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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從關于人口紅利的認識、人口紅利的測量。人口紅利與中國經濟增長的關系三個方面對近十幾年來的中國學者做的較為重要的研究做了梳理，并從分別從這三個方面對研究做出了未來需要進一步完善的簡評。
關鍵詞：人口紅利；中國經濟增長
1.引言
人口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一直是學者爭論的熱點，也是政策制定部門最為關心的問題之一。早先的T.Maltus、P.Ehilich、D.Meadows等人認為人口增長人均資源和人均資本數量下降，因而限制經濟的發展；此后的J.Simon在他的著作中表明人口增長有利于經濟增長；各方觀點都能提供充足的證據證明各自的觀點，持中性觀點的中間派也越來越多。然而這些相對較早的研究大多注重人口數量增長，David和Bloom等人重新審視了人口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考慮人口轉變帶來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化這個關鍵變量對經濟的影響，認為人口撫養比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釋20世紀60年代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所創造的“東亞奇跡”。他們提出了人口紅利的概念，人口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也因此有了巨大突破，相關研究也不斷涌現。中國在近三十幾年來創造的經濟高速增長奇跡也為世人所關注，其中中國學者在研究人口紅利與本國經濟增長方面也做出了諸多成果。
2.關于人口紅利的認識
1998年聯合國人口基金會撰寫的《State of World Population 1998》報告正式使用“人口紅利”一詞，從此這一概念逐漸被學界使用和認同。人口轉變一般要經歷一個從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長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的轉變過程，而在這個轉變過程中，出生率與死亡率下降的時點是不一致的，從而會在人口年齡結構上形成三個不同的階段，這三個階段分別具有明顯不同的人口特征：從高少兒撫養比到高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再到高老年撫養比，（Williamson，1997）。其中在高勞動年齡人口比的階段，少兒和老年撫養比較低，這樣的人口年齡結構具有社會負擔輕和勞動力供給充足的特點，儲蓄和投資也在此期間迅速增長，因此有利于社會經濟發展，人口學家稱這段時期為“人口機會窗口”或“人口紅利”。于學軍、蔡、都陽對人口紅利的概念的界定都是如此。學界普遍認同的是人口紅利是在人口轉變過程中形成的人口年齡結構優勢，彭希哲認為，人口紅利體現為在一定條件下將這種優勢轉化的超出穩態的額外經濟增長結果。
以上所述的人口紅利概念是一些較為普遍接受的觀點，但對于概念的認識，同時又不少學者提出了他們擔憂。
穆光宗明確的表示“人口機會窗口”不等同于“人口紅利”，他認為低人口負擔創造出的機會窗口通過創富效應、投資效應和積累效應三個方面作用于社會經濟發展。但是較輕的人口負擔機遇優勢必須與人力資源開發的經濟活動結合起來，問題的關鍵在于財富的創造而不是分配，因此人口紅利的焦點應該放在財富的創造者――人力資源身上。人口紅利的實質也就是人力資本的積累和人力資源的開發。
類似地，劉元春也指出將人口機會窗口與人口紅利等同是在認識上的一大誤區，他認為“人口機會窗口”是時間概念，而“人口紅利”則是經濟概念，收獲人口紅利的前提是勞動力的充分就業，結合國情考慮，強制性的人口政策人為地加速了人口轉變的過程，從而引致了巨大的人口數量，嚴重的就業問題，勞動力市場狀況才是考察人口紅利的獲取情況的關鍵因素。葉文振在他的文章里指出，人口紅利除了取決于勞動力的質量和充分就業，還取決于技術和國家的資源稟賦。
此外，人口紅利的內涵還有進一步的拓展。Mason將傳統意義上的人口紅利歸結為“第一人口紅利”，在此基礎上，結合生命周期理論和“經濟人”假設，提出了“第二人口紅利”的概念，它源于理性主體為了應對老齡化的人口年齡結構預期變化，而相應調整個人行為與公共政策，進而帶動儲蓄、投資、消費和人力資本的增加。
3.人口紅利的測量
關于人口紅利的界定標準現有文獻大多理論撫養比、老齡化率、有效撫養比、社會撫養比等單指標。比較典型的是陳友華2005年論文中以瑞典1957年生命表人口為標準人口，以總撫養比、少兒撫養比、老年撫養比為判斷標準，分別以65歲和60歲為起始老年年齡，制定了兩套判別標準方案。其中以65歲為老年起始年齡的方案中，按順序三者是否低于53%、30%、20%為人口紅利是否存在的限值。另一個方案中，這三個限值分別為67%、33%、35%。在此基礎上，他比較了中日法三國的人口情況，并表示中國在2030年開始人口紅利開始消退，最終在2040年進入人口負債期。與陳友華不同，車士義建議以總撫養比和老齡化率兩個指標共同計算或衡量人口紅利的高低。以總撫養比50%為基礎條件，以老齡化率10%為分界線，將人口紅利分為“真正的人口紅利”和“虛假的人口紅利”兩個階段。
馬通認為，中國人力資源極其豐富，他對中國勞動年齡人口進行了測算，結果表明2009年起中國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步入增速急劇衰減階段，約在2026年勞動年齡人口規模達到10.3億，此時才停止增長。在此期間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將不斷下降，但這并不意味著其間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在減少，原因僅僅在于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速在急劇放緩，。蔡把人口撫養比與資本積累水平結合起來進行考察，認為中國的人口紅利最大化的時期是撫養比2013年降到最低點之前達到的，并且與2013年之后迅速消失。
4.人口紅利與中國經濟增長
從最開始研究人口紅利，人們最關注就是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對于二者之間的關系，學界有諸多研究。
在研究課稱為是“中國奇跡”的中國高速的經濟增長時，蔡分解分析了1978―1998年期間中國經濟增長的各項因素發現，這一時間段內的年均GDP增長率達9.5%，其中勞動力數量增長和人力資本因素的貢獻份額分別為24%和21%，勞動力部門轉移對增長的貢獻率為21%。王豐等的實證研究顯示，1982―2000年間中國經濟增長的15%可以由第一人口紅利解釋，2000―2013年勞動年齡人口比重持續提高，但步伐有所放慢，據他們測算，人口紅利將在2014―2050年開始下降。王德文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國的總撫養比每下降一個單位將導致經濟增長速度加快0.115個百分點，即總撫養比的邊際效應為-0.0115。車士義、陳衛、郭琳等用全要素生產函數對索羅模型中的增長因素進行了分解，最后得到第一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貢獻約3%，而包含了人力資本因素的第二人口紅利卻貢獻大約20%。陳友華明確地闡述了人口紅利對GDP貢獻的模型，經過他的測算，進入21世紀以來，人口紅利因素創造了10%的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在2006年人口紅利因素的貢獻占到當年GDP的13.36%。
汪小勤，汪紅梅認為人口紅利效應是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他們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基礎上說明了人口紅利從三方面推動中國經濟增長：（1）高勞動參與率；（2）高儲蓄率；（3）較高的勞動力配置效率。同樣建立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基礎上，王金營等人分別考察了總撫養比、少兒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與儲蓄率和經濟總產出的關系。實證結果顯示，儲蓄方面，在過去的30年里即使居民收入不變，由于勞動負擔降低了31%，也使得居民存款余額增長17.12%；并且少兒負擔比每下降1%，居民存款余額將增長1277%；而老年負擔比每上升1%，居民存款余額將減少1.026%。經濟增長方面，經他的測算，在過去的30里由于勞動負擔下降帶來的經濟增長占總增長的27.23%。
另一方面，與以上支持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增長顯著的研究相對應地，有一些學者質疑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支持這些質疑派學者的較為普遍接受的證據是日本總撫養比與其“經濟高速增長期”在時間上的錯位。20世紀70年代的日本的撫養比僅僅是略低于60年代，但經濟增長率卻下降了一半以上；而90年代的撫養比與60年代相當，但當時的日本經濟卻幾乎陷于停滯。有學者表明，與其說人口轉變推動了經濟增長，不如說經濟增長引起了人口轉變。除此之外，在談及人口紅利和中國經濟增長奇跡時，也有質疑的觀點。
賀菊煌的研究通過運用含撫養關系的世代交疊模型進行測算，認為生育率的快速下降會引起經濟增長率下降，這對儲蓄率并沒有顯著的影響，但會導致資產收益率在人口轉變的中后期下降，工資增長率在人口轉變中后期暫時上升。她認為人口紅利的最終體現在于，快速下降的生育率引起了人均消費的永久性提高。有學者認為中國經濟30年來的高速增長其主要推力在于制度變革，人口轉變的時期只是恰好與制度改革契合而已。他指出，我國并沒有收獲人口紅利，原因在于：（1）失業率高，勞動力就業不充分；（2）城鄉分割的制度障礙，切斷了勞動力稟賦與經濟機會的結合；（3）勞動力素質普遍偏低，勞動生產率不高。黃潤龍認為人口紅利虛化了人口與經濟的關系，他指出人口紅利不是影響經濟產出的主要變量，消費與經濟收入和社會保障有關，投資更多地與人的受教育程度、經濟收入和產業結構等有關，而進出口創造的經濟紅利取決于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投資和開發以及社會和經濟發展政策，相比之下，它們與人口年齡結構相關性并沒有上述因素大，人口紅利過于簡單地描述了人口對經濟的影響。
除此之外，對于中國人口紅利的區域研究也有一定成果，鐘水映和李魁在這方面作出了不少成果。他們的幾篇研究表明，人口紅利對省域經濟增長有顯著推動作用，東部地區存在顯著的人口紅利外溢效應，中西部外溢效應不顯著，其中東中區際之間溢出效應明顯。此外，東部地區撫養比要快于中西部地區，其中不少省份都處于強質性人口紅利階段。而少兒撫養比的下降顯著降低了東中地區的居民消費率，這個效應對西部地區并不顯著。
5.簡評
關于中國人口紅利的研究眾多，本文在這里對一些較為有影響力的文章做了一些梳理。但從各方觀點的差異性和分歧性可以看出，事實上對于這個問題的研究仍然有很大空間。在人口紅利的概念方面，本文認為與其細化，不如做適當拓展。經濟增長與諸多因素相關，并且實現人口紅利并不是單純依靠人口年齡結構構成本身自發完成，納入考量的條件來明確確保實現人口紅利的概念。關于人口紅利的計算也需要更加規范，簡單地以社會撫養比作為考查對象并不確切，同時，理論撫養比與實際撫養比也存在差異。正確地把握這一點才不會得出致人誤導的政策建議。最后，對于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實現的研究，應該更多地結合勞動力市場、人力資源和人力資本理論、考慮產業和區域因素等，多學科交叉才能更加清晰的考察內在的邏輯，否則很可能最后只是管中窺豹。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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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口紅利、經濟增長、持續性
一、引言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已經保持了30多年的強勁經濟增長。GDP 增長率在1979-2009年平均為9.8%, 其中,2007年增長率接近12%, 雖然遭受美國金融危機的沖擊, 中國2008年和2009年的經濟仍保持高增長, 增長率達到9.6%和8.7%。是什么支撐了中國經濟的長期持續高增長? 這種高增長的潛力有多大? 中國在未來10年或更長時間里能否保持經濟的持續強勁增長?
從人口紅利角度分析經濟快速增長的原因則是近幾年的事情, 人口紅利一度成為關注的焦點。中國在過去30 多年的經濟增長中物質資本的影響占28%, 勞動力數量的影響占24% , 勞動力質量的影響占24%, 人口流動或要素配置的影響占21%, 其他因素( 如管理水平等) 占3%。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經濟增長的學者指出, 這些國家( 地區) 的高經濟增長, 主要歸因于資本投入的增加、勞動參與率的提高和勞動力質量的改善,而非技術進步。勞動力的高參與率和較高的配置效率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 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這種促進作用就是人口紅利。近來對人口紅利的關注又進一步深入,有研究指出,中國很快將走出人口紅利階段,2015年前后進入人口負債階段。國際經濟競爭力將隨著廉價勞動力時代的結束而大大下降, 未來的經濟高增長將無法持續。本文認為人口紅利是改革開放以來推動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的重要原因, 人口老齡化未必能使經濟增長速度放緩, 中國經濟至少可以持續增長20年。
二、人口紅利的概念及特點
所謂人口紅利, 是指人口轉型過程中出現的人口年齡結構優勢導致的高勞動參與率, 即總人口中勞動力人口比重較大, 對一國經濟增長的積極效應。人口紅利期是指當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兒撫養比例下降、總人口中適齡勞動人口比例上升, 而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的時期。目前, 中國人口正值年齡結構較合理、適齡勞動人口比例較大, 且農業勞動力大量剩余并有進一步轉移的潛力的階段, 大量廉價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城市非農產業轉移, 可為經濟增長提供大量機會成本為零的勞動力要素投入。這種人口轉型帶來的促進經濟增長的效應就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人口紅利效應。
人口紅利的出現與改革開放政策在時間上的一致性是中國經濟得以收獲人口紅利并高速增長的重要支撐因素之一。人口紅利為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長提供了人口比較優勢; 而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政策為吸收與利用人口紅利創造了條件。人口紅利具有動態性, 它在釋放到一定的程度后就會衰減、消失并最終轉化為人口負債。
按照學者普遍認為的當人口總負擔系數（總撫養比） 低于50%時就進入“人口紅利期”的標準，中國1995 年總撫養比為50.22%，1996 年總撫養比為48.81%，低于50%，被認為進入了“人口紅利”期。并且在1995―2009 年期間總撫養比呈逐漸下降的趨勢，2005 年下降到40.10%，此后總撫養比均在40%以下，2009 年下降到36.89%，比1996年下降了11.92 個百分點。但總撫養比內部變化方向卻不相同，少年兒童撫養比為波浪式下降，而老年人口撫養比為波浪式上升趨勢，并且前者下降速度快于后者上升速度。1995―2009 年期間，少年兒童撫養比從1995 年40.16%下降到2009 年的25.29%，下降了14.87 個百分點； 老年人口撫養比從1995 年10.06%上升到2009 年的11.60%，上升了1.54 個百分點（見表-1）。可以看出，我國總撫養比下降主要是受少兒撫養比下降影響，同時也說明少年兒童撫養比在總撫養比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小，老年撫養比在總撫養比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將面臨著較大的養老壓力，到時將會出現“人口紅利”漏損。關于中國人口紅利到底能夠持續多久，不同學者的判斷存在差異。有學者認為，我國人口總撫養比下降大約持續
到2015 年前后，此后，隨著人口老年化速度上升，人口轉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由人口紅利階段轉為人口負債階段。有的學者認為，中國“人口紅利”機會之窗將開放到2020 年。彭希哲教授認為，我國人口機會視窗將在2025 年前后關閉，城市和東部沿海地區會關閉得更早。田雪原教授預測，以人口撫養比小于0.45為“人口贏利”期，中國可經歷1995―2020年長達25年左右的“贏利”階段，以人口撫養比小于0.50為“人口贏利”期，可經歷1990―2030年長達40 年左右的“贏利”階段。劉家強、唐代盛預測認為，從2005―2015年，我國總撫養比基本在40%以下，到2030年我國總撫養比為49.7%，人口紅利時期基本結束。也就說我國還有20年“人口紅利”期，意味著目前到2030年左右是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生產期。
綜上所述, 人口紅利將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成為推動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利好因素。我國經濟目前正處于歷史上最好的時期, 同時也是人口紅利回報最豐厚的時期。從今后20-30年的時間來看, 我們不僅沒有理由懷疑我國的經濟增長會失去動力, 相反, 經濟增長將會更加強勁。
三、實現人口紅利的措施
人口紅利效應終將因人口自然增長率下降、勞動參與率降低而逐漸消失。但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面前, 我們仍能有所作為, 我們可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提高勞動力素質、消除城鄉勞動力流動障礙, 減少勞動力閑置和浪費, 促進勞動力資源的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 從而使我國人口紅利的效應最大化。人口紅利的兌現并非是自動的，它離不開良好政策的配合，要獲得“人口紅利”需采取一些相應的對策措施。
（一） 采取就業優先的發展戰略，
擴展就業崗位，實現充分就業人口機會窗口的開啟只是收獲“人口紅利”的必要條件，有利的人口年齡結構并不會自動地導致更快的經濟增長，只是為經濟的迅速發展提供了一個成功的機會，因而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和有效的政策措施來兌現收獲“人口紅利”是非常緊迫和必要的。“人口紅利”的兌現和最大化問題關鍵是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只有勞動人口充分就業才有可能創造財富，獲取“人口紅利”。因此，應采取就業優先的發展戰略，選擇以就業為中心的經濟增長模式，圍繞擴大就業采取多種有效政策措施。例如，積極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取消對勞動力流動的各種限制等，從而使我國的失業率降到最低，以實現經濟增長與擴大就業的雙重目標。另外，在具體實施就業優先政策時，要做到降低失業率的調控政策優先其他政策，促進就業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的政策成本優先其他財政支出給予安排，就業崗位的增加優先社會收人水平的提高，勞動力市場的發展優先其他要素市場等等。
（二） 完善勞動力市場，消除城鄉和區域勞動力流動的制度障礙，實現勞動力的合理流動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國不同區域、不同省份進入“人口紅利”期時間不同，特別是西部和欠發達省份，即使進入“人口紅利”期，由于本地不能提供就業機會，豐富的勞動力不能充分利用，如果不能實現勞動力的合理流動，會錯過充分兌現人口紅利機遇期。人口的合理流動遷移可以有效地促進城鄉和不同發展程度地區“人口紅利”獲取條件的實現，農村和欠發達地區的年輕勞動力人口流入城市和發達地區，延長了城市和發達地區老齡化的進程和收獲“人口紅利”的機會窗口開啟的時間。城市和發達地區良好的經濟發展環境為農村和欠發達地區“人口紅利”的兌現提供了經濟機會，農村和欠發達地區大量剩余勞動力人口在城市和發達地區找到工作，把豐富的勞動力資源轉化成真正的勞動生產力。利用各地經濟發展和老齡化程度的差異，采取相應的錯位發展的策略，有可能使得各地區都能延長人口紅利機會窗口的開啟時期，最大限度地收獲“人口紅利”。目前，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卻成為限制城鄉和不同地區勞動力合理流動的制度。因此，要對以戶籍為核心的政策制度進行改革，逐步取消那些不利于勞動力自由流動的政策措施，盡可能使農村剩余勞動力自由轉移。城市也要提供給外來勞動力公平的就業機會，使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者能在城市就業，充分享用從農村地區轉移過來的“人口紅利”。同時，還要加強管理和引導，使農村勞動力得以有序流動，只有這樣，才會使得勞動力資源得以優化配置。
（三） 發展教育事業，提高人口的健康和文化素質，加大人力資本的積累，提高勞動生產率
要想獲取更多而又持久的“人口紅利”，不僅僅要發揮勞動力數量上的優勢，還要通過人力資本存量素質的提高來形成一個更具有報酬遞增，更加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源泉。要通過提高勞動力的素質，加大人力資本的積累，從而進一步提高勞動力成本。勞動力數量作為經濟增長源泉的優勢在一定時期會消失，人力資本才是經濟增長的持久源泉。加強和改善人力資本的積累就必須提高全民教育素質和健康素質。因此，要通過重新配置教育資源，擴展教育領域和受教育時間，建立終身學習型社會，把有限的資源加以更有效率的使用。不僅要加強義務教育，還應積極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勞動力在就業之前，就獲得必要的職業技術訓練，增加了勞動供給的有效性，進一步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使人口紅利效應最大化。健康素質是勞動力參加勞動兌現“人口紅利”的前提，老年人口的健康素質高有利于防止“ 紅利” 變“ 虧損”。提高現有勞動力年齡人口的健康水平是如何努力實現和擴大“人口紅利”的問題，而實現健康老齡化是如何保存“紅利”、防止“紅利”侵蝕的問題。因此，要抓住最有利于提高全民健康素質的關鍵領域，如青少年健康素質、婦女生殖健康和勞動者健康和工傷保險等，提高人力資本形成效率。
（四） 充分利用“人口紅利”期做實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完善資本市場，實現社會保障基金保值增值，建立可持續的養老保障體系
為了更好地利用“人口紅利”以及應對人口老齡化，應該吸收其他國家的經驗和教訓，選擇適合于中國國情的可持續的養老保障模式。有兩項改革具有直接的效果。
首先，從現收現付養老保障制度向完全個人積累制度過渡，從某種意義上，這實際上是把部分第一人口紅利儲蓄起來，為獲取第二人口紅利創造了條件；其次，把農村轉移勞動力納入新的保障體系，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提高當前保障基金的繳費水平和社會供養的能力，從而實現養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平穩過渡。政策模擬表明，不把農村轉移勞動力吸納到城鎮養老保障體系，且實行現收現付的舊體制，社會的養老負擔率最高；實行舊體制，但把農村轉移勞動力吸納到城鎮養老保障體系，社會的養老負擔率可以減輕；不把農村轉移勞動力吸納到城鎮
養老保障體系中，但實行養老保障的新體制，可以把養老負擔率降低；既實行完全的個人積累新體制，同時又把農村轉移勞動力吸納到這個體系中，社會養老負擔率最低。因此，以人口結構變化方向為依據，做實個人賬戶，實現完全的個人積累，是一種具備可持續的養老保障制度， 也是利用第二人口紅利的重要條件之一。同時要完善資本市場，實現社會保障基金保值增值，充分兌現第二人口紅利。
（五） 適時推遲退休年齡，延長“人口紅利”期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國人均預期壽命不斷延長，許多老人退休后余壽還很長，如果這些老人退休后全部由勞動年齡人口贍養，勞動年齡人口的總負擔很重。其實很多老人退休后身體還很健康，具有很強勞動能力。如果小步漸進推遲退休年齡，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另一方面增加了繳納養老保險費年數，既減輕了勞動年齡人口的贍養負擔又增加了養老保險基金。同時，推遲退休年齡實際上是相對增加了勞動年齡人口，延長了“人口紅利”期，如果把我國法定退休年齡從目前的60 歲逐步推遲到65 歲，可以延長勞動年齡人口5 年勞動時間，為進一步獲取更大第一人口紅利和第二人口紅利均創造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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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化紅利
土地紅利
人口紅利
制度紅利
全球化紅利
改革紅利
……
厘清中國紅利構成及釋放、演變的特點與規律，對公共決策意義重大，對企業組織發展、公民個人成長同樣至關重要。
這里的“紅利”不是指利潤分紅，而是指國家發展的有利條件、因素或優勢。在30多年的高速發展中，中國收獲了諸多發展紅利，比如人口紅利、制度紅利等，創造了“中國奇跡”。
當前，一些發展紅利趨于枯竭，一些紅利正在變弱，一些新紅利正在嶄露頭角。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必須對中國“紅利家族”進行系統梳理與深入研究。摸清中國發展紅利的構成要素、演變特點、釋放規律等，描繪紅利變化的波動曲線，不僅有利于黨政部門更好決策，也能為企業成長、個人發展提供有益參考。
中國“紅利家族”主要構成有哪些？各成員的關聯性如何？各種發展紅利釋放的關鍵是什么？如何主動地創造紅利？諸如此類問題都值得探究。人民論壇“特別策劃”組圍繞以上問題從三個層次進行展開：
（一）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對300余位專家進行開放式采訪調查，綜合受訪專家意見，梳理出當前最值得關注的六大發展紅利：“城鎮化紅利”、“土地紅利”、“人口紅利”、“制度紅利”、“全球化紅利”、“改革紅利”。
（二）推出“改革與中國紅利”問卷調查，調查公眾對“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的認知與思考。調查結果顯示：在改革這一“最大紅利”中，“政治體制改革”（40.6%）、“市場經濟體制改革”（31.3%）將是紅利的突出貢獻點；充分釋放改革紅利，最大的障礙是“既得利益群體的阻撓”（47.3%）。
（三）約請相關領域權威專家分別對六大發展紅利進行深入解讀，探究其中的變遷規律。專家們從更高層次和更廣闊視野對各類發展紅利的解析給人啟發：
今后幾年，中國將由人口紅利階段轉為人口負債階段，但這一趨勢可以挽救。尚有一些未竟的改革，對于延長人口紅利有立竿見影的效果，應該馬上啟動。例如，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推進福利體系的一體化；
2008年以來，世界金融危機顯示了中國所獲得的第一波“全球化紅利”已經基本結束，發展“基于內需的全球化經濟”，是我國全面獲取新的第二波全球化紅利的最根本戰略；
“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這一重要論斷的深刻內涵在于，改革自身不僅是最大紅利，同時也是“紅利家族”釋放能量的“助推器”。在某種意義上，如果說各種紅利是裝滿財富的“箱子”，那么改革就是打開這些箱子的“鑰匙”；
……
應對“用工荒”背后的邏輯，是校正用工在較低的價格水平上可以“招之即來”的參照系，充分認識到從不愁“人”的數量到關注“人”的質量轉變所隱含的商業價值，這并非像規避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那樣簡單。
二次人口紅利重在素質
應當指出，在社會就業總量壓力繼續加大的情況下，“用工荒”的出現并非完全是因為招不到人：一方面，是用人單位不愿意支付更多的勞動報酬；另一方面，在用人單位愿意支付更多勞動報酬的情況下，招不到符合崗位需要的人。前者標志著第一次人口紅利的消失，這不出人們的預料，因為早有專家預言2013年是人口紅利消失的轉折點；后者則說明管理者開始青睞第二次人口紅利，勞動者技能或者素質的重要性開始日益凸現。
所謂“人口紅利”是一個經濟學、人口學上的概念，原本是以人口的數量進行統計分析的，實際上是一種人口量的紅利。勞動力數量的充足提供了成本優勢，光是龐大的基數就能夠成就很多優秀企業。與此同時，勞動力價格的低廉助推了大量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第二次人口紅利則不再局限于人口學的范疇，主要指的是勞動者素質的提高，以及由此帶來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一項數據分析表明，在制造業，員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勞動生產率會上升17%；如果員工全是高中學歷，勞動生產率將提高24%；如果都是大專學歷，勞動生產率可以再提高66%。如果說傳統意義上的人口紅利即第一次人口紅利是量的紅利，那么第二次人口紅利主要指的是人口質的紅利，即“質量型”人口紅利。
當然，質的紅利和量的紅利密切相關。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原本不存在什么特殊的紅利，它之所以被稱為第二次人口紅利，正是因為受到第一次量的紅利的影響。量的人口紅利余波至今猶存，雖然勞動成本有所上升，但勞動者的工資還沒有提高到應有的程度。兩者之間的差距，正是用人單位潛在的紅利，即“質量型”人口紅利。國內較具權威的教育數據公司麥可思最新的《2012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顯示，在2011年畢業的大學生里，有近57萬人處于失業狀態，而這當中10多萬人選擇“啃老”。即使畢業工作一年者，對工作的滿意率也只有47%。這不僅是因為受到傳統人口紅利的牽制，也表明受過較好教育的勞動者的工資水平遠沒有達到人們的預期，中產階層還沒有達到應有的規模，其中的紅利空間仍然可觀。
從理論上講，普遍意義上的人口紅利總是存在的，否則就難以進行擴大再生產。一些經營者在勞動力成本上漲中之所以不再能夠獲得原有的人口紅利，一方面是因為生活成本提高，另一方面也說明自己的企業失去了原有的競爭優勢。因此，企業家們不能在低端勞動密集型產業中安于現狀，而是要將創新和轉型升級作為唯一的生存出路。未來10年，中國勞動力成本將處于持續上升階段，廉價工資已很難吸引更多的勞動力。現實中，堅持創新、科技含量高的企業的工資水平總是相對高許多。這些工資水平相對高的企業不僅沒有被勞動力成本壓垮，反而不失后發優勢。這就說明，所謂的人口紅利早就由“紅在數量”轉向“紅在質量”。只有在經營活動中以“質”取勝，才能繼而分享“質量型”人口紅利。
以“質”取勝貴在儲備
在第一次人口紅利與第二次人口紅利之間，并不存在天然的鴻溝。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如同社會進步一樣，是一種必然的趨勢，能否很好地發揮勞動者的作用，關鍵在于用人單位選擇粗放攫取還是同舟共濟。股神巴菲特在談到投資經驗時笑稱：“我用屁股賺的錢比腦袋多。”所謂用屁股賺錢，就是對股票較長時間的持有；用腦袋過多就是過度投機，對股票頻繁換手。用“屁股”與“腦袋”獲取人口紅利的“秘笈”也應當一樣，只不過“持有”類似于對人才的儲備，成功取決于真誠。
對人才的儲備固然需要指向高端人才，然而對于大多數企業來說，主要指的是技工或者熟練工，所謂儲備就是與他們形成盡可能長的合作關系。比如火鍋店的切肉工，切出的涮肉每盤有多少卷，數量、份量必須經過精準考量。如果卷數少，消費者會不滿意；份量重，老板則需多付成本。火鍋店贏利主要是依靠切肉工的技術，因此他們就是火鍋店的人才。但是合格的切肉工并非隨便可以招得到，火鍋店要想增加營業額，擴大經營規模，就需要儲備一定的切肉工。這里的儲備有兩層意思，一層是經營淡季時不能輕易裁減，需要“養起來”；另一個是遇到好的切肉工時，要通過不斷調整待遇，使其能夠留下來。這就如同巴菲特對股票的持有：沒有好機會時屁股要坐得住，買入好公司股票后屁股更要坐得住。只不過在人力資源管理中，“屁股”應當更多地坐在勞動者這一邊。
當然，我們這里所說的儲備重在使用；儲備、使用的過程就是增值的過程。管理大師德魯克早就指出：“組織不能只依賴天才來運作”，經營的成功只能依靠“一群平凡人做出不平凡的事”。德魯克的這種洞見完全可以作為人力資源管理中以“質”取勝的座右銘，因為人力資源管理中所說的“質”，離不開累積的過程。其中“質量型”人口紅利在當前的情況下固然依托于勞動者教育程度的提高，但學歷高并非代表質的紅利大。對于個人來說，需要歷練；對于企業來說，需要在實踐中組織繼續學習。歷練和組織繼續學習的過程，就是質的紅利增值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講，“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用工荒”是難以消解的；即使在量上得到一定滿足，也很難立即做出“不平凡的事”，也不可能完成兩次人口紅利之間的成功過渡。
儲備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關鍵要在產品和服務的創新上不斷取得新的突破。當今世界各行各業發展日新月異，稍有不慎，瞬間就會被打敗、被淘汰。日本家電業在2008年的世界市場上還不可一世，沒有“沒落”的任何征兆，然而短短三四年時間過后就到了將要出局的地步；摩托羅拉、諾基亞等手機廠商昔日的輝煌也在瞬間黯然褪色。如果說人力資源質的紅利不可能被某個企業所壟斷，那么在“質量型”人口紅利的輪番爭奪中，贏就贏在率先轉型搶占先機。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還幻想著通過向勞動力低廉的區域轉移工廠的方式降低成本、維持經營，就不可能全面顧及人才的儲備，更不可能在“質量型”人口紅利的競爭中搶占先機。如果說轉移工廠需要花費很多成本還未必能奏效，那就不如珍惜現有實力，在提高勞動生產率上做足文章。
讓人才紅利“紅”起來
毋庸諱言，第二次人口紅利相對于第一次人口紅利而言，更具有宏觀意義。只將人招進來并非能將潛在的紅利變現，關鍵要在微觀領域讓“質量型”人口紅利能夠真正“紅”起來。嚴格來說，“質量型”人口紅利就是人才紅利，人力資源應當是人才資源、人智資源。當自然資源被分配完畢之后，企業生長的動力將更多地來自人才資源，經營者應當像在分享第一次人口紅利時進行資本運作那樣，及時進行人才或者人智運作，取得“財散人聚”的效果。
一國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齡化加速的同時，少兒撫養比例迅速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將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撫養負擔輕、于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人口經濟學家稱之為“人口紅利”。
人口紅利拐點被認為是，由于人口增長所帶來的經濟增長由于人口增長率的持續降低從而影響到了經濟的增長率（經濟增長率降低），并且明顯受到人口紅利因為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負擔的影響的時點。
為了便于分析，人們使用總撫養比小于50%（14歲及以下少兒人口與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之和除以15歲-64歲勞動年齡人口）為人口紅利時期，進入人口紅利時期為人口機會窗口打開，退出人口紅利時期為人口機會窗口關閉。而人口總撫養比超過60%時為“人口負債”時期。
2.人口紅利對改革開放的影響
改革開放后我國所取得的經濟成就得到了世界的肯定，從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我們也可以看到30多年來中國經濟整體上都保持著一個較高的增長率，而今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已經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與此同時中國相繼在2009年成為世界第一出口大國，世界第二進口大國，并于2012年在進出口總值上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貨物貿易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高速增長確實是受“人口紅利”之惠。統計數據顯示，1982年-2000年，中國被撫養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的比率下降對人均GDP增長的貢獻達到26.8%，即，有25%以上人均GDP的增長靠人口年齡結構優勢獲得。[1]
經濟的高速發展，滲透著人口的巨大作用，由于人口紅利的到來，產生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而在改革開放前及改革開放前期，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的剩余勞動力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而這一條件剛好為我國的改革開放提供了人員保障，這以后的時期，我國開始充分的發揮我們的人口優勢，大力引進外資，擴大開放，我國開始成為“世界工廠”。而從一定程度上講，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很大一部分便是依賴于人力成本物美價廉。尤其是加工貿易更是由于人力成本上的優勢而在世界商品市場占據舉足輕重的位置。當前加工貿易約占中國貿易總量的50%，為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發揮了重要作用，1979-2008年，我國貨物出口總額年均增長18.1%，也為中國創造了巨額貿易順差。眾多機構都認為，人口紅利對經濟步入快車道起到了顯著的推動作用。根據研究機構的統計數據，目前中國經濟增長的27%得益于人口紅利，這個數據與此前日本、新加坡等發達國家經濟騰飛時的人口紅利的貢獻率基本相當。[2]由此可見，人口紅利為我國改革開放后的外貿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3.人口紅利拐點的來臨
根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大陸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現役軍人的人口中，0-14歲人口為222459737人，占16.60%；15-59歲人口為939616410人，占70.14%；60歲及以上人口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為118831709人，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0-14歲人口的比重下降6.29個百分點，15-59歲人口的比重上升3.36個百分點，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個百分點。
從這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我們可以看出，我國現在的狀態時是人口出生率的在不斷地下降，老年人口的增長速度也在不斷地增長。由此我們可以推算出，我國人口在15-64歲之間的人口比例在不斷地下降,也是就是說人口負擔在加重,撫養比在增大。
而這些因素對我國外貿的影響也會相當大，首先由于人口紅利的優勢即將不在，我國的勞動人口比例相對下降，而恰好我國在國際市場中成本優勢主要體現在勞動力成本低廉方面。中國勞動力成本僅為發達國家的2%—4%。從工資水平的國際比較看，我國制造業雇員工資仍處于較低水平，較之于發達國家，目前制造業雇員工資水平大約是英國的1/27，日本的1/22，美國的1/21。較之于新興國家，大約是韓國的1/13，新加坡的1/12。較之于發展中國家，大約是馬來西亞的1/4，墨西哥的1/3。[3]然而我國的“世界工廠”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賴于我國的勞動力成本廉價，這一優勢的喪失，將會對我國的世界工廠的地位產生不小的沖擊。
4.中國與日本之間比較
日本是亞洲最早實現人口結構轉變的國家，同時也是亞洲最早出現經濟騰飛的國家。整個人口紅利的持續時間，從20世紀30年代中期開始，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結束，延續了50年左右的時間。其中20世紀80年代，日本的GDP曾一度迫近美國位居世界第二。然而自日本人口紅利消失以后，自九十年代起日本經濟陷入了長達20年的停滯期。很多人都將這些歸結于日本的經濟泡沫的破滅和日元的大幅升值。池田信夫在《失去的二十年》第一章中這么說：白皮書里分析認為，現在這種情況再加上日本社會的少子化問題，潛在增長率非常有可能長期保持低迷 。[4]
擔心中國經濟重蹈日本覆轍，并不是多余的。至少從表面上看，中國崛起有著很多日本崛起模式的印記，相似之處足以引起警戒。[5]美國面臨著財政赤字和貿易逆差的雙重問題，以前曾迫使日元升值，現在又在向人民幣施壓，于是人民幣對外升值對內貶值。并且兩國同是出口導向性的外向型經濟，20世紀80年代初日本出口對GDP的貢獻率達到23%，2005年出口對我國GDP的貢獻率達到了25.1%。所以相似之處我們也應該警戒。
5.拐點以后的企業要轉型
在這里為什么要談及企業轉型呢，原因是“人口紅利”減弱直接降低出口低成本與價格優勢。原有的加工貿易成本優勢正在逐漸失去，局部地區開始出現用工難，用工荒的現象，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勞動力的供求變化。而我國的出口企業多是從事加工業，擁有 自主知識產權的大型企業數量不足，而加工業也是多是勞動密集型企業，這些企業的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勞動的不可替代性，產品的附加值也比較低。
近年來，中國外貿的宏觀形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由于受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反傾銷的影響、人民幣升值、國家出口退稅幅度下降、勞動力成本優勢下降，外銷價格優勢下降、同行競爭愈來愈激烈等因素的影響，外貿企業的價格競爭優勢將越來越少，企業的利潤下降，將面臨無利可圖的局面。“未來是一定要靠產業升級、靠勞動者素質提高，不能再靠目前的靠投入勞動力的數量提高產值。”陳佳鵬強調，在十幾年后人口紅利完全消失時，將主要依靠提高勞動生產率來進一步提高制造業產值。[6]
因此，我國的外貿企業，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下需要生存還發展，就需要做一定的轉型。
（1）大力開發高附加值產品，降低成本提高企業競爭力。這對企業具有較高的要求，無論在產品的研發，生產還是其他環節，都要具備一定的潛力，能夠在現有的基礎上實施改進，以增加利潤。這就要求一些以加工貿易為主的出口企業，要建立獨立的研究開發機構，擁有自己的知識產權。當然，這樣也有利于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從長遠來看對企業有利的。
（2）業務方向轉型，擴展新業務，大力發張第三產業的外貿經濟。第三產業屬于服務業，相對來說對勞動力的素質、經驗要求較高，但是從業者的年紀要求沒有嚴格的界限，所以，一些老年人也能從事到其中去，這有利于緩解我國緩解人口紅利拐點以后的社會壓力的的問題。
（3）市場方向的轉型，刺激國內市場。一直以來，很多外貿企業，特別是加工貿易企業，針對的都是國際市場，而國內市場并沒有真正的打開，因此出口企業可以有針對性的刺激國內市場，從而擴大銷量，增加收益，提高員工工資，這也有利于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緩解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問題。
6.總結
一個國家的要想實現長期穩定的發展，就必須優良好的社會環境，改革開放30年來的巨大成就，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而人口紅利的存在也為改革開放后的快速發展提供了人力支持。人口紅利拐點的來臨也給我國帶來了不少機會和挑戰。機會就是說，怎樣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問題，我們可以通過對人力資本的投資來提高人口質量，提高勞動生產率。挑戰就是說，人口的不斷老化，和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提高人均開支也會不斷的增大。這兩個因素的疊加才是未來更加嚴重的挑戰。人口紅利消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對人口紅利的依賴。為此外貿企業也必須從自身做起，積極尋找自身存在的劣勢，尋找新的出路，不斷提高自己的競爭力，以使自身在人口紅利消失后利于不敗之地。
參考文獻：
[1] 劉霞輝.人口紅利”消失會不會影響中國經濟增長[N].中國證券報,2007.02
[2] 李意堅.人口紅利--抓住投資的時代機遇[M].你應該懂點投資學2010.08
[3] 梁達.多因素疊加影響我國出口競爭力[BD].中國證券網，2013.08
[4] 池田信夫.經濟陷入長期停滯M].失去的二十年，2012.05
[5] 葉雷.日本經濟為何“失去二十年”[N].中國證券報，2012.05
[6] 唐飛.人口紅利尚存+對外貿易未衰中國將延續制造業大國地位[N].中國產經新聞報，2014.02
作者簡介：李效 （1991-），男 ， 漢，河南省汝南縣人， 本科在讀 ，研究方向：國際經濟與貿易。
關鍵詞：人口紅利 儲蓄率 回歸分析 撫養比
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勞動年齡人口如果在總人口中所占比重較大，而老年及少年人口比例較低，從而為經濟發展創造了充足的勞動力供應，并保持較高的儲蓄率，使整個國家或地區經濟呈現出高投資和高增長的局面，即稱為“人口紅利”狀態。在過去的幾十年內，北京市的人口年齡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使得北京市目前正處在低撫養比、勞動力供給豐富的時期。然而人口年齡結構快速轉變所帶來的人口紅利兌現的機會稍縱即逝，北京市的經濟發展是否充分發揮了人口紅利在儲蓄方面的效應，仍存在著哪些問題，還亟需進一步的檢驗與探討。
北京市儲蓄率的變動分析
通過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對比，可以發現北京市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過程。在總人口中15-64歲的勞動力人口一直占據著最高比例，并且從變動態勢看基本呈現出上升態勢，到2010年高達82.7%。而少兒人口比例則呈現的態勢與勞動力人口比例恰恰相反，表現為迅速下滑，在第六次人口普查中首次低于老年人口比例，與2000年13.6%的水平相比下降了5%之多。雖然在整個過程中，老年人口比例也呈現上升勢頭，但上升的速度極其緩慢。由此可見截止到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的年齡結構呈現出“兩頭小、中間大”的特點，表明北京市勞動力資源豐富，處于“人口紅利”的黃金時期。
人口紅利對經濟發展影響的一個重要方面為人口年齡結構轉變所引起的儲蓄率的變化。由美國人口經濟學家科爾和胡佛提出的撫養系數假說認為，少兒撫養比例較高將增大社會撫養負擔，使消費需求加大，進而起到降低儲蓄的作用。隨著成年勞動力的巨大增長，其收入效應則會帶動儲蓄率的提高。當進入老年撫養比較高的階段時，消費需求再次加大，儲蓄水平又會逐步降低。國內眾多學者通過收集大量資料對人口紅利與儲蓄率的關系進行了大量實證研究，然而卻得出兩種截然相反的兩種觀點，一則認為人口老齡化會降低儲蓄率，一則認為對儲蓄率會起到提升的作用。那么，北京市近年來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居民儲蓄又呈現出怎樣的發展態勢呢？
本文采用1995到2010年北京統計年鑒中的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來反應儲蓄的變化，如圖1所示。北京城鄉居民儲蓄余額從1995年的1103.45億元增長到2010年的17585.20億元，共增長了16481.75億元，年均增長1099億元。從絕對額可以看出，伴隨北京市GDP的增長儲蓄存款余額也持續上升，并且自2003年開始呈現出超越當年經濟總量水平的趨勢。從增長速度則反映出，北京每年的儲蓄余額較上年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長。
北京城鄉居民儲蓄與人口年齡構成關系的實證分析
對于北京人口撫養比對儲蓄的影響作用檢驗，本文選用在1964年Leff提出的解釋模型，即以經濟增長率、人均收入額、老年撫養系數、少兒撫養系數四個指標為解釋變量，以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占GDP的比重為被解釋變量，構建回歸模型如下：
（1）
在模型中，表示城鄉居民儲蓄余額與GDP比例的自然對數，lny表示當地人均GDP的自然對數，lng表示經濟增長率的自然對數，lnA1表示少兒撫養系數的自然對數，lnA2則表示老年撫養系數，而x0、x1、x2、x3、x4表示待估計的回歸系數。
利用SPSS軟件中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的功能，在檢索各年度北京市統計年鑒收集相關數據的基礎上，得到1995到2010年北京城鄉居民儲蓄與人口年齡結構變化之間的回歸方程為：
（2）
回歸估算的相關系數R為0.957，判定系數R2為0.885，說明被解釋變量“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占GDP的比重”與“經濟增長率”、“人均收入額”、“老年撫養系數”、“少兒撫養系數”四個解釋變量高度相關，同時多元線性模型表現出較高的擬合度；并且模型估計誤差較小，標準誤差僅為0.05026。
北京城鄉居民儲蓄與經濟增長影響效應的實證分析
北京市人口年齡結構的紅利狀態已確實引發社會的高儲蓄率效應，進而還需要分析北京城鄉居民較高的儲蓄余額是否對GDP的增長產生貢獻。首先由1995年至2010年城鄉居民儲蓄余額和GDP絕對額變化趨勢的折線圖可以直觀的反應出（見圖2），北京市近年來GDP始終呈現穩定增長狀態并且增長幅度較大，城鄉居民儲蓄余額則變現出與GDP趨同的走勢，說明二者具有一定的線性相關性。
由此可以構建以GDP為被解釋變量，以城鄉居民儲蓄余額為解釋變量的線性回歸模型，從而揭示北京市的高儲蓄對GDP增長的定量影響，模型如下所示：
Y =S0+S1X+ε
其中，Y為北京市GDP絕對值，X為城鄉居民儲蓄余額，S0與S1為回歸模型系數，ε則為隨機誤差。對北京市1995-2010年GDP和城鄉居民儲蓄的數據，通過SPSS軟件線性回歸分析功能可以估算出北京市GDP與城鄉居民儲蓄余額間的關系方程為：
Y =935.94+0.775X
回歸估算的相關系數R為0.994，判定系數R2為0.987，說明解釋變量“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與被解釋變量“GDP”之間高度相關，同時回歸方程也表現出較高的擬合度。兩個回歸模型系數的顯著性檢驗t值均大于置信度為95%、自由度為14條件下的臨界值，說明回歸系數通過檢驗。F =1092.6195>Yα(1,14)=4.6，說明回歸關系顯著，也通過了檢驗。由回歸系數可以看出，近年來在北京市，城鄉居民儲蓄余額每增加1億元，則帶動GDP增長0.775億元。
北京市人口紅利儲蓄效應分析
（一）實證分析結論
改革開放以來，人口撫養比的下降造就了更具生產性的人口結構，即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和高儲蓄率，為經濟增長提供了額外的源泉，即所謂的“人口紅利”。“人口紅利”貢獻了約27％的人均GDP增長。但是，隨著人口老化和人口撫養比的觸底反彈，“人口紅利”可能到2013年時將消耗殆盡。
現在，如下幾個相關問題需要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在中國，保增長不一定能保就業。
增長和就業之間的關系，有一個“奧肯定律”，即經濟增長與失業率反向相關。然而，中國目前的增長與就業并不一定存在相關關系，原因有二。
第一，中國的經濟模式一向偏向于大企業，本輪調控后，這種傾向更明顯。大企業、大項目多在資本密集型行業，這些產業對增長貢獻大，對就業貢獻小。
我們曾通過分析17個行業投入產出表，對投資的增長乘數（投資增長對GDP增長的貢獻程度）與就業吸納系數進行排序，得出的結論是，投資增長乘數較高的行業，就業吸納系數較低。
從去年底開始實施的從緊貨幣政策，采取的手段包括加息和信貸窗口指導。對信貸的控制也包括數量和質量兩方面的把握。抓貸款質量，就是要保證安全性和收益性。在小企業正在經歷困難的時期，貸款給中小企業對銀行來說，風險就加大了，獲得貸款的就更是大企業、大項目。
第二，中國的失業率當中，主要構成是自然失業率，這不受經濟周期的影響。由于中國的自然失業率比例太高，因此，增長與就業的關聯度比較低。我估計，中國的真實失業率（調查失業率）大致為5％，其中，4個百分點是自然失業率，1個百分點是周期失業率。
周期失業是經濟增長放緩帶來的失業，反周期（促增長）的調控措施只能減少周期失業率。因此，中國要降低失業率，還需著眼于降低自然失業率。中國總的失業率逐年下降，而自然失業率相對穩定，加上大學生就業困難等因素，自然失業率有增長的趨勢。
自然失業率并不“自然”，就是說，政府對自然失業率并非無計可施。中國今年開始實施《就業促進法》，如果能消除一些就業歧視，推動就業服務，加強培訓和信息服務，可能降低自然失業率。如果由于出口增長下降，造成1個百分點的周期失業率，那么，通過降低1個百分點的自然失業率，也可以減小增長放緩對就業的壓力。
誰都不希望經濟增速下降太快，如果今年全年達到10％，應是不錯的結果。但也必須看到，相比去年放緩的1.9個百分點，勞動密集型產業將受到一定影響。
――“劉易斯拐點”初現，“人口紅利”將于2013年觸底。
“中國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剩余勞動力”的說法并不正確。近些年來，經濟增長和就業擴大非常快，人口增長率卻在下降，并且計劃生育已實施30年了。出生的減少一定會反映在勞動力上，增速大幅度下降是注定的。
這涉及“劉易斯拐點”何時到來的問題。勞動力從無限供給到短缺的轉變，被稱為“劉易斯拐點”。在此拐點到來前，勞動力無限供給，存在“人口紅利”。
當然，“人口紅利”概念本身也是存在一定模糊性質。估算“人口紅利”，一般使用人口撫養比作變量。人口撫養比是將人口分為三個部分：零歲至15歲，16歲到64歲和65歲以上；用15歲以下部分和65歲以上部分的人數，去比中間的勞動年齡人口，就是撫養比。比值越高，說明人口負擔越重。我們測算，人口撫養比自從上世紀60年代中期起，一直在下降，但到2013年會停止下降，隨后開始上升。實際上這個過程就是老齡化。
我們的結論是，人口撫養比下降1個百分點，對人均GDP增幅的貢獻為0.115個百分點。這樣算下來，改革開放期間，中國的人口撫養比對人均GDP的貢獻，大約占27％。如果這個因果關系繼續成立，那么，從2013年開始，人口撫養比每上升1個百分點，將導致人均GDP增幅下降0.115個百分點。
“劉易斯拐點”可能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而不是一個簡單的時點，可以把它看做一個區間。純粹二元經濟的特點是勞動力無限供給，無需用漲工資來刺激供給。可是，會有一天，雇主如果想雇人，需要給工人漲工資。當這成為社會普遍現象時，就標志著步入了“劉易斯拐點”。
實際上存在兩個“劉易斯拐點”，第一個到來時，需要漲工資才能雇到需要的勞動力；第二個到來時，城鄉實現了一體化，即城鄉邊際勞動生產率達到相等。前一個轉折點已經到來，后一個則是更長期的過程，持續二三十年都是有可能的。
――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推動經濟增長，時機已到。
新古典增長理論認為，由于資本報酬遞減，在特定的發展時期，必須把增長從依靠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轉變為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才有報酬遞增。克魯格曼在1994年說，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如新加坡的增長不是奇跡，因為沒有出現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因此，這些經濟體的高增長不能持續。
這種看法的不足在于沒有認識到“人口紅利”的貢獻。資本報酬遞減的原因在于，勞動力是短缺的，這也正是新古典理論的一個基本假設。但是，如果勞動力無限供給，資本報酬就不會遞減，資本與勞動報酬可以同比例增長。
只有發展中國家“人口紅利”會比較明顯。發展中國家人口轉變可以很快，因為有醫療衛生、計劃生育等各方面的進步。然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沒有實現快速增長，只有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等為數不多的經濟體做到了。它們當時的高速增長依賴的還是資本和勞動的投入，因為有“人口紅利”，沒有出現資本報酬遞減現象。
中國改革開放實現了多項體制上的解放，“人口紅利”就開始起作用了。這個過程解放了生產力，肯定有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但很多研究表明，全要素生產率其實是個“殘差”。我們按照世行的方法再進行細分，發現推動這個殘差的有兩個因素，一是技術效率，一是配置效率。我們最后的解釋為，配置效率即勞動力轉移，貢獻了GDP增長的21％，而技術效率提高的貢獻，只有3％。
對于全要素生產率，比較認同的觀點是改革開放的前期增長較快，上世紀90年代以后，增長明顯放緩了。
在“劉易斯拐點”到來之前，并不必需推動技術進步來推動GDP增長。這也是為什么提出轉變增長方式很久，但并未發生實質轉變，而一直維持著廉價的增長方式。“人口紅利”消失的政策啟示就是，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是時候了。因為勞動力不再無限供給的時候，資本報酬就開始遞減。這時，如果還不能轉到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發展就沒有可持續性了。
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就是把依賴資本和勞動的投入，轉到依賴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有研究認為，亞洲“四小龍”在發展后期，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了。而前蘇聯一直是勞動力短缺的，它應該走早期資本主義的路線，卻沒有走。
從上世紀80年代起，中國就提出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看來是從技術少到技術多，從資本密集度低到高。但這其實不是核心。蘇聯的重工業，資本、技術密集程度很高，但全要素生產率卻是負數。
一、關于后人口紅利與后發優勢的綜述
人口紅利概念由Bloom等人于1998年提出，聯合國人口基金在《世界人口現狀(1998)》中正式使用。Mason （2001）等在研究東亞奇跡時的計量分析中將“中間大、兩頭小”的人口結構視為人口機會窗口或人口紅利。Lee et al（2001），Mason （2004）提出了人口紅利的兩個階段，即第一人口紅利和第二人口紅利。Lee & Mason（2007）研究表明人口年齡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最重要的。A. Mason et al（2008）研究認為人口老齡化可能導致第二次人口紅利。David de la Croix et al（2009）通過對瑞典經濟增長路徑的研究也表明：人口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從長期預測來看具有利益的結合。M.T.Choudhry et al（2010）采用索洛—斯旺模型研究表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與勞動年齡人口正相關，與總人口負相關，并且中國與印度、巴基斯坦存在差異。 D.E. Bloom et al研究表明對經濟起飛的預測在于不斷上升的勞動力人口與人口比。國內學者蔡昉、王德文等認為中國人口紅利已逐漸消退，“劉易斯拐點”已到來，而學者陳友華、馬瀛通、王桂新、解保華等認為，中國的人口機會窗口從1990年開始到2030年結束，袁志剛也否認中國正面臨“劉易斯拐點”。關于勞動要素與后發優勢方面的研究：該理論最早由美國經濟史學家格申克龍( A.Gerschenkron) 在20 世紀50 年代提出，是指經濟上落后的國家由于有大量的先進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和制度可以借鑒和利用,因此存在一種比先進國家增長更快、最終可趕上先進國家的可能性。M. Abramovitz提出了經濟增長的追趕假說。Brezis et al（1993）提出了經濟增長的蛙跳理論。F.E. Caroleo et al（2010）指出，在世界貿易一體化過程中，經濟轉型國家可能脫穎而出。國內學者陳剛等、林毅夫的研究表明中國是一個后發國家，通過充分利用人力資本積累等后發優勢，逐步實現了社會與經濟體制升級。郭熙保概括出后發優勢有資本、技術、勞動、制度和結構五種類型。從國內外研究現狀來看，國內外學者對后人口紅利問題都只是定性描述，并沒有給出公理化的概念及體系，對中國人口紅利期的判定也不盡一致，并且對于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的研究較多，但對于后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后發優勢的關系研究卻較少。后人口紅利一般是指人口紅利的后半部分，即在“劉易斯拐點”出現之后，勞動力等資源的價格開始上漲、社會負擔逐漸加重、人口紅利開始慢慢消失的時期。本文旨在研究人口紅利出現拐點時期如何充分挖掘后人口紅利，發揮經濟增長后發優勢。
二、中國人口紅利現狀及問題：總量與結構的矛盾
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得益于人口紅利即大量的廉價勞動力這一重要因素。然而，近兩年勞動力市場供需卻發生了逆轉，主要表現在：
1.農民工總量增加，但新生代農民工數量遞減。據國家統計局2010年的調查報告，農民工數量進一步增加，總量約2.3億人。此外，中國人力資源市場信息監測中心對全國116個城市進行統計分析，發現2001年以來市場中崗位需求和求職人數總體上保持上升態勢，勞動力需求的增長速度高于求職人數的增長。特別是2004年以來，市場中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始終保持在0.9以上，盡管受到金融危機影響，2008~2009年間有所回落，但仍處于高位運行狀態，2010年回升至1.01，呈現明顯上升趨勢。雖然農民工總量在增加，但新生代農民工數量卻呈現出逐步減少的趨勢。根據中華全國總工會2011年2月20日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目前全國新生代農民工約1億人。另據統計，現在的農民工后備力量每年比此前高峰時減少了600多萬人，三年少了約2000萬人。
2.第三產業用工需求有所增長，新生代農民工所受教育普遍提高。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斷增加，因而用工需求也較大。根據中國人力資源市場信息監測中心的調查報告，從需求總量看，2010年監測城市第一、二、三產業需求人數所占比重依次為1.8%、38.7%和59.5%，以第三產業為主體的產業需求格局相對穩定。與上年相比，第二產業的需求比重下降了0.2個百分點，第三產業的需求比重上升了0.7個百分點）。另外，在國家九年制義務教育體系下，新生代農民工所接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
3.用工部門對青壯年勞動力需求較多。目前的“民工荒”主要集中在對青壯年勞動力的需求方面，特別是對高中畢業文化程度的勞動力需求更大。調查報告顯示：16~34歲之間的勞動者構成單位用人需求的主體，約占總體需求的66.3%。從供求狀況對比看，25~34歲、35~44歲年齡組的勞動力需求大于供給，其余各年齡組均為勞動力供大于求。16~24歲、25~34歲、35~44歲、45歲以上各年齡組的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分別為0.92、1.16、1.03和0.75 。
4.中西部地區務工農民工增加，東部地區務工農民工減少。據國家統計局《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中西部地區對農民工就業的吸納能力增強，在中西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增加。以成都和重慶為例，2010年兩地吸引外資分別達到64.1億美元和63億美元，這些投資項目對勞動力的需求是巨大的。而在長三角和珠三角等東部沿海地區務工的農民工減少，農民工開始從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轉移。2009年在長三角地區務工的農民工為2816萬人，比上年減少238萬人，減少7.8%；在珠三角地區務工的農民工為3282萬人，比上年減少954萬人，減少22.5%。在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務工的外出農民工分別占全國外出農民工的19.4%和22.6%，分別比上年下降2.4和7.6個百分點。監測調查報告顯示，流向西部地區的農民工的增量是最多的，其次是流向中部地區，唯獨流向東部地區的農民工增量呈現遞減趨勢。
5.中西部加入勞動力爭奪戰，用工荒愈演愈烈。中國的“用工荒”自2003年小范圍出現以后，每年在局部地區都會有所體現。進入2011年，“用工荒”表現得尤為突出，勞動力市場從買方市場變為賣方市場。東部沿海不少外貿企業自2009年下半年出口訂單逐步恢復以來，一些企業的用工缺口卻仍然得不到補充，至2010年，新的崗位缺口使得用工缺口更大。然而就在東部地區遭遇“用工荒”的同時，農村外出人口在中西部地區就業的比重卻在穩步上升。2011年春節過后，原來只是在沿海地區對勞動力的爭奪比較厲害，現在是在東中西部三個地區都拉開了爭奪戰。原來只是大城市民工比較短缺，現在不僅是大城市，連中小城市也面臨一種招工難的窘境。隨著中國經濟地圖的悄然變化，中西部開始與東部展開爭搶農民工的激烈競爭。
6.人口紅利正在經歷高峰期，人口老齡化加速。據統計，目前中國老齡人口已超過1.67億，占人口總量的12.5%，預計到2020年將達到2.43億。根據聯合國最新的人口數據預測，2011年以后的30年里，60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將年均增長16.55%，2040年60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將達28%左右，到2050年，60歲及以上老人占比將超過30%，社會進入深度老齡化階段。我國的人口紅利期即將結束，到2039年，我國將出現不足兩個納稅人供養一個養老金領取者的局面，這被稱為“老齡社會危機時點”。
三、 中國人口紅利問題原因分析：人口結構與制度因素
目前，中國的“用工荒”愈演愈烈，人口紅利正在逐步減少。究其原因，可大致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1.人口結構的變化引起勞動力供給變化是造成“民工荒”的根本原因。主要表現在：（1）人口自然增長率下降。我國推行計劃生育政策已有30多年，人口自然增長率從20世紀60 年代中期開始持續下降。人口結構的變化從城市和農村小學招生人數的下降可以得到體現。（2）新增勞動力人口數量減少。從2000年到2010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只增加了1%略強，越往近看，勞動人口增長速度就會越慢，有學者預測，到2015年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就會不再增長。此后勞動年齡人口呈現負增長，比總人口負增長提前10余年。（3）年齡偏大的農民工過早地退出勞動力市場。從勞動年齡來看，農民工的年齡結構一般在18歲到35歲之間，其比重占了70%到80%的比重。老一代農民工，由于文化程度較低和年齡偏大，他們在城市的勞動力競爭中比較艱難，很多人不得不回家去，這就減少了勞動力的供給。（4）農村適齡勞動力人口不少，但真正能直接轉移的卻不是很多。農村剩余勞動力不僅要考慮數量，而且還需考慮質量問題。尚未轉移的剩余的勞動力主要是年齡偏大、女性、文化層次較低的農村人口，造成留守勞動者結構劣化，這部分勞動力轉移較難。因此，從勞動力供給的源頭上，已經不像從前能夠“無限供給”了，傳統意義上的人口紅利正逐漸消失。從造成用工荒的原因來看，這代表著一個經濟發展的重要轉折點，即“劉易斯拐點”來臨。
2.中西部地區投資環境改善而東部地區產業未能迅速及時升級換代是造成“民工荒”的主要原因。 國務院2010年了《關于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的指導意見》，要求中西部地區發揮資源豐富、要素成本低，積極承接國內外產業轉移，推動東部沿海地區經濟轉型升級。中西部地區受基礎設施建設等投資拉動政策措施的影響，投資條件逐漸改善，不少勞動密集型企業逐步向中西部轉移，使中西部地區用工需求明顯增長。因此，在2010年，以電子信息產業為代表的產業西進開始加速，中西部地區承接過來的產業跟東部的產業鏈實際上在同一個層次上。
中西部在進行產業承接的同時，東部地區卻未能迅速及時進行產業升級換代。東部地區自身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在其第二產業里面，尤其制造業里面，這一塊低端產業仍然占據非常大的比重，跟中西部地區轉移過來的產業相差無幾。當東中西部同時爭奪同一批、同一類低端教育人口的時候，中西部農民工去東部的人數自然會下降，導致競爭更加激烈。
3.中西部與東部地區收入差距的逐步縮小是造成東部地區“民工荒”的直接原因。目前的情況是，由于幾十年形成的極端的企業強勢，雖然中國各種經濟指標都在增長，但東部沿海出口型企業農民工待遇的工資基本增幅較小。從工資收入絕對數來看，五、六年之前東部地區工資水平比西部地區平均高15%，可目前東部地區比西部地區僅高5%。從不同地區務工收入的增幅來看，西部地區的增長要快于東部和中部地區。由于東部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仍未完成，東部地區過分依賴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格局未得到徹底改觀，農民工收入難以與中西部地區拉開較大差距，微小的優勢難以沖抵背井離鄉農民工的成本支出。因此，仍然采取過去的模式招工，自然會出現“民工荒”。這就要求提高農民工的工資，而提高農民工工資意味著有些低端產業將難以為繼，從而可以倒逼中國經濟實現轉型。
4.新生代農民工需求層次的變化是“民工荒”的內在原因。一方面，新生代農民工觀念發生較大變化，“休閑逸樂”正逐漸成為他們工作的一個機會成本；另一面，新生代農民工正面臨“整體收入偏低、工作穩定性差、社會保障水平偏低、企業人文關懷不到位”等問題，這阻礙著他們外出發展的步伐。③隨著“新生代”農民工素質的提高、社會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農民工把進廠打工當作積累經驗的階段性職業，而自主創業才是人生的終極目的。有一部分勞動者在工作一段時間后，學到了較為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便開始自我創業。這樣形成總供給減少，需求相對增加的趨勢。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論，人們有自我實現的需求。已經告別物質貧困的新生代農民工，其需求已經遠遠超出工資層次，而進入精神層面，譬如認同感、成就感等等。
5.缺乏安居樂業和以人為本的環境是“民工荒”的外在原因。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迫切希望融入城市，但是，住房卻是困擾他們的最大障礙。在住房價格高昂的今天，他們想在城市立足，即便是有了一份工作，也只能是望房興嘆。中國人的習慣思維模式是安居才能樂業，因此，作為農民工融入城市的首要條件是由政府提供足夠的保障性住房，以解決農民工的后顧之憂。此外，農民工的各項權益難以得到保障，企業和社會又缺少以人為本的人文關懷，勞動力市場的軟環境如戶籍制度、教育體制等問題都是造成“民工荒”的間接因素，部分求職人員的觀望態度也加劇了“用工荒”局面。目前中國人口紅利正在高位徘徊，有逐步減少的趨勢，但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人口紅利情況各不相同，其后發優勢在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也表現各異。
四、中西部與東部地區后發優勢比較：粗放與集約并舉，優勢各異
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之所以存在勞動力市場的爭奪戰，主要是其產業都處于相同層次的水平，只有認識到了各自的特點，發揮其各自的優勢，才能避免低水平的競爭。
1.中西部地區勞動要素的后發優勢。中西部地區后發優勢既可以相對于發達國家來說，也可以相對于東部沿海地區而言。中西部地區人口紅利可以靠農村不斷轉移的勞動力來維持。由于中西部地區承接了東部沿海地區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所需勞動力數量較多，而所要求的勞動力層次相對較低，這就極大地刺激了當地對農民工的需求，這對本身勞動力較多的人口大省來說是個極好的機遇。當地的農村還可釋放更多的勞動力，主要表現在：（1）農業技術的革新和農業投入要素的變化等可釋放出大量的勞動力；（2）農村親友間的互助合作可釋放部分勞動力；（3）農閑時可產生季節性的剩余勞動力。農村的這部分勞動力由于地緣關系，離家較近，可農忙時干農活，閑時則到工廠打工，無須像以往那樣長途跋涉到東部地區就業。因此，還可釋放更多的勞動力。
中西部地區的后發優勢還表現在技術、資本、制度方面，可以借鑒東部地區發展的經驗，吸取教訓，得到超越式發展。
2.東部地區實現人口紅利的后發優勢。東部地區的后發優勢是對發達國家而言的。其后發優勢在于，東部沿海地區是先發地區，具有勞動、技術、資本、制度和結構等方面的優勢，整個產業具備有較強的競爭優勢。具體有以下四方面：（1）勞動力方面的后發優勢。目前中國農村仍然存在著大量潛在的剩余勞動力，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勞動力資源仍然是我國的比較優勢。隨著發達國家優秀企業的進入，他們不僅帶來先進技術、管理知識和理念，而且通過各種培訓，還會帶來東部地區勞動力綜合素質的提高，從而為該地區創造了人力資本。這有利于產業結構從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主的方向轉變。（2）技術方面的后發優勢。東部地區可以通過技術模仿或技術引進，以較低的成本和較高的成功率實現技術變遷，這有利于該地區推動產業結構逐漸向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主的方向轉變，而產業結構升級又促進了經濟增長。（3）資本的后發優勢。目前，東部地區資本已積累到了一定程度，必然會促使該地區產業結構從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逐漸向資本密集型產業為主的方向升級，進而促進經濟增長。（4）制度和結構方面的后發優勢。東部地區在產業結構升級的過程當中，通過學習先進國家，可以減少在制度安排和創新過程當中所需要的時間和社會成本，從而有利于產業結構更好更快地升級，進而間接地促進該地區經濟增長。
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各有優勢，只有挖掘內含性的人口紅利，取長補短，才會達到經濟增長共贏的局面。
五、后人口紅利未來策略：地區性差異化政策，互補共贏
通過分析和比較，東西部地區應采用差異化的人口紅利政策，實現互補共贏。具體是：
1.東部地區應走內含式的提高人口紅利的道路，通過向高端產業發展來獲取第二次人口紅利。這就要求東部地區要有自己的品牌、自己的創新經濟，重視傳統制造業，實現產業結構有步驟的升級；改變原有的低成本、高投入、低附加值的粗放型發展戰略，轉向集約型的發展戰略。東部地區還要發揮經濟增長的后發優勢，開發東部地區的區位間優勢資源，讓越來越多的企業與科研機構進行變革，向高中端的制造業和物聯網等領域邁進。如果東部地區致力于更生與創新，出現了中國本土甚至全球認可的高端品牌，那么，這一地區“民工荒”的問題將得到極大地緩解，后發優勢也將得以實現。
2.中西部地區應通過承接東部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繼續實行勞動力轉移，獲得第一次人口紅利。目前，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發展極不平衡，人口紅利的實現在中國東部和中西部表現出時差，因此，應實行地區差別化的政策，形成東西部產業級差梯度，即東部以資本技術密集型加工業為主，中西部地區可以承接東部地區的產業，以勞動密集型加工業為主。其實，中西部地區無論在勞動力資源，還是在土地等市場資源方面，都比東部地區具有更多的優勢。
3.推進農業現代化，釋放更多的勞動力。解決企業“用工荒”的問題，需要國家的惠農政策從側重于惠農向側重于強農轉變。通過推進農業現代化，創造有利條件培育和壯大新型現代農民群體，讓土地向種糧大戶集中；通過深化土地流轉制度，實施規模經營，提高務農人員的勞動生產率和比較效益，把更多的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事實上，在全球化背景下，人口的轉移和在城市中的集聚是農業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近年來，人口紅利一直成為社會各界議論的熱門話題，更成為理論界研究的焦點。用工荒的現象不僅在華南、東南等許多傳統的用工大省已經出現，而且在四川、湖北等勞務輸出的大省也出現了對勞動力的爭奪。從前兩年用工荒的出現，到現在愈演愈烈的勞動力市場爭奪戰，不難看出，“劉易斯第一拐點”已經顯現，中國的人口紅利正在經歷高峰期。那么，在這種大背景下，如何進一步挖掘人口紅利，延緩中國的人口紅利期，就成為本文的研究重點。
一、關于人口紅利與農村勞動力轉移研究綜述
（一）關于人口紅利問題的研究
人口紅利概念由bloom等人于1998年提出，并認為人口紅利對東亞地區的經濟成就貢獻為1/4～1/3。在《世界人口現狀（1998）》中，聯合國人口基金會正式使用了人口紅利這一概念[1]。mason（2001）等人認為“中間大，兩頭小”的人口結構就是人口機會窗口或人口紅利[2]。mason（2001）還指出人口紅利期的效應短暫，持續時間為50年。lee et al.（2001），mason（2004）等人還提出了第一人口紅利和第二人口紅利的兩個階段[3]。sang-hyop lee and andrew mason（2007）的研究認為，在經濟增長中，影響最重要的是人口年齡結構[4]。andrew mason et al.（2008）的研究指出，人口的老齡化還可能產生第二次人口紅利[5]。misbah t. choudhry et al.（2010）的研究還認為，一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與總人口呈負相關的態勢，卻與勞動年齡人口具有正相關性，但在中國與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還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性[6]。國內研究人口紅利的學者也較多。蔡昉（2010，2012）[7]、王德文（2007）[8]等學者的研究表明我國人口紅利已處于逐漸消退的階段，認為“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而馬瀛通（2007）[9]、解保華（2010）[10]等學者通過研究則認為，我國的人口紅利機會窗口是1990到2030年，因此，人口紅利目前依然存在；學者袁志剛（2010）[11]在其研究中也不認同中國正面臨“劉易斯拐點”的這一說法。車士義（2011）還計算出在結構轉變和制度變遷的背景下，我國人口紅利及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12]。
（二）關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以及對人口紅利影響的研究
美國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13]（1954）提出在具有二元經濟結構特征的社會里，勞動力供給具有完全彈性。但在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工業轉移過程中，農業勞動邊際生產率就會提高，二元結構經濟將轉換為同質的一元現代經濟。拉尼斯和費景漢[14]（1961）針對劉易斯模型進行修正和擴展，提出拉尼斯—費景漢人口流動模型，認為農村勞動邊際生產率對勞動力的轉移有很大影響。托達羅[15]的鄉村—城市勞動力轉移模型指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不僅取決于城鄉預期收入差異，還取決于城市就業率和失業率。
關于農村剩余勞動力對人口紅利影響的問題，國內學者王德文等（2008）[16]的研究表明，簡單培訓、短期培訓和正規培訓對農民工再流動都有顯著作用，都可以增加人口紅利。張廣婷等（2010）[17]認為，剩余勞動力轉移對中部地區勞動生產率和gdp提高的影響要明顯高于東部地區，而西部地區在剩余勞動力轉移過程中受益最小。王小龍（2010）[18]通過實證分析發現，現階段農村公共教育重“基礎教育”輕“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的財政支出結構是抑制農戶教育投資的根本誘因之一。李子聯（2011）[19]認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對經濟增長既產生了“激勵效應”，又帶來了“抑制效應”，其中以“激勵效應”占主導地位，進而提出應加快推進城鄉一體化，提高農村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以解決城鄉教育的“二元化”。趙玉奇等（2012）[20]將人口紅利的作用機制拆分為三個效應，并通過實證分析，得出勞動力數量結構與人均產出間存在明顯的正u型關系，認為可以通過對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來持續開發人口紅利。
從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國內外學者對人口紅利問題進行定性分析的較多，對中國人口紅利期的判定也各不相同。關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對于推動經濟增長，學者們都認為具有溢出效應。但在我國正加速步入人口老齡化時期，如何通過加強教育特別是對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中職業教育的問題，其研究則有待深入。這正是本文要研究的問題。
二、人口紅利與剩余勞動力職業教育的關系：剩余勞動力的職業教育是獲得二次人口紅利的有效方式
一般認為，人口紅利的第一階段較注重于勞動人口的數量，相關的產業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業。而到第二階段，隨著勞動人口增長速度的減緩，主要靠提高勞動人口的質量、產業的升級換代來延續人口紅利，也稱之為二次人口紅利。
（一）二次人口紅利中教育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綜合模型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舒爾茨是人力資本理論的創立者、人力資本之父。他認為，人力資本指的是人所具有的勞動能力，表現為知識、技能、體力（健康狀況）價值的總和。人力資本是由投資形成的，包括營養及醫療保健費用、學校教育費用、在職人員培訓費用、擇業過程中所發生的人事成本和遷徙費用五個方面。在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分析中，研究者所建立的大量模型僅僅用于度量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其目的在于說明教育對增進人的勞動能力，從而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人力資本研究的目的主要在于如何促進勞動者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在勞動者生產率改進的諸多因素中，除教育外，干中學過程中所積累的勞動經驗也是一個關鍵的因素。
（二）一定數量和質量的勞動力資源是人口年齡結構轉變轉化為人口紅利的條件
人口年齡結構轉變帶來勞動力的增加，進而促進經濟增長，最終實現人口紅利。主要原因是：人口年齡結構轉變不僅增加了勞動供給，而且減輕了勞動負擔，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同時，勞動負擔比下降會帶來儲蓄的增加和人口投資的增加從而導致資本存量的增加，進而拉動經濟增長（見圖1）。
然而年齡結構轉變只是實現經濟增長和兌現人口紅利的必要條件，人口年齡結構轉變轉化為人口紅利需要一系列條件。首先是勞動力資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其次是勞動力質量的進一步提高。這都涉及到有效的制度安排，農村勞動力職業教育正是實現這一條件的有效途徑。通過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職業教育，并成功轉移到非農部門或者發達地區就業，將引起有效勞動力供給的增加和生產效率的提高，導致產出的增加和經濟的增長。此外，勞動力負擔比降低帶動農村居民儲蓄水平的提高，再進一步帶動資本積累增加，反過來促進經濟的增長。姚先國等人（2007）[21]的研究還表明每1%的農業勞動力轉移到非農業將使gdp增加0.5%～0.85%，每1%的農村人口轉移到城鎮將使全國居民消費額提高0.19%～0.34%。因此，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是增加人口紅利的有效途徑。
（三）教育水平的整體改善是勞動生產率提高的主要源泉
人口紅利是由人口轉變特定階段的年齡結構優勢產生的。但隨著人口轉變階段的變化，勞動年齡人口占優勢的人口結構，將轉變為年老型的人口結構。[22]在改革開放早期，由于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的地理優勢，這一地區集中了很多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這些產業大多是由非農產業勞動者創造，技術要求較低。然而，隨著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速度趨緩、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收就業擴大，再加上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對勞動力素質有了比較高的要求。因此，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征和中國的比較優勢正在消失。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資料顯示，我國人口的轉變開始進入低生育階段，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出現遞減趨勢。事實上，最近幾年，在勞動力市場上，盡管農民工工資逐年提高，但農村勞動力外出打工人數的增量在減緩。
由于我國東西部地區發展極不平衡，東部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可轉移到中西部地區，繼續發揮其比較優勢。中西部地區仍然有較大的潛力，具有經濟增長的后發優勢。而東部地區則需通過產業升級和加強勞動力培訓，挖掘出內涵的人口紅利，從而維持經濟增長。也就是說，通過勞動力的職業技術教育，提高勞動者的生產技能，可以增加一部分人口紅利。有計量分析表明，在制造行業，勞動生產率與員工受教育年限成正比。具體是，員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勞動生產率就會上升17%。并且假定由高中學歷員工替代初中學歷員工，那么勞動生產率將提高24%；如果由大專學歷的員工來替代，那么，勞動生產率甚至可提高66%。這就說明，教育水平的整體改善是勞動生產率提高的主要源泉。
三、農村剩余勞動力及職業技術教育的問題：總量與結構、基礎教育與職業教育之間的不平衡
目前，關于勞動力的職業技術教育方面，還存在著總量與結構、地區與地區、基礎教育與職業教育之間極不平衡的矛盾。具體有：
（一）總量與結構之間的矛盾導致“用工荒”與“就業難”并存
目前，總的勞動力人口還是基本充足的，但存在結構性矛盾。根據全國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結果顯示，我國城市化水平達到49.68%，與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城鎮人口增加207 137 093人，城鎮人口比重上升13.46個百分點。居住在鄉村的人口為674 149 546人，占50.32%。顯示我國城市化水平處于上升狀態。張安良、金彥平（2010）[23]指出，農村剩余勞動力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35.7%，且農村剩余勞動力自2001年開始每年增加100萬人。然而實際農業生產不需要這么多的勞動力，以張安良和金彥平的實驗結果估算，我國農村仍有將近2億的剩余勞動力。
然而，盡管我國勞動人口總量不少，但由于結構性的矛盾，加上地區之間的不平衡，企業招工難與農村勞動者就業難兩大問題相互交織。主要表現在，一方面，很多企業出現招工難的問題，特別是一線制造業、家政業、餐飲業等行業招工難的問題依然嚴峻。同時，中西部地區也加入了勞動力市場的爭奪戰，使得用工荒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勞動力就業壓力也很大，相當部分剩余勞動力就業困難。以河南省為例，河南是人口大省，也是農民工大省。據調查，河南農村的富余勞動力為3 200萬，截至2010年底累計轉移2 360萬，還有800萬左右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就業。
（二）基礎教育水平整體提高，但職業技術教育嚴重不足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關于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資料，通過與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進行對比，發現文盲率比第五次人口普查的6.72%下降了2.64個百分點，具有小學文化程度的人數也由35 701人下降為26 779人，而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數則由33 961人上升到38 788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1 146人上升為14 032人；上升幅度最快的是具有大學文化的人數，每十萬人中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數由3 611人上升為8 930人。這說明我國九年制義務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發展取得了顯著成效。此外，根據全國總工會的資料，我國新生代農民工在國家九年制義務教育體系下所接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①（見表1）。
然而，除了基礎教育以外，在勞動力技能培訓方面，未接受過任何培訓的人數比重高，接受培訓的次數偏少。據全國總工會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課題組的調查顯示，自外出務工以來，沒有參加過任何培訓的新生代農民工為61.1%，高于傳統農民工（59.1%）2個百分點。受培訓次數在2～5次之間的占受訓人數的比重僅為44.6%，比傳統農民工（77.8%）低33.2個百分點；外出勞動力接受培訓次數在6次以上的新生代農民工占受訓人數的比重為11.5%，比傳統農民工（14.2%）低2.7個百分點。這就說明，我國農民工在接受職業技術培訓方面還需大大加強。
（三）“技工荒”倒逼職業教育
由于我國產業發展極不平衡，東部沿海地區經過多年的快速發展，消耗了大量的資源、土地、環境等要素，為了能夠可持續性發展，必然要向高新技術產業、高端制造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轉變。事實上，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逐步向中西部地區轉移，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已開始進行產業升級，實施“騰籠換鳥”策略。這些地區產業發展需要的是素質更高、經過專門培訓的勞動力。然而，目前有一定技術、特殊技能，能適應產業升級要求的高素質農民工卻相當缺乏。由于產業升級和人才培訓都需要有一個過程，可能需要3～5年甚至更長時間，在多種因素的影響下，這種用工短缺現象也不會馬上緩解或消失，即使漲工資也不可能立竿見影。
“民工荒”的出現說明中國已經到了非重視職業教育不可的地步。目前的情況是，社會“重仕輕工”現象普遍，多年來學生都是把大學深造作為學習的第一目標，以至考大學成為“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人們把國家公務員作為職業首選，以至于公務員考試招錄比例屢創新高。而職業技術教育卻乏人問津，造成招生困難，舉步維艱。目前職業技術教育因得到的公共經費很少，發展緩慢。從每年的中考報名咨詢會上可以看到這樣的景象，在普通高中教育的攤位，特別是名校的檔口，往往是人頭涌涌，水泄不通，而中職教育的檔口往往是門可羅雀，報名和咨詢人數寥寥無幾。其實中職教育的學校也有不少，但主要是由于人們的思想觀念的原因，總認為這些學校畢業的學生低人一等。導致分數高的學生都去報考普通高中，而分數低的學生，即使內心極不愿意，也只能被迫報考中職學校。這就是社會觀念輕視職業教育而造成的。
四、職業技術教育中存在問題的原因分析：制度不健全、體系不完善
造成目前用工荒的原因主要是技工荒，而技工荒的原因是由于職業技術教育的滯后性，那么，職業技術教育落后又是由哪些因素引起呢？以下從宏觀和微觀兩方面進行分析。
（一）宏觀因素：制度不健全、投入不足
1. 制度不夠健全。政府沒有出臺相關政策是影響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效果的最大因素。政府缺乏統籌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政策規定，每年國家政府工作報告都指出要加強職業技能培訓，但沒有出臺具體相應的法律法規，更沒有專門針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的政策出臺。地方政府沒有認識到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在實現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地方政府在對農村勞動力的教育培訓方面說的多，行動的少，實際投入本文由收集整理更少，甚至有的政府部門謀求部門利益，把對農村勞動力技能培訓看作是搖錢樹，導致培訓機構、培訓設施重復建設和培訓隊伍低水平運作。
2. 投入經費不足。目前培訓經費來源主要有三個途徑：政府、企業和農民。農民普遍存在不愿意或者愿意但支付不起培訓費用的現象。企業由于對培訓不重視和短期行為，不愿意為農民工提供培訓經費。國家“陽光工程”補助培訓經費和省級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補助培訓經費雖然總體數額不小，但分攤到單位勞動力的培訓經費偏少，不能滿足培訓所需。地方政府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經費投入偏少，在貧困地區經常出現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經費不能足額下發等情況，甚至出現資金撥付部門克扣培訓經費現象，這無形中減少了人均培訓經費。
此外，戶籍制度也是影響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培訓的因素之一。勞動者自由流動和自由遷移是市場經濟存在和發展的重要條件之一。盡管改革開放使對勞動者流動的限制逐步放寬，但由戶籍制度派生出來的其他一系列制度與福利，如教育制度、社會保險制度、社會福利政策等形成了強大的阻力，阻止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和農村之間自由流動，從而影響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培訓。
（二）微觀因素：企業個人不重視、職業教育體系不完善
1. 企業和個人不重視職業技術教育。由于農民工的流動性相對較強，部分企業片面追求短期利潤，管理觀念落后，缺乏對農民工培訓的積極性，致使企業教育缺位。即使輸入地企業開展了少數農民工培訓，也往往是即時性、快餐式的，培訓質量得不到保證。另外由于農民工素質普遍偏低，雇用農民工的企業大部分是勞動密集型企業，由于我國經濟仍然處于較低水平的發展階段，較低的利潤率使企業難有足夠的資金與時間對其員工進行培訓。農村勞動者個人也不重視培訓教育，沒有充分認識到勞動的培訓教育能產生經濟效益。在老一代農村外出打工的農民工中，初中及初中學歷以下的比重超過50%，即使在新一代農民工中也超過30%。農民工個人文化水平偏低，自我認識不足使農民工本身沒有養成接受培訓教育的自我意識。這也制約著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的開展。
2. 職業技術教育體系不完善。主要表現為培訓內容不完善、培訓層次較低，勞動力培訓與市場需求不對接。目前的農民工培訓多為一次性培訓，培訓內容針對性不強。根據2001-2010年情況，從行業角度看，生產運輸設備操作工、商業和服務業人員、專業技術人員的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呈現上升態勢，2009年有所回落，2010年趨于回升，說明該行業人才需求旺盛。同時存在人才過剩和人才需求缺口的現狀說明了我國勞動力培訓存在與市場需求不對稱的情況（見表2）。
然而，目前很多地方為了完成培訓任務，匆匆開展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沒有充分前期調研準備，沒有從當前就業形勢與勞動需求出發開設針對性較強的專業。培訓機構主要從自身資源出發，能開設哪些專業就開哪些專業，沒有考慮到市場需求。培訓以短期培訓為主，很少培訓機構會對同一農民工開展持續的培訓，由于培訓期限偏短，學員只學到相關專業的一些表面知識，缺乏深入學習了解，造成許多學員即使參加了培訓，也不具有過硬的技能，無法順利就業。此外，課程設置不合理，對于進城務工必備的法律保護知識、組織意識、專業生產等方面知識涉及的少，難以適應市場對勞動力素質的全面要求，造成培訓與轉移就業銜接不夠，出現供給缺口現象。
五、農村剩余勞動力職業技術教育培訓的途徑：制度和模式的創新
盡管中國的勞動人口增長速度減緩，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源泉的枯竭。相反，通過創新制度安排，通過提高基礎教育水平，加強勞動力職業技術培訓，把中國的勞動力數量優勢轉變成人力資源優勢等，那么，中國有望獲得新的人口紅利。
（一）宏觀層面：完善制度，加大投入
政府應充分認識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培訓對增加人口紅利的重要意義，有關部門需完善職業技術教育的制度，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創造一個寬松環境。具體是：
1. 建立農村勞動力職業技術培訓的長效機制。政府要制定長期穩定的農民工職業培訓與就業政策，對于農村剩余勞動力，應建立起如同九年制的基礎義務教育制度一樣，實行免費或低費的職業培訓。如建立專門的農民教育和管理培訓機構，整合農村教育資源，加強農民教育培訓基地建設，逐步建立以村為基礎、以鄉鎮為主陣地、以縣為補充的培訓體系。此外，相關部門還應建立健全勞務供求信息網絡，開展勞動力供需信息的交流，只有這樣，才會取得較好的效果。
2. 加大職業教育經費的投入。在職業教育培訓的體系中，由于職業技術教育培訓具有明顯的正外部效應，尤其是針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培訓更具有外部性，雖然用人單位是培訓的受益者，但由于農民工流動性大，企業一般只能短期受益，其收益可能抵償不了其培訓的投入。因此，職業技術教育的大部分投入應由政府來承擔。政府要加大財政投入力度，把農民教育培訓納入公共服務的范疇，作為公共財政的必要支出。同時，通過市場化運作，多渠道籌措培訓經費。
（二）微觀層面：多種模式，按需施教
在對農村勞動力資源進行調查的基礎上，做好勞動力市場需求預測，按照行業、區域以及培訓對象的特點，采取不同的培訓內容和形式，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提高就業能力和就業率為目標，增強培訓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具體措施有：
1. 采取社會各種力量多方參與的模式。在由政府主導的勞動力培訓的模式下，還要充分發揮民間力量的作用，組織和動員社會資源共同參與，實行多種辦學方式進行勞動力培訓。同時，培訓的方式可采取招投標制和項目管理制等方式，可根據勞務需求方的要求開展定向培訓，不斷提高培訓效率，教育培養好一批就業技能強、從業素質好的農村勞動力大軍。
2. 實行對癥下藥、因材施教的策略。針對農村大齡勞動力的培訓，應大力發展農村基礎教育和掃盲教育工作，加強農民勞動技能培訓，使他們能夠具備基本文化素質、基本生活能力、基本社會的認識或者能夠掌握1～2門種植、養殖新技術。鑒于這部分勞動力年齡偏大、文化層次較低、接受能力較差的特點，可采用分散學與集中學相結合的培訓方式，教材方面盡量使用較簡單的鄉土教材，如可多編寫一些卡通式、操作說明式、流程圖示等教材，以便他們一看就懂、一學就會、一干就靈。對于年輕的農村勞動力，職業學校可舉辦中等學歷教育，向城鎮和第二、三產業輸送高素質的新增勞動力。由于他們一般都具有九年制的義務教育水平，文化層次不算低，可在此基礎上對他們進行更高級各種知識的培訓，重點培訓學員對實踐技能的掌握，多實踐操作，少理論學習。
3. 建立完善的勞動力職業技術教育激勵機制。建立農村剩余勞動力培訓獎勵基金，對參加職業培訓的勞動力實行困難補貼；對學習技能進步快、表現優秀的農民工實施獎勵；對于用人企業和培訓單位在開展農民工就業培訓的過程中表現突出的也實行獎勵政策，以提高其進行培訓工作的積極性。
4. 實行“先培訓后就業”或“訂單”式培養體制。可在農村普通中學和職業中學中開設就業轉移技能培訓課程，并與技術等級證書評定結合起來，以此建立完善的勞動力培訓體系。職業學校還可根據勞動力市場需求，接受用人單位的“訂單”，按照用人企業的要求培養合格的勞動力。同時，職業技術學校還應優化培訓專業，合理確定培訓規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