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4 15:22:23
引言：易發表網憑借豐富的文秘實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時政論文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內容，可隨時聯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關鍵詞】政論文 翻譯策略
政論文是從政治角度闡述和評論當前重大事件和社會問題的議論文，形式多樣，范圍廣闊，具有一定的政治傾向。凡是對時政問題進行議論說理的文章，都可以屬于政論文的范疇。
一、政論文的特點
政論文講求確切，嚴謹，富有鼓動性；詞語多具宏觀性；繁使用政治術語；句型單一、連接成分少、句與句之間無明確的邏輯關系。而英語則在句式銜接上多“形合”，常用各種形式手段連接詞、短語、分句或從句將句子銜接起來，注重顯性銜接，把句子形式和結構完整放在突出位置，并且盡量避免重復。
二、具體翻譯策略
中文政治文獻翻譯要高度忠實，但為了達到對外宣傳的目的，中國政論文的英譯本總體詞匯特征應接近于本族語中同體裁的文本特征，被目的語者接受。
1.籠統詞匯具體化。《政府工作報告》中有不少詞意模糊的“宏觀性”詞匯和詞組高頻出現，用以表明某事物的特征或狀態等，但英語詞匯比較嚴謹、具體，因此翻譯時，根據不同的上下文和文體風格選擇用詞，說到實處。如：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We will acceler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oing global” strategy.“走出去”戰略實質就是走向全球，翻譯成going global符合其實質相。又如：我們不搞”大水漫灌”式的強刺激，而是持續推動結構性改革。Rather than adopting strong stimulus policies that would have an economy-wide impact， we continued to move forward with structural reform.報告中并未直譯”大水漫灌”，而是著重于它對于經濟的影響譯為an economy-wide impact
2.詞義抽象化。詞義抽象化是把原文中某些意義比較具體和形象的詞在譯文中引申為一般的詞。譯者應把所有意象與譯文有機結合，幫助讀者了解中國特殊的政治文化內涵，來提高譯文的可讀性。如：服務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上升到50.5%，首次占據“半壁江山”。The service sector as a proportion of GDP rose to 50.5%，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half for the first time.“半壁江山”本是中文的四字成語，報告翻譯中確并未將其翻譯得具有文學色彩，只是根據全文譯為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half。我國經濟就一定能夠浴火重生、再創輝煌。we can， without question， reinvigorate the economy and ensure its dynamic growth.這里浴火重生、再創輝煌也是根據上下文的語境，將其理解為振興經濟、保證經濟的蓬勃發展。
3.解釋翻譯策略。《政府工作報告》中頻繁使用政治術語。簡單來說，就是“職業行話”。一般而言，行話只有“圈內人”懂得，對于外國讀者來說就晦澀難懂。英國翻譯學家紐馬克（Peter Newmark）提出的解釋翻譯策略對于政府報告中某些特定術語的翻譯頗為重要。它準確地再現出某些術語的內涵，能夠很好地解決漢語政論文英譯中的某些術語空白。例如，政府報告中“三嚴三實”譯為Three Stricts and Three Honests。三嚴三實其內容包括“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謀事要實、創業要實、做人要實”，僅僅翻譯成Three Stricts and Three Honests，外國讀者很難理解，若是加以解釋譯成be strict in cultivating one’s moral character，preventing abuse of power and disciplining oneself；be steady in planning matters，starting undertakings and conducting oneself則更具體。又如報告中出現的“五位一體”，包括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文中解釋性的譯為the overall plan for promoting all-round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social， and ecological progress而不是five-in-one。
三、結語
政論文涉及到黨和國家事業的方方面面，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和中國特色。在其英譯中，靈活地運用各種翻譯方法，既能合理準確地表達出帶有中國特色的政論文所含有的文化信息，又能全面考慮到目的語的表達方式以及目的語讀者的思維模式，更好地促進中外交流，推動中國國際政治地位的進一步提高。
參考文獻：
[1]李秋榮.李新新.中國特色用語在政論文中的英譯策略探析――以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為例[J].海外英語，2016.
[2]李曉君.淺談政論文體的特點及翻譯策略――以2011年《政府工作報告》的翻譯為例[J].China’s，2011.
[3]楊敏.《政府工作報告》的翻譯研究[D].山東大學，2012.
[4]張克燕.淺析政論文英譯的問題及策略――以《2011年政府報告》為例[D].蘇州大學，2012.
作者介：
陳娜（1991-），女，漢族，湖北咸寧人，碩士，研究方向：翻譯。
關鍵詞：比較優勢理論；競爭優勢理論；關系
正確認識是進行科學實踐的前提。若不能正確地把握不同理論問的區別和聯系，在應用理論指導實踐時就可能做出錯誤的判斷。本文擬就比較優勢理論與競爭優勢理論的關系作一探討，以澄清某些認識誤區，使相關實踐活動獲得正確的導向。
一、比較優勢理論及其發展
比較優勢的思想發端于亞當·斯密。亞當·斯密在其代表作《國富論》第四篇第二章中提到不同國家生產商品的固有的或后天獲取的“自然優勢”(naturaladvantages)和交換的合理性。--之后，李嘉圖將亞當·斯密的絕對比較優勢思想發展為相對比較優勢思想，并將這種思想理論化和應用于國際貿易研究，初步形成了比較優勢理論的框架。按照李嘉圖的觀點，比較優勢，即不同國家生產同一種產品的機會成本差異，該差異源自各國產品的勞動生產率差異，勞動生產率不同的國家根據相對優勢進行生產和交換，雙方均可獲利。
從現代經濟學的角度看，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存在諸多局限性。其中最令人不滿的有兩點：一是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僅涉及勞動力一種生產要素；二是該理論難以解釋多種要素存在情形下的比較優勢來源。對李嘉圖理論的不滿導致了貿易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倍受關注的是赫克歇爾一俄林的“要素份額理論”。該理論構造了一個包含“兩個國家、兩種商品、兩種生產要素”的模型。該模型從要素稟賦結構差異及其所導致的要素相對價格的國際差異的角度探尋國際貿易發生的原因，得出了一個國家應出口哪些密集使用本國富有要素的產品，進口哪些密集使用本國稀缺要素的產品的結論。并指出，通過國際自由貿易可以使生產要素得到有效配置，通過商品和生產要素的國際移動可使“要素價格均等化”，并影響產業布局。
在赫克歇爾—俄林理論之后，貿易理論進一步發展的動力主要來自數據收集和處理技術的進展，及由此而產生的對貿易理論進行實證檢驗的可能性。里昂惕夫發現，美國進口資本密集產品與出口勞動密集產品的狀況，與美國資本充裕而勞動稀缺的現實不符。這就是所謂的“里昂惕夫難題”。該難題的提出，使人們對赫克歇爾—俄林理論的普適性產生了懷疑。為了對現實作出新的解釋，一些研究者引入人力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對赫克歇爾—俄林理論進行改進，在更廣泛的基礎上揭示不同國家要素稟賦結構的差異。還有一些研究者試圖通過放棄赫克歇爾—俄林理論的部分重要假設來構建“新貿易理論”。“新貿易理論”從以下兩個方向發展了比較優勢理論。
發展方向之一，放棄赫克歇爾—俄林理論關于規模收益不變的假定，研究規模收益遞增對國際貿易的影響。指出一國的企業或者行業可能僅僅由于歷史或偶然的原因較早地進入某個產業，從而可以較早地擴大生產的規模，并利用規模經濟形成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成本優勢。
發展方向之二，放棄赫克歇爾—俄林關于貿易參與國在獲得生產技術方面具有相同可能性的假定，研究不同國家的企業或產業獲得不同水平或內容的技術的可能性對國際貿易的影響。技術可獲得性差異理論，既可以用來解釋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也可以用來解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就發達國家而言，即便兩個發達國家在開發技術方面具有相同的能力，由于隨機性因素的影響，開發出來的具體技術也是存在差異的，且不同國家還可能專業化地開發不同產品或生產技術，因而，兩個國家的技術能力相同并不意味著最終產品相同，具有相同技術能力的國家仍然存在貿易的可能性。就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而言，其研究結果是導致著名的產品或技術“生命周期”理論的產生。該理論認為，新的技術和產品一般是在發達國家首先開發成功的。當產品和技術趨向成熟并進入標準化階段時，產品的生產則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進行。與產品和技術的這種生命周期相適應，首先是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輸出新產品，其后則是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輸出成熟的標準化的產品。至于為什么新的技術和產品總是首先在發達國家開發成功，研究者則一般從國家人均收入水平的角度予以解釋，認為，只有富裕國家才有可能支付得起昂貴且具有高失敗概率的研究和發展費用。按照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的觀點，處于創新期的產品為知識技術密集型產品；處于發展期的產品為技術資本密集型產品；處于成熟期的產品為資本與熟練勞動密集型產品；處于衰退期的產品為一般勞動密集型產品。隨著產品生命周期的變化，產品的產地也從技術創新的國家向其他國家轉移，由此決定了國際貿易的走向。研究者們還得出了以下結論：收入水平相近的國家，最有可能具有相似的消費者偏好與市場需求特征，當一國的廠商計劃進行跨國經營時，他們最有可能進行開發的市場首先應當是與本國收入水平相當的市場，從這個角度講，收入水平相當的國家間的貿易量應當是比較大的。
貿易理論的上述新進展與國際貿易發展的要求是相適應的。按照赫克歇爾一俄林理論，國際貿易應當主要在要素稟賦結構相差較大的國家間進行。然而，20世紀中期以來的國際貿易的發展狀況卻是要素稟賦結構相似的國家(地區)間的貿易——主要是發達國家間的貿易占有國際貿易的主要份額。新貿易理論為國際貿易的這種新的發展動向提供了解釋。二、波特的競爭優勢理論
競爭優勢理論的系統構筑者是邁克爾·波特。波特于1980年、1985年和1990年相繼出版了其著名的競爭3部曲：《競爭戰略》(CompetitiveStrategy)、《競爭優勢》(CompetitiveAdvantage)和《國家競爭優勢》(TheCompetitiveAdvantage0fNations)。三部著作一脈相承，自成體系，成為現代管理學界的權威論著。《競爭戰略》，運用作用于一個產業的5種競爭力模型。確定了分析產業及其對手的理論框架，提出了獲取競爭優勢的成本領先戰略(OverallCostLeadership)、差異化戰略(Differentiation)和目標集中戰略(Focus)。《競爭優勢》采用價值鏈分析方法，論述了企業如何獲取競爭優勢的方法和途徑。《國家競爭優勢》，利用所構建的“鉆石體系”模型，探討了國家、州(省)與其他地理區域如何取得持久競爭力的問題。波特認為自己所提出的競爭優勢理論與比較優勢理論的區別在于：后者集中在宏觀經濟政策(政府預算赤字、貨幣政策、市場開放或民營化)或勞動力、自然資源、資本等生產要素方面；前者則突出強調主要根植于商業環境的地點競爭力，認為勞工、資本和自然資源并不能決定繁榮，因為取得這些資源并非難事，競爭力來自企業以當地的資源生產出更具價值的商品和服務的生產力，生產力的提高則離不開國家和區域的競爭環境。他所構筑的“鉆石體系”模型，從“生產要素條件”、“需求條件”、“戰略與競爭背景”、“相關產業和支援產業”等4個方面探索了競爭力的來源、變化及其對政府與企業的意義。
三、比較優勢理論與競爭優勢理論關系辨析
目前，有關比較優勢理論和競爭優勢理論關系的認識存在兩種極端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比較優勢理論和競爭優勢理論不相容，只能擇其一。另一種觀點認為，比較優勢理論和競爭優勢理論不存在本質的區別，只是采用了不同稱謂。筆者認為，上述觀點均有片面性，比較優勢理論與競爭優勢理論分別隸屬于經濟學與管理學兩大學科，二者既相對獨立，也相互聯系。
1、兩種理論相對獨立波特明確指出，其研究的領域是管理學而不是經濟學，給自己的定位是管理學家而不是經濟學家。經濟學和管理學的本質區別在于，經濟學致力于解釋經濟現象，揭示經濟規律，是一門認識世界的學科；管理學致力于提供實現預期經濟目的的途徑和方法，是一門改造世界的學科。雖然經濟學和管理學呈現出交織發展的特點，但仍存在較為清晰的邊界。
第一，理論基點不同。比較優勢理論的基點是交換和貿易，競爭優勢理論的基點是競爭。盡管比較優勢理論的產生和發展先于競爭優勢理論，但二者在邏輯上并不存在嚴格的前后相繼的關系。波特雖然提及比較優勢理論在探討競爭力問題中的應用，但并未基于比較優勢理論建立競爭優勢理論，而是另辟蹊徑，對比較優勢理論所未涉及到的植根于商業環境的地點競爭力進行了系統研究。
第二，作用目標不同。作為國際貿易理論基礎的比較優勢理論是從歷史的、客觀的角度，對已經發生的國際貿易及相關的經濟現象做出解釋、分析和判斷，為預測國際貿易發展趨勢，選擇合理的國際貿易模式提供科學依據。作為戰略管理理論基礎的競爭優勢理論，則是從價值創造的角度，致力于為經濟行為主體做出合乎價值取向的決策、設計提供有效的工具和方法。作用目標不同，理論體系框架及其應用范圍也必然有所不同。
第三，發展路徑不同。作為國際貿易理論基礎的比較優勢理論的發展，經歷了從“絕對比較優勢”到“相對比較優勢”、從“外生變量”到“內生變量”、從“靜態研究”到“動態研究”的歷程。作為戰略管理理論基礎的競爭優勢理論的發展，則經歷了從企業微觀層面向產業中觀層面乃至國家宏觀層面的歷程。
從管理學角度來看,行政管理是一把雙刃劍,它一方面強調管理事務的理性方法,強調按等級分配權利和按程序和規范辦事;另一方面,它又有極強的擴張性、放射性及膨脹性,常常跨越其自身的職能范圍。由此,致使在高校中,行政權利對學術權利過多介入。行政化的管理和無處不在的行政權利,強化了官本位,相對弱化了教師和科研人員的學術地位。尊重學術權利和學術自由, 是高校提升整體競爭力的前提條件,行政權利的泛化將使高校的整體發展陷入舉步維艱的境地。
（一）待遇、學歷、職稱與教學隊伍差距過大
高校的行政管理隊伍在高校處于一個比較尷尬的地位。長期以來, 由于高校的特殊性, 在高校里一直存在輕視管理工作的偏見。具體表現在: 第一, 從事行政管理工作的人員待遇偏低, 特別是近幾年, 隨著高校分配制度的改革和向教學大量傾斜, 行政管理工作人員的待遇更是遠遠低于教師的平均水平。第二, 年輕的、學歷和職位高的人員, 認為行政工作沒有前途而不愿從事管理工作。即使有些從事行政管理的高學歷、高職稱管理者, 則都是教學、管理雙肩挑, 甚至是教學、科研、管理三肩挑, 很難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管理工作中。第三, 專職的管理人員年齡偏大, 或學歷偏低, 管理水平也較低。高校的教師隨時可以脫產進修學習, 或者攻讀學位, 而行政管理人員沒有這種機會, 或者機會很少, 造成管理人員的學歷很難提高,而這種低學歷的現象, 不僅降低了管理工作的科學性和在高校中的地位, 更直接影響到了教育質量的提高。
（二）高校內部行政人員隊伍素質低下
行政工作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決定了行政人員必須是高素質的人員。但是在高校中,行政人員的素質問題卻往往不能引起領導的重視。有些領導認為,行政工作任何人都能干好,因此在人員安排上,不考慮工作性質和個人的性格、氣質、品質、特長以及愛好,這導致許多行政人員在自己的崗位上無法發揮自己的特長,壓抑個性的成長,每天只是消極的應付工作,而無法從中找到樂趣。
（三）加強高校行政管理的措施
立，而政府干預的完美無缺同樣也僅僅與“理想的政府”相聯系。也就是說，市場調節與政府干預都不是萬能的，都有內在的缺陷和失靈、失敗的客觀可能，關鍵是尋求經濟及社會發展市場機制與政府調控的最佳結合點，使得政府干預在匡正和糾補市場失靈的同時，避免和克服政府失靈，這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無疑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一、市場失靈使政府的積極干預成為必要
西方發達國家及一批后發現代化國家市場經濟的實際歷程和政府職能的演化軌跡表明，市場調節這只“看不見的手”有其能，也有其不能。一方面，市場經濟是人類迄今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經濟運行機制和資源配置手段，它具有任何其他機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優勢：～是經濟利益的刺激性。市場主體的利益驅動和自由競爭形成～種強勁的動力，它極大地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促進生產技術、生產組織和產品結構的不斷創新，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二是市場決策的靈活性。在市場經濟中，生產者和消費者作為微觀經濟主體的分散決策結構，對供求的變化能及時作出靈活有效的反應，較快地實現供需平衡，減少資源的浪費，提高決策的效率。三是市場信息的有效性。高效率的分配資源要求充分利用經濟中的各種信息。而以價格體系為主要內容的信息結構能夠使每一個經濟活動參與者獲得簡單、明晰、高效的信息，并能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從而有利于提高資源配置的合理性。此外，市場經濟的良性運行還有利于避免和減少直接行政控制下的低效和腐敗等。但是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有其局限性，其功能缺陷是固有的，光靠市場自身是難以克服的，完全摒棄政府干預的市場調節會使其缺陷大于優勢，導致“市場失靈”（marketfailure），因而必須借助凌駕于市場之上的力量——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來糾補市場失靈。
（－）市場不能保持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和穩定協調的發展
市場調節實現的經濟均衡是一種事后調節并通過分散決策而完成的均衡，它往往具有相當程度的自發性和盲目性，由此產生周期性的經濟波動和經濟總量的失衡。在糧食生產、牲畜養殖等生產周期較長的產業部門更會發生典型的“蛛網波動”。此外，市場經濟中個人的理性選擇在個別產業、個別市場中可以有效地調節供求關系，但個人的理性選擇的綜合效果卻可能導致集體性的非理，如當經濟發生通貨膨脹時，作為理性的個人自然會作出理性的選擇——增加支出購買商品，而每個人的理性選擇所產生的效果便是集體的非理性選擇
——維持乃至加劇通貨膨脹；同樣，經濟蕭條時，也會因每個個體的理性選擇——減少支出而導致集體的非理——維持乃至加劇經濟蕭條。再者，市場主體在激烈的競爭中，為了謀求最大的利潤，往往把資金投向周期短、收效快、風險小的產業，導致產業結構不合理。這就需要政府運用計劃，利用財政、貨幣、信貸、匯率、優惠、制裁等政策措施。經濟杠桿和法律手段，特別是采取“相機抉擇”的宏觀調節政策，適時改變市場運行的變量和參數，以減少經濟波動的幅度和頻率，同時通過制定發展戰略、發展計劃和產業政策，對若干重要領域進行投資來引導生產力的合理布局，優化產業結構，保持宏觀經濟穩定與經濟總量平衡。
（二）自由放任的市場競爭最終必然會走向自己的反面——壟斷
因為生產的邊際成本決定市場價格，生產成本的水平使市場主體在市場的競爭中處于不同地位，進而導致某些處于有利形勢的企業逐漸占據壟斷地位。同時為了獲得規模經濟效益，一些市場主體往往通過聯合、合并、兼并的手段，形成對市場的壟斷，從而導致對市場競爭機制的扭曲．使其不能發揮自發而有效的調控功能，完全競爭條件下的“帕累托最優”（ParetoOptimum）即資源配置的最優化，也就成為純粹的假設，因此壟斷被視為市場經濟的“阿基里斯之題”。這就需要政府充當公益人，對市場主體的競爭予以適當的引導、限制，如制定反壟斷法或反托拉斯法、價格管制、控制壟斷程度等。這方面西方發達國家百年來的經驗教訓多有可供我們借鑒之處。這對市場秩序不健全、轉軌中的經濟體制還帶有某些行政壟斷痕跡的我國來說，政府對于促進市場發育和建立市場公平競爭程序負有更加重大的責任。這突出表現在政府應立足制度創新，盡快建立和完善公平競爭的規范體系和政策框架，加頒行全國性的反壟斷法（近期北京、上海等地已先后制定出一批地方性的反壟斷法規）與已經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相配套，防止可能發生的并遏止已經出現的各種形式的壟斷。[NextPage]
（三）市場機制無法補償和糾正經濟外在效應
所謂外在效應（externality），按照經濟學家貝格、費舍爾等人的看法，是指“單個的生產決策或消費決策直接地影響了他人的生產或消費，其過程不是通過市場”。也就是說，外在效應是獨立于市場機制之外的客觀存在，它不能通過市場機制自動消弱或消除，往往需要借助市場機制之外的力量予以校正和彌補。顯然，經濟外在效應意味著有些市場主體可以無償地取得外部經濟性（external－economies），而有些當事人蒙受外部不經濟性（externaldiseconmies）造成的損失卻得不到補償。前者常見于經濟生活中的“搭便車”（freeride）現象，即消費公共教育、公用基礎設施、國防建設等公共產品（publicgoods）而不分擔其成本，后者如工廠排放污染物會對附近居民或者企業造成損失，對自然資源的掠奪性開來和對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以及司空見慣的隨處抽煙等。這類外在效應和搭便車一般不可能通過市場價格表現出來，當然也就無法通過市場交換的途徑加以糾正。通過意識形態信念和道德教育固然能夠使之弱化，但作用畢竟有限。只有通過國家稅收或補貼政策或行政管制如特定的排污標準及征收污染費以及在公共場所不準吸煙等規定，使外部效應內在化，最大限度地減輕經濟發展和市場化過程的外在效應，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
（四）市場機制無力于組織與實現公共產品的供給
所謂公共產品，是指那些能夠同時供許多人共同享用的產品和勞務，并且供給它的成本與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隨車用它的人數規模的變化而變化，如公共設施、環境保護、文化科學教育、醫藥、衛生。外交、國防等。正是因為公共產品具有消費的非排它性和非對抗性特征，一個人對公共產品的消費不會導致別人對該產品的減少，于是只要有公共產品存在，大家都可以消費。這樣一方面公共產品的供給固然需要成本，這種費用理應由受益者分攤，但
另一方面，“它一旦被生產出來，生產者就無法決策誰來得到它”，即公共產品的供給一經形成，就無法排斥不為其付費的消費者，于是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如前所述的經濟外在世以及由此而出現的“搭便車者”。更嚴重的是．既然若此，人人都希望別人來提供公共產品，而自己坐享其成，其結果便很可能是大家都不提供公共產品。而缺乏必要的公共產品，就不能社會經濟的客觀需要，大大降低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這就需要政府以社會管理者的身份組織和實現公共產品的供給，并對其使用進行監管。
（五）市場分配機制會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和貧富兩極分化
一般說來．市場能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和生產力的發展．但不能自動帶來社會分配結構的均衡和公正。奉行等價交換、公平競爭原則的市場分配機制卻由于各地區、各部門（行業）、各單位發展的不平衡以及各人的自然稟賦、教養素質及其所處社會驟條件的不同，造成其收入水平的差別，產生事實上學的不平等，而競爭規律往往具有強者愈強，弱者愈弱，財富越來越集中的“馬太效應”，導致收入在貧富之間、發達與落后地區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此外，市場調節本身不能保障充分就業，而失業現象更加劇了貧富懸殊，這對經濟持續增長是個極大的出協：少數巨富控制經濟命脈；潛在的資金外流；眾多的貧困者導致社會總消費的不足，從而市場難以發育等等。更嚴重的是，過度的貧富分化“不僅削弱了社會的內聚力，而且培養了不公正，因而不可避免地破壞了維系社會的政治紐帶。民眾……進而可能要求發生激烈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的變動”。經濟比較落后、收入偏低的一些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還可能會造成民族矛盾的激化。
（六）市場不能自發界定市場主體的產權邊界和利益分界，實現經濟秩序
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個人企業等市場主體的各種經濟行為的方式及其目的的實現固然受到市場各種變量（原材料成本、價格、可用的勞動力、供求狀況等）的支配，并且這些變量以其特有的規律（即有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而自發形成的市場運行規律，亦即亞當斯密所說的“看不見的手”，它通過主體的獨立意志、自由選擇、平等互利等一系列市場原則表現出來。）調整著他們的行為，自發地實現著某種程度的經濟秩序；但是作為經濟人以謀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市場主體又總是在密切、廣泛、復雜、細致的經濟聯系中進行競爭，產生利益矛盾和沖突是不可避免的，而當事人自己以及市場本身否具備劃分市場主體產權邊界和利益界限的機制，更不具備化解沖突的能力。這就需要以社會公共權力為后盾的政府充當仲裁人，設定體現和保障市場原則的“游戲規劃”，即以政策或法律的形式明晰界定和保護產權關系的不同利益主體的權利，保證市場交易的效率和公正性。再進一步地說，市場競爭優勝劣汰的殘酷性容易誘發人們鋌而走險，產生非法侵犯他人權益的犯罪行為，擾亂社會經濟生活秩序。對此，市場主體更是無能為力。只有政府運用國家暴力作后盾才能防止和打擊[NextPage]
經濟領域的違法犯罪行為，如通過資格認定、行政許可等制度預防經濟違法犯罪的發生，并嚴格依法查處經濟違法犯罪行為，確保市場機制運行的基本秩序及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此外，在制定適當的對外政策，爭取有利于經濟發展的和平國際環境，開拓本國商品市場和吸引外資，保護本國總體的和長遠的經濟利益等方面，政府無疑也具有市場所無法承擔的而又為現代市場經濟良性運行所必需的功能。
上述市場調節機制的缺陷和失靈，為政府干預經濟活動讓出了空間，也正因為如此，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已經成為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有機組成部分。正如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繆爾森所說；“當今沒有什么東西可以取代市場來組織一個復雜的大型經濟。問題是，市場既無心臟，也無頭腦，它沒有良心，也不會思考，沒有什么顧忌。所以。要通過政府制定政策，糾正某些由市場帶來的經濟缺陷”。因此，“現代經濟是市場和政府稅收、支出和調節這只看得見的手的混合體”。
二、政府失靈又決定了政府干預必須適度、有效
市場失靈為政府干預提供了基本依據，但是，政府干預也非萬能，同樣存在著“政府失靈”（governmentfailure）的可能性，用林德布洛姆的話說就是政府‘識有粗大的拇指，而無其他手指”。政府失靈一方面表現為政府的無效干預，即政府宏觀調控的范圍和力度不足或方式選擇失當，不能夠彌補“市場失靈”維持市場機制正常運行的合理需要。比如對生態環境的保護不力．缺乏保護公平競爭的法律法規和措施，對基礎設施、公共產品投資不足，政策工具選擇上失當，不能正確運用行政指令性手段等，結果也就不能彌補和糾正市場失靈；另一方面，則表現為政府的過度干預，即政府干預的范圍和力度，超過了彌補“市場失靈”和維持市場機制正常運行的合理需要，或干預的方向不對路，形式選擇失當，比如不合理的限制性規章制度過多過細，公共產品生產的比重過大，公共設施超前過度；對各種政策工具選擇及搭配不適當，過多地運用行政指令性手段干預市場內部運行秩序，結果非但不能糾正市場失靈，反而抑制了市場機制的正常運作。
那么，為什么政府干預會失靈呢？或者說，導致政府失靈的根源是什么？
（一）政府干預的公正性并非必然。政府干預的一個前提條件是它應該作為社會公共利益的化身對市場運行進行公正無私的調控，公共選擇學派把政府官員視作亞當·斯密所說的“經濟人”這一假設，固然有失之偏頗之處，但現實中的政府的確不總是那么高尚，政府機構謀求內部私利而非公共利益的所謂“內在效應”（interalities）現象在資本主義國家的“金元”政治中有著淋漓盡致的表現。在社會主義國家，同樣在理論上不能完全排除政府機構的“內在效應”可能性，在實踐中，少數政府官員的腐敗行為更時有發生。政府部門這種追求私利的“內在效應”必然極大地影響政府干預下的資源配置的優化，如同外在效應成為市場失靈的一個原因一樣，“內在效應”則市政府失靈的一個重要根源。
（二）政府某些干預行為的效率較低。與市場機制不同，政府干預首先具有不以直接盈利為目的的公共性。政府為彌補市場失靈而直接干預的領域往往是那些投資大、收益慢且少的公共產品，其供給一般是以非價格為特征的，即政府不能通過明確價格的交換從供給對象那里直接收取費用，而主要是依靠財政支出維持其生產和經營，很難計較其成本，因此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直接利益驅動。
其次，政府干預還具有壟斷性。政府所處的“某些迫切需要的公共產品（例如國防、警察、消防、公路）的壟斷供給者的地位”決定著只有政府才擁有從外部對市場的整體運行進行干預或調控的職能和權力。這種沒有競爭的壟斷極易使政府喪失對效率、效益的追求。最后，政府干預還需要具有高度的協調性。政府實施調控的組織體系是由政府眾多機構或部門構成的，這些機構部門間的職權劃分、協調配合、部門觀點，都影響著調控體系的運轉效率。[NextPage]
（三）政府干預易引發政府規模的膨脹。政府要承擔對市場經濟活動的干預職能，包括組織公共產品的供給，維持社會經濟秩序等等，自然需要履行這一職能的相應機構和人員。柏林大學教授阿道夫·瓦格納早在19世紀就提出：政府就其本性而言，有一種天然的擴張傾向，特別是其干預社會經濟活動的公共部門在數量上和重要性上都具有一種內在的擴大趨勢，它被西方經濟學界稱為“公共活動遞增的瓦格納定律”。政府的這種內在擴張性與社會對公共產品日益增長的需求更相契合，極易導致政府干預職能擴展和強化及其機構和人員的增長，由此而造成越來越大的預算規模和財政赤字，成為政府干預的昂貴成本。
（四）政府干預為尋租行為的產生提供了可能性。尋租是個人或團體為了爭取自身經濟利益而對政府決策或政府施加影響，以爭取有利于自身的再分配的一種非生產性活動（即不增加任何社會財富和福利），如企業通過合法特別是非法的形式向政府爭取優惠特惠，通過尋求政府對現有干預政策的改變而獲得政府特許或其他政治庇護，壟斷性地使用某種市場緊缺物資等。在這種情況下，大權在握的政府官員極有可能“受非法提供的金錢或其他報酬引誘，做出有利于提供報酬的人從而損害公眾和公眾利益的行為”。可見尋租因政府干預成為可能（政府干預因此被稱為“租之母腹”），又必然因這種干預的過度且缺乏規范和監督而成為現實。其主要危害在于“不僅使生產經營者提高經濟效率的動力消失，而且還極易導致整個經濟的資源大量地耗費于尋租活動，并且通過賄賂和宗派活動增大經濟中的交易費用。”從而成為政府干預失靈的一個重要根源。
關鍵詞投資組合有效邊界無差異曲線實證分析
1證券投資組合的可行域和有效邊界
設有證券投資組合P，其期望收益率記為E（rp），標準差記為σP。則以E（rp）和σP為軸，可建立描述投資組合的坐標體系。在此坐標系中，所有可能的證券組合方式被定義為證券投資組合的可行域。對于只有兩個證券A、B的投資情形，其組合分析見圖1。
圖1中由證券A和證券B建立的證券組合位于連接A、B的直線或曲線上，該直線或曲線被稱為證券A與B的結合線。結合線的彎曲程度由證券A和證券B的收益率之間的聯動關系所決定，而與選擇的組合方式無關。證券間的聯動關系采用相關系數來衡量，取值介于－1和1之間。不同組合在連線上的位置取決于該組合投資于證券A、B的比例。如果市場不存在賣空機制，則證券投資組合的可行域即是證券A、B之間的結合線。類似地，對于三個證券A、B、C之間的組合分析情形，在不允許賣空的條件下，由三條結合線（每兩種證券形成）構成的所有投資組合的可行域見圖2。顯然，可行域內的每一點可以通過三種證券的二次組合來得到。例如，A、C的組合為D，B、D的組合為Z。一般來說，當存在n種證券可供選擇時，根據建立組合的限制條件（如是否存在賣空機制等），其可行域可能是有限域，也可能是無限域。但無論如何，可行域的左邊界總是向外凸的（允許線性部分），不會出現凹陷。
根據馬柯維茨均值方差模型的假設，在相同期望收益的投資組合中，投資者會選擇方差最小的組合方案。對于每一個可能的期望收益，均有一個方差最小的投資組合恰好構成可行域的左邊界。另一方面，在方差相同的投資組合中，投資者會選擇期望收益最高的組合方案。而對每一個可能的方差水平，都有一個期望收益率最高的投資組合恰好構成可行域的上邊界。綜上所述，投資者實際選擇的證券組合應位于可行域的左邊界和上邊界的公共部分，該局部邊界被稱為可行域的有效邊界（見圖3）。
2證券投資組合的無差異曲線
在投資實踐中經常會見到高收益伴隨高風險的情形，即：
E（rA）＞（rB），σA＞σB
此時，投資組合A比B承擔更大的風險，但同時也具有更高的期望收益，這種期望收益的增量可視為對風險增量的補償。
基于風險與收益之間的補償作用，不同投資組合的實際效用（即滿意程度）在投資者看來也許是相同的。將被投資者認為滿意程度相同的投資組合曲線繪制在均值方差坐標系中，形成圖4所示的無差異曲線族。顯然，族中無差異曲線的位置越高，該曲線上投資組合的滿意程度越高。由于不同投資者對風險的態度大不相同，故無差異曲線通常被劃分為風險偏愛、風險中立和風險厭惡等三種基本類型，其曲線形狀（見圖4）。
3最優證券組合的確定
統計調查的結果表明，絕大多數的投資者對風險持厭惡態度。為此，本文以風險厭惡型投資者的投資組合為代表分析最優證券組合的確定方法與過程。
如前所述，在馬柯維茨假設下，給定投資環境中的每個投資者將根據證券組合的收益和方差以及自身對風險的態度確定相應的無差異曲線族，并借助于無差異曲線在投資組合的有效邊界上選擇一個適當的投資方案。顯然，由于所選投資方案既不能離開有效邊界，又希望具有盡可能高的滿意程度，故該方案必然對應于某條無差異曲線與有效邊界的切點。其圖解過程見圖5，圖5中H點所代表的投資組合方案即為所求。
4實證分析
本文選取上證30指數的指標股作為實證分析的對象。研究時段為2000年1月7日～2000年12月29日，共計48個交易周的收盤價。首先計算股票的周收益率及其方差，期間凡有送股、配股和派發現金股利的股票，均根據其配送方案分別進行復權，以保持數據的完整性和一致性。然后構建組合投資的決策模型及確定投資組合的有效邊界，最終給出指標股的投資方案并進行必要的結果分析。
4．1周平均收益率及其方差計算
樣本股周收益率的計算公式為：
rit=■-1（1）
式中i=1，2，…，30；t=1，2，…，48；
rit：第i只股票從第t－1周到第t周的收益率；Pit：第i只股票在第t周的收盤價；Pi，t-1：第i只股票在第t－1周的收盤價；ai：第i只股票從第t－1周到第t周的送股比例；bi：第i只股票從第t－1周到第t周的配股比例；Bi：第i只股票配股價；di：第i只股票在第t－1周到第t周的每股現金紅利。
各樣本股在樣本時限內平均收益率和方差的計算公式分別為：
E（rit）=■，σ2i=■（2）
式中E（ri）是第i只股票的周平均收益率，rit是第i只股票在第t周的收益率，N=47為計算總周數。
上證30指標股在樣本時限內周平均收益率和方差的具體計算結果見表1。
4．2決策模型與有效投資組合
因為我國證券交易市場不存在賣空機制，相應的組合投資決策模型可寫成以下數學規劃的形式：minσ2（rp）XT∑X
s.t.XTEn=1
XTR=R0（3）
Xi≥0，i=1,2,…，n
式中：X=（x1，x2，…，xn）T為證券組合投資比例向量；r=（r1，r2，…，rn）T為各單個證券投資收益率向量；R=（R1，R2，…，Rn）T為收益率向量的期望向量；∑（σij）n×n為收益率向量r的協方差，σij=Cov（ri，rj），i，j=1，2，…n；En為元素全為1的n維列向量；E（rp）=XTR表示證券組合的預期收益率；σ2（rp）=XT∑X表示證券組合的風險。
該模型的內涵是在給定預期收益率R0的條件下，力求使證券組合投資的風險達到最小。其中，R0為投資者所要求的最低收益率水平。
借助于Lingo軟件平臺，通過編程計算，不難求解上述數學規劃，從而確定證券投資的有效組合。實際運算結果表明，上證30指數指標股的有效投資組合一共有14組，每一投資組合中各樣本股所占的投資比例見表2。
5．3投資組合的有效邊界及結果分析
由表2的數據可以看出，隨著組合投資方案中證券數目的增加，用方差代表的投資風險在迅速降低，最終穩定在某一固有的風險水平。該風險水平在某種意義上可視為投資環境的系統風險，必須由投資者個人承擔，而無法通過投資組合的方式來化解。
根據表2的數據可以繪制出上證30指數指標股投資組合的有效邊界，其界面曲線見圖6。
圖6中的B點表明，投資者在上證30指數指標股投資組合中可以實現的最高周收益率為1.4721%，折算成年收益率為75.71%，同時需要承擔方差為45.08%的投資風險。其具體投資方案為將全部資金投資于龍騰科技，屬于單一證券的投資選擇模式，是高收益、高風險的集中體現。
另一方面，圖6中的A點表明，如果將資金按一定比例分投于所選擇的9支股票（詳見表2），則投資風險降低到最低程度（σ2=5.2%），同時可實現0.249%的周平均收益率，對應年收益率為12.78%。顯然，該證券組合投資的收益率仍然遠高于銀行同期年利率2.25%的水平。
參考文獻
1小詹姆斯L.法雷爾.齊寅峰譯.投資組合管理理論及應用[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2
關鍵詞：外部性政府行為外部性
股票市場作為重要投融資市場，在當代經濟發展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為西方維持高福利政策做出了重要貢獻。從投融資雙方的力量對比來說，大型上市公司占絕對優勢，向政府尋租力量高于廣大股民，交易成本（投融資雙方在討價還價時的成本）要低于廣大股民。所以如果完全由市場來調節股票市場，上市公司將產生負的外部性，這樣就不能達到帕雷托最優，因此政府實施干預政策來挽救市場失靈是學者和各國政府的共識。但政府以什么身份來參預，政府不作為時，是否能夠挽救市場失靈，會不會造成政府行為的外部性，從而使付出的社會總成本高于完全由市場調節造成的成本呢？關于政府行為的外部性，西方理論界已經作了大量的探討。
政府行為外部性理論的形成及演變
（一）外部性理論的產生和發展
新古典經濟學創始人馬歇爾首次提出外部性，福利經濟學的創始人庇古在其著作《福利經濟學》中闡述了外部性的理論。庇古認為，由于社會邊際成本和私人邊際成本不同，所以如果完全依靠市場機制則無法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因此，政府通過征收“庇古”稅可以解決因外部性引起非帕雷托最優問題，從而為國家干預經濟提供理論依據。
新制度經濟學著名代表科斯在《社會成本問題》提出了與庇古解決外部性不同的思路。科斯第一定理認為在交易成本為零的情況下，權利的初始界定不重要；第二定理認為，當交易成本為正時，產權的初始界定有利于提高效率。
（二）政府行為外部性理論形成
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國家干預經濟逐漸暴露出來的弊病，以布坎南等為代表的公共選擇學派開始反擊新古典經濟學對市場失靈的攻擊。布坎南和塔洛克((1962)在多次提到公共行為所產生的外部性時，將強制性稅收歸為這一范疇。1966年，威廉姆斯(Williams)對地方政府之間相互施加于對方的外部性進行了分析。邁金和布朗尼首先對政府行為外部性分類問題作了系統分析。他們認為，“公共部門的外部性未必一定是非效率的”，即政府行為外部性同樣可分為正外部性和負外部性。美國經濟學家羅納德•邁金(RolandN.Mckean)和瑞士學者杰奎里尼•布朗尼(JacqueleneM.Browning)在《政府與非盈利部門的外部性》一文中，首先明確提出了政府行為外部性的概念，并且把政府行為外部性看作是與市場部門外部性（市場失靈）相同的東西。市場部門定義的外部性同樣適用于政府部門，雖然政府行為外部性更加難以測量，但理論上可以認為這些行為同樣會產生外部性，通過對政府運作的考察，發現政府行為外部性影響的確存在。
我國政府行為在證券市場產生的外部性分析
我國股票市場成立14多年以來，一直存在廣大股民的成本收益不對等現象。上市公司（大股東控制）接連不斷出現抽血行為，嚴重損害了廣大投資者的利益，給廣大投資者造成了負的外部性。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中國證券市場在設立之初的目的就是為國有企業解困、卸包袱。當一批問題國企輕易地被允許進入股市圈錢、并肆意揮霍投資者奉上的資金時，就注定了中國上市公司社會成本遠遠高于私人成本，而這部分成本又由廣大投資者來承擔。
其次，上市公司上市之初，只需要證監會或其他主管部門審核批準，監管當局主要按自己設定的規范做出是否準予上市的最終決定，不需要聽取其他方面的意見，這樣公司上市后就更不考慮資本市場真正運營狀況。
再次，監管者執行規則不到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透明、不規范。另外，政府管理部門在復雜的市場環境改革中，沒有任何經驗可循，只能摸著石頭過河，這樣就造成了實驗結果的不確定性，客觀上造成政府行為負的外部性。
可見，政府行為的完全傾斜或者政府行為的隨意性，使得本來為了挽救市場失靈而制定的政策，最后卻可能加重了市場失靈。
正如斯密德所說，與技術性外部性和金錢性外部性是在既定的交易規則和產權控制下發生、并直接改變參與者之間的成本或收益不同，政治性外部性并不直接作用于參與者的成本或收益，而是通過公共選擇改變游戲規則或產權控制而間接改變所有參與方的成本或收益。在證券市場的改革中，有些論斷諸如20%的藍籌股代表了60%的市場價值，股市改革成功與否主要取決于這些企業的表現，那剩下的投資者的投資就將被政府部門的政策推向絕境。
如果市場最后真的如這些官員和學者所說，政治行為就改變了“原先自由和責任的形式”，導致技術性外部性或金錢性外部性的轉移，從而把原先外部性的成本轉嫁到另外一些行為主體身上，而對于這些行為主體來說，該“成本原本是收入或用途”。那些投資與剩下80%的企業由于政府行為而承擔了遠遠超過私人成本的社會成本，與此同時，原先承受外部性成本的那些行為主體卻從“自由和責任的形式”的改變中得到了收益。如一些大型上市公司獲得了更多的有政府行為帶來的股票溢價價值。政治通過合法的方式改變了技術性外部性和金錢性外部性的作用對象，從而改變了外部性造成的成本收益組合。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政府或公共選擇是一個過程，通過這一過程，金錢性的外部性或技術性的外部性以合法的形式與偷竊和戰爭相區別”。從中國股市目前狀況來看，政府就是通過政府行為導致了外部性，從而在廣大投資者和融資者之間進行合法的資產轉移，使得融資者以較小的成本獲得較大的收入。
政府行為外部性的解決方法探討
目前，我國證券管理者必須避免在股票市場上出現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情況。從市場角度出發，以“裁判員”的身份協調大股東和小股東之間的矛盾，從而避免因政策傾斜力度過大而造成的不良后果。此外政府如要避免產生負的外部性，就必須在制定相關政策時做到以下幾點：
首先，必須公正。沒有公正就會使弱勢群體在大企業尋租成本較低的狀況下，承擔更多的成本，而得不到任何收益。其次，要以誠信為本。誠信建設涉及資本市場的各個方面。具體而言，誠信建設關鍵在于政府誠信、上市公司誠信以及中介機構的誠信，一個誠信的社會、一個誠信的資本市場必須要有一個龐大的誠信的中介機構群體為前提。
所以說，政府首先應該在資本市場做好制度性建設，解決目前存在的制度性矛盾，做好規范性管理，保證信息披露公開透明，制定好各項游戲規則，然后以身作則，按規則辦事，不直接參與市場各個博弈方的利益，避免引起更大的負的外部性。只有這樣，從根本上解決中國證券市場長期存在的問題，從而達到凈化證券市場，促進證券市場向良性方向發展的目的。
參考文獻：
一、擺事實講道理
“擺事實講道理”是人們在長期的寫作實踐中總結出來的有效論證方式之一，但是目前一些語文教學工作者對其內涵和具體操作方式尚存在不同的認識，有些認識甚至存在錯誤，需要進一步探討。
有人將“擺事實講道理”割裂開來，認為它是兩種論證方式：“擺事實”是事實論證，“講道理”是理論論證。也有人把“擺事實講道理”看作一種論證方式，認為它是指圍繞論點列舉典型事例，然后通過對事例的具體分析證明論點。顯然，第一種認識是錯誤的，在此必須澄清。
“‘擺事實’是事實論證”，這種認識的錯誤之處在于把事實論證簡單化，將“擺事實”等同于事實論證，將事實論證簡單地理解為“觀點加例子”。“擺事實”其實就是敘述事實，怎么能說是論證呢，其錯誤顯而易見，無需反駁。
關于“‘講道理’是理論論證”之說，也不科學，其錯誤之處同樣在于把“講道理”等同于理論論證，將它們的內涵混淆。固然，理論論證和“講道理”都要進行議論，都要進行說理，但它們本身不是一回事。“講道理”可以通過敘述事實揭示其本質的方式來進行，也可以通過引述理論推論分析的方式來進行。因此，“‘講道理’是理論論證”之說也有瑕疵。
我們認為，“擺事實講道理”是敘述和議論的緊密結合，是材料和觀點的有機統一，其實質是通過概述典型事實和分析其中蘊含的有關道理來證明論點。“擺事實講道理”的關鍵在于擺什么樣的事實，怎樣擺事實；講什么樣的道理，怎樣講道理。
關于擺什么樣的事實，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首先要看論點是什么。一般來說，要擺能夠證明論點的事實，且事實本身應該具備以下特點：與論點有較高的契合度，真實準確可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新鮮新穎新奇，內涵單一明確，簡明扼要概括。具有上述特點的事實，才有較強的說服力和可讀性。
怎樣擺事實，關鍵要看具體的語境。如果在文章開頭需要引出論點，擺事實就應開門見山，徑直敘述，從事例中推出觀點；如果文章開宗明義直接亮出了論點，就應緊跟論點對其進行闡釋，然后借助過渡句或過渡段來引出（擺出）相關事實。譬如《真理誕生于一百個問號之后》一文，開篇開門見山，提出論點：“真理誕生于一百個問號之后”；接著闡釋論點含義：發現真理，必須善于觀察，善于思考；然后設置了下面的過渡段：
縱觀千百年來的科學技術發展史，那些定理、定律、學說的發現者、創立者，差不多都善于從細小的、司空見慣的自然現象中看出問題，追根求源，終于把“？”拉直，變成“！”找到真理。
上述文字自然巧妙地引出了人類科學發展史上的三個具體事例：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謝皮羅教授觀察洗澡后浴缸里被放的廢水的旋轉情況，發現洗澡水的旋轉方向與地球自轉有關；德國地質學家魏格納分析美歐大陸蚯蚓分布的有關資料，推斷出歐洲大陸和美洲大陸最早可能連在一起；一位奧地利醫生偶然發現熟睡的兒子眼珠子轉動，由此追根究底，多次觀察實驗，進而得出“當人的眼珠子轉動時，表明他正在做夢”的結論。值得注意的是，擺事實時所擺的事例可以是一件，也可以是兩件或三件，且敘述應該簡明扼要，緊扣論點。
如果要問擺事實后講什么樣的道理，回答自然離不開論點。證明文所講的道理就是論點所蘊含的思想或者就是論點本身，同時也是所擺事例本身所蘊含的道理，兩者具有較高的契合度，論證才算嚴密。
至于怎樣講事例中的道理，我們認為主要的方法有歸納推論、對照比較和因果分析。究竟選用哪種方法，要視選用的具體事例來定。
如果選用了與論點相關的兩則以上性質相似的事實材料，寫作者則可以運用歸納推論法。具體說來就是尋找相似材料的共性，說明其中蘊含的道理，通過揭示事實與論點之間的內在聯系來證明論點。譬如前面提到的《真理誕生于一百個問號之后》一文，在列舉了三個典型事例之后，水到渠成地進行歸納推論：“這些都是很平常的事，然而‘打破砂鍋問到底’的人卻從中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科學史上，這樣的事例有很多，它說明科學并不神秘，真理并不遙遠，只要你見微知著，那么當你解答了若干個問號之后，就能發現真理。”作者在這里揭示了三則事例的共性：善于“打破砂鍋問到底”和“見微知著”，就能發現真理，恰到好處地論證了“真理誕生于一百個問號之后”的觀點。
如果選用了與論點相關的兩則性質相反的事實材料，寫作者就可以采用對照比較法，通過正例與反例所蘊含的道理的映襯、對照和比較，論證論點的正確。歐陽修的《五代史伶官傳序》一文運用事實對比法非常成功，作者引述莊宗得天下時的謹慎不易和豪邁氣勢以及失天下時的倉皇迅速和哀傷不已等相互映襯和正反對比的史實，強有力地論證了“國家盛衰興亡主要取決于人為因素”的重要觀點，說服力極強。
如果選用了與論點相關的事實材料，且事實材料與論點具有某種因果關系，寫作者就可以運用因果分析法。使用此法，必須在敘例之后，找準事例中某個角度與論點之間的因果關系，利用所引論據與論點之間的因果關系分析說理。具體說來，就是要選準事例中的某個切入點（如某種結果），回答為什么會這樣，寫作者所分析的原因，其內涵與論點含義一致，或者說，原因就是論點。這樣，事例跟論點便掛起鉤來，事例客觀上也證明了論點。譬如論證“主觀武斷會招致失敗”，可引用三國時期馬謖“失街亭”的歷史事實，從事件的結局切入進行分析：“馬謖之所以失守街亭，大敗而歸，主要是因為他盲目自信，不聽勸阻。因此，我們在做出重大決定時，必須兼聽各方意見，不能主觀武斷，否則，就會重蹈馬謖的覆轍。”
二、引理論巧分析
“引理論巧分析”是運用理論論據證明論點的論證方式，也稱理論論證或引用論證，其核心是圍繞論點引出相關理論論據之后，要對所引理論進行闡述分析，巧妙揭示論點與論據之間的內在聯系。這種論證方式的著眼點在于“引什么”、“如何引”、“析什么”和“怎樣析”。
“引什么”是引用論證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引哪些理論，其依據自然是論點。一般來說，要引能夠證明論點的相關理論，且必須是經過實踐檢驗正確的理論，說服力強的理論，新穎前沿的理論，簡明通俗的理論，表義完整的理論。理論的具體形態可以是公理，也可以是定律；可以是經典著作中的論述，也可以是權威人士的言論；可以是名言警句，也可以是格言諺語。典型的理論論據一般都反映了事物的本質，且被大量事實證明是正確的認識，因而對于證明論點來說具有較強的說服力。
“如何引”相關理論，需要看具體的論證環境。可以緊跟論點直接引用，也可以在論點之后通過說明出處引用。前者只能“引用原文，不作語言形式上的加工”[2]，且引文要加引號；后者可以引用原文，也可引用原文之意，不論是直接引用還是間接引用，表意都要準確完整。
“析什么”，自然關乎論點。應析理論論據中能夠證明論點的道理，應析理論論據中涵蓋論點的句子，其實質是選擇好分析的角度。只有選對了角度，正確的結論才有可能合乎邏輯地推理出。
“怎樣析”，其實質是用什么方法使論點坐實，令人信服。寫作者可以采用演繹推論法，也可以采用闡述分析法。前者以理論論據為大前提，推論出與論點內涵相一致的結論，進而證明論點；后者通過對理論論據的闡述分析，析出與論點相一致的道理，進而證明論點。請看下面的論述：
做實驗不可有成見。一個人做學問不可能沒有一些看法，但是當你進行實驗時，一定要把你的那些看法暫時忘掉。有位科學家說過：“要把一切成見留在實驗室的門外。”這句話十分正確。因為只有把成見留在門外，才能客觀地進行實驗，得出科學的結論。反之，你只能看到你想看到的東西，對其他東西視而不見，自然就難以得出正確的結論。所以，要想實驗，就必須把腦子擦干凈，讓它像一面一塵不染的鏡子。[3]
上面這段文字，第一句提出了論點，第二句闡述論點，第三句緊接著引用名言，第四、五、六句先對名言做出斷定，進而進行因果分析和對比推論，第七句得出結論。縱觀全段，其觀點正確明晰，論據典型有力，分析恰切到位，論證合乎邏輯，結論令人信服。
三、尋相似作類比
“尋相似作類比”是一種借助已知的事物（或事理）和被證明的事物（或事理）之間具有的某些相似點來推論它們在其他方面也可能具有某些相似點，進而證明論點的論證方式，也稱類比論證，“是類比推理在論證中的實際運用，類比推理是類比論證的理論基礎”[4]。類比論證和類比推理具有共同的特征，即從某事物具有某屬性推知他事物也具有該屬性。這種論證方式的前提是要尋找和發現已知事物（或事理）與被證明的事物（或事理）之間具有某種相似點，重點在于比較類推，關鍵是如何尋找相似點，怎樣進行比較類推。
尋找相似點，首先要明確自己的論點及其內涵，知道自己想要證明什么。
其次，圍繞論點廣泛聯想，凡是與論點內涵相關、性質相同的事物（或事理）及其屬性，都在尋找之列。
第三，鑒別斟酌，選優汰劣。選擇那些與論點內涵性質相同且與論點有較高契合度的事物（或事理）及其屬性，也就是“選擇恰當的類比對象”[5]，以此作為比較類推的前提。
進行比較類推和分析說理，必須注意以下三點：
第一，用簡明準確的語言陳述選定的用來類比的事物（或事理）及其相同屬性，尤其要注意選用同樣的詞語或者意思相近的詞語來表述相同屬性，以確保推論的可靠性。
第二，要盡可能多羅列相關事物及其相同屬性，因為“相同屬性越多，則結論越可靠”[6]。同時應合理排列參與類比的事物（或事理）及其相同屬性，以確保推論過程的嚴密。
第三，要確保進行類比的事物（或事理）之間的相同屬性與推出屬性之間具有較高的相關性。因為相關性越強，推出的結論就越可靠。譬如要論證“教學工作者應該對教學敏感”這個觀點，寫作者就可以采用下面的論證方式：“品茶師、品酒師、烹調師和教師都是專業工作者，品茶師對茶葉敏感，品酒師對白酒敏感，烹調師對菜肴敏感，所以，教師也應該對教學敏感。”這個類比推論所借助的前提的相同屬性（各類專業工作者對自己的業務敏感）與推出屬性（教師對教學敏感）之間具有較高的相關度，因而結論是正確的。
以上從“擺事實講道理”、“引理論巧分析”和“尋相似作類比”三個方面系統闡述了證明文如何進行論證的一些細節問題，錯誤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參考文獻：
[1][6]劉江.邏輯學：推理和論證[M].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06：32；192.
[2]王勝忠.議論文寫作訓練[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269.
[3]陳祥書.追求論證的有效與高效[J].高中語文教與學，2011，（4）.
[4]盧蕓蓉.類比推理的論證性[J].河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5）：8.
股利政策是現代公司理財活動的三大核心之一，也被認為是當財學上的一個難解之謎。影響股利政策的因素有很多，如國家的宏觀經濟狀況、公司的持續盈利能力、資產變現能力、籌資能力等等。本文采用實證分析的方法，主要從股權結構角度比較分析我國不同股權結構公司的股利政策，通過研究我國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和股利政策的關系，提出規范我國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行為的一些措施。
為了考察我國上市公司股權結構與其股利政策關系，本文選擇上海證券交易所的100家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通過分析其連續5年（1999—2003年）的財務數據，試圖找出我國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方式的特點及其與股權結構的內在聯系。本文選取的樣本公司主要涉及行業，包括交通業（10個）、制造業（15個）、農業（9個）、房地產業（10個）、商業（15個）、信息技術業（15個）、社會服務業（11個）和綜合類公司（15個）。該行業分類標準遵循上海證券交易所所制定的行業標準，樣本公司是通過隨機選取的方法進行選擇。
一、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特點及其與股權結構的關系
對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的考察，我們首先從總體上把握我國上市公司主要采用的股利分配方式，其次考察公司股權結構對其股利分配方式的影響。目前，我國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方式主要有派現、送股、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簡稱轉增）、混合股利分配方式及不分配股利。
（一）100家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方式總體情況分析：
從1999年至2003年，各種分配方式的平均比例為：派現占43%，送股占7%，轉增占12%，混合分配方式占12%，不分配股利占44%。
（二）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方式與股權結構關系
在隨機選取的100家上市公司中，非流通股份比例小于50%的公司僅有16家，占樣本公司總數的16%，而非流通股份比例大于50%的公司有84家之多，占樣本公司總數的84%。說明我國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設置不合理，非流通股股份占的比重過高。
在非流通股份比例小于50%的16家公司中，在1999年至2003年中各種分配方式平均所占比例為：派現41%，送股14%，轉增20%，混合股利分配16%，不分配股利46%；在非流通股份比例大于50%的84家公司中，在1999年至2003年中各種分配方式平均所占比例為：派現45%，送股9%，轉增12%，混合股利分配11%，不分配股利45%。
綜合以上數據，我們可以看到，（1）不管是非流通股份所占比例是大于50%還是小于50%，公司的股利分配行為主要有兩種：派現或不分配；（2）在非流通股份所占比例小于50%的公司中，不進行股利分配的公司稍多于派現的公司（不分配公司比例為46%，派現的公司比例為41%），而送股、轉增股本和混合分配等分配方式的比例也較高；（3）當非流通股份比例大于或等于50%時，不分配的公司與派現的公司比例雖各年有所不同，但總體來看，其所占比例是一致的（兩者均為45%），而送股、轉增股本和混合股利分配方式的比例較非流通股份比例小于50%時的比例有所下降。（4）從分配方式的時間分布來看，不管非流通股份的比例是否大于50%，在1999年至2003年期間，各個公司的派現比例是逐步上升的，而不進行股利分配的比例是逐步下降的。
二、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方式與股權結構關系分析
從以上的分析可知，我國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對其股利政策的制定產生著深刻的影響，特殊的股權結構必然會使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行為呈現出中國特色。（1）我國上市公司股權結構表現為二元結構，就在國內上市的公司而言，主要分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流通股又稱為公眾股，是一種可以在市場中流通的股份，但所占的比例相當低。在非流通股中，又分為國家股、法人股、內部職工股、轉配股。而國家股、法人股是不能上市流通的，由于其所占的份額較大，容易造成國有股東在上市公司中的絕對控股地位，從而會制訂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股利分配政策。上市公司股權結構不合理，“一股獨大”現象容易使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成為某些具有控股股權股東的股利政策，中小投資者的回報很難得到保證。筆者認為，在所考察的上市公司在制定股利政策時，基本上是從控股股東的角度來考慮。從不分配股利到其后的熱衷于分發現金股利，都是由大股東一手操縱。雖然近年來上市公司普遍出現“派現熱”，但這一熱潮可能并未真正惠澤中小投資者，主要表現在股票的換手率方面。我國股票市場的股票換手率極高，約達到200%左右，而美國只有67%。也就是說盡管上市公司提高了派現的比例，但流通股股東仍熱衷于股票的短期買賣價差。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成為了“大股東”、“控股股東”的股利政策。證券監管部門要求上市公司提高派現水平的目的在于保護投資者的利益，減少資本市場的投機行為，但從股票的換手率來看，中小投資者并不買帳，市場上“投機風”依然強勁，中小投資者的埋怨并未消失。（2）由于上市公司非流通股（特別是國家股）所占的比例很高，政府自然就是上市公司的最大股東，它必須確保國有資產保值增值以維護自身的利益。但另一方面，政府又是市場的監管者（由中國證監會代為行使這項權力），為了使資本市場規范運行，它必須對資本市場進行必要的干預。在政府既充當市場管理者又充當市場參與者的情況下，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不可避免地帶有行政干預的痕跡。根據實證分析（李常青，2001），1999年以前，我國上市公司不分配的現象逐年增多，且分配時多以送股和轉增股本為主，派現的比例較少。而本文的實證研究表明，在1999年后，公司則多傾向于派現，不分配的比例有所降低，送股和轉增股本處于次要的地位。分析股利政策的前后變化原因，筆者認為，并非是因為上市公司的業績提高了，很大部分的原因在于監管部門的政策限制和期間輿論的監督。“跟著政策走”、“跟著輿論走”是我國上市公司股利分配行為的一大特色。
1. 設置標題1樣式
點擊格式樣式，在圖1的樣式對話框中選定標題1，點擊更改。
圖1：樣式對話框
(1) 設置字體：在圖2的更改樣式對話框中，點擊格式按鈕，在彈出的菜單中點擊字體。
圖2：更改樣式對話框
在圖3的字體對話框中，將中文字體設為黑體，西文字體設為Arial，字形設為常規，字號設為三號，點擊確定按鈕。
(2) 設置段落格式：在圖2的更改樣式對話框中，點擊格式按鈕，在彈出菜單中點擊段落。在圖4的段落對話框中，將縮進設為0，特殊格式設為無，行距設為單倍行距，間距段前和段后都為0.5行，大綱級別設為1級，對齊方式設為居中，然后點擊確定按鈕。
圖3：字體對話框
圖4：段落對話框
(3) 確認設置結果：
圖5：更改樣式對話框
以上設置完成后，回到更改樣式對話框(圖5)，選定自動更新和添至模板，然后點擊確定按鈕，回到圖1，點擊應用按鈕。
2. 設置標題2樣式
重復1中的步驟，其不同處在于：在圖1中選標題2。
(1) 設置字體：在圖3中將字體改為四號，其余完全一樣。
(2) 設置段落格式：在圖4的段落對話框中，將大綱級別設為2級，對齊方式設為兩端，其余完全一樣。
(3) 確認設置結果：與1中完全相同。
3. 設置標題3樣式
重復1中的步驟，其不同處在于：圖1中選標題3。
(1) 設置字體：在圖3中將字體改為五號，其余完全一樣。
(2) 設置段落格式：在圖4的段落對話框中，將特殊格式設為首行縮進，度量值設為2字符，大綱級別設為3級，對齊方式設為兩端，其余完全一樣。
(3) 確認設置結果：與1中完全相同。
4. 設置各級標題的格式
(1) 設置部分或章標題格式：如圖6，先選定部分或章標題，然后點擊樣式列表，在其中選擇標題1。對所有部分或章標題重復以上操作。
圖6：設置部分或章標題格式
(2) 設置節標題格式：如圖7，先選定節標題，然后點擊樣式列表，在其中選擇標題2。對所有節標題重復以上操作。
圖7：設置節標題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