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6-09 00:2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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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題】經濟理論研究
【英文摘要】Inhiseconomictheory，Marxdiscussesandanalyzescompetitionfromtheangleoftheunityandcontradictionbetweenproductiveforcesandproductiverelations.ThistheorycanbeveryinstructiveforChinainparticipatingininternationalcompetitionundertheframeworkofeconomicglobalization.Forinstance，Chinashouldconcentrateresourcesonindustrieswithcomparativeadvantages，developscienceandtechnologyandeducation，maintainandnationaleconomicsecurityandsovereignty，enhancethedegreeofopening-up，andactivelyembraceinternationalcompetition.
【關鍵詞】/競爭理論/經濟全球化/國際競爭/世界市場
Marxism/competitiontheory/economicglobalization/internationalcompetition/worldmarket
【正文】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世界經濟日益融為一體。任何國家和民族都不能置身于國際競爭之外，筆者試圖從經濟學視角出發，分析當代世界經濟的國際競爭問題，并提出中國參與國際競爭的具體策略。
一、馬克思的競爭理論
競爭理論在馬克思經濟學中并不構成一個獨立的理論部分，而是貫穿并服從于他的勞動價值理論、剩余價值理論和平均利潤理論之中。馬克思正是在其經濟理論中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內在統一和相互矛盾的角度討論與分析了競爭問題，從而形成了內容豐富的競爭理論。馬克思的競爭理論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競爭的本質是體現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經濟關系。在競爭理論發展史上，馬克思最重要的貢獻就是為研究競爭提供了科學的世界觀。他超越了古典經濟學把競爭看作與人的本性相符合的永恒范疇的觀點，第一個把競爭當作歷史范疇加以考察，揭示了隱藏在競爭背后的經濟關系本質。馬克思認為，競爭作為一種經濟現象，是商品經濟的必然產物，在商品經濟下的社會分工體系中，交換雙方都具有自身的物質利益和要求，要實現這種利益就必然產生競爭。他指出：“社會分工則使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互相對立，他們不承認別的權威，只承認競爭的權威，只承認他們互相利益的壓力加在他們身上的強制”（394）。他第一次揭示了在資本主義競爭現象背后所掩蓋的經濟關系本質，他指出：“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規律在競爭中是以顛倒的形式表現出來的”（251），“只有了解了資本的內在本性，才能對競爭進行科學的分析，正像只有認識了天體的實際的、但又直接感覺不到的運動的人，才能了解天體的表面運動一樣”（352）。因此，競爭是一個歷史范疇，體現了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經濟關系。資本主義競爭的本質是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商品生產者之間爭奪經濟利益的斗爭。
2.競爭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技術進步決定著勞動生產率的高低，從而決定競爭雙方的勝敗。馬克思考察了在競爭中由于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對價值形成和價值實現的影響，并且把這一變化過程看作是規律性的、長期的必然趨勢，從而在競爭理論發展史上第一次揭示了競爭的動態性質。他指出：“競爭首先在一個部門內實現的，是使商品各種不同的個別價值形成一個相同的市場價值和市場價格”（201）。這個相同的市場價值是由在競爭的作用下形成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而且受勞動生產力高低的影響。“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隨著勞動生產力的每一變動而變動”（53）。這里，馬克思是從社會經濟運行的角度，把競爭與其他相關因素放在一起，在其相互作用中，揭示競爭的性質和功能，從而為研究競爭提供了科學的動態分析方法。馬克思還進一步揭示了資本主義技術進步引起的勞動生產率的變化對生產超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的影響。他認為，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資本家為了在競爭中獲利，不斷地改變他們的行為參數。其中，總是有少數資本家率先進行技術進步，提高勞動生產率，使其個別勞動時間低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從而獲得超額剩余價值。于是，其他資本家也不甘落后，競起摹仿，使這種創新的收益得到擴散，導致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基于對新的超額剩余價值的追求，又會導致新一輪的創新，而后又是創新的擴散，帶來社會勞動生產率的進一步提高，商品的個別價值與社會價值的差額消失了，但相對剩余價值卻增加了。如此循環往復，就使競爭過程表現為一個周期性的動態過程。
恩格斯曾從一般意義上把競爭使供求變化導致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概括為競爭規律。他指出，“競爭的規律是：供和求始終力圖互相適應，但是正因為如此，就從來不會互相適應”（613）。在這里，恩格斯實際上揭示了競爭的作用是在一個動態的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即通過競爭導致供求關系的變化，迫使商品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從而形成商品市場上供求平衡與不平衡的矛盾運動。這種運動促使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從一個生產領域轉移到另一個生產領域，使社會勞動重新趨向合乎比例地在不同生產部門進行分配。通過競爭調節供與求的平衡，但又由于競爭的作用，使供與求的平衡不斷被打破，從而推動商品經濟的發展。
3.資本主義的三種基本競爭形式。馬克思認為，競爭是價值規律的實現形式，而價值規律的要求包括三個層次，競爭的基本形式也包含三種：
（1）生產領域的競爭。在生產領域中，價值規律要求商品價值量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而各個資本家的個別勞動時間量不一樣的，為了解決個別勞動時間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矛盾，只能通過同一部門資本家之間的競爭，從而形成商品的價值，在這一層面上，單個資本家通過改進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而進行的競爭，其目的在于縮短個別勞動時間，降低社會價值，獲得更多的超額剩余價值。
（2）流通領域的競爭。在流通領域中，價值規律要求商品按其內在價值量進行交換。但在不同的供求狀況下，價格和價值在每個個別場合往往是不一致的，這就構成了價格與價值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只有通過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競爭才能解決，商品價格才能以它的價值為基礎，商品價值才能轉換為生產價格，等價交換的原則才能實現。
（3）分配領域的競爭。占有和瓜分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的根本目的，但資本家內部如何瓜分剩余價值是通過競爭規律的作用由平均利潤率規律決定的。就資本的性質和目的而言，任何單個資本在客觀上都要求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這種內在客觀要求是通過內部之間的競爭使利潤趨向平均化來實現的。由于各部門資本有機構成不同而產生不同的利潤率，通過不同部門的資本家以生產要素在部門之間的自由轉移為特征的激烈競爭，轉化為平均利潤率。這時利潤轉化為平均利潤，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可見，利潤平均化過程也就是部門內部和部門之間資本家激烈競爭的過程。
4.競爭的結果是優勝劣汰，并推動資本主義生產集中和資本積聚，為資本主義自由競爭階段向壟斷階段過渡，最后為資本主義制度的毀滅提供條件。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加劇了市場供求矛盾，從而形成更大規模、更激烈的競爭。“競爭的結果總是許多較小的資本家，他們的資本一部分轉入勝利者手中，一部分歸于消滅”（687），這“是資本家剝奪資本家，是許多小資本變成少數大資本”（686），是“一個資本家打倒許多資本家”（831）。這一過程不斷進行，最后由于各種矛盾的尖銳化必然導致資本主義自由競爭階段向壟斷階段過渡，最后為資本主義制度的毀滅提供條件。對此，馬克思精辟地指出，“隨著這種集中或少數資本家對多數資本家的剝奪，規模不斷擴大的勞動過程的協作形式日益發展，科學日益被自覺地應用于技術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計劃地利用，勞動資料日益轉化為只能共同使用的勞動資料，一切生產資料因作為結合的社會勞動的生產資料使用而日益節省，各國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場網，從而資本主義制度日益具有國際的性質。隨著那些掠奪和壟斷這一轉化過程的全部利益的資本巨頭不斷減少，貧困、壓迫、奴役、退化和剝削的程度不斷加深，而日益壯大的、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的機構所訓練、聯合和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反抗也不斷增長。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并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831-832）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而資本主義積累是在資本主義自由競爭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5.世界市場的競爭推動了世界市場商品的供求變化并引起商品國際價格的波動，促使商品國際價值的形成。商品的價值由生產該商品所耗費的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當商品超越國家的地域范圍進入世界市場時，其價值就不能再由任何一國的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而是由國際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不同國家由于其經濟技術水平、勞動強度以及勞動生產率不同，商品的國別價值有高有低，“因此，不同國家在同一勞動時間內所生產的同種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國際價值”。（614）但是，決定商品國際價值量的，并不是某一個國家生產某種商品所耗費的勞動量，而是一定時期內，國際市場上絕大多數國家在大致相同的生產條件、技術水平和勞動強度的情況下，生產某種商品所需要的勞動量，這就是國際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當然，在國際市場上這個平均單位是通過競爭來形成的，它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科學技術進步和社會生產力發展而不斷變化的。通過這個計量單位，可以將每個國家的社會平均必要勞動還原為國際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正如馬克思所說：“國家不同，勞動的中等程度也就不同，有的國家高些，有的國家低些，于是各國的平均數形成一個階梯，它的計量單位是世界勞動的平均單位”。（614）它構成商品的國際價值。商品國際價值在世界市場上的貨幣表現就是國際市場價格，國際市場價格的基礎是國際價值，價值規律要求商品交換根據商品的國際價值來進行，這是國際市場價格形成和變動的基本規律。但這并不是說，在每一次交換時，國際市場價格都是和國際價值相一致的。因為國際市場上的供給和需求都是變化不定的，這種價格上的不一致，通過競爭，反過來又會影響世界市場上供給和需求的變化，使它們逐漸趨于平衡，從而使國際價格接近國際價值。價值規律在國際市場上的作用也是通過競爭來強制實現的。
二、馬克思競爭理論的意義及中國參與國際競爭的策略
馬克思的競爭理論以資本主義競爭作為研究對象，分析了競爭的本質、形式和結果；既包含了對資本主義競爭特殊性的分析，也包含了對競爭一般性的深刻分析，是兩者的高度統一。因此，馬克思的競爭理論為我們研究經濟全球化下國際競爭問題奠定了科學的方法論基礎，是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下國際競爭的理論基礎。
1.經濟全球化下的國際競爭是國際經濟一體化發展特別是國際分工和國際交換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國際分工和國際交換又反過來推動了國際競爭的發展。早在16世紀，隨著歐洲一些發達國家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興起，并力圖把其產品向國外推銷，世界市場即開始萌芽。到了17世紀中葉，商業和航運的快速發展，使各殖民地開始成為廉價的原料來源地和巨大的消費市場，各國瓜分已開辟出來的世界市場的斗爭漸趨激烈。而17世紀后半期開始的資本主義工業革命則采用機器生產，實行最廣泛的分工，使大工業得以盡快發展。技術進步、機器的大規模使用、交通工具的更新極大地拓展了市場范圍。這種資本主義世界化的趨勢，在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一直在不斷地強化之中，并形成了全球范圍的國際競爭。可以說，正是生產力發展特別是國際分工的細化和深化推動了國際市場競爭向廣度和深度發展。國際分工構成了國際競爭的基礎，反過來，國際競爭的發展又進一步推動了國際分工的深化和細化。從深度上講，正是國際競爭的激烈使國際分工日益細密，由過去單一的垂直型分工發展為垂直型、水平型和混合型等多種分工形式并存的新格局。而從廣度上講，國際競爭使參與國際分工的國家和地區遍及全球，國際分工的細化和深化把每一個國家都納入全球經濟體系之中，推動了世界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在經濟全球化的潮流面前，中國絕不能將自己置身于國際競爭之外，而只能抓住機遇，迎接挑戰，發展自我，依靠增強自身經濟實力在國際競爭中取得優勢。馬克思指出，只有積極參與世界經濟，“單個人才能擺脫種種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個世界的生產（也同精神的生產）發生實際聯系，才能獲得利用全球的這種全面的生產（人們的創造）的能力”（89）。為了提高整個國家的國際競爭力，首先，在企業層次上，要不斷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適應能力和組織能力；通過科技進步和有效管理努力降低成本，提高生產績效，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產出；在不斷進行的技術創新活動中開發設計出具有創新性、高需求、高附加值、高價格的產品；并優化企業的組織結構以適應國際市場的變化。其次，在國家層次上，建設與競爭相關的基礎設施，培育企業生存、應變和發展的環境；積極促進市場開放和高新技術引入，使企業始終感到外在的競爭壓力而不得不提高生產率，最終縮短與世界最具創新和競爭能力企業的差距；精心制定增強國家新優勢的產業政策、科技政策、貿易政策和規劃政策；由政府出面對國內各個部門和組織的競爭力進行系統整合，即根據國家總體發展的戰略目標，用系統的觀點與方法，以網絡與數據庫為手段，把權力、資金和知識在產學研一體化的基礎上有機地結合起來組成國家創新體系，提高國家綜合競爭力。
2.從競爭理論的觀點來看，經濟全球化下的國際競爭本質上仍然是體現了國與國之間的經濟關系。在國際市場上，國與國之間經濟關系的本質又是經濟利益關系，是世界各國為了追逐更大的自身利益向外進行擴張形成的一種國際利益關系。馬克思指出：“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82），而“每一個社會的經濟關系首先是作為利益關系表現出來”。因此，各個國家為了追逐經濟利益，都不會囿于國家邊界的限制，而是按照比較優勢原則積極參與國際競爭，實現他們在國內無法實現的經濟利益。比較優勢原則的本質是利用本國的比較優勢來建立產業和配置資源，在國際市場上用本國花費勞動較少的產品交換到本國需要勞動較多或即使花費較多勞動也一時生產不出來的產品，這樣就能夠獲得廉價的原料、燃料以及機器、設備等生產資料，使不變資本更加便宜，從而節約了用于不變資本的成本費用，提高了剩余利益。為了在國際市場上獲得更大的經濟利益，壯大經濟實力，提高人民的生活福利水平，我國也必須根據本國國情按照比較優勢原則參與國際競爭。當前我國的要素稟賦狀況仍然是勞動資源豐富而資本和技術有一定積累但仍短缺，因此，中國必須集中資源繼續發展技術含量較高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或產品，并向具有較好基礎的高新技術產業傾斜。
3.根據馬克思的競爭理論，勞動生產率的高低及技術進步的程度在競爭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馬克思指出：在競爭中，為了追逐超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總是要千方百計改進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這是“資本的內沖動和經常的趨勢”。（355）“價值由勞動時間決定的規律，既會使采用新方法的資本家感覺到，他必須低于商品的社會價值來出售自己的商品，又會作為競爭的強制規律，迫使他的競爭者也采用新的生產方式”。（354-355）經濟全球化下的國際競爭是在國際市場上產品和服務的競爭，但這種競爭的背后是科學技術的競爭，歸根到底是人才競爭。因此，中國應對國際競爭最根本的策略是大力發展科技和教育，積極培養各級各類人才，全面提高勞動者素質，特別是重視和加強基礎研究和高技術研究，培養一支精干的高水平科研隊伍和各類學科領頭人。我國在人才資源配置機制方面存在著嚴重缺陷，主要表現在人才激勵不完善，管理和專業人才收入水平相對較低，高效率與高收入相關性差，高素質人才外流現象嚴重。為此，應當建立公正、公平、公開的人才競爭激勵機制，疏通人才流動的合理渠道，消除人才浪費現象。同時，啟動吸引專業人才工程，加大改革和完善優秀人才的收入分配制度，大幅度提高國內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的高級管理人員、專業人員和學術帶頭人的薪酬水平，形成示范效應，實現高效高薪的良性循環，達到吸引和留住人才并從根本上提高我國國際競爭力的目的。
【正文】
哲學的經濟學分析和經濟學的哲學概括，是馬克思理論研究中極其重要的內容，體現出豐富的方法論思想。認真清理和總結這些思想，無論對于我們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還是分析現實經濟問題，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借鑒意義。
一、客觀性與主體性的統一
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既非單純經濟學也非純粹哲學，而是在融合兩者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新質科學。這種“新質”，就在于它打破了當時的一些哲學家和經濟學家考察經濟問題的方法：或者從主觀概念、理性原則出發剪裁、套用客觀經濟現實，否認后者是前者的基礎；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觀經濟現象的表層，否認作為主體的人的認識、實踐的能動創造性。前者是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后者是機械唯物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
馬克思對唯心主義經濟哲學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經濟哲學研究成果《哲學的貧困》中就有著充分的體現。他批評蒲魯東從普遍理性出發建構經濟學的哲學體系，把經濟范疇視作“不依賴實際關系而自生”的思想，不過是一種先驗的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而他關于經濟學要能夠真正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本質和規律，就必須跳出哲學的圈子研究經濟現象的思想，則蘊含著從經濟現實、物質生產出發的唯物主義經濟哲學思想。同時，對庸俗經濟學思想的反思，使馬克思意識到，經濟哲學要走出“在表面的聯系內兜圈子”，對“最粗淺的現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釋”的誤區，就必須突破以往的理論，在面對現實的同時發揮主體能動性，沖破思想障礙，敢于進行理論創新。
集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之大成的《資本論》，既與馬克思立足于資本主義經濟生活的現實，從現象分析中揭開資本主義社會結構、關系、運行機制乃至整個人類社會歷史的“謎底”有關，又與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當時的經濟學、哲學思維成果基礎上，善于走出哲學和經濟學各自的理論藩籬，在綜合兩者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創新不無聯系。正因如此，馬克思才最終實現了其哲學與經濟學成果——唯物史觀與剩余價值論的有機統一。
縱觀馬克思一生的經濟哲學研究，他不是躲進書齋給自己設定純抽象思辨的命題，在主觀玄想中構造體系，而是立足經濟現實，捕捉時代提出的重大問題；不囿于“現存”和既有的方法、結論，而是讓“思想的閃電”在劃破理論的迷霧中，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真諦。
今天，雖然時代的巨變使經濟哲學研究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與馬克思那個時代有了極大差異，但馬克思當年從客觀性與主體性相統一的角度研究經濟哲學的思路和方法，仍能為我們從事當代經濟哲學研究提供有益的啟迪。在此，不妨借用馬克思的一句名言：經濟哲學要想成為“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就必須“不僅從內部即就其內容來說，而且從外部即就其表現來說，都要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同時，要充分發揮主體特有的能動性，破除陳舊的傳統觀念，解放思想，敢于創新，與時俱進。
二、科學性與人文性的統一
科學性與人文性，分別從物與人的角度，體現了人類對世界的兩種基本態度和價值取向，前者強調客觀性和事實評價，后者強調主體性和人文關懷。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的對象，無疑是“現實的人”。馬克思認為，“現實的人”既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又是能動的、有價值、理想追求的主體。因此，經濟哲學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應是科學性與人文性的辯證統一。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科學性與人文性的這種辯證統一，體現得尤為徹底。
馬克思既反對從所謂“純粹的客觀性”或單純的技術理性、經濟模式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撇開主體的人和缺乏對人的價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體現、發展愿望的人文關懷的理論，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單純“經濟人”；同時，又反對從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義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拋棄客觀的物和缺乏對客體分析的“人文關懷”，只能使人成為虛假的主體和片面的“道德人”。與資產階級經濟學或哲學不同，馬克思經濟哲學的獨到之處，在于他在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結構和人類社會歷史的本質時，把它們視為以人的生產實踐為基礎和中介的合規律的過程，強調無產階級解放之路的尋求，首先必須深入到客觀的經濟底層，同時，又關注現實的人尤其是無產階級的地位、處境、命運和出路，認為自己的理論就是為“倍受壓迫”的那個階級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對“人”的探討既以對客觀事實的科學研究為基礎，又以對人的價值追求和發展要求為目的；對“物”的探討既以人的價值取向為參照，又注重從物的基礎、本源角度探究人文關懷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鑒馬克思科學性與人文性辯證統一的方法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有助于我們關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經濟增長、轉型、變化、發展的現狀、歷史和未來趨勢，立足科學的實證經濟學，從人化了的客觀世界中認識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基質及其本質規律，為理解和滿足人的價值需求、人生的現實性、時代的變易性、社會生活的真偽性，以及準確定位與之相應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觀依據；同時，也關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體現自身價值、發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運用科學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研究人的價值要求的客觀范圍和內在層次，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質世界中看到自己的價值，體現生存的意義，感到人生的溫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體言之，經濟哲學要研究宏觀的經濟增長與人的發展、社會進步三者間的關系，研究微觀的諸如經濟發展、轉型引發的利益與價值、公平與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與經濟、政治與經濟、法律與經濟乃至社會心理與經濟等等之間的關系問題。三、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
決定性與選擇性則側重于從實踐角度表述主客關系。決定性即承認人類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是有自身規律可循的自然歷史過程；選擇性即承認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又是歷史主體的人有目的的活動過程。前者肯定客觀世界和其規律的必然性及其對人的制約性，后者肯定主體的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認為作為歷史主體的人一身兼任“劇中人物”和“劇作者”雙重身份。因此，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運動的規律，是通過現實的人的有選擇的能動性活動而得以實現的。人的實踐是聯接兩者的中介，正是在實踐基礎上，兩者達到了辯證的統一。經濟哲學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過對經濟現實的理性考察，為發揮人的自主能動性提供理論根據，因此它應當從決定與選擇的統一角度，研究作為客體的世界與作為主體的人之間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這種統一在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中，同樣得到了體現。
在馬克思看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陷入純實證經濟論和蒲魯東陷入純思辨的經濟論，原因之一就是他們離開歷史的主客體關系來考察經濟問題，沒有看到客觀經濟規律既是人的能動實踐的結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無策；但經濟事實作為既定產物又具有客觀必然性和制約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隨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確認識經濟活動中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關系，導致他們或者陷于機械決定論，視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為“永恒之手”，完全制約著人的活動；或者陷于唯心能動論，視個體理性、“社會天才”的自由意志為解決經濟矛盾的靈丹妙藥。與他們不同，馬克思一方面認為社會的、歷史的物質活動是人類生產實踐、經濟生活的根本內容，生產力是在人類從事生產的經濟活動的歷史過程中積累、創造的物質力量，而不是自身無前提的先驗假設；同時又認為人類生產實踐是主體的人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生產力是人的實踐能力的物化，生產關系是人為適應生產力而創造的結果。這樣，馬克思通過物質生產實踐作為歷史的主體與客體的基礎和中介，科學地預示了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活動，是歷史決定論和歷史選擇論的統一。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當代中國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和制訂新世紀現代化戰略決策，有助于我們走出“超越論”和“循序論”的兩極，既立足于“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研究諸如中國與世界體系的聯系與交往中，經濟的調整、重組、改革、開放等關系；又充分發揮主體的能動創造性，在歷史的決定性與選擇性的交錯點上“抓住機遇”，切實把我們的事情做好。借鑒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態和可持續發展等問題，有助于我們走出“人類中心論”或“生態決定論”的兩極，進而深入研究諸如經濟增長與自然成本和生產效率、人口生產與物質生產，社會發展中的物質生產、人口生產與精神生產，自然發展與社會發展，以及社會生產和再生產與自然可再生性發展等等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
四、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
共時性與歷時性，是分別從靜態與動態、橫向與縱向的維度考察社會結構及其形態的視角。前者側重于以特定社會經濟運動的系統以及系統中要素間相互關系為基礎，把握社會結構；后者側重于以社會經濟運動的過程以及過程中的矛盾運動發展的規律為基礎，把握社會形態。運動通過靜止表現出來，相對靜止中有永恒的運動。因此，共時性與歷時性兩者有著辯證統一的關系。
上述理論在馬克思經濟哲學中，具體體現為他的“有中介的社會生產體系”觀：社會就其靜態存在看，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就其動態展開看，是生產力發展改變生產關系及其一切社會關系。生產方式作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中介，既為生產力所決定又決定生產關系，既具生產力功能又具生產關系價值，是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人類社會特定結構及其整個歷史運動，既是一個以生產方式內部各要素相互作用為基礎的系統，又是一個由生產方式運動推動的過程。因此，社會結構與社會形態統一的基礎，在于社會的生產方式。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觀點研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助于我們既從歷史的、現實的國情出發，又把它置于“世界歷史”、“全球化”的國際背景中；既從我國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出發，又聯系人類社會發展的全過程和總趨勢，從而既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兩種社會制度之間并互通互補，生產的技術層面構成生產方式的基礎，經濟體系以它為坐標系，經濟形態的依次演進從根本上決定所有制形態的一般發展，因而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市場經濟發展階段不可超越，中國必須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實行市場經濟；又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的中介性必然與一定的經濟關系、社會制度結合，生產關系的社會層面決定社會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態可以反映相同的經濟形態。因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國實行的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應該而且必然是社會主義的。
五、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
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是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論思想。它體現為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不僅從經濟現實出發，在研究經濟現實中進行哲理的分析推論，并從中引出世界觀、方法論的結論，而不是止步于實證歸納；而且在對經濟現象進行哲理的分析與揭示中，融入經濟的實證使之有根有據，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繹。
還在馬克思創立經濟哲學之初，他就批判地審視了當時的經濟理論，既反對蒲魯東用先驗原則、抽象哲學理念投射經濟現實，認為這只能導致“可笑的哲學”；[9]又批評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停留于純粹經濟事實的膚淺表述和實證歸納，認為其不從經濟關系的社會歷史性考察、深究經濟現象的本質，導致了他們視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固定永恒的規律的唯心史觀結論。而馬克思《資本論》中貫串始終的抽象與具體、邏輯與歷史、分析與綜合、演繹與歸納的方法，則是他融合經濟學實證性與哲學思辨性的結晶。雖然這部研究資本主義的巨著側重于分析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但這種分析卻既因哲學唯物史觀的運用而使經濟學的實證分析，超越了純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強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經濟學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的實證而使哲學的邏輯推演，超越了純思辨的抽象論證而具有透徹的經驗說服力，從而使它的價值，遠遠超過了任何單純的經濟學著作或單純的哲學著作。縱觀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思想，其哲學與經濟學在相互交融基礎上達到了辯證統一。如同勞動、分工、生產力、生產關系既是經濟學又是哲學的基本范疇一樣，馬克思的經濟哲學理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既是社會的、歷史的、哲學的經濟學，又是經濟的社會學、歷史學和哲學。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哲學理性思考和經濟學實證分析統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必須做到：一方面，在探討諸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全球化等具體問題時，必須運用世界歷史理論、社會形態論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經濟范式、技術模式、操作手段等經濟學的表層。另一方面，在深化諸如的社會結構論、形態論、本質論、動力論等基本理論時，必須結合和依據世界、中國的社會經濟變化現狀和趨勢，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問題加以經驗證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論體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兩者特征的基礎上，創建出既不因滿足于繁榮表象而對自身功能產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對自身功能產生懷疑的，既適合又能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實的經濟哲學理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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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化和再利用是有所區別的，前者強調的是經過處理后的廢棄物將轉換身份，成為原材料，而后者卻是用另一個角度去考量廢棄物，將其作為產品使用，從而避免浪費.資源化的原則在馬克思著作中也作了許多說明.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提出“化學的每一個進步不僅能增加有用物質的數量和已知物質的用途，從而隨著資本的增長來擴大投資領域.同時，它還教人們把生產過程和消費過程中的廢料投回到再生產過程的循環中去，從而無需預先支出資本，就能創造新的資本材料.”其所表述充分體現了馬克思資源化的思想.
2我國發展循環經濟所面臨的國際現實
我國作為對全球經濟影響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過程中自身的發展方式對世界產生影響的同時也面臨著來自國際環境中的各種壓力.從我國目前經濟發展的狀況來看，我國在經濟發展中面臨的主要國際壓力包括制度壓力、生態壓力以及消費壓力.
2.1制度壓力
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得到了初步的建立，然而，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仍然有待完善.對照世界貿易組織對經濟體制運作機制的要求來看，我國在經濟管理體制方面還存在著諸多與之不符合的地方，較為突出的問題是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到的基礎性作用沒有得到充分地發揮，在各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甚至各部門之間還是存在互相封鎖、割離的情況，同時市場運作的規則還不夠健全，還有許多法律法規有待補充和完善，現存的法律法規中有一部分不符合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在實際的經濟運行和管理中存在有法不依和執法不嚴的情況.這些都是是市場體系的不夠完善的一個方面.另外，國有企業的改革相對滯后，企業市場主體地位還未得到完全確立.同時，由于當前政府在職能定位方面不準確，導致缺位、越位的現象，出現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以及機構重疊臃腫等與市場經濟發展要求極度不相適應問題.最后，在對外經濟方面，我國目前的對外經濟管理體制與世界貿易組織運行機制的要求之間還存在著一定的距離.
2.2生態壓力
我國的國土面積和美國的不相上下，而人口總量卻是其數倍之多，要想在二十一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意味著我國要在更復雜的國際環境中用五十年的時間完成西方發達國家兩百多年的發展，任務不可謂不艱巨.所以說我國特殊的國情要求必須重新探索綠色發展道路成，要改變現有的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經濟的增長方式，從依靠增加投入擴大生產的高能耗、環境代價大、競爭力弱的經濟發展模式向科技含量高、環境友好、經濟效益高的新模式轉變.
2.3消費壓力
就我國目前的情況而言，傾斜性消費的問題非常突出，主要表現為過于注重物質消費而輕視精神消費.雖然我國目前以閑暇和文化消費為主要內容的精神消費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長，但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例如我國精神消費在整個消費體系中所占比例仍然不高，在消費形式上，精神消費的形式過于單調，大部分人明顯傾向娛樂性消費，忽略發展性消費，喜愛尋求感官刺激，輕視精神進步，從而造成通俗娛樂場所人滿為患而高雅文化備受冷落的現象.總之，在全球化的國際背景下，我國在經濟發展中還面臨著很大的消費壓力.
3我國在循環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困境
3.1公眾認同度較低
目前，在我國針對公眾環保意識加強的活動中，產生了兩大公眾面臨的矛盾：一個是公眾的環保意識與參與環保的行動力之間的矛盾；另一個是公眾在依賴政府時，政府的環保工作力度卻是相對薄弱.這就直接讓公眾在對待具體環保事件上的環保意識產生非常大的差異性.家庭里，公眾的環保意識還是顯得比較高的，在用水用電的節約、垃圾的分類、綠化帶及其它植被的愛護都有明顯的表現.但這些公眾性的高環保意識的環保行為的范圍過于狹窄，在社會參與方面就顯得很力不從心.另外，公眾反映問題對象大多局限于居委會和街道辦事處，這些發生在生活中的環境問題基本不會投訴給有關政府部門受理，全國統一的環境問題免費舉報電話———12369也少有人知，這對民眾環保意識的培養以及環保行動過程中依賴對象建立幫助不大.
3.2技術支持還顯薄弱
由于我國在循環經濟技術支撐方面的投入不足，直接導致循環經濟在技術上過于薄弱.根據十一五期間的有關數據顯示：我國在環境方面的支出比例第一次超出了GDP，但僅僅為1%-2%.盡管后期其比例有所增加，但漲幅均較小，這就造成我國和發達國家在經濟技術方面長期存在較大的差距.根據發達國家在環境投資方面積累的經驗，其投資額不能少于當年本國GDP的1.5%-2.5%，才能在經濟發展的同時遏制環境的惡化，改善整體環境狀況.可是我國的評估機制在循環經濟方面顯得效果不足，科技創新的投入也十分有限，這直接削弱了原本有限的資金所應該發揮的作用.同時，新的科技項目的獎勵政策得不到有效落實，讓科技創新的后勁一直萎靡.因此，從我國當前的基本國情以及目前的循環經濟發展狀況出發，為循環經濟選擇一套適用的技術，并以先進科技為支撐的循環經濟模式勢在必行.
3.3法律體系不夠完善
我國現行的綜合環境基本法在層面上還沒有對循環經濟有關立法作出十分明確的規定，僅僅將循環經濟的有關規定作一些附帶說明，并沒有提升循環經濟的立法在環境立法中的比重，在整個國家立法系統中更顯頹勢.當前全面促進和發展循環經濟的措施在我國并沒有專門的立法，也缺乏系統性，直接導致實際操作中循環經濟發展行為難以得到充分認可.上述問題也較多地反映在我國現有的眾多與環境相關的法律法規中，這也我國相關法律法規亟需解決的重要問題.
4馬克思的循環經濟思想為我國循環經濟發展帶來的啟示
4.1增加公眾參與率，提升公眾意識
人在經濟活動中作為主體的存在，對經濟發展的作用無疑具有決定性.經濟活動的最終成果往往受到活動主體的思想認識的差異而有所不同.在我國，公眾良好的環保意識、積極的參與行為是循環經濟發展過程中循環經濟得以發展的重要前提.使循環經濟的公眾參與得以實現，必須從根本上轉變人對自然的認識.馬克思提出，“人是自然界長期發展的產物，人本身是自然界的產物，是在自己所處的環境中并且和這個環境一起發展起來的.”因此，把自身和自然聯系在一起，經濟活動中才能明確地考慮自身行為對自然的影響.在發展循環經濟的過程中，進行宣傳教育、開展公眾性的活動，并提升活動氛圍，提高公眾熱情均可加強公眾參與意識.當然，公眾參與平臺的建立和完善也是公眾參與實現的一大前提；最后，提倡綠色消費，將循環經濟的理念帶入公眾生活也是提升公眾參與度的一大措施.
4.2提高對科技的重視
“科學是第一發展力”繼承和發揚了馬克思思想.發展循環經濟不僅要以充分的技術條件為前提，也要以物質的循環利用為核心，因此，重視科技的作用是馬克思的循環經濟思想對我國發展循環經濟的又一啟示.根據我國當前國情，在資源和環境現狀上，針對可再生能源開發應加大重視力度，并對節能減排的技術創新予以扶持獎勵.
4.3政府的主導地位必須堅持
經濟發展的方式有很多種，循環經濟的本質是其中一種.生態性是其主要特點，但和其他經濟發展方式一樣，它最終也以獲得經濟利益為根本目的.具有逐利性的企業作為循環經濟實踐過程中的主體，追求經濟效益、提升自身競爭力也是企業發展循環經濟的目的.但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濟發展與生態問題常會產生沖突，由于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具有顯著的自發性特點，容易引導發展過程向經濟利益方面傾斜.因此，政府的主導作用必須在發展循環經濟的過程中保持一致.第一，應建立和完善現有的相關法律、法規以彌補當前市場的不足；第二，要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協調經濟的發展；第三，應靈活運用多種經濟發展途徑為發展和引導循環經濟提供充分、有效的環境；最后，應建立和完善綜合、全面的環境政績考核體系，為循環經濟的發展提供有效保障.
5結束語
本論文借鑒結構主義的一些方法，抱著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從考察馬克思論述政治經濟學的話語結構入手，抽離出“自然·歷史”、“共時·歷時”、“一般·特殊”、“抽象·具體”四組基本的話語組合方式，為了貫徹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馬克思把闡釋歸入“歷史/歷時/特殊/具體”，而排斥“自然/共時/一般/抽象”，但并不意味著馬克思放棄對于“一般/抽象”的探求。他從黑格爾那里繼承了辯證法，并把它作為政治經濟學的敘述動力所在，而辯證法恰恰是“共時/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辯證”的敘述動力能否承載歷史唯物主義的訴求，馬克思是如何在“辯證法”的運動中納入“歷史”的聲音，我將通過對商品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的解讀來回答這兩個問題，從中可以看到馬克思突破文本的敘述抵達歷史的艱辛，這對于語言學轉型以來處理文本與歷史的關系，以及在后結構主義解構“宏大敘事”的策略下重新找回歷史唯物主義的信念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
自然-歷史、共時-歷史、一般-特殊、抽象-具體、辯證法、歷史唯物主義、抽象人類勞動、剩余價值、能指/所指/歷史參照物
引言
生活在中國的現實語境中，對于馬克思、以及《資本論》的態度不得不帶有復雜的情感。改革開放是在批判“”歷史的基礎上開啟的，而在思想領域則伴隨著對于教條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時期以來很長一段時間，不再成為知識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隨著90年代市場化在中國的全面展開，一些曾經借助批判和拒絕的東西浮現出來，中國究竟是在“發展主義”2的歷史允諾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還是掉進了“現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部分對社會持有批判立場的知識分子又重新認識到馬克思和的價值，并把其作為介入社會批判的工具，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的幽靈”4又回來了（按照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的說法，“馬克思的幽靈”從沒有離開過），或者借用《資本主義的終結》一書的結尾語“因為指引我們思考剝削，而剝削還沒有終結”5，可以說，并沒有被歷史想象性地“終結”6。
正如20世紀法國著名結構理論家路易·阿爾都塞在《閱讀<資本論>》一書的開篇就寫道：“毫無疑問，我們都讀過《資本論》，而且仍在繼續閱讀這部著作”7，阿爾都塞借鑒結構主義的方法，以哲學家的身份采用“征候讀法”來重新閱讀《資本論》，以便恢復蘇共“二十大”以后人們對的信仰，這樣一種“保衛馬克思”8的方法依然是我們今天閱讀《資本論》的主要的哲學背景，也使本文的分析不得不打上結構主義的烙印。因為《資本論》首先或許最終是一個文本，盡管馬克思從沒有打算把自己的思想只呈現在文本中，他更關注文本的實踐意義，但是在當下的歷史語境中，已經很難獲得這份突破文本而抵達歷史的自信，或者說支撐馬克思信念的哲學根基已經動搖了，尤其是20世紀初期在哲學界發生的“語言學轉向”以及最終波及到整個社會人文學科的結構主義，似乎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語境”，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結構主義對馬克思的閱讀和闡釋還依然有效。
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資本論》應該屬于馬克思所深處的歷史的“必然”產物（至少馬克思這樣認為，否則他就不會堅信自己的研究工作是科學的和真理的），這并不是說《資本論》中所討論的問題不適用于當下的歷史，而是一種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正如恩格斯所說：“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9，本文就試圖采用歷史唯物主義和結構主義的方法，來論述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敘述動力和話語結構，并通過考察商品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來檢驗這一系列話語結構及其辯證運動是否能承載歷史唯物主義這一敘述任務，這或許也是處理的“遺產”以及償還其留下的歷史“債務”10的一種方式吧。
自然·歷史
馬克思在定義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時說：“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平均代表6個物化勞動小時，那末，工人要生產這個價值，就必須平均每天勞動6小時。如果他不是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立地為自己勞動，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他平均一天同樣要勞動這么多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獲得維持或不斷再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但是，工人在不為資本家勞動、“獨立地為自己勞動”的情況下，“其他條件”怎么會“相同”呢？
本文將討論馬克思《資本論》剩余價值理論中一個嚴重的邏輯錯誤，并且證明使用“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的概念來證明資本利潤來自對勞動者的剝削是沒有說服力的。
課題的意義
卡爾·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在中國仍然占據著經濟理論的中心地位，具有深遠的影響。中國引進市場經濟后，出現了經濟理論嚴重脫離實際的情況。例如，在市場經濟中是供求關系決定商品價格，而根據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是勞動價值決定商品價格；發展經濟需要大量引進利用外資，但是政治經濟學認為資本利潤來自剝削。盡管如此，很多中國經濟學界的重要人士，仍然頑固地堅持原有觀點（1，2）。經過多年的政治宣傳和理論教育，“資本家靠剝削發財”已經在中國勞動階層的思想意識中根深蒂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學說是工人理論家激烈批判私有化改革理論的基本依據（3）。中國高等院校的經濟學教科書仍然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為主線，僅僅略微增加了一些有關市場經濟的內容。雖然有人發出了“改寫政治經濟學”的呼吁（4，5），但是至今未見行動跡象。對于在大學中講授西方經濟理論，有人提出僅僅“述而不批”或者“批而不透”是不行的，必須“用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進行深入的評析”（6）。中國基本經濟理論的滯后狀態，可能成為阻礙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的障礙，在經濟發展遇到困難時，甚至可能成為走回頭路的推動力之一。
中國的經濟學家現在面臨一個尷尬的局面：一方面，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嚴重脫離實際，既不能解釋各種經濟現象，又不能指導制定經濟政策；另一方面，由于在中國的獨特地位，無法把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放在一個客觀的位置上，批判其中違背客觀實際的部分，利用其科學成分。
由于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經濟理論的基礎，中國很多經濟學家正試圖通過修正勞動價值論，走出這一兩難境地。例如，有人提出不僅活勞動（人的勞動），而且物化勞動（機器等）也能夠創造價值，試圖在不違背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前提下，為資本利潤的來源找到一種正當解釋（7）。雖然他們小心地遵循著馬克思的思想方法，但是仍然受到了激烈的反駁（8，9）。
筆者認為，盡管面對經濟現實，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捉襟見肘，但是仍然占據著中國經濟理論的主導位置，除了政治因素，還有三個重要原因：
（一）勞動價值論無法在實踐中進行驗證。
根據勞動價值論，商品價格取決于其勞動價值。但是，馬克思又說，同樣時間不同種類的勞動創造的價值量是不同的，而且商品價格可以隨供求關系的變化而圍繞商品價值上下波動。因此，在僅有的兩個可以實際測量的參數──商品價格和勞動時間──之間，存在兩個不確定的環節，即：
勞動時間和勞動價值之間的關系
商品價格和商品價值之間的關系
因此，對勞動價值論的定量分析根本無法進行，最多只能責問一聲：有些商品的價格，偏離其勞動價值的幅度是否太大了？（10）無法使用實際數據驗證理論，正是中國經濟學家圍繞勞動價值論多年激烈爭論卻不能得到一致結論的重要原因。筆者認為，關于勞動價值論的爭論是毫無意義的。
（二）反對馬克思的人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釋資本利潤的來源。
馬克思的理論在解釋利潤來源時，直觀易懂：人類肌肉和大腦的勞動創造了價值，沒有生命的貨幣、機器和土地不會創造價值，因此利潤只能來自對勞動者的剝削。反對馬克思的人只是堅持資本和土地作為一種生產要素，應該和勞動一樣獲得報酬。這種解釋與其說是理論，還不如說是對現象的寫照，因此缺少說服力。
（三）反對馬克思的人，有一種錯覺，即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在邏輯上是正確的。如果存在問題的話，也只是其基礎──勞動價值論──存在問題。
馬克思及其追隨者們，特別喜歡引用一百多年前一個反對者的話：“駁倒價值理論是反對馬克思的人的唯一任務，因為如果同意這個定理，那就必然要承認馬克思以鐵的邏輯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結論。”（11）這段話是這種錯覺的起因還是加強了這種錯覺，已經無從考證。但是可以肯定，正是這種錯覺使得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幾乎全部集中在勞動價值論上。
然而，仔細研讀《資本論》，可以發現，至少在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中存在嚴重的邏輯錯誤，本文將主要討論馬克思在定義工人必要勞動時間時的一個錯誤。
一個無法成立的“如果”
我們知道，馬克思把工人的勞動時間劃分為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時間兩部分。他認為，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要求雇傭勞動者提供額外的勞動：“凡是社會上一部分人享有生產資料壟斷權的地方，勞動者，無論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須在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以外，追加超額的勞動時間來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生活資料”（12）。
這種思想在農業生產中是基本正確的。因為一個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和在地主的土地上耕作，僅僅是勞動地點不同，勞動效率是基本一樣的，例如，生產一千斤谷物所需要的總的勞動時間是差不多的（和地主雇傭的其他農民合作、使用較好的農具，會提高一些勞動效率），因此，農民只能在相當于生產自己生活資料的勞動時間之外，增加勞動時間來補償地主的土地所有權。
但是，在工業生產中，情況不是這樣。因為工人在工廠里勞動時，與其他工人合作并使用機器，和他作為個人、在家里獨自使用簡單的工具從事生產相比，勞動的效率要高得多。
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的模型是：一個工人每天在工廠勞動12小時，創造的價值量是12個物化勞動小時（馬克思用來衡量價值量的單位，以下簡稱為“價值單位”。工人每小時創造的價值量是一個“物化勞動小時”，即一個價值單位）。然而他一天所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只有6個價值單位。資本家把新創價值的一半（6個價值單位）作為工資，支付給工人。另外6個單位的價值，即剩余價值，被資本家無償占有，成為他的利潤。在這個模型中，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和剩余勞動時間均為6小時。剩余價值率（馬克思用來衡量剝削程度的指數）是
6/6=100%
馬克思在定義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時說：“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平均代表6個物化勞動小時，那末，工人要生產這個價值，就必須平均每天勞動6小時。如果他不是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立地為自己勞動，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他平均一天同樣要勞動這么多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獲得維持或不斷再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但是，既然工人在生產勞動力日價值（如3先令）的工作日部分內（即6小時內──引者注），只是生產資本家已經支付的勞動力價值的等價物，就是說，只是用新創造的價值來補償預付的可變資本的價值，所以，這種價值的生產只是表現為再生產。因此，我把進行這種再生產的工作日部分稱為必要勞動時間，把在這部分時間內耗費的勞動稱為必要勞動。這種勞動對工人來說所以必要，是因為它不以他的勞動的社會形式為轉移。這種勞動對資本和資本世界來說所以必要，是因為工人的經常存在是它們的基礎。”（13）
這段話有幾層意思：
（1）如果工人每天生活資料的價值平均代表6個物化勞動小時，那末，工人要生產這個價值，就必須平均每天勞動6小時。
（2）如果他不是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立地為自己勞動，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他平均一天同樣要勞動6個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獲得維持或不斷再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
（3）這6個小時的勞動只是勞動力價值的再生產，所以稱為“必要勞動”，這6個小時就是“必要勞動時間”。
（4）這種勞動對工人來說是必要的，因為不論他是為資本家勞動還是為他自己勞動，他都必須進行這部分勞動。
（5）這種勞動對資本家來說是必要的，因為資本家需要工人能夠長期進行勞動，而且不斷有新的年輕工人接替年老的工人。
然而，上述第二點是存在問題的。工人在不為資本家勞動、“獨立地為自己勞動”的情況下，“其他條件”怎么會“相同”呢？資本家之所以成為資本家，是因為他預付了貨幣，準備了機器等各種生產資料，把工人組織起來，實行分工和協作，使生產這種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大大縮短。一個工人“獨立地”勞動，怎么會有這些條件呢？
根據馬克思的理論，商品的價值并不取決于生產商品實際消耗的勞動時間，而是由生產這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14）。如果某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6小時，價值是6個價值單位，那么，一個人即使耗費了12個小時才能生產出一件這種商品，他的產品的價值仍然只有6個價值單位，而不是12個價值單位。
由于一個工人獨立勞動時沒有和工廠相同的“其它條件”，所以，他生產同樣的產品勞動時間要長得多，但是產品的價值只能按照“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計算，因此他要在家里創造出6個價值單位的產品，勞動時間將不止6小時，而是幾倍甚至幾十、幾百倍于他在工廠里的勞動時間。保守一點，我們假設需要兩倍于他在工廠勞動的時間，即12個小時。
根據馬克思的定義：“必要勞動時間”等于生產生活資料的價值所需的勞動時間。對于一個工人來說，他原來為自己勞動時，獲得一天生活資料的價值，需要工作12小時。現在他在工廠里，也是勞動12小時才能獲得一天生活資料的價值，那么對他來說也就無所謂剩余勞動時間了。
如果我們假設生產同樣的產品，獨立勞動需要的時間是在工廠勞動時間的一倍以上，就可能出現負的剩余勞動時間，即工人在工廠勞動比獨立勞動更合算（見表1）。
也就是說，馬克思僅僅注意到“必要勞動”的必要性，是不以工人勞動的社會形式為轉移的；但是他沒有注意到，必要勞動時間的長短卻是隨勞動的社會形式的變化而變化的。
表1：對工人勞動時間的分析
在工廠勞動
（生產一件產品需要6小時）獨立勞動
（方式I，生產效率為工廠的50%，生產一件產品需要12小時）獨立勞動
（方式II，生產效率為工廠的25%，生產一件產品需要24小時）
勞動時間
（小時）121212
產量
（件）210.5
產品價值
（例中產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等于工廠生產所需的勞動時間，即6小時；每件產品的價值是6個價值單位）1263
工人得到的報酬6
（工人得到新創價值的一半）6
（工人得到全部新創價值）3
（工人得到全部新創價值）
必要勞動時間
（每天生活資料的價值量為6個單位）6小時12小時24小時
對工人而言的
剩余勞動時間
（等于在工廠里的總勞動時間減去獨立勞動時獲得同樣報酬所需的勞動時間）12-12=0（根據獨立勞動方式I計算）
12-24=-12小時（根據獨立勞動方式II計算）
對資本家而言的
剩余勞動時間
（等于工人在工廠里的總勞動時間減去創造工人工資的價值所需的勞動時間）12-6=6小時
對于工人和資本家來說，剩余勞動時間可以是完全不同的，工人在工廠勞動，使用先進的機器，和其他工人合作，必要勞動時間比他獨自勞動時要短得多。因此馬克思遺漏了一個極其重要的事實：對于工人和資本家來說，剩余勞動時間可以是完全不同的。
馬克思的那段話實際上具有完全不同的含義：“如果工人不是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立地為自己勞動，由于其他條件完全不同，他平均一天要勞動更多的時間，不僅可能超過6小時，而且可能超過12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獲得維持或不斷再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因此他在工廠里勞動可能比自己獨立勞動更加合算。工人在工廠里勞動，不僅可能不受到剝削，反而因為和現代化的生產方式融為一體，使自己的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盡管他只能得到自己勞動成果的一部分，實際報酬仍然比自己獨立勞動時高得多。”
對于工人來說，在工廠勞動無所謂剩余勞動時間。但是對資本家來說，由于他準備了機器、組織工人相互協作，提高了他們的勞動效率，降低了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所以從他的角度看，工人是存在剩余勞動時間的。從這種意義上說，資本利潤的確來自這些剩余勞動時間。
但是，能不能因此就說資本家剝削了工人？不能。因為剩余勞動的出現，來自勞動效率的提高，而勞動效率的提高，來自使用機器和工人的協作，而這一切均是資本的貢獻。
把勞動效率提高產生的成果強行歸給工人，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是不利于經濟發展的。借助汽車，人們可以縮短從一地到另一地的時間，但是誰也不會把時間的節約歸功于乘客的兩條腿。因為這樣的話，就沒有人愿意制造汽車了。
把工人必要勞動時間以外的工作時間稱為“剩余勞動時間”是不準確的，這段時間實際上是資本的“必要勞動時間”：維持投資者繼續投資興趣的“必要勞動時間”。利用資本，工人可以大大提高自己勞動的效率，獲得獨立勞動時不可能得到的報酬。資本和勞動的交換，對雙方都是有利的。因此，工人為資本工作，為維持投資者投資興趣而工作，也是在為自己工作。
我們可以看到，和分析商品交換時一樣（15，16，17），在分析勞動和資本的交換時，也要考慮“勞動時間”以外的因素，例如不同勞動條件下生產效率的差別。工業生產方式中這種差別非常顯著，是不能忽略的。因此，不能簡單的認為和地主一樣，資本家也只能通過無償占有剩余勞動的價值才能獲得利潤。在工業生產方式中，使用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概念來證明資本的利潤完全來自剝削，是沒有說服力的。
錯誤的原因
人們可能難以理解，為什么偉大的博學家馬克思會犯如此簡單的錯誤，把一個影響波及全人類的重要理論，建立在一個可能性等于零的假設上。筆者認為，問題在于
（一）馬克思沒有正確理解人類從事商品交換活動的本質動機。
馬克思說“商品的物質區別是交換的物質動機”（18）。也就是說人們相互交換商品是為了互通有無。但實際上不是這么簡單。
亞當·斯密有一個經典的關于商品交換的例子：“在資本累積和土地私有尚未發生以前的初期野蠻社會，獲取各種物品所需要的勞動量之間的比例，似乎是各種物品相互交換的唯一標準。一般地說，狩獵民族捕殺海貍一頭所需要的勞動，若二倍于捕殺鹿一頭所需要的勞動，那么，海貍一頭當然換鹿二頭。”（19）也就是說，捕殺海貍的漁夫和捕殺鹿的獵人，為了互通有無，按照“等量勞動相互交換”的原則進行交換。然而仔細分析一下就能發現實際上并非如此簡單。
我們假設一個漁夫可以用兩天的時間捕殺一頭海貍，一個獵人可以用一天的時間捕殺一頭鹿，他們兩人在市場上交換各自的產品。
斯密沒有告訴我們如果獵人去捕殺一頭海貍的話需要幾天時間。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如果獵人也能夠用兩天或不到兩天的時間捕殺一頭海貍，他就會自己去捕海貍，而不是花兩天時間先去捕兩頭自己不需要的鹿，然后再來和漁夫交換一頭海貍。因為這至少將額外增加交換產品的麻煩。就好像我們不會用5元錢買一本我們不需要的書，然后去旁邊的柜臺費一番口舌換一枝價格為5元的鋼筆。我們肯定是直接去買那枝鋼筆。
獵人不直接去捕海貍，而是去捕鹿，然后再用兩只鹿換一只海貍，充分說明對于他來說，間接地得到海貍比直接捕殺海貍對他更加有利，最可能的原因是：只要花費較少的勞動。因此，獵人捕殺一頭海貍肯定需要兩天以上的勞動時間。我們不妨假設是三天時間（這是一個很保守的數字，但是足以說明問題）。
因此，當海貍和鹿的交換比例時1:2時，獵人用兩天的勞動產品：兩頭鹿，可以換得他本來需要三天時間才能獲得的一頭海貍，因此他可以節約一天的勞動時間。
獵人需要一頭海貍，這是他參加商品交換的出發點（他為什么需要海貍不是經濟學研究的問題），但是，這不能成為他進行商品交換的根本動機。因為他完全可以自己去捕殺所需要的那頭海貍。僅僅因為先捕殺鹿，然后去交換海貍可以節約勞動，他才選擇了和專業的海貍捕殺者──漁夫──交換各自的勞動產品。
獵人捕殺海貍之所以需要較多的時間，可能是因為他沒有足夠的經驗、合適的工具、居住地離開海邊較遠等等因素。
同樣道理，漁夫需要鹿，不能成為他參加商品交換的理由。因為他完全可以自己去捕殺所需要的鹿。僅僅因為先捕殺海貍，再去交換鹿可以節約勞動，他才選擇了和專業的鹿捕殺者──獵人──交換勞動產品。
漁夫捕殺鹿之所以需要較多的勞動時間，可能同樣因為他沒有足夠的捕鹿經驗、合適的工具、需要額外的時間進山等等。
因此，商品交換的本質動機是節約勞動，而互通有無僅僅是商品交換的表面動機。
由于我們（包括馬克思）身處一個商品經濟已經非常發達的社會，當我們需要某種物品時，我們首先想到的是去商店購買，而極少考慮自己制造的可能性。當孩子要吃巧克力時，我們總是花幾塊錢去商店買一包，而不是花費整個星期天的時間自己在家里制造，盡管這樣可以徹底杜絕孩子吃到偽劣產品的可能性。人類自己制造所需物品的念頭，已經隨著商品經濟的高度發達而退化得差不多了。反映在經濟學中，就是錯誤地理解商品交換的本質動機僅僅是互通有無。當代經濟學把“偏好”作為商品交換的出發點顯然也是存在問題的。
由于馬克思在商品交換過程中只注意到了商品的物質區別，而沒有注意到交換雙方獲得同樣的物品需要不同的勞動時間（這種差別正是商品生產者利潤的來源（15，16，17））。因此在討論勞動和資本的交換時，他沒有注意到同樣的勞動時間對交換雙方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也就不可能發現：從工人的角度看，必要勞動時間可能等于或者大于在工廠的總勞動時間（分別對應表1中獨立勞動方式一和二）。
工人向資本家出賣勞動力，用自己的勞動換得貨幣，僅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被馬克思忽視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工人因此得到的貨幣要多于自己獨立勞動、然后出售產品所能獲得的貨幣。勞動和資本結合后所產生的利益增值，是雇傭勞動者和雇主可以長期和平共處、雇傭制度得以穩定存在的基礎。
（二）馬克思沒有把對工業生產方式的理解應用到對勞動和資本交換過程的研究中去，仍然使用農業時代的觀點看問題。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詳細地討論了分工、協作和使用機器對商品生產的影響，說明他對工業時代已經有了深入而細致的研究。然而他是在建立了剩余價值理論的框架、確定資本利潤只能來自工人的剩余勞動之后，才引入這些范疇的。這充分說明他的剩余價值理論并沒有考慮工業生產方式不同于農業生產方式的獨特之處。因此，在研究工人勞動報酬問題時，他只注意了“勞動時間”一個因素，卻忽視了在不同的勞動條件下，同樣時間的勞動會創造不同量的價值。
馬克思有一個錯誤的觀點，他說：“在價值生產上，多數始終只是許多個數的總和。因此對于價值生產來說，1200個工人無論是單獨進行生產，還是在同一資本指揮下聯合起來進行生產，都不會引起任何差別。”（20）這是和他自己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理論完全自相矛盾的。協作可以縮短生產商品的時間。因此，在同樣的時間里，1200個工人相互協作，生產的商品數量肯定多于1200個單獨勞動的工人。根據馬克思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理論，商品的價值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同樣的商品具有相同的價值。因此，1200個工人協作勞動創造的價值肯定多于他們分散勞動的結果。
（三）馬克思的論述方式存在問題，很多非常重要的問題沒有展開，沒有加以仔細的推敲，因此難以發現自己的錯誤。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在很多至關重要的地方，往往寥寥數語，幾筆帶過。對工人必要勞動時間的定義只是其中的一個例子。另一個重要的例子是他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定義。
馬克思關于商品價值取決于生產它們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觀點，在他的經濟理論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但是，他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定義卻非常簡單：“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14）那么，具體如何確定某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呢？馬克思只給了一個簡單例子：“例如，在英國采用蒸汽織布機以后，把一定量的紗織成布所需要的勞動可能比過去少一半。實際上，英國的手工織布工人把紗織成布仍舊要用以前那樣多的勞動時間，但這時他一小時的個人勞動的產品只代表半小時的社會勞動，因此價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14）可是，在蒸汽織布機剛剛開始被使用，產量遠遠低于手工產品時，布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也是等于手工織布的一半嗎？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除非“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恒等于最短必要勞動時間（這和馬克思的定義相沖突）。因此，根據馬克思的邏輯推導出的結論應該是：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僅和生產它所需的勞動時間長短有關，還和它在各種不同生產方式中的產量有關。只有用蒸汽織布機生產的布大大超過了手工織布的產量，布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才等于（嚴格地說是“接近”）用蒸汽織布機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也就是說，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僅與生產它所耗費的勞動量有關，還與不同生產者的產量有關。即使生產商品的勞動時間不變，只要企業主調整各自的產量，就可以改變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即商品的價值。
與此同時，馬克思常常在一些無關緊要的問題上不惜筆墨，反復論述。例如，他花費了二十多頁的篇幅，討論“20碼麻布值1件上衣，1件上衣值10磅茶葉，所以10磅茶葉值20碼麻布”之類的問題（21）。盡管如此，這一長篇論述中仍然存在一些嚴重的錯誤。
例如在討論一種商品的必要勞動時間發生變化、其相對價值也將發生相應變化時，馬克思列舉的第二種情況是：“麻布的價值不變，上衣的價值起了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生產上衣的必要勞動時間由于羊毛歉收而增加一倍，現在不是20碼麻布=1件上衣，而是20碼麻布=1/2件上衣。”（21，第68頁）羊毛歉收為什么會引起生產上衣的必要勞動時間增加？根據常識，只要羊毛的質量沒有變化，工人生產上衣所需的勞動時間不可能因為羊毛歉收而發生任何變化。馬克思這樣說，其出發點顯然是：羊毛歉收，供不應求，價格上升，上衣廠的資本家必須花費更多的貨幣去購買羊毛。多支付的貨幣屬于生產成本，而生產成本可以折算成生產上衣的“必要勞動時間”。所以羊毛歉收后，生產上衣的“必要勞動時間”增加了。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把構成商品成本的不同因素全部不加說明地換算成“勞動時間”一個因素，然后再用來支持自己的觀點：勞動時間是決定商品價值的唯一因素。
結論
（一）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存在嚴重的邏輯錯誤。
（二）本文的分析并不需要以否定勞動價值論為前提。相反，在本文的論述中，勞動是價值的唯一來源。所以，即使勞動價值論成立，剩余價值理論也不能成立。因此，《資本論》沒有證明對雇傭勞動者的剝削是資本利潤的唯一來源。
結束語
《資本論》中簡短有力、象現代廣告的口號一樣簡潔明了的結論（例如，“工人是半天為自己勞動，半天為資本家勞動”）（22），很容易引起文化程度不高的勞動大眾的共鳴，得到他們的認同；而它壯觀的厚度和拗口晦澀的論述，給真正想研究它的知識分子帶來了極大的困難。只有象研究自然科學一樣，結合對實際經濟活動的深入觀察和理解，堅持獨立和客觀的立場，逐字逐句地推敲分析，才能在馬克思的文字叢林中理出一點頭緒來。
1997年8月于上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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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引自《經濟研究資料》1997年第1期，第54頁，全國總工會工運研究會1996年年會介紹。原載于《改革內參》1996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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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黃佶：“贊成：政治經濟學的確需重寫”，《上海經濟研究》1994年第12期，第43頁
6,引自《經濟研究資料》1997年第5期，第44頁，原載于《當代思潮》199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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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梁劼：“物化勞動果真創造價值嗎？”，《學術月刊》1996年第7期，第75頁
9,顧鈺民：“再論活勞動是新價值的唯一源泉”，《學術月刊》1996年第11期，第71頁
10,王則柯：“‘物以稀為貴’是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上海經濟研究》1995年第6期，第1頁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2月版，第353頁，注3
12,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263頁
13,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242頁（其它版本《資本論》中的此段中文譯文見注）
14,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52頁
15,黃佶：“剩余價值不是資本利潤的唯一來源”，《民主中國月刊》，1993年11月號，第28頁
16,黃佶：“利潤：消費者給生產者的報酬”，《民主中國月刊》，1994年10月號，第38頁
17,黃佶：“商品不是等價交換的”，《中國研究月刊》，1995年7月號，第68頁
18,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182頁
19,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第42頁
20,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358頁
21,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61至87頁
22,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245頁
注：
馬克思：《資本論》（根據第一卷德文版第一版翻譯），經濟科學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90頁：
“如果他不是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作為獨立的勞動者，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他平均一天同樣要勞動這么多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獲得維持或不斷再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注1：“獨作為獨立的勞動者”：原文如此；2，著重記號是原有的──引者）
同時，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還追求經濟的“哲學實現”，主要運用唯物史觀的分析方法，由對政治異化的批判上升到對勞動異化的批判，通過對國家與市民適合關系的解剖，把長期被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遮蔽的社會存在論本質加以澄明，進而對私有制展開了全面批判，用歷史的普遍性去提升歷史特殊性的存在意義和價值，旨在校正人類世俗化的歷史發展方向。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為這一領域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從根本上改變了20世紀世界歷史的進程。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是一種歷史理論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是追溯觀念發生的譜系關系的批判，在歷史的隧道中，馬克思發現了前現代和現代性的根本區別，為后人提供了歷史哲學最具解釋力的原理與方法論。其注重從范疇史批判過渡到對歷史偏斜運動背后的自由本質的澄明，深刻追問了歷史偏斜運動的社會存在論，揭示和批判了資本運動引發的物化和異化本質。
它不是用一種經濟學去批判另一種經濟學，批判所指向的歷史理論具有唯物史觀哲學的深度。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在歷史規律空間中，察審特定時代經濟結構產生及運行的過程，用現代最好的歷史理論來說明社會經濟的現象。在這樣宏大的歷史規律面前，任何經濟學范疇的追問，都會匯集到更高的歷史整體性，都會顯現其流變性和過程性，消解概念自身的凝固性、永恒性。因此，當經濟價值的公式符合世界歷史進化的公式時，馬克思從哲學的批判進入到經濟學批判，又回溯到了歷史大尺度審視中，經濟價值的理論邏輯做出了對實踐的科學解釋與指導，經濟現象成為局部問題，“資本永恒”等資本主義教條符咒都將被證偽。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通過歷史與邏輯的上升運動，在“過去-現在-未來”的歷史時空坐標指向下，對特定的經濟事件、結構和環境進行必要的哲學思辨，揭示了事件內在的矛盾本質。如馬克思通過對“勞動”的分析，基于政治經濟學批判框架而指出：“在歷史的發展中，勞動范疇是一個比較具體的、單純的范疇，但它具有深度和廣度，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形式。”由此可見，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疇，就算是適用于一切時代，但是它們只有基于這些條件并在這些條件內才具有充分的適用性，同樣也是歷史條件的產物。從一般意義上的勞動過渡到了對一種歷史哲學思辨，從勞動作為一種人類活動的普遍素質過渡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對象化勞動反映了一種不平等的經濟關系和社會關系的社會組織形式，是導致現代性“二律背反”發生的深刻根源。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是一種嶄新的哲學辯證法
首先，它深刻地展現了唯物辯證法“生成”范疇的哲理。“生成”是政治經濟學批判所理解的“過程”，“生成”是歷史辯證法的重要范疇。通常馬克思在三種情況下使用辯證的“生成”范疇：一是充滿著歷史內在否定性的精神自覺反思的邏輯運動；二是具有歷史進化意義的實踐生長點的綿延與集聚；三是具有人類感性的、實踐的因素等驅動的人與自然進化關系的哲學力量。運用辯證的“生成”范疇，在《資本論》中，馬克思考察和揭示了資本主義總體性特征，生成貫通著資本的生命周期，意味著過程與目的性的連結，是辯證邏輯上升運動，資本主義由于資本的內在否定性所構成的矛盾運動，資本的生產過程與資本占有剩余價值的目的環環相扣，它的發展貫穿著繁榮、危機直至衰亡的鐵律。同時，在《資本論》中認為經濟思想史認識的過程極為復雜和曲折，是從關于現象的外部方面知識到關于內在本質知識的運動，詳細察審了剩余價值起源和歷史認識圖式，并加以批判。
其次，它注重“從最簡單上升到復雜這個抽象思維”。馬克思指出，“在第一條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在第二條道路上，在思維行程中，抽象的規定導致具體的再現”（《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這充分表明：我們要把思維當作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的方式，用思維來掌握具體，不應當從感性出發揭示資本世界的深層本質，應當從“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開始，政治經濟學才會由此及彼，去偽存真。同時，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混沌表象的穿透，馬克思批判了國民經濟學家經濟范疇的錯誤教條，揭示了歷史生產組織背后的社會關系本質，以形成科學地解釋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結構、經濟危機等范疇體系，回答了貨幣生存世界的資本座駕問題，回答了現代性歷史遭遇的深層社會存在論問題，闡明了人類歷史是從何處來，應往何處去的真理。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是指導無產階級革命與建設實踐活動的先進學說
馬克思肩負著無產階級偉大使命，其政治經濟學批判具有鮮明的科學性與階級性相統一的特質。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德國社會特殊的歷史發展，排除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在德國取得任何獨創的成就的可能性，但是沒有排除對它進行批判的可能性。就這種批判代表一個階級而論，它能代表的只是這樣一個階級，這個階級的歷史使命是推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最后消滅階級。這個階級就是無產階級。”他指出政治經濟學批判是對歷史規律如何行動的價值判斷，是追求“政治與哲學”的實現，是對人類歷史發展客觀規律揭示的事實判斷。馬克思通過批判，進行了再顛倒，破解了價值規律在資本的社會化層面上帶來的神力，指出“不是資本家養活工人，而是工人養活資本家”，把非科學的、被顛倒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價值理論的核心命題給推翻。政治經濟學批判具有鮮明的階級性，也具有高度科學性和真理性，實現了階級性和科學性的統一。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具有獨樹一幟的價值貢獻，它的在場性承載著對政治經濟學現代性診斷與批判的“揭秘性實踐”，追求著經濟的“政治與哲學的實現”。《資本論》從頭到尾貫通著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揭示，對古典政治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貨幣-資本-財富”體系的批判，對資產階級市民社會的解剖。事實上，《資本論》最重要的意義在于揭示了資本主義“利潤”的本質，用的是一種最具原創性的思考方式，集中體現了其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存在之鏈”，始終保持著具有普遍性特質的自在自為的真理。
政治經濟學論文3000字(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視域下的宏觀調控理論論文
一、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主要內容
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是政治經濟學經典巨著《資本論》的核心理論之一，這一理論深入地闡釋了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以及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的實現條件。社會總資本是單個資本的總和。“各個單個資本的循環是互相交錯的，是互為前提、互為條件的，而且正是在這種交錯中形成社會總資本的運動。”社會總資本的運動不僅包含著保障生產消費的資本的流通，還包含著保障個人消費的一般商品流通。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以考察社會總產品的實現問題為核心，即如何實現價值補償（社會總產品的價值由商品形式轉化為貨幣形式）和實物補償（社會總產品的價值由貨幣形式轉化為物質產品和服務）的問題。
社會總資本在一定時期內執行的結果即為社會總產品。馬克思將社會總產品按用途分為生產資料部類Ⅰ和生活資料部類Ⅱ兩大部類，按價值構成分為不變資本c、可變資本v、剩余價值m三大部分。在簡單再生產條件下，要想實現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就要保證全社會生產的生產資料、消費資料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均衡發展，可用公式表述為：
I（c+v+m）=Ic+IIc
II（c+v+m）=I（v+m）+II（v+m）
實現條件I（v+m）=IIc
簡單再生產是積累的一個現實因素，是擴大再生產的物質基礎和重要組成部分，其中蘊含著擴大再生產的巨大潛力。通過上述公式可以顯而易見的推導出I（c+v+m）+II（c+v+m）=Ic+IIc+I（v+m）+II（v+m），由此可見，全社會生產的生產資料、消費資料之間的總供給、總需求只有保持數值和比例上的平衡，社會再生產才能順利開展。
馬克思認為，同樣的在擴大再生產條件下，要想實現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就要保證全社會生產的生產資料、消費資料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均衡發展，可用公式表述為：
I（c+v+m）=Ic+I（Δc）+IIc+II（Δc）
II（c+v+m）=I（v+Δv+m/x）+II（v+Δv+m/x）
實現條件I（v+m）>IIc
擴大再生產是對簡單再生產的發展與擴充，I（v+m）>IIc表明不能完全實現對生產資料部類和生活資料部類的等價交換，即擴大再生產過程中要存在多余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通過上述公式可以顯而易見的推導出I（v+Δv+m/x）=II（c+Δc），由此可見，全社會生產的生產資料、消費資料之間的總供給、總需求只有保持數值和比例上的平衡，社會再生產才能順利開展。
二、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是宏觀調控的理論基礎
馬克思的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說明總需求與總供給平衡是社會再生產順利進行的條件。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所揭示的客觀經濟規律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也同樣適用，通過對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研究不難發現國家對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手段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由于市場調節的自發性和盲目性，難以保障社會總資本再生產過程的順利進行，需要國家進行干預和調控。
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也存在著發揮政府宏觀調控職能從而確保以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為基礎的宏觀經濟正常運行的問題。面對我國當前產能過剩、經濟結構不合理、區域發展不協調以及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的經濟問題。為保障總供給和總需求二者之間的平衡，國家進行了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但需求管理存在著較大的局限性：難以解決長期經濟結構失衡的問題；缺乏強制性難以產生有力的調控效果；錯誤地認為市場機制可以自動解決資源配置的問題。故而要正確地處理好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二者之間的關系，從我國當下的經濟實際來看，從供給端發力迫在眉睫。
以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為基礎來分析我國宏觀經濟的發展狀況，相應地，宏觀調控方式的選擇也要依據馬克思的相關經濟理論和所處的經濟大背景以及實際進行。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就需要把計劃和市場結合起來，在尊重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發揮好政府宏觀調控的職能。實施宏觀調控要以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為主，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厘清市場和政府之間的關系；政府應該以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為基點，調整優化經濟結構。并且宏觀調控手段實現的全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不僅僅是指價值量上的機械相等，而是一種動態的平衡，一種集總量平衡、結構平衡和國際收支平衡為一體的整體平衡，才能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最終實現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以及國際收支平衡的宏觀調控目標。
三、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指導宏觀調控的現實意義
（一）強化了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科學價值
依據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所指出的要想使社會生產順利進行，就必須保證全社會的總供給和總需求實現動態平衡。參照這一政治經濟學原理，有助于加速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實現資源合理配置，進一步提高生產資料的有效供給，便于實現社會生產的協調發展。社會宏觀經濟的合理運行，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科學性與合理性，這一原理蘊含著豐富的理性邏輯演繹體系。通過這一系列的邏輯演繹體系得出要以“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共同協調社會經濟運行狀況，這種理性邏輯演繹體系有助于把復雜多變的社會經濟現象簡化為易于分析推理的公式，這對于我國宏觀調控的安排與布局都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為我國的宏觀調控提供了方法論層面的指導。形成了新時代具有中國特色、體現中國智慧的社會主義宏觀調控體制，強化了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科學價值。
（二）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政治經濟學和當代中國經濟實際相結合的成果，同時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需要對我國宏觀調控的理論體系進行研究。通過對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研究，結合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實踐經驗，構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觀調控理論體系。與西方國家的宏觀調控相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宏觀調控機制能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而西方卻以私有制為基礎，尋求資產階級利益的最大化，片面的追求GDP的增長。可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觀調控理論作為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延伸和發展，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是無源之水，只有把馬克思的經典經濟理論貫徹落實到我國的經濟社會實踐中來，才能實現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創新性發展，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
（三）促進了我國國民經濟平穩快速增長
新常態下，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由高速逐步轉為中高速；經濟發展方式由規模速度型逐步轉為質量高效型；經濟發展動力由依靠資源、勞動力逐步轉為創新驅動。必須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概念是對宏觀經濟政策思路的全新認知，也進一步指明了今后宏觀經濟政策的著力點以及落腳點。供給側改革盡管意味著宏觀著力點發生調整，但并不代表全盤顛覆所有經濟改革的舉措，而是一系列改革舉措更明晰、更具體的表達方式，從而有助于帶動改革紅利更快釋放出來。這些舉措既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普遍原則，同時也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使得市場經濟的長處以及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都得到了充分發揮。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了我國的國民經濟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消除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相結合的障礙，形成了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的良性循環。
政治經濟學畢業論文范文模板(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治經濟學探究論文
摘要：本文從供給側改革和供給學派的理論差異入手，從社會商品部類的平衡角度和社會主義經濟本質的角度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行了探究，從而得到了立足于實際，發展中高端生產力、提振科技創新的結論。以期能夠由遠及近的保證我國市場能夠繁榮穩定。
關鍵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治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F1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9082（2020）03-0-01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依舊放在解放發展社會生產力方面，深化改革以推進結構調整與產業轉型，減少低端生產或無效供給，發展振興有效的中高端產業供給能力，在維持供給結構的穩定性和靈活性的前提下，盡全力提高商品的生產能力。經由政策手段、科技創新、實業經濟等措施，以解決我國供給側現存問題。
一、供給側改革與西方供給學派的不同
1.西方供給學派的現有觀點
西方供給學派片面性的強調供給可以創造需求，意圖從單純的供給方面推動經濟政治的發展[1]。增加供給和生產動力，最終使用的手段就是減稅政策，通過振興人民儲蓄理財的積極性。西方供給學派的思路不能說完全錯誤，但是過分突出稅率在經濟中的錯誤，特別是注重供給側而對需求側市場的忽視，只能說是一種完全放任的資本主義經濟理論。例如在今天如果生產大量的機械打字機，是很少有收藏家和獵奇者之外的市場存在的[2]。
2.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我國現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立足于政府干預的基礎上，在考量社會需求的前提下，保證供給方面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完整性，從而發揮政府經濟部門在市場調控和生產資料配置上的領導作用，從而以其在周期性微調的情況下發揮長效的經濟振興作用。
二、社會總商品部類平衡角度的改革研究
社會總產品能夠分為兩類：其一為能夠進入或必須進入生產消費之中的生產資料商品，其二為進入個人消費領域的生活資料商品[3]。在商品部類的平衡性上，生產資料商品需要向生活自理商品提供生產資料，生活商品則必須向生產商品提供消費資料，其中的平衡關系是社會生產消費的基礎。舉例來說，工人需要買菜做飯來維持工作，生產出的商品換得工資來進行買菜做飯。這之間的比例是維持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在生產率不變的前提下，擴大生產需要雇傭更多的工人，從而使得工廠能夠消化更多的生產資料；但是更多的工人需要企業維持更高的人力成本，讓工人能夠消費更多的消費商品。如果生產緊縮，或是隨著科技的發展生產率大幅度躍進，就會出現供給擁塞的情況，這時的工廠倘若進行人力優化，工人失業或薪水降低，同樣也會降低消費商品的需求，造成更大規模的供給擁塞現象。為了避免這種鏈式經濟反應，需要保持平衡穩定的供給側和市場需求之間的比例關系。馬克思在社會總商品再生產理論的宗旨思想就是部類比例平衡。為了維持市場處于出清狀態，控制再生產和部類商品之間的交換關系，才能夠使經濟進入穩定發展階段[4]。
大的消費生產部類進入平衡階段，也就意味著各個細分部類也進入了合理的平衡比例，保證在各個小類之中的生產和需求達到了平衡，這樣才能夠維持整個社會簡單再生產與擴大再生產之間的正常運轉。如果某些小類出現了產品過剩，另一些小類出現了產品不足的現象，對整個社會都是一種嚴重的生產資料浪費，甚至會影響經濟的平穩運轉。
部類供需不平衡是我國當前經濟所面臨的問題，產能失衡是過去經濟飛速發展所遺留下來的合理問題。但是如鋼鐵、煤炭、石化方面產能嚴重擁塞，重工業領域產能過剩非常嚴重，因為技術問題，生產效率也較為低下。但是一些輕工業、新興產業的產能仍然不足，民生經濟無法得到足夠的生產資料，發展部分受限。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前蘇聯就面臨著國防與民生經濟的嚴重失衡，并且最終導致了社會的巨大混亂。這種最深層次的產品部類供需失衡，仍然需要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大化的警惕。
三、社會主義經濟本質角度的改革
社會主義經濟是存在計劃特征的市場經濟，是在政府部分干預下的自主經濟。當前世界，除朝鮮、香港與美國外，全部國家或地區都使用帶有政府管控調節的市場經濟進行發展。從社會主義的本質出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一步完善和調整，以最大限度的解放生產力為目標，提高生產資料的配置效率和產出結構，提升全要素的生產率，適應當前社會不斷發展的人民需求和國家福利。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進程之中，生產力的解放與發展涵蓋了多個方面。從長效角度分析，科技創新和創新驅動的生產力發展是唯一出路。小平同志曾經指出：“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無論是貨幣經濟、資本經濟或許可以得到短期的效果，但是都無法在長效上與科技經濟比擬，這才是發展生產力的根本方法；中期角度分析，促使低端生產力轉型為中高端生產力，提高生產效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從而制定創新型的產業計劃從而發展生產力是核心步驟；中短期的角度分析，由政府主導的經濟活動可以有效的防治這些年經濟發展過快所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和市場經濟問題，維護生產力的不失衡是主要任務。因此，從微小市場入手，建立完整的中高端產業鏈，淘汰低端產能，振興教育，提振創新，從宏觀經濟態勢梳理當前形勢下的微觀小循環是由近及遠的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方法。
高級經濟師職稱論文范文一：新時期的中國經濟師
一、要把產業升級作為新世紀初的主要任務
經過20年的快速發展,我國經濟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這一階段的特征之一,是全面買方市場開始出現。從生產資料到消費資料,從城鎮市場到農村市場,99%以上的產品都處于供大于求或供求平衡狀態。工業生產能力嚴重過剩,加工工業開工率一般只有6%左右。技術和資金密集性產品大量依賴進口,而出口產品結構仍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農村市場適銷對路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在品種和數量上都不能滿足。特別是近一兩年來,市場需求不振,物價連續數月出現負增長,嚴重制約了經濟的發展。實質上是產業升級滯后于消費和生產發展要求的集中體現。這一新階段的特征之二是,我國初級產品產量雖已居于世界前列,但由于產業技術落后,造成生產過程中能源、原材料消耗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價值低。如一次能源、水泥、鋼鐵、糧食、棉花、油料、肉類產品等產量已居于世界前列,發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但國內生產總值只有近1萬億美元,排在世界第7位。我們用同樣的能源、原材料消耗,生產出來的價值量僅相當于發達國家的四分之一。我國噸鋼耗是164公斤標準煤,而世界先進水平只需要80公斤;我國每噸氧化鋁綜合能耗為1700公斤標準煤,而國外先進水平只需要650公;我國每生產100美元國內生產總值所消耗的能源相當于187公斤石油,而日本只需要13公斤,德國18公斤;我國12種主要原料的物耗比發達國家高出510倍。我國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在工業增加值中的比重只有12.7%,遠低于發達國家的30%以上的水平。產業低度化對資源、環境造成了巨大的壓力,嚴重制約著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因此,認真貫徹十五大提出的加速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為主向集約型為主的轉變,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是二十一世紀初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戰略性任務,也是中國經濟師肩頭的重任。
二、要有與知識經濟相適應的新經濟理念
據經濟學家和未來學家估計,在2010年左右信息科學中的軟件產業等高新技術產業的產值將全面超過傳統產業。知識經濟正在叩擊我們的大門,它將對經濟建設方式和理念產生重大影響。有關研究預見,將主要體現以下十五個方面:
1、知識生產要素的相對作用最大。知識經濟正在使生產力結構由物質要素主導型向智力要素主導型轉變,知識已經是比原材料、資本、勞動力等更重要的生產要素。
2、第四產業將成為社會支柱產業。知識經濟社會的產業結構類型四、三、二、一型,第四產業主要包括信息科學技術、生命科學技術、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科學技術、新材料科學技術、空間科學技術、海洋科學技術、有益于環保的高新技術和管理科學(軟科學)技術所形成的產業群是支柱產業。
3、第四產業部門的利潤率高。工業經濟時代使第一產業的利潤大大降低,而知識經濟的來臨,又使利潤正在向體現知識經濟時代主導技術的第四產業部門轉移。
4、基礎設施的構成變化。現在我們講基礎設施,主要包括交通、能源和通信三個部分。而在知識經濟時代,要把知識的生產、傳播、運用各個環節作為國家基礎設施的組成部分。
5、知識創新和運用將是經濟優勢。工業經濟時代,資源、交通、資本、勞動力價格是競爭力的關鍵。而在知識時代,知識創新與運用能力的強弱、知識總量的多少和勞動者素質的高低,則成為經濟實體綜合經營力強弱以及是否有經濟優勢的關鍵。
6、知識經濟時代的壟斷概念不同。知識經濟中的壟斷一般不會帶來生產和技術的停滯,也不會阻礙產品的升級換代和影響消費者的利益。
7、經濟增長點將發生新變化。知識經濟的發展,是導致全球經濟由總量問題變成結構問題的重要原因;未來經濟增長點將主要出現在反映人類消費熱點轉化的高新技術產業部門。
8、能夠實現可持續發展。知識經濟主要依靠的是智力資源,具有豐富性、可再生性,存在收益遞增趨勢,這會大大緩解經濟運行的周期波動,能夠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所以能夠實
現可持續發展。
9、知識經營成為制勝之道。知識經濟是企業由資本經營轉向知識經營的一大飛躍。知識經營是創造、使用、保存、提升并轉讓知識和智力的一種全新的管理模式。
10、中小企業受青睞。隨著知識經濟出現,高新技術企業主要靠的不是自然資源,而是人力資本。在這個技術背景下,一改企業規模越大越好的概念,企業規模小同樣也有優勢,一是靈活,易發揮積極性;二是企業綜合效益與每個員工利益關系更密切,有利經營。
11、電子商務成為發展方向。繼PC之后,因特網的廣泛應用帶來了一場嶄新的信息技術革命,隨之而來的電子商務代表未來商務的發展方向,跟不上這一潮流,就會失去參與競爭的機會。
12、科教成為經濟發展的內在組成部分。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對經濟發展的作用與工業社會相比,已發生了質的變化,由潛在生產力變成現實生產力,科技、教育由經濟發展的外部條件變為經濟發展的內在有機組成部分。
13、社會財富分配要素變化。知識經濟社會分配與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知識要素在社會財富的分配中占最大比例,而不再是資本、資源等要素,掌握和運用知識的人是這個社會最富裕的人。1997年美國前六位富豪中的五位信息業人士,就是預示。
14、將面對結構性的失業問題。知識經濟時代我們將面臨結構性失業問題,即一方面新的第四產業需要大量高素質的智力型勞動力,供需缺口日益拉大;但另一方面傳統經濟部門不可能吸納更多的體力型勞動力。
15、將創立新的管理模式。知識經濟生產的主要是知識產品,其生產存在分散化、非標準化的趨勢,主要是小批量、多品種、多樣化的生產,這樣,我們的管理就應該著眼于調動人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探索建立以激勵為主的柔性管理模式。知識經營把體現人的素質和智力等人力資源的主要環節即信息、技術、市場、預測、經營策略和戰略等,敏捷、快速地統一起來,使企業得以在激烈競爭中保持和發展競爭優勢。常言道,天氣變了要增減衣服,對象變了要改變方式。面對知識經濟將對經濟建設方式和觀念產業的重大影響,我們中國經濟師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并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新經濟理念。
三、要適應新世紀企業管理目標的新特點
本世紀以來西方的管理理論與管理模式經歷了三個主要發展階段并形成了現代管理的六大學派。這些管理科學的理論是需要認真去學習并且在實踐中運用的,而現在有人認為,誰當了廠長(經理)或車間主任,他就自然懂管理了。其實,管理者的知識結構要求很高,不但要有專業的深度,還要有知識的廣度。單懂你那一行專業,搞化工的就只懂化工,那就不一定能搞好管理。要了解有關各方面的專業知識,還要有對社會、經濟等方面的全面了解,能夠站在社會、經濟等等各個方面看問題,不能只埋頭看你這一個企業。另外,還要有遠見。成思危教授說,管理者的知識結構是四維結構三維空間,再加一維,就是時間維。所以,面向21世紀的管理者,學習任務很重。在我們國家來說,更重要的是國有企業的管理者,面臨著一個必須重新學習的過程,不僅要認真樹立一種面向市場、面向未來的管理思想,還需要認真地學習管理科學。新世紀的到來,從個人電腦到因特網的廣泛使用,怎么樣才能夠對知識進行更好更有效地搜集、過濾、提煉和傳播。這是21世紀企業管理必須要解決的問題。現在我們面臨的,往往是大量的沒有過濾的信息,這樣,我們的管理者就被淹沒在信息的海洋里了。訂了很多報紙、雜志,實際上一天看不了多少。如果再上網的話,在網上隨便一呆,就是兩三個小時!在這種情況下,非常需要能夠有一套對知識信息的精煉和過濾的辦法,只有這樣才可能在比較短的時間里把最需要的知識拿到手。另外,還需要知道你可以到什么地方找到自己需要的知識和信息。這對知識經濟時代的管理非常重要。從國內屢屢爆發的價格大戰看,不少企業管理者以為價格就是競爭力。其實這個理解是遠遠不夠的。競爭力應該包含價格競爭力和非價格競爭力。而非價格競爭力,又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競爭力,是指質量、交貨期和售后服務。廣義的競爭力,還應該包括根據用戶的需要靈活調整產品的能力和研究開發新產品的能力,概稱為企業創新能力。創新的關鍵在人才,人才的成長靠培訓,管理的創新靠實踐,這幾個環節缺一不可。成思危教授指出:一個高中畢業生如果直接學管理,他是學不懂的,容易走火入魔,以為他學的那套管理理論能用之四海而皆準。一旦真正到了企業里工作,他就會碰許多釘子。
美國有許多MBA就是這樣。我本人也是MBA。拿到MBA,只能說明他對于管理學理論知識懂得了,但是真正的到了企業里行不行,還很難說。所以學管理的學生不僅一定要高素質。最好事前還要有兩年以上的實際工作經驗,效果才有可能比較好一些。由于管理面對的不是一次又一次可以設定完全相同條件的實驗環境。而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變化著的組織的內外環境。因而沒有可以一次又一次重復驗證的一成不變的規律可循。所以它又含有特定的藝術成份。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管理沒有一成不變的規律可循,不是因為自身的缺陷,而是不存在一次又一次完全相同的實驗環境條件可以證明存在,因而似乎是決策因人而異,顯出藝術性;第二,管理對同一決策對象而言,決策本身既包含有實驗意義,又具有實施價值,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可以重新再來的機會,因而顯現出決策者對機遇的把握;第三,管理者的三項重要資源:決策能力、用人和運用自己有限的時間均是因決策者個人而異的,更多的體現為一種藝術;第四,管理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并非優秀的管理專業畢業生就一定能管好一個企業,因而,不僅要求科學嚴謹而且要求藝術。在21世紀科學技術、社會和各種思想都有了很大進步的情況下,企業管理的目標,除了強調企業本身利益的最大化以外,還要強調用戶和社會利益的最大化。
這是21世紀管理的一個很大的特點,是積極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增長方式根本轉變必須解決好的重大課題。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要求我們必須把提高經濟效益、提高服務質量、提高社會效益三者有機聯系、緊密結合為一個系統工程。而我國的改革和發展需要從體制、結構、管理等各個方面推進經濟效益的提高,這是整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基礎。21世紀的管理,在管理目標、管理對象和內容上,管理方法、管理工具和管理精神上,都會有新的變化。因此,面對新世紀的中國經濟師,有必要很好地研究探討和盡快適應這些新變化。
高級經濟師職稱論文范文二：經濟師論文語言連貫性分析
一、加強語氣的前后呼應,使上下文銜接
句子之間,除了內容的連貫以外,還要注意語氣的呼應。語句之間缺乏條理性,主要是思維邏輯方面的問題,語氣的前后呼應,則主要在于語言技巧。在經濟論文寫作中,加強語氣的呼應,使上下文銜接的辦法主要有以下兩種:第一,恰當運用銜接性的語言。銜接性的語言,以連詞為主,還包括某些代詞(這里、這樣、那樣等)、副詞(顯然、誠然、其實、同時等)和某些固定詞組(實踐證明、顯而易見、由此看來、總而言之等),此外,還有一些承接性的習慣用語,如在這里、所謂是指、這就是說之類。這些詞語許多就是復句中所用的關聯詞語,也有一些是只用在句群之間的。銜接性語言具有兩種功能:其一是表明句子與句子之間的邏輯關系;其二是使語句前后銜接。因此,缺少了必要的銜接性語言,語氣就不連貫。例如下面這段話:作為經營和運用貨幣信用杠桿的職能機構,①要適應市場經濟對信用高度集中的要求。②要適應市場機制要求靈活運用信用,人民銀行應在這兩方面發揮其調節作用和紐帶作用。③不論社會制度如何,貨幣信用的高度統一集中,已成為當代一切國家經濟活動的必然趨勢,信用活動都已為該國中央銀行加以有效的駕馭。我國社會主義銀行當然更應如此。這段話的意思是清楚的,句子的排列順序也沒有什么問題,但讀起來卻不大通暢,總覺得疙里疙瘩。如果我們在①、②和③處分別添上既、又和事實上,讀起來就通暢多了。句子與句子的邏輯關系并不一定都要用關聯詞語來體現,不用關聯詞語而讓讀者去體會這種關系的叫做意合。在口頭表達中,意合的現象比較多,書面表達就比較少,這是需要注意的一點。同時需要注意的一點是,可以用意合方式的卻過多地使用了關聯詞,也會影響語氣的通暢。第二,利用代詞稱呼。為了在語氣上呼應,除了運用銜接性詞語外,還可以利用代詞作呼應。因為代詞和它先前所代的詞語有一種自然呼應的關系,所以當我們讀到代詞的時候,會很自然地把它和前面的所稱代的事物聯系起來,從而使文氣銜接,上下貫通。請看下面這段話:在銀根放松時,由于貸款利率偏低,加之軟約束又沒有得到硬化,企業進入資金市場的熱情往往并不高,它們通過種種手段最終常常能得到貸款。這顯然不利于資金市場的發展。這段話里用了它們、這等代詞。通過這些代詞的前后呼應,使我們讀起來覺得既流暢又簡捷,連貫感也非常強。如果把這些代詞統統換成它們所指代的詞語,行文會顯得口羅嗦,自然語氣的連貫就更談不上了。代詞除了稱代的作用外,還起著關聯詞語的作用。在所有的代詞中,那么、這樣的銜接作用更為明顯,寫作的時候,它們往往是我們行文的助手。
二、應避免語言穿插過多,回復過大的現象
要想經濟論文的語言通暢,就要使論述的各要點之間保持連續性。有的人喜歡說繞圈子話,從一點扯開,說了半天才回到本題上來,這樣的語言當然是不會連貫的。例如下面一段話:所謂另一種匯價出現的問題,是由于管理不善所造成。從非貿易收匯來看,一些人主要認為,非貿易收入外匯后,一部分換成人民幣,另一部分換成外匯券,而這些外匯券在黑市上兌換人民幣,黑市交易在目前情況下還不能夠完全取締,但是國家曾明文規定,外匯券兌換外幣必須憑外幣兌換外匯券的兌換證明,與國家規定的匯價不一致。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我們且不談黑市交易的法律性質問題,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外匯券的購買力高于同等額度的人民幣的購買力,使用外匯券能夠買到較為便宜的商品和勞務。作者在闡述自己的觀點時,卻繞了一個很大的彎子,這樣當然令讀者感到吃力。在論證中,先退一步說的情況也是有的,但是穿插過多,回復太大,闡述同一論題的語句之間的間隔過遠,就會造成上下文的脫節。上段話中前一部分畫橫線的語句應該移到下文適當的地方,后邊畫橫線的可以刪去,也可以用括號括起來。只有這樣,文章的脈絡才清楚,語言才連貫。經濟論文的上下文之間應該有明確的邏輯聯系,這種聯系如若受到破壞,語言的連貫性也隨之受到破壞。上面那段話多少反映了口頭表達時即興思維的特點。口頭表達時對語言銜接的要求比較低,而且帶有即興的性質,說話人往往愛從一點生發開去,繞了一大圈才回到本題。如果我們完全按照自己說話的習慣來寫作,就很容易出現這類毛病。
關鍵詞：資本成本債務成本市場交易成本所有權成本
一、對資本與成本范疇的厘定
要理解和定義資本成本，先要理解和定義好“資本”與“成本”。
按照馬克思的定義，資本是能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基于經濟學中“資本”與“資產”不分，我認為，會計學中“資產”的定義——資產是指過去的交易、事項形成并由企業擁有或者控制的資源，該資源預期會給企業帶來經濟利益，就是資本的定義。一個佐證是，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周其仁教授對資本的定義。他認為：資產是可用的經濟資源；資產必須有主，才可能被善用，但清楚界定產權，從來也不意味著“自己的資產只能自己用”；資產須經交易而轉手（資產轉讓），才能提高有主資產的利用效率；資產的自用權利一旦可以有償放棄和讓渡，資產所有者就擁有一個未來的收入來源；這時，資產就轉變為資本；所以，資本是構成獨立的未來收入流的資產，即可以獨立提供與本人勞動無關的權利租金的資產（1）。
會計學中的“資本”一般是指“資產（資金）的來源”，按會計恒等式“資產=負債所有者權益”來解釋，“資本”即指“負債所有者權益”。我認為，在公司財務理論中，資本成本中的“資本”應作會計學上的解釋。
張五常（2000）認為，“成本是所放棄的價值最高的選擇”。可見，經濟學家是把成本定義為“機會成本”的。汪丁丁（1996）進一步認為，機會成本的兩個要素是：（1）任何成本都是選擇的成本；（2）任何成本都是對于某一個人的主觀價值判斷而言的成本。因此，成本概念是建立在人們依據主觀價值標準作出選擇的基礎之上的。不存在選擇，便不存在成本；也不存在獨立于人們行為選擇的“客觀價值”基礎上的成本。據此，在經濟學家看來，沉沒成本、歷史成本不是成本。在公司財務理論中，經濟學的成本概念應是可取的。還要注意的是，選擇是面向未來的，所以成本也是未來成本，而且必須弄清楚誰將承擔成本。公司財務中的籌資、投資等財務決策正是面向未來的，作為財務決策標準的“資本成本”自然要能面向未來，所以用面向未來的“機會成本”來理解“資本成本”是合理可行的。
二、資本成本的定義與計量
（一）資本成本的定義及相關問題
在公司財務中，資本成本的一般定義為：公司籌集和使用資本所付出的代價。根據上面的分析，這個“代價”應以“機會成本”作衡量，而且承擔資本成本的主體是特定的公司。因此，資本成本是特定企業籌集和使用資本應承擔的機會成本。
根據上述定義，資本成本由兩部分構成：（1）籌資費用，指在籌資過程中所發生的費用，即獲取資本之前所發生的費用，如手續費、談判費、發行費等，屬于市場交易成本；（2）用資費用，指在使用資本過程中所發生的費用，即獲取資本之后所發生的費用。具體表現為：①以利息（利率）形式支付給債權人的報酬；②以發紅或股利（股息）（投資報酬率）形式支付給所有者的報酬。進一步，資本成本的靜態（不考慮時間價值）表現形式有：（1）絕對數，即“資本成本額=籌資費用用資費用”；（2）相對數，即“資本成本率（k）=年平均資本成本額/籌資總額”。實務中則常用“資本成本率=年平均用資費用/（籌資總額-籌資費用）”。通常，用到“資本成本”時，即指“資本成本率”。
資本成本有四層含義：（1）個別資本成本，指單獨使用一種籌資方式下的資本成本。（2）加權平均資本成本（綜合資本成本或總資本成本），即對同時使用多種籌資方式的資本成本以加權平均方法的綜合計量。（3）個別邊際資本成本（MCC），指單獨使用一種籌資方式去新籌資本的資本成本。它有三種定義方法：①數學上的定義。若y=f（x）[y：個別資本成本；x：籌資量]，則MCC=dy/dx.②經濟學上的定義。x=1時的y（因增加一個單位的資本而增加的資本成本），即為MCC.③財務管理實務上的定義。企業新籌資本的個別資本成本，即為MCC.這個定義的誤差大，但實用。（4）加權平均邊際資本成本，它是對同時使用多種籌資方式去新籌資本的資本成本以加權平均方法的綜合計量。
在公司財務理論中，資本成本一般是指加權平均資本成本或加權平均邊際資本成本，而且并不嚴格區分加權平均資本成本與加權平均邊際資本成本，籠統用“加權平均資本成本”。
（二）資本成本概念在財務管理中的重要地位
1、資本成本是比較籌資方式、選擇追加籌資方案的依據。個別資本成本是比較各種籌資方式優劣的一個尺度（但不是選擇籌資方式的唯一依據）；加權平均資本成本是企業進行資本結構決策的基本依據；個別、加權平均邊際資本成本是比較選擇追加籌資方案的重要依據。
2、資本成本是評價投資項目、比較投資方案和追加投資決策的主要經濟（財務）標準。人們通常將資本成本視為投資項目的“最低收益率”（Aminimumreturnrate），即視為投資項目的“取舍率”（Acut-offrate），還作為比較選擇投資方案的主要標準。
3、資本成本作為資本化率，是運用貼現的現金流量方法進行價值評估（財務估價）的關鍵因素（變量）。
4、資本成本還可作為衡量整個企業的經營業績的基準。近年來，在對公司的績效進行財務衡量時，人們越來越喜歡用剩余利潤（剩余收益）、經濟增加值（EVA）或調整的經濟增加值等指標。這時，“加權平均資本成本”便成為上述指標中不可或缺的解釋變量之一。
（三）資本成本的計量
要發揮好“加權平均資本成本”對公司的財務決策與績效解釋的功能，如何準確計量（也許用“預測”更恰當，因為要計量面向未來的“機會成本”可能是徒勞的），“加權平均資本成本”便成為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
1、所羅門的“現代公式”（2）。所羅門于1963年出版的《財務管理理論》認為，“加權平均資本成本”就是“促使企業預期未來現金流量的資本化價值與企業當前價值相等的折現率”。據此，所羅門建立了一個被學術界稱為“現代公式”的“加權平均資本成本（K）”計量模型：K=[（x-kD）（1-t）/V]（S/V）[k（l-t）D/V]/（DV）
式中，x為企業預期未來凈營業收入；k為債務資本成本D為債務的市場價值，S為（所有者）權益價值；V為企業價值（V=S）；t為企業所得稅的邊際率。
阿迪提（1973）認為，“現代公式”所隱含的下列假設以成立：①預計企業將有永續固定的盈利（為了運用永續年金值公式）；②企業盈利等于預期未來凈營業入。
我認為，“現代公式”還有兩個致命缺陷：一是推導的問題。所羅門的推導起點是“K=x（1-t）/V”，然后將“x=（-kD）（S/V）kD（D/V）”代人“K=x（l-t）/V”，即得“現公式”。問題是，x≠（x-kD）（S/V）kD（D/V）。理由如下：x=xkDkD=[（x-kD）kD]（V/V）=[（x-kD）kD][（SD）/V]（x-kD）（S/V）kD（D/V）（x-kD）（D/V）kD（S/V），而（x-k）（D/V）kD（S/V）≠0，所以x≠（x-kD）（S/V）kD（D/V）二是本末倒置。在財務估價中，人們本來是要利用“加權平均資本成本”來估計（預測）適當的折現率，以便評估企業價值。而“代公式”不過是這一過程的逆運算（有“循環論證”之嫌），試問：“企業價值”又如何確定？用折現現金流量之外的方法確定的“企業價值”代人“現代公式”，反求“加權平均資本成本”，是能保證與折現現金流量方法匹配（即能否保持邏輯上的一致性）？這恐怕是“現代公式”無法回答的。
2、MM的“平均資本成本方法”。MM在1966年出了另一種計量“行業平均資本成本（C）”的公式：
C=f（K，dD/dA）=K[1-T（d/dA）]
式中，K為企業權益資本成本；T為企業所得稅稅率；D/dA為企業負債比率。其中，K=1/■，■由下列模型回歸而得：
（V-TD）/A=■■/A■■（A/A）U/A
式中，V為企業當前市場總價值；D為企業負債的市場價值；A為企業總資產的賬面價值；A為資產的變動量；X為企業預期息稅前收益；U為隨機干擾項；■為常數項；■為規模系數；■為預期收益系；■為增長系數。
筆者發，這一方法可能存在如下問題：①MM方法不是對個別企業資本成本的計量，雖然它對個別企業的財務決策有參考作用，畢竟應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②難以從MM方法發展出個別企業資本成本的計量公式；③C=f（K，dD/dA），而與負債資本成本本無關，在理論上難以令人信服；④MM方法放棄了“加權平均”思想，未必可行；⑤“X（1-T）”的做法與實踐（稅法）不符，改“（X-I）（I-T）”才對（I表示因負債而發生的利息費用），與因變量“（V-TD）”相匹配；⑥1/■是企業資產收益率，用來作為K替代，顯得很牽強；⑦尋找V的替代變量（計量方法）成為成功運MM方法的關鍵，而對V的計量本來不易；⑧就算MM方法正確，也只能求得歷史（過去）的資本成本，但這與資本成本的定義相。未來不是過去的簡單的、線性的延伸，因此經驗估計的結果對來的指導作用要大打折扣。
國內，沈藝峰（1999）、王寧（2002）運用MM方法檢驗了“股權成本高債務成本”理論的正確性。裴平（2001）用自己構建的模型對我國上市公司的資本成本進行了計量，但與前兩位的結論相反，少安（2001）的研究結果支持裴平的結論。他們的相互矛盾的結果難以解釋。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MM方法存在缺陷。
3、財教科書方法。幾乎在所有財務管理教科書中，多是先求出個別本成本，再以財務結構（各種資本占總資本的比重）作為權數，用統計學上的加權平均方法，最后算出公司的加權平均資本成本筆者把這種方法叫做“財務教科書方法”。胡玉明的博士論文《資本成本會計》，就是用的這種方法。既然大量財務管理教科書財務學者采用上述方法，筆者認為必有一定道理。
縱觀個資本成本的計量方法，無不是利用未來現金流量折現而求的。這說明資本成本是面向未來的機會成本，在理論上是站得住的。“財務教科書方法”還有一大優勢是，它能求出個別公司的加權平均資本成本，從而可直接用于財務決策。正如胡玉明博士所：“如果世界上存在一種簡單易行且不必涉及任何主觀判斷就準確的計量出普通股資本成本的方法，那將是一件非常美好的情。不幸的是，至今，我們仍然沒有找到這種方法（作者注：也永遠也找不到）。這就要求公司必須根據其自身所面臨的各種經環境，對各種計量方法的實用價值進行判斷，從而，選擇出在現有的情況下相對合理的計量方法。”（1997）筆者以為這種概括深“機會成本”概念的真諦。據此，可以預見，資本成本的計量方法構建與選擇不能偏離“機會成本”概念，否則，都將難免犯錯誤。
三、對“資本成本”的分拆及可能的創新
將“資成本”理解為“加權平均資本成本”時，才有可能對其進行分拆。一種最簡單的辦法是“還原”，將“加權平均資本成本”還為債務成本和（所有者）權益成本。進一步，將債務成本分拆為短期借款成本、短期債券成本、長期借款成本、長期債券成本等，將權益成本分拆為普通股成本、優先股成本、留存收益成本等。在筆者看來，這種分拆沒有什么理論價值，因為財務決策需要的是“加權平均資本成本”。在此，我們試圖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有關知識，將“加權平均資本成本”分拆為“債務成本”、“市場交易成本”、“所有權成本”等成本概念（魏明海，2003），以開拓現代財務理論的創新空間。
1、債務成本。公司因債務而導致的未來現金流出一般是預定的，不存在太大的預測難題，所以債務成本的計量相對容易做到。不過，因公司一般有多種債務，所以債務成本也應是一個加權平均概念。值得進一步研究的是，增加債務可以增加稅盾（TaxShield）效應，降低成本（信號傳遞效應），但債務成本本身卻會因此增加（債權人將要求更多的風險報酬，破產成本也會增加），那么債務成本與成本之間究竟存在一種什么樣的此消彼長關系？這種關系對資本結構、公司治理結構有何影響？此外，金融市場是如何影響債務成本的？在公司重組（如債務重組）時，降低財務杠桿，隨之降低債務成本，是如何影響企業績效（效率），資本市場又作什么反應？
2、市場交易成本。在新制度經濟學那里，“交易成本”并不是一個十分清晰的概念。再加之學者們的注釋與發揮，更使人墜入云里霧里。為此，我們嘗試作一粗淺的梳理。
張五常（2000）認為：“必須把‘交易成本’定義為所有在魯賓遜。克魯索經濟中不存在的成本。”汪丁丁（1996）提出了批評：“這個定義顯然不是構建性的。因為它只能說明哪些成本不是交易成本，而不能說明哪些成本是交易成本。”新制度學派把交易成本按照發生的時間分成兩類：（1）事前費用，發生于契約簽訂之前，包括生產信息、交換信息，討價還價等等的費用；（2）事后費用，發生于契約簽訂之后的執行契約的成本，包括監督、懲罰、獎勵、怠工等等行為造成的費用（汪丁丁，1996）。于是，交易成本即指人的契約成本（尤金。法馬，1990）。
在邁克爾。詹森和威廉。梅克林（1976）那里，交易成本即指成本，它包括：（1）委托人的監督支出；（2）人的保證支出；（3）剩余損失。
張五常曾經提出，“交易成本應該稱為‘制度成本’，這一點科斯也完全同意。”汪丁丁同意這個觀點，并給出了如下定義：制度成本是選擇制度的機會成本，這個機會成本是那些沒有得到實現但經由參與博弈者的影響可能實現的博弈均衡中具有最高價值的均衡價值。他還分析了這樣的定義無法回避的四個困難：（1）交易成本是在一群利益不一致的人們中間組織分工所花費的機會成本。然而這群人可以通過許多種方式來組織分工并協調利益。有些方式如宗教的、權威和意識形態的、自我約束和社會道德規范的，等等，其“成本”是無法定義的。（2）交易成本往往不能從生產的“技術成本”（Transformationcost）分離出來。（3）交易成本存在的前提，是存在著不確定性。于是，當事人不可能確定他的每一個選擇的機會成本是多少。（4）任何交易成本必定涉及兩個以上人的行動，所以必定是博弈行為。改變交易成本就意味著博弈的人“選擇”從一個均衡跳到另一個均衡。但是，這種跳躍到底是怎樣實現的，就連博弈學家也還沒有找到答案。他的分析表明，計量交易成本是困難的。
至于交易成本的影響因素，威廉姆森（Williamson）認為影響交易成本水平和特征的三個因素（交易維度）是：資產專用性、不確定性和交易頻率，而亨利。漢斯曼（HenryHansmann）在《企業所有權論》中則認為下列因素對交易成本產生影響：單純的市場支配力、置后的市場支配力（鎖定，Lockin）、長期合作的交易風險、信息不對稱、策略性的討價還價、客戶偏好的信息傳遞、客戶的不同偏好的妥協和協調、異化（Alienation）。誰來承擔由此產生的交易成本？他回答道，企業所有人、企業客戶、其他生產要素的供應方將分擔這些成本，最后究竟落在誰的頭上是由企業涉足的其他市場的性質來決定。無論這些成本由誰來承擔，總是存在著一種動力或利益驅動推動企業以重組的方式采用一種更有效率的所有權形式，以盡可能降低這些交易成本。可見，要對象化交易成本并不容易。
將“交易成本”概念引入公司財務理論中，筆者以為至少還要解決如下問題：（1）可操作的交易成本定義及其構成；（2）交易成本與成本、契約成本之間的關系；（3）不應將交易成本等價于制度成本；（4）如何分清楚各種交易成本的承擔者；（5）哪些具體的交易成本才可以進入公司財務理論視野，即將宏觀意義上的“交易成本”微觀化（深入公司層次）；（6）公司資本成本中，哪些屬于交易成本。
想搞清楚上述問題難度很大，交易成本經濟學也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目前，可行的選擇是進行簡化處理：將公司資本成本中的交易成本分為顯性的交易成本和隱性的交易成本。顯性的交易成本即前述“籌資費用”，即企業獲取資本之前所發生的費用，如手續費、談判費、發行費等。至于隱性的交易成本，由于計量的困難，我們暫時不作考慮，有待經濟學和會計學研究的新成果來解決。但在決策時，我們必須定性地考慮諸如隱性的成本、破產成本、尋租成本等的影響。
經過簡化處理后，還必須明確一點：計算債務成本和所有權成本時，就不要重復計算顯性的交易成本——“籌資費用”了，必須將交易成本從原來的債務成本和所有權權益成本中分離出來，以便單獨考慮。單獨考慮市場交易成本的意義在于，將促使公司財務管理關注其外部市場環境，從而更加重視對理財環境的研究，以便在籌資時大大降低市場交易成本。
3、所有權成本。相對于經濟學而言，“所有權”概念在法律上比較明確。按照錢穎一（1989）的理解，經濟學中的“所有權”有三種常見的含義：（1）對財產資本回收的權利，這是“產權學派”的定義；（2）對實物財產的控制權利，這是格羅斯曼（Grossman）和哈特（Hart）的定義；（3）資本回收和控制權利。現在，一般取第三種含義，并表述為：對企業決策的控制權和收益的索取權，而且收益權（而非控制權）是所有權的本質（李笠農，2001；殷召良，2001）。這時，企業所有權事實上被不同的要素所有者分享著。由于一些要素所有者只享有固定的控制權和收益權，企業所有權被嚴格定義為：剩余控制權與剩余索取權（謝德仁，2001）。亨利。漢斯曼在《企業所有權論》（中譯本）中寫道，企業的“所有人”指分享以下兩項名義權利的人：對企業的控制權和對企業利潤或剩余收益的索取權。由此可見，企業所有權不是企業的所有權，而是指企業所有者對企業的所有權。
亨利。漢斯曼進一步提出了“所有權成本”概念：企業所有權的兩項核心權能——控制權和剩余收益索取權本身都有其固有的成本，這些成本可大致分為三種：管理人員的監督成本、集體決策成本和風險承擔的成本。前兩種是與所有權的剩余控制權這一權能相關的，第三種則是直接與剩余收益的索取相關。具體而言：（1）管理人員的監督成本其實就是成本。它包括企業所有者對管理層進行有效監督的成本（企業所有者為對管理層進行有效的監督而付出的獲取有關企業運營信息的成本、所有者之間交換意見和作出決策而溝通信息的成本、敦促管理層執行決策的成本）和監督不力而導致的管理人員機會主義行為的成本。（2）集體決策成本是指當多個人共同分享一個企業的所有權時，企業所有者的利益可能會不一致甚至會發生沖突，他們要作出決策就必須采用某種形式的集體選擇機制（如表決）。當所有者之間出現利益上的分歧時，這種機制本身也會制造成本，即“集體決策的成本”，包括因決策無效率產生的成本和決策過程本身制造的成本。（3）所有權的第二種權能——剩余收益索取權也涉及很多成本問題，其中最顯而易見的就是與企業經營的重大風險相關的風險承擔成本。因為這些風險通常都直接反映在企業的剩余收益中。
筆者認為，所有權成本是企業所有者獲取和維護所有權而付出的代價，這種“代價”同樣用“機會成本”計量，而且由企業所有者承擔。不過，這種所有權成本最終將在企業得到補償——企業支付給所有者的報酬（除非企業失敗）。因此，轉換一下，可以認為，所有權成本即財務管理中的“（所有者）權益資本成本”，從而使所有權成本回歸“資本成本”的邏輯體系。“（所有者）權益資本成本”可定義為企業支付給權益資本所有者的投資報酬，投資報酬又可分解為無風險報酬和風險報酬。這里，大致可以這樣理解：管理人員的監督成本和集體決策成本對應“無風險報酬”，風險承擔的成本則正好對應“風險報酬”。在財務理論中，“風險報酬”、“無風險報酬”均可以單獨計量，只是要將“無風險報酬”分解為管理人員的監督成本和集體決策成本，并進一步分解成管理人員的監督成本和集體決策成本的具體成本項目，這個計量就困難了。
將“（所有者）權益資本成本”分解為“管理人員的監督成本、集體決策成本和風險承擔的成本”，是一種理論上的創新分類，將有助于改進財務決策理論，使決策分析深入“分子”層次，考慮問題將更周全，并提高決策效率。為了區別傳統的（所有者）權益資本成本的分類（如分為普通股成本、優先股成本、留存收益成本等），將“管理人員的監督成本、集體決策成本和風險承擔的成本”總稱為“所有權成本”不失為一個不錯的定義。
“所有權成本”概念還將企業與其所有者聯結在一起，必將拓寬公司財務理論的研究視野。公司財務管理應該為降低所有權成本作出貢獻。同時“所有權成本”概念為論證“所有者（股東）財富最大化”的目標提供了支持，或者說，公司價值最大化也是為了“所有者（股東）財富最大化”。為了改善公司績效，我們必須重視股權結構、公司治理結構、公司財務治理結構、公司控制權市場對所有權成本的影響，理論上值得對他們之間的關系進行認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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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