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5-20 22: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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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國家對心理社會腫瘤學領域的研究也始于20世紀70年代，如英國、瑞典、比利時、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國家都有心理社會腫瘤學的專門研究機構和專家。他們的工作極大地推動了這一學科的發展。目前，針對惡性腫瘤患者的心理社會療護和臨床實踐也正趨于標準化。1997年，美國國立綜合癌癥網（NCCN）的專家組制定了第一部惡性腫瘤患者的心理社會療護和臨床實踐標準化指南。比較有影響力的心理社會腫瘤學的相關組織——國際心理社會腫瘤學會（InternationalPsycho-OncologySociety，IPOS）的目標也是尋求一種能夠為教育和研究提供指導和發展的標準，而教育和研究的心理、社會和精神因素不僅影響癌癥患者和家屬的生活質量，還影響著腫瘤的發生和發展過程。IPOS成立于1984年，是一個多學科的國際機構，其癌癥護理國際標準如下：①癌癥護理質量必須將心理社會方面納入到常規護理；②痛苦應該被作為繼體溫、血壓、脈搏、呼吸和疼痛后的第六項生命體征予以測量[2]。IPOS的主要任務為：①培養人才。培養一批骨干人才，鼓勵腫瘤專業醫師、心理醫生等多學科工作者積極參與，并將社會心理理論和人文精神運用到癌癥患者的護理中。②研究工作。改進研究方法，加強多學科之間的協作研究，特別注意心理專業知識的研究。③培訓技能。加強理論和專業技能的培訓，提高腫瘤醫生、護士的業務素質，以便更好地將社會心理理論與臨床腫瘤患者的護理相結合。IPOS旨在通過多學科合作、研究、公共政策、宣傳和教育等方式為全球受癌癥影響的人們提供更好的心理社會關懷，將心理社會治療應用到臨床腫瘤中。2014年是IPOS成立30周年，截至目前，已召開了16次世界腫瘤心理社會學術會議。該學會擁有自己的網站（網址是ipos-)和學會出版物，旨在吸引科學家和臨床醫生對心理社會腫瘤學的興趣，宣揚制藥公司和非政府機構為癌癥患者健康做出的貢獻。IPOS要求全世界癌癥組織支持臨床護理標準聲明和臨床實踐指南。該標準為癌癥患者和他們解決家庭支持性護理問題提供了依據，它有可能影響護理的國際標準并且推進組織的總體目標。
2我國心理社會腫瘤學的發展
由于歷史原因，我國的心理社會腫瘤學的研究起步較晚。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國內一些學術期刊才出現了零星幾篇有關腫瘤患者心身特點方面的文獻[3]。20世紀90年代，有關應對方式、生活質量方面的研究才開始增多，也是在這一時期羅健博士闡述了心理社會腫瘤學的歷史與概念，并提出心理社會腫瘤學的作用是“在腫瘤診治的全過程中，通過專業或非專業人員，對患者及家屬提供身心及社會學范圍的幫助”[4]。1990年8月，中國抗癌協會（民間學術團體）成立了中國癌癥康復會二級學會，奉行“讓社會知道惡性腫瘤不等于死亡，惡性腫瘤患者需要康復治療”的宗旨，貫徹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提倡患者積極參與治療。在各大、中城市，學會組織惡性腫瘤患者成立康復會、抗癌樂園、康復俱樂部等團體，建立了一個較為理想的社會支持系統。20世紀90年代初，張宗衛教授等在北京腫瘤醫院首先成立了康復科，主要從事腫瘤心理問題的臨床和研究工作，雖然規模很小，但標志著我國腫瘤領域開始了心理社會腫瘤學的臨床和研究工作。康復科的唐麗麗醫生繼續致力于心理社會腫瘤學方面的研究和臨床工作，并于2005-2006年作為該院第一位派出到斯隆凱瑟琳癌癥紀念醫院和加拿大的湯姆貝克腫瘤中心學習的專業人員。通過她的組織及協調，在香港癌癥基金會的資助下，北京腫瘤醫院已完成了10門IPOS網絡在線繼續教育心理社會腫瘤學核心課程的翻譯工作，對心理社會腫瘤學在我國的發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同時，北京腫瘤醫院還開設了睡眠、疼痛、心理門診，是國內腫瘤醫院中第一家建立該領域臨床科室的單位，并在首都醫學科研發展基金（現名“首都衛生發展科研專項”）的支持下開展多項集體心理治療干預的研究。
現在，對于癌癥患者心理社會方面的研究越來越多，有對腫瘤患者的研究、腫瘤患者照顧者的研究、測量工具的研究及干預性研究。Mo等對51例鼻咽癌患者的前瞻性研究發現，進行強放射治療之后，其情緒和睡眠質量變差；Li等在對中國乳腺癌患者的認知功能障礙與創傷后應激障礙癥狀及疲勞的關系研究中發現，創傷后應激障礙的癥狀和疲勞是中國乳腺癌患者的一個獨立影響因素；Yang等對沈陽312名癌癥患者照顧者的研究結果顯示，癌癥患者的照顧者出現較高水平的抑郁癥狀（63.5％），并建議改進管理患者的方法，以減輕照顧者的抑郁癥狀。Han等在對中國食管癌住院患者和他們的家庭照顧者的無望和抑郁的影響因素研究中指出，應該在食管癌患者和照顧者中運用心理干預。Yu等對學齡前惡性腫瘤患兒的干預性研究結果顯示，以家庭為中心的護理干預模式包括身體、心理和社會等干預措施，可以提高患兒的社會適應能力發展，并提出建立規范化的家庭-學校-社區-醫院分級多元化經營的干預模式。Li等[10]則提出：以配偶為基礎的夫妻應對是癌癥干預措施發展的方向。2006年，中國抗癌協會腫瘤專業委員會（CPOS）成立。在CPOS的支持下，很多省份如山西、河北、湖北、新疆等都陸續建立了省級腫瘤心理學專業委員會，在各地逐步開展工作。
3我國心理社會腫瘤學與西方國家的差距及未來的努力方向
3.1我國心理社會腫瘤學與西方國家的差距雖然我國的心理社會腫瘤學取得了很大進展，但是與發達國家存在著很大的差距，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11]。（1）觀念和文化上的差距。發達國家已經對惡性腫瘤患者人性的一面有著深刻的認識和理解，人文關懷被放到與臨床治療同樣重要的位置。而在我國，普遍的觀點還是支持不能將“惡性腫瘤”這樣的詞或病情告訴患者。（2）臨床研究模式的差距。發達國家的臨床醫生是以組來劃分的，每一組算是一個隊伍，這個隊伍既是治療隊伍又是研究隊伍，他們每發現一個問題就開始討論制訂研究方案，由研究人員和臨床醫生共同開展，在基礎和臨床研究與臨床實踐之間架起橋梁，以持續改進對于疾病的診療[12]。而在我國的模式中，醫生和研究人員往往缺少合作。結果臨床醫生由于臨床工作繁忙，很難開展大量的研究，而研究人員也因為無法發現大量的臨床現象而使研究脫離臨床需求，從而失去很多寶貴的研究機會。（3）人員培訓方面的差距。美國的醫學院校從本科教育開始就已開設了心理社會腫瘤學和醫患溝通方面的課程，并階梯式地培養碩士、博士研究生，有著良好的教學體系，人才資源源源不斷，因此學科隊伍也就不斷發展壯大。而我國還沒有完整的心理社會腫瘤學教學體系，只是在一些大學有零散的教師隊伍有興趣研究心理社會腫瘤學，從長遠來講，還無法滿足該學科發展的需要。（4）經濟原因帶來的差距。發達國家的研究資金來源廣泛，資金雄厚，有來自國家的、各種協會的、制藥公司的、慈善機構的贊助，為他們的臨床和研究工作帶來很大的經濟保障，以至于他們在臨床應用的一些心理療法已經不以盈利為目的，甚至對患者是免費的。我國也逐漸開始關注并投入資金研究，但是投入與需求之間差距還是很大。
論文關鍵詞：中國傳統文化；藝術表現形式；中國式抽象；非實體性
論文摘要：(1)民族傳統文化是中國現代設計與繪畫藝術基礎教學成長的最佳土壤。(2)現代設計與繪畫教學中，我們不僅要努力求發展．求現代。更要溯源。(3)由西畫表現形式出發，重啟中國文化傳統未來發展的價值取向。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歷經千載，魅力依然，在世界藝術之林永放燦爛奪目的光輝。其中中國畫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中的一塊瑰寶，是祖先留給我們極為珍貴的文化遺產，它是我們藝術創作中最為常見的藝術表現形式之一，也為我們現代繪畫藝術與設計教學及創作的發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尤其在“民族性”方面為我們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表現內容與形式。現代設計與繪畫基礎教學是現代設計與繪畫的訓練基礎，是培養設計師美術家形象思維和表現能力的有效方法，是認識形態和創造新物象的重要基礎學科。民族傳統文化是這門設計與繪畫藝術基礎教學成長的最佳土壤。作為一門藝術，把民族傳統文化融人其中，是其不斷創新的動力源泉與實踐基礎，同時設計藝術與繪畫藝術也可以從民族傳統文化的精髓中不斷得到滋養與有益的補充。在設計與繪畫基礎教學中，文化的民族性是其內核與靈魂的最終展現，是以本民族文化為支撐的設計與繪畫基礎教學的主流。隨著當代科技的不斷發展。設計與繪畫基礎教學再次面臨嚴峻的挑戰。國外教學體系在中國年輕一代人心目中及生活中的滲透力和影響力是不容回避的社會現實;然而縱觀中國設計與繪畫基礎教學的發展方向，20世紀60至80年代出現的當代繪畫藝術及設計發展史上最輝煌的歷史時期以后，至今一片沉寂，再也找不到明確的發展方向。
現今傳統中國畫已漸行漸遠，不知怎的，這些畫讓人想起趙無極。我們天天對“現代”的努力已傾向于將傳統連根拔起。可若是失去了根，那就是再“現代”也不是中國的“現代化”，而是“同化’。在現代設計與繪畫教學中我們不僅要努力求發展、求現代，更要溯源。否則，無根無源，便是毀滅，是用“現代”在消蝕我們的傳統。中國畫即“近”而“遠”。很“近”的物體塑造卻獲得一種悠遠滄桑的感受;“實”而沒有放棄空靈、自由，同時又在超逸的味道中獲得一種雋永的境界。我們不應為觀念所迷惑，停留在形式層面，而是向縱深走去;這個“縱深’就是中國的“像”與“境界”。境:境界是中國文人曾在山水中遙望的“彼岸”，是中國文化的形而上之境。對于中國文化模式，她的手段是“象”，而“彼岸”是空靈的“境”。如果說確有“接近抽象式的表現”(或日“中國式抽象”)存在的話，那它的目的不是導向“絕對理念”，而是指向生氣氰顯的“境”。我們之所以如此選擇是因為宋元山水畫不僅代表了“中國古典文藝繁榮”時代的“高峰體驗”，更集中體現了中國傳統的形而上世界—-宇宙生命流變的空靈之境。象:為我們展現中國文化本真之源的只能是中國畫的“象”，而不太可能是西式的“X X抽象主義”。作為傳統的靈魂之所在，是中國藝術“現代化”的結點。“象”是一個世界，它代表宇宙與人的禪機，寓于境界之中的表征，不是實體的因素。因而不能太“寫實”，也不能取消形象。以往“民族化”的經驗讓我們相信，只有實證化的探索才能確證，在現代繪畫與設計中從內里真正建立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與“當代”的溝通與跨越;這不僅指理論學術，也是指創作探索本身，更重要的是當代繪畫與設計教學基礎如何發展的走向。
我們傳統的繪畫根源實際上是從宋元山水人手打開古代文化的精神空間。借助西畫表現的結構化的形式創新之所長，在個人繪畫與設計的語言中找到了發展的空間維度。由此出發，或者我們可以重建某種主體意識重啟中國文化傳統未來發展的價值取向。“中國文化的境界:屬于不同的文化體系，方式、概念內涵不盡相同”，以心象靜觀字宙之氣韻流變，以山水遙望體悟人格與自然一體的彼岸之境;這無疑在重視中國山水美學乃至古代文化精神的脈搏。而在深層意義上，它對我們當代藝術教學對民族文化的反思與覺醒，主要表現在兩個層面:如前所述，作為“象”與“境”的世界，其意義不僅僅是激活我們民族原有的流變、生生不息的宇宙意識，激活一種求新求變的精神動力;更是在這種“宇宙之境”上與現代思維的同步與超越。如果說我們現代繪畫與設計在基礎教學中再不把我們老祖宗留給我們的文化寶藏更好的發展起來，我們的現在藝術教學將會成為歷史的罪人。當今國際上站在最前沿的現代物理學家們已識到了這種宇宙本質的“非實體性”，他們的論證已證明中國傳統“象”的范疇所具的深遠的世界意義，中國的文化將會引領世界文化。最后無論是從畫家和設計師，還是從民族文化考量:這是一條擺脫世俗浮躁氛圍，秉持超越信念，又發揚中國精神文脈的“當代”之路。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們要按照我們自己的國情出發，把我們傳統文化切切實實的融入到當代繪畫與設計教學中。
[連論文摘要]殷頓的知識社會學范式代表了20世紀中期美國知識社會學界對知識社會學的標準解讀。其內容包括知識的存在基礎、知識的類型、知識生產與存在基礎的關系、知識的功能等。
一、知識社會學的發展歷程
知識社會學是社會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學科，是19世紀初期社會學一般理論轉向專門研究后出現的學科，總體上與哲學有著密切的聯系。知識社會學的出發點是把知識當作一種精神現象(知識生產)、認識活動、思想方式來研究。它把精神活動及其成果(思想范疇與知識體系)歸結為某種社會因素的影響。最早將社會發展的階段與知識發展的階段對應起來加以考察，開辟知識與社會關系研究之先河的是社會學家孔德。縱觀科學發展的歷史，科學體系中每一門學科的發展既依照一定的邏輯順序，也與歷史的順序相對應。到19世紀中、后期，創立了唯物史觀，區分了知識類型，研究了知識的社會功能，對知識社會學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馬克思是知識社會學研究的先行者，其觀點直接影響了舍勒和曼海姆建構的知識社會學。
二、默頓知識社會學范式形成的背景
默頓(Robert King Merton，1910年一2003年)是美國著名的知識社會學家。在默頓生活的時代，知識社會學的研究角度、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圍發生了快速的轉變。
從知識論角度來看，科學與知識的內涵逐步走向具體。知識完成了從追求確定性的不懈努力到不確定性不斷凸顯的過程。“在知識‘不確定性’凸顯的歷史過程中，我們所看到的是從邏輯上排除錯誤而尋求不容置疑的確定性知識形式的越來越不可能性，它實質上揭示了人的思維能力建構確定性知識的主觀性和片面性”。從哲學領域中分化出的科學哲學研究逐漸擺脫傳統的哲學思維而步入社會學領域。
從社會學角度來看，社會學對知識問題的研究和解釋已經有相當長的歷史，知識社會學伴隨著社會學的產生而產生。知識社會學理論經歷了不同的范式轉換的曲折過程。盡管作為一門學科它還在不斷探索自身的發展方向，但與知識社會學相關的基礎環境卻在悄然發生變化:知識、科學與科學知識范疇分化，社會學分析方法的思辨性與經驗性分野。知識社會學經歷了哲學和社會學的探討及反思之后，呈現出現展的局面。
三、默頓知識社會學范式的主要內容
1945年，默頓發表了《知識社會學范式》一文。這篇論文是默頓知識社會學思想的理論總結。論文對當時知識社會學在美國得到發展的社會基礎進行了回顧，歸納了知識社會學的研究范式，分析了知識社會學發展的未來走向。
默頓在對各種知識社會學研究問題進行綜合分析后指出，知識社會學研究領域存在諸多不利因素，研究基本上處于雜亂無章的狀態。他發現，馬克思、舍勒、曼海姆、迪爾凱姆、索羅金等學者對知識的分類存在巨大差異，各種理論的闡述不盡相同，學科概念以及研究變量急劇增加，研究方法也多種多樣。這無疑給知識社會學的研究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對此，“為了給出現在這一領域中雜亂無章的種種研究的可比性提供一個基礎，我們必須采取某種分析圖式”。于是，默頓形成了他的知識社會學范式，其主要內容包括:
1.知識的存在基礎。默頓分析了馬克思、舍勒、曼海姆、迪爾凱姆、索羅金等不同理論家的觀點后，將知識的存在基礎概括為兩種:社會基礎與文化基礎。社會基礎包括社會地位、階級、職業角色、生產方式、群體結構等，文化基礎則囊括了價值觀、精神特質、輿論趨向、時代精神、世界觀等。默頓認為這是社會學的中心命題。討論各種理論的存在基礎是為了使對知識社會學的研究有一個共同的出發點，形成共識。由于各種理論對這種存在基礎的論述有很大差異，一旦涉及存在基礎的本質時，各種理論的本質訴求便顯示出多樣化。“存在對知識的影響相對于知識的認識論地位的意義這個持續多年的問題，從一開始就引起了熱烈的爭論”。
2.知識的類型。社會學對知識領域的分析涉及諸多方面，默頓認為，涉及“道德信仰、意識形態、觀念、思想范疇、哲學、宗教、社會規范、實證科學、技術等等”。不同的知識社會學家對知識分類問題有不同的看法。默頓認為，知識社會學者對知識分類的多樣化劃分，是建立在其不同的社會學基礎之上的。他依據不同學者的著述，分別對馬克思和恩格斯、曼海姆、舍勒、迪爾凱姆、格拉內、索羅金等人的知識類型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分析。分析內容包括各種理論關注的焦點、抽象化程度、概念的基本內容、驗證方式、思維活動的對象等。雖然在分析家看來，各種理論都有一定的破綻，但是要真正否定其中之一二，從客觀上來說，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默頓對各種知識觀偏重綜述，僅對其中個別類型的劃分方式表達了個人看法。
默頓特別重視馬克思的知識社會學理論，認為“是知識社會學風暴的中心”。他分析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知識類型的劃分。馬克思“明確地將自然科學與其他意識形態區別開來”，把知識劃分為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兩大類型。其中，自然科學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意識形式，它是人對自然界的客觀反映。在默頓看來，自然科學與經濟基礎的關系，是不同于其他知識領域和信仰領域與經濟基礎的關系的。
舍勒是較早提出知識社會學名稱的思想家之一。“他提出了關于知識社會學的廣泛的綱領計劃，既從內部的邏輯關系考察思想知識，又從外部的社會功能與條件的角度考察思想知識”。舍勒在對世界觀進行體察和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他的知識類型學說。舍勒認為，知識“按照人為的程度”可以分為7類:“(1)神話與傳說;(2)隱含在自然的民間語言中的知識;(3)宗教知識(從模糊的情感直覺到一個教會固定的教義);(4)各種類型的基本的神秘知識;(5)哲學—形而上學知識;(6)數學、自然科學與文化科學的實證知識;(7)技術知識。”舍勒區分了各種各樣的知識。但默頓認為他并沒有提出知識劃分的標準問題。因此，這種假設的收獲并不大。 3.知識生產與存在基礎的關系。在知識與存在基礎的關系問題上，知識社會學家的見解更是各具特色，而其結論卻讓后來者無所適從。因為在同樣的問題上，馬克思主要探討的是“觀念與經濟基礎之間的某種因果關系”;舍勒探討的是“觀念與存在因素之間的互動關系”;曼海姆是在知識社會學領域中論述最多的學者，但是他的論述卻集中在“思想與社會的聯系”上;索羅金構造的是“社會與主導文化的有意義的整合”，并將其研究的可信度建立在量化分析的基礎上。
因此，默頓認為，要描述知識社會學的范式，必須從細節人手，重新采用一種分析圖式。他認為，知識生產與存在基礎相關聯的方式或途徑有兩種:一是確定因果關系或功能關系。如決定、原因、對應、必要條件、制約、功能上的相互依存、互動、依賴性，等等。二是明確符號關系、有機關系或意義關系。這是由知識的功能決定的。
4.知識的功能。默頓認為，知識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如“維護權力、促進穩定、確定取向、剝削、掩蓋現實的社會關系、提供動力、引導行為、回避批評、轉移敵意、提供保險、控制性格、協調社會關系”等。他認為，“這些功能大概可以用來說明知識的持久性。盡管默頓沒有花太多的筆墨去論述具體的功能涵義，但是他認為這種分析將是很有意義的，他說:“功能分析并不旨在說明一個社會中的特定的范疇系統，而是要說明存在這個社會所公有的范疇系統。在知識社會學學者中，馬克思、迪爾凱姆對知識的功能研究較為用心。馬克思沒有把知識的功能歸結為整體的社會，而是歸結于社會中獨特的階層。迪爾凱姆則認為，范疇是社會的產物，有社會功能。
當然，默頓也認為以上幾點并不能完全概括知識社會學范式中的內容，要使分析研究得到深化，還需要另外一些范疇。
四、知識社會學的局限性及發展趨向
通過對1945年左右知識社會學研究的狀況進行系統分析和深入考察，默頓對知識社會學的特點進行了歸納，梳理了不同學者的基本觀點，評介了知識社會學諸理論之間的異同，指出了知識社會學的局限性，特別是其研究范圍上的缺陷。默頓指出:以往的知識社會學側重利益與經驗在知識形成過程中的作用，“把暫時性假說與無可置疑的教條相混淆，標志著它的早期階段的十足的思辨見識現在正受到日益嚴格的檢驗。
論文摘要：本文運用文獻資料、專家訪談等方法，從學科性質、研究對象、研究內容和框架結構四個方面來分析國內《體育社會學》的研究特點。結果表明:關于“《體育社會學》的學科性質是社會學的分支學科及研究對象是體育社會現象”的觀點已達成一致。
本文以1990年徐隆瑞、梁向陽的《體育社會學》(下文簡稱1990版),1999年顧淵彥主編的《體育社會學》(下文簡稱1999版)、盧元鎮主編的《體育社會學》(下文簡稱2003版)為研究對象，從學科性質、研究對象、研究內容和框架結構四個方面來探討其學科內容和體系;同時在比較國外相關研究及參閱國內同類文章的基礎上，進一步闡述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中的優勢和存在的不足。
1、研究方法
1. 1文獻資料法:查閱(體育社會學》專著和教材近10部，并通過計算機檢索相關文章數篇，這為本文的進一步分析莫定了資料基礎。
1.2專家訪談法:對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領域中的10余名教授進行訪談，訪談包括《體育社會學》的學科發展及研究內容等。
2、研究結果與分析
2. 1學科性質。關于(體育社會學》的學科性質，我們來比較三個版本的觀點。1990版認為，“體育社會學是一門新興的社會學分支學科”;2003版認為，“其學科性質是社會學下的一門應用社會學，具有綜合研究的性質，具體來說，體育社會學是介于體育科學和社會學之間的一門綜合性學科，它既是社會學的分支學科，又是體育科學中的一門基礎學科。"1999版的觀點是“體育社會學是在社會學的理論基礎上產生的。”綜上可看出，《體育社會學》是社會學的一門分支學科，這一說法得到一致的認可。
就國內有關《體育社會學》學科性質的相關文章及資料顯示，主要存在以下幾種觀點:①是社會學的一個分支學科;②是體育科學的一門基礎學科;③既是社會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又是體育科學的一門基礎學科。
由上論述我們可以看出，關于《體育社會學》學科性質比較一致的看法認為它是社會學的分支學科。而關于它與體育科學的關系是分支，還是基礎，還存在一定的差異，著名學者盧元鎮先生認為《體育社會學》是體育科學的基礎學科。
2. 2研究對象。關于《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有不同的觀點。1990版認為“體育社會學是從社會學的理論出發，研究體育的社會性或社會過程的學科，或者說，體育社會學是研究體育與社會之間關系的學科。”此處的社會過程和社會性不僅表現在體育活動系統內部，而且還體現在體育活動與其他社會活動及社會總體的關系上。1999版引用《中國體育社會學》中的觀點，認為體育社會學是一門把體育這種文化現象作為一個不斷變化的整體，具體可分為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2003版《體育社會學》中清晰地闡述:“體育社會現象，是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基本對象。”
綜上可以看出，研究者對《體育社會學》研究對象的不同觀點，與其對學科性質的不同看法有密切關系。對不同學科性質的看法，決定了不同研究對象的觀點。
2. 3研究內容。我們對3個版本《體育社會學》研究內容進行了比較分析。在1990版、2003版本中清楚的介紹了研究內容，其中有3個共性的方面，①體育的社會結構、特點及與社會的相互關系。其中包括整個體育結構及其組織形式的研究;體育與社會現象(包括經濟、政治、宗教、教育、文化等)之間的關系等。②體育社會學的理論和體育社會問題。這既包括創建體育社會學理論體系，也包括解決體育中的具體社會問題。研究者通常是把兩者結合起來研究，促進理論和實踐的雙向和諧發展。③不同體育形態的研究(大眾體育、學校體育、競技體育)。據目前的資料來看，對大眾體育與競技體育的研究較多。大眾體育包括大眾體育的群體與組織、閑暇與體育、生活方式與體育、影響大眾參與體育活動的因素、各種群體的體育等等方面。
由于近來關于社會化的定性研究已經為理解社會體育界和體育參與提供新的、很有洞察力的見解，所以對社會化問題的研究也很關鍵。體育運動與社會分層的研究，包含的內容也較多，如體育運動中的階層差異是什么、不同項目之間是否存在活動者的階層差別及其程度如何等。
西方有關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內容，與我國有相似的地方，同時也存在一些時空及文化差異。隨著進一步廣泛的交流和發展，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內容將更加具有多元化、包容性和普適性。
2. 4框架結構。3個版本《體育社會學》分別有13、 15,20章組成，呈逐漸增加的趨勢。我們對其章節的進行了比較分析，發現《體育社會學》有一些共同之處: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體育社會學學科發展及性質，體育與政治、經濟、文化的關系，體育與人的社會化，體育群體與體育組織。隨著10多年的社會及體育學科發展，《體育社會學》自身也不斷增加新的內容，社區體育、婦女體育、老年人體育、殘疾人體育及體育社會問題逐漸受到研究者關注，被納人到《體育社會學》體系中來。
應該來說，《體育社會學》的框架結構是在學科性質、研究對象的基礎上受其指導而建構形成的。隨著時代的發展，學科自身也不斷的增加新質，特別是與社會密切相關的體育現象和問題領域。此外，《體育社會學》的框架結構也受特定社會環境、社會制度及不同文化土壤的影響和制約，這一切就決定了《體育社會學》目前的多元化發展。但從相關研究來看，我們仍可發現其中的類似內容，如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體育社會學學科發展及性質、體育的社會問題等方面。
3、結論與建議
3. 1本文通過比較國內3版本(體育社會學》，一方面反映了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發展變化;另一方面找出有關學科發展中的相同及相異觀點。
3. 2(體育社會學》屬于社會學的分支學科的學科性質受到了國內外的一致認可。它與體育科學的關系目前仍存在一些不一致的看法。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婦女，性別研究基地是在浙江省社科院婦女和家庭研究中心基礎上成立的。在過去的10年中，在理論研究上，婦女和家庭研究中心共承擔全國社科基金課題、浙江省社科規劃重點課題以及福特基金會、加拿大CIDA等國際基金會資助課題十多項。在教學上，與浙江師范大學聯合招收社會學專業女性社會學方向碩士生，在浙江師范大學法政經濟學院為社會學專業碩士生教授女性社會學必修課，在由香港中文大學、中華女子學院和美國密西根大學聯合招生的婦女學研究生班上，負責設計“社會性別與中國社會”課程和組織師資，并教授“婦女越軌與對婦女的越軌”專題課程。同時，婦女和家庭研究中心還承擔了“婦女性健康熱線大學生志愿者培訓”、“浙江省地市工會女工部長社會性別意識培訓”等培訓項目以及福特基金會資助的“社會一心理一醫學新模式救助婦女”、“浙江省女性健康熱線”等行動項目。
今后3年基地的工作思路主要是：繼續以研究為中心，以教學和行動為兩翼，三者合一、三者聯動；爭取得到單位領導、有關部門和學界主流進一步的支持；繼續提升相關能力，增長相關知識，包括學術研究、教學、行動、組織建設等方面；進一步開拓知識性的行動，積累和傳播行動性的知識；進一步推進浙江省婦女研究、婦女學教學和有關行動，擔當積極的協調人的角色；進一步在全國女性社會學建設和發展中發揮骨干作用；在推進全國婦女／性別學學科建設和發展的相關行動中，發揮積極的組織和協調作用。今后3年的計劃主要有：(1)在學術研究方面，繼續協調全國有關研究力量，組織出版婦女發展藍皮書系列；進一步開展有關反對拐賣婦女兒童、反對商業性易及預防婦女犯罪方面的研究，出版有關的專著；繼續發展海峽兩岸婦女學界的交流，編輯出版臺灣婦女學界的研究論文；廣泛深入地開展婦女學，尤其是女性社會學學科建設的研究，發表更高質量的論文和專著；進一步開展學術研究人才培養工作，推動青年骨干的成長。(2)在教學(培訓)方面，繼續在浙江師范大學社會學碩士生中開設女性社會學必修課，并盡可能擴大女性社會學方向的碩士生招收人數；進一步指導學生撰寫具有高水平的研究論文，努力培養一批既掌握婦女理論，又具有較高女性社會學專業理論水平的專業人才；根據已有的力量，積極組織和參與有關婦女學方面的科研人員培訓、師資培訓I和學生培訓。(3)在學科建設方面，繼續在女性社會學學科建設中，在課程設置、學術研究和項目行動方面，發揮骨干作用和組織協調作用；進一步協調全省和全國力量，根據新的成果，出版女性社會學方面的教科書和教學參考書；發揮“婦女／社會性別學學科發展網絡”的力量，以一種新的活力，更廣泛和深入地推進婦女／性別學的學科發展；與中國婦女研究會、中國社會學學會等主流學術機構，以及中國社會性別與發展(GAD)網絡、全國反家暴網絡等婦女非政府組織建立更多的聯系，以進一步發揮該基地在全國學科建設中的地位。
二、陜西省委黨校婦女，性別研究基地
近年來，陜西省委黨校在婦女，性別研究及干部培訓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有：(1)在培訓渠道上不斷拓展。突出地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婦女理論和男女平等基本國策進主體班次，已成為市廳級領導干部進修班、縣委副書記縣長進修班、中青年干部培訓班、優秀科級干部培訓班的必上專題；發揮“三秦大講堂”平臺，邀請著名婦女發展研究專家宣講婦女研究新成果。二是利用黨校優勢資源舉辦不同主題的培訓班。(2)在培訓內容上不斷完善。在主體班次、領導干部研究生班開設的“當前領導干部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研究”中，設有“男女平等基本國策”、“婦女發展與社會和諧”、“領導藝術與女性參政”等專題。在面向碩士研究生、本科生開設的《憲法學》、《發展社會學》等課程中，都設有“婦女發展與社會發展”、“人口問題與計劃生育國策”等內容。培訓內容越來越全面、系統、深入。(3)在培訓能力上不斷提高。陜西省委黨校現有教授和專家學者100多人，其中有相當數量的女專家學者。這些力量分布在不同的教研部門，從事哲學、經濟學、法學、黨史黨建、科社理論與實踐、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婦女理論與實踐等學科的教學與研究。(4)在學術研究上不斷創新。近5年來，基地有十余人次參加了各種層次女性問題理論研討，發表相關論文十余篇。
未來3年內，該基地爭取打好基礎，有所突破。一是科研有所突破，在3年內出版1-2本女性學方面的專著、1本論文集。二是培訓有所突破，在培訓的人數、內容和質量上更能滿足需要。三是結構有所突破，與高校、社科研究機構和婦聯建立更加廣泛深入的聯系，將研究建立在扎實的學科基礎之上。基地將從構建和諧社會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關注婦女和性別問題，不僅關心性別平等和婦女發展，更關心社會公平環境；不僅注重政策體系完善，更注重實踐推進進程；不僅重視基礎理論研究，更重視熱點問題探討；不僅支持女性學者投入研究，更要吸收男性學者參與，力求將為進一步推進婦女，性別研究事業的發展，特別是在西部地區的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
三、遼寧省委黨校婦女／性別研究基地
本屆年會主題是“世界轉變中的犯罪學和刑事司法：來自亞洲的貢獻”，其中包括“犯罪原因和預防：文化，社會，家庭和學校”、“矯正問題”、“腐敗和經濟犯罪”、“犯罪預防”、“亞洲國家的刑事司法：警察局，檢察院，法院和監獄，，、“亞洲的司法鑒定和證據基礎上的刑事政策”、“亞洲受害者心理學”、“面對計算機犯罪的新挑戰”、“亞洲的恢復性司法”、“安保和監控”、“亞洲犯罪學的未來”、“犯罪和犯罪性理論”、“亞洲跨國有組織犯罪”、“亞洲青少年犯罪問題”、“其他犯罪和犯罪學有關問題”等15個主要議題。來自亞洲各主要國家和地區以及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比利時、意大利、波蘭、荷蘭等多個國家和地區的300多位代表出席了本屆年會。本屆年會由亞洲犯罪學學會主辦、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學院和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院共同承辦。美國哈佛大學著名教授，美國犯罪學學會前主席羅伯特桑普杰等做了主題發言。
在這屆年會上，肖慶平先生和馮引如博士向大會提交了合作撰寫的論文《中國犯罪學研究三十年的變化和發展》，通過考察中國大陸主要犯罪學刊物以及法學、社會學刊物近三十年刊載的犯罪學論文的論題、
關鍵詞 、研究方法以及作者群體分布，作者認為，中國大陸犯罪學研究正在經歷一個明顯的轉型時期，傳統的“政法犯罪學”正在衰落，犯罪學研究日益分化為三支：一為社會學學科之下的犯罪社會學研究（主要依據社會學調查與統計作為研究的材料基礎），一為刑法學學科之下的實證刑法研究的分支（主要依據司法文獻尤其是判決書作為研究的材料基礎），此外則是從“政法犯罪學”衍生而來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視域下的犯罪防控研究。中國大陸犯罪學研究的這三個分支存在著巨大的學術話語的鴻溝，將之稱為“雞同鴨講”或許并不為過；同時，這一分化的趨勢仍將持續下去，并對犯罪學的學科建制帶來直接的沖擊，中國大陸的犯罪學研究的重新整合將困難重重。在大會分會場，馮引如博士就此論文主題做了英文演講，演講介紹了中國犯罪學研究的現狀、發展趨勢及存在的問題等情況，回答了與會者的提問并作交流，得到了大家的關注和好評。
在年會上，馮引如博士受邀主持了以“亞洲犯罪學的未來II”為主題的分會場討論。
會議最后組織參觀了香港廉政公署和羅湖懲教所，詳細了解香港懲教署相關制度和基本情況，收獲頗豐。
確定高等教育學與其相關學科親疏關系的實質是“學科間性分析”，而引文分析法是“學科間性分析”的基本方法。該方法對科學期刊、論文、論著等各種文獻的引用或被引用現象進行統計分析，以揭示其數量特征和內在規律。本文的引文分析是對高等教育學權威期刊論文的引文按照學科分類進行統計，根據引用頻度（比例）確定相關學科與高等教育學的親疏程度。本文的學科分類是以現有的學科門類為基礎，結合高等教育學的實際情況確定的，分為4類13個學科。即教育科學類3個：普通教育學、高等教育學、心理學；人文科學類3個：文學、歷史學、哲學；社會科學類5個：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管理學、法學；自然科學類1個，理工農醫等所有自然科學歸為1個學科；其他學科1個，未納入上述學科類別的其他文獻。本文的主要數據源為華中科大主辦的《高等教育研究》雜志。該刊是國內第一批高等教育研究專業刊物，是中國高等教育研究權威刊物和中國高等教育學會高等教育學專業委員會會刊，其論文能代表30年來中國高等教育學科發展的狀態與水平。為了解相關學科引用高等教育學文獻的情況，我們還選擇了6個相關學科的權威刊物，對其2010－2012年的論文引文進行了統計。6個學科及其刊物分別是：經濟學———《經濟研究》，社會學———《社會學研究》，政治學———《政治學研究》，文學———《文學評論》，歷史學———《歷史研究》，哲學———《哲學研究》。前三個屬于社會學科，后三個屬于人文學科。此外，為探討高等教育學對整個教育科學的貢獻，我們還對《教育研究》2010－2012年論文的引文進行了統計。
二、主要數據及初步分析
（一）《高等教育研究》論文引文量
從1980年至2012年，《高等教育研究》共刊載論文4517篇（不包括短訊、動態、通知等），引文35302條，篇平均引文量7．82。從表1可以看到，無論是引文數量還是篇均引文量，30年來總體都呈顯著增長趨勢，這表明高等教育學吸收已有知識的能力在逐步提高。
（二）《高等教育研究》論文引文的學科分布
從表2看，高等教育學自引率達到45．61％，普通教育學排名第二，為23．56％。作為教育學的兩個“同門兄弟”，普通教育學在高等教育學的建立和發展過程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它擔當高等教育學第一相關學科，理所當然。社會學和哲學的比例相對較大，分別達到7．36％和6．74％。社會學是一門對人和社會進行綜合性、總體性研究的社會科學，在研究對象上與多門人文社會學科有交叉性。從宏觀社會學角度來講，高等教育系統屬于整個社會體系的一個分支，現代高等教育所面臨的很多問題都是社會問題，已經趨于成熟的社會學理論和方法往往能為解釋和解決這些問題提供重要幫助。而哲學是關于自然、社會、人生和思維的最普遍的本質和規律的學科，為各門具體科學的研究提供理論基礎和方法論，高等教育學也不例外。經濟學、歷史學、政治學、管理學比例在2％到3％之間，與高等教育學的關系也較為密切。歷史學對高等教育學有特殊的意義，因為“高教理論一般說來是從高教歷史中總結出來的”，兩者關系可表述為“論從史出”［5］。文學、心理學、自然科學和法學低于2％，與高等教育學的關系相對疏遠。文學不被重視與高等教育學長期以來對“科學化”的執著追求密切相關，自然科學比例低的原因是兩類學科鴻溝巨大，法學比例墊底是高等教育法制建設和研究長期滯后的必然反映。最令人遺憾的是心理學比例竟排在倒數第三，我們認為，這絕非合理現象。眾所周知，普通教育學從創建開始，就把研究重心放在人才培養上，自覺地利用了心理學的理論和方法，使得心理學一直成為與普通教育學關系最密切的學科之一，而高等教育學從一開始就把研究視野拓展到社會這個更宏觀的層面，關注更多的是體制、結構、制度等宏觀問題，對人才培養的研究相對忽視，造成高等教育學不怎么研究“教育”的情形。于是，心理學備受冷落就不足為奇了。高等教育學與心理學關系的疏離，直接導致了高等學校人才培養研究的難以深入。
（三）《高等教育研究》論文引文的學科結構變化
一般而言，一個新學科在創建初期，由于學科知識和理論尚在形成中，學科自引率是比較低的，但隨著學科的發展和成熟，自引率往往會呈現上升趨勢。從表3看，30年來高等教育學的發展軌跡可以印證這種現象。高等教育學與普通教育學關系的變化耐人尋味。高等教育學創立初期主要借鑒了普通教育學框架、理論及概念，因此20世紀80年代普通教育學對高等教育學影響巨大，《高等教育研究》引文中有近1／3（32．75％）來自普通教育學。20世紀90年代以來，高等教育學科建設的一個主要目標就是構建自己獨特的“理論體系”，而其背后的潛臺詞就是擺脫普通教育學的影響，高等教育學引文中普通教育學的比例隨之逐步下降。高等教育學與普通教育學之外其他相關學科（簡稱“其他學科”）的關系也有令人費解之處。從我們的經驗判斷，30年來，其他學科對高等教育學的影響日益擴大。特別是21世紀后，多學科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社會學、哲學、經濟學、政治學、管理學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受到了不少高等教育學者的青睞，但我們的統計顯示，其他學科引文的比例相比90年代并沒有明顯增長。
（四）部分相關學科引用高等教育學文獻的情況
2010－2012年，文學、歷史學、哲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6學科引用高等教育學文獻的數量為102條，僅占6學科全部參考文獻數（70700條）的0．14％，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而同一時間，高等教育學論文引用6學科文獻2229條，達到高等教育學參考文獻數（10323條）的21．6％。“衡量一門學科地位的標尺是看它在多大程度上吸引了其他學科。”［6］0．14％的數據反映了高等教育學的薄弱現狀，更是它在學科之林中卑微地位的真實寫照。有學者最近提出：“高等教育學在引進知識的同時也對外輸出知識”，如“通過實踐哲學命題進而反哺哲學”，“向社會學提供了特殊社會關系的內容養分”［7］。可惜，我們的研究還不能證明這一觀點。
（五）教育學論文引用高等教育學文獻的情況
由于難以選擇最能代表目前普通教育學研究狀況和水平的刊物，所以本文沒有統計普通教育學引用高等教育學文獻的情況。我們對綜合性權威教育刊物《教育研究》2010－2012年的825篇論文8445個引文進行了統計，發現教育學論文引用高等教育學文獻的比例為17．25％。這表明，年輕的高等教育學已經成為教育學（教育科學）重要的知識來源。
三、主要結論
（一）著作出版
“十一五”前期，我國首部關于成人教育社會學的專著出版，即高志敏等的《成人教育社會學》，該書為“十五”規劃教育部重點課題“回應新世紀發展的成人教育社會學研究”的研究成果。該書揭示了成人教育與社會發展間的相互影響，凸顯了成人教育與社會變革之間的互動意義，基本形成了成人教育社會學的雛形；次年出版的何愛霞的《成人教育社會學研究》則從成人教育社會學“元”問題切入，系統探討了成人教育與政治、文化、人口、社會變遷、社會流動、成人社會化、社區成人教育的關系以及成人教育教學和課程的社會學分析等問題。其間，一些非“成人教育社會學”論著中也對成人教育社會學有所涉及，基本確認了“成人教育社會學”作為成人教育學分支學科的重要地位，諸如《中國成人教育學科體系結構及其分類研究》《中國成人教育改革發展三十年》等。此外，基于社會轉型的成人教育研究專著也陸續出版，如《社會轉型期成人教育、終身教育研究》《高校繼續教育轉型發展研究》等，不斷豐富著成人教育社會學的研究。
（二）期刊和學位論文
通過中國知網用“成人教育、社會學”“成人教育、社會”“成人教育、文化”“成人教育、公平”等相關關鍵詞進行檢索，對得到的文獻進行篩選、統計發現，1990年到“十五”末期（2005年）的15年間，與成人教育社會學研究相關度大的論文才90余篇；而“十一五”到“十二五”中期的7年間，與成人教育社會學研究相關度大的論文數量已達100余篇，呈現出論文數量不斷遞增的態勢。此外，不少研究生的學位論文也從社會學的視角研究成人教育問題，諸如《成人教育功能的社會學分析》《社會學視野下成人高等教育實踐主體研究》等，充分顯示了成人教育的社會學研究被逐步關注。
二、“十一五”以來我國成人教育社會學研究主要內容
雖然我國成人教育社會學的研究成果還不十分豐富，但研究已廣泛借鑒了社會學、教育社會學中主要理論流派的經典理論，也積極運用了新興的社會學理論。李峰從教育社會學中經典的結構功能論、沖突論和符號互動論的視角對成人教育問題進行了述評，并提倡研究的多元取向，兼容三者所長。知識社會學尤其是許茨的知識社會學也開始被運用于成人教育研究，葉劍結合了一些實例展現了成人教育與許茨知識社會學之間的關聯，對成人教育中如何發揮“類型化”的作用、推廣關聯性記憶和創新、關注多重實在間的轉換等問題進行討論，彰顯了許茨知識社會學在成人教育領域的價值。崔愛林，薛灘則以新興的吉登斯的現代性理論為啟發，全方位看待成人教育的存在與發展，提出打破原來孤立封閉、各自分離的成人教育狀態，通過資源重組達到優勢互補；重視成人教育專家系統的建立；運用信息技術使在場和缺場學習方式相互結合等。而李蘇娟著重研究了吉登斯現代性理論中的自我認同理論，并提出成人教育研究應該走進成人“生活世界”，積極促進成人的“自我反思性建構”。隨著我國成人教育社會學的理論內涵的不斷擴充，研究方法不斷豐富，研究范域也日益拓展，各領域研究均取得不同程度的進展，成人教育社會學框架日益完善。
（一）社會化與成人教育研究
“十一五”以來的社會化與成人教育的關系研究更加具體細化，主要涉及四個面向：一是繼續社會化與成人教育的關系研究，諸如社區成人教育對“城市新市民”的繼續社會化功能的研究；二是再社會化與成人教育的關系也引起關注，于金翠指出成人教育可以激發進城就業農民參與再社會化的主動性，幫助他們成功進行職業、社會規范和角色的再社會化；三是正、反向社會化與成人教育的關系研究得到重視，如谷文華從博弈論角度對正向社會化與反向社會化進行宏觀分析，并在此分析的基礎上聯系成人的社會化實際提出微觀和宏觀層面的因應策略。何愛霞則特別關注現代社會下，反向社會化與成人教育的關系，闡釋了反向社會化即年長者向年輕者學習的社會化，提出反向社會化可以通過家庭、學校、社區來實施成人教育，并指出反向社會化是成人教育的重要形式。另有研究提出的“文化反哺”的概念即是反向社會化的另一提法。此外，關于高校成人教育社會化或成人教育社會化的論文中的“社會化”概念更多的是指構建成人教育辦學與社會的良性互動關系，不同于從社會學的視角提出的成人社會化與成人教育的關系。
（二）社會文化與成人教育研究
成人教育是在一定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得以發展的，而優秀文化的弘揚與繁榮又是通過各類教育的發展得到實現。因此，關于社會文化與成人教育的關系研究向來是成人教育界普遍關注的課題。“十一五”以來的相關研究在對之前研究成果吸納提煉的基礎上得到進一步發展。如高志敏認為，我國成人教育內部文化方面存在理念性文化和制度性文化的脆弱問題，長此以往將嚴重制約成人教育的“由弱變強”的趨勢；在社會文化與成人教育關系問題上，他特別強調社會文化施與成人教育的影響作用，認為社會文化對成人教育的發展具有“激勵、規定、供給作用”；反過來，成人教育對社會文化的傳承、揚棄、調合及創造功能的研究也得到了充分的關注。在多元文化與成人教育方面，他指出多元文化對于成人教育的發展具有五個“約定”的規制，并提出了回應“約定”挑戰的文化選擇。何愛霞則指出多元文化在為成人教育提供良好發展機遇的同時，也對成人教育目標、內容、形式、方法乃至評價提出了全面性挑戰。此外，她還提出了“三喻文化”與成人教育的關系，尤其是前喻式成人教育對成人教育的獨特作用。另有學者基于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大背景，以宏大的成人教育發展為研究對象。如曾青云、郭凌雁基本梳理中國成人教育發展方式轉變的文化脈絡、文化動因、文化訴求的基礎上，努力追索中國成人教育發展方式轉變的文化蘊義、文化價值、文化路徑。鄭義寅，丁昶瑋引入文化資本理念，廓清中國成人教育變革的理念與思維，反思與叩問變革中存在的問題與矛盾，并指出文化資本重構理念對我國成人教育未來變革的影響。
（三）社會分層和流動與成人教育研究
社會分層研究主要是從靜態的、共時性角度研究社會地位結構，而社會流動則主要是從動態的、歷時性角度研究社會地位變化。社會分層體現了社會群體的結構性差異，反映在成人教育方面，體現出了成人教育的不公平問題。“十一五”以來對成人教育公平的研究方興未艾。晉銀峰對改革開放前后的成人教育公平進行了對比研究，指出從教育權利差異的群體化、教育價值取向的精英化、教育實現途徑的正規化向教育權利實現的社會化、教育價值取向的普及化、教育實現途徑的非正規化轉變。羅永彬和李康林則分別基于在我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高等教育大眾化的背景下對我國“成人教育公平”的現狀進行分析。此外，不少碩士研究生直接把“成人教育公平”問題作為論文選題。社會流動作為社會分層研究的延伸和深化，其與成人教育的研究成果非常豐碩。“十一五”以來的成人教育學專著及相關的立項課題都重點關注了社會流動與成人教育。社會流動串起了成人教育社會學諸多方面的研究，包括繼續教育、高等教育自學考試促進社會流動、成人群體尤其弱勢群體社會流動、職業流動等。如林文廣認為我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促進了包括城鄉流動、地域流動和水平流動等，為社會成員尋求工作崗位和社會位置提供了公平的機制，并提出必須不斷健全完善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制度，更好的利用它為我國社會合理、良性的社會流動服務。曾榮青、賀義梅則特別關注了外來女工的流動，指出外來女工自身文化教育水平普遍不高、傳統的性別意識和社會職業歧視等因素導致大部分外來女工只停留在水平流動的基礎上，而垂直流動的發展性較小。成人教育具有其獨特的教育性質，能幫助外來女工獲得技能與綜合素養的提高，成為她們實現垂直流動的最佳渠道。
（四）成人教育背景下的社會群體研究
成人教育背景中的基本社會群體可分為成人教育者群體、成人學習者群體以及學與教組合群體。成人教育者是指從事成人教育的教師和管理者。對這一群體的研究，在“十一五”以前有較多論述，而“十一五”以來的研究重點主要集中于成人學習者群體，尤其是從構建學習型社會背景下的或在現代信息技術條件下的視角對成人學習群體展開研究，特別關注了成人學習的動力源泉、方法、手段、效果及角色定位，成人個性發展等。如姚遠峰從社會學角度歸納得出：成人學習是人不斷社會化的過程；成人學習的動力源泉來自社會，其目標是為了適應變動不居的知識經濟社會，并成為自己文化進步的主宰者和創造者。帥良余在學習型組織條件下，研究成人學習、成人個性發展。從成人個性發展的視角看，將社會學與哲學、心理學、教育學等多學科結合進行個性理論分析，使得個性以及成人個性發展與成人學習、學習型組織之間建立聯系，為分析成人學習提供理論依據。彭景陽用社會學的社會角色理論分析網絡條件下成人學習者的角色類型與沖突，提出通過正確的角色定位和自我調適來進行協調和解決。陳曉新指出學習型社會下的成人學習者角色對傳統的學生角色提出了挑戰，論述了成人學習者角色與學生的“邊際人”角色的本質區別，提出了成人學習者角色的定位、影響成人學習者角色發展的因素及其發展中亟待解決的問題。關于不同成人群體與成人教育的社會學研究也是一大研究重點，這也是成人教育社會學研究極具現實意義的一個方面，包括對農民、失學無業青年、老年人、工人、干部等不同群體的研究，其中研究主要針對農民，具體包括新生代農民工、農村流動勞動力、“城市新市民”（失地農民）以及農村女性等，主要是從社會流動、繼續社會化及社會文化三個社會學研究的角度，研究中體現出了研究者的人文關懷。此外，成人教育社會學還從教育的維度進行了多樣化研究，包括對社區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的社會學研究。社區是社會學中的一個從空間形式反映人們社會生活的重要概念，社區成人教育是成人教育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現有的社區成人教育的社會學研究系統深入地闡述了社區成人教育的概念、內容和功能等，提出對創建“生態社區”“安全社區”“健康社區”“學習型社區”的具體設想，以最終促進社區的可持續發展。關于成人高等教育社會學研究方興未艾，研究涉及面較為廣泛，包括成人高等教育實踐主體、成人高等學歷教育、成人高校招生考試、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制度本質、成人高等教育公平性等，限于篇幅，在此不能一一展開。
三、我國成人教育社會學研究的問題與展望
（一）存在問題“十一五”以來我國成人教育社會學研究雖在既有成果的基礎上，取得了上述的發展，但也不能忽視所存在的不足。
1.課題立項少，研究隊伍仍薄弱
課題立項、課題成果及著作是學科發展的重要標志。近年來，研究者對我國成人教育社會學的研究熱情高漲，研究成果也不斷涌現，但是全國性的重大課題并不多，不能形成全國或區域聯動的研究格局，總體上呈現出小而散、不系統、各自為政的研究態勢，沒有太多的著作或叢書出版。成人教育社會學研究隊伍仍不強，研究人員不多且較集中在少數大學或科研機構，沒有形成合理化的結構，年長學者大多非本學科科班出身，理論功底相對欠缺，中青年學者尚未形成足夠的學術影響力，又沒有促使研究隊伍形成合力的科研機制，從而導致研究內容較分散、不深入、欠系統。
2.研究領域窄，關注群體較集中
從研究領域看，關于社會變遷與社會流動的研究已逐步往縱深處發展。繼續社會化、社會文化與成人教育等在繼續深化的同時，應拓寬對社區成人教育、高等教育的社會學研究。從現有成人教育社會學研究關注的群體看，農民是研究的聚焦點。隨著社會變遷，還應順應時代關注更廣泛的社會群體，不僅要關注弱勢群體，還應關注強勢群體，包括是否是強勢群體占據了大部分成人教育資源及成人教育對強勢群體影響等，因為成人教育不只是一種關注弱勢群體的教育類型，由此可以產生強勢與弱勢群體的對比研究。
3.“成人教育”有余，“社會學”不足
既有的成人教育社會學研究大多關注的是“成人教育”，更多的是探討成人教育的目的、任務、模式、機制等，而對“社會學”的關注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可謂“成人教育”有余，“社會學”不足。有些研究雖然冠以“社會學”研究之名，但是并沒有彰顯社會學研究的特色，并未從社會學的視角切入；有些研究雖然運用了社會學中的理論，但是運用的較為生硬，理論分析不深入；另外還有研究簡單套用教育社會學研究的理論成果，再加上“成人”二字，并未仔細辨別出不少教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為普通教育。成人教育社會學有自己特殊的研究對象，在借鑒這些教育社會學研究的成果時，不可簡單移植。應把握住成人教育社會學的理論方法多借助于社會學，以顯示出成人教育社會學研究的獨特質感及成人教育個性特色。
4.研究取向偏離，研究方法單一
在成人教育社會學研究中存在兩種取向，即以構建起成人教育學科體系為目的的理論體系取向和以解決成人教育實踐中存在的現實問題為目的問題取向。由于成人教育社會學研究起步較晚，研究還不很成熟，加之我國不少成人教育研究者習慣于采用問題研究取向，理論體系取向的研究相對較少，這并不利于建立和完善我國成人教育社會學學科體系。此外，研究方法有多元化發展的趨勢，但是整體上研究方法仍較單一，還不太借鑒社會學或教育社會學的諸多研究方法，以致研究容易出現泛泛而談，未能向縱深發展，這也是影響學科地位的一個原因。
（二）未來展望
成人教育社會學研究雖然存在一些不足，但在回顧和反思現有研究的基礎上，我們不難展望其良好的發展未來。
1.研究領域繼續拓展，研究層次不斷深化
我國的社會學研究仍然存在諸多未觸及或觸及不深的方面，如成人教育辦學體制、成人教育技術、強勢成人群體的社會學分析等。成人教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決定了它與社會的密切互動性。“十一五”“十二五”時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肩負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節約型、環境優化型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多重任務，“十二五”時期還是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這樣的社會發展背景，會不斷催生出成人教育社會學橫向上更多的研究領域，也要求我們的理論研究往縱深處發展，闡釋更深層次的問題。
2.研究力量持續增加，研究成果更加豐碩
除以高校成人教育學研究中理論研究專業化程度高的專家、老師為主力外，成人教育社會學的研究隊伍還包括：越來越多的成人教育學或社會學的研究生將研究興趣定位于成人教育社會學，作為一股新生研究力量不斷擴大研究隊伍，同時也因為接受著社會學或教育社會學的理論熏陶，將觸發更多理論性強的研究成果。此外，高校成人教育的管理人員、政府機關和行政機構中成人教育工作者有豐富的實踐經驗，若能再結合相關理論，形成的基于實踐的理論分析將會是更加飽滿有力的。
3.注重理論研究取向，尋求多種研究方法
現有研究多采用問題研究取向，而多采取理論研究取向是成人教育社會學學科理論體系構建的內在要求，有助于學科獨立、學科成熟。學科地位的建立與鞏固不僅依賴理論體系的構建，還與多種研究方法的運用有關。在研究中可以積極采用社會學、教育社會學的研究方法。謝維和曾指出教育社會學的分析與研究方法除一般的社會科學分析與研究方法，還包括教育社會學的理論本身，以知識作為基本工具研究教育活動等。現有研究已出現運用社會學分支理論以思辨方法分析成人教育，如現代性理論；也嘗試用知識的分析和研究方法，如運用知識社會學理論分析；也出現運用生活歷史法。采用多種研究方法，又如田野調查法、人類學的民族志法等，是成人教育社會學未來發展的一大趨勢。
4.更加彰顯時代特色，尤其關注社會群體
體育社會學理論體系研究
一門學科的建立、發展與成熟離不開對其理論體系的探討與爭辯，體育社會學自70年代在我國發端以來，一直有部分專家專注于該學科理論體系的探討，并取得了豐厚的研究成果。專家學者們就體育社會學理論基礎問題長期、深入的探討對該學科在我國的發展與成熟起到非常重要的鋪墊與推動作用。關于體育社會學的學科性質，早期的觀點認為體育社會學是交叉學科、邊緣學科，爾后部分社會學領域和體育學領域學者認為它是社會學下的一門應用社會學。近年來，有的觀點認為體育社會學是介于體育科學和社會學之間的一門綜合性學科，即它既具有社會學分支學科的屬性，又是體育科學的一門基礎學科，也有學者提出了體育社會學只有一個學科屬性，即社會學的分支學科的觀點。孰是孰非，還需學界的進一步討論與爭辯。關于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學界形成了較為一致的觀點，即體育社會現象是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并就什么是體育社會現象、構成體育社會現象的前提條件、什么樣的體育社會現象才有研究價值等問題進行了更深入的討論。
美國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認為“范式(para-digm)”是在科學實踐活動中某些被公認的范例，包括概念、定律、理論、觀點、應用等在內的范例，范式可以用來揭示科學發展和科學革命的結構，為某一科學研究傳統的出現提供模型。［1］有人認為“范式”這一學術詞語已逐漸替代社會科學中的“方法論”。關于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范式，學界大致持這一觀點，即實證與思辨研究是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基本范式。如仇軍認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發展經歷了初始階段注重解釋主義(思辨)研究范式，發展階段具有實證主義研究范式色彩，現階段實證主義研究方法與解釋主義研究方法相互滲透和融合幾個階段。［2］吳貽剛等認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范式較單一，主要以結構功能主義為主，雖然也有一些使用了沖突理論的范式，還有一些運用了后現代主義范式，但總招來結構功能主義者的激烈批判。［3］目前，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理論與框架主要援引自社會學與其他相關學科，包括結構功能理論、角色規范理論、符號互動論、女性主義論、社會越軌理論、社會轉型理論、非政府組織理論、公共服務理論、社會排斥理論等。比如運用結構功能主義分析不同時代體育應完成的歷史任務和承擔的歷史責任，運用符號互動論分析體育群體中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人與組織之間的互動以及組織與組織間的互動，運用角色規范理論解釋體育游戲與運動競技對參與者的社會影響，運用社會越軌理論解釋競技體育異化問題，運用社會排斥理論探討體育中弱勢群體體育、體育權利與公平問題等等。其中，運用結構功能主義來解釋體育現象的研究居多，其他理論應用較少。
研究方法是衡量一個學科發展程度的重要標志。近年來，問卷調查法在體育社會學研究中應用越來越普遍，有學者就體育社會學中與問卷調查方法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陳海燕對6種體育期刊1999－2003年間以調查研究為主要研究方法的論文進行分析后認為，多數研究者忽視了對研究方法的介紹，在抽樣調查中，抽樣方式介紹不明的占20．6%，在調查資料的處理、分析和表達方面，多數研究停留在以百分比的直觀解釋和說明上。［4］楊威的研究也表明，目前體育社會學研究中問卷調查方法的使用，在問卷統計處理和分析上，多采用百分比分類統計分析，注重對現狀的描述;但從整體發展來看，呈現出由常規統計、單變量統計分析向多元統計分析發展，由描述研究向解釋研究發展的趨勢。［5］斯迪虎認為體育社會學因果關系的本質存在于決定論與人的自由意志之中，數理統計是關于體育社會現象之間量的相關分析，任何具體的量都有質的規定性，如果不了解量背后的質的規定性以及數量關系背后的社會背景情況，就可能做出膚淺、錯誤的解釋。因此，體育社會學的數理統計中，即使兩個變量之間具有較高的相關系數，并且具有統計意義，也不能因此作出兩個變量間存在因果關系的結論，而應遵循數理統計與邏輯實證相結合的原則。［6］楊威的研究也贊成上述觀點，建議應注重信度與效度問題、抽樣方法問題(隨機不等于隨意)、統計分析問題(過于相信兩個變量間的統計結果分析，忽略體育社會現象間的復雜性)、結果的理論解釋問題(厚于資料收集與現狀描述，薄于理論分析與解釋)，并介紹了目前體育統計教材中鮮有論及的定類、定序變量回歸分析方法，有利于充實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并有利于提高研究結果的可信度，從而提高研究成果質量。［7］除傳統的文獻調研法、問卷調查法、專家訪談法等外，一些學者逐步開始采用定量分析和計算機技術相結合、典型調查、個案研究、田野調查等方法來研究體育運動中的社會問題，使體育社會學中實證主義研究范式的運用向前邁出一步。
總體而言，關于體育社會學理論體系的研究取得了較大發展，但仍停留在借鑒與援引母學科與其他相關學科理論與方法階段。盡管近年來有學者介紹了西方國家體育社會學的研究理論、視角、范式和研究方法，如“從一元走向多元:西方社會學研究方法的流變”、“西方體育社會學研究范式的形成與發展”、“西方體育社會學新流派述評”等，但具體應用還不多見，并且在應用過程中還需對援引的理論與方法進行本土化的考量。
體育社會學應用研究體育社會學應用研究的主要內容
隨時間與政策變化而有所側重。20世紀80年代，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體育運動的社會功能、體育改革、體育娛樂理論、體育與大眾傳播媒介等主題上。90年代，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體育群體及其互動、體育與生活方式、體育人口、假球與黑哨等社會問題、社區體育、競技體育異化、體育產業、中國體育事業發展問題、全民健身理論和實踐、體育體制改革等主題上。近10年來，體育社會學研究主要集中在農民與農村體育、體育公共服務問題、北京奧運會、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等主題上。
農民與農村體育隨著黨和政府對“三農問題”的日益關注以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號召的提出，農民與農村問題逐漸進入學者們視野，農民與農村體育問題也一躍成為體育領域的研究熱點，與此相關的課題立項、成果發表數量劇升。以體育學人最為看重的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課題立項為例，2001年至2004年該基金沒有與“農民體育、農村體育”相關立項，但從2005年開始，與“農民體育、農村體育”相關的立項呈現出波浪式上升趨勢。這一研究熱點在整個社科基金中所占比例越來越高，特別是最近兩年，學者們對農村體育和農民體育傾注了更多熱情，社科立項也向“農民體育、農村體育”的相關研究作了較大傾斜(如圖3)。2001年至2011年10月，收錄于中國知網核心期刊以“農民、農村體育”為命題的文章共262篇，其中2001年至2005年47篇，2006年至2011年215篇。一些學者運用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就以下問題進行了廣泛的探討，對不同地域農民體質與體育鍛煉現狀的調查分析與對策探討;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或和諧社會建設為語境的農民、農村體育發展問題的探討;農民、農村體育需求問題的探討;不同地域農村體育項目與文化的傳承、發展、出路、困境等，農村體育公共服務問題，農村體育發展對農村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的影響等內容。總體來說，這些問題的探討豐富了體育社會學研究的主題，對農村體育的發展也頗有指導意義，但從理論上來看，采用問卷調查對現狀進行量的描述與分析偏多，通過實地調查與訪談結合量的分析闡釋現象背后的質的研究較少;研究對象不全面，研究方法較單一;宏觀研究偏多微觀研究較少;從實踐上來看，對指導農村體育發展又缺乏可操作性。
體育公共服務問題隨著我國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型，公共服務問題受到政府、學術界和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體育公共服務問題也隨之受到體育界的關注而成為近年來繼“農村體育”以后的又一研究熱點。2001年至2011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一般項目，與“體育公共服務”相關的立項頗多，2001年0項、2002年1項、2003年5項、2004年2項、2005年0項、2007至2008年各一項、2009年2項、2010年6項、2011年7項。2001－2011年中國知網核心期刊與“體育公共服務”相關的論文共計74篇，其中2007－2011年6月70篇，占10年間總數的94.6%。這些研究成果主要就體育公共服務的內涵、現狀、困境、影響因素，體育公共政策供給主體、供給方式、供給模式、供給制度與制度創新，體育公共服務體系、運行與評價等內容進行研究。不少研究或采用了體育社會學的理論，或采用了體育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或從社會學的視角分析目前我國建立體育公共服務體系存在的問題。應該肯定這些研究成果為促進我國體育公共服務理論研究與實踐發展做了重要的鋪墊。但目前我國體育公共服務體系的研究在理論上尚未完全納入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的理論框架，在實踐上尚未使得這一“體系”規范、有序的運行。［8］甚至可以說體育公共服務體系還未建立起來。因此，還需要體育社會學者們投入更多的時間與精力作進一步的研究。
北京奧運會研究2001年北京獲得2008年北京奧運會舉辦權，引起國人的振奮，舉國上下為之歡慶，體育界更是如此。此后關于北京奧運會的報道不絕于耳，同時，學界對北京奧運會的相關研究也越來越多，從內容上看，涉及奧運理念，奧運會場館、設備，運動隊的備戰，奧運會對城市與社會的影響等問題，從時間上看，奧運會前的研究成功主要涉及技術、條件等的準備性研究，奧運會后主要注重對奧運會各方面的分析總結和對我國體育事業發展方向的思考等問題。其中不乏從社會學的視角去研究與這一主題相關的問題，如“影響我國女性2008年奧運會成績的社會學因素分析”、“2008年奧運會與北京的流動人口問題”等等，這些研究對我國成功舉辦奧運會具有較大的借鑒意義。2008年北京奧運會結束后，這一研究熱點逐漸淡出多數學者們的視線。
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與退役運動員保障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一直備受學界關注，從90年代初討論的高校辦高水平運動隊到“體教結合”，再到以學校、家庭、社會多元化培養的討論不曾停止過。由于退役運動員不再安排就業，沒有退役后的保障，越來越多的人不愿意選擇從事體育運動訓練，特別是北京奧運會后，公眾的金牌意識逐漸淡化，競技體育后備人才的培養面臨更大困境，體育界不得不再思考這一問題。主要集中在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現狀調查、問題總結、對策分析、模式探討上，也有關于美國、日本等國家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的介紹與比較研究。其中也有部分采用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或者視角來分析問題，如“美國學校培養競技體育人才的社會學歸因”、“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中不同層次利益整合的機制”等。通過對相關文章的梳理不難發現，對該問題的研究大多數學者都傾向于宏觀層面或中觀層面，對微觀層面的研究極少，比如通過個案研究，深層次追蹤不同年齡段的運動員對從事運動訓練的看法，隨著社會變遷與政策變化，家長對子女從事運動訓練的態度變化，從微觀層面探尋因果關系。
有關國外體育社會學研究進展介紹與比較研究除了上述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問題外，值得一提的是，近10年來有關國外體育社會學研究進展成果介紹與比較研究頗多，這可能與早期的學者們呼吁應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加強體育社會學譯著與成果介紹相關。在著作方面，國內有關學者翻譯了部分國外著作，如盧元鎮主持了《美國體育社會學》的譯介、清華大學組織翻譯了美國學者JayJ•Coakley的《體育社會學:議題與爭議》、金季春主持翻譯了《體育科學指南》等等;［9］在論文方面，有的探討了西方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理論、視角等理論問題，［10］［11］［12］［13］［14］［15］［16］有的分析了近年來國際或西方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熱點問題與發展趨勢，［17］［18］［19］有的對中西體育社會學研究內容與熱點進行了比較研究，［20］［21］還有的專門探討了中國體育社會學發展進程中的對外聯系。［22］這些成果使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者們了解了國外同行們的研究現狀、研究取向、研究方式、研究成果，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鑒與參考，同時也有專家指出在借鑒與參考的過程中應考慮本土化的問題。
近十年來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特點
重宏觀研究輕微觀研究通過對近10年來相關研究成果的閱覽和梳理可以看出，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往往重宏觀研究輕微觀研究。不管是課題、畢業論文還是期刊論文，都熱衷于選擇大而難的課題，也傾向于選擇思辨性的課題而非實證性課題，似乎有功利性之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國處于社會急劇變革時期，體制改革需要更多宏觀視野的研究予以支持;另一方面，我國現行體育學各級課題規劃和評審導向中，微觀研究課題得不到重視，難于立項。此外，體育學各級課題資助金額小，難以完成以長期田野調查、訪談、觀察等方法為手段的資料收集與分析論證的微觀研究也是原因之一。
濃厚的政策導向色彩從對近10年體育社會學應用研究幾個主題的逐年成果數量來看，具有明顯的政治色彩。國家提出“三農”問題、提倡新農村建設、倡導和諧社會建設，則以此為背景的和與此相關的論文相繼涌現，并成倍增長，爾后逐漸冷卻。關于“北京奧運會”論題的情況如此，關于“陽光體育運動”論題的情況亦如此。北京奧運會后主席提出“向體育強國邁進”的戰略方針，則以“體育強國”為題名的論文不久便見于各刊物，中國知網以“體育強國”為篇名檢索2001－2011年論文共計145篇，其中2009－2011年120篇，占10年來總篇數的82．8%。以上充分表明，我們的體育社會學研究緊跟政策，亦步亦趨，這雖體現了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問題意識。但我們也必須認識到，體育社會學研究的任務應以社會學視角分析體育中的社會問題，揭示現象背后的規律，進而提出解決問題的策略與方法，以供政府部門決策參考;而不是在政府部門做出某一決策后，再一窩蜂地去解讀某一策略的內涵，討論對與錯、可行性等等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