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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美養老金及社會保障的計算不同。在美聯儲的美國消費者金融調查數據中，雖然個人退休賬戶及雇主提供的以個人賬戶為基礎的供款確定型養老計劃已被計入凈資產，但收益確定型計劃的養老金和社會保障的年金并沒有直接計入家庭凈資產。
美國城市研究所的研究顯示，2001年和2004年55歲-64歲家庭中，如果計入社會保障和所有的退休計劃和退休賬戶，社會保障資產占總資產的36％，退休金占26％，而自有房產凈資產僅占22％。
而在中國的家庭金融數據中，工作單位預期發放的養老金未被計入總資產，但所占比重應該遠遠低于美國養老金在總資產中所占比重，大多數家庭還是部分依靠家庭儲蓄或房產。由于中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尚未完全覆蓋且給付水平偏低，養老金所占比重就更低。
其次，比較各國居民資產，總資產固然是一個重要指標，平均值、中值更能體現人均財富實力。在更體現家庭資產實際水平的中位數上，美國高過中國10倍。另一方面，無論中國還是美國，財富的不平等遠遠大于收入的不平等。因此，各居民群體間的財富差異尤其值得關注。
美國消費者金融調查報告詳細列舉了社會各階層的資產現狀。比如城鄉、地區間，不同教育程度、收入等級和財富等級的資產差異。比如2010年戶主無高中學歷的家庭凈資產平均值為110700美元，中位數為16100美元。中國的某些弱勢群體比如低收入、低教育家庭的凈資產有可能遠低于美國水平。
最后，盡管“中國人比美國人更富”這一調查結果引來很多質疑聲，但中國居民在資產儲蓄方面確實也有優于美國居民的地方。美國家庭的儲蓄率普遍偏低。在經濟危機前，近三分之一家庭的流動性資產不足以維持在連續失業三個月情況下的貧困線生活水平。所以在經濟危機發生后，大面積的長期失業加上儲蓄不足引發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
對家庭金融資產的調查有助于未來的經濟決策。由于資產的統計比人口、收入或就業的統計在調查方法方式上更復雜，此類調查比較困難。
關鍵詞 環境變化;環境意識;環保行為;中國公眾
中圖分類號 X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0)10-0055-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10.010
近年來,我國環境問題日益嚴峻,已經成為制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2009年3月3日,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的《2009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提出,中國可持續發展的總體能力呈增大趨勢,但是環境支持系統在可持續發展各個支持系統中的能力相對較低[1],美國耶魯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共同的《2006年環境績效排名》報告指出,2006年中國的環境績效指數排名在133個國家中居第94位,環境問題可能是中國崛起中最大的變數[2]。聯合國《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指出:環境問題最好是在全體有關市民的參與下,促進和鼓勵公眾意識和參與[3],顯示了提高公眾環境意識水平在環境保護中的重要性。對公眾環境意識的研究能較好的反映公眾環境意識的水平。以1998年我國首次全國規模的環境意識調查報告《全國公眾環境意識調查報告》[4]、2001年“聯合利華杯公眾環境意識調查”[5]、2005年首個環保指數《中國公眾環保民生指數2005年度報告》[6]、中國環境意識項目主辦的《2007 年全國公眾環境意識調查報告》[7]為代表的全國性環境調查,反映了過去10年來對我國公眾環境意識的調查研究進入了迅速發展階段[8-9],調查的社會參與程度在不斷提高,但是這些調查之間呈現出持續性與互補性不足的特征,并且缺少對環境變化現象與深層背景之間內在聯系的研究,缺少對時間序列的動態分析以及趨勢預測。為此,本文在已有調查報告中公布的數據基礎上,進一步挖掘我國公眾環境意識的變化趨勢,以提高已有資源的利用價值,為政府制定相關環境管理政策提供依據。
1 資料來源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
本文以1998年《全國公眾環境意識調查報告》、2001年“聯合利華杯公眾環境意識調查”、《中國公眾環保民生指數(2005-2007)》、《2007年全國公眾環境意識調查報告》為基礎進行分析,其樣本情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各個年份公眾環境意識的總體水平(見表1)。
1.2 方法
以1998年《全國公眾環境意識調查報告》、《2007年全國公眾環境意識調查報告》為基礎, 選取報告內容中較為關注的3個方面,分析過去10年我國公眾環境意識的總體變化;以上述各個年份調查報告的數據為基礎,通過建立公眾環境意識評價指標體系,分析過去10年我國公眾環境意識的變化特征及原因,并對未來環境意識的變化進行趨勢分析。
2 公眾環境意識變化分析
2.1 公眾的環保意識
對于公眾的環保意識,選取環保知識和環保態度兩個方面進行衡量。對于環保知識,以1998年調查中13個環保知識題目的人均得分和2007年調查中對7個環境科學知識基本概念的認知度進行衡量。
1998年調查中環境知識方面的人均得分2.8分,換作百分制,則人均得分僅為21.54分,表明當時的公眾環境知識水平尚處于相當低的層次。2007年調查中環境保護的認知方面,81.5%的公眾聽過至少1項有關環境保護的概念,但是當進一步詢問時,僅有10%的公眾能夠正確闡明其確切含義,表明公眾對于環境保護的認知程度總體呈現高知曉率和低正確率的特征,公眾對于環境保護認知的實際知曉率偏低。
總體上看,相隔近10年,我國公眾的環境知識水平有所提高,且呈現出隨年齡上升而下降、隨受教育程度上升而上升的趨勢。同時,兩個時期的調查數據均顯示出城市公眾的環境知識水平高于農村公眾,且有城鄉差距增大的趨勢(見圖1)。有統計資料表明,我國城鄉居民每百戶彩色電視機的擁有量差距從1998年的9.2臺增大到2007年的43.3臺,城鄉居民教育文化娛樂服務支出差距從1998年的339.98元增大到2007年的1022.88元[10],這在一定程度上對城鄉居民環境知識的獲取產生影響。
對于環保態度方面,以1998年和2007年調查中公眾對于環境問題責任主體的認識和環境問題的重視程度來衡量。兩次調查表明,相隔近10年,公眾依然認為政府和企業應對環境問題負有重要責任(見圖2),反映了公眾對政府監督職責和企業社會職責的要求。而對于環境問題產生的首要原因則歸咎于公眾的環保意識差,顯然“誰破壞,誰負責”的環保責任意識還需要進一步加強。
在各類社會問題中,環境問題的重視程度從1998年的第5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4位,重視程度略有提高,但是環境問題仍未成為公眾最關注的焦點。值得注意的是,相隔近10年,公眾認為我國環境問題嚴重的比例升高了20.7%(見圖3),公眾最關注的具體環境問題也有所變化(1998年:水污染、大氣污染、植被破壞。2007年:生活垃圾污染、耕地減少、大氣污染)。其中城鄉居民對于具體環境問題的嚴重性評價存在一定差異,1998年城市居民最關注大氣污染,農村居民最關注水污染,且城鄉居民對于環境問題的嚴重性評價差別不大;2007年城鄉居民都把生活垃圾污染放在了首要位置,城市居民對于環境問題的嚴重性評價高于農村居民。
統計資料表明,近10年我國工業“三廢”的綜合利用率逐年增加,其中工業廢水排放達標率相對較高,2001-2008年均高于80%,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水污染問題,這與公眾的感受相吻合。對于生活垃圾污染問題,有統計顯示,目前我國生活垃圾的年產生量約為3.7 億t,其中城市生活垃圾的年產量約為1.7億t,并正在以每年10%左右的速率增長[11-12],特大城市的垃圾增長率甚至高達20%[13],而我國每年的生活垃圾清運量最高僅為1.5億t左右,且無害化處理率僅為60%左右,低于國際通用標準的無害化處理率,因此導致我國大部分城市的垃圾問題日益嚴重,這與公眾的感受相吻合。
2.2 公眾的環保行為
在環保行為方面,以1998年調查中公眾參與5項環保活動的程度(低度參與、高度參與、具體活動)和2007年調查中公眾的環保經歷(主要環保經歷、主動性環保經歷、具體活動)來衡量。
1998年公眾低度、高度參與環保活動的比例分別為65.9%和8.3%,以具體活動為例,當工廠噪音影響個人生活時,選擇進行交涉的比例為43.9%,為環境問題投訴、上訪的比例為4%。
2007年接收有關環保的電視節目和紀錄片(82.9%)、報刊(47.3%)等大眾傳媒信息成為公眾最主要的環保經歷,參加環保公益活動(占18.1%)、環保宣傳(占4.2%)、成為民間環保組織成員(占2.1%)等主動性環保經歷不足,12.9%的人沒有任何環保經歷。以具體活動為例,對破壞環境的行為能夠予以制止或勸阻比例為37.1%,為環境問題投訴、上訪的比例為1.6%。
相隔近10年,公眾的環保參與水平有所提高,但是主動性環保參與水平有所降低,能獲得顯而易見的眼前利益是公眾參與環保活動最直接的動力,也是造成環保行為滯后的重要原因。另外受教育程度越高,參與環保活動的積極性越高,受教育程度與公眾參與環保活動的積極性之間呈現線形相關關系。
2.3 公眾的環保滿意度
在環保滿意度方面,以1998年和2007年調查中公眾對于本地環境問題的產生原因和環保工作的滿意程度來衡量。
相隔近10年,公眾依然認為本地環境問題產生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和公眾對環境問題的重視不夠,企業忽視環保也引起公眾的廣泛關注,而消費快速增長、人口增長過快、經濟發展速度過快等客觀因素被認為是次要原因(見表2),表明環境與經濟的矛盾并不是公眾關注的焦點,大多數公眾認為可以實現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雙贏。
相隔近10年,公眾對于國家環保政策法規和環保宣傳教育的滿意程度上升較快,對于企業環保自覺性的滿意程度下降較快。數據顯示,近10年我國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逐年增加,政府在環境治理中的作用明顯強化,而目前我國企業社會責任的整體水平僅為31分,總體水平較低,企業的環境責任在各類社會責任中的水平相對最低[14],這與公眾的感受相吻合。
3 公眾環境意識變化特征及原因
3.1 變化特征
以上述調查報告的數據為基礎,參考2005年和2007年環保民生指數評價指標體系及權重,建立公眾環境意識評價指標體系。由于數據的局限性,選取其中代表性的題目組成三級指標,個別數據進行了加權處理,通過專家打分法修改部分權重(見表3),采用綜合評估法計算平均分值,計算公式如下:
可見,過去10年,我國公眾環境意識的總體水平呈現上升趨勢,其中環保意識呈現N形上升趨勢,環保滿意度呈現U形上升趨勢,環保行為則呈現倒U形下降趨勢。以2006年為結點劃分為兩個階段:1998-2006年,環保意識的提高是環境意識總體水平提高的主導因素,環保滿意度則成為重要的制約因素,其中2001年公眾對于空氣、水環境問題的滿意度較低是環保滿意度偏低的主要原因。2006-2007年,環保意識和環保滿意度的提高是環境意識總體水平提高的主導因素,環保行為則成為環境意識總體水平能否穩步提高的關鍵。
3.2 原因分析
環境庫茲涅茨曲線被歸納為倒U形關系、同步關系、U形關系和 N形關系[15]。過去10年我國公眾環境意識的發展過程呈現出類似“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特征,是由于環境意識的發展受到經濟、政治、環境、社會多種因素的影響。對比國內外,美國環境意識的發展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經歷了快速覺醒-頂峰-下降-反沖-繁榮的階段,其中環境意識的上升期基本上就是美國經濟的繁榮時期[16]。在奧地利,公民有強烈環保意識的比例從1990-1997年下降了9%,這一方面是因為環境狀況的改善使公眾的環保滿意度增強,另一方面是因為經濟、失業、社會治安等問題的日益嚴峻降低了公眾對環保問題的關注度。在我國公眾最關注的社會熱點問題中,1999-2005年公眾對于環境保護關注度的比例呈現倒U形下降趨勢,是因為下崗就業、社會保障、住房改革等問題的日益嚴峻更為引人關注,尤其是下崗就業問題在上述7年中有6年位居首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眾對環境保護的關注度,2006-2008年,環境保護首次連續3年位列熱點問題的前3名,環境保護的關注度有所提高,這在一定程度上與環境問題的日益嚴峻相吻合。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公眾的環保行為總體水平偏低,是由于我國公眾參與環保活動的起步較晚所造成的。美國在1969年的《國家環境政策法》中就最早確立了公眾參與原則;在中國,首部環保領域中公眾參與的規范性文件是國家環保總局2006年的《環境影響評價公眾參與暫行辦法》;從立法角度看,我國公眾參與環保活動較美國晚了近40年。起步較晚導致了我國公眾參與的能力和機會不足[17],環保行為總體水平偏低。同時由于行為本身具有鮮明的社會性特征,并隨個體和環境的變化而變化,過去10年我國公眾的環保行為呈現倒U形下降趨勢,這與消費和能源的發展趨勢相吻合,“生態文明”的提出從國家層面上將環境保護從行為實踐提高到理論和倫理的高度。
4 公眾環境意識變化趨勢分析
利用上述數據進行統計回歸分析,得出最佳的擬合方程為y=2E-16e0.0198x。經方差分析、回歸系數的t檢驗表明回歸模型成立(R2 = 0.9791>0.8,顯著性檢驗P=0.0017
5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1)過去10年,我國公眾環境意識的總體水平呈現上升趨勢,公眾的環境知識水平、環保參與水平和公眾對國家環保政策法規和宣傳教育的滿意程度有所提高。
(2)環境意識各方面的發展過程呈現出類似“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特征,其中環保行為呈現倒U形下降趨勢,是未來環境意識總體水平能否穩步提高的關鍵。
(3)未來公眾環境意識總體水平將呈現加速上升的趨勢, 2008-2017年進入快速上升階段,2019年達到較高的穩定水平。
5.2 建議
(1)加強環境認知教育,明確環境變化給人類生產、生活帶來的嚴峻影響和挑戰,中老年、農村和低教育群體是未來環境普及教育的重點。
(2)激發公眾的環保責任意識,深入挖掘企業的環保積極性,使他們通過技術創新等有效途徑提升企業形象,積極履行相應的環境責任。
(3)加大環境保護的工作力度,重點集中在生活垃圾污染治理,提高生活垃圾的減量化、無害化、資源化水平,鼓勵城市公眾進行垃圾分類和綠色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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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6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0568（2014）18-0028-01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我國社會的快速發展，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差距日益拉大，越來越多的年輕父母因工作繁忙或外出打工等原因，將自己孩子的生活起居以及教育等方面的責任轉交給了孩子的爺爺奶奶、外公外婆或其他親朋好友，這種主要由祖輩承擔孫輩撫養和教育責任的隔代教育現象愈來愈多。毋庸諱言，隔代教育容易導致孩子產生性格孤僻、行為失控等心理問題，理應引起全社會的關注。本文以韓××同學為例，談談隔代教育的隱憂及對策。
二、韓××的身心偏差及原因分析
韓××，女，7歲，連云港市東海縣某農村地區小學一年級學生，父母外出6年，均在浙江寧波打工。其父母文化水平不高，一個小學畢業，另一個初中沒有念完，家中還有一個年幼的弟弟。爺爺奶奶均50多歲，爺爺初中文化程度，奶奶文盲。這樣的家庭文化和教育背景，導致其身心出現了一些偏差：
1．逃避作業、慣于說謊。她經常少寫、漏寫家庭作業，有時干脆不做，非書面作業從來沒有好好完成過。在校實習期間，筆者布置學生回家預習《東方明珠》這篇課文，要求找出課后的生字詞并會辨認，可第二天檢查時，發現她的書干干凈凈，一點痕跡都沒留下，問怎么沒完成，她一直默不作聲，最終吞吞吐吐說忘記了，一連幾次都這樣。對于作業中的錯題，她從不訂正。很多時候，家庭作業不會寫或不想寫，她就說沒有作業，家長信以為真。三番五次之后，她形成了不寫作業、說假話等不良習慣。
2．內向自閉、消極被動。韓××多次不寫作業引人注目，筆者開始留意后發現，坐在班級倒數第二排的她，上課從不亂講小話，也不積極舉手發言，是一個不愛交流也不善交流的學生，每當遇到提問、考試、比賽，她常常會感到恐慌和緊張，在家時，對于爺爺的批評，她大多保持沉默，爺爺拿她沒辦法，有時氣得直跺腳。
3．不講衛生、習慣較差。筆者家訪得知，韓××有起床不梳洗就去上學、晚上不洗澡就直接上床睡覺的壞習慣，她臉上總掛著鼻涕，小手一天到晚臟兮兮的，干凈的衣服也穿得不成樣子。
上述身心偏差的出現，主要與孩子特殊的家庭背景息息相關，當然，學校、社會等方面存在的問題也不容忽視。
第一，家庭教育環境和教育素養的缺失是導致孩子身心偏差的直接原因。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孩子的爺爺奶奶忙于生計，無暇輔導孫子的學習。爺爺一年四季忙于農活，奶奶在家伺候年幼的弟弟，加上二老文化程度低，根本無暇也無力輔導孩子的學習。二是長期遠離父母的懷抱，孩子缺乏生活關愛和情感慰藉。父母一年難得回家一次，孩子與父母溝通、交流的渠道主要是屈指可數的電話聯系，在電話里，父母大多數只是詢問孩子的學習成績怎樣、有沒有調皮之類的表層問題，而對學習困難、個人心事這樣的深層次問題則基本不涉及。心事無處訴說，煩惱無法排遣，久而久之，壓抑、自閉等現象應運而生。三是臨時監護人缺乏教育素養，對孩子的監管無法到位。只知道讓孩子吃飽穿暖，同時，作為臨時監護人，他們自身缺乏相應的知識儲備和教育素養，加之身體狀況較差，沒有足夠的精力照顧、教育孩子。
第二，學校教育的某些失職是孩子身心偏差未能有效緩解的重要外部因素。受制于學生成績排名等因素，學校往往忽視孩子的心理健康教育，對留守兒童的身心問題沒有引起足夠重視，老師與孩子的監護人也缺乏積極、有效的溝通，這導致學校教育未能有效補償家庭教育的缺失。
第三，城鄉二元結構及其戶籍歧視等社會因素制約了孩子身心偏差的積極矯正。韓××的家長也想把孩子留在身邊，但由于目前的城鄉二元結構及其戶籍歧視，使得他們不得不忍痛割愛、把孩子留在家中。
三、因勢利導，培養隔代教育子女的陽光心態
對于隔代教育的孩子，努力培養其積極、樂觀、向上的陽光心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孩子只有抬起頭來，才能注視遠方。這需要家長、學校、社會擔當起相應的責任：
1．就家庭而言，重在各司其責、加強配合，形成家庭教育的有效合力。一是父母采用增加溝通頻率和充實交流內容等方法換取關愛孩子的空間和時間。父母要注意傾聽孩子的心聲，鼓勵孩子打開心扉。建議韓XX的爸媽：通話的頻率由以前的一星期一次提升到每周兩次，并確保一次視頻通話；通話的內容不再只是簡單的噓寒問暖，而是有意識地關注孩子的方方面面，鼓勵孩子充分、自如地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愿望；對于孩子的每一點進步或成功之處，及時給予激勵和獎賞（包括物質獎勵和精神獎勵）；讓孩子意識到知識的力量，主動增強學習動力，努力完成學習任務；同時，告誡孩子多與老師和爺爺奶奶交流，主動融入到班集體中；作為孩子的監護人，每學期與孩子的班主任聯系2～3次，以便把握孩子的在校表現。二是孩子的爺爺奶奶竭盡所能當好教育“配角”，切實關注孩子的學習和衛生習慣。建議孩子的爺爺奶奶：多與孩子父母交流孩子的現實表現，出現了問題及時反映，并配合孩子的父母開展教育活動；加強對孩子學習習慣的監督檢查，定時督促孩子完成作業，養成復習、預習習慣；密切關注孩子的衛生狀況，要求孩子早晨起床后刷牙洗臉，飯前便后勤洗手，保持衣服干凈、整潔，隨時攜帶衛生紙，及時擦掉鼻涕等；每周與孩子的父母保持電話聯系，對孩子的在家表現及老師反映的問題，第一時間與孩子的父母溝通交流，共商對策。
2．就學校來說，應積極開展心理補償教育，切實關注孩子的喜怒哀樂。作為教育者，不僅要關注孩子的學習成績，還要關心孩子的心理問題。一方面，教師上課時不時地提問她一下，如果有進步了，就及時表揚；對于孩子出現的小問題，及時提示，督促改正；鼓勵孩子大膽融入集體之中，主動與人交往、交流。另一方面，關心孩子的學習和生活，鼓勵她在遇到不懂的學習問題或生活方面的困難時，勇于向老師和同學尋求幫助；鼓勵她在課堂上積極回答問題，逐步培養她的學習興趣和自信心；多組織課外活動，讓孩子單調的課余生活變得豐富多彩起來；培養她的業余興趣和愛好，大力充實孩子的精神文化生活。
3．對于社會來講，要努力打破城鄉二元結構，營造平等、和諧的成長氛圍。城鄉二元結構及其戶籍歧視，本質上是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的表現。由此看來，農村地區應加大經濟發展力度，政府提供更多的就業培訓和工作崗位，使那些在外打工的父母有機會回到家鄉就近、就地就業，這不僅有利于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還可以讓父母也留在孩子身邊，進而有更多的時間關注孩子的成長和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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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市場上影響勞動者權利和地位的因素有兩方面:政府的制度設計和勞動者的人力資本積累。取消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性質區分，全面實施居住證制度，從根本上消除了勞動力市場城鄉分割的制度基礎，但勞動力市場城鄉整合的實際程度尚受制于獲得居住證和實際享有居住證權利的資格條件。從“合法穩定就業”和“合法穩定居住”兩項申領居住證的基本條件來觀察農村轉移勞動力獲得目標城市居住證的可能性，發現農村勞動者的相對機會仍低于城鎮勞動者，前置于戶口之上的城鄉之間人力資本投資差異是這種機會差異的主要原因。
［關鍵詞］
人力資本；居住證制度；勞動力市場；城鄉整合
一、問題的提出
2014年7月，國務院發出《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明確“取消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性質區分和由此衍生的藍印戶口等戶口類型，統一登記為居民戶口”，“全面實施居住證制度”，“公民離開常住戶口所在地到其他設區的市級以上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的，在居住地申領居住證”。2015年12月總理簽署第663號國務院令，公布《居住證暫行條例》，于2016年1月1日起施行。《居住證暫行條例》明確居住證申領的條件是“有合法穩定就業、合法穩定住所、連續就讀條件之一”，明確居住證持有人在居住地“依法享受勞動就業，參加社會保險，繳存、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積金的權利”，要求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應當為居住證持有人提供“義務教育”、“基本公共就業服務”、“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和計劃生育服務”、“公共文化體育服務”、“法律援助和其他法律服務”等基本公共服務、以及“國家規定的其他基本公共服務”，并積極創造條件擴大服務范圍、提高服務標準。戶籍制度的這一改革，對于勞動力市場運行，意味著實行了半個多世紀的“農業”和“非農業”戶籍管理模式正式退出歷史舞臺，自此，勞動力市場城鄉分割的原有基礎———城鄉勞動者之間的戶籍身份差異———不復存在，農村轉移到城鎮就業的勞動者與其他遷移流動人口具有同等的身份特征并遵循同樣的制度規則。這是否意味著以“農業”戶籍與“非農業”戶籍差異為標志的勞動力市場城鄉分割也將就此消失?馬克思曾經深刻指出，“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文化發展”。一切法律和制度目標的實現，均不能超越特定階段的經濟社會關系。二十年前《勞動法》頒布沒有使勞動者的權益自動隨之實現，十年前《勞動合同法》實施同樣沒有根本性逆轉勞資分配差距拉大、勞動者權益相對下降、勞資沖突日益突出等現象(姚先國，2011)，今天我們也不能期望，已經存在半個多世紀的城鄉勞動者權利不平等，可以在一項國務院“意見”、一個“暫行條例”面前自動消失。
取消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性質區分，全面實施居住證制度，從根本上消除了勞動力市場城鄉分割的制度基礎。但遵循這一居住證登記制度，城鄉遷移勞動者的實際地位尚受制于兩個維度的權利平等:一是獲取居住證的機會平等，二是基于居住所享證實際權益的平等。從這一視角觀察，農村轉移勞動力與城鎮遷移勞動者擁有同等的機會獲取遷移目標城市的居住證、同樣持有居住證的農村轉移勞動力與城鎮遷移勞動者在目標城市享有同等的獲得就業崗位和勞動回報的權利，這才是勞動力市場城鄉整合的本質所在。本文重點關注前者:農村轉移勞動力是否與城鎮遷移勞動者擁有同樣的機會獲得遷移目標城市的居住證?根據國家統計局的《2014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全國轉移到直轄市、省會城市、地級市就業的外出農民工分別有1359、3774、5752萬人，也就是，有10885萬人、占當年全部外出農民工總數64.71%的農村轉移勞動力“離開常住戶口所在地到其他設區的市級以上城市居住半年以上”①，他們“應該”在居住地申領居住證。這些應該在居住地申領居住證的農民工能否申領到居住證、能否與城鎮遷移勞動力擁有同等的機會申領到居住證?顯然，這取決于各地的居住證管理和實施的具體規定。目前有二十多個省市出臺了新的戶籍改革方案，方案中無一例外地包含居住證制度，但自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之后，新出臺的關于居住證制度的具體實施方案還很少。2015年6月深圳市頒布了《深圳經濟特區居住證條例》，作為外來人口占比最高的城市之一，《深圳經濟特區居住證條例》具有代表意義。本文以《深圳經濟特區居住證條例》為例②討論居住證制度下城鄉遷移勞動者獲得居住證的機會差異。考慮到農村向城鎮轉移的勞動力與“連續就讀”幾乎不存在關聯性，我們從“合法穩定就業”、“合法穩定住所”這兩項居住證申領條件上，觀察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過程中是否與城市遷移勞動力擁有同等的獲得居住證的機會。
二、農民工的高流動特征
相對于其他城鎮遷移勞動力，農村轉移到城市就業的農民工，是一個流動頻繁的群體，其流動性高于城市勞動者(JohnKnight，LindaYueh，2004)。這種高流動性一直持續，一項基于長三角地區江陰市、昆山市、無錫市新區制造業調查數據的研究(姚俊，2010)，從城市間流動和企業間流動兩個維度觀察農民工的就業流動，將城市間流動次數2次以上的歸為城市間高頻流動者、2次及以下的城市間低頻流動者，將同一城市企業間流動次數3次以上的歸為企業間高頻流動者、3次及以下的企業間低頻流動者。數據顯示，城市間高頻流動的農民工占到66.8%，農民工在城市間的流動頻度可能并不亞于同一城市內企業間的流動。近期的情況也類似，2013年上海財經大學“千村調査”數據(常進雄、趙海濤，2015)③顯示，64.0%的農民工有二次跨區流動經歷，文化程度越低二次跨區流動經歷比重越高，小學及以下農民中69.2%有二次跨區流動經歷，初中、高中及中(大)專農民工的這一比例為61.3%。即便在年輕一代農民工群體，二次跨區流動也是普遍現象，該調查顯示，16～25歲、26～35歲的農民工，分別有65.0%和53.9%有二次跨區流動經歷。農民工相對于其他遷移勞動者的這種高流動性，看似是“他們對低價值工資制、勞動力價格‘扭曲’的自覺反抗”(姚俊，2010)，是“用腳投票式的維權”(劉林平等，2006)，是“希望提高收入”(白南生、李靖，2008)，但根本上，是相對低技能的農民工在城市勞動力市場競爭中難以獲得基本的發展機會，甚至難以謀求一份可以保障其基本生活需要的工作，他們相對更頻繁的流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人力資本水平積累不足從而難以與相對高素質的城市勞動者相競爭、不得不頻繁流動以尋求到可能存在機會的結果。這種高流動的具體表現，一是不斷變換工作，二是相應地變換住所。在“全面實施居住證制度”、以“穩定就業、穩定住所、連續就讀”為申領居住證資格條件的新制度下，農民工無奈的高流動直接形成了對其獲得居住證的更強約束。
三、“合法穩定就業”維度上的城鄉平等
《居住證暫行條例》規定申領居住證應當提交“居住地住址、就業、就讀等證明材料。……就業證明包括工商營業執照、勞動合同、用人單位出具的勞動關系證明或者其他能夠證明有合法穩定就業的材料等”，但怎樣的材料才能證明居住證申領人“合法穩定就業”，并未有具體規定，而是授權“設區的市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結合本行政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及落戶條件等因素，根據本條例制定實施辦法”。對照《深圳經濟特區居住證條例》，該《條例》第十九條，非深戶籍人員申領居住證應當“在特區有合法穩定職業”，而對“有合法穩定職業”的解釋是:“非深戶籍人員自辦理居住登記之日起至申領居住證之日止，在特區參加社會保險連續滿十二個月或者申領居住證之日前二年內累計滿十八個月的，視為有合法穩定職業”。依照這一條款，我們看到，農村轉移勞動力想要符合“合法穩定職業”達到申領居住證的資格，相對于其他城市遷移勞動力更為困難。轉移進入城鎮勞動力市場的農民工，主要集中在二級勞動力市場就業。根據國家統計局的《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58.6%的外出農民工沒有與雇主簽訂勞動合同，屬于非正規就業范疇。盡管農民工在非正規崗位上就業的比例呈下降趨勢，但他們仍然構成了城市勞動力市場上非正規就業的主要部分(都陽、萬廣華，2014)。社會保險體制以就業和收入為基礎，對于非正規就業者，一方面他們在工商稅務部門沒有登記，甚至在企業也沒有注冊，政府難以強制征費(張國英、吳少龍，2012)，另一方面他們相對收入低、不穩定，沒有能力或不愿意參加社會保險(Midgley等，1996;VanGinneken，1999)。
國家統計局《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雇主或單位為農民工繳納養老保險、工傷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和生育保險的比例分別僅為7.6%、21.8%、12.2%、3.9%和2.3%。這一參保率在持續上升之中，但到2014年農民工“五險一金”的參保率實際水平仍然很低。根據國家統計局網站提供的年度數據，2013年全國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參保率63.39%④，2014年全國職工醫療保險參保率72.06%，均大大高于城鎮就業的農民工群體參保率。這一低參保率說明:對于大部分農民工而言，要達到“參加社會保險連續滿十二個月或者申領居住證之日前二年內累計滿十八個月”這一作為居住證申領資格條件的“合法穩定職業”很不容易;與其他職工相比，同樣在城鎮就業的農民工，想要在達到“合法穩定職業”這一資格條件，機會小得多。農民工社會保險參保率低，無論是由于雇主控制勞動成本的逃避繳費(代艷麗，2009)、還是農民工自身選擇放棄參保而謀求相應更高的即時報酬(李強，2008;任麗新，2009)、或是社保帳戶異地轉移體系不完備(華迎放，2011)，一個共性的原因則是農民工的素質和能力不足。相對于城鎮其他遷移勞動者，低技能的農民工難以擁有同等的與雇主談判的地位和能力;相對于城鎮其他遷移勞動者，低技能的農民工為了維持在城市的生活，他們不得不放棄延時保障而得到更多一點的即時報酬;相對于城鎮其他遷移勞動者，低技能的農民工流動性更大，現行社保轉接制度下可以預期的損失也更大。在以居住證為載體的城鄉戶籍統一登記制度下，農民工低參保率事實上通過獲得居住證的資格條件———以繳納社保為前提的“合法穩定職業”———對農民工形成了差別性約束。轉移到城市的農民工，在看似平等的“合法穩定職業”資格條件面前，由于其能力積累不足，難以與其他遷移勞動者擁有同等的獲得居住證的機會。
四、“合法穩定住所”維度上的城鄉平等
類似于“合法穩定就業”，《居住證暫行條例》也未就“合法穩定住所”的具體內容作出解釋，由“設區的市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據本條例制定實施辦法”。觀察2015年6月深圳市的《深圳經濟特區居住證條例》，第十九條對“在特區有合法穩定居所”的解釋是:“非深戶籍人員自辦理居住登記之日起至申領居住證之日止，連續居住滿十二個月的，視為有合法穩定居所”。同時，該《條例》第七條明確“居住登記實行申報義務人主動申報制度”，要求不同類申報義務人或“即時”(第十一條)、或“入住、搬離之日起七日之內”(第十二條)申報居住信息，最長不超過入住、搬離之日起“十五日之內”申報居住信息(第十三條)。嚴格的居住信息申報制度下，想要達到“連續居住滿十二個月”這一作為居住證申領資格條件的“合法穩定居住”，對于農民工而言，顯然比其他遷移勞動者面臨更強的約束。一方面，農民工極大部分為家庭成員個體外出務工，而非舉家遷移。國家統計局的《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10～2014的五年中，全部外出農民工“舉家外出”的農民工占比分別為20.03%、20.67%、20.66%、21.22%、21.27%，“住戶中外出農民工”始終占到4/5左右。轉移到城市就業的農民工，他們的家人仍在農村。同時，農村承包土地的產權和流轉尚未建立起規范的制度，對家人的責任義務和承包地的約束，許多農民工不得不往返于農村家鄉與務工城市之間。國家統計局的《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13年外出農民工年從業時間平均為9.9個月，2014年為10個月，說明有一大群農民工，他們事實上沒有在一個城市“連續居住滿12個月”。
另一方面，農民工技能水平決定了其就業層次，相應地決定收入水平以及所能負擔的生活成本，許多農民工靠最大限度地節約生活消費實現有限的節余，表現在住宿上，1/3以上的農民工寄宿在“工地工棚”、“生產經營場所”，或“與他人合租住房”。根據2008年11月18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194號第四次修訂后的《深圳市出租屋管理若干規定》第十二條，“禁止違反國家規定條件在生產經營、倉儲場所內設置員工宿舍”，“住宅出租屋應當以經批準的施工圖確定的房間為最小出租單位;……住宅出租屋人均租住建筑面積不得低于六平方米”。雖然沒有系統的統計數據，但從媒體的各類報道，以及農民工集中在次級勞動力市場的事實，可以相信，達不到“國家規定條件”的“工地工棚”、“生產經營場所”住著不少農民工，小于“最小出租單位”的出租房內也住著不少農民工。事實上，只要不出現安全問題，雇傭單位提供“工地工棚”、“生產經營場所”供員工住宿對農民工是一種“福利”，小于“最小出租單位”的租賃行為事實上受到了租賃雙方的歡迎。然而，《深圳經濟特區居住證條例》第八條明確“非深戶籍人員居所為租賃房屋的，出租人為申報義務人”⑤，核心是“居所提供者為申報義務人”。這意味著農民工實際居住的不符合深圳市人民政府第194號令的居所，面臨著不被出租人申報的可能，面對居住證的申領，上述現象必然影響居住人申領居住證的資格條件。在以居住證為載體的城鄉戶籍統一登記制度下，農民工的實際居住狀態事實上通過獲得居住證的資格條件———“合法穩定居住”———對農民工形成了差別性約束。轉移到城市的農民工，在看似平等的“合法穩定居住”資格條件面前，由于其能力限制，受所能承擔的生活成本制約，難以與其他遷移勞動者擁有同等的獲得居住證的機會。五、人力資本投資:新制度下勞動力市場城鄉整合的根本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地位受兩方面因素影響，一是制度對其保護(或歧視)的程度，二是勞動者自身所擁有的知識能力———人力資本水平。其中，制度的保護(或歧視)本質上是對勞動者人力資本產權的保護(或歧視)，制度主要影響勞動者的名義法律地位，人力資本則影響著制度所賦予的名義法律地位得以實際實現的程度。就處理勞資關系、提升勞動者地位而言，“人力資本投資比之勞動者權益保護制度更具根本性”(姚先國，2006)。就勞動力市場內部，廢除針對農村轉移勞動力的不平等制度是極為必要和重要的，但制度賦予法理平等并不等于實際實現平等。
城鄉差別性的戶籍管理制度以及早期對農村勞動者向城市流動的嚴格限制，農村勞動者被剝奪了遷徙的法律權利自然也不可能擁有實際遷徙權力，然而，后期農村勞動者被鼓勵向城鎮轉移時，仍有許多農民工難以在城市謀得一份穩定工作，與此伴隨的卻是城鎮勞動力市場上持續的“技工荒”現象。今天，“取消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性質區分”、“全面實施居住證制度”，制度層面的城鄉隔離屏障已經被徹底鏟除，城鄉勞動者已經擁有平等的遷移就業的法理權利。但是，面對統一的“居民戶口”、面對統一的流動人口居住證申領資格條件，城鎮勞動力市場上城鄉勞動者的實際權利平等，仍受制于獲得居住證的資格條件。《深圳經濟特區居住證條例》關于深圳市居住證申領的“合法穩定就業”和“合法穩定居住”的規定，客觀上對農村轉移勞動力形成了更多的制約。深圳市的這一規定并不是個別的，觀察2013年以上海市政府令第2號出臺的《上海市居住證管理辦法》，同樣規定申請辦理《居住證》的，應當符合“在本市合法穩定居住”、“在本市合法穩定就業”兩個條件，同時《上海市居住證申辦實施細則》將“合法穩定居住”明確為“擬在本市居住6個月以上的住所證明”，即包括:來滬人員自購房屋產權證明、租賃房屋合同登記備案證明、單位宿舍證明和居(村)委寄宿證明4種;將“合法穩定就業”對應明確為就業、投資、開業、從事個體經營，分別提供6個月以上勞動(聘用)合同、企業或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和參加本市職工社會保險滿6個月證明。類似地，2009年10月起施行的《浙江省流動人口居住登記條例》，三項必備條件是“持有《浙江省臨時居住證》，連續居住滿三年”、“有固定住所”、“有穩定工作”。2014年1月浙江省政府出臺了《關于完善和創新流動人口管理服務的指導意見》，7月1日起在開展居住證制度改革試點的部分市縣暫停施行《浙江省流動人口居住登記條例》第十五條、第十七條規定(即:流動人口辦理居住登記時，公安機關應當發予《浙江省臨時居住證》;持有《浙江省臨時居住證》，連續居住滿三年的流動人口，可以申領《浙江省居住證》)，但《指導意見》仍明確“要求以合法穩定住所和合法穩定職業為基本條件申領、發放居住證”。
【關鍵詞】兒童；口腔衛生；影響因素；調查
乳牙齲病有患齲率高、發病早、范圍廣、進展快、自覺癥狀不明顯等特點，齲壞影響其咀嚼功能，引起局部感染和疼痛，還可影響恒牙的發育，對兒童頜面部和生長發育產生不良影響。本文采用統一標準對十堰市農村及城市兒童進行口腔健康流行病學調查，并對影響因素進行分析。
1資料與方法
采用多階段、隨機抽樣的方法,抽取十堰市張灣區、茅箭區、白浪開發區3個區6所幼兒園城市及農村兒童各180名，共計360名進行口腔健康檢查，對其家長進行口腔問卷調查，由工作人員進行復查。采用SPSS13.O軟件進行統計分析。
2結果
2.1乳牙齲病現狀
2.1.1兒童乳牙患齲率：總患病率為53.5%,男性為53.8%，女性為53.2%，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城市為46.8%，農村為70.6%，城鄉差異有統計學意義。齲均為2.78，其中城市為2.20，農村為4.38，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1.2 患齲頻數分布：無齲率42.50%;患1-5顆齲齒的人數占38.470%;患6顆及以上齲齒的占19.03%。城市患6顆及以上齲齒人數的比例為12.96%，農村為37.2%，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1.3各牙位患齲率由高至低順序為:上頜乳中切牙、上頜乳磨牙、上頜乳磨牙、上頜乳側切牙、上頜乳尖牙、下頜乳尖牙、下頜乳側切牙、下頜乳中切牙。
2.2單因素分析
2.2.1家庭基本情況與兒童齲病的關系家庭的孩子數與兒童患齲率相關，只有1個孩子的患齲率較低。中等收入(5-30萬元)家庭的孩子患齲率最低;孩子的出生體重、孩子出生后四個月內喂養的方式、以及孩子是否由父母照顧與患齲率無相關性。
2.2.2兒童日常飲食習慣與兒童齲病的關系兒童平時進食新鮮水果、橙汁/蘋果汁(不包括鮮榨果汁)的頻率與患齲率無相關性;兒童平時進食餅干/蛋糕/面包等甜點心、糖果/巧克力、糖水、可樂/雪碧等的頻率與兒童患齲率均相關，很少進食餅干/蛋糕/面包等甜點心、糖果/巧克力、糖水、可樂/雪碧等的兒童患齲率最低。兒童睡前是否經常吃甜點或喝甜飲料與兒童的患齲率相關，不吃甜點或喝甜飲料的兒童患齲率最低。
2.2.3兒童口腔衛生行為與兒童齲病的關系兒童開始刷牙的年齡、每天刷牙的次數與患齲率相關。3歲以前刷牙的兒童患齲率(47.5%)、每天刷牙2次以上的兒童患齲率(47.4%)最低。
2.2.4家長口腔健康知識、態度、行為與兒童齲病的關系家長是否幫助孩子刷牙與患齲率無相關性;家長對含氟牙膏的知曉率與患齲率相關，是否檢查孩子的刷牙效果與患齲率相關，每周/每天檢查孩子的刷牙效果，孩子的患齲率最低(47.0%)。孩子是否使用含氟牙膏與其患齲率無相關性。家長對孩子口腔健康的評價與患齲率相關，對孩子口腔健康評價很好的家長，其孩子的患齲率最低(37.3%);家長的學歷與孩子的患齲率相關，大專及以上學歷的家長，其患齲率最低(44.5%)。
3 結論
3.1十堰農村兒童乳牙齲病患病率高，齲齒充填率非常低，衛生管理部門必須采取有效措施，對農村兒童齲病情況進行控制。
3.2 十堰農村兒童齲齒與社會因素有相關性。家庭年收入與兒童的患齲率存在相關關系，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患齲率最低。因其兒童能夠受到良好的教育并且可以得到父母的教導，發生口腔疾病的機會就會少一些，而相反對于家庭經濟收入地位低的家庭，父母本身的文化水平就低下，兒童發生口腔疾病的機會就會多一些。
4 討論
4.1良好口腔健康習慣是預防齲齒的重要措施使用含氟牙膏刷牙、定期看牙醫和限制含糖食品是預防齲病的幾個重要因素。刷牙可去除口腔不潔物，還可以按摩牙床，促進牙齦血液循環，提高上皮角化程度，預防齲病。而定期口腔健康檢查可以早期發現齲齒，早期治療，使齲病早期得到控制，降低失牙率，減輕齲病的危害。使用氟化牙膏是有助于提高釉質抗酸脫鈣能力，通過氟的促進釉質再礦化作用，抑制齲病的進一步發展。
4.2培養兒童良好飲食習慣可以預防很大一部分齲齒的發生十堰市經濟發展狀況與其它大城市相比還存在一定差距，兒童食用的含糖食品主要是一些基本的生活食品，而不是如糖塊、軟飲料和巧克力等零食食品。但消費高糖食品的量和頻率的增加卻是不可忽略的事實。減少兒童蔗糖的攝入量，特別是睡前蔗糖攝入量，對于改善兒童齲齒狀況很有好處。
4.3合理的口腔健康教育形式是預防齲齒的重要因素口腔健康教育是以教育的手段促使人們主動采取利于口腔健康的行為，以達到建立自身的口腔健康行為，維護口腔健康的目的。
參考文獻
［1］樊明文.牙體牙髓病學[M].第3版.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8:3一49.
［2］石四篇.兒童口腔病學[M].第3版.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洲:44一88.
*不論從收入、儲蓄還是教育、信息技術利用方面
全球著名的民意調查機構――美國蓋洛普公司近日陸續了第四次大型中國調查的結果。
此番在2004年底完成的調查，秉承以前的調查思路，同樣將調查議題放在中國市場、中國人的生活標準和生活質量等方面，但時間跨度更廣，力圖展示過去十年來中國發生的巨變。“我們感興趣的是中國到底取得了多大的經濟增長。”本次調查的負責人、蓋洛普公司國際局主管博克侯德（RichardBurkholder）說。
蓋洛普曾在1994年、1997年及1999年進行了三次覆蓋中國全境的大型調查，旨在把握中國經濟發展情況及人們生活方式方面的變化。
博克侯德稱，此次調查的樣本可以代表整個中國大陸的人口。根據概率抽樣的方法，接受調查者共3597人，他們分布在22個省、3個直轄市和5個自治區；調查是面對面在受訪者家中完成的，每個一般長約1小時。“（盡管）成本很高昂，但這是取得可靠數據的保證。”博克侯德認為調查的效果很好，因為“被訪中國人非常樂意合作”。
蓋洛普公布的中國調查報告已有30多份，所涉題材相當廣泛，如“信用卡使用情況”、“勞工素質”、“汽車市場”等；其關注的重點，則是中國日益擴大的城鄉差距，以及在此背景下城鄉結構的進一步分化。博克侯德告訴《財經》：“此番調查最觸動我的，是現在有了‘三個中國’，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城市和農村‘兩個中國’。”
“第三中國”：未來發展之重
蓋洛普先前的調查一般聚焦于“兩個中國”――一個是“城市中國”，那里財富和機遇都在急劇增長，最大的幾個城市尤其如此；另一個是“鄉村中國”，那里盡管出現了一些積極的變化，但經濟狀況還很落后，個人發展機遇相當有限，在很多方面都與“城市中國”形成鮮明的對照。
北京和上海已形成“城市中國”的雙子星座。作為中國最大的兩個城市，上海和北京的城市人口分別為1084萬和774萬，遠遠將許多國際大都市拋在后面。
然而，居住在上海或北京的人口只占中國人口的1.4%。僅有3.8%的中國人口居住在中國最大的十個城市――上海、北京、廣州、重慶、天津、沈陽、武漢、南京、成都和西安。
那么，約90%的中國城市人口居住在哪里呢？蓋洛普的調查報告回答，他們居住在“第三個中國”――即中國前十個最大城市之外的其他城市。這些城市不但外國人不盡知曉，甚至有些中國人也未必熟悉。
盡管中國大部分人口居住在農村，但人口超過100萬的城市已經有45個，每個城市的人口都比美國底特律的人口多。美國人口超過100萬的城市數量只有九個。另外，中國還有181個總人口超過100萬的城市群，比如黑龍江的齊齊哈爾（143萬）、江蘇的南通（129萬）、山東的萊蕪（123萬）等。
蓋洛普的調查顯示，“第三個中國”將成為中國未來增長的重要之地。20多年前，中國開始大力引進外資，尤其是在沿海一帶設立了五個經濟特區，其產生的效果是巨大的，引致了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進出口貿易。接踵而來的是中國的農民工大規模涌向大城市，因為那里有比農村高得多的收入。
出口主導的發展模式雖則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但無論從地理還是從政治方面，這種發展都是非持續性的。當這些地區的人口迅速膨脹的時候，資源也在不斷消耗。與此同時，地區之間的差異也日益明顯。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發展的重點開始轉向內陸和“二流城市”。
城鄉差距較十年前更加嚴重
蓋洛普調查顯示，“第三中國”的平均家庭收入和家庭積蓄分別是農村的3倍和5倍，但這兩項數據均只相當于前十大城市的三分之二。同農村一樣，“第三中國”在個人理財方面也存在不小的壓力。他們每年的家庭收入平均為23100元，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4700元），但日常家庭開支每年平均高達26225元。
盡管還不夠富裕，但“第三中國”已發展成為中國產品購買的主力軍。不少企業家和投資者往往忽視這一點，將銷售重點依然放在大城市。蓋洛普調查了一些產品的擁有模式。像手機、彩電、人壽保險這一類物品（服務），“第三中國”居民的擁有率和前十大城市的居民不相上下；在計算機、微波爐、聲像機等方面，其擁有率則在前十大城市和農村的正中間。
中國自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GDP平均增長率為9.4%；然而，并非所有家庭能從全國的高速經濟增長中受益。蓋洛普的調查表明，中國當前的城鄉差距比之十年前更加嚴重。
城鄉差距體現多個方面，蓋洛普的調查集中展示了四個方面，即收入差距、儲蓄差距、教育差距和信息技術利用方面的差距。前兩者反映了城鄉差距的切實現狀，后兩者在一定程度上關系到城鄉差距在今后的十來年是否會繼續擴大。
――中國最大三個城市的平均家庭年收入已擴大至農村的5倍。中國年均家庭收入從1994年的5960元增長到了2004年的14700元，但增長的絕大部分是城市居民收入增長帶來的。過去十年間，中國農村年均家庭收入從1994年的4900元上升到了2004年的8200元，城市則從1994年的9380元急劇上升到了2004年的24400元。1997年，中國最大的三個城市（上海、北京和廣州）的年均家庭收入是農村的3倍。這一鴻溝在之后幾年進一步擴大：1999年成了4倍；2004年更變成5倍。
由于農村居民并沒有像城市居民那樣享受到經濟發展的好處，他們對年均家庭收入的水平普遍表示不滿，城市居民同樣也不是很滿意。五分之三的農村居民對其年均收入水平表示“有些不滿意”或者“非常不滿意”，城市居民中有55%的人表達了一定程度的不滿。
縮小教育鴻溝寄望下一代
――城市居民的家庭儲蓄也擴大至農村居民的5倍。蓋洛普的調查顯示：1994年到2004年十年間，中國的年均家庭收入增長了147%，同期的年均家庭儲蓄增長了67%。
但是，全國積蓄的增長幾乎全由城市居民拉動。過去十年，城市家庭的總積蓄上升了124%，從1994年的10647元上升到23900元；農村家庭的儲蓄同期卻略呈下降趨勢，從1994年的5431元下降到2004年4400元。在1994年，城市居民的家庭儲蓄平均數是農村居民的約2倍，1999年超過3倍，到2004年，已經擴大到5倍以上。
這一儲蓄模式和城鄉居民的收入模式基本一致：城市居民十年間的年均收入在急劇增長，農村居民十年來其收入幾乎是原地踏步。
蓋洛普調查還發現，68%的被采訪者對儲蓄數量“有些不滿意”或“非常不滿意”。在農村，不滿意的人數高達73%。
――縮小城鄉間教育鴻溝的希望只能寄望中國的下一代。根據蓋洛普的調查，全國范圍內36%的成年被采訪者表示他們的教育止于小學；在農村，幾乎一半的成年人（48%）的教育水平止于小學，相比之下，前十大城市只有9%的人教育止于小學。全國范圍內有34%的成年受訪者說他們的教育止于初中畢業，另有20%的人讀完了高中；11%的人報告說他們上了大學或者職業學院，但城鄉差距懸殊：農村僅有1%的人接受了高等或職業教育，而在前十大城市中，這個數據是31%。
蓋洛普的調查還顯示，全國范圍只有8%的被采訪者說“非常滿意”自己所受到的教育，另有35%表示“比較滿意”，32%的人表示“不太滿意”，23%“非常不滿意”。農村居民由于接受教育的機會較少，只有39%的人對自身所受的教育表示“滿意”或“比較滿意”；城市居民略高一些，為49%。
另一方面，今天的孩子比之他們的父輩，有更多的機會接受更好的教育。大約65%的家長對他們的孩子所受的教育表示滿意，不滿意的只有31%；即便在農村，也有61%的家長對子女教育表示滿意，城市家長的滿意度則為72%。
調查報告一般由標題和正文兩部分組成。
(一)標題。標題可以有兩種寫法。一種是規范化的標題格式，即“發文主題”加“文種”，基本格式為“××關于××××的調查報告”、“關于××××的調查報告”、“××××調查”等。另一種是自由式標題，包括陳述式、提問式和正副題結合使用三種。
(二)正文。正文一般分前言、主體、結尾三部分。
1.前言。有幾種寫法:第一種是寫明調查的起因或目的、時間和地點、對象或范圍、經過與方法，以及人員組成等調查本身的情況，從中引出中心問題或基本結論來;第二種是寫明調查對象的歷史背景、大致發展經過、現實狀況、主要成績、突出問題等基本情況，進而提出中心問題或主要觀點來;第三種是開門見山，直接概括出調查的結果，如肯定做法、指出問題、提示影響、說明中心內容等。前言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要精練概括，直切主題。
2.主體。這是調查報告最主要的部分，這部分詳述調查研究的基本情況、做法、經驗，以及分析調查研究所得材料中得出的各種具體認識、觀點和基本結論。
3.結尾。結尾的寫法也比較多，可以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對策或下一步改進工作的建議;或總結全文的主要觀點，進一步深化主題;或提出問題，引發人們的進一步思考;或展望前景，發出鼓舞和號召。
范文：
農民工文化需求調研報告
文化需求是社會人的一般需求。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人有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五類，依次由較低層次到較高層次。當新生代農民工物質需求逐步得到滿足時，其他方面的需求就會被激發出來，文化需求顯得相當突出。
新生代農民工文化需求現狀分析
1.新生代農民工對文化娛樂生活的需求。文化作為一種符號傳遞著新生代農民工的精神狀態。新生代農民工已經由生存理性轉變到社會理性，物質已經不再是他們唯一的需求，他們的文化精神需求同樣迫切。但是由于經濟原因，農民文化消費能力不強;另外，包括政府部門在內的社會各界，對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需求未給予足夠的重視和關注，把農民工的需求排斥在外，其文化娛樂生活極其單調。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休閑娛樂方式主要停留在睡覺、聽廣播等較為原始、低級的娛樂方式上。即使有的農民工開始接觸網絡等較現代化的娛樂方式，他們也大多把網絡作為打發時間的工具(聊天、看電影等)，而沒有有意識地利用網絡在信息傳遞、文化提升、人際交往等方面的重要功能。新生代農民工相對單調的文化生活致使他們在價值觀上也呈現出保守、落后的特征，大大不利于其市民化進程。
2.新生代農民工對專業技能的需求。學好一門過硬的技術是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最強烈的愿望。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水平比傳統農民工雖然有了顯著提高，但因為沒有一技之長，他們即使有心擺脫出賣苦力的低級打工狀態，也普遍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第一個“坎”，就是求職過程中的技術門檻，他們普遍陷入一種“技術困境”。另一方面隨著產業的升級，城市現在緊缺技術工人，但求職農民工80%沒有任何技能，遠遠滿足不了市場要求。 雖然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有了初步的學習意識，但由于學習成本較高以及收益的不穩定性，對于學什么、怎么學，卻還存在著很多迷惘和認識上的誤區。
3.新生代農民工對科學文化知識的需求。雖然新生代農民工文化水平較傳統農民工文化水平有顯著提高，但是其平均受教育年限卻遠遠低于城市從業人員，這種差距與農村城市化的進程不相適應。新生代農民工要想真正融入城市，就要不斷學習，接受新知識、新技能，從根本上適應農民到市民角色的轉變。隨著新生代農民工維權意識的逐漸增強和自我意識的覺醒，他們要想順利地爭取自己的權利，必須有相應的法律知識和文化知識與之相匹配，他們的實踐需要決定了他們對文化知識的渴求。另外，許多農民工在城市遭受到了缺乏科學文化知識帶來的困惑和失望，有些把希望寄托在了下一代身上，希望子女能夠接受良好的教育，從而改變自己的命運。
新生代農民工文化需求原因分析
1.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學習欲望強烈。新生代農民工與上一代農民工相比，文化水平都比較高，基本上是初中以上，還有一部分是高中生，甚至有些接受過中專或高技類課程培訓，知識面、信息來源比較廣。同時在工作過程中，新生代農民工的學習熱情較高，知識可以改變命運這種觀點在新生代農民工中得到最廣泛的認同。他們不僅僅自己有著強烈的學習欲望，而且對下一代也寄予很大的期望。對知識的渴望使新生代農民工對文化供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現有的文化狀況遠遠不能滿足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需求。
2.新生代農民工對城市的認同度較高，土地意識淡化。新生代農民工自身特性變化和技能素質提升，加上農地制度變遷使得他們新生代農民工的鄉土社會認同在減弱，他們大多數人往往直接從學校進入外出務工行列，有的還是在城里跟著打工父母成長起來的，對于現代產業規律的熟悉程度遠高于傳統農業。同時，他們極力謀求對城市社會的認同，在經歷了城市生活及文化氛圍的熏陶之后，更感覺到城鄉社會的差距，從而表現出對城市社會更強烈的向往。他們不管各種制度性的障礙仍然存在，轉變就業觀念、生活方式、消費方式，積極主動地融入城市生活。新生代農民工對城市生活的向往和對文明生活的追求對傳統的思想觀念、雙重制度和限制政策提出了挑戰。
3.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期望值較高，立足長遠發展。新生代農民工進城務工的目的，更多的不是為了生存而是為了謀求發展。他們有較強的拼搏意識和進取精神，有自己的思想，甚至有明確的職業規劃。他們不僅僅滿足于掙錢來改善家庭生活，而是要求有所發展。他們更看重個人的能力和機會，相信只要通過個人努力拼搏就能獲得成功。在爭取待遇、謀求更大發展空間上，這一代農民工要求更加直接。一些新生代農民工刻苦學習專業技術，以提高就業的競爭能力。他們把務工當做學習、提高、適應的過程，希望通過自身的努力，實現從農民到工人到更高社會層次的生存方式與人生道路的轉變。這要求政府和社會必須重視新生代農民工對知識和專業技能的渴求，滿足他們的發展需要。
滿足新生代農民工文化需求的對策建議1.多方推進，豐富新生代農民工文化生活。盡管新生代農民工的生活方式已經和城市居民差異不大，但在精神上，他們仍獨自結成了一個群體，這個群體和城市文化似乎有些格格不入。要滿足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需求，使他們盡快融入城市文化，需要政府、社會、企業和農民工自身共同努力。
一是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政府是豐富農民工文化生活的主導者，要把豐富農民工文化生活納入公共服務范疇，不斷增強公共服務的職能。
二是企業要充分發揮農民工的主體作用。要根據農民工的需要層次，增加文化活動設施，豐富農民工的業余文化生活。同時，要組織農民工開展豐富多彩的業余文化活動，激發農民工的參與熱情。
三是積極發揮社會組織的重要作用。社區、各級工會、共青團、婦聯等人民團體要經常為農民工組織一些形式多樣的群眾性文體活動，滿足他們多層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2.加強教育培訓，全面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素質。對新生代農民工而言，自身素質的高低直接關系著獲取資源能力的高低，進而影響著他們的社會認同狀況和社會融入能力。
一是要對他們進行科學文化知識培訓。根據新生代農民工比較年輕、受教育水平較高、接受能力較強等特點，通過建立和完善多層次新生代農民工教育培訓體系，使他們學習現代科學文化知識，并通過多層次教育體系來引導和組織新生代農民工接受就業和創業培訓，提高其綜合素質和職業技能水平。同時開展職業道德教育，把他們培養成為既熟練掌握職業技能，又具有良好職業道德的新型勞動者。
關鍵詞 教育公平 信息技術 形式公平 實質公平
隨著信息化和互聯網的快速發展，信息技術在促進城鄉教育公平和均衡發展方面的潛力已得到普遍認可。《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12）》提出“優先發展、育人為本、改革創新、促進公平、提高質量”20字工作方針，其中公平公正是推進教育公平的價值取向。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基石，實現城鄉教育公平是體現社會公正、創建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方面。與此同時，對于信息技術究竟是促進城鄉教育公平，還是兩極分化的助推手，也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爭論。在努力踐行城鄉教育公平的改革中，應在維護形式公平的同時，努力提高實質公平，實現形式公平與實質公平的辯證統一。
一、信息時代城鄉教育隱含的實質公平問題
教育公平是指全體社會成員可以自由、平等地選擇和分享各層次的公共教育資源[1]。信息時代教育的形式公平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信息技術促進教育理念的更新。隨著我國教育教學改革的新實踐，“以人為本”“自主、合作、研究、創新”“教育均衡和教育公平”等新的教育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在信息技術條件下，農村地區師生可依托基本遍布全國的通信網絡建立完備的信息化溝通系統，在第一時間掌握到最新的教育理念，并運用到教育教學實踐中。二是信息技術促進優質教學資源的共享。信息技術的最大優勢在于它能促進教學資源的共享。很多地區、學校的教育不公平，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教學資源的不公平。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農村地區擁有與發達地區同樣豐富的教學資源和優秀的教師。教學光盤和網絡課程的共享、公開課程的錄制以及遠程教育的搭建，使得偏遠的農村地區也有機會看到其他地區的優秀教學成果。三是信息技術促進教學方式的變革。信息技術的發展，也使得教學方式不再受校園和地域的束縛，教師和學生可以通過網絡進行雙向交流，教師可以通過電子郵件向學生布置作業以及交流反饋。對于學習者而言，網絡上的資源都是免費的、開放的，學習者可以不受時間和地點的限制，主動選擇學習的內容，學生的學習主動性得到充分調動。但是，在信息時代，城鄉教育在形式公平下卻隱含著實質上的不公平。
隨著我國教育信息化進入快速發展時期，國家和各級政府對農村教育信息化的推進主要是通過網絡基礎設施的建設、計算機的配置、寬帶的接入、生機比、聯網率以及軟件資源建設，主要關注的是師生有沒有計算機、能不能聯網、生機比是多少等等。而農村地區的師生有了信息技術后，他們用信息技術做什么，怎么用，如何持續有效地發展，卻很少受到關注。長此以往，城市和農村新的“數字鴻溝”將會出現。縱觀我國教育信息化政策的推進過程，信息技術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農村地區“物理接入”的問題，師生能夠接觸到信息技術，但這只是教育公平的第一步。除了關注“物理接入”外，我們還需要關注“動機接入”“技能接入”和“使用接入”。但在政策推進中，以上因素不易被察覺，往往隱含在“物理接入”的形式之下，如果不對其進行妥善解決，那么運用信息技術促進教育公平的實施效果就會大打折扣。也就是說，師生有了信息技術以后，他們愿不愿意用、會不會用、怎樣用、用的效果如何，同樣也值得關注。
實質公平是物理接入公平、動機接入公平、技能接入公平和使用接入公平的集合體。信息時代城鄉教育公平要實現四個“接入”的統一。在堅持城鄉教育形式公平的同時，逐步推進實質公平，使廣大農民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實現我國城鄉教育一體化均衡發展和推進和諧社會的構建，這也是進入深水區的城鄉教育改革應努力并逐步實現的目標。
二、影響推進實質公平的因素分析
城鄉教育的公平為社會所公認，但為什么社會公眾關注和追求的往往是形式上的公平而不是實質上的公平？從上文我們可以分析得出，影響推進城鄉教育實質公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動機因素、技能因素以及使用因素。
1.動機因素
動機因素指數字教育資源全覆蓋后，學校教師和學生使用信息技術的意愿程度。由于歷史原因，農村教師很多都是由民辦教師和代課教師轉過來的，由于自身年齡、學歷和教育背景的影響，很多教師的信息素養較低，使用信息技術授課的意愿較弱。
（1）教師的年齡
教師的年齡是制約教師使用信息技術的動機因素之一。由于互聯網到20世紀末才興起，50歲左右及50歲以上的人接觸互聯網遠比年輕一代人要少，盡管他們當中一部分人了解了一些互聯網知識，但由于年齡的原因導致學習能力下降，他們會感覺對新的互聯網技術難以掌握[2]。這就說明，即使在相同的網絡環境下，農村年齡偏大的教師網絡信息行為會相對較薄弱。
（2）教師的學歷以及教育背景
農村教師隊伍建設一直是政府關注的重點，近年來，農村教師隊伍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突出表現為農村教師學歷偏低、骨干教師嚴重不足。2007年，全國小學、初中、高中教師高級職務教師分別占0.6%、8.8%、21.3%，農村小學、初中、高中分別為0.4%、5.5%、12.7%[3]。同時，城鄉初中教師的最高學歷差距較大，農村中學有17.6%的教師最高學歷為本科，還有5.9%的教師最高學歷僅為高中。盡管部分教師可以通過進修提高學歷，但由于本身起點很低，提高的速度遠遠趕不上城市教師。同時，農村地區教師自我提高的動力也小于城市教師，因此，農村教師信息技術的運用和操作能力也普遍低于城市教師。
2.技能因素
技能因素即指信息技術技能水平上的差異。“數字鴻溝”問題研究專家耶克教授在其文章中將技能接入分為媒體和內容兩個層面[4]。
（1）媒體層面
媒體層面的技能主要指對數字技術和數字媒體的操作和處理。這就需要教師能了解計算機硬件系統的基本組成與結構、熟悉常用計算機的操作系統用戶界面及基本操作、了解計算機各部分的作用、知道常用硬件媒體設備的種類與功能、能夠正確使用校內所配備的各類電教教學設備、了解多媒體硬件技術在教學中的發展趨勢等等。
（2）內容層面
內容層面的技能主要指信息處理能力、內容創造能力、交流技能和策略技能。這就需要教師能夠在數字媒體中搜索、選擇和評估信息;能夠以數字媒體作為手段，實現特定專業發展目標;能夠使用文字處理軟件、電子表格軟件、多媒體課件制作工具進行教育教學;能夠熟練使用電子郵件、網絡社交工具（QQ、MSN等）、個人博客（Blog）等進行在線表達和交流等。
3.使用因素
使用因素即指人們在使用信息技術時產生的差異。師生在使用信息技術時的寬帶、使用時間、頻率、終端設備、聯網方式等都會影響他們的具體實施效果。
（1）使用時間、頻率的差異
時間和頻率上的差異是數字時代的新鴻溝。有學者曾對甘肅6個縣的1364名中小學教師做過有關在工作中使用計算機的頻率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教師在工作中會使用計算機的頻率很低，使用光盤和上網獲取信息的教師極少;從不使用或偶爾使用的教師明顯占大多數。這就說明，在國家大力加強學校的信息化建設背景下，教師主觀上“用不用”成為一個阻礙教育信息化的困擾和難題。
值得關注的是，青少年群體中也出現了“時間鴻溝”。2010年10月，中國少先隊事業發展中心的《中國未成年人互聯網運用狀況調查報告》顯示：城市中學生上網頻率高于鄉鎮中學生，被調查中學生“一周左右一次”上網的比例最多，其中城市為46.6%，鄉鎮為49.2%。從具體頻數分布來看，鄉鎮中學生“半月左右一次”“一月左右一次”“數月一次”的總比例（19%）明顯低于城市中學生（28%）。國家為了彌合物理接入問題而努力為農村教育提供計算機等設備和上網機會，但現在看來，雖然我國在縮小城鄉“物理接入”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時間鴻溝“的出現，使得農村教育仍可能處于不利的地位。
（2）網絡運用類型的差異
在推進城鄉教育實質公平的進程中，除了人們在使用時間和頻率上的差異外，網絡運用的類型也是一個影響因素。2010年6月，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的《2009年中國青少年上網行為調查報告》指出，由于城鄉之間在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發展程度上存在較大差距，城鎮與農村青少年在網絡應用類型方面仍具有較大差異（見表1）。從表中可看出，在信息獲取上，城鄉青少年運用水平差距較大，城鄉青少年高達10個百分點的使用率差距顯示出農村地區青少年在網絡信息使用上的不足;在網絡娛樂上，城鄉青少年網絡應用的娛樂特點都較為突出，但因為農村地區的寬帶建設滯后，因此城鄉網絡視頻使用的差距較大;在交流溝通方面，城鄉青少年在電子郵件、社交網站和論壇/BBS上的使用差距較大，特別是電子郵件的使用率差距達到16.3個百分點。在商務交易上，城鄉青少年使用率差距較明顯。網絡購物、網上支付和網上銀行的使用率分別相差13.9、12、10.9個百分點。這些差距表明，要縮小城鄉青少年信息技術運用上的差距，應幫助農村青少年拓展網絡應用，彌補農村地區信息資源的不足。
表1 城鄉青少年網民在各網絡應用上的使用率差異[5]
（3）寬帶差異
寬帶差異也是影響信息技術使用的一個因素。國家教育部基礎教育司繼續“推進農村中小學遠程教育，使農村和邊緣地區師生能夠享受優質教育資源”，這對于信息技術促進城鄉教育公平和均衡發展確實取得一定的效果。但遠程教育一般需要使用者的寬帶是高速寬帶，而由于農村地區基礎信息建設不夠完善以及寬帶安裝滯后，使得一些師生能進入網頁但無法正常聽課，遠程教育極大地受到寬帶的制約。網絡流量公司Akamai在《財富》上報道：全球網速較高的地區依次是韓國（14Mbps）、中國香港（9.2Mbps）、日本（8.5Mbps），全球平均網速為1.9Mbps。而根據2011年1月19日《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中國互聯網平均連接速度為100.9KB/s，即0.81Mbps[5]。因此，我國互聯網使用的突出問題是收費高、網速慢，更別提信息網絡滯后的農村地區了，這種寬帶上的劣勢嚴重影響了農村地區師生在網絡視頻、在線課程上的使用。
4.學校信息化技術管理水平差異
曾有學者對甘肅省86個學校的信息技術員做過問卷調查，結果發現，這86個學校的信息技術員大多數沒有類似的專業背景，信息管理意識薄弱，管理的資源內容十分單一，缺少能為學校發展提供數據的信息。通過問卷得出，在這86個資源中心的信息技術員中，認為自己的能力水平完全足夠的占2.5%，基本夠用占28.4%，不太夠用占51.9%，很不夠占17.3%[3]。可以看出，有69.2%的信息技術員認為他們的知識技術水平不能適應信息管理的需要。這說明，城鄉學校信息化技術管理水平存在較大差距，即使農村學校接入了計算機設備和遠程教育，由于信息技術員的操作和處理不當，教學效果也會大打折扣。
三、推進實質公平的路徑選擇
在現實條件下，城鄉教育推進形式公平與實質公平的統一，無疑是一個艱難的過程。我國已有的信息技術促進教育公平實踐通常依賴于建設網絡、配置計算機和相關軟硬件以及建設資源，但僅僅關注物理接入不足以縮小城鄉教育差距。我們需要積極主動地面對，既保持信息技術在城鄉教育的形式公平，又要保證實質公平這一目標變為現實，這需要我們把信息技術促進教育公平這一著力點從縮小物理接入轉向技術接入和使用接入上來，否則實質公平無法提升，也會損害形式公平。
1.加強對信息技術使用的調查研究，完善信息政策
我國網絡基礎建設的城鄉差距較大，國家應從戰略高度重視動機接入、使用接入和技能接入對我國城鄉教育公平和發展和諧社會的重要意義。通過組織研究團隊或者設立招標課題對城鄉學校、地區之間的新數字鴻溝進行比較研究，從傳統關注生機比、聯網率等指標拓展到師生使用信息技術的動機、技能、使用時間和頻率、網絡運用類型、學校信息技術的管理水平等指標統計。加強對信息技術促進教育公平的相關指標評估工作，細化各項測算指標，避免城鄉教育差距的拉大。
同時，加強對城鄉地區信息技術使用的理論建構和調查研究，比如信息技術下教育公平的界定、測量、效應、影響因素、實施效果等。要從關注“有沒有”轉變到“愿不愿意用”“怎么用”“會不會用”，推動動機接入、技能接入和使用接入問題的研究和解決。
2.加強師生信息技術應用能力的培訓，提高信息素養
《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中明確提出，“大力推進信息技術在教學過程中的普遍應用，促進信息技術與學科課程的整合……充分發揮信息技術的優勢，為學生的學習和發展提供豐富多彩的教育環境和有力的學習工具。”教師的信息素養對學生信息意識的啟發和學習有直接影響，只有將教師的信息素養提高后，學校的信息技術教育才能得到保障。因此，要加強農村地區教師對信息技術的培訓和學習，更新教師的信息觀念，樹立科學信息素養觀，加強在職教師信息素養的繼續教育，提高在職教師信息素養。如上文提到的對數字技術和數字媒體的操作和處理、信息處理能力、內容創造能力、交流技能和策略技能等。幫助師生會用信息技術，進而運用信息技術促進有意義的學習。同時，引導農村學生拓展網絡應用，最大限度地發揮與學習、職業等相關的網絡資源運用優勢。
3.關注學生群體的信息技術使用狀況，凈化網絡環境
劉次林教授指出，對于那些不是主觀原因造成的落后者，社會通常在結果上給予補償，以體現另外一種意義上的公平。所以，公平基本上包含了同等對待、區別對待和補償對待三方面的含義[6]。政府對農村學校進行了大量的資金投入和配備了基礎信息設施，但還要對來自不同家庭、不同性別的學生，在使用技能、使用時間、頻率、運用類型的差異基礎上進行補償性信息技術運用指導。同時，凈化網絡環境對農村地區的學生進行信息技術的學習也至關重要。現在多數農村學生由于家長的受教育程度、社會環境、娛樂設施較少等因素，上網時間短，或者沉迷于網絡游戲，對網銀、購票、旅游、醫療預定等新鮮事物都很排斥，久而久之與時代脫節。因此，要凈化網絡環境，引導學生健康、快樂地成長。
城鄉教育公平近年來一直是研究的熱點。目前，在信息時代背景下，城鄉教育的鴻溝更多地體現在動機、技能和使用的差距上。我們應該看到，盡管我國農村教育信息化程度不斷提高，但同城市教育之間的差距并沒有明顯變小，反而隨著信息技術的使用進一步拉大。我們要堅持物理接入公平的同時，使動機、技能和使用接入更加契合城鄉教育的發展，形式公平和實質公平才能在深層次上達到和諧。深化城鄉教育改革必須堅守公平，在完善基本的形式公平的同時提升實質公平，最大限度地縮小城鄉教育差距。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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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為了解東河區小學新生預防接種狀況。方法 對13所小學1426名入學新生的預防接種證進行了查驗。 結果 預防接種證持有率為92.4%；1歲內五苗合格接種率為97.2%；加強免疫OPV4、DPT4的接種率分別為 94.0%、95.8%。城區的持證率、五苗合格接種率、加強免疫接種率明顯高于城鄉結合部。結論 加強城鄉結合部的預防接種工作，加強入學兒童的預防接種查驗工作，提高疫苗接種率。
關鍵詞：小學新生 預防接種證 接種率
材料與方法
1調查對象 東河區共13個街道辦事處，每個辦事處抽取1所小學，對一年級新生免疫狀況進行調查。
2調查方法 在開學時，東河區統一下發了入學兒童預防接種證查驗和補證補種登記表。接種醫生協助受過培訓的保健老師填寫登記表。并根據查驗情況，對無證和未完成國家免疫規劃疫苗接種的兒童進行補證和補種。現場查閱抽查學校的上述資料。
3調查內容 開學時入學兒童預防接種證持有情況；國家免疫規劃疫苗的基礎免疫和加強免疫情況。
結 果
1 調查小學的基本情況
本次共調查13所小學，其中城區小學7所，城鄉結合部小學6所。共調查新入學兒童1426人，其中男生796人，女生630人，男女之比為1.3：1,其中城區小學學生873人，占調查學生的61.2%,城鄉結合部學生553人，占調查學生的38.8%。
2 預防接種證持有的情況
在調查的1426人中，入學時接種證持有1317人，入學時接種證持有率為92.4%， 補證率為7.6%。其中城區學生入學時接種證持有為835人，持有率為95.6%；城鄉結合部接種證持有482人，持有率為87.2%.城區、城鄉結合部學生入學時接種證持有率差異有非常顯著的統計學意義（x2=34.53、P＜0.01）（表1）
3 入學新生免疫規劃疫苗基礎免疫情況
調查的1426人中，1歲內五苗合格接種1386人，五苗合格接種率為97.2%。BCG、 OPV3、、DPT3、 MV、 HePB3的接種率分別為98.9%、97.7%、97.7%、97.5%、97.3%。城區、城鄉結合部入學新生五苗合格接種率分別為98.7 %、94.8%。差異有非常顯著的統計學意義（x2=19.7，P＜0.01）；城區與城鄉結合部BCG的接種率分別為99.5%、97.8%（x2=8.94，P
4 小學新生免疫規劃疫苗加強免疫情況
在調查小學新生中，OPV4 的接種率為94.0%， DPT4的接種率為95.8%。城區和城鄉結合部的OPV4 的接種率分別為95.1%、92.2%（x2=4.85，p
討 論
本次調查東河區小學新生入學時接種證持有1317人，占92.4%，1歲內五苗全程合格接種率為97.2%。BCG、OPV3、、DPT3、MV、HePB3接種率分別為98.9%、97.7%、97.7%、97.5%、96.8%、，加強免疫OPV4、DPT4的接種率分別為 94.0%、95.8%。調查發現：東河區入學新生免疫規劃疫苗基礎接種率已經達到了較高的水平，加強接種率還有待提高。另外，城區新入學學生接種證持有率、五苗基礎免疫率、加強免疫接種率明顯高于城鄉結合部。分析原因是1）東河區是包頭市私有經濟示范區，隨著經濟的發展，流動人口在逐年增加。2）東河區流動人口以農民為主，職業為打工族類。流動兒童主要來自貧困農村，流入城市后，集中居住在城郊結合部。[1]3）流動兒童家長由于受教育少，文化層次低，自我保健意識差，對預防接種認識不足。[2]4）接種服務的形式和周期也是影響接種率的因素，城區設立免疫門診開展周免疫,而城鄉結合部設接種點開展月免疫。5）接種醫生只重視基礎免疫，對大年齡組兒童的免疫工作重視不夠。
針對存在的問題，建議采取如下措施：1）加強免疫規劃工作的宣傳，充分利用各種宣傳媒介，提高群眾的預防意識，使群眾自覺地利用免疫服務。2）加強城鄉結合部的預防接種工作，常年開展查漏補種工作，提高城鄉結合部兒童的免疫接種率。3）加強接種醫生的職業道德教育，改變其對免疫規劃工作的偏見，更好地為兒童服務。4）加強入托入學兒童預防接種證的查驗工作，把好最后一關，使未完成國家免疫規劃疫苗的兒童得到全程免疫。5）積極爭取政府的支持，在有條件的地方設立免疫門診，縮短接種周期，提高免疫服務質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