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9-12 18:02:52
引言：易發表網憑借豐富的文秘實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金融統計論文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內容，可隨時聯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加法——上海住房面積的統計是否超乎想象地簡單？
每年，上海政府部門都要公布上海的人均建筑面積、人均居住面積指標。其目的為說明人民住房水平在“節節高”、“年年高”，更為了彰示政府部門的業績。那么，“人均建筑面積”、“人均居住面積”又是怎樣得來的？得到那些數據又經過了怎樣艱苦繁復的調查和計算過程？
筆者為了驗證上海統計部門有關住房統計數據的準確性，曾經歷過了艱苦繁復的計算，但計算結果總與政府公布的數據大相徑庭。是一個突發的奇想，使筆者在半個小時內就算出了與統計部門數據基本吻合的上海十年來的“居民住房總建筑面積”以及相關的“人均建筑面積”。其計算結果，“居民住房總建筑面積”與各類統計年鑒公布的相應數據平均只相差3.6%，“人均建筑面積”與建設部近三年的《城鎮房屋概況統計公報》中的相應數據百分之百相符。
是什么樣的“突發奇想”有如此神奇的效果？筆者是這樣“奇想”的：“嗎要那么認真？”鬼使神差，筆者信手將1995年以來每上一個年度的住宅建筑面積與當年竣工的商品住宅建筑面積相加，結果就與統計部門“統計”的“居民住房建筑面積”基本相符，再將統計年鑒中公布的“非農人口”與“居民住房建筑面積”相除，就得到了與建設部《城鎮房屋概況統計公報》數據一模一樣的精確到小數點后兩位的“上海人均住房建筑面積”！
當然，在1999年到2004年，筆者的計算結果與統計部門數據相比還略少些，多則少10個百分點，少則少5個百分點。于是，筆者再次“突發奇想”，“我如果把空置房、已拆遷房都拿來填空缺呢？”于是，“奇跡”再次出現——筆者“靈感”激發中計算得來的上海住房建筑面積就與政府部門的統計數據99%、100%地相符了！
難道政府統計部門是在如此搞笑的狀態下工作的嗎？
筆者不愿相信。
如果需要計算的是上海全部居住房屋總面積，那可以把上年的居住房屋面積加上當年的竣工住宅面積——竣工住宅面積指“報告期內房屋建筑按照設計要求已全部完工，達到住人和使用條件，經驗收鑒定合格，可正式移交使用的房屋居住面積的總和”（此解釋見由上海市房屋土地資源管理局和上海市統計局聯合編輯出版的年鑒類刊物《上海市房地產市場》，下同），但必須減去已經拆遷了的住房面積。然而這樣得出的全部居住房屋總面積數不能用作計算人均居住房屋面積的基數，因為當年和往年的竣工住宅中的沒有實現銷售的部分是不能按照已經移交使用的“人居房”來計算人均面積的。
如果需要計算的是上海已經實現了“人居”的全部住房面積，那么在每個當年度的竣工住宅中必須扣除還沒有發生“人居”的面積，并減去已經拆遷了的住房面積。請注意，如果扣除了每個當年度竣工住宅中的沒有發生“人居”的面積，在此就不發生“空置房”的概念——空置房指“銷售物業報告年度內某類物業經初始登記一年后未售出的數量”，該面積已經包含在初始登記年的竣工住宅面積中。
筆者“第一次奇想”時的計算方法謬誤在于：如果是計算全部居住房屋總面積，其沒有減去已拆遷房的面積；如果是計算實現了“人居”的全部房屋總面積，其一沒有減去已拆遷房的面積，其二沒有減去以往年度積存的空置房面積，其三沒有減去當年竣工住宅面積中沒有實現銷售的部分。
照筆者“第一次奇想”時的計算方法來計算“人均住房面積”，那是偷換了“人均住房面積”的概念——雖然統計部門沒有對“人均住房面積”的計算方法作出定論，但是，作為體現住房條件改善的最重要指標，人們對“人均住房面積”的約定俗成的理解就是已經實現了“人居”的房屋的人均住房面積！
筆者“第二次奇想”時的計算方法謬誤更是顯而易見——那是明知故犯了——不但不將這些沒有發生的、不存在的因素做減法，相反還把這些因素又做了一次加法！每一個按常規思維的人會為此感到不可思議。筆者同樣不信政府部門工作人員會故意這么做。這么做的后果是嚴重的，這使得上海在2005年時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積平添了13.33平方米——在把2005年全部竣工住宅作為已經實現了“人居”的前提下！因為1999年到2004年，上海城市的拆遷面積總和加上每年空置住宅面積的累計數是5520萬平方米，這些數字不扣除，就是多計算了5520萬平方米未實現“人居”和已經滅失了的住房面積，這些數字還要再加一次，那就是在1999年到2004年，多計算了5520×2=11040萬平方米未實現“人居”和已經滅失了的住房面積；同樣，在1996年~1998年以及2005年的住房面積中，也因為沒有扣除拆遷面積和空置住宅面積，導致多計算了4278萬平方米的未實現“人居”和已經滅失了的住房面積，只不過沒有再重復加一次而已。這樣，1996年到2005年每年多計算的“人居”住房面積累計一共是11040萬+4278萬=15318萬平方米——2005年竣工面積中的未實現銷售部分還未計算在內，2005年上海的非農業人口是1148.94萬，15318÷1148.94=13.33，這13.33就是按照筆者“搞笑計算法”計算出來的屬于“多算”的人均建筑面積！
筆者相信政府工作人員不會這么搞笑，筆者也認為，計算結果一樣不等于計算過程一樣，但是，由于政府部門對住房面積的計算過程不見公布，作為上海市民，希望能看到政府統計部門對于上海住房面積的計算過程。
筆者的計算過程見表（一）、表（二）。
表（一）、上海居民“人居”住房面積計算過程表(與統計部門的統計結果相符)單位：萬平方米
注：1.“統計部門提供的市區住宅建筑面積”中，97、98、99三年的數據來自《上海投資建設統計年鑒》，其他數據來自年鑒刊物《上海市房地產市場》。2.“當年商品住宅竣工面積”來自年鑒刊物《上海市房地產市場》。
3.此表中的已拆遷住宅面積和空置住宅面積不包括1976、1997、1998、2005年數據，這些數據見表三和表四。已拆遷住宅面積來源：見《上海市房地產市場》，空置住宅面積來源：2000年前數據見《上海統計年鑒》，2000年后數據散見于媒體報道的官方統計數據。
4．撤縣改市增加的住房面積中，99年數據是指青浦、松江的住房面積，2002年數據是指南匯、奉賢的住房面積，2003年數據是指崇明的住房面積。數據來自《上海統計年鑒》。
表（二）、2003~2005年上海城鎮人均住房建筑面積計算表(與統計部門的統計結果相符)
數據來源：《上海市房地產年鑒》，2005年數據見《上海統計年鑒（2006）》
2．搜集了自2000年到2005年由政府部門認定的每年的空置住宅面積數據。
之所以稱為“搜集”，是從2000年開始，《上海統計年鑒》就不再公布每年的空置住宅面積，《上海市房地產年鑒》也不見公布。現在統計部門公布的居民居住房屋總面積中是把空置住宅也當作已居住的房屋面積計算的（年鑒刊物《上海市房地產市場》明確居住房屋面積中包括空置住宅面積），但是就常識而論，空置住宅面積是不能作為“居民人均建筑面積”來充數的。所以，筆者要把空置住宅面積剔除出人均居住面積指標體系。雖然統計部門關于空置量的計算自1999年以來都是“根據上市量與銷售量的變化判斷空置量的增減或升降趨勢”，然而，有總勝于無。空置住宅面積見表（四）：
表（四）、商品住宅空置面積（95-2005），單位：萬平方米
注：1.2005年空置住宅面積根據當年商品房空置面積536.56平方米的60%計算。
2.對于空置量的概念和計算方法，2000年到2005年的年鑒類刊物《上海市房地產市場》均這樣注解：“空置量是銷售物業報告年度內某物業經濟竟初始登記一年后未售出的數量（建筑面積）。由于本市樓宇個數眾多，目前根據上市量與銷售量的變化判斷空置量的增減或升降趨勢”。
3．計算了不應該當作“居民居住水平提高”來展示的住房面積增加因素。
上海市區居住房屋面積增長由多種因素造成，并非所有的增長因素都是“住房改革的成果”，有些增長甚至還是住房改革導致的“后果”。因此，不論是住房總面積增加還是人均住房面積增加，并非都能為之歌頌的。
筆者先計算了從1993年浦東新區成立以來，在撤縣改區過程中新增加的原縣屬城鎮住房面積。
1991年浦東新區成立前，上海市區區域面積是745平方公里，九個郊縣的面積是5590.5平方公里，到2005年，上海市區區域面積是5155平方公里，一個郊縣（崇明縣）的面積是1185.49平方公里；1991年時市區戶口數是269萬，郊縣戶口數是167萬，當2005年，市區戶口數是468.1萬，郊縣戶口數28.6萬。這樣的變動當然會對市區住房總面積產生影響——光從1997年金山撤縣改區起算，到2002年上海先后有松江、青浦、奉賢、南匯等整區建制的2000多萬平方米的原縣屬城鎮居民住宅面積并入了市區居民住宅面積，而崇明縣的鎮建制住房也有305萬平方米在2003年并入市區住宅面積。上海2002年的居住房屋總面積比1997年多了12677萬平方米，減去5434萬平方米的空置住宅、拆遷住宅面積，余下的住宅增加面積是7243萬平方米，這其中22%是原縣屬鎮居民住房劃并為城區居民住房所致。顯然，這些因行政區劃變動帶來的城區住房面積增加不能視作“住房改革的成果”，不能視作“居民居住水平提高”的佐證。
筆者再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計算了各社會層面擁有的房屋資源狀況。這個計算揭示了“人均住房指標”已經對國計民生的真實情況產生了誤導。在“住房商品化”前后擁有權力資源的家庭集中擠上了“單位分房末班車”，這是導致1998年到2001時上海居民住房面積激增的原因之一。在這個時期，商品住宅還輪不到普通市民來“商品化”——那時普通市民接受的“商品化”，不過是在1998年~2001年差價換房5000戶、10694戶、16941戶、10888戶，出售已購公有住宅10155套、19771套、43411套、69832套（見年鑒刊物《上海市房地產市場》）。最多是到1999年底，居民在出售已購公有住房后再購新房時“吸納新建商品房總建筑面積達250平方米”（《上海房地產市場（2000）》。1999年以后不見有關統計數了，但根據2000年和2001年居民出售已購公有住房560萬平方米的數據，那到2001年，全市居民在出售原有公房后再購置的新建商品房不過是10萬套左右。這就是住房商品化開始前后上海普通市民消化商品化住房的能力——2001年，上海城市居民中等收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1155元，恩格爾系數是47！
這個時期內銷商品房（包括住宅、辦公樓、商業用房，住宅面積平均占95%）的出售情況是：1997年出售3.76萬套，1998年7.46萬套，1999年11.95萬套，2000年16.16萬套，2001年20.01萬套，總共59.36萬套。其中外地個人購買6.61萬套，本地單位購買4.27萬套，本地個人購買48萬套（見年鑒刊物《上海市房地產市場》）。注意，1997年到2001年“本地個人”購買的商品房中購買的商品住宅是40萬套，而“本地個人”購買的套數其實是有假的，因為從1999年“住房商品化”政策起步開始，就有不少有“實力”有“勢力”的單位以事實上的單位出資來為少部分個人購置房產；而各級黨政企事業單位負責人，也在此時加緊讓自己的住房面積“達標”、“超標”，“達標”、“超標”的標準，是1995年頒布的滬房地改（1995）767號文件《職工家庭購買公有住房建筑面積控制標準》，在這個文件中，明確一般職工、干部和初級技術職稱人員可購買公有住房面積的上限是75平方米，科級干部、中級技術職稱人員、具有證書的高級工購買上限85平方米，縣處級干部、副高級職稱人員購買上限100平方米，副局級購買上限120平方米，正局級、正高級和享受正高級待遇的專業技術職稱人員購買上限140平方米。購買公有住房面積的前提是要首先住房要達到這個面積標準，不少掌握權力資源者趁機將自己的住房面積大大地上了幾個臺階，當他們將自己突擊得來的房屋用“購買公用住宅的標準價”買下，他們就擁有了比普通市民多得多的住房資產——他們才是住房商品化的最大得益者。
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到2000年為止，上海的中心城區和新建城區共有457.16萬家庭戶，其中15.5%家庭戶（70.6萬戶）人均建筑面積40平方米以上，這部分家庭戶擁有城區35.2%的房屋資源，這些家庭戶以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業、事業單位負責人為絕對主體；而人均建筑面積19平方米以下家庭幾乎全都是底層社會普通勞動者家庭，這部分家庭占到城區家庭戶總數的53.3%（244.1萬戶），他們擁有的房屋資源只占到24.8%，當時城區有80萬戶家庭、225.5萬人居住在人均建筑面積8平方米以下的居所，65.2萬戶家庭、183.1萬人居住在人均建筑面積9~12平方米的居所。
在以后的“住房商品化”過程中，“負責人”群體在家庭住房上占有的地段優勢更是遠遠超出了其在2000年時單純的面積優勢，這種地段優勢體現的商品化價值遠不是面積優勢體現的商品化價值所能比擬。因此，不分職別不分區域地段的籠統的全市性的人均住房指標已經失去了統計的意義、公布的意義。
需要指出，筆者曾經在有關投資建設統計年鑒（可能是《上海投資建設統計年鑒》？）中見過1994年~1999年的上海市區建筑面積、居住面積、市區人口統計數（見表五），不管數據是否準確，起碼，此表將人均居住水平指標是如何產生的過程透明化了。而現在的統計數據對于公眾來說，是從根本上缺乏透明度的。此次筆者能把上海的住宅建筑面積和人均住宅建筑面積算到與統計數據差不離，不過是“蒙”對了而已。
原表說明：人均居住面積一般以各類建筑房屋的實際建筑面積乘以各自平面K值折算成居住面積，與市公安局提供的年末長期人口數相除后求得。73年通過房屋普查，以實際測得居住面積計算。
但此表中的“市區人口數”在《上海統計年鑒中》中是找不到出處的。《上海統計年鑒中》提供的1994年到1999年的“非農業人口”與此表中的“市區人口”相比，少則相差4%，多則相差14%，“年末區人口”與此表中的“市區人口”相比，相差得就更多。
筆者叢觀歷年的住房統計數據，發現有的年份以“市區人口數”為人口計算基數（1994-1999），有的年份則以“非農業人口”為計算基數（2003~2005），而更多年份的人口計算基數還無從核對無從查找。這樣，上海的人均住房統計指標光是因為“人口數的統計口徑不同”，就已經沒有可比性了。
還有必要認真對待“人均居住面積”、“人均建筑面積”嗎？
“人均居住面積”、“人均建筑面積”還能反映絕大部分居民的真實居住狀況嗎？作為一個公民，筆者提請政府部門變更上海住房指標的統計方法。事實上，這并不是需要白手起家的作業——第五次人口普查已經提供了全國各地的非常詳細的住房統計資料，上海當然不例外。一個疑點：第五次人口普查中有關住房的數據為何不見引用？
2000年的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提供了非常詳細的住房統計資料。這個住房統計資料反映，在2000年，上海中心城區一共有627.92萬人，人均建筑面積15.85平方米；新建城區有657.21萬人，人均建筑面積27.45平方米，將城區人均建筑面積乘以人數，上海城區范圍內的住房建筑面積應該是27993萬平方米，比統計部門用因襲下來的統計方法計算出來的面積要多7128萬平方米——統計年鑒公布的2000年上海各區的住房建筑面積統計數是20865萬平方米。
第五次人口普查是“重大的國情國力調查，是和平時期最大的社會動員，涉及到社會的各個方面、每一個家庭和每一個人”，“對于全面實現我國現代化建設戰略目標，研究下個世紀的社會、人口變化情況具有重要意義”（見《國務院關于進行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的通知》）。通過這樣的調查得來的有根有據的數據卻不見引用，這又是為什么？
不解決為什麼人的問題，住房改革不可能成功
近年來，有關住房改革是否成功的討論進行得轟轟烈烈，筆者不諱言，筆者認為住房改革是失敗的。即使這樣，筆者還沒有對上海的居民居住房屋總面積和人均住房面積提出過懷疑，筆者還是相信政府統計部門是在嚴肅認真的工作態度下科學地得出這些統計數據的。但因為筆者搞笑般地計算了一番上海住房數據竟意外地與政府統計部門的計算結果相同，而這樣的計算結果是要讓上海的人均建筑面積平添出13.33平方米的，這不由得筆者誠惶誠恐——即使筆者認定住房改革是失敗的，也不希望以“統計部門多算人均建筑面積13.33平方米”來作為佐證呀！
筆者猜度，目前有關上海的住房數據可能是“數出多門”，卻缺乏對這些數據的整體性的把關。國家對房地產宏觀調控措施不能從根本上奏效，恐怕與我國的數目字管理的基礎還相當薄弱有關。現代化管理的基礎一是法治，二是“用數字說話”，從宏觀而言，一個國家的基礎數據管理情況和應用情況反映了一個國家現代化的水平。第五次人口普查得來的住房數據是基礎數據，而怎樣對這些基礎數據有效管理和應用，則是一個龐大的課題——缺乏管理，數據就只是一堆令人頭昏目旋眼花繚亂的阿拉伯數字。
目前郵政儲蓄銀行金融統計工作存在的問題
1.基層郵政儲蓄銀行沒有設置統計部門和統計崗位。長期以來，郵政儲匯局只是郵政局的一個內設部門，不是一個法人機構，郵政儲匯局的會計和統計數據都要并入郵政局的大賬當中，因此郵政儲匯局沒有專門的統計部門，也不設統計崗位，統計數據都是由會計人員兼職報送，但兼職人員無全科目上報金融統計數據的工作經驗，不具備必要的專業素質。
2.基層郵政儲蓄銀行仍然處于手工報表狀態，沒有自己的金融統計程序和數據傳輸網絡。從1986年開始，郵政儲蓄機構一直處于手工填報、手工匯總和手工上報的狀態，即使是2004年起建立了郵政儲蓄“全科目”報送統計制度，這種狀況也沒有根本改觀。再者，從數據報送方式上看，基層郵政儲蓄機構由于沒有建立與上級機構和與人民銀行的縱向和橫向統計數據傳輸網絡，統計數據只能通過電話和傳真等原始的報送方式報送。
3.郵政儲蓄銀行會計、信貸等部門信息系統滯后，無法滿足“全科目”報送統計制度要求。金融統計是以會計科目和信貸等各類賬戶信息為基礎的全面統計，在此基礎上形成各類統計報表。在郵政儲蓄機構一直沒有根據“全科目”統計報送制度建立相應的會計科目和信貸等相關的各類賬戶信息，使得郵政儲蓄統計無法獲得全面完整的各類相關信息，這也是郵政儲蓄“全科目”統計報送無法順利開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4.信貸“全科目”上報統計指標體系不完整，不能全面真實地反映郵儲機構的信貸業務開展情況。郵政儲蓄銀行成立之初，優先開展穩健經營低風險資產業務，并逐步開展各項資產負債業務。但目前，郵政儲蓄銀行信貸“全科目”統計指標中只對儲蓄、同業存款和應收款項等少數幾個指標有所反映，其他業務都通過“其他流動資產項目”軋平，不能全面反映郵政儲蓄銀行的各項業務。現以各基層郵政儲蓄銀行已經開展的小額質押貸款業務為例，據調查，基層郵政儲蓄機構報送統計數據時將其歸入“其他流動資產”科目，而沒有按照貸款用途歸入農戶貸款、個人消費貸款等貸款科目，從而造成地區貸款統計數據缺失。
另外，由于郵儲銀行已經開展了貸款業務，因此郵儲銀行應及時報送累放累收統計報表。因為累放累收統計數據更能全面真實地反映銀行貸款的發放、收回和周轉等流量變動情況。但是郵儲機構從2006年試點開展貸款業務以來，累放累收統計制度始終沒有建立起來，導致此項數據漏報。
5.現金收支統計一直沒有納入人民銀行金融統計體系當中，影響地區現金收支統計數據的完整和準確。據調查，郵政儲蓄機構從1999年開始采集現金收支統計數據，但是采集來的現金收支統計數據只報送給其上級郵政儲蓄機構，從來沒有報送給人民銀行。但是，由于郵政儲蓄機構與人民銀行及其他銀行有現金調繳款往來業務，為保證轄區的投放回籠數據準確，各地區人民銀行不得不將郵儲機構調繳款的發生數據虛擬填報到人民銀行現金收支統計報表中，并且用儲蓄存款收入、儲蓄存款支出等項目進行調平。這樣雖然保證了轄區的投放回籠數據是準確的，但是儲蓄存款收入、支出，匯兌收入、支出等現金外部統計項目不是完整和準確的。
6.中間業務統計制度沒有建立，不能全面反映郵儲機構的中間業務開展情況。在郵儲銀行成立之后，郵儲銀行除了開展傳統的代收代付業務以外，還將開展承銷發行、兌付政府債券、代銷開放式基金、保管箱服務等業務。但是郵儲機構始終沒有建立中間業務統計制度，不能全面反映郵儲機構的中間業務開展情況。
7.銀行監管統計沒有建立，影響對經營風險的評估和判斷。郵儲銀行經營的最終目標是建設成為資本充足、內控嚴密、營運安全、競爭力強的現代銀行。因此，郵政儲蓄銀行將與其他銀行一樣，在機構、業務和高管人員等方面依法納入銀行監管體系，并實行以資本充足率為核心的審慎監管。銀行監管統計是監管部門對銀行業進行監管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銀行業金融機構內部控制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郵儲銀行剛剛成立，內部控制制度正在建立，風險評估和預警機制沒有成型，因此相應的銀行監管統計自然也沒有建立。
完善郵政儲蓄銀行金融統計體系的建議
1.建立完備的金融統計管理制度和辦法。完備的制度是做好金融統計工作的基礎和保障。郵儲銀行應依據人民銀行和銀監會的金融統計制度及有關管理辦法，根據自身的特點，制定本系統金融統計制度和辦法，領導和管理本系統金融統計工作。金融統計制度和辦法應包括金融統計資料的管理和公布、金融統計部門的職責、統計人員的配備與職責、統計考核評比、統計監督和統計檢查等方面內容。
2.配備符合要求的專職統計人員。為高質高效地完成統計業務，必須改變目前郵儲機構統計人員由會計人員兼任的狀況。同時，配備的統計人員必須要具備良好的職業道德，具有必要的會計和統計專業基礎知識和一定的計算機操作技能。統計人員必須實行崗位培訓，未經崗前培訓或培訓不合格者不得上崗。
3.建立一套完整的金融統計指標體系，滿足各方面的業務需要。郵儲銀行要在滿足上報人民銀行和監管部門的統計數據和報表需要的基礎上，結合自身的經營特點和管理需求，建立一套涵蓋信貸業務統計、貸款累放累收業務統計、現金收支業務統計、中間業務統計和監管業務統計等方面的業務齊全、指標完備和編碼規范的金融統計指標體系。這樣一方面有利于保證上報人民銀行和監管部門數據的及時、準確和完整，另一方面有利于為提高自身經營管理水平提供更加詳實的統計數據和信息。
行為金融學風險管理理論是在傳統金融學風險管理理論的理論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傳統金融學風險管理理論憑借其理性原則對市場行為提出了理想假設，通過嚴密的數學公式，為金融決策提供了邏輯科學的數據參考。然而傳統金融學風險管理理論對于金融市場中存在的金融異像仍無法徹底的解釋。行為經濟學家將心理學理論融入到了對于金融投資者的行為分析中，通過分析其心理變化對于風險管理的影響作用，實現了風險管理理論的新發展，進而產生了行為金融學理論。19世紀70年代，經濟學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風險管理理論。這些理論主要包括期望理論、行為組合理論、行為資產定價理論等。
二、傳統金融學與行為金融學風險管理理論的相同點
（一）傳統金融學與行為金融學風險管理理論的來源相同
行為組合理論是由傳統資產組合理論演化而來的，是對傳統資產自合理論的延伸。而行為金融學風險管理理論同樣是在傳統金融學風險管理理論的理論基礎之上而發展而來的。行為金融學風險管理理論并非完全脫離于傳統金融學風險管理理論，而是對傳統金融學風險管理理論不足與缺陷的有效補充。例如，對于理性人假設理論，行為金融學認為人存在理性的一面，同時也存在非理性的一面。而對于市場有效性理論，行為金融學針對傳統金融學理論中套利方面存在的問題進行了一定的改正。行為金融學風險管理理論與傳統金融學風險管理理論在某些問題的看法上是有著一致性的。
（二）傳統金融學與行為金融學風險管理理論的切入點相同
行為金融學與傳統金融學對于風險管理理論進行研究的切入點，均是構筑在對市場主體決策行為、市場運行狀況、證券市場的價格波動、投資者的市場活動等研究的基礎之上的。行為金融學風險管理理論與傳統金融學風險管理理論同樣認為人是對市場活動造成影響的關鍵因素，并以人為中心，對市場中人的風險決策行為與心理進行分析，采用理論模型實現市場風險管理的量化。
（三）傳統金融學與行為金融學風險管理理論的研究手段相同
行為金融學與傳統金融學對于風險管理理論的研究手段，均是以一種經濟學假設為理論基礎，并在此基礎上構建理論模型。理論模型的可靠度均取決于所參照的假設條件是否與市場實際相近似。行為金融學風險管理理論與傳統金融學風險管理理論的研究方向均是從對市場個體的決策行為，到個體行為對市場的影響，再到市場整體，且均是以金融市場的實際情況為依據，對金融市場的異常現象進行解釋，以這種方式接受市場的考驗。
三、傳統金融學與行為金融學風險管理理論的不同點
（一）傳統金融學與行為金融學風險管理理論的基本假設不同
傳統金融學風險管理理論以市場有效性假設與投資者的理性假設作為理論依據。傳統金融學風險管理理論認為，投資者的理性使其能夠在投資市場中，抓住任何一個非理性投資行為所帶來的套利機會，進而造成非理性投資者在市場投資中出現利益損失，最終從競爭市場中淘汰。然而行為金融學則與其站在不同的角度上，其認為非理性投資者與理性投資者之間，由于存在市場信息披露不均衡的情況，使兩者所掌握的市場信息不相等。因此行為金融學風險管理理論認為傳統金融學風險管理理論的市場有效性假設并不成立，該假設并沒有滿足成立的條件。市場是非有效性的構建了行為金融學風險管理理論的基本假設。傳統金融學風險管理理論認為，市場中所有參與的投資者均是理性的。理性的投資者以資本資產理論、期權定價理論、套利定價理論、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等作為決策依據，在資本市場中謀求利益的最大值。投資者在資本市場中進行投資時所暴露的情緒與心態即是投資者的價值感受。而行為金融學風險管理理論則認為，市場中的投資者存在四類不同的情緒與心態。這四類情緒與心態包括避害大于趨利、減少后悔及推卸責任、追求時尚及從眾心理、過于自信。投資者的投資行為往往會受到這四類情緒與心態的支配，進而影響投資者在市場中的投資決策，使投資者的決策行為具備一定的特性。這些特性包括投資者在市場中的決策行為存在多變性與多元化，且這種行為通常形成于投資決策的過程當中；投資者的決策行為具有很強的適應性，其行為的性質與決策的環境會對投資者的決策方法與過程造成一定的影響；投資者的行為更趨于滿意性，而非最優化原則。這些特性導致投資者往往不愿意按照金融學定義上的最優化數學模型進行投資決策。因此行為金融學風險管理理論認為傳統金融學風險管理理論中投資者是理性的假設并不成立，其認為投資者應是基于價值感受的非理性。因此非理性的投資者構建了行為金融學風險管理理論的基本假設。
（二）傳統金融學與行為金融學風險管理理論的理論基礎不同
傳統金融學風險管理理論是以套利定價理論、期權定價理論、資產組合理論、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作為理論基礎。而行為金融學風險管理理論則在此基礎之上，對心理學、行為學、社會學等理論進行了借鑒。行為金融學風險管理理論主要通過對市場主體的決策行為與心理因素等特征進行研究，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自身的風險管理體系。傳統金融學風險管理理論假設投資者是在風險規避、理性預期的前提下，將預期效益最大化，而忽視了投資者決策行為與心理因素的影響作用。
（三）傳統金融學與行為金融學風險管理理論的理論模型不同
傳統金融學風險管理理論的理論模型主要包括資本資產定價模型、期權定價模型等。而行為金融學風險管理理論的理論模型則主要是行為資產定價模型，該模型是從資本資產定價模型進一步發展而來的。不同于資本資產定價模型，行為資產定價模型認為，并不是所有的投資者都是理性的。該模型認為投資者可以被分成兩種類型。這兩種類型分別為制造噪音的市場投資者與提供信息的市場投資者。制造噪音的市場投資者不以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理論為理論基礎，往往會導致其出現各種認知上的錯誤與偏差，進而受到各類錯誤與偏差的影響，做出錯誤的投資決策。而提供信息的市場投資者則是在嚴格遵照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理論的基礎上，對投資組合的方差與均值進行關注，不會遭受自身投資認知偏差對自身投資的影響，進而做出理性的投資決策。制造噪音的市場投資者與提供信息的市場投資者在資本市場上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共同決定了市場的定價趨勢。當制造噪音的市場投資者成為市場中具有代表性的投資者時，市場將呈現無效率的狀態；而當提供信息的市場投資者成為市場中具有代表性的投資者時，市場將呈現有效率的狀態。行為資產定價模型認為，證券市場的預期收益決定于均值方差有效組合的切線斜率。然而在證券市場受到制造噪音的市場投資者的影響時，均值方差有效組合與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中市場組合將不相等。
四、對傳統金融學與行為金融學風險管理理論對比研究的啟示
行為金融學的研究過程是以心理學的研究成果為依托，同時結合現實中資本市場的實際情況進行分析研究。行為金融學已受到越來越多投資者的信賴。投資者根據行為金融學理論基礎，自創出了一系列創新的投資決策手段，并且通過該手段在市場中的應用，實現了一定的收益。這些投資者通常將自己的投資策略建立在假設市場其他主體不變的前提下，而當市場其他主體應用與其不同或相反的投資手段時，投資者往往會處于十分被動的不利位置。而行為金融學風險管理理論的誕生，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這一不足現象，對投資者未來在市場中的投資決策有著積極的引導作用。行為金融學風險管理理論的大力推廣，使廣大資本市場中的投資者在很大程度上對行為金融學理論的基礎有了一定的理解，使投資者在市場中的投資決策對心理因素的依賴逐漸降低。因此只有不斷的完善行為金融學風險管理理論，并使其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才能對金融市場的投資決策、金融市場的投資管理、金融資產的創新經營帶來正面與積極的影響。隨著市場的不斷發展，金融市場仍會逐漸向市場有效性假設的方向發展。這時，資本市場將慢慢轉變成客觀存在的有效性市場，這一客觀事實將導致行為金融學風險管理理論對金融市場的引導作用慢慢消亡。按照行為金融學的研究結果，投資者在接受到資本市場上的信息后，由于自身的投資經驗等其他因素的干擾，往往會根據發行者的宣傳效應，過高或過低的對市場上發行的金融產品進行估價。而根據資本市場的驗證結果，投資者往往會對自己的投資決策行為存在一定的認知誤差。因此投資者應清醒的認識到，傳統金融學風險管理理論基本假設中投資者是理性的假設是站不住腳的。在實際的投資決策中，投資者往往會受到來自心理、自身經驗等較多因素的影響。投資者需要對自身在投資決策中的情緒與心理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并掌握自身情緒與心理對投資決策過程的影響。投資者應清醒的認識到自身在投資決策上的失誤，將導致自身的利益損失將成為其他投資者的利益與利潤。資本市場的投資者應通過坦誠自身非理性的弱點這一事實，不斷強化自身的風險意識。投資者應針對每一次投資決策，充分的做好事前的風險預測與風險控制。在投資決策實施后，市場出現波動時，投資者應努力學會對自己的情緒與心理進行有效的控制，防止自己做出非理性的錯誤決策。在實際的資本市場中，投資者的行為存在著較高的復雜性。不同的投資者會按照自己過去的投資經驗，對市場中的金融產品做出自己的初步分析與判斷。在投資決策的過程中，投資者的心理決策變化同時也在不間斷的發生。投資者的投資決策行為不僅僅會受到自身心理變化的干擾，同樣也會受到來自外界的影響，包括市場規范、市場其他個體等。因此風險管理的決策過程也具備著一定的復雜性。針對風險管理中存在的可變因素，不能僅僅參照傳統金融學風險管理理論的研究結果，其研究結果往往對于市場異像無法進行有效的解釋。行為金融學風險管理理論應從市場環境等外在各種因素進行綜合分析與考慮。證券市場的不斷發展壯大，對金融市場的風險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戰，這使得風險管理理論不斷的被應用于市場實踐中。證券市場的不斷優化與升級，使得風險管理理論的理論框架、理論內容、管理結構等各方面均面臨著巨大的改革。行為金融學風險管理理論的研究，應從更全方位的視角，通過不同的理論體系，開創新的研究思路，使原有理論體系得到完善與發展。
五、結束語
內容摘要：防范銀行會計風險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到銀行工作的方方面面。本文對我國銀行業會計風險產生的原因進行了深入分析，指出應盡快健全銀行會計監管體制，構建高效的會計風險監督保障系統，進一步加強銀行會計信息的披露與揭示，提高銀行從業人員的素質,有效化解當前我國商業銀行的會計風險。
關鍵詞：銀行風險會計防范
隨著銀行經營環境的不斷變化和銀行間競爭的日益激烈，我國銀行業面臨的風險日趨多樣化，特別是會計風險問題，受到銀行業內高度重視。近幾年金融系統案件頻繁發生，大多源于會計監督乏力。因此，加強銀行會計風險的防范是我國當前金融風險防范的重中之重。
一、銀行業會計風險產生的原因分析
（一）外部政策環境不完善
實行新會計制度后，銀行記賬原則由“收付實現制”變成“權責發生制”，權責發生制未將會計謹慎性原則貫穿于業務發展的始終。謹慎性原則作為企業對不確定事項采取穩妥謹慎態度的一種必要的反映，是企業在市場經濟環境下，為應付復雜多變的外界環境，將風險損失盡量減少到最低限度的一項會計政策，是風險控制在會計核算上的具體運用。它體現了會計實踐的一般規律。在銀行會計的核算中，采用符合謹慎性原則的會計處理與報告方法，可以有效地防范與抵御銀行風險，而不采用會計謹慎原則來指導銀行經營行為，小則事關銀行自身的厲害得失，大則事關整個金融業的安危和整個社會經濟的穩定與否。所以，只重視權責發生制而忽略謹慎性原則對防范經營風險極為不利，甚至直接導致風險。另外國家對金融機構監管缺少經驗，監控力度不夠，措施沒有及時到位，因而很難在風險處于萌芽狀態時進行有效的防范和控制。再則，金融改革后，對金融會計在金融機構中的作用認識不夠，有關法規不夠健全，管理制度滯后，直接制約著會計職能的發揮，會計僅限于記賬、算賬、報賬，而忽略了事前預測、事中參與決策、事后分析評價的管理功能。
（二）內部稽核不力
雖然近幾年來我國銀行界對內控制度的建設空前關注，然而各銀行卻沒有根據經營環境的變化對內控制度資源進行合理的配置，使之系統化、程序化。一方面，銀行會計內部控制目前仍作為一個個被分解的單元分散在各項管理制度之中，如會計內控制度規定了不同崗位的職責，不相容業務的分離，業務程序的先后制約，卻未形成一套生產流水線式的防范風險程序（一般應由目標系統、決策系統、執行系統和監督系統組成），難以及時發現和處理存在的問題；另一方面，相互制約機制不健全，一些重要職責和崗位沒有嚴格分離，混崗或集多職于一身的現象時有發生，一些銀行分支機構缺乏有效的內部管理部門，對主要負責人和決策管理層的權力缺乏必要的監督制約措施，常常出現“控下不控上”的局面，使內控制度形同虛設，留下事故隱患。
（三）銀行從業人員素質偏低
近年來，國有獨資銀行在快速商業化的變革中，為搶占市場份額，實行外延式急速擴張的策略，真正精通銀行會計業務的專門人才嚴重不足，一些新手未經崗位培訓，對于各項規章制度，操作規程沒有很好的掌握，缺乏風險防范意識和能力，致使會計核算的隨意性較大；另外，在會計隊伍趨向年輕化的同時，也容易受社會上拜金主義思潮的影響，從而在會計業務操作中違規甚至違法。
二、防范銀行業會計風險的對策建議
（一）健全適應銀行經營要求的會計監管體制
加強銀行業的會計監管，不僅需要規范監管標準、統一監管規則、完善監管政策，而且要求銀行業與銀行監管部門的分工進一步明確，使銀行業把更多的精力投身于風險管理工作。
銀行業的監管應該保證透明化和市場化。監管項目應該以銀行業最基本的指標，如：資本充足率、股權結構、儲戶的資金安全性等為準繩，監管標準對任何銀行都應該一視同仁。就目前來看，銀監會正致力于不斷提高監管水平，把精力主要放在具體政策和規定的制定上，這與當前國內銀行業的發展階段與管理水平直接相關。但從長遠來看，有些具體的規定可以交給銀行自己來做，不需要強求統一。因為銀行業的發展水平不同，有些銀行可以把規則制定得更細一些，而有些銀行可以把規定做得相對簡單一些，這有利于大幅度提升銀行業在金融市場上運作的獨立性，強化其風險意識，增強國內銀行業的整體抗風險能力。
銀行業的研發分工需要進一步優化。目前，我國的銀行業除本行工作以外，還作了一些宏觀金融研究。在國外，這些研究往往不是由銀行來做的，而是通過國家宏觀經濟監管部門來提供數據，由其他各種學術性或非學術性機構來進行宏觀研究，銀行所關注的只是在這種宏觀背景之下，如何提升自身的風險管理能力的問題。因此，優化國內銀行業與宏觀監管部門的分工，使銀行業把更多的人力、物力、財力放在風險管理上，這對提高兩個部門的工作效率，提升銀行業的風險管理水平都大有裨益。
（二）構建防范銀行風險的監督保障系統全會計內部控制制度，重點應遵循以下幾個原則：真實性原則。內控制度建立應該從銀行的實際情況出發，根據機構規模和業務特點，制訂切實可行、便于實施的會計內控制度，以保證會計核算和結算的準確及時，防范銀行經營風險；規范性原則。各項會計業務流程按照會計內控要求予以規范，加強重要環節的控制，做到會計核算、財務核算、會計處理方法和會計信息的規范化，提高操作透明度；謹慎性原則。謹慎性原則是處理會計業務的基本原則，也是深化內控機制應嚴格遵循的準則。對會計業務處理必須實行交易授權，不得私自處理未經授權的事務。對重大會計事項實行審批制度，防止發生舞弊行為。
建立科學合理的內控機制，包括三個相對獨立的控制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在一線會計核算全過程中融入相互牽制、相互制約作用的制度，建立雙人、雙職、雙責為基礎的以防為主的監控防線。會計人員處理業務必須事前建立授權分責的記錄，以明確業務處理權限和應承擔的責任，對一般業務或直接接觸客戶的業務，均要經過復核，重要業務必須實行雙簽有效的制度，禁止一個人獨立處理業務的全過程。第二個層次是設立事后監督，事后監督是指通過完善各種現場、非現場的財務檢查制度，對會計部門各個崗位、各項業務進行日常性、周期性核查，建立以堵為主的監控防線。事后監督可以根據業務量狀況，設置相應的機構，組織一批業務素質高、思想品德好的人員，在規定時間內將全部會計業務重新進行一次復核性操作，以便及時發現和消除潛在的風險隱患。同時，對監督的過程和結果以及反饋要納入程序化、規范化管理。第三個層次是以現有的稽核審計為基礎，通過內部常規稽核、離崗審計、落實舉報等方法和手段，對會計部門實施內部最后控制。以上三個層次構筑的內控體系，對于及時發現問題，防范和化解會計風險，將具有基礎性的作用。
（三）加強銀行會計信息的披露與揭示
離開了來自銀行內部及時、可靠、完整的會計信息，金融風險的防范與控制就根本無從談起。為此，對來自銀行外部借款單位的會計信息應就其真實性、全面性和相關性提出相應要求。首先，考慮到目前我國企業虛假會計報表滿天飛、會計信息嚴重失真的現實情況，銀行在接受貸款申請時，應強制要求其報送經由注冊會計師審計驗證后的會計報表，并要求出具審計報告的會計師事務所承擔無限連帶責任。其次，銀行在接受企業貸款申請時，應要求所有的貸款企業必須提供現金流量表，并應將原先著重對企業利潤指標和靜態財務比率的考核，轉變為對現金流量指標以及與現金流量表有關的財務比率的考核上來。第三，鑒于我國企業編制與提供的會計報表過于簡化、信息含量低的情況，銀行在接受企業超過一定數額的貸款申請時，除要求企業報送主要會計報表以外，還應要求企業提供能詳細披露其償債能力的補充會計信息。
從銀行內部來看，要進一步修訂現行銀行定期編制的會計報表，要充分反映銀行表內業務的會計信息，同時要充分反映披露與銀行風險有關的會計信息，如風險資產總額及資本充足率、逾期貸款平額及資本風險比率、備付金及備付金比率、貸款風險集中度、貸款結構及不良貸款資產狀況以及對外投資可能發生的損失等。要全面推行現金流量表，以彌補目前報表難以反映的相關信息，即能夠向使用者提供銀行在會計期間內現金流量的情況，特別是能充分披露銀行在實行權責發生制時，收入、利潤中含有的應收未收部分所造成的收入與支出在實際收付上不對稱的有關信息。要充分披露表外業務信息，改變表外業務僅以會計報表附注的形式予以反映的現狀，應要求銀行編制一張表外業務情況表，增強表外業務的透明度，以全面反映表外業務的潛在風險。2006年公布的新會計準則對此已有所完善，這對防止行業風險，提升社會誠信度，促進行業的健康發展，提高與國外金融企業會計信息的可比性都將發揮重要作用。
（四）創建重視知識和人才的機制
當今社會，知識是創新的必備條件，人才是創新的主體。德才兼備的人才不僅是現代企業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根基，而且是構建企業管理體系，推動企業管理創新的中間力量。因此，重視知識和人才，造就優秀的人才，創建重視知識和人才的機制，是當前銀行業所面臨的一項迫在眉睫的、勢在必行的戰略任務。
首先，改革企業用人制度。在引入競爭機制，實行平等、公開的競聘上崗的制度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企業人才等級制度。管理者要知人善任，創造讓優秀創新人才脫穎而出人才機制，讓相應才能的人才處于相應的能級崗位，注意發現和使用那些具有信息意識、競爭意識、風險意識、創新能力、管理能力和公關能力的一批人，要揚長避短，量才為用，使人才配備盡量合理化，這是留住人才的有效措施之一，也是優化人才配置，提高銀行業風險防范水平的必備條件。
其次，創造良好的吸引人才的環境。如工資待遇、獎金制度、職位聘任、崗位責任制、成果評定與獎勵、住房標準等整套政策和辦法，千方百計吸引優秀人才從事企業工作，成為企業學術帶頭人、業務骨干和管理創新骨干。
【關鍵詞】分支行系統架構多實體銀行角色管理單證中心總分支架構
1引言
在當前銀行機構及業務大擴張下,實現銀行業務跨區域流水化作業處理,使業務處理達到規范化、標準化和高效化,不斷滿足銀行各項業務發展需要,實現降低成本,提高服務質量和服務效率,達到實現銀行經營綜合效益最大化目的。而這些均需要先進的銀行系統支持,而這種集中化跨區域的銀行系統,首先面對的就是多實體、多分支機構的系統布局。
2銀行系統架構案例分析
2.1多實體的基本布局
多實體的概念于系統中的實現,就是針對銀行中的層次細分(數據、機構、崗位與用戶)進行結構化與邏輯化的關聯,而在系統中提供了相應的參數來達成層次關聯的實現,這些參數包含:Unit、Role與User。
Unit:
Unit是實現系統多實體化的重要參數,其主要目的是用來設定每個運行實體的所能存取的數據表,與各個數據表的存放位置(數據庫與主機),系統中可以定義任意多個Unit,而每個Unit可以同時存取一個到多個數據庫,同樣的一個數據庫可以同時被多個Unit存取,借此系統就可以完成多實體運行環境中的數據分布/布置。
Role:
另一個實現多實體運行的參數就是Role,通過Role來定義各個崗位的職責(授權),崗位職責的變動、崗位的調動、變動均通過參數Role來實現。
User:
有了Unit(機構)與Role(崗位)的設置,也必須要有人(即用戶)去那個他所屬的機構報到與任職,而User這個參數除了用來設定用戶基本信息、密碼與安全策略外,就是巧妙的連串起Unit與Role,而形成了Unit、Role、User的三角關系。
所以可利用這三個參數的巧妙關系,根據行內的實際需要搭建起數據、機構、崗位與用戶的多實體分布狀態關系,以完成多實體運行機制的目標,并可運用在日后可能的進程的合并或分割的調整。而此類的運用在大銀行中就發揮得淋漓盡致,在銀行合并的過程,就牽涉太多太多機構的調整:有合并的、有分離的、有升格成外匯指定中心的(即單證中心,根據地區大小轄下有數量不同的分支機構),甚至也存在分離后降格成一般分支機構的,除了多實體運行的分布外,尚存在許許多多的資料重整。
2.2多實體機制的應用
單證中心的定位,組織架構的定位
單證中心是中心、成本中心還是利潤中心,在系統建設初始就需要定位,不同的定位對需求的導向會產生很大影響。如果是中心性質,單證中心就不存在任何賬務;如果是成本中心性質,單證中心有自己的賬務行,同時也負責表外記帳;如果是利潤中心性質,就需要考慮中心與經辦行之間的利潤分配問題。
業務框架的靈活調整
在單證中心的定位與組織架構確認后,就會對相關業務框架進行可能的調整,圖1是以信用證開證為例來說明可能的改變:
2.3多實體、多分支機構的模式轉換
一個支持多實體(Unit)、多分行(Branch)運行的系統,透過系統所提供的參數,在多實體、多分行的環境中,用戶可以根據實際需要來安排集中、分散或部分集中部分分散的運行環境,且由于透過參數的方式,系統也可進行分散向集中的靠近,或是集中向分散的分離。在公司的現有用戶中上述情況也都有發生過。
銀行組織結構中一般包括了機構、崗位、崗位職責、員工等基本要素,系統通過參數實現了這些要素的建立及變更,以實現組織結構的建立與變動。關系如圖2所示:
系統通過Unit參數來建立運行機構的實體如:總行、單證中心及各級分支行,并可設置每個運行機構的承做行代號、記賬行代號與該所屬運行機構下每個數據表所存放的數據庫(同時多數據庫支持),可通過Unit參數的設置與調整來實現分支機構的合并、升級、新增、撤銷。利用崗位職責參數來定義每個崗位(Role)的授權功能,而再以Role參數來設定每個機構(Unit)的職能(即操作功能)。
通過Role參數來定義各個崗位,并將已經建立好的FUNC(崗位職責)授權給各崗位。崗位職責的變動、崗位的調動、變動均通過參數Role來實現。
通過User參數來確定銀行的職員,并將相應的Role(崗位)及職員所在的Unit授權給相應銀行職員。銀行職員的崗位調動、新進職員、職員離職、職員在總分支行間的調動均可通過User參數來實現,并可設定用戶基本信息、密碼與安全策略。
經由參數的調整來實現運行模式轉換,系統可支持銀行所要求:從總分行式的運營模式到集中化處理運營模式(單證中心)的轉換,其中包括業務授權與崗位的轉換,也可透過Unit參數中對數據存放的設置來完成數據的轉換。
賬務核算機制的建立
在上述的單證中心定位明確后,與相應的架構調整完畢,接著就是賬務核算規則的訂立,與新核算規則下所引發的業務口賬務調整。在系統的設計上,僅需要對公共流程中的賬務模塊進行調整。
3結語
本篇主要設計一種多實體、多機構的系統架構模式來說明集中模式下的銀行系統作業。由于篇幅的原因未對具體架構進行更深層次的展開。
參考文獻
[1]徐權.利用綜合前置機實現跨系統的金融交易[J].中國金融電腦,2000,(04).
[2]層次化.模塊化并存[J].微電腦世界,2000,(40).
[3]劉廣云.銀行轉制的鑰匙──《走向商業銀行》評價[J].中國圖書評論,1998,(08).
[4]梁科.中心機房前置機群的優化整合[J].中國金融電腦,2004,(08).
關鍵詞:國際金融危機;珠三角;泛珠三角;區域合作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正席卷全球，“蝴蝶效應”進一步顯現。珠江三角洲（即珠三角）地區因為受到國際金融危機“蝴蝶效應”的影響，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如何擺脫金融危機對珠三角經濟的影響，推動區域經濟的協調健康發展是本文關注的重點。
一、珠三角共同發展的基礎和條件
1.珠三角自然條件和區位優勢
(1)珠三角、環珠三角、泛珠三角的概念界定。“珠三角”概念首次正式提出是1994年10月8日，廣東省委在七屆三次全會上提出建設珠江三角洲經濟區。本文中的珠江三角洲經濟區包括13個市、縣(區)：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門、東莞、中山、惠州市區、惠東縣、博羅縣、肇慶市區、高要市、四會市；而泛珠三角即廣東、廣西、福建、江西、湖南、海南、四川、貴州、云南9個省區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簡稱“9+2”。
2009年1月8，國務院《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綱要提出：到2012年，由廣州、深圳、佛山、珠海、東莞、中山、惠州、江門、肇慶9個城市組成的珠江三角洲地區率先建成全面小康社會，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達到80000元；到2020年，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達到135000元。
(2)珠三角的自然地理條件。珠江三角洲是熱帶性三角洲，因為它的地理位置是在北回歸線以南（小三角洲計），地貌發育上也有此特色，植被景觀更受其影響，發育為熱帶季風雨林植被。并且由于三角洲北面為粵北山區，對北來寒流起屏障作用，使熱帶植被能沿谷地侵入北回歸線以北山區。
全區面積占全省總面積的23.4%，人口占全省總人口的31.4%(1994年)，近年來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省國內生產總值的70%左右。珠江三角洲是全國經濟發展最迅速的地區之一。
2.珠三角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現狀
(1)經濟實現持續快速增長。2007年珠三角地區實現地區生產總值25415.45億元，比2006年同比增長了16.2%。
(2)外向型經濟總體水平較高。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國民生產總值約一半是通過國際貿易來實現的，外貿出口總額占全國的10%以上。不少企業的絕大部分產品供應國際市場。珠江三角洲地區發展外向型經濟的基本途徑是從境外引進資金，先進的技術、設備和管理。
珠江三角洲地區充分發揮毗鄰港澳的地緣優勢和僑胞遍及世界各地的有利條件，以國際市場為導向，以國內市場為依托，推動外向型經濟高水平、快速度發展。2007年珠江三角洲地區出口貿易總額高達3540.85億美元，比2006年同比增長了22%；實際利用外資151.88億美元，對外依賴程度較高。
（3)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產業結構。珠江三角洲地區自改革開放以來，主要承接了大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占較大比重的機械電子項目中，約半數以上為勞動密集型。而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結構難以消化日益上升的勞動力成本和相關的生產要素成本，導致珠三角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日漸消弱。
二、國際金融危機對珠三角經濟的影響
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廣東省近日宣布，全省08年1-9月企業關閉總數為7148家，關閉企業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區，關閉企業數包括關閉、停業、歇業和搬遷。其中關閉數量較多的地市分別是東莞市1464家、中山市956家、珠海市709家、深圳市704家、汕尾市587家、佛山市526家以及潮州市432家。
金融危機對珠三角經濟的影響可以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出口增速明顯回落并影響到珠三角整體經濟的增長
金融危機惡化了全球經濟，作為拉動宏觀經濟的三駕馬車，進出口方面增長明顯放緩,2007年進出口對GDP的貢獻率為2.3%,2008年前三季度卻只有1.2%。珠三角地區對出口的嚴重依賴使得出口下滑必將帶動整體經濟下滑，2008年上半年廣東地區GDP增速只有10.70%，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基本持平，較2007年低約4個百分點，這是廣東省多年來的最低增長，不再繼續多年來增速持續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歷史趨勢。
2.大量企業倒閉導致勞動力需求減少，就業壓力凸顯
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大量出口導向型中小企業面臨著破產倒閉的壓力。一方面珠三角地區的企業大部分屬于加工貿易型企業，靠貼牌生產賺取加工費來獲取微薄利潤，但缺乏品牌優勢和技術優勢，產品附加值較低。在金融危機的形勢下這些加工貿易企業依靠規模經濟降低成本的空間有限，原材料和人工成本又在不斷上升，再加上人民幣的升值以及海外企業給予加工貿易企業的代工費用的降低等因素綜合作用下，企業利潤微薄難以為繼。很多外向型企業受金融危機的沖擊而破產倒閉，而這些企業絕大多數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這些企業的破產無疑將伴隨大量勞動力的失業。
受國內外嚴峻經濟形勢影響，關閉的企業絕大多數因規模不大、技術不高和經濟實力不強，沒辦法適應形勢的變化，導致企業停產關閉。此外，還有部分中小企業因提升產業檔次的需要，響應省委省政府的號召，有意識地將原有企業進行轉移升級。三、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必要性
在珠三角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各種資源匱乏和勞動力不足的現象已經嚴重制約了珠三角地區經濟的發展，因此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在這個時期顯得非常必要。本文從比較優勢理論、產業結構的合理布局、中心—理論等出發分析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原因如下：
第一，根據比較優勢理論：珠三角地區具有市場優勢和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而其他省區擁有資源優勢但工業化進程相對較低。那么優勢互補的原理是以珠三角的市場優勢再結合其他省區的資源優勢，以珠三角的經濟帶動能力促進其他省區的發展，實現泛珠三角區域內部的資源合理配置，在促進珠三角地區經濟持續發展的同時也加速了其他省區的工業化進程。
第二，從產業結構的合理調整和布局出發，泛珠三角區域要進行區域分工和合作。而產業轉移和產業合作是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主線。目前珠三角地區要加強核心層的整合和提升，就必須進行產業梯度轉移。因此要以產業發展較為成熟且合作水平較高的珠三角經濟為基礎，加大其他省區與珠三角產業的對接力度，主動承接珠三角產業轉移，實現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目的。
第三，根據“中心—”理論，由于“珠三角”缺少天然的內陸腹地，建立中心區域與內陸腹地的經濟聯系成為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所謂固定的“中心－”的關系，就是以廣東的珠江三角洲地區和香港、澳門組成的大“珠三角”地區為中心地域，以廣東其他地區和加入（9＋2）合作的八個省區為地區，在社會發展、產業合作、環境治理、人員流動、能源供應等多個方面形成固定的聯系，實現共贏，縮小差距，樹立合作典范。
而根據國務院《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珠江三角洲地區九市要打破行政體制障礙，遵循政府推動、市場主導，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協調發展、互利共贏的原則，創新合作機制，優化資源配置。要制定珠江三角洲地區一體化發展規劃。探索建立有利于促進一體化發展的行政管理體制、財政體制和考核獎懲機制。到2012年，基本實現基礎設施一體化，初步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到2020年，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從以上的理論分析和政府的政策導向中，我們也看到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也看到了政府在推動珠三角經濟的發展中所給出的政策支持。
參考文獻：
[1]王蘇生:金融危機對珠三角地區經濟的影響[J].特區經濟.2008（11）.
[2]劉梅生:世界新一輪產業轉移及珠三角產業結構調整[J].貴州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2005（3）.
[3]萬哨凱、夏斌.珠三角經濟區的形成因素及一體化發展方向研究[J].改革與發展戰略.2007（12）.
[4]尹科彭曉春:構建珠三角區域循環經濟圈[J].循環經濟.
[5]趙艷麗.解讀珠三角區域一體化[J].大經貿.2009（2）.
一、現代金融網絡系統典型架構及其安全現狀
就金融業目前的大部分網絡應用而言，典型的省內網絡結構一般是由一個總部（省級網絡中心）和若干個地市分支機構、以及數量不等的合作伙伴和移動遠程（撥號）用戶所組成。除遠程用戶外，其余各地市分支機構均為規模不等的局域網絡系統。其中省級局域網絡是整個網絡系統的核心，為金融機構中心服務所在地，同時也是該金融企業的省級網絡管理中心。而各地市及合作伙伴之間的聯接方式則多種多樣，包括遠程撥號、專線、Internet等。
從省級和地市金融機構的互聯方式來看，可以分為以下三種模式：（1）移動用戶和遠程機構用戶通過撥號訪問網絡，撥號訪問本身又可分為通過電話網絡撥入管理中心訪問服務器和撥入網絡服務提供商兩種方式；（2）各地市遠程金融分支機構局域網通過專線或公共網絡與總部局域網絡連接；（3）合作伙伴（客戶、供應商）局域網通過專線或公共網絡與總部局域網連接。
由于各類金融機構網絡系統均有其特定的發展歷史，其網絡技術的運用也是傳統技術和先進技術兼收并蓄。通常在金融機構的網絡系統建設過程中，主要側重于網絡信息系統的穩定性并確保金融機構的正常生產營運。
就網絡信息系統安全而言，目前金融機構的安全防范機制仍然是脆弱的，一般金融機構僅利用了一些常規的安全防護措施，這些措施包括利用操作系統、數據庫系統自身的安全設施；購買并部署商用的防火墻和防病毒產品等。在應用程序的設計中，也僅考慮到了部分信息安全問題。應該說這在金融業務網絡建設初期的客觀環境下是可行的，也是客觀條件限制下的必然。由于業務網絡系統中大量采用不是專為安全系統設計的各種版本的商用基礎軟件，這些軟件通常僅具備一些基本的安全功能，而且在安裝時的缺省配置往往更多地照顧了使用的方便性而忽略了系統的安全性，如考慮不周很容易留下安全漏洞。此外，金融機構在獲得公共Internet信息服務的同時并不能可靠地獲得安全保障，Internet服務提供商（ISP）采取的安全手段都是為了保護他們自身和他們核心服務的可靠性，而不是保護他們的客戶不被攻擊，他們對于你的安全問題的反應可能是提供建議，也可能是盡力幫助，或者只是關閉你的連接直到你恢復正常。因此，總的來說金融系統中的大部分網絡系統遠沒有達到與金融系統信息的重要性相稱的安全級別，有的甚至對于一些常規的攻擊手段也無法抵御，這些都是金融管理信息系統亟待解決的安全問題。
二、現代金融網絡面臨的威脅及安全需求
目前金融系統存在的網絡安全威脅，就其攻擊手段而言可分為針對信息的攻擊、針對系統的攻擊、針對使用者的攻擊以及針對系統資源的攻擊等四類，而實施安全攻擊的人員則可能是外部人員，也可能是機構內部人員。
針對信息的攻擊是最常見的攻擊行為，信息攻擊是針對處于傳輸和存儲形態的信息進行的，其攻擊地點既可以在局域網內，也可以在廣域網上。針對信息的攻擊手段的可怕之處在于其隱蔽性和突然性，攻擊者可以不動聲色地竊取并利用信息，而無慮被發現；犯罪者也可以在積聚足夠的信息后驟起發難，進行敲詐勒索。此類案件見諸報端層出不窮，而未公開案例與之相比更是數以倍數。
利用系統（包括操作系統、支撐軟件及應用系統）固有的或系統配置及管理過程中的安全漏洞，穿透或繞過安全設施的防護策略，達到非法訪問直至控制系統的目的，并以此為跳板，繼續攻擊其他系統。由于我國的網絡信息系統中大量采用不是專為安全系統設計的基礎軟件和支撐平臺，為了照顧使用的方便性而忽略了安全性，導致許多安全漏洞的產生，如果再考慮到某些軟件供應商出于政治或經濟的目的，可能在系統中預留“后門”，因此必須采用有效的技術手段加以預防。
針對使用者的攻擊是一種看似困難卻普遍存在的攻擊途徑，攻擊者多利用管理者和使用者安全意識不強、管理制度松弛、認證技術不嚴密的特點，通過種種手段竊取系統權限，通過合法程序來達到非法目的，并可在事后嫁禍他人或毀滅證據，導致此類攻擊難以取證。
針對資源的攻擊是以各種手段耗盡系統某一資源，使之喪失繼續提供服務的能力，因此又稱為拒絕服務類攻擊。拒絕服務攻擊的高級形式為分布式拒絕服務攻擊，即攻擊者利用其所控制的成百上千個系統同時發起攻擊，迫使攻擊對象癱瘓。由于針對資源的攻擊利用的是現有的網絡架構，尤其是Internet以及TCP/IP協議的固有缺陷，因此在網絡的基礎設施沒有得到大的改進前，難以徹底解決。
金融的安全需求安全包括五個基本要素：機密性、完整性、可用性、可審查性和可控性。目前國內金融機構的網絡信息系統應重點解決好網絡內部的信息流動及操作層面所面臨的安全問題，即總部和分支機構及合作伙伴之間在各個層次上的信息傳輸安全和網絡訪問控制問題。網絡系統需要解決的關鍵安全問題概括起來主要有：傳輸信息的安全、節點身份認證、交易的不可抵賴性和對非法攻擊事件的可追蹤性。
必須指出：網絡信息系統是由人參與的信息環境，建立良好的安全組織和管理是首要的安全需求，也是一切安全技術手段得以有效發揮的基礎。金融行業需要的是集組織、管理和技術為一體的完整的安全解決方案。
三、網絡安全基本技術與VPN技術
解決網絡信息系統安全保密問題的兩項主要基礎技術為網絡訪問控制技術和密碼技術。網絡訪問控制技術用于對系統進行安全保護，抵抗各種外來攻擊。密碼技術用于加密隱蔽傳輸信息、認證用戶身份、抗否認等。
密碼技術是實現網絡安全的最有效的技術之一，實際上，數據加密作為一項基本技術已經成為所有通信數據安全的基石。在多數情況下，數據加密是保證信息機密性的唯一方法。一個加密網絡，不但可以防止非授權用戶的搭線竊聽和入網，而且也是對付惡意軟件的有效方法，這使得它能以較小的代價提供很強的安全保護，在現代金融的網絡安全的應用上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
虛擬專用網絡（VPN：VirtualPrivateNetwork）技術就是在網絡層通過數據包封裝技術和密碼技術，使數據包在公共網絡中通過“加密管道”傳播，從而在公共網絡中建立起安全的“專用”網絡。利用VPN技術，金融機構只需要租用本地的數據專線，連接上本地的公眾信息網，各地的機構就可以互相安全的傳遞信息；另外，金融機構還可以利用公眾信息網的撥號接入設備，讓自己的用戶撥號到公眾信息網上，就可以安全的連接進入金融機構網絡中，進行各類網絡結算和匯兌。
綜合利用網絡互聯的隧道技術、數據加密技術、網絡訪問控制技術，并通過適當的密鑰管理機制，在公共的網絡基礎設施上建立安全的虛擬專用網絡系統，可以實現完整的集成化金融機構范圍VPN安全解決方案。對于現行的金融行業網絡應用系統，采用VPN技術可以在不影響現行業務系統正常運行的前提下，極大地提高系統的安全性能，是一種較為理想的基礎解決方案。
當今VPN技術中對數據包的加解密一般應用在網絡層（對于TCP/IP網絡，發生在IP層），從而既克服了傳統的鏈（線）路加密技術對通訊方式、傳輸介質、傳輸協議依賴性高，適應性差，無統一標準等缺陷，又避免了應用層端——端加密管理復雜、互通性差、安裝和系統遷移困難等問題，使得VPN技術具有節省成本、適應性好、標準化程度高、便于管理、易于與其他安全和系統管理技術融合等優勢，成為目前和今后金融安全網絡發展的一個必然趨勢。
從應用上看虛擬專用網可以分為虛擬企業網和虛擬專用撥號網絡（VPDN）。虛擬企業網主要是使用專線上網的部分企業、合作伙伴間的虛擬專網；虛擬專用撥號網絡是使用電話撥號（PPP撥號）上網的遠程用戶與企業網間的虛擬專網。虛擬專網的重點在于建立安全的數據通道，構造這條安全通道的協議應該具備以下條件：保證數據的真實性，通訊主機必須是經過授權的，要有抵抗地址假冒（IPSpoofing）的能力。保證數據的完整性，接收到的數據必須與發送時的一致，要有抵抗不法分子篡改數據的能力。保證通道的機密性，提供強有力的加密手段，必須使竊聽者不能破解攔截到的通道數據。提供動態密鑰交換功能和集中安全管理服務。提供安全保護措施和訪問控制，具有抵抗黑客通過VPN通道攻擊企業網絡的能力，并且可以對VPN通道進行訪問控制。
關鍵詞：通貨膨脹;金融危機;外匯儲備;投資;金融制度
一、日本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分析 1、非獨立的金融制度是導致危機的根本原因 日本的主銀行體制不同于英美等國的模式，銀行運作缺乏自身的獨立性，嚴格按照官方的命令行事。政府對于金融市場的控制一旦脫離現實基礎， 只是為了政府經濟目標而設定金融政策， 將會導致嚴重的后果。沒有立法為依據的金融監管，最終使銀行等金融機構喪失了責任意識和風險意識。
2、銀行經營錯位是加劇泡沫的重要誘因 銀行作為信貸雙方的中間人， 正是為了彌補借貸雙方的信息不對稱的。銀行減少了交易費用，降低了風險和資金的成本。但是銀行作為資金保管與運營的人，在信息不對稱、缺乏有效監管的時候， 銀行可以出于自身利益進行信貸，為了獲取高收益而投向高利潤、高風險的行業， 甚至會營造適合投資環境來保證自己的投資收益。
3、日本政府在經濟擴張階段不恰當的貨幣政策 從日本政府的貨幣政策來看，應該說在此周期中存在比較明顯的失誤。主要表現為在經濟擴張時期實行降低利率放松銀根的擴張政策。由于日元自1985 年12 月的“廣場協議”后大幅升值，為了消除日元升值對經濟的不利影響，日本政府隨后采取了金融緩和政策。1986年1月30日起，日本銀行分數次將官方貼現率從1983年以來的5% 降至2.5% 的歷史低點。并持續容忍接近或超過10% 的貨幣增長速度。這項政策一自持續到1989 年5 月方做出調整。這一寬松的金融政策帶來了大量的富裕資金，促進了金融機構擴大貸款和整個社會的信用膨脹。
4、忽視了對土地、股票等資產價格的控制 在此周期的擴張階段，由于批發物價和消費物價水平比較穩定，而傳統的日本金融政策是以一般物價水平作為參照的，這種判斷成為實行擴張性政策的根據之一。而卻忽視了對土地、股票等資產價格的控制。對此日本政府自身也己經認識到，并且在大藏省的專門報告“資產價格變動的機制及其經濟效果”中表示，今后在經濟運營方面除物價走勢外，與前相比要更加重視資產價格的走勢。
5、不動產貸款控制不力 在對不動產貸款的控制方面，雖然大藏省較早就對銀行的不動產貸款采取了行政上的干預措施。但是總體上看并沒有什么成效，原因就在于金融機構通過非銀行金融機構進行了大量的繞開行政管理的迂回貸款，銀行回避管制的動機與非銀行金融機構本身開拓新業務的企圖相結合，最終導致大量迂回貸款流向不動產市場。非銀行金融機構也因此成為繼城市銀行和地方銀行之后的不動產貸款主力。經濟轉入收縮后，這些貸款大量成為不良債權，許多金融機構更因此而破產。同時，暴露出金融機構具有忽視對借款人進行審查的傾向。
二、日本金融危機對我國目前潛在的通貨膨脹的警示 根據分析日本的金融危機和我國處于經濟繁榮期的實際，在控制貨幣供給和擴大貨幣需求的原則下，提出如下建議：
1、加快金融制度建設 穩步發展金融自由化， 提高金融系統的獨立性穩步發展金融自由化， 提高金融系統的獨立性， 保證金融政策對整體環境的穩定作用， 是保證經濟穩定高速發展、防范金融泡沫的重要環節。通過金融自由化，保證金融信息的公開性， 更好地反映市場供求關系，促使資本更有效地配置，避免過高的泡沫風險;加強金融系統的獨立性， 減少外界的干預，可以使得金融系統減少不良資產累積，更好地處理泡沫風險， 從而實現經濟整體安全。使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成為真正的商業銀行。
2、加強銀行監管 由于銀行信貸存在投機行為，所以要加大對銀行發放貸款的監管，謹慎控制銀行盈利性的經營和投機。銀行可以從事股票和房地產等虛擬資本的投資， 這是出于資本配置的需要;人為的炒作虛擬資本，而將炒作的成本由社會承擔就是錯誤的。同時，加大對借款人償債能力的審查，減少資本的過度投入，防止經濟過熱和壞賬的出現。
3、積極推進人民幣匯率改革，加強外匯管理 我國房地產價格和股價的飆升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國際投機性資本大規模流入我國，這也證明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與人民幣升值預期對境外投機資金的巨大吸引力。因此，繼續推進已經有成效的人民幣匯率改革，實現人民幣的緩慢升值，防止其過快升值。同時，由于外匯儲備的快速增加給人民幣升值帶來很大壓力。因此要加大外匯儲備的管理，加強對海外的資本投入，扶持更多的大企業走出國門。
4、采取積極的貨幣政策和穩健的財政政策 在目前的股市繁榮情況下，要密切關注股市的變化，并加以政策引導，特別是要注意適用貨幣政策進行調整。在目前的情況下，要提高利率。同時，擴大投資面，引導貨幣的需求，努力創造有效需求。
關鍵詞：科技創新；中長期信貸；財政科技撥款；證券市場
中圖分類號：F832.4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8308（2012）05-0109-08
創新是一個昂貴的過程，需要付出足夠的資源來啟動、指引和維持，因此，被普遍認為是創新經濟分析先驅的約瑟夫·熊彼特，把資源配置，尤其是金融資源配置的研究作為他創新研究的中心也就不奇怪了，熊彼特認為，創新通過信譽的建立來獲得資助，信譽能通過多種途徑建立，并重點強調了商業銀行的作用，即產生新的購買力并使企業家可利用，繼熊彼特之后，著名經濟學家希克斯在其著作A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經濟史理論》）中也指出，英國的工業革命實際上得益于18世紀早期在英國發生的金融革命，因為一些主要科技發明在工業革命發生前就已存在，而工業革命中對這些科技發明的大規模使用得到了大量而長期的固定資產投資支持，如果金融市場不能提供充足并且低成本的流動性支持，則科技發明的大規模推廣和使用將受到極大限制，隨著20世紀70年代信息經濟學興起，當代經濟學家已把“信息不對稱”引入企業金融和投資行為間交互作用的研究中，指出企業和金融家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使得企業的外部金融比內部金融更加昂貴，一些研究認為，各產業的投資行為（金融要求）是由科技水平決定的，更多依靠外部金融的產業在擁有更發達金融市場的國家中應該成長更快。
現代科技創新早已超越工業革命時代依靠實踐經驗總結而來的技術革新和發明，而主要依靠基于科學研究和試驗基礎上的新發現和新突破來進行，通常認為，完整意義上的科技創新包括了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商業化等3個階段，其中商業化是最為關鍵的階段，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指出，“18世紀的法國科學水平被判為至少相當于，而且很可能超過英國，在發明的質量（不是數量）上，法國也相當于或超過英國”，但工業革命卻發生在英國，英國相對于法國的優勢在于將科技發明成功實現商業化，只有將科技發明引進生產體系當中，科技發明才能轉化為科技創新，因此對科技創新的金融支持就不僅僅包括前期的研發投入，更重要的是對創新成果商業化階段（創新產品批量生產和銷售階段）提供資金支持，以Lerner為代表的現代學者則認為，由于科技創新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和相對的市場配置失靈，政府不僅要對科技創新提供大量的財政投人，還應積極出資成立風險投資機構或基金直接進行股權或類似股權的投資，激勵科技創新活動，由此可見，科技創新的融資體系實際上包括了政府財政投入和資本市場籌資兩大部分，對于科技創新融資支持的實證研究，目前國內公開所能見的幾乎沒有，只有少數相關的研究，例如，沈能在其博士論文中安排了一章“金融安排促進技術創新功能實現的實證檢驗”，其模型的變量為“金融發展、技術創新、資本形成”；鄧平博士論文也寫入了“中國金融支持科技創新的VAR分析”一章，其模型的變量為“金融發展規模指標、金融發展結構指標、金融發展效率指標、科技創新指標”，顯然二人是從金融的制度安排角度來檢驗其對科技創新的作用，我們認為，在當今科技創新的時代，且不論金融制度安排根植于一國歷史文化傳統而有較強的路徑依賴性，無論一國金融制度如何設計，如果其能有效解決科技創新的關鍵難題——融資問題，則是適宜的，舍其而難以有更好的衡量標準，此外，張強和趙建曄對我國資本市場對科技創新的支持作用進行了實證研究，但其論文也僅僅考慮了資本市場的支持作用，并未探討財政投入對科技創新的支持作用，有鑒于此，我們擬就各種融資渠道對科技創新的支持作用及其動態影響關系進行計量實證分析，以便從整體上把握我國科技創新融資支持的重要作用。
1 變量選取與數據說明
1.1對科技創新指標的選取
我們對科技創新的衡量是從科技創新產出角度來考察的，因為從產出角度來衡量可以更加客觀地評價科技創新活動成效，由于科技創新成果衡量指標眾多，直接選用則會在建立多元回歸模型時讓問題分析變得復雜，且變量之間還可能存在嚴重多重共線性問題，為此，我們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在低維空間將信息分解為互不相關的部分以獲得更有意義的解釋，文章數據全部來自歷年的《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基于數據可得性及盡可能獲得更多觀察數據方面考慮，并盡量剔除政府部門人為因素的影響，在《中國科技統計年鑒》的“科技成果”統計分項中，我們分別選取了“國內專利申請受理數”（簡稱專利申請，下同）、“國外主要檢索工具收錄我國論文總數”（簡稱科技論文，下同）、“全國各地區技術市場成交合同數”（簡稱成交合同）、“全國各地區技術市場成交合同金額”（簡稱成交金額）和“高技術產品出口額”（簡稱出口）等5項統計指標，分別記為PATENT、PAPER、CONTRACT1、CONTRACT2、EXPORT，數據的時間跨度為1987-2009年，計量調整后的有效數據為1988-2008年共21年統計數據，由于對變量取自然對數不會改變變量本身的協整關系，且能使變量趨勢線性化，消除時間序列中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因此，我們對以上5個指標分別取自然對數，記為LNPATENT、LNPAPER、LNCONTRACT1、LNCONTRACT2、LNEXPORT，EVIEWS軟件（本文所有計量均采用EVIEWS6.0分析）“主成分分析”的分析結果見表1。
從表1可以看出，第1和第2主成分的累積貢獻度（cumulative proportion）達到了99%以上，且第3主成分的特征值（value）明顯小于1，因此可以認為第l和第2主成分已能較好地反映5個一致指標的總體變動情況，從現實情況來看，專利和論文確實能很大程度上代表一個國家總體的科學研究和技術應用的水平，因此我們最終確定用PATENT和PAPER兩個指標來衡量我國科技創新的總體水平。
1.2對創新融資指標的選取
科技創新的融資體系包括政府部門的財政投入及資本市場籌資兩大部分，政府的財政投入不僅包括直接的財政科技撥款，還包括間接的財政投入，如各種對科技創新的稅收減免及科技獎勵等政策措施，資本市場籌資按籌資方式可分為間接融資和直接融資，即金融機構的各種貸款以及債券市場上的債券融資、股票市場上的股票融資和風險投資市場上的風險資本等，由于目前的統計年鑒只能給出政府的財政科技撥款一項，無法統計出財政對科技創新的種種間接財政支持，同時統計資料也無法細分出企業的科技貸款以及證券市場上的科技專項融資，因此我們選用政府的財政科技撥款、金融機構的中長期信貸和企業證券市場籌資來作為科技創新的融資考察指標，之所以選用中長期信貸指標，是因為我們認為科技創新是一個長期投入的過程（包括設備的更新和升級），中長期信貸更能穩定支持創新主體持續進行創新，需要說明的是，由于各統計指標時間跨度較大（1987-2009年），而這期間我國價格波動很大，依據科技創新的特點，我們對金融統計指標進行了價格調整，以便更客觀地反映資金投入的變化，具體而言，我們借鑒王玲和Szirma的研究，將綜合價格調整指數設定為0.5×P+0.5×W，其中P是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W為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并以1986年的價格指數為基準進行調整，我們從《中國金融年鑒》中選取金融機構的“中長期信貸”以及“企業證券市場籌資額”統計項，從《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選取“國家財政科技撥款”統計項，分別記為LOAN、BOND和FINANCE，各變量取相應對數后記為LN-LOAN、LNBOND和LNFINANCE。
2 計量模型構建
2.1變量的單位根檢驗
我們建立一個多變量的VAR模型，采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方法進行檢驗。從表2可以看出，以5%的顯著性水平為衡量標準，各變量均為非平穩序列，而各變量的一階差分均為平穩序列。
2.2協整關系檢驗
由于LNPATENT、LNPAPER、LNLOAN、LNBOND和LNFINANCE各變量是非平穩序列，且是同階單整，因此可以進行協整關系檢驗，從表3可以看出，特征根跡（trace）檢驗和最大特征值（maximum eigen-value）檢驗均說明各變量存在3個協整方程，因此各變量通過了協整關系檢驗，說明這5個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各變量能被其他變量的線性組合所解釋，可以建立VAR模型進行分析。
2.3VAR模型的構建
建立VAR模型時需要確定滯后階數，從表4可以看出，以LNPATENT、LNPAPER、LNLOAN、LNFI-NANCE、LNBOND為內生變量，常用的5個檢驗標準（LR、FPE、AIC、SC、HQ）一致說明滯后階數為2。
3 模型分析檢驗
3.1脈沖響應函數分析
由于VAR模型是一種非理論性的模型，無需對變量作任何先驗性約束，因此在分析VAR模型時，往往并不分析變量之間的系數關系如何，而是分析系統的動態特征，即每個內生變量的變動或沖擊對它自己及所有其他內生變量產生的影響作用，這種影響作用可通過脈沖響應函數分析來實現，只有通過穩定性檢驗的VAR模型才可進行脈沖響應函數分析。
VAR模型穩定性檢驗從圖1中可以看出，我們所建立的VAR（2）模型全部特征方程根的倒數值都在單位圓內，說明模型是穩定的，可以進行脈沖響應函數分析。
對脈沖響應分析，為避免模型中輸入變量順序不同而對脈沖輸出結果產生影響，我們采用廣義脈沖方法，脈沖響應情況如圖2、圖3所示。圖中橫軸表示沖擊作用的滯后期間數，縱軸表示各響應變量應對沖擊的變化幅度（各變量均為對數，代表了彈性的變化），實線表示脈沖響應函數，代表響應變量對相應沖擊的反應。
從圖2可以看出，當在本期給中長期信貸一個正沖擊后，專利申請前2期正向反應平穩，在第3期迅速上升到最大；此后開始滑落，并又從第6期開始持續上升，這表明中長期信貸將所受外部正沖擊經信貸市場傳遞給專利申請，且這一沖擊隨著時間的推移具有穩定的和越來越強的促進作用，專利申請對財政科技撥款的正沖擊響應迅速，當期就大幅度上升，并在第3期達到最大量；此后雖大幅度下滑但卻在第5期后基本保持穩定，這表明財政科技撥款將所受外部某一正沖擊經政府財政預算直接而迅速傳遞給專利申請，且沖擊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和較長的持續效應，當在本期給企業證券籌資一個正的沖擊，經證券市場對專利申請產生正向影響，專利申請響應在第2期后基本呈現逐漸下降趨勢，并在第9期對沖擊的正向影響接近零，從圖3可以看出，中長期信貸的正沖擊對科技論文的前2期影響很弱；科技論文的正響應從第3期開始迅速上升，第5期后開始下降，但第6期后又開始持續上升，財政科技撥款的正沖擊對科技論文的前2期影響也較小，從第3期開始，科技論文正向響應明顯，并在第3～5期間保持穩定；從第5期開始下滑，此后基本保持平穩增長，證券籌資的正沖擊對科技論文的影響很弱，除當期有一點促進作用外，此后基本影響很弱，甚至在第6期后有負面影響，綜合以上脈沖響應函數圖可以看出，各變量沖擊對專利申請的影響基本上在第3年比較明顯，而對科技論文的明顯影響則保持在第3～5年左右，整體而言，中長期信貸對科技創新的促進作用比較顯著，期間雖有波動，但長期支持作用遞增；政府的財政科技撥款對科技創新的促進作用比較直接迅速，長期支持作用遞減；企業證券市場籌資對科技創新的支持作用較弱，除前面幾期有些促進作用外，后面幾期幾乎不起作用，甚至還可能帶來負面影響。
3.2VAR模型預測誤差的方差分解
脈沖響應函數描述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模型中的各內生變量對沖擊是如何反應的（如響應符號和響應強度等），但不能比較不同沖擊對某一特定變量的影響強度，而方差分解則是將系統的均方誤差分解成各個變量沖擊所做的貢獻，通過分析每一個結構沖擊對內生變量變化（通常用方差來度量）的貢獻度，來進一步評價不同結構沖擊對一特定變量產生影響的重要性，因此，方差分解可以給出對VAR模型中的變量產生影響的每個隨機擾動的相對重要性的信息，利用方差分解，我們可以看出在科技創新的支持作用中，隨著時間的推移，各個金融變量的貢獻率如何，表5和表6分別為專利申請和科技論文的方差分解情況，
從表5可以看出，不考慮專利申請自身的貢獻率，中長期信貸沖擊對專利申請的貢獻率隨時間穩步增長，在第10期達到最大，接近12%；財政科技撥款沖擊對專利申請的貢獻率從第2期后就平穩增長，并在第7期后貢獻率穩定在6%以上；企業證券籌資沖擊對專利申請的貢獻率很小，基本在1%左右；從表6中可以看出，同樣不考慮科技論文自身的貢獻率，中長期信貸沖擊對科技論文的貢獻率在第3期急劇上升，此后雖小幅波動但上升趨勢明顯，并在第10期的貢獻率超過36%；財政科技撥款沖擊對科技論文的貢獻率在第3期達到最大值，此后小幅波動和緩慢下降；企業證券籌資沖擊對科技論文的貢獻率很小，也基本在1%左右。
綜合以上方差分解分析可以看出，中長期信貸在促進科技創新的作用過程中貢獻率持續上升，且貢獻度最大；財政科技撥款對促進科技創新的即期效應明顯，且貢獻率基本保持穩定；企業證券籌資沖擊對科技創新的貢獻度微弱，幾乎沒有什么貢獻。
4 結論與建議
受限于統計數據的可得性及理論分析的需要，我們只考察了3種融資途徑對科技創新的支持作用，計量模型分析結果顯示，金融機構的中長期貸款和政府的財政科技撥款對中國科技創新的支持作用巨大，而證券市場的支持作用則十分微弱，這個分析結果與Tadesse的觀點基本一致，Tadesse認為，在金融部門不發達時，銀行導向型金融體系在促進技術進步方面所起的作用比較大；而在金融部門發達時，市場導向型金融體系則能起到更大的作用，總結模型的檢驗結果，我們的主要結論有以下幾點。
（1）科技創新需要長期持續的資金投入支持，計量模型檢驗表明，科技創新能力與資金投入規模存在長期穩定的正相關關系，我國近年來科技創新能力大幅提升與政府財政的大力支持和資本市場的大規模融資緊密相關，同時，模型分析也表明，從增加資金投入到創新能力提升是有時間滯后期的，具體而言，融資規模沖擊對專利申請的顯著影響要到第3年，而對科技論文的顯著影響則在第3～5年，換句話說，增加資金投入并不能對提升科技創新能力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這期間約有3～5年時間的滯后期，由此可見，提升科技創新水平需要國家制訂有科技發展的長遠規劃，更需要構建穩定長期的創新融資渠道來保障。
（2）政府的財政投入對科技創新的支持作用顯著，模型檢驗結果顯示，我國財政科技撥款對科技創新的短期促進作用效果明顯，長期作用則緩慢遞減，特別是對于科技論文的促進效果顯著，這從一個側面也反映出科技創新的公共性和外溢性，實際上，相對于世界上其他科技創新活躍的國家和地區而言，中國財政科技撥款占財政總支出的比例一直較低，并還曾在本世紀初出現一定幅度下降（根據《2010中國科技統計年鑒》的數據，2000-2005年，中國科技撥款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一直在4%以下，2009年上升到4.2%），顯然，要追趕發達國家的科技創新水平，我國財政科技投入需要構建一個穩定增長機制，且針對重大科技領域的財政投入還可以發揮啟動迅速的作用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