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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協調發展原則的概念

所謂協調發展原則，是指環境保護與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統籌規劃、同步實施、協調發展，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的統一。由此可見，協調發展其實是一個平衡的過程，其主要是對經濟、社會與環境三者進行協調和平衡，不要為了一味地追求經濟的發展和GDP的增長而以環境的污染破壞為代價。曾說過：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一切以付出環境為代價的經濟發展都是不可取的。因此，協調發展是集并重、協同、兼顧、調整和共贏于一體的綜合發展，具有濃郁的利益衡量色彩，需要現代人們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做好平衡、做出正確的經濟選擇。并重、協同、兼顧、調整、共贏。“并重”簡單而言是不能單純地追究經濟的快速增長，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對環境保護要給予同等的重視，重在保護環境；“協同”具體而言是注重在發展中求保護，在保護中促發展，兩者相輔相成，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從來就不是割裂的，二者互為一體；所謂“兼顧”是在上述強調經濟發展與環境之間具有共性的前提下，強調經濟發展與環境之間的差異性，兼顧不是無原則的利益妥協。“調整”則是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出現矛盾時，率先以保護為基礎和核心，遵照保護優先的首要原則；“共贏”則是指實現雙方的共同利好，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做到保護環境，二者共同發展和治理。因此，協調發展的前提是做到二者并重，二者間的協同是實現協調發展的基礎，協調發展的核心是兼顧，即在強調共性的基礎上，兼顧二者的差異性，最后，調整是協調發展原則的保障，最終目標是實現共贏。有序的發展在協調發展中產生，并將在協調中產生新的發展秩序。綜上，協調發展原則不是發展與環境的簡單結合，而是對不同的利益加以綜合權衡并整合的利益協調機制。協調發展原則是從“生態-經濟-社會”系統整體出發來看待環境與發展的辯證關系、從人類社會持續發展的高度來認識環境保護的地位。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社會進步和生態良好全面協調發展的發展方式是協調發展原則所認定的正確的發展方式，人類的需求就是發展的核心，不僅可以使人們能夠體會到發展帶來的享受，還可以把發展過程中的負能量減到最低的限度。

二、協調發展原則確立和發展的不同階段

協調發展原則最終得以在我國《環保法》中予以確立經歷了眾多階段，不同的歷史條件和經濟環境下，協調發展原則進行了不同程度的發展和變化，最終確定的協調發展原則是經過檢驗的、符合我國具體國情的，因此被寫入立法。

（一）“協調發展”原則在立法確立所經歷的主要階段

1.我國1979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第五條提到了對環境保護和改善要統籌安排。我國改革開放后第一部系統的保護環境的法律便是該法。但在這部法律中，協調發展的思想僅僅是處于剛萌芽的狀態，雖然該法中對協調發展原則有提及，但是在當時實行改革開放、大力發展經濟的環境下，該協調發展原則并沒有真正地做到指引經濟、社會與環境的協調、可持續發展。2.1982年,國務院的《關于國民經濟調整時期加強環境保護工作的決定》該決定將保護環境和自然資源納入到綜合平衡的內容中，將環保計劃納入經濟計劃當中。該決定提出的背景是實施改革開放以及大力倡導發展經濟的政策后，各地經濟發展迅速，經濟發展全面開花，但是環境質量日益惡化，黨中央認識到環境問題的嚴重性，因此通過國務院該決定，從“綜合平衡”的角度認識和解決問題。該決定首次要求將環境保護計劃加入到經濟發展計劃和規劃中去，該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協調發展原則的最初模型，因此該提議也可以看作是我國在協調發展原則上邁出的第一步。盡管如此，該提議與本文所討論的“協調發展”原則仍有一定的差距和不同，其最初的偏重點仍是經濟發展相對重要，對經濟、環境與發展的總體性規劃仍然缺少充分的認識。3.1983年12月黨中央成功召開了第二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會議上對“協調發展”的思想做出了準確的表述,即:經濟建設、城鄉建設和環境建設必須同步規劃、同步實施、同步發展,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環境效益的統一。該認識在一定程度上與當前的“協調發展”原則在本質上是相一致的。4.1989年我國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中的第四條則明確提出協調發展原則。該條的提出標志著我國“協調發展”原則的最終形成。

（二）當下協調發展原則適用的現狀

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和環境問題的日益嚴重，“協調發展”原則再次受到了環境法學界的重視，環境法學界的各大學者以及社會公眾對“協調發展”原則做出了不同的解釋，綜合來看，目前大家爭議的焦點主要是“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哪個更處于優先地位。對上述問題的理解主要分為兩大類，一類觀點是發展優先，另一種觀點是保護優先。首先，上述兩種觀點有一個共同點，即將“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放在對立的兩個方面，而不是將二者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將二者進行割裂看待的這種做法很容易使人們在二者的優先性之間產生爭論，這種爭論實質上是“人類利益中心主義”與“生態利益中心主義”的對立。要消除“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對立，實現二者的統一，其本質是要實現“人類利益中心主義”與“生態利益中心主義”的統一。其次，在踐行“協調發展”原則的進程中，人們對其與“可持續發展”原則的關系也出現了不同的解讀。該解讀亦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以西南政法大學的陳泉生教授為代表，陳教授認為：可持續發展原則可替代協調發展原則；另一類觀點是以人民大學的周珂教授和武漢大學的韓德培教授為代表，該類觀點主要認為：協調發展原則等于可持續發展原則。《里約宣言》第四條表明：“為了實現可持續發展，環境保護工作應是發展進程的一個整體組成部分，不能脫離這一進程來考慮。”基于上述宣言，筆者個人認為，協調發展原則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前提，可持續發展離不開協調發展原則的協調。因此，無論是協調發展原則還是可持續發展原則，對于經濟、社會與環境的關系而言，協調是三者關系健康發展的基本立場，協調是實現三方共贏的渠道。

三、互聯網經濟下的原則適用

復旦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張贊曾說過：在中國，總體環境質量和工業化的發展是不協調的，工業化的迅速發展勢必會造成總體環境質量的下降，在局部環境質量中，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工業廢氣排放量和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呈遞增現象，在此背景在下，互聯網經濟以其經濟新型、環保、便捷等優勢受到人們的青睞，進而發展迅速。以“螞蟻森林”為例。“螞蟻森林”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支付寶用戶更是這款產品的親身使用者。“螞蟻森林”是“互聯網+公益”模式的典型代表，同時也是“互聯網+公益”的成功典范，其是由阿拉善SEE基金會與螞蟻金服共同合作開發設計運營的產品。“螞蟻森林”項目從2016年啟動至今已有近三年的時間，“螞蟻森林低碳計劃”的首次問世是由螞蟻金服集團的總裁井賢棟先生在2016年的首屆天津綠色金融論壇上提出，首先該計劃給4.5億的支付寶用戶建立個人碳賬戶，其次對支付寶用戶通過走路、地鐵出行、在線繳納水電煤、網絡購票、網絡掛號、騎用共享單車等方式節省的碳排放量進行計算，進而換算成虛擬的能量，最后虛擬能量積攢到一定數量便會成為一棵虛擬的樹，虛擬樹長成后，螞蟻金服和公益合作伙伴就會在我國西北以及內蒙古等沙漠化嚴重的地區種下一棵真樹。網絡種樹已成為一種新風尚，并受到人民日報的大力點贊。據螞蟻官方統計，支付寶每天種樹6萬多棵，支付寶好友之間“互偷”能量已經成為休閑之余的一種樂趣，在做公益的同時，也調節了日常工作中的壓力。螞蟻金服的該種“互聯網+公益”的模式也受到了聯合國的高度評價，稱其在“全球碳市場具有獨一無二的實踐意義”。該模式不僅吸引了更多的人使用支付寶，也吸引了更多的人參與到螞蟻森林當中，在促進互聯網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為環境保護貢獻了自己的力量，直至今日，螞蟻森林依然是綠色金融的國際標桿。

（一）以此種方式來帶動“支付寶經濟”的發展

從螞蟻金服方面提供的資料我們看到，從2016年8月上線到2017年1月，螞蟻森林的用戶已超過2億余人，累計種樹111萬棵。不可否認，螞蟻森林的驕人成績支付寶平臺功不可沒，產品本身也融入了濃厚的支付寶風格。螞蟻森林對用戶群體不加限定，其認為提倡公益應該是所有人都進行參與，并且，期將該集團員工的公益活動時間算入其業績考核的范圍內，集團所有員工每年至少做足三個小時的公益活動才算業績過關，將公益理念作為一種企業文化進行傳播和實踐。

（二）對于恢復當地的生態具有重大的意義

螞蟻森林的種植區之一阿拉善盟地處內蒙古自治區最西端，面積27萬平方公里，其面積為江浙滬三區之和還要多，但其常住人口少，且分布不均，多分布在經濟不發達的小鎮中。阿拉善地區的森林覆蓋率低，主要地形是沙漠和戈壁，最近幾年，由于過度放牧和不當的灌溉方式，阿拉善盟內的騰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烏蘭布和沙漠等有接壤的趨勢。至此，通過分析阿拉善地區的生態環境，阿拉善SEE基金會決定在此地種植梭梭。梭梭作為灌木植被，具有發達的根系，耐旱耐寒，且種植成本低，易存活且不會因過度繁殖破壞阿拉善地區原有的生態系統，非常適合阿拉善地區生長。梭梭的種植可以很大程度上遏制住幾大沙漠擴散的趨勢，對于防風固沙，減少沙塵暴的出現也大有裨益。

（三）為當地的農民提供新的工作機會，創新經濟發展

改善阿拉善地區的生態環境重要的方式之一是封山禁牧，恢復草場，該舉措最大的障礙便是影響當地居民的對原有土地的利用和放牧，幫助當地居民重新找到工作是進行改革的當務之急。經過論證和實踐，讓當地居民參與梭梭的種植和養護成為公認的良策。不僅如此，有“沙漠人參”之稱的肉蓯蓉可以嫁接到梭梭的根部，肉蓯蓉具有極高的要用價值和經濟價值，即通過嫁接肉蓯蓉發展藥草種植，又公益植樹保護了環境，再次體現雙贏。

（四）社會效益

螞蟻森林最大的效益在于其產生的社會效益，首先，通過一克克能量的積攢，對人們的環保意識產生潛移默化的改變，“互聯網+荒漠化防治”被譽為具有東方智慧的綠色經驗，這種模式不僅僅對我國產生影響，其要是對《巴黎協定》和2030年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補充和實踐。截至2017年底，螞蟻森林已成功植樹1025萬棵，種植總面積超過16萬畝，螞蟻森林用戶近2.5億，累計減排近130萬噸。其次，以互聯網為平臺，社會和企業的能量被有效的集中起來，環保與公益不再是企業和社會小部分人來做的事，全民參與環保成為現實。企業進行環境保護，在實現環保目的的同時，也為企業塑造了良好的形象；個人參與環保，實則是為我們自身和后代創造更美好的生存空間、呼吸更新鮮的空氣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四、互聯網經濟產生的負面作用及解決建議

（一）產生的負面作用

依托互聯網而產生的有關行業發展迅速，例如快遞行業、餓了么、美團等外賣送餐平臺，這些行業的快速發展在帶動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對環境產生了巨大的負擔。有數據顯示，以餓了么、美團等為代表的外賣送餐平臺一年消耗一次性餐盒146億個，美團每日的訂單量達1200萬份，根據三大外賣平臺公開數據顯示，其每天所需塑料包裝袋的覆蓋面積相當于59個足球場。另外，快遞行業一年亦需要120億個塑料包裝袋，近250億米封箱膠帶。由此產生的塑料袋和一次性餐盒、筷子等外賣和快遞垃圾數不勝數，白色污染愈加嚴重，外賣垃圾“圍城”除了塑料制品使用量的快速增長以外，垃圾的回收和處理不及時、不完善也是主要原因。面對如此嚴重的環境問題，重慶市綠色志愿者聯合會率先出擊，將外賣訂餐平臺以經營模式存在缺陷，未對公眾設置是否需要一次性餐具為由作為被告向北京市四中院提起了訴訟。外賣垃圾問題已經上升到了社會問題，該模式下的經濟增長與我國《環保法》中的協調發展原則相悖，環境保護已刻不容緩，需要制定和出臺有效的措施進行質量和解決。

（二）解決建議

1.建立并完善環境與發展的綜合解決機制。第一，面對環境與發展的問題，政府應作為綜合決策的主體。面對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首先應該依法決策，依法治理，即完善立法，對環境保護的程度和范圍給予明確規定，在依法保護環境的前提下，發展經濟，做到環境環境保護與經濟增長的協調發展。其次，確立明確的執法部門，制定詳盡的評價標準和考核辦法，提高決策的透明度，對決策信息定期公布，重大問題的決策可以通過舉行聽證會的辦法做出正確的決策，從而做到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建立問責機制，對不依法執法的人員與單位進行追責。這也意味著政府作為綜合決策的主體在擁有決策權力的同時也要對決策的結果承擔連帶責任，同時，建立有效的監督制約機制，在放權的同時對政府權力進行監督，讓權力在陽光下進行。第二，確立環評優先，改變預防為主的傳統保護理念。根據我國的《環境影響評價法》來看，目前我國環境影響評價的對象還未涉及相關政策，換言之，真正的戰略環境影響評價在我國還未確立，因此，我國可以通過正當程序將有關政策納入到正當的法律程序當中，有關經驗可以參照或借鑒《俄羅斯聯邦環境保護法》。2.靈活協調處理經濟、社會和環境三者之間的關系。第一，立法控制。通過科學立法，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防范利益沖突的發生。第二，司法控制。通過公正司法，建立有效的利益救濟機制，通過司法對利益的個別調整矯正立法在整體利益選擇中的偏差，宏觀立法與微觀司法相結合，在各合法利益之間做出合理平衡。協調發展原則究其本質是環境利益與社會以及經濟利益的平衡，是以生態和經濟理念為基礎，對環境、社會和經濟三者之間的關系予以調整。各有關決策的制定和執行應在此基礎上進行論證，確保上述三者之間可以協調發展。3.通過公益訴訟保障對行政決策的法律控制。公益訴訟起始于上世紀70年代，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催生了大量的環境公益訴訟案件。環境公益訴訟即以與案件無直接利害關系的主體為原告，出于公益的目的，對有關機關提起行政訴訟。環境公益訴訟的興起為環境保護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成為監督和制約不當行政決策的有利武器。雖然公眾參與下的公益訴訟在程序具有正當性，但為了防止公眾參與下有關決定的有失偏頗，我國可以借鑒美國“公民訴訟”的有關規定，即，在維持原告訴訟資格“直接利害關系”標準不變的情況下,通過適當擴大公民提起環境訴訟事由的范圍,賦予公眾參與以獲得司法救濟的權利,才能真正發揮公眾參與在環境保護中的作用。4.資金政策支持。國家可以出臺相關政策，對大力實施環保的企業給予一定程度的政策優惠和財政支持。例如，可以對企業按其產業類型和企業規模大小設立不同的接碳減排、排水排氣的標準，對達到標準的企業給予財政支持，在稅收上對達標企業給予一定的稅收優惠，通過政策和環保宣傳來提高企業參與環保的意識，提高參與環保的行動力，改變經濟發展第一的傳統思想，在社會上逐漸形成正確的發展觀，實現協調發展原則。互聯網經濟的快速發展是大勢所趨，環境保護亦是當務之急，如何平衡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之間的關系，如何做到既要金山銀山也要綠水青山，是發展帶給我們的一大挑戰。面對挑戰，協調發展原則是實現經濟、社會與環境多贏的必由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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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貝 單位:上海師范大學哲學與法政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