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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發展中；金融；自由化；金融開放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4-0-01
目前我國正處在金融開放的關鍵階段，作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具備很大的優勢。但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也存在著弱勢和缺點。中國在加入WTO后已經全方位開放金融業，自由兌換人民幣使其成為國際化貨幣也指日可待。但中國的金融仍然需要進一步改善資本的形成模式，在國際競爭力方面也不容樂觀，同時在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中還將承受國際游資等方面的壓力，中國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中還會面臨各種各樣的困難。針對中國自身的條件和問題，認真分析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自由化形式和方法，借鑒他們的優點，可以完善自己的金融自由化過程。怎么才能把握好機會，加快我國金融改革的步伐，早日融入國際金融的主流，需要我們認真思考和研究。
一、金融自由化與金融開放的基本概念
1.金融自由化：這個理論是在20世紀70年代由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麥金農（McKinnon）和肖（Shaw）提出來的。通過深入的系統研究，他們認為“金融抑制”金融市場不完全，資本市場扭曲等等不合理現象嚴重存在于這些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為此，他們提出了“金融深化”這個理論，主張認為發展中國家應當解除金融抑制，以金融自由化的方式實現金融深化，從而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與增長。
2.金融開放實質就是放松對金融的管制，就是針對“金融抑制”這種現象，通過金融制度的改革，減少政府對金融的過度干預，實際做到金融制度的開放，金融機制的開放，能夠放松政府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限制，增強國內籌措資金等能力；放松政府對匯率和利率的管制，使其市場化與國際接軌。
3.所以，金融開放和金融自由化理論的關系式非常密切的，這是對外開放政策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只有做到了真正的金融開放，才能讓金融自由化得到充分的貫徹。
二、金融自由化存著利與弊的爭論
金融自由化從理論上講能使發展中國家受益，但從現實上講金融自由化的存在的弊端也不少。從有利方面分析，金融自由化通過直接和間接兩種機制放開了金融管制；來自國外同行業的競爭刺激國內金融業更多的投資和增長；國外銀行進入本地金融市場激化國內金融業的競爭，提高國內銀行業的效率，促進國內的經濟增長。從不利方面分析，有些發展中國家還存在著公司管理意識薄弱，財產權益保護的法律法規水平低下，存在著金融市場交易信息不完善；金融自由化降低了本國市場的資金的流動性，分散并阻礙了本國金融市場的發展；金融資本自由流動下不能有效的進行市場規范；金融自由化容易引起宏觀經濟的不穩定。從金融自由化的利弊可以看出，推行金融自由化是否能夠成功，關鍵在于是否具備推行金融自由化的條件。
三、發展中國家的金融自由化的特點分析
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不能完全照搬盲目效果發達國家的做法。 實施本國的金融改革，不能同時進行所有的自由化措施，要結合本國自身的條件，按照順序，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循序漸進，這樣才能減輕負面影響降低金融改革的成本。通過分析研究各個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的進程，發現其模式還是有規律可循的。目前認為比較合理的模式和實行順序是：首先是利率的改革，在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中，發展中國家基本上都將利率自由化改革放在第一步，以利率特有的激勵手段促進國內的經濟發展。其次是通過加強銀行業的業務和利潤的最大化進行金融業務經營自由化的改革。通過改革，明顯加強了銀行間的競爭力，擴展了銀行盈利的多元化渠道，經濟效益也大幅提高。第三，增加國內企業融資的多元化渠道，吸引國外資金進入本國的金融市場，逐步取消各種限制，為穩步推進資本流動的自由化改革積極創造條件。第四，發展中國家的在具體的金融自由化過程中，適宜采取符合客觀實際的循序漸進的模式，衡量本國的實際條件，協調改革的步伐，不能急于求成。要權衡金融自由化帶來的利益和風險，不但要保持經濟穩定快速的增長，也要有效的避開有可能發生的金融風險。
四、中國金融自由化改革和對外開放
中國的金融自由化的體制改革是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 主要包括初創體系，劇烈擴張和逐漸完善三個階段，通過這么多年的研究和摸索，我國的金融業已經處于在完善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同時進行全面深入的關鍵時刻。1992年實施的有關利率，金融業務與機構準入，以及資本賬戶的金融開放等等的完善金融機構體系，解除銀行信貸控制，完善國內金融市場以及改革外匯體制的措施，目前已經初步建立起符合我國特點的市場金融體制的基本框架。
五、結論
回顧中國金融自由化改革及對外開放的歷程，順利完成了由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由封閉到逐漸開放的部分過程，成就是可喜可見的。但也要從中看到我們的不足，汲取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先進經驗，在明確界定外資金融機構，賦予外資金融機構國民待遇的情況下保障本國金融市場改革，加強對國內現有金融產品的法律保護方面，進一步規范和完善金融法律體系的組織和程序，使中國金融自由化改革的穩步快速的進行。
參考文獻：
[1]愛德華. S.肖.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M].上海三聯書店，1988.
[2]李丹紅.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研究[M].經濟日報出版社，2003年，第1版：23-26頁.
[關鍵詞]人民幣升值 原因 利與弊
隨著我國整體經濟實力的進一步增強以及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人民幣的升值壓力也越來越大,這在一定程度上將會直接影響我國經濟的發展,因此我們必須采取一定的措施來應對人民幣升值帶來的挑戰和機遇。
一、人民幣升值的原因解析
1. 人民幣升值的內部因素
(1)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
(2)我國外匯儲量大且逐年增加。從國際收支的角度來看,人民幣顯而易見地只能升值。
(3)我國利率水平相對平穩以及匯率政策的影響。人民幣利率保持穩定,這樣吸引了更多國外資金的進入以及中國在外資金的回流,從而拉動了人民幣匯率的走高。另外,就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現實而言,央行在外匯市場的操作,對人民幣匯率有決定性影響,這與西方國家普遍要求中國實現匯率市場化相矛盾。
2. 人民幣升值的外部因素
由于我國已經加入了WTO,我國的涉外貿易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發展,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也大大的增加,西方國家以及日本的發達國際經濟體,為了自身利益的考慮,對我國采取了一系列的貿易手段,其中采取各種措施促使人民幣升值就是他們經常使用的一種經濟和政治手段。
二、人民幣升值的利與弊
1. 人民幣升值的有利因素
(1)有利于降低進口的成本。當人民幣的升值幅度大于進口產品的漲幅的時候,就會促使產品以便宜的價格進入,就會有利于降低進口的成本。
(2)有利于企業走出去。由于人民幣的升值,導致在國內的新增投資成本上升,國內企業為了降低成本和規避風險,將會走出去,到國外辦廠,這樣促進了我國企業的國際化發展。
(3)有利于催進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人民幣適當升值,將會有利于推動我國的出口企業,提高技術水平和產品質量,促進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從而改善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
2. 人民幣升值的不利因素
(1)人民幣升值,不利于出口。對于出口企業而言,其盈利水平與本外幣的匯率水平密切聯系。人民幣持續升值,將會導致生產成本的提高和企業利潤的下降,從而影響企業出口的積極性。
(2)導致國內就業和失業壓力加大。當人民幣持續升值的時候,我國的一些出口型的企業就會遭受重大打擊,特別是一些勞動密集型的出口企業,嚴重影響了勞動力的就業,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很大的失業壓力。
(3)影響金融市場的穩定。由于人民幣的升值,財政赤字必然會增加,這將會影響貨幣政策的穩定,另外,國際游資和熱錢會通過各種方式和手段進入我國,容易引發貨幣和金融危機,給我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造成不良影響。
(4)通貨膨脹的壓力加大。
(5)影響外資的引進,加速資本外流。人民幣的升值,將會導致以美元為股本金的外商投資企業,兌換人民幣的能力減小,從而導致外商投資的成本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投資的競爭力。所以說,人民幣的升值不利于我國引進外資,將會導致對外資吸引力的下降,并加速資本的外流,減少外商對我國的直接投資。
三、如何應對人民幣升值
1. 引導公眾形成有利的預期。當前,在人民幣預期升值增大的情況下,如何做到預期的穩定,這對保證我國金融市場安全和減小人民幣升值壓力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同時,政府要樹立自己的良好的信譽,發揮穩定匯率的決心,通過政策的配套保障以及國際關系的協調來進一步的降低人民幣的升值壓力。
2. 擴大內需,減輕本幣升值壓力。這就要求積極正確的引導資本的流向,防止盲目的投資,尤其要防止資產和經濟的泡沫化,保證我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
3. 采取有效可行的宏觀經濟措施,抑制通貨膨脹。事實上,在抑制通貨膨脹的所采取的措施中,如果單純的依靠凍結物價等措施是不可取的,這直接會導致價格更快速的上漲。引發通貨膨脹的進一步惡化。那么具體要如何做才可以呢?我國需要采取緊縮性的貨幣政策,發揮市場自動調節價格的走勢的優勢,進行資源的合理配置。
4. 利用金融手段規避外匯變動風險,增強貨幣政策的調控能力。
我國金融業要精心制定自身管理風險和承擔風險的策略,大力發展匯率風險規避工具,密切關注預期變化,加強預期指導,使我國經濟保持持續穩定的發展。
5. 出口企業要提高技術優勢,優化產品結構,增強國際競爭力。出口企業要以人民幣的升值為機遇,進行生產技術的改造和創新,加強產業結構調整,優化出口產品的結構,提高出口產品的檔次和科技含量。同時,要加強成本控制,在保證質量的基礎上,不斷地降低生產成本,提高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6. 加強國際資本流向的監控。在當前我國資本項目管制的背景下,由于國際收支中開放的經常項目已經成為國際游資流入流出的重要途徑,所以,要著重加強對經常項目下國際資本流向的監管,防止套利性國際游資的大進大出及其對貨幣政策產生的不良干擾。
結束語:總之,面對人民幣升值這一問題,我們必須要冷靜思考,積極應對,制定合理的實施方案,通過匯率改革,來積極應對人民幣升值,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認清和適應日益復雜的國際經濟形勢,進而增強我國的經濟實力。
參考文獻:
關鍵詞：銀行業對外開放利弊
引言
1858年，英國渣打銀行落戶上海，從此，渣打銀行成為了有史料記載的最早的外資銀行。但是，直到1997年，渣打銀行才領取到經營人民幣業務的執照。據說，最早一批獲準經營人民幣業務的日本第一勸業銀行、三和銀行、渣打銀行上海分行和上海巴黎國際銀行等，均經過中國人民銀行的嚴格的審核。最初，外資銀行只能向外資企業提供人民幣業務，到2003年底，其業務對象才擴大到中資企業，按WTO日程表規定，到2006年底，外資行的人民幣業務可以對個人開放。據銀監會的消息，已有匯豐、花旗、東亞、日本三棱等116家日本在華外資銀行在中國18個城市獲準經營人民幣業務。外資銀行在中國銀行的經營范圍越來越大，使我國商業銀行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一、中國銀行業對外開放的有利方面
銀行業對外開放是我國改革開放基本國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從長期來看，逐步擴大金融開放并最終融入全球金融體系，不僅可以使我國在吸引外資及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獲得巨大收益，也有助于加快國內銀行業的改革與發展，增強我國商業銀行的國際競爭力。
（一）有助于金融資源效率的提高
眾所周知，中國經濟在日新月異的同時，金融發展卻遠遠落后于經濟增長步伐，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金融資源的浪費。在較強的管制格局下，企業和個人的金融資源需求難以得到充分滿足。外資銀行從開展人民幣業務開始，與國內銀行就逐漸展開同質性競爭，形成現實的競爭壓力。由于我國金融業的最大問題是“競爭不足”，這樣將不可避免地帶來金融效率改善。而在更近距離的“面對面”競爭中，外資銀行的經驗技術帶來的“學習效應”也會使國有銀行受益匪淺，在學習、效仿中提升自身的競爭力。
（二）有利于我國銀行業學習外國先進的經營技術、融資工具和管理手段
外資銀行的進入為國有銀行提供參照體系和競爭對手，一些外資銀行在技術、金融創新等方面的優勢，將起到示范、激勵和交流作用，從而推動我國銀行業技術改進和金融創新的進程；外資銀行先進的管理經驗和運行方式對提高國內銀行的經營管理水平也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三）有助于改善居民福利
面向個人的金融產品，在各國都是現代銀行的重要利潤源泉。外資銀行進入后，必然會在成熟產品創新經驗基礎上，結合國情逐步推出新的產品和服務，對居民金融財富的多元化、提高享受金融便利的程度都有積極作用。還能推動中國金融整體上從“管理型”向“服務型”轉化，促使銀行更關注小企業和居民。
二、中國銀行業對外開放的不利方面
對外開放銀行業，對我國銀行業發展也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因此，在看到有利方面的同時，我們不得不考慮到銀行業對外開放所帶來的不利方面。
（一）外資銀行創新優勢形成競爭壓力
與外資銀行相比，中資銀行創新方面差距非常大，僅花旗銀行一家，從1996年起，已經不動聲色地在中國申請了19項金融產品的“商業方法類”的發明專利。中資銀行幾乎沒有金融產品的發明專利，主要是一些 “實用新型”和“外觀專利”，如點鈔機、保險柜等，國有銀行缺乏較強的創新能力。
（二）造成國有銀行客戶流失
一些外資銀行的在體制、管理模式以及規模等方面上存在較大的優勢。這些優勢集中起來形成了綜合的業務優勢。一些外資銀行可以憑借這些優勢和雄厚的實力、良好的市場形象贏得優質客戶，這對我國商業銀行將造成強烈地沖擊。
（三）國有銀行中間業務將面臨挑戰
國有銀行的紛紛上市，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銀行管理機制的問題，傳統的“短存長貸”背景下的銀行信貸擴張沖動，依然非常明顯。現代銀行業務以非利息收入為主，已成為各國金融發展中的一個事實。而與國內銀行的生存模式相應的，是對存款的高度依賴性，而中間業務不發達。外資銀行進入后，一方面注冊后外資銀行吸收公眾存款將不受限制，必然造成儲蓄分流，另一方面其強大的金融產品創新和定價能力，將使中資銀行迫切需要的、大力發展中間業務產品的轉型遭受擠壓。如何在雙重壓力中突圍，對中資銀行是一個重大課題。
（四）金融監管面臨新的問題
在金融監管方面，頒布了《外資銀行管理條例》，致力于實現內外統一。但還要注意，外資銀行進入帶來了監管對象的復雜性，需要關注更多的監管層面。例如，2004年花旗銀行在日本的多家分支行由于涉及犯罪洗錢和違規，而被勒令關閉。日本政府在處理中不僅遇到國際金融問題，還有國際政治因素。對于監管經驗尚在積累完善的中國來說，外資銀行全面參與國內游戲規則，將對監管體系帶來更大挑戰。
三、總結
總的來說，銀行業進行有序的對外開放已成為大勢所趨。外資銀行的全面進入，雖說最初由外部壓力所至，但長期來看對提高中國銀行業運行效率、管理模式等，確實利大于弊。如何加快中國銀行改革，構建協調的金融市場已成為我國金融業所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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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尚福林推進資本市場改革開放和穩定發展[N] 上海證券報，2003．11-10
[3]嚴冰竹積極應對入世挑戰全面加快創新步伐[J] 金融研究 2000 8
摘 要 伴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越來越多的國有銀行為了尋求更好的機遇與發展，開始走上股份制改革之路并逐步登上世界舞臺。但是，凡事都有兩面性，在通過引入大量海外戰略投資以充實資本充足率，完善經營管理的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質疑國有銀行股份“賤賣”所帶來的國有資產流失。因此有必要權衡國有銀行海外上市所帶來的利與弊，以便為今后的改革之路指明方向。
關鍵詞 國有銀行 股份制改革 境外戰略投資者
1994年十四屆三中全會做出了對大型商業銀行進化改革的決定。進入2003年，國家通過核銷已實際損失掉的資本金、剝離處置不良資產、外匯儲備投資、境內外發行上市這“四部曲”，正式拉開了大型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序幕。2005年，中國建設銀行首先舉起改革的大旗，在香港成功上市，籌資近77億美元，緊接著中國銀行和中國工商銀行也相繼完成上市工作。兩年后，中國農業銀行也最終實現IPO，至此，四大國有銀行的股份制改革暫時畫上了圓滿的句點。但是改革的過程并非一帆風順，其中爭議最多的當屬國有銀行股份“賤賣”這一輿論焦點，究竟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革引進國外戰略投資者的做法是利是弊，我們必須理性的看待這個問題。
一、股份制改革為國有銀行帶來新的春天
1. 充實資本充足率
通過股份制改革，引入境外戰略投資者，可以很快解決銀行不良資產率高這一問題。數據顯示，上市之后，工商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從5.67%提高到了13.09%，建設銀行從6.88%提高到了12.58%，中國銀行也提高到了13.34%，可見，引資結果非常喜人，大大提高了我國銀行的抗風險能力，使之能在激烈的金融市場競爭中保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2. 改善經營管理
當初國家提出引入境外戰略投資者有兩大目的，一是依托國外企業雄厚的資金來擴大自己的實力，二就是希望通過合作，引入國外先進的管理理念，改善各大銀行的管理能力。為此，國內銀行與戰略投資者簽訂股權轉讓協議的同時，都簽訂了一系列業務合作協議，以提高了我國金融行業的創新能力，促進了金融結構的優化，使銀行的核心競爭力得到了極大的提高。
3. 完善公司治理框架
一系列改股和上市的完成也促使國有銀行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公司治理框架。股東大會，董事會，高級管理人員，這一垂直的管理體系，既相互分工，又相互制衡，通過協調運作，大大提高了銀行的決策效率和決策水平，監事會則加強了對銀行高層的監督力度，杜絕腐敗的產生，保證其做出的任何決策均符合實現銀行利益最大化原則，而獨立董事制度的引進更是為中小投資者的利益提供了強有力的保護。
4. 提高國際影響力
一系列國際知名金融公司相繼進入國有銀行的股東名單，充分顯示出中國國有銀行具有良好的市場潛力，未來增長機會無限，這直接提升了中國大型商業銀行在國際市場上的形象，同時振奮了廣大投資者的信心。今后，中國能夠更多的運用自己的影響力，影響世界金融市場的發展格局，不僅僅要成為一個經濟大國，更要成為一個金融強國。
二、光明背后暗藏危機
1. 境外戰略投資者借機“圈錢”國有資產流失嚴重
某些境外投資者并非真心想與境內國有商業銀行進行戰略合作，他們僅是將這項投資行為視為“圈錢的機器”，貪婪地掠取股權溢價后便抽身而退，毫不顧及國內銀行未來的發展。好在，政府也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并由中國匯金公司出面，全面接盤遺留的外資股，試圖挽回這個局勢，因此，至2011年底，已經鮮少能在四大國有銀行的十大股東名單中見到外國投資者的身影。
2.法律制度不健全引發危機
外資參股中資銀行的活動主要是按照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制定的境外金融機構投資入股中資金融機構管理辦法來管理的，其中對外資金融機構入股中資金融機構的比例作了如下的規定： 單個境外金融機構向中資金融機構投資入股比例不得超過20%；多個境外金融機構對非上市中資金融機構投資入股比例合計達到或超過25%的， 對該非上市金融機構按照外資金融機構實施監督管理。這個比例看似合理，但其實很容易就可以通過關聯機構的共同投資進行突破，而一旦突破這道防線，中國銀行的經營管理權甚至是決策權都有可能被外方所操控，這引發的后果將是難以想象的。因此有關當局必須加強對法律制度的完善，有效限制境外金融機構的在華投資，保證其持股比例維持在可控范圍內。
3.過分重視境外投資者，使國內投資者邊緣化
中國銀行業戰略引資的目的最初是引資、引智、引信心，因此，各大銀行對戰略投資者的選擇都有著嚴苛的要求。例如：建行對引進戰略投資者確立了三個標準：一是必須是國際知名大型境外金融機構，總市值300億美元以上，總資產3000億美元以上；二是這些金融機構要具備專長和領先優勢，愿意向建行轉讓技術和管理經驗；三是其中國戰略和建行沒有根本沖突。這樣的高門檻，讓諸多國內投資者望而卻步。與此同時，國外國內發行價的巨大差距也令國內投資者心生不滿，因為當初國有銀行在海外上市之前， 已經通過剝離壞賬、追加注冊資本等方式變成了很干凈的銀行，而為此付出沉重代價的正是國內廣大的納稅人，勢必會削弱許多投資者的投資熱情，而從銀行的長遠發展來看，這是十分不利的，因為隨著今后重心的轉移，國內投資者才是他們必須吸引的重點。
參考文獻：
[1]周小川.大型商業銀行改革的回顧與發展.
關鍵詞：人民幣；人民幣升值；影響
自亞洲金融危機后，人民幣升值問題引起了廣泛關注，尤其是在國際通縮、經濟不振的大環境下，中國經濟走強，出口迅猛增長，這些觀點似乎更能站得住腳。筆者認為，人民幣幣值好比一柄“雙刃劍”，目前國人要認真審視、理性認識人民幣升值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利弊兩個方面影響，尤其是其負面影響，更加深遠，不可忽視。
一、人民幣升值對我國經濟發展的有利影響
人民幣匯率作為我國貨幣政策的重要調節手段，與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和健康發展意義重大。在我國多年來保持出口快速增長的宏觀背景條件下，近期內保持人民幣匯率水平的適當升值，即單位外幣可兌換的人民幣減少，將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我國經濟的穩定增長和金融的安全與穩定。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人民幣升值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升中國GDP在國際經濟中的地位
一般而言，“強幣”可以認為是一國經濟實力的體現。只要人民幣升值，中國的GDP就可能會超過德、法，成為世界第三經濟大國。從另一個角度來講，人民幣匯率完全不動也有弊端，它可能會加劇中國主要貿易伙伴和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不滿情緒，甚至可能成為他們下一步對中國進行貿易制裁的借口。
(二)人民幣升值有利于國際投資
中國目前基本上是海外資本輸入國，隨著經濟的發展，人民幣匯率升值將使中國國內企業可以逐漸向海外發展，同時也可吸引外資進入中國的資本市場，間接投資比重將進一步的增加。此外，在經濟援助落后國家方面，中國對各國的進出口將會增加，中國和亞太地區的經貿合作也會有所加強。
(三)人民幣升值有利于進口貿易
我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費國，目前進口主要集中在原材料與高端機械設備。人民幣升值，國外產品價格下降，國外消費品和生產資料的價格比以前更便宜，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降低進口成本，增加國外的消費品和生產設備進口。隨著我國經濟的成長和工業化，相對美日國家為逆差，如果人民幣升值，對進口貿易也將有利。
(四)人民幣升值有利于抑制國內自然資源的廉價出口
“中國制造”是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有力推動器，但也影響到國家的能源安全。據海關統計，2004年前10個月，我國高耗能產品鐵合金出口166.8萬噸，同比增長16.4。人民幣幣值低估，相應地國內資源也隨之貶值，長此下去，大量資源性產品將低價外流，不利于可持續發展。因此，人民幣升值有利于推動產業升級，增加高附加值產品的開發和出口。
(五)人民幣升值有利于減輕外債還本付息壓力
人民幣匯率的上升，未償還債務還本付息所需本幣的數量相應減少，從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緩外債壓力。中國自從1978年開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由于缺乏資金，便向世界貨幣機構（IMF）世界銀行（WB）以及美日政府，借來大筆資金。隨著經濟發展的深化，外債日益累積。因此，如果人民幣堅挺或升值，相對地，美日貨幣趨軟或降值，顯然對中國償還外債有利。
(六)人民幣升值有利于增強貨幣政策的自主性，抑制通貨膨脹
1994年以來中國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連續10年雙順差，外匯儲備持續增長。2005年全年新增外匯儲備2089億美元，比2004年多增22億美元。在現行外匯管理體制下，這使得央行一方面感到貨幣供給，外匯占款增加帶來的通脹壓力，同時，各種貨幣政策工具在克服通脹方面沖突重重。外匯占款已成為干擾我國貨幣政策自主性的重要障礙。2004年基礎貨幣的76％，通過外匯占款投放，使貨幣政策主動性受到嚴重影響，效果嚴重打折。人民幣升值可以減少外部需求，適當給經濟降溫，抑制通貨膨脹。
(七)人民幣升值有利于合理估價中國資產，在非制造業方面也有一定意義
中國的勞動和資產的低廉是在一定歷史階段形成的，也必然在一定歷史階段得以調整。中國在調整進口貿易政策的同時，必須調整貨幣政策和資產價格。同時，在科、教、文、衛等非制造業方面將有一定意義。
二、人民幣升值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不利影響
所有這些，都不足以抵消人民幣升值給中國經濟帶來的壓力。我們更應該看到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負面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國際收支產生不利影響
人民幣的升值將降低我國國際儲備的實際價值，這不利于我國調節國際收支和增強國際清償能力，影響我國金融安全與穩定。有經濟學家認為，中國有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超過日本成為世界外匯儲備第一大國。保持這種外匯儲備規模是我國綜合國力的現實表現之一，也是我國調節國際收支、增強國際清償能力和維護本國貨幣信譽的重要手段。如果美元貶值10％，那么，一夜之間我國外匯儲備價值就將失去818.9億美元，其負面效應可見一斑。
(二)人民幣升值不利于引進外資
人民幣升值后，外資原來在中國1億英鎊能做的事，可能需要增加上百萬英鎊的投資才能辦成了。人民幣的升值將削弱外商對華投資的價值基礎，不利于我國招商引資，影響我國進一步對外開放。在相應政策沒有出臺的情況下，如果人民幣匯率實行浮動，必將打亂中國對外開放的節奏。
(三)人民幣升值不利于出口貿易
面對人民幣的升值，外國進口商在交易中受到限制。別有用心者借此在國際上造成了一種對中國不利的心理效應，對我國的出口而言，就會起到損害。同時，人民幣匯率升值還將對我國大量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國際市場價格競爭力造成危害。人民幣升值，出口產品的國際市場價格將上升。此外，人民幣升值對我國進口將產生巨大影響，從而進一步影響我國的國際收支平衡。相反，如果人民幣匯率保持基本穩定，會形成巨大市場需求，有助于向其他國家的出口。
(四)人民幣升值將影響金融市場穩定，影響貨幣政策的實施，并使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大幅度縮水
亞洲金融危機期間，“金融大鱷”索羅斯所裹挾的國際短期資本就是“熱錢”。種種跡象表明，目前，一些“熱錢”可能正在潛入中國。“熱錢”希望人民幣升值，妄圖到時大炒一把。而升值會使“熱錢”紛至沓來，埋下較大的金融風險。在外匯滾滾流入的背景下，為了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央行不得不大量收購外匯，相應的、大量投放基礎貨幣助長了貨幣信貸猛增的勢頭。如果人民幣升值，將使這種現象愈演愈烈，使金融調控的空間愈來愈小。同時，中國外匯儲備居世界第二位，中國的外匯儲備以美元為主，只要人民幣升值，大量的美元儲備便會縮水。
(五)人民幣升值對產業結構有不利影響
人民幣升值將導致進口商品的國內銷售價格下降，受經濟利益驅使，國內一部分需求將由進口替代品轉向進口品，一部分生產要素將退出進口替代品行業，受其影響，進口替代品行業將出現生產萎縮。此外，受人民幣升值的影響，我國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下降，出口需求增長趨緩，出口品及相關行業生產萎縮。在開放的經濟條件下，市場規律作用使得人民幣升值導致部分資源從高效率的進口替代品和出口品部門退出，將使我國的產業結構升級受阻，經濟增長也將面臨新的考驗。
(六)人民幣升值會造成一定的社會問題，影響經濟發展
我國的出口企業主要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容納了眾多的勞動力。人民幣升值對出口的不利影響將迅速傳導給就業，使就業的形勢更為緊張。人民幣一旦大幅度升值，對中國國內旅游業發展將起負作用。當然，人民幣升值也會促進中國人出外旅行，但由此帶來的外匯流失對中國也是不利。
三、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的措施
可見，人民幣升值，對于我國經濟的發展有利也有弊。面對人民幣匯率升值輿論的壓力，的確存在著兩難選擇：升值可以使我國在償還外債及購買國外商品時獲得一些好處，但同時將使我國出口商品的相對價格提高而抑制出口。面對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我國應該采取一定措施緩解矛盾。
(一)履行入世承諾，緩解國際矛盾
人民幣升值壓力主要源于國際收支的長期雙順差。我國應加快履行入世承諾，用貿易自由化緩解國際矛盾。應提前降低關稅等進口障礙，增加戰略性物資儲備的進口，緩解短期升值的壓力。同時，在適當時機進一步降低出口退稅率，減少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使貿易順差合理減少，減輕人民幣升值的短期壓力，減輕財政負擔，優化出口結構。
(二)適當對外宣傳，塑造正面形象
我國不僅是一個出口大國，同時也是一個進口大國。近年來我國的國際收支在減少，說明我國的進口量在增大，同時也說明中國對國際經濟發展的貢獻也在增大。中國大量進口將刺激世界經濟的發展，特別對美日經濟的復蘇極為有利。
(三)制定相關預案，應對貿易制裁
面對人民幣保持堅挺，一些國家的貿易制裁已經開始，如近期的彩電、水果以及紡織品制裁案等，如果人民幣匯率繼續保持穩定，預計今后此類貿易制裁還會增加。面對國外要求重新確定人民幣匯率的種種呼聲，我國應該堅持有利于我國經濟發展的方針，要敢于頂住壓力，并及早做好應對西方國家可能采取的報復性活動的措施預案。
(四)合理制定政策，減少出口退稅
出口退稅的增加相當于人民幣貶值，而退稅減少則相當于人民幣升值。據調查，出口退稅政策雖能鼓勵企業出口，但也存在一些負面影響，如增加國家財政負擔，“假出口，真騙稅”的現象也時有發生，以至人民幣匯率被扭曲。因此，可以通過減少出口退稅來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五)釋放外匯儲備，調整外匯規模
我們應消除外匯儲備“越多越好”的認識誤區，以免因美元貶值而遭受損失。美國現在要的是中國減少貿易順差，我國可以通過增加用匯需求等手法予以應對，特別是用外匯從國外購買我國緊缺的資源物資。這既有利于我國經濟的發展，也有利于減少外貿磨擦，一舉兩得。同時，要釋放民間外匯需求，減少央行結匯壓力，穩住國內的外匯存款。
(六)強化管制措施，加強資本管理
隨著中國經濟對外開放的加快，資本管制將受到越來越強的挑戰。就目前而言，“熱錢”的存在表明中國現行的資本管制措施并非十分有效。我國要加大力度懲處假合資、虛開發票金額、假出口等套取人民幣的行為，特別是要注意查處洗錢活動和地下錢莊，按照程序嚴格地進行外匯審核，加強短期外債管理。
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并不是指現行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完美無缺，也并不意味著匯率固定不動。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人民幣的價值不可能一成不變，貨幣匯率的調整在所難免。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可以采取以亞細亞為主的亞洲國家在金融貨幣政策上的合作，以確保包括人民幣在內的亞洲各種貨幣匯率的穩定，這顯然是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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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上文所述的WTO主要成員方保險服務承諾概況表，分析我國作出的承諾，不難看出，我國在保險服務領域所作承諾的廣度和深度遠遠超過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承諾標準。從原先的經濟試點開放模式突變為全方位大范圍的全面開放格局，對我國的保險業和保險市場究竟有什么樣的影響呢？筆者認為，對此問題不宜一概而論，而應從正反兩方面進行辯證分析。
一、加入WTO對中國保險業和保險市場的積極意義
我國開放保險市場的承諾預示著競爭機制將逐漸在中國保險市場的資源配置方面起基礎性和主導作用。在競爭機制的作用下，我國保險業將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并將逐步融入國際保險業，參與國際保險市場的激烈競爭。具體而言，保險市場開放的積極作用主要體現在如下幾方面：
（一）有助于優化保險市場結構，提高保險市場效率。
加入WTO后，我國必須確實履行GATS項下關于市場準入的承諾，放松外資保險公司進入我國保險市場的限制。隨著市場競爭主體的增加，我國的保險市場結構將發生根本性變化。在1991年之前，中國保險市場基本呈現為中國人民保險公司“一花獨秀”的局面，1991年后隨著中國人民保險公司被分拆為中國人民保險公司、中國人壽保險公司和中國再保險公司三個獨立的國有獨資保險公司以及太平洋、平安、天安、大眾、新華、泰康、華泰、永安、華安等一大批股份制保險公司的崛起，中國保險市場已經打破了中保集團獨家壟斷保險市場的局面。那么，是不是就此可以斷言我國保險市場已經成為一個充分競爭的保險市場呢？筆者認為，作出這種判斷為時尚早。從保險公司的數量上看，我國保險服務供給者數量的確不少，但從各保險公司的資質及其業務分布格局來看，各保險公司之間和各地區之間存在著極大的不平衡。目前，除了中國人民、中國人壽、太平洋、平安等少數幾家保險公司設立較早，資力雄厚，網點遍及全國各主要省市之外，其余保險公司要么有區域性展業限制（如天安、大眾、永安、華安保險公司），要么缺乏在全國拓展業務的實力。這樣，就導致我國保險市場格局呈現出一種地域失衡：在上海、廣州、北京等大城市，保險供給主體較多，競爭較為充分；在各省會城市或地區中心城市，只有中國人民、中國人壽、太平洋、平安四家全國性保險公司，處于一種寡頭壟斷狀態；至于在中小城市及農村地區，則只有中國人壽與中國人民兩家保險公司，分別在壽險市場和財險市場居于完全壟斷地位。[9]這種格局，依靠我國保險市場機制自身是難以在短期內發生改變的，只有引入外資保險公司，才能使上述地區的寡頭壟斷或完全壟斷格局向充分競爭的方向發展，就這一點而言，我國承諾在入世五年后完全取消外資保險公司展業的地域限制，是有其積極意義的。
（二）加入WTO有助于推動中國保險業的國際化經營，開拓海外保險市場。
根據世界各國保險業發展的經驗，在引入外資保險機構及其經營技術的一段時間后，必須同時向海外投資，建立海外保險機構，這樣，才能發展外向型經濟，真正實現國內保險市場與國際保險市場的接軌。因為對一個實行保險市場開放的國家來說，只有在資金、技術、管理知識等要素雙向流動的情況下，才能使本國保險業獲得可持續發展的強大動力。因此，“引進來”與“走出去”是中國保險市場開放缺一不可的兩方面，彼此相互依存，相互促進。[10]從目前看來，我國保險業的國際化經營已經奠定了一個較為扎實的基礎，中國人民、中國人壽、太平洋、平安等幾家大型保險公司均在海外設立了數量可觀的保險分支機構，其經營范圍和人員組織都達到了一定的規模，在海外站穩了腳跟，積蓄了經驗，初步具備了與當地保險公司相抗衡的實力。加入WTO之后，中國在向其它成員方開放本國保險市場的同時，亦可充分利用其它成員方的市場準入承諾，以現有的海外保險機構為基礎，逐步擴展機構網點，開拓海外保險市場。
（三）加入WTO有助于保險產品創新，滿足消費者的多樣化需求。
現代商業保險不僅僅具有損失彌補、死亡給付、疾病護理等功能，而且派生出了很強的信息傳遞、儲蓄、投資等功能。我國保險業這兩年雖對保險產品創新作了不少有益的嘗試，如平安保險公司在1999年下半年推出了具有投資功能的分紅保險，但總體而言，國內保險公司與國外一些著名的保險公司相比，在產品創新方面仍有相當大的差距。西方大型保險公司一般都有專門的保險產品開放部，負責保險產品的開放設計和改造升級。以德國的安聯保險公司為例，公司要求進行保險產品開發時應遵循如下三個原則：1、適時性原則，強調保險產品開發的時效性，要針對市場需求的變化作出敏捷、準確的反映；2、市場性原則，即要求產品開發適應市場的需要，滿足消費者不同層次的消費需求，并經得起市場競爭的考驗；3、盈利性原則，產品開發應注重經濟效益，強調保費收入要恒大于開發成本和營銷費用。[11]
而我國極少有保險公司具備這樣的產品創新素質和理念，因而目前我國保險產品品種單一，產品開發遲滯，難以滿足保險消費者日益增長的保險消費需求。例如，在壽險經營中，各保險公司都在竭力爭奪少兒險、學生險市場，在產險方面，各保險公司的競爭和創新也主要集中在財產、車輛、貨物運輸等少數幾個險種上，責任險（包括公眾責任險、雇主責任險、職業責任險、場所責任險等）、信用保險、保證保險、投資保險、醫療保險等有潛力的新險種，卻門庭冷落、無人問津。據相關資料顯示，國內的產險公司大都把目光集中在機動車險、企財險和貨運險等幾個已經形成規模的險種上，這些險種占財產保險業務總量的90％以上，而責任保險、保證保險和信用保險等險種雖然發展空間大，卻開辦得較少，僅占財產保險業務總量的10％以下，而在發達國家，這一比例通常可達20―30％，由此可見我國保險市場險種單一之一斑。[12]與險種單一的狀況相對應，我國保險產品結構的重復現象也非常嚴重，據有關資料顯示，我國各家保險公司險種結構的類同率高達90%以上。[13]這種狀況不僅使各保險公司在一種低水平上重復建設，無法構造自身的特色與優勢，而且導致保險市場上供給過剩，過度競爭，造成生產力和保險資源的極大浪費。
在加入WTO后，這一局面將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觀，屆時，外資保險公司大量涌入我國，為了爭奪市場份額，獲取更大利潤，它們必然努力開發和推廣新的保險品種，從而使中國消費者能夠獲取優質高效的保險服務，同時也造成“溢出效應”，即使國內保險公司可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逐步培養和樹立起保險產品創新的理念，在潛移默化中提高自身保險產品開發的能力，從而提高中國保險業的經營水平，促進保險市場供給日漸規范和完備。
（四）加入WTO有助于充分、合理、有效地引入保險資金、技術，并有助于我國保險專業人才的培養。
目前，保險界在分析一國保險市場的發展潛力時，普遍采用四個指標，即保險深度、保險密度、保險資產與銀行資產的比率和保險需求彈性目標值。從保險深度來看，我國1998年的保險深度為1.57%，不僅低于日本的11.9%、北美國家的8.7%、西歐國家的7.4%，而且也遠遠低于新興工業化國家5%的平均深度水平；從保險密度來看，1997年全球人均保險消費為423美元，新興工業化國家為100美元左右，而我國同期的人均保險消費僅有10.9美元，僅居世界第77位；從保險資產與銀行資產的比率來看，英、美、德、日等國家保險資產同銀行資產基本上可以并駕齊驅，有些國家的保險資產甚至超過銀行資產，而我國1998年保險資產僅占銀行資產的1.63%；最后，從保險需求彈性目標值來分析，一般認為經驗目標值參數大于1時，說明該國保險市場供不應求，反之，則表示該國的保險市場供過于求，而我國自1985年以來的保險需求彈性目標值一直維持在1.015－1.058之間，說明我國保險市場始終是一個需求旺盛的市場。[14]以上四個指標均說明，作為一個擁有13億人口并處于經濟上升期的發展中大國，我國保險市場的發展潛力和空間是十分廣闊的。
與此同時，由于資金瓶頸的存在，我國保險市場的供給主體數量偏少。目前全國僅有20余家保險公司，而且大多是區域性或專業性保險公司，業務范圍和地域范圍受到一定限制。與國內的其它行業相比，長期以來保險市場的開放度較低，實際上保險業作為一個壟斷程度較高，利潤率高于社會平均水平且供需懸殊如此巨大的產業，本應吸引更多的資金流入。而在引資環節中，最重要的一條途徑莫過于引入外資保險機構。目前，國外的大型保險公司對中國保險市場的潛力極其看好，加入WTO之后，它們將會大舉進入中國市場，注入大量資金，廣設經營網點，從而可以一定程度上填補我國保險業的資金缺口，緩解我國保險市場供不應求的供需矛盾。
保險經營技術包含市場營銷、產品創新、承保、理賠、資金運用等方面，可大別為兩類：一種是模仿技術，即可以通過模仿加以傳播的技術（如市場營銷技術和展業技術），模仿技術擴散速度較快，例如1994年美國友邦保險公司首先在上海實行壽險業務人制度，使國內保險公司大開眼界，競相仿效，從而促成了我國壽險營銷制度的重大變革；另一種技術只能通過親身經歷才能掌握（如產品設計和開發技術），也稱為授受技術。十余年的保險試點開放經驗昭示我們，引入外資保險公司資金和觀念方面對中國保險業良有助益，而且對提高中國保險技術也大有幫助，尤其是在授受技術方面。當外資游離于中國保險市場之外時，我們是難有機會學習和掌握其授受技術的，即使其進入中國市場，若其采用的是封閉的分公司或全資子公司形式，國內保險公司亦難以接觸和掌握其核心的授受技術。因此，從這一點上分析，引進保險技術的最佳方式是與外資合作成立合資保險公司，我國在保險服務開放問題上，應尤其重視以合資方式引入外資保險公司。
保險業的特殊經營形式使其對展業、精算、承保、投資、理賠以及保險中介等方面人才有著特殊的要求，而上述人才的培養是一個漸進、累積的過程。自建國以來，我國保險人才培養工作幾經停滯，出現了明顯的人才斷層，保險從業人員素質不高，專業人才極度匱乏。以保險公估人為例，我國迄今培養的高素質保險公估人寥寥無幾，以致在一些重大賠案中，我國不得不聘請港澳或國外的保險公估人。[15]由于保險業強調“以人為本”，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人才斷層對中國保險業的制約要遠大于資金短缺對中國保險業發展的制約。WTO《有關金融服務承諾的諒解書協議》第9條強調，各成員方應允許正在境內或已在境內設立商業存在的其它成員方保險服務提供者的專業人才臨時入境。這一規定表面上看，是從人員配備方面保障外資保險公司在東道國的開業權，但東道國亦可因此獲得“溢出效應”，即國內保險從業人員可在與這些專業人士共事或競爭的過程中，接受新思維，掌握新技術，從而潛移默化地增強自己的素質。加入WTO后，中國與國外保險人才的雙向交流活動會更加頻仍，中國保險從業人員在向國內外資保險機構專業人才學習的同時，也將大量走出國門，參與國際保險市場的激烈競爭，如此有助于全面提高我國保險業人才的綜合素質。
（五）加入WTO有助于中國保險企業組織結構及保險經營管理方式的變革與創新。
加入WTO之后，我國保險業將日漸融入世界保險業的發展潮流之中。當今世界的保險業，從保險企業組織結構到保險業務的經營管理方式，無不在經歷著深刻的變革與創新。打開國門后，外資保險公司將把這些變革與創新引入中國，從而使中國保險業與國際慣例充分接軌，全面推進中國保險業的國際化步伐。
首先，從公司組織結構來看，傳統的保險企業組織形式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責任公司、互保公司、勞合社協會均得到了鞏固和發展，與此同時，還產生了自保公司（即某企業集團為防范自身風險而成立的保險公司）、相互持股公司等新型保險企業。據權威部門預測，到本世紀末，世界上將出現4000余家自保公司。[16]此外，保險企業組織形式之間的相互轉化現象也越來越多。由于資本市場的日益完善，使能夠從股票市場上大量募資的股份有限公司保險業備受青睞，互保公司、有限責任公司轉化為股份有限公司的案例日漸增多。根據WTO項下GATS協議的相關規定，若我國在入世時未對保險企業組織形式加以特殊限制，我國將允許有限責任公司、互保公司、自保公司和相互持股公司等進入中國市場，這無疑將使中國保險企業組織形式日益多元化，對增強中國保險市場的活力是有利的。理論界有些學者以《保險法》第70條將保險企業組織形式局限于國有獨資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為由，認為法律限定了我國絕對不得引入除上述兩種類型之外的外資保險公司。筆者認為，這種看法有失偏頗。雖然《保險法》第154條規定，外資參股的保險公司及外國保險分公司原則上適用《保險法》，但同一條亦規定允許法律、行政法規對外資保險公司另作規定。同時，《保險法》第156條還規定：“本法規定的保險公司以外的其它性質的保險組織，由法律、行政法規另行規定”。這條法律規定語焉不詳，可理解為非國有獨資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它類型保險組織，可由國家以專門法律、行政法規的形式加以規定。因此，《保險法》第70條規定的合理性姑且不論，但從《保險法》附則中的上述條文可以看出，國家并沒有將引入其它類型保險公司的路堵死。何況在實踐中，目前我國允許進行開放試點的外資保險公司有不少是有限責任公司，今后，還要大量引入互保公司、自保公司和相互持股公司等新型保險企業組織形式，以實現我國保險市場主體的多元化。
其次，隨著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的發展，在國際保險業中已經出現了保險電子化和網絡化的趨勢。1994年，倫敦保險市場開始使用電子承保系統（ESP），由此極大提高了交易效率。在保險行業中，慕尼黑再保險公司首先建立了電腦增值服務網（PINET），促進了全球再保險交易的自動化。同時，在許多大型保險公司的內部管理中，從內部文檔處理、數據處理到承保、理賠、資金運用⑵笠稻霾叩雀鞲齷方誥?迪至說繾踴?臚?緇?？script>WriteZhu（‘17’）；相形之下，我國保險業無論是客戶服務，還是公司內部管理，都還在沿用傳統的經營模式，經營電子化和網絡化尚未真正啟動。加入WTO之后，更多外資保險公司將把新型的經營服務方式介紹到中國。為了提高保險效率，不在競爭中落敗，我國保險業必然會對上述新型保險經營方式加以吸收或借鑒，甚至于創造出適合我國實際情況的經營方式，從而全面提高我國保險經營的現代化水平。
二、加入WTO對中國保險業的消極影響
中國的保險業與發達國家相比，尚屬“幼稚產業”，一旦全面開放，中國保險市場將面臨一系列沖擊與挑戰。概括而言，加入WTO對中國保險業的消極影響主要集中在市場競爭、保險監管和資金流出三個方面：
（一）市場競爭日益激烈，國內保險公司既有的市場份額與人才資源有被不斷侵蝕的危險。
加入WTO之后，隨著市場的全面開放，進入中國保險市場的外國保險公司數量將會不斷增加，據估計，由于看好中國巨大的市場潛力，全球大約有300多家大型保險公司制定了開發中國保險市場的計劃。[18]中國保險業將面臨來自大量外資保險機構的激烈競爭。在這種形勢下，國內保險公司在經營機制、服務意識、保險產品、保險技術、保險人才等方面都存在改進和變革的壓力。當前，保險費率等傳統因素已不再是市場競爭的主要著眼點，而保險產品的創新能力、服務水平、風險評估、理賠咨詢、人力資源等非價格因素才是對競爭勝負起決定性作用的關鍵因素，而這些正是中國保險業的薄弱環節。因此可以預見，入世之后保險業的競爭可能是很殘酷的，國內保險公司業務流失、市場份額下降、保險人才流失等情況難以避免。
從市場份額上看，外資保險公司資本雄厚，營銷經驗豐富，經營管理水平高，中國民族保險公司與其相比，明顯處于競爭劣勢。以最早進入中國市場的美國友邦保險公司為例，1994年美國友邦公司在上海人壽保險方面的市場占有率最高曾達到45％，幾乎占了上海壽險市場的“半壁江山”，保險人隊伍超過5000人，年保費收入超過5億元。[19]而這一切還是在對外資保險公司的經營范圍和業務范圍有著嚴格限制的前提下取得的，如果全面開放保險市場，國內保險公司所辛苦營建的市場份額恐怕將被技高一籌的外資保險公司所大肆侵奪。
外資保險公司對中國民族保險公司的另一重大威脅，在于它們將從民族保險公司中挖走本來就非常稀缺的保險專業人才。目前國內的保險企業在人事用工制度上較為僵化，基本上還沿用計劃經濟時代的管理體制。外國保險公司進入中國后，憑借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可能采取高工資、高福利的優惠待遇，吸納國內的保險專業人才，這將不可避免的造成國內保險公司業務骨干與專業人才的部分流失，對民族保險公司來說無異于雪上加霜。[20]
（二）加入WTO將對我國的保險監管造成沖擊。
首先，從保險監管模式來看，我國現行的保險監管主要只就外資保險機構準入形式、履行要求及準入程序等作出規定，有學者稱其為“門檻式監管”。這種監管模式注重對外資保險公司進入的審批程序，外資獲準進入的難度較大，但一旦獲得經營許可證之后，有效的后續監管卻不完善。[21]加入WTO之后，無論在準入監管環節還是在經營監管環節，我國都將面臨嚴重的考驗。從準入環節來看，我國面臨的市場開放壓力日漸增大，為了我國入世時所作的市場準入承諾，我國將不得不對現行的嚴格準入模式加以放寬；從經營環節上看，外資保險公司一般均具有與監管部門“博弈”的豐富經驗，能通過捕捉監管漏洞，進行規避性活動，以牟取額外的利潤，這為我國目前寬泛的經營監管提出了新的課題。
其次，從保險監管手段來看，我國目前對保險公司的監管主要是一種合規性監管，即對保險公司業務行為是否符合既有的法律和規章制度的一種規范性監管，監管方法主要采用非現場檢查即報表審查的方式進行。隨著金融一體化和金融自由化的發展，保險創新層出不窮，保險業與銀行業、證券業的混業經營趨勢越來越明顯，從而增加了額外的市場風險。外資保險公司具有較強的保險創新能力和規避監管能力，陳舊的合規性監管和非現場檢查方式顯然對其缺乏足夠的監督作用，尤其是對貸款集中、內部控制、表外業務等所產生的市場風險顯得捉襟見肘、無能為力。
再次，從保險監管體系上看，我國保險監管體系與成熟國家相比，仍存在較大差距：（1）保險立法粗陋，保險基本法《保險法》雖已頒布實施，但缺乏具體的實施細則，對再保險、保險條款和保險費率的厘定、保險資金的運用等重大問題均未作具體規定；（2）監管機制單一，主要運用監管部門的外部監管力量，尚未建立起自律性的內部監管機制，而在發達國家保險業中，以保險同業公會為代表的行業性自律組織的自我監管作為外部監管的補充，對規范保險競爭機制和價格機制，維護市場秩序具有重要作用；（3）監管人力、物力匱乏，據1999年的統計數據，全國專職保險監管人員僅有百人左右，其中絕大多數并非保險專業人才，國家下撥給保險監管部門的經費也有限，上述瓶頸使我國保險監管僅限于常規的稽核檢查，難以進行全面性的風險監管。[22]以上監管體制上的缺陷，將在入世之后更加凸現出來，如若不加以改善，很可會稱為外資保險公司規避監管，違規經營提供可乘之機，從而危及我國的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
（三）加入WTO后，我國資本市場可能有資金外流的潛在危險。
保險業不同于其它金融部門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它的運營依據是數理概率論上的“大數法則”。[23]這使得保險業尤其是人壽保險業具有一種資金吸納的“磁場效應”，投保人將大量保費交給保險公司，保險公司在備足準備金之后，將巨額保險資金用于投資，實現保險資金的保值與增值。在發達國家，保險公司保險資金的運用率在85%以上，而中國的保險資金運用率只有10%左右。國外保險業已從單純經營負債業務發展到同時經營資產業務階段，依靠多渠道的投資所獲得收益不僅使保險公司能彌補保險業務經營的虧損，而且保險投資也在金融市場上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習慣于運用資金投資的外資保險公司在進入中國市場之后，可以以吸收保費的形式聚斂資金，用于投資，然后將巨額投資收益轉移出境，而與此同時，外國保險公司帶入中國的外資相當有限，如此有可能在中國資本市場上形成一股資金“逆流”，與我國吸引外資的初衷相悖。
根據我國《保險法》第105條的要求，保險公司的資金運用必須穩健，遵循安全性原則，并保證資產的保值增值，其資金用途也僅限于銀行存款、買賣政府債券、金融債券等較為穩健安全、收益率也較低的投資途徑上，禁止保險資金用于設立證券經營機構和向企業投資。這就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上述資金逆流的負面影響。但值得重視的是，保險基金進入證券市場的問題已經提上了證監會、保監會的議事日程。從近日的實踐來看，已經初步顯露出了外資保險資金進入證券市場的苗頭。例如，首次向保險公司配售的同盛基金，共有11家公司獲準參加配售，其中有中國人壽等10家中資保險公司，還有1家中法合資的金盛人壽保險公司。[24]入世后依據GATS協議漸進式“國民待遇”的原則規定和《金融服務協議》關于“平等參與競爭”的要求，我們顯然不可能長期拒外資保險公司于證券投資基金之外。隨著入世后外資保險公司的大量進入和資金運用渠道的不斷拓寬，上述資金逆流的風險將進一步凸現出來。
三、加入WTO對我國保險業的利弊權衡
單純地論述加入世貿組織對中國保險業的積極意義或負面影響，均不足以直觀地確證加入WTO對中國保險業究竟是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因此還必須進行利與弊的權衡比較，以確定加入WTO之后我國保險業的得失，為我國保險法制為迎接入世所作的變革與完善提供可靠的理論依據。目前，理論界關于加入WTO對我國保險業利弊權衡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關鍵詞]最優貨幣區東亞貨幣合作區域匯率穩定機制
金融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高級階段，而金融全球化的最終目標是實現統一的貨幣體系，這就決定了在當前加強區域貨幣合作的必要性。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貨幣一體化就開始成為國際金融界的研究熱點，并已在部分國家和地區得到實踐，取得了寶貴的經驗。
一、最優貨幣區理論及其發展
1.傳統的最優貨幣區理論
早期的最優貨幣區理論（TheTheoryofOptimumCurrencyArea，簡稱OCA）起源于二戰后國際經濟學界對于固定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優劣的爭論，該理論主要研究用什么標準判斷貨幣區的最優性，滿足何種條件可以加入貨幣區，以及加入貨幣聯盟、實現貨幣一體化的利與弊。最后貨幣區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蒙代爾（1961）、麥金農（1963）、英格拉姆（1962）、凱南（1969）等。
蒙代爾（1961）最早明確提出“最優貨幣區”理論，主張以生產要素的高度流動性作為確定最優貨幣區的標準。他在當時的背景中提出了大膽的設想：一些國家可以放棄自己的貨幣，在本地區范圍內實現共同貨幣。這一設想的優點是降低了貿易中的交易成本及匯率風險，缺點是容易造成實際工資下降，影響就業，因此他強調勞動力流動的重要性，認為地區內高度的生產要素流動性是最優貨幣區的標準。
麥金農（1963）提出以經濟的高度開放性作為確定最優貨幣區的標準。經濟開放程度是指一國生產消費中的貿易商品對非貿易商品的比率。在一個高度開放的經濟區域中，如果為了解決國際收支赤字問題，采用本幣貶值政策勢必引起進口商品價格上升，以至于帶來國內物價的上漲，但為了控制物價，又會引發國內需求下降和失業人口增加。同時由于“貨幣幻覺”的作用，還可能造成工資成本的上升，從而抵消貨幣貶值的效果。因此，高度開放的經濟區域應該組成相對封閉的貨幣區，這將有利于宏觀經濟目標的實現。
此外，其他一些經濟學家也各自提出了自己關于最優貨幣區選擇的參照標準，如：凱南（1969）以低程度產品多樣化、英格拉姆（1969）以國際金融一體化程度、G·哈伯勒（1970）和弗萊明（1971）通貨膨脹率的相似程度、愛德華·托爾和托馬斯·威萊特（1970）以政策一體化程度等作為確定最優貨幣區的標準。
2.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發展
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研究在19世紀80年代幾乎處于停滯狀態。80年代末，這一理論又重新復活起來，經濟學家開始研究有關最優貨幣區的成本與收益。90年代以來，歐洲經貨聯盟（EMU）的發展使得經濟學家加強了對最優貨幣區理論的模型分析和實證檢驗。這一時期具有代表性的有：德瓦拉詹和羅迪斯（1991）、巴尤米（1992）、里斯（1997）、德弗羅和恩格爾（1998）等用一般均衡理論模型對早期的OCA理論建立模型分析，并運用大量歷史數據對最優貨幣區理論進行評估和實證分析，主要包括測定地區間實物沖擊、經濟周期、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OCA標準的內生性分析、貨幣聯盟與政治聯盟的關系、匯率工具的效應、貨幣聯盟中最優幣種數目以及其他相關的貨幣調節機制，主要包括財政轉移、信貸及資本市場在最優貨幣區的作用等問題。90年代克魯格曼在深入研究蒙代爾和麥金農的理論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最佳貨幣區理論，建立了GG-LL模型，用以解釋加入固定匯率區各國的經濟結構應比較接近并且經濟聯系緊密，這樣發生匯率波動的可能性就比較小，貨幣區經濟發展趨于穩定。
最優貨幣區理論自19世紀60年代初產生以來，對國際貨幣一體化實踐產生了巨大的指導作用。這一理論的開創者蒙代爾由此獲得了199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80年代以來，最優貨幣區理論又得到了極大拓展，克魯格曼（1993）甚至認為“最優貨幣區問題應當成為國際貨幣經濟學的中心”。
二、區域貨幣合作的三種模式
1.單一貨幣聯盟模式
單一貨幣聯盟模式是指區域內成員國承諾放棄本國貨幣發行權，在區域內創立和使用全新的統一貨幣模式。目前最為成功的典型實例即歐元區統一貨幣模式。從歐洲貨幣聯盟內部來看，由于使用共同貨幣，形成統一大市場，歐元區各國之間能真正實現商品、資本、人員和勞務的自由轉移，使各國資源能夠更好地優化配置、合理利用。同時，按照《馬約》的四個趨同標準，加入歐元的國家應自覺維護財政紀律，加強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以維護統一貨幣的穩定，促成成員國經濟的協調發展。
歐元啟動后削弱了美元的霸主地位，在國際金融市場上歐元的結算量已經上升到24%，從中期來看，世界金融資產的30%～40%將以歐元計價，歐元在世界外匯儲備中的比重也將增加，這有利于穩定國際金融局勢和國際貨幣體系。
2.多重貨幣聯盟模式
多重貨幣聯盟模式是指先通過地區內次區域貨幣合作，然后再過渡到單一貨幣聯盟的合作形式。多重貨幣聯盟模式是東亞貨幣合作的現實選擇。它決定了東亞貨幣合作是一個長期的、漸進的動態過程。東亞貨幣合作應遵循循序漸進的原則。近期，建立危機救助機制；中期，建立區域匯率穩定機制；遠期，建立東亞單一貨幣區。
3.主導貨幣區域化模式
主導貨幣區域化模式是指使用一種別國貨幣，如美元，在政府法定或私人部門的事實選擇下，最終直接取代本國乃至本地區的貨幣，發揮區域貨幣的職能或作用。這種貨幣一體化方式又被稱為美元化路徑。二戰后，國際社會逐步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許多國家目前仍選擇顯性或隱性的釘住美元匯率制度，將美元作為本國貨幣的“名義錨”。同時，貨幣替代成為拉丁美洲國家的普遍現象，許多拉美國家實行“雙軌貨幣制”，即本幣和美元都是國內的法定通貨，有的拉美國家甚至取消本國貨幣直接使用美元作為其本位貨幣。在東亞，主導貨幣區域化模式是不現實的，但這并不影響在東亞次區域采取主導貨幣區域化模式，只要各國愿意接受這種貨幣，就可以在該區域采用它作為次區域的共同貨幣。
三、東亞貨幣合作的模式及路徑選擇
1.東亞貨幣合作的模式
如前所述，多重貨幣聯盟模式是東亞貨幣合作的現實選擇。它決定了東亞貨幣合作是一個長期的、漸進的動態過程，東亞貨幣合作應遵循循序漸進的原則，原因是“亞洲傳統”決定了東亞貨幣合作的漸進性。這種獨特的“亞洲傳統”是指東亞合作的靈活性、漸進性、協商性和非政治性。靈活性是指東亞各國在貿易自由化、統一市場進程、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和建立統一貨幣體系等方面不強求一致；漸進性是指東亞各國經濟差異較大，可以分批加入貨幣一體化組織；協商性是指目前東亞經濟合作尚處于對話機制階段，遠未完成制度化建設的進程；非政治性是指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存在領土爭議和國家統一等問題，目前東亞經濟一體化應多講互惠互利的經貿合作，不講或少講政治，不謀求共同的外交和防務政策。以上這些“亞洲傳統”極大地影響著東亞區域經濟貨幣合作，使這一進程變得十分緩慢和漸進，充滿艱辛，這也是東亞一體化和歐洲一體化的主要區別。
轉
2.東亞貨幣合作的路徑
筆者認為，東亞貨幣合作可選擇如下路徑，并分為三個階段循序漸進地進行：
(1)初級階段——建立危機救助機制
東亞貨幣合作的直接目的就是就是防范、化解可能出現的新的金融危機，在東亞建立某種區域性危機防范、救援機制是近期東亞貨幣合作的中心工作。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后，14個亞太地區經濟體的財政部與央行主要官員在馬尼拉亞太地區高級財政金融會議上提出了一個加強地區金融合作新機制的設想，又稱“馬尼拉框架協議”，在APEC范圍內建立了“馬尼拉框架”集團，與亞洲開發銀行（ADB）、世界銀行及IMF協作進行經濟信息交流與經濟形勢監控，并確定每半年舉行一次會議。此外，東盟（ASEAN）10國強化彼此的監督機制，10國財長每年聚會兩次，進行政策協調。這一監督機制后被擴展到“10+3”監督進程，在2001年5月的檀香山財長會議上提出了設立“10+3”早期預警系統。2000年5月6日在泰國清邁召開的亞洲開發銀行年會上，東盟10國和中日韓3國簽署了“貨幣互換協定”，又稱“清邁協定”。其主要內容是建立一筆備用貸款基金，估計將達到200億至300億美元，各國出資額將按照其外匯儲備額比例分攤，只要東亞外匯儲備中的10%至20%被用來作為地區基金，參加的國家就能夠很容易地克服任何清償危機，而不需要來自發達國家的任何幫助。一旦亞洲地區發生短期資本急劇流動等情況將相互提供干預資金，以應付緊急之需，同時還將交換經濟和外匯方面的信息，建立起一個預防新的貨幣危機的監督機構。迄今為止，日本已經同韓國、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締結了貨幣互換協定。2002年3月28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和日本銀行總裁速水優在東京簽訂了必要時向對方提供最高約合30億美元的貨幣互換安排協議，顯示旨在穩定亞洲地區貨幣的合作已經取得令人矚目的成果。
(2)中級階段——建立區域匯率穩定機制
區域性危機防范、救援機制能在短期內解決外部沖擊與金融危機問題，但并不能從根本上消除東亞地區的金融不穩定，也難以保證東亞經濟在長期內的穩定增長，因此建立一整套區域匯率穩定機制是十分必要的。
筆者認為，現階段東亞匯率合作的合理選擇既非歐洲單一貨幣模式，亦非“美元化”模式，而應當選擇釘住貨幣籃子的匯率制度，即組建一個貨幣籃子，亞洲各國貨幣釘住一籃子貨幣。應當承認，釘住貨幣籃子制度并不是最理想的匯率制度，容易誘發投機沖擊，但由于東亞目前尚不具備高層次的區域貨幣一體化條件，只能開展低層次的區域匯率合作制度。當前東亞各經濟體實行的匯率制度實際上是隱蔽的較金融危機前寬松的釘住美元制度，或是管理浮動匯率制度。它雖然具備了一定程度的靈活性，但由于缺乏明確的承諾，容易引發“道德風險”。東亞各國應在匯率制度安排方面進行協調與改革，建立起區域性的匯率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以下階段：加強東亞各經濟體匯率政策協調，維持區域內雙邊匯率的相對穩定；建立次區域的釘住共同貨幣籃子匯率制度，促進次區域匯率穩定；在東盟經濟圈、中華經濟圈和日韓經濟圈的三個次區域之間建立固定匯率制，實現次區域貨幣一體化；建立整個東亞區域釘住共同貨幣籃子制，構建東亞固定匯率區。
[關鍵詞] 外資 房地產市場 宏觀調控
近年來，隨著我國宏觀經濟環境的日益轉好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房地產市場逐漸活躍, 大量外資不斷涌入我國房地產行業, 并呈逐漸膨脹之勢。據有關資料顯示，房地產市場已成為外商直接投資的第二大行業。2006年一季度，境外機構和個人購買境內房地產結匯12.49億美元，增長211.4%。外資已經成為我國房地產市場的重要參與者，其影響和作用不可忽視。
一、外資進入我國房地產市場的成因
1.我國現行房地產業政策的不完善和監管不力
我國目前對產業基金沒有明確的法律法規依據，因此無法以法律的形式對房地產基金的發起、設立、組織形式、治理結構等重要原則做出明確的規定，房地產基金處于無法可依的狀態, 這為國外投資機構大規模進入房地產提供了便利條件。另一方面，我國各級政府和部門對外資進入房地產市場監管不力。例如，2004年11月我國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中，將普通住宅作為鼓勵類外商投資產業目錄, 將土地成片開發、高檔賓館、別墅和高檔寫字樓等作為限制類項目。
2.人民幣升值預期
近幾年，由于我國對外貿易規模增長迅速和進出口順差不斷擴大，使得我國成為貿易摩擦的“眾矢之的”。美國、日本等國家把本國的貿易逆差和失業歸罪于我國的外匯制度和貨幣政策，不斷對人民幣升值進行施壓。因此，我國一直承受著較大的貨幣升值壓力, 這給國際資本進入我國提供了較好的獲利預期。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使得國際資本源源不斷地進入我國房地產市場。
3.我國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和房地產業較高的市場利潤
近年來, 我國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和穩定開放的市場環境為房地產市場的發展提供了極大的發展空間。同時, 按照國家計劃2020年達到小康水平, 人均住房面積達35平方米的基本目標測算, 到2020年我國房地產住宅市場平均每年增長速度至少應在7%～10%。房地產業的快速發展也帶來了較高的市場利潤, 在資本逐利本質的驅動下，海外資本大量流入我國房地產業，并且集中投入熱點地區的房地產。
二、外資進入我國房地產市場的影響
1.有利的一面
(1)彌補了我國房地產行業資金的不足, 帶來了先進的房地產金融運作理念
長期以來，我國房地產行業的主要融資模式過于單一，資金來源渠道狹窄。據統計，房地產開發投資資金中銀行貸款比重為30%，如果考慮住房消費貸款、建筑企業流動性貸款和土地儲備貸款，這一比重將上升到80%，而其他融資渠道如房地產信托、房地產股權融資、房地產債券、住房資產證券化等融資方式，在我國房地產金融市場尚處于起步階段，所占比例十分小。因此，海外投資者的紛紛進入, 尤其是具有金融投資性質的海外投資機構的進入, 不僅帶來了大量的資金，彌補了我國房地產行業資金不足的問題, 也帶來了許多新的房地產金融理念和金融工具，有利于豐富和發展我國房地產金融體系，促進房地產金融創新。
(2)加劇了房地產市場的競爭，促進國內房地產企業不斷提高競爭能力
我國房地產市場是一塊巨大的蛋糕，房地產企業數量眾多，競爭十分激烈。但是多數企業規模不大，資金實力較弱，管理體制陳舊，營銷手段落后，企業活力和市場競爭力不足。而各方面實力雄厚的海外房地產企業的紛紛進入無疑進一步加劇了房地產市場的競爭，直接影響和沖擊國內各大房地產開發企業原有的利益分配。中小開發企業則面臨著更加嚴峻的生存挑戰。因此，國內房地產企業為了提高自身競爭能力，必然會加快企業間的并購重組，同時不斷改進技術和設備、強化創新及管理理論，降低開發成本、提高產品品質，生產出更高水平的、更適合消費需求的房地產產品，從而提升整個行業的發展水平。
(3)提供了高品質的房地產商品，滿足了消費者的需要
隨著國民收入的不斷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房地產商品的品質要求也越來越高，不僅關注住宅或辦公的面積大小，也開始強調環保節能以及人性化設計等要求。由于海外房地產開發企業大多具備雄厚的資金實力、先進的技術和開發理念、成熟的管理體系，能夠在房地產規劃、設計、開發、物業服務等各個環節做到更加科學合理，更富有人性化，從而能為國內消費者提供高品質的房地產商品，滿足人們對優質的辦公環境和住宅的需要。
2.不利的一面
(1)制約了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 增大了調控難度
改革開發以來，由于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我國政府長期實行招商引資的政策，使得外資在外匯、信貸、土地和產業政策等方面具有相應的優勢, 并且能夠有效逃避宏觀政策的制約。而國內許多房地產企業不僅沒有同等的優惠政策，還經常受到國家各項宏觀調控措施的約束，例如當前房地產“銀根緊縮”的信貸政策就加劇了國內房地產企業資金緊張的局面。這樣一來，許多國內房地產企業為了自身發展的需要紛紛尋求外資的合作，通過與外資的相互融資, 逃避國家產業政策的限制和約束。因此，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實施效果，增大了調控難度。
(2)加劇房地產市場價格波動, 助推房地產價格上漲
外資在投資市場中對國內投資者的心理影響非常大。以股票市場為例，2002年以后，我國股票市場開始引入境外的合格投資者(即QFII)，到目前為止，QFII的資金總量只有60億美元，占流通市值的4%，但這4%的外資對我國股票市場的投資理念和投資行為產生了巨大影響。因此，外資大規模進入房地產市場, 也將推動非居民機構和個人購房的比例不斷增加, 形成較強的房地產市場“標桿效應”, 促使國內房地產價格持續上漲。另外, 外資對高檔住宅和商業地產的炒作, 也會由于交易活躍和利潤率攀高而擠壓中低檔房產的投資, 造成中低檔住宅市場供求失衡, 從而進一步抬高其市場價格。
(3)加大了國際收支失衡和人民幣升值壓力, 增加了金融體系風險
只要國際資本對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存在，它們進入我國投資的勢頭就不會減弱，而且會更加強勁。而隨著境外資本特別是國際游資的不斷增加, 將進一步拉大我國國際收支差額，加劇各國對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一旦對人民幣升值預期消失, 大量投機性資金就會迅速撤離樓市, 匯出國外, 這樣一來不僅會對以銀行貸款為主要融資渠道的我國房地產行業造成致命打擊，也會嚴重危及到我國金融體系的安全，影響到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
三、對策建議
1.要充分認識加強對外資進入房地產市場的管制的必要性
房地產作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其產業相關性高，帶動性強，與金融業和人民生活聯系密切。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03年各國匯兌安排與匯兌限制》，183個成員中，有137個成員對外資投資房地產進行管制，其中既有發展中國家也有發達國家，既有貨幣可兌換國家也有不可自由兌換的國家。而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人多地少，土地資源十分稀缺是基本國情，房地產業發展又正處于初級階段，市場比較脆弱，法制還不健全。因此，加強對外資流入房地產的管制，不僅符合國際上大多數國家保證和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的通行做法，更是維護國家經濟安全防止國民財富外流的需要。
2.改革現行的外匯管理體制, 建立靈活的市場匯率機制
穩步推進我國匯率制度改革，降低結匯的強制性, 擴大售匯的自主性, 形成相對中立的外匯管理政策框架, 并采取較為靈活的浮動匯率機制。對人民幣進行小幅升值是目前解決人民幣升值問題的最佳方案。因為這樣一方面可以增加國際游資的投機成本，另一方面也弱化了人民幣大幅升值的預期，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境外投機性資本投機“人民幣匯率”的意圖。
3.綜合運用稅收、信貸等手段調控外資在房地產市場的投資
在房地產消費環節, 對于非居民購房, 要以自用為基本原則，而對于購買多套住宅和短期內轉手交易的境外非居民, 應實施嚴格的管制措施, 加大稅收征收力度，提高其投機成本；針對外資產業基金大量進入商業地產, 應及時制定針對外資進入商業物業的調控政策, 提高營業稅和收入所得稅的比例。同時，加強對房地產貸款和個人住房抵押貸款的信貸管理, 提高境外投資者購買住房按揭貸款的比例, 禁止境內銀行為境外非居民個人和機構在境內購買商品房提供按揭購房貸款及外匯抵押人民幣購房貸款。
4.建立健全房地產市場信息系統和預警預報體系
當前，我國對房地產市場的監測和管理手段仍相當落后，為防止外資大量流入房地產而引發各種風險，要加強對外資流入房地產市場的監測和預警。例如，針對目前外資流入房地產市場底數不清等問題，要加強統計分析，建立外資購買房地產的登記體系，全程跟蹤資金的流動，防止外資對房地產進行炒作；充分發揮專業統計部門的信息主渠道作用，根據外資流動和房地產交易的有關數據設計一套科學的、可操作性和定量化的風險評價指標體系，以便及時掌握市場運行態勢，制定有效的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和措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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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互聯網企業；內部控制；最優管理方案
一、互聯網企業的發展現狀及內控的必要性
互聯網是20世紀人類最偉大的科技發明之一。自1994年我國正式接入國際互聯網以來，我國互聯網發展速度非常快，尤其是2012年之后，電子商務和社交網絡類型的網站的發展更加迅猛，創新更加活躍，滲透更加廣泛，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現在互聯網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新時代的生產工具、發展貿易的新載體、生活文化娛樂的新方式。它帶動了生產、生活方式等一系列的巨大而深刻的變革。目前，全球互聯網企業已經出現幾個巨頭，它們已經引領了世界網絡技術發展和未來移動互聯時代的前進方向，如Facebook，谷歌等都把握著世界網絡發展的前沿。
相比之下，我國的互聯網企業雖然模式都起源于美國，比如先有谷歌后有百度，先有Facebook后有人人網，但是中國互聯網企業發展迅速，近幾年無論從模式還是創新都與美國互聯網企業不相上下，更有目前的三大巨無霸，百度、騰訊、阿里巴巴。可以說我國目前的互聯網企業的發展現狀屬于門類齊全，各種業務模式都經歷了不同程度的整合，服務水
平也不遜色于歐美，網絡產業可謂興旺繁榮。比如從不同商業模式來說，門戶領域有新浪，網易；網絡游戲領域有盛大，騰訊；SNS領域有人人網，新浪微博；社區論壇領域有天涯，貓撲；視頻網站領域有土豆優酷，愛奇藝等，而近幾年發展迅速的C2C電子商務領域有天貓、京東等。這些領域的互聯網企業在中國互聯網江湖的地位可謂是舉足輕重。
以上是全球互聯網企業和我國互聯網企業的發展現狀。那么面對著全世界經濟和信息技術的超高速發展，內部控制就立刻成為了一個企業發展戰略或者企業健康的異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和越來越開放的市場條件下，為了規范互聯網企業內部控制評價工作，及時查出內部控制的缺陷并且提出實施改進方案，保證內部控制可以有效運行。所以建立一套有效的內部控制體系和制度就更為重要。
二、我國上市互聯網企業內部控制的特征及模式
內部會計控制是指單位內部建立和健全會計組織，為確保會計數據的真實正確和財產物資的安全完整而設置的各種會計處理程序和方法。它是管理現代化的必然產物，是我們進行健康管理的重要的手段和工具。會計的信息沒有真實性以及偽造假信息都在很大程度上歸納為內部控制的實行力度不足以及缺少健全的控制管理的制度。所以在互聯網企業的電子化財務系統中，先建立后完善內部的控制制度，確保財務質量和財產物資的完整，是我國互聯網企業的最為緊迫的問題。
我國的互聯網企業的內部控制主要有以下特征：全面性。首先內部控制是對企業組織一切業務活動的全面控制，而不是局部性控制，它要控制互聯網盈利模式考核財務、會計、資產、人事等事務的執行情況，還要對互聯網發展特點進行各種工作研究作業并提出改善措施。對于上市的互聯網企業比如騰訊來說，無論是理財通還是Q幣業務，都需要從全面性考慮其中的財務控制。不管使用何種管理與業務方法，皆有潛在的內控行為與意識。那么對于上市的互聯網公司比如當當網、唯品會這種電子商務的公司來說，需要企業加強信息化的建設，最直觀的體現在建立更加完整的信息化管理系統，管理人能夠更高效清晰的獲得所求信息，進而影響了企業管理的一系列方式方法。
那么什么樣的內部控制模式是適應我國上市互聯網企業的健康模式呢？以國內到美國紐交所上市的互聯網企業當當網和在香港上市的騰訊來說，類似于當當網這種的互聯網企業的組織結構是由寶塔式轉變為以管理層為核心的扁平式結構。對于內部控制的管理者應當避免僅憑個人智慧和喜好去找尋對策。而應聽取專家意見，集中集體智慧，做出應對措施。因此對于當當網，唯品會或是騰訊這類上市互聯網企業，制定能夠嚴格執行的管理手冊，加強企業對于員工管理和獎罰機制，對于經營的風險有一定的預測和風險解決預案。
三、我國上市互聯網企業內部控制的缺失和不足
由于我國互聯網企業具備了普遍的內部控制的特點，所以管理的對象不僅僅有廣泛性，也有較強的應用性和全面性。對于上文提到了當當網、唯品會、人人網這類在美國上市的互聯網企業來說，采用的內部控制方式基本是通過風險管理來判斷企業的健康好壞。在這類上市互聯網企業當中，對風險管理模式的資源整合和方法的創新可以說達到了較高的水平。那么在內部控制的規范操作的過程中還需要改進和加強，下面我就來闡述，我國上市互聯網企業內部控制遇到的問題和不足。
從財務方面來看。我國上市互聯網企業在財務層面的問題有：金融市場不確定性的風險，信用風險，融資風險等。由于我國關于互聯網企業的法律還不是很健全，當法律和規則無法管理掌控時，那么財務方面的風險便產生了。首先在金融市場上，由于金融市場的不確定性因素較多，關于上市企業的收入、費用的核算，資產負債表的數據，都會引起上市互聯網企業的盈利和市值的變化。其次，在信用風險上，由于上市互聯網公司類似騰訊和阿里巴巴，都有虛擬交易的業務，所以要處理好對于應收賬款和應付賬款科目的問題，盡量減輕和平衡壞賬損失，讓問題盡量縮小。所以上市企業的內部控制制度應該更加規范和嚴格。此外上市互聯網公司對于財會人員的后續教育和員工素質的教育史極其必要而且必須實行的。
從戰略層面來看，根據互聯網企業的特點，高新技術產業更新速度快，加上成本低，壁壘低等特點，再加上競爭的激烈，使戰略目標無法實現，甚至是空中樓閣。一在經營目標方面，上市的互聯網企業必須保證盈利的情況下，在產品質量上有來自同行業產品的競爭壓力，也有來自產品推向市場的周期是否適應市場或是技術的變化的因素。在目前的上市互聯網行業，盛大網絡和騰訊、網易在游戲的領域進行競爭。在門戶網站上，新浪，騰訊，百度，搜狐進行著競爭。在社交網絡方面，騰訊微博，新浪微博，微信，人人網，正在進行著殘酷的競爭，所以在內部控制方面要對經營的方面進行把控和調節。二在合規目標方面，通過互聯網傳播的產品服務，由于比傳統行業快，范圍大的特點，所以存在的制約因素就多，從內部控制的角度來說，為了增加營業收入，減少成本，采取的的違法的做法都是不允許的，必須監督和制止。三在資源目標方面，上市互聯網企業的資源目標就是對于資本的供應和人才的供應。員工感受到歸屬感和使命感是公司需要任重而道遠的責任。
從合規風險的層面來看，由于企業所在的行業標準和行業規范不夠健全，這些都會影響到其他可替代行業，對于在美國上市的公司來說，法律規定的限制和交易方簽訂合同，會影響互聯網企業的經營業務。這種風險在企業交易，合同協議和經營過程中產生，并且給互聯網公司壓力，極大的影響互聯網企業的運轉能力，并導致互聯網企業潛在的負債和損失。
四、我國上市互聯網企業內部控制的改進建議
（一）戰略層面
我國上市互聯網公司需要建立風險管理的戰略，首先要建立和其發展相互協調的管理戰略，應該使風險更小，業務更精，并且建立在可承受的范圍內。通過內部控制，制止不切實際的發展規劃和建立均衡的發展方針和協調經營的特征。其次要建立有效覆蓋損失的管理戰略，應該更加嚴格的控制盒承擔風險，并且對于面臨的潛在損失要有針對性的審查和改進。該辦法可以通過強化工作管理和盡快實行資本考核來實現。總之，要建立其以規避風險，避免損失的內部控制體系。
（二）經營層面
在經營層面要把握會計責權控制和內部審計控制。首先要健全制度建設，明確會計人員的權責，就目前來看，針對目前的互聯網行業的法規的各方面規則不夠健全，要加快配套的制度建設，并且其必須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保證其在舒適的辦公環境下高效率的完成工作。其次，在已有的法律和規范下，要加快制定頒布財務人員的行為規范和權責，以此來約束會計人員的行為。對于內部審計的控制，首先要提高內部審計的獨立性和權威性，設立由非經理人員相關人員構成的經營者內部審計機構，作為常設機構并通過董事會賦予外部審計機構報告的權利。其次要正視和擺正內部審計的地位。再次，分散權利，不能將授權集中在一個人或幾個人，要在授權的范圍內權力分散。這樣企業才能健康發展，完成內部控制的使命。
五、案例分析：以上市互聯網企業騰訊為例分析企業的內部控制
騰訊，這是一個我們再熟悉不過的名字，騰訊公司成立于1998年11月，是當代中國最大的門戶網站和網絡生態系統之一，也是體系最大的互聯網綜合服務提供商之一。騰訊創立近十五年來，一直秉承“一切以用戶價值為依歸”的經營理念，一直處于高速穩健的發展狀態。并且在2004年6月16日，公司在香港聯交所主板公開上市（股票代號700）。
騰訊的“拿來主義”可以說是內部控制的典范，騰訊不僅在發展中學習到國外與國內的先進技術和理念，還很好的完成了企業內部控制。這便是騰訊越做越大，現在在全產業鏈下進行發展的原因。騰訊成功的關鍵是借鑒對手的產品與新意，自己進行再加工。QQ的初始版OICQ是當時外國成功聊天軟件ICQ的中國版本，騰訊團隊將這項創意技術移植到QQ上。后來騰訊又在QQ上推出了起源于韓國的QQ秀。PPLive等國內網絡電視的興起引發了網絡視頻直播的熱潮，QQ看到這一趨勢便將其整合進了QQ視頻。類似的在QQ上整合的應用還有很多。此外騰訊還善于利用互聯網上的成熟或新興的技術，開發出類似的產品，憑借龐大的用戶群，占領市場有利位置。像QQ交友在SNS領域、Qzone在BLOG領域、門戶在綜合信息網站領域等。騰訊真正的創新應用少，借鑒模仿的多。但是這并不阻礙騰訊不斷地推出新產品與服務。甚至在進入一些新的互聯網領域時，由于有流量、資金和技術的優勢，騰訊更容易取得市場份額。但是這種“拿來主義”保持在良好的內部控制和監督下，所以沒有給騰訊這種企業在知識產權方面帶來問題。
以下是2013年第三季度騰訊的財報。2013年騰訊第三季度的業績摘要：公司總收入人民幣155.351億元（25.269億美元 ），比上一季度增長8.0%，比2012年同時期增長34.3%。其中增值服務收入為人民幣116.352億元（18.925億美元），比上季度增長8.2%，比2012年同時期增長24.9%。電子商務交易業務收入為人民幣23.593億元（3.838億美元），比上季度增長7.3%，比2012年同時期增長108.1%。毛利為人民幣84.988億元（13.824億美元），比上季度增長9.0%，比2012年同時期增長25.4%；毛利率由去年同時期的58.6%降至54.7%。經營盈利為人民幣48.158億元（7.833億美元），比上季度增長5.5%，比2012年同時期增長16.8%；經營利潤率由去年同時期的35.7%降至31.0%。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2.105元，每股攤薄盈利為人民幣2.070元。通過騰訊的財務數據我們可以發現，騰訊在上市公司中財務數據比較健康，說明內部控制的制度比較健康，執行的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