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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銀行競爭;脆弱性;外資銀行
1銀行競爭對銀行體系脆弱性的影響
1.1創新者進入
創新者進入后，行業內的競爭者數量增加，供應過剩，規模經濟日漸消失，由此將會使整個行業承擔著很大的潛在風險。此時，若是新進入者或是業內效率較低的銀行破產，都將產生負的外部性，導致系統的脆弱性增強。舉例來說，假定新進入者為滲透市場在廣告上投入大筆資金，并提高存款利率，降低貸款利率。同時，管理當局為刺激競爭，提倡引入易攜帶的存款賬戶，并要求銀行提供更詳細的經營狀況報告。這時，銀行客戶將會把目光投向這家新進入者，并把業務轉向該銀行。在這種情況下，業內其他銀行將被迫降低貸款利率，并經營較高風險的業務，從而破壞了負債比例，導致整個行業更易于受到外界的沖擊。在這個例子中，新進入者使得行業的脆弱性增強。
1.2業務雷同者進入
業務雷同者進入行業只重復生產業內已有的產品，而沒有創新。這類競爭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外國銀行進入國內市場，經營國內銀行相同的業務。假設某國外銀行接管本地一家中型銀行且信息透明化，能使本地消費者更了解新進入銀行的經營狀況。因為存在更高的成本收益率（否則外國銀行將不會進入這個市場），所以國外銀行付出少于本地銀行的成本就能得到其相同的收益。因此，新進入的外國銀行會占有相當大一部分市場份額。在這種競爭壓力下，本地銀行在成本上已無競爭優勢，只有擴大其貸款額（如抵押貸款）以期望獲得高收益。當越來越多消費者增加其抵押貸款時，資產的實際價格迅速下降，于是產生了泡沫。此時，銀行體系脆弱性不斷加劇，很容易爆發金融危機。但是在一些情形下，業務雷同者進入也可能不會增強銀行體系脆弱性。因為業務雷同者進入往往表現為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當局政府通過對其進行監管，一旦出現危機的苗頭，可以及時制止補救。
1.3業內銀行間的激烈競爭
1996年后，除了信用風險外，巴塞爾各銀行還加入市場風險來計算資本需求量。此外，銀行還可以運用其自身的風險價值模型來測算市場風險。1999年中期，巴塞爾政府還規定要在信用風險上計算資本支出。這項改革使得各銀行可以在其自身經營的信用風險上更獨立的確定資本支出，同時還表明銀行在確定資本支出時考慮了利率風險，經營風險等的綜合影響。此時，銀行建立了自身內部的信用風險模型。這種加強風險評估、將信息透明化的方法是可以增強市場穩定性的。2外資銀行進入對我國銀行體系穩定性的影響及其對策
伴隨著我國進入WTO，大量外資銀行將涌入國內市場。從目前外資銀行提供的服務來看，外資銀行兼有創新者和業務雷同者的身份。外資銀行進入所帶來的我國銀行業競爭的加劇在一定程度上會增強銀行系統的脆弱性。表現在：（1）優質客戶的流失將削減中資銀行的利潤和競爭力；（2）銀行特許權價值的下降將導致中資銀行壟斷利潤下降；（3）存款分流可能導致國內銀行的流動性危機；（4）中間業務競爭加劇將縮小中資銀行盈利空間。
盡管外資銀行的進入對于建設一個更高效和更穩定的中國銀行體系是有益的，但不可忽視的是,外資銀行的參與會加劇競爭、減少中資銀行的壟斷利潤，給中央銀行的監管增加難度，從而給中國銀行體系的穩定帶來一定沖擊。從長遠來看,一個具有競爭性和穩定性的銀行體系是所有國家的共同目標,在新的競爭與監管環境下,銀行體系的競爭性和穩定性可能出現協調一致的發展趨勢。中國應繼續充分利用外資銀行進入的契機,逐步提高市場的競爭程度、完善市場競爭機制，并盡快建立和完善相應的監管制度。具體措施：一是建立完善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加強對銀行管理層的監督；二是建立良好的內部控制環境,培育內部控制文化；三是建立健全風險識別和評估體系，逐步建立覆蓋所有業務風險的監控、評價和預警系統,并進行持續的監控和定期評估；四是建立完善的稽核審計體系,完善專業監督檢查制度。同時,盡快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外資銀行監管體系，按照《有效銀行核心監管原則》的要求,借鑒國外相關法規,并針對開放以來外資銀行經營中出現的問題,制定一部規范外資銀行經營行為的《外資銀行法》,對外資銀行的準入、市場運作和退出制定嚴格的法律依據。在該法律的制定過程中,應注意在結合中國實際的同時遵守國際條約,并明確監管的主體、監管內容、監管方式和監管的權威性。
參考文獻
［1］邵英昕.銀行業穩健經營與宏觀經濟政策［J］.世界經濟，1999，（05）.
本文認為“存款上限，貸款下限”利率管制帶來的利差保護、國際收支順差帶來的原始流動性累積以及市場改革帶來的逐利動機增強等是導致國內商業銀行普遍信貸擴張沖動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商業銀行的信貸擴張沖動與擴張性貨幣政策是激勵相容的，2009年寬松貨幣政策的結果就是銀行體系累積的流動性和信貸沖動得到大量釋放，形成了增速高達33%的信貸擴張狂潮。另一方面，商業銀行的信貸擴張沖動與緊縮性貨幣政策是激勵不相融的，也使央行的貨幣調控不得不依賴于數量型和直接管制型工具。然而，這類工具的使用雖然短期內能比較有效的抑制銀行表內信貸資產的增速，但可能導致銀行表內資產表外化等的管制規避和套利行為，導致銀行體系“實際放貸”數據的模糊化和銀行實際風險承擔的隱藏化，反而可能導致銀行體系風險的增加。根據保險效應理論，，由于“大而不能倒”和國有產權屬性帶來的隱性保險，大型銀行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救助預期相對更強，即擴張性貨幣政策可能對大型銀行的風險承擔刺激作用更強。即大型銀行的風險承擔更小，受貨幣政策的影響也更小，本文發現隱性保險效應存在的證據。但我們并不能據此推斷中國銀行業不存在隱性保險效應。理由有二，首行，銀行規模變量包含了眾多的異質性信息，用規模作為識別隱性保險效應的替代變量有效性有限；其次，除國有銀行外，中國的股份制以及城市商業銀行大多被各級政府直接或間接控制，這些銀行行為的背后也都具有某種程度的隱性保險效應，規模變量可能難以將這種隱性保險效應的差異識別出來。
二、除了上述估計外，我們還做了多項穩健性檢驗
第一，差分模型的識別與估計。為謹慎起見，我們對貨幣政策與銀行風險變量的差分值做了估計。估計結果顯示，除同業拆借利率外，其他貨幣政策變量與銀行風險變量的系數均顯著為負，與水平值模型估計結果基本一致。第二，選用不良貸款率作為銀行風險指標。估計結果顯示，除貸款基準利率的系數不顯著外，其他貨幣政策變量的系仍顯著為負。第三，貨幣政策擴張緊縮周期劃分依據的選擇。我們還參考了ShuandNg(2010)的研究，將2004年、2007年、2008年、2010年設定為貨幣緊縮期，對貨幣政策與銀行風險承擔關系的非對稱性進行了進一步檢驗。估計結果顯示，本文的基本結論比較穩健。
三、本文檢驗了中國貨幣政策對銀行風險承擔的影響，驗證了貨幣政策傳導的銀行風險承擔渠道
摘要:本文著重介紹了在面對市場競爭、面對銀行追求經濟效益、面對眼前利益與長遠發展矛盾情況下,一個競爭客戶從營銷到退出的過程,在這過程中,分析A支行的營銷與管理經驗及存在的問題,分析原因并提出解決的措施和建議,對銀行的客戶風險管理具有深遠借鑒意義。
關鍵詞:客戶營銷信貸風險管理客戶退出案例分析
一、案例基本背景
石家莊市某支行(以下簡稱A支行)為國際業務特色支行,但國際業務客戶結構單一,進出口規模小,缺少高端客戶。加大營銷力度,拓展國際業務大客戶為工作重點。
河北金達進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金達公司)年國際結算量3000多萬美元,在石家莊市屬國際業務大戶。A支行將其作為重點營銷客戶,為金達公司量身定做了一份包括融資、理財、規避匯率風險等方面的金融服務方案。A行在沒有充分調查情況下為其核定了國際貿易融資額度授信,將金達公司通過某外貿公司開證業務轉到A行(融資性進口手續費高),可以提高金達公司手續費收入近400萬元,并以此為契機將該公司其他低風險國際結算吸引到A行。
金達公司到A支行辦理業務后,管戶客戶經理王某,主要從以下幾方面為客戶提供了高效、超值的金融服務:
1、根據客戶業務特點,進行國際貿易融資品種組合,提供最佳融資服務方案;2、進行帳戶資金管理、匯率風險規避管理使客戶在規避風險同時提高資金運用效率;3、進行金融知識、財務管理、國際結算、國際貿易融資業務等方面培訓;4、提供全面、專業的國際業務咨詢;5、適時參與客戶業務談判,當好金融參謀。通過多方面努力,金達公司對A支行的金融服務充分肯定同時給該行帶來了可觀的綜合收益。
連續兩年,金達公司為該行AAA級信用客戶,國際結算維持在2000萬美元,對公存款最高余額達7000萬元,用信余額最高達6000萬元,每年為行創效300多萬元,金達公司成為了A支行的國際業務大戶。實現了銀企雙贏。
二、銀行的貸后管理
隨著銀企合作逐步深入,王某對該公司的貸后檢查也全面深入,風險點陸續暴露:1、財務管理不規范,只有一名出納員和一名兼職會計,會計科目入帳不合理,對銀行提供的報表存在虛假成分。2、擔保單位為一關聯公司,實力較弱,第二還款來源保障差。3、對資金管理不嚴格,有挪用被公司資金現象。4、增加了減免保證金開證業務,低風險國際結算業務逐步減少。5、業務品種單一,低端設備進口占用比例大,盈利水平低,抗風險能力差。
針對以上風險點,銀行采取的管理措施:1、要求必須聘任專職會計,加強財務管理;2、將減免保證金開證業務被公司增加為相應業務的擔保單位,降低擔保風險;3、加強資金監管,不準挪用被公司資金,要求被公司資金直接匯到A支行的金達公司帳戶,并由王某審核結算憑證,控制金達公司的結算資金回行率。4、建議金達公司拓展新客戶,發展自營業務,提高盈利能力。5、合理控制金達公司的融資品種,以進口押匯業務代替了流動資金貸款業務,解決了客戶的資金困難。
由于貸后管理到位,掌握公司詳細經營情況,做到營銷創效與控制風險有機結合。
三、風險預警、主動退出
2005年度,因國家進出口政策變化,金達公司出現了行業性風險:1、國家對進出口資格放開,同業競爭加劇,手續費大幅下降;2、國家取消了大部分進口機械產品的免稅政策,僅此一項用戶在購買進口設備需增加成本約為30%;3、國家禁止部分低端產品的進口。由于上述原因,金達公司進口業務受到較大影響,新定單簽訂緩慢,業務量出現大幅下滑同時盈利水平下降。
金達公司在A支行情況:1、金達公司進出口業務轉型進展緩慢;2、開展新的自營進口原木業務,占用大量自有資金,還沒有形成收益,資金出現困難;3、年國際結算量由最高3000多萬美元下降到400多萬美元,并繼續是下降趨勢;4、在A支行的減免保證金開證業務占其結算量的95%,其他低風險國際結算已基本沒有,已無行業競爭力。金達公司發展進入衰退期。A支行的綜合收益明顯下降,相應的信貸風險加大管理成本增加。
此時,對金達公司銀行是退是進左右為難:退出該客戶,對目前銀行經營業績有影響,同時影響效益工資;繼續支持,公司本身經營已存在較大風險,出現行業性衰退,業務發展無起色,風險與收益不成比例,對銀行的安全經營不利。
在此情況下,金達公司資金回籠不暢,通過拆借資金兌付了一筆減免保證金開證業務。王某敏銳的察覺了風險,果斷確定金達公司為退出客戶。
但當時該公司在A支行存量用信余額近1000萬元人民幣,包括進口押匯、遠期信用證、即期信用證等多筆業務,信用到期日分散。如直接一次性退出會造成信貸資金損失,只能采取逐步退出,為此制定了科學退出計劃:
(一)調整業務結構。壓縮金達公司的自營業務,控制其業務的種類,只辦理穩定熟知業務。
(二)改變業務品種。停止辦理進口押匯業務,逐步調整結算方式,壓縮遠期信用證,辦理即期信用證及100%保證金開證。
(三)采取有效措施
1、逐步提高減免保證金開證業務的保證金比例,并逐步只辦理100%保證金開證業務;2、調整其減免保證金開證業務的付款期限,并改變保證金存入協議,提前存足保證金。3、在原擔保單位不變的情況下(已增加被單位為擔保單位)增加法人代表保證擔保。4、積極與被單位聯系,將應收帳款直接匯入A支行,有效控制其現金流,保證貨款回行率。
通過以上措施,金達公司在A支行的用信逐步壓縮,壓縮過程為:1、將自營業務壓縮;2、業務只辦理穩定成熟業務。3、壓縮進口押匯,只辦理減免保證金開證4、將遠期證壓縮,只辦理即期證。最后無風險退出。
事實證明,王某的對金達公司的退出是及時正確的,金達公司目前國際結算已下降到100萬美元以下。行業的衰退是不可逆轉的,昔日的輝煌已不會再來。
四、案例分析
(一)A支行對金達公司的營銷策略及手段是成功的,及時、準確的抓到了營銷切入點,并作出了讓客戶滿意的金融服務方案是成功營銷的關鍵。
成功營銷是以精通的業務知識、優秀的綜合素質、高效的金融服務為后盾的。能夠根據客戶的經營特點,深入了解客戶需求,只有“有利”才能“可圖”,才能吸引客戶。
因金達公司是競爭客戶,它籠罩著國際結算量的光環,王某沒有充分調查情況下為其授信。只注重了其結算量,對業務結構、內部管理和財務真實性調查欠缺。為以后的信貸業務埋下了風險隱患。
在發展業務的壓力下,銀行對競爭性黃金客戶的準入調查,存在風險隱患。將優良客戶營銷成功,肯定是將其優勢與劣勢一并引入,取得收益的同時也投資了風險,收益與風險共存。在營銷初期,銀行被大客戶的光環籠罩,往往忽視其經營風險,應將營銷與防范風險相結合,提高風險意識。
(二)在案例中客戶經理王某的競爭客戶管理是非常到位的。營銷時,為發展業務,整體接受了客戶,對客戶的調查不全面。在以后管理中,王某憑借豐富的管理經驗、高效的金融服務主動管理客戶,沒有因金達公司是競爭客戶,業務量大,收益可觀,而放松貸后管理,忽視風險控制,對金達公司的管理到位,對其業務經營全面掌握,為以后無風險退出的打下堅實基礎。
目前、優良客戶左右銀行,銀行為維持業務量,被動遷就,管理缺失,不能了解客戶真實全面的經營現狀,不能發現真正風險隱患。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戰不殆”,只有在全面掌握客戶經營情況下,化被動管理為主動管理,才能有效控制風險。
(三)客戶經理王某對金達公司經營形勢判斷是及時、科學、準確的,能敏銳覺察到客戶的衰退期,是把握無風險退出的關鍵。在客戶發展的黃金期介入,在衰退期適時退出是信貸管理的重點。
A支行的營銷與管理總體是成功的,雖然,也存在一定的風險隱患,但能做到管理到位,放棄即得利益,適時退出,對銀行的借鑒意義亦相當深遠。
五、案例啟示及結論
(一)A支行的基本情況折射了銀行國際業務發展現狀。在加快業務發展形勢下,同業競爭激烈,如何解決競爭客戶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如何確保競爭客戶準入、授信、用信的調查質量?是我行如何深入探索解決的問題。
(二)對優良客戶“提供高效、超值的金融服務創造效益”與“加強貸后管理、有效控制風險”兩手都到硬,發展與管理并重。主動高效管理是安全經營的關鍵。以管理要效益,以控制風險為保障,以安全經營為核心,全面掌握經營的真實情況,敏銳發現風險,化解風險,達到資產業務的健康、高效發展。
引進外資對我國中小銀行增強核心競爭力的促進作用
增強資本實力。引進外資，最直觀的一個效應就是擴充了中小商業銀行的資本金，增強了中小商業銀行的資本實力，有利于緩解目前中小商業銀行業務規模快速發展與資本實力不足之間的矛盾。近兩年，隨著我國銀行監管日益與國際接軌，監管模式逐漸由以往的合規性監管為主向以資本充足率為重點的風險監管為主轉變，監管機關對8％的最低資本充足率要求越來越嚴格。另外，我國中小商業銀行業務規模快速擴大，但受制于各種因素，中小商業銀行的資本金補充速度滯后于業務發展，資本金不足與規模擴張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引進外資特別是大比例地引進外資，對中小商業銀行進一步充實資本金，增強抵御風險能力，滿足金融監管要求，支持業務持續快速發展將起到明顯的促進作用。
改進公司治理。首先，引進外資直接優化了中小商業銀行的股東結構，并進而改變了中小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的約束條件，為中小商業銀行改進公司治理提供了“原動力”。目前，國內中小商業銀行主要都是由國家或地方政府控股或相對控股，從而產生趨同的企業行為模式。引進外資可以有效地改變這種狀況。其次，外資股東加入公司治理的博弈過程，必然引入其在公司治理上的先進理念和成熟制度，這為中小商業銀行逐步按照國際慣例對公司治理進行改進提供了有益的制度參照。從已經完成引資的幾家中小商業銀行看，在引入外資股東的過程中及引入后，其公司治理都得到了明顯的改善。例如，恒生銀行等三家境外投資者對興業銀行的公司治理改進進程非常關注，在興業銀行開展的新一輪公司章程修訂過程中，三家境外投資者都十分積極地提出意見和建議，其中很多意見和建議，例如對股東大會、董事會職權的劃分，對董事會議事規則、決策程序的規定等，都要求嚴格參照國際先進銀行的治理標準，這些都對興業銀行公司治理的改進產生了積極作用。
提升經營管理水平。一是管理促進作用，特別是在中小商業銀行比較薄弱的戰略管理、風險管理、財務管理、客戶管理等方面，通過引進外資股東先進的管理經驗、管理技術和管理模式，可以使中小商業銀行在管理上獲得一個全面、快速的提升。二是業務促進作用。通過引進外資股東成熟的金融產品和技術，可以使中小商業銀行在傳統產品完善、特色產品創新、產品定價管理以至業務經營模式轉變等方面獲得較大的幫助。三是品牌促進作用。合格的境外戰略投資者普遍具有實力雄厚、品牌卓著的優勢，通過股權聯盟和業務合作整合其品牌資源，將大幅提升中小商業銀行在國際國內市場的品牌形象和地位。
當然，對中小商業銀行而言，引進外資并不一定意味著在公司治理、經營管理等方面的必然改進，并不一定意味著核心競爭力的必然增強。要使引進外資切實成為增強核心競爭力的有效舉措，一方面需要中小商業銀行本身具備增強核心競爭力的堅定決心和有力行動，另一方面，引資具體對象的選擇、發揮外資作用的方式也很重要。具體而言，就是要注意區分引資對象的參股目的、參股主體以及其經營特點，同時要解決好向外資學什么、怎樣學的問題。
引進外資一一加快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的契機
引進外資不僅為中小商業銀行加緊完善公司治理提供了有利條件，也提出了更加緊迫的要求。外資股東加入公司治理博弈后，必然要求中小商業銀行盡可能地按照國際通行規則開展公司治理。這也是增強中小商業銀行核心競爭力的一個重要方面。
健全公司治理組織和制度。在組織架構上，加緊引入獨立董事、外部監事以及外資股東委派董事，健全董事會、監事會人員組成結構；加緊設立董事會、監事會轄屬專門委員會，例如戰略委員會、風險管理委員會、關聯交易委員會、審計委員會、薪酬委員會、提名委員會等。同時，修訂公司章程，完善股東大會、董事會及其下設委員會、監事會及其下設委員會、高級管理層議事規則，完善公司治理的各項制度和規則。
明確權責劃分和決策程序，完善運行機制。明確劃分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和高級管理層的權責，建立規范、高效的決策程序和運行機制。在具體操作上，要遵循現代商業銀行的發展規律和有效運行的內在要求，堅持三個標準：一是權責劃分清晰，邊界明確，沒有或很少存在職能交叉或模糊的領域，應摒棄“銀行領導班子集體負責”等籠統的提法，公司治理各方是分權、分責的關系，該是誰的權責就由誰承擔；二是相互制衡，既確保公司治理各方權責能夠得到充分行使，又要能使各方按照現代公司治理的本義，實現應有的制衡，防止內部人控制；三是權責對等，有效問責，確保治理各方真正負起治理責任。在此過程中，還應注意建立起清晰有效的公司治理傳導機制，完善經營管理層內部的運行機制，促進各項經營管理行為與公司治理要求和目標保持一致。
強化激勵約束，確保權責落實。重點是完善激勵約束手段，暢通激勵約束傳導機制，確保激勵約束落實到位。具體而言，一是完善薪酬體系，在建立科學的績效考評體系的基礎上，讓薪酬真正體現經營者以及員工的貢獻水平，同時著眼建立經營者和員工分享經營成果的長期激勵制度，如期權期股、員工持股制度等；二是推進各級人員選用聘任的市場化，徹底打破“官本位”，真正讓公司治理各層級人員包括董事、監事、高級管理層成員以至銀行各級干部員工都來接受市場檢驗；三是強化股東的最終控制和約束，建立股東訴訟追究制度，實現股東對銀行及其決策機構的最終責任追究。
健全兼顧多元主體利益的協調機制。商業銀行作為利益牽涉主體多元、影響面廣泛的特殊企業，兼顧多元主體利益是改進公司治理的一個重要內容。具體而言，一是自覺接受監管機關監管，確保各項業務的持續、健康發展，保護社會公眾利益；二是不斷健全各項信息披露制度，全面、及時、準確地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增強經營管理透明度，強化社會監督，保護存款人利益；三是健全內部員工參與民主管理途徑，保護員工利益，四是健全中小股東參與議事、決策有關機制，保護中小股東利益。
發揮外資優勢全面提升經營管理水平
加強戰略管理。重點是借助外資股東經驗和智力資源，對短、中、長期的戰略目標、戰略定位以及實現不同階段目標、定位的基本戰略舉措等進行詳細規劃，并指導銀行的經營管理。這在當前中國金融市場不斷發生深刻變化的環境下尤其具有重要意義。例如，對業務增長模式和盈利模式的定位和規劃，研究如何結合自身特色，創造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模式，率先走出當前國內市場存在的嚴重同質化格局。
再造業務流程。重點是借鑒外資股東先進的業務運作模式，按照扁平化、專業化、集約化的要求，穩步推進組織架構和勞動組合創新，全面提升市場響應速度，提高經營管理質量。
改進財務管理。重點是引進外資股東先進的財務管理理念和技術，還原銀行價值管理的根本經營目標，提升財務資源配置效率。
健全風險管理。重點是借鑒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的核心理念，借助外資股東在風險管理方面的先進經驗和手段，強調有限資本對風險資產的覆蓋，逐步建立起覆蓋各主要業務全流程、各級機構、各個部門、各個工作崗位，涵蓋信用、操作、市場、合規等各類風險，技術先進、制度健全、執行有效的全面風險管理體系。
（一）無增級的信用轉換
信用中介化經常利用第三方的流動性和信用擔保提高自身的信用等級，并大多采取流動性或信用認沽期權的形式。信用轉換是指信用中介化通過運用優先索償權以提升發行債務的信用質量。從證券金融公司的資金運行情況來看，存款人的資金到投資者的過程中一共進行了三次轉換。首先是證券金融公司獲得商業銀行的貸款，商業銀行的信用轉換為證券金融公司的信用；其次是證券公司獲得證券金融公司貸款，證券金融公司的信用轉換為證券公司的信用；再次是投資者獲得證券公司的資金支持，即證券公司的信用轉換為投資者的信用。由于我國目前沒有實施存款保險制度，僅實施最后貸款人制度，商業銀行的信用存在隱性增級，而證券金融公司、證券公司目前都沒有明確享有最后貸款人制度，其信用轉換過程基本屬于無增級的信用轉換。
（二）復雜多樣的流動性轉換
與銀行類似，證券金融公司利用期限錯配為貸款及證券投資組合融資，但不同之處在于它不吸收存款。證券金融公司在試圖實現各類金融產品的流動性轉換。這里的流動性轉換是指運用流動性工具滿足缺乏流動性資產的融資需要。證券金融公司可以從批發融資市場融入資金，通過證券公司向客戶提供資金；也可以從金融機構借入證券，通過證券公司向客戶提供證券供其賣出。通過流動性轉換，可靠的評級機構能夠減少借款人與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缺乏流動性的貸款的市場交易價格可能低于以之為擔保的高流動性證券。
（三）主動錯配的期限轉換
證券金融公司與傳統銀行類似，通過管理資產與負債的期限錯配進行獲利，但不同的是期限創造信用的過程主要依賴批發交易模式，而非傳統銀行的零售模式。證券金融公司在努力實現資金、證券的期限轉換。證券金融公司轉融資合約期限為固定期限，分別為：7天、14天、28天；轉融券融入/融出合約期限也均為固定期限，分別為：3天、7天、14天、28天、182天，均為六個月以下的短期融資融券的信用借貸交易。而作為資金借入方，證券金融公司可以向商業銀行申請貸款或借入證券，貸款的期限可以是短期的也可以是長期的；證券金融公司也可以申請加入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交易期限限制為6個月；證券金融公司可以得到保險基金等基金的支持，支持的方式多樣，期限也有所不同；證券金融公司甚至可以發行債券，加入全國銀行間債券市場，以獲得持有時間更長的資金支持。而作為上述資金的初始源頭，廣大存款人的存款和中央銀行的高能貨幣才是這所有資金的來源。也就是說，一分錢從存款人的口袋存入銀行開始，到向證券公司融資的融資人手里時，已經經歷過了多次期限轉換。
二、證券金融公司風險及救助
證券金融公司可以較好地解決證券公司和證券市場的資金融通問題，保證證券市場的流動性，同時發揮著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的作用。但從目前關于證券金融公司的設計架構來看，證券金融公司存在天然的脆弱性，需要進一步明確風險管理體系及風險救助機制。
（一）證券金融公司的經營風險
1.證券金融公司經營管理風險
證券金融公司作為金融企業，也與普通金融企業一樣存在經營管理風險。這些風險主要包括操作性風險、人力資源管理風險、安全內控風險、違規違法經營風險等。
2.交易對手風險傳導
證券金融公司交易對手的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和操作風險都可能向證券金融公司聚集，證券金融公司處于融資融券交易的核心，由于其規模、關聯性而具有系統重要性機構特征，可能會放大證券市場系統性風險。
（1）業務規模風險。
信用交易對證券的交易量具有放大效應，為獲得更高利潤，證券公司可能會最大限度地拓展規模。隨著規模不斷擴大，其承擔的客戶風險、資金流動性風險、管理風險等也就越大。若證券公司盲目地擴大規模，就會帶來很大的信用交易風險和損失，而這些風險都可能傳導給證券金融公司。
（2）流動性風險。
證券公司融資融券業務的資金來源，主要是自有資金和依法籌集的資金。資金一旦向客戶融出，在一定時期內就會被占用。同時，公司從外部籌來的資金也是有期限的，如果投資者不能按時歸還所融資金，即使對其質押證券平倉亦不足償還融資款，而證券公司又沒有新的籌資渠道，就會造成資金的流動性風險。一旦證券公司發生流動性風險，可能向證券金融公司主動違約，從而引發證券金融公司流動性風險。
（二）證券金融公司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1.擴張整體信用規模，可能引發虛擬資本的增長及經濟泡沫
在單軌制模式下，證券金融公司可以向銀行貸款，銀行在放款后，證券金融公司作為貸款方必須償還這部分貸款本金和利息，在銀行與證券金融機構之間便形成了信用關系。轉融通具有雙重信用的特性，擴張了整體信用規模。信用規模的擴大一方面引起虛擬資本的增長，比一般信貸引起信用擴張的乘數效應更為復雜，從而對中央銀行在宏觀控制社會信用總量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虛擬供求有可能助推證券價格上揚，形成證券價格脫離實際經濟狀況的泡沫現象。
2.聯結資本與貨幣市場，使證券市場風險
向整個金融體系傳導“一邊是貨幣市場，一邊是資本市場”，證券金融公司是連接兩個市場的橋梁。融資融券交易通過證券金融公司將證券市場與貨幣市場連接起來，同時，通過證券融出和資金借貸將銀行、保險、基金、證券等機構的業務相互串聯起來。從國際經驗來看，銀行、保險公司、各種社會基金等可通過融資融券機制，開辟再投資渠道，利用長期投資的證券進行信貸交易，獲得利息收入。通過融券交易，銀行、保險等機構可以在不違背穩健、嚴格風險管理原則的基礎上，間接介入證券業務，并從這種業務中獲得新的利潤來源，增加了銀行、保險機構的盈利渠道。但另一個方面來說，這種資本市場與貨幣市場的聯通也使風險易被傳導，證券市場風險也可以通過轉融通擴散到銀行、保險行業，形成系統性風險。
3.信用交易特征影響貨幣政策有效性及價格穩定目標
證券轉融通業務一方面在傳統信貸中介環節上放大了銀行業信用規模，導致資本市場虛擬信用擴展，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信用中介渠道、貨幣流通速度與貨幣乘數因子。同時，在經濟上行時期，微觀經濟向好預期可能助推證券轉融通市場融資信用規模快速擴大，通過市場參與主體的財富效應、企業證券投資美化資產負債表以及拓展企業再融資功能，進一步導致社會信用規模急劇擴張；而在經濟下行周期中，則加劇社會信用規模收縮。證券轉融通業務由于信用交易特征導致資產價格快速變化，并通過各種路徑與渠道影響社會一般物價水平，導致貨幣政策穩定物價目標的可控性、可測性下降。資產價格助漲助跌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貨幣政策保持一般價格水平穩定的目標。
（三）中央銀行對證券金融公司可能的支持和救助
1.中央銀行參與證券金融公司救助的必要性
證券金融公司系統重要性特征是中央銀行參與證券轉融通業務管理、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內在要求。證券金融公司的業務規模大、關聯性高、傳染性強，在一國金融體系中具有系統重要性機構特征并成為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重要來源之一；而中央銀行法賦予中央銀行的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維護金融穩定的職責，要求必須參與到可能影響系統性金融穩定機構的決策管理過程，況且在系統性金融風險期間也僅有發揮中央銀行最后貸款人的作用才能遏制風險傳染與擴大。
2.中央銀行參與證券金融公司救助的可行性
一是法律存在允許中央銀行實施最后貸款人職責的可能。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銀行法》第三十條規定“……但國務院決定中國人民銀行可以向特定的非銀行金融機構提供貸款的除外。”這就意味著，一旦國家決定對證券金融公司采取救助，在法律上可以允許中央銀行向證券金融公司發放特種貸款。二是法律賦予中央銀行監督管理特種貸款的權力。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銀行法》第三十二條規定中國人民銀行有權對其他單位的下列行為進行檢查監督，包括“與中國人民銀行特種貸款有關的行為”。三是中央銀行對證券公司的救助經驗有利于對證券金融公司實施救助。近年來，人民銀行對證券公司實施的一些救助主要包括以下兩類，一類是提供給證券公司的周轉貸款，主要是創新類證券公司獲得的貸款，用于緩解流動資金緊張問題，包括給申銀萬國和華安證券的200億元，合計300億元；另一類是償還被關閉或被托管證券公司的債務，即從2002年鞍山證券開始，中央銀行承擔了11家被關閉或托管的證券公司的債務缺口，合計270億元。在這兩類救助中，人民銀行積累了大量的救助經驗，對以后可能的證券金融公司救助有著重要意義。
3.中央銀行參與證券金融公司救助的操作性
證券金融公司出現流動性危機或出現重大風險狀況，人民銀行可對證券金融公司的流動性予以支持，避免市場進一步惡化，同時也有利于防止風險向銀行、保險公司等機構的傳染。但具體操作上，應遵循以下幾個原則。一是建設性模糊。科里根（Corrigan，1990）首次提出的“建設性模糊”是指最終貸款人在事先故意模糊履行其職責的可能性，即最終貸款人向其他銀行表明，當銀行出現危機時，最終貸款人不一定提供資金支持。“建設性模糊”要求最終貸款人從謹慎出發，關于是否、何時、在何種條件下提供支援的任何預先承諾都應該制止。在作出任何決策時，最終貸款人都要嚴格分析是否存在著系統風險。如果已經存在，應考慮應對系統性傳染的最優方式，盡量減少對市場運行規則的負面影響。二是高利率懲罰。沃爾特-巴杰特（Bagehot）認為，中央銀行的貸款或貼現，應該是大量的、及時的，同時執行高于市場利率的利率。“懲罰性”利率在最后貸款人制度的實施中有存在的必要性。它可以有效地遏制由此產生的道德風險和資源浪費問題。“懲罰性”利率會驅使出現流動性困難的銀行首先利用市場資源，求助于同業市場，也可以剔除掉那些并不是真正需要最后貸款的機構，防范公共資源的浪費。目前人民銀行的最后貸款多數沒有實施這一原則，應當適時改進，嘗試實施這一原則。三是實施市場退出。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規范，金融機構在破產清算時遇到了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我國金融機構的市場退出主要依賴政府處置，特別是依賴于人民銀行的最后貸款清算，結果產生了巨大的風險。在我國由于缺乏完善的金融機構市場退出法律制度，金融機構的市場退出需要較長的時間、較大的成本。同時，市場經濟優勝劣汰原則不能貫徹，金融體系中許多高風險金融機構的存在降低了整個體系的抗風險能力。鑒于此，應當盡快建立證券金融公司的市場退出機制。
三、完善證券金融公司監管的對策建議
（一）完善證券金融公司監管體系的建議
一是應減少監管盲區和監管重疊現象。加強和改進對交叉性金融工具的監管方式，促進監管標準趨同，防范監管套利風險；二是應加快完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努力實現“一行三會”、地方金融辦間的橫向協作，將微觀層面的監管機制納入宏觀管理框架，緩解順周期影響，提高金融穩定協調處理能力；三是應前瞻、靈活、合理制定實施監管政策。要遵循審慎平衡原則，綜合考慮潛在的政策干預對成本與效益的影響，并使用適當標準來評判其效率，考慮金融市場調整和發展中可能出現的問題，確保監管政策的前瞻性、靈活性和有效性。
（二）建立證券金融公司監測體系的建議
應盡快建立證券金融公司監測體系，監測體系應考慮宏觀審慎規則。監測重點在于期限/流動性轉換、有缺陷的信用風險轉移和過度杠桿化現象，主要防范系統性風險和監管套利風險。一方面，應基于宏觀視角監測。目標是估算證券金融公司體系金融資產的規模與增長速度，通常以資產絕對額及其與總債務、GDP、傳統銀行體系規模的相對量來衡量，數據信息主要來源于現金流量表和資產負債表。另一方面，仍然需要基于微觀視角監測。微觀監測視角同樣需要定量和定性信息，來源不僅限于證券金融公司本身。傳統銀行部門或其他受監管部門（如保險公司）的交易對手信用敞口數據有助于識別證券金融公司向傳統金融體系的風險溢出效應。
（三）完善中央銀行監管措施的建議
貨幣政策的傳導渠道可以分為“貨幣渠道”和“信貸渠道”，其中與銀行關系密切的是信貸渠道。早期關于信貸傳導渠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信貸傳導渠道的存在性及其與貨幣政策貸款渠道效率的比較（Kashyap、Stein和Wilcox，1993）。如今，眾多國內外學者將研究視角從宏觀轉向微觀，利用銀行或企業的微觀數據來研究銀行異質性對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效果的影響。部分國外學者的研究結果表明，在面臨緊縮性貨幣政策時，規模大、資本水平高、流動性水平高的銀行信貸收縮越不明顯（Altunbas等人，2012；Jimenez和Ongena，2013）。但一些國家金融體系的制度安排存在特殊性，在某些制度安排（如政府隱性擔保、存款保險制度等）下可能會產生不同的研究結論（Takeda等人，2013）。此外，一些學者還從銀行業市場競爭結構、股權結構等視角分析了與貨幣政策信貸傳導之間的關系（Bhaumik等人，2014）。在我國，企業和居民的融資主要依賴于銀行貸款，而存款又是銀行主要資金來源，因此信貸渠道在貨幣政策傳導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周英章和蔣振聲，2002）。王毓和胡瑩（2011）利用我國加總的數據，通過VAR和VECM模型研究發現國有銀行和股份制銀行對貨幣政策的傳導效果有顯著差異。李濤和劉明宇（2012）等學者研究表明，當央行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時，資產規模小、資本充足率和流動性比率高的銀行，貸款下降幅度較大。冀志斌、宋清華（2013）等運用我國上市銀行數據研究了上市銀行股權結構、高管薪酬與貨幣政策傳導效率的關系。總的來說，我國學者早期的研究大多是利用VAR或VECM模型將銀行作為一個宏觀經濟的部門進行總量分析，較少將銀行作為一個微觀主體來研究其對經濟的影響。近期，越來越多國內學者將銀行微觀數據加入研究，但目前對于銀行異質性的討論大多基于銀行資產規模、資本狀況及盈利性這三個特征。本文將考慮銀行資產規模、資本狀況、流動性、盈利性、經營效率五大銀行特征對貨幣政策信貸傳導的影響，并進一步將樣本分為國有大型商業銀行和中小型商業銀行（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商行）兩個子樣本，將股權結構特征也納入考慮。
二、模型構建與變量選擇
本部分設定參照Kashyap和Stein(2000)、Gunjia和Yuan(2010)的經驗模型。Kashyap和Stein(2000)運用分組法將銀行按照規模、流動性水平、資本充足程度分組，討論了貨幣政策變量在銀行異質性條件下對銀行信貸行為的影響。Gunjia和Yuan(2010)在Kashyap和Stein(2000)研究的基礎上，首次將銀行異質性特征與貨幣政策變量的交叉項納入模型。分組法的優點在于可以更加清晰反映出貨幣政策及銀行異質性特征對信貸投放的直接影響，而交叉項法可以進一步考察不同銀行在面臨貨幣政策變動時，各銀行異質性特征對其信貸投放的間接影響。這兩種方法各有千秋，根據研究目的和意義，我們綜合采用了Kashyap和Stein(2000)分組法與Gunjia和Yuan(2010)交叉項法，選擇相應的變量考察銀行異質性特征對貨幣政策信貸傳導的影響。基于分組法構建的模型如下：d(lnloani,t)=α0+α1d(lnsizei,t)+α2eai,t-1+α3roai,t-1+α4roei,t-1+α5liqi,t-1+βMPt+γd(lngdpt)+mit模型中，被解釋變量d(lnloani,t)代表信貸規模的變量，以銀行貸款的對數增長率表示。解釋變量分為三類，一類是表示銀行異質性特征的變量，主要有d(lnsizei,t)（銀行總資產）、ea（資本水平）、roa（盈利水平）、liq（流動性）、roe（經營效率），分別以銀行總資產對數增長率、權益/總資產、凈利潤/總資產、流動性資產/總資產、營業成本/營業收入表示。為減輕內生性問題，我們將銀行異質性特征變量取滯后一期值。第二類代表宏觀調控層面的貨幣政策變量MPt，用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及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的數據。第三類代表信貸需求層面，以國民生產總值（gdp）的對數增長率（d(lngdpt)）作為信貸需求的變量。mit為隨機誤差項，它滿足相互獨立、零均值、等方差的假設。在這個模型中，貨幣政策對銀行信貸投放的影響通過系數β體現出來。而銀行異質性特征對銀行信貸增速的影響，具體就體現在系數αi上。基于交叉法構建的模型如下：d(lnloani,t)=α0+α1d(lnsizei,t)+α2eai,t-1+α3roai,t-1+α4roei,t-1+α5liqi,t-1+β1MPt*d(lnsizei,t)+β2MPt*eai,t-1+β3MPt*roai,t-1+β4MPt*roei,t-1+β5MPt*liqi,t-1+γd(lngdpt)+mit在該模型中,交叉項考察了在銀行異質性條件下，貨幣政策對銀行信貸投放的影響，可通過直接觀察系數βi識別。為了驗證銀行異質性對貨幣政策信貸傳導的影響，我們選取上市銀行進行樣本研究，至今，已有16家銀行完成上市。其中，農業銀行和光大銀行上市較晚（兩家銀行均于2010年上市），數據不足予以剔除。此外，考慮到上海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上市交易規則不盡相同，基于數據的統一性，本文將深圳發展銀行和寧波銀行（兩家銀行均在在深圳交易所上市）在樣本中予以剔除。最終選擇12家在上交所上市的銀行2007年一季度至2014年二季度的面板數據進行模型分析1。數據來源為國家統計局及wind數據庫。本部分的解釋變量主要是政策變量及前定變量，因此內生性問題并非是主要問題，主要采用固定效應模型或隨機效應模型進行估計即可。
三、實證結果及分析
在估計方程之前，通過Hausman檢驗判定是隨機效應模型還是固定效應模型，檢驗結果詳見表1。
（一）分組法估計基于分組法的估計結果如表2：從總樣本的分組回歸結果看，銀行規模、資本水平、盈利性、流動性水平對銀行信貸增速的影響顯著，而銀行效率變量的系數基本不顯著。規模因素是影響國有銀行和中小銀行信貸增速的最主要因素，銀行資產規模與信貸規模增長正相關。我國實際GDP增量對各類型銀行信貸增速具有2%個點的負向影響，表明我國銀行信貸具有一定的逆周期性。從子樣本的實證結果看，國有大型銀行和中小型商業銀行信貸投放的驅動因素存在一定差異，國有銀行資本資產比率系數不顯著，而中小銀行更易受資本資產比率的影響。存在差異的原因是，一方面，國有銀行背靠國家信用，即使資本金下降，也未對其信貸規模產生顯著影響；另一方面，國有銀行面臨更加嚴格的資本“硬約束”，特別是工商銀行和中國銀行作為全球系統性重要銀行，為了發揮銀行業“穩定器”的作用，勢必將資本比率控制在較高的水平內，資本金的微弱下降不會對其信貸投放產生過多影響。而中小型銀行與國有銀行相比缺少足夠的政府隱性擔保，隨著銀行業市場化的不斷深入，中小型銀行對其風險資產和信貸的約束逐步強化。從表2可以看出，存款準備金率和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系數為負且在統計上顯著，說明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會導致銀行信貸供給的減少，這在一定程度上也驗證了我國貨幣政策信貸渠道的存在性。
（二）交叉項估計采用交叉項估計，一方面可以檢驗分組估計的穩健性，另一方面可以進一步考察銀行異質性微觀特征是否會影響銀行信貸行為對貨幣政策的傳導。基于交叉項法的估計結果見表3、4。從表3、4可以看出，銀行規模、資本水平、盈利性水平、流動性水平對我國上市銀行信貸增速的影響顯著，而銀行效率未產生顯著影響，這與分組估計的結果是一致的。對比子樣本估計結果，不難發現，中小型銀行的信貸增速更易受資本比率的影響，這同樣驗證了分組估計的結果。我們更關注的是銀行異質性特征變量與貨幣政策交叉項的系數符號及其顯著性。1.銀行規模變量與貨幣政策交叉項的結果觀察表3、4，銀行規模變量與貨幣政策交叉項的結果都十分顯著，且為負相關關系，表明銀行規模越大，其信貸增速對緊縮性貨幣政策的反應越敏感，對信貸規模抑制作用越強。銀行規模作用的效果顯著，可能的原因是存款作為我國銀行信貸資金的主要來源，其供給者存在明顯的“規模偏好”，在存款利率下限受到管制的情況下，存款者更傾向于將資金存放到大銀行。2.盈利性水平的交叉項估計結果當央行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時，中小銀行的盈利性水平越低，貨幣政策對其信貸規模抑制作用越弱；而國有銀行的盈利性水平并不會顯著影響貨幣政策抑制銀行信貸增速的效果。這是因為，國有銀行盈利水平高且盈利來源多元，緊縮性貨幣政策對其盈利性風險的影響較小，信貸規模收縮并不顯著。而中小銀行在經營過程中更加注重盈利性，更具有“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動機。即使央行為了控制信貸擴張實行了緊縮性的貨幣政策，盈利性水平低的銀行也有較強的信貸擴張沖動，所以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對其信貸規模抑制作用弱。3.銀行效率的交叉項估計結果銀行效率大小與貨幣政策信貸渠道之間的關系較為模糊。大多數情況下，銀行效率與貨幣政策銀行貸款渠道關系不顯著，但當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時，國有銀行的銀行效率越高，對信貸規模增速的抑制作用越強。4.資本水平與流動性水平的交叉項估計結果綜合表3、4，資本水平與流動性水平的交叉項均不顯著，對此，我們提出如下解釋：第一，我國寬松的資本補充機制弱化了資本水平對貨幣政策信貸傳導的作用。在我國寬松的資本補充機制下，資本金管理中并未建立起資本、信貸規模的自我約束機制，并且陷入了“信貸擴張———資本水平下降———再融資———資本水平上升———信貸再擴張”的被動狀態，因此資本水平并不會影響央行緊縮性貨幣政策的傳導效率。第二，銀行同業拆借制度弱化了流動性水平對貨幣政策信貸傳導的作用。經過近20年的發展，銀行同業拆借市場不僅作為同業之間調整資金余缺的市場，而且成為了銀行擴大資產業務的重要手段。樣本期內，我國上市貸款規模增長率增加明顯的時期，流動性水平下降明顯，隨后，各家銀行尋求同業拆借資金補充流動性比率，陷入了“信貸擴張———流動性水平下降———銀行同業市場拆入資金———流動性水平上升”的被動情況。因此緊縮性貨幣政策下各銀行的信貸供給水平并不會因流動性水平的不同而有差異化反應。
四、主要結論和政策建議
本文基于12家上市銀行2007年一季度至2014年二季度的面板數據，探討了銀行異質性特征對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效果的影響，分析表明：
（一）規模特征是影響銀行信貸對貨幣政策異質性反映的重要因素；中小銀行的盈利性水平會影響貨幣政策的信貸傳導，中小銀行的盈利性越低，貨幣政策對其信貸規模抑制作用越弱；資本水平和流動性水平對貨幣政策信貸傳導的影響并不十分顯著；銀行經營效率對貨幣政策信貸傳導之間的關系較為模糊。在“吸存放貸”為主導的經營模式之下各大銀行熱衷于不斷擴大資產規模，隨著銀行資產規模的擴大，銀行資產的風險也在集聚。現階段，我國銀行資產風險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及房地產貸款這兩個方面。在此情形下，銀行業要不斷加強自身的風險控制水平，將資產規模控制在合理的水平內，在提高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效果和規模經濟及控制資產風險之間達到最理想的狀態。對于中小型銀行來說，提高盈利性水平能夠增強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效率，但并不意味著盈利性越高越好，銀行經營應始終保持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統一原則，在提高貨幣政策效果和維持銀行“三性”原則之間盡可能達到平衡。
作者：趙宇翔 單位：中國人民銀行濟南分行
模型
為了驗證信息的有效性，多數學者采用了界定違約閾值，將違約、不違約二值變量作為因變量進行分析的方法。本文認為這一方法用于微觀層面當然可行，但無法立足宏觀層面驗證征信系統的合宜性。鑒于此，本文引入信息需求及獲取成本概念，建立征信系統信息模型。(一)總效用函數（函數略）(三)基于商業銀行需求的模型鑒于我國信用主要來自商業銀行，商業銀行也是我國征信系統的主要建設者和需求者。商業銀行對征信系統信息的需求及獲取成本，是征信系統信息的決定因素。為此，本文將上述模型中的信息需求與獲取成本由商業銀行信息需求和獲取成本代替。商業銀行需要的信息可分兩種:第一種為商業銀行間共享的信息，主要為信貸交易信息，假設這些信息為同質信息，以X變量表示;另一種為來自商業銀行外部的信息，主要為政務信息。本文將這些信息分為N大類，假設每大類信息為同質信息，以X1，X2…Xn表示。上述兩種信息也可進一步分類進行研究，但非本文研究重點。此假設下，將征信系統信息模型調整為:（函數略）其中，X為商業銀行間共享的信息，X1……Xn為來自商業銀行外部的信息，Pi代表商業銀行對某類信息的需求，Ci代表商業銀行信息獲取成本，ui為隨機向量。
實證
(一)本文選取了山東省35家商業銀行的數據質量、查詢總量、平均查詢量、貸款存量、貸款增量、信貸存量、信貸增量作為界定X的實證變量，數據來自企業征信系統。根據現行政策，這些變量全面反映了商業銀行對企業征信系統的信息需求、使用成本及貢獻度。就來自商業銀行外部的信息而言，本文定義了登記注冊類、項目政策類、行政處罰類、資質聲譽類和宏觀統計類五大類信息。數據來自對山東省35家商業銀行的問卷調查，問卷統計了各商業銀行不同類別信息的需求程度、采集難度、使用情況和繳費情況等信息。在統計中，本文對信息需求、獲取成本采用二值和多值兩種統計方法。(二)二值法統計結果首先，采用二值法統計來自商業銀行外部的信息變量，同時先讓外部信息需求變量進入模型，不讓信息獲取成本變量進入模型，KMO檢驗值為0．590，Bartlett估計值為467，符合因子分析要求。模型共擬合出4個公因子(見表2，A部分)，累積方差貢獻度為83．673%。公因子1～4的方差貢獻度分別為34．972%、18．163%、15．281%、15．256%。表3給出了相應正交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經正交旋轉后，公因子1在數據質量、查詢量A和B、貸款和信貸存量上有較高的載荷，公因子2在貸款和信貸增量上有較高的載荷。公因子1和公因子2主要反映了商業銀行間信息共享需求，其方差貢獻度較高，說明銀行對此類信息需求較大，銀行間信貸交易等信息對征信系統的重要程度較高，是征信系統首要采集的信息。同時，公因子1在數據質量上載荷較高，說明了數據質量對征信系統也很重要。公因子3在項目政策信息需求、宏觀統計信息需求上有較高的載荷，公因子4在登記注冊信息需求、行政處罰信息需求、資質聲譽信息需求上有較高的載荷。公因子3和公因子4主要反映了商業銀行對外部信息的共享需求，其方差貢獻度較低說明，銀行對外部信息雖有需求，但不如對銀行間信息需求強烈。商業銀行項目政策信息和宏觀統計信息需求，略高于其他三類外部信息。如在二值法下引入外部信息獲取成本變量，則模型的累積方差貢獻度提高至85．9%，但未通過KMO與Bartlett檢驗，因此無法驗證信息獲取成本與征信系統的關系。(三)考慮信息采集成本的多值統計結果為了進一步驗證信息獲取成本對征信系統的影響，本文采用多值法統計來自商業銀行外部的信息變量，包括信息需求及獲取成本，KMO檢驗值為0．574與Bartlett估計值為571，也符合因子分析的條件。模型共擬合出5個公因子，累積方差貢獻度為79．7%。公因子1～5的方差貢獻度分別為24．5%、16%、15．2%、12%、12%。表4給出了正交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從中可以看出，公因子1在數據質量、查詢量A和B、貸款和信貸存量上有較高的載荷。與二值法相同，公因子1主要反映了商業銀行間信息共享的需求，其方差貢獻度最高，證明銀行間共享的信息對征信系統的重要程度最高，同時公因子1在數據質量上載荷較高，說明了數據質量對征信系統的重要性。公因子2在貸款和信貸增量、項目政策信息成本、宏觀統計信息成本上有較高的載荷。公因子3在登記注冊信息成本、行政處罰信息成本、資質聲譽信息成本上有較高的載荷。公因子2和公因子3主要反映了信息獲取成本，既有銀行間信息獲取成本，也有來自銀行外部的信息獲取成本，其方差貢獻度介于公因子1和其他公因子之間，說明就銀行間信息而言，需求比成本的重要程度高，就銀行外部的信息而言，則相反。公因子4在登記注冊信息需求、項目政策信息需求、宏觀統計信息需求上有較高載荷。公因子5在行政處罰信息需求、資質聲譽信息需求上有較高的載荷。同樣，公因子4和公因子5主要反映了商業銀行對外部信息的共享需求，其方差貢獻度較低，說明銀行對外部信息雖有需求但并不強烈，不同種類信息對征信系統的重要程度略有差異。(四)征信系統信息模型根據上述實證結果，利用公因子的方差貢獻度，得出以公因子為變量的征信系統信息方程:F=0．245F1+0．16F2+0．152F3+0．12F4+0．12F5其中，F1代表銀行間信息需求，F2代表銀行間信息獲取成本和部分銀行外部信息獲取成本，F3代表部分銀行外部信息獲取成本，F4和F5代表不同種類的銀行外部信息需求。綜上所述，本文認為商業銀行首先需要共享信貸交易等銀行間信息，這些信息及其數據質量對征信系統非常重要，是征信系統應首要采集的信息。商業銀行對政務信息等外部信息雖有需求但不如前者強烈。就銀行間信息而言，需求比成本的重要程度高，就來自銀行外部的信息而言，則相反。商業銀行對不同種類外部信息的需求略有差異，其中項目政策信息、宏觀統計信息、登記注冊等三類信息需求較高。在引入信息需求和獲取成本的基礎上，本文建立了征信系統信息模型，得出了征信系統與各類信息需求、獲取成本的關系。據此建議:一是征信系統建設要以銀行信貸信息為核心，不斷提高信息報送及時性、準確性和完整性，確保數據質量;二是認真落實國務院有關會議精神，積極推動各部門、各行業、各地方的信用信息系統建設與互聯互通，加快政務信息等銀行外部信息共享;三是采取有效措施，打破部門間信息壁壘，降低信息獲取成本，促進征信系統建設;四是信息共享可分清層次和重點，先從商業銀行急需的項目政策信息、宏觀統計信息和登記注冊信息入手，逐步推進。
[關鍵詞]：行政不作為行政義務舉證責任因果關系賠償范圍
行政不作為是指行政主體負有作為的行政義務，有能力履行而在程序上未予履行或拖延履行的行為。《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一款規定：“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行使職權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受害人依照本法取得國家賠償的權利。”該條款確定了以行政行為違法作為國家機關承擔賠償責任和行政相對人取得國家賠償的前提和依。行政機關的違法行為，應從作為和不作為兩方面認識，①即行政行為包括行政不作為只要是違反了法律規定，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權益，都應由行政主體承擔賠償責任。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關于公安機關不履行法定職責是否承擔行政賠償責任問題的批復》（下稱《批復》），該批復統一了對行政不作為賠償案件在受理問題上的認識和做法，進一步明確了對行政不作為應予承擔國家賠償責任的立法精神，但司法實踐中，對行政不作為賠償案中涉及的若干法律問題認識不一，需要從理論和立法上加以明確。
一、行政主體行政義務的界定
行政不作為的成立是以行政主體負有作為的行政義務為前提。對于行政義務的界定，有觀點認為就是行政主體不履行法定職責的行為，具體說來就是《行政訴訟法》第十一條第（四）、（五）、（六）項所規定的三種情形。②筆者認為不履行法定職責只是行政不作為的一種通常表現形式，但如果將行政不作為僅限于不履行法定職責，勢必造成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因行政主體不履行法定職責以外的行政義務受損而無法得到司法救濟，不利于相對人合法權益的保護。
眾所周知，行政機關是國家依法成立的代表國家行使公共管理職能的機構，它不僅負有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單行條例以及規章規定的職責，同時也必須履行其對行政相對人所作的承諾及在行政合同中約定自愿承擔的行政義務，否則行政主體說了不算就有損于政府形象，行政行為的公信度將大打折扣。如果相對人對此又不能通過司法程序得到救濟就勢必損害公民對政府的信賴，也不利于相對人權利的保護。此外，由于行政機關內部實行自上而下的垂直領導體制，下級必須服從上級的領導，因此上級行政機關的規范性文件，決定和命令為下級行政機關設立的行政義務，下級機關必須履行，這樣才能保證政令暢通，提高行政效率。因此，行政義務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法定義務，即法律法規設定的義務；2、規章以下規范性文件設定的義務，即上級行政機關為下級行政機關設定的義務；3、行政主體自己設定的義務，即行政承諾；4、行政合同約定的義務；5、基于行政主體自身行為所派出的義務，如行政主體及其工作人員的行政行為侵犯了行政相對人的合法的人身權或財產權，基于行政主體行政行為的違法性，行政主體則派生出了實施救助、行政賠償或補償的義務。③行政主體不履行上述義務都構成行政不作為，因此給相對人造成人身或財產損害的，相對人應該有獲得賠償的權利。
二、行政不作為賠償案件舉證責任的分配
證據制度是訴訟的核心問題，在行政訴訟中也不例外，鑒于行政行為的先定性，法律確定了以行政機關承擔舉證責任的原則，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行政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法發（1997）10號]第三十二條規定，“原告在行政賠償訴訟中對自己的主張承擔舉證責任，被告有權提供不予賠償或者減少賠償數額方面的證據。”此條款確定“誰主張誰舉證”原則與行政訴訟法確定的行政機關承擔舉證責任的原則存在矛盾和沖突，加重了相對人的舉證責任，導致在訴訟中雙方對抗的失衡。筆者認為舉證責任的分配是關系到訴訟程序公正與科學的關鍵因素，由于國家賠償制度發端于民事賠償制度，諸多的訴訟原則和具體規則，如歸責原則、舉證責任分配等都與民事賠償訴訟一脈相承，但是行政賠償訴訟作為行政訴訟之一種，特別是行政不作為違法作為一類特殊的行政侵權行為，單純地確定以行政機關舉證或相對人舉證都未免失之偏頗，應具體結合相對人主張的事由和司法應予審查的內容決定行政主體與相對人的舉證責任。
一般而言，相對人對行政不作為提起行政賠償訴訟主張的事實包括程序性事實和實體性事實。程序性事實有：賠償義務機關已先行處理和超過法定期限不予處理的事實和相對人系在法定期限內主張權利的事實，程序性事實的存在是人民法院行政賠償案件受案的先決條件，同時也是人民法院立案審查的主要內容，故程序性事實的存在是相對人的能否被法院受理的關鍵，主張該事實成立的舉證責任應由相對人承擔。實體性事實有：①行政主體所負有的行政作為義務；②行政主體不作為的事實；③相對人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事實及其程度；④行政主體不作為與相對人損害后果存在因果關系的事實。由于確認行政行為違法是行政主體承擔國家賠償責任的前提，在行政訴訟中，人民法院審理的主要內容也就是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也即司法審查的重點是行政不作為是否違法，對此依照行政行政訴訟的一般原理由行政主體承擔其行政不作為非違法性的舉證責任當屬應由之義。
但是因為行政不作為的消極性，其主觀上表現為行政主體對其行使職權的放棄，客觀上表現為拒不履行或拖延履行所承擔的義務，故對其應作為而不作為的事實以及損害后果，相對人有責任予以證明，否則法院無從審查，相對人證據不足或就此要求行政主體舉證，就不能達到保護相對人合法權益的目的。具體而言，在依申請的行政不作為案件中，相對人必須就其提出過申請的事實進行舉證，在依職權的行政不作為案件中；相對人應就請求過保護其人身權、財產權或行政主體已發現自己需要實施救助義務的事實進行舉證；在不履行行政合同的行政案件中，相對人應就行政合同的成立進行舉證；在不履行基于行政主體的自身行為所派生的行政義務的行政案件中，相對人應對行政主體的前一行為已然存在進行舉證。除此之外，則應由行政主體就其是否負有行政義務，是否已經作為，相對人的損害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與其行政不作為不存在因果關系以及是否存在因客觀因素導致行政主體不能行為等免責事由承擔舉證責任。
三、行政不作為與損害后果因果關系的認定
有侵權就有責任，但是如果相對人的損害并非行政不作為引起的，也即行政主體的行政不作為與相對人的實際損害之間沒有因果關系，則行政主體無需承擔賠償責任。對于如何認定這種因果關系主要有兩種觀點。
一種認為“凡不作為是造成損害的直接原因，與損害事實之間存在直接因果關系，則不作為行為主體應承擔賠償責任；凡不作為行為只是損害得以擴大的外部條件，則不作為主體不承擔賠償責任。”④這種觀點以直接原因和外部條件來劃分是否存在因果關系的依據，行政主體只有在極其嚴格的條件下才承擔賠償責任，實質上提高了行政主體承擔賠償責任的條件，限制了相對人獲得賠償權利的實現。比如一婦女遭人搶劫，正巧有一警察路過，該婦女向警察求助，警察無動于衷，此時造成損害的直接原因是罪犯的搶劫行為，警察不作為僅是損害得以擴大的外部條件，如果因此受害婦女得不到公安機關的賠償，顯然不利于受害人合法權益的保護，與《國家賠償法》所確定的法律原則和精神也相違背的。另一種觀點認為“只要行政主體違背了對權利人所承擔的特定義務并因此導致其損害，且權利人無法通過其他途徑受賠償的，我們認為存在行政賠償責任的因果關系。”⑤這種觀點實質上是以行政不作為作為造成相對人損害的必要條件之一，只要行政主體不作為而且相對人有損害后果，行政主體就要承擔賠償責任。此說忽視了行政侵權的因果關系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簡單地以必要條件作為行政主體擔責的依據，容易造成國家賠償責任的寬泛化。特別在一些公共災害事件中，如果以此認定行政主體的責任，就可能損害行政機關正常的工作程序，最終導致國家賠償無法兌現。比如“非典”和“禽流感”的暴發，患者以衛生部門防護不力要求國家賠償，顯然不能得到支持。因此因果關系的確定還涉及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
筆者認為對行政不作為與損害后果因果關系的認定原則上既要考慮有利于公民、法人及其他組織請求賠償，并促使行政主體積極地履行職責，又要考慮國家賠償承擔的可能性和維護正常的行政秩序。事實上在任何國家侵權行為因果關系的認定都要受到政策和法律因素的制約，盡管沒有人能夠承認。⑥對于行政不作為與損害后果的因果關系的認定依然要以是否存在客觀關聯性為基礎，結合具體案情進行認定。在有的情況下可以按兩者是否存在直接因果關系來認定，即以哲學上的因果關系為基礎，看侵權行為是否必須是損害事實發生的必然的直接的原因，如果是，即可認定存在因果關系，如某工商局拒不給某符合法定條件申領營業執照的公民頒發營業執照，該工商局的不作為是造成該公民權利受損的直接原因，即可認定有因果關系；在有的情形下，可從必要條件說的角度來分析，如前例中公安機關的不作為不一定導致該受害婦女人身權益的損害，但是沒有公安機關的不作為，即公安機關作為，則損害就不會發生，此時如果按直接原因的標準來認定因果關系則于理于法均不通。從審判的角度來講，對因果關系的認定實質上是一種事實的判斷，而非法律的判斷，屬于法官自由心證的范圍，在復雜的現實面前，任何一成不變的理論都是徒勞的，它要求法官在掌握立法精神和法律原則的前提下結合具體案情，公平、合理地進行認定。
四、行政不作為的類型化及國家賠償范圍的確認
行政不作為引起的國家賠償責任承擔的種類眾多，《行政訴訟法》第十一條規定了行政主體對符合法定條件申請頒發許可證和執照，拒絕頒發或者不予答復的，對申請履行保護人身權、財產權的法定職責，拒絕履行或者不予答復的和沒有依法發給撫恤金等三種典型的行政不作為行為，事實上根據行政主體所負的行政義務，行政不作為還包括行政違約行為和不履行基于行政主體的自身行為所派出的行政義務等情形，下面筆者就分別探討以下幾種情況國家賠償責任的承擔問題。
1、行政主體拒絕給相對人頒發許可證或執照或拒絕答復相對人的申請。對此種情形是否應予賠償的及如何確定國家賠償范圍，實踐中的認識和做法不一。多數情況下認為，相對人符合法定條件申請行政機關頒發許可證或執照，而行政機關拒絕頒發或不予答復的并沒有造成相對人的損害，其承擔責任的方式是限期履行法定職責。但事實并非如此，在此情況下，相對人依然可能存在損失。此種損失實質上是信賴利益的損失，所謂信賴利益就是相對人信賴行政主體對其符合法定條件的申領會在法定期限內辦頒發，而為此所付出的各項費用，因行政主體不頒證或延期頒證，這些付出沒有回報，因而應認定為損失。如公民甲欲開一餐館，租好了店面，請好了雇工、置好了設備，申請了衛生許可，在進行了所有人、財、物的充分準備后，向工商部門申領營業執照，工商部門卻拖延不辦，造成餐館遲遲不能開業，如果僅判令工商部門限期頒證，那么對造成甲的店面租金、雇員工資，本人誤工這些客觀存在的信賴利益損失得不到賠償，顯然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對于信賴利益的保護在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立法中已有先例，我國僅在最高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59條中有責令行政機關采取補救措施的規定，這顯然不夠，應在修改《國家賠償法》時予以明確。
2、行政主體拒絕履行或拖延履行對相對人人身權和財產權進行保護的法定職責。這種損害責任較為復雜，因為在此種情況下，行政不作為侵權往往與其他侵權行為如民事侵權混雜在一起，對此有學者主張應采取賠償的窮盡原則，即在沒有其他救濟途徑的情況下，才可請求國家賠償。如警察發現甲被流氓乙毆打卻不予制止，致使甲受傷，甲應先通過民事侵權訴訟要求乙賠償，如乙逃遁或無力賠償，由國家承擔賠償責任。但多數學者認為為了更及時、更充分地保護相對人受償權利的實現，應采取選擇救濟原則，即相對人可以選擇民事訴訟的途徑求償，亦可直接要求國家賠償，筆者贊同這種做法，但如直接請求國家賠償，應如何確定國家賠償范圍即確定國家賠償數額，《批復》中的“在確定賠償數額時，應予考慮該不履行法定行政職責的行為在損害發生過程和結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應作為確定賠償范圍的依據，該規定具體考慮了兩個方面：一是行政不作為在損害發生過程和結果中所起的作用，如起主要作用，行政機關應承擔全部賠償責任，如起次要作用，則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二是其他因素，其他因素包括客觀條件的限制對行政職責實施的影響，不可抗力以及相對人的過錯等，如損害的發生是行政機關和相對人雙方原因造成的，則應采取過失相抵原則減輕行政主體的賠償責任；如損害結果的擴大是由相對人自己放任造成的，擴大的損失由相對人自己承擔；如因自然因素造成不作為或遲延履行的，可酌情承擔一定賠償責任。
3、行政主體沒有依法發給撫恤金。這種情況一般不發生國家賠償責任問題，因為根據行政復議條例和行政訴訟法的規定，對行政主體未依法發給撫恤金的，公民可依法向上級行政機關或法定的行政機關申請復議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復議機關或人民法院經審查后，在確認該行政不作為存在的前提下，必然會責令該行政主體限期履行法定職責，該行政主體依法履行法定職責給相對人發放撫恤金后，相對人受損的權益得到了修復，不再存在權益受損，當然國家無需再承擔賠償責任。但如因行政主體沒有依法發給撫恤金而引發其他嚴重后果的，如致使相對人因斷絕生活來源死亡的，則應按所產出的后果承擔賠償責任。超級秘書網
4、行政主體不履行行政合同。行政合同是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就行政職權內的公共管理事項，為了實現行政目的而建立、變更和終止行政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⑦行政主體不履行行政合同是一種違約行為，按照合同法的一般原理，對違約方除應責令其繼續履行合同以外，相對方還有就違約方的違約行為造成的損失請求賠償的權利，賠償的范圍按照填平原則，使相對人通過賠償的權益恢復到合同訂立前的狀態，或恢復到合同如期履行的狀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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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商業銀行競爭力財務指標體系
本文選取2008年之前莆田市區域內成立的、開業滿3年以上的莆田市工行、農行、中行、建行、興業銀行和中信銀行6家商業銀行2011年的相關財務數據進行研究①。結合數據的可得性和統一性，按照商業銀行提高經營績效和抗風險能力兩個方面的要求，預選了反映商業銀行流動性、盈利能力、資產質量狀況、發展能力等方面情況的30多個指標。對于上述指標，本文通過兩個步驟進行篩選。首先根據各指標值的離散程度篩選指標，對篩選后剩余指標的數據再進行標準化處理，消除正向和逆向指標的影響；其次對處理后的數據進行主成分分析，比較指標間的相關系數，對在同一主成分中有高相關度和不同載荷的指標，使用載荷最大的指標代替其他指標。最終得到下列指標：資產收益率X1、存款增長率X2、貸款增長率X3、不良資產比率X4、成本收入比X5、流動性比率X6、存貸比X7、凈利潤增長率X8、資產利潤率X9、資產增長率X10、收入凈利率X11、中間業務收入占比X12、資金自給率X13、成本率X14、費用率X15，構成莆田市商業銀行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
莆田市商業銀行競爭力分析：基于因子分析法
（一）對表1中的部分樣本數據進行正向化處理以消除量綱的影響。不良資產比率、成本收入比、成本率、費用率是反向指標，使用公式Xi′=1/Xi（i=4，5，14，15）對其進行正向化處理；存貸比指標屬于適度指標，對其進行正向化處理。我國央行確認的存貸比標準值為≤75%，所以，本文使用公式X7′=1/ABS（X7-75%）進行正向化處理，對處理后的樣本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并依據標準化處理后的數據進行分析。（二）樣本方差的解釋。利用SPSS11.0軟件，選擇標準化數據的相關系數矩陣進行因子分析，因子提取方法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選定的因子提取標準為：特征值≥1。按照正交旋轉后的因子提取結果（見表2），前四個主成分的特征值分別為4.818、3.380、3.154、2.829，相應的方差貢獻率分別為32.123%、22.534%、21.025%、18.858%，前四項累積方差貢獻率達到94.54%。因此，四個綜合因子能反映原始指標所包含的絕大部分信息，可代替15個原始指標。（三）通過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對因子命名。依據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見表3），結合各因子所包含高載荷變量的經濟意義，對四個因子命名：1．存貸比、流動性比率、成本收入比、中間業務收入占比、資金自給率在因子F1中有較高載荷，因此將該因子命名為資產流動性因子。2．資產收益率、資產利潤率、凈利潤增長率在因子F2中有較高載荷，因此將該因子命名為資產盈利能力因子。3．資產增長率、收入凈利率、成本率、費用率在因子F3中有較高載荷，因此將該因子命名為資產發展能力和經營成本費用因子。4．不良資產比率、貸款增長率和存款增長率在因子F4中有較高載荷，因此將該因子命名為資產質量因子。（四）求單個因子得分值與綜合因子得分值及排名。運用SPSS11.0軟件對各銀行的4個主要因子進行評分，4個因子得分自動生成并以FAC1_1、FAC2_1、FAC3_1、FAC4_1命名，保存在SPSS數據編輯窗口中，再根據各因子的方差累計貢獻率與累計的方差貢獻率之比對因子得分進行加權匯總。例如，Fij（j=1，2，3，4）為第i個銀行在第j個因子上的得分，Yi是第i個銀行的得分，則有：Yi=（32.123×Fi1+22.534×Fi2+21.025×Fi3+18.858×Fi4）÷94.540%。按照該公式得到銀行的總因子得分，最后按照總得分的大小對6家銀行進行排名（見表4）。
莆田市商業銀行競爭力的實證結果分析
（一）資產流動性分析商業銀行的流動性是指銀行能夠隨時應付客戶存取款、滿足必要貸款需求的能力，商業銀行應在保持一定流動性的基礎上維持其盈利水平。在表1中可發現，建行的存貸比沒有超標（≤75%），其他5家的指標都遠遠高于規定最高限額，最高的是中信銀行；建行的流動性比率最高，除了中行，其他4家銀行都未達到監管要求（≥25％），興業銀行的流動性比率最低；監管標準要求成本收入比不得超過45％，建行該指標最低，表現出良好的成本控制能力，農行略超警戒線，興業銀行和工行超標較多；6家商業銀行的中間業務收入占比差距較大，建行最高，中信銀行最低，二者相差近18倍，說明興業銀行和中信銀行的收益來源有限且過度依賴傳統業務，中間業務沒有形成規模效益；資金自給率方面，中行該指標最高，建行緊隨其后，工行和農行水平相當，中信銀行和興業銀行居末兩位。綜上所述，在表4主因子F1中，排名依次是建行、中行、農行、中信、工行、興業銀行。（二）資產盈利能力分析盈利能力主要通過資產收益率、資產利潤率和凈利潤增長率來考察。表1中，6家銀行的資產收益率均在1.5%以上，具有一定的收益水平。其中農行的資產收益率高居榜首，與其他5家銀行的差距在15倍以上，中行的資產收益率最低，與其資產規模不斷擴大有關；農行的資產利潤率高達45.56%，遠遠領先其他5家商業銀行，工行排名第二，其他4家指標水平相當；農行凈利潤增長幅度最大，兩年間平均增長89.54%，顯示其強勁的增長勢頭，中行該指標也比其他4家銀行高出許多，工行、建行和興業銀行的比值相當，中信銀行的凈利潤增長率最低，說明其在經營管理或業務拓展方面遇到一定困難，利潤增長受到抑制。綜合以上三點，農行在表4主因子F2的排名第一，建行第二，興業銀行第三，中信銀行成立時間不長，資產質量良好，位列第四，中行和工行居末兩位，與其充足的資本和大規模的資產極不相稱。（三）資產發展能力和經營成本費用分析發展能力主要通過資產增長率來衡量。建行的資產增長率居第一位，但與第二名工行相差無幾，中行和農行水平也相當，分列第三和第四名，中信銀行該指標略低一些，居第五，興業銀行該指標為負數，而且負增長達到兩位數，說明其前幾年資產擴張快速，已達到飽和狀態；經營成本費用方面，興業銀行的收入凈利率最高，建行與其僅相差4個百分點，工行最低，與興業銀行的指標相差高達5倍之多，興業銀行、建行和中行的成本率較低，中行水平居中，中信和工行該指標最高，費用率方面，工行和農行最低，興業銀行居中，中行、建行和中信銀行最高。綜合以上分析，表4主因子F3的排名依次是興業銀行、建行、中行、農行、中信銀行和工行。（四）資產質量分析不良資產比率是衡量資產質量的主要指標，表1中，6家銀行的不良資產比率都不高，說明商業銀行資產質量總體繼續向好。其中農行最高，為1.95%，中信銀行的不良資產比率最低，說明其在2008年上半年成立后對貸款風險管理方面控制嚴格，貸款質量優；結合不良資產比率來考察存款增長率和貸款增長率，中信銀行的存款業務發展迅猛，年均增速高達48.08%，表明其對存款市場具有很強的吸引力，興業銀行年均增速也達22.52%，工、建、中三家銀行的存款增速在10%～15%之間，表明其吸存能力相當，農行存款增速最慢；中行的貸款業務發展一枝獨秀，其放貸能力較強，資產質量優，工行和建行緊隨其后，農行和興業銀行指標接近，中信銀行最低，貸款業務增長的擴張能力較弱，與其存款增速不匹配。因此，在表4主因子F4中，中行排名第一，工行第二，農行第三，興業銀行第四，建行第五，中信銀行第六。（五）樣本銀行競爭力的綜合排名情況分析從表4的總因子得分F來看，排名第一到第六的銀行依次為：建行、農行、中行、興業銀行、工行、中信銀行。建行憑借其較強的流動性、較高的盈利能力、良好的資產質量占據了第一的位置；農行主要憑借其超高的盈利能力占據第二位；中行憑借其較強的資產發展能力，排名第三；興業銀行流動性最差，資產質量和盈利能力也一般，但其經營成本和費用較低，故排名第四；工行雖然資產規模龐大，但其流動性差、資產盈利能力低、經營成本費用較高，排名第五；中信銀行流動性和盈利性一般，經營成本費用較低，貸款業務擴張能力差，排名最末，顯示其在經營發展戰略方面存在一定的失誤，應引起足夠的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