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0-10 23:37:01
引言：易發表網憑借豐富的文秘實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社會理論論文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內容，可隨時聯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作者：王嘉順 單位：華僑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
社會學研究中的演繹邏輯類型及其特點
在前文已經提到社會學研究中的理論檢驗就是借助于演繹的邏輯，才能夠從抽象的理論中得到相對具體的假設，進而通過對假設的檢驗來實現對理論的檢驗，但是在降低理論抽象層次的過程中，如果不能夠嚴格遵循一定的演繹邏輯規則就有可能出現研究假設與理論不處在同一邏輯體系下的情況，如果是那樣，就不能真正驗證所需檢驗的理論。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先要介紹演繹的兩種類型，一個是邏輯演繹，另一個是經驗演繹，這兩種方法都有一些自身的先天不足。對于邏輯演繹來說，這種方法主要在自然科學中應用，而運用最好的就是數學。數學可以用非常抽象的語言將處在不同抽象層次的公理、概念、定理聯結在一起居于同一邏輯體系之下。數學主要是根據一些已知的公理為基礎，然后根據一定的演繹規則推理出需要的定理。社會科學的研究者也借鑒了這種方法，他們也大致應用這種定理化方式來演繹理論假設，所不同的是他們演繹的基礎不是一些不證自明的公理，而是一些暫時假定成立的理論，而這些理論可能是通過歸納邏輯得到的，也可能是經過前一階段的檢驗而獲得暫時的穩定性，但是不論何種，都存在各自邏輯方法上的缺陷帶來的理論有效性的質疑，因此在應用這些理論來演繹出更低抽象層次的假設時就有可能使研究假設帶上理論本身固有的某些缺陷。此外，社會學中的理論都包含必要的概念，而有一些流傳甚廣的理論中的概念沒有被清晰定義過，并且社會科學內部并沒有對所有的概念及其測量方法達成一致的認識。但是邏輯演繹的一個優點就是它能從原先那些無法被驗證的公設①中推演出研究命題，并且保證這些研究命題和推演出它們的公設處在同一個抽象層次。而對于經驗演繹來說，由于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畢竟不如數學的研究對象那樣單純，社會學不太可能根據邏輯演繹方法推演出如數學那樣抽象的命題或者研究假設。所以實際上，社會學的研究者為了能夠得到可以被直接觀察、直接檢驗的研究假設往往運用經驗演繹的方法。這種方法實際上就是將理論抽象層次更加降低。在得到研究假設之后，運用經驗演繹的方法，研究者可以將假設中的概念與其變量聯系起來，在經驗層次上得出更加具體的假設也即工作假設。在得到工作假設這一過程中很重要的步驟就是操作化，即給概念下操作性的定義，正是通過這一步驟，研究者可以收集到能夠反映概念內涵的資料。可以看出經驗演繹可以克服邏輯演繹的不足。經驗演繹能夠將抽象的理論及概念降低抽象層次使之轉化成可以被觀察到的指標，從而使理論在經驗材料中得到檢驗。并且由于有了具體的指標，研究者可以根據具體的指標收集所需的資料，從而避免收集資料上的盲從性。但是與邏輯演繹所擅長的相反，經驗演繹的缺陷就在于理論中的概念及其變量、指標是處于不同的抽象層次上的。
社會學研究中的演繹邏輯使用通過簡單的分析
我們可以在理論檢驗的初步階段應用邏輯演繹的方法從既有的理論中推演出理論假設，應用這樣的推演方法可以保證研究假設和推演出它們的理論處在同一個抽象層次，從而使理論和收集的資料保持一致的邏輯關系；而在檢驗的后一個階段，研究者可以應用經驗演繹的方法，在得到具體的研究假設之后，運用經驗演繹的方法，研究者可以將假設中的概念及其變量聯系起來，以使理論得到具體的驗證。但是還應該看到即使將這兩種方法結合起來后，雖然可以解決部分方法上的不足，但是還有些缺陷不能得到很好的解決，其中之一就是概念的內涵檢定及其變量、指標的確定。某個概念究竟具有哪些維度，不同的維度究竟需要哪些變量、指標來代替是一個理論素養和經驗積累的問題。社會學研究中有時需要對某些概念進行測量，而選取概念的哪些維度則要視研究者的需要而定。當然每個概念的情況各不相同，有時是不同的研究者對其認識不同，而對于一些相對比較經典的概念，就算研究者之間已經形成比較接近的認識，但是對于概念的內涵及外延的界定不清楚，仍然會造成對概念的內涵檢定及其變量、指標的確定的不清楚的問題。
譯者主體認知的跨學科視角研究，必須首先考慮到譯者作為一個社會人的總體性。無論是作為個體還是群體存在的譯者，其身份(包括社會身份、職業身份和個體身份)根本上是在社會中生成的，在很大程度上必須借助社會學、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成果。為此，本文首先從認知途徑下的體驗哲學角度分析了譯者主體的社會體驗性，然后，在此基礎上依據現代主體性哲學中的價值主體和認知主體關系，論證了主體中“實踐”與“認知”、“價值”的關系，旨在說明譯者主體的認知研究，必須充分關注包含了社會性的譯者總體性。因為譯者的“價值”和“實踐”都依賴于一定的社會歷史在場，服務并取決于特定的社會空間。此外，就學科框架而言，翻譯研究本體同樣包含了更廣闊的社會學或社會心理學范疇。這些都決定了走向認知中的譯者無法回避其社會性。
1．體驗哲學下譯者語言認知的社會性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逐步發展的體驗哲學認為，客觀世界是人們體驗和認知的基礎，認知是人們對客觀世界感知與體驗的過程，是人與外部世界、人與人之間互動和協調的產物，是人對外在現實和自身經驗的理性看法。人的認知包含了推理、概括、演繹、監控、理解、記憶等一系列心智活動［3］。體驗哲學與傳統認識論哲學的區別，就在它強調客觀實際對認識的優先地位，認為主體的認識活動必須依據客觀規律，從現實中來，回到現實中去，把握其本質，在此基礎上堅持身體體驗的核心作用。在體驗哲學那里，人的主觀作用和想象力十分重要。當然，體驗哲學的體驗不是天馬行空的純個性化身體演繹，而主要依賴于個體基于社會現實或潛在經歷，在特定空間關系和力量運動的感知中形成。換句話說，體驗基礎上的認知形成是個體在不同的身體體驗基礎上與社會環境互動形成的。我們周圍存在的客觀現實只有一個，但不同主體對現實的身體體驗是不同的，存在一定的距離，由此形成了差異化的心理認知和范疇隱喻系統。體驗哲學基礎上衍生出的認知語言學，其核心觀點就是承認語言的體驗性。王寅認為，語言符號必然遵循“現實－認知－語言”的發展進程。語言是人與社會現實之間的統一和辯證關系。體驗具有社會性，語言也具有社會性;體驗有人文性，語言也具有人文性。語言體驗性的應有之義就是“語言人文性，強調了以人為本的主體認識作用，認知語言學就是要研究語言背后的人文特點和人文精神，分析語言表達背后的認知機制，透析出人們認知世界的基本方法”［4］。語言的形成與發展總是在真實的社會環境中實現的，脫離了社會，語言就不復存在了。這是因為“語言能力不是一個獨立的系統，是人類一般認知能力的一部分。人類對于世界的經驗，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認知系統是語言形成的根本理據之所在，人類的體驗感知和一般認知能力對于語言的形成起著決定的作用”［5］。不管是結構主義語言學、后結構主義的系統功能語言學還是今天的認知語言學，都無法繞開語言的社會性單獨進行。體驗哲學觀照下的認知語言學，對譯者主體研究具有較好的解釋力。根據道格拉斯•魯濱遜的翻譯身體學觀點，譯者的身體體驗中存在著普遍性體驗即翻譯的觀念身體學(Theideosomaticsoftran-saltion)和個體性體驗級翻譯的個體身體學(Theid-iosomaticsoftranslation)。前者是指譯者在與他人共有的、普遍的社會文化環境中所形成的、固有的、被內化了的個人感受，屬于社會心理學范疇。后者是指譯者的個人感受，不同的審美表現傾向和語言使用傾向等，同譯者的知識積累、個人修養密切相關［6］，屬于普通心理學范疇。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決策實際上是兩種認知心理對話協商的結果。(1)從共時的觀點來看，同一時代同一原作之所以有不同的譯本，呈現出豐富多元的表現形式和別樣的文化風采，是因為譯者個體具有千差萬別的個體體驗和審美傾向。(2)從歷時的觀點來看，譯者為社會成員共有的那部分觀念體驗的確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某一時期譯作的整體風貌，透露出鮮明的時代特色，成為該時代的文化符號。正因為如此，同樣的原作在不同時代允許產生適應不同讀者需求的譯作，使重譯或復譯成為可能。基于體驗哲學上的譯者主體研究，本身就包含了認知的社會性、人文性或文化性。文化范式下從宏觀社會文化角度引發了對譯者普遍性的關注。在認知范式下譯者主體研究不僅不應受到排斥或弱化，相反更應將社會文化和心理學結合起來，從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的維度出發，以宏觀社會文化和主體的群體性為基點，探究譯者群體與社會文化客體，譯者群體與其他群體間的交互作用及其在個體心理上的投射，進而系統解釋譯者的翻譯行為。實際上，國內已經有學者嘗試從社會學、人類文化學的角度對譯者認知進行研究。如陳吉榮從人類學角度討論了典籍翻譯的策略研究［7］，唐文生也注意到了翻譯認知研究中的社會性因素［8］，劉宓慶在《文化翻譯論綱》一書中系統論述了文化心理的范疇，文化心理與語義生成和文本組織形態間的相互關系［9］;王宏印認為文學翻譯批判必須考慮到不同層面的文化含義，因為文化是國家、民族和社會的結合，是歷史傳統的民族的社會生活方式的總和［10］。盡管上述研究本身聚焦于文學研究的框架內，但無疑為后來人從文化人類學或社會心理學等更廣闊的維度去研究譯者認知心理開啟了一扇新的窗口。
2．總體性哲學下譯者主體的社會性自翻譯文化轉向以來，傳統研究中的隱形譯者逐漸現身，成為翻譯過程中不可或缺的歷史主場。譯者主體研究從“發現主體”走向了“主體性的黃昏”，迎來了主體間性的出場。然而，無論是主體性還是主體間性哲學下的譯者研究，都存在天然的嚴重不足:忽視了對翻譯主體或主體性受動層面的探討，無視主體與主體間的相互制約關系，僅強調個體譯者的差異性，忽略了譯者群體的存在和作用，且多采用單一的共時研究［11］。傳統哲學對主體及“主體性”的理解，往往從認識論出發，主體的存在是相對于客體而言，由此構成“主體－客體”關系。與之相對應的，肇始于笛卡爾“我思故我在”的主體性，總是從自我意識中的“我”出發，體現對一切存在的認知與理解。這一以認識論為中心的主體性哲學體系，強調了人作為主體的“認知主體”屬性，卻自覺不自覺地掩蓋了主體在社會實踐中的價值實現，遮蔽了主體范疇中“價值主體”這一屬性。現代主體性哲學重新發現了這一點，認為主體是認知主體與價值主體的結合，在認知主體與價值主體的關系上，前者隸屬于后者，后者擁有對前者無條件的優先權。之所以說價值主體優先于認知主體，是因為“知識最終必須服從于道德價值，知識的繁榮最終服務于道德實踐的福祉，一切關系都是實踐的，只有在實踐的應用中知識才是完整的，有意義的”［12］。對主體性哲學的反思，突破了傳統哲學下主體規定的一切存在，確認了“主體并不如它所設定的那樣是一個獨立、自因、透明的實體:它并非本源性建構者，相反，它由某種更深層的力量所建構;它并非知識的根據，相反，它是知識活動的產物;它并非人與社會的規范性源泉，相反，它是社會規范規訓的結果”［13］。也就是說，任何主體的認知都根源于一定社會生活及衍生于其中的倫理道德、意識形態和文化觀念，而且本質上也是為之服務的。對此，俞吾金先生說道，“就認識主體而言，他在認識任何對象之前，已有認識前結構和先入之見的參與。這種認識的前結構和先入之見正是意識形態通過教化的方式植入認識主體的。認識主體受教化的過程也就是社會化的過程，他與社會的認同乃是通過意識形態的媒介實現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把人稱之為‘意識形態中之存在者’，把認識者稱之為‘在意識形態中之認識者’”［14］。主體的認知、實踐與價值三重特性與現當代哲學主體批判的三種形式即主體性及其理性的心理學批判，對制度化同一性邏輯理性及其主體的哲學、心理學和社會學批判，對自明理性及其意義構成的主體的語言哲學批判彼此照應。同時，它也和馬克思哲學中關于人的本質屬性(人的自由自覺的活動)、社會本質(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和單個人的本質(自我獨特性)［15］相重合。這就是說，主體的人是自然性和社會性的統一，是實踐主體，認知主體和價值主體的統一，是總體性的主體。整體先于部分，部分存在于整體之中。從共時的角度看，在某一特定時刻，無論政治、經濟、思想、法律等局部都必須同整體聯系起來，讓整體賦予局部以意義;從歷時的角度說，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每一歷史片斷都必須同歷史整體聯系起來，讓整體賦予片斷以意義。人這個主體不是一種純粹觀念的現實產品，而是在特定社會形態中生成的具有某種價值理性的價值主體，體現出全面的“存在意義”。譯者主體研究，單一的文化途徑和認知途徑，揭示的都只是譯者主體或主體性的某一方面。完整的譯者認知研究，應建立在主體總體性哲學的基礎上，建構起完整群體主體和個體主體，結合社會學、社會心理學或文化人類學及語言學加以研究。只有這樣，才能把譯者片面的“語言認知者”身份還原為完整的以語言為介質的“社會活動者”身份。
3．本體論哲學中翻譯及譯者的社會性翻譯文化研究把翻譯置身于宏大的社會歷史語境中加以描述，認為翻譯不是在假想的真空中發生的，而是譯者在真實存在的社會環境中與各種主體和客體互動的結果。較之以往的譯者研究來看，文化途徑下的譯者更為真實客觀，更具有立體的人物性格。然而，隨著譯界對文化范式的批判性反思，學界就翻譯本體研究和翻譯研究本體展開了一場爭論。批判者總結說，該范式脫離了語言學這一翻譯研究本體，認為“文化轉向的研究取向走錯了方向，其切入點為文化，重點放在文化及文化制約翻譯的因素……引發了翻譯研究多元性、混亂性和彌散性，淡化了翻譯學建構的本體論范疇，沒有找到和明確確立普遍的翻譯原理”。有人甚至作出結論，文化范式“從外部因素切入所作的關于翻譯本體的一切見解和結論幾乎都是偏頗的、錯誤的”“其消極面遠大于積極面———其不全面、不客觀的研究導致了偏頗乃至錯誤的結論，對翻譯理論和實踐都有很大的誤導作用”［17］。與此同時，肯定者則認為文化反對派之所以作出這樣的結論，是混淆了翻譯研究本體與翻譯本體研究。謝天振明確指出，翻譯研究本體與翻譯本體研究所囊括的范疇是不同的。如果說翻譯本體研究回答了“翻譯是什么”這一翻譯學上的本體論問題，承認翻譯是語言文字的轉換過程，那么翻譯研究本體就旨在探究“翻譯是如何運作的”這一認識論問題。翻譯研究本體決定了翻譯學不可能是一門單純的語言學科，而是一門綜合性的、邊緣性的獨立學科。針對文化范式批判反思上引發的“語言學回歸”轉向，國外學者霍恩比持否定態度。她指出，這種回歸是一種重復和倒退，導致重復和倒退的原因有兩個:(1)這些學者局限于自己傳統的語言學學術框架中;(2)這些重談語言學的學者們仍然將翻譯學科的本體看作是語言的轉換。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是翻譯學者對文化研究的一種有益的輸出，跨學科領域(神經心理學、心理學、社會學等)在翻譯學科中令人矚目，翻譯學科的內部建設，應拓寬學術視野。此外，英國學者貝克(MonaBaker)也表達了相同觀念，認為所謂的范式轉向不過是“興趣點的變化，新的研究視角，對研究者作用的新認識……都可以從語言學、社會學、哲學等的新發展中找到淵源”，“翻譯研究的發展動態同人文科學中其他學科的發展動態是互相聯系的”。實際上，無論是翻譯的語言學轉向、文化轉向抑或是認知轉向，都只是研究的不同視角，都在一定程度上豐富和完善了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各種轉向間的關系，不是對立的、非此即彼的，也不是相互取代、獨樹一幟的，而是繼承延展、相互補充的，這正是翻譯學科的動態性體現。目前翻譯學的認知轉向，無需重回語言學的老路，而是要繼承文化研究成果，把原本拓展的文化疆界同認知語言學結合起來，借助社會語言學、社會心理學、跨文化交流學等研究成果，來研究翻譯過程的方方面面。具有明顯社會性的翻譯主體———譯者研究尤其如此。譯者主體認知研究的社會學途徑，早在1972年Holmes提出描述翻譯學時就已初露端倪。1977年，美國文學研究者韋勒克和沃倫也認為，一部遺作的成功、生存和再度流傳的變化情況，或有關一個譯者的聲望和聲譽的變化情況，主要是一種社會現象。文化轉向后，國外譯界相繼發表出版了翻譯社會學的相關論文和著作，標志著翻譯研究的“社會學轉向”。伍爾夫(MichaelWolf)在《構建翻譯社會學》中劃分了翻譯社會學的三個層次:行動者的社會學、翻譯過程的社會學以及文化產品的社會學［22］。在國內譯界，也有不少學者注意到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在翻譯中的應用。胡牧認為翻譯社會學有三個方面的內容:(1)從翻譯史中反思翻譯的社會作用;(2)從翻譯批判中更好地剖析翻譯主體、翻譯過程與翻譯成品的社會性;(3)從翻譯的目的、行為、結果中依據可行的社會理論，剖析譯本的生產、傳播、消費。其中，第二個方面主要涉及了翻譯過程中的譯者主體或主體間性研究，包含了譯者主體認知的社會性。上述關于語言學翻譯本體研究和翻譯研究本體跨學科的論戰以及新近出現的社會學研究視角，都證明了一個關鍵性問題，那就是語言學研究。無論是結構主義語言學、后結構主義語言學還是其它語言學，都只是翻譯學跨學科中的一部分，不能過分倚重認知語言學，更不能取代、摒棄甚至顛覆已有的文化研究成果，而應在此基礎上開啟更深入、更廣泛的社會文化認知之旅。
二、結語
銀監會的設立是中國銀行業監管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銀監會的設立將會對中國銀行的管理產生十分深遠的影響，新成立的銀監會將有其相應的監管重點和對策。
一、“銀監會”的設立對中國銀行業的影響
1．銀監會的成立將促進央行的獨立決策和銀行業監管的進一步專業化
銀監會設立前，我國實行的是由中國人民銀行、中國證監會、中國保監會分別對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進行監管的分業監管模式，而中國人民銀行兼具監管銀行和制定貨幣政策的雙重任務。從現實來看，央行擔任的雙重角色(既是貨幣政策制定者，又是銀行業監管者)的預期目標有可能發生沖突，央行有可能在調整利率和制定貨幣政策時，站在銀行業監管者的角度去保護商業銀行的利益。現在國有銀行利率市場化改革進程緩慢，導致資金流動不暢、金融運行與實體經濟運行脫節，一個重要原因是國有商業銀行為了自身的利益，在某種程度上通過其在央行內部強大的政策影響力對某些改革的進行施加影響，這一點在利率市場化改革上最為明顯。這樣既影響了央行的監管能力，又制約了央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發揮。
目前，各國金融監管模式主要有四種模式：第一，歐洲中央銀行成立后，歐元區國家中大多數國家將銀行監管職能從央行中剝離出來。第二，英國、日本、瑞典、丹麥、澳大利亞將銀行、證券、保險監管等職能統一集中在單一的金融監管機構。第三，美國由美聯儲作為傘式監管者，負責監管混業經營的金融控股公司，銀行、證券、保險則分別由其他監管部門分別監管。第四，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仍由中央銀行統一負責。但從總的趨勢看，越來越多的國家金融監管采用了與央行貨幣政策職能相分離的模式。從這種意義上講，我國成立單獨的銀行監管機構，符合我國金融改革發展的實際情況，也和國際上銀行監管發展的總趨勢是一致的。
根據國際經驗，銀行業監管的分立與中央銀行的獨立往往同步進行。銀監會設立后，由于目標單一，銀監會將著重控制系統風險，進行更專業化的一體化監管，逐步由法規監管向市場監管過渡，有利于減少利益沖突、降低監管成本和提高監管效率，進一步增強銀行業務的透明度、提高銀行監管績效、防范金融風險，并逐步由法規監管向市場監管過渡。而且，由于銀監會獨立承擔銀行業監管的職責，不可能通過貨幣發行來掩飾監管責任，只能依靠自身監管水平的提高，因而，從長期而言，銀監會的設立將有助于真正維護金融安全。
另一方面，國際經驗表明，加強央行的獨立性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是中央銀行制度發展的客觀趨勢。例如，在美國，美聯儲只向國會負責，政府無權干涉，具有完全的獨立性：美國貨幣監理署則專事銀行監管，也具有完全的獨立性。因此，銀行監管職能的剝離，意味著我國在增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方面邁出了一大步。央行將專注于貨幣政策職能，不再局限于商業銀行的利益，開闊視野，更多地著眼產業部門和實體經濟，從而有助于制定正確的貨幣政策，創造一個穩定的貨幣環境，保持宏觀經濟運行的長期穩定。
此外，貨幣政策和銀行監管職能分離以后，中央銀行為了更好地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仍然擁有對商業銀行以及其他所有在中央銀行開戶的金融機構必要的“檢查權’，這種權力來源于中央銀行與其交易對象金融機構之間的商業合同。中央銀行只根據場內外檢查和實地調研得到的實際情況來決定宏觀的貨幣政策走向，而不對具體的金融機構承擔微觀的監管責任。這樣做，有利于中央銀行把握金融機構的財務狀況以及金融市場的實際風險。
2．銀監會的成立，有利于提高貨幣決策和銀行監管的透明度
隨著中國加入WTO，中國的貨幣政策和銀行監管面對許多新情況，新問題。WTO遵循的一個重要規則就是透明度原則，首先就是決策機制和決策程序的透明度。所謂透明度，是指“在通俗易懂、容易獲取和及時的基礎上，讓公眾了解政策目標以及政策的法律，機構和經濟框架，政策的制定及其原理，與貨幣和金融政策有關的數據和信息，以及機構的責任范圍。”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提高貨幣和金融政策的透明度逐漸被越來越多的國家作為金融制度建設的重點。這不僅是為了實現中央銀行履行問責義務的目的，而且是為了避免公眾對中央銀行的政策制定和執行產生誤解或不當解釋，同時也是為了獲得公眾對中央銀行的貨幣和金融政策的支持。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目前中國的貨幣政策決策機制透明度較低，難以適應加入WTO的要求。
3．銀監會的成立有助于加強對外資銀行的監管
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金融業將面臨全方位對外開放的新格局。越來越多的外資銀行進入我國，使國內金融市場形成新的經營格局——國內金融界的分業經營和外資銀行的混業經營并存。但是，目前外資銀行的經營也存在許多的問題，如多存少貸、轉移利潤，違規經營、使用非價格手段進行不公平競爭等等。因此，這一格局在給我國金融業帶來發展機遇的同時，更多的是帶來了挑戰，尤其是給我國的金融監管工作帶來了大挑戰。
從目前來看，雖然我國《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對外資銀行的業務范圍和投資范圍、資本充足率、資產負債比例、對關聯企業的貸款比例、流動性比例和各項準備金的情況都作了規定。但是，對外資銀行監督管理的規定仍較為原則和簡單，缺乏可操作性。對外資銀行監管的手段和方法還停留在傳統的“經驗式”的管理階段，基本上以行政管理為主，在監管內容和監管手段上仍處于合規性監管階段，主要是事后合規性檢查，缺乏預防性的事前和事中檢查，風險監管處于起步階段，出現了重審批服務，輕監督管理的現象。例如，監管方式還停留在對會計報表的審核上，但一些外資銀行上報的報表卻不能完全反映其經營活動的真實情況，而且偏重定性分析，缺乏一個具體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監管參照系。對國際上通用的定性分析和定量考核相結合的監管方法，我國還沒有加以引進和運用，導致監管水平低，無力制約外資銀行的違規操作。
銀監會設立后，將努力實現對外資銀行合規性監管與風險性監管的協調統一。合規性監管是指監管當局對銀行執行有關政策、法律、法規情況所實施的監管。風險性監管是指監管當局對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程度、資產質量、流動性、盈利性和管理水平所實施的監管。以前的監管者認為只要制定好市場游戲規劃，并確保市場參與者遵照執行，就能實現監管目標。因此，監管當局過去一直將監管重點放在合規性方面。但是，隨著銀行業的創新和變革，合規性監管的缺點不斷暴露，這種方法市場敏感度較低，不能及時全面反映銀行風險，相應的監管措施也滯后于市場發展。銀監會將以合規性檢查為前提，以風險性監管為主題，改進和提高現場檢查的效能，同時充分借助社會審計力量，對有問題的外資銀行進行重點監管。在完善非現場監督體系方面，將謹慎原則和彈性原則結合起來，合規性指標和風險性指標結合起來，設置監管指導線和最低比率，包括資本充足性、流動性、大額風險、外匯風險等。并且在合規性監管的基礎上，加強風險監管。
二、銀行業監管對策
1．盡快制定和出臺有關金融法規，并與國際接軌，完善我國金融監管法律體系
依法監管無論用何種形式監管，都必須有監管的依據，也就是各種法律、法規，而中國目前顯然多種金融法規缺位。在這種情況下銀監會工作的開展將受到許多限制。首要的問題還是要完善金融法規，促進金融監管與法律法規的協調統一。對已出臺的金融法規，應建立本系統內相應的實施細則，增強現行金融法規的可操作性，解決當前金融監管中無法可依和有法難依的問題。
2002年以來，國務院、人民銀行總行先后頒布了《金融機構撤銷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貸款風險分類指導原則》、《銀行貸款損失準備計提指引》、商業銀行信息披露暫行辦法》等金融法規，這些金融法規充分體現了加入世貿組織后，金融業全面對外開放，中外資金融機構平等競爭的基本原則。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等還要進一步修訂，以達到確立監管架構、規范監管準則、統一監管標準的目標。對金融機構的任何處理、處罰，都要有確切的法律依據、政策依據、制度依據。在監管工作中，要公正、公開、公平地處理監管中遇到的問題，做到依法監管，依法維護金融秩序。
2．盡快建立銀監會和央行之間的有效的協調機制
銀監會成立之后，將對商業銀行實施監管職能，但央行依然是商業銀行最后的貸款人，同時，央行對商業銀行仍擁有檢查權。這就涉及到一個銀行協調成本的問題。
從國外實踐來看，在英國，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金融監管局與財政部之間有一種三方小組會談機制，定期磋商，交換信息。而在日本，中央銀行的職能由日本銀行擔任，金融監管的職能由日本金融廳執行。根據《新日本銀行法》規定，應金融廳長官的要求，日本銀行應向金融廳出示檢查結果并允許金融廳職員查閱相關資料。在實際工作中，金融廳和日本銀行的職員實際上經常互換信息，形成相互配合的密切關系。此外，為了不加重被檢查金融機構的負擔，雙方經常通過協商機制協調對同一金融機構的現場檢查日程安排。
從我國實際出發，貨幣政策和銀行監管兩種職能分離以后，部門內目標沖突轉變為部門間沖突，因此，一方面要加強部門間的信息共享和協調合作，防止部門間扯皮現象，減少磨擦成本，提高辦事效率，另一方面，目前，我國的金融監督管理體制中的一些關系尚未理清。如金融監督管理體制與國家權力機構的關系、金融監管體制中的中央與地方關系等。從現實來看，獨立行使監管權力的證監會和保監會在決策時仍然要受到其他政府部門的影響，這使其獨立監管規范的程度打了折扣。因此，銀監會需要在體制上有所突破，盡量加強其監管獨立性。這就要求加大金融相關部門之間及與其他政府部門的協調力度，建立相對穩定的協調機制。
3．盡快建立存款保險制度，解決監管過程中出現的風險承擔問題
隨著我國金融業改革開放的深化，金融自由化程度的不斷提高，金融的風險累積也越來越大，同時加入世貿組織后，中國也面臨著國際金融機構的挑戰，必須盡快健全金融體制，特別是包括市場的退出機制，在此情況下，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就顯得日益重要。
存款保險制度是國際上銀行監管的通行做法，是維護存款人對銀行信心的保障手段，也是解決銀行市場退出的有效措施。實行存款保險，可以使小金融機構在乎等的條件下和大型金融機構開展公平競爭，可以有效地解決中小金融機構的支付困難，從而確保社會穩定，消除地方政府和儲戶的后顧之憂。與此同時，中央銀行也可以真正與存款保險公司和金融機構確立商業性融資關系，從而有利于貨幣政策體制的健全和健康運行。
目前，美國、日本和韓國等國家都通過加強存款保險機構的作用等方式來防范道德風險。我國應盡快建立存款保險制度，這樣，中央銀行作為“最終貸款人”在提供救助資金時，就可以會同(或轉貸)存款保險機構來實現，通過存款保險機構所特有的約束機制來達到防范道德風險的目的。
摘要：儒家和諧社會觀以“和為貴”、“天人合一”等和諧思想，重視以人為本，倡導人與自然的和諧，設想建立一個安定有序、公平和諧的理想社會。從社會學的理解視角上看，它重視社會內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強調人的群體性、社會的組織性、以及社會結構體系的可調節性。因此，和諧社會，如果用社會學來理解，可以分成兩個方面：一是社會內部個體之間的互動和諧；二是通過社會整合，實現社會整體上的和諧。
關鍵詞：儒家；和諧社會；社會學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提出，使得“和諧社會”成為眾所關注的焦點。而在中國的歷史上，儒家的和諧社會觀無疑是一筆寶貴的文化財富，儒家的和諧社會觀，強調人際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豐富的內涵和重要的歷史價值，使得從社會學角度來分析儒家的和諧社會觀有了更大的意義。
一、儒家和諧社會觀的內涵
和諧，指的是事物協調生存與發展的狀態。和諧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和精華，儒家的和諧社會觀十分豐富，孔子提出“和為貴”主張，孟子描繪了“老我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諧社會。即使在今天看來，這些觀點依然有其重要的借鑒意義。
在內容上，儒家的和諧社會觀重視以人為本，倡導人與自然的和諧，設想建立“大同世界”、“小康社會”等和諧的理想社會。具體來講，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和為貴”———人際和諧。儒家極為重視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和諧。《論語·學而》引有子的話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把一切禮樂教化的目的歸結為人與人關系的和諧。仁是孔子思想體系的核心。從字形結構來看，仁從人，從二，其基本意思是指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道德原則。《論語·顏淵》記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儒家認為首先要“仁者愛人”，學會善待他人，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為人與人相處的一種根本方式。孔子主張在人際交往中要“溫、良、恭、儉、讓”，實現人際關系的和諧融洽。
孟子提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認為“仁”是人心所固有的良知良能，為孔子提出的“愛人”找到了一個人性的根據。在此基礎上，他主張愛人要由愛自己的親人推廣到愛所有人，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2.“群己和諧”———人與社會和諧。在人與社會的關系上，先秦儒家十分強調人與社會的和諧統一，他們認為個人總是生活在社會之中，個人的命運與社會息息相關，只有將個體融入社會之中，實現人與社會的和諧統一，才能達到天下大治的目的。這樣人與社會的和諧也就是“群己和諧”。“群”指“國家”、“天下”、“社會”等確定而具體的范圍，“己”指一定程度的自我，即意識到自己是有個性的個人，但又不與“群”完全分立。中國古代和諧論立足于共性，更多的強調群體，主張從群體出發使個體服務于群體。
孔子一生奮斗的目標就是使天下大治，最高理想就是大同世界，《禮記·禮運》篇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個理想的和諧社會制度對后世影響是很大的。孟子提出“與民同樂”的觀點，強調人與社會的和諧。在同齊宣王的對話中孟子指出，個人的“獨樂樂”不如與別人的同樂，“少樂樂”不如“與眾樂樂”，只有與他人與眾人共賞、共鳴，才能得到最大的樂趣。進一步論證了人與社會的和諧統一。
荀子在人與社會的關系上強調“和”，強調“一”，強調“天下大齊”。他提出：“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故人生不能無群……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則得其長，群生則得其命。(《荀子·王制》)即人之所以比禽獸強勝，是因為人能結成群組織起來，群體的和諧使人類戰勝萬物的保證。
從孔子到荀子，雖然由于他們所處時代不同，對于個體與社會的和諧的理解也就有所偏重，但在把人與社會的和諧作為儒家的理想這一點上，他們的觀點卻是一致的。
3．天人合一”———人與自然的和諧。儒家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上，主張“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用一個詞來概括，就是“天人合一”。《中庸》說“: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就是在強調天、地、人的和諧發展。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孟子也說：“君子之于物也，愛而弗仁，仁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董仲舒“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的思想更具體地將天、地、人的關系緊密結合在一起，體現了“合而為一”的觀點。
“天人合一”代表著中國人的人生精神，就是追求人與自然界的統一。所謂“天地變化，圣人效之”。儒家認為，“天地生萬物”，人與萬物都是自然的產兒，主張“仁民愛物”，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把“仁愛”精神擴展至宇宙萬物。儒家還主張人與自然的和諧思想落實到制度上。如孟子主張，“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意思是，人與自然和諧是生存發展與社會安危的基礎，即所謂“王道之始”。
4.以民為本。儒家和諧思想肯定老百姓的主體地位，主張建立以民為本的和諧社會。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孝經·圣治》）、“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提倡尊重人、理解人。孔子提出“有教無類”的人本主義教育觀，注重社會對人的道德教化。孟子的民本思想提出了“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得民心者得天下”（《孟子盡心下》），主張“仁政”，強調當政者對老百姓的依賴。荀子也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荀子王制》），進一步體現出對人民力量和作用的重視。
無論是個人的自我修養，人生理想的實現，還是主張建立一個安定有序、公平和諧的理想社會，儒家文化都體現出對人的尊重，強調人的地位和作用，突出人的主體地位，實際上也就是主張以人為本，并以此為理念構建一種和諧的人際關系，建立一種美好的和諧社會。
二、社會學視野下的儒家和諧社會觀
和諧的社會理念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我們今天建設和諧社會也有積極的意義，那么，從社會學的角度，應該如何理解儒家的和諧社會觀呢？要理解這個問題，就首先要理清，社會學意義上的和諧社會是怎樣的。
1.社會學意義上的和諧社會。社會學認為，社會是由人群組成的一種特殊形態的群體形式，是相當數量的人們按照一定的規范發生相互聯系的生活共同體。社會的特征有:
（1）社會由人群組成的。人是社會系統最基本的要素。當然，這里說的人，是指人群而非單個的人；
（2）社會以人與人的交往為紐帶。人與人的多方面的聯系，形成了整個社會系統。而隨著社會分工的發展，這種聯系也逐漸擴大；
（3）社會是有文化、有組織的系統。人類社會不像動物結群那樣自由地生活，而是按照一定的文化模式，通過規范及制度將無數單個的社會成員組織起來，形成一股合力，進行有序地創造活動；
（4）社會是一個具有主動性、創造性和改造能力的活的機體，它有一套自我調節的機制。通過政府這個管理中心，能夠主動地調整自身的結構體系，調節自身與環境的關系，創造更適宜自身生存與發展的條件。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站在社會學角度上，社會是一個注重聯系、注重整體的概念。它重視社會內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強調人的群體性、社會的組織性、以及社會結構體系的可調節性，所以說，和諧社會，如果用社會學來理解，就可以分成兩個方面：第一，社會內部個體之間的互動和諧；第二，通過社會整合，實現社會整體上的和諧，盡可能避免社會失范。
2.社會學對和諧社會的兩個理解視角。
（1）在社會內部個體之間的互動和諧上，社會學中的互動論給我們以重要的啟示。作為微觀社會學理論的代表，社會互動論認為，個體的社會化離不開與他人的互動，在互動中才能發揮出個性與自我。互動還是社會形成的條件。正是在社會互動的基礎上，人類才一層層的建筑起整個社會。符號互動論認為，首先，人類特有的互動是傳媒符號及各種內涵的載體，刺激的意義來自與他人的互動，而非刺激本身所固有；其次，人類具有與他們結交的特殊行為能力，并由此產生各種人際關系；再次，人類社會是由互動組成的，社會的各種特性是由個體行為維持與改變的。儒家強調以“仁”與“和”的思想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并將“忠恕”和“禮”作為實踐手段，要求人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復禮”，使自己的行為合乎“禮”的要求，這里的“禮”就是一種傳遞和諧信息的刺激符號，當一個人的行為符合“禮”的要求，他所發出的便是這種和諧的刺激符號，這可能會引起其他人發出類似的符號作為回應，這樣，如果大多數人以符合“禮”的行為方式進行互動的情況下，“仁者愛人”的目標便可能實現，社會內部的個體之間便會呈一種非常良性的和諧互動狀態，人際關系的和諧融洽也能得到實現。
（2）在社會整合方面，社會學中則有社會整合的概念。社會整合是指社會通過各種方式將社會結構的不同因素、部分、互動關系及其功能結合成一個有機整體，使得社會利益協調與調整，促使社會個體或社會群體結合成為社會生活共同體，從而提高社會一體化程度的過程。通過社會整合，保持社會秩序的規范化和有序化，從而促進社會的發展。
社會整合的關鍵在于利益的協調與調整，而在儒家的和諧社會思想中，關于利益的協調有諸多論述。《論語·季氏》中說“: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孔子認為，一個國家的穩定，不取決于財富的多少，而取決于分配是否公平;不取決于人口的多少，而取決于人心是否安定。分配公平人們就不會覺得貧窮，和睦相處組織就不會覺得人少，安定和平國家就沒有危險。
在孔子看來，貧富懸殊的危害要大于貧窮，而均平不是普遍的貧困，而是“均無貧”，即達到共同的富裕。富裕、均平、和諧、安定，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這就是孔子所希望達到的經濟和社會目標。
在荀子的思想中，社會和諧主要取決于各階層得到與其社會地位相適應的回報。荀子稱:“貴貴、尊尊、賢賢、老老、長長、義之倫也。行之得之得其節，禮之序也。”(《荀子·大略》)等級貴賤之分與對物質財富占有多寡相應，在等級差別的對應中，以制度的形式規定不同的人“或美、或惡、或厚、或薄、佚樂、或劬勞”，而人們又安于自己的政治地位與經濟地位。
儒家重視利益協調，并主張通過相關機制的建立來實現社會整合，維護社會整體的和諧狀態，從而達到天下大治的效果。站在社會學角度上看，儒家的和諧社會觀重視人與人之間的良性互動，并關注利益協調機制及其對社會整合的作用，從而使社會達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的理想狀態，形成“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的大同社會。這些在我們今天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仍是重要的方面。繼承儒家和諧社會觀中的合理內容，并結合當代實際加以發展，必將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參考文獻：
1.王處輝，中國社會思想史[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2.宋林飛，西方社會學理論[M].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
3.傅治平,和諧社會導論[M].人民出版社，2005。
（一）社會貢獻
一是承接政府職能轉移日益增多。通過杭州市政協科協界別組組織科技工作者積極開展調研，以提交提案、調研報告、大會發言等形式積極建言獻策，近年來每年被采用提案達20個以上，其中1個提案獲得杭州市政協主要領導批示。二是學術交流廣泛深入。杭州市科技社團圍繞杭州發展的重點、熱點問題，積極開展學術交流和課題研討等活動，在促進人才成長、科技創新、學術交流、科學普及、服務群眾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各類學會作為科普工作的重要力量，在科技周、科普日、科技下鄉、重大節日及紀念日等科普宣傳活動中，組織開展科技咨詢、科技講座、編印資料等工作，做出了積極貢獻。
（二）存在問題
一是發展水平整體不高。總量不足，以每萬人擁有社會組織的數量計算，杭州市每萬人只擁有5.4個，低于國際平均水平。內部管理也不盡規范，專職工作人員少，少有高層次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到科技社團工作，自身能力建設弱，較少能真正承擔社會事務管理任務。二是規章制度供給不足。2014年9月，浙江省人民政府辦公廳出臺《關于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的實施意見》，明確了政府向科技社團購買服務的范圍，但仍停留在原則性意見階段。杭州市也出臺了《杭州市人民政府關于政府購買科技社團服務的指導意見》，由于實踐經驗不足，這些規定還遠遠不能達到指導、考核評價的要求。三是購買資金管理分散。雖然杭州已開放了向科技社團購買公共服務的資金新渠道，但缺乏一個對購買服務資金申請、受理、審核、撥付、驗收、審計等環節進行全程跟蹤、統籌、協調和監督的綜合部門，導致科技社團在項目前期和后期都存在回款困難。四是機制建設不盡完善。因為專業人才缺乏和沒有引入獨立的第三方組織評價，不能對政府購買服務過程中專業技術問題進行及時有效監督。有關政府職能轉移或購買服務規定中，各職能部門職能轉移工作如何考核，購買服務質量如何考核，如何建立行政問責規章，基本處于空白狀態。
（三）主要優勢
一是人力資本優勢。杭州市科技社團匯聚了各行各業的高層次科技人才，具有學術權威、知識密集和人才薈萃的優勢。二是組織網絡優勢。目前，杭州市擁有自然科學、技術科學、工程技術及其相關科學的學會（協會、研究會）76家，多學科、跨部門、橫向聯系廣泛的學術性、群眾性和社會性特征突出，與政府聯系廣泛。三是政府支持優勢。從國家到省市各級政府都支持科技社團積極承擔從政府轉移出來的部分管理職能。政府機構改革需要廣大科技社團發揮溝通信息的紐帶作用，協助政府維護市場和社會秩序，從而減少政府管理成本，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四）制約因素
一是經濟基礎比較薄弱。由于杭州市科技社團的組織特征，其籌資渠道和規模均不穩定，科技社團或多或少地存在資金問題。多數科技社團僅僅依靠掛靠單位支持和業務主管單位的補貼，自主創收能力較差，發展不平衡，影響了參與社會管理轉移的能力建設。二是部門利益保護嚴重。一些政府部門囿于既得利益，不愿將職能向體制外轉移。同時對于哪些職能應該轉移、如何轉移、誰來協調轉移也缺乏相關的規定，使得相關部門無所適從，不知道將自己的職能轉給誰，也不知道怎么轉移，無法明確轉移的范圍與程度。
二、科技社團參與社會管理和服務的對策
（一）加強和完善科技社團立法和政策支持，盡快出臺購買服務機制和清單，為科技社團有序參與社會管理與服務提供指南
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需要從法律法規層面明確政府和科技團體各自職能，制定相應的政策、措施。杭州市委、市政府在有關文件、規章中應明確將有關政府管理職能轉移給科技社團，有關部門應積極支持配合該項工作。適時制定《杭州市科技社團發展規劃》和《杭州市政府職能轉移實施方案》，加強對全市政府職能轉移工作的宏觀指導，促進杭州市科技社團的健康有序發展。要破除在傳統的政府職能體系中形成的“全能政府”形象，實現由政府與社會高度統一的“大政府、小社會”的管理格局到政府與社會分離，實行社會職能社會化、社會事務社會辦的“小政府、大社會”的管理格局的轉變。逐步釋放政府“權力清單”，制定杭州市科技社團承接政府轉移職能和購買服務清單，培育具備“接單”能力的科技社團。建立杭州市政府購買科技社團服務制度，明確購買公共服務的相關內容：實現預算管理，將購買公共服務的費用納入預算；強化契約式管理，政府和科技社團的責任、義務以及服務要求，全部在合同中體現；建立評估機制和規則，委托第三方專業機構，做到對科技社團在項目合作前進行資質審查，合作過程中進行跟蹤了解，在合作完成后進行社會績效評估。規范購買程序，有關部門要制訂購買公共服務的試行辦法，確保購買公共服務制度可操作、有實效。
（二）進一步創新工作模式，以點帶面，重點突破，使有條件的科技社團穩步參與社會管理與服務
選擇有獨立法人地位、有較大社會影響力和公信力、運作規范的科技社團作為承接者，選擇科技獎勵、職業資格評定、科技評估等職能作為科技社團參與社會事務的具體事項，采取委托授權、契約和招標等方式進行。杭州市級科技團體發展尚處在初級階段，需要提供較為寬松的發展空間，應在加強管理和規范的同時，注重培育和扶持。杭州市政府應在以下方面給予扶持：對市級科技團體用于公益性事業發展的經營性活動，給予減免稅收的優惠政策；政府對市級科技團體開展的各種學術活動應給予資金的扶持；鼓勵杭州市級科技團體以招投標等方式開展咨詢、論證等工作，形成多渠道的資金來源。科技社團參與社會管理轉移離不開經濟基礎的支持，資金和資產也是科技社團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大力爭取政府的資助，協助政府提供公共服務，開展公益活動，從一定程度代替政府部分工作，有效地彌補“政府不足”和“市場失靈”。
（三）進一步提升科技社團的服務能力，為參與社會管理和服務夯實工作基礎
要健全內部治理結構，以組織價值目標為主旨，進一步規范組織結構的設置和運行規范。形成權力機構（會員大會）、執行管理（學會或理事會）與運營決策機構以及監察機構之間權責明確、相互制約、運轉協調和決策科學的統一機制，同時還應接受外在的監督。要加強人才隊伍建設，堅持社會化、職業化的人員管理原則，提高服務素質，提升組織聲譽，擴展服務對象，增加服務性收入，增強會員認同感與歸屬感，吸收儲備人才；完善包括薪酬、招聘、福利、培訓等一系列科技社團的人力資源管理制度，發揮人力資源的積極性、創造性，更好地服務于社會經濟發展。要完善財務管理制度，重視科技社團財務管理的規范性，建立健全內部財務管理制度和科學合理的預算制度以及加強社團內部財務管理和內部控制機制，尋求在滿足公益需求的同時實現自身可持續發展，提高自身社會公信力。要提高信息管理水平，加大信息化建設力度，提高杭州市科技社團工作效率。運用信息技術改造公益運作流程，實現組織的網絡化，廣泛應用于杭州市科技社團決策、籌資、營銷、服務和信息共享等各個環節。
（四）加快建立科技社團承接政府購買服務、授權委托和政策引導的平臺，加強合作，形成合力
社會心理學是心理學和社會學之間的一門邊緣學科，受到來自兩個學科的影響。在社會心理學內部一開始就存在著兩種理論觀點不同的研究方向，即所謂社會學方向的社會心理學和心理學方向的社會心理學。在解釋社會心理現象上的不同理論觀點，并不妨礙社會心理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應具備的基本特點。
一般來說，普通心理學是研究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一般關系客體包括自然客體與社會客體。社會心理學則主要研究主體與社會客體之間的特殊關系，即人與人、人與群體之間的關系。普通心理學研究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一般關系所獲得的規律可以應用于社會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研究主體與社會客體之間的關系所獲的規律也可以豐富普通心理學。普通心理學傳統上著重于研究個體、個人與物之間的關系，而社會心理學則著重于研究群體中的個體、群體、人與人、人與群體的關系。
社會心理學與個性心理學的關系更加密切、更加復雜。美國心理學會迄今仍把個性與社會心理學放在一個分支里。一般說來個性心理學是研究個性特質形成和發展的規律，涉及自然和教化的關系、涉及較穩定的心理特質，而社會心理學則主要研究直接社會情境對個人的影響以及個人對這個情境的解釋的作用。社會心理學的一個重要發現表明，直接社會情境的作用往往被低估了。
社會心理學的專題研究，開始于19世紀下半期。1860年出現了拉察魯斯和斯坦塔爾關于民族心理學的系列論文。此后，塔爾德的《模仿律》西格爾的《犯罪的群眾》、勒邦的《群眾心理學》等著作陸續出版，為社會心理學的形成奠定了基礎。1908年英國心理學家麥獨孤和美國社會學家羅斯分別出版了社會心理學專著。這標志著社會心理學已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心理學家奧爾波特和德國心理學家默德開創了實驗社會心理學方向。雖然用實驗方法研究社會心理學問題，可以上溯到1898年特里普利特關于社會促進的實驗研究，但真正開創、推廣這個方向的是奧爾波特和默德。在他們之后，實驗社會心理學才開始在西方特別是在美國成了社會心理學研究的主流。
奧爾波特的著作《社會心理學》問世以后，社會心理學進入一個快速發展時期。1928年瑟斯頓提出了態度測量法，把由托馬斯和茲納涅茨基開始并成為當時社會心理學研究中心的態度研究，提高了一步。1934年莫雷諾提出了社會測量法，用以測量群體內人際吸引和排斥問題。1938年勒溫把場論引進社會心理學，提出了個人生活空間或場的概念，認為行為是個人特點和情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函數。20世紀40～5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勒溫的影響下，社會心理學主要研究群體影響和態度問題。
50年代，阿施等人開展順從的研究。以霍夫蘭為首的耶魯學派發表了一系列有關說服的研究。費斯廷格提出了認知失調理論，這個理論成為60年代的研究中心。到了70年代，由海德的《人際關系心理學》一書奠定了基礎的歸因理論成了研究重點。80年代以來，認知社會心理學和應用社會心理學日益受到重視。
中國社會心理學在50年代以前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而存在過。早在清末民初，已有人介紹過作為心理學重要分支學科的社會心理學。20年代出版了勒邦的《群眾心理學》、麥獨孤的《社會心理學導論》以及奧爾波特的《社會心理學》等重要著作的譯本，中國學者自己也編寫了一些社會心理學著作。
社會心理學研究的主要課題隨著時代的演變而有所不同。早期的社會心理學側重于研究大型群體和群眾的心理現象，如拉察魯斯、斯坦塔爾、馮特關于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塔爾德、西格爾和勒邦關于群眾心理的研究。這些研究者所提出的某些思想直至今天還有影響，如塔爾德的模仿律、勒邦的群體極端化和個性消失的思想等。20世紀初態度的研究成為中心。實驗社會心理學方向出現以后，社會促進的研究成為中心。以后，群體過程、說服、順從、認知失調、歸因等分別成為某一時期的研究中心。
美國是研究社會心理學最多且最有影響的國家，它的研究課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往往影響到其他國家。1980年，美國心理學家斯密斯等人對1979年美國主要社會心理學刊物發表的文章作過一項調查。這項調查表明，研究最多的是歸因及態度和態度改變，論文達50篇以上；其次是社會和人格發展以及認知過程，達40篇以上。
體育社會學理論體系研究
一門學科的建立、發展與成熟離不開對其理論體系的探討與爭辯，體育社會學自70年代在我國發端以來，一直有部分專家專注于該學科理論體系的探討，并取得了豐厚的研究成果。專家學者們就體育社會學理論基礎問題長期、深入的探討對該學科在我國的發展與成熟起到非常重要的鋪墊與推動作用。關于體育社會學的學科性質，早期的觀點認為體育社會學是交叉學科、邊緣學科，爾后部分社會學領域和體育學領域學者認為它是社會學下的一門應用社會學。近年來，有的觀點認為體育社會學是介于體育科學和社會學之間的一門綜合性學科，即它既具有社會學分支學科的屬性，又是體育科學的一門基礎學科，也有學者提出了體育社會學只有一個學科屬性，即社會學的分支學科的觀點。孰是孰非，還需學界的進一步討論與爭辯。關于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學界形成了較為一致的觀點，即體育社會現象是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并就什么是體育社會現象、構成體育社會現象的前提條件、什么樣的體育社會現象才有研究價值等問題進行了更深入的討論。
美國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認為“范式(para-digm)”是在科學實踐活動中某些被公認的范例，包括概念、定律、理論、觀點、應用等在內的范例，范式可以用來揭示科學發展和科學革命的結構，為某一科學研究傳統的出現提供模型。［1］有人認為“范式”這一學術詞語已逐漸替代社會科學中的“方法論”。關于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范式，學界大致持這一觀點，即實證與思辨研究是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基本范式。如仇軍認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發展經歷了初始階段注重解釋主義(思辨)研究范式，發展階段具有實證主義研究范式色彩，現階段實證主義研究方法與解釋主義研究方法相互滲透和融合幾個階段。［2］吳貽剛等認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范式較單一，主要以結構功能主義為主，雖然也有一些使用了沖突理論的范式，還有一些運用了后現代主義范式，但總招來結構功能主義者的激烈批判。［3］目前，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理論與框架主要援引自社會學與其他相關學科，包括結構功能理論、角色規范理論、符號互動論、女性主義論、社會越軌理論、社會轉型理論、非政府組織理論、公共服務理論、社會排斥理論等。比如運用結構功能主義分析不同時代體育應完成的歷史任務和承擔的歷史責任，運用符號互動論分析體育群體中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人與組織之間的互動以及組織與組織間的互動，運用角色規范理論解釋體育游戲與運動競技對參與者的社會影響，運用社會越軌理論解釋競技體育異化問題，運用社會排斥理論探討體育中弱勢群體體育、體育權利與公平問題等等。其中，運用結構功能主義來解釋體育現象的研究居多，其他理論應用較少。
研究方法是衡量一個學科發展程度的重要標志。近年來，問卷調查法在體育社會學研究中應用越來越普遍，有學者就體育社會學中與問卷調查方法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陳海燕對6種體育期刊1999－2003年間以調查研究為主要研究方法的論文進行分析后認為，多數研究者忽視了對研究方法的介紹，在抽樣調查中，抽樣方式介紹不明的占20．6%，在調查資料的處理、分析和表達方面，多數研究停留在以百分比的直觀解釋和說明上。［4］楊威的研究也表明，目前體育社會學研究中問卷調查方法的使用，在問卷統計處理和分析上，多采用百分比分類統計分析，注重對現狀的描述;但從整體發展來看，呈現出由常規統計、單變量統計分析向多元統計分析發展，由描述研究向解釋研究發展的趨勢。［5］斯迪虎認為體育社會學因果關系的本質存在于決定論與人的自由意志之中，數理統計是關于體育社會現象之間量的相關分析，任何具體的量都有質的規定性，如果不了解量背后的質的規定性以及數量關系背后的社會背景情況，就可能做出膚淺、錯誤的解釋。因此，體育社會學的數理統計中，即使兩個變量之間具有較高的相關系數，并且具有統計意義，也不能因此作出兩個變量間存在因果關系的結論，而應遵循數理統計與邏輯實證相結合的原則。［6］楊威的研究也贊成上述觀點，建議應注重信度與效度問題、抽樣方法問題(隨機不等于隨意)、統計分析問題(過于相信兩個變量間的統計結果分析，忽略體育社會現象間的復雜性)、結果的理論解釋問題(厚于資料收集與現狀描述，薄于理論分析與解釋)，并介紹了目前體育統計教材中鮮有論及的定類、定序變量回歸分析方法，有利于充實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并有利于提高研究結果的可信度，從而提高研究成果質量。［7］除傳統的文獻調研法、問卷調查法、專家訪談法等外，一些學者逐步開始采用定量分析和計算機技術相結合、典型調查、個案研究、田野調查等方法來研究體育運動中的社會問題，使體育社會學中實證主義研究范式的運用向前邁出一步。
總體而言，關于體育社會學理論體系的研究取得了較大發展，但仍停留在借鑒與援引母學科與其他相關學科理論與方法階段。盡管近年來有學者介紹了西方國家體育社會學的研究理論、視角、范式和研究方法，如“從一元走向多元:西方社會學研究方法的流變”、“西方體育社會學研究范式的形成與發展”、“西方體育社會學新流派述評”等，但具體應用還不多見，并且在應用過程中還需對援引的理論與方法進行本土化的考量。
體育社會學應用研究體育社會學應用研究的主要內容
隨時間與政策變化而有所側重。20世紀80年代，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體育運動的社會功能、體育改革、體育娛樂理論、體育與大眾傳播媒介等主題上。90年代，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體育群體及其互動、體育與生活方式、體育人口、假球與黑哨等社會問題、社區體育、競技體育異化、體育產業、中國體育事業發展問題、全民健身理論和實踐、體育體制改革等主題上。近10年來，體育社會學研究主要集中在農民與農村體育、體育公共服務問題、北京奧運會、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等主題上。
農民與農村體育隨著黨和政府對“三農問題”的日益關注以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號召的提出，農民與農村問題逐漸進入學者們視野，農民與農村體育問題也一躍成為體育領域的研究熱點，與此相關的課題立項、成果發表數量劇升。以體育學人最為看重的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課題立項為例，2001年至2004年該基金沒有與“農民體育、農村體育”相關立項，但從2005年開始，與“農民體育、農村體育”相關的立項呈現出波浪式上升趨勢。這一研究熱點在整個社科基金中所占比例越來越高，特別是最近兩年，學者們對農村體育和農民體育傾注了更多熱情，社科立項也向“農民體育、農村體育”的相關研究作了較大傾斜(如圖3)。2001年至2011年10月，收錄于中國知網核心期刊以“農民、農村體育”為命題的文章共262篇，其中2001年至2005年47篇，2006年至2011年215篇。一些學者運用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就以下問題進行了廣泛的探討，對不同地域農民體質與體育鍛煉現狀的調查分析與對策探討;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或和諧社會建設為語境的農民、農村體育發展問題的探討;農民、農村體育需求問題的探討;不同地域農村體育項目與文化的傳承、發展、出路、困境等，農村體育公共服務問題，農村體育發展對農村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的影響等內容。總體來說，這些問題的探討豐富了體育社會學研究的主題，對農村體育的發展也頗有指導意義，但從理論上來看，采用問卷調查對現狀進行量的描述與分析偏多，通過實地調查與訪談結合量的分析闡釋現象背后的質的研究較少;研究對象不全面，研究方法較單一;宏觀研究偏多微觀研究較少;從實踐上來看，對指導農村體育發展又缺乏可操作性。
體育公共服務問題隨著我國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型，公共服務問題受到政府、學術界和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體育公共服務問題也隨之受到體育界的關注而成為近年來繼“農村體育”以后的又一研究熱點。2001年至2011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一般項目，與“體育公共服務”相關的立項頗多，2001年0項、2002年1項、2003年5項、2004年2項、2005年0項、2007至2008年各一項、2009年2項、2010年6項、2011年7項。2001－2011年中國知網核心期刊與“體育公共服務”相關的論文共計74篇，其中2007－2011年6月70篇，占10年間總數的94.6%。這些研究成果主要就體育公共服務的內涵、現狀、困境、影響因素，體育公共政策供給主體、供給方式、供給模式、供給制度與制度創新，體育公共服務體系、運行與評價等內容進行研究。不少研究或采用了體育社會學的理論，或采用了體育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或從社會學的視角分析目前我國建立體育公共服務體系存在的問題。應該肯定這些研究成果為促進我國體育公共服務理論研究與實踐發展做了重要的鋪墊。但目前我國體育公共服務體系的研究在理論上尚未完全納入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的理論框架，在實踐上尚未使得這一“體系”規范、有序的運行。［8］甚至可以說體育公共服務體系還未建立起來。因此，還需要體育社會學者們投入更多的時間與精力作進一步的研究。
北京奧運會研究2001年北京獲得2008年北京奧運會舉辦權，引起國人的振奮，舉國上下為之歡慶，體育界更是如此。此后關于北京奧運會的報道不絕于耳，同時，學界對北京奧運會的相關研究也越來越多，從內容上看，涉及奧運理念，奧運會場館、設備，運動隊的備戰，奧運會對城市與社會的影響等問題，從時間上看，奧運會前的研究成功主要涉及技術、條件等的準備性研究，奧運會后主要注重對奧運會各方面的分析總結和對我國體育事業發展方向的思考等問題。其中不乏從社會學的視角去研究與這一主題相關的問題，如“影響我國女性2008年奧運會成績的社會學因素分析”、“2008年奧運會與北京的流動人口問題”等等，這些研究對我國成功舉辦奧運會具有較大的借鑒意義。2008年北京奧運會結束后，這一研究熱點逐漸淡出多數學者們的視線。
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與退役運動員保障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一直備受學界關注，從90年代初討論的高校辦高水平運動隊到“體教結合”，再到以學校、家庭、社會多元化培養的討論不曾停止過。由于退役運動員不再安排就業，沒有退役后的保障，越來越多的人不愿意選擇從事體育運動訓練，特別是北京奧運會后，公眾的金牌意識逐漸淡化，競技體育后備人才的培養面臨更大困境，體育界不得不再思考這一問題。主要集中在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現狀調查、問題總結、對策分析、模式探討上，也有關于美國、日本等國家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的介紹與比較研究。其中也有部分采用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或者視角來分析問題，如“美國學校培養競技體育人才的社會學歸因”、“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中不同層次利益整合的機制”等。通過對相關文章的梳理不難發現，對該問題的研究大多數學者都傾向于宏觀層面或中觀層面，對微觀層面的研究極少，比如通過個案研究，深層次追蹤不同年齡段的運動員對從事運動訓練的看法，隨著社會變遷與政策變化，家長對子女從事運動訓練的態度變化，從微觀層面探尋因果關系。
有關國外體育社會學研究進展介紹與比較研究除了上述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問題外，值得一提的是，近10年來有關國外體育社會學研究進展成果介紹與比較研究頗多，這可能與早期的學者們呼吁應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加強體育社會學譯著與成果介紹相關。在著作方面，國內有關學者翻譯了部分國外著作，如盧元鎮主持了《美國體育社會學》的譯介、清華大學組織翻譯了美國學者JayJ•Coakley的《體育社會學:議題與爭議》、金季春主持翻譯了《體育科學指南》等等;［9］在論文方面，有的探討了西方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理論、視角等理論問題，［10］［11］［12］［13］［14］［15］［16］有的分析了近年來國際或西方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熱點問題與發展趨勢，［17］［18］［19］有的對中西體育社會學研究內容與熱點進行了比較研究，［20］［21］還有的專門探討了中國體育社會學發展進程中的對外聯系。［22］這些成果使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者們了解了國外同行們的研究現狀、研究取向、研究方式、研究成果，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鑒與參考，同時也有專家指出在借鑒與參考的過程中應考慮本土化的問題。
近十年來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特點
重宏觀研究輕微觀研究通過對近10年來相關研究成果的閱覽和梳理可以看出，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往往重宏觀研究輕微觀研究。不管是課題、畢業論文還是期刊論文，都熱衷于選擇大而難的課題，也傾向于選擇思辨性的課題而非實證性課題，似乎有功利性之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國處于社會急劇變革時期，體制改革需要更多宏觀視野的研究予以支持;另一方面，我國現行體育學各級課題規劃和評審導向中，微觀研究課題得不到重視，難于立項。此外，體育學各級課題資助金額小，難以完成以長期田野調查、訪談、觀察等方法為手段的資料收集與分析論證的微觀研究也是原因之一。
濃厚的政策導向色彩從對近10年體育社會學應用研究幾個主題的逐年成果數量來看，具有明顯的政治色彩。國家提出“三農”問題、提倡新農村建設、倡導和諧社會建設，則以此為背景的和與此相關的論文相繼涌現，并成倍增長，爾后逐漸冷卻。關于“北京奧運會”論題的情況如此，關于“陽光體育運動”論題的情況亦如此。北京奧運會后主席提出“向體育強國邁進”的戰略方針，則以“體育強國”為題名的論文不久便見于各刊物，中國知網以“體育強國”為篇名檢索2001－2011年論文共計145篇，其中2009－2011年120篇，占10年來總篇數的82．8%。以上充分表明，我們的體育社會學研究緊跟政策，亦步亦趨，這雖體現了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問題意識。但我們也必須認識到，體育社會學研究的任務應以社會學視角分析體育中的社會問題，揭示現象背后的規律，進而提出解決問題的策略與方法，以供政府部門決策參考;而不是在政府部門做出某一決策后，再一窩蜂地去解讀某一策略的內涵，討論對與錯、可行性等等問題。
[關鍵詞]網絡第四媒體/媒介網絡媒體第二媒介時代“作為虛擬世界的網絡”
Abstract：InternethasahistoryofelevenyearssinceitisservedforthecommonpeopleinChina.Weshouldstudytheconceptionsdescribingthe“Internet”inahistoricview,discoverthecharacteristicsofdifferentphrasesreflectedbythoseconceptions,andeventuallyfindthenatureofInternet,andtheInternet’sculturalandsocialmeaningtowardthehumanbeing.ThenwecandevelopanewframeworkwhichissuitableforunderstandingtherelationbetweentheInternetandcommunicationorthetraditionalmedia,andthegrowthofitself.Myopinionisthatnetworkisactuallythevirtualworld,notthecommunicativemedia.
Keyword：network；thefourthmedia；networkmedia；thesecondmediaera；networkasavirtualworld
網絡是什么?十多年中有過許多回答。今天重提這個問題好像有些幼稚，但是事實并非已經清晰。首先聲明，我不是從工程技術的角度來探討網絡的本質，而是追問網絡的文化社會意義所在。似乎可以說，本文探索的是網絡對于“人”或“人類社會”來說是什么。網絡無疑已經對當今社會產生了深刻的重要的影響，它向前延伸的每個新進展，都使網絡在遠離起點的時候越來越需要人們反思它的社會本質。
一、網絡概念的變遷和網絡發展以及與此對應的人們認識的豐富和深化
網絡的概念表述，大致按時間的順序，出現了后面的概念。有的說網絡是“第五媒體”，是排在包括雜志在內的傳統媒體之后的。有的說網絡是“第四媒體”，是排在不包括雜志在內、在新聞傳播意義上的傳統媒體之后的。有的說網絡，只提“網絡媒體”，而回避了“網絡作為一個整體是什么”的問題。還有的說，網絡實際上是“信息平臺、虛擬空間和商業平臺”。有的說網絡開辟了“第二媒介時代”、“第二世界”。而今，更多的人干脆不追問“網絡是什么”，而只是用經驗和直覺來從傳統的框架來觀察網絡新媒體，如博客、維客、流媒體、網絡電視等等。
這些概念的變遷真實地表現了我國學者、研究者和業界對網絡認識的軌跡。從泛泛地談網絡是什么到具體地談論網絡的形態——“網絡媒體”、“新媒介”；從既成的大眾傳播媒體的框架“內部”來理解網絡到從更大框架——與傳統社會、傳統媒介時代對立的大視角——來理解網絡；從具體的媒介形態的遞進和演化上升到能夠意識到媒介代際的更迭；從試圖研究網絡的本質到暫時放棄本質等待網絡自身發展成熟后解答。這個軌跡明顯地體現出人們對網絡研究的深入，也從側面折射著網絡自身的成長。
二、網絡的本質在爭議和反復中漸漸顯露
如今網絡已走過童年期，童年期的網絡遠未成形，甚至看不出輪廓，人們只能根據有限的、暫時的現象近于臆測網絡的本質。今天的網絡展現出成熟期的某些特征，表現為：網絡發展從早期的直線上升到現在的平穩上升，無論是網絡用戶，還是網絡的技術的原創推出，都展現了同樣的趨勢。網絡用戶告別了此前的瘋狂的增長，而原創性的技術也放緩了研發的腳步了。“三個月一年”的“互聯網年”節奏[1]和“光纖定律”[2]已經成為一個沉入歷史的輝煌記憶。這些現象都證明這個網絡的本質已經漸漸浮出水面。我們知道每個新事物的發展都有一個成熟期，也就是形態和屬性基本“定型”的時期，甚至是“類型化”的時期。這就是我們追問網絡本質的根據，這是一個網絡相對定型可以理解的時期。
不懂得歷史，我們永遠不知道自己是誰。同樣，不知道網絡在歷史上出現的概念和理解，我們也無法直接推斷網絡的本質，從源流開始梳理，我們不僅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本質，而且能夠更準確地把握不同時期的網絡研究，懂得它的價值和意義，明了它的缺點和局限。下面對歷史的角度對網絡的概念進行梳理：
（一）把網絡看成是“媒體形態的一種”的階段
“網絡是什么”的問題最早是用“網絡與媒體的關系”的方式提出來的。這是因為媒體尤其是大眾傳播媒體關系到人類“最重要的精神交往”。人們最渴望理解的是，網絡對于當今時代“最重要的精神交往”——大眾媒體有何種影響的問題。研究者首先把網絡看成是媒體形態的一種，把網絡看成是傳統社會中大眾傳播系統中的一個媒介形態。這種理解很顯然無法容納網絡中表現出來的如此之多的異質的、非大眾傳媒的特點和屬性。把不同的東西混淆到一起，顯然是牽強而缺乏說服力的。這個思路無法真正解決網絡的定位問題，更無法達到對網絡本質的思考。
作為“媒體形態的一種”，先后出現了“第五媒體”、“第四媒體”或“第四媒介”的概念。具體考察，從時間序列上說，網絡不是“第五媒體”，更不是“第四媒體”或“第四媒介”，這點已有公認；從承載內容的性質和符號載體上說，網絡也不是“第五媒體”、“第四媒體”或“第四媒介”。理解后一點有些復雜，我想從“媒介的特質”和“傳播的意義”兩個角度來說明。
首先從“媒介的特質”的角度考察。我們知道，信息的載體是符號，符號傳播是媒介的形式的本質。新聞意義上的大眾媒體，包括報紙、廣播、電視三大媒體。他們的最大特質是各自擁有獨特的符號系統。報紙主要靠文字；廣播主要靠音響；電視靠以影像、聲響為主，文字為輔。獨特的符號系統，是識別三大傳統媒體的基本依據。而網絡的符號仍然是文字、聲音和影像，只是綜合利用，并沒有創造出新的傳播符號。
然后，從“傳播的意義”的角度做考察。傳播的內容是新聞、神話傳說還是歷史知識也是媒體定位的標志。“三大媒體”都是在“新聞的意義”上談的。所謂在新聞的意義上，是指他們都以新聞為本位，為重要任務。而網絡顯然是信息的集散地，它包含了不同的形態組成，如“網絡媒體”、電子公告、實時聊天、電子郵件等等。他們各自具有不同的特點和旨趣，從總體上網絡傳播是“大雜燴”，并沒有形成對新聞的重點強調。
以上分析看出，把網絡從“媒體”或“媒介”的角度，進行傳統或習慣意義上的排名歸隊，無論是“第五媒體”、“第四媒體”或“第四媒介”，都是不妥當的。
（二）把網絡的討論分解到“網絡具體形態——網絡媒體”的討論的階段
網絡與媒體關系探討的突破，就是把“網絡媒體”的概念從宏觀抽象的網絡的大概念中抽取出來，而從網絡的一個形態組成來考察，單兵直入的討論獲得了成果。
“網絡媒體”的提法，就是在這個認識背景下升溫的。2000年后代替“第四媒體”的概念，“網絡媒體”成為人們討論網絡時的主要探討對象。[3]“網絡媒體”的界定有很多困難。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就是在網絡傳統新聞網站媒體和商業網站媒體，我們可以明顯地感覺到，他們具有某些大眾傳播媒體特征，具有“準大眾傳播媒體”的特性，因為龐大的網民規模支持著網頁的瀏覽率。當然“按照傳播學的定義，一種媒介使用人數達到全國人口的1/5，即可被稱之為大眾媒介”。[4]所以即使目前的有著龐大的受眾群，也不能斷言它已經成為大眾傳媒；但是根據互連網的發展趨勢，我們可以肯定“網絡媒體”成為大眾傳媒是未來的必然。這個階段的探討進入了網絡的具體形態組成，討論因為具體化而更為集中，對象的特性也更為清晰，“網絡媒體”概念的出現表明人們對網絡的認識開始深化。
“網絡媒體”的概念回答了上面的疑問：網絡作為整體不是媒體，但網絡的組成部分“網絡媒體”是媒體；我們可以暫時擱置是“第幾媒體”的爭論，至少從“網絡媒體”概念中，我們長期感覺到的網絡具有的“大眾傳播”的性質終于落到了實處，而不必忍受這樣的困惑：一方面強烈感覺網絡的大眾傳播媒體的屬性和特點，一方面卻清楚地察覺到網絡與傳統大眾傳播媒體的巨大差異。這兩個感覺形成了一個在傳統認識框架里解決不了的悖論。“網絡媒體”概念破解了這個難題。
“網絡媒體”回應了此前我們關于網絡是“第幾媒體”，是不是媒體的討論；同時網絡與“網絡媒體”的不同，也暗示和提醒了研究“網絡是什么”的復雜和困難。
（三）“網絡媒體”不過是傳統媒體在網絡空間的“延伸”
進一步的追問是，“‘網絡媒體’究竟是什么樣的媒體”？具體化這個追問，我們需要搞清楚“網絡媒體”有哪些特點和意義。它與傳統媒體有怎樣的不同？是本質意義上的不同還是表面的差異？前面擱置的問題再次提出，它與傳統的三大媒體是什么關系？網絡媒體是一個突然侵入的不速之客，還是一個和睦友好的鄰居？是一個熟悉的同類還是一個陌生的異類？
從媒介符號來說，傳統媒體各有自己獨特的符號語言系統；而網絡媒體沒有。“網絡媒體”的新聞載體仍然是傳統媒體的符號語言系統，包括文字、聲音和影像。從這個意義上說，“網絡媒體”似乎并不是一個完全陌生的異類，而是一個似曾相識的鄰居。“網絡媒體”并不具有本質意義的特殊性，更多地是傳統媒體在網絡空間的“模仿”和重新組合。
從內容上說，無論是網絡傳統新聞媒體網站，還是商業網站的新聞傳播，都是傳統媒體的新聞傳播的“延伸”。新聞網站從內容到形式，極大程度地依賴著傳統媒體的資源。商業網站在主要意義上也只是傳統媒體新聞的重新組合，而非本質意義上的顛覆或反叛。
所以，把“網絡媒體”理解為傳統媒體在網絡空間的“發展延伸”，是一種合理的邏輯。網絡媒體是延伸，而不是創新；是熟悉的再造，而不是陌生的闖入；是文明的變遷，而不是文明的斷裂或者重生。
[page_break]
（四）把網絡看成是“信息平臺、商業平臺和虛擬空間”的階段
這個階段，人們看到了網絡的不同功能取向和復雜的性質。正像“網絡媒體”概念的提出一樣，“信息平臺、商業平臺和虛擬空間”這個表述同樣表達了人們分門別類研究的努力。既然整體的認識很難達到，我們不如分別表述這個復雜的對象。“網絡媒體”概念是對網絡組成形態的個別研究，而“信息平臺、商業平臺和虛擬空間”的提法則是對網絡功能的總體上的分類研究，前者是微觀的，后者是宏觀的。這些認識終于深化和豐富了人們對網絡的理解。而不是簡單地、機械地為網絡做一個定義。
同時，“信息平臺、商業平臺和虛擬空間”這個表述的意義還在于，超越了“媒體”的說法。這個提法能夠從更宏觀的層面認識網絡的社會本質，為未來更準確地理解網絡提供了一個臺階。但是，我們不能停留在一個分類的視角，如果網絡什么都是，那么也什么都不是。我們仍然需要一個更本質的概括。
（五）網絡就是虛擬世界
具體的、分類的角度看問題解決了許多基礎性的問題，那么我們來從宏觀的角度考慮問題。網絡媒體和傳統媒體相互映照，那么“網絡媒體”的母體網絡呢？網絡的對照物是什么呢？找到網絡的對照物和聯系，我們似乎也就可以找到“網絡是什么”的答案。這個思路接近馬克思探究“人是什么”或“人的本質是什么”的思路，馬克思如此定義：“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的本質是人的真正的社會聯系”。[5]
經由關系、聯系來解釋本質，是一個合理的路徑。由此知道，“網絡是什么”，當然也可以從網絡與對照物和網絡的全部聯系中，認識網絡的位置、特點和作用，那么“網絡是什么”的問題也就得到一條清晰的出路。
“網絡是什么”的長期爭論展現了研究對象自身的復雜性和多變性。其復雜表現為網絡上形態眾多，作用和影響各異；其多變性表現為網絡上原創技術出現周期很短，網絡組成部分新成員不斷增加，新功能不斷開發，原有的形態也隨之發生了變化。
以前的研究思路就在這里出現了問題：我們長期從“網絡和媒體”的角度來試圖認識網絡的本質。結果證明不成功。我們在探討“網絡是不是媒體，是第幾媒體”的時候，長期糾纏不清，認識混亂。我們把“網絡是不是媒體”這個問題拋開，跳出這個狹隘的怪圈，直接討論網絡對于人意味著什么？
用信息流的觀點來看待網絡可能更能接近網絡的本質。信息總是從一地流向另一地，信息的復雜流動，也可稱為精神交往，成為信息時代的非常重要的內容。美國的“信息高速公路”計劃，就是一個推動信息流動的計劃。所以，如果把信息比喻為乘客；那么網絡上的形態組成，如“網絡媒體”、電子公告等就是在道路上奔跑的汽車；網絡就是道路。三者的關系就是“乘客、汽車和道路”的關系。同樣，我們觀察另一個系統，信息依然是乘客；各種形態的傳統媒體是在道路奔跑的汽車，比如報紙、廣播、電視等；現實世界可比喻為道路。那么我們面前有兩條道路，道路奔跑著形態不同的汽車，汽車里坐著乘客。
這個比喻的意義在于，把網絡和現實世界看作是同等的存在。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相對存在，互相作用和影響。那么，網絡能夠承擔這樣大的比喻么？網絡有資格成長為足以與現實相對而存在的“第二世界”么？
從歷史上看，李普曼提出了“擬態環境”的概念，日本學者藤竹曉提出“信息環境的環境化”的概念，[6]這些概念都傳達出這樣的含義：在一個走向信息社會的時代里，大眾傳播媒體營造的信息空間，已經構成了一個區別于現實環境的“第二環境”，也即“信息環境”、“擬態環境”，盡管當時這個環境還沒有足夠完整、真實和獨立。而在今天，這個“信息環境”、“擬態環境”在網絡的催生下已經相當成熟，甚至形成了夏學鑾使用的“網絡社會”[7]，開辟了馬克·波斯特提出的“第二媒介時代”[8]，發展出一個張允若提出的“第二世界”。[9]那么我們將面對著劉建明提出的“雙重存在”的“社會”（即領土意義上的國家社會和超級信息和觀念全球化的社會）。[10]
我們深知，網絡在傳播技術方面的優勢遠勝傳統大眾媒體，它對“信息環境”、“擬態環境”的構成起到更為巨大的作用。社會演變的信息化，信息傳遞的網絡化，這兩個趨勢就決定了未來的時代是一個新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里，現實社會和虛擬社會，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對立而存在。既相互滲透，又相互聯結和影響。
如果從世界的角度來理解，那么此前的“道路和汽車”的比喻，可以置換為比喻為“大地和房子”的比喻。那么顯然存在著兩種“大地和房子”，現實大地上建造著現實中的傳統媒體形態；虛擬大地上建造著虛擬中的網絡媒體形態。在本質上，虛擬大地不是“上帝之城”，只是現實大地的一個變形的折射；同樣在本質上，網絡媒體形態不是“創新”的產物，而是傳統媒體形態在虛擬大地上的折射，也是延伸。
這個比喻超過了傳播的意義，而是建造了一個“精神交往”的世界。如果說，傳播畢竟強調的是信息的流動和疏離個體的連接；那么“世界”的概念顯然要大得多，它包含了駐留和傳播，固守和變遷，穩定的秩序與流動的革命或者改良等等。
最后筆者的觀點水到渠成，“作為虛擬世界的網絡”超過了“作為傳播媒介的網絡”，更充分而且有說服力地解決目前網絡理論解釋中遭遇到的困惑和糾纏，也是我們對網絡本質認識發展的新階段。
[參考書目]：
[1]方興東：《“網絡社會化”新時代的來臨》，參見陳衛星主編：《網絡新聞和社會發展》，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1
[2]閔大洪：《網絡傳播研究亟待加強》，載《新聞與傳播研究》2000年第1期
[3]閔大洪：《網絡媒體定義與中國網絡媒體生態環境》，參見鄧炘炘李興國主編：《網絡傳播與新聞媒體》，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1
[4]杜駿飛：《網絡新聞學》，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1
[5]《精神交往論——馬克思恩格斯的傳播觀》，陳力丹，第1版，北京，開明出版社，1993年8月
[6]郭慶光：《傳播學教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7]彭蘭：《網絡傳播概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8][美]馬克·波斯特著范靜嘩譯：《第二媒介時代》，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
伴隨著研究成果不斷豐富而來的，卻并非是對該領域的研究日益透徹。恰恰相反，該領域的研究日益呈現出一種“不可測化”的傾向，眾多學者似乎日益表現出對于“預測及控制”的力不從心，甚至已經有學者認為對于行動進程的預測與控制幾乎不可能實現，我們能做的只有適應進程的變化而已。吉登斯、貝克（UlrichBeck）等人甚至質疑現代社會管理能力的有效性以及社會科學研究的最終效用。盡管意識到了該領域研究的艱難性，仍有為數不少的社會學研究者孜孜不倦地將精力與熱情投入到這一議題的研究之中。因為歸根結底，對于社會運行進程的預測及對其中未預結果的前瞻與控制是社會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難以割舍的抱負與期盼。而且，該領域的確也不時出現若干令人振奮的研究成果。閻耀軍先生的專著《社會管理的前饋控制》，正是這樣的成果。閻耀軍先生在社會預測預警領域已經進行了長時間的探索和研究。大約在六年前，他已出版了兩本相關專著：《社會預測學基本原理》和《現代實證性社會預警》，分別對于科學的社會預測的理論與方法實踐進行了細致闡述。在這兩本書付梓之際，他即言明，該領域的研究僅有理論與方法尚不充足，還需有相應的應用技術；僅有預測與預警還不完全，還應有對未來結果的預控。而他最近出版的這部《社會管理的前饋控制》，正是對社會預控理念與技術缺失的回應。該書直面的正是目前該領域研究中的“不可測”傾向。其要回答的問題是“對社會進程的預測與控制究竟是否可行？”作者的觀點是只要我們“創新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社會控制方式”，[10](20-22)那么對于社會的預測與控制就應該是可行的。而在閻耀軍先生看來，該領域改革與創新的核心點，就是建立新的“社會管理的前饋控制”模型和科學的預警工具。
二
社會預測的核心難點為何？對于這個問題，默頓認為，社會性行動的五方面因素導致了各種不可測、不可控的未預結果的產生，1.忽視，即相關知識的缺乏。2.失誤，即行為的誤差，特別是基于過去經驗所導致的誤差。3.對直接利益的迫切需求所導致的“主動忽視”。4.基本價值，即引導行動者的特定指導價值。5.預言作用，指對于現實的論斷（不論真假）本身就會成為現實的一部分，并反過來對現實產生影響。總體而言，默頓是從行動者以及預測者本身的局限性角度來探究這一問題的。默頓的這一思路后來遭到了吉登斯等人的反駁。吉登斯認為默頓忽視了行動者及預測者的“認知能力”（knowledgeability）與“意圖性”（intentionality）的重要性。他認為，我們應當在對行動者的意圖進行明確區分的基礎之上明確復雜的人類行動中的各種行為模式，并在此基礎上嘗試進一步分析。在此意義上，盡管我們自身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仍然存在，但我們可以盡量嘗試將這種局限性降低，從而對行動的發展進程進行某種預測。從某種程度上說，閻耀軍先生順和了吉登斯的思路，其所提出的“前饋控制”方法的核心也正是將各類社會行動模式化，并在此基礎上基于對大數據的分析與監控，從而期望實現對社會行動發展的預測。該著從三個角度對這一思路進行了闡釋：1.阻礙前饋控制得以建立的四重障礙、三大瓶頸；2.應對阻礙的方法：建立“社會風險模擬器”及其一般模式；3.在一般模式指導下的具體實踐應用。“前饋控制”原本是科學實驗中的一個術語，指的是“事先分析和評估即將輸入系統的擾動因素對輸出結果的影響，并將期望的管理目標同預測結果加以對照，在出現問題之前就發現，事先制定糾偏措施，預控不利擾動因素，將問題解決在萌芽或未萌狀態”。[10](28-29)簡而言之，實際上就是通常所說的“防患于未然”。對于社會發展進程中可能出現的危機，應對方式通常有“應急”與“預警”兩種。前者屬于反饋型控制，而后者屬于前饋型控制。在閻耀軍先生看來，有四重障礙阻擋了前饋控制的發展，即社會預測和預警的困難性、危機預報的自風險性、危機事件的長周期性和為官執政的短期性、政績考核制度不完善。而在前饋控制的發展中，預警工具的科學化是一個關鍵要素，但受到三大瓶頸的制約，分別是評估工具科學化問題、組織體制和運行機制問題及集成化創新問題。在這樣的制約下，傳統制度模式的前饋控制機制很難真正建立并發揮作用。閻耀軍先生認為，解決這一問題的核心就在于如何真正建立起一個對于不同類別社會行動的動態、切實并盡可能完備的預警模式化工具，從而實現社會預警的科學化。他給出的答案是開發“社會風險模擬器”。這一概念是從國外的“政策模擬器”和“軍事作戰仿真模擬”演化而來，主要包括兩個層面：對社會風險的識別及有針對性的政策推演。為此需要結合社會風險問題進行建模和仿真，通過多種情景下的社會風險問題起因研究，以及多主體的社會安全內在機理研究，提出具有科學性和可信度的理論分析模型并據此建立社會管理的前饋控制模式。一般化的前饋控制模式需要遵循三大原則：即以監測預警和風險評估為前提的原則（或超前預測原則），預警預報和預案啟動制度化鏈接原則（或未萌先動原則），依賴可操作性的技術支撐體系的原則（或操作務實原則）。與之相對的，前饋控制的一般模式由三大模塊構成：擾動因素預警模塊、預警預控連鎖模塊、擾動因素預控模塊，三模塊按流程相連，從而形成了一個動態控制過程。一般意義上的理論建模只是工作的一部分，社會學者真正關心的是這樣的研究技術究竟能否以及如何作用于現實社會。閻耀軍先生在本書的后半部分介紹了在一般模式指導下的三個具體應用案例。分別是：對我國社會穩定施行前饋控制的嘗試；在我國工作中的應用研究；在我國民族關系管理中的應用研究。
三
人類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社會進程，這實際上是社會學界長期以來爭論的問題之一。以科爾曼（JamesS.Coleman）等人為代表的自信者相信我們可以“設計”（design）這個社會，也有一批學者感嘆社會現象的復雜性與因果關系的難覓性。我們究竟能否看到甚至設計我們前方的道路，這既是公眾對社會科學研究者的一個質詢，也是學者們不應回避的詰問。閻耀軍先生用他的這本新著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自己的回應。更為可貴的是，他不僅從社會學角度出發，更是結合眾多新興的學科和理論，如耗散結構論、協同論、自組織理論、突變論等，以及數學、計算機等其他學科的方法，從而有了一個區別于前人的獨特的研究進路。不過，由于這一領域研究的復雜特性及科學探索的本質屬性，也使得這種進路本身同樣會帶來許多值得思考和討論之處。
1.解決主體局限性的大數據的可靠性問題。
為了解決默頓等人所擔心的行動及預測主體的局限性問題，閻耀軍先生采用的解決辦法即是對眾多數據資料的統一分析，從而在某種程度上克服“人”的局限性。在計算機技術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的今天，此思路確為可試之路。但是，該思路的一個核心問題即在于整個建模、分析、預測所依賴的大數據的可靠程度究竟如何。這涉及兩方面的數據：一是客觀的，但卻常常充斥爭議的數據，比如當下中國的官員切實收入、中國各類宗教的信眾人數、各種歧視性疾病（如艾滋病、甲肝等）的確切患者數等。在社會分析及預測領域，越是這種爭議性的數據越是對未來的發展起核心作用。但如果這些數據本身的可信性就不強，又怎能基于此而對未來進行預警呢？二是主觀指標，比如在建立民族關系預警模型中使用的“大民族主義思想”“、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少數民族自由滿意度”等指標。這些指標本身所包含的含義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區即有很大不同，因此在大規模數據收集過程中，如何有針對性地進行操作也是需要考慮的問題。
2.社會預測的反身性問題。
利納雷斯在繼承默頓的“自證預言”思路的基礎上，明確指出了由于預測的加入，社會行動本身就會變成以每次預測為節點的非直線型行動。每次預測以及預測所看到的問題，結合行動中業已出現的問題，都會對行動本身產生影響，從而使未來的發展產生不可預知的后果。而這一點，實際上恰恰是社會預測本身蘊涵的一個吊詭問題。因而對社會管理的前饋控制研究，或許也應該考慮到社會預測本身通過對政策的作用對于未來的發展究竟有何影響。
3.預測結果的定位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