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2-31 22:5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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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罰的目的作為國家對犯罪分子適用刑罰所要達到的目標或效果，在刑法理論體系中占有著重要的地位，既是整個刑罰理論體系的基礎，也是整個刑罰制度的精髓。我國刑法學界關于刑罰目的在總體上主要有懲罰說、改造說、預防說、雙重目的說、預防和消滅犯罪說、根本目的和直接目的說等學說。從根本上講，懲罰說是單純報應說的體現，改造說是單純特殊預防說，雙重目的說、根本目的和直接目的說等是報應和預防結合說的不同表達;預防說、預防和消滅犯罪說都屬于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結合說。盡管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的關系究竟應如何安排存在不同的認識，但是，從總體上講，目前學界認可刑罰目的包括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兩個方面是不爭的事實，可以講“雙重預防目的說”是現階段我國刑罰學界的通說。③此外，對于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的發展趨勢，我國刑法學界大多數學者贊同從社會發展和歷史進化的趨勢來看，兩個預防的關系是朝著特殊預防作用不斷強化的方向發展的觀點，認為“特殊預防強化，一般預防弱化，應該是一般發展趨勢”已成為國內學者的共識。有學者研究了嚴重環境侵權行為的特殊危害性，認為環境侵權行為不僅可能侵害單純的公私財產、公民的人身權利及相關的環境管理法規，還可能會影響到一個社區、一個地區人群的生存條件，如不采取更加有效的遏制措施，有時甚至會影響到人類的存續，因此，認為“國家在對環境犯罪科處刑罰時理應更加重視的是刑罰的一般預防作用，而不是特殊預防作用;環境刑法的立法旨趣更應重視的是對規范的維護，而不僅僅是對法益的滯后補償。”④相應地，在實務領域，有學者對相關實際制度提出了一些建議性的改進建議。
⑤其他領域的研究者對于環境法對法學理論提出的挑戰也有論述，例如，雖然我國大部分學者仍然堅守傳統的觀點，①否認環境是法調整人與自然關系的學說，②但是，有學者對傳統法學理論中的主客體關系對象論提出質疑，認為環境法不僅像傳統法律那樣調整人與人的關系，還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蔡守秋先生的“調整觀”就是這種觀點的代表;③再例如，對于環境法的本質屬性，有學者認為環境法不同于一般的權利本位的法律，它應該是義務本位的規范;④在人和自然的關系方面，雖然很多學者堅持“人類中心主義”，對“生態中心主義”頗多質疑，⑤但是，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主張在環境法之中要改正以往的過于極端的“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甚至有人開始主張環境法的人與自然環境觀應當是“共進的生態人類中心主義”環境觀。⑥
二、對于環境法三個“超越”的分析
前述學者的論述在某種程度上都具有其合理性，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學者從法理學的角度對環境法學給傳統法學所帶來的所謂挑戰做一個系統的分析。接下來，筆者將嘗試著從宏觀層面上將環境法對傳統法學可能的挑戰做一個理論梳理，如果我們將環境法對傳統法學的挑戰理解為是對傳統觀點的超越，那么相應地，環境法對于傳統法學可能的挑戰可以被歸結為三個超越。
(一)超越人類的界限———主體之維區分主體與客體是傳統法學理論思考的一個基本范式。一般認為，主體是實踐活動和認識活動的承擔者;客體是主體實踐活動和認識活動指向的對象。近現代科學的研究范式是以笛卡爾、培根和牛頓為代表的“主、客二分法”為主要模板的，這種范式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人、物二分”方法的適用。“人、物二分”法的基本含義在于:首先，這個世界分為主體與客體;其次，人是主體，不能是客體，物是客體，不能成為主體;再次，人有內在價值和意志自由，有法律主體資格或法律主體地位，享有法律權利并承擔法律義務;最后，人是第一性的，物是第二性的，人的思想、精神或意志形成物并決定物。這種范式體現在傳統的法學理論中就表現在將法律關系的主體界定為在法律關系中享有權利和履行義務的個人或組織，將法律關系的客體界定為法律關系主體的權利和義務指向、影響和作用的對象。⑦將這樣的觀點帶到環境法領域，人類理所當然地是主體，而自然因素，包括動物、植物在內的因素都統歸為客體。隨著環境問題越來越突出，已有的法律制度在解決環境問題時顯得力不從心，其主要表現之一就是環境狀況并未根本改善，人們開始反思原本的法學理論，認為需要提高環境本身的地位。歐洲綠黨的興起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產生的，并正在影響和改變著歐洲的政局。⑧中國的學者也在開始關注諸如動物的權利，如2005年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發生以后，學者們以自然物(鱘鰉魚、松花江、太陽島)的名義提訟。⑨如果說環境問題的被提上議事日程是一個歷史發展的趨勢的話，那么超越“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的界限則是法學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必經階段。在當前，這個超越可以被視為是對我們主流法學理論的一大挑戰。
(二)超越國別的界限———空間之維一般來說，法律是一國之內的，國際法在傳統法學理論中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法律。而環境問題絕大多數是超出一國國界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所帶來的溫室效應是任何國家都逃不開的;阻止臭氧層的稀薄也不是一個國家的事務。要解決環境問題，就必須有全球的視野。環境法作為應對環境問題的社會手段，必須要求超越傳統上從一個國家的角度考慮問題的立場。一般認為，國際環境法是用來調整國際法主體在利用、保護和改善環境與資源中形成的各種國際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①從該定義可以看出國際環境法的全球性和跨國性。即便是各國的環境法，也離不開與國際環境法協調的問題，如果說關注一國之事是我們傳統法學理論的一個基本特征的話，那么環境法的興起對我們的挑戰之一就是要超越這種國別的界限，放眼世界。有學者認為，這種超越國別性還導致了全球的環境立法具有了一種“趨同性”，每個國家的環境立法都是在國際環境法的指導下制定的。②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就是這樣的一個努力———讓全球面對共同的挑戰，引導我們擺脫國別界限的限制。
(三)超越代際的界限———時間之維關注當下的事情是一個無可厚非的立場，傳統法學理論研究的立足點以解決當代人的事情，甚至當代人眼前的事情為根本切入點與目標。雖然立法的原則之中有所謂的適當超前的要求，但是這種超前歸根結底是為當前利益服務的。③環境法的發展對我們的長遠意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為這個星球是我們世世代代的棲息之所，以后的人類是我們基因的延續，我們自己僅處在這種綿綿不斷的基因延續的一個極短的時間段上，所以我們必須要考慮到后代的生存。④“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development)的概念就清晰地反映了這樣的精神，“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求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在這里，我們的目標已經不僅僅是自身了，還考慮到了后代人生存的需要。這對于傳統法學理論而言，又是一個極大的挑戰，代際的隔閡是我們需要超越的一個界限。
三、難以避免的尷尬———另一種視角
環境法對主流法學理論所構成的上述三個挑戰是否可以被圓滿解決?我們是否可以實現這三個超越?已有學者對相關問題進行過探討。筆者認為，就目前的情形來看，“應對挑戰”的難度還是非常大的。
(一)從孟子的“不忍人之心”看人類的主體意識超越主體的維度，不僅將人類自身當作是主體，還要將自然的因素當作和我們一樣的主體，這需要我們對包括其他生物在內的自然環境抱有同對人類自身相當的關心。然而，人類是否真有這樣的情懷?盡管亞圣孟軻很早就提出來過“不忍人之心”的觀點，認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但是在我們看來，這樣的同情心更大程度上是局限在人類自身的范圍之內的，人類的這種同情心是來自于一種所謂的“弱者情懷”的。無論從生物學的角度，還是從政治、社會實踐經驗的角度來看，人類總是可以將自己置于弱者地位的。這種弱者意識可以幫助我們解釋為什么人們那么容易對于經受苦難者表現出足夠的同情心。也就是說，同情心的來源是因為我們害怕自己也會處于與受苦難者相同的境地。這種類似于移情、通感的能力，讓我們對可以想見的痛苦感同身受。“借由想象，我們把自己擺在他的位置，我們設想自己正在忍受所有相同的酷刑折磨，我們可以說進入他的身體，在某種程度上與他合而為一，從而對他的感覺有所體會，甚至我們自身也升起某種程度上雖然比較微弱，但也并非與他的感覺完全不相像的感覺”。①我們甚至會將我們的同情心擴展到動物身上，動物在應對痛苦時的反應也可以使我們的心靈被觸動;但是，我們當前還很難對植物保護主義者的宣傳怦然心動，因為我們還無法感受其痛苦。②我們如何才能切身地理解和體悟到資源被消耗殆盡、環境被破壞給自身帶來的痛苦?賦予自然以主體資格，不僅僅是說我們認識到它們的價值，還要從它們自身的角度來看待這種價值。這種將自然因素與人類自身平等看待的高度，我們目前恐怕還難以達到。
(二)民族國家的界限當今世界中最穩固的組織恐怕還是國家，超越國家的組織的確是存在的，但是其功能的發揮很大程度上還是依賴于國家的。在我們看來，民族、民族國家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是不會消失的。在現有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下，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還是依賴于生產活動的。這種生產的基礎不可避免地決定于我們所處的地理位置及其礦藏資源，地球上不同地方的人們所處的生活情況必然是不同的，這種地方性最終會形成民族性。當今世界上的國家大部分是以民族和地域為主要因素建立起來的，國家的這種地方性、民族性就很難消除。只有當人類的生存不需要依靠任何地球上的資源的時候，這些差異或許可以消失。國家、民族的存在不僅僅可以從自然的區別的角度來找其原因，其更為根本的原因可能還在于它的人性基礎。單個人總是處于一種弱勢地位的，為了生存必須要結成群體而生活。③人類需要一種歸屬感，而現代社會中國家就是最好的身份認同，在民族主義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民族國家是我們最好的棲息地，是我們最后的精神家園。“民族”的想象能在人們心中召喚出一種強烈的歷史宿命感。無可選擇、生來如此的“宿命”，使人們在“民族”的形象之中感受到一種真正無私的大我與群體生命的存在。④民族主義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是不會消失的，建立在民族基礎上的國家也是無法消融的。人類在考慮問題時還是以國家為出發點。如果說人類組成國家是為了抵御共同的危險的話，那么從理論上來說，似乎也存在著走向全球統一的可能性，那就是人類遭遇了共同的災難，若真的像電影《2012》所表現的那樣，⑤在面對著全球共同的災難的時候，世界人民應該會走到一起的，但是這個結論有兩個問題:第一，這種在災難之下形成的共同意識是不會太長久的，一旦災難過去，相關記憶會逐漸消退，國家意識肯定還會復蘇;第二，這樣的共同災難是無法預測的，果真遇到，災難之后的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人類或許根本就不需要法律。有人認為目前的全球環境惡化提供給了這樣一個契機，人類會在此基礎上找到共同的利益，拋棄一己之見。筆者認為這樣的判斷還為時尚早，全球氣候問題算是一個全球環境問題了，可是這并沒有將全球人民團結到一起來。⑥國家的區別在目前仍將存在，超越空間維度的具有很強的無國界特征的統一環境法能否真得成為在各國通行的法律，著實讓人懷疑。
(三)軟法是不是法?我們的主流法學理論認為法律是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①即便我們放眼西方，情況也是差不多的。在奧斯丁的眼中，法律是者的命令，強制力是法律的基本特征，因而奧斯丁也否認國際法的規則和原則具有法律的性質。②像企圖在國際范圍內實現統一價值的國際環境法這樣的“法律”，顯然是不符合法律的特征的。即便是凱爾森這種承認國際法的學者，其贊同的理由也更多是因為“將國際法和國內法視為兩個完全不同的體系在邏輯上是不成立的，”③沒有強制力的法律還是不是法律?超越國別界限的國際環境法能否發揮法律的功能?仍是我們無法回避的問題。近來學術界興起了一個新的學術熱點———軟法。④學術界對此投入了大量的資源，取得了很多的學術成果。“軟法是原則上沒有法律約束力但有實際效力的行為規則”，⑤有學者進一步做了說明，指出軟法不具有約束力，指的是法律上的約束力，而實際上并非是說軟法不具有任何約束力。環境法學界、尤其是國際環境法學領域很多學者借用“軟法”來論證國際環境法的法律性質，軟法的概念似乎是天然地符合國際環境法的，有學者大膽地判斷“環境軟法就是環境法的未來”。⑥筆者認為，無論使用什么名詞來支持國際環境法的法律性，一個很重要的缺陷就是其法律后果無法被合理地承擔。一個不遵守國際環境法的國家所帶來的后果不僅僅是由其本身承受，同時也讓其他國家甚至整個世界來承受，而目前并不存在相對有效的手段來改變這一現狀，如果是這樣的話，這種環境法與政治性的宣誓、出于倫理的振臂高呼又有何異?⑦國際社會為應對全球氣候問題而達成的《京都議定書》，面對美國的不批準能有什么樣的懲罰措施?因此，試圖用“軟法”來給予國際環境法以傳統法律的地位，進而淡化國際環境法的非傳統性的做法，在筆者看來是很困難的。因為，國際環境法本身就與傳統法學理論不相協調。
(四)我們真的有那樣的長遠眼光嗎?追求享受或許不能說成是人類的一個弱點，很多時候正是一些享樂的欲望推動了社會的進步，⑧所以短視就難免成為人類的一個重要特點，也正因為這樣，我們才那么多地去強調要有長遠眼光，要有大局意識，要為后代人考慮。“可持續發展”的要求正是在強調我們去關注長遠的利益。傳統的法律至少不是以未來的事情為中心、出發點和歸宿的，我們主要是考慮當下以及有限的、對我們有現實影響的將來，考慮過去也是為了學習經驗以服務當下。⑨之前倒不是我們不愿意去考慮子孫后代，而是沒有這個必要，因為資源是足夠的(在當時的開發能力下)，或者說我們根本沒有意識到資源和環境的有限性。但是隨著人類對資源的過度開發利用，伴隨著人類認識能力的提高，我們有了日益加重的緊迫感，意識到自然和環境資源的有限性，考慮到了環境惡化的嚴重性。瑏瑠我們會為了將來的發展而限制當下的欲望，但是這樣的理性能達到怎樣的水平?我們已經習慣了很多便利，如冬日的暖氣、無盡的水資源(對于南方的人民而言)，為了節約而放棄這些享受嗎?我們不抱太高的期待。在國際視野下，我們不會為了環境而停下向歐美靠近的步伐，西部山區人民不會為了保護森林而放棄致富的夢想，非洲人民不會愿意永遠這樣落后下去而停止對于資源的高度開發。可以說我們現在是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加重視環境保護了，科學發展觀作為一個全國性的戰略已經被強調了將近10年了。即使是放在國際的視野上我們也不遜色，因為可能沒有哪一個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會對環保形成如此的共識。即便是“綠色GDP”被提高到再高的程度，其本質還是GDP，我們根本無法卸下發展的重任。沒有了基本的發展，空談環保是很難行得通的。在外國學者眼中，我國的環境立法起步較晚、發展快，基本的環境與資源保護的法律體系已經構建起來，但形勢依舊嚴峻:“仍然是一個有著嚴重不足和缺陷的體系”(itremainsasystemwithseriousflaws);在本質上還是一種行政而非法律制度，法院的作用未得到很好地體現;地方利益經常影響規則的實施等等。①
四、結論
1.從危險防御到風險預防
傳統的環境法強調對環境污染的控制。此種污染對于人類而言，根據經驗是可以預見和估計的，即具有一種蓋然性。也只有在此種蓋然性之下，國家采取行動才是正當合理的，這就是一種危險防御。如果國家對不可預見的行為進行恣意干涉，就會喪失其正當性，不為法律所允許。但是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一些新的環境威脅正不斷增加，如氣候變化、新化學物質所引發的具有不確定性的環境風險。此類風險對于人類而言，無法通過經驗進行判斷，具有預測不可能性、作用不可逆性等特征，在歸責方面難以確定。在危險防御理念之下，國家不能對其采取措施。但如果國家放棄，而將人民置于環境風險的威脅之中，同樣是不合理與不正當的。所以，風險預防理念由此產生。
2.從目的二元到保護優先
我國原來的《環境保護法》第一條規定了其目的在于保護和改善環境以及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說明我國環境法在立法目的上存在二元性，即在要求環境保護的同時又強調經濟建設。此種設置使得在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產生沖突的時候，環境保護往往讓位于經濟建設，致使環境形勢不斷惡化。對此，我國去年修改了新的《環境保護法》，將“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修改為“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并強調“環境保護堅持保護優先”。這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過去的目的二元的理念，強調經濟活動與環境保護發生沖突的時候，環境保護能獲得優先考慮。
3.從環境治理到生態文明建設
傳統環境法在環境保護路徑方面通常強調的對環境污染與破壞的治理，較多地使用被動的措施應對環境污染與破壞。并由此形成我國環境法的基本制度體系，對于環境保護具有基礎性的作用，但是在實踐中這些制度并沒有發揮出應有的效用。這其中或有制度設計不合理、實施不到位等因素，但根本性的因素在于沒有將環境保護融入社會發展之中。黨的十提出的生態文明建設理念，要求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的戰略位置，融入到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以加快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由此，生態文明建設成為環境法發展的一個根本理念。
二、環境法理念變革對教學內容的影響
1.環境風險規制理論
環境風險已然成為現代社會環境問題的重要特征，環境風險規制也就成為現代環境法的重要內容。在法學范疇內，風險通常與危險相對而言。對于危險領域，基于制定法和基本權保護義務，國家有責任必須介入，以達到保護個人法益之目的，公民亦可要求國家保護。對于風險領域，除了在客觀上完全不能克服的風險外，因國家行政資源有限性以及社會因素的限制，使得國家僅能在一定范圍內規制風險，其規制界限在于一國的環境保護政策水平。另外，為實現環境風險最小化，在環境風險國家行政規制之外，還需要社會力量對環境風險進行規制，即自主規制。通常是企業自己設定環境保護目標，按自身特點制定對策，并通過自己的努力和行動達到保護環境的效果，優點在于企業能充分發揮自身能動性，找到低成本高收益的環境對策。環境風險規制理論包含了行政規制與自主規制，兩者的結合必然可以實現環境風險的最小化目標。
2.統合性環境政策
在環境法領域內，關注整體性環境問題成為一種趨勢，即超越環境媒介和部門對環境問題進行規制。過去對于不同環境問題由不同的部門規制，或者按照環境媒介如大氣、水、土壤等來規制，此種規制模式會導致在解決一種環境問題之時而形成對另一種環境問題的放任。所以，如果能從整體上解決環境問題，無論是從環境法的角度還是成本效益的角度來看，比起個別的、非全面的規制方式更有優勢，這就是統合性環境政策。統合性環境政策需要程序上的整合，即在程序上、組織上的整合，實現環境行政決策一體化，簡單來說就是由單一管轄機構在單一程序內做出單一的決定。實體整合方面，要求環境法相關許可的要件事實的實體性審查或決定一體化，在環境媒介之間應注意其相互作用以及環境污染的轉移，時間上應注意產品的生產流程以及使用后廢棄的各個階段，盡量實現資源利用的最小化、循環化。統合性的環境政策也是當前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建設的體現。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建設不僅是要進一步完善現有的制度與措施，加強環境污染與破環的治理，更是要建立新的制度，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之中，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
三、環境法理念變革對教學模式的影響
1.加強環境問題意識的指引
我國環境法教科書的體例幾乎都是從理論到法條的講解。從環境法的概念、環境法的基本原則和基本制度、環境法律責任、環境法律體系、環境保護基本法、單項污染防治法、自然環境保護法、中國與國際環境法等方面對環境法的理論與實踐問題展開論述，但總體上存在一種“就法論法”的闡釋法學方法，難以達到解決環境問題的實效。對此，在環境法學教學過程中，應針對現實中的環境問題，強化環境法的實踐環節，使學生在面對某一環境問題之時，能從多角度和用多學科的方法對該環境問題進行剖析，考察環境問題的社會根源，對其進行有針對性的法律干預。這一過程中，具體的環境問題成為教學的指揮棒，環境問題的解決之道也不再局限于法律文本層面，而是隨著問題的深入不斷采取多學科交叉的方式予以應對。
2.推動環境法系統性思維教育
1.從危險防御到風險預防
傳統的環境法強調對環境污染的控制。此種污染對于人類而言，根據經驗是可以預見和估計的，即具有一種蓋然性。也只有在此種蓋然性之下，國家采取行動才是正當合理的，這就是一種危險防御。如果國家對不可預見的行為進行恣意干涉，就會喪失其正當性，不為法律所允許。但是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一些新的環境威脅正不斷增加，如氣候變化、新化學物質所引發的具有不確定性的環境風險。此類風險對于人類而言，無法通過經驗進行判斷，具有預測不可能性、作用不可逆性等特征，在歸責方面難以確定。在危險防御理念之下，國家不能對其采取措施。但如果國家放棄，而將人民置于環境風險的威脅之中，同樣是不合理與不正當的。所以，風險預防理念由此產生。
2.從目的二元到保護優先
我國原來的《環境保護法》第一條規定了其目的在于保護和改善環境以及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說明我國環境法在立法目的上存在二元性，即在要求環境保護的同時又強調經濟建設。此種設置使得在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產生沖突的時候，環境保護往往讓位于經濟建設，致使環境形勢不斷惡化。對此，我國去年修改了新的《環境保護法》，將“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修改為“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并強調“環境保護堅持保護優先”。這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過去的目的二元的理念，強調經濟活動與環境保護發生沖突的時候，環境保護能獲得優先考慮。
3.從環境治理到生態文明建設
傳統環境法在環境保護路徑方面通常強調的對環境污染與破壞的治理，較多地使用被動的措施應對環境污染與破壞。并由此形成我國環境法的基本制度體系，對于環境保護具有基礎性的作用，但是在實踐中這些制度并沒有發揮出應有的效用。這其中或有制度設計不合理、實施不到位等因素，但根本性的因素在于沒有將環境保護融入社會發展之中。黨的十提出的生態文明建設理念，要求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的戰略位置，融入到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以加快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由此，生態文明建設成為環境法發展的一個根本理念。
二、環境法理念變革對教學內容的影響
1.環境風險規制理論
環境風險已然成為現代社會環境問題的重要特征，環境風險規制也就成為現代環境法的重要內容。在法學范疇內，風險通常與危險相對而言。對于危險領域，基于制定法和基本權保護義務，國家有責任必須介入，以達到保護個人法益之目的，公民亦可要求國家保護。對于風險領域，除了在客觀上完全不能克服的風險外，因國家行政資源有限性以及社會因素的限制，使得國家僅能在一定范圍內規制風險，其規制界限在于一國的環境保護政策水平。另外，為實現環境風險最小化，在環境風險國家行政規制之外，還需要社會力量對環境風險進行規制，即自主規制。通常是企業自己設定環境保護目標，按自身特點制定對策，并通過自己的努力和行動達到保護環境的效果，優點在于企業能充分發揮自身能動性，找到低成本高收益的環境對策。環境風險規制理論包含了行政規制與自主規制，兩者的結合必然可以實現環境風險的最小化目標。
2.統合性環境政策
在環境法領域內，關注整體性環境問題成為一種趨勢，即超越環境媒介和部門對環境問題進行規制。過去對于不同環境問題由不同的部門規制，或者按照環境媒介如大氣、水、土壤等來規制，此種規制模式會導致在解決一種環境問題之時而形成對另一種環境問題的放任。所以，如果能從整體上解決環境問題，無論是從環境法的角度還是成本效益的角度來看，比起個別的、非全面的規制方式更有優勢，這就是統合性環境政策。統合性環境政策需要程序上的整合，即在程序上、組織上的整合，實現環境行政決策一體化，簡單來說就是由單一管轄機構在單一程序內做出單一的決定。實體整合方面，要求環境法相關許可的要件事實的實體性審查或決定一體化，在環境媒介之間應注意其相互作用以及環境污染的轉移，時間上應注意產品的生產流程以及使用后廢棄的各個階段，盡量實現資源利用的最小化、循環化。統合性的環境政策也是當前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建設的體現。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建設不僅是要進一步完善現有的制度與措施，加強環境污染與破環的治理，更是要建立新的制度，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之中，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
三、環境法理念變革對教學模式的影響
1.加強環境問題意識的指引
我國環境法教科書的體例幾乎都是從理論到法條的講解。從環境法的概念、環境法的基本原則和基本制度、環境法律責任、環境法律體系、環境保護基本法、單項污染防治法、自然環境保護法、中國與國際環境法等方面對環境法的理論與實踐問題展開論述，但總體上存在一種“就法論法”的闡釋法學方法，難以達到解決環境問題的實效。對此，在環境法學教學過程中，應針對現實中的環境問題，強化環境法的實踐環節，使學生在面對某一環境問題之時，能從多角度和用多學科的方法對該環境問題進行剖析，考察環境問題的社會根源，對其進行有針對性的法律干預。這一過程中，具體的環境問題成為教學的指揮棒，環境問題的解決之道也不再局限于法律文本層面，而是隨著問題的深入不斷采取多學科交叉的方式予以應對。
2.推動環境法系統性思維教育
化學教學中實施的環境教育可以讓學生了解環境不斷惡化的處境，正確認識和理解科學發展和環境問題之間的辨證關系，培養科學正確的環境觀念和可持續發展觀念，所以在化學教學中實施環境教育不但可行，而且必要。
化學教學中開展環境教育論析
科學適當的環境教育方法建立在遵循特定的環境教育原則的基礎上。環境教育原則是依據教育的普遍規律以及環境教育的特殊性質制定的準則，具有科學性和客觀必然性的特點。其目的在于指導環境教育的目標、方法、途徑等，并使環境教育過程效果更加顯著。化學教學中實施的環境教育原則與與其它領域的相似，主要包括：科學性和思想性統一原則；因材施教原則；啟發性原則；直觀性原則；鞏固性原則；循序漸進原則；理論與實際聯系原則。實際教學過程中可以通過借助一系列科學方法，循序漸進的引導學生掌握環境知識并形成必備的環境素質，以完成環境教育的各項目標。環境教育作為教育科學的范疇，其教學方法不但有與一般教學方法相同的共性，還有符合自身特征和發展規律的個性。因此，設定環境教育的教學方法時，要從環境教育本身的內容和目標出發。其具體方法可分為：模擬法；實驗法；調查法；探究法；環境考察法。
在化學教學的過程中，滲透環保意識。具體的做法是在主陣地——課堂教學中滲透環保意識，并結合化學實驗，強化這種意識。在培養學生環保意識的過程中，化學課程的教育功能尤為突出。因為在環境教學課程尚未開設的情況下，化學教材為環境教育提供了題材。化學教師要做到抓住化學教材中的潛在可能因素對教學內容進行充分發掘，把環境教育融入到教學的過程中，對其進行有效滲透。而化學科學通過化學實驗得以不斷發展。作為提高學生的科學素質的重要途徑，化學實驗課也成為實施環境教育的好機會。化學實驗經常產生的各種有害氣體和廢液，是造成環境污染的元兇。因此，在化學實驗過程中必須注意保護環境，防止污染。應時刻保持環保意識，做到使實驗現象明顯、效果顯著的同時，盡量減少排污量，以保護環境。通過開展化學課外活動，開拓環境教育的新渠道。就其性質而言，環境教育實踐性很強。所以僅在課堂上進行教育是遠遠不夠，還要通過課外活動強化其效果。課外活動因其內容豐富、形式生動、與社會各方面聯系性強等特點而廣被接受，成為開展環境教育的重要途徑之一。
教學實例簡析
課題：《二氧化碳的性質和用途》
教學的目標：從學習技能和知識角度：熟悉CO2的物理性質；掌握CO2的化學性質；了解CO2的用途。從培養價值觀角度：通過培養學生聯系現實生活現象檢驗二氧化碳的性質和用途的能力，使其體會化學和社會間的關系；通過介紹二氧化碳對環境的影響，提高環保意識。
論文摘要：環境法是現代國家保障公共環境利益的制度形式之一。受個體行為、政府行為以及違法人者與執法機構之間的不合作博弈等因素影響，環境法規實施的效果往往并不理想。通過討論破壞行為數量與執法者發現違法行為的概率、懲罰強度以及其它相關因素之間的關系，分析了環境法規實施過程的內在機理，并據此提出了提高環境法規實施效率的建議。
環境法是調整人類在開發利用和保護環境中所產生的各種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1)(P40)建國以來，我國先后建立起以《環境保護法》等為基礎，以包括“三同時”制度、排污收費制度、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等在內的八項環境管理制度為核心的環境法規體系。這些法規在遏制生態環境危機，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隨著我國經濟與社會的不斷發展，人類活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沖突日益加劇，環境法規的實施效果越來越不能令人滿意，其中效率較低的問題尤其突出，以致我國每年的《中國環境狀況公報》的基調總是“局部好轉，總體形勢仍在惡化”。本文運用經濟學原理，對影響環境法實施效率的因素及其內在機制進行了分析，并據此提出了提高環境法規實施效率的策略和建議。
一、影響環境法規效率的因素
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影響環境法實施效率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個體在行使其環境權利中的“外部性”問題，是影響環境法實施效率的重要因素。生態環境物品本身是不可分割的，它具有典型的“公共物品”的屬性，個體的環境權利彼此間是相關聯的，從本質上講是一種公共產權。隨著人口數量的急速增長，以及工業化程度的不斷提高，人類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的能力不斷增強，對環境的造成了越來越大的壓力，生態環境物品日益成為一種稀缺的資源。由于存在負的外部性，出現了企業生產的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的差異。(2yr2-;a}為了追求自身經濟利益，企業往往過度地排放污染物，造成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后果。眾多企業對于土地、水資源等環境資源的爭相利用，對草地、森林等生態資源的濫墾、濫砍、濫伐、濫樵，往往導致資源的過度開發，造成“公地悲劇”。[3](P1243-48〕另一方面，由于環境物品的公共物品屬性以及個體環境權利的公共產權屬性，在環境治理活動中，個體間存在著“搭便車”的動機，大大影響環境治理的績效。以制止環境污染為例，為了爭取公共環境利益，本可聯合起來與污染者進行集體談判以避免效用損失，但作為理性經濟人，每一個體都希望自己不參與或少參與，盡量地將制止污染的成本轉嫁給他人，即企圖通過“搭便車”來實現自己的環境權益，結果使污染者得以逃避制裁，公共環境權益遭到侵害。
其次，作為人，政府對于環境目標的偏離甚至背離，也會影響到環境法的執行效果。環境效益具有正的外部性。事實上，由于自然條件和技術因素的限制，治理者基本不可能向享受者收取費用。這意味著治理主體以外的其它個體可以無須付費而免費享用環境利益。因此，要使個體成為治理主體尚存在相當困難。環境治理必須通過委托人指定的人來進行。在現代社會，政府往往扮演這種人的角色。在委托一關系下，由于缺少完善的激勵與約束機制，人可能違背委托人的意志，形成“道德風險”，使委托人的環境權益無法完全實現。作為人，政府有著多元化的目標，除生態環境治理目標外，政府還不得不兼顧其他諸如經濟增長、就業、社會穩定等經濟政治目標。在決定政府行為的綜合目標體系中，并非所有的目標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由于人力、物力及財力資源的稀缺性，它們更多地被用于解決與國計民生相關的近期目標，當眾多發展目標發生沖突的時候，地方政府在生態環境治理活動中有意地采取投機行為，作為遠期目標的生態環境效益往往被忽視。另一方面，在環境效應的外部化的前提下，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為了追求本地區的經濟利益，可能以破壞生態環境為代價來獲得GDP的增長。地方政府之間如此博弈的結果，同樣會產生“公地悲劇”的結局。許多跨流域、跨地區的生態環境問題，就是不同地區政府間的不合作博弈造成的。
第三，在理性人假定之下，環境法所提供的行為準則并非直接決定人們的行為，也不可能強制性地改變環境破壞者的行為。從經濟學角度分析，違法者的行為取決于它對其行為結果的收益與成本的理性計算。如果環境行為收益大于成本，則理性的個體的選擇必然是行動;若收益小于成本，則個體必然選擇放棄。根據經濟學關于經濟人理性的假定，個體是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符合“經濟人”的全部特征。個體雖不乏對舒適的環境和清新的空氣的追求，但在其效用體系中，經濟利益仍居于首位。為了獲得經濟利益，上述個體會不惜損害其它人的環境權益。雖然無法脫離環境法的約束，但作為理性的“經濟人”，他們并不只是被動地服從法律規定，也會與執法者進行不合作博弈。表現為這些破壞者不僅不服從環境法，而且會通過“鉆空子”、逃避制裁等方式有意地實施違法行為，導致環境法規的實施效率大打折扣，公眾的環境權益受到一定程度的損害。
二、環境法規實施過程的機理
貝克爾認為，犯罪或違規活動不必歸于道德或者個人的素質，它純粹是一種經濟行為。[4](P63)根據“經濟人”假定，當某人從事違法行為的預期效用超過從事其他活動所帶來的效用時，此人便會從事違法活動。企業或個體有意破壞環境的行為是否會發生，同樣取決于其行為的收益與代價(違法的成本)的對比。
假定某一違背環境法者的違法行為數量CS;)與其被發現并被懲罰的可能性(P;)與被判定違規后接受的懲罰(f)，以及與他從事其它活動可得到的收入、逃避被發現和懲罰、違法意愿等其他變量之間(綜合為混合變量u;)存在著某種關聯，這種關聯可用下面的函數形式表示:S一藝S;}P}}.}}u})(，，
因為只有被發現而且被認定違背環境法規，破壞者才會受到懲罰，所以對違規者而言，違規是否會受到懲罰是不確定的:如果判定有罪，那么他將因此而為每次違規支付關，否則他將分毫無損，而且還會因從事違法活動而獲益。P，和關的任何增加都會減少違法行為的預期效用，因而減少違法數量，即:Sp;二as;<oaP;，及Sf二as~-一上<0(2)a};
一般認為，對于那些對風險持喜好態度的違法者而言，他們對于違規行為被發現并被懲罰的可能性的變化的反應比對接受一定懲罰的反應更為敏感，違規行為發生的數量對于被發現并被懲罰P‘的彈性要大于個體對于懲罰本身關的彈性，即:as;>as;aP;al;-
另外，綜合變量u‘的某些要素如個體的收入水平、教育程度以及執法過程中的懲罰形式等，也會影響S;。如果個體能夠通過合法經營和生產活動而不是以破壞環境為代價來取得經濟收入，那么違法數量就會減少;同樣，如果提高個體的遵紀守法程度，也可降低違法數量。
上述分析表明，要減少違法數量，提高違法者被發現并被懲罰的可能性(P})是一種最有效的途徑。但問題在于，受執法成本(c)、環境監測技術(t)以及自然條件，如環境行為者的空間分布(g)等因素的限制，P‘的提高是有限的。
即:P}=P;}c}t}g)(3)
在監測技術和自然條件確定的前提下，執法成本(c)是影響P‘大小的重要變量。如果c增，._‘、___._.as
大P}將趨于遞減。又由(2’知，蓄<0，則“f將增大，環境法規的實施效率將降低。
一般說來，違法者屬于風險喜好型。他們對關的反應彈性要小于對P‘的反應彈性。盡管如此，在環境法的實施過程中，關同樣是改變個體環境行為的重要約束條件之一。在不違背“罪罰相當”的原則下，適當地提高懲罰強度是有利于減少違法數量s‘的。這可以解釋現實中為什么罰款或行政處罰不能從根本上制止污染和破壞行為，而若將處罰上升為追究刑事責任，則可大大提高環境法的威懾力。當違法者面對刑事責任而不是少量的罰金時，意味著違法的預期成本加大。成本—收益計算的結果，必然引導個體的行為符合環境法要求的規范。
三、提高環境法實施效率的策略
提高環境法實施效率的目標，在于通過改變約束條件，使違法行為的數量最小化。即:
Min藝S;(，，，f,,u;)(4)
提高P;大或改變u‘都可以有效地降低違法數量。其中“，屬于綜合變量，可以視為外部環境因素。在特定時期和特定地域條件下，u‘可視為常量，這時減少違法行為數量的關鍵就取決于執法者與違法者的博弈。對執法者而言，可以通過調整Pr關來改變違法者的行為以降低違法數量，達到保護公眾環境利益的目的。
提高P，是提高環境法實施績效的最為有效的手段。這些手段包括改進技術和手段，擴大環境監測的時空范圍;強化監督機制，督促執法者盡職盡責;通過界定資源的環境產權，以市場化的方式調動個體維護環境權益的積極性等。
但P‘的提高要受制于執法成本c的限制。由于企業、農戶等生產者、消費者個體在空間分布極廣，其環境破壞行為類型又呈現為多種方式。特別是在執法者和違法者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的現象，導致信息障礙。另外，由于技術水平和實施條件所限，大量的生態環境事件還處于不可觀察性的狀態。如對污染企業的污染狀況的監測，存在著很多技術障礙。要實現對所有違法者的行為的監督與檢查，其成本之高可想可知。當生產企業或農戶與執法部門進行不合作博弈時，這種成本會更大。如現實中環保部門在對污染企業進行排污濃度的監測時，就經常遇到巨大的操作困難，企業往往和環境監測部門“捉迷藏”，使后者防不勝防，徒喚奈何。
在這種情形下，通過改變f的方式，如提高對違法行為的懲罰強度等來影響個體的環境行為就成為一種更可行的選擇。在我國環境法的執行實踐中，經常出現以罰款或行政處罰替代執法的現象，即對違規者只進行罰款處理或行政方面的批評教育，且罰款數量遠遠低于其所產生的生態環境破壞的治理成本，根本不能制止違法者的污染和破壞行為，甚至在客觀上還縱容了企業的破壞行為。如果增大罰款的強度，使違法者承受巨大的經濟懲罰，以至傾家蕩產，或者將懲罰方式改為追究刑事責任，則必將增加違法者的風險預期，促使其改變其環境行為。在這個意義上，環境執法中實行“嚴管重罰”、“殺一做百”，應該是一種不錯的策略。1997年，我國首次在刑法中規定了破壞環境罪，包括污染環境方面的犯罪、有關野生動物及其制品方面的犯罪、有關植物方面的犯罪以及破壞資源方面的犯罪等四個類型共12種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這無疑標志著我國環境法更趨于科學和成熟。
近幾年針對環境法學方法論的激烈爭論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并且在對其產生爭論的過程中，逐步發展出了多種不同的思想理念。在這種情況下降環境法學與方法論相結合體現了學者在學術研究道路上的嚴謹，并且學者們針對環境法學的研究正一步一步的逐步深入，并逐漸步入了正軌。但是目前依然有許多問題存在于環境法學方法論的研究工作中，我們在研究過程中需要正視這些問題并針對這些問題提出解決辦法以確保我國環境法學方法論相關研究實現向前發展。
1 環境損害
理論研究想要取得一定的進展，都需要建立起自身的邏輯起點。邏輯起點是否科學決定了理論體系的構建能否持久，并走向成熟。上述言論在環境法方法論方面的研究中也同樣奏效。所以我們在進行環境法學方面的研究時，要選擇適當的邏輯起點，讓研究工作能夠順利進行并最終逐步深入，為日后理論體系的構建創造一個良好的基礎。所謂“適當”，就是在對其的選擇方面應當有相關的約束，這個約束來自于研究的目的、研究的過程或是研究經驗，其中是含有一定的規律性的。我們在對此的選擇方面一定要嚴謹，清楚的知道邏輯起點的確立對日后理論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和其對理論體系構建的深遠影響。在選擇上可以參考前人的意見，例如馬克思曾指出邏輯起點應當是在研究主體中最簡單且普遍的，并且還要使研究的主體與客體達成辯證統一。馬克思利用了矛盾與發展的觀點看待邏輯起點與理論體系的關系，馬克思認為邏輯起點不僅引導了理論體系的構建過程，同樣對其發展的最終結果也有影響作用。在環境法學的研究中，我們應當從環境損害出發，以此為基點構建環境法學的研究體系。環境法的確立目的是為了調整異常環境狀態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若某時間段內環境發展持續處于良好的狀態，環境法就是多余的。但是目前環境損害問題逐漸增多，此種情況下如何保證環境異常狀態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就是環境法學方法論需要研究的問題。以環境損害為邏輯起點的環境法學研究目前已經取得了一定的進展，構建完成了其獨特的理論研究體系。
2 整體主義
環境法與憲法、婚姻法等具有相同的法律特點，即利用權利與義務的劃分，實現人與人、人與自然間的協調發展。環境法學方法論是在環境法的基礎之上確立的，并以環境法作為自己研究的主要對象。在研究工作中，對自己的立場要有一定的思考，不同的立場會讓理論研究產生不相同的結果，以不同的立場去判斷事物也會有不同的判斷結果。例如在環境法學方法論中，研究人員的立場應該是堅持整體主義。之所以要堅持與其他研究相反的整體主義是因為環境法學其自身就是為保全整體的利益而確立的。環境對人類的生活有極大的影響，破壞環境能夠讓某一部分人獲得一定的利益，但是這種利益是局部的，對整體的人類來說是有害的。例如森林覆蓋率的減少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人的居住體驗以及身體健康，但是販賣木材的人會從中獲益;珍稀動物的滅絕對人類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損失但是販賣珍稀動物的人已經從中獲利，這就是為何當前世界范圍內存在大量的偷獵以及偷伐樹木的情況。環境法保護的是整體的利益，即維護絕大部分人類的利益。通常情況下損害人類利益的也是人類中的一部分，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而對整體人類的利益造成破壞。環境法的立場就是以整體的利益為重，思考整體與個人間的具體關系，并對其進行妥善的處理。
3 環境責任
環境法中對個人的權利與義務進行了明確的劃分，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接觸到的就是已經劃分清楚的法律條文。在對法律條文進行劃分的過程中，需要專家學者通過大量的研究考證來證明法律規范的合理性與科學性。環境法的確立是建立在一定的道德基礎之上的，專家學者進行立法之后，可以以確立的道德基礎為起點，對法律內容進行評判，判斷其是否合理是否適用，這是為了最大限度的保全人類的整體利益。當前我們所處的環境由于地球的連通性，可以將其稱之為“環境共同體”，人類處于并將長期處于此環境共同體之類，環境共同決定了所有人類的整體利益共同。人類社會中存在的企業、集團、國家等組織與自然環境也有一定的利益關聯，人們從環境的健康發展中獲得一些便利，例如新鮮的空氣、溫暖的陽光等，在享受這些便利的同時，也需要人們對此進行一定的付出，為保障環境的可持續發展而共同努力。想要繼續享受良好的環境為生活帶來的便利就需要人類盡自己應盡的義務。環境法的基礎設置方式就是依照權利與義務的協調性設置的，在環境責任的基礎之上設置相應的環境醫務，在義務的基礎之上確立對環境管理的權力及監督環境保護工作的權利。還要根據環境責任的設置確定環境保護工作中的權利，并以此為依據設置政府各公共管理部門的義務與責任。
4 結束語
目前我國環境保護問題與社會經濟發展的矛盾日益突出，雖然我國的環境法學方法論研究工作已經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是我們應當在未來的研究工作者對自身的立場以及道德水平有更高的要求。尊重自然環境在環境法學研究工作中的主體地位，將法律完全的投入實踐中去。并要在研究過程中做到專心學術，不受其他利益的牽絆，對環境價值予以肯定并從法律方面予以保護，對整體公民的環境權益實施大力度的保護。
作者簡介
此類教學環境設置的產生源于理論實踐分離的實驗室機房不能滿足教學同步進行的缺點。計算機類課程中很多科目都屬于實踐性非常強的科目，尤其是軟件操作類及計算機基礎類課程。此類課程沒有太多的理論內容，大部分內容都是實際操作。此類教學環境是多媒體教室和實踐機房的結合:教室前方配備多媒體控制臺、計算機、投影儀、音響設備等;教室主體為每人一機的學生端計算機。于此類教學環境下教學，教師的課程設計有了更大的發揮空間。以煙臺南山學院為例，目前該校所有計算機基礎課程全部在一體化教室進行。教師以案例引導、任務驅動的方式展開教學。教師利用電子教室軟件將教師端電腦的畫面廣播給學生進行案例效果展示、與學生共同進行案例分析與提示;之后斷開廣播，由學生在學生端電腦上按照案例效果與分析結果根據提示進行案例的自主學習;在此同時教師通過教師端實時監控所有學生端計算機，掌握學生學習進度、回答學生所問問題并及時進行輔導與解答;案例完成后，學生利用網絡資源自主進行開放式任務擴展，即完善了課程所學知識，又對案例內容進行了擴展學習，將所學知識融會貫通為己所用。充分發揮了計算機類課程特點，使課程效果大幅提高。
二、基于網絡的自主學習環境:
隨著科技的進步，各門學科都產生了其學科本身特點所決定的深層次的變革。高校學生在知識獲取過程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開闊性與實時性變化。學生的學習再也不像以前一樣局限于教師授予和課本介紹，不論哪個學科學生學習過程中所要涉獵的知識越來越廣闊，甚至連圖書館藏書都不能滿足學生實時的需要。而基于此問題應運而生的基于網絡的自主學習環境的建設就是各高校在現階段需要完成的重點問題。
首先，基于網絡的自主學習環境的建設的第一方面就是教學資源的準備。在網絡技術與信息飛速發展的新時期環境下，教師的教學資源不僅僅局限于授課過程中使用的講稿與電子課件，而要根據學生學習需要建立起適合學生隨時自主學習的網絡教學平臺。教師將課程相關的教學大綱、教學計劃、實驗素材、課程要求、操作步驟、重點講解等內容公布于網絡教學平臺，供學生隨時下載與練習，跨越了空間與時間的限制，使課程開展于學生可供選擇的隨時隨地，大大提高學生學習的自主性。
其次，基于網絡的自主學習環境的建設促進了學生與教師之間的課下交流。學生在自主學習的過程中經常會遇到各種各樣的難題，如果不能及時與老師進行交流而是必須到教師規定的答疑時間與答疑地點進行解答，問題就累積起來，影響繼續學習的進度。教師可以將學生在線提出的問題進行分類整理，進一步掌握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遇到問題較多的內容，通過論壇的方式在線與學生進行課程討論，擴大學生的知識范圍、開闊學生學習與教師課程設計思路，在實際課程中進行重點與難點的側重講解與鞏固，提高教學效果與質量。
環境設計專業下的裝飾壁畫課程，人才培養和教學內容定位必須適應環境設計行業的需要和專業的發展。通過近些年的專業就業回訪，我們發現在長三角地區，用人單位對環境設計專業設計師的定位是具有設計創造能力、整合能力及具備審美素養的創新型、應用型人才。由此可見，裝飾壁畫的教學中必須融入提升學生創造能力及審美能力的具體教學內容。另一方面，作為環境設計專業的輔修課程，裝飾壁畫僅48課時。有限的課時量導致傳統的壁畫類應用技法的學習無法大規模展開，教學的重點轉向裝飾壁畫的創作思維方法、畫面構圖、色彩等基礎知識以及引導學生了解、掌握在不同環境下各類型材料的繪制表現方法，從而提升學生的獨立創作能力以及協調合作能力等。體現在教學課時分配比重上，裝飾壁畫設計稿的內容要多于裝飾壁畫的繪制技法。在教師講授部分，教師通過對一些經典裝飾壁畫的評析，使學生能夠直觀地了解裝飾壁畫的基本理論知識，培養學生感受、鑒賞藝術美的能力，使學生樹立正確的審美觀念。在教學實踐環節，前期創意草圖部分主要以手繪形式在課堂討論中完成，進入設計稿環節則以電腦繪制為主，手繪、掃描復印等多種方式為輔，完成主體性裝飾壁畫稿創作。到后期壁畫制作環節，則由學生自主在重彩、丙烯、瀝粉或馬賽克綜合材料等裝飾壁畫繪制手法中選擇一種，在教師的指導下完成主題性裝飾壁畫的制作。
二、啟發式教學理念
裝飾壁畫課程的特殊性在于兼具較強的實踐性和創造性兩方面的主要特征，這對學生以及教師都提出了較高的要求。所以，教師教學的重點在于如何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而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是否具有積極性，直接影響對其動手能力和創造性的開發，進而關系到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的效果。作為一門專業輔修課，將啟發式教學理念植入課堂可以很好地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在裝飾壁畫設計稿設計過程中，可以植入啟發式教學理念，將學生有限的知識基礎最大化拓展，引導學生舉一反三。如，啟發學生將保羅•克利的畫面造型語言與中國的甲骨文造型進行比較，進一步解讀西方現代繪畫中點、線、面在畫面構圖、形式語言中的裝飾性，并繪制以“當保羅•克利遇見東方的甲骨文”為主體造型語言的壁畫稿。教師要努力營造多種創想氛圍和模式啟發學生的興趣，幫助學生發揮學習的主動性。通過實踐活動，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當然，還要注意一些接受能力較弱的學生，先以調整其心態為主，再分別輔導，以免使這些學生失去學習的主動性。
三、材料媒介的拓展與表現
因為課時量和教學空間等方面的限制，裝飾壁畫實踐教學中所涉及的裝飾壁畫材料一般是比較傳統的繪畫材料，如丙烯顏料、國畫顏料、石膏板、高麗紙以及木板等。但隨著時代的發展和設計觀念的不斷更新，綜合材料與工藝方面呈現出多元化和多樣化特征，這是現代裝飾壁畫的亮點所在，也是將來裝飾壁畫的發展趨勢。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應當向學生強調綜合材料對于壁畫及周邊環境最終視覺效果的影響力和重要性，并帶領學生到施工現場或材料市場學習和認識各種材料的特征及其在裝飾壁畫中具體運用的方法和最終呈現的效果，教育學生將材料的性能與造價成本放在同等重要的考量位置。在繪畫材料上，除了傳統的各種繪畫顏料以外，還有油漆、涂料、硅藻泥等材料，泡沫、大理石、玻璃、塑膠、貝殼、樹葉等也可以作為繪制材料，使用剪貼和拼接的方法制作裝飾壁畫；在表現工具上，除了毛筆，各種刷子、噴槍、叉子、鑿錘、刮刀、針甚至竹刀都可以被作為制作特殊效果的繪畫工具；平涂、勾線、拓印、噴濺、皴、掃擦、流色、編織、堆砌、鍍金鑲邊等手段，往往可做出各種生動的肌理效果。教師要鼓勵學生勇敢嘗試不同的材料與造型，激發學生的創造力，發揮他們的主觀能動性，使其創作出不同風格和類型的裝飾壁畫作品，達到材料、作品與環境三者的完美統一。另外，在課堂練習中，裝飾壁畫載體的拓展也應該是教師重視的問題。學生不能將目光停留在紙上或是畫框上，教師要引導學生從室內空間、環境氛圍、裝置藝術等多方面嘗試裝飾壁畫載體的拓展，這樣不但可以開拓更為廣闊的載體空間，而且更切合專業特點，從而創造出更好的作品。在裝飾壁畫的制作環節，教師可以突破架上繪畫的材料限制，要求學生在教學樓走廊的墻壁上進行裝飾壁畫的繪制。同時，教師要引導學生充分比較在畫框繪制與墻壁繪制的不同感受，并要求學生考慮在墻壁上繪制過程中如何協調光線、材料、色調、構圖以及表現方法，如何更好地適應和滿足使用者的需求，從而使作品產生最佳的視覺效果。
四、注入地域性設計文化元素
全球化是當今的時代潮流，同樣也是藝術設計學科的發展趨勢。在順應全球化與傳承本地區優秀文化的同時，為了避免因國內藝術設計院校數量不斷增長而產生的教育雷同化問題，一定要考慮設計教育的特色性和針對性。地域文化一般是指“本地區源遠流長且獨具特色，傳承至今仍發揮作用的文化傳統，是特定區域的生態、民俗、傳統、習慣等文明表現”。①它是地域范圍內的人們在長期歷史過程中創造出來的物質和精神財富的總和，以飲食、民間信仰、民間建筑等各種形式直觀地表現出來。就整個環境設計專業而言，結合地域性設計文化元素已成為高校專業教學中非常重要的研究課題。裝飾壁畫作為傳達城市文化內涵和人文精神的載體，研究者更應該注重其在地域性特征和元素上的體現。所以，在裝飾壁畫課程的教學實踐中，教師應該依托地緣文化優勢及地域民間美術的獨特性，在保持裝飾壁畫課程教學的基礎上，在課后作業中增加本地調研部分，讓學生在具有一定地域性設計文化背景的基礎上進行命題創作。如，引導學生將本地的歷史文化建筑造型進行抽象、概念化的表達，使之成為文化符號，運用于裝飾壁畫的創作。
五、結語
1.旅游開發對非生物類旅游資源的影響
非生物類旅游資源包括水體、大氣與氣候、土壤與巖石等，既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重要載體，又是構成旅游資源與環境的最基本要素。隨著旅游業的發展，游客、車輛、物資等大量涌入旅游地，旅游區出現了水質惡化、大氣污染、土地板結、巖石(山體)坍塌等現象，這些對旅游資源構成了嚴重威脅。旅游對資源與環境的破壞，尤其表現在水體資源與環境方面。
2.旅游活動對生物資源和生物多樣性的影響
地球上有豐富的動植物資源，不但可以單獨成為人類的旅游產業開發和利用對象，而且還與非生物類旅游資源組合，構成了歷史文化旅游資源的重要依托或自然生態旅游資源的總體系。
二、旅游開發與環境保護的關系
旅游地生態系統是旅游資源與環境的同一體。與其他生態系統構成因子一樣，一方面旅游資源與環境的演變同樣也必須遵循生態學的基本規律。根據美國生態學家哈定和小米勒提出的生態學三定律，可得出三個結論：
1.旅游地生態系統中的所有事物(包括旅游資源及其各個構成因子)是相互聯系和相互影響的，旅游活動對旅游資源與環境的影響也不是孤立的。
2.旅游活動不能對旅游地生態環境中的生物化學循環有任何干擾。
3.旅游活動影響旅游資源與環境后會產生無數效應，其中許多效應是不可逆的。這三個基本結論給我們提出了對旅游活動進行管理時的基本原則和基本要求。另一方面，根據景觀生態學的理論，在旅游地這個生態系統中，由于旅游區劃而對旅游資源進行的分割構成了不同類型的景觀單元(即斑塊)，這些景觀單元的空間格局隨著生態過程的作用而不斷改變。
三、建立旅游資源與環境保護的制度體系
通過立法建立旅游資源與環境保護制度，實現對旅游活動的規范管理，是當前旅游資源保護和旅游業發展面臨的緊迫任務。立法必須建立在深入研究旅游活動對旅游資源與環境影響的基礎上，必須以生態學理論為指導，遵循資源與環境演變的自然科學基本規律，這樣才能保證旅游資源與環境保護制度的合理性和科學性，達到制定這些制度的根本目的。
1.旅游規劃制度
旅游規劃是指運用適當的經濟、技術手段，對旅游區的旅游資源、人力資源、資金與物力資源進行合理配置，以確定區域旅游資源的經濟開發目標，實現旅游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的協調。
2.旅游資源與環境影響的評價
制度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最早為美國所創設。《美國國家環境政策法》規定，對環境質量具有重大作用影響的聯邦建議、立法方案和重大聯邦行動都必須提出環境影響報告，包括該建議或行動實施可能產生的環境影響和擬議中的行動選擇方案。實施這一制度是對傳統決策機制的變革，是協調“人與環境”關系的一種新途徑和新方法，并已成為國際環境管理一種慣例。
3.旅游容量控制制度
保護生態系統的完整性，將人類活動控制在生態系統的承載能力之內，是實現系統與區域可持續發展的最基本的要求和首要條件。旅游容量控制制度，是指從這一制度出發，根據旅游承載能力確定旅游區的游客容量，對進入旅游區(點)人數進行控制的一項管理制度。這個制度在保護旅游資源、實現可持續旅游目標方面十分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