中國風俗辭典》（上海辭書，1990）等，可說是具有綜合性、全方位的兩部書，其它各種地方風俗志所出更多。鄧云鄉《增補燕京鄉土記》（中華書局，1998）分歲時、勝景風景、市廛、飲食、藝苑風煙等幾外方面敘述了燕京一地的風俗，但時限是以晚清民國為主。風俗史使歷史有血有肉，對我們了解一個時代不無裨益，但風俗史的編寫多具掌故性質，且以描述為主，使之上升到研究高度尚需進一步努力。當然，目前的學人中有用人類學、民俗學等社會科學理論來分析一些民俗史料，取得了成果，但所分析的民俗大多在近當代，如何將民俗史作全面系統的研究和整理，以及探求其與歷史發展的關系，還需待以時日。
彭衛將其有關漢代精神世界、自殺現象、復仇風尚、體貌觀念、行為語言、交際語言、漢代男性的自我定位等七篇論文匯為《漢代社會風尚研究》，由三秦出版社出版（1998）。
五、結語
李白《蜀道難》有“不與秦塞通人煙”［1］名句，指出扼守蜀道秦嶺關隘的“塞”的存在。作者和讀者并不明究此“秦塞”是何處關塞，是因為蜀道秦嶺線路本有多條，而“秦塞”亦實有多處。在蜀道歷史中，幾條秦嶺線路在當時交通格局中的位置，先后各有主次輕重的變化。也就是說，不同歷史時期蜀道秦嶺區段有不同的主線路。這種變化的發生有多種因素，而關中地方文化重心的變化也顯現重要的作用。分析咸陽長安文化重心地位的形成與蜀道主線路移換的關系，可以深化對區域史和交通史以及相關社會文化現象的認識。
一、“故道”主線路時代從蜀道秦嶺線路開通的年代先后來推斷，位于陜西寶雞以南的散關很可能是最早的蜀道“秦塞”。從文化遺存分布的密度而言，關中平原西部地區較中部地區和東部地區獲得較早的開發，被神化的農學經驗總結者曾經在這里活動［2］。蜀道的出發點因此曾經由自關中西部。
秦即有“故道”縣，縣治在今陜西寶雞南。《水經注·渭水上》：捍水“出周道谷北，逕武都故道縣之故城西”。地名可見“周道”和“故道”。而西周中晚期銅器散氏盤銘文中亦有“周道”字樣。據王國維考論，周散國在散關一帶，此周道即《水經注》“周道谷”之“周道”①。可見，這條道路的開通年代相當早。《后漢書》卷一三《隗囂傳》所謂“白水險阻，棧
①王國維《散氏盤跋》：“……頃聞之陜人言克鼎出處在寶雞縣南之渭水南岸。此地既為克之故虛，則散氏故虛必距此不遠。因知‘散氏’者即《水經·渭水注》‘大散關’、‘大散嶺’之‘散’。……‘周道’即‘周道谷’，‘大沽’者即《漾水注》之‘故道水’。”《觀堂集林》卷一八，《王國維遺書》，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第3冊。
道敗絕”，是說故道在今陜西略陽白水江一帶的地段。故道又有由此通向天水地區的棧道。
所謂“故道”，應是蜀道其他秦嶺線路得以開通并逐漸成為主線路之后的稱謂。這條道路北端的“秦塞”即散關。散關被看作“關中”區域的界限標志之一。《史記》卷八《高祖本紀》記載：“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司馬貞《索隱》：“韋昭云：‘函谷、武關也。’又《三輔舊事》云：‘西以散關為界，東以函谷為界，二關之中謂之關中。’”《史記》卷七《項羽本紀》也寫道：“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裴骃《集解》引徐廣曰：“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又《史記》卷二二《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都關中。”司馬貞《索隱》：“咸陽也。東函谷，南峣、武，西散關，北蕭關。在四關之中，故曰‘關中’”。關于“關中”區域限定的理解有所不同，也有說函谷關以內者，也有只說兩關者，言函谷關、武關，或者函谷關、散關。《史記》卷八《高祖本紀》：“懷王……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司馬貞《索隱》：“韋昭云：‘函谷、武關也。’又《三輔舊事》云：‘西以散關為界，東以函谷為界，二關之中謂之關中。’”關于老子出關的傳說，有解釋“關”是散關的意見《史記》卷六三《老子韓非列傳》說：“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于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其中“至關”的“關”，有函谷關和散關兩說。司馬貞《索隱》：“李尤《函谷關銘》云‘尹喜要老子留作二篇’，而崔浩以尹喜又為散關令是也。”張守節《正義》：“《抱樸子》云：‘老子西游，遇關令尹喜于散關，為喜著《道德經》一卷，謂之《老子》。’或以為函谷關。《括地志》云：‘散關在岐州陳倉縣東南五十二里。函谷關在陜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散關因散國得名。可知，這條道路的開通當在西周甚至更早。
周原甲骨所見“［克］蜀”文字（h11:97）［3］和“蜀人”參與武王伐紂軍事行動的歷史記錄《尚書·牧誓》：“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孔氏傳：“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史記》卷四《周本紀》：“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裴骃《集解》：“孔安國曰：‘八國皆蠻夷戎狄。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纑、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馬融曰：‘武王所率，將來伐紂也。’”張守節《正義》：“髳音矛。《括地志》云：‘房州竹山縣及金州，古庸國。益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國。隴右岷、洮、叢等州以西，羌也。姚府以南，古髳國之地。戎府之南，古微、瀘、彭三國之地。濮在楚西南。有髳州、微、濮州、瀘府、彭州焉。武王率西南夷諸州伐紂也。’”，都反映蜀道早期開通的事實。而當時蜀道的主線路，很可能即秦漢人所稱“故道”。所謂“故道”早期開通并成為蜀道秦嶺主線路，很可能與周人在關中西部農耕經營的成功有關。《國語·晉語四》：“炎帝以姜水成。”炎帝傳說和“姜水”的關系，暗示炎帝部族活動的地域。早有學者指出，“姜姓起源于陜西西部黃土原上”，探索炎帝傳說的發生，應當注意寶雞“姜城堡、清姜河、神農廟、磻溪水、姜氏城”地名的存在［4］。應當注意到，這一地方正是在散關左近。
秦漢所謂“故道”者，有可能在早期開通的時代曾經稱作“周道”。
二、褒斜道的開通和使用《華陽國志》卷三《蜀志》較早記載了蜀道“石牛”傳說：“周顯王之世，蜀王有褒漢之地，因獵谷中。與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遺蜀王，王報珍玩之物。物化為土。惠王怒，群臣賀曰：‘天奉我矣！王將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頭，朝瀉金其后，曰牛便金。有養卒百人。蜀人悅之，使使請石牛。惠王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還之。乃嘲秦人曰‘東方牧犢兒’，秦人笑之曰：‘吾雖牧犢，當得蜀也。’”不僅“石牛道”故事值得注意，我們還看到，秦人觀念中另一有關“牛”的神秘傳說，也與交通開發有關。《史記》卷五《秦本紀》：“（秦文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裴骃《集解》：“徐廣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圖大牛，上生樹本，有牛從木中出，后見豐水之中。’”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云：“大梓樹在岐州陳倉縣南十里倉山上。《錄異傳》云：秦文公時，雍南山有大梓樹，文公伐之，輒有大風雨，樹生合不斷。時有一人病，夜往山中，聞有鬼語樹神曰：‘秦若使人被發，以朱絲繞樹伐汝，汝得不因耶？’樹神無言。明日，病人語聞，公如其言伐樹，斷，中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后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發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髦頭。漢、魏、晉因之。武都郡立怒特祠，是大梓牛神也。”張守節又寫道：“按：今俗畫青牛障是。”［5］所謂“武都故道”、“岐州陳倉縣南”、“雍南山”等信息，應當理解為道路北端的方位。如果聯想到“姜姓”而“長于姜水”的炎帝“人身牛首”傳說《藝文類聚》卷一一引《帝王世紀》：“炎帝神農氏，姜姓也，人身牛首，長于姜水。有圣德。”《初學記》卷九引《帝王世紀》：“神農氏，姜姓也。母曰姙姒，有喬氏之女，名女登，游于華陽，有神龍首感，女登于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長于姜水。有圣德，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謂之炎帝。”《繹史》卷四引《帝王世紀》：“炎帝，神農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女登，為少典妃，游華陽，有神龍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長于姜水，有圣德。”司馬貞補《史記·三皇本紀》：“炎帝，神農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媧氏之女，為少典妃，感神龍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長于姜水，因以為姓。”，可以推知其發生時代很可能在秦人“地至岐”，因“周余民”多歸服，與“姜”有關的地名移用至渭北之后拙文《論秦漢雍地諸畤中的炎帝之祠》寫道，《太平御覽》卷七引《三輔舊事》：“姜泉在岐山縣。《水經注》云：炎帝長于姜水，故以名也。”今本《水經注》卷一八《渭水中》寫道：“岐水又東徑姜氏城南，為姜水，按《世本》：炎帝，姜姓。《帝王世紀》曰：炎帝，神農氏，姜姓。母女登游華陽，感神而生炎帝，長于姜水，是其地也。東注雍水。”姜水應是雍水的支流。《太平寰宇記》卷三“岐山縣”說到“姜泉”，又寫道：“炎帝長于姜水，即此水也。”《元豐九域志》卷三《秦鳳路·次府鳳翔府扶風郡鳳翔節度》說到“姜水”。《陜西通志》卷三《建置第二》：“姜。炎帝后姜姓，國扶風美陽，有姜氏城。（《路史》）岐水東徑姜氏城南，為姜水。《帝王世紀》曰：炎帝神農氏長于姜水（《水經注》）。”同書卷一《山川三》：“橫水。……一名姜水，在縣南三里，自鳳翔界流入，合雍水。《縣圖》：杜水……又歷周原下，自下亦名岐水。又東徑姜氏城南，為姜水，與雍水合。”看來，與炎帝傳說密切相關的姜泉、姜水、姜氏城，應當都在雍城近旁。而渭水以南的姜水、姜城，其地名形成的時代以及與炎帝傳說的關系，可以另外考察，載《文博》2005年，第6期。現在看來，渭北的“姜泉、姜水、姜氏城”等，不能排除來自渭南以“姜”命名地方的移民將地名帶到新的居地的可能。《史記》卷五《秦本紀》：“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所謂“周余民”，可能就是導致涉及“姜”的地名移用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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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簡《系年》有涉及“褒姒”故事的文字：“王或取孚（褒）人之女，是孚（褒）（姒）。”劉國忠：《從清華簡〈系年〉看周平王東遷的相關史實》，“簡帛·經典·古史”國際論壇論文，香港，2001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史記》卷四《周本紀》：“幽王嬖愛褒姒。”司馬貞《索隱》載：“褒，國名。”張守節《正義》：“《括地志》云：‘褒國故城在梁州褒城縣東二百步，古褒國也。’”《漢書》卷二七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幽王暴虐，妄誅伐，不聽諫，迷于褒姒，廢其正后。”顏師古注：“褒姒，褒人所獻之女也。”可知西周末年關中往“褒人”所居“褒國”的道路已經可以通行。《華陽國志》卷三《蜀志》記載的秦王和蜀王“褒漢”、“谷中”之遇以及“石牛”、“五丁”傳說，反映“周顯王之世”褒谷已經成為南北交通走廊。
自“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后來文公“至汧渭之會”，“卜居之”，“營邑之”，以至寧公“徙居平陽”，“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很可能秦人通過“褒”，與“漢”維持著經濟交往和文化聯系。
三、灙駱道早期交通條件《隸釋》卷二二《司隸楊君碑》：“高祖受命，興于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漢詆焉。后以子午，涂路澀難。更隨圍谷，復通堂光。凡此四道，垓鬲允艱。”辛德勇先生據此考論，以為所謂“堂光”中的“堂”應當就是“黨（灙）”的同音假借字。他又指出，“在灙駱道的北口圍谷口外稍西的渭河南岸，有西漢武功縣城”。《漢書》卷九九上《王莽傳上》：“以武功縣為安漢公采地，名曰漢光邑。”《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又說到武功縣“莽曰新光”。“‘黨光’中的‘光’，應該就是指這個‘漢光’或‘新光’。”因此，堂光道應該就是灙駱道的前身。除名稱有所差異而外，堂光道與灙駱道的取代也略有不同，即堂光道在秦嶺北坡走圍谷（韋谷，即今泥河），灙駱道走駱（洛）谷（即今西駱峪）［6］。
《史記》卷五《秦本紀》記載：“（秦）厲共公二年（前475），蜀人來賂。”“（秦惠公）十三年（前387），伐蜀，取南鄭。”同一史實《史記》卷一五《六國年表》則寫作“蜀取我南鄭”。又《秦本紀》：“惠文君元年”（前337），“蜀人來朝”。這一歷史階段的蜀道交通，很可能經由褒斜道或灙駱道。
四、商鞅時代交通形勢《史記》卷五《秦本紀》記載：“（秦孝公）十二年，作為咸陽，筑冀闕，秦徙都之。”《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孝公享國二十四年。……其十三年，始都咸陽。”《史記》卷六八《商君列傳》也寫道：“于是以鞅為大良造。……居三年，作為筑冀闕宮庭于咸陽，秦自雍徙都之。”定都咸陽，是秦史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也形成了秦國興起的歷史過程中的顯著轉折。定都咸陽，是秦政治史上的輝煌亮點［7］在秦定都雍與定都咸陽之間，有學者提出曾經都櫟陽的意見。筆者認為，司馬遷的秦史記錄多根據《秦記》，因此是較為可信的事實，是值得重視的。而可靠文獻記載中并沒有明確說明秦遷都櫟陽的內容。就考古文物資料而言，櫟陽的考古工作也沒有提供秦曾遷都櫟陽的確鑿證據，其城址遺跡年代均判定為秦代或漢代。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櫟陽發掘隊：《秦漢櫟陽城遺址的勘探和試掘》，《考古學報》1985年，第3期。據現有材料仍可肯定：櫟陽始終未曾作為秦都。參見王子今：《秦獻公都櫟陽說質疑》，《考古與文物》1982年，第5期；《櫟陽非秦都辨》，《考古與文物》1990年，第3期。。這一商鞅時代的重要決策，也影響到交通史的進程。
秦遷都咸陽的決策，有將都城從農耕區之邊緣轉移到農耕區之中心的用意。遷都咸陽實現了重要的歷史轉折。一些學者將這一舉措看作商鞅變法的內容之一，是十分準確的歷史認識主編《中國史綱要》在“秦商鞅變法”題下寫道：“公元前356年，商鞅下變法令”，“公元前350年，秦從雍（今陜西鳳翔）遷都咸陽，商鞅又下第二次變法令，……”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5頁。楊寬《戰國史》（增訂本）在“秦國衛鞅的變法”一節“衛鞅第二次變法”題下，將“遷都咸陽，修建宮殿”作為變法主要內容之一，又寫道：“咸陽位于秦國的中心地點，靠近渭河，附近物產豐富，交通便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06頁。林劍鳴《秦史稿》在“商鞅變法的實施”一節，也有“遷都咸陽”的內容。其中寫道，“咸陽（在咸陽市窯店東）北依高原，南臨渭河，適在秦嶺懷抱，既便利往來，又便于取南山之產物，若浮渭而下，可直入黃河；在終南山與渭河之間就是通往函谷關的大道。”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9頁。。《史記》卷六八《商君列傳》記載，商鞅頒布的新法，有這樣的內容：“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擴大農耕的規劃，獎勵農耕的法令，保護農耕的措施，使得秦國掀起了一個新的農業躍進的。而推進這一歷史變化的策劃中心和指揮中心，就設在咸陽。
秦經營咸陽的時代，交通戰略也有了新的思路。因東向進取的需要，函谷關和武關道路，首先受到重視。而蜀地的占領，必須有蜀道的交通條件以為可靠的軍事保障。對于秦兼并蜀地這一重要的歷史事實，我們在《史記》中可以看到司馬遷如下的記述：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1）司馬錯伐蜀，滅之（卷五《秦本紀》）；（2）擊蜀，滅之（卷一五《六國年表》）；（3）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卷七《張儀列傳》），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前311）；（4）蜀相壯殺蜀侯來降（卷五《秦本紀》）；（5）蜀相殺蜀侯（卷一五《六國年表》）；秦武王元年（前310）；（6）誅蜀相壯（卷五《秦本紀》）；（7）誅蜀相壯（卷一五《六國年表》）；（8）蜀侯輝、相壯反，秦使甘茂定蜀（卷七一《樗里子甘茂列傳》），秦昭襄王六年（前301）；（9）蜀侯輝反，司馬錯定蜀（卷五《秦本紀》）；（10）蜀反，司馬錯往誅蜀守煇，定蜀（卷一五《六國年表》）。從起初轉貼于
（1）、（2）、（3）的“伐蜀，滅之”，“擊蜀，滅之”，“伐蜀”，“取之，遂定蜀”，到（9）、（10）之最終“定蜀”［8］其中（8）與（9）、（10）有關“蜀侯輝”、“蜀守輝”的記載相互抵牾，當有一誤，疑（8）中“侯輝”二字為衍文。，秦人征服蜀地，經歷了三代秦王前后十數年的時間。這一系列軍事行動，都必然是在蜀道暢通的條件下完成的。
五、秦始皇的“南闕”和
漢高祖的“蝕中”《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秦始皇規劃咸陽的建設時，曾經有“周馳為閣道”，又“自（阿房宮）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的設想。“表南山之顛以為闕”這一特別值得重視的構想，說明當時的建筑藍圖包含有貫通南北即“子午”的意識。“南山”之“闕”的設計，可以說明秦都咸陽有南行的重要通路。這樣的規劃，與沿子午嶺北上直通九原的“直道”形成對應關系。而“子午”快讀，與“直”音近。在咸陽、長安以南，確實有“子午道”通往漢中巴蜀。而子午道也有與“直道”“子午嶺”類似的情形。宋敏求《長安志》卷一一《縣一·萬年》寫道：“福水即交水也。《水經注》曰：‘上承樊川、御宿諸水，出縣南山石壁谷今案：亦作石鱉谷，今稱石砭峪。南三十里，與直谷水合，亦曰子午谷水。’”今本《水經注》無此文。《太平寰宇記》文與此同，而不云出《水經注》。所謂“直谷水”，也就是“子午谷水”。又《長安志》卷一二《縣二·長安》：“豹林谷今案：今稱抱龍峪。水出南山，北流三里有竹谷水自南來會，又北流二里有子午谷水自東來會今案：“自東來會”疑當作“自西來會”。，自北以下亦謂之子午谷水。”“直谷”應當也是“子午谷”的快讀合音《咸寧縣志》卷一《南山諸谷圖》中，“石鱉峪”旁側標注“竹”，由此可以推想“竹谷”或許也應從音讀的線索考慮與“子午谷”的關系。。另外，還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漢魏子午道秦嶺南段又曾經沿池河南下漢江川道。“池”或為“直”之音轉。也就是說，很可能子午道循行的河道，也曾經被稱作“直河”［9］。
《史記》卷八《高祖本紀》說，漢王之國，“從杜南入蝕中。”程大昌《雍錄》卷五“漢高帝入關”條說：“關中南面皆礙南山，不可直達，其有微徑可達漢中者，惟子午關。子午關在長安正南。”“此之蝕中，若非駱谷，即是子午也。”《資治通鑒》（胡三省注）、《讀史方輿紀要》、《史記會注考證》等都據《司隸校尉楊君孟文石門頌序》所謂“高祖受命，興于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以為“蝕中”可能就是子午谷。《三國志》卷四《蜀書·魏延傳》記述魏延向諸葛亮建議，“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裴松之注引《魏略》說，其具體路線是“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直抵長安。由三國時人所謂“韓信故事”，可知“道由子午，出散入秦”或許確是劉邦北定三秦的路線。看來，子午道在秦漢之際已經通行大致是沒有疑義的。
李之勤先生曾經對子午道的歷史變遷進行過深入的考證［10］。我們在對子午道秦嶺北段遺跡進行實地考察時，也發現了相當豐富的古棧道的遺存［11］。《漢書》卷九九上《王莽傳上》顏師古將“子午嶺”和“子午道”并說，這位唐代學者應當引起我們重視的意見，還有將直道所循子午嶺和子午道所循子午谷“計南北直相當”者聯系在一起的說法，即所謂“此則北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共為‘子午道’。”
六、王莽通子午道《史記》卷八《高祖本紀》：“高祖常繇咸陽。”裴骃《集解》引應劭曰：“今長安也。”《史記》卷九三《韓信盧綰列傳》：“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群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張守節《正義》：“秦咸陽在渭北，長安在渭南，蕭何起未央宮處也。”所謂“咸陽”、“今長安也”與“長安，故咸陽也”的認識，表現出咸陽長安共同作為關中文化重心的一體性。
《漢書》卷九九上《王莽傳上》記載了交通史上一起重要事件。事在漢平帝元始五年（5）：“其秋，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顏師古注引張晏曰：“時年十四，始有婦人之道也。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為牡，火以地二為牝，故火為水妃，今通子午以協之。”《資治通鑒》卷三六“漢平帝元始五年”胡三省注引張晏說之后，又寫道：“按：男八月生齒，八歲毀齒，二八十六陽道通，八八六十四陽道絕。女七月生齒，七歲毀齒，二七十四陰道通，七七四十九陰道絕。”同樣指出了王莽這一交通道路建設行為與皇嗣期待的對應關系。《太平寰宇記》卷二五《關西道一·雍州》“子午谷”條引《風土記》作：“王莽以皇后未有子，通子午道，從杜陵直抵終南山。”宋敏求《長安志》卷一二《縣二·長安》引《風土記》則說：“王莽以皇后有子，通子午道，從杜陵直抵終南。”《太平御覽》卷三八引《風土記》也說：“王莽以皇后有子，通子午道，從杜陵直抵終南。”乾隆《陜西通志》卷一六《關梁一·西安府長安縣》引《風土紀》：“王莽以皇后有子，通子午道，從杜陵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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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終南。”同出《風土記》，而漢平帝王皇后“未有子”或“有子”，并成兩說。子午道的開通或與皇后有姙的事實有關，或與皇后有姙的期望有關，都反映了王莽借用當時人交通意識中的神秘內涵，為帝權的爭奪進行準備。明人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六《地理·谷》“子午”條引《長安志》于是說：“王莽有意簒漢，通子午道。”同書卷二二九《補遺·地理》“子午道”條寫道：“王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注云：女年十四，始有婦人之道。]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為牡，火以地二為牝，故火為水妃。今通子午道以協之。又婦女有孕曰瑞。”也以為皇后已經“有孕”。事后太后下詔，言“開子午道”事是所謂“功德茂著”的成就之一。
子午道的地位如此重要，是因“直絕南山”的方向優勢。
七、“罷子午道，通褒斜路”事及
“數道平行”形勢《后漢書》卷六《順帝紀》：延光四年，“詔益州刺史罷子午道，通褒斜路”李賢注：“子午道，平帝時王莾通之。《三秦記》曰：‘子午，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一名樊川。褒斜，漢中谷名。南谷名褒，北谷名斜，首尾七百里。’”。這是在國家行政中心轉移到河洛平原之后的事。
子午道和褒斜道的通行情形，又見《隸釋》卷二三《司隸校尉楊君碑》：“右隸書，不著書撰人名氏，文為韻語，然其事跡粗可考見。其所頌者，楊君復余谷之路也。永平中，始詔開余谷，中間西羌亂，道絕不通，復由子午谷，險阻為患。司隸校尉犍為武陽楊厥孟文請廢子午道，復由余谷。建和二年，漢中太守王升稚紀為之刻石頌德。其所謂余谷者，蓋斜谷也。漢人用字多從省文如此耳。碑在興元。”
然而《三國志》卷八《魏書·張魯傳》：“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子午谷奔之者數萬家。”《三國志》卷九《魏書·曹真傳》：“真以八月發長安，從子午道南入。”《三國志》卷一三《魏書·華歆傳》：“太和中，遣曹真從子午道伐蜀。”《三國志》卷二二《陳群傳》：“太和中，曹真表欲數道伐蜀，從斜谷入。”群以為“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既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從群議。真復表從子午道。群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群議下真，真據之遂行。會霖雨積日，群又以為宜詔真還，帝從之。”《三國志》卷二七《魏書·王基傳》：“昔子午之役，兵行數百里而值霖雨，橋閣破壞，后糧腐敗，前軍縣乏。”《三國志》卷三三《蜀書·后主傳》：“八年秋，魏使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欲攻漢中。丞相亮待之于城固、赤阪，大雨道絕，真等皆還。”都說明子午道作用依然重要。
事實上，東漢晚期至三國時代，子午道和褒斜道等有時交替使用，有時同時使用。又《三國志》卷四《蜀書·魏延傳》裴松之注引《魏略》說到魏延由子午道突襲長安的建議：“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可知當時子午道的通行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