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6-21 09:11:52
引言：易發表網憑借豐富的文秘實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科學研究的根本特征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內容，可隨時聯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教學是高校的根本使命，科研是高校發展的重要力量。兩者正如高校發展的兩翼，只有并駕齊驅才能越飛越高。然而，現在許多高校出現了“重科研，輕教學”的情況，筆者從教學與科研協調發展的角度進行了一些思考。
關鍵詞 教學 科研 協調
《高等教育法》規定，現代大學有三大任務：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但在經濟全球化、教育大眾化、大學地位不斷提高的今天，教學與科研、教學與社會服務、科研和社會服務之間出現了不協調甚至相沖突的情況。高校自誕生之日起，就將教學視為其最基本、最重要的職能，是學生學習的園地，是學生接受知識和掌握技能的地方。作為學校來講，順利和圓滿地完成教授學生掌握知識和技能是其根本目的。然而，隨著各高校功能的擴展，科研在院校組織中占據了首要地位，高校教師作為研究者的意義與價值日漸突出，而作為教學者的角色卻不斷地被邊緣化。
一、教學是高校的根本使命
高等學校首先是一個培養人的機構或場所，根本任務就是培養人才，教學是人才培養過程中的一個最基本、最重要環節。因此，教學不僅是一項基礎性工作，也是一項主體性工作。《高等教育法》第三十一條明確規定，“高等學校應當以培養人才為中心，開展教學、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保證教育教學質量達到國家規定的標準。”可見，高等學校中心工作是“培養人才”，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都應圍繞這個中心，而不是偏離這個中心。
（一）人才培養是高等學校的中心工作
高校教學過程是高等教育系統最基本的活動過程，是培養專門人才的基本途徑。高校雖然倡導科學研究，但它與專門的研究院所不同，它以肩負的教育教學職能為顯著特征而區別于科研院所。高校的第一要務是育人，教育教學是高校的本質特征。高校的科學研究，最重要的是表征了高校對真理的不懈的探求精神，這也是高校精神的重要內涵之一。因此，高校的科學研究，其根本上是以教育教學對創造型人才培養的影響為最高境界。
高校是以創造型人才培養為目標，組織實施高等教育教學活動，重點培養的是人才的創造能力和組織引領能力。大學生不僅要懂得自己如何開展工作，而且還要懂得如何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并且還要善于有效地組織引領他人開展工作。高校人才培養的這種高質量、高端性，決定了高校教育教學必須是由高水平、高素質、創造型教授引領、帶動的高級教育教學活動。
（二）教書育人是大學教師的基本職責
教師的基本工作是教學工作，基本職責是教書育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第三條規定，“教師是履行教育教學職責的專業人員，承擔教書育人，培養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質的使命。”李嵐清同志曾說，“振興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興教育的希望在教師”，賦予教師以更大的責任和希望。教師工作關系著教育的成敗，關系著民族的興衰。大學教師對大學生的成長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一位從教50年的大學教師所說的“在大學教育中，教師的作用重要，教師的影響深遠，教師的責任重大，教書育人、為人師表應是每位教師的座右銘”。高校要教師要樹立“以學生為本”的教育理念，一切從學生的發展需要出發，將教師的一切工作都納入教書育人活動之中。
二、科研是學校發展的重要力量
現代大學的科學研究是與教育教學實踐緊密結合不可分割的活動。科研是大學教師深化認識、不斷探索和發現真理的學習過程。因此，科研不應當是大學教師游離于教學活動之外的工作，而是教師結合自身學科特點和優勢，不斷探索真理，進行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技術創新、管理創新等的科學研究和學習活動。
大學教師所從事的某一領域的科學研究活動，可能與所講授的專業教育教學的某一課程相距甚遠。但是大學教師開展科學研究的探索和創新精神，卻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教育教學活動，影響到他的學生。學生從具有科學研究和創新能力的教師身上，獲取的將不僅僅是知識，而且還一定包含有探索的精神和創新的意識。一位能夠把專業理論知識講得出神入化、惟妙惟肖，易于讓學生充分理解掌握的教師，這對學生來講無異于講演藝術大師。而能夠以科學研究的成果打動學生的教師，那么他將一定是能夠喚起學生探索精神和創新欲望的領航人。然而，這正是大學科學研究不同于專門研究機構的本質功能所在。也就是說，大學開展科學研究的意義、功能，不僅僅是促進科學技術的進步，而重要的是影響大學的人才的培養，為科學技術的再創新和可持續發展，提供核心科技人才競爭力資源。
三、以教學為基礎，以科研促教學，提高教學水平
對于很多學校來講，為了在科研項目申報和技術攻關上能有顯著的成效，教師都分為了兩類，一類是專門從事科研工作的科研型教師，另外一類是專門從事教學工作的教學型教師。這種看似非常合理可行的人員合理配備的分配卻存在很多問題，導致了教學與科研關系的割裂。首先，很多從事科研工作的教師，很少甚至基本上不參與學生課堂教學，在科學研究中很多新的科研成果很難在短時間內直接和學生見面，學生也很難有機會參與和了解這些最新的科研成果。其次，教學型教師的教學工作任務非常的繁重，勢必造成他們沒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從事科學研究活動，那么學生學習和掌握的很多更新較快的知識可能在學生未畢業之前就已經過時甚至淘汰了，這很容易造成學生知識的陳舊，在工作中很難短時間適應工作要求。筆者認為教學與科研不應該是矛盾和沖突的。而應該是相互促進，以教學為基礎，以科研促教學，提高教學水平。
（一）科學研究與理論教學的結合
在相關的理論課教學中適當穿插一些研究成果和研究體會，特別是介紹研究者具體的一些理論成果和學術觀點，可縮短教師、教材與學生之間的距離，有利于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啟發學生獨立思維、培養學生科研分析能力與創新精神。將科研成果應用于理論教學，不僅豐富教學內容，啟發學生思維，而且通過與學生交流，形成新的靈感和論點，促進科研縱向發展，通過指導學生的課堂教學，課外實踐，形成新的科研選題。科研與教學相互推動，將研究成果應用于教學、教學又推動科研，教學科研相長，共同發展。
（二）科學研究與實驗教學的結合
作為教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實驗課教學有其特殊的意義，是學生通過實際操作對所學理論知識的具體應用，在教學和科研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教師和學校科研水平的高低，決定了學校的學術地位和所能開展的實驗課水平的高低；科研成果的水平高低也離不開實驗的具體驗證。讓學生采用主動參與而不是被動接受的實驗形式，能夠使學生充分發揮其科學思維的積極性，并具有敏銳的科學預見性。這樣既能提高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參與性，又可提高學生對科研全過程的理解和掌握，改變以往實驗只走簡單操作過程的驗證性實驗形式，提高學生對具體問題進行深入探索的積極主動性，從而培養學生一定的科研思維能力。
（三）科學研究與人才培養目標的結合
現代社會要求大學培養的人才變傳統的“知識型”為“智能型”、“綜合型”和“復合型”。這就要求教師不僅要具備本專業一定的理論知識，而且要具備一定的解決問題的實際能力。因此，大學教育必須擴大視野，立足科技前沿，將最新的科研成果融合到大學教學體系中，教師可根據自己的研究體會和成果，引導學生進行相關的課題研究。通過指導他們參與科研設計、文獻檢索和論文書寫等，可培養學生對科研工作的感性認識，打消他們的畏難心理；帶領大學生科研興趣小組，進行一些比較系統的專題研究，讓他們解決一些具體的研究難題，還可培養學生的團隊協作精神和獨立思考能力。當代大學生全面發展需要教學與科研的結合。教師是教學的主體，是把教學與科研聯系起來的樞紐。因此，教師必須從事科學研究，站在科學前沿，加強自己創造能力的培養，只有這樣才能培養出滿足社會需求的合格的高質量人才。
參考文獻
[1]李萍, 賈天軍, 鄭文芝.科學研究在高校教學中的重要性.管理參考.
[2]譚海玲.論高校教學與科研.實踐與探索.
關鍵詞：體育運動；還原論；分子水平；運動科學
中圖分類號：G8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7116(2007)04－0043－04
世上萬物皆有裂隙，因而才有了光線破隙而入的方便。
――倫納德?科恩
借助反射回來的光線，我們終于看到：物質客觀存在的方式是形成不同層次和質量的有序結構，至今沒有發現無結構、均勻混沌的純物質世界。物質的結構層次從基本粒子、原子、分子到更高級結構，質量依次增大。生命體也是物質的，是物質有序聚合而成的整合結構。既成體系的地球生命起源論和生物進化論認為，地球生命系統也是順著基本粒子原子分子高分子及其聚合體細胞組織器官器官系統個體群體生態系統，按照質量依次增大的順序聚合而成的，人體自然也是如此。
“運動科學”譯自“Exercise Science”一詞，在西方，能稱之為“Science”研究的范圍比中國所謂“科學”研究的范圍要狹隘得多。從百余年“ExerciseScience”研究文獻來看，運動科學的研究對象是體育運動(Physical activity或Exercise training)，研究方法(Methods)是自然科學的成熟范例，主要借助于生命科學的研究方法，研究的直接目的(Purpose)是探索體育運動對人體生命特征的影響，研究的終極意義服務于人體對健康的向往。
1 體育運動的生命屬性和意識屬性
在地球生命系統的演進中，為了區分生命體與非生命體，生命的界碑逐漸在分子與細胞之間豎立。進化論者將基本粒子原子分子的演進稱作化學進化，將高分子及其聚合體細胞組織器官器官系統個體群體生態系統的演進稱作生物進化，化學進化是生物進化的前奏，是生命起源的前提，這是對生命神創論和智能設計論的有力反駁。生命的界碑上規定生命的標志是：新陳代謝、興奮性、適應性、生長和繁殖，缺一不可，所以分子以微的結構是化學物質，細胞以上的結構才是生命體，在分子與細胞之間的高分子及其一些聚合體是處于生命與非生命交界地帶的過渡物質，它們具備某種生命標志，但不全部具備。如DNA、RNA在體外適宜條件下也能進行自我復制，但沒有新陳代謝；蛋白質在體外也可能暫時具備生物活性，但不能自我復制；病毒是核酸與蛋白質的聚合體，它的復制繁殖必須在侵染宿主細胞之后進行，缺乏生命應有的獨立性和適應性，離開宿主后活性迅速消失，有人干脆認為是死亡。對于此類過渡物質不妨稱為準生命體。現代分子生物學的研究主要聚焦于DNA、RNA、蛋白質等高分子及其聚合體，其研究方法既是生物的也是化學的。
為了區分意識載體與非意識載體，意識的界碑在器官系統與個體之間豎立。至少要形成完整獨立的個體才有意識的產生，個體意識形成群體規模效應就演化為社會的意識形態，如哲學、宗教、藝術、法律、政治制度等。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人腦是意識的物質載體，意識是人腦的特有機能，是物質世界在人腦中的主觀映像，將意識的載體進一步局限于人體，動物對客觀世界的反應不被納入意識范疇。因為意識的顯著特征是主觀能動性，能夠反作用于物質世界，尤其體現在人對自身生存環境的改造方面；所以說，人和動物雖然都是自然界的產物，但能夠主動改造環境而不僅僅是被動適應環境的只有人。人為了生存發展，會利用自己的意識能動性放牧、開墾，破壞了不少生態環境，但也懂得利用自己的意識能動性退牧還草、退耕還林，挽救和改善生態環境；而有些動物為了生存發展，缺少意識能動性往往焚林而獵、竭澤而漁，結果反而使自己因饑餓退出了生命的舞臺。因此，人對環境的適應，不僅有被動適應，還能主動適應。體育運動并非生存環境迫使的被動適應，而是人主觀意識控制下健娛身心的自主身體行為。
以上對生命系統的結構解析表明，人體具備生命和意識的雙重屬性，人體是生命和意識的結晶體。運動科學所研究的運動是人體的體育運動，不是哲學泛指的絕對運動，也須具備生命和意識的雙重屬性。首先，人體完整獨立的生命是體育運動的前提和載體。離體肌肉的電刺激收縮不能全等于體育運動，運動科學研究人體運動的底線必須保證個體生命的完整獨立性，細胞分子生物學的基本理論和研究方法(如離體細胞培養、細胞融合、分子雜交技術)只能作為運動科學研究的參考或借鑒，完全保真地模擬體育運動機體內環境的細胞培養、細胞運動、細胞運動性疲勞，目前難以實現，也許永遠都不會實現。其次，人的體育運動意識是體育運動的原動力，任何外因迫使的肢體行為不能等價于體育運動。人為生存而必需的體力勞動和肌肉的掙扎也不能全等于體育運動。但是，離體研究、動物實驗研究和人體的人為控制研究(如鐵制劑對運動性疲勞的恢復研究、阻力訓練對人股四頭肌肌纖維類型的影響)，確實也能揭示運動科學某一局部的奧秘，這是不可否認的。從哈佛疲勞實驗室的人體臺階試驗到今天運動大鼠骨骼肌的基因表達，我們的監測指標越來越微妙，我們使用的“光線”已經足夠看到原子之間的距離，但我們的疑問是，當運動科學將足夠微觀的物質奧秘闡明之后，是否就可以沿著生命結構的來路返回至高級結構，深入而全面的理解體育運動的生命屬性和意識屬性?
2 從體育運動到分子――千錘百煉出深山
“還原論”(reductionism)是現代生命科學最基本的核心信念，就其實質而言，還原論既是對自然的一種哲學判斷，也是探索自然的一種研究綱領。還原論以哲學基礎為立論基石，并不是自然科學研究的產物或成果，它誕生于自然科學之前，但卻作為一種神圣的“科學信條”主宰自然科學研究達幾百年之久，至今仍不退色。還原論的核心思想緣起于古希臘，并且時常與偉大思想家德謨柯利特聯系在一起，正是德謨柯利特首次提出：任何事物是由看不見的原子所構成。可以肯定的是，德謨柯利特提出這個論點時，連細胞都沒見過，更不用說原子了。德謨柯利特的還原論思想為現代生命科學的研究方向提供了三條錦囊妙計：第一條，存在著一種超越事物表象之外的不可見的客觀存在。所以，我們順此路找到了細胞、細胞器、蛋白質和DNA。第二條，物質客體具有一個其外在結構可以歸屬的潛在結構。所以，我們發現從細菌到人類，皆由細胞組成，無論它是單細胞生物還是多細胞生物。第三條，潛在結構比其表面結構更為根本，可以對存在提供更為深刻的認識。所以，我們正努力地向分子水平進軍，并試圖通過對分子的觀察來理解高級的生命現象。可以說，還原論為生命科學劃定
的研究路線就是：按部就班、步步為營、層層遞進地從宏觀探入微觀，然后沿著來路留下的標記破解生命的一切秘密。毋庸置疑的是，生命科學在這個研究綱領的指導下，取得了許多研究成果。
與還原論針鋒相對的是活力論，活力論是這樣一種信念：生命系統具有自己獨有的特征，這些特征所遵循的規律與那些適用于非生命物質的一般規律極為不同；正是由于這些獨有的特征，生命才成為可能。在現代生物學的萌芽階段，即19世紀下半葉的幾十年中，在活力論和生物特殊本質之間曾有過一場廣泛的、似乎具有決定性的爭論。爭論的結果是，活力論被肯定地拋棄了。由于關于細胞的物理化學特性的知識與日俱增，活力論那種難以捉摸的、虛無縹緲的理論看來是不必要的。從根本上來講，生命現象的物理化學特性與非生命物質世界的物理化學特性是同樣的，勝利的旗幟倒向了還原論。人們普遍堅信：通過對生物體最重要的核心化學物質深入而全面的理解，沿著物質的結構層次路線返回生命體，就能理解生命的本質。置于運動科學而言，即從體育運動誘致DNA以及蛋白質的變化出發，我們就可以破解運動科學的全部奧秘，最終實現我們的終極意義。
然而難度是可想而知的，運動科學是以人體的體育運動為研究對象的，運動科學最直接的研究目的就是觀察運動機體內各級結構層次的表現。體育運動是整個身體的協奏，參與體育運動的生命結構層次貫穿：個體器官系統器官組織細胞高分子及其聚合體分子，層次之復雜，數量之繁多，使得運動科學從體育運動到分子之間的似乎是永遠沒有盡頭的。
3 從分子到體育運動――千里江陵一日還
既然沒有盡頭，我們也就不奢望到達終點，反而時時刻刻都想回到起點。然而，征途漫漫，歸途竟然如此簡單，簡單到敷衍了事的地步。
如何把對于有機體在低結構層次的研究，整合為對生命高級結構的理解?這是生命科學研究的重大困難，而“還原論”以想當然的方式掠過了，或者根本就是故意繞開了這個問題。因為解決這個問題有兩個巨大障礙：其一，如何通過列舉每一分子及其化學反應，來解釋器官和器官系統奇異的生理現象?不言而喻的是：任何解釋都是不充分的，頂多就是“還原論”的變相描述，因為對于細胞的分子我們都還沒有認識完全，更不要談器官和器官系統了。“生命存在的物質依據毋庸置疑是必要條件，但尚不足以用來解釋生理學，更不用說闡釋一切生命現象了。就運動科學而言，不僅在現在甚至在將來相當長的時間里，我們根本不可能闡明運動人體的每一分子及其化學反應，體育運動是某一分子變化的充分條件，但某一分子變化絕對不是運動機體生理特征的充分條件。以分子水平觀察的數據來解釋運動生理機制，不過是以分子為借口，在“還原論”框架內對還原論的不斷充實罷了。
其二，同樣不可逾越的障礙是，在沒有首先確立生理過程整體無損的情況下，何以揭示隱藏在各種生理過程之中的內在機制?正是因為沒有辦法，所以“還原論”才乘隙而入，得到了人們的普遍認同，滿足了人們對神秘生理現象的“邏輯解”。運動科學研究中觀察到的生命現象是五花八門的，甚至還是互相矛盾的，面對這排山倒海的實驗數據，人們迫切需要一種人腦可以接受的邏輯來把握它們。“科學應該為人們提供一種關于自然屬性的明晰而嚴密的說明書，從而讓人們可以通過該說明書控制自然。基于這種要求，我們必須用一種令人容易接受的邏輯對這些數據進行選擇和解釋，還原論自然責無旁貸。有了還原論的依托，從生命結構的任何層次回到頂級都只有一步之遙。因為還原論是無須證明的公理。
總結我們的研究邏輯，其實這樣一個框架：從體育運動器官系統器官組織細胞高分子及其聚合體分子的征途，是以解剖刀、示波器、顯微鏡、離心機、PCR儀……為工具，披荊斬棘，歷盡千辛萬苦走過的，對任何一個腳印，我們都能講述一段辛酸的研究史。即便如此，沿途的景色也并未全部明晰。然而歸途卻簡單得只需要兩千多年前一個預言家提出過的一個根本無須論證的還原論(也許根本無法論證)。
4 何處是歸途?
并非要斤斤計較歸途與征途之間人類付出的差距，只是其中有兩個讓人消化不了的關鍵問題：其一，任何微觀層次的發現都不是宏觀生命現象的充分條件，我們的微觀探索是沒有明確歸路的，所以前進比回首更有意義，至少可以不斷地弄清體育運動誘導微觀層次發生了什么事件?其二，如果不回首，埋頭前進，還原論會把運動科學研究導向何方，終極意義何在?所以，我們必須向分子更微處前進，卻不知去向何方?
關鍵詞：高等教育；教學研究型大學；核心競爭力；研究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2851（2012）-07-0061-03
近年來，伴隨著高等教育從封閉走向開放狀態，高校的生存環境也面臨著一系列的競爭，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使得大學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作為大學分類中重要類型的教學研究型大學，如何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下認清自己的競爭能力和優勢，培育和提升學校的核心競爭力，實現學校的可持續發展，顯得尤為重要。
一、教學研究型大學的基本特征及定位分析
高等教育的大眾化意味著高等教育的多樣化，不同類型的高校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發揮的作用也各不相同。按照武書連關于大學“型”的劃分，現有大學可分為研究型(學術水平最高，科研成果最多，以研究生培養為主的大學)、研究教學型(學術水平和科研水平僅次于研究型大學，研究生和本科生培養并重的大學)、教學研究型(教學為主、科研為輔，教學科研協調發展的大學)和教學型大學四類[1]。對于教學研究型大學而言，他兼具了研究型和教學型大學的雙重特征，同時又具有獨立的自我定位和發展戰略。
1.教學研究型大學的基本特征
其一，強調教學和科研并重。基于中間層次的教學研究型大學作為社會的軸心，即保證為社會輸送的人才能滿足社會用人單位對大學生的要求，又通過科學研究不斷的創新知識從而提高人才的培養質量。以“教學為中心，以科研為動力”。教學工作是教學研究型大學的重中之重，也是該類大學的強項，但同時它也必須具有良好的科研能力，從而優化教學，提高人才培養質量、規格和服務檔次。
其二，培養本科及以上高層次人才。從培養的層次看，教學研究型大學所培養的主要是本科生，全同時又兼顧研究生層次的人才培養，原則上不招收專科生。從人才的類型上說，本科生層次的人才多為應用型人才，而研究生層次的多為學術型人才。從人才特點看，教學研究型大學培養的主要是高科技專門性人才。在人才培養模式上，注重人才理論基礎的同時更注重人才應用能力和實踐能力的培養。以本科生教育為立校之本，研究生教育為強校之道。
其三，以地方和行業為主要服務面向。按照“以服務求支持，以貢獻求發展”的思路，密切與地方政府在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等方面的合作。通過應用研究和開發工作，為企業技術進步、社會發展解決科技問題，并為當地政府、企業決策提供科學依據，其貢獻以成果轉化和智力支持為主要標志。在人才培養上，積極主動地面向社會，根據市場的需要，培養各類急需人才。
其四，具有綜合性與重點性相結合的學科建設特點。多學科建設是教學研究型大學的突出特征，這類院校多為多科性大學，一般設有兩個以上的主干學科和若干相近學科，同時重點學科存在大力發展的潛力。這是社會人才需求的必然結果，也是科學研究的需要。
2.教學研究型大學的定位分析
根據教學研究型大學的基本特征，教學研究型大學可以定義為：以知識的傳播和應用為中心，積極開展科學研究，重在培養有研究潛力、以技術應用和技術創新為主的高級專門人才，涵蓋博士、碩士和學士完整層次的大學[2]。
大學的使命是其生存與發展的基本立足點。無論哪一種類型的高校，其根本使命是促進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進步，培養社會需要的合格人才。社會的多元化需要人才的多元化、人才的層次化，體現為高等教育的多樣化。教學研究型大學作為中國大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承擔為地方經濟發展服務、為地方大眾化高等教育培養人才任務的同時，理應以“教學與科研并舉”為立足點，大眾教育與精英教育并重，以大眾化教育為主體，在優勢學科上培養精英人才；以知識應用和服務社會發展為根本使命，為地方建設、區域經濟和行業發展作貢獻。
二、教學研究型大學的環境分析
對教學研究型大學競爭環境的分析，可以更好地為核心競爭力的培育和提升做指導。其具體“5力”競爭模型圖如下所示：
由圖可以看出，構成教學研究型大學競爭環境的5力分別為：教學研究型大學之間的競爭，教學型大學的競爭，學生生源競爭，具備相似競爭優勢的教學研究型大學競爭和國家對教學研究型大學投入的競爭。它是一個從宏觀到微觀、從內部到外部的整體性概括。構成其競爭環境的“5力”主要為以下內容：
教學研究型大學之間的競爭：這是5力模型中最主要的一個競爭力。高校之間的競爭主要發生在同層次、同類型的高校內。這樣一個中心的競爭力衍射出以下四種不同的競爭力。
國家對教學研究型大學的投入：在教學研究型這一類大學中，有小部分高校屬于教育部直屬高校，其余均屬地方省屬高校。作為教學研究型大學類型中的重要高校、排名在前的高校，可以較大程度地獲得國家的重視與投入。
具有相似競爭優勢的同類高校：處于同一“型”的高校可能處于不同的“類”，有綜合類、農林類、理工類、文科類等，構成了教學研究型大學競爭環境中的另一競爭力。這就要求高校在培育和提升核心競爭力時要確立自身難以模仿的辦學特色，鞏固自身的優勢學科，打造高成本的競爭進入壁壘。
〔關鍵詞〕 詮釋學，科學，實踐，科學哲學，后經驗主義
〔中圖分類號〕N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175（2014）01-0048-04
〔收稿日期〕 2013-11-23
〔作者簡介〕 楊秀菊（1981-），女，遼寧營口人，太原科技大學哲學研究所講師、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科學哲學、社會科學哲學。
亞里士多德曾經就實踐智慧和應用科學作出區分并進行了詳細論述，這種區分使我們明辨了科學技術的應用與實踐智慧。哲學也旗幟鮮明地指出，實踐是行為主體所特有的對象性活動，只有在人類繁衍和實踐同步的基礎上，人們才可以深刻與全面地把握人與人之間、人與世界之間以及世界的物質性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縱觀科學發展歷史，近、現代科學的發展特征表現出忽視實踐智慧的趨勢，以實踐智慧為本質內容的精神科學（geisteswissenschaften）幾乎喪失其科學合理性，而詮釋學作為精神科學獨立的方法論也面臨著消失殆盡的危險。于此，伽達默爾提出了重新恢復以實踐理性為核心的精神科學模式。之后，越來越多科學哲學家們認識到，從實踐的角度來看，詮釋學不僅適用于精神科學，也完全可以適用于自然科學。
一、實踐的科學詮釋學的思想溯源
德語中詮釋學Hermeneutik一詞的詞尾ik本身就含有方法與實踐的意思，而在早期的詮釋學中，特別是在神學與法學領域，詮釋學更多地是指向理解、解釋與應用，詮釋的技藝就是一項實踐的活動。
19世紀，狄爾泰的詮釋學思想著重強調實踐的重要性，他將人的生存特征描述為“在生命中存在”（Darinnensein im Leben），意旨生命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被動的客體，是生命意欲與生命關系的復合體。由于人類與生命之間的關系是內在的，生命是聯系人類與世界的內在紐帶。因此，二者之間的關系可以看作是一種實踐關系，〔1 〕 （P31 ）狄爾泰的詮釋學觀點探討了科學與實踐生活的關系，認為理解是從人的實踐關懷中產生的。
之后，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進行的關于此在的詮釋學分析更是直接針對人類日常實踐的，他認為只有在日常實踐意義上的科學實踐才是詮釋學的。人們在世之存在的方式體現了對世界和對人類自身的解釋，在對科學進行的一系列探索中，人們從對人類日常實踐和科學研究的解釋中領悟到在世之存在的方式。因此，科學研究中解釋實際應用的意義與實踐應用本身都是詮釋學的。從本體論的角度上來看，實踐與應用具有同一性。
繼海德格爾之后，德國哲學家伽達默爾更是對實踐的詮釋學分析做出了詳細的說明，其實踐的詮釋學觀點建立在亞里士多德的實踐哲學基礎上，但是由于亞里士多德并沒有對普遍知識和具體應用做出明顯的區分，所以造成了理論與實踐之間的一種對立，這種對立使伽達默爾感到困惑，也由此催生了他對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關系做出詮釋學的反思。更重要的是，他從道德行為現象中的實踐智慧角度出發，分析論述了適合于科學的詮釋學之實踐智慧與實踐理性。
伽達默爾闡述到實踐哲學的對象不僅是那些永恒變化的境況以及那種因其規則性和普遍性而被上升到知識高度的行為模式，而且這種有關典型結構的可傳授的知識具有所謂的真正知識的特征，即它可以被反復運用于具體的境況之中（技術或技能的情況也如此）。因此，實踐哲學當然是一種“科學”，是一種可傳授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知識。然而，它又是一種只有當某些條件具備時才可以成其為科學的科學。它要求學習者和傳授者都與實踐有著同樣穩定的關系。就這一點而言，它與那種適用于技術領域的專門知識反而有某些相似之處。根據他的闡述，我們可以看出伽達默爾關于實踐與應用的分析也將二者處于同一層面之上，伽達默爾認為浪漫主義學派的詮釋學觀點包含的理解與解釋的內在統一忽視了應用技巧，而應用與理解和解釋一樣，同屬于詮釋學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且詮釋學就是理解、解釋與應用三種要素構成的，缺一不可，詮釋學也只有在理解和解釋及應用的統一中才具有重要意義，詮釋學中關于應用的重要問題也是由理解和解釋的互通與共融所引發的。所以，伽達默爾稱之為交往實踐技藝的詮釋學，是與古代對本質沉思的理論相互對立的，詮釋學是代表著高度技巧的實踐。〔2 〕 （P4 ）
伽達默爾的哲學詮釋學思想可以說是詮釋學發展史上的里程碑，從伽達默爾開始，詮釋學產生了一個重大轉向，即從哲學詮釋學到科學詮釋學的轉向。科學詮釋學順延了伽達默爾實踐的詮釋學思想，并且詳細地分析了詮釋學在當代科學研究進程中的具體應用。
除了伽達默爾實踐的詮釋學思想基礎，實踐的科學詮釋學思想形成還得歸功于約瑟夫·勞斯。勞斯認為，在具體科學研究中科學概念和科學理論只有作為社會實踐和物質實踐的組成部分才是可以理解的。并且，人們經常忘卻科學研究的實質就是一種實踐活動，且這種“實踐的技能和操作對于其自身所實現的成果而言是決定性的”。〔3 〕也就是說，科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征突出表現為對科學實踐的重視，它將科學活動視作人類實踐活動，而人類實踐活動總是在一定的社會條件或環境下進行的。首先，人類日常生活實踐是科學理論的形成與進行科學實驗的基本條件，其背景預設構成科學活動的基本要素；其次，科學活動依靠科學共同體的實踐智慧從而合理地實現科學研究。〔4 〕 （P169 ）
由此看來，在整個科學研究中，理解是以人類實踐經驗為基礎而發生的，研究者摒除不了純粹無我的主體狀態，實踐的科學詮釋學也不是數學形式上的理論科學，為了徹底把握實踐的科學詮釋學思想，必須從與科學完全對立的語境中脫離出來，這種科學必須出自實踐本身，并且通過意義概括得到的意識再重返實踐中去。只有將詮釋學應用于整個科學研究與社會實踐中，科學才能更好地履行其社會功能。
二、實踐的科學詮釋學的表征
之所以提倡將詮釋學作為方法論基礎適用在具體的科學實踐中，是考慮到當代的科學哲學家們“將太多的注意力集中于科學狹隘的思想方面——科學理論及其所需的思維程式、引導我們去相信它的各種證據以及它所提供的思想上的滿足。” 〔5 〕 （P35 ）事實上，科學哲學家們理應意識到，科學研究單純用任何一門單獨學科所做出論斷都是片面的。特別在復雜性科學興起之后，僅靠傳統理論的研究與邏輯證明是遠遠不夠的，而科學詮釋學強調的自我理解就是把科學蘊含在文化與歷史現象之中，在科學歷史與科學社會學角度對科學實踐及其過程做詮釋學的分析。
首先，實踐的科學詮釋學應用最先體現在科學研究的基礎環節——科學觀察與科學發現階段中。因為實踐性的知識通常被認為是原初經驗的獲得方式，以知覺為主的實踐性經驗的獲得與積累更是在整個科學進程，特別是科學觀察與發現的階段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從科學詮釋學的角度來看，知覺本身就具有詮釋學的特征，通過知覺等實踐方式逐步積累起來的“客觀性知識”荷載著文化與實踐的雙重因素。從研究者自身的感官限制、教育背景、認識旨趣、科學素養、心理結構等個體性因素到政治、經濟因素等社會性因素，無一不對研究者的研究工作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而科學詮釋學基于上述因素的思考正好能夠補充以往人們對非客觀性因素的忽視，基于科學整體基礎上的詮釋學的分析可以很好地幫助人們理解科學及其實踐中存在的問題，為人們提供了更寬闊的思考領域。
其次，實踐的科學詮釋學應用體現在科學理論的生成中。例如幾何學的觀念化和形式化就是通過古埃及人的測量實踐積累而最終形成的。古埃及人懂得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應用簡單的幾何原理，他們運用一些樸素的手段來測量土地及金字塔與神廟等建筑，正是這種看似日常的重復性的測量活動構成了幾何學的實踐過程。在遠古時代，從這種實用的經驗中衍生出來的科學活動雖然沒有呈現精密化的形態，卻也不同程度地顯現出實踐的科學詮釋學特征。因為科學研究通過數學的計量與幾何證明等方式與觀察實驗、分析的方法及實踐的具體操作同樣重要，特別是帶有猜想性質的對客觀規律的把握具有思想的純粹性特征。
換句話說，如果我們仔細考察實踐性知識與客觀性知識這兩種知識形態的話，實踐性知識必優于客觀性知識，因為不僅由于客觀性知識大多都是從實踐中得來的，而且科學的客觀性知識僅以客觀性為研究主旨和前提，而實踐性知識則加入了主觀能動性作為考量的因素。科學的客觀性知識本質特征是主客體之間的對立，把研究主體人為地劃歸在所考察的客體的對立面，從而避免其對所考察客體產生的影響而使其失去客觀性；而實踐性知識則重視主客體之間的關聯，因為它不以靜態知識獲得為目的，而將知識置于歷史條件下動態的、變化的環境中，以此來考察主、客體之間的關聯。特別是有關自然與生命世界的體系愈發完善，科學進步的無限制與無終止性勢必產生更加精確、完善的新科學體系，這樣，自然科學便不能囿于對傳統科學研究中觀察與理論之間關系的經驗性的描述，而應該將科學研究的重中之重放到日趨嚴密、科學的與合理的解釋及隨之而來的科學實踐的具體應用上來。
除此之外，實踐的科學詮釋學應用還體現在語言的分析上。脫離了科學詮釋學的語言分析角度，人們也無法嚴格甄別日常生活實踐與科學研究實踐二者在推動科學進步中所起到的作用，特別是在具體的科學實踐中“難以把其意義來自經驗的觀察術語與猜測性的理論術語區分開來。一個主要原因就是，這些術語不是作為孤立的單位（如觀察術語可與自然實體相對應），而是作為更大的語言學框架中的要素而具有意義的。既然觀察脫離它所從屬的更大的概念和命題框架就沒有實踐意義，那么就根本不可能去分析構成科學知識得以建立的根本基礎的不同類型的事實陳述。” 〔6 〕
所以，無論是科學研究的基礎階段，還是科學理論的形成、發展與應用的階段，我們都可以從科學詮釋學的角度來審視整個科學發展的歷程。科學詮釋學就是在歷史和社會等多重角度對科學主義絕對真理的批駁，從而把科學認識置于人類活動的基礎之上，以此來“努力恢復至今被忽略了的科學哲學的‘規范’功能”。〔7 〕
三、實踐的科學詮釋學的特征
我們知道，早期的詮釋學是作為一門關于文本理解和解釋的技藝，以一種學科的形式出現的，之后詮釋學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直到海德格爾本體論分析與伽達默爾基于詮釋學應用基礎的哲學詮釋學的思考，詮釋學進入了實踐哲學的發展階段。而建立在科學與詮釋學雙重基礎上的科學詮釋學的建立，就是要表明科學詮釋學不僅僅是科學研究中關于理解與解釋的論述，更多地是強調科學詮釋學在科學實踐的基礎上關于理解與解釋的辯證統一。即科學詮釋學的實踐界域同哲學詮釋學一樣，都將人類的全部生活世界作為整個研究對象，擺脫了早期詮釋學發展忽視實踐基礎這樣一種缺陷。
首先，關于科學詮釋學對綜合理論與實踐認識做出的雙重分析，是分別建立在科學實踐的基礎上和詮釋學的實踐基礎上的。也就是說，科學真理的獲得既不是邏輯上前后相關的系統，也不是作為因果關系線性發展的結果，而是一組物質與認識的實踐，科學的實踐也表現出了理性與非理性相統一的特性，并且，理性的科學分析只有從科學理論的邏輯結構轉向一種實踐結構，才能在協調理性與非理性因素關系的基礎上，獲得知識的進步與飛躍。〔5 〕 （P35 ） 從這個角度來講，科學詮釋學具有科學、詮釋學的雙重實踐基礎。
其次，從科學詮釋學的角度出發來反思科學實踐，科學實踐具有開放性、社會性特征。這是由于科學實踐是個體與個體之間、個體與群體之間、科學共同體之間的協作與交流，人類所處的外在環境、社會制度、信仰等因素都會影響或干預科學實踐活動；另外，科學實驗的產物具有社會性，即科學研究不是獨立的、抽象的邏輯推理與演算，而是科學團體之間關于科學的相關因素的協同一致；再者，科學研究者實踐活動的主觀意旨具有社會性，即科學研究者從事的科學活動不是盲目的，而是由認知旨趣與個人興趣所導向；最后，科學實踐的主體具有社會性。綜上所述，科學詮釋學不僅具有實踐性的理論特征，甚至可以這樣說，實踐性就是科學詮釋學的基礎特征。
第三，實踐的科學詮釋學有著廣泛的理論支撐。越來越多的學派論點與學者思想中都蘊含了科學詮釋學的關于實踐性特征的因素，盡管他們對科學研究中關于實踐的重要性的表述方式不盡相同。例如，新實驗主義者對實踐的肯定將研究重點從理論轉移到具體的科學操作之中。伊恩·哈金（Ian Hacking）就曾經在《表征與干預》一書中強調了實驗的基礎性地位，并通過對隱含在實驗結構中的實踐性特征的論述，呼吁從表征走向介入、從理論走向實驗。與此同時，富蘭克林（A.Franklin）、伽利森（P.Cratison）、古丁（D.Gooding）以及梅奧（D.Mayo）、巴滕斯（N.Batens）、范·本德格姆（Vdal Bendegem）、羅伯特·阿克曼（R.Ackermann）等人，也都深入科學實踐的具體形態，進一步推進了新實驗主義的研究。〔8 〕可以說，新實驗主義者對實驗實踐的關注，反映出科學實踐本身就是一項復雜的人類參與的活動，特別是哈金批判了傳統邏輯經驗主義將實驗數據完全獨立于科學理論、科學理論的構成以實驗表象為基礎的經驗主義實驗觀、以及漢森提出的“觀察滲透理論”觀點。哈金認為實驗不只是局限在觀察的范圍內通過實驗操作得出數據，而是涉及操作過程中各種技能。另外，由于很多實驗先于理論，所以，觀察滲透理論在一定程度上也沒有很好地概括理論和實驗之間的本質關系。也就是說，傳統的理論與實驗的截然二分是片面的，人們應該著眼于尋找特殊的實驗實踐，使其能夠促生觀察報告獲得合法性與可靠性。
如果立足于科學詮釋學的觀點來分析，科學是作為一個整體將科學使之可知的事物帶入人類生存的背景之中，實踐的科學詮釋學任務不僅要解釋適用科學的程序，還要在科學應用之前提供一種合理的說明。〔9 〕 （P93，137 ）不僅如此，科學的詮釋學反思也是從對科學進行操作的具體實踐中歸結出來的，并且依靠實踐的幫助，人們才可以更好地理解與把握近代科學關于概念、技術等因素在自我理解過程中產生的諸多困擾。
總體來講，在科學詮釋學的視野下，“科學研究是一種尋視性的活動，它發生在技能、實踐和工具（包括理論模型）的實踐性背景下，而不是發生在系統化的理論背景下。” 〔5 〕 （P101 ）科學詮釋學的主張是科學哲學前進的方向，它對科學所做的一切發生在他控性的網絡互涉中。所以，對科學進行詮釋學的解讀除了建立在實踐的基礎上之外，也必須全力避免詮釋學作為方法論的普遍使用而過于寬泛。就像勞斯對其進行的科學的文化研究一樣，都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涵蓋有關實踐的種種探索——通過這種探索使我們對科學的理解具體化，使之維系在特定的文化環境中，并向新的文化情境轉譯和擴展”， 〔5 〕 （P320 ）正是由于詮釋學與實踐的交織使科學、詮釋學及其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關系明朗化，對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反思已經表現出詮釋學維度的恢復與傳統詮釋學的匯合。〔10 〕 （P40 ）
總之，無論科學家們如何避免，科學及科學研究都要在不同程度上受多種因素的制約，科學亟待得到一個源自文化的、社會的、倫理道德的功能性的規訓。這種規訓得以實現的角度，即從實踐的科學詮釋學角度去審視科學。同時，科學詮釋學的觀點也理應避免對科學進行研究分析中的過分自負，務必要意識到在實踐的——經驗的事實基礎上上升到科學理論是一個循環往復的系統，盡管像興趣、直觀性、社會因素等非客觀性因素在整個科學系統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也無法捍動各學科客觀知識的本體論預設在整個科學研究系統中的核心地位，過分追求科學研究中的非邏輯性與主觀因素的作用，人類繁衍千百年來所形成的科學體系將成為空談。
參考文獻：
〔1〕張汝倫.二十世紀德國哲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洪漢鼎.理解與解釋——詮釋學經典文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美〕約瑟夫·勞斯.知識與權利——走向科學的政治哲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4〕施雁飛.科學解釋學〔M〕.長沙：湖南出版社，1991.
〔5〕殷 杰.哲學對話的新平臺——科學語用學的元理論研究〔M〕.太原：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
〔6〕李醒民.科學事實和實驗檢驗〔J〕.社會科學戰線，2009（11）.
〔7〕〔日〕野家啟一.試論“科學的解釋學” ——科學哲學〔J〕.國外社會科學，1984（8）.
〔8〕吳 彤.鄭金連.新實驗主義：觀點、問題與發展〔J〕.學術月刊，2007（12）.
關鍵詞： 儒家文化 古代科技 古代科學家
關于中國古代是否有科學的問題，學術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見。不少學者根據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獻，用歷史事實證明中國古代有科學，甚至認為，中國古代曾有過居于世界領先地位的科學技術。正如英國著名的中國科技史家李約瑟所言，古代的中國人在科學技術的許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創造出著名的‘希臘奇跡’的傳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擁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財富的阿拉伯人并駕齊驅，并在公元三世紀到十三世紀之間保持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中國的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曾經“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特別是在十五世紀之前更是如此”[ ]。然而，也有一些學者則根據中國古代沒有近代意義的“科學”，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產生，以證明中國古代沒有科學。筆者持中國古代有科學的觀點，并認為，中國古代的科技具有明顯的儒學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義的“科學”。這一看法對于理解中國古代科技曾有過輝煌但又沒有能夠實現向近代科學的轉型，或許會有一定的幫助。
一．儒學化的中國古代科學家
從科技與社會相互關系的角度看，科學技術總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發展的，因而必然會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響。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對于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首先表現為儒家文化對于古代科學家的影響，表現為大多數科學家都不同程度地與儒學有著密切的關系。
關于中國古代科學家，目前，國內有兩部較為重要的傳記著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編的《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 ]共選入中國古代科學家235位，另有明清時期介紹西方科技的外國人14位，該書收錄的古代科學家較全；其二，由盧嘉錫先生任總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有金秋鵬先生任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人物卷》，[ ]該書精選了春秋戰國時期至清末的著名科學家77位（除漢代數學家張蒼和清初地理學家劉獻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之中），該書收錄的古代科學家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編的《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為依據，參照金秋鵬先生所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學家與儒學之間的關系。
根據筆者分析，在《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中所收錄的科學家，大都與儒學有著程度不同的關系。依據這些科學家與儒學的關系的密切程度，可分為以下兩個層次：
其一，在儒學發展史上具有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學研究著作的科學家。這類科學家有：漢代的張衡、崔寔，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陸璣、虞喜、何承天、祖沖之，隋朝的劉焯，宋代的沈括、黃裳，明代的羅洪先、宋應星、張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萊、李銳，等等。其中漢代的天文學家張衡著《周官訓詁》；東晉時期的天文學家虞喜“釋《毛詩略》，注《孝經》”[ ]；南北朝時期的天文學家何承天對《禮論》進行整理，“刪減合并，以類相從，凡為三百卷”[ ]，數學家、天文學家祖沖之“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 ]；隋朝時期的天文學家劉焯著《五經述義》；宋代的科學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學家、地理學家黃裳撰《王府春秋講義》；明清之際的科學家宋應星撰《談天》、《論氣》；清代的數學家汪萊撰有《十三經注疏正誤》、《說文聲類》等經學著作，數學家李銳協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誥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顯受儒學影響、具有儒家理念或運用儒家經典中的知識進行科學研究的科學家。這類科學家較多，比如（按年代順序），班固、劉洪、張仲景、皇甫謐、裴秀、劉徽、酈道元、賈思勰、王孝通、賈耽、杜佑、李吉甫、陸龜蒙、韓鄂、蘇頌、唐慎微、劉完素、鄭樵、張從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楊輝、郭守敬、朱世杰、王禎、朱震亨、魯明善、戴思恭、馬一龍、李時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載堉、陳實功、徐光啟、張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錫闡、梅文鼎、楊屾、徐大椿、陳修園，等等。
這些科學家與儒學都有著密切的關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羅列的這些科學家幾乎囊括了古代科技體系中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和農學五大學科的最著名的科學家，是科學史上各個時期最具代表的科學家。而且在事實上，除了以上科學家之外，還會有其他許多科學家與儒學有著直接的關系，比如，大多數官吏科學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一些道教、佛教科學家，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在他們的科學研究中，也會與儒家思想有著這樣或那樣的關系。
古代科學家與儒學的這種關系，與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有關。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國人自小都學習過儒家經典。儒家經典是古代文化的載體，學習文化知識，不能不學習儒家經典；同時，儒家經典是培養理想人格的教科書，要成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學習儒家經典。而且，儒家經典是古代科舉考試的重要內容，要進入仕途，也必須學習儒家經典。古代的絕大多數科學家當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會交往中，古代科學家大都免不了與儒士交往。從家庭成員到老師，以至朋友同事，總會有儒家學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學士。宋朝時期的法醫學家宋慈，先是師從朱熹弟子吳雉，又經常向朱熹弟子楊方、黃干、李方子、蔡淵、蔡沈等學習。入太學時，他的文章得到著名理學家真德秀的賞識，并拜師受學。清代科學家梅文鼎，他的父親就是飽讀儒家經典的書生；后來，他又與著名經學家朱彝尊、閻若璩、萬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著名儒家黃宗羲之子黃百家等等有過密切的交往；他的許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學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與他所交往過的儒家學者有關。又比如，清代的數學家李銳，曾師從于著名經學家錢大昕，在數學研究上與經學家焦循多有交往，與焦循、汪萊一起被稱為“談天三友”[ ]。
中國古代科學家在成長的過程中、在社會交往以及學術交往中，大都處于儒家文化的氛圍之中，儒家文化是他們心靈、思想、學識、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使得中國古代科學家帶有明顯的儒學化特征。他們大都具有儒家的價值觀念和道德品質，具備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識，對儒家經典有著濃厚的學術情趣，以至于在他們的科學研究中，或是包含著對儒學的研究，或是運用了儒家經典的知識，或是蘊涵著儒家的情懷。
二．儒學化的古代科學研究
在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不僅科學家的價值觀念、人格素質、知識學問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而且在科學研究中，科學家的科研動機、基礎知識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學的影響。
（1）儒家的價值觀影響科學研究的動機
古代科學家研究科技的動機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經學的目的。
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的動機首先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北魏時期的農學家賈思勰在其所著的《齊民要術》中對此有很好的論述。該書的“序”在闡述作者研究農學的目的時說：“蓋神農為耒耜，以利天下。堯命四子，敬授民時。舜命后稷，食為政首。禹制土地，萬國作乂。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 ]他還舉了許多例子：“耿壽昌之常平倉，桑弘羊之均輸法，益國利民，不朽之術也”；“任延、王景，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辟，歲歲開廣，百姓充給”；“皇甫隆乃教作耬、犁，所省庸力過半，得谷加五”；“《書》曰：稼穡之艱難。《孝經》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這些論述無非是要說明他撰著《齊民要術》的目的在于“益國利民”，為的是國計民生。元朝時期農學家的王禎在所著《農書》的“自序”中說：“農，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饑；一女不織，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農，其教民耕織、種植、畜養，至纖至悉。”他撰著《農書》的目的也在于國計民生。中國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和農學這些學科較為發達，概由于當時這些學科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數學以解決實際問題為基本框架和內容，其中所涉及的問題大都與國計民生有關；天文學講“敬授民時”，地理學講治國安邦，醫學講治病救人，也都與國計民生相關聯。
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的另一個動機是出于“仁”、“孝”之德。東漢時期醫學家張仲景研究醫學，旨在“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在于“愛人知物”、“愛躬知己”[ ]。魏晉時期醫學家皇甫謐在所著《針灸甲乙經》的“序”中說：“若不精通于醫道，雖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無以濟之，此固圣賢所以精思極論盡其理也。”可見，他研究醫學的動機在于落實“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時期的醫學家孫思邈也在所著《備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親有疾不能療之者，非忠孝也。”金代醫學家張從正更是明確把自己的醫學著作定名為《儒門事親》，以表明他研究醫學的動機在于“事親”。事實上，科學研究的動機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與出于“仁”、“孝”之德，這二者是一致的，關注國計民生是“仁”、“孝”之德的進一步推廣；所以，那些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的科學研究，同樣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還有一個動機，這就是經學的動機。古代數學家大都把自己的數學研究與《周易》、《周禮》的“九數”以及儒家的“六藝”聯系在一起。魏晉時期數學家劉徽在所撰《九章算術注》“序”中說：“昔在包犧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九九之數，以合六爻之變”，“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孫子算經》認為數學是“六藝之綱紀”，能夠“窮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時期的數學家王孝通在《上緝古算經表》中說：“臣聞九疇載敘，紀法著于彝倫；六藝成功，數術參于造化”；這一切都是為了說明他們研究數學是對儒家經學的繼承和發揮。宋朝時期的數學家秦九韶在《數書九章》的“序”中認為，數學“大則可以通神明、順性命，小則可以經世務、類萬物”，元朝時期的數學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鑒》“卷首”中認為，數學“以明理為務，必達乘除升降進退之理，乃盡性窮神之學”，這里講“通神明、順性命”以及“明理”，無非是要說明數學與理學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們的數學研究的動機也正在于此。事實上，宋代以后的科學家較多地把科學研究與求“自然之理”聯系在一起，所謂“數理”、“歷理”、“物理”、“醫理”之類；在他們看來，當時所謂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 ]，所以，研究科學也是為了闡發儒家的道理。
從根本上說，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的以上三種動機都是圍繞著儒家的價值觀而展開的。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就是為了落實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實踐儒家的仁愛理念；出于經學的目的，就是要發揮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學家的研究科學的動機最終都源自儒家的價值觀。
（2）儒家經典成為科學研究的知識基礎
科學研究需要有相當的知識基礎和專業基礎，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數科學家的基礎知識甚至一些專業基礎知識最初都是從儒家經典中獲得的。儒家經典中包含了豐富的科技知識。就古代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醫藥學和農學五大學科而言，《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數學知識，《詩經》、《尚書堯典》、《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學的知識，《尚書禹貢》、《周禮夏官司馬職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學知識，《周易》、《禮記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與醫學有關的知識，《詩經》、《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農學知識。應當說，儒家經典中具備了古代科學家從事科學研究所需要的基礎知識以及一些專業基礎知識。因此，儒家經典中的科技知識，實際上成為許多科學家的知識背景，成為他們的知識結構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
古代許多科學家的科學研究正是在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科學知識的基礎上，經過自己的進一步研究、發揮和提高，從而在科學上做出了貢獻。從一些科學家的科學研究過程以及他們所撰著的科學著作中，可以發現，他們的科學研究與儒家經典中的知識密切相關，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儒家經典中某些知識的發揮和提高。
古代數學家必定要講《周易》。魏晉時期的著名數學家劉徽在為《九章算術》作注時說：“徽幼習《九章》，長再詳覽，觀陰陽之割裂，總算術之根源。探賾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頑魯，采其所見，為之作注。”[ ]也就是說，他是通過《周易》的陰陽之說“總算術之根源”，從而明白《九章算術》之意，并為《九章算術》作注。宋元時期的數學家講河圖洛書、八卦九疇。宋代著名的數學家秦九韶對《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數學問題進行研究，從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術”，被認為達到了當時世界數學的最高水平；又有數學家楊輝對“洛書”的三階縱橫圖進行研究，直至對十階縱橫圖的研究；還有元代著名數學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鑒》，運用《周易》概念論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組的求解問題，被美國科學史家喬治薩頓稱為“中國數學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時也是中世紀最杰出的數學著作之一”[ ]。
古代天文學家必定要以《尚書堯典》為依據，同時結合《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詩經》、《春秋》“經傳”等儒家經典中有關天象的紀錄和天文知識，進行研究，同時，古代天文學家在編制歷法時也經常運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約瑟說：“天文和歷法一直是‘正統’的儒家之學。”[ ]充分揭示了中國古代天文學與儒學的關系。由于古代的天文歷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經典，所以，在歷史上，大多數天文歷法家都是飽讀儒家經典的儒者，從漢唐時期的張衡、虞喜、何承天、祖沖之、劉焯到宋元時期的蘇頌、沈括、黃裳、郭守敬，這些著名的天文歷法家都曾經讀過大量的儒家經典，他們所撰著的天文歷法方面的著作采納了儒家經典中大量的天文學知識。
古代的地理學則不可能不講《尚書禹貢》、《周禮夏官司馬職方》。東漢的班固所撰《漢書地理志》輯錄了《尚書禹貢》的全文和《周禮夏官司馬職方》的內容；魏晉時期的地圖學家裴秀所制《禹貢地域圖》主要是根據《尚書禹貢》。此后的地理學家酈道元、賈耽、杜佑、李吉甫都無不通曉《尚書禹貢》，并以此作為地理學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農學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農學研究的思想基礎。而且，以《禮記月令》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農書是古代重要的農書類型，先是有東漢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韓鄂撰《四時纂要》，后來還有元朝的魯明善撰《農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類型的農書，其中也包含了大量從《詩經》、《尚書》、《周禮》、《禮記月令》、《爾雅》等儒家經典中引述而來的農學知識。
當然，作為科學家，他們的知識并不只是從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那一部分科學知識，他們還擁有從前人的科技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獲取的知識，更重要的，還有他們的經驗知識以及他們通過科學研究所獲得的知識。但無論如何，在他們的知識結構中，從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知識是他們進行科學研究最基礎的同時也是最重要的知識。
（3）儒家的經學方法成為重要的科學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學家在研究科學時，不僅研究動機與儒家思想有關，所運用的知識中包含著從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知識，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與儒學的經學方法相一致。
中國古代科學家的科學研究往往是以讀書為起點，然后用經驗知識驗證前人的理論和觀點，并作適當的發揮、詮釋和概括。與這樣的研究程序相關，科學研究首先要求廣泛地讀書，博覽群書，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經典，這就是“博學以文”。在此基礎上，科學家還要用親身的實踐對前人的知識進行驗證，尤其是地理學家、醫藥學家、農學家更是如此，這就要求“實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學著作有不少都是對以往科技知識的整理和總結。
古代的科學研究由于與儒家的經學研究有許多相似之處，都是圍繞著前人的著作而展開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經典的傳統。古代科學家首先必須尊崇儒家經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識的那些儒家經典，《詩經》、《尚書堯典》、《尚書禹貢》、《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周禮》、《周易》以及《春秋》“經傳”等都是古代科學家所必須尊崇的經典。此外，科學中的各個學科也都有各自的經典：數學上有“算經十書”，包括《周髀算經》、《九章算術》、《海島算經》、《五曹算經》、《孫子算經》、《夏侯陽算經》、《張丘建算經》、《五經算術》、《綴術》、《緝古算經》；天文學上有《周髀算經》、《甘石星經》等；地理學上有《山海經》、《水經》等；醫學上有《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難經》、《脈經》、《針灸甲乙經》等；農學上有《氾勝之書》、《齊民要術》、《耒耜經》等等。這些經典是各學科的科學家所必須尊崇的。
由于尊崇經典，所以科學研究只是在經典所涉及的范圍內展開，只是在對經典的詮釋過程中有所發揮。先有《九章算術》，后有《九章算術注》；先有《水經》，后有《水經注》；先有《神農本草經》，后有《神農本草經集注》，諸如此類。這與儒學的經學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際，西方科學傳到中國，當時中國的科學家大都持“西學中源”的觀點，并且采取引中國古代經典解釋西方科學的方法進行研究。這一科學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襲了儒學的經學方法。[ ]
三．儒家文化對古代科技特征的影響
由于古代科學家的科研動機、知識基礎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因而中國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實用性、經驗性和繼承性的特征，事實上也與儒家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古代科學家進行科學研究的重要動機之一在于滿足國計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數具有儒家價值理念的科學家在研究科技時，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實際功用，這就決定了中國古代科技的實用特征，富有務實精神。雖然也曾有一些科學家對純科學的問題進行過研究，但在總體上看，古代科技的實用性特征是相當明顯的，是主要的。在論及中國古代數學史上最重要的經典著作《九章算術》與儒家文化的關系時，中國數學史家錢寶琮先生說：“《九章算術》的編纂者似乎認為：所有具體問題得到解答已盡‘算術’的能事，不討論抽象的數學理論無害為‘算術’；掌握數學知識的人應該滿足于能夠解答生活實踐中提出的應用問題，數學的理論雖屬可知，但很難全部搞清楚，學者應該有適可而止的態度。這種重視感性認識而忽視理性認識的見解，雖不能證明它淵源于荀卿，但與荀卿思想十分類似。”[ ]如果對于中國古代數學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的《九章算術》，其實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那么，整個古代數學的發展與儒家文化的密切聯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國古代的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和農學的實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與儒家文化的務實精神有著直接的關系。
與實用性特征相聯系，古代科學家較為強調感覺經驗，注重經驗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帶有明顯的經驗性。在科學理論上，則主要是運用某些現成的、普遍適用的儒家理論以及諸如“氣”、“陰陽”、“五行”、“八卦”、“理”之類的概念，經過思維的加工和變換，對自然現象加以抽象的、思辯的解釋，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結果是，科學研究僅僅停留在經驗的層面上。比如，唐朝時期的天文學家僧一行，他在天文儀器制造、天文觀測等諸方面多有貢獻，他所編制的“大衍歷”是當時最好的歷法。然而，他在解釋他的“大衍歷”時則說：“《易》：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天數始于一，地數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剛柔。天數終于九，地數終于十，合二終以紀閏余。天數中于五，地數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歷。……故爻數通乎六十，策數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為天地之樞，如環之無端，蓋律歷之大紀也。”[ ]再比如，宋代科學家沈括在解釋黃河中下游陜縣以西黃土高原成因時，他說：“今關、陜以西，水行地中，不減百余尺，其泥歲東流，皆為大陸之土，此理必然。”[ ]他還說：“五運六氣，冬寒夏暑，旸雨電雹，鬼靈厭蠱，甘苦寒溫之節，后先勝復之用，此天理也。”[ ]由于停留在經驗性的描述和思辯性的解釋上，科學在理論上相對較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學家的科學研究較多地受到儒家經學方法的影響，因此對科學家來說，不僅儒家思想是不可違背的，而且，各門學科的“經典”也是不可違背的。這種崇尚經典的學風使得后來的科學家在科學研究中更多的是對前人著作中的科學知識和科學理論的繼承、沿襲或注疏、詮釋，并在此基礎上有所補充、改進。因此，古代的科學著作大都少不了引經據典，廣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學科的知識，因而表現出明顯的繼承性。即使有所創新和發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內做出適當的改變和發揮。
中國古代科技的實用性、經驗性和繼承性的特征實際上正是在科技的層面上對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開。由于要實踐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視實用，重視經驗，在實用科技方面較有優勢，而在科學理論上則相對薄弱；同時，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學家總是把自己的研究與儒家學說、儒家經典聯系在一起，重視知識的積累，表現出明顯的繼承性。由此可見，中國古代科技的特征與儒家思想密切相關，儒家文化對于中國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響。
綜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中國古代的科學家大都是儒學化的科學家，中國古代的科學研究大都是儒學化的研究，中國古代科技大體上帶有明顯的儒學特征，中國古代的科學是儒學化的科學。
參考文獻
[1] [英]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總論[M]．北京：科學出版社．1975．3．
[2] 杜石然．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2．
[3] 金秋鵬．中國科學技術史人物卷[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8．
[4] 晉書虞喜傳[A]．中華書局本．
[5] 宋書何承天傳[A]．中華書局本．
[6] 南史祖沖之傳[A]．中華書局本．
[7] [清]阮元．疇人傳李銳[A]．北京：商務印書館．1955．
[8] [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序[A]．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9]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本序[A]．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0] [宋]黎靖德．朱子語類[Z]．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49．
[11] [晉]劉徽．九章算術注序[A]．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2] 杜石然．朱世杰研究[A]．宋元數學史論文集[C]．北京：科學出版社．1966．
[13]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四卷）天學[M]．北京：科學出版社．1975．2．
[14] 樂愛國．從儒家文化的角度看西學中源說的形成[J]．自然辯證法研究，2002（10）．
[15] 錢寶琮．九章算術及其劉徽注與哲學思想的關系[A]．錢寶琮科學史論文選集[C]．北京：科學出版社．1983．
[16] 新唐書歷志三上[A]．中華書局本．
關鍵詞：儒家文化古代科技古代科學家
關于中國古代是否有科學的問題，學術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見。不少學者根據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獻，用歷史事實證明中國古代有科學，甚至認為，中國古代曾有過居于世界領先地位的科學技術。正如英國著名的中國科技史家李約瑟所言，古代的中國人在科學技術的許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創造出著名的‘希臘奇跡’的傳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擁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財富的阿拉伯人并駕齊驅，并在公元三世紀到十三世紀之間保持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中國的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曾經“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特別是在十五世紀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些學者則根據中國古代沒有近代意義的“科學”，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產生，以證明中國古代沒有科學。筆者持中國古代有科學的觀點，并認為，中國古代的科技具有明顯的儒學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義的“科學”。這一看法對于理解中國古代科技曾有過輝煌但又沒有能夠實現向近代科學的轉型，或許會有一定的幫助。
一．儒學化的中國古代科學家
從科技與社會相互關系的角度看，科學技術總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發展的，因而必然會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響。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對于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首先表現為儒家文化對于古代科學家的影響，表現為大多數科學家都不同程度地與儒學有著密切的關系。
關于中國古代科學家，目前，國內有兩部較為重要的傳記著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編的《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共選入中國古代科學家235位，另有明清時期介紹西方科技的外國人14位，該書收錄的古代科學家較全；其二，由盧嘉錫先生任總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有金秋鵬先生任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人物卷》，[]該書精選了春秋戰國時期至清末的著名科學家77位（除漢代數學家張蒼和清初地理學家劉獻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之中），該書收錄的古代科學家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編的《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為依據，參照金秋鵬先生所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學家與儒學之間的關系。
根據筆者分析，在《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中所收錄的科學家，大都與儒學有著程度不同的關系。依據這些科學家與儒學的關系的密切程度，可分為以下兩個層次：
其一，在儒學發展史上具有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學研究著作的科學家。這類科學家有：漢代的張衡、崔寔，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陸璣、虞喜、何承天、祖沖之，隋朝的劉焯，宋代的沈括、黃裳，明代的羅洪先、宋應星、張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萊、李銳，等等。其中漢代的天文學家張衡著《周官訓詁》；東晉時期的天文學家虞喜“釋《毛詩略》，注《孝經》”[]；南北朝時期的天文學家何承天對《禮論》進行整理，“刪減合并，以類相從，凡為三百卷”[]，數學家、天文學家祖沖之“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隋朝時期的天文學家劉焯著《五經述義》；宋代的科學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學家、地理學家黃裳撰《王府春秋講義》；明清之際的科學家宋應星撰《談天》、《論氣》；清代的數學家汪萊撰有《十三經注疏正誤》、《說文聲類》等經學著作，數學家李銳協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誥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顯受儒學影響、具有儒家理念或運用儒家經典中的知識進行科學研究的科學家。這類科學家較多，比如（按年代順序），班固、劉洪、張仲景、皇甫謐、裴秀、劉徽、酈道元、賈思勰、王孝通、賈耽、杜佑、李吉甫、陸龜蒙、韓鄂、蘇頌、唐慎微、劉完素、鄭樵、張從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楊輝、郭守敬、朱世杰、王禎、朱震亨、魯明善、戴思恭、馬一龍、李時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載堉、陳實功、徐光啟、張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錫闡、梅文鼎、楊屾、徐大椿、陳修園，等等。
這些科學家與儒學都有著密切的關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羅列的這些科學家幾乎囊括了古代科技體系中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和農學五大學科的最著名的科學家，是科學史上各個時期最具代表的科學家。而且在事實上，除了以上科學家之外，還會有其他許多科學家與儒學有著直接的關系，比如，大多數官吏科學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一些道教、佛教科學家，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在他們的科學研究中，也會與儒家思想有著這樣或那樣的關系。
古代科學家與儒學的這種關系，與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有關。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國人自小都學習過儒家經典。儒家經典是古代文化的載體，學習文化知識，不能不學習儒家經典；同時，儒家經典是培養理想人格的教科書，要成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學習儒家經典。而且，儒家經典是古代科舉考試的重要內容，要進入仕途，也必須學習儒家經典。古代的絕大多數科學家當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會交往中，古代科學家大都免不了與儒士交往。從家庭成員到老師，以至朋友同事，總會有儒家學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學士。宋朝時期的法醫學家宋慈，先是師從朱熹弟子吳雉，又經常向朱熹弟子楊方、黃干、李方子、蔡淵、蔡沈等學習。入太學時，他的文章得到著名理學家真德秀的賞識，并拜師受學。清代科學家梅文鼎，他的父親就是飽讀儒家經典的書生；后來，他又與著名經學家朱彝尊、閻若璩、萬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著名儒家黃宗羲之子黃百家等等有過密切的交往；他的許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學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與他所交往過的儒家學者有關。又比如，清代的數學家李銳，曾師從于著名經學家錢大昕，在數學研究上與經學家焦循多有交往，與焦循、汪萊一起被稱為“談天三友”[]。
中國古代科學家在成長的過程中、在社會交往以及學術交往中，大都處于儒家文化的氛圍之中，儒家文化是他們心靈、思想、學識、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使得中國古代科學家帶有明顯的儒學化特征。他們大都具有儒家的價值觀念和道德品質，具備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識，對儒家經典有著濃厚的學術情趣，以至于在他們的科學研究中，或是包含著對儒學的研究，或是運用了儒家經典的知識，或是蘊涵著儒家的情懷。
二．儒學化的古代科學研究
在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不僅科學家的價值觀念、人格素質、知識學問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而且在科學研究中，科學家的科研動機、基礎知識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學的影響。
（1）儒家的價值觀影響科學研究的動機
古代科學家研究科技的動機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經學的目的。
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的動機首先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北魏時期的農學家賈思勰在其所著的《齊民要術》中對此有很好的論述。該書的“序”在闡述作者研究農學的目的時說：“蓋神農為耒耜，以利天下。堯命四子，敬授民時。舜命后稷，食為政首。禹制土地，萬國作乂。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他還舉了許多例子：“耿壽昌之常平倉，桑弘羊之均輸法，益國利民，不朽之術也”；“任延、王景，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辟，歲歲開廣，百姓充給”；“皇甫隆乃教作耬、犁，所省庸力過半，得谷加五”；“《書》曰：稼穡之艱難。《孝經》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這些論述無非是要說明他撰著《齊民要術》的目的在于“益國利民”，為的是國計民生。元朝時期農學家的王禎在所著《農書》的“自序”中說：“農，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饑；一女不織，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農，其教民耕織、種植、畜養，至纖至悉。”他撰著《農書》的目的也在于國計民生。中國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和農學這些學科較為發達，概由于當時這些學科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數學以解決實際問題為基本框架和內容，其中所涉及的問題大都與國計民生有關；天文學講“敬授民時”，地理學講治國安邦，醫學講治病救人，也都與國計民生相關聯。
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的另一個動機是出于“仁”、“孝”之德。東漢時期醫學家張仲景研究醫學，旨在“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在于“愛人知物”、“愛躬知己”[]。魏晉時期醫學家皇甫謐在所著《針灸甲乙經》的“序”中說：“若不精通于醫道，雖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無以濟之，此固圣賢所以精思極論盡其理也。”可見，他研究醫學的動機在于落實“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時期的醫學家孫思邈也在所著《備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親有疾不能療之者，非忠孝也。”金代醫學家張從正更是明確把自己的醫學著作定名為《儒門事親》，以表明他研究醫學的動機在于“事親”。事實上，科學研究的動機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與出于“仁”、“孝”之德，這二者是一致的，關注國計民生是“仁”、“孝”之德的進一步推廣；所以，那些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的科學研究，同樣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還有一個動機，這就是經學的動機。古代數學家大都把自己的數學研究與《周易》、《周禮》的“九數”以及儒家的“六藝”聯系在一起。魏晉時期數學家劉徽在所撰《九章算術注》“序”中說：“昔在包犧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九九之數，以合六爻之變”，“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孫子算經》認為數學是“六藝之綱紀”，能夠“窮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時期的數學家王孝通在《上緝古算經表》中說：“臣聞九疇載敘，紀法著于彝倫；六藝成功，數術參于造化”；這一切都是為了說明他們研究數學是對儒家經學的繼承和發揮。宋朝時期的數學家秦九韶在《數書九章》的“序”中認為，數學“大則可以通神明、順性命，小則可以經世務、類萬物”，元朝時期的數學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鑒》“卷首”中認為，數學“以明理為務，必達乘除升降進退之理，乃盡性窮神之學”，這里講“通神明、順性命”以及“明理”，無非是要說明數學與理學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們的數學研究的動機也正在于此。事實上，宋代以后的科學家較多地把科學研究與求“自然之理”聯系在一起，所謂“數理”、“歷理”、“物理”、“醫理”之類；在他們看來，當時所謂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所以，研究科學也是為了闡發儒家的道理。
從根本上說，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的以上三種動機都是圍繞著儒家的價值觀而展開的。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就是為了落實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實踐儒家的仁愛理念；出于經學的目的，就是要發揮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學家的研究科學的動機最終都源自儒家的價值觀。
（2）儒家經典成為科學研究的知識基礎
科學研究需要有相當的知識基礎和專業基礎，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數科學家的基礎知識甚至一些專業基礎知識最初都是從儒家經典中獲得的。儒家經典中包含了豐富的科技知識。就古代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醫藥學和農學五大學科而言，《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數學知識，《詩經》、《尚書•堯典》、《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學的知識，《尚書•禹貢》、《周禮•夏官司馬•職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學知識，《周易》、《禮記•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與醫學有關的知識，《詩經》、《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農學知識。應當說，儒家經典中具備了古代科學家從事科學研究所需要的基礎知識以及一些專業基礎知識。因此，儒家經典中的科技知識，實際上成為許多科學家的知識背景，成為他們的知識結構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
古代許多科學家的科學研究正是在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科學知識的基礎上，經過自己的進一步研究、發揮和提高，從而在科學上做出了貢獻。從一些科學家的科學研究過程以及他們所撰著的科學著作中，可以發現，他們的科學研究與儒家經典中的知識密切相關，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儒家經典中某些知識的發揮和提高。
古代數學家必定要講《周易》。魏晉時期的著名數學家劉徽在為《九章算術》作注時說：“徽幼習《九章》，長再詳覽，觀陰陽之割裂，總算術之根源。探賾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頑魯，采其所見，為之作注。”[]也就是說，他是通過《周易》的陰陽之說“總算術之根源”，從而明白《九章算術》之意，并為《九章算術》作注。宋元時期的數學家講河圖洛書、八卦九疇。宋代著名的數學家秦九韶對《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數學問題進行研究，從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術”，被認為達到了當時世界數學的最高水平；又有數學家楊輝對“洛書”的三階縱橫圖進行研究，直至對十階縱橫圖的研究；還有元代著名數學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鑒》，運用《周易》概念論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組的求解問題，被美國科學史家喬治•薩頓稱為“中國數學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時也是中世紀最杰出的數學著作之一”[]。
古代天文學家必定要以《尚書•堯典》為依據，同時結合《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詩經》、《春秋》“經傳”等儒家經典中有關天象的紀錄和天文知識，進行研究，同時，古代天文學家在編制歷法時也經常運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約瑟說：“天文和歷法一直是‘正統’的儒家之學。”[]充分揭示了中國古代天文學與儒學的關系。由于古代的天文歷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經典，所以，在歷史上，大多數天文歷法家都是飽讀儒家經典的儒者，從漢唐時期的張衡、虞喜、何承天、祖沖之、劉焯到宋元時期的蘇頌、沈括、黃裳、郭守敬，這些著名的天文歷法家都曾經讀過大量的儒家經典，他們所撰著的天文歷法方面的著作采納了儒家經典中大量的天文學知識。
古代的地理學則不可能不講《尚書•禹貢》、《周禮•夏官司馬•職方》。東漢的班固所撰《漢書•地理志》輯錄了《尚書•禹貢》的全文和《周禮•夏官司馬•職方》的內容；魏晉時期的地圖學家裴秀所制《禹貢地域圖》主要是根據《尚書•禹貢》。此后的地理學家酈道元、賈耽、杜佑、李吉甫都無不通曉《尚書•禹貢》，并以此作為地理學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農學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農學研究的思想基礎。而且，以《禮記•月令》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農書是古代重要的農書類型，先是有東漢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韓鄂撰《四時纂要》，后來還有元朝的魯明善撰《農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類型的農書，其中也包含了大量從《詩經》、《尚書》、《周禮》、《禮記•月令》、《爾雅》等儒家經典中引述而來的農學知識。
當然，作為科學家，他們的知識并不只是從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那一部分科學知識，他們還擁有從前人的科技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獲取的知識，更重要的，還有他們的經驗知識以及他們通過科學研究所獲得的知識。但無論如何，在他們的知識結構中，從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知識是他們進行科學研究最基礎的同時也是最重要的知識。
（3）儒家的經學方法成為重要的科學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學家在研究科學時，不僅研究動機與儒家思想有關，所運用的知識中包含著從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知識，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與儒學的經學方法相一致。
中國古代科學家的科學研究往往是以讀書為起點，然后用經驗知識驗證前人的理論和觀點，并作適當的發揮、詮釋和概括。與這樣的研究程序相關，科學研究首先要求廣泛地讀書，博覽群書，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經典，這就是“博學以文”。在此基礎上，科學家還要用親身的實踐對前人的知識進行驗證，尤其是地理學家、醫藥學家、農學家更是如此，這就要求“實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學著作有不少都是對以往科技知識的整理和總結。
古代的科學研究由于與儒家的經學研究有許多相似之處，都是圍繞著前人的著作而展開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經典的傳統。古代科學家首先必須尊崇儒家經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識的那些儒家經典，《詩經》、《尚書•堯典》、《尚書•禹貢》、《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周禮》、《周易》以及《春秋》“經傳”等都是古代科學家所必須尊崇的經典。此外，科學中的各個學科也都有各自的經典：數學上有“算經十書”，包括《周髀算經》、《九章算術》、《海島算經》、《五曹算經》、《孫子算經》、《夏侯陽算經》、《張丘建算經》、《五經算術》、《綴術》、《緝古算經》；天文學上有《周髀算經》、《甘石星經》等；地理學上有《山海經》、《水經》等；醫學上有《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難經》、《脈經》、《針灸甲乙經》等；農學上有《氾勝之書》、《齊民要術》、《耒耜經》等等。這些經典是各學科的科學家所必須尊崇的。
由于尊崇經典，所以科學研究只是在經典所涉及的范圍內展開，只是在對經典的詮釋過程中有所發揮。先有《九章算術》，后有《九章算術注》；先有《水經》，后有《水經注》；先有《神農本草經》，后有《神農本草經集注》，諸如此類。這與儒學的經學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際，西方科學傳到中國，當時中國的科學家大都持“西學中源”的觀點，并且采取引中國古代經典解釋西方科學的方法進行研究。這一科學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襲了儒學的經學方法。[]
三．儒家文化對古代科技特征的影響
由于古代科學家的科研動機、知識基礎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因而中國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實用性、經驗性和繼承性的特征，事實上也與儒家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古代科學家進行科學研究的重要動機之一在于滿足國計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數具有儒家價值理念的科學家在研究科技時，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實際功用，這就決定了中國古代科技的實用特征，富有務實精神。雖然也曾有一些科學家對純科學的問題進行過研究，但在總體上看，古代科技的實用性特征是相當明顯的，是主要的。在論及中國古代數學史上最重要的經典著作《九章算術》與儒家文化的關系時，中國數學史家錢寶琮先生說：“《九章算術》的編纂者似乎認為：所有具體問題得到解答已盡‘算術’的能事，不討論抽象的數學理論無害為‘算術’；掌握數學知識的人應該滿足于能夠解答生活實踐中提出的應用問題，數學的理論雖屬可知，但很難全部搞清楚，學者應該有適可而止的態度。這種重視感性認識而忽視理性認識的見解，雖不能證明它淵源于荀卿，但與荀卿思想十分類似。”[]如果對于中國古代數學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的《九章算術》，其實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那么，整個古代數學的發展與儒家文化的密切聯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國古代的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和農學的實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與儒家文化的務實精神有著直接的關系。
與實用性特征相聯系，古代科學家較為強調感覺經驗，注重經驗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帶有明顯的經驗性。在科學理論上，則主要是運用某些現成的、普遍適用的儒家理論以及諸如“氣”、“陰陽”、“五行”、“八卦”、“理”之類的概念，經過思維的加工和變換，對自然現象加以抽象的、思辯的解釋，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結果是，科學研究僅僅停留在經驗的層面上。比如，唐朝時期的天文學家僧一行，他在天文儀器制造、天文觀測等諸方面多有貢獻，他所編制的“大衍歷”是當時最好的歷法。然而，他在解釋他的“大衍歷”時則說：“《易》：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天數始于一，地數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剛柔。天數終于九，地數終于十，合二終以紀閏余。天數中于五，地數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歷。……故爻數通乎六十，策數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為天地之樞，如環之無端，蓋律歷之大紀也。”[]再比如，宋代科學家沈括在解釋黃河中下游陜縣以西黃土高原成因時，他說：“今關、陜以西，水行地中，不減百余尺，其泥歲東流，皆為大陸之土，此理必然。”[]他還說：“五運六氣，冬寒夏暑，旸雨電雹，鬼靈厭蠱，甘苦寒溫之節，后先勝復之用，此天理也。”[]由于停留在經驗性的描述和思辯性的解釋上，科學在理論上相對較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學家的科學研究較多地受到儒家經學方法的影響，因此對科學家來說，不僅儒家思想是不可違背的，而且，各門學科的“經典”也是不可違背的。這種崇尚經典的學風使得后來的科學家在科學研究中更多的是對前人著作中的科學知識和科學理論的繼承、沿襲或注疏、詮釋，并在此基礎上有所補充、改進。因此，古代的科學著作大都少不了引經據典，廣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學科的知識，因而表現出明顯的繼承性。即使有所創新和發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內做出適當的改變和發揮。
中國古代科技的實用性、經驗性和繼承性的特征實際上正是在科技的層面上對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開。由于要實踐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視實用，重視經驗，在實用科技方面較有優勢，而在科學理論上則相對薄弱；同時，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學家總是把自己的研究與儒家學說、儒家經典聯系在一起，重視知識的積累，表現出明顯的繼承性。由此可見，中國古代科技的特征與儒家思想密切相關，儒家文化對于中國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響。
綜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中國古代的科學家大都是儒學化的科學家，中國古代的科學研究大都是儒學化的研究，中國古代科技大體上帶有明顯的儒學特征，中國古代的科學是儒學化的科學。
參考文獻：
[1][英]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總論[M]．北京：科學出版社．1975．3．
[2]杜石然．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2．
[3]金秋鵬．中國科學技術史•人物卷[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8．
[4]晉書•虞喜傳[A]．中華書局本．
[5]宋書•何承天傳[A]．中華書局本．
[6]南史•祖沖之傳[A]．中華書局本．
[7][清]阮元．疇人傳•李銳[A]．北京：商務印書館．1955．
[8][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序[A]．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9][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本序[A]．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0][宋]黎靖德．朱子語類[Z]．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49．
[11][晉]劉徽．九章算術注•序[A]．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2]杜石然．朱世杰研究[A]．宋元數學史論文集[C]．北京：科學出版社．1966．
[13]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四卷）天學[M]．北京：科學出版社．1975．2．
[14]樂愛國．從儒家文化的角度看西學中源說的形成[J]．自然辯證法研究，2002（10）．
[15]錢寶琮．九章算術及其劉徽注與哲學思想的關系[A]．錢寶琮科學史論文選集[C]．北京：科學出版社．1983．
[16]新唐書•歷志三上[A]．中華書局本．
[關鍵詞]學科建設；學科特征；學科發展；科研平臺；高等教育
[中圖分類號]G6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 ― 2234（2014）09 ― 0073 ― 02
學科建設是我國高等教育領域的一個具有鮮明針對性和實踐性的獨特話語及行動方式，深刻地影響著高校的辦學形態與發展走向。高校在同步推進學科建設和科技創新活動的進程中，有必要基于學科與高校之間的內在聯系審視學科及學科體系的基本特征，以便在具體的實踐情境中更好地促進學科建設對學校整體發展所具有的積極影響。
1 學科溯源
1.1 學科的來源
學科是科學知識分類的基本概念，用來特指某個相對獨立的、專門化的科學知識體系。隨著近代科技發展浪潮，各種專門化的知識體系，如力學、天文學、數學、物理學、生物學、化學等科學理論體系逐漸形成并迅速發展，學科（discipline）概念在知識生產和傳播領域出現。學科既是一個知識性范疇，也是一個社會性范疇，某一科學領域的知識體系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并符合一定的條件才被認可為某一“學科”。
1.2 學科的涵義
隨著科學的社會建制不斷發展，學科概念的內涵也得到不斷擴展。由于觀察分析的角度不同，人們對學科定義及特征的認識也有所不同。人們從經驗、事實、形式、結構、功能等眾多角度去分析學科的涵義及其特征，歸納出不同的學科觀。
在高等教育領域，學科建設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 涉及到學科方向、科研、人才培養、實驗設施以等方面。學科“已不僅僅是一個知識門類或者教學科目， 而是一個組織系統。”根據“discipline”的英文譯義，結合知識生產及科學創新的實際情境，國內學者對學科一詞的含義作了進一步的凝煉：學科本指一定歷史時期形成的規范化、專門化的知識體系；延指圍繞規范化、專門化的知識體系聯結而成的，為專門化知識的生產與再生產提供平臺的學術組織；隱指為實現知識的專門化、規范化而對研究對象予以控制和對學者予以訓練、塑造的一種權力技術的組合。這是“學科”概念內涵的一個較為全面的概括，兼顧了經驗、事實、形式、結構、功能等多個角度。
1.3學科作為高校的基本組成單元
隨著科學研究成為高等學校的重要職能，學科因素也就進入了現代高等教育的邏輯起點，已發展成為高等教育機構的一個理念。高水平的學科成就高水平的大學，世界一流大學之所以有卓越的成就，其根本原因還是在于它有一批高水準、高質量的學科。高水平的學科需要有高水平的科技支撐，因而自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學科建設成為了我國高等教育領域的一個重要的政策導向，這是基于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實際以及面臨的任務而形成的具有鮮明針對性和實踐性的特別行動方式，深刻地影響著我國高等教育機構的辦學形態和發展走向。
2學科的實質
2.1 發展而非靜止的學科觀
一種基于經驗和事實分析的學科觀點認為，學科對同類問題展開專門研究進而將新舊知識進行更替，所有學科都是歷史發展的產物， 學科總是處于過渡狀態，其發展除了受內在因素的影響外， 同時還受許多變化的外在因素影響，如：政治思想、經濟狀況、社會傳統等。
2.2學科標準
這種基于經驗和事實分析的學科觀認為，某一學科形成并區別干其他學科的標準主要有：
（1）學科材料域。即學科的研究客體，包括根據常識可以理解的一組研究對象，如人、動物、空氣等。
（2）學科題材。即是從一個材料域所提供的可以觀察現象的一切可能集合中將其中的某一部分劃分出來，以此來構成學科的研究對象。
（3）學科的理論一體化水平。這是衡量一個學科最為重要的標準。所有的實證性學科都試圖在理論上揭示某題材的真實面目，解釋或預測與題材相關的現象或事件。
（4）學科方法。學科一旦有了自己的方法，也就意味著建立了一個理論體系的獨立性。方法的進步能夠促進理論的發展，同樣反過來說，一個新的理論又同時促進了學科方法的進一步發展。不同學科采用的分析工具或方法會有所不同。
（5）學科的應用。學科知識在實踐中一般都可以有所應用，但具體到某一學科在實踐中可以應用的程度和已經付諸于實際應用的程度往往會有所不同。
2.3 學科的實質
從學科的內涵及外延可見，學科既是某種知識體系的指稱， 又是其實體組織的指稱，有其自身的形式、結構和功能，其實質是具有一定邏輯關系的專門化、系統化的知識體系。有學者根據學科中的科學研究、知識的傳授與習得等活動，認為學科是由知識形態、活動形態、組織形態組成的統一體，其中，知識形態是學科的核心，活動形態是學科的基礎，組織形態是學科的表現形式。無論從形式、結構、功能任一角度，知識要素始終是學科的核心構件。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學科與科學有所區別，科學研究是學科活動的一個部分。因為學科活動除了開展科學研究，它還包含有其他方面活動。
3學科及其體系的特征
3.1學科的基本特征
基于有關學科的定義、實質、標準的分析，結合當前高校學科建設實踐，可將學科的特征概括為：
（1）專門性。不同學科具有各自的研究領域、研究對象和專門的研究方法、分析工具、知識體系、學科傳統等學科特質。
（2）系統性。即學科知識理論的體系化。理論體系表達著學科主體對特定研究領域的系統性的主體性認識，學科本質上反映的是關于客觀世界諸如自然、社會和人類思維的運動規律。
（3）高深性。基于高校職能的定位，學科是高校傳授知識、發展知識的基本單元，其內核是高深的、系統化的科學知識，高等學校的學科既要開展科學研究，也開展專業人才培養。因而有學者認為教育階梯的高等教育與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別在于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所關注的是深奧的知識，研究前沿性高深的學問。
（4）組織性。學科總是把相同領域的專家匯集在一起，研究同一學科領域的各種問題，形成某種形式的共同體。學科專家的匯集往往是跨區域性的，有無形組織形式的共同體，也有實體組織形式的共同體。
（5）發展性。學科發展是人們對客觀世界認識的深入，學科知識的增加意味著學科知識的分化、整合和重組。學科發展主要呈現出三種發展模式：單一學科多極延伸的縱向發展模式、多學科相互交叉滲透的橫向發展模式、多學科的學科基本要素向同一目標延伸而匯聚的綜合集群發展模式。
3.2學科體系的特征
（1）層次性。通常高校在學科建設實踐中根據實際需求按照國家的學科目錄設置學科門類，在某一學科門類中一級學科下面設置二級學科或專業，開展學科建設和專業課程建設，實施人才培養活動。而且，高校的學科組織在申報科研項目，開展科學研究時同樣需要在一定的學科目錄框架內實施。
（2）結構性。學科結構是指學科組成及其相互關聯方式。盡管各門學科特質各異，但它們的知識結構體系通常存在著一定的互補性，它們的研究方法也具有一定的互通性，這使得學科組織與學科組織之間的協作成為可能。因此，基于學校外部的實際需求和學校自身學科發展要求，高校依據學科的各種關聯方式建立起了自身獨特的學科結構。
（3）集群性。由于學科之間的相互聯系，高校的學科大都以集群的形式存在。“學科群”通常用來指稱圍繞一個具體的目標和任務，由若干個相同門類或不同門類的學科集合而成的學科集群。學科群是高校在社會需求、學科發展和學科管理三維取向下形成的一種常態化的知識體系組合樣態，其中的各學科之間相互滲透、融合和相互促進，而不是隨意組合或拼湊。
（4）約束性。開展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高校需要多個學科之間的互相協作，在彼此協作的過程中每個學科或者學科群都會受到其他學科或學科群的影響。學科或學科群之間的相互制約現象類似于資源投入的“外部性”表現，圍繞著特定目標從而表現出了一定程度的跨學科的約束性。
4小結
學科作為高等學校的基本組織單元，圍繞著知識要素，每一門學科都有其自身的組織、結構和功能，體現著各自的諸多特征。高校在推進學科建設和科技創新活動的具體進程中，有必要在學科及學科體系共性特征的基礎上梳理自身學科及學科體系的個性特征。學科建設需要基于學科與學校、學科與科研活動之間的內在關聯來審視學科和學科體系的特征，以及學科對學校發展所具有的特殊意義，才能更好地推動學科發展，促進學校更好地開展人才培養、科學研究、服務社會以及傳承創新文化等活動。
〔參 考 文 獻〕
〔1〕賀國慶，王保星，朱文富等.外國高等教育史（第二版）〔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2〕胡建華，王建華，王全林等.大學制度改革論〔M〕.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3〕孫綿濤，朱曉黎.關于學科本質的再認識〔J〕.教育研究，2007， （12）：31.
1將化學實驗過程作為研究性學習的一種重要途徑
1.1化學的學科特征決定了化學實驗可以作為研究性學習的途徑
“以實驗為基礎”是化學學科的基本特征。即使在由經驗化學向理論化學發展的今天，化學實驗仍然是化學學科發展的最現實、最生動、最有效的物質載體。
學科的基本特征決定了學科的學習特點，在實驗中學習化學無疑是最有效而又最重要的化學學習方法之一。在化學實驗中，學生通過實驗研究和認識物質，掌握化學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初步學會化學研究的實驗方法。化學科學以實驗為基礎的學科特征，更有利于學生進行化學研究性學習。
1.2化學實驗本身就是科學研究的過程
化學實驗是人們認識和研究物質的一種科學方法，是人們根據研究的對象和研究的目的，創造性地運用科學知識和實驗手段，有計劃地實施研究性實踐活動的過程。因此，化學實驗過程本身就是一個創造性地研究的過程。化學發展的歷史也充分證明：化學科學的任何一項重大的突破，無一例外地是經過化學實驗而取得的。正如波義耳所說，沒有實驗，任何新的東西都不能深知。中學生化學學習中的化學實驗，雖然絕大多數是對物質及其變化的再認識，但從本質上看，這一過程與科學家進行的科學研究中的化學實驗是一致的。當化學實驗被用作研究性學習的途徑時，化學實驗的創造性和研究性便充分顯示出來。學生在實驗過程中積極地動腦動手，體驗科學家科學研究的過程和方法，獲得科學研究的樂趣和成功的喜說。所以，在學生的化學學習過程中，完全可以利用實驗這個手段進行研究性學習。
1.3化學實驗為研究性學習中驗證提供了科學方法
和科學家進行的科學研究一樣，研究性學習也具有問題特征、收集信息特征、假設特征、驗證特征和評價反饋特征。學生在研究性學習中，針對發現的問題，在回憶總結已有的知識和經驗、收集和整理信息的基礎上，作出大膽假設或猜想，并通過化學實驗對提出的假設或猜想進行證實或證偽。所以，化學實驗不僅是學生研究性學習時驗證假設或猜想的主要方法，也為學生將來從事科學研究提供了一種方法。
2化學實驗作為研究性學習途徑的教學策略
在化學教學中提倡和鼓勵學生通過化學實驗進行研究性學習，要充分挖掘化學實驗在研究性學習中的功能，發揮化學實驗在研究性學習中創設問題情境、驗證假設或猜想等環節中的作用，研究開發研究性實驗，引導學生通過實驗去發現和研究解決問題的方法，在化學實驗中培養學生的科學素質，實現學生的學習方式由被動接受式學習向主動研究性學習的根本轉變。
2.1以化學實驗創設問題情境
研究性學習是學生在發現“問題”的情境下產生的一系列學習活動。問題激發起學生研究的欲望，問題引發了學生的研究活動。在化學學習中，除學生自主地發現問題外，教師更要通過各種途徑創設問題情境，引導學生發現和提出問題。而化學實驗是最形象、生動、直觀的創設問題情境的方法之一。
以化學實驗創設問題的情境，要特別注重化學實驗中學生觀察和思維能力的培養。化學實驗現象紛繁復雜，有目的、有條理的敏銳觀察和深刻的思考才能從復雜的化學實驗現象中發現問題。
以化學實驗創設問題情境，要注意將與人類生產、生活密切聯系和學生熟悉、感興趣的內容開發成化學實驗。因為學生在其感到熟悉和認為有用的情境別能發現問題和產生解決問題的迫切欲望。
以化學實驗創設問題情境，要使化學實驗呈現的問題處于學生的最近發展區。影響化學實驗現象的因素很多，產生的化學實驗現象也錯綜復雜。教學中要通過精心設計實驗方案、嚴格控制實驗條件等多種途徑，以最佳的實驗方式呈現化學問題，使學生通過努力能夠順利地解決化學實驗呈現的問題。
2.2以化學實驗驗證假說或猜想
在研究性學習中，學生針對提出的問題，經過多渠道的收集信息和深入的思考，將會提出有關問題解決的方案和問題答案的假設或猜想。通過化學實驗對提出的猜想或假設進行驗證，是學生進行化學研究性學習常用的方法。
以化學實驗驗證假說或猜想，要面向全體學生，讓每個學生都有體驗和經歷用化學實驗驗證假說和猜想的機會。教師要指導學生，特別是要幫助和指導那些有困難的學生完成設計方案并進行實驗。
以化學實驗驗證假說或猜想，要注重引導學生設計一些與假設或猜想“相違背”的實驗方案和采用反證的實驗方案，以培養學生的分析綜合、抽象演繹的思維方法和批判性思維能力。如學生在進行質量守恒定律的學習時，可能會提出化學反應前后物質的總質量會增大、不變和減少三種不同的假設，并根據假設設計實驗方案進行實驗驗證。
以化學實驗驗證假說或猜想，實驗中要嚴格控制實驗條件。研究性學習中驗證假說或猜想的實驗方案，在不同的條件下，可能會產生不同的實驗現象，要使實驗能夠用來驗證假說或猜想，實驗條件必須與題設條件相吻合。通過實驗驗證過程中對實驗條件的控制和選擇，使學生在研究過程中了解到實驗條件控制是實驗的靈魂，從而有效地掌握科學研究的方法。
2.3充分發揮化學實驗的研究功能
在化學教學領域中，長期以來人們過分夸大了實驗所起的驗證原理、通過形象直觀的方式獲取知識和培養實驗技能的作用。以化學實驗作為研究性學習的途徑，就必須變“驗證性實驗”為“研究性實驗”，恢復化學實驗研究性的本來面貌。
充分發揮化學實驗的研究功能，要不斷研究開發適合于研究性學習的化學實驗，要注意從生產、生活實際中挖掘素材設計實驗方案，因為來源于生產生活實際的實驗研究性強，能極大程度的調動學生研究的主動性，使學生產生強烈的研究欲望。
3通過化學實驗進行研究性學習應注意的問題
3.1引導學生通過多種途徑進行研究性學習
化學實驗是研究性學習的重要途徑，但并非是惟一的途徑。有些內容用研究性學習并不一定需要通過化學實驗來進行，特別是對學生具有較多知識背景的內容和物質微觀結構的學習更是如此。如學生對原子結構模型提出質疑，我們無法通過實驗進行研究，但可以通過化學史料，沿著科學家的研究足跡，去想象、去思考。有些內容的研究性學習可以通過包括化學實驗在內的多種途徑來進行。
3.2營造良好的研究性學習的氛圍
學生對事物有天然的好奇心和研究的愿望，學習的進行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種自然傾向的激發。教師必須注意給學生營造寬松、民主、自由的氣氛。英國哲學家約翰·密爾曾說過：天才只能在自由的空氣里自由自在地呼吸。在通過化學實驗進行研究性學習過程中，鼓勵學生大膽地提出實驗方案，即使是在對學生提出的不全面、不完善甚至錯誤的實驗方案，也要以表揚鼓勵為主，充分肯定學生在提出實驗方案過程中的主動參與精神和創新意識。
論文摘要：高校承擔著培養高素質人才的重任，培養研究生的創新能力是研究生教育的核心， 而研究生的素質是培養研究生創新能力的基礎和根本。本文試圖對研究生創新能力的內涵及其所需的素質進行簡單的梳理。
在知識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 人才已經成為衡量一國綜合實力的重要指標。研究生是高校中高層次的創新人才， 是高校創新的主體， 是我國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要來源。因此，研究生教育的根本任務就是要培養具有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高素質人才。研究生的創新能力包括完備的知識體系、創新性思維風格、創新性個性特征和創新實踐能力等方面。
一、研究生創新能力的內涵
關于研究生創新能力的界定，目前學術界還沒有形成統一的看法，我國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研究生創新能力進行了界定，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第一種觀點，瞿海東、陳慰浙通過調查研究得出：“研究生創新能力由學習能力、研究組織能力、人際表達能力、理論構思能力和前沿把握能力構成。”第二種觀點認為，研究生的創新智能包括學習能力、實踐能力、研究能力。其中學習能力包括理論基礎和專業知識課程的掌握程度、外語四會的水平與能力、研修跨學科課程和應用能力、自學能力和獲取信息的能力等；實踐能力主要包括教學實踐能力、獨立工作能力、社會適應能力、組織協調能力等；研究能力包括實驗操作能力、發現問題能力、分析思維能力、獨立研究能力、表達能力等。[1]第三種觀點認為:創新能力是指強烈的創新意識和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不斷準確、全面地界定和分析“不新”的能力;不斷形成或提出可與“不新”不同的獨到見解的能力;以及正確而恰當地客觀描述與界定自己“新”成果的能力等三大基本素質有機地合成一種綜合能力。[2]
基于上述對研究生創新能力的內涵分析以及不同學者的觀點，我們找尋其中的共同點，即研究生的創新能力是指研究生具有創新的基本能力和個性品質，包括具有較扎實的基礎知識儲備，有強烈的創新意識，創造性思維的能力，較強的合作實踐能力，以及用于批判的精神和思維品質。具體來說，創新能力包括以下幾方面：
1、有較為全面扎實的知識積累與儲備。
完備的知識是培養創新能力的前提和基礎。知識的儲備不但包括平時所學的基礎知識和專業知識，還包括相關學科的知識和本學科領域最前沿的知識。現代科學技術高速發展，知識更新的速度也在不斷加快，我們面臨的問題也越來越復雜，沒有大量的知識經驗的存儲，就無法正確的分析問題，更談不上創新了。因此，只有擁有較寬的知識面，較深厚的知識儲備，才能運用它們進行創新。
2、有強烈的創新意識。
創新意識是創新活動的思維起點。是驅使個體進行創造性行為的心理機制，是創新的愿望、意圖和動機等思維意識。在進行科學研究和社會實踐的過程中，首先要有懷疑的意識，有強烈的創新的欲望和激情。在這樣的心理意識的驅使下，才有可能進行創新性的活動。
3、創新性思維能力。
創新性思維是人在進行創造的過程中產生的新穎的、獨特的思維成果的活動。不同于傳統的思維方式，創新性思維跳出常規思路的約束，強調從思考問題的角度、方法和結果等各方面都體現新穎性和獨創性。當然，創新性思維并不是一種或幾種思維模式的簡單疊加，而是一種包括邏輯思維與非邏輯思維、形象思維與非形象思維、發散式思維與聚合式思維等各種思維有機結合的過程。
4、創新實踐能力。
有了創新的意識和創新性思維，必須要動手操作，才能形成創新性的成果。這就需要創新實踐能力。創新實踐能力，簡單的說，就是進行科學研究和科學創造的能力。通過創新意識發現問題，必須要能運用理論和先進手段、儀器設備去探索、研究，才可能解決問題。這一實踐能力的形成，既包括對理論的研究能力，又包括獲取知識和信息的能力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二、創新型研究生需要具備的基本素質
要應對知識經濟的快速發展，高校就要培養高素質的創新型人才。因此，研究生的素質和研究生的創新能力兩者是分不開的。研究生只有具備了良好的生理素質、心理素質， 才可能具有較強的創新能力， 研究生的教育質量才能從根本上有所提高。
素質應用于心理學概念，一般指有機體天生具有的某些解剖和生理的特征，主要是神經系統、腦的特性，以及感官和運動器官的特征，是能力發展的自然前提和基礎。近幾年來，隨著教育界對素質教育的要求，關于素質的概念和內涵也變得不斷豐富起來。《辭海》中對素質一詞作了如下定義:①人或事物在某些方面的本來特點和原有基礎;②人們在實踐中增長的修養，如政治素質，文化素質。[3]
研究生的創新能力是一種包含了智力特稱和人格特征的綜合能力，是己有知識經驗、創新意識、創新思維、創新實踐技能等的綜合表現。因此，需要具備如下幾種素質：
1、生理素質
生理素質是一個人發展和創新所需的最基本素質和最基本前提， 生理素質包括個體的身體素質，同時也包括深刻的反思能力、敏銳的洞察力、豐富的想象力等智力因素。如果沒有良好的生理素質，就沒有辦法通過已有的知識儲備發現問題，分析問題，進而解決問題，可以說創新無從談起。
2、心理素質
心理素質即個體思想活動和心理狀況的綜合反映， 是創新能力的內在自然傾向性。創新不但是一種科學研究過程，同時，也是一種人文休養過程。因此，良好的心理素質的養成非常重要。心理素質包括人的認識能力、情感品質、意志品質和個性品質等多方面， 有了良好的心理素質，創新活動才能有自主、自發的動力性。
3、道德品質
對于科技而言，它是一把“雙刃劍”，如果應用的不好，科技同樣會給社會帶來災難。因此，學會“做人”是創新型人才應具備的最基本的品質。[4]對于研究生來講， 在努力學習專業知識的同時，要不斷加強自身學術道德修養， 要鍛煉自己的學術道德意志， 正確看待功名與利祿。自覺地培養良好的學術道德行為習慣。
參考文獻
[1]丁海鶯，丁松濱.研究生創新能力及其形成[J].中國電力教育.2006(6):19頁.
[2]高鴿.制約我國碩士研究生創新能力的成因及對策研究[D].蘭州大學，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