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0-13 09: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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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本質要求，是在國家的宏觀調控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起基礎性作用。
這意味著新的宏觀經濟管理體制將是一種通過市場實現對國民經濟運行進行調整的間接宏觀管理體制，即政府通過改變稅率、利率、匯率、價格和工資等經濟變量，調節各個經濟主體的利益，影響各個經濟主體的決策和活動企業的整個經濟過程都與市場活動相聯系，無論是生產經營決策還是固定資產投資規模方向等目標確定，都要以市場價格和利率信號為依據，以市場利潤為經營目標，并且以市場利潤的實現程度為收人分配的體據。人們的生產、分配和交換活動以及消費活動也都離不開市場，都要在市場機制的直接作用下進行在市場經濟中，各種所有制、各種經濟成分并存，作為具有各自不同利益和權利主體的企業、組織和公民，同時參與市場的公平競爭，所有的利益單位都為了爭取自身的利益而進行經濟活動，價格的升降、供給和需求的變化直接影響梅個利益單位的利益，人們必然隨時隨地根據市場的變化來調節自己的生產、銷售或購買因此，作為協調行政關系的行政法要樹立公正的、權威的法律職能，就必須同時反映各種市場主體的意志、目前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尚處在發育階段，一方面商品經濟發展比較快，另一方面管理市場的行政法規不完善不具體，給不法分子和以權謀私者以可乘之機，在經濟活動中出現了諸如制造銷售假冒偽劣商品、投機倒把、走私販私、哄抬物價、壟斷等一系列直接擾亂市場秩序的混亂現象，這種現象使不同經濟主體之間的權益受到損害，所以需強有力的行政法手段來調整他們各自相互間的利益，保證市場主體獨立平等地參與市場競爭，通過一系列市場管理法規、明確統一的市場行為規范，將市場逐步納人依法管理的軌道;通過反傾銷反壟斷，制裁違法行為，制止不正當競爭，促進統一的現代化市場的形成美國是世界上最早制定競爭法、實行競爭政策的國家，對于歐洲各國產生過重要的影響。如(聯邦貿易委員會法)，它限制不正當竟爭，保證公平的效率競爭，既維護消費者利益，也維護企業集團的利益。同時該法中也明確規定了聯邦貿易委員會的權限、任務和機構設置。與大多數西方國家不同的是，美國競爭法與竟爭政策的實施與監察既有分工.又有相互交叉配合，形成一種競爭性協調合作關系，同時對違法者追究責任。這些措施對于落實行政法規是十分有效的，值得我們借鑒。
建國以來.我國國家機關長期直接向企業下達詳細而具體的指令性計劃指標，其管理范圍貌似廣泛，實際上并末能討企業實行靈活而有效的告理而在市場經濟中，只要充分利用市場，對市場機制施加影響，變動市場環境，就能影響到組成市場活動總體的各個企業的市場活動行為。
在市場經濟中，國家行政管理的范圍較為廣泛，整個機制也較為完善在計劃圣濟體制下，國家同時執行行政節理與經濟骨理雙重職能，過分強調用行玫手段竹理經濟，使各級行政機構普遍缺乏靈活性，因而降低了宏觀決策效率，決策失誤增多。同時，企業作為倒家行政機關的附屬物，處于被動地位，缺乏必要的自主權。社會物質利益原則的否定，“大鍋飯”的盛行也使得經濟運行只能依靠外部的行政力量去推動，而整個國民經濟失去了內在的動力。企業在“條條塊塊”的狹隘圈子里幾乎不可能通過市場迅速獲得經濟信息，而只能聽命于自上而下的行政性指令、國家盡骨也曾制定了工業、農業、貿易、物資、稅務、物價、金融等各方面的行政法規，但實際上都是行政命令起作用，行政法根本沒有發揮其應有的調節功能、進入八十年代，我國進行了全方位的改革，行政法的不斷完善和加強被提到了很重要的地位，各種各樣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法規相繼制定出來，并且發揮了很大作用如海關、醫藥、衛生、文教、勞動、一商、公安和司法等行政法規，都是國家通過行政指導落實國家經濟政策的具體體現:通過貨幣政策、財經政策、產業政策和匯率變動等進行宏觀經濟調節，使我國經濟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通過行政預測，匯集傳播經濟信息，引導企業進行正確的經營決策;通過建立社會救濟和社會保障制度，解決因市場竟爭而淘汰的失業人員的生活出路;通過社會治安的綜合治理及其他行政管理活動，為市場經濟的發展創造穩定的政治環境和社會環境。
隨著行政法制的不斷健全和完善，它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也有了更多的調竹功能由于市場經濟本身帶有自發性、盲目性等弱點，為避免經濟發展的無政府狀態和周期性的經濟波動，保障正常運行，必須對市場加強宏觀調扮，行政法就是市場經濟運行的重要調節器之一:、以往有許多經濟關系用民法、商法等法律規范無法調整，而有了行政法，問題就迎刃而解了。比如，在市場經濟中，不正當競爭必然會隨著竟爭的出現而出現，反不正當競爭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建立健全相應的法律制度，行政法授予行政機關必要的檢察監督權、強制權和處罰權，同時行政法又對這些權力的行使設定了監督制度，保證行政權力機關以公正的身份對不正當競爭行為進行相應的行政制裁，并采取必要的強制措施保證制裁內容的實現，這就是行政法的調節功能。
行政法的民主化是指要以保障行政權力的有效運行和保護相對人合法權益兩個方面去構造我國行政法體系，例如不僅授權行政主體以行政權力，而且要對行政權力的運行進行有效的監督和制約。在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由于受主、客觀因素的制約，各種干擾和阻礙市場休制形成的行為大量存在。在計劃體制下，各級政府部門習慣于對企業指手劃腳，發號施令，在建立市場經濟休制之初，企業仍會受到行政機關的各種非法干預，這些非法干預的存在，必然會妨礙企業自主經營，削弱它們在市場競爭中的力量，這對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是不利的。不僅要保證和促進行政管理效率的提高，而且也要防止濫用職權和獨斷專行的滋生。企業在商品經濟的生產經營過程中，最怕被無端吊銷生產許可證和執照，或責令其停產停業，或查封、扣押財產。上述具體行政行為作出以后，將使受罰企業蒙受重大的經濟損失。不法行為侵害了相對人的權益，必須及時澄清和補救，這些方面我國的行政法很小健全，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必需及時完善我國的行政法，這是發展市場經濟的基本條件之一。
行政法的科學化是指行政法必須充分尊重和反映客觀規律的要求，并將客觀規律法律化一行政法的科學性要求以市場機制為客觀對象，建立符合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廉潔的、高素質的行政組織指揮系統;通過行政機關與經濟組織關系，保證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指導和引導市場健康發展;通過行政機關與組織、公民的關系為市場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一)早期的政府干預與市場自由之爭
18世紀中期，以斯密為主的古典經濟流派提出了“守夜政府論”。“守夜政府論”崇尚市場自由競爭，所謂守夜政府，是一種形象比喻，是指政府不參與和不干預市場經濟活動過程。它有三層涵義：一是政府是履行國家社會事務管理職能的組織，政府除了賦稅外不存在其他經濟職能，因此政府沒有必要干預市場，不應當介入經濟活動過程。因為經濟過程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它會自發地形成“自然秩序”。政府只要像一個“看門人”、“守夜者”一樣。不讓“外人”進來破壞這種“自然秩序”就可以了；二是政府在經濟活動中只能充當“監護人”，其目的在于保證它的監護對象的權益不受侵犯，不被他人無償剝奪；三是政府如果人為地干預或參與經濟活動，就會破壞“自然秩序”，剝奪公民的自由，導致經濟的衰退。
19世紀初，德國歷史學派的先驅李斯特認為，在各國、各民族經濟發展不平衡的條件下，實行自由貿易只對先進國家有利。而關稅保護是當時德國這樣的落后國家可采取的提高其自身力量的最有效的手段，他強調經濟學的國別性和民族性，從時代和國別的需要出發，論述國家干預的必要性。此后，20世紀以英國劍橋學派重要人物庇古為代表的福利經濟學派從社會經濟福利最大化的角度研究市場經濟的效率和合理性，并對市場經濟的優缺點進行評價，在此基礎上引入了國家干預的問題。
(二)凱恩斯主義的興起與發展
1936年凱恩斯(J?M?Keynes)《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對傳統自由放任的學說提出了有史以來最嚴厲的挑戰，開始了一場旨在用國家干預思潮改變經濟自由主義思潮的“凱恩斯革命”。凱恩斯第一次從宏觀經濟角度分析資源的充分利用問題。他認為，傳統經濟理論以“薩伊定律”為前提，假設資本主義經濟能自行調節、實現充分就業是完全錯誤的。他指出，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經濟的正常情況是經濟活動的不穩定性，充分就業只是一種特例。而典型的情況是就業水平低于充分就業水平，其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這種宏觀經濟的不穩定、不均衡是自由市場經濟本身所固有的矛盾。他提出了全新的國家干預的主張，在凱恩斯看來，國家不再僅僅是“守夜人”，而是積極的干預者，并且是從維護宏觀經濟均衡與穩定的意義上，去彌補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不足之處。
(三)后期有關政府與市場關系曲理論
西方各國從二戰后長期推行凱恩斯主義政策，結果出現凱恩斯主義難以解釋的“滯脹”局面。在這樣的背景下，凱恩斯面臨新的挑戰。關于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又有了新的理論詮釋。主要有斯蒂格利茨的“市場和政府折中論”，他認為，一方面政府在糾正市場失靈方面具有交易費用優勢；另一方面，政府的經濟行為同樣有一定弊端。另外，還有克魯格曼的關于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政府干預的需求理論，他用凱恩斯主義的方法分析現實的新問題，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觀點和新思路。以世界銀行為代表的市場和政府的混合互補理論則將政府的職能劃分了“小職能”、“中型職能”和“積極職能”三種。青木昌彥等從東亞經濟發展出發提出了“市場增進論”，克魯格的“經濟政策動態理論”揭示了不同階段政府干預程度動態變化的特點。
二、現有研究的缺陷分析
以往對政府與市場關系的研究存在著一個共同的缺陷：脫離經濟社會發展的進程，脫離具體的條件，單純分析政府與市場兩種機制的各自特點與功能，由此來確立它們各自發揮作用的范圍及相互關系的模式。這是一種靜態研究。政府與市場當然是兩種不同的經濟調節機制，但它們都是為適應生產力進步、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而存在的。不同的生產力水平，不同的生產方式，會形成不同的政府機制與市場機制及其相互關系。離開生產力發展的不同階段，離開生產方式的變化，無法說清楚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回到馬克思的理論框架――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上來，把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放在經濟發展與轉型的背景下研究，研究中國工業化、市場化進程中各種內外部條件的變化。研究由這些條件變化所引起的市場關系、市場機制的變動以及與此相適應的政府角色，探索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中的政府與市場的互動關系，探索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和制度變遷的道路與特色。
蘇南模式、溫州模式以及珠三角“四小虎”發展的不同模式，說明了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多樣性。這些關系建立在各地不同的初始條件――原有的生產力狀況(工業化程度)，企業的規模、基礎與結構，地理與資源條件等，和不同的外部發展條件(如與外部市場的聯系)的基礎上。盡管它們各有自己的特色，但在改革開放初期，對當地的經濟發展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隨著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提高，隨著各地企業發展的成熟，隨著國內外經濟發展環境包括政策環境的趨同。它們所遇到的發展矛盾趨于一致，從而令各地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模式亦呈現出走向相同的趨勢。
三、重新認識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動態演化的視角
本文認為，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一種互動共生的關系：政府應市場和經濟發展的需求而產生，又給市場和經濟發展以影響。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市場結構對政府服務提出不同的需求，而政府提供的不同服務，又會對經濟發展的水平與市場結構產生不同的影響。能夠恰當地表達這一思想的理論分析模式。是動態演化模式。
生態學認為。自然界是一個生態系統。在這個系統中，生產者、消費者和還原者相互生成，共同構成生物群落；這些生物群落同它們賴以生存的物理環境進行著永不止息的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只要這種循環和流動保持著動態平衡，生態系統便得以存在和發展下去。
人類社會是自然生態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它同自然界之間不斷地交換物質和能量，維持著人類社會的發展，遵循著自然生態系統演化的一般規律。在人類社會這個子系統中，每一個人都是活動著的生物體，他們在同自然界交換物質和能量的過程中，即在生產和消費的過程中，彼此相互交往，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動態平衡關系。
政府同市場的關系，實質上是政府同企業和居民的關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個生產主體(企業)和消費主體(居民)都有確定自己行動的自，生產什么、怎樣生產、何時生產，消費什么、怎樣消費、何時消費等等，都是由它們自己決定的。它們通過互相交換商品、勞動和服務發生聯系，從而相互形成了市場。市場交換成為社會經濟運行的基礎，政府也是市場中的活動主體，不過是個不同于企業和居民的具有特定功能的特殊主體而已。
政府的產生源自于社會共同活動的需要。市場交換起初完全出于自發的生產和分工的需要。分工需要交換，交換又促進了分工。建立在分工基礎上的生產逐漸成為人類社會生產的常態。分工和交換的深化形成了一定的秩序。這種秩序起初完全是自發的，是參與者之間相互承諾和自愿遵守的秩序；后來
隨著交換范圍的擴大，為了不至于讓新加入者或機會主義者任意破壞這種秩序，于是逐漸產生了為維護這種公共秩序而建立的帶有強制性質的制度，并同時在分工中分離出一部分人來承擔監督制度的執行、維護公共秩序的職能。這是政府最初產生的基本動因。分工的發展也引起了人群在經濟利益上的分化和階級、階層的對立。在經濟上占有優勢、同時也在政治上占有優勢的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而借用國家機器來竭力保護原有的制度，從而使國家(政府)成為統治階級鎮壓和壓迫被統治階級的機器，令政府帶上了階級統治和階級壓迫的性質。但是，即使在這種情形下，政府的首要職能還是維護社會交往的正常秩序。
由此可見，供給、培育制度與維護公共制度運行的政府的產生、形成和發展。不過是人類社會這一生態系統在其發展演進過程中的一個結果，是人們為獲得物質財富而在社會生產過程中逐步形成的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一種形式，它們受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生產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制約，同時要適應生產方式和交往方式的變化而變化。
四、經濟轉型期我國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合理定位
轉型經濟是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一種特殊的質變狀態，是社會經濟結構的一種帶根本性的調整。我國的經濟轉型是特指經濟結構和制度結構的轉型。它包含著傳統經濟向現代經濟、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封閉經濟向開放經濟等三大轉型內容。三大轉型相互影響、相互促進。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順利進行直接推動著經濟的現代化，同時也為向開放經濟轉型奠定了基礎；反過來經濟的國際化能促進市場化和現代化。
經濟轉型過程中，影響政府與市場關系的主要因素有：
1．企業發展成熟的程度。它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企業是否已經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經濟活動主體。二是企業的資產結構、經營規模、管理水平以及產業的聚集度等，處于何種狀況。這一點，對確定政府采取何種市場競爭制度有重要意義，尤其在涉及國際競爭領域時。
2．市場發育的程度。一是市場體系的完善程度；二是價格體系和價格形成機制的完善程度；三是市場壟斷與競爭的發展程度。市場發育程度高，需要政府作用的地方就少；反之就多。
3．政府改革的進程。一是政企關系分離的情況；二是政府自身決策、管理、調控體系和管理調控能力的建設。
4．與政府改革相關的政治改革進程，包括非政府組織發育的情況。假如社會公民所建立的各種民間社會團體組織的數量多、覆蓋面寬、嚴密程度高與活動量大，能夠自主地解決許多可由他們自己解決的問題，就不會向政府提出管理許多事情的要求。
5．經濟運行和波動。宏觀經濟的周期波動是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無論任何經濟體制都會出現經濟運行的上下波動。在某些時期，經濟增長速度加快，出現繁榮景象；在另一些時期，經濟不景氣，出現停滯或衰退。周而復始。這就是人們常說的經濟周期。改革的一個根本目的是推動經濟的持續發展，保持社會的平穩進步。因此，經濟周期波動的變化，也會影響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國內市場結構的變化有幾個趨勢值得注意：(1)企業規模由小變大，競爭實力由弱到強；(2)企業組織結構由國有、集體企業變為股份公司或民營企業，民營、私營經濟迅速成長；(3)農業和農村擺脫了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況，各產業內和產業間聯系逐步加強；(4)市場競爭性加強，大企業壟斷聯盟與中小企業集群同時發展；(5)市場開放度不斷提高，市場容量擴大，企業生產要素的可得性增強，而市場風險亦隨之加大；(6)隨著市場調節作用的發揮，城鄉差距、區域差距擴大，居民收入出現兩極分化，如何協調公平與效率、資源開發與環境保護的矛盾，實現人與人、人與環境的和諧，也成了一個突出的問題。這些變化對市場制度和政府調節提出了新的需求，如：要求建立產權明晰的財產制度，公平、公開、公正的交易制度，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以及有助于分散和化解市場風險的制度等等。
政府職能和制度供給也在發生變化：(1)政企分開。令政府以往直接干預企業經營的狀況發生變化；但舊有的聯系和過時的思想意識仍存留著，影響著官員的決策。例如對原有國企特別是大型國企的過多關照，造成了政府政策資源和金融資源向這些國企的傾斜。(2)具有經濟實力的利益集團在政府制度供給決策中施加越來越強有力的影響，弱勢群體的呼聲卻常常得不到回應。在轉型過程中，權力與資本的結合也是個突出問題――它將影響政府管理和公共制度的公正性。(3)對外開放，令國內經濟與國際經濟接軌，經濟運行的風險和復雜程度大幅提升，也對政府的制度供給產生極大的影響。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 企業競爭力 市場經濟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改革的深入推進，我國已基本步入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大型國有企業由政府引導轉向市場引導，國有企業按照“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十六字方針，基本完成了市場化改革。市場經濟是面向市場的經濟，是面向消費者的。如何從市場經濟中脫穎而出，成為市場經濟中的中流砥柱，這便涉及到了企業競爭力問題。企業競爭力是國有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擁有強大生命力的重要源泉。
1、企業競爭力分析基礎
最先研究企業競爭理論的美國教授Michael Porter在上世紀80年代初提出五力分析模型，對全球企業戰略制定產生較為深遠影響。五力指“供應商的討價還價能力”、“購買者的討價還價能力”、“潛在競爭者進入的能力”、“替代品的替代能力”、“行業內競爭者現在的競爭能力”。后來衍生出各種分析模型，如PEST分析（總體環境分析），BCG矩陣和價值鏈分析，基準分析、競爭者檔案研究等。之后我國學者又提出九力分析模型，即“品牌力”，“研發力”、“營銷力”、“制造力”、“產品力”、“資源力”、“決策力”，“執行力”、“整合力”。這對企業內部靜態屬性與其外部動態屬性作系統分析，可對企業目前所具有的競爭力做出全面認識。具體而言，屬于企業外部屬性的包括“品牌力”、“研發力”、“營銷力”、“制造力”和“產品力”，屬于內部屬性的包括“資源力”、“決策力”、“執行力”、“整合力”。
2、企業競爭力本質
首先，我們應準確把握企業競爭力的本質特征。根據Amit & Schoemaker、Dierickx & Cool的研究，主要從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企業競爭力是通過不斷學習積累而緩慢形成的。企業競爭力短期內是很難形成的，必須是長時期通過公司對人力資源的持續投資，緩慢地積累發展起來的。在積累過程中，企業文化和企業價值觀發揮著重要作用。
第二，企業競爭力不能在短期內迅速得到提升。由于企業競爭力的開發和積累是一個長期而緩慢的過程，許多缺乏競爭力的公司常常在短期內受到限制，這些公司急于投資、開發，力求在短期內迅速構建競爭力，但常事與愿違、效果不明顯。
第三，企業競爭力與其他能力組合可發揮最大效應。企業競爭力不是單一的能力或技能，而是由不同層次、主附相助的體系組成的。企業競爭力的存在及發揮作用不排斥其他能力的作用發揮，甚至企業競爭力本身需要有相應的低層次能力做補充，使企業競爭力發揮更大的放大效應。
第四，企業競爭力是顧客心中競爭優勢的源泉。顧客通過購買產品和服務所獲得的滿足是多方面的，如質量、性能、品牌、與購買者的關系、暢通的渠道、靈活的促銷手段等。企業要在這些方面比競爭對手做得更好，其根本在于高素質的人員、規范的管理制度、實用有效的實施手段，都是需要以能力體系作為支撐。
3、進一步探討企業競爭力
什么是企業競爭力？如何正確認識、把握和運作企業競爭力？還需要從以下七個方面加以認識：
第一，企業競爭力是一種戰略觀。它尋求從企業內生核心力來解釋企業競爭中的優勝劣汰問題。企業生產范圍可以用競爭力來界定，即競爭力的強弱決定企業經營的廣度與深度。一個具備競爭力的企業，必然經歷了合理定位競爭力的過程，才能使企業朝著既定路線前進。
第二，企業競爭力是企業運行而產生的一種綜合合力，不是簡單的1+1=2加法效應，而是一種1+1> 2的放大疊加效應。企業運行通過資本的投入，資源的運用，勞動力的使用，科學技術知識的創新等一系列生產要素交互作用，釋放了大于企業運行的能量。如果企業缺乏所需的競爭力，只簡單表現為資本、資源、勞動力、科學技術的簡單疊加，甚至相互遞減，那么該企業即使擁有雄厚的人、財、物等資源并投入了大量生產要素，它也無法產生必要的勞動剩余價值。
第三，企業競爭力是技術、技能的結合體。根據企業競爭力理論，我們可以將其解釋為“組織中的積累性學識，特別是關于如何協調不同生產技能和有機結合多種技術流派的學識。”我國一些學者將其理解為“企業內存在的一組技術和技能的結合體”。“以一項或多項領先核心技術為主建立的企業深層次能力”等。企業的競爭力是以知識為特征的企業戰略性資產，體現在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各個層面，滲透到所有組織里，貫穿于生產經營全部過程中。
第四，企業競爭力是企業合理運用生產資源并制造產品所擁有的企業能力。企業生產產品的同時也在生產競爭力。這決定了企業生產的產品好壞。該能力在生產過程中不斷積聚變化，或放大、或縮小資源要素，使企業逐步走向繁榮或衰退。企業各方面的能力只有在綜合運用時才能發揮最大效用，才能形成企業向心力，從而形成企業競爭力。
第五，企業競爭力是由企業內部各成員組成的具有處理企業常規事項和非常規事項的集合體，它優劣決定企業競爭力的優劣。企業內的各成員相互協調、相互聯系，其合力大于企業內單個成員能力疊加的總和，并且該合力支撐著企業的實際運作。企業內部人員素質的高低決定著企業競爭力的大小。這便意味著企業必須注重企業內部人員的甄選，使他們最大程度發揮力量。企業內部人員的綜合素質是企業競爭力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第六，企業競爭力具有不可替代性，是不能生搬硬造和模仿的。一個擁有競爭力的企業，能最大限度發揮資產和資源的作用，創造出高于生產本身的市場價值。企業競爭力的不可替代性，是企業的精髓所在，需要不斷制造和提煉而成，根植于企業各類人員思想中，并將其注入到企業生產過程中，其他企業想生搬硬造和模仿，必失敗。
天津濱海農村商業銀行隨著業務規模的擴大、經營實力的增強以及服務功能的完善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在發展中越來越需要明確一個問題，即農村商業銀行的市場定位和競爭發展戰略。本文將分析現有金融市場格局以及在對濱海農村商業銀行自我評價的基礎上分析其市場定位及競爭發展戰略。
眾所周知，我國現有金融競爭格局中的定位出現趨同化現象，天津濱海農村商業銀行在發展過程中必須明確以下幾個實際問題：一是自身賴以存在的體制背景。二是持續經營所必須的客戶資源。三是競爭過程中的比較優勢。這三點結合起來就構成了其市場定位。其中，體制背景決定了濱海銀行的內在構成和外在政策約束；主體客戶是濱海銀行的服務對象，直接關系到利潤的主要來源；而比較優勢則是濱海銀行市場競爭力的關鍵所在。濱海銀行只有找準了自身的市場定位，才能保持長久的生命力，實現持續發展。
在我國當前的金融市場，各家商業銀行在目標客戶的選擇和業務拓展方向上普遍存在趨同化現象：首先，沒有基于市場競爭的行業分工，業務范圍與經營領域基本一致；其次，金融產品的設計上不存在互補，相互的替代性和模仿性很強；再次，在客戶選擇上大都將目光投向國家壟斷性行業、大型企業集團、具有良好發展前景的高新技術企業及政府相關部門等，而對與農業相關的產業及中小客戶群體則興趣不大。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定位誤區，雖然在某一層面上形成了充分競爭，但既不利于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造成了金融資源的重復投入和浪費；同時也導致了對弱勢農業、農村經濟中非國有企業、個體農戶的金融約束。定位的基本哲學應該是競爭中并不是大家“你死我活”，而是我們可以共存共榮，因為我們各不相同。主流經濟學認為，各地區根據自身比較優勢進行分工是符合最優原則的；同樣，各家商業銀行能否在科學評價自身優勢的基礎上進行差別化定位將直接關系到銀行的經營效率。因此，濱海銀行應認識市場的劃分，明確其所在市場競爭狀態，所處位置，實現產品的差異化服務，降低成本，制定適合自身的競爭戰略。
二、案例分析
天津濱海農村商業銀行脫胎于天津農村信用社，這是其賴以存在的體制背景。長期以來農村信用社肩負著向農民、農業、農村經濟提供金融服務的重任。改制后天津濱海農村商業銀行的市場定位是作社區精品零售銀行。分析天津濱海農村商業銀行在發展過程中所處的競爭環境與其他金融機構相比較的差異性和優勢所在是確立其市場定位的前提。
與國有商業銀行和全國性的股份制商業銀行相比，天津農村商業銀行存在著一下弱勢：1.經營規模小、資本實力弱等弱勢。這就決定著其抗風險能力、放貸能力和業務創新能力較低。監管部門對單戶貸款最高限額的規定更使得對一些大型項目望而卻步。2.結算渠道不暢、經營范圍有限。天津濱海農村商業銀行經營領域主要是服務當地，雖然通過多種形式“借跑道”，但結算速度與便利程度仍不理想，限制了業務范圍的向外擴張，同時也增加了交易成本。3.業務拓展受到多方面制約。由于濱海農村商業銀行脫胎于信用社，社會各界對其經營能力仍存在不正確的認識。如一些國家部委明令禁止下屬單位將資金存放到信用社等金融機構，只能存放在四大國有商業銀行。4.監管部門對農村商業銀行的業務拓展也采取了審慎態度農村商業銀行申請某些新業務要逐級上報至銀監會，相比于其他商業銀行推出新業務時通過總行直接向銀監會申報既降低了辦事效率又延誤了業務推出的時機。5.員工素質整體不高。盡管多年來十分注重人才的引進。但與信用社時期相比員工構成未發生根本性變化。目前，農村商業銀行尤其缺乏高素質的決策型人才和管理人才、強大的科技網絡隊伍、熟悉WTO相關法規及國際金融業務的人才以及具備銀行、證券、保險綜合化經營知識、產品創新能力強的專業人才。6.信息流量過小，監管起點較高。市場的競爭首先是信息的競爭。信息的準確與及時將直接影響到決策的有效性。農村商業銀行的信息量有限，盡管決策層采取多種方式捕捉各方市場信息，但與全國性的商業銀行相比仍不在一個信息平臺上，而監管部門對農村商業銀行的監管要求是按與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相同的監管標準和指標來進行衡量。農村商業銀行在發展過程中往往會壓力太大，在業務拓展和風險控制上也難免顧此失彼，力不從心。
三、解決辦法或方案
（一）關于波特的五力模型和市場結構的認識
波特（Porter）提出的五力模型認為行業中存在著決定競爭規模和程度的五種力量，這五種力量綜合起來影響著產業的吸引力。它是用來分析企業所在行業競爭特征的一種有效的工具。在該模型中涉及的五種力量包括：新的競爭對手入侵、替代品的威脅、買方議價能力、賣方議價能力以及現存競爭者之間的競爭。決定企業盈利能力首要的和根本的因素是產業的吸引力。
經濟學家依據市場競爭和壟斷的程度，將現實經濟中的各種產品和勞務市場劃分為四種不同的結構：1.完全竟爭假設意味著在完全競爭市場中，每個廠商都是市場價格的服從者。2.壟斷市場假設意味著壟斷廠商面對的是整個市場的需求曲線，壟斷廠商是價格的決定者。3.壟斷競爭市場假設意味著壟斷競爭市場既有競爭又有壟斷，競爭是主流，“差別就是壟斷”。4寡頭壟斷市場假設意味著一個寡頭的市場決策，總會對其他寡頭決策的市場績效產生顯著的影響，同時其決策的效果也取決于競爭對手的反應。決策的相互依存性是寡頭市場最顯著的特征，也是形成寡頭行為異常復雜的原因。
（二）天津濱海農村商業銀行的市場現狀及競爭戰略
伴隨更多的外國金融機構已全副武裝準備進入中國，中國的主要金融機構正從傳統的壟斷性經營走向激烈的市場競爭，銀行處于賣方市場，坐等客戶上門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然而，與那些經營歷史久遠、經驗豐富、技術先進、管理現代化的國外商業銀行相比，我國商業銀行的金融產品、服務理念、營銷方式還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要想在如此嚴峻的競爭環境下吸引客戶，求得發展，關鍵在于從根本上轉變銀行的經營理念，加快改進服務的步伐，為消費者提供滿意的金融產品與服務。
近年來，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企業規模擴張和產業組織結構演進的特點決定了其產業組織結構狀態是(寡頭主導，大中小共生) 的競爭動態演進型產業組織結構狀態。各種規模的企業在各自的生存空間中發揮著自身的優勢，尋找不同的目標客戶，提供差異化的產品和服務。與之相對應，金融行業的組織結構發展態勢也必然與產業組織結構的演進模式相匹配，不同規模和性質的金融機構必然有其不同的市場定位和發展方向。通過對天津濱海農村商業銀行內外部優劣勢的考慮可以進一步明確濱海農村商業銀行的市場定位不在于和國有商業銀行、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爭業務、搶客戶，而在于要充分發揮其地方性銀行的地域優勢、網點優勢和決策優勢，在細分市場的基礎上為支持當地的經濟發展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務。
在明確市場定位的前提下，發展濱海農村商業銀行還需進一步制定與其市場定位相配套的發展戰略，為每一階段的改革確立目標，指明方向。濱海農村商業銀行的發展戰略應該是以改革統攬全局，以創新推動發展，以防范風險、穩健經營充實管理內涵，以區域合作、內引外聯拓展生存空間，以人才和知識為本推動經營管理水平不斷提升，以科技與現代技術為業務創新的支撐，以企業文化建設為基礎，統一思想，凝聚人心，構筑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格局。
1.短期發展戰略――夯實基礎，建設隊伍，努力成為系統內最優
濱海農村商業銀行原有體制背景決定了其先天的弱勢，這種弱勢并非通過轉制就能在朝夕之內徹底改變，而需要一點一滴的積累和持之以恒的付出。因而，在近期內，農村商業銀行的發展思路是不斷完善治理結構，增強綜合實力，整合和積蓄人力資源，爭取成為農村金融系統的領頭羊和排頭兵，為以后的長遠發展奠定基礎。
（1）.堅持立足農村市場。濱海農村商業銀行生于農村、長于農村，與“三農”有著骨肉相連的血脈關系。農村商業銀行最熟悉的是“三農”，“三農”最需要的也是農村商業銀行的服務。伴隨“三農”和地方經濟的發展，農村商業銀行惟有不斷增強自身實力、優化服務方式、創新服務工具，才能切實加大對“三農”的支持力度，滿足經濟的金融需求。
（2）.逐步健全法人治理。建立健全規范和完善的法人治理結構，實現決策的民主化和管理的科學化，是農村商業銀行向現代金融企業轉變的必然要求，也是金融機構可持續發展的根本保證。與目標相適應的治理結構應包括：有效的董事會、監事會對管理層的監督和制約；獨立的風險控制、審計、薪酬委員會；獨立化、市場化和專業化的管理層。其中，獨立、相互制衡是控制風險的關鍵。
（3）.切實加強人才引進。由于濱海農村商業銀行的員工大多都是原信用社的職工，整體素質與國內其他銀行還存在著一定差距，而伴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區域經濟的發展，客戶對銀行的經營能力和服務水平要求越來越高。金融機構的競爭歸根到底是人才的競爭，僅靠原有農村商業銀行的人才不足以應對日新月異的市場變化，因而對人才的引進力度將直接關系到濱海農村商業銀行的市場競爭力和發展前景。除每年吸收一批專業對口、素質較高的大學畢業生補充到員工隊伍中，提高員工隊伍的素質外，農村商業銀行還應大力引進技術人才和高級管理人才，努力提升現有管理團隊的管理水平，在引進人才的同時也引進全新的經營理念和管理方法。
（4）.努力培植企業文化。企業文化是組織在長期的生存和發展中所形成的為組織多數成員所共同遵循的基本信念、價值標準和行為規范。與國內外優秀商業銀行相比，農村商業銀行還缺乏能體現其自身特點的從上至下統一的企業文化。一個知名的服務品牌其背后必有該企業特有的企業文化理念做支撐。一種成功的企業文化，其精神內涵也必然會通過服務、員工言行以及形象設計、環境氛圍等“外化”為鮮明的銀行品牌形象。
2.中期發展戰略――優化機制，強化管理，向國內先進金融企業看齊
在實現短期發展目標的基礎上，濱海農村商業銀行要進一步擬定中期發展戰略。努力成為一家地方性優秀商業銀行。
（1）.引進現代商業銀行的經營理念和管理方法。經營理念是開展經營活動所遵循的最高準則，是經營思想的集中反映。經營理念對商業銀行的業務發展至關重要，它不僅關系到商業銀行能否穩健、持續經營，而且關系到銀行體系的穩定。而管理方法則是實現銀行經營理念和發展戰略的手段與工具。隨著濱海農村商業銀行服務對象和服務范圍的改變以及周圍市場環境的變化，原有的經營理念與管理模式已無法適應其進一步發展的需要。因而應大力借鑒國內外先進商業銀行成熟的經驗，引進現代化的管理方法和經營思路，全面提升濱海農村商業銀行的管理能力和經營水準。
（2）.在體制和機制上逐步與市場接軌。農村商業銀行股份制的治理架構已經形成，但與之相對應的決策鏈、管理鏈和業務操作鏈還需進一步理順。面對瞬息萬變的市場和激烈的同業競爭，農村商業銀行要本著審慎經營和穩健發展的觀念逐步完善內控制度、風險管理制度及監察審計制度，并建立與銀行發展策略和價值理念相一致的薪酬機制、考核機制、晉升機制和崗位流動機制等一系列激勵約束機制。
（3）.憑借金融創新擴大經營領域。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和客戶群體的成長，農村商業銀行原有的金融產品和服務范圍越來越難以滿足客戶的需求，結算弱勢更成為制約其業務發展的瓶頸。因而，通過產品創新憑借網絡聯結將經營的觸角向區域外延伸，就成為在現有政策限制下農村商業銀行挽留客戶資源的次優選擇。
(4).加強對外合作，拓展業務范圍。銀行間的聯合與合作是各家銀行增強自身實力和市場競爭力的重要途徑。從國際銀行業的兼并模式來看，大、中、小金融機構在市場中的競爭正在發生由合作競爭對古典競爭的替代。通過對外合作，可以整合金融資源，節約技術成本，取長補短，實現地區性互補、業務性互補和產品交叉銷售。濱海農村商業銀行作為地方性金融機構應積極向外拓展，與各類金融機構達成全方位的合作協議，包括戰略聯盟、技術合作、業務外包、銀行共生、文化交流和統一培訓等。
3.長期發展戰略――引進戰略投資者，實現數字化整合，全面打造精品銀行
關鍵詞：保證；類型；共同保證
改革開放已二十多年，我國經濟發展飛速，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逐步建立了起來。同時，在市場經濟中，各種各樣的交易層出不窮，隨之而產生的交易糾紛也大量增加并日益復雜。這些糾紛妨礙了資金融通和商品流通，債權的實現得不到保障。在此背景下，擔保法的制定和實施就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保證制度是擔保法重要的組成部分，其自身的特點決定了保證的作用不能被其他擔保方式所替代，故保證制度對我們經濟的發展是有積極意義的，在擔保法體系中也是有其生存空間的。基于此，我認為對保證的研究是有意義、有價值的。
一 保證的概念和特征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的規定，所謂保證是指保證人和債權人約定，當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保證人按照約定履行債務或者承擔責任的行為。從此法定定義中，我們不難看出，保證人必須是債權人和債務人以外的第三人，由他保障債權人的債權。
保證是一種人的擔保方式，是以保證人的信譽和一般財產作為債務人履行債務的擔保，與以擔保人特定財產作為擔保的擔保物權根本不同。保證的廣泛應用必然在個人信用制度非常發達的地區，因為保證人的信譽是保證關系的基石。所以，我們必須建立和完善信用制度，從而給予保證生存和發展的空間。擔保法意義上的保證人不能是債務人本身。在一般情況下，債務由債務人自己償還，而在設立保證的時候，這種償還債務的責任已經擴張到了第三人（保證人）身上，讓第三人承擔此責任。與其他擔保方式相同，保證是附屬于主債的擔保之債，保證合同是債權債務人所訂立的主合同的從合同。保證具有補充性，它對債務人履行能力有一種補充和增強的作用，從而增加了債權實現的可能性。根據法律規定，當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保證人按照約定履行債務或者承擔責任。
二 保證的分類
保證按照保證人的人數劃分，可分為單獨保證與共同保證。由于單獨保證無論是保證人與債權人的關系還是與債務人的關系都較為清晰、簡單，所以在這里重點論述一下共同保證。
1、共同保證的定義和特點
所謂共同保證就是兩個以上的保證人對同一債務同時或者分別提供保證的保證形式。它具有如下特點：a.保證人的人數為兩個或者兩個以上。這是共同保證與單獨保證的劃分標準。由于保證人的人數復數性，就會產生保證人與債權人、債務人，以及保證人之間復雜的關系；b.各個保證人提供的保證所指向的對象須為同一債務。同一債務是共同保證的中心，如果存在不同債務，即使保證人很多也不構成一個完整的共同保證；c.共同保證人的地位是平等的。無論是保證人與債權人簽訂的保證合同的時間先后、保證人間是否存在意思聯絡，還是資金擁有的多少等因素，都不會影響共同保證的成立。在這里，只是在同一債務上存在兩個以上的保證人提供保證即為共同保證。
2、共同保證的基本分類
共同保證中首要的問題當然是如何確定兩個以上的保證人之間的責任關系，因而擔保法根據保證人是否約定相互之間的保證份額，將共同保證區分為連帶共同保證與按份共同保證兩種基本類型。
（1）按份共同保證。按份共同保證是指各個共同保證人按照其與債權人之間約定的保證份額承擔責任的保證。《擔保法》第十二條規定：“同一債務有兩個以上保證人的，保證人應當按照保證合同約定的保證份額，承擔保證責任。”在此，最重要的是保證人必須與債權人有明確的約定，如果僅是保證人之間對保證份額進行了約定分擔，而債權人不知曉，那么不能對債權人發生效力。因為任何保證，雙方的當事人都是債權人和保證人。另外，如果部分保證人與債權人約定了承保的份額，那么他只對約定的份額承擔責任。另一部分沒有約定份額的保證人，則對整個債務負保證責任。在這里需要對一條司法解釋進行論述。《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十一條規定：“按份共同保證的保證人按照保證合同約定的保證份額承擔保證責任后，在其履行保證責任的范圍內對債務人行使追償權。”由此，我們可知，按份共同保證的保證人之間的責任是彼此分開和獨立的，各保證人只需對自己的份額承擔責任即可。也基于此，各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后，只能向債務人行使追償權，而沒有向其他保證人追償的權利。
（2）連帶共同保證。連帶共同保證是指兩個以上的保證人未與債權人約定各自承擔的保證份額，而各自對全部債務均負完全的保證責任的保證。
這里有幾個問題需要說明：
保證人未與債權人約定各自承擔的保證份額。連帶共同保證是法律對共同保證人承擔責任意思的一種推定，即如果保證人與債權人對承擔保證責任進行了明確的約定，則是按份共同保證；反之則是連帶共同保證。
每個保證人必須對全部債務承擔保證責任。承擔連帶責任是連帶共同保證與按份共同保證的主要區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十條規定：“連帶共同保證的債務人在主合同規定的債務履行期屆滿沒有履行債務的，債權人可以要求債務人履行債務，也可以要求任何一個保證人承擔全部保證責任。”這條規定體現了連帶共同保證的特征。同時，該條還規定了保證人承擔責任后的追償問題。“連帶共同保證的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后，向債務人不能追償的部分，由各連帶保證人按其內部約定的比例分擔。沒有約定的，平均分擔”。
連帶共同保證與連帶保證的區別。首先是保證人的數量不同。共同保證就是指保證人為兩人或兩人以上，而沒有強調是共同保證的均為單獨保證；其次在責任承擔后，保證人的追償問題。在連帶責任保證人承擔責任后，他的追償權指向的對象只有債務人；而在連帶共同保證中，承擔責任的保證人既可向債務人追償，也可向沒有承擔責任或承擔責任不圓滿的其他保證人追償。這里應注意的是在連帶共同保證中，既有保證人與債務人之間的關系也存在著保證人內部之間的關系。
隨著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各種交易大量出現。為了保障各當事人的利益以及交易的安全，保證還有它更大的用武之地。當然，在保證的立法及法律實務方面還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我們完全可以相信，只要交易當事人能夠基于誠信的原則，嚴格按照法律的規定運用保證，那么他的債權是一定能夠得到保護的。
作者單位：河北工程大學文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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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政府失靈；政府干預；市場經濟
政府在全面彌補市場經濟運行中的市場失靈的問題，但是政府也并不是全能的，產生了政府失靈的問題。政府失靈是當前調節市場經濟不可忽視的重要問題。對我們的生活和社會的公平穩定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要研究政府干預失靈問題產生的原因，解決和改善政府失靈問題。讓政府和市場這兩個手，更好的結合起來。
1政府失靈的含義及表現
政府對市場失靈進行干預，但在干預中具有局限性，產生了政府失靈。政府調節市場失靈所產生的效率損失，超過了市場失靈本身產生的效率損失，即為政府失靈。政府失靈的表現，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未達到預期；政府干預即使到達了預期目標，但成本值過高、完成效率過低；政府干預引起負效應。
2政府失靈問題的產生原因
在當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宏觀調控經濟中，產生政府失靈有許多原因，其中主要的有以下幾點。
2．1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不當
制定和實施公共政策是政府對市場經濟干預的基本方法，通過用政策法規還有行政手段，對市場缺陷和調控失靈進行有效的彌補和糾正。對于市場經濟條件，有兩種決策類型：非市場決策和市場決策。非市場決策就是公共決策。政府若沒有制定好合理的或者可執行的公共政策，則會導致公共政策失靈。這即不能補充市場機制，還會對市場失靈起到加劇的作用，造成資源浪費的增加。2．1．1現有的公共決策體制及方式的缺陷以多數原則為基礎的民主制，通常被大多數現代國家采用。但是，通過投票選出的代表，則擁有“經濟人”特性，是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非選民或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并且選民不能對其進行有效的監督。現有的投票規則即表決方式，也不是完全民主的，只是少數人服從大多數人的強制決策。2．1．2信息掌握不全和“近視效應”等影響公共決策的合理性有大量經濟信息作為前提，高效的經濟決策能夠提升經濟效率。在現實中，信息都掌握在每個個體的手中，政府部門也不能將全部信息都收集到手中。從而造成了決策部門對信息的掌握不全面現象的發生，即造成失誤決策的產生。政治家、選民的“近視效應”也是導致公共決策失誤的原因。政策效果具有復雜性，多數選民都著眼于近期影響，而政治家和官員受到任期、政績及晉升的影響，則會附和選民短見，制定出來的政策弊大于利。2．1．3政策的有效執行被阻礙執行公共政策被某些因素影響或條件阻礙。還有執行人員的執行能力和態度等都會產生影響。任一方面或配合中出現問題，都可能導致政策的失效。在執行中，出現“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現在。
2．2政府機構運行和公共政策執行的低效率導致政府失靈
政府機構出臺的公共政策對市場經濟進行調控，但造成社會資源分配情況變差又或改變資源配置，但會造成低效率并且損害社會福利，產生資源浪費的代價。其一，當政府干預后的收益超過了干預成本，這樣的政府干預才具有意義。反之，實行的公共政策是低效或無效的。政府作為壟斷組織，收益來源于稅收，支出屬于公共開支。政府干預運行的成本和收益，即為分離。政府動力很低，不會積極去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不計成本的政府干預行為造成浪費。由于政府是政權組織，難以對一些政府產品全面監督。則我們國家設立了監督機制，對政府是否履行了職能進行監督，但是政府的公共服務和提供的物品，具有自然壟斷的特性，政府的監督人員根據被監督者所講述出來的信息進行監督，很有可能被迷惑和蒙蔽。并且，還會有政府干預不成功的現象發生，但實際情況是缺少制止這種現狀繼續發生的政府機制。所以，政府干預出現了壟斷和排他性。從而，發現政府干預的弊端。其二，公共產品市場被全部壟斷，缺乏競爭、效率低下，政府干預和調控行為遲緩，造成政府失靈。公共產品市場是完全被壟斷的，在市場條件下不會產生競爭。政府的職能和控制范圍被擴大，政府則運用自己手中權力加強干預，反而，造成政府工作更加低效。政府各個部門之間沒有競爭，每個部門所進行的公共服務都是獨有的并具有一定的壟斷性，不會形成激勵關系。
2．3尋租行為及腐敗導致政府失靈
尋租及腐敗行為是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的阻礙。壟斷行為導致尋租行為，尋租行為導致腐敗行為。在很久以前，就有尋租行為的發生。政府人員運用手中的權力獲得私有錢財就是尋租行為。其特點是通過運用一些合法手段或非法手段，從而占取租金。政府的干預與行政部門的管制行為都可能會產生超額的收入，從而發生尋租活動。尋租行為會產生較大的個人收益，卻會造成浪費社會資源的現象發生，以及對政府中一些官員的行為產生不良影響。政府部門中的官員為了得到額外的利益，對部門中權力的爭奪十分激烈，使競爭秩序的公平遭到了破壞，全社會的福利、經濟效率、政府的效率和原則性都遭到了損害，嚴重影響了政府的形象，最終導致政府失靈。
3政府失靈問題的對策建議
調節市場失靈，政府責無旁貸。市場經濟不能缺少政府干預和調節，但是這種干預和調節的行為會有許多缺陷和不足之處，從而產生政府失靈。政府失靈會產生一定的嚴重后果，所以必須采取一些合理有效的對策建議，來防止政府失靈現象的發生。
3．1加強對政府的憲法約束和完善表達民主的方式
通過立憲的方法，打破政府方面干預的局限性。著眼于立憲進行分析，為國家的立憲改革建設提供出一些建議，對政府提出一系列的需要完善的規則和程序，使得政府提出的政策方案更加合理，才能有效的減少或者避免公共決策的失誤。針對現有的投票規則或公共決策方式的各種缺陷，應當完善表達民主的方式。產出新的政治技術，便于做出“更佳的決策”。
3．2提高政府機構的效率，加強社會的監督和約束
提高政府機構的效率，第一，在政府的公共部門中增加互相的競爭。對于政府部門壟斷公共物品提供的現狀，應該創建一個政府部門之間的競爭機制。將政府公共部門擁有的權力縮小、分開、弱化；對于公共物品的生產，各個公共部門都擁有競爭機會，更或是給予私人部門一些機會等。第二，通過最現實最實際的金錢來鼓勵政府官員，調動他們的工作熱情和積極性。比如：把從公共物品的各個環節節約出來的資金，獎勵給官員或者作為預算之外的開支。第三，約束政府的稅收款和開支花銷。這樣的精準嚴格的約束可以對政府的許多行為進行強有力的限制，減少資源浪費情況的發生。沒有政府有效的約束，合理的行為就無法出現。這就是監督和約束之間的一種反向激勵。政府掌握公共權力，若沒有強有力的監督，會發生違背公眾利益的事情。監督的有效途徑：人民的監督；新聞媒體媒體部門的監督；輿論的力量進行約束；在整個國家政體中的上下間相互監督的關系等。
3．3對政府的廉政建設進行加強，用政府制度和法律
法規來規范其行為對于建設政府、政府職能、相互的經濟關系等都要實現法律化。市場經濟等同于法制經濟，在市場運行和政府部門作出的決策都應該被法律所約束，實現有法可依。對于政府的職能加強法律的規范，可以對政府干預市場經濟的尋租、腐敗行為進行約束和避免。加強廉政建設治理腐敗問題，第一，加強各項制度的建設，使其不能謀私；第二，加強對黨員干部的教育，使其不圖謀私；第三，加強對權力的監督，使其不便謀私；第四，加強對案件的查處力度，使其不敢謀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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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市場經濟;節約型社會;節約型政府;現實路徑
早在十六屆三中全會,中央就已提出要大力發展節約型社會這樣一個戰略方針,這是由中國的現實國情決定。為實現到2020年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中國在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新情況,如結構性變化、快速城市化等,都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近幾年資源緊缺、能源緊張的問題。在社會資源優化配置的問題上,必然得由政府發揮作用。甚至可以說:最大、最關鍵的因素在政府,只有政府正確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政府、企業、市場三者的關系才能得到很好的處理。
所謂節約型政府,就是指通過采取法律、經濟和行政綜合性措施,提高資源利用率,把政府的資源消耗維持在最低水平,并以最低的資源消耗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其“節約”的含義體現在行政效用的最大化,即在政府的具體行政活動中,以最少的行政成本實現最優化的管理目標,既要對資源、能源的消耗進行減量化,即用盡可能少的資源、能源,提供相同甚至更多的公共產品和服務,以使得資源浪費現象得到有效遏制,資源管理水平得以較大提高,政府運行成本降低。又要加強政府管理效率,即保證行政管理過程中良好的工作狀態、有效性和高速度,以取得積極的社會效益。
一、政府在建設節約型社會中的重要作用
建設節約型社會,是一項龐大的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政府、企業和個人等多種行為主體的參與。在節約型社會建設過程中,政府是關鍵,因為它發揮著其他行為主體不可替代的作用:
1.率先垂范作用。政府本身首先是一個巨大的資源消費體,并會對社會產生很大的示范影響。據報道,目前政府機關的平均消費水準要高出社會平均水平20%以上。推動節約型社會建設,政府應加強自我約束,在電力、采暖、水、紙張、燃油等幾個方面,降低資源消耗,打造節約型機關,既要出大主意、大思路,又要抓細節、抓落實。
2.提供制度保障。節約型社會根本上要靠制度、靠法律法規來推動和保障。我國目前正處于經濟轉型和制度轉型的重要時期,應該抓住機會,強化制度意識,高起點起步,加快建立節約型社會需要的各種配套制度。要建立一整套新的經濟制度體系,包括產權、價格等基礎性制度,生產、采購、消費和貿易等規范性制度,財政、金融、稅收和投資等激勵性制度,國民經濟核算、審計和會計等考核性制度,通過一定的制度安排,規范引導經濟運行。體制、制度、機制不變,節約型社會難以建成。
3.規劃設計。由資源浪費型社會向資源節約型社會轉變,不是一蹴而就,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過程。建設節約型社會要規劃先行,必須有長期的資源戰略規劃,并與其他重要發展規劃結合起來,使眼前的各項措施與長遠發展目標結合起來。規劃設計應明確節約型社會的發展目標、發展重點、路徑選擇、保障措施等基本內容,為制度、法規、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提供依據。當前,各級政府正在集中精力研究制定“十一五”經濟社會發展規劃,這是全面將節約型社會理念和戰略納入政府決策議事日程的歷史機遇。
4.政策引導。在發揮政府的行政推動和主導作用的同時,要通過政策引導調動企業、公眾節約的熱情,更多地利用經濟手段,發揮經濟杠桿作用。如通過制定合理的價格、稅收等經濟政策,形成“誰節約資源,誰就能從節約的價值中得到報酬”的市場機制,使更多的企業、公眾自覺地加入到節約型社會的建設中來。重視發揮產業政策的引導協調作用,鼓勵發展資源消耗低、附加值高的高新技術產業、服務業和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運用財政、稅收手段鼓勵企業積極開展節約資源和廢棄物循環利用,對生產再生資源的產品實施稅收優惠政策。合理調整資源型產品與最終產品的比價關系,完善自然資源與再生資源的價格形成機制。建立健全生態與環境保護和資源補償機制,充分發揮各種杠桿的調節作用。
政府在節約型社會建設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有著強烈的表率和帶動作用。打造節約型政府,搞好政府機構的節能,不僅可以有效減少能源消耗、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節約財政支出,而且還能發揮政府的示范作用,促進社會節能意識的提高和節能技術的推廣。
二、建設節約型政府的科學道路
在我國的發展過程中,政府在諸如稅收政策、法律等方面仍存在缺失。在節約方面,過去主要依靠市場機制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發揮作用,從而改善資源配置的效率。但市場機制與外部性有時并不一致,尤其是在法律、標準、財稅政策等方面都存在缺失的情況下,面對資源節約的問題,市場機制難免失靈。在新的發展階段,政府的作用應該得到加強,以提供有利于資源節約的制度環境、政策環境。
1.建立完善的防控體系。通過健全的法律制度與科學的公共預算體系,約束和控制政府行為,避免行政過程中產生浪費。法律制度提供了一個法治的前提,在此基礎上打造一個服務與管理并重的有限政府,政府的權力必須在法律框架下透明運轉,并受到整個社會的有效監督,杜絕專權、濫權;加強政府成本控制,建設節約型政府,關鍵是加強公共預算管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幾乎全部政府收支活動都在公共預算的框架下進行。公共預算被稱為行政管理系統運轉的“大動脈”,在控制行政成本、建設節約型政府進程中責任重大,必須強化法制,硬化、細化公共財政預算約束。加強公共預算管理,加快推進公共預算改革,是建設節約型政府的治本之策。
2.深化機構改革,完善政府行政管理體制。建設節約型政府,其目的是為創新行政管理,建設高效運轉的服務型政府。要進一步深化機構改革,科學設置政府機構,理順部門職責關系,完善行政管理體制;大力推進事業單位分類改革,嚴格控制財政供養人數;繼續精簡和規范行政審批,精官簡政、精兵簡政,嚴格控制各級黨政機關人員編制及領導職數配備,從而嚴格控制行政成本;強化行政成本效益觀念,提高行政效率;通過建立資源節約的統計制度、信息制度和節約工作責任制,建立科學的政府績效評估體系和行政成本監控體系,用制度來保證節約行為和勤儉習慣的養成,促進節約型政府的建設。
3.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監督機制應該是多方面、多層次的。一方面要充分發揮常設的紀檢機構監督、人大機關及人大代表監督、行政系統內部監督、司法監督、以及體制外的媒體輿論監督和社會監督的作用,真正做到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強化人大的預算監督權,政府部門涉及自身的重大支出,要納入同級人大的審查監督范圍,遞交詳細的預算報告,并向社會公示,最后由人大進行審議表決。
(一)市場經濟離不開行政管理
首先，國家具有經濟管理職能。自從國家產生以來，無論任何時期、任何社會、任何經濟模式，必然具有經濟職能。只是由于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不同，國家經濟管理目的和管理方式不同罷了。二戰以來，隨著商品經濟的高度發展和市場的高度社會化，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對經濟進行全面、經常的干預，國家經濟職能隨之加強，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則是社會主義國家對經濟的行政管理絕對化。其次，市場經濟需要國家進行宏觀經濟調控。在價值規律作用下，市場經濟雖然在提高經濟效率、改善產品質量、增強企業活力、優化配置資源、奠定微觀經濟基礎方面起著積極的作用，但市場經濟這只“無形的手”不能自動地滿足人民所有的需要。它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滯后性、盲目性、短期性和微觀性。這些缺陷需要政府通過緊急措施來彌補。國家經濟調控所具有的超前性、計劃性、長遠性和宏觀性正好彌補了市場的不足。我們應堅持的原則是:經濟發展盡可能地依靠市場解決，國家干預盡可能在必要時進行。只有實現兩者有效結合，才能揚長避短，從而合理推動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協調發展。
(二)行政本身具有法律性
國家作為經濟管理者，是通過各個具體的政府職能機構來行使其權力的，而行政權是法定權力，是國家意志的法律體現，并以法律來保障執行。根據孟德斯鴻的三權分立思想:“行政者，立于法律之下，除民事、刑事及監察外，為國家一切目的，而為之作用也。”統治階級建立國家政權后，必然要對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進行管理，以維護其統治秩序，于是將其意志制定為法律，然后以法律授權行政機關來執行法律，同時用法律來限制行政權的行使。現代行政管理首先是一種法律管理。所謂法制，主要是針對國家行政機關而言，它要求一切行政都要按照法律所規定的條件、程序、方式等進行。“依法行政”是行政法的原則和核心，也是對國家行政活動的基本要求。
(三)市場經濟是一種法治經濟
市場經濟是一種以法律為邊界的法理型經濟，它包含了眾多的法律內涵。第一，市場經濟是一種權利經濟，市場主體有權按照自己的意愿進行各種經濟活動，而人民的權利必須由法律來賦予，同時以法律來保證其權利的實現。國家機關，非根據法律，不得限制人民的權利或課以義務。行政應充分尊重個人的自由，保障人民的權利及財產。第二，市場經濟是一種契約經濟。市場經濟條件下，各市場主體地位是平等的，相互間的經濟關系表現為各種合同關系，而這種關系本質上是一種法律關系，需要有法律來確認其效力，并依法律來保證其實現。國家機關和人民之間的關系，并非領導和服從關系，而是法律上的權利義務關系。現代橫向式的行政管理，也必然使得政府與市場主體之間的行政合同得以大力推廣。第三，市場經濟是一種競爭經濟。它要求市場主體在一個公平、合理、穩定、有序的經濟環境中，按照誠實信用的原則，自由地進行競爭。不正當競爭和壟斷行為都會破壞市場經濟的正常發展和市場功能的正常發揮。因此，必須依靠強制性的法律來規范市場秩序。這樣，既可以保障市場主體合法經營，又可以加強競爭領域內的執法活動。第四，現代市場經濟是一種“無國界經濟”。隨著國際分工與協作的日益加強以及全球經濟一體化程度的提高，各國經濟形成了一種相互聯系、相互滲透、相互依賴的局面，純粹的民族經濟已不復存在。跨國經濟的發展要求各國的經濟運行規則必須與國際法律規范相一致。國際貿易實際上就是一種以法律為紐帶的經濟交往。可以說，法律就是商品經濟的客觀反映。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樣:“在社會發展的某個很早的階段，產生了這樣的一種需要，把每天重復著的生產、分配和交換產品的行為用一個共同規則概括起來，設法使個人服從生產和交換的一般條件。這個規則首先表現為習慣，后來便形成法律。”行政法在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行政法作為“活動的憲法”，調整著廣泛而又復雜的社會領域。生活在當代社會的人，與行政之間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特別是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以及對外開放的進行，行政事務不斷增多，經濟行政迅速加強，行政法的地位和作用將越來越明顯。
(四)市場經濟與行政法密切相關
認為:法與經濟的關系是辯證統一的。一方面經濟決定著法，另一方面法對經濟具有反作用。作為特定的行政法和市場經濟的關系同樣如此。首先，市場經濟決定了行政法的產生、發展、變化和內容。產生在法制思想基礎之上的行政法，同樣有其深刻的經濟原因。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工商業者迫切需要擺脫專制統治者和官吏的束縛，限制行政權的濫用，自由發展商品經濟，行政法因而產生。市場經濟的確立和發展必然會使統治階級的意志、人民相互間的關系、社會的經濟活動方式等發生相應變化，從而最終導致反映這些內容的法也發生相應變化。其次，行政法是對市場運行實行有效管理和控制的有利手段。市場經濟是一種法治經濟，它的運行需要國家予以調節，而市場經濟的本質和特征則要求這種調節是間接的、適度的，是宏觀的、必要的，因此，行政法是最佳途徑。但是，如果行政法消極地或被動地調整社會關系，就會阻礙市場的發展。
二、加強行政法制是發展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
(一)市場經濟的發展為我國行政法的發展提供了動力
在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條件下，傳統的行政體制和政府經濟管理存在種種弊端。其主要表現有:第一，行政部門林立、機關臃腫、層次眾多、程度繁雜、嚴重。人浮于事、辦事拖拉，與商品的高效率發展格格不人。第二，政府單純依靠行政手段進行經濟管理，領導意志和行政命令具有最高權威，直接決定各種經濟活動，排斥經濟手段和市場機制的作用，壓制了企業、個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致使經濟日益失去活力。第三，行政機關和行政人員借助手中的權力以履行政府職能的形式對社會資源、生產要素和市場運行進行操縱、封鎖，形成行政壟斷，極大地破壞了市場經濟的發展。這些不良現象，關鍵在于行政系統缺乏行政法的有效約束，致使行政權力自我膨脹。因此，加強行政法制已勢在必行。
黨的十四大提出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新的經濟模式要求建立與之相適應的行政系統。“如果行政系統維持原狀或跟不上步伐，就會阻礙經濟發展或調控不力。”②這對加強行政法制建設，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服務，提供了動力。首先，市場經濟的逐步發展，使社會經濟關系、經濟結構等發生不同程度的變化，這就必然促使法也跟著發生變化而調整新型的社會關系。傳統的行政法已經不符合現存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呈現出明顯的滯后性。其次，市場經濟擴展了行政法的功能，以往行政法囿于政治領域，經濟行政以實現國家政治職能為目的，經濟成為行政的附屬物。經濟體制改革使行政法突破了這個范圍，使行政法在經濟領域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而且，原先作為行政法的一部分經濟法已經漸漸地獨立出來，形成了自己的體系。再次，市場經濟推動人們的行政法律觀念日益加深。傳統觀念比較重視刑法和民法的作用，而忽視行政法的存在。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行政作用的加強，國家和公民開始認識到行政法的重要性，從而逐步樹立起行政法律觀念和經濟法律觀念。
(二)行政法是實現市場經濟法制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市場經濟是一種自由經濟，依靠價值規律和市場進行自發調節，客觀上要求我們不能直接地、任意地、過細地干預它。因此，國家對經濟的行政管理必須從傳統的直接管理走向間接管理，從微觀管理走向宏觀管理，從縱向管理走向橫向管理。實現這一轉化的途徑就是通過法律手段，而行政法則是其中一個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實行政企職責分開以后，企業、個人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其微觀經濟活動受民法、經濟法調整，不受行政直接干預。國家對經濟的宏觀管理和調控則必須受行政法調整。可以說，行政法是將政府、市場、企業、個人聯系起來的結合點。即以行政法為中介，將政府對市場經濟的管理制定為行政法律規范，然后以行政法律規范去調整市場主體的經濟活動。這樣，既可以實現國家宏觀調控目標，又能保證不損害市場功能的正常發揮。
(三)行政法是實現國民經濟管理的基本手段
國家對國民經濟的管理手段主要有三種:經濟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但是，市場經濟的特點和規律要求國家經濟管理主要依據行政法律手段來進行。首先，行政主體用行政手段組織、管理經濟的過程就是依法行政的過程，它必須按照法律的授權，并受法律約束。其次，由于國家對經濟的管理是間接的、宏觀的、高層次的，因此政府必須采用行政法律手段，而不能依據民法、經濟法去直接規范市場主體的微觀經濟活動。再次，政府運用各種經濟杠桿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控時，一方面，政府本身必須依行政法進行各種活動。另一方面，政府的經濟決策往往通過立法的形式表現出來，而其中許多便表現為行政法律規范。總之，由于國家對國民經濟的管理是一種行政管理，所以行政法注定要起主要作用。
三、行政法對市場經濟的積極作用
行政法對市場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總體來說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對國家行政來說，依法對市場經濟進行管理，以實現國家的經濟目的;依法限制行政權的任意行使，以保護市場主體的自由和權利;依法對國家行政進行監督，對違法行政和不當行政進行救濟以保障企業、個人財產、權益不受侵害。其二，對市場經濟來說，促進市場經濟的發育和發展;創造良好的經濟環境，保障市場經濟健康成長。具體來說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調整內部行政關系，適應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
內部行政是國家行政機關為履行對社會的管理職責而對自身進行組織、管理和調節的活動，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國家、社會和公民的利益，與外部行政相輔相成。傳統的國家行政由于缺乏行政法的有效規范，致使內部行政比較混亂，嚴重阻礙了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轉。因此，內部行政法明確規定了行政主體的組成、管理及其法律地位，精簡機構和人員，克服行政部門層次不清、職權交叉不明、嚴重的弊端，提高了行政質量和行政效率，建立與市場機制相配套的行政系統。
(二)賦予行政機關充分的、適度的經濟管理職權
明確行政機關應負的經濟管理職責。從而使各經濟行政機關代表國家履行經濟管理職能，以實現國家經濟管理目標，保證國民經濟蓬勃發展，增強國家經濟實力，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建設。通過行政法，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建立新的經濟管理模式，使各行政機關和行政人員樹立市場經濟法律觀念，真正做到行政為人民服務，為市場服務，確保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的順利進行。
(三)限制行政權力，使市場經濟擺脫行政束縛
行政法賦予政府經濟管理職權的同時，必須制約政府權力的自由行使。行政法明確規定了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具有哪些權力，應當承擔哪些義務，控制政府權力在法定范圍內行使，杜絕行政亂加干預經濟的現象發生，避免行政權力泛濫成災。我們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法制社會，在這里，任何社會主體的行為都必須符合法律規定。法制現代化所包含的自由原則、權力制約原則、國家服從法制原則，要求國家行政同樣必須遵守法律規定，受法律制約。
(四)行政法明確規定了行政主體實施行政行為
時的步驟、形式和時限，確定了行政權力行使的內容、方法和程序，從而保證政府合理地行使職權馬克思說過，程序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從而也是法律的內在生命”。行政程序法在市場行政管理過程中一方面體現了行政管理民主化，樹立了行政威信，消除了企業、個人對行政機關的疑慮;另一方面避免了市場行政決策的混亂現象，減少了行政違法行為，有利于市場主體對行政執法活動進行監督。
(五)在市場經濟中，市場主體追求的目標是經濟利益，保證市場主體的合法財產、權益不受行政侵害，是行政法的一項重要任務
為此，行政法規定了嚴格的行政執法活動監督、行政責任和行政賠償制度。只有規定行政執法活動監督，才能制約行政權的濫用，及時發現和檢舉行政主體的違法行為;只有規定明確的行政責任，才能使行政主體對其違法行為承擔法律后果，從而增強其責任感;只有規定行政賠償制度，才能使行政相對人因行政主體的違法行為而造成的財產上的實際損害獲得最終救濟。
(六)國家通過行政法授權有關行政主體對行政爭議進行調解、裁決、仲裁和復議，并明確規定了行政司法權行使的原則、范圍和程序
行政主體在國家經濟管理活動中，不可避免地同市場主體發生某些爭議。同時，某些民事糾紛、經濟糾紛也需要通過行政手段加以解決。用行政司法手段實行國家經濟管理任務，是發揮市場的必然要求。首先，行政司法有助于更加迅速地解決各種爭端，以便于市場主體盡快地恢復自己的權益，投人到激烈的競爭中去。其次，行政司法有助于健全以間接管理為主的宏觀經濟調控體系，從而成為政府用法律手段管理經濟的基本形式。再次，行政司法有助于打擊行政違法行為，有效地保護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免遭非法侵害。
為了保證行政司法的辦案質量，行政法賦予市場主體以行政訴訟權，真正做到民可以告官。通過人民法院這樣“一個能夠迫使人們遵守法權規范的機構”，對政府依法行政實施司法監督，對行政侵權行為予以司法追究，從而切實保障企業、個人和其它經濟組織的合法權益。
(七)規范市場秩序，為市場主體提供一個自由、安全、公平的經濟競爭環境，保證市場經濟的正常、順利發展
第一，在市場主體管理方面，嚴厲打擊和取締各種違法經營，任何人未經行政主管部門批準、許可不準私自經營。第二，在市場客體管理方面明確規定市場客體的范圍，整頓流通秩序。第三，在市場行為管理方面，禁止不正當竟爭和壟斷，保證產品質量，對違法者堅決予以行政處罰。第四，在市場監督方面，加強行政對市場的檢查，及時發現問題并予以解決。第五，在市場糾紛的處理方面，迅速地、合法地解決各種經濟爭議、行政爭議，打擊違法犯罪行為，維護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
(八)培育和發展市場
首先，通過行政法正確地處理中央與地方之間、地方之間、部門之間的利益和權責，打破條塊分割和行政壟斷，加快統一大市場的形成。其次，確定市場客體的流通范圍，建立和完善生產資料市場、消費資源市場、金融市場、勞務市場、技術市場、信息市場、房地產市場，健全社會主義市場體系。再次，通過加強工商、稅務、公安、海關、文化教育等行政部門的公共行政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
關鍵詞：銀行業;市場集中;市場競爭
中圖分類號：F830.4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4392(2008)04-046-04
一､歐盟銀行業的并購重組與市場結構發展
大規模的銀行并購重組浪潮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并在此后迅速發展成為一個全球現象。歐盟銀行業并購是全球銀行并購浪潮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歐洲中央銀行的數據，1985年到2005年期間，歐元區銀行業共發生2千多宗并購，交易價值達到4700多億歐元。根據產業組織經濟學理論，并購重組具有使一個行業的結構發生深刻變化的潛勢，使得行業中的廠商減少，產出愈益集中于少數大廠商。歐盟銀行業在并購重組浪潮中發生以下變化：
(一)銀行機構數量持續減少
隨著歐盟銀行業并購重組的持續發展，歐盟國家的銀行數量呈逐年減少的趨勢。1985年時歐盟15國有12659家銀行，到2004年已減少到7230家，其中德國､法國銀行數量減少最多，分別減少了2592家和1212家;瑞典､法國､德國和西班牙銀行數量減少的幅度最大，都在50%以上。
與美國銀行機構數量大幅度減少的同時銀行分支數量大幅度增加的情況不同，1990年以來，歐盟15國整體在銀行數量下降的同時銀行分支數量變化不大：1990年每千人擁有的銀行分支數為0.50，2004年為0.48。但是各成員國的銀行分支發展形態則有相當的差異，15個成員國中11個國家的銀行分支數量是減少的，其中荷蘭的銀行分支減少幅度最大，其每千人擁有的銀行分支由1990年的0.54下降到2004年的0.22。但也有一些國家由于廢除分支設立和經營地域管制，銀行實行經營地域擴張，分支機構出現了較大幅度的增加，如希臘､意大利､葡萄牙。
(二)銀行機構規模膨脹
歐盟銀行業的資產與存款規模大幅度提高。根據歐洲中央銀行的統計數據，歐盟銀行業資產相當于GDP的比率由1985年177%提高到2004年的289%。同期，對非金融部門貸款也由相當于GDP的比率由96%提高到119%，所吸收的非貨幣金融部門存款也不斷擴大，由相當于GDP的84%提高到99%。
歐盟單個銀行機構的資產規模也迅速膨脹。僅在1997年到2004年間，歐盟平均每個銀行機構的資產規模就由18多億歐元增加到近40億歐元，遠高于同期美國7840家銀行平均11多億美元的資產規模。尤其是英國，平均每個銀行機構的資產規模高達約169億歐元。
1)每千人擁有的銀行分支數;2)總資產相當于GDP的百分比;3)對非貨幣金融機構的貸款相當于GDP的百分比;4)吸收的非貨幣金融機構存款相當于GDP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ECB，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volving the EU banking industry-facts and implications， December 2000； ECB， EU Banking Structures， October 2005。
(三)市場集中度日益提高
市場集中度是指在某一特定行業中，少數大企業控制市場份額的程度，一般用若干最大企業在某一行業市場中所占的份額CRn(如CR3､CR5)與赫芬指數來表示。
歐盟銀行業資產的增長并不是所有銀行均衡的增長，而是日益向大型､超大型機構集中。在此我們首先以最大5家銀行在銀行業資產中所占的份額即銀行業資產的CR5來考察歐盟銀行業的集中度。1990到2004年，歐盟銀行業整體平均的資產CR5由48%提高到53%，達到比較高的市場集中程度。其中有10個成員國銀行業的集中度比率在這一期間提高，比利時､丹麥､希臘､荷蘭､葡萄牙和芬蘭等6個國家中前5家銀行控制了國內銀行市場50%以上的資產份額，市場集中度比較高。像比利時､芬蘭和荷蘭這樣的小國，最大5家銀行的資產份額更是高達80%以上。
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簡稱赫芬指數，是市場結構綜合指數的一種形式，用以說明市場的壟斷程度，反映廠商規模分布對集中度的影響，其取值范圍從1到10000，值越大壟斷程度越高：超過1800的市場界定為高度集中的市場，在1000以下的市場是非集中的市場。
根據歐洲中央銀行的統計，1997到2004年期間，歐盟銀行業整體的赫芬指數從373提高到558，所衡量的市場集中度是在不斷上升的，但集中度水平尚不高。成員國中除比利時､芬蘭等6國的赫芬指數在1000以上外，其他9個國家的赫芬指數都在1000以下，其CR5也都在50%以下。
二､歐盟銀行業市場競爭與市場力量的發展
在傳統的產業組織經濟學理論中，一個行業中廠商數量減少､集中度提高會導致行業市場競爭度的降低。眾多銀行業并購重組方面的研究認為，銀行并購的重要動機是獲得市場力量，收取更高的貸款利率，支付更低的存款利率，從而獲得更大的利差。因此，研究者一般將利差的發展趨勢作為銀行業市場集中度提高情形下競爭程度降低與否的重要依據。但是諸多證據顯示，歐盟銀行業市場的競爭度并沒有隨市場集中度的提高而降低。
由于數據的可得到性問題，我們以歐元區銀行業的利差在兩個時期(1998年5月到1999年5月和2001年5月到2002年5月)的發展為代表進行考察(見表2)，可以發現：第一，歐元區整體以及除比利時外的各成員國銀行家戶貸款利差都是下降的;第二，歐元區整體的公司貸款利差也是下降的，但德國､荷蘭､愛爾蘭等5個國家是上升的;第三，存款利差有一定程度的上升;第四，歐元區整體的銀行業總利差(貸款利率與存款利率的差)略有下降。綜合來看，歐元區銀行業的貸款利差下降，存款利差提高，日益集中的歐盟銀行業市場中并沒有形成大銀行的市場力量。
說明：利差是平均零售貸款利率與零售業務基準市場利率之差。存款利差是平均零售存款利率與基準市場利率之差;總體利差是平均貸款利率與平均存款利率之差。時期1為1998.5-1999.5平均;時期2為2001.5-2002.5平均。
資料來源：Ines Carbral et al.， Banking Integration in the Euro Area， ECB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No. 6， December 2002.
國外一些研究者對歐盟銀行業市場集中度與市場競爭度進行了實證研究。拜克爾與哈夫(Bikker and Haff，2002)使用銀行層面的數據，運用經過修改的PT方法(Panzar and Rosse，1987)估測了歐盟國家1991到1997年期間銀行業競爭程度的變化，即H-統計值的變化。H-統計的值從0到1是一個連續性的競爭度水平度量，H的值越高表明競爭程度越高。當H= 0時，銀行業處于壟斷均衡狀態;當0
以上充分表明，歐盟銀行業市場的競爭程度并沒有隨市場集中度的提高而降低，大型､特大型銀行也難以形成定價方面的市場力量。其基本的原因在于歐盟銀行業市場的可競爭性的提高。
三､歐盟銀行業市場可競爭性的提高
傳統產業組織理論中的“結構――行為――績效”(SCP)分析范式假定市場的結構､行為､績效之間存在著確定的因果關系，較高的集中必然導致壟斷，大企業運用其市場力量串謀制定壟斷價格，從而獲取壟斷利潤。80年代以來的產業組織理論突破了傳統的SCP分析框架，克服了傳統產業組織理論中市場結構與廠商行為間單一和既定的邏輯關系，強調潛在競爭對現有廠商行為的影響。
新產業組織理論的代表鮑默爾(Baumol， Pan-zar， and Willig 1982)的市場可競爭性理論表明，行業的競爭度不能只由市場結構指標如機構數量或赫芬指數來度量，新競爭者的進入或進入的威脅也是市場參與者行為的重要決定因素，銀行業市場的競爭度應該從銀行經營的實際行為角度進行度量。實際行為不僅要與銀行業的市場結構相聯系還要與進入壁壘相聯系，包括外國銀行進入的壁壘､業務限制的嚴厲性等等，因為這些都能限制行業內競爭的程度。此外，來自其他形式金融中介(資本市場､非銀行金融機構､保險公司)競爭的程度在決定銀行業市場競爭性方面也起相當大的作用。上一部分的證據表明，歐盟銀行業在市場集中度不斷提高的同時，競爭度并沒有降低，而其原因在于歐盟銀行業市場具有比較好的可競爭性，而可競爭性的提高主要是由于以下幾個方面因素的作用。
(一)銀行業進入壁壘降低
歐盟第二銀行指令統一了歐盟各成員國的銀行準入要求，確立了銀行(信貸機構)設立的合格､合適原則，在統一監管的同時，技術的進步與分工的細化也使進入壁壘大為降低。
首先，信息技術的發展增加了信息的供給，降低了成本，使新進入者能夠獲得和加工信息。信用評分技術的發展以及獲得信息的途徑增多，使新進入者能夠無須通過多年管理借款人賬戶就獲得相關的經驗，降低了在位銀行傳統上擁有的信息優勢。
其次，隨著專業分工的細化，銀行產品和服務細分后由不同的廠商供應。這樣一個分解過程的發展，使新的銀行服務供應商無須從事特定產品所涉及的所有過程，就可以以低固定成本進入市場提供銀行業服務。在歐盟零售銀行領域，傳統的商業銀行機構以外，抵押貸款銀行､消費者金融供應商､專業抵押供應商､信用卡公司以及汽車金融公司等專業性金融機構，運用自己在銀行業務中某一環節某一部分的優勢參與提供銀行業服務，對商業銀行在零售銀行業務中的地位已形成越來越大的挑戰。
第三，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許多新興供應商也取得銀行執照，參與到銀行業務的競爭之中。郵局利用其歷史形成的廣泛網絡以及復雜的IT基礎設施，正在成為傳統銀行業零售業務一個潛在的強大競爭對手，如英國皇家郵政目前已經與長期覬覦英國金融市場的愛爾蘭銀行結成聯盟，銷售廣泛的郵局品牌產品，包括個人貸款､儲蓄賬戶､保險和抵押。還有各種產業性公司尤其是汽車制造業巨頭也把觸角伸向零售銀行業務，不僅提供汽車融資還提供其他零售銀行業務。一些產業性公司也向銀行業擴張，如20世紀90年代初，大眾汽車公司就已經設立銀行開始向德國公眾提供銀行業服務，BMW銀行希望成為其客戶的第二銀行。大型零售商憑借其低經營成本以及接觸客戶的有力途徑，正在成為全面零售金融服務的供應商，如英國德士古(Tesco)連鎖超市集團的個人金融(TPF)業務。
(二)銀行業放松管制
20世紀80年代以來，尤其是在第二銀行指令頒布實施以后，歐盟各成員國普遍放松了銀行業的管制，使不同類型的銀行可以自由地設立分支､根據市場需求對產品和服務定價，刺激不同類型銀行之間的競爭，直接提高了銀行之間的競爭程度。法國在1986年開始進行利率和銀行服務收費市場化，逐步實現了分支設立自由化。意大利在90年代初基本消除了對商業銀行､儲蓄銀行､合作銀行及鄉村銀行的結構性分工限制，1992年全部廢除對外國銀行活動的限制。英國1986年允許建筑協會從事無擔保貸款和提供信用卡。西班牙在1988年廢除了保護在位銀行抑制競爭的國內銀行準入限制，1987到1990年期間逐步取消了利率和傭金管制以及信貸上限管制，對商業銀行完全放松了分支設立的管制，1993年實現外國銀行在西班牙設立和經營的自由化。
(三)銀行業對外開放的發展
第二銀行指令確立了歐盟內銀行機構跨境分支設立的“單一護照”原則，歐元的啟動､金融服務行動計劃的實施，進一步推動歐盟各成員國之間的銀行分支機構設立，歐盟以外國家銀行在歐盟成員國中的分支設立也不斷增加，許多成員國中外國銀行機構的相對重要性不斷提高，對東道國銀行機構形成有力的競爭壓力。
根據歐洲中央銀行的統計，2004年，歐盟成員國之間的跨境銀行分行設立有594家，資產達到20019億歐元，在歐盟銀行業資產中的占比達到8.2%;歐盟內跨境支行有375家，在歐盟銀行業資產中的占比達到8%。同時，歐盟以外國家銀行在歐盟國家設立的分行和支行也相當多，2004年有分行189家，資產占比近5%(最高時有311家，資產占比6%多);支行也有251家，其資產在歐盟銀行業總資產中的占比為3%。
(四)金融市場與機構投資者的發展
20世紀80年代以來，歐盟國家的金融體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資本市場日益成熟，金融創新層出不窮，儲蓄的機構化管理日益重要。在資產方面，由于市場融資途徑的拓寬，公司企業對銀行貸款的依賴程度降低，可以進行多種融資選擇，使銀行的收入承受一定壓力。在負債方，隨著機構投資者的發展，家戶的盈余資金在傳統的存款之外，有了更多､收益更高的選擇，使銀行吸收存款的壓力增大。
四､結語
對照歐盟銀行業市場集中與競爭的內在動因分析，中國的銀行業市場長期以來一直是一個集中度非常高的市場，由于嚴格的準入管制､信貸市場機構與工具的單一以及歷史形成的四大國有行網絡廣泛等等方面的原因，我國銀行業市場的可競爭性相當低，擁有巨大市場力量，自2004年籍國際慣例之名對銀行卡收取年費開始，各種名目的收費項目接踵而至，就是其濫用市場力量的明顯表現。當前，我國的《反壟斷法》立法進程已經啟動，這將從立法方面對遏制中國銀行業壟斷力量的蔓延有相當的積極意義。但是，要從根本上解決我國銀行業高壟斷性的問題，還需要借鑒歐盟發達國家的經驗，豐富完善我國信貸市場的機構與工具，放松銀行業準入管制，發展多樣的､滿足市場需求的銀行業機構，從而提高我國銀行業市場的可競爭性，推動我國銀行業高效､穩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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