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7-05 16: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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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負責人、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員張文忠介紹，他的研究團隊選取了直轄市、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等全國40個城市，開展了新一輪全國宜居城市問卷調查，重點分析了中國宜居城市指數綜合評價結果和分維度評價結果。
結果顯示，中國城市宜居指數整體不高。40個代表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水準的城市，城市宜居指數平均值僅為59.92分，中位數為59.83分，均低于60分的居民基本認可值，反映出中國和諧宜居城市建設道路還很漫長。
根據評價結果，中國城市宜居指數評價的五座城市為青島、昆明、三亞、大連和威海。其中，青島市城市的綜合宜居性評價，位居全國第一位;昆明具備舒適宜人的自然環境和特色的社會文化環境，位居第二位;三亞市以空氣環境健康取勝，位居第三位;大連市在城市安全性和自然環境宜人性上表現突出，位居第四;威海市自然環境舒適性和宜人性優勢明顯，位居全國第五位。
同時，中國城市宜居指數評價最低的五座城市為南昌、太原、哈爾濱、廣州和北京。其中，北京位居倒數第一位，離居民認可度尚有較大差距。此外，鄭州、南寧、呼和浩特、拉薩和銀川宜居指數也相對較低。
據中國經濟網記者了解，本次《報告》評價指標共包括城市安全性、公共服務設施方便性、自然環境宜人性、社會人文環境舒適性、交通便捷性和環境健康性等6大維度和29個具體評價指標。
研究表明，居民評價得分的是公共服務設施方便性;其次是自然環境舒適度;然后是社會人文環境舒適性;而城市安全性評價得分最低，為55.76分，其中交通安全短板制約最為明顯;環境健康性評價得分次低，為58.23分，并以霧霾污染要素評價最低，僅為56.4 分;交通便捷性評價也相對較低，為58.59分，停車便利性和交通運行通暢性是居民不滿意的癥結所在。
“城市安全性、環境健康性和交通便捷性已成為當前制約中國宜居城市建設的‘三大’短板。”不過，張文忠同時解釋，“在29個具體評價指標上，盡管房價與宜居城市有直接關系，但我們特意回避了房價這一評價指標，這主要是為了避免評價結果被房地產商用來炒作。”
《報告》還指出，北京城市宜居指數之所以倒數第一，主要受制于環境健康性、交通便捷性和居民對自然環境的認可度三大維度瓶頸制約。其中，環境健康性維度成為北京宜居城市建設的短板。
宜居城市的構成要素
《GN中國宜居城市評價指標體系》由包括生態環境健康指數、城市安全指數、生活便利指數、生活舒適指數、經濟富裕指數、社會文明指數、城市美譽度指數在內的七項一級指標，四八項二級指標，七四項三級指標組成。總結一下城市宜居性的構成要素主要包括以下六個方面:
1、安全要素
安全是人的需求層次中除了基礎生理需求之外的首選。目前城市的物質生活水平使絕大部分城市居民已無需過多地關注基礎生理需要, 安全成為現代社會中人們關注的焦點問題。
維護公共安全是城市社會、經濟、文化、環境協調發展的基礎, 是居民安居樂業的必要條件和創造宜居環境的保證。因此, 宜居城市需要有完善的預防與應急處理機制和有效控制危機的能力, 可以將自然災害和人為災害等突發公共事件造成的損失減少到最低程度,使居住在這個城市的居民有較高的安全感。
2、生態環境要素
城市宜居繼而體現在環境宜居上。城市化進程中產生的空氣質量惡化、水源安全性降低、環境退化等環境問題使公眾對良好環境的追求更為迫切。宜居城市應該擁有良好的自然生態環境和人工建筑環境,實現二者的相互協調和有機融合,從而創造出怡人的城市景觀, 滿足居民生理和心理舒適的需求。
3、歷史文化要素
在宜居城市里, 政治清明, 政局穩定,社會風氣良好, 公眾有歸屬感, 并且為身為城市的一分子感到驕傲。城市能夠接納外來種族、文化和事物, 但不盲目改變自身的文化特色, 社會各階層相處融洽, 城市歷史文脈與城市社區有機融合, 這一切都是城市宜居性的體現。所以, 社會文化要素是城市宜居性的基礎要素之一。在宜居城市建設過程中必須維護城市文脈的延續性以傳承歷史、延續文明、兼收并蓄, 營造高品位的文化環境。
4、經濟要素
經濟要素是宜居城市建設的物質基礎。只有經濟得到發展, 才能解決城市貧困、環境污染、就業不足等一系列城市問題, 從而為城市發展提供強有力的物質支持, 促進城市人居軟環境的改善。
同時, 一個城市的宜居性應該是可持續的、不斷發展的, 能夠保證居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不斷地提高, 為居民及其子孫后代營造一個良好的居住、生活和工作的環境。而持續發展的動力和前提是城市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所以, 要使一個城市宜居, 城市的經濟系統應該運轉良好, 在取得明顯效益的同時又不會危及城市的生態環境和社會環境, 可以為將來的發展預留足夠的能動空間。
5、交通、通訊要素
城市的宜居性還體現在其便利程度上。城市生活便利度最明顯的體現就是交通、通訊的便捷程度。
同時, 現代化城市基礎設施不僅包括完善的生產性基礎設施, 也包括完善的生活性基礎設施, 以及以“數字城市”工程為標志的城市信息化基礎設施, 它是宜居城市的“數字基礎”, 在資訊高度發展的今天, 其地位日益重要。
6、人文要素
宜居城市對居民素質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居民素質涉及公眾的道德素養、文化程度、精神面貌等各個方面。
科學研究以系統的、實證的方法獲取知識。科學研究要使用實驗、觀察、檢驗等實證方法，以保證所獲得的知識是真實可靠的。科學判斷知識真假的標準是客觀事實與邏輯法則，不符合事實或邏輯的知識是虛假的知識。科學與形而上學是對立的，后者使用的是主觀、思辨的方法，它對于同一事實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釋，而科學則是客觀的，任何人只要采用同樣的科學方法會得到出同樣的結論。盡管科學是對普遍規律的說明，但是科學研究卻是具體的、分析性的。研究通常是將是事物分解，然后對具體問題做出獨立的分析，最后才加以綜合、概括。科學研究是人的活動，它不僅要求研究人員具備一定的特殊能力，例如，智力、創造力和想象力，而且還要受到個人主觀因素——例如個人愛好、價值傾向、世界觀等的影響。此外，現代的科學研究實際上是一種帶有社會性質的活動，通常它是許多個人的有組織的專門職業活動，不僅需要組織管理與協調，而且還需要一些共同的規范和規則。
科學研究過程并不以改造世界為直接目的，它的直接目的是認識世界。它要求認識和掌握研究對象的新特點和新規律，發現新對象，新領域，科學研究過程終了的時侯，不是要求重復已有的理論，而是要求提供新信息、新知識、新理論，將現有的理論和知識推向前進，豐富和發展現有的知識理論寶庫。科學研究具有不同于一般認識過程的形式和特點：
①、科學研究都有比較系統的理論框架，有目的、有組織、有計劃地通過實際調查與研究，檢驗理論的假設的正確性，解決實踐中遇到的各種問題；而人們一般的認識過程，雖然也用某些概念或假設，但是缺乏系統性和周密性，也不可能嚴格檢驗各種觀點和想法。
②、科學研究都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機制。科學研究中，人們具有自覺的繼承性與創造性，并總是設法恒定或排除某些無關的因素，以便著重觀察與分析有關對象的關鍵特征及其影響因素，找出事物發展的因果關系；而人們在一般認識過程中，很少會有意識的控制某些條件和系統地解釋各種現象。
③、嚴密的分析。科學研究中總是有意識地、系統地尋求研究對象之間的關系，從而對象做出嚴密、深入的分析與解釋；而一般嘗試中對于某些關系的說明，往往是松散的、缺乏系統和比較表面的。有極強的探索性。科學研究是要認識未知世界，認識人類尚未認識的客觀規律，因而決定科學研究具有探索的性質，也就意味著它的道路不是平坦的、筆直的，而是有成功也有失敗。
科學研究的上述特點，必然明顯地影響和制約著科學研究的方法和方法論。有些研究課題是在一般社會實踐中提出的，這就要在社會實踐過程中，針對現實社會的特點采用一些特殊的觀測、調查手段與方法，進行系統分析和思考。有些課題只能先在實際社會和生產過程以外的科學實踐過程中研究，即在科學實驗中進行研究。科學實驗是一種特殊的實踐活動，它是從生產與社會斗爭中分離出來的為實現一定科研任務而進行的特殊的觀測、實踐過程，既是科學認識的源泉，又是科學研究的實踐方式，途徑與手段。
與自然科學研究相比，教育科學研究具有自己的一些特點：
①、教育科學研究的對象是教育存在和人的學習，教育存在包括教育現象、教育過程和教育理論。影響教育的因素不僅包括客觀的條件因素，而且還涉及個人的主觀心理因素以及人際之間的社會因素，所以，教育現象之間因果關系比較復雜。由于對人的內部世界無法向自然科學那樣直接觀察，對教育現象達不到自然科學那樣，在有效控制或隔離某些相關條件和影響因素的條件下實施研究活動，因此，事實上教育科學研究很難采用嚴格的實驗方法和精確的觀測手段。
教育存在的異質性也給研究造成很大困難。自然科學家可以從一滴水或一個物體的研究中概括出普遍的定律，而教育科學則不能從一個人或一個組織的研究中，得到普遍適用的結論。這意味著，教育研究要抽取更多的樣本，它的研究結論的概括范圍受到嚴重的限制。
【關鍵詞】哲學；基本問題；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是用科學的方法，研究人類社會的種種現象的各學科總體或其中任一學科，包括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等。社會科學的研究，與哲學有著生死相隨的緊密聯系。哲學為社會科學的研究提供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確立了一般性原則。哲學，作為徹底的、實踐的、科學的唯物主義哲學，為社會科學研究確立了科學的一般性原則。
一、社會科學研究一般性原則的理論基礎――哲學基本問題
哲學認為，勞動實踐是人的本質屬性，也是社會的本質屬性。人在勞動實踐中與自然界和其他人發生相互聯系，形成社會關系，構成了人類社會存在的必要因素。社會科學把人類社會作為研究對象，實際上是研究人在勞動實踐中的各種現象和問題。可見，哲學為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在哲學的視野中，人的勞動實踐，即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動，是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則和規律的，因而社會科學也存在一般性原則，并且與哲學基本問題的原則一脈相承，也就是說，社會科學的一般性原則體現在哲學在哲學基本問題上科學立場。恩格斯明確指出：“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1]因而，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所包含的內容就是社會科學一般性原則的基本內容。
1.社會科學研究的唯物主義原則。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一個方面是精神與物質的本源問題。對這一問題的不同回答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分水嶺。唯物主義哲學認為，物質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世界的本源是物質，精神是由物質所派生的。在現實社會中，人是以勞動實踐區別于動物而顯示其社會存在的，人類社會存在的各種現象，從根本上說，都是人的勞動實踐產生的。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理解這一觀點：第一，生產力水平從根本上決定著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等各個領域的基本狀態；第二，社會的經濟基礎決定著上層建筑；第三，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社會的主體。哲學的基本立場為社會科學樹立了第一個科學的一般性原則，即唯物主義原則。
2.社會科學研究的辯證性原則。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二個方面，是如何理解世界的存在狀態以及用什么樣的思維方法來把握世界。辯證法認為，世界是普遍聯系和發展的，世界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可能是靜止的，而是與其他事物相互聯系的，并且不斷運動變化的。在哲學中，辯證法與唯物主義是統一的。雖然物質是世界的本源，精神由物質派生，但是精神反過來也會影響物質，人們的社會意識也會對社會存在起著巨大的反作用。這一基本問題反映在在社會歷史中就具體體現在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反作用上。當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時，就會對生產力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反之，當生產關系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時，就會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二個方面為社會科學研究樹立了第二條基本原則，即辯證性原則。
3.社會科學研究的實踐性原則。實踐是哲學的基礎。馬克思在批判費爾巴哈舊唯物主義時指出：“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2]哲學發現，物質生產活動是人類的第一個歷史活動，生產實踐既是人與自然之間物質變換的過程，又是人與人之間互換活動的過程，同時還是人與自然之間物質和觀念的變換過程。[3]哲學基本問題，即思維與存在關系問題，實際上是建立在實踐的基礎之上的，可以說哲學的最大特點就是其實踐性。運用哲學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要訣就是必須從人的實踐活動出發分析問題、解決問題。
哲學的實踐特性為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第三條一般性原則，即實踐性原則。社會科學研究的實踐性原則是唯物主義原則與辯證性原則統一的基礎。社會科學研究的唯物主義原則強調物質對于人的意識的決定性作用、經濟基礎對于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人民群眾在社會歷史中的主體地位，辯證性原則強調社會各個事物之間的相互聯系，而實踐性原則貫穿于前兩種原則之中，成為這兩種原則融合統一的基礎。物質與意識、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人民群眾與社會歷史，都是因為人的勞動實踐而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因為人的社會存在方式就是勞動實踐，沒有人的社會存在就沒有社會的存在，也就沒有社會科學這個概念。因此，離開了勞動實踐，唯物主義原則和辯證性原則就都將不存在；有了勞動實踐，唯物主義原則和辯證性原則就具有統一性，統一于人的勞動實踐。
二、社會科學研究一般性原則的方法論基礎――世界觀、歷史觀、整體觀、發展觀
社會科學研究一般性原則是哲學對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指導。具體說來，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主要受到的世界觀、整體觀、歷史觀和發展觀的指導。世界觀是人們對整個世界即對自然、社會和思維的根本看法，歷史觀是世界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世界觀不僅是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指導思想，同時也是社會科學進行研究的科學方法，而社會歷史觀則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基礎。社會科學的研究只有以正確的世界觀作為選擇方法的指導思想，才能堅持唯物論、排除主觀先驗論；才能從特殊中把握普遍性、從復雜現象中把握本質規律；才能堅持歷史方法與邏輯方法的辯證統一。整體觀是指從全局考慮問題的觀念。作為整體的客觀事物是一個有機的系統的結構體系，包含著物質多樣性、豐富性。因此，作為反映這一整體性的人的觀念有整體與局部、整體與層次、整體與系統、整體與個別、全面與片面等哲學范疇。社會科學的研究只能以整體之中的某一局部、某個層次或系統中的某個方面作為研究對象，但社會科學研究同時遵循著整體性原則。發展觀是指物質世界的一切事物、現象及其在思維中的反映，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到高級、由舊質到新質的有規律的運動和變化過程。發展觀是科學辯證法的基本觀點，它是世界觀理論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方法。
哲學是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高度統一。的世界觀，包括歷史觀、整體觀和發展觀，為我們在社會科學研究中遵循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實踐唯物主義基本原理提供了具體的方法論指導和運用這些原理時的基本規范，實際上就從方法論上為社會科學研究確立了一般性原則。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堅持的世界觀、歷史觀、整體觀和發展觀，是堅持社會科學研究一般性原則的基本前提和方法論基礎。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5：223.
（鹽城工學院材料學院，江蘇鹽城224051）
【摘要】材料學院開設的《科研導論》是自主學習的課程，強調學生的自主學習，主要培養學生科學研究的能力和創新思維，是學生學會獻檢索方法和歸納總結方法，掌握科研成果的分析和處理方法，并能撰寫論文，為后期專業課程的學習、畢業論文的開展和以后從事科研活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關鍵詞 自主學習；科學研究；創新思維
自2014年，鹽城工學院材料學院開設了自主學習的課程，此課程主要針對材料科學與工程專業的本科生和對科研感興趣的材料類學生。本課程注重以學生自主學習為主，多方面、多渠道為學生創造學習環境，強調教學過程中教師與學生互動，通過學生的第二課堂活動促進學生動手能力的提高。從科研實際出發，結合科研特點，著重論述典型的科研方法與基本規范，舉實例論述科學研究的戰略戰術與機智運籌，詳細論述科研論文的撰寫方略、專利申請、參加學術會議要求以及經典科研案例。課程將按照以史帶論、史論結合的方式，注重知識性、哲理性和實用性，由淺入深地使本科生了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發展歷程，初步掌握科研方法的實踐與思維技巧，為其本科階段參加課題研究、撰寫較高水平研究論文（或研究報告）、做好本科論文（或畢業設計）以及今后從事深入的科學研究打下堅實基礎。
1課程的目的和意義
《科研導論》作為本科生開設自主性課程的實驗課程，通過學生主動性、自覺性和創新性等綜合能力的培養，為學生主動參與科研活動打下理論和實踐基礎。通過對本門課程的系統學習，使學生全面了解大學生科研的意義、方法、步驟、環節以及需要注意的問題，要求學生掌握和了解科學技術研究過程中常用的科學研究一般方法，科學研究成果的處理以及科技論文撰寫的基本概念和主要作用，并能正確地應用這些知識，分析、思考和解決科研生產實際中遇到的一般問題，掌握科研論文的寫作方法，達到提高本科生科學研究能力和拓展知識的目的，為材料專業本科生開展畢業論文的科研工作提供理論基礎和實踐知識，為今后從事科學研究工作打下必要的理論基礎。
2課程的實踐與探索
《科研導論》這門課程主要介紹科學技術研究過程中常用的感性方法、理性方法、系統科學方法以及科學研究成果的處理和科技論文撰寫的一般方法，并以“自主學習”為主。科研過程是參與人員自主創新的過程，“自主學習”是學習者在總體教學目標的宏觀調控和教師的指導下，根據自身條件和需要自由地選擇學習目標、學習內容、學習方法并通過自我調控的學習活動完成具體學習目標的學習模式[1]。設計建立完整的具有教育性、創造性、實踐性的教案、電子教案和教學實施方案，并將教學團隊的相關科研項目作為具體科研實例融合到教學內容中，引導學生主動、創新性的參與到學習過程中，全部使用多媒體授課，并建立網站實現與學生互動。教案內容包括：講授內容、基礎內容、拓展內容和典型例題等；全部課程資源上網，基本實現網上教學與互動。
根據課程的任務和培養方案，本課程主要包括以下教學內容：
1）科學研究概述[2]，重點是科學技術研究的涵義、性質和任務，難點是科學與技術的關系。
2）科研課題的選擇與確定，重點是確定科研課題的一般原則，難點是確定科研課題的開創性原則和可行性原則。
3）科學研究的方法，重點是科學研究的系統科學方法的原則和作用，科學抽象的一般步驟，理想模型和理想實驗。
4）科學研究成果的處理，重點是和科研成果的鑒定方法。
5）科技論文的撰寫，重點是課題和學位論文的綜述的寫法。
6）研究性學習科研，重點是研究性學習作用、本科生科研方略和具體學科的經典科研示例。
在本課程實踐和探索過程中，對教師和學生都提出了一定的要求。首先，建立一個教學結構合理、教學水平高、具有團隊協作精神的教師隊伍。由學術造詣高、師德好，教學能力強，教學經驗豐富的教授擔任課程負責人，同時加強教師團隊自身素質和教學科研水平的提高。其次，在教學過程中強調“自主學習”的原則，體系學生學習的“講、練”合一，要求理論學習和實踐操作相結合。進行課程教學專用多媒體教室的設備完善和維護、在教學過程中體系學生學習的“教、學、做”合一，教師根據教學過程中的效果進行總結和提高，確保在學習過程中做到“手腦并用”[3]。利用視頻媒體，將抽象內容，用錄像、影片等形式進行演繹。最后，認真開展教研、科研活動，推動教學改革，提高學術氛圍，鼓勵師生積極創作，提高作品質量。
3課程的實踐效果
經過教師的教學和學生的自主學習，本課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學生對本課程評價很高，認為本課程非常重要，為他們后期專業課程和科研活動的開展奠定了基礎。通過學習，學生能積極查閱文獻并整理信息資料，比較熟練的利用學校圖書館的網絡查詢系統，并能有效獲取各種數據庫所提供的科研和文獻信息，為科研活動開展提供前提。
在教學過程中，教師隊伍教學水平和科研能力的培養，制定明確的中青年教師培養計劃，包括職稱、學歷、進修訪學等；組織教學活動，廣納意見，不斷提高教學質量，使得本課程具備持續、穩步發展的潛力、為本課程的高質量提供可靠的保證。學生的“學生自主學習”，有效的提高了學生對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使學生對科學研究產生濃厚的興趣。在教學過程中，學生帶著科研問題主動思考，查閱文獻，并掌握快速學習能力，學會分類歸納總結。在學習過程中，通過科研項目過程的訓練和科學研究，學生的創新能力得到不斷提高，能運用科學的研究方法和自己的思維分析、總結、歸納、推論。有效的處理實驗數據并撰寫科研論文，在鞏固科學研究有關的理論知識，并了解科學研究的過程和步奏，培養了學生的科研能力和創新思維[4]。
4結語
在《科研導論》的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過程中，學生對科學研究產生了很大的興趣，并積極參與到科學研究的過程中，教師的教學水平和科研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科學研究不是一次就能成功的，科研工作就是從不斷失敗中前進，在教師和學生的勤懇踏實的努力工作下，科學研究才會有所成功。科學研究講究一點的研究方法，掌握了正確的研究方法會讓科學研究事半功倍。本課程的實踐與探索，增加了教師與學生之間的學術交流，增長了學生的見識，讓學生認識到了自身專業知識的不足，促進學生主動學習的積極性，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并有效的培養了學生的科研素養、科研能力和創新思維，為后期專業課程的學習、畢業論文的開展和以后從事科研活動打下堅實的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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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復雜性；復雜性研究；哲學
中圖分類號：N941.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3）12-0048-03
從傳統的認識論的角度來看，復雜性是認識的消極因素，是阻礙人們獲得真理性認識的障礙。事物在未被人們認識之前是復雜的，認識事物的過程就是經過對事物所表現出的紛繁復雜的表面現象，進行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反復思考、甄別，透過現象把握本質，形成對事物的理性認識。人們一旦獲得對事物的本質和規律的理性認識，事物就會變得簡單；而存在的一些尚未被完全認識的部分，只能歸結為人類認識發展過程的階段性和局限性，它們將隨著自然科學的發展、人類認識手段的改善、認識能力的提升，而逐漸被認識。
然而，隨著現代科學的發展，人類認識的不斷拓展和深化，人們越發感到事情遠沒有那么樂觀。復雜性，不僅僅是事物呈現給我們的十分豐富的表面現象，而且是事物本身，是事物的內在規定性，是構成事物的結構、功能、環境和發展所具有的規定性。自然科學研究表明，復雜性及其各種分叉衍生普遍存在于現實世界的各個方面，已不能把它僅僅歸結為認識過程中的消極因素，而是必須承認并重視對復雜性的研究和探索。就復雜性而言，它本身具有特有的規定性，即便已經被人們認識的事物，它依然是復雜的。也就是說，在復雜性與簡單性之間存在著質的區別，這便是復雜性科學研究的領域。
一、復雜性研究的提出及主要流派
一般認為，復雜性科學始于20世紀40年代美籍奧地利生物學家貝塔朗菲的一般系統論研究。隨著系統科學的研究不斷獲得進展，耗散結構論、協同學、控制論、信息論、混沌理論和超循環論等陸續創立，為復雜性科學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對于當前尚在蓬勃發展、方興未艾的復雜性研究，不同的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分類。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的沃菲爾德認為，在美國就存在系統動力學學派、適應性系統學派、混沌學派、結構基礎學派等。我國的戴汝為認為，國際上研究復雜性科學，按其所用術語可以概括為三方面：一是歐洲的普利高津、哈肯等人開創的遠離平衡態的開放系統；二是美國圣菲研究所以復雜適應系統為標志的工作；三是中國錢學森提出的以開放的復雜巨系統為主線的研究。綜觀當前對復雜性科學的研究，大抵可以分為四大主要流派：
一是一般系統論學派。一般系統論學派是由美籍奧地利生物學家貝塔朗菲開創的。早在1937年，在芝加哥大學的一次哲學討論會上，貝塔朗菲就提出了“一般系統論”的概念。1945年，他發表《關于一般系統論》一文，提出一般系統論的任務。1968年貝塔朗菲出版了《一般系統論：基礎、發展和應用》一書，書中全面闡述了一般系統論的思想、內容和理論框架。在《一般系統論》一書中，貝塔朗菲開始自覺地運用“整體”和“系統”的概念來認識和處理存在于一切知識領域中的復雜性問題。他力圖從對立、斗爭和一致性中發現系統演化的機制，從系統內部說明何以能夠出現由簡單到復雜、由低序到高序的演化。美國圣菲研究所第一任所長考溫認為，復雜性研究作為一門科學，肇始于貝塔朗菲的研究。一般認為，貝塔朗菲創立的一般系統論，標志著復雜性科學的誕生。
二是自組織理論學派。自組織理論學科群涵蓋了耗散結構理論、突變論、協同學、混沌理論、超循環論和分形理論等新興學科理論，代表人物有普利高津、哈肯、托姆、拉茲洛等。“這樣的新興學科，它們研究的對象盡管不同，但是都具有共同特征，那就是它們都是非線性的復雜系統，或非線性的復雜的自組織形成過程”。自組織理論研究組成元素眾多的復雜系統如何自主從無序到有序的演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由于大量的組成元素致使單一的中央控制成為不可能，使得整個系統的演化不可避免地具有非線性、隨機性。此外，自組織理論還探討復雜系統演化過程中的漲落、分叉、相變等現象，使得人們對系統復雜性的認識更深入。所以普利高津在其著作《探索復雜性》一書的序言中指出：“自組織現象是作為一個嶄新的科學范式出現的，它使人們可以設想出復雜性如何在自然中出現，以及可在何種程度上被加以探索研究。”
三是復雜性范式學派。代表人物是法國當代著名哲學家埃德加?莫蘭。1973年，法國當代著名哲學家埃德加?莫蘭發表《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一書，在批判傳統的“簡單化范式”的同時，率先提出了“復雜性范式”的概念和理論，并號召人類進行思維方式上的新革命。莫蘭認為，經典科學認識事物的方法，主要是采取還原式、分離式、割裂式的“簡單化范式”，“相信世界的簡單性，是從德謨克里特以來在西方科學中形成的基本信念。牛頓在《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中指出，自然界喜歡簡單化，不愛用什么多余的原因來夸耀自己”。在這樣一種方法指導下，經典科學的主要任務就是不斷揭示隱藏在復雜現象背后的簡單規律。但是，簡單化范式在探索認識基本粒子、氣象等等方面現象時，由于失去了確定性的根基，顯得越來越無力。為此，埃德加?莫蘭認為新的復雜性范式的萌芽已經出現，要用復雜性范式發展自己，迎接挑戰。由于埃德加？莫蘭的“復雜性思想”，涉及到認識論和方法論領域，因此具有更普遍的意義。
四是復雜適應系統學派。主要代表是美國的圣菲研究所。1984年圣菲研究所成立時就以“復雜性科學”作為研究所活動的旗幟，旨在通過開展跨學科、跨領域的研究，探索建立復雜適應系統理論。圣菲研究所的工作成績斐然，陸續提出了“適應性主體”、“可變圖示”、“混沌邊緣”、“適應性景觀”的新概念，并建立了復雜適應系統的整體多樣性和演化模型。目前圣菲研究所在歐美影響很大，發展很快。
綜上所述，當前復雜性研究的這四種流派都從各自研究領域揭示出復雜性研究的重要性，研究內容既相通，又互有區別。一般系統論從系統理論出發，聚焦于研究系統如何從簡單走向復雜，從無序走向有序。普利高津的“復雜性科學”則作為一種超越經典科學的科學方法論的新視域，旨在用“演化的物理學”代替“存在的物理學”。莫蘭的復雜性思想首先致力于用復雜性的方式建立全面的、整體的人類學，進而拓展至探討建立一般的科學研究的復雜性方法，其復雜性理論涉及具有普遍意義的哲學認識論和方法論。圣菲研究所的“復雜性科學”則主要是指其創立的“復雜適應系統理論”。該理論主要探討了世界上生物層次以上的高級的復雜系統能動地適應環境的演變內在機制。
但是，無論是1928年貝塔朗菲提出一般系統論思想，還是普利高津的復雜性科學，亦或是埃德加？莫蘭的“復雜性范式”，均未能對“什么是復雜性，什么是復雜性研究”，給出統一的界定。但是也并不是說這一階段的研究就沒有突出的理論成果，因為在這一階段研究中，他們各自提出了一系列復雜性概念模型，比如：埃德加?莫蘭提出的“宏大概念”，美國圣菲研究所的“復雜適應系統理論（CAS）、涌現生成理論、混沌理論等。當然，復雜性科學誕生的首要意義在于，他們把關于“復雜性的研究”作為一個科學的命題，擺在了研究者的面前。
二、復雜性研究的主旨及其劃時代變革
復雜性和復雜性科學至今沒有一個統一的界定，對于復雜性或復雜性科學，我們無法以一種簡單的肯定的方式給出界定，但運用復雜性科學的研究方法，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大致勾勒：
一是復雜性科學只能通過研究其運用的方法論來區別，復雜性科學的理論標志就是非還原的研究方法論。復雜性科學的重要特征就是通過研究方法論來進行界定或定義。復雜性科學它不是一門具體的學科，而是分散在眾多的學科中，是學科交叉互涉的，從傳統的學科分類到現在的交叉學科，從研究政治、經濟、生物等的分類學科，過渡到研究語言、大腦、市場、交通等等的交叉研究，它幾乎涉及到人類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正是由于它那有別于還原論的方法論立場，才被稱為復雜性科學。
二是復雜性科學力圖打破傳統分類學科之間那種互不往來的狀態，努力尋找并試圖建立各學科之間的相互溝通、相互聯系的協調機制。復雜性科學打破了牛頓經典力學和線性理論的統治和主宰，打破了還原論適用于所有科學的夢想。
三是“復雜性本身就是一種兼備多種組分要素、結構要素和功能要素的復雜觀念”。復雜性科學力圖創立新的理論體系或科學范式，并應用新的思維范式來解釋世界給我們提出的一系列問題。
綜上所述，復雜性科學并不是簡單的一門學科，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系列的相關的學科群，“是一群具有復雜性意識和復雜性思維的理論叢林”。在這個被稱為復雜性科學的學科群中，主要包括以下若干個理論：系統科學的耗散結構理論、復雜巨系統理論、超循環理論、協同論、突變論；非線性科學中的分形理論、混沌理論等。從未來發展看，構成復雜性研究的核心理論主要是：涌現生成理論、遺傳進化理論、人工生命理論、復雜適應系統理論、復雜網絡理論、自組織臨界性理論等。
復雜性研究的興起都對傳統自然科學研究、甚至于哲學思想等都將帶來劃時代的變革和影響。
首先，復雜性科學的誕生拓展了自然科學研究的領域，它使自然科學研究從線性的、確定的、有序的傳統的研究領域拓展到非線性、不確定、無序的研究領域。傳統自然科學在獲得對自然界及其規律的認識的同時，也給自己劃定了研究領域，即研究自然界本身所固有的、本質的、必然的聯系，這一做法在取得了諸如牛頓經典力學的巨大成就的同時，也阻礙著人類認識的進一步發展。隨著復雜性科學的誕生，那些原本不是科學的領域，或者超越原來的科學研究領域的對象，也逐漸被納入到了科學研究的視野，科學研究的宗旨也隨即從原來的探索尋求簡單性規律，發展到了了現在的探索認識復雜性。所以，復雜性科學的誕生是科學發展史上的大事件，被認為是“21世紀的科學”。
其次，復雜性科學的誕生，還對傳統的科學思想、觀念、理論和方法產生了重大影響。復雜性科學的發展，為我們的科學研究提供了復雜系統分析的新方法。具體說，它為我們分析復雜組織的生成演化過程提供了分析手段。傳統科學的思維方式是建立在有序分割和理性三大支柱上。隨著復雜性科學的興起，這些支柱的基石都一個個被動搖。然而，復雜性科學研究絕不是要排除事物的確定性、必然性規律，去單純追求建立一種不確定性理論，絕不是完全排除分割、剝離和理想實驗的方法，去單純追求建立一種不可分割性理論，簡單排除邏輯推理，以便允許對邏輯規則的任何違反。相反，它的研究方法是穿梭于確定性和不確定性、要素和整體、可分割和不可分割之間，探求事物復雜性本質。因此，在復雜性科學研究中，要把傳統科學的研究方法整合到一個更廣泛、更豐富的理論框架內，把整體主義和還原主義，系統的整體性和局部的具體性聯系并有機結合起來。總之，復雜性思維方式、復雜性科學的研究方法，并不是“簡單化范式”的對立面，而是要包容并整合“簡單化范式”的一種新的融貫的思維方式，新的融貫的研究方法。復雜性科學特別是其中的復雜適應系統理論、涌現生成理論、復雜進化理論、混沌理論、復雜網絡理論等，為我們的認識提供了建構比較完備的復雜系統分析模型新方法、新工具。
一、（略）
21世紀的復雜性研究要真正超越20世紀的科學視野,改變上述諸多研究綱領相互割裂的狀況,在更高層級上實現新的綜合,就必須對體現信息因素和信息思維方式的信息科學研究綱領加以充分的關注,并給予其應有之地位。一種觀點認為,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耗散結構、協同學、超循環理論等等,都是復雜系統理論。然而,就上述理論最初起源的情境來看,它們都還不能算是標準的復雜性研究理論。復雜性研究綱領是在對上述理論所提出的各種綱領再度批判性綜合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盡管不能簡單直接地把信息科學研究綱領就看作是復雜性研究綱領,但是,與系統科學研究綱領和自組織研究綱領相比較,信息科學研究綱領不僅更為基本,而且也更為綜合,并且也能更好地體現出復雜性研究綱領的相關的基本特征。信息科學研究綱領之所以更為基本,是因為信息科學的發展首先在世界本體存在論的意義上揭示了一個全新的存在領域,并在哲學一般抽象的層面上,展示了一種物質世界和信息世界雙重存在和雙重演化的全新世界圖景,進而又構建了一種哲學認識論的信息中介論。信息科學研究綱領之所以更為綜合,是因為信息科學研究綱領可以更好地將傳統的“還原論”研究綱領、整體主義的研究綱領和自組織的研究綱領有機的統一起來。我們知道,復雜性研究綱領更注重強調系統的內隨機性、要素的自主性,以及系統與要素、系統與環境的既相互依賴又相對獨立的特征,從而把“還原論”和“整體主義”(涌現論)、系統論和信息論、“決定論”和“非決定論”、內隨機性和外隨機性、內反饋和外反饋、要素和整體關系網絡、質-能因素和信息因素辯證地統一起來。因此,正是信息科學研究綱領所闡釋的基本理論,能夠合理地體現出上述的復雜性研究綱領所具有的諸多基本特征。顯然,作為一種綜合性研究綱領的復雜性研究綱領,如果不能與體現信息思維特色的信息科學研究綱領的相關研究成果進行具體而現實的結合,則無論如何也很難合理而全面地展開其研究綱領的具體內容。
二、信息科學研究綱領揭示了一種全新的存在論和認識論
體現信息思維的信息科學研究綱領首先建立在對信息世界所作的一般存在論規定的基礎之上。在存在領域分割的理論方面,傳統哲學有一個基本的信條:存在=物質+精神。正是基于這一信條,恩格斯才將物質與精神的關系確定為哲學的基本問題。然而,現代信息科學與信息哲學則揭示了一種區別于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的自在信息的世界,并且精神世界又是信息活動的高級形態。于是,對存在領域分割的理論便有必要重新予以闡釋:存在=物質+信息[自在信息+精神(自為、再生信息)]。如果以直接存在來指謂物質世界的存在方式的話,那么就可以相應地以間接存在來指謂信息世界的存在方式。據此可以確立一種新的存在觀:世界是統一于物質基礎上的、物質和信息(直接存在和間接存在)雙重存在的世界。與新的存在領域分割理論、雙重存在世界的理論相一致,哲學的基本問題也應當實現相應的轉換,不僅要說明物質與精神的關系,而且要說明物質與信息、信息與精神的關系問題。在相關研究的基礎上,我曾把信息定義為:信息是標志間接存在的哲學范疇,它是物質(直接存在)存在方式和狀態的自身顯示。同時,我又區分了信息的三個基本形態和一個綜合形態:自在信息(客觀間接存在,包括信息場、信息的同化和異化兩種形式)、自為信息(信息的主體直觀把握,包括信息直觀識辨、信息記憶儲存兩種形式)、再生信息(信息的主體創造,包括概象信息、符號信息兩種形式)、社會信息(人類社會的文化信息,即自在、自為、再生三個形態信息的有機統一)①。這樣一來,就存在著一個物質世界和三個信息世界:物質世界(以實體和場的物質體的方式存在)、自在信息世界(以客觀信息體的方式存在)、自為和再生信息世界(以主觀精神活動的方式存在)、文化信息世界(以人類創造的再生信息的可感性外在儲存的方式存在)。并且,在這四個世界之間存在著以自在信息為中介的復雜交織的相互作用關系。顯然,這樣一個包括一個物質世界和三個信息世界在內的雙重而多維的復雜綜合的世界圖景,比傳統的以物質和精神二分原則所構建的世界圖景,比波普爾的三個世界的世界圖景,便不能不更具有復雜性的韻味。傳統的演化理論都是建立在物質世界演化的維度上的。物質和信息雙重存在的理論,必然導致物質和信息雙重演化的理論。事物是在相互作用的協變中演化的,而相互作用同時實現著雙重演化效應:一是物質形態的演化效應(物自身的一種直接存在的樣態向另一種直接存在的樣態的轉化,中介物的產生和運動,物與物之間的聯系、過渡和轉化),二是信息形態的演化效應(物自身的直接存在向間接存在的過渡、相互作用物的間接存在的相互凝結、新的間接存在樣態的建構)。正是在相互作用中所實現的雙重演化效應,將事物的存在方式二重化了,即所有的事物都是直接存在和間接存在的統一,都既是物質體又是信息體。正是由于演化和信息的觀點的引入,正是在結構生成的信息凝結的意義上,我們才可以理解時空內在融合的統一性的時空復雜性問題:相互作用中的時空轉化、時空轉化中的信息凝結,以及由此導致的時間的空間化和空間的時間化②。哲學中的演化范疇應當具有雙重維度的規定:從物質活動的層面上來看,演化是事物秩序展開之進化和退化相統一的過程;從信息活動的層面上來看,演化是信息產生、耗散和積累的過程。這雙重維度的規定同樣可以合理地解釋兩種不同的演化方式和方向:向上的有序化演化——物質形態的進化、信息模式的創生和積累;向下的無序化演化——物質形態的退化、信息模式的消解和耗散。其實,物質形態的演化和信息形態的演化是宇宙、宇宙事物同一個統一演化過程的兩個側面。在宇宙事物演化的層面上,信息形態與物質形態具有同步演化性。與無機界、有機界——生物界——人類社會三大物質形態進化演化階段相對應,信息形態的進化演化也經歷了三個大的階段,即自在信息——自為、再生信息——社會信息。由于信息世界的發現,便有必要提出一種更具復雜性特色的認識論的理論。這一理論可以具體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認識發生的信息中介說,二是認識過程和機制的信息建構和虛擬說。從認識發生的角度來講,認識主體的產生必須以信息凝結為中介,這主要是指人是在漫長的生物種系進化過程中對適宜信息不斷同化和異化、不斷凝結積累、不斷選擇自構而生成的一個特殊信息體,人的認識能力的發生便可以看成是這一特殊信息體的特殊功能。個體認識結構的建構仍必須以信息凝集為中介,“受之父母”的遺傳信息乃是個體認識結構建構的先天中介,對適宜環境信息(包括人類創造的文化信息)的不斷同化,乃是個體認識結構建構的“發之天地”的后天中介。人的認識活動就其本質而言乃是一個以信息(自在信息、主客體信息的相互作用、主體認識結構中凝集著的生理的和心理的信息)為中介的信息活動(對信息識辨、儲存、加工改造、再生性創造)的過程。從認識具體發生的過程和機制的角度來講,信息的產生是一種差異關系的顯示,主體對客體信息的識辨同樣是一種以主體特性為參照的對特定差異關系的把握。在認識過程中主客體之間沒有直接的接觸,是被多級中介著的;客體信息場、主體自身的神經生理結構、主體先已建構起來的認識結構、主體認識的物化手段(工具、儀器、設施)構成了人對客體進行認識的現實而復雜的中介系統。通過中介的認識,必然是在中介中建構和虛擬的認識;正是在諸多中介自身信息結構參照的背景下,在中介信息對客體信息的復合和匹配的過程中,中介對客體信息進行了某種意義上的變換、選擇、建構和虛擬。這一建構和虛擬不僅是針對認識形式的,而且還是針對認識內容的,在被復雜工具和設施所中介的認識活動中,這一情景體現的更為充分。據此,我們有理由用三句話來概括人的信息認識過程和機制:憑差異而識辨,依中介而建構,借建構而虛擬。
三、信息科學研究綱領對還原論、整體主義和自組織理論的新闡釋
隨著復雜系統研究理論的突顯,關于還原論和整體主義之爭也日益激烈。目前學術界存在著一種主導性的觀點,這一觀點簡單地將還原論歸結為機械論、歸結為形而上學的研究方法,而把整體主義(涌現論)直接地等同于復雜性研究的方法。也有一種觀點認為,絕對的整體主義同樣具有機械論(整體機械論)的特征,而復雜性研究方法并不一概地否定還原論和整體主義,而是將二者有機地綜合統一起來,承認各自在處理復雜性問題的研究中都具有特定的地位和某種程度的合理性。但是,更多的研究者開始意識到在還原論和整體主義之間保持某種必要的張力,將還原論和整體主義辯證地統一起來,將有可能超越以往分別簡單對立表述的各研究綱領的局限。其實,從信息思維的尺度來看,絕對的還原論和絕對的整體主義都是極端化、機械化的研究方法,只有將還原論和整體主義有機地統一起來,才能合理地解釋復雜事物的一般性質和特征。信息科學關于碼元與碼元序的結構化理論便是將兩者有機結合起來的具體途徑和方法。在這里,不僅是要素(碼元)的還原,而且是關系(碼元序)的還原,如果考慮到動態演化的問題,那么,還有必要再加上過程(演化程序)的還原。如從一個更為嚴格的尺度上來看,所謂事物整體的不可還原性,其實僅僅針對的是事物整體層面產生的新的性質而言的,也就是說只有整體性新質不具有還原性。但是,從另一個層面來考慮,系統整體的性質正是在特定性質的碼元所結成的特定“序”的關系中突現生成的,而系統整體性質的動態演化則又是由碼元,以及碼元序的改變所導致的。如是,我們便可以從要素、要素的關系,以及要素及要素關系的動態變化的考察中,追溯出產生整體性質的一般過程、機制和方法。這就是為什么還原論和整體主義并不絕對矛盾和排斥的根據。有必要指出的是,納米科學技術和虛擬現實科學技術都是在合理應用信息科學相關理論的基礎上,將還原論和整體主義有機結合起來的典范。納米科學技術是一種在納米尺度的微觀層面上破譯一般物的結構信息編碼,從而能夠在原子、分子水平上自由剝離、選擇、拼接、重組和排布一般物體的結構,并制造出所需的相關材料和微型機器的科學理論和工程性、應用性技術。在這里,特定的原子、分子微粒就是用于編碼物的結構的碼元,而特定原子、分子的排列組合的結構化方式便是碼元序。虛擬現實科學技術則是利用0、1二元碼的邏輯排列,通過計算機的相關設計,模擬和重組大量信息,進而模擬各類信息場、各類感覺,以及相關感覺轉換的科學理論和工程性、應用性技術。在這里,0、1就是碼元,而其邏輯排列的結構便是碼元序。自組織研究綱領揭示了事物有序結構生成、維持和增長的一般過程和機制。就自組織乃是新模式創生的質的進化過程的意義上來看,自組織顯然不可能在純粹的物質(質量或能量)活動的層面上得到合理的解釋。系統模式并不是由質量或能量之類的因素簡單規定的,模式本質上是一種關系、構架,是一種組織的方式、序的結構,而諸如關系、構架、組織方式、序的結構等只能用信息活動來解釋,在這里,質量或能量之類的活動僅僅是信息活動的載體形式。從整體主義的系統科學綱領所強調的系統乃是元素之間的關系,或者說系統乃是關系的網絡的相關規定來看,僅僅用質量或能量的活動是遠不能清晰地闡釋系統存在和進化的具體機制的。復雜系統的自組織行為具有動態性、開放性、長程相干或非線性、內隨機性、要素的自主不確定性、內反饋性等基本特征。對于這些基本特征,只有從信息活動的層面上予以考察,才有可能更為真切地展示出其具體活動的一般過程和機制。具體說來,系統自組織的動態是信息模式的持存和復雜化重組的建構活動導致的一個結果;適宜的開放性是從環境引入系統演化的相關信息的必要條件;內隨機性、要素的自主不確定性乃是系統探索新的信息模式的內在根據;內反饋、長程相干或非線性乃是建構系統整體性信息組織構架、整體性信息互動網絡,以及整體性全息映射關系的一般機制。一般說來,特定系統的自組織創生和演化,大體需要經歷分化、匯聚、成核、發育、復制、擴散、變異、選擇、進化與毀滅等幾個環節。如果從信息活動的尺度上對這些環節發生的內在機理予以討論,那么,同樣可以更為深刻地揭示出自組織行為的一般機制。我們可以通過展示相應信息活動與上述各個環節之間的對應性關系,具體揭示自組織行為的一般機制:分化——原有系統信息互動關聯模式的退耦,匯聚——新信息互動關聯模式的探索,成核——信息密碼子的創生,發育——信息密碼子指示的信息反饋互動鏈環的遍歷性建構,復制、擴散——信息模式的量的擴張,變異——信息模式的創新,選擇與進化——信息模式的復雜化發展,新舊結構的交替——原有系統整體信息互動網絡構架的瓦解和新的系統整體信息互動網絡構架的形成。由于提供了一個全息綜合的信息維度,所以,對系統的創生和演化過程的理解和描述都更增加了復雜性的韻味。如果我們能夠參照艾根所創立的超循環理論所提供的生命起源和進化的一般機制模式,那么我們便能更為清晰地把握這個信息維度的意義和價值。
關鍵詞：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 范式的本義與本質； 方法論閾限； 唯物史觀
中圖分類號： G641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9749（2012）01－0008－05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這一命題的提出，是我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堅持30多年方法創新的產物，表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視界正在拓展和深入，預示著我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學科建設將會出現新的繁榮和進步。然而，由于范式作為一種方法論原則是“舶來品”，思想政治教育學界很多人目前對它還缺乏切實的了解，在理解和運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這一命題、特別是在此命題下提出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轉換”的主張時，容易產生誤解和誤用，故而考查范式的本義與本質及其方法論閾限，是必要的。
筆者通過研讀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及其它相關著述發現，討論范式之本義、本質及其方法論閾限的問題，首先需要明確兩個邏輯前提。
第一個邏輯前提：明確范式的對象本是人類（準確地說是西方人）自然科學研究史，亦即自然科學研究歷史發展的規律與軌跡，是“人們用批判的眼光對科學在社會中的功能進行審查”［1］的產物，屬于狹義科學學的對象范疇。①而在我國一些有重要影響的學者看來，科學學是把科學技術的研究作為人類社會活動來研究的“（錢學森語），其使命在于”研究當代科學技術對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思想所發生的作用，研究它對世界歷史發展的意義“（于光遠語）。［2］
第二個邏輯前提：明確自然科學研究發展史有別于自然科學發展史的界限。自然科學研究史是“關于自然科學的科學”的發展史；自然科學發展史，所指則是具體門類的自然科學亦即托馬斯·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論說的“常規科學”或“成熟科學”的發展史。就是說，范式雖然廣泛涉獵自然科學發展史，但并不是自然科學本身。因此，若是按照語義學要求，范式的完整語形應為“自然科學研究范式”。
托馬斯·庫恩之前，自然科學家們關注的主要是其在場的門類科學即“常規科學”的發展史，一般并不關注科學研究發展史，范式被發現填補了這項空白，它是庫恩在20世紀對科學史和科學學研究作出的重大貢獻。
20世紀末，托馬斯·庫恩提出的“自然科學研究范式”隨同科學學傳進我國，很快廣泛出現在自然科學和科學學之外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成為一個使用率很高的新概念和新方法。然而，不少人對范式的學科屬性卻不予應有的關注，以至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在可否和當如何“借用”范式、實行“范式轉換”這種帶有根本性的問題上，也因擱置唯物史觀方法論原理而處于“說不清，道不明”卻又振振有詞、各行其道的狀況。
由此觀之，將范式置于唯物史觀方法論視野之內進行原典性的考查和分析，進而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借用”范式的基本理路，無疑就是每一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之“共同體的成員”所“共同擁有”的歷史使命和職業責任。②
一、從范式發現看范式的本義
什么是范式？回答這個“定義”性的問題，需要從范式發現說起。發現范式，緣于托馬斯·庫恩對自然科學史的精到考察與縝密思考。這可以從庫恩以“歷史的作用”為題安排《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的緒論（第一章）看得很清楚。在該書第二章“通向科學之路”中，托馬斯·庫恩說他在對自然科學發展的歷史考察中，發現自然科學的進步得益于一次次的“科學革命”，“科學革命”就是科學家的“共有范式”或“一個基本單位”。他在考察光學研究發展史后指出：“物理光學范式的這些轉變，就是科學革命，而一種范式通過‘革命’向另外一種范式的過渡，便是成熟科學通常的發展模式。”［3］不難看出，庫恩在這里把范式的形成和他的范式發現歸結于他對“科學革命”之意義的歷史考察。
托馬斯·庫恩在為《科學革命的結構》作的自“序”（1962年6月）中，具體敘述了他發現范式的機緣和過程。他十五年前做理論物理學研究生的博士論文期間，“有幸參加了一實驗性的大學課程，這是為非理科學生開設的物理學，由此而使我第一次接觸到科學史。使我非常驚訝的是，接觸了過時的科學理論和實踐，竟使我從根本上破除了關于科學的本質和它所以特別成功之理由的許多基本觀念”，包括需要把一些擁有“無人知曉”的作品的年輕人“置于科學共同體”的觀念。在闡發這一觀念時，庫恩特別述及一些年輕人對他成功發現范式所給予的幫助，他稱這種幫助是年輕人的“恩惠”。［4］在此筆者順便指出：從科學史來看，托馬斯·庫恩對年輕人所持的這種謙恭態度，不僅是一種尊重后學的美德，也是一種崇尚科學的智慧，應當被視為任何（研究）范式結構“共同擁有”的一種“傳統”。
范式發現的內在邏輯和學理基礎，如庫恩所說的，是“常規科學”或“成熟科學”在科學發展史上呈現的兩面性。庫恩發現，科學史上任何“成熟”的“常規科學”的巨大成就都具有鮮明的兩面性特征。一方面，因科學的巨大成就而“空前吸引一批堅定的維護者”，維護和鞏固科學“成熟”的內在特質；另一方面，又因科學的巨大成績而“無限制地為重新組成的一批實踐者留下有待解決的種種問題”，為科學“革命”和創新提供了歷史課題。庫恩告訴人們：“凡是共有這兩個特征的成就，我此后便稱之為‘范式’”。由此可見，在庫恩看來，科學發展對于自身的兩面就是科學研究范式形成的內在邏輯和學理基礎，所謂范式并不神秘，不過是“一個與‘常規科學’密切有關的術語”而已。［5］只要視范式為“對研究科學發展的學者來說是一個基本單位”，那么“常規科學與范式這兩個相關概念就將會得到澄清。”［6］
通覽《科學革命的結構》，庫恩關于“什么是范式”所給出的“定義”不過如此，既似清晰又很模糊。實際上，僅從范式發現的角度來給范式本義一個定義性的界說是很困難的，托馬斯·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也并沒有給出“什么是范式”的嚴格定義。這并不是托馬斯·庫恩的疏漏，而是合乎科學學和科學史研究者慣用的定義研究之“范式”的。科學學奠基者之一的J·D貝爾納認為，給一概念下“什么是什么”的定義是很“刻板的”事情，可能“有使精神實質被的危險”。他在《科學的社會功能》中借用中國老子著名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哲學命題，開宗明義地指出：“對于科學或科學學，我們也無需下一個嚴格的定義”。［7］貝爾納推崇的這種關于“定義”的方法見解，是適用對范式本義的界說的。
從本義看，托馬斯·庫恩發現和描述的范式不同于方式、模式和模型。庫恩說：為了避免“可能誤導讀者”，不能以為“一個范式就是一個公認的模型或模式（Pattern）”；他有些無奈地說：“在一定意義上，在我找不出更好的詞匯的情況下，使用“paradigen”（范式）一詞似頗合適。”同時他又明確指出，用“paradigen”（范式）一詞也不能“完全表達”他的“范式”通常包含的意義”。［8］
庫恩作這樣的區分和申明是必要的。他的范式不是人們常說的方式，方式是具體的，多具可操作性，并且多是可以事先設定和安排的。他的范式也不同于模型或模式，模型、模式都是清晰的，確定的，一般是可以用語言描述和表達的，甚至是可以用線形（直線或曲線）圖示的，用衡器來度量和測試的。而范式卻總是模糊的、寬泛的、不確定的，一般只能“意會”它的真實存在而難以言表它的確切形態，所呈現的是一種經由人工作用促成的不確定的方式，一種經由人工作用卻又是“自然形成”的不確定的因而是開放、動態的模型或模式。正因如此，如今的科學學、科學技術哲學將范式作為形上范疇攝入自己的體系。
概言之，范式作為描述自然科學研究發展史的方法論，推崇的是“科學共同體的成員所共同擁有的研究傳統、理論框架、研究方式、話語體系”［9］之諸要素“結構”狀態的真實存在及其重要性。范式本義關注的不是其“結構”要素的固定模式和一致性，不是強調唯有經由“科學革命”實現“范式轉換”才能贏得“常規科學”的常態發展。這是范式的本義及其真諦所在。
二、范式的本質與范式“轉換”
如上所述，要給范式本義下一個嚴格的定義也許是必要的，但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范式本質上反映和描述的是自然科學研究發展真實存在的“自然歷史過程”，一種由史而來并由當下而去的永不終結的“自然歷史過程”。
在唯物史觀視野里，社會歷史發展總體上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
恩格斯在給約瑟夫·布洛赫的信（1890年9月21～22日）中描述社會歷史發展總體上的這種“自然歷史過程”時指出：“我們自己創造我們的歷史，但是第一，我們是在十分確定的前提和條件下創造的。”這個“十分確定的前提和條件”就是一定的經濟制度及“豎立其上”的政治等上層建筑。“第二，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于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總的結果，而這個結果又可以看做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所以到目前為止的歷史總是像一種自然過程一樣地進行，而且實質上也是服從于同一運動規律的。”［10］
恩格斯在這里基于唯物史觀描述的“自然歷史過程”，是我們科學認識和把握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總規律和主軌跡的最高“范式”，無疑具有普遍的方法論意義，適用于我們科學認識和把握一切科學研究發展史的規律與軌跡。
庫恩范式所描述的自然科學研究史，既不是關于自然科學知識和技術的文本記述史，也不是與文本記述史相關聯的科學研究活動史，而是這兩種“史”及與此相關的各種社會歷史因素交匯、整合而呈現的關于自然科學研究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這就是范式的本質。
在這種意義上理解和把握范式的本質，一要看特定的社會所能給予科學研究的“前提和條件”及社會已經提出的“社會功能”要求。二要看科學研究的范式傳統是否存在面臨“科學革命”而需要適時地給予調整、重組乃至轉型或轉向的必要，如果存在這種必要，那也不可輕率地倡導“轉換”，而應當因勢利導、憑借其“共同體的成員”形成的“合力”，順乎“自然”地去實現。不然，就可能會違反科學研究發展的規律，違背“科學共同體”的集體意志，以及范式傳統維護和遵循的共同的“理論框架”、“研究方式”、“話語體系”等。一句話，背離了庫恩發現、描述和貢獻范式的旨趣。對社會科學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學的研究范式的理解和把握，更應當作如是觀。
作為一種“自然歷史過程”，范式可以為人所認知和把握，因而可以“順其自然”地促其豐富和發展，但一般不可以“人為”地“轉換”。托馬斯·庫恩在科學學和科學史的意義上探討過范式轉換的問題，他在這個問題上所持的學術態度是積極又審慎的。在他看來，“科學共同體取得一個范式就是有了一個選擇問題的標準，當范式被視為理所當然時，這些選擇的問題被認為是有解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只有對這些問題，科學共同體才承認是科學的問題，才會鼓勵它的成員去研究它們。”與此同時，對“其他科學關心的問題”或本學科暫時感到“太成問題而不值得花費時間去研究的問題”，加以“拒斥”。［11］庫恩對范式“轉換”問題所持的這種科學態度，是合乎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的。
用唯物辯證法的認識論觀點來看，范式所反映的“科學革命”是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正如J·D貝爾納“在通向科學學的道路上”所指出的那樣：“某些因素的數量變化，導致不同質的產生。當我們開始認識科學發展的某種模式時，科學卻又向前邁進了。”［12］
如前所說，范式的形成得益于“科學革命”，每當這樣的“革命”發生時范式就面臨“轉換”。
但是，庫恩并不輕言“轉換”，更不刻意鼓動“轉換”，范式“轉換”不是他著述“科學革命的結構”的主要目的。
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第四章“常規科學即是解謎”中甚至強調，任何科學研究的結果都是有意義的，科學家在“擴大范式所能應用的范圍和精確性”的問題上，應當持“熱情和專注”的科學態度，不可隨意“轉換”范式。竊以為，這種主張本身就應屬于范式“結構”的一個要素。［13］
這是因為，“范式轉換”的命題容易產生誤解。從范式的本質來看，“轉換”不過是范式發展演變的“自然歷史過程”的一種表現，是其“自然歷史過程”因由“科學革命”而需要調整方向和改變軌跡，實則是“轉向”或“轉型”。而從實際情況看，“借用”范式的人們對“范式轉換”則多不這樣看，他們所言說的“轉換”是要“換藥”而不僅僅是“換湯”。
從邏輯上來分析，視社會事物的發展變化為“自然歷史過程”的轉向或轉型，是尊重社會事物發展規律的表現，而“轉換”卻是主觀給定的“思想過程”，不一定合乎社會事物發展的自身規律。“轉換”在“換”了事物外在的形狀和發展方向的同時，也就可能會“換”了事物的內在結構和本質特性。③
由此看來，在正確理解和把握范式本質的前提下，如果說范式“轉換”是必要的，那么慎言范式“轉換”就顯得更為重要了。
三、范式的功能與方法論閾限
如果說，發現和描述的“自然科學研究范式”，在自然科學研究領域具有普遍的功能和“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方法論意義，那么在社會科學研究特別是在思想政治教育領域則不然。這就是范式的功能和方法論閾限問題。
自然科學研究范式基于適應“科學革命”的“轉換”，反映的是社會發展進步對科學技術提出的豐富“社會功能”和優化組織方式的要求，其學說主張顯然也不應生搬硬套到社會科學研究特別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科學領域。
范式的功能在于揭示和描述隱藏在自然科學研究發展史之中的規律，進而提出科學家共同體成員應遵循的共同理念和規則，實現規則與規律的統一。任何規律都是一般與個別的統一，因而反映規律的規則也都具有普遍的認知和實踐意義。范式所揭示的自然科學研究發展的規律，在一般性的意義上是否適應于我們揭示和描述社會科學研究發展的規律？回答應當是肯定的。
但須知，揭示與描述自然科學研究發展的和社會科學研究發展的規律的范式是不一樣的，也不可能是一樣的。這主要是因為，社會科學研究受社會有效因素的影響與力度同自然科學研究的情況不一樣，不可能一樣，也不可以一樣。如果說，自然科學研究范式的形成和“轉換”較多地受社會需求包括體現社會需求的國家意志（政策和策略）的影響和制約，那么，社會科學研究尤其是關涉經濟、政治、法律乃至文化基本制度的研究，就更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國家意志和社會意識形態的干預和指導，其范式不能成為一種“科學共同體”或“學術權威共同體”的“利益集團”，即使這樣的“共同體”是以“百家爭鳴”的方式存在的。
由此看來，我們在理解和把握社會科學研究尤其諸如思想政治教育之類學科的研究范式的問題上，不應當在一般意義上抽象地借用托馬斯·庫恩提出的范式和范式轉換的問題。
在庫恩那里，范式轉換就是科學革命，我國社會科學研究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領域是否亟待實行這樣的“科學革命”，以至于在遮蔽和擱置基本原理的情勢下實行這樣的“科學革命”，是需要持極為慎重的態度的。因為，人可以認識和把握規律，創建和運用反映規律的規則，以發展和造福自身，卻不可以創造和“轉換”規律。社會科學研究的規律與自然科學研究的規律有相通之處，但并不相同，反映兩種研究規律的范式也不應相同。這也如同自然有生態，社會有生態，但不可將社會生態與自然生態相提并論、混為一談的道理一樣。
厘清范式的功能與方法論閾限，應是廣義科學學（將所有科學作為自己對象）之研究范式的一種基本要求。但從目前的情況看，廣義科學學對此似乎還沒有給予更多的關注。
四、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的基本理路
范式作為自然科學研究一種方法論的理論和認知原則，是否適應于社會科學特別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學的研究？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已經多次涉論這個問題，但多為發現和描述范式之“一帶而過”的過渡語。
據托馬斯·庫恩自己介紹，1958～1959年間他應邀在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做研究，“在主要是由社會科學家組成的團體中度過的”，使他感到“震驚的是，社會科學家關于正當的科學問題與方法的本質，在看法上具有明顯的差異”，這是他“未曾預料過的”。［14］在科學研究范式的問題上，社會科學家和自然科學家究竟存在哪些“明顯的差異”以及為什么會存在“明顯的差異”，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并沒有細說。盡管如此，我們已經從中清楚地看出，庫恩已經把兩大科學領域存在的這種“明顯的差異”問題，明白無誤地提了出來。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有助于梳理和總結其有史以來的規律和軌跡之“自然歷史過程”，進而把握其方法論規則，這不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中國思想政治教育（包括道德教育）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已經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研究范式，實踐豐富，著述紛呈，亟待今天從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共同體”進行開發和描述，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傳承和創新。
厘清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的基本理路，首先要看到“借用”的范式本是自然科學研究的方法論，不可照搬照用，必須經過創新。任何一種方法，都是“神”（功能）與“形”（形體）的統一體。某種科學需要“借用”其他科學的研究方法，只有在“借”得其他方法之“神”的情況下，才可能“借用”，實現研究方法的創新，發揮被借用的方法的功效。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唯有“借”得范式的“傳神”之處，才可能實現方法創新，不然，實際上就成了方法套用或方法移植，毀傷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應有的邏輯結構。這樣說，并不是認為不同門類科學的研究方法不可以“移植”，更不是認為方法“移植”與方法創新是對立的，而是強調所“移植”的是方法之“神”還是方法之“形”。④
其次，要區分研究范式與“文明樣式”的學理邊界。一些中國學者已經習慣于在樣式的意義上言說庫恩范式和“范式轉換”，如“哲學范式”、“人學范式”等。這其實是一種學理上的誤解。在中國人的話語系統中，文明樣式一般是指某種知識理論體系或精神文化的內在特質、價值目標和意義向度及其顯露的形態或形式，如“道德樣式”、“文學樣式”等，而范式所指則是科學研究方法論，當“范式”搭配哲學、人學時，其語義和語形實則是“哲學（研究）范式”、“人學（研究）范式”。如今一些學者倡導的“哲學范式轉換”、“人學范式轉換”，所指，實則是“哲學樣式轉換”、“人學樣式轉換”。
再次，堅持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邏輯結構。
歷史地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之結構要素中的“科學共同體”、“研究傳統”、“理論框架”、“研究方式”、“話語體系”等都是具體的，都具有鮮明的國情特質，不僅是歷史范疇，也是民族范疇。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論》中論及“第三類科學”時指出，“第三類科學”是“研究人的生活條件、社會關系、法的形式和國家形式及其哲學、宗教、藝術等等組成的觀念上層建筑”，其間存在杜林所鼓吹的“永恒真理的情況更糟糕”。［15］思想政治教育作為理論一級學科統攝下的一門二級學科，無疑屬于這樣的“第三類科學”。這種學科屬性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不可將范式抽象化、一般化，而必須放在當代中國社會轉型和發展的具體的歷史條件下，尊重中國國情、世情和黨情。
如此來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用”范式，就不會遮蔽其與庫恩“自然科學研究范式”之間存在的“明顯差異”，不至于使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共同體的成員”尤其是青年成員，在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問題上陷落“未曾預料”的迷途和窘境。
注釋
①關于科學學的對象，研究科學學的人目前的意見大體有兩種：一是“整體科學”或“科學的整體”，包括自然科學之外的哲學、社會科學有門類乃至所謂中介學科如自然辯證法、唯物史觀等；另一種專指自然科學。范式是庫恩在考察自然科學研究方法史的過程中發現的，故而筆者稱其歸為狹義科學學范疇。
②當代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強調唯物史觀在人文社會科學特別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學研究方法創新中的主導地位和作用，是否也是一種帶有“科學革命”性質的亟待梳理和澄明的“研究范式”呢？回答應當是肯定的。
③這個道理如同理解和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之“自然歷史過程”，只能順乎其發展規律和方向推動“社會轉型”而不可強行“社會轉換”一樣。
④筆者曾用俗語對方法借用和創新作如是比方說：“如菜刀（工具方法），可以用來切菜、切瓜，可以用來宰雞，還可以用來裁紙，其所以如此，皆因其‘貌’在‘刀’而其‘神’卻在‘切’。在這里，‘借刀’全在借刀的‘切’之‘神’即刀之功用。世上的刀有很多種，但其功用卻都在‘切’，正是‘切’使刀具有廣闊運用領域，同時又使刀作為一種工具方法而存在方法的閾限。”（參見拙文：《略論道德悖論研究的方法問題——兼談邏輯悖論對于道德悖論研究的方法閾限》，中國人民大學書報復印中心《倫理學》，2009年第6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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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參見張耀燦.推進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人學轉換［J］.思想教育研究，2010（7）：3－6.
(1)自然科學研究。包括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學、農學、醫學、地學、天文學等自然科學的研究活動。
(2)社會科學研究。包括人口、政治、經濟、哲學、法學、歷史、美學、文化藝術、語言、民族、文化、考古等社會科學的研究活動。
(3)其他科學研究。包括管理科學、技術經濟學、未來學、科學技術史、情報科學、圖書館學、檔案學、環境科學等邊緣學科的研究活動。
2科學研究事業投入產出分析
2.1中國科技事業發展速度快。但是與國外先進國家差距仍舊明顯
中國政府歷來重視科技事業的資金投人，特別是自1991)年以來，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政府加大了對科技事業的投人力度。R&D投人額從1991年的159.5億元上升到2000年的895.7億元，增加4倍多。科技事業成為我國國民經濟中發展最為迅速的部門。
但是由于我國科技事業起點低、底子薄，因此，盡管這些年來增速保持在世界領先地位，但是無論從R&D投人的資金總量上還是占國民經濟的比重上來看，我國都同世界發達國家有著明顯的差距。以美日歐等為代表的發達國家近年來R&D占GDP比重一直保持在2%以上，而我國近年來比重雖然上升幅度很快，但是仍舊低于1%的比重。
2.2科學研究事業從部門結構上看屬于最終消費型
高中間投入行業中間需求率是指各產業部門的中間需求和該產業的總需求之比。反映了各產業部門的產品有多少作為原料為其他產業所需求。一般而言，中間需求率越高，則該產業越接近于原材料行業，反之則該產業更多地偏向于提供最終消費產品。最終需求率則等于1減去中間需求率。
中間投人率是各產業部門的中間投人與總投人之比、反映了各產業在生產活動中對其他產業的依賴程度。一般而言，中間投人率越高，其產業附加值率越低，但是對其他產業的帶動能力越強。最終投人率則等于1減去中間投人率(表1)0
如表1所示，我國1997年科學研究事業中間需求率為0.2502312，遠遠低于三次產業的平均中間需求率。這表明我國的科學研究事業主要是提供消費者服務，對生產過程提供不多。這從一個側面說明，我國科學研究事業的科技成果不能很好地轉化成現實生產力，并投人到生產過程中。從將來的發展趨勢來看，隨著科技進步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率的提高，科學研究產業對中間過程的需求投人勢必會增加，從而使得科學研究事業的中間需求率逐漸提高。科學研究產業的中間投人率為0.6122283，低于第二產業，但是高于其所屬的第三產業。這表明在第三次產業中科學技術產業事普首榕拎咨力其附加佰較低。隨著科學研究事業產業化程度的提高，其中間投人將有下降趨勢。
2.3科學研究事業更多地表現為對第三產業的依賴關系
直接消耗系數是指將各個產業的原材料投人額除以相應的各個產業的產值。反映了某個產業生產1個單位產品時需要得到其他部門的原材料投人量。從表2中可以看出，科學研究事業更多地表現為對第三產業的依賴關系，其直接消耗系數0.25853377;其次則是第二產業，對第一產業的依賴關系則微乎其微。這充分說明，在科學研究的發展過程中，第三產業和第二產業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如果從行業依賴角度來看，科學研究事業的發展需要118個部門的投人(總計124個部門)，幾乎覆蓋了所有的行業。此外，如表3所示，在影響科學研究事業發展的最重要的巧個行業(直接消耗系數大于0.01)中，第二產業為12個，第三產業為3個。其中最重要的是其他電子及通信及設備制業、電子元器件制造業、其他電器機械及器材制造業、商業、日用電器制造業、金屬制品業六大行業，其合計達到0.249532，占全部行業的4196。說明上述行業是影響中國科學研究事業發展的關鍵性行業。從另一個側面而言，房地產業對各產業的直接消耗關系，也反映了其對上游產業的拉動關系。
2.4科學研究事業對國民經濟有著很大的拉動作用.
但是受其他行業的影響較小.因此.更多地依賴于國家的直接投入影響力系數(表4)是反映國民經濟某一個部門增加單位最終使用時，對國民經濟各部門所產生的生產需求波及程度。當影響力系數大于1時，表示該部門的生產對其他部門所產生的波及影響程度超過社會平均影響水平;當影響力系數小于1時，則表示該部門的生產對其他部門所產生的波及影響程度低于社會平均影響水平。
如表4所示，根據筆者計算的1997年國民經濟40X40部門的影響力系數結果所示，影響力系數由大至小排名前10位的均為第二產業行業，而第三產業行業影響力系數排序均比較靠后。這一方面說明在我國國民經濟中起拉動作用的仍舊是第二產業制造業部門;另一方面第三產業影響力系數差距與第二產業差距較大，也說明我國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發育程度仍舊較低，發展的空間仍很大。但是值得注意，我國科學研究事業的影響力系數達到了1.08，超過各行業平均值，在第三產業中排名第二位。說明目前科學研究事業屬于對國民經濟發展具有很強推動能力的產業。隨著國家和地方對科技在提升競爭力的重要作用的認知逐漸加強，對科學研究經費的逐漸增加，科學研究事業對我國未來的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將會逐漸加大。科學研究事業將很有可能成為帶動我國健康持續發展的重要支柱產業。
感應度系數(表5)是反映當國民經濟各部門均增加一個單位的最終使用時，某一部門由此而受到的需求感應程度，也就是該部門為滿足其他生產部門生產的需要而提供的產出量。當感應度系數大于1時，表示該部門收到的感應程度高于社會平均感應度水平;當感應度小于1時，則表示該部門受到的感應程度低于社會平均感應度水平。
一般來說，感應度系數越高的產業，國民經濟發展對該產業的拉動作用越大。如表5所示，第三產業在全行業排名中兩級分化嚴重，既有像商業這種受國民經濟變動影響較大的部門，也有很多感應度不高的部門。科學研究事業總體上看來屬于受國民經濟變動較低的部門，可見作為第三產業中的重要部門，其所受到的拉動作用仍舊很低。這說明，緊緊依靠其他產業發展帶動的影響，是不足以提高科學研究事業的投人水平的。因此，科學研究事業更多地是依靠政府或企業的直接投資。
總體來說，科學研究事業在我國國民經濟結構中屬于高影響力、低感應度的行業，對國民經濟有著極大的拉動作用，但是，卻受其他行業發展的帶動作用影響很小。因此，要實現我國國民經濟的可持續高速發展，有必要加強科學研究事業行業的發展步伐。但是僅僅依賴其他行業發展的間接投資是遠遠不夠的，科學研究事業更多地要依賴于政府或企業的直接投資。所以，目前我國還應該進一步加大對科學研究事業的投資力度。
關鍵詞：中小學；教育科學研究；獨創性和實用性
“教師即研究者”已成為世界教育發展的一大趨勢。隨著新時代對教育培養人才的新需求和教育改革的深入，我國中小學開展教育科學研究已勢在必行。為此，中小學應把教育科學研究擺在學校教育的重要位置，列入學校總體工作計劃之列，堅定不移地走教育科學研究興校、興教之路。中小學如何有效開展教育科學研究，本人認為應從以下四個方面深入思考。
一、中小學教師應成為開拓教育工作新局面的研究者
教師不僅要成為塑造年輕一代心靈的教育者，還要成為開拓教育工作新局面的研究者。所以，“教師即研究者”已成為當今世界教育發展的趨勢也就理所當然。每位教師對此都要有清晰認識，必須克服傳統的教師職能觀，將從事中小學教育科學研究作為自己教育工作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和必須完成的任務來對待，努力成為開拓教育工作新局面的研究者。
二、開展教育科學研究必先了解中小學教育科學研究的特點
中小學教育科學研究屬大眾型的教育科學研究。有人稱其為田園式的研究或草根式的研究。它是廣大中小學教師在一定的教育理論指導下，緊密聯系中小學教育教學實踐，研究探討中小學教育教學中的各類問題，直接為中小學教育教學改革和發展服務，不斷提高中小學教育質量的教育科學研究。它與專業教育科學研究機構從事的學術性教育科學研究相比，有諸多不同的特點。
1.就指導思想而言，中小學教育科學研究是以現代教育思想為指導，緊密、直接地為中小學教育教學工作服務，促進其發展，提高其水平。這就是說，它必須從中小學的教育教學實際出發，研究探索中小學教育教學中存在的具體問題，將提升教育工作者自身素質和改進教育教學工作緊密結合起來，推動學校教育改革與發展，有效地提高教育質量，從而達到科研興校、科研興教的目的。
2.就研究內容而言，中小學教育科學研究是以微觀研究和引入研究為主，即以中小學教育教學的實際問題作為研究對象。具體來講，就是將學校教育教學工作中需要解決的問題和教育教學的實踐經驗作為其研究課題進行探索研究。
3.就研究過程而言，中小學教育科學研究是將中小學教育教學過程和研究過程融為一體，即教育教學過程也就是研究過程。它一般可分為選題、做題和結題三個環節。研究中，它要求重研究過程，以做題為主，力求做到“學習教育理論、反思教學行為—設計教學方案、實施教學策略—轉化教學行為、提升教育水平”，從而達到研究過程與教育教學過程一體化。
4.就研究方法而言，中小學教育科學研究是以教育行動研究法為主，輔之以教育咨詢診斷法及其常用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待目標確定后，要沿著“研究—行動—監察—反饋—思考—調整”的過程反復進行。它要著重解決研究與應用之間的關系，著眼于改善教育實踐活動，使教育科學研究與改進日常的教育教學工作結合起來，使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結合為一體，將教育質量提升到一個新高度。
總之，中小學教育科學研究必須基于學校、基于教師、基于教育實踐，采取“問題即課題、教學即研究、成長即成果”的教育科學研究的新思路。
三、中小學教育科學研究是一種創新性的教育實踐活動
教育科學研究是一種創新性的實踐活動，中小學教育科學研究也不例外。獨創性和實用性是衡量教育科學研究價值的最本質特征，如果離開了二者，就不能成為真正的教育科學研究。但我個人認為對于中小學教育科學研究來講，一般不要提原創性，而以提創新性為宜。這樣不僅可以使中小學教師樹立搞好科研的信心，而且也會使之在正確認識的基礎上積極開展教育科學研究，并不斷在“新”字上下功夫，以取得新穎而又有使用價值的研究成果。
1.通過中小學教育科學研究，可使教師在原有思想認識的基礎上不斷獲得新的認識，它包括學科知識、教育理念、思想觀點的新認識和教育教學行為的新感悟等，達到充實自我、提高自我的目的。
2.通過中小學教育科學研究，可更新教育教學過程，改革教育教學實踐，形成新的教學思路、模式、方法和教學風格，從而提高教育教學質量，使學校的教育教學工作形成新的局面。
3.將中小學教育科學研究取得的新的研究成果（包括理論研究成果和實踐研究成果）應用于辦學實踐中，以提高學校教育教學和管理水平。
四、中小學應積極采取有力措施開展教育科學研究
依據教育科學研究的特點和現狀，要想盡快開展好中小學教育科學研究，我認為必須采取以下幾項有力措施：
1.抓指導，提高認識，使教師懂得如何從事教育科學研究。
對中小學教師進行有關教育科學研究的指導是完全必要的，它不僅可以使教師了解什么是教育科學研究，弄清教育科學研究的規律、特點、程序和方法，把握教育科學研究的方向，樹立正確的科學態度，克服對中小學教育科學研究的一些膚淺認識，以利教師扎實開展中小學教育科學研究，還可以提高教師的學科知識水平、教育理論水平和哲學思想水平，為正確從事教育科學研究提供指導思想、理論基礎、知識基礎和方法基礎，保證教育科學研究思想觀點正確、知識根基深厚、運作方法得當、實際效果明顯。
2.抓隊伍，形成力量，提高教師教育科學研究的積極性和能力。
教師是從事中小學教育科學研究的主力軍，必須抓好以教師為主力的學校教育科學研究力量，從而提高他們的積極性和研究能力。具體來說應做到：（1）樹立教師從事教育科學研究的意識，“樂”于從事教育科學研究；（2）增強教師從事教育科學研究的信心，“敢”于從事教育科學研究；（3）提高教師從事教育科學研究的能力，使他們“善”于從事教育科學研究。
3.抓陣地，建全制度，確保教育科學研究工作有序推進。
中小學應根據各自實際需要建立教育科學研究室，直屬校長領導。教育科學研究室要配備專兼職的科研人員，負責對學校教育科學研究工作實施全程、全方位管理，并承擔學校主課題的研究；還要制定學校教育科學研究的一系列規章制度，加強監督，保證其認真落實。同時，學校各年級組、教學研究組應順應科研興校的趨勢，積極調整職能，除了繼續加強教育教學管理工作外，還要強化教育科學研究管理工作，力求形成一個“校長—教育科學研究室—年級組、教研組—廣大教師”的教育科學研究系統性體系。
4.抓課題，明確方向，提高教育科學研究工作的實效性。
課題是研究工作的主要對象。中小學教育科學研究的目的是解決教育實踐問題，促進教育教學工作的發展；其任務是探討教育實踐的新問題，總結實踐經驗，進行理性升華，指導新的教育實踐，為培養新人服務。因此，要緊密聯系中小學教育實踐來選擇課題，通過課題研究積極發揮先導作用，直接為學校教育改革服務。學校應明確方向，確立有影響、有代表性的課題，組織精兵強將深入研究，努力形成學校特色，增強學校知名度。將普及與提高結合起來，相互促進，推動中小學教育科學研究工作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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