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6-25 16: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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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的生產要素主要有農業土地、水資源、農業信息、農業勞動力、農業資本及農業技術進步，其中，農業土地和農業勞動力又是最基本的要素。自20世紀80年代末期以來，我國各地就自發地開展了一系列土地流轉的創新實踐以克服分散經營的家庭承包責任制無法適應現代農業市場化、規模化、信息化等發展要求的缺陷。盡管全國各地農村土地使用權流轉市場已基本建立，農村土地流轉中介組織開始發揮作用，但農村土地流轉的市場化程度仍然不高，尚未形成一套統一的農村土地使用權流轉的定價體系。由于我國農村土地流轉中介服務組織不發達，尚未成為提供市場信息的主要力量；傳統的信息傳播方式不僅覆蓋面小、信息量少、還具體時滯性；而政府提供的農村土地流轉信息則渠道狹窄，發揮的作用有限。面對過高的搜尋成本和信息費用，農戶更傾向于在熟人之間或村集體內部進行土地流轉，這使得土地流轉的作用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因此，《農業經濟學》應該增加農業土地的分類及其標準的介紹，并對我國不同等級農業土地的數量及其變化趨勢進行描述，以便學生更全面了解我國農業土地的現狀、趨勢及存在的問題，并將農村土地流轉市場的培育作為重點，詳細分析各個市場主體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進一步明確土地經營權的內容及邊界。水資源直接影響農業生產的灌溉和產量，水資源的匱乏還會改變農業土地的形態，使水田變成旱地，間接地影響農產品種植的品種與結構，這一問題隨著我國水資源的污染與匱乏變得越來越嚴重。《農業經濟學》應該重視這個問題，并對這一現象進行統計描述和經濟分析。信息是有價值的，農業信息對農業具有廣泛的影響。農業生產的總供給是否能與總需求相匹配、涉農交易能否順利、涉農微觀個體能否找到更有盈利潛力的產品、更合適的交易伙伴來獲取盈利都取決于農業信息的掌握，《農業經濟學》應該增加農業信息市場的介紹，并對我國目前農業信息的使用現狀進行分析。《農業經濟學》不只要介紹農業勞動力流動的一般理論，還應該對我國農業勞動力流動的新趨勢進行深入的分析。農民分化就是近年來我國農村社會出現的一個不可忽視的新現象，隨著城鎮化的發展，農業勞動力的規模、質量和結構發生了很大的改變，這種改變將會對糧食生產、農村土地制度安排產生重大的影響，農業勞動力的分化將是影響我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問題，《農業經濟學》應該增加我國農業勞動力分化的內容，并對我國農業勞動力分化的主要途徑及其影響進行深入分析。在農業資本方面，應充分重視外國資本及農村金融的作用，外國資本特別是跨國公司在種子的培育、銷售環節的控制力對我國的農業安全造成了重大影響，這是我們不得不正視的一個重要問題。農村金融市場的不斷創新將有利于緩解個體農戶及農業企業的融資困難，將會促進整個農業生產的優化升級。農業技術進步是《農業經濟學》持續關注的問題，應列舉具體的農業技術進步內容對農業生產的影響，一個農業新品種的推廣、一次農業經濟管理的革新具體帶來了農業生產及其經濟效益的多少改變，可以用具體數據展示農業技術進步的力量。
二、農業組織形式的變革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建立，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相伴而生，它是農業生產分工、分業不斷深化的產物，是農村改革、農業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隨著城市化的發展，農民在不斷分化，農村土地在不斷減少，傳統的家庭經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農業家庭經營的效率也一直是制約我國農業現代化發展的重大障礙，現實迫切地需要農業組織形式領域的創新與變革，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培育將是實現我國農業現代化的一個中心任務。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具有市場化、專業化、規模化、集約化的基本特征。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經營方式主要有三大類：一是家庭經營，包括專業大戶、家庭農場；二是合作經營，包括專業合作社、股份合作社；三是公司制經營，包括龍頭企業、專業服務公司。不同經營主體在不同領域和環節的發揮著各自的優勢和作用，種養業生產環節比較適宜采取家庭經營的方式，未來培育的重點將是種養專業戶、家庭農場等規模經營戶；農資采購、農產品銷售和農業生產環節則比較適合采用合作經營的方式，未來培育的重點將是農民合作社和其他各類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農產品加工、物流環節更適合采取公司制經營，重點是做大、做強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農業經濟學》應該進一步規范專業大戶和家庭農場的概念和標準，為實踐發展指明方向。隨著200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的通過，農民專業合作社將會成為專業戶、龍頭企業、農業技術服務部門之外的又一重要的農業合作經濟組織形式，并將逐步由政府推動型向農民自發組織轉變。黨的“十”明確指出要發展農民專業合作和股份合作，培育新型經營主體，發展多種形式規模經營，構建集約化、專業化、組織化、社會化相結合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我國的農民專業合作社之路還在不斷的探索中，國外的經驗固然可以借鑒，但更多地應該依靠國內的實踐及創新不斷完善，《農業經濟學》應該用數據對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現狀進行具體的描述，對存在的問題及成功的案例進行深入地分析，而不僅僅局限于基本理論和原則的介紹。隨著農業市場化改革的深入以及新的農業經營組織———專業大戶、家庭農場的迅速興起，加強新型職業農民培養成為人才培育的當務之急，各農業院校應該重點面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經營者、合作社帶頭人、農民經紀人、農機手和植保員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設置專門的學科，以滿足培養熟悉農村、農業的專業化人才的要求。農業職業經理人將會是未來農村及農業發展的重要資源和農業社會化服務的重要載體。農業職業經理人通過對農產品市場的供給、需求、技術革新、農業政策等信息的充分掌握，為農業生產和各類農業經營主體的經營提供有效及時的服務，提高整個農業生產的效率。
三、農產品市場發展及價格系形成機制的新動向
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我國農產品的價格形成機制將逐漸與世界接軌，國家干預將逐漸讓位于市場供求決定。農產品市場的核心問題是農產品價格的形成，而農產品的定價權問題又是農產品價格形成的核心，誰掌握了定價權，誰就控制了農產品的市場價格。雖然農產品的價格由生產成本決定并受到供求的影響，但是國際農產品期貨市場對國際農產品的定價具有重要影響。農產品的定價權除了受到一國農產品生產或消費占該種農產品的世界生產或消費總量的份額的影響，還與該國在世界農產品期貨市場上的影響有關，一國生產或消費的市場占有率并不完全與其對該種農產品價格的控制程度相匹配。《農業經濟學》應該通過世界主要農產品期貨市場的分布與地位來深入分析國際主要的農產品定價權的歸屬。應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分析我國在國際農產品市場上的地位與爭取更大定價權益的發展方向。在農產品運銷方面，《農業經濟學》應該重點分析過路費、運銷渠道的長短對農產品價格的影響，以具體的數據說明過路費等交易成本對農產品價格的影響程度，并從具體案例出發深入剖析運銷渠道造成售價與生產成本脫節的原因。食品安全問題是農產品市場存在的最嚴重的問題。食品安全突發事件的頻繁發生給我國食品安全的管理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我國政府2013年成立了專門的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這一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究竟能多大程度改善食品安全問題還有待檢驗。《農業經濟學》應該從經濟學的視角深入分析影響食品安全問題的各個微觀行為主體的行為，為完善宏觀管理找到突破口。糧食問題是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糧食市場是最重要的農產品市場，糧食安全也是近年來學術界討論的焦點問題。這一問題包含豐富的內涵，耕地的保護、農業的種植結構、農民的種糧積極性等問題是影響糧食市場的重要問題，《農業經濟學》應該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研究。
四、農民收入與消費結構變化的新趨勢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民收入持續增長，收入結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城務工，農民的工資性收入在總收入中的比重顯著提高，隨著農業經營實際成本和機會成本的增加，農業經營收入比重下降，隨著城鎮化的推進和農村土地的流轉，部分地區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大幅增加，農民收入的不平衡性尤其是地區收入差距繼續擴大。黨的“十”和“十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依法維護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改革征地制度，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隨著農民收入總量的增加與結構的變化，農村居民的消費結構也發生著深刻的變化。生活消費支出比重持續下降，服務性支出比重持續上升，累積性消費特征非常明顯，尤其體現在居住改善和婚嫁支出，將汽車作為婚嫁品的現象已經司空見慣了。制約農民消費的主要因素仍然是可支配收入的數量及其性質，但是消費環境對農民消費的制約越來越凸顯，尤其是對農民的服務性支出制約作用明顯。《農業經濟學》應持續關注農民收入與消費結構的變化，這是關系農村穩定與發展的重大問題。
五、其他領域的新動向
1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是“十二五”及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發展現代農業的必然選擇。雖然與轉變農業增長方式相比，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內涵更為豐富。在農業自然資源剛性約束不斷增強、農業勞動力日益緊缺的形勢下，促進農業發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依然是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基本路徑。而農業發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實質就是通過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不斷提升農業集約化水平的農業發展過程，簡稱農業集約化發展。因而，深入剖析農業集約化發展的內在機理及其制約因素，對于正確認識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基本路徑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對于科學制定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相關政策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有關農業集約化發展的研究，很早就受到了學者的關注，但長期局限于古典經濟學的農業集約化經營觀。而從近期研究成果看，學者們對農業集約化發展現狀進行了評價、揭示了農業集約化發展中存在問題、提出了農業集約化發展的路徑及相關政策建議［1－5］。但這些研究側重的是各種經驗分析，而對農業集約化發展的內在機理缺乏系統性的理論思考。本文借鑒新古典經濟學的相關理論，從農業集約化發展的內涵出發，在揭示農業集約化發展內在機理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實際分析農業集約化發展的制約因素，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一、農業集約化發展的內涵分析。
由于農業集約化發展是以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為基礎、以農業集約化水平不斷提升為主要特征的農業發展過程。因而，對農業集約化經營的概念以及農業集約化水平的衡量標準的界定，是理解農業集約化發展內涵的前提。而從西方經濟學的經典著作中可以發現，對此存在2種不同的理解。
1。古典經濟學的理解。
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稅賦原理》一書中率先對農業集約化經營與粗放式經營的概念進行了辨析。他認為：同量資本和勞動投入在不同的土地上，就屬于“粗放”的農業耕種方式；而等量資本和勞動投入在同一塊土地上，就屬于“集約”的農業耕種方式［6］。隨后，馬克思以及德國農業經營學派代表人物布林克曼繼承了李嘉圖的觀點 ，并認為農業集約化經營就是“在一定面積的土地上，集中投入更多的資本或者勞動力”的經營方式［7－8］；據此，農業集約化水平便可以用單位土地面積的資本和勞動力投入量來衡量；而農業集約化發展便可以視為通過在一定面積的土地上集中投入更多的資本或勞動力要素，以不斷提升土地利用率的農業發展過程。
2。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解。
與古典經濟學家把資本積累和勞動力增加視為經濟增長的核心過程不同的是，以Solow、Swan等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家認為，技術進步才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9－10］。正是基于新古典經濟學的思想，西奧多·W·舒爾茨在《改造傳統農業》一書中提出：改造傳統農業的關鍵是要引入新的現代農業生產要素，而引入新生產要素的過程實際就是農業技術的變化［11］。由此可見，根據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解，農業集約化經營就是通過采用現代農業技術來降低土地、勞動力等傳統農業生產要素投入，以全面提高農業生產率的經營方式。農業集約化水平便主要體現農業生產率上，可以通過全要素生產率、勞動生產率、土地生產率等指標來衡量。農業集約化發展便可以視為通過廣泛采用現代農業技術，不斷提升農業生產率的農業發展過程。
盡管，古典經濟學的農業集約化發展觀仍然具有現實指導意義，而且仍然被當前許多文獻所沿用；但是，新古典經濟學的農業集約化發展觀更能反映現代農業的發展趨勢，而且也被許多重要決策文件所認可。
二、農 業 集 約 化 發 展 的 內 在 機理分析。
基于新古典經濟學的觀點，農業集約化發展是以采用現代農業技術的集約化經營活動為基礎，以農業生產率或集約化水平不斷提升為主要特征的農業發展過程。對農業集約化發展的研究，便可從農業集約化經營行為與農業集約化水平提升兩個互相關聯的層面展開。這二者的內在聯系是：農業集約化經營行為是農業集約化水平提升的前提和基礎；農業集約化水平的提升是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不斷擴散、集約化經營效率不斷改進的結果。
1。農業集約化經營行為分析。
（1）農業集約化經營行為的誘因。根據速水佑次郎等的誘致性農業技術變遷理論，可以假設農業生產經營單位是以戶或家庭為主（以下統稱為農戶）［12］。如果某些農產品的市場需求量增加并引發其價格上漲，那么農戶為了獲取更多的農產品銷售收入，必將擴大該農產品的生產經營規模。但是生產經營規模的擴大，在生產技術不變的情況下，只能靠增加土地、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投入。而隨著這些生產要素投入的不斷增加，將導致這些生產要素變得更為稀缺，從而反映在要素市場上生產要素價格的上漲，這無疑會促使生產經營成本的快速增加。
因此，為了降低生產經營成本，獲取更多的農產品銷售利潤，農戶會主動尋求可以減少稀缺農業生產要素投入現代農業生產技術。也即是說，農產品市場需求的增長和農業生產要素稀缺程度的變化，將通過農產品和農業生產要素的價格，誘導農戶采用節約稀缺生產 要素的現代農業技 術 從 事 集 約 化 經營活動。
（2）農業集約化經營行為的實現。在農戶經營為主的前提假設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便不具備工業企業那樣的自主研發或創新能力，他們從事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所需的現代農業技術就只能夠通過外部獲取。而農業公共科研部門正是承擔了農業技術的研發任務，農資廠商則負責將農業技術轉化為可以被農戶使用的農業生產物質資料。當農產品市場需求或農業生產要素稀缺程度的變化誘導農戶去尋求資源節約型農業技術時，農戶便將這種需求反映給農業公共科研部門和農資廠商。這些機構在接收到農戶技術需求信息后，便據此開展技術研發和農資生產活動，并最終將所取得的相關成果通過農業技術市場或農資市場提供給農戶。由此，農戶集約化經營所需的現代農業技術便可以獲取，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便得以實現。也即是說，農業集約化經營得以實現的過程，實際上就是農戶、農業公共科研部門和農資廠商三者之間的合作互動過程。
2。農業集約化水平提升機理分析。
由于農業集約化水平的提升是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不斷擴散、集約化經營效率不斷改進的結果。因此，對農業集約化水平提升機理的研究可以劃分為以下2個方面：
（1）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的擴散機理。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的擴散主要表現為采用現代農業技術的農戶數量的增加。Bass研究指出，技術擴散活動主要受到兩方面因素的影響：一是基于大眾傳媒的外部因素；二是基于已采納者與未采納者之間信息交流的內部因素［13］。就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的擴散而言，這種外部影響因素主要來自相關政府部門。政府部門可以從公共利益出發，通過多種路徑對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的擴散產生積極外部影響。比如：政府農業技術推廣部門通過各種農技推廣培訓活動；政府財政部門通過財政補貼方式激勵農戶采用現代農業技術；政府的公共傳媒通過電視、廣播、網絡等多種渠道對采用現代農業技術進行宣傳等。而農業集約化經活動擴散的內部影響因素，主要來自農業生產經營者之間相互模仿、相互感染。其傳播網絡與傳染病感染網絡具有極大的相似性，可以用傳染病模型對其擴散機理進行理論解釋［14］。根據傳染病模型把某地區農戶劃分為2類，即“感染個體”（已采用技術者）和“易感個體”（未采用技術者）。
在“感染個體”的示范帶動下，“易感個體”對于現代農業技術會逐步由觀望向模仿采用轉變，繼而成為“感染個體”再對其他“易感個體”產生影響。
（2）農業集約化經營效率的改進機理。農業集約化經營效率就是采用現代農業技術后，農戶實際農業產出與該技術的理論產出的對比。通常而言，由于自身能力的限制，農戶的實際農業產出會低于理論產出。但是，農戶可以通過對該技術的不斷學習，最終到達熟練并有效利用該技術，從而促進農業集約化經營效率的改進。而舒爾茨認為，對農戶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是農戶能夠熟練并有效利用現代農業技術的關鍵。人力資本水平越高農戶學會使用農業技術的時間就越短，其集約化經營效率就越高。
Lucas在吸收阿羅“干中學”理論和舒爾茨人力資本理論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個以人力資本積累為核心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他認為，人力資本積累主要來自2個方面，一是通過正規教育獲取的人力資本；二是通過“干中學”獲取的人力資本。而且相對于前者而言，“干中學”獲取的人力 資本 更加重 要［15］。
Foster等則進一步論述了通過“干中學”積累的人力資本對農業技術變化所產生的影響。他們認為，農戶在從事農業生產經營中的人力資本積累主要來自2個方面：一是自身的“干中學”；二是與他人學習交流的“干中學”
［16］。由此可見，農業集約化經營效率的提高主要是因為農戶在集約化經營過程中，通過自身以及農戶間的“干中學”促進了自身人力資本水平的不斷提升。
三、我國農業集約化發展的制約因素分析。
1。農業集約化經營中的制約因素分析。
（1）農產品市場需求受限、價格信號失靈難以對農業集約化經營產生誘導。農產品市場需求增長是農業生產者采用現代農業技術從事農業集約化經營的重要誘因。我國農產品市場需求主要受到以下2個方面的限制：一是農產品本身缺乏需求彈性，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對農產品的消費可能出現下降。比如《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11》顯示，我國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糧食消費分別由2000年的82。3kg／人、250。2 kg／人，下 降 到 了2010年 的81。5 kg／人、181。4kg／人。二是根據阿林·楊格分工水平決定市場規模的思想，農村勞動力的非有效轉移，將制約工農產業之間分工水平，從而對農產品市場需求增長形成限制［17］。這是因為，農村勞動力在向城市轉移的過程中，難以享有城市居民同等的社會保障與工資待遇，致使其不得不在工業生產與農業生產之間徘徊。對于這部分農民工而言，其對農產品的需求很大程度上靠自身的農業生產自給解決，而不是通過市場需求實現，進而對農產品市場需求的增長形成制約。
農產品市場需求增長對農業集約化經營的誘導作用主要是通過農產品的市場價格信號實現的。在我國工業化進程中，工業資本的積累長期依賴于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雖然，近年來國家提出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發展戰略。但是整個經濟發展已經對廉價農產品形成了嚴重的路徑依賴，一旦農產品價格上漲將可能導致全面的通貨膨脹。
由于對上述問題的擔憂，國家在對農產品價格在進行保護的同時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控制。這就使得農產品市場價格難以反映真實的市場需求，價格信號由此失靈，對農業集約化經營的誘導作用便由此降低。
（2）農戶與農業公共科研部門及農資廠商間缺乏有效互動阻礙了農業集約化經營的實現。農業公共科研部門與農戶的互動缺乏與之相適應的激勵機制。由于現行科研評價制度的缺陷，農業公共科研部門技術研發活動對農戶農業生產實際的關注度降低，而對于發表高級別科研論文、申請高級別科研課題的關注度提高。在這種激勵機制下，農業公共科研部門研究成果與農業生產實際存在嚴重的脫節。即一方面存在大量的科研成果難以有效轉化，另一方面農戶對農業技術的需求得不到滿足，農戶的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也就難以實現。
農資廠商與農戶的互動缺乏必要的約束機制。當前農資廠商在經營過程中把賺取利潤放在首要位置，卻忽視自身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導致對農業生產經營者的服務不到位。農資廠商的市場競爭手段，除了普遍意義上的廣告宣傳外，更多是采用低價劣質策略，而不是靠提升服務質量。由此一方面導致了農業生產者在農業生產資料的購買中經常受到欺詐而利益受損；另一方面由于農資廠商對農業生產者缺乏必要的技術指導服務，致使農業生產者難以有效掌握新的農業生產技術，進而對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的實現形成制約。
2。農業集約化水平提升中的制約因素分析。
（1）產業集聚度低、合作組織功能弱化制約了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的擴散。農業產業集聚度低、生產分散強，增加了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的擴散難度。
雖然，現有文獻利用省域層面的數據的研究表明，我國農業產業集 聚 度 由1981年 的0。41提 高 到 了2008年的0。66［18］。然而，由于地理條件的差異，對于以丘陵山區地形為主的中西部地區而言，省域層面的農業產業集聚度可能并不能代表其農業生產的集中性。這是因為，對于中西部地區而言，即使省域層面的農業產業集聚度提高，但是省域內部由于地理條件的制約，以及土地流轉存在的障礙，農業生產的分散性仍然較強。農業產業集聚度較低、生產分散性強，無疑會增加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的擴散成本，進而對其形成制約。
農民合作組織技術服務功能弱化，不利于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的擴散。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的擴散，一方面得益于政府公共部門的技術推廣、財政扶持、媒體宣傳等行為，另一方面則依賴于農業生產經營者之間的相互“感染”。而農民合作組織的蓬勃發展，為農業生產經營者間的相互“感染”提供了很好的載體和平臺。然而，現有研究表明，農民合作組織更多的是為農戶提供農產品市場信息服務，以農業技術服務相對欠缺且服務內容單一，難以滿足農戶的差異化需求［19］。由于農民合作組織技術服務職能的弱化，農戶從事集約化經營活動的相互“感染率”會下降，進而對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的擴散形成制約。
（2）農業基礎設施落后、人力資本不足制約了農業集約化經營效率的提升。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是提升農業集約化經營效率的重要保障。這是因為農業生產使經濟再生產與自然再生產的結合，現代農業技術能夠有效發揮作用需要一定的自然條件和基礎設施與之相適應。近年來，雖然國家對農業基礎設施投資的強度不斷增加，但結構性問題比較突出。
比如，大型水利工程的投資比重較大，而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的投入不足；建設性投資比重較大，而農業基礎設施后續維護投入不足。這將在一定程度上導致農業生產急需的農業基礎設施缺乏，或者農業基礎設施不能正常發揮其作用。在農業基礎設施比較欠缺或無法發揮作用的情形下，現代農業技術的使用效果會受到削弱，即相對理論產出而言農戶采用技術的實際產出會更低，從而制約農業集約化經營效率的提升。
人力資本投資是農戶熟練掌握現代農業技術提升農業集約化經營效率的內在要求。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農業部門比較效益較低會損害農戶在農業生產領域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積極性。這主要表現在2個方面：一是通過接受正規教育提升人力資本的農業勞動力在比較利益的誘導下從農業部門轉向非農產業部門，導致農業人力資本存量縮減；二是各級地方政府對通過非正規教育提升農業勞動力人力資本重視程度不夠，不利于農業生產經營者人力資本的長期積累。在農業人力資本存量不斷縮減和有效積累不足的情形下，農業生產經營者對現代農業技術熟練掌握并有效使用的難度增加，進而制約農業集約化經營效率的提升。
四、結論與政策啟示。
綜上所述，農業集約化發展就是通過采用現代農業生產技術的集約化經營活動，而不斷提升農業生產率或農業集約化水平的農業發展過程。農產品市場需求變化和農業生產要素的稀缺程度變化可以誘發農戶開展集約化經營活動，而農戶、農業公共科研部門以及農資企業之間的有效互動又為集約化經營活動的實現提供了保障。隨著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的不斷擴散和農業集約化經營效率的不斷改進，農業集約化水平將得以提升，進而促使農業集約化發展。然而，就我國農業集約化發展而言，農產品市場需求受限、價格信號失靈難以對農業集約化經營產生誘導；農戶與農業公共科研部門及農資廠商間缺乏有效互動阻礙了農業集約化經營的實現；產業集聚度低、合作組織功能弱化制約了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的擴散；農業基礎設施落后、人力資本不足制約了農業集約化經營效率的提升。
根據上述研究結論，在推動我國農業集約化發展的過程中，可以得到的政策啟示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切實保護農民工利益促進農業勞動力有效轉移，進而提升農產品市場需求量；并逐步建立農產品價格穩定增長機制，使其能客觀反映農產品市場需求狀況。二是完善農業公共科研部門激勵機制，支持發展民間農業科研組織，促進農戶與農業科研部門有效互動；增強對農資廠商的社會責任監督，嚴厲打擊各種坑農害農行為，提升其對農戶的服務職能。
三是優化省域范圍內的農產品種植布局，提高生產業集聚和專業化程度，增強農民合作組織的技術服務職能，為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的擴散創造條件。
四是優化農業基礎設施公共投資結構，增強對小型農田水利設施和后續維護的投資支出，積極探索民間資本投資機制；建立有效的農業勞動力轉移機制，增強對農戶的職業技術培訓，鼓勵吸引城鎮居民到農村創業，從而提升農業部門人力資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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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C-D生產函數；回歸模型；特征
一、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概述
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簡稱C-D生產函數。最初是由美國學者柯布（C.W.Cobb）和道格拉斯(P.H.Douglas)在1928年提出的，其表達式為：
α +β =1 （1）
式中：Y為產出量；L為勞動投入量；K為資本投入量； α、β為勞動、資本參數（又稱規模因子），A為轉換系數（又稱技術進步因子）。
后來，英國學者D.杜蘭勒在1937年提出α +β 不必等于1，它既可以大于1，也可以小于1。這種改進得到了大多數數學家和經濟學家的贊同。α +β1，表示規模遞增。
從美國學者R.M.索洛1957年提出引入時間變量的C-D函數，至上世紀七十年代初，C-D函數已擴展到多個變量，并在農業技術經濟研究中得到應用。其一般形式可寫成：
（2）
式中：Y為產出量；Xi 為第I種生產要素投入量；βi 是第i種生產要素的參數（亦稱規模因子）；σ為年科技進步率；A為轉換系數。
經典的C-D生產函數 Y=AL aKb是一個非線性方法，無法直接用OLS方法進行估計，但經過變換可得到對數線性形式：
LnY=LnA+αLnL+βLnK（3）
對于一般形式的C-D生產函數也可以經過變換得到以下對數線性形式：
（4）
二、我國農業C-D生產模型的建立
依據統計資料，選取比較有代表意義的2000年31個省市、自治區的截面數據，資料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01年和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調查數據（數據附在文后）。由于農業生產受多種因素影響，有些因素無法進行精確的計量。在本模型中我們從農業勞動投入、土地投入和資金投入方面考慮選取勞動力數、耕地面積、生產費用支出、耕地虛擬變量等四個比較合理的外生變量，農業總產值作為內生變量。依據C-D生產函數，我們建立我國農業C-D生產模型：
（5）
其中，Y表示2000年各地區農業總產值（億元），X1 表示各地區鄉村從事農林牧漁業的勞動力數（萬人）， X2表示1996年農業普查各地區耕地面積（千公頃）， X3表示各地區農民家庭生產費用現金支出（包括經營費用和購買生產性固定資產支出，元/人）， X4為各地區的耕地虛擬變量。
由于農用土地的地理位置、開發程度、肥力水平的不同，各地區土地的質量差別較大，所以在用各地區的統計數據建立回歸方程時，引進耕地虛擬變量，以反映土地質量對農業生產的影響。耕地虛擬變量是根據各地區的地理位置、土地質量、復種指數、產出水平等因素的綜合考慮而確定的。另外，由于取的是截面數據就不考慮國家政策和氣候的影響了。
把我國農業C-D生產模型（5）式進行對數變換，轉化成線性函數：
（6）
利用計量經濟學應用軟件Eviews3.1，估計模型中參數得回歸方程估計式為：
（7）
（-3.6） (3.12) (1.13) (3.6) (2.51)
R2=0.91 R2=0.9DW = 2.05 F = 63.3
（7）式中，括號內的數字為相應參數估計量的t-統計量值。由回歸方程可知, 該模型擬合優良，誤差項不存在一階序列相關，DW落在確定域內，除第二個耕地面積變量的回歸系數外,其余的變量的t檢驗值都較高。利用Eviews提供的懷特(White)的一般異方差檢驗功能檢驗出在1%在顯著性水平下不存在異方差。
為了便于評價此模型，將上述回歸方程轉換成C-D生產函數一般的形式，便得到我國農業C-D生產模型如下：
（8）
（8）式顯示我國農業生產的技術進步因子A的值為0.0158，即我國農業生產中的科技進步因素的比重僅為1.58%。在模型中四個外生變量中，生產費用對農業總產值的彈性最高為0.697,其次為勞動力數的彈性為0.57和耕地面積的彈性為0.214，耕地虛擬變量的彈性最低為0.198。各個變量的彈性系數之和為1.68，這個值大于1，說明我國的農業生產處于規模報酬遞增階段。
三、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由估計所得的C-D生產模型可以分析出我國農業生產函數的三個顯著特征：我國農業生產科學技術含量不高；加大農業資金投入是提高農業生產的重要因素；我國農業生產處于規模報酬遞增階段。而我國在新世紀中農業發展也面臨新的問題：農民的收入增長幅度明顯下降；農民來自農業的純收入絕對額開始減少；城鄉居民收入、消費差距很大。
1．加大農業科技和推廣方面的支出
農業科技的發展對農業增長是至關重要的。農業科技和推廣方面的預算支出近年來雖然有所增長，但其增長只能用來彌補工資支出增長造成的預算缺口，實際能夠用于研究或推廣工作的經費并沒有增長，如果受通貨膨脹因素問題就更嚴重。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抽樣調查表明，我國的農民中，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比重高達90%，農村迫切需要農業技術的推廣。但由于種種原因，我國農業推廣隊伍在近年來卻出現萎縮。全國農業技術推廣人員總數曾經高峰時期的150萬人到流失一半，近年來雖有所恢復，也只有100萬人左右。農業技術推廣的投入逐年減少。農業技術推廣人員的人均年活動經費從1986年的1167元減少到1995年的894元。農業技術推廣經費在農業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也由1987年的0.33%下降到1995年的0.23%。
2．鼓勵農民在農業生產上投資
從農民投資行為的變化可以看出他們對投資收益的預期。隨著農業生產收益的下降，農戶生產性固定資產的投資數量從80年代中期開始減少。到1992年，生產性固定資產投資僅占農業總投資的7%，其余投資幾乎全部用于住房。生產性固定資產投資的減少也反過來影響了農業生產的收益。近幾年，由于農產品市場需求疲軟，農民收入增加受阻。1997年農民收入增長4.6%，增速比上年下降4.4個百分點，1998年增長4.3％，增速又下降了0.3個百分點，1999年增長4.8％，增幅再次下降，2000年增長2.1％，跌到歷史最低點。農業比較效益下降，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加上各種過重的負擔，從而使農戶家庭對農業的投入信心不足。1993年、1994年和1995年，農戶家庭用于農業生產費用支出，下年比上年分別增長15.2％、38％和35.6％，但1997年卻比1996年下降了0.9％，出現90年代以來的第一次負增長，1998年再次出現投入減少。目前，農民無能力或不愿投資已成為一個十分突出的問題。
3．加大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提供優惠政策
我國農戶處于半自給半商業化階段，其生產投入既受自身生活需求及資源限制，又受社會經濟、市場環境及政府政策的影響。農業是農戶生活需求的主要來源，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農戶家庭資源的配置在滿足生活消費和國家任務之后，受經濟利益的驅動而出現投資非農化的變化趨勢。目前我國的農業生產依然處于規模遞增階段，加大農業投入會帶來規模經濟。我國要加大對農業基礎設施的投資，各級政府應引導和鼓勵企業開發、設計和生產適合農民需要的不同檔次的適銷對路的消費品和農機具，重點開發專門針對農村消費需求和生產需求設計的產品，農村的消費品重點應在經濟實惠、使用方便方面上下工夫；農業生產用具應在質優價廉、方便耐用等方面下工夫。對這類企業，國家應在稅收、信貸及貼息貸款方面給予一定的優惠政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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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業保險，財政支持，推進策略
一、我國農業保險的現狀
(一)保險市場現實需求不足
農民在許多方面屬于相對弱勢群體，而農業又深受自然條件限制，在整體抵抗自然災害和意外事故能力較差的情況下，通過保險救助渠道，有利于建立農村災害保障體系。但在單戶分散生產條件下，生產成本較高，農民在可支配收入并不寬余的限制下，對較高費率的農業保險望而卻步，內在的旺盛需求也不能形成現實的消費能力。在農民眼里，與購買生產資料、供養子女上學等消費需求等更加重要和迫切的開支相比，參加保險還屬于一種高消費的奢侈品，投保支出在其支出排序中一直處于較次位置。盡管農民也想獲得保險救助，但農業保險的市場需求僅僅處于一種潛在狀態，而非現實需求。
(二)保險機構產品供應短缺
目前農業保險陷入展業難、收費難、理賠難的“三難”困境，商業化體系下衍生了“大干大賠、小干小賠、不干不賠”的被動境況。高額的農業保險賠付率和有限的農民付費能力，迫使按照商業模式運作的保險公司，理性地選擇了削減甚至放棄此類業務，在追求利潤最大化過程中自然地減少對農業保險的承保能力，轉而熱衷于其它險種，直到農業保險與其它險種的邊際承保利潤相等時為止。十多年來，在我國利潤豐厚的多險種市場上，保險公司把業務向贏利險種轉移，自然促使農業保險的供給主體出現不足，供給力量漸趨萎縮。
二、農業保險業務的內在特征及其徘徊不前的原因分析
(一)我國農業保險業務內生的顯著特征
1.農業保險特殊性的經濟學分析。新制度經濟學認為，由于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是一個融合了經濟發展、政治穩定和社會繁榮的系統性問題，完全不同于單純的市場商品交易業務，其“市場失靈”和“外部效益”的現象值得關注。在純粹沒有外力作用的農業保險市場，農民個人在投保活動中購買農業保險的邊際私人收益勢必小于邊際社會收益，邊際私人成本大于邊際社會成本。私人收益小于社會收益、私人成本大于社會成本的差異就是農業保險的正外部性。在這種外部特征極為明顯的格局下，全社會就演繹成了投保人的“搭便車”者。但是，保險人、投保人都基于其自身制度限制而無法對由其產生的正向外部效應進行收費，從而導致了農業保險產品的消費量低于社會的理想消費量，需求出現不足，農業保險的供給量也小于社會理想的供給量，供給出現不足。因此，從社會整體效益看，就存在著農業保險產品并不是嚴格和完整意義上的“私人產品”，而是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間的更多地趨向于公共物品的一種準公共物品。在農業保險市場的產品屬性具有極強的正外部性，農民的風險轉移和分攤責任應該是社會性、多元化的固有特征下，沒有政府的“有形之手”，必然會出現“供給有限，需求不足”的“雙冷”局面，導致市場失靈。
2.農業保險特殊性的保險學分析。傳統保險理論認為，保險經營以大數法則為基礎，保險基金是“取之于面，用之于點”，保險業務能夠穩定地實現“風險分散和組織經濟補償”職能的首要前提條件就是要求承保的風險必須是“獨立的隨機事件”。然而，農業保險具有強烈的系統性，并不完全符合傳統的“理想可保風險”準則，由于風險單位地域的廣闊性和災害的系統性特點，保險公司就難以通過集中大量風險單位來分攤損失，已經成為保險賠償能力的最大障礙。從保險運營技術看，經營農業保險存在著特殊的技術障礙：第一，保險責任的確定與保險費率的厘定比較困難；第二，定損理賠難度較大，農業保險的標的都是有生命的動植物，對損失程度、未來產量和產品質量以及市場價值的估測都很困難。
(二)我國農業保險徘徊不前的主要成因
1.農業保險的外部化特征屏蔽了農業生產者的投保熱情。我國的糧食供應主要依靠國內生產而不是依賴于進口解決，因此，如果農業生產者愿意購買并且保險公司也愿意供給農業保險，必然會引起農產品的市場供給量增加，所有消費者都將從中受益。而在農產品市場的需求缺乏彈性時，農業生產者獲得的實際收入則可能會下降，這時，農業保險的全部收益都轉移給農產品消費者；如果農民不愿意購買或者保險公司不愿意供給農業保險，則可能會導致農產品的供給量減少，而在農產品需求缺乏彈性時，農業生產者獲得的實際收入并不會相應下降，甚至可能上升。這種外部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注解了為什么農業生產者對投保缺乏足夠的積極性。
2.農業生產的低、小、散特征影響了保險參與者的運營效率。“低”指農民收入相對于保險費率而言處于低層次，“小”是指農村生產活動相對于保險運營而言屬于小作坊，“散”是指農業生產活動相對于規模經營而言呈現散狀化。由于收入的局限，農業生產者在購買保險商品時，將會考慮保險標的出險率和出險損失兩因素，只有當保險標的在其財產結構或收入來源中占據比重較大，且出險率也較高時，才會為它投保。而目前我國農民收入格局明顯變異，由于農產晶價格持續下跌，來自于農業生產的收入占據農民家庭收入的比重明顯減少，大批農民棄農打工，農業甚至有演變為農民“副業”的趨勢，農民普遍認為自費農業保險沒有特別的必要性。同時，從保險公司來看，由于農業生產野外進行，受系統性、災害性天氣及疫情影響較大，在家庭化勞作情況下，部分投保者可以在信息不對稱下，存在著僥幸心理和逆向選擇，通過隱蔽信息和隱蔽行為來索取保險賠償，由此也加大了保險公司的經營成本與風險系數，費率不可能大幅度下降。
3.政府政策的扶持性缺位加重了市場保險者的經濟負擔。農業保險是國家保護和發展農業的重要手段之一，但農業保險既不同于一般商業保險，也不同于救災救濟，而是帶有公益性的經濟活動，需要政府經濟政策的支持。但是，政策性農業保險的啟動經費巨大，啟動政策性農業保險的難度較大。這樣，勢必把本該在政府扶持下前行的農業保險推向商業化操作軌道，政府資金的驅動力作用沒有得到合理的體現。
三、農業保險發展模式的國際經驗及啟示
美、加等國的政府主導模式。以國家設立的專門保險機構為主經營政策性農業保險，并提供部分基金以及大量的管理費用。1980年以后，美國鼓勵私營、聯合股份保險公司承保農作物一切原保險和再保險，對他們承擔的這部分業務也同樣補貼保險費。
日本等國的政府支持型合作互助模式。農業保險由基層民間不以盈利為目的的保險相互會社承擔，中央政府通過農林省進行監督和指導，并由官方和非官方機構為農業共濟保險組合聯合會提供再保險，通過大藏省一般會計給農業保險保費補貼和管理費補貼。
關鍵詞:兩型農業;農民培養;培養體系
中圖分類號:F323.6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18-0052-02
兩型社會指的是“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兩型社會定義于農業,是可持續發展思想,循環經濟理論,產業鏈延伸理念在農業中的綜合運用。兩型農業要求在農業資源的利用,農業生態環境,農業產業鏈延伸,農業生產率等方面中都充分考慮到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思想。然而在小農經濟模式的影響下,中國農業生產水平總體來說還不是很高,農業發展條件還有待大力改進,農民從思想意識到實際生產活動都與兩型農業的要求相去甚遠。在城鄉二元經濟的發展過程中,農業成為后發展部門,農民作為農業生產的主體,無疑是兩型農業發展的中堅力量,卻成為飽受歧視的群體。農民要擺脫受歧視的處境就需要不斷提高自身素質,用兩型農業這一科學的思維與理論指導自身實際行動,從而提高農業生產率,加快追趕現代部門經濟發展的步伐。
一、兩型農業建設對農民素質的新要求
(一)傳統農業中農民的經驗積累是建設兩型農業的寶貴財富
1.精耕細作。在《做革命的促進派》中說:“我們靠精耕細作吃飯,人多一點,還是有飯吃。”中國人口眾多,但耕地稀少,人均耕地為1.4畝,僅相當于世界人均值的1/3,這就注定了中國農業發展難以依靠經濟學上的擴大規模來滿足人們群眾對糧食的需求,但人口眾多既是劣勢,又是優勢,要解決吃飯問題就需要發揮人口優勢,依靠精耕細作來提高農作物的單位產量。
2.把握季節特征。農業季節性特征自農業生產誕生之時便已然存在,中國的24節氣則是通過長期的積累,逐步歸納總結出來的,對指導農業生產具有相當重要的作用。
3.選種經驗與病蟲害防治。選種和病蟲害防治直接關系到農作物的收成。傳統農業條件下,科技在種子選育和病蟲害防治方面的貢獻率低,只能依靠傳統的選種經驗來保證農作物的收成。
4.農機具改進。農機具的動力經過了人力、畜力和機械力的變遷,而農具則也經過木制、石制到銅制、鐵制的改進,農民生產方式的改進促進了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
5.水利建設。傳統農業遺留下來的水利工程(如,都江堰)和農田灌溉工具(如,翻車、筒車、水車)到現在還在造福現代農民。
6.因地制宜。因地制宜是農民智慧的集中體現,包括對土壤土質、地形地貌、氣候條件的把握。
(二)較之傳統農業,兩型農業對農民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思想道德素質。兩型農業的發展需要思想道德素質做指導,一方面按照黨的基本路線和農村政策的要求,學習唯物論和無神論;另一方面努力繁榮農村文化,自覺摒棄傳統觀念和習俗,逐步形成科學、文明、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風尚。
2.科學文化素質。農民科學文化素質與農業生產率和農民收入是正向相關關系。兩型農業中農業技術推廣普及、農業科技成果轉化都需要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作為支撐。
3.經營管理素質。兩型農業生產實質上是循環農業生產。循環農業經濟以“減量化、再使用、再循環”原則為標志性特征,強調通過“資源―生產―消費―再生資源”的循環流程來實現農業資源消耗和環境成本的最小化及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最大化。因此,兩型農業對農民素質的要求實質上是提高農民的經營管理素質。其具體表現為農民的市場意識、品牌意識、信息接受與反饋能力、熟悉市場經濟規律和運行特點,能夠參與市場競爭,自主創業等。
4.生產技能素質。循環農業生產是把相關的農業資源結合起來進行生產的。因此傳統的農民掌握的單一化的生產技能遠不能達到兩型循環農業生產的要求,而需要農民更大范圍和更深程度的掌握相關的農業生產技能。此外,農民還需要在發展循環農業生產的實踐過程中發揮主觀能動性促進農業資源的結合。
5.民主法治素質。兩型農業中的產業鏈延伸必然涉及到民主與法治問題,亦即農民需要更深層次的增強農民的法制觀念,提高依法辦事的能力,這樣才能最大程度的保護農民的基本利益。
二、適應兩型農業建設要求的農民培養的主要內容
(一)農業資源節約方面的主要內容
1.自然資源的節約:農業生產中必然所要考慮的自然資源是“光、熱、水、氣、土”,其中,光、熱、氣在生產活動中是很難人為控制的,而耕地資源和水資源的利用很大程度上受到農業生產的影響。在農業自然資源方面,適應自然資源節約要求的農民培養內容是要保持耕地的面積、肥力,節約農業用水,合理規劃區域農業用水。
2.人力資源的節約:農業精耕細作的特性造就了農業是勞動密集型產業。中國農業人口眾多,農業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與農業產值占GDP比例不協調也有部分原因在此。農民從事農業生產除了考慮到人力資源的稀缺性特點還需要考慮到機會成本。因此而衍生出農民培養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如何利用現代的生產方法和生產工具減少農業勞動力的投入;二是農民工非農業技能培訓,這是由于從事農業生產相對于其他產業的報酬率要低,農民通過非農業技能培訓從事非農產業的工作可以獲得更多的經濟收入。
3.提高農業生產要素利用率:中國農藥、肥料和農業機械的利用率相對于發達國家普遍偏低,由此而產生的損失巨大。農業生產要素的利用率直接關系到農民的生產成本,提高生產要素的利用率能夠為農民節約生產成本,這是符合節約型農業要求的,也是農民培養的重要內容。
4.廢棄物的資源再利用:農業廢棄物主要是秸稈和畜禽糞便。傳統的處理方法焚燒不僅沒有考慮到把秸稈和畜禽糞便作為資源再利用,而且帶來一些不必要的麻煩,這不符合兩型農業的發展要求。農民應該改變傳統的處理方式,把農業廢棄物作為資源再利用實現節約增值。
5.能源利用的節約:薪柴是農村的主要能源,直接燃燒造成森林資源的浪費,也不利于保持農村生態環境。因此,在能源利用方面,適應兩型農業建設要求農民培養的內容是合理開發農村當地各種能量資源,積極發展清潔能源。
(二)農業生態環境友好方面的主要內容
1.降低農藥、化肥使用對農業環境的影響:農藥利用是現代農業防蟲治害的主要方法。雖然大自然和農產品加工產業鏈對農藥殘留有一定的凈化作用,但是大自然的凈化功能有限,農產品終究有相當部分是用于直接消費的,從而對人體健康產生的難以估量的影響。化肥的使用能夠提高農業產出,但是過度的使用不僅不能提高農業的產出――過度刺激苗稼,錯過結實期,從而產量減少,而且會造成水體富營養化,影響農村飲用水源水質、土質和養殖業的發展。從兩型農業環境友好方面考慮,農民培養的主要內容不僅是培訓農藥和化肥使用方法,還需要兼顧到農藥、化肥的特性以及使用可能帶來的影響。
2.轉變農業廢棄物處理方式:農業廢棄物中的直接污染物畜禽糞便一方面影響農村村容整潔,另一方面影響空氣質量;而間接污染物秸稈的焚燒煙霧對周圍居民生產和生活造成很大影響,同時也造成大氣污染。因此,要教會農民先進的農業廢棄物處理方式。
3.保護和提高森林覆蓋率:森林覆蓋率是生態環境的重要評價指標,對水土流失面積率、侵蝕模數、溝壑密度和土壤三化(沙化、鹽漬、沙漠化)面積率等農業生態污染評價指標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的,同時還是農業循環經濟的重要一環。從經濟效益和生態環境兩個方面同時考慮,合理砍伐與栽培才是最優選擇。因此,森林砍伐時期,地點的統籌規劃,經濟林的資源再利用,水土保持都是兩型農業要求下農民培養的重要內容。
三、打造符合兩型農業建設要求的農民知識培養體系
(一)加強農村基礎教育
農村基礎教育需要培育出具有創造力的學生,而不是解題高手,也不是以培育選拔能夠進入大學教育的學生。符合兩型農業建設要求的農民素質真正需要的是具有創造力的農民,而不是被書本知識束縛的農民。農民思想道德教育最重要的方面是培養農民正確的價值觀和科學的世界觀。沒有價值觀和世界觀的指導去要求農民以可持續發展的思維來進行農業生產根本就是無稽之談。發展兩型農業本身是持續發展,科學發展的哲學思維的體現。因此,完善農民的知識體系需要發揮哲學的指導作用。
(二)擴展農民職業教育和農民培訓項目的范圍
農民職業教育與培訓通過引入農業資源與生產經濟學,從而把兩型農業這一模式與農業發展的目的結合起來,這構成了兩型農業的要求下農民的知識體系主要框架。生態農業具有符合兩型農業發展要求的特點,一方面要求在生產中只能因勢利導,合理開發資源,而不可只顧一時,竭澤而漁;另一方面,還應控制環境污染,由于大量有毒廢物進入環境,超越了生態系統和生物圈的降解和自凈能力,因而造成毒物積累,損害了人類與其他生物的生活環境。因此需要把農民職業教育與培訓的范圍擴展到生態農業。中國農業之所以成為落后的生產部分,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農業產業鏈不夠完善。隨著農業經濟的發展,中國農業已經進入產業鏈競爭的時代,注重農業產業鏈的延伸,增加農產品的附件價值代表著農業發展的未來。在農民知識擴展中,注重農業產業發展也是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手段。
(三)注重實踐,創新農民素質培養方式
注重理論聯系實踐,做到工作措施到村、上下聯動到戶、良種良法到田、技術要領到人,確保農民知識培養的質量及實用性。另外,現階段除集中教育之外還可以利用入戶指導,資料發放,手機短信,遠程教育等渠道提高農民素質培養的可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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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我國“三農”問題根本原因的認識
1.1 農民問題的根本原因
農民問題的根本實質是人的問題，是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者的問題。而從事農業的勞動者表現在現實表現中最明顯的是素質問題。
1.2 農村問題的根本原因
農村問題主要反映的是農業的生產要素問題，而農業的生產要素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方面，我們目前不是缺乏生產要素，問題的實質：一是我們沒有完全注意到傳統農業是傳統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在生產要素中的配置，是低層次的配置，缺乏有效的升級與改進。二是我國農村生產要素的多樣性差異。如土地資源既有耕地，又有林地；既有水面灘涂，又有草場、牧場。使用方式和管理方式各不相同，這就決定了無論是傳統農業還是現代農業，無論是生產力還是生產關系，在生產要素配置方式上的表現都不相同。三是農民賴以生存的農業資源由于受所有權制度的束縛不能轉化為積極的生產要素進入生產活動之中。
1.3 農業問題的根本原因
農業問題要從農業部門的生產活動中來找。由于我們獨有的國家主導產業的組織管理形式，農業問題也必然反映在國家的行政行為上
2 關于城鄉二元結構的實質。
我們談“三農”就說城鄉二元結構。我們認為，“三農”問題就是城鄉二元結構問題，解決了城鄉二元結構問題也就解決了“三農”問題。這其實是一個誤解，城鄉二元結構理論的產生是沒有看到農業的產業鏈本質，是沒有看到在產業鏈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演化規律，沒有看到生產要素在產業鏈配置上的具體方式。
城鄉二元結構理論最早由英國經濟學家劉易斯1954年在《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一文提出。他認為，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會呈現二元經濟結構并存的特征，而且這一理論具有普遍性，被認為是研究發展中國經濟轉型的基石。不過在劉易斯所界定的二元經濟結構的模式中，是把整個經濟劃分為農村的傳統經濟部門和城市的現代經濟部門，并且兩個部門的勞動力供給和平均工資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存在著巨大差異，這種設定的前提情況并不完全符合當前的現實，這就需要我們打破思維的束縛，勇于探索新的發展道路。
美國學者舒爾茨在其《改造傳統農業》一文中為我們指出了另外一條不同的道路。舒爾茨的《改造傳統農業》核心是農業同樣可以成為經濟增長點的亮點，關鍵是打破農業本身的封閉體系，使農業能夠得到新的、現代農業的生產要素或生產技術。他用收入流價格理論解釋了傳統農業停滯落后、不能成為經濟增長源泉的原因。
要看到在我國，農業發展所需要的生產要素多數地方仍停留在傳統農業的方式上，它的現代性方式沒有表現出來。因此，我們的出路就是發揮我國對國家管理的主導性優勢，改造傳統農業。
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理論中，當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相適應的時候，生產力能夠較快地發展，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都能得到提高，社會將在安定的狀態下發展。這里就體現為生產關系必須適應生產力，也就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
西方的經濟學家雖然沒有采用這個理論來解釋傳統農業和現代農業，但其分析得出的要素顯而易見地表現為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統一論。經過理解，我們不難得出結論，“三農”問題的實質是生產關系與生產力水平發展的不均衡所產生的矛盾，而不是城鄉二元結構。而解決“三農”就是要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方面入手，生產力為本，大力發展生產力，以生產力為中心調整建立新型的生產關系，也就是改造傳統農業，建立現代農業。
3 現代農業與傳統農業的區別
3.1 傳統農業的標志
我們目前對傳統農業的定義是在自然經濟條件下。采用人力、畜力、手工工具、鐵器等為主的手工勞動方式，靠世代積累下來的傳統經驗發展，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居主導地位的農業。是采用歷史上沿襲下來的耕作方法和農業技術的農業。傳統農業具有低能耗、低污染等特征，在當今時代依然發揮重要作用。這個定義沒有看到問題的實質，它僅僅表述了生產力的內容，是沒有從事物發展的兩個角度來判定問題，傳統農業的特征不僅僅是表現在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上，還表現在與之同步的生產關系上。如對農業人力資源的投入，農業生產要素的低層次配置方式，傳統的農業生產組織形式等。
3.2 現代農業的標志
我們目前對現代農業（modern agriculture）的理解是相對于傳統農業而言的，被普遍接受的定義，是廣泛應用現代科學技術、現代工業提供的生產資料和科學管理方法進行的的社會化農業。在按農業生產力性質和水平劃分的農業發展史上，屬于農業的最新階段。其基本特征，現代農業是由一整套建立在現代自然科學基礎上的農業科學技術的形成和推廣，使農業生產技術由經驗轉向科學應用，如在植物學、動物學、遺傳學、物理學、化學等科學發展的基礎上，育種、栽培、飼養、土壤改良、植保畜保等農業科學技術迅速提高和廣泛應用。筆者認為這種認識是也一種片面的認識，它過多強調了生產力要素對農業發展起到的作用，而沒有看到農業的本質是產業鏈經濟形式，忽視了生產要素的多樣性帶來的農業產業的多樣性，以及新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共同作用于農業的結果。因此，有必要重新定義現代農業。筆者見，所謂現代農業，就是按照現代農業產業鏈運行規律的要求，采用現代生產技術并調整與之匹配的新型生產關系，達到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重新配置并實施的農業體系。就是說，我們不僅要采用現代的生產力技術，將最先進的應用知識轉化成新的、優越的生產要素，更要在著眼于市場的前提下對現代生產關系進行農業產業的一體化設計，讓新型的農業組織管理形式、農業技術推廣形式、所有權制度、金融體系、農業調控體系、社會服務配套功能體系的組織形式作用于生產力的發展需求，最終實現農業的現代化。
4 我們現在要做什么
4.1 建立現代農業首先建好農業產業鏈
行業的發展必須從行業的本質入手，農業的本質是產業鏈，做好了產業鏈這篇文章，也就找對了對農業現代化改造的入手點，也就解決了農業的現代化問題，也就解決了“三農”問題。從農業生產活動上看，農業產業鏈要從農業生產的產前、產中、產后來分析。大致上講，農業的產前環節主要是農業生產的組織準備。包括農資、農機供應準備，人力準備及分工、信息采集及分析、技術采用、生產方案建立及評估。農業的產中環節主要有：生產行為的實施、管理，人員對技術的應用及分工協作，信息及物資供應的調整。產后環節主要有：農產品采集、收儲、加工、運輸及銷售。傳統的說法叫產、供、銷一條龍，理解的稍粗糙一點，其實在操作時要抓住重點要素。對于現代農業，在產業鏈的反映上要素主要有：生產前的組織活動（信息、決策、技術、人員、物資），有效的組織形式（農業生產組織機構），農業生產活動，農產品加工、收購、儲運，農產品交易（銷售）。
4.2 建立現代農業要抓住影響現代農業發展的核心要素
4.2.1 建立現代農業，新的生產要素配置是核心
在生產要素，特別是在圍繞著農業產業鏈的生產要素配置上我們是有成型經驗的。如我們在國有農場的改革上，新型管理體制與新農業技術的應用結合在一起，產生了很好的經濟效益。這里應注意的是，在以往的工作中，我們在生產要素的配置上關注生產力的因素居多，如對新的應用知識的采用和推廣，并形成新的、優越的的農業要素，相對來說對生產關系的研究就少了一些，而現代農業在改造過程中，產業鏈的要求恰恰是對新型生產關系中做為生產要素的充實與調整，主要有：農業生產組織形式，金融手段的使用，信息體系的建立與應用，產業政策的制定與落實，所有權制度，人力資源的投入與使用等，發現并使用好這些要素，并把這些要素配置到位以后，才能真正使生產關系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才使得做為生產力的新技術采用成為可能。
4.2.2 建立現代農業，引進和培育人才是根本
做為一個產業，其根本的支撐是做為產業運行主體，即農業組織及其核心的人員。我們目前很多支撐農業的人才并是不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包括技術人員，也由于產業的特點，我們的人才多數集中在城市，這使得農業的組織形式和人才的達不到農業生產要素重新配置的需要，也可以說，用人來解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從人才需求上講，能做好農業工作的并不一定是農民。因此，建立人才的流動機制，人才的培養機制勢在必行，引進人才，吸引人才，讓一批優秀的企業家進入到農業領域是改造傳統農業的當務之急。附注一點的是，企業家不是管理者，真正的企業家是能夠在生產要素的有效配置上有創新能力的人才。
4.2.3 建立現代農業，建立新型的組織體系是關鍵
這是現代農業的運行特征，是對生產要素的科學性、均衡性使用的必然選擇。一是從區域劃分上建立農業協會。主要負責本地各種生產信息的收集、分類與整理，市場研判，應用知識的選擇與推廣，生產行為的決策指導，協調與政府的關系等。二是建立農業合作社。作為最基本的生產單位，作用主要是在農業協會的指導下，對本社農業生產要素進行合理的配置，把握市場趨勢，規避市場風險，利于農業生產活動減少成本，利于農業增收。主要工作是：生產行為最終統一決策權，信息資料的使用，勞動技能的采用、分工與使用分配，生產資料的選擇與成本控制，生產行動的組織等。
4.2.4 建立現代農業，農民增收是動力
建立現代農業政府要采取行政指令與利益引導相結合的方式。實踐證明，政府指令性的行為多數不成功，或者失敗。農民最關注的是自身的利益，農業收入的增加就意味著所有生產要素的整合向著良性的方向發展，反之，農業生產不增加收入，農民的積極性就會受到損傷，任何模式對農民不說都沒有積極性。因此，建立現代農業，也要考慮到農民這個群體的特點，要用行政指令與利益相誘的方式，讓農民實實在在的增收，開局見效方能推而廣之。
4.2.5 建立現代農業不能忽視農民的財產性收入
一是不能農產品的價格一波動，我們就利用行政手段去干預物價，要看到物價變化的實質，“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農產品的限價是以犧牲農民的利益為前提的，我們為什么不去對流通環節去限價呢？農產品的限價誰又是受益者呢？二是農民的固定資產，由于城鄉產權制度的差異，市場價格形成巨大差別，差別形成了農民財產收益的相對減收。
[關鍵詞]農業環境污染；經濟制度安排；農業綠色補貼
[中圖分類號]F3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670(2007)04―0069―05
我國正處于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化時期，農業生產的現代化程度不斷提高，農產品的種類和數量不斷豐富，但另一方面，農藥、化肥、地膜等現代農業生產資料的使用，以及某些不合理的農業生產方式，不可避免地產生了許多環境污染問題。而農業作為基礎產業，對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起著根本性的基礎作用，因此，針對農業環境污染問題進行研究，對我國的農業健康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農業環境污染問題的經濟學解釋
經濟學家對環境問題的分析，歸納起來主要有三種理論，即環境庫茲涅茨理論、產權理論和外部性理論。現分別運用這三種理論對農業環境污染問題進行分析。
(一)農業環境問題的庫茲涅茨曲線分析
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含義是，在經濟增長、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演進的過程中，資源與環境問題先出現逐步惡化的特征，然后再逐漸減少直至消失。具體來說，在經濟發展的初期，工業生產規模較小，環境污染問題較輕。在經濟高速成長時期，投資和消費基金的增加抑制了環境治理，環境迅速惡化期。當經濟發展到了一個較高水平時，環境退化的勢頭得到遏制，并開始逐步好轉。見圖1：
需要強調的是，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之間的關系并非一定表現為從互競互斥到互補互適。從圖l可以看出，環境惡化被控制在環境不可逆閥值內，如圖中的曲線c，經濟增長與環境問題之間才表現為“倒U”型曲線關系，若環境惡化超越環境不可逆閥值，如圖中的曲線C'，這種“倒U”型曲線就不存在了。雖然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只是一個假定，是對某些國家環境變化的反映和描述，但它已被一些國家的經驗統計數據證實。
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理論同樣也適用于農業發展中。和工業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農業生產發展過程也經歷三個階段，依次經過傳統農業生產――現代化農業生產――清潔農業生產階段。在農業發展的初期，由于農業生產采用原始的耕作方法，農業生產規模較小，低投入、低產出，施用化肥、農藥等較少，畜牧業排放的廢棄物較少，因而環境退化較為緩慢。在經濟高速成長時期，隨著工業的快速發展，特別是農用品的大量生產，促使農業生產者為追求農產品產量濫用化肥、農藥、地膜等破壞農業環境的非理性的行為加劇。同時由于經濟的技術水平較低，粗放型的農業增長方式使農業生產的產污系數較高，投資和消費基金的增加抑制了環境治理，這一時期是農業環境迅速惡化期。當經濟發展到了一個較高水平時，公眾的物質生活質量已到了相當高的水平，人們對農產品質量有了較大要求，對農產品的消費己由數量的滿足轉向質量的提高階段。農業的清潔生產對污染及其控制方而能夠起到重要作用，并且政府通過發展蓄積起來的經濟實力開始轉向環境整治和國土整治，使農業環境退化的勢頭得到遏制，并開始逐步好轉。當然，環境污染問題應被控制在環境不可逆閥值內。目前，發達國家的農業環境污染已經趨于下降，發展中國家的農業污染仍在上升，與六七十年代相比，環境質量趨于惡化，新興工業化國家的農業環境污染狀況正處于轉折階段。我國正處于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化時期，農業環境污染問題日趨嚴重。
(二)農業環境產權失靈
用產權方式解決環境問題最早是由科斯(Coase，1960)提出的。科斯認為，如果交易成本為零，只要產權明確，則無論最初產權是如何分配的，通過交易總能達到帕累托最優，外部性也就可以消除。根據這個定理，現實中的資源與環境問題大多不是市場缺陷造成的，而是產權界定不清的結果。由于缺乏排他性的產權安排，所有相關的人都有監督的責任，但監督的成本往往獨自承擔，監督的效果卻由大家共享，導致“搭便車”行為。實踐證明，產權界定清晰，環境利用與保護也就越好。
目前，我國的農業環境產權失靈十分普遍，這是因為：(1)由于技術等方面的原因，農業環境的范圍不易確定，其產權邊界也難以確定或確定成本較高。(2)目前農業環境產權還沒有從農村土地使用權中獨立出來，仍然依附于農村土地使用權，因此造成農業環境產權的所有者過多而難以確定單個農業生產者的權利。(3)由于交易費用的存在，農業環境污染者和受損者資本和技術上的差異甚至行政力量的傾斜，使農業環境污染者和受損者所采取的戰略是非對稱的。(4)產權的明確性和排他性要求對侵權行為能夠進行懲罰和賠償，然而農業環境污染造成的損失與賠償往往是非等價的。(5)有效的產權制度安排應該隨客觀條件(人們的偏好、技術條件、相對價格等)的變化而變化，然而有限理性的經濟人不可能具有完全信息及時地做出相應的制度變化，這會使原本有效的產權安排缺乏效率。(6)有限的認識能力及對農業環境產權預期的不確定性也會使人們出現非理。
(三)農業環境問題的外部性
外部性概念是由馬歇爾于1910年提出的，他認為，在正常的經濟活動中，對任何稀缺資源的消耗都取決于供給關系的對比，而環境問題正是這種正常經濟活動中出現的一種失調現象，由此提出了“外部不經濟性”這一重要概念。馬歇爾的學生，福利經濟學創始人庇古發現，在商品生產過程中存在著社會成本與私人成本的不一致，兩者之間的差距就構成了外部性。所謂“外部”是相對于市場體系而言的，是指在價格體系中未得到體現的那部分經濟活動的副產品或副作用。這些副產品或副作用可能是有益的，成為正外部性，但在現實生活中，大多數外部性是有害的，成為負外部性。
農業環境問題中的外部性表現在：一方面農業環境污染具有很強的負外部性，另一方面農業環境保護卻具有很強的正外部性。由于負外部性的存在，使農業生產經營者按利潤最大化原則(私人邊際成本=私人邊際收益)確定的產量與按社會福利最大化原則(社會邊際成本＝社會邊際收益)確定的產量嚴重偏離。這種偏離導致了農業環境過度利用，農業污染過度產生，有污染的低質量的農產品過度生產；另一方面，農業環境保護是一種為社會提供集體利益的公共物品或勞務，這種物品或勞務一旦被生產出來，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被排除在享受它帶來的利益之外，因此，它是正外部性很強的公共物品，純粹的個人主義機制使得農業生產經營者不會主動
為它付費，造成了農業環境保護這種公共物品的生產嚴重不足，有時甚至會出現供給為零的局面。
外部性與產權有一定聯系，產權界定有助于某些外部性問題的解決，但有些外部性又決非產權界定就能奏效。將外部性問題寓于內部性問題中，則可以最大限度地調動每一個人的積極性，而且可以能夠充分利用市場機制的作用，是比較理想的解決外部性問題的辦法，這就需要發揮政府的作用，通過一系列制度安排，把外部性成本內部化。
二、農業環境污染治理的經濟制度安排
環境問題的外部性和環境資源的公共產品屬性決定了解決環境問題不能單靠市場機制，因為市場機制的本質是經濟行為主體受利益驅動而實現的調節，它是以承認各經濟行為主體的局部利益為出發點，很難統觀全局，自動地反映社會需求的長期變動趨勢，不能使經濟行為主體主動地根據環境和社會效益來安排自己的活動。所以治理環境污染需要政府實施必要的干預。
(一)排污收費
“排污收費”是按“污染者付費”原則，將環境污染的外部成本內部化，激勵排污者治理污染，保護環境資源的一項經濟制度安排。理論上，每一污染物的邊際損害費用等于邊際治理費用所對應的收費標準為最優收費標準，是實現全部社會費用(污染損害費用與治理污染費用)最小化的收費標準。按照最優收費標準征收的費用總額可分解成兩部分，一部分是污染物造成的污染損害補償費，另一部分是環境資源的使用費，因此，可以定量體現“污染者付費”和“環境資源有價”的原則。但由于很難將污染造成的損害精確計量和貨幣化，所以很難確定最優收費標準。
(二)開征環境稅
環境稅是國家為了環境與資源而憑借其權力對一切開發、利用環境資源的單位和個人，按照其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的程度或污染、破壞環境資源的程度征收的一種稅。環境稅的主要功能是調節人們開發、利用、破壞或污染環境資源的程度。如對污染性產品征稅，可以將污染性產品的外部社會成本“內部化”，利用價格機制，淘汰污染性產品，推廣使用無污染性的綠色產品。環境稅的經濟特征是，只要商品有一定的需求價格彈性，稅收的價格效應對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經濟利益都會有影響，也就是說，征稅使污染性產品價格升高后，一方面可讓消費者承擔其消費過程中對環境造成污染的外部性；另一方面，價格升高，需求越少，生產者收益下降，通過需求變動，讓生產者對其產品在消費過程中造成的環境污染承擔連帶經濟責任，利用利益動力機制有效地調節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污染行為。
(三)污染削減補貼
污染削減補貼的原理和環境稅一樣，既然生產者不愿從事環境保護的主要原因是私人收益低于社會收益，那么借助于補貼手段，對參與環境保護的生產者給予適當的補貼，使它們的私人收益和社會收益一致，可以把社會所需而市場機制又無能為力的，環境保護活動誘發出來。補貼的對象主要是具有正外部效應的行為，但也包括一些旨在消除或減少負外部性的活動。補貼形式主要有贈款、軟貸款、價格(或實物)補貼、稅收減免四種形式。
(四)排污權交易
戴爾斯(Dales)在其1968年出版的《污染、財富和價格》一書中，首次提出了污染權的概念，他認為可以像股票一樣，將污染權出售給出價最高者，出售的主體是作為全社會和環境所有者代表的國家，污染權也可以在擁有污染權的生產者間彼此交換。排污權交易是將環境資源視為商品，運用市場機制對污染物進行控制的一種選擇方法。排污權交易的運作首先要由政府管理部門以環境質量目標為基本依據，確定某一區域內各種污染物的允許排污負荷總量，進行初始分配，即建立排污許可證制度，然后允許排放量在各污染者之間進行必要的交易。由此可見，排污權交易是在某個特定區域內，在污染物總量控制下，按照區域內實際技術經濟條件，運用市場機制控制區域內各個污染源的排放水平和削減水平。這種經濟手段具有克服法規標準局限性的巨大潛力，其核心就是刺激排污者在其自身經濟利益和環境保護目標間進行權衡。
三、農業環境治理中農業綠色補貼手段的效應分析
(一)農業綠色補貼是我國現階段解決農業污染問題的理性選擇
理論上講，農業環境污染當然可以采取征稅(或征排污費)、排污權交易等方式解決，但是農業環境污染有其特點：一是污染隱蔽性強。隱性污染源大大超過顯性污染源。二是技術操作困難。政府難以制訂一套以技術檢驗為基礎的條例用于指導帶普遍性的農業環保實踐。由于從事農業的地區，其氣候、土壤、水文、地形以及地貌等存在有很大的不同，這就必然使各種農業活動產生很大的差異，這種不確定性和多變性給立法部門和執法部門均帶來了無法操作的困難。三是我國農業生產科技含量較低。農業粗放型的生產方式普遍存在，農民收入較低，農民承擔污染稅或排污費的能力較弱。農業污染的這些特點不太適合采用通常的治理污染方式，而更加適合采用農業綠色補貼的方式進行。
農業綠色補貼是指國家按照環保標準來核定補貼數額的農業補貼。長期以來，我國對農業實行多種補貼，極大地促進了農業的發展，但是我國的農業補貼大多沒有和環境保護掛鉤，有的甚至起反作用。如對特定化肥農藥的補貼有助于鼓勵農民選擇高產作物品種，卻對土壤和水資源有長期不良影響。因此，轉變農業補貼的補貼方式，實行“農業綠色補貼”是解決農業污染問題的理性選擇。
(二)農業綠色補貼的實施
在一些有條件的地區對一些農作物實行農藥、化肥限額使用政策，政府在“綠箱政策”范圍內給予生產者適當的經濟補償對因限額使用農藥、化肥造成的農業產出減少。將農業的支持與環境保護進行捆綁，逐步將農業補貼轉化為農業污染補貼。首先，對實行農業綠色補貼進行評估。在實行綠色補貼政策之前，財政部聯合農業部要對綠色補貼代替以前的農業補貼作有關方面的評估，如對補貼流向、補貼收入風險、財政補貼數量、對農民環保行動的影響、污染情況、納稅人負擔情況進行系統地評估。其次，設置一些強制性條件，要求受補貼農民必需自覺地檢查他們的環保行為，定期對自己的農場所屬區域的野生資源、森林、植被進行情況調查。同時還要對土壤、水質、空氣進行檢驗和測試，限期向有關部門提交報告。政府再根據農民的環境保護實際核查情況，以此來決定對農民是否給與補貼、以及補貼的多少。再次，對表現出色的農戶，除提供“綠色補貼”外，還可暫時性減免農業的有關稅費，以資鼓勵。
(三)農業綠色補貼的經濟效應分析
1.農業綠色補貼的實施效應
和傳統農業補貼相比，綠色農業補貼可以調節農業生產的外部效應，使農業生產所產生的污染這一外部負效應得以內在化，一定程度上使農業生產的成本與收益能接近相應的社會成本與收益，有效地解決以往大量存在的農田結合部的土地污染問
題。同時，可以兼顧公平與效率，克服單純以條例對農業進行環保管理的缺陷，使農民能在市場的作用力下自發保護耕地，提高農民的勞動積極性。見表1。
2.農業綠色補貼的模型分析
本文區分了兩種不同的農業綠色補貼手段，運用現代經濟學方法建立起不同的補貼模型，并進行具體的效應分析。
(1)補貼模型(Ⅰ)――對農業生產產生正外部性者給予補貼 農業綠色補貼可以促進農業生產者采取保持農業生態環境的措施，如農業生產者為了保持良好的生態環境而退耕還林、還草等行為。見圖2。
圖2中P表示市場價格，Q表示行業的產量，q表示個體農業生產者的產量，MR、MC分別表示邊際收益與邊際成本，PMR、SMR、PMC、SMC分別表示私人邊際收益、社會邊際收益、私人邊際成本、社會邊際成本，XR表示外部收益。
在圖2(b)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農業生產者會把產量定在q0處(按PMR＝PMC的原則)，而社會最優的產量應在q1處(SMR＝SMC的原則)。如果不采取補貼手段，這個農業生產者就沒有動力把產量擴大到q1。現假定政府向個體農業生產者支付XR數量的補貼，生產者就會將產量由q0擴大到q1。產量的擴大使整個行業的供給增加，圖2(a)中的供給曲線由原來的S0移向S1，均衡價格由P0下降為P1均衡數量由
這就是說，政府提供補貼后，刺激個體農業生產者擴大產量，讓更多的資源從其它用途中轉移過來，用來增加這種產品的生產。
(2)補貼模型(Ⅱ)――對負外部性減少者給予補貼
補貼模型(Ⅱ)是指通過補貼手段刺激農業生產者減少具有負外部性產品的產出。有人把這種采取一定措施去降低未來的污染補貼稱之為政府向污染者“行賄”。它是政府為了促使生產者減少污染物的排放，以補貼的形式補助農業生產者。如對減少化肥、農藥等的使用的農業生產者給予補貼。見圖3。
圖中的符號說明與圖2一樣，MDC表示邊際損害成本。在未補貼的情況下，農業生產者會按PMC＝PMR的原則確定其私人最優產量(q0)，而按社會最優應為q1，(q0－q1，)就是由于邊際損害成本MDC的存在而導致的有污染的產品的過度產出。如果采用補貼手段，政府給個體農業生產者的補貼額也就是單位產品的(q0－q1)部分。由于補貼的存在，使有污染的農業生產者在產出為q1時的利潤與在沒有補貼時產出為q0時的利潤一樣，因此，補貼手段能激勵有污染的產出的減少。
(四)建立農業綠色補貼體系，全方位治理農業污染
1.完善環境立法。借鑒國際上成功的控制有機肥、化肥和農藥面源污染的法規，由國務院制訂法規。同時，建立國家清潔生產的技術規范，擬定新的化肥和農藥管理法律法規，鼓勵能夠減少面源污染的化肥和有機肥的生產和使用，建立我國有機廢棄物排放的法規，有效控制城鎮的污水排放和規模化養殖場牲畜糞尿的排放。
2.在實施農業綠色補貼的同時，加強對農民的環境保護教育，以逐步提高農民的環保意識，形成相應的行為規范。加強宣傳，提高公眾環境意識。通過科普和大眾媒體，加強教育和培訓，提高全民對農業立體污染的認識和自覺參與防治污染的意識，鼓勵企業和農民采取環境友好技術，在適當的時候制定相應的法規，以實現減少立體污染和促進農業、農村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
關鍵詞：農業補貼；農業保險；動因；供給
中圖分類號：F81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5年8月3日
農業生產活動面臨著種類繁多、頻率極高的自然風險，而我國目前的土地制度改革仍不完善，大量土地仍然分散的由單個家庭進行經營。而單個農戶根本沒有能力抵御自然災害帶來的風險和損失，而種植業和畜牧業又是農戶們賴以生存的收入來源，所以為了穩定農業生產活動、保障農民生活穩定，必須不斷發展農業保險。
自從20世紀80年代我國開始恢復農業保險的業務以來，各大保險公司都認為我國的農業保險具有巨大的市場和龐大的利潤，紛紛踏足農業保險產品開發設計。可實際上，農業保險發展到90年代中期，各個保險公司發現它們不僅沒有在農業保險領域獲得巨大的利潤，反而虧損嚴重。緊接著，各大商業保險公司紛紛選擇了退出農業保險的經營開發，農業保險的業務量和險種急劇下降。我們農業保險遇到的困境和我國農業保險缺乏政府的財政支持具有直接的關系，那時我國既沒有相應的農業保險立法支持，也缺乏政策性農業保險組織的引導和管理。21世紀以來，我國政府不斷加大對農業保險的補貼，引導保險公司對農業產品進行設計開發，我國的農業保險得到了極大的發展。本文即是針對農業保險的財政補貼問題進行研究探討，希望梳理財政補貼的作用和功能，為農業保險的可持續發展做出貢獻。
一、農業保險概述
一般意義上，我們認為農業保險是針對農業生產的保險業務，即由保險公司生產相應的保險產品供農業生產經營者進行風險分攤，建立農業保險基金，對被保險人在農業生產活動中遭受的損失給予約定范圍內的經濟補償的一種方式。這一認知是把農業保險歸入了商業保險的內涵中，而首都經貿大學的庹國柱教授則認為：“農業保險實際上并不是商業保險品種，而是政策性保險。農業保險不應該也不可能包攬農村的一切風險，應該和商業保險、社會保障、政府救災等措施一起發揮對農村居民的保障作用”。農業保險在實質上應該是不以盈利為目的的，是政府對農業風險的一種保障措施，是政府對農業的凈投入，為了支持農業持續健康發展的政策工具。
農業保險在保障農業生產穩定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首先，農業保險可以提升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農業生產的最大特點就是受自然條件限制比較明顯，自然條件直接決定了農業生產的成果大小，影響著社會的穩定和農業再生產的進行。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就在于通過建立保險基金，以保險的形式抵御自然災害帶來的不穩定性，提高農業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其次，農業保險可以保證農民收入來源的穩定性。廣大農民可以通過購買保險將農業生產的風險轉嫁給保險人，從而使自己免受農業自身風險巨大的影響；最后，農業保險可以保障農村金融體系高效穩定的發展。農業生產過程中的很多資金是由農業銀行或者農村信用合作社提供的，如果農業受到自然災害的影響，這些金融機構將面臨巨大的風險。如果農戶購買了保險，當農民遭受經濟損失時，資金將由保險公司進行補償，這樣可以保證農村金融機構運行的穩定性。
二、財政補貼農業保險經濟學分析
農業產品具有準公共產品的特征，包括了很大的外部效應和一定的非排他性。從農業保險的作用上看，農業保險是利益外溢的，其表現的實質便是“保險的社會管理功能”。農業是一國經濟之根本，只有通過農業保險保障農業生產的順利、穩定的運轉，才能過保證農業再生產過程的順利進行和國民經濟的穩定。所以，農業保險雖然僅僅面向的是農業生產，但影響的卻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所以認為它具有利益外溢特征的準公共產品。從農業保障的角度看，農業保險具有非排他性。雖然，從購買保險的直接層面上看，保險購買行為是排他的，只有投保者可以享受保險賠付的權利。但由于農業生產的特殊性，保險公司經常為了降低農業風險而采取措施，例如人工降雨、人工消雹等行為，都直接給其他農戶帶來了利益。因此，農業保險是準公共產品，在實踐中應該定位為政策性保險，需要政府的財政支持。
三、我國農業保險補貼的必要性
在我國目前的農業發展模式下，政府通過財政補貼農業保險，支持其發展是十分有必要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1、只有通過財政補貼，才可以保證農業保險的有效需求。由于農業保險是以商業保險的形式運行的，在某一區域必須施行統一標準的保險費率，而農戶是自愿決定是否購買農業保險的。由于逆選擇的存在，低風險的農戶將減少購買保險，而高風險的農戶將增加保險購買，這便加大了保險公司的補償，減少了盈利甚至處于虧損狀態。為此，保險公司會提高保險費率，這將進一步降低農業保險的消費，保險風險將無法得到有效的分攤。只有財政補貼農業保險，才可以保證農業保險的有效需求。
2、農業保險的準公共產品特性決定了其發展需要政府的財政支持。市場機制的理論和實踐都可以證明：市場機制無法有效地提供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農業保險的準公共產品性質決定了它需要政府的干預，因為農業保險自身利潤較低導致保險公司缺乏足夠的動力去發展、開發農業保險。
3、只有對保險進行財政補貼，才可以保障農業保險市場機制的高效運行。農業保險是具有正外部性的產品，其帶來的社會效益遠遠大于經營農業保險本身帶來的經濟收益。不論是保險的需求還是供給都具有雙重的正外部性，如果沒有政府的干預，農業保險的需求者和供給者的成本和利益無法得到協調，將會造成市場運行的效率下降。
4、農業保險補貼是完善我國農業支持體系的必然選擇。我國政府為了保障農業生產的高效運轉，對農業生產活動進行多種形式的補償。但由于我國特殊的農業模式，單個農戶獲得的直接補貼是很少的，很難對農業生產起到太大的促進或者保障作用。反而通過很少的保費補貼，就可以活躍保險的消費和供給市場，很有力地加強了農業生產活動的保障。從國際經驗也可以發現，農業保險已經成為了非價格保護農業的工具之一，WTO也明確要求各國政府需要在財政上參與農業保險來支持本國農業的發展。
四、我國農業保險補貼政策建議
為了我國農業保險更好更快的發展，必須有政府財政介入，進行多形式、全面的補貼。從實際情況看，我國的農業保險補貼政策是農業發展的基礎，對農業風險管理體系的建立具有重要意義。只有完善農業保險補貼機制，更好地發揮政府在農業保險發展中的引導作用，才能更好地促進我國農業發展。
1、加快農業保險補貼政策立法措施。借鑒外國成熟的農業保險市場的發展經驗，我們可以發現農業保險財政補貼的立法工作是前提，只有對我國農業保險的經營主體、管理機構、補貼形式等進行明確的規定，才能更好地發展農業保險。政府通過制定國家法律《農業保險法》，以具體的法律形式確定農業保險補貼的合法性和規范性，才能建立一個高效的農業保險體系。
2、開發、設計多種農業保險補貼形式。農業保險的政策性主要體現在政府對其發展的支持力度，可以通過撥付財政專項資金、稅收減免或其他稅收優惠實現。通過對國外成熟經驗的借鑒，我們發現農業保險的補貼形式包括對保險費進行補貼、對經營公司進行補貼、對保險公司和其他保險經營機構進行相關業務的稅收優惠等。我國農業保險的發展滯后，保險公司對農業保險開發的動力不足，只有通過對保險公司開發農業保險產品的業務進行補貼來解決。在農業保險市場日趨成熟、保險費率更加合理后，可以逐漸減少對其進行財政補貼的措施。
3、設立農業保險補貼管理機構和監督機構。通過成立專門的農業保險補貼的管理機構和監督機構，不僅可以更高效地進行補貼工作，還可以保證運作的合法性，有利于建立健全、高效的農業風險管理體系。由于農業模式的復雜性，只有通過建立專門的部門才有可能順利完成這項工作，降低道德風險或者逆選擇的出現。
主要參考文獻：
[1]蘇曉鵬，王兵.我國農業保險補貼相關問題及對策研究[J].河北金融，2010.7.
[2]王海青.我國農業保險補貼初探[J].山西財政稅務專科學校學報，2005.7.
農戶是農村經濟的主體，享有農村經濟資源的配置權利，其生產方式的先進與否直接關系到農業生產力的發展狀況。農戶兼業化作為農戶生產經營方式的一個重大變革，對農戶資源配置產生怎樣的影響，引起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還是降低；農戶兼業與農村勞動力、土地、資金等資源的配置效率之間究竟是正相關還是負相關關系，這成為國內外專家學者研究的熱點、焦點問題。而農戶兼業化對農業生產效率的影響是一個多因素交織、錯綜復雜的過程，為了更加全面、系統地剖析研究這一過程，本文利用2010年7月在山東省膠州市農村調研獲得的第一手數據資料，從微觀層面分析研究了農戶兼業對農業生產效率的影響。
二、文獻回顧
(一)國外文獻
國外最早從經濟學角度分析農戶經濟行為是否具有經濟理性的是俄國組織和生產學派代表人物恰亞諾夫。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他以俄國十月革命之前的小農為研究對象，提出“勞動——消費均衡理論”，認為家庭農場的經濟狀況主要隨家庭消費者與生產者比例的周期性變化而起落，農民的行為應用滿足消費需要和勞動辛苦程度的平衡狀況來衡量，而不能用單位生產成本和收益來衡量]，當農戶主觀感受的勞動辛苦程度與所增產品的消費滿足感達到平衡時，農戶停止進一步的勞動投人，農戶經濟活動量也就得以確定。所以，農戶的經濟活動主要是為了家庭生存，而不是追求最大的利潤。雖然恰亞諾夫在分析時沒有考慮到當時具體社會環境的約束，但他的研究為分析農戶兼業中的資源配置效率提供了有益啟示。在20世紀50年代之前，西方多數政府官員和經濟學者都認為，農民之所以貧窮，是因為他們既沒有經濟頭腦，又沒有管理知識，不能充分利用現有資源，如果派專家深入農村，把農民組織起來，幫助他們重新配置現有資源，那么效率就會大幅提高，產量也會增加。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西奧多•威廉•舒爾茨從分析傳統農業特征出發，提出與此針鋒相對的觀點。他認為，農民并不愚昧，他們精明能干，錙銖必較，時刻盤算著怎么以最小的投入獲得最大的產出，各種生產資源在他們手中都被配置得恰到好處，達到了最佳狀態，即使是學識淵博的專家也很難作出哪怕是一小點的改進。他支持和提倡農民在完成季節性農業生產后，把資源配置到適當的非農產業。
(二)國內文獻
不難看出，恰亞諾夫和舒爾茨的分析是建立在特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之下的，主要分析的是在農戶兼業程度不高條件下農戶對農業資源的配置行為與效率，具有一定的時代局限性。隨著農戶兼業日益深化，農戶生產經營方式發生重大變革，農戶對農業生產的整體資源配置效率也產生了相應的變化，對此國內學者進行了一系列有價值的研究與探索。主流觀點認為，農戶通過兼業彌補了農業勞動力就業不充分的缺陷，使農戶家庭資源在更大范圍內實現了優化配置，提高了家庭整體經濟效率，增加了農戶收入，但農戶兼業也使農業被不同程度的副業化，降低了農業資源配置的效率。如蔡基宏(2005)通過建立農戶模型，推導出在一定的市場條件下，土地產出率與農戶兼業程度存在著一種反向關系；陳曉紅(2006)認為農村存在的普遍兼業帶來了土地利用效率低下、農業被副業化等一系列問題，她對蘇州農戶所作的調查表明不同類型農戶單位農業用地所產生的純收益存在明顯差異，其中，純農戶與一兼農的畝均收益分別為2399元和2305元，二兼農為848元，非農戶則僅為603元；李明艷、陳利根、石曉平(2010)指出農民兼業促進了農村土地的流轉，改變了農戶投人的結構，但沒有明顯提高總的土地投入水平，這說明兼業有利于打破土地均分模式下資源配置的低效率，但沒有明顯改進農地利用的技術效率]。與這些觀點相對，向國成、韓邵鳳、梁流濤、曲福田、諸培新、馬凱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向國成、韓邵鳳(2005)基于分工的視角，運用超邊際經濟學理論對農戶兼業進行分析，認為農戶兼業的本質是家庭整體層面的專業多樣化和家庭成員個體層面的專業化統一化，推動了農民組織化進程并引致了迂回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小農經濟效率的提高和農民個體土地經營規模的擴大；梁流濤、曲福田、諸培新、馬凱等(2008)構建了農戶兼業對土地利用行為及其效率作用機理的分析框架，利用DEA方法分析不同兼業類型農戶的土地利用行為和土地利用效率的差異，研究結果表明一兼農戶的土地利用效率略大于純農戶，并且二者都遠遠大于二兼農戶，這說明農戶適當進行兼業經營有利于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以上所有學者的研究為進一步探索農戶兼業化對農業生產效率的影響及其作用方式打下了堅實基礎。但通過回顧這些文獻資料可以發現，盡管研究的角度與方法不盡相同，但都是基于一定時點的對農戶兼業與資源配置效率關系的靜態研究，沒有把農戶兼業的發展趨勢同與之相應的效率變化結合起來進行分析，而這也正是本文研究的出發點與突破口。
三、數據來源與說明
(一)調查地基本概況及選擇原因
山東省膠州市地處黃海之濱、膠州灣畔，1987年2月經國務院批準，在山東青島地區第一個撤縣設市，其總面積達1210平方公里，轄11個鎮、7個街道辦事處、811個行政村。膠州是全國糧食生產基地，油料作物百強縣(市)之一和山東省現代化農業試點縣(市)、全省農業機械化試點縣(市)之一。近年來，該市農業基礎地位不斷加強，糧食生產平穩增長，2010年糧食總產達46．7萬噸；蔬菜、畜牧、水產、花木四大特色農業發展迅速，“四個15萬畝”示范區建設扎實推進，成為全國無公害農產品生產基地示范縣(市)；農業標準化水平不斷提高，膠州大白菜、里岔黑豬等農業品牌效應明顯增強；全市規模以上農產品加工企業達380家，年出口創匯達3．9億美元；農村專業合作組織超過100個，有力推動了農業產業化進程；全市16個鎮辦建起了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服務中心，787個村莊建起了土地流轉服務站，有序引導土地流轉，促進規模經營；農機化水平達到85％，農田水利建設不斷增強，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穩步推進，并榮獲“山東省農業產業化先進市”稱號。山東省膠州市是一個極具代表性的農村社會單位，該地區人口密集，且大都生活在農村，其經濟情況與政治形態在地域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對這個地區的農戶經濟行為做調查研究，可以使人們對當代中國農村的社會經濟狀況有一個較全面的了解。同時，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探討農戶兼業對農業生產效率的影響，該地區農村地形地貌的一致性(普遍為平原)有效地控制了地形地貌變量對農業生產效率的影響，從而為保障研究的有效性奠定了基礎。此外，膠州農戶的經濟行為具有非同質性，不同鄉村甚至同一鄉村內部的農戶之間經濟行為存在差異，可以按照一定的標準把他們劃分為不同類型的農戶。正是這種差異的存在，滿足了研究的基本要求，為本文的理論研究和統計分析提供了保障。
(二)抽樣過程和樣本構成
本次實地調研的調查小組通過與膠州市政府部門有關人員的交流與討論，最終主要從經濟發達程度和代表性兩方面考慮，在膠州市現有的18個鄉鎮(街道)中選取了營海、膠北和李哥莊3個鎮的7個村作為調研對象。調查組共在7個村中走訪了160個農戶，后經處理，有效樣本為152個農戶，樣本有效率為94．9％。調研活動得到了膠州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保證了調研的順利完成。
四、調查結果及原因分析
(一)主要調查結果
1．農戶兼業狀況
本文主要按照農戶家庭成員各業勞動時間對農戶類型進行劃分：其中家庭成員勞動時問70％以上用于農業生產的農戶為純農戶；家庭成員勞動時間50％一70％用于農業生產的農戶為一兼戶；家庭成員勞動時間50％以上用于非農業的農戶為二兼戶；完全從事非農業的為非農戶。膠州農戶調研數據顯示，在被抽樣調查的152戶農戶中，純農戶為28戶，一兼農戶為26戶，二兼農戶為98戶。從總兼業率上來看，純農戶比例為18．4％，一兼戶比例為17．1％，二兼戶比例為64．5％(見表2)，兼業率水平已經達到81．6％；在構成上二兼農戶占主導地位，兼業水平已經相當高，這也印證了一些學者對東部沿海地區農戶兼業狀況的判斷。
2．農戶農業生產效率狀況
本文主要選取單位土地凈產值以及單位勞動凈產值這兩項指標對農業生產效率加以表征。，從單位土地凈產值這一生產率指標來看，純農戶的單位土地凈產值為1308．6元，一兼農戶為1435．3元，二兼農戶為1175．1元，純農戶的生產率水平低于一兼農戶，但高于二兼農戶；從單位勞動凈產值這一指標來看，純農戶的單位勞動凈產值為2684．2，一兼農戶為2407．5，二兼農戶為1639．7，純農戶生產率水平高于兼業農戶的生產率水平，其中一兼農戶的生產率又高于二兼農戶。通過單位土地凈產值及單位勞動凈產值的均值來看，純農戶略高于一兼農戶，但差別并不明顯，二兼農戶則大幅度的低于前兩者。可見在不同類型農戶之間，一兼農戶和純農戶的農業生產效率水平比較接近，但二兼農戶的農業生產效率水平明顯低于純農戶和一兼農戶，這與部分專家學者的研究結論相似。通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不同程度的農戶兼業對農業生產效率的影響是有區別的：一兼農戶的存在及在一定程度上的普及不會對農業生產效率造成顯著影響，而二兼農戶則會降低農業生產效率，如果其數量過多，會對農業生產造成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
(二)原因分析
通過對實地調研的分析可知，農戶兼業主要通過勞動力水平及利用狀況、耕地占有和利用狀況以及農用物資投入強度等途徑對農業生產效率產生影響：
1．勞動力水平及利用狀況
反映的是不同類型農戶勞動力資源的水平及利用狀況。對所有樣本農戶的調查結果顯示，在勞動力總數上兼業農戶多于純農戶，二兼農戶又多于一兼農戶。從勞動力的文化程度上來看，純農戶家庭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勞動力所占比重要明顯少于兼業農戶，在兼業農戶里一兼農戶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勞力所占比重又少于二兼農戶。由此可以看出，農戶兼業經營的可能性與勞動力平均的文化程度成正比。這種現象說明，文化程度較高的農民可以獲得相對較多的在外從事非農活動的機會，文化程度較低的農民由于非農就業機會少，只能在農村繼續從事農業經營，在農業增長日益依靠技術帶動的情況下這無疑制約著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J。從勞動力的平均年齡來看，純農戶最高，一兼農戶次之，二兼農戶最低，反映出從事農業生產勞動力的高齡化趨向，從長期來看，這種趨向勢必會對農業效率的提高產生不利的影響，必須加以關注。從勞動力資源利用結構來看，兼業戶勞動力在非農業與農業之間配置，而純農戶勞動力則全部進行農業生產。把一兼農戶和二兼農戶的情況進行比較不難發現，一兼農戶從事純農業生產的勞動力比重要高于二兼農戶。而在從事非農活動的勞動力中，無論是哪種類型的兼業農戶，常年外出打工或經商的勞動力比例都高于季節性在外務工勞動力比例，且二兼農戶外出勞力中常年從事非農職業的勞力比重明顯高于一兼農戶。這種勞動力利用結構，使兼業農戶尤其是二兼農戶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降低，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兼業農戶尤其是二兼農戶農業生產的低效率。
2．耕地占有及利用狀況
不同類型農戶在耕地占有及利用上存在一定差異，表5反映了這種情況。從耕地占有上來看，純農戶無論是耕地總面積數還是人均耕地面積數都要多于兼業農戶，在兼業農戶內部一兼農戶又多于二兼農戶。從耕地利用結構來看，一兼農戶和純農戶糧食作物種植面積要略小于經濟作物，并且一兼農戶經濟作物用地比例最大，但二兼農戶糧食作物的種植面積仍高于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造成這種狀況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種植經濟作物尤其是蔬菜、瓜果等的經濟效益要高于糧食作物，純農戶和一兼農戶可以通過增加其種植面積來增加收入，但同時種植這類經濟作物需要更加連續、細致的勞動投入(比如蔬菜種植需要經常澆水)，二兼農戶由于將主要的勞動資源配置于非農產業，放在主導地位的只能是相對易于管理的糧食作物的種植。對耕地利用狀況進行進一步考察發現，在各類農戶中耕地實際利用率最高的為純農戶，其拋荒的土地數量非常少；兼業農戶的耕地實際利用率低于純農戶，二兼農戶的拋荒土地面積又多于一兼農戶，比例接近10％。綜上所述，純農戶總體和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積相對較多，耕地利用結構以經濟作物為主，且土地拋荒面積少，耕地實際利用率最高；兼業農戶擁有的耕地面積相對較少，而且耕地實際利用率比較低，拋荒面積增加；在兼業農戶中，二兼農戶的耕地利用率又少于一兼農戶。由此可見，在兼業農戶尤其是二兼農戶廣泛存在，且土地流轉集中機制尚未建立與完善的情況下，耕地資源的非充分利用是一種必然存在的狀況。
3．農用物資投入狀況
膠州農戶調研數據顯示，在家庭農用固定資產(主要包括農用拖拉機、排灌機等各類型農業機械)投資方面，純農戶與兼業農戶的差別不大，純農戶家庭農用固定資產余額平均為3685．2元，一兼農戶為3814．9元，二兼農戶為2933．5元。純農戶和兼業農戶在糧食作物種植中普遍采用購買機械化服務的方式進行機播和機收，購買服務的比例在純農戶和兼業農戶中都超過了90％，純農戶和兼業農戶之間差別不大。在除草劑花費上，純農戶、一兼農戶和二兼農戶每畝費用分別為26．4元，24．1元和23．8元，差別很小。在良種采用率上，純農戶和兼業農戶良種采用比例都超過92％，相互之間差別也不大。另外在農業用水，農藥化肥的施用以及田間管理方面的主觀調查顯示，85％以上的純農戶和兼業農戶都能保證農業灌溉用水充足，農藥化肥施用充分以及田間管理及時，純農戶和兼業農戶之間的差別很小。可見，在農業物質投入方面純農戶要多于兼業農戶，但兩類農戶之間各項生產要素的投入差距并不明顯。因此，可以說農戶采用何種經營方式(專業經營或兼業經營)對農業物質投入的影響并不大。綜上所述，造成不同兼業程度農戶農業生產效率差別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在農戶勞動力資源及利用情況方面，雖然兼業農戶尤其二兼農戶勞動力受教育程度和素質較高，但由于其利用分散，且高素質勞動力就業時間安排以非農為主，造成二兼農戶農業生產效率低下。同時，純農戶和一兼農戶農業勞動力較低的文化素質和老齡化趨勢，制約著農業生產效率的進一步提高。其次，在農戶耕地占有及利用情況方面，純農戶總體和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積相對較多，耕地利用結構以經濟作物為主，且耕地實際利用率最高，土地拋荒面積少；兼業農戶擁有的耕地面積相對較少，并且耕地實際利用率低于純農戶，拋荒面積增加，在兼業農戶中，二兼農戶的耕地利用率又少于一兼農戶。這種耕地占有及利用的情況表明純農戶和一兼農戶具有較高的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他們愿意投入更加細致的勞動和更多的精力，從而具有較高的農業生產效率。第三，在農用物資投入方面，家庭中農用固定資產投資純農戶和一兼農戶要高于二兼農戶，但其余各項可變生產要素的投入在兩類農戶之間的差距并不大，可見我國總體上小規模的農業經營還沒有完全激發出農戶農業生產投入的積極性，農業生產效率進一步提升的空間較大。
五、主要結論及相關建議
(一)主要結論
本文以山東省膠州市為例，在調查問卷的基礎上，分析了農戶兼業對農業生產效率的影響，具體結論包括：第一，不同程度的農戶兼業對農業生產效率的影響是有區別的，一兼農戶和純農戶在農業生產效率上的差別并不顯著，可見一兼農戶的存在及在一定程度上的普及不會對農業生產效率造成顯著影響；而二兼農戶的農業生產效率顯著低于一兼農戶和純農戶，因此二兼農戶比例的繼續上升，會對農業生產造成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第二，不同兼業程度農戶在農業生產效率上的差別主要是由勞動力資源水平及利用狀況、耕地占有及利用狀況、農用物資投入強度的差異造成的，在這個過程中，三種主要作用因素并非獨自發揮作用，而是相互交織、相互影響，共同促成農戶兼業對農業生產效率的作用模式。具體來說，純農戶和一兼農戶以農為主，把農業作為家庭從事的主要行業，對農業生產積極陛較高，傾向于把勞動力配置于農業，土地的利用率較高；通過擴大經營面積以增加收入，農用固定資產投入較高；二兼戶以非農產業為主，傾向于把勞動力配置于農外產業，對擴大農業經營面積缺乏積極性，土地利用率下降，農業主要物質投入低。因此，純農戶及一兼農戶與二兼農戶相比，更傾向于農業資源的集中利用，雖然在人力資本積累上處于劣勢，其農業生產效率仍然高于二兼農戶。
(二)相關建議及對策
第一，調整工農關系，繼續加大農業投入。政府必須進行系統的政策創新，在城鄉間建立平等的交易平臺，通過調整工農關系，走工農平等發展的道路，繼續加大農業政策性投資，引導社會資金投入農業，提升農戶擴大農業生產規模和追加農業投資的興趣與熱情，使農業勞動力的非農化與農業生產方式向資本、技術密集型轉變同步進行。同時，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應為實現工業對農業的技術改造創造條件，以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優化配置各種農、I要素。第二，改革土地制度，促進農業資源的集約利用，確立適度規模農戶在農業生產中的主導地位。引導有條件的農戶為非農戶讓出部分土地，與此同時，不斷完善土地流轉集中機制，引導兼業農戶減小土地經營規模，擴大專業農戶經營規模，使農業經營有利可圖，從而有利于專業大戶積累農業生產資金，追加農業科技投資，不斷擴大農業生產，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并逐漸占據農業生產的主導地位，逐步實現農業生產的社會化、商品化和專業化]。第三，促進農戶分工，不斷提升農業發展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