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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財政學，公共經濟學
一、引言
近些年來，國內某些學者對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的關系進行了廣泛的討論，而以“財政學”(public finance)和“公共經濟學”(public economics)“公共部門經濟學”(public sectors economics)等名稱命名的譯著和著作很多。國內的一些學者，如陳共、平新喬、張馨、高培勇、郭慶旺、楊志勇、華民等都對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等學科之間的關系有比較深刻的分析。從國際上看，關于兩者關系及其發展趨勢的論述比較詳細的主要有《公共經濟學手冊》第一卷，由《國際稅收和財政》雜志在 1994年發起的一次關于公共經濟學的未來發展趨勢的特刊及由《公共經濟學雜志》在2002年的一次紀念其創刊而由一些頂尖級的經濟學家關于公共經濟學發展的總結分析。此外，由于引進的西方文獻越來越多，對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之間的關系及其發展前景的認識也逐漸深入。
二、問卷的評介與分析
本人于2005年元旦前后向全球部分大學的從事財政學或公共經濟學研究和教學的經濟學家就“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的關系及其發展趨勢”為主題進行了全球性網絡調查。我的問題是：“您如何看待財政學(public finance)和公共經濟學(public economics)之間的關系及其發展前景?”。本次調查受到來自這些經濟學家的數十份電子郵件。這些郵件反映了他們對我所做的調查課題的認識。本文就是選取了部分代表性的經濟學家的回信(見附錄①)和一些經濟學家發表的論文對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的關系和發展趨勢進行了簡要的評介。
詹姆斯?波特巴教授認為，財政學主要是與稅收及其相關問題等籌集收入方面的問題，主要是在稅收方面，而公共經濟學則包括了大量的與支出政策相關的問題。他認為，醫療保健和醫療援助以及殘疾人保險和失業保險都是屬于公共經濟學的研究領域，也是他感興趣的問題，但這些問題不屬于財政學的領域。
他附件的文章中研究了公共經濟學30年(20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末)的發展演變、取得的成就和未來的發展方向。他在這篇文章中提出，公共經濟學是研究政府經濟角色的一門學問。因為這一角色在不斷地變化著，所以公共經濟學也成為一個持續演變的領域。一些核心問題被持續關注，例如對不同商品的稅率結構應該如何設置；而還有一些問題，例如對發達國家老齡人口社會保障體系如何進行改革才是最優等等，最近才成為研究的中心。經濟學其他一些分支領域的理論與實證進展為公共經濟學提供了新的視野，推動了對其中一些長期存在問題的研究。反之，這一領域出現的問題又推動了新的理論與應用研究。
近30年是公共經濟學迅速發展的一個時期。理論和經驗上的重要新成果大大提高了我們對諸如各個稅種的效率和歸宿這樣的核心問題的理解，以及對社會保障項目的經濟效應以及最優的制度安排的認識。在公共經濟學相關經濟理論以及支持復雜政策評價的實證分析等兩個方面也都取得了重大的進展。
在過去的30年間，公共經濟學的各個不同部分的進展有快有慢。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主要的研究進展是經濟理論在次優稅制設計問題上的應用。在70年代晚期以及80年代，家庭和企業數據庫的出現促成了人們對稅收激勵以及其他因素如何影響經濟人行為問題的探索。繼而公共經濟學的經驗研究進入了一個飛速發展的時期，很多應用計量經濟學家也把他們的研究興趣轉向公共財政問題。90年代，實證政治經濟學和相關領域的迅速擴張尤為顯著。
公共經濟學中的很多應用研究越來越深入，這促使了這一領域里幾個二級專門學科的興起，諸如老年經濟學以及教育經濟學。這些領域中正在進行的研究工作不僅關注那些廣布于公共經濟學范圍內的問題，而且也利用其他分支領域發展起來的真知灼見和方法技巧，例如醫療經濟學、人口學以及勞動經濟學等。
波特巴認為，過去30年發展變化的重大成果有以下幾個方面：所得課稅對家庭行為的影響；社會保險項目的激勵效應；資本所得稅的效率和歸宿；赤字和跨期財政政策；財政支出的實證政治經濟學；最優所得稅和稅種的設計以及轉移支付等。未來有前途的發展領域則包括了：環境經濟學和最適次優政策；老齡經濟學；私有化和政府的范圍；開放經濟中的稅收和支出政策；最適社會保險項目的設計；征稅與家庭和企業的行為；在生命周期視角中的稅收和支出項目以及國防經濟學等。
羅賓?鮑德威認為，“公共經濟學”這個詞語是在20世紀70年代被采納來取代財政學的，這是因為財政學這個詞語似乎是太狹窄了。特別是，許多學者認為財政學太多地集中在籌集收入(稅收)，而公共經濟學則是一個范圍更加廣泛的詞語。公共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包括了政府在稅收、支出、社會保險和管制等所有的制定政策問題。人們認為財政學這個詞語太狹窄了而不能代表本領域的更廣范圍的研究對象。然而，這兩個詞語現在都被使用著。他猜測這大概是英語的一般常見問題，有很多詞語都有大致相同的意思。
拉本德拉?扎哈認為，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有相當大的部分是重疊的。但是，財政學的研究范圍是太狹窄了。財政學幾乎是完全研究政府預算的操作(尤其是稅收和支出)，而公共經濟學涉及的更多的是公共部門對經濟的干預，它包括了諸如管制和穩定等方面的問題。
財政學權威理查德?馬斯格雷夫的《財政理論與實踐》是全球各個大學本科生普遍使用的教材，是財政學的經典著作。馬斯格雷夫1959年出版的《財政學原理》提出的財政“穩定宏觀經濟、收入分配和資源配置”的三職能說成為后凱恩斯經濟學政府干預經濟的代表觀點，是現代財政學的奠基之作。他在回信中指出，他寫的《財政理論與實踐》是30年前完成的著作，他盡管已經94歲高齡，仍然關注財政學的發展變化。他稱，他非常后悔看到了財政體制所發生的顯著轉變。他那一代人還認為財政的建設性和積極作用是對市場的必要補充，應該盡可能少的干預市場。但是，馬斯格雷夫一直堅持不懈地認為，公共物品、公正和有效的稅制以及財政政策在宏觀經濟穩定和增長中的經濟作用是在財政學中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的基本觀點。他認為，“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顯然是有著明顯差異的。財政學僅涉及到公共政策的財政工具；而公共經濟學則包括了貿易政策、反托拉斯政策和各種形式的管制等所有的工具。他也注意到，許多問題可能是需要許多工具才能解決的，所以，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可能不存在顯著的差異。同時，還有通過共同的預算政策將一串財政工具合并起來的情況。 馬丁?費爾德斯坦稱公共經濟學的研究出現了轉型。他認為自己當初入門學習的理查德?馬斯格雷夫的《財政學原理》(1959)開啟了財政學的新紀元，但是，計量經濟學研究方面論述的不足反映了當時該領域的研究狀況。同樣，馬斯格雷夫只是討論了政府支出的一般原則，其經典著作沒有論及政府支出的具體方面，而這也就成為以往30年中公共經濟學研究的課題。在論文中，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是交替使用的。
他認為，20世紀60年代和20世紀70年代財政學理論方面的這些發展其重要性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它們在許多重要的財政學問題上，對龐大的專業思想體系進行了分類。盡管它們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但是表明了一些早期觀點的各種錯誤，提供了基本的分析見解。第二，他們吸引了一代優秀的大學生轉向公共經濟學領域；其中大部分學生并沒有繼續理論研究，而是完善了財政學理論基礎，這種新理論的嚴謹性對他們的實證研究是有益的。
公共經濟學方面實證研究的發展將過去30年的研究與以往所有研究區別開來。20世紀60年.代后期與20世紀70年代早期出現了高速計算機、可以依賴的經濟計量軟件和可讀大量數據的機器。這些發展，復雜的經濟計量技術和標準裝備的大學生對公共經濟學實證研究的革命都是關鍵性的。對稅收的計量分析研究成果等實證研究深化了我們關于稅收對個人風險影響、稅收對公司融資政策的影響以及在經濟增長背景下分析稅收問題的意義的理解。
財政學研究這種演變的第二個主要方面，一直就是擴大研究主題的范圍，它涵蓋了政府支出和稅收。研究焦點的轉移無疑是因為受到政府支出大量增加的刺激。財政學領域因此從研究為基本的政府服務融資的稅收轉變到公共經濟學領域，看到了更寬范圍內政府支出的效果。政府支出增加的大部分是為了社會保險項目，公共經濟學方面的研究正好與之呼應。社會保障養老金、事業保險、工人的補償金、老年保健醫療和窮人醫療補助計劃的增加給理論和實證研究增添了新的內容，成為研究的主要對象。20世紀70年代，對穩定政策的分析已主要轉向宏觀領域，更加強調金融政策，而不僅僅研究通過改變預算赤字和盈余的財政刺激的各種變量。然而，財政學研究如何利用稅收規定(如投資稅收抵免和折舊扣除)以反周期的方式來刺激企業投資。財政聯邦主義也成為了公共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即分析這些政府如何選擇它們的稅收政策和支出政策，更高一級的政府政策(包括地區財政補貼和匹配財政補貼)如何影響這些選擇，以及稅收和支出方面形成的地區間差異如何影響私人部門的為政府計劃的效果。
對于未來的發展方向，馬丁教授認為征稅和支出問題將繼續對公共經濟學研究提出挑戰。
哈威?羅森的《財政學》目前是全球最受歡迎的教材之一。作為馬斯格雷夫和費爾德斯坦的學生，他在其《財政學》教材①的前言中寫到：“財政學領域已經與上一代有很大不同了。在理論方面，財政學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將對政府開支和政府的分析用基本的經濟理論更加密切地聯系在一起了。一個主要的例子就是最適稅收(optimal taxation)的文獻。最適稅收就是試圖使用標準的經濟工具而不是根據一套特別的稅制設計原則為政府的財政行為獲得解決問題的方法。在實證方面，最為激動人心的發展就是為了理解支出和稅收政策如何影響個人行為和政府本身如何制定政策而廣泛應用了計量經濟學的工具”。他認為“財政學的發展都是充滿著歧義的”。但是他堅定地認為，財政學就是公共經濟學或公共部門經濟學，是分析政府征稅和支出政策的一門經濟學學科。
河野正道教授認為，日本的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公共經濟學的父母是金融(父親)和福利經濟學 (母親)。公共經濟學研究的是次優、公共物品定價、最適稅收、最適補貼和外部性等問題。公共經濟學涉及的是效率和微觀經濟特征的問題。而財政學(日本語)則在某種意義上涉及的是宏觀經濟問題。按照他的理解，財政學是金融(融資)學的一部分，是日本語中很傳統的財政學(日語)。現在，金融(融資)不僅僅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財政學，也是私人企業的財政學。這就是為什么它們使用這些詞語的原因。他認為，財政學專門研究政府(公共部門)的融資活動。
此外，法國已故著名經濟學家讓-雅克?拉豐也認為，公共經濟學是研究在經濟領域中政府如何干預的一門學科。它是在20世紀50年代由財政學逐步發展起來的，在20世紀70年代成為獨立的學科，其標志就是1971年創辦了《公共經濟學雜志》。 總結幾位經濟學家的觀點，他們對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關系的認識也是存在歧義的：(1)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是一回事，都是研究政府作用的，只是題目的變化而已，“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是相互替換使用的。(2)存在傳統財政學和現代財政學的區分：傳統財政學主要研究政府收入，特別是稅收方面，而現代財政學則更多地以政府開支為研究對象。(3)公共經濟學是從財政學演變而來的，并且是在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創建的；(4)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的研究領域有很大不同。財政學研究政府的收支活動；而公共經濟學則包括除了政府收支之外的其他方面的問題，比財政學寬廣。財政學主要研究的是宏觀問題，而公共經濟學則側重于微觀問題。
三、借鑒與認識
國外這些學者的觀點對我們國內學者認識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有很好的借鑒意義。筆者認為，當代國內的經濟學范疇中，“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實際上是一回事，公共經濟學和財政學是一脈相承的。首先，無論是研究內容還是在研究方法上已經大致趨同。其次，不論是章節的安排還是對問題的討論，基本上都是對“國家(或政府和公共部門)經濟活動的研究”，盡管在某些細節上有所側重，但是，相比古典政治經濟學中“財政學”僅僅研究“國家和君主的收入”來說，“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都把研究重點轉向了“政府(公共部門)收入、政府(公共部門)支出、政府(公共部門)財政政策以及政府(公共部門)收支和政策對經濟的影響上來”。筆者認為，當代“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都是兼容并蓄的，融合了經濟學和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因此，當代“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并沒有質的區別，而作為名詞和概念來說，英文public economics能夠涵蓋更多的經濟研究領域和范疇，用它代替英文public finance(公共融資)成為“研究國家(政府和公共部門)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的科學”也是經濟學發展的趨勢。就像早期的經濟學和現當代經濟學，其研究的內容和方法也是不同的，甚至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但“經濟學”依然是“經濟學”。當然，不可忽視的是，隨著經濟學發展的進程加速，學科之間交融、分化的現象也越來越劇烈。值得注意的是，“公共經濟學”對宏觀財政政策的研究越來越少，而轉向微觀基礎的研究之中。此外，在宏觀經濟學中所涉及的有關政府融資問題的討論也逐漸從“公共經濟學”中脫離出去，成為宏觀經濟學研究的主要范疇。但是，就此否認“公共經濟學”和當代“財政學”的一致性結論，筆者認為可能有失偏頗，畢竟這只是學科發展的演變過程，而沒有涉及到理論上質的區別。
【摘要】財政學以及公共經濟學都屬于公共部門經濟學的范疇，但其發展歷史、具體研究內容則各有異同，只有研究其發展歷史、研究方向等，才能更確切地了解這兩門學科的內涵，進而對其進行深入研究。
【關鍵詞】財政學；公共經濟學；比較分析
一、財政學的發展歷史
（一）古典學派與財政學
古典學派的創始人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于1776年發表了關于國民財富的性質及原因的研究，即國富論。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第五章專門論述了財政收支、稅收、公債等，他把財政學融于政治經濟學之中，從流通領域到生產領域，從現象到本質，揭示了財政與經濟的內在聯系，建立了比較系統的財政理論體系，是財政學作為一門學科誕生的里程碑式標志。
（二）德國社會學派與財政學
1872年，瓦格納出版了財政學，建立了獨立的財政學體系，核心內容：財政是以國家為中心建立起來的共同經濟。國家財政分配也應該隨著國家職能范圍的擴大而增加，通過對許多歐洲國家和日本、美國的公共支出增長情況的考察，1882年，他提出著名的瓦格納法則：一國工業化經濟的發展與本國財政支出之間存在著一種函數關系，隨著現代工業社會的發展，對社會進步的政治壓力增大以及在工業經營方面因社會考慮而要求增加政府支出。
（三）凱恩斯主義學派與財政學
1936年凱恩斯發表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它認為經濟危機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而有效需求不足是因為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資本邊際報酬率遞減和流動性偏好陷阱引起的，凱恩斯主義對財政學發展所做的貢獻體現在：1.提出政府干預經濟的理論基礎。2.批判古典學派看不見的手原理，提出看得見的手原理。3.倡導逆經濟風向調節的財政政策。
二、公共經濟學的發展歷史
1959年美國著名學者理查德?馬斯格雷夫出版的《財政學原理：公共經濟研究》一書標志著公共經濟學的形成。理查德-馬斯格雷夫在這部經典著作中，第一次使用了“公共經濟學”這一詞語。隨后，在1964年和1965年，他又以法文和英文分別出版了《公共經濟學基礎：國家經濟理論概述》和《公共經濟學》，直接把“公共經濟學”用作書名，他也因此被稱為“公共經濟學之父”。1966年開始，又有了在公共經濟學名義下召開的定期會議和阿特金森主持的公共經濟學會及會刊，1972年，美國《公共經濟學雜志》出刊。在此之后，公共經濟學進入了一個快速發展時期，一批高水平的公共經濟學著作也不斷涌現出來。
三、財政學與公共經濟學的聯系
公共經濟學和財政學是一脈相承的。首先，無論是研究內容還是在研究方法上已經大致趨同。其次，不論是章節的安排還是對問題的討論，基本上都是對“國家（或政府和公共部門）經濟活動的研究”，盡管在某些細節上有所側重，但是，相比古典政治經濟學中“財政學”僅僅研究“國家和君主的收入”來說，“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都把研究重點轉向了“政府（公共部門）收入、政府（公共部門）支出、政府（公共部門）財政政策以及政府（公共部門）收支和政策對經濟的影響上來”。當代“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都是兼容并蓄的，融合了經濟學和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
此外，在宏觀經濟學中所涉及的有關政府融資問題的討論也逐漸從“公共經濟學”中脫離出去，成為宏觀經濟學研究的主要范疇。但是，就此否認“公共經濟學”和當代“財政學”的一致性結論，可能有失偏H，畢竟這只是學科發展的演變過程，而沒有涉及到理論上質的區別。
四、財政學與公共經濟學的差異分析
（一）公共經濟學與財政學所處的經濟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
財政學所處的幾百年里，經濟發展還不夠完善、成熟，只需要研究有關財政收支問題就足以應付時代的要求：但是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市場經濟發展越來越復雜，有關對市場經濟研究的各學派也是層出不窮，當代市場經濟更多的是體現了以市場為主導的混合經濟特征，這就要求財政學研究更廣泛、更深層次的政府經濟活動，很顯然，傳統的財政學對此已顯得力不從心，公共經濟學則是應運新時代、新環境而生。
（二）公共經濟學與財政學研究的范圍大不相同
傳統的財政學主要研究財政收支問題，特別是財政收入問題，而公共經濟學不僅研究財政收支問題，更重要的是研究財政收支活動對經濟的影響，公共經濟學主要分析政府所從事的經濟活動的主要后果及其與社會目標的關系。著名的經濟學家斯蒂格里茨曾經指出，公共經濟學的研究主要分為三類：搞清公共部門從事哪些活動以及這些活動是如何組織的：盡可能理解和預測政府活動的全部結果：評價各種政策。此外，財政學的研究只與政治學、社會學等幾個學科有所交叉，但是公共經濟學的研究不僅與倫理學、政治學、管理學、法學、社會學等學科相關，而且還廣泛吸收了公共選擇理論、憲法理論、官僚政治理論等等，公共經濟學研究的內容、范圍已經遠遠超過了財政學，它研究了許多財政學所不能包含的內容，例如：公共品的最優提供、外部性矯正、公共定價、宏觀經濟穩定等等。
（三）公共經濟學與財政學的研究方法發生了變化
傳統的財政學習慣用實證分析方法分析問題：而公共經濟學則全面采用了現代經濟分析方法，即實證分析方法和規范分析方法，前者考察政府活動的范圍和各種政府政策的結果，后者試圖評價可以實施的各種政策。公共經濟學尤其是吸收了福利經濟學的規范分析方法，如怕累托最優、契約曲線、生產可能性曲線、邊際技術替代率、消費者剩余和生產者剩余、社會福利函數等等，同時，公共經濟學還利用了數理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的分析技術進行定性、定量分析，使分析的結果更加準確，這些分析方法在傳統的財政學里是根本看不到的。
內容提要: 中國財政學的發展趨勢是在社會共同需要論的基礎之上發展公共財政論。近年來，新制度經濟學的興起對正統經濟理論（新古典經濟學）提出了挑戰。新制度經濟學的興起對公共財政論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本文擬對此進行分析，以期更為全面地認識公共財政論。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 新古典經濟學 公共財政論
中國財政學的發展趨勢是社會共同需要論的基礎之上發展公共財政論（楊志勇，1998）。近年來，新制度經濟學（注：本文對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主要限于交易費用經濟學，故在下文中有許多地方將交易費用經濟學等同于制度經濟學。）的興起對正統經濟理論（新古典經濟學）提出了挑戰。財政學是經濟學的一門分支學科，它必然也會遭遇挑戰。新制度經濟學的興起對公共財政論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本文擬對此進行分析，以期更為全面地認識公共財政論。
一、新制度經濟學的興起：科斯和威廉姆森的貢獻
新制度經濟學從分析企業為什么存在入手，探討了為正統理論所忽視的一些問題。
新制度經濟學的開山鼻祖科斯（1937）發現利用價格機制是有成本的，而通過形成一個組織（企業），并允許某個權威（企業家）來支配資源，新能節約某些市場運行成本（即利用價格機制的成本）。在考察了企業出現的原因之后，科斯（1937）進一步探討了企業規模擴大的幾種情形。科斯雖然沒有明確提出“交易費用”這一概念，但在其論述中所指的那些成本，實際上就是“交易費用”。而在科期之前的經濟理論忽略了交易費用因素，認為經濟是在無交易費用的“無摩擦”的世界中運行的。科斯（1937）的理論得到真正的發展是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
威廉姆森（Williamson，Oliver）為新制度經濟學格局的轉變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威廉姆森將縱向一體化從未在價值理論中享有牢固地位歸因于傳統的對競爭性市場的運行成本為零的假設。他著重分析了資產專用性投資、不完全簽約等問題。他重新定義了交易費用概念，將不確定性、交換頻率及投資的交易專用性程度作為描述交易的基本點。同時，他認為，經濟活動的有效組織必然要求根據交易特性有區別地使用規制結構（governance structure），指出了交易費用如何和為何能以各自特有的方式于組織制度相匹配。他還重新給出經濟學的行為假定。他認為，行為假定包括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
威廉姆森對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主要在企業內部結構上。無論是對縱向一體化、經濟組織，還是契約關系問題的討論，都是如此。
二、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克萊因、張五常等的貢獻
克萊因（Klein Benjamin）認為，市場決定的契約關系的各種類型，較縱向一體化和市場交換簡單選擇的區分重要。一種根基于不完全契約存在（緣于不確定性和考核成本）的交易費用的特殊形式（套牢hold up存在的交易費用）也許是許多隨意中止和排他性協商的契約安排的一個重要原因。
張五常認為，強調交易費用并非要否認從勞動分工的專業化或生產的有效協作中可能獲得的收益。他指出了企業規模的模棱兩可，“事實是依照某個人的觀點，一個'企業‘可能小到只是兩個投入要素的所有者之間的契約關系，或者如果一系列的契約允許擴散，它又可以大到包容整個經濟。”（陳郁，1996）因此，說“企業”取代“市場”是不十分確切的，而應說一種契約取代另一種契約形式。
張五常的這種看法實際上蘊含著一種契約可以比另一種契約更為節約交易費用的觀點。這也為我們在研究國家（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時開拓了新的視角，即從契約的角度來看待政府和市場這兩種制度的安排問題。當我們想到國家觀時，更容易從契約的角度來看待這一問題。典型的國家觀有兩種，一種將國家視為有機體，國家是整個社會的心臟；另一種將國家看作機械體，國家是人民的信托機構，政府官員是受托人，信托機構和受托人都是為了人民的利益而設立的。后一種觀點表明個人是舞臺的中心。（注：羅森（1992），第4-7頁。）這一種觀點實際上是社會契約論的表現。這也就表明這樣的國家觀與從契約的角度來研究國家問題顯得更為自然。
契約安排理論對傳統理論提出了挑戰。張五常認為，在價格理論領域中，經濟學家傳統上關心的是收入分配和資源配置，忽略了契約安排及其對收入分配和資源配置的影響，由于交易費用的存在，這種方法無法令人滿意地解釋現實世界。
三、新制度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不完全簽約理論的興起
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分析工具是交易，而交易是在契約的規定之下進行的。威廉姆森（1971）就對契約的不完全性作了分析。格羅斯曼和哈特在《所有權的成本和收益：縱向一體化和橫向一體化的理論》（1986）（注：該文的中譯文見陳郁編（1996），第270-314頁。）一文中對不完全契約理論作了更為深入的分析。訂立契約的成本構成交易費用的一部分。不完全契約理論是對完全契約理論的發展。
完全契約是指交易各方所訂立的契約能對所有可能發生的事件都能作出相應的規定。而不完全契約不能窮盡所有事件。之所以契約是不完全的，是因為：“人們不可能事前預料到未來所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或者即使預料到了，也不可能寫出來；或者，即使寫出來了，也由于法院無法證實和監督成本太高而無法執行。”（注：張維迎為費方域（1998）所作的序。）
格羅斯曼和哈特（1986）給企業作了定義，認為“企業由其所擁有的資產（如機器、存貨）所組成。”他們提出了一種有成本的契約理論，該理論強調契約性權利可能有兩種類型，即特定權利和剩余權利。“當在契約中列明所有對資產的特定權利代價高昂時，讓一方當事人購入所有剩余權利為優。所有權就是購入的這些剩余權利。當一方當事人購入剩余權利時，另一方就喪失了這些權利，而且這必然會引起扭曲。”對作為供給者的被收購方的管理者而言，可能會對他們的行為造成扭曲，從而導致共同所有變得有害無益。“因此，當事人各方總是試圖在契約中寫明有關內容以在他們之間有效地配置剩余控制權”。（陳郁，1996）
格羅斯曼和哈特（1986）指出：當當事人一方把他希望得到的對另一方當事人的資產的某種權利詳細界定的成本太高時，購入在契約中具體明確規定之外的全部權利可能是最佳的選擇；所有權就是購入這些剩余控制權；縱向一體化是為了獲得剩余控制權而購入某一供給者（或購買者）的資產。
他們所建立的模型強調了由于契約的不完全性所致的扭曲（這種扭曲妨礙了一方當事人通過事后獲得的收益來補償其事前投資），因此，一個企業的投資決策相對其他企業的投資決策特別重要時，一體化是最優的；當雙方的投資決策都“相當”重要時，非一體化是可取的，契約的不完全性還會導致其他方面的扭曲。
他們還指出，如果由于存在交易費用或不對稱信息而有礙事后重新進行談判的話，那末剩余控制權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它會影響事后剩余的規模及其分配。
哈特和穆爾在《產權與企業的性質》（1990）一文中，沿著不完全契約理論的道路繼續行進，為研究交易何時應該在企業內部進行、何時應該通過市場進行這一問題提供了一個理論框架。他們按照格羅斯曼和哈特（1986）的思路，依據企業財產受其所有者控制的情況對企業本質進行了識別。他們認為，一體化與非一體化之間的重要區別在于：一體化時，可以有選擇地解雇企業的工人（包括被收購方）；而在非一體化時，只能“解雇”整個企業（即與整個企業中止往來）。他們利用這一思路來研究所有權的變化如何影響雇員以及業主——經理的激勵。
用不完全契約理論來研究企業，是對早期有關企業的交易費用理論的重大發展。（注：錢穎一為費方域（1998）所作的序。）
四、新制度經濟學對正統經濟理論的挑戰
交易費用經濟學是對現代經濟學的重要補充，擯棄了新古典經濟學中“無磨擦”的假設，而專門討論市場中“磨擦”——交易費用——對組織結構和行為的影響。（單偉建，1989）
正統的微觀經濟理論認為存在完全理性，這可以視為新制度經濟學對傳統理論的挑戰。資產專用性概念的提出對正統理論的挑戰表現在，對新古典交易而言，當事人的確定無關緊要，與此相反，對維持長期的有大量投資的交易——專用性資產的交易而言，當事人的確定至關重要。在新制度經濟學那里，程序問題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而一般的經濟學家對此幾乎沒有什么興趣。這也可以視為新制度經濟學對正統理論的挑戰。威廉姆森認為，程度效應遠較正統經濟學所承認的為細微和廣泛，應在特定的契約關系研究組織的程度特征。
新制度經濟學的興起對正統經濟理論的挑戰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拓寬了正統理論的研究范圍。正統理論將企業視為黑箱，而交易費用經濟學打開了這一黑箱，討論了生產的制度結構問題。第二，新制度經濟學比起正統理論的假設更為符合現實（注：這并不是說符合現實的假設就比不符合現實的假設更好，一個理論的預測能力才是判斷理論優劣標準。交易費用經濟學在更為現實的假設之上，對正統經濟學原先涉及的問題作了更深入的研究，因此前者比后者更為可取。），使經濟學對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討論更為深入。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受到交易費用的影響，這是因為，交易費用導致制度結構的選擇的不同，而不同的制度結構必將對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產生不同的影響。由于正統理論忽視了交易費用，不可能對這一問題進行探討。就資源配置而言，新制度經濟學中的交易費用理論較舊制度經濟學中的交易理論最大的不同在于，后者忽略了交易的成本。事實上，交易的成本是因為交易要耗費資源引起的，由于資源的稀缺性，從而對資源配置產生影響。
而在新古典經濟學那里，并沒有交易費用的位置。“在那里，交易發生在空間的一個點上，并且是在瞬間完成的；參加交易的人都是具有完善理性、全知全能的人；他們之間的交易一拍即合，并且從不翻悔……新古典經濟學的世界是一個零交易費用的世界。交易費用為零的假設確實給經濟學的發展帶來了不少便利，它使新古典經濟學在形式化和數量化方面取得輝煌的進展，但同時也為之付出了代價——缺少對現實問題的解釋力。”（盛洪，1996a）“交易費用使新古典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結合了起來，它使人們可以用前者的成熟方法去實現后者的目標。在這樣的背景下，經濟學從一個較為虛幻的世界走向了現實的世界，從市場的狹窄領域向社會的一切領域進軍。”（盛洪，1996a）
第三，新缺席經濟學中對不完全契約的討論，以及剩余控制權問題的提出，使得制度安排的研究能夠更加深入。
五、遭遇挑戰的經濟理論對公共財政論的影響
遭遇挑戰的正統經濟理論必將對財政學產生影響，這是由財政學作為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所決定的。作為經濟學的分支，財政理論分析與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是一致的，同時它還要大量地運用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工具，這樣，經濟理論遭遇挑戰，就意味著公共財政論也在所難免。
1.企業與市場的一體化理論對政府與市場的一體化理論構建的影響
財政學研究的是公共部門的經濟活動。一般來說，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共部門的活動范圍限于市場失效領域。在新制度經濟學看來，公共部門（政府）的活動，也是一種交易活動。但這是一種特殊的交易活動。政府活動體現了政府和作為納稅人的個人之間的交易活動。個人向政府繳納稅款，政府為個人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這種產易必然也是存在交易費用的，這些交易費用主要包括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的費用和公共部門（政府）的運行費用等。
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雖然自研究企業和市場的替代關系起，并將替代原因主要歸于交易費用。交易是在一個又一個契約的背景之中完成的。這與公共財政論中研究政府與市場的替代關系有著密切的聯系。前已述及，有一種國家觀將國家（政府）視為人們之間簽訂的契約。因此，政府與市場關系，實際上涉及的也是一種契約與另一種契約相互替代的問題。我們說，政府活動應局限于市場失效領域，市場失效用新制度經濟學的語言來說，就是交易費用在這些領域太高了，同時由于客觀上存在著一種交易費用更低的契約，因此表現出市場失效。另外，張五常認為企業取代市場是以一種市場取代另一種市場的看法也是有啟發意義的。現代社會中，由于民主化程度的增加，政府活動大致可以視為平等的個人之間在一個特殊的領域中所進行的市場交易活動。事實上，布坎南等早已將市場交易理論引入財政學。但由于布坎南對交易費用的看法所限制，以交易費用為核心的新制度經濟學并沒有真正得到應用。從交易費用是否增加的角度，研究政府活動，將是有利于政府活動的實證分析。
2.新制度經濟學的行為假定也必然成為公共財政論的行為假定
雖然經濟學上一直有行為假定是否應該符合現實的爭論，但就理論的發展史來看，理論的發展總是伴隨著理論解釋現實的能力的不斷提高。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更為符合現實的行為假定比起原先的行為假定是進了一步的，這當然需要一個前提，即在更為符合現實的假定的基礎之上建立的理論，應該比原先的假定基礎之上的理論更為深入，或者說擁有不亞于它的解釋問題的能力。就這一點而言，新制度經濟學做到了。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行為，都是與現實一致的，能夠通過現實的統計檢驗。有限理性是對完全理性的發展，完全理性意味著人們能夠理解一切，很明顯這不符合現實。人們無法獲得完全的信息，即使能獲得完全的信息，也缺乏處理全部信息的能力。（注：現代社會較傳統社會，有著更為豐富的信息，但信息污染、信息綜合癥等問題也是只有在前者才可能出現，也清楚地表明了完全理性假設的不現實性。）機會主義行為假設，暗示了人們只要有機會，就想為自己謀取盡可能多的利益。雖然從傳統經濟學中的“經濟人”假設中也可以得出這一結論，但畢竟不如這一點直接。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行為假定，將有助于解釋人們在公共決策中的行為。
3.新制度經濟學中的資產專用性理論對公共財政論也是有啟示的
公共部門的活動必然要涉及政府支出問題，如現代社會中的政府采購問題。就政府采購問題而言，與企業是選擇在市場購買，還是自己生產問題有著相似之處。政府是從市場上來購買商品和勞務，還是自己生產這些商品和勞務，在這里，政府和企業就沒有什么不同。這實際上表明了我們可以用新制度經濟學來解釋公共產品的公共生產和私人生產問題。當由公共部門來組織生產的交易費用低于由私人部門來生產時，就可以公共生產取代私人生產。有一些政府需要的商品，由于在生產上存在著資產的專用性問題，運用這一理論可以更好地解釋現實問題。
4.新制度經濟還還對公共部門的管理活動理論有著啟示
公共部門的管理活動涉及的并不是所有權的變動，而是控制權的轉移。格羅斯曼—哈特—穆爾模型對剩余控制權的強調，對公共部門管理過程中，應如何配置資源，以節約交易費用，有著直接的啟示作用。剩余控制權理論是對剩余索取權理論的發展，由于后者強調所有權因素的作用，對公共部門的管理活動的啟示不如前者那么明顯。這一點于公共企業（國有企業）的改革有著直接的借鑒意義。新制度經濟學中的有關組織理論，特別是威廉姆森等對企業內部結構的研究對于公共部門管理理論有著直接的啟示。
5.新制度經濟學對公共財政論中的公共選擇理論的影響
現代國家基本上都是代議制國家。個人（選民）猶如市場中企業的股東，政府猶如市場中的企業，政府雇員（管理者、或官僚）就好比市場中的企業經營者。這樣，就很容易將交易費用經濟學應用到這里。只不過，在公共部門活動中，投票代替了貨幣支付。對于其他方面，則政治活動與市場活動相似。對于公共部門的活動采取了市場的研究方法，這是布坎南等開創的公共選擇理論的重要內容。將公共部門的活動，也視為市場活動，是極其有利于本來是在研究市場活動中產生的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在公共財政論中的應用的。
6.新制度經濟學對公共財政論的研究范圍和研究深度的影響
微觀財政學主要涉及的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問題，這是與正統的微經濟理論（價格理論）一致的，但它缺少契約安排對這兩個問題的影響的分析，這必然在財政學中得到體現。布欣南說過，經濟學研究的是契約問題，而不是選擇問題。這種說法存在偏頗，但它指出了正統經濟學在研究契約問題上的不足。制定實際上是一種契約，缺少契約安排的研究，指的就是缺少財政制度安排對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影響的研究。正統的公共財政論研究了稅收等財政制度對個人的影響，但就個人對財政制度的影響而言，則研究得很少。
正統經濟學對資源配置問題作了研究，但就研究的視角而言，它還存在一定的不足。國家（政府）在市場擴張中的作用就是正統理論的缺陷之一。“國家一旦出現，就對交換的資源配置的空間擴展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影響。”（盛洪，1996b）
國家的出現與交易費用的增減存在著聯系。市場交換活動的正常進行需要安全保證，這種保證，如果沒有國家的存在，私人只能自己保護自己，每個人為自己財產的安全，需要支付成本。這就增加了交換活動的交易費用。雖然國家的保護也不是免費，也是存在著交易費用的，個人還得為此支付費用，但若由國家來履行這一職責，由于國家保護的是全社會，因此，它可以發揮規模效應，從而節約單位交易費用。國家保護使得交易費用降低，這對社會資源配置空間的擴展是有好處的。分工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重要途徑。分工程度越深，專業化水平也就越高。而分工受制于市場。（注：亞當·斯密早在《國富論》中就討論了這一原理，斯蒂格勒在其論文《分工受市場范圍的限制》中將這一原理稱之為“斯密定理”。）。市場范圍的狹窄是不利于分工的發展的。國家保護促進了市場范圍的擴大，使得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效率大大提高，這種收益是遠遠超過國家保護所費的成本的。一方面，國家保護較私人保護有效率，這就節約了交易費用，增加了收益；另一方面，由于國家保護促進了市場范圍的擴大，“市場半徑”（注：關于“市場半徑”，據汪丁丁教授所言是由周其仁教授提出的。）的延伸還會增加收益。當，這里還存在著一個問題，即國家替代個人并不見得都會減少交易費用，這就要看是什么問題，有時國家替代個人（市場）的結果甚至是交易費用的不斷增加，從而對社會資源配置造成不利的影響。也就是說，國家的作用有時是消極的。這是因為“抽象的國家和具體的政府或君王是兩回事”。（盛洪，1996b）國家可以建立其適應市場需要的秩序，也可以破壞這一秩序。從新制度經濟學的角度來研究國家和市場的關系問題，實際上就是探討國家替代市場是否減少了交易費用問題，至于資源配置中應該讓市場還是國家發揮作用，就取決于二者對交易費用因素的影響了。
六、結束語
現在，我國提出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需要的公共財政，由此，必然要借鑒公共財政論。但是，公共財政論本身也是處于不斷發展當中，我們不能以僵化的觀點進行借鑒。這也是本文探討新制度經濟學的興起與公共財政論的發展問題最主要的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