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1-30 12:5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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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商投資及產業結構分布狀況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利用外商直接投資（FDI）的規模不斷擴大。截止到2005年底，全國累計批準設立外商投資企業超過55萬家，合同外資金額約1.2萬億美元，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約6000億美元。我國已連續12年位居發展中國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資首位。大量的外商直接對華投資為我們提供了必要的資金，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總體來看，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經濟中已經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雖然外商直接對華投資金額呈逐年遞增趨勢，對我國經濟發展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隨之而來我國的產業結構出現了一些問題，而外商直接投資在產業間分布的不均衡加重了我國產業結構不合理的狀況。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而且投資在各產業內部的分布也是失衡的，主要表現在投入在制造業的比重過大，上述情況使結構偏差變得突出起來，并對經濟增長產生了較大影響。
二、產業結構出現問題原因
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質量多以小型化、低技術和勞動密集型為主要特征。一般而言，具有先進技術和長期競爭力的投資項目，都必須具有較大的項目投資規模。世界跨國公司海外直接投資的項目平均規模約為600萬美元，而外商對華直接投資項目的平均規模與之相差甚遠。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外商對華直接投資70%左右的項目均在100萬美元以下，而1000萬美元以上的大型項目僅占投資項目總數的4%－5%。在投資項目中資金密集與技術密集往往是緊密聯系的。外商投資項目規模偏低既不利于規模經濟形成，也制約了投資技術含量的提高，嚴重削弱了外商投資的技術轉移效應和技術溢出效應。其突出表現為，外商對華直接投資中勞動密集型項目居多，技術密集型項目較少。在我國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中，外商投資企業絕大部分屬于勞動密集型企業；而在第二產業中輕紡、加工工業又占很大的比重。從我國三次產業結構的現狀看，90年代以來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的比重升幅過大，第三產業的實際比重不合理下降，使結構偏差變得突出起來，并對經濟增長產生了較大影響。我國的產業結構偏差的加深，與外商投資過多地向工業部門傾斜有一定關系。我國吸收利用外資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基礎設施發展不足的問題比較突出。
(2)外商投資在第二產業內部結構不合理，外商投資在制造加工業過多。投資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多，而資金密集型產業少；投資于一般技術多，甚至存在低層次的重復引進，而高新技術產業少。
(3)第三產業發展相對滯后。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是50%左右，發達國家是60%—70%，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在40%以上，我國是第三產業比重過低的為數不多的國家之一。
外商直接投資在產業結構上分布不合理的狀況主要是由于外商與我國的目標與價值取向存在偏差。外資公司長期投資回報率高的產業，造成我國產業結構新的不合理變化。目前，跨國公司來華主要在制造業領域。由于絕大多數公司不向中國轉讓先進技術，所以所謂"世界工廠"只是"世界加工廠"。外資的進入并未直接地帶動我國自主研發能力。并且，外商投資企業往往嚴密控制其技術尤其是高新技術的擴散，我國以市場換技術的目的并沒有很好的實現。多年以來，我國主動讓出市場份額換來的往往是二流、三流的技術，如果我國在技術上特別是具有戰略意義產業的技術總是處于落后地位，我國將無法和國外競爭，也將危及到我國的產業安全乃至整個國家的經濟安全。最后，外國直接投資很多是將其母國已經淘汰的產品生產或污染嚴重的企業轉移到中國，給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極大的危害。
三、優化產業結構的重要性
調整產業結構發展高新技術是迎接經濟全球化挑戰、提高國際競爭力的需要。當前，以電子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為代表的高新技術及其產業化迅猛發展，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日益加快，國際競爭日益激烈。這已經使得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內容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我們必須在工業化的同時推進信息化，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在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激烈國際競爭中，發達國家處于技術和知識供給的有利地位。他們不斷加大高新技術產業的研究與開發力度，以保持競爭優勢。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分工中承擔勞動密集度高、資源和能源消耗高、污染高、附加值低的“三高一低”類型產品的生產。這是對我們十分不利的垂直分工。不加速發展有優勢的高新技術產業，我們就無法擺脫在國際競爭中的這種不利地位，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就會不斷擴大。
而且我國2000年的人均GDP已達到八百四十美元左右。從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歷程來看，這樣的發展水平已開始進入工業化加速發展和產業結構大變動時期。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傳統產業生產能力大量過剩而高新技術產業的產品又需要大量進口的問題，必須靠加速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來解決。國際經驗表明，經濟增長的過程是產業結構不斷調整與升級的過程。一個國家對任何一種產業的需求都存在一定的極限。當一個產業的市場需求達到飽和以后，增長速度就會隨著需求下降而下降，直至零增長，甚至負增長。如果不通過發展新的技術開發新的產業，進行產業結構升級，當現有產業的需求都達到飽和以后，整個經濟就會出現停滯，直至萎縮。我國傳統產業生產能力巨大，但生產手段和產品質量還較為落后，目前我國的大部分傳統產業都基本達到了市場飽和的階段，增長速度普遍下降，經濟效益不高，因而只有加大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的力度，加速傳統產業的升級換代，才能提高經濟效益，不斷滿足市場需求。
有關資料顯示：美國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高達75%，而我國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僅33%。制造業在美國這個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中，只占產值的14%，吸收11%的勞動力；而服務業的份額，占美國經濟產值的60%，吸收了美國三分之二的勞動力。比起制造業來，服務業屬于智能產業，對勞動力的素質要求高，利潤豐厚。而我國第三產業占GDP比重遠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我們科技資源不足，科技進步不夠快，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最大的瓶頸、制約，也是結構調整必須加以克服的關鍵因素。發展高新技術，發展第三產業對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四、利用外資調整產業結構的建議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增強，科技革命迅猛發展和我國加入世貿組織，評判投資是否成功的標準由單純的按數量轉變為是否增強我國的技術競爭力。我國是否能夠保持高速健康的發展，調整產業結構至關重要。而我國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產業結構層次低、競爭力弱。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必須提高產業競爭力。因此要積極調整現行的外資政策，加強外資政策與產業政策的協調，以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實現外資產業結構的優化。在制造業中促進高科技新型制造業的外資投入，加速外資對傳統制造業的改造；鼓勵外資向第一產業流動；加速外資向第三產業流動。主要有以下建議：
(1)引導外商直接投資投向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我國農業，能源交通能基礎產業發展滯后，嚴重困擾著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因此，引導外資投向基礎產業和設施是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為此，我們可以采取稅收減免，適當補貼的方式刺激外商投資。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進出口貿易；協整檢驗；誤差糾正模型；因果檢驗
一、引言
隨著山東省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國際經濟環境的不斷改善，山東省在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步。據山東省統計年鑒資料顯示，截至2004年底，累計已有113家世界500強在山東省興辦企業262家。2004年，新批合同外商直接投資214.5億美元，比上年增長53.7%，實際外商直接投資87.0億美元，增長22.7%；新簽外商直接投資項目5891個，增長11.1%。與此同時，山東省的進出口貿易也得到了迅猛發展，年出口額由1985年的23.4652億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358.7286億美元；年進口額由1985年的17.9796億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249.0850億美元。
對于國際直接投資東道國而言，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口或出口的關系表現為二者的互補性、替代性或是相互關系的不確定性。本文通過實證分析來探討山東省FDI與進、出口貿易的關系。
二、實證分析
（一）數據來源和研究方法
為了從定量角度考察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的相關性，本文選取山東省1980年至2004年的年度經濟數據，運用協整方法進行分析，建立誤差糾正模型描述變量之間的長短期關系，并對變量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其中，FDI是各年度的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EX代表各年度的出口貿易額，IM代表各年度的進口貿易額。本文為了研究方便，并且考慮到在分析中取各變量的自然對數后不會改變變量之間的關系，在這里對各序列進行自然對數變換，變換后各變量序列分別取LNFDI、LNEX、LNIM。
二）平穩性檢驗
所謂時間序列的平穩性，是指時間序列的統計規律不隨時間的位移而發生改變，也就是說，生成變量時間序列數據的隨機過程的特征（數學期望、方差及協方差）不隨時間變化而變化。在對時間序列進行計量分析時，首先要對各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在現實經濟中，許多經濟變量的時間序列是非平穩的，對非平穩的時間序列進行回歸可能會出現謬誤回歸（spuriousregression）的現象，導致標準的t和F檢驗無效。本文采用ADF檢驗法對變量LNFDI、LNEX、LNIM進行單位根檢驗，考察序列是否平穩。檢驗結果見表2：
注：（C,T,K）分別代表所設定的檢驗方程含有截距、時間趨勢及滯后階數，N指不含C或T，K的選擇標準是以和值最小為準則。
以上對時間序列LNFDI、LNEX、LNIM的平穩性檢驗表明，在10%的顯著水平下，不能拒絕三個變量存在單位根的假設，LNFDI、LNEX、LNIM均為非平穩序列，而它們的一階差分LNFDI、LNEX、LNIM均為平穩序列。由此可知，LNFDI、LNEX、LNIM均為I(1)序列。
（三）協整檢驗
為了分析外商直接投資于山東省進出口貿易的關系，本文分別對LNFDI與LNEX、LNFDI與LNIM的關系進行協整檢驗。協整分析技術是20世紀80年展起來的一種分析方法。協整分析是由若干服從單位根過程的變量組成的系統，若這些變量的某一線性組合式平穩的，則稱這一穩定線性組合為協整關系。協整分析描述了這些變量之間的長期穩定關系。
關于協整檢驗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兩種:一是Engle和Granger提出的基于協整回歸殘差的ADF檢驗的EG兩步法；二是Johansen提出的基于VAR模型對協整向量系數進行極大似然估計和檢驗。本文采用的世恩格爾——格蘭杰（Engle-Granger）兩步法分別對LNFDI與LNEX、LNFDI與LNIM之間的關系進行協整檢驗。
1、對LNFDI與LNEX的協整檢驗
首先用LNEX對LNFDI做普通最小二乘回歸，然后對回歸殘差做單位根檢驗。單位根檢驗的方法采用ADF檢驗法，ADF檢驗采用帶有趨勢項帶有常數項的形式，滯后階數選為6。檢驗結果根據殘差的ADF檢驗結果知，殘差不存在單位根，即殘差是平穩序列。這說明LNFDI與LNEX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協整方程為：
LNEX=3.607857+0.35751LNFDI(1)
(30.26889)(7.415309)
R^2=0.763846AD.R^2=0.749954F=54.98681DW=0.405013
從方程(1)可以看出，變量LNFDI的系數為0.35751,說明FDI對EX的彈性系數為0.35751，即FDI每增長1%，EX將增長0.35752%。
用LNEX對LNFDI做普通最小二乘回歸，得到協整方程為：
LNFDI=-8.304089+2.419141LNEX(2)
(-5.994780)(7.415309)
R^2=0.763846AD.R^2=0.749954F=54.98681DW=0.423218
方程(2)說明，LNEX對LNFEI的彈性系數為2.419141,即EX每增長1%,FDI將增長2.419141%。
2、LNFDI與LNIM的協整檢驗在線
首先用LNIM對LNFDI做普通最小二乘回歸，然后對回歸殘差做單位根檢驗。仍采用ADF檢驗法，檢驗結果如
根據表4的檢驗結果知，殘差存在單位根，使非平穩序列。這說明LNFDI與LNIM之間不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即二者之間不存在協整關系。
（五）因果關系檢驗
協整檢驗的結果表明，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但是這種均衡關系是否構成因果關系，還需進一步驗證，本文采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法驗證。Granger曾指出，因果關系檢驗只有在兩個變量協整的情況下才是有效的。由于前面已經驗證出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存在顯著的協整關系；而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口之間不存在協整關系，因此，此處只須進一步對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這兩個變量序列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過程中，滯后階數取5，檢驗結果見表5在線
從表5的檢驗結果中可以看出，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存在著單向的因果關系。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外商直接投資是對外出口的格蘭杰原因，而出口不是外商直接投資的格蘭杰原因。
三、結論與建議
本文通過運用協整檢驗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來研究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的關系，結果表明：
1、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與進口之間的長期關系不明顯。即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存在協整關系，與進口之間不存在協整關系。外商直接投資對山東省出口的影響表現為互補關系，這與小島清的互補理論模型是一致的。按照小島清的理論，投資國的對外投資應當從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邊際產業依次進行，這樣就可以把東道國的比較優勢挖掘出來，使兩國間的比較成本差距擴大，為更大規模的貿易創造條件。外商直接投資能夠促進山東省出口貿易的上升說明外商直接投資對山東省出口貿易具有創造效應，具體表現為：外商直接投資和山東省出口之間存在著一種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量的增加對山東省出口貿易有很強的促進作用。其中，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量增加1個百分點，山東省出口貿易將增加0.35751個百分點。
關鍵詞：FDI投資撤退隱形撤資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不斷擴大，隨著跨國生產經營的不斷擴大和發展，跨國公司從國外撤資的現象也更加頻繁。從近年的情況來看，國際直接投資撤退的數額和規模仍高居不下。
國際直接投資撤退是一種客觀存在，其影響重大。因此，研究撤資所具有的重要性不亞于研究投資。
關于撤資的基本情況，如國別、成因、規律、影響等，國內外有關學者有過相應研究。但總體而言，系統的研究成果和相對成熟的研究結論不多。本文擬就近年來的外商對華直接投資撤退問題，做進一步分析、論證，用以豐富此研究領域的相關內容。
外商對華直接投資撤退原因分析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5年4月20日向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05年會提交的一份題為《世界經濟格局中的中國》的主題報告顯示，截至2003年底，中國累計實際使用外資金額5621億美元，但如果考慮外商投資企業的終止運營、資產折舊和撤資等因素，2003年底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存量為2600億美元，相當于當年GDP的18%左右，低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至2003年底，在累計批準設立的46萬多家外商投資企業中，已終止或已停止運營的企業逾23萬家，約占累計設立外商投資企業的50％，現存注冊運營外商投資企業約23萬家。即：在已批準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中，失敗、中止、撤退的比例高達50%。這其中，由于跨國公司撤資引起的企業終止或停止運營占了一定的比重。詳細情況如表1所示。
典型行業撤資原因分析
乳業。導致國際乳業跨國公司撤離中國市場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幾個方面：國際乳業跨國公司過高和過于樂觀地估計了中國奶品市場的培育與發展速度，短期內即形成消費市場尚不具備充分的條件；產品多走高價位路線，與中國百姓的實際收入水平相差甚遠；中國的奶品市場發育還不成熟，市場秩序較為混亂尚未完全理順。無序的多發的價格戰、造假等，使外商無可適從；對中國的飲食文化、消費習慣、消費能力、消費選擇、消費對象、消費特點等不甚清楚，經營理念未完全迎合中國人的消費觀念和習慣；缺失奶源優勢及對奶源的控制權。大部分的國際乳業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后，多把精力和資本都投放在奶品加工、奶品市場銷售這兩個環節上，對奶源往往掌握不了主動權，缺失奶源優勢；管理成本過重，有人曾作過成本分析，認為外資的產品成本中的管理成本普遍高出中國國內企業的20-30%；公司選址和產品市場定位偏差；國際乳業跨國公司巨頭，其中大部分在剛進入中國之時，落腳點都選擇在中國的北部，而中國的北部恰恰是奶源的高度集中點和牛奶消費的冷點。
電力行業。導致電子行業撤資的原因主要有：超國民待遇的取消，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將電力生產領域對外國直接投資(FDI)大幅度開放。由于電力需求強勁，中央和地方政府為了鼓勵和吸引外資進入中國電力工業領域，對投資發電行業的外資實行“三保”政策，即保電量，保電價，保回報，承諾高達15%到20%的固定回報率。2002年中國電力體制改革確定了競價上網的基本方向，隨著優惠政策的逐步取消，外資回報率明顯下降。2004年下降到5％。
煤價上漲影響電力利潤。從2003年開始，新一輪電力緊缺所導致的發電用煤供應緊張使外資發電廠面臨更大的困境，眾多的外資和民營電廠都只能到市場上去購買高價燃煤，由于煤炭價格大幅度上揚但電價由于管制而幾乎未有變動，令外資發電企業損失慘重。
電力體制改革進程緩慢。中國電力投資領域市場準入程序復雜，審批周期較長，而正處在改革過程中的電力市場卻隨時都可能發生變化，即中國電力體制改革走向不明，以及當前電力領域的低市場化程度和對未來電力市場前景的謹慎態度，導致了外國電力資本撤離中國或止步不前。
電力投資政策變化頻繁。電力投資大，回收期長，其間可以發生很多情況。在中國的現有體制下，其經濟政策投資政策常常不能正確預判，因而造成“政策多變”。外商普遍認為中國電力投資環境依然存在一些不明朗因素。
投資方母國電力市場誘人。自2003年8月美國發生大面積停電事件以來，民眾要求政府增加電力投資的呼聲日益高漲。美國聯邦能源監管委員會提議對電力行業結構進行重組改造，要求電力公司整修電網,對輸電網升級改造。這對跨國企業的抽回資金形成了直接的影響。為了大規模參與美國電力建設新，籌集電網升級改造所需資金，出售海外非核心資產就成為許多美國電力企業的必然選擇。
典型國別撤資原因分析
韓國。韓國與中國建交于1992年，當年韓國對中國直接投資額為1.19億美元，此后逐年增加。至1997年達21.4億美元。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韓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連續三年出現下降，2000年后開始回升，2001年基本回至金融危機前的水平。1992年至2001年間，韓國對中國的總投資額為123.4億美元，占同期中國FDI總額的3.32%。
導致韓國撤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包括韓國人的性格。韓國人的性格造成了韓國企業投資輕率，只是靠一時沖動，而不是仔細研究市場前景和當地消費水平。另外，由于中國在很多方面技術水平提升很快，韓國的技術優勢越來越不明顯，失去了收益的基礎。
韓國經濟的不景氣則是直接原因。韓國2000年GDP增長率是8.8％，2001年的增長率只有4％，這使得韓國企業國內總公司遇到資金困難，周轉不濟，對外投資能力下降，收縮對外投資成難免之勢。
韓國對中國的投資受投資地域限制的影響較大。投資地大多集中于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北、山東、北京、天津等東北部地區和環渤海地區，從數量上看，投資于該地區的數額占到了韓國對華投資總件數的83.2%，占到了總投資額的66。2%，從產業分布上看，則主要集中于紡織、服飾、玩具、皮革等勞動密集型，其主要是出于對中國廉價勞動力的考慮，另外則是由于東北地區，特別是朝鮮族聚集區語言溝通便利。但對投資的經濟發展狀況及投資環境考慮較小，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為韓資企業的經營帶來了困難。
最后就是由于經營成本的逆轉。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后，韓國經濟大受影響，韓國國內資本不足問題日益突出，各企業紛紛縮減對外投資。此外，金融危機后，韓國國內勞動力成本大幅降低，中國勞動力成本優勢下降，再者，隨著中國加入WTO，關稅下調，部分韓國商品可自由進入中國，也進一步促使部分韓國國內產品的生產成本反低于在中國制造。
日本。日本經產省直屬的日本貿易振興會200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在中國的日本三資企業6—7成為盈利，2成左右收支平衡，1成多為赤字或撤退。可見，日本在華投資企業的撤退比例是偏低的。以1995年為例，日本企業從中國撤資總數為8家，居日本海外撤資排序的第9位，占其當年全部撤資比例的3.1%。詳細情況見表2。
盡管日本對華投資撤退的比例相對偏低，但從我國的角度分析，日本對華投資確實還存在相當的問題，這些問題對中國所造成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不亞于撤退資所造成的影響，甚至可能還更為嚴重。這些問題主要包括：
日本對中國的投資與歐美國家相比，項目平均規模偏小。盡管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中的大中型項目在不斷擴大，但是同歐美國家比起來，平均單項數額仍然偏小。根據日本財務省統計，日本對華投資項目平均規模僅相當于對世界投資平均規模的34%，而面向亞洲、北美洲、歐洲投資的平均規模分別相當于對世界平均水平的46%、152%和118%，這說明日商對中國市場尚存疑慮。另外，企業當地收益再投資比較多，來自日本本土的新項目投資增長并不明顯。除此之外，投資企業在人才、零部件采購本地化和技術轉移方面的進展落后于歐美企業。
中國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的地位沒有明顯提高。按照日本財務省報告、申報額統計，2000-2004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只占同期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6.2%，其中2000年僅占2.0%，2004年才提高到12.8%，分別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列第6、第3位。從整個情況看，2004年末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資產余額為202億美元，只占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資產總額的6.0%，居對美國（1430億美元、38.5%）、荷蘭（365億美元、9.8%）和英國（268億美元、7.2%）的投資之后，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列第4位。
日本壟斷性產業的投資落后。如前所述，包括汽車、家用電器和計算機、手機等部分高新技術產業在內，凡是日本與歐美各國激烈競爭的領域，日本企業都迅速擴大了對華投資。然而，在日本高度壟斷國際市場和中國市場的領域，日本企業仍繼續實行擴大出口的戰略，在當地生產方面幾乎沒有什么進展，其典型是數碼家電產業。
投資仍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區。根據日本三菱綜合研究所2004年7月的統計：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其次是廣東、北京、大連和青島；2003年末，在華日資企業的42.8%集中在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
外商撤資所引發的思考
客觀地分析中國區位優勢
跨國公司“兵退”中國，帶給我們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中國居民的收入水平仍普遍較低，相應地，消費水平也不高。而且，就許多行業而言，雖然中國是最有潛力的市場之一，但市場的培育和發展尚需時日，短期內市場需求規模不會有想象中那么大；中國的低成本優勢正在消失。跨國公司在中國的運作成本（包括生產成本、管理費用、銷售和促銷費用、稅收等）并沒有他們想象的那么低；受以上兩個因素的影響，許多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回報率都低于預期水平，也低于在其它亞洲國家的投資回報。這也是為什么歐美跨國公司在增加對華投資的同時，采取的態度越來越謹慎的原因。
冷靜地審視引資政策
我國外商投資領域存在兩大怪現象：獨資企業比例增長的同時，合資企業逐漸減少；吸引新的外資的同時，已投項目大量流產。
目前，在國際上，外商投資的主流模式是并購，90％以上的投資采取的這種模式，但在我國目前這一比例還非常低。近兩年來，外商獨資企業的比例不斷提高，以中外合資、合作形式投資的比例逐漸降低。這反映了大量的外商新增投資與我國現存的國有企業資產并未實現最有效的結合，外資沒選擇并購而是另起爐灶，致使規模巨大的國有資產閑置。多年來，我國對潛在投資者的挖掘過程中，忽視了對存量資產的盤活問題，更沒有過多考慮新增外商投資與國有資產存量的結合問題。
另外一個怪現象是，在引資的同時，又丟掉了一些已經投資的大項目。根源在于，只重視前期招商的環節，忽視了后續服務工作的跟進，最終導致不斷增加新項目，但已投資項目沒有服務保障而流產。
對撤資的防范策略
對于跨國公司的撤資，既要冷靜分析其深層原因，又要采取必要的手段和措施，確保我國引進外資目標的實現。
應進一步調整外資政策，保持外資流入、流出量的穩定性，使之成為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和運轉的較確定性的因素。同時，調整過度集中的外資來源國結構，避免資本流入量因為某國或某一地區的經濟波動受到較大影響。
要進行必要的事前控制。由于東道國事后難以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政策遏制已經蔓延的撤資行為，因此，加強對外資流動的事前控制就成為我們防止跨國公司撤資以及由此帶來突發的負面影響的重要手段。
在管理方面要做好如下工作：為外商提供更完全、更真實的投資信息，減少由于信息不對稱而造成的撤資；利用中國產業多層次并存的特點，采取明確的產業優惠政策，變外資撤退為外資在中國境內的產業轉移；考慮到外資制度安排的國際競爭，中國在外資制度安排上要保持一定的國際區位比較優勢，建立和鞏固新的區位優勢，防止外資撤退。
保持吸引外資政策的連續性，繼續改善投資環境。必須始終堅持積極吸引外資的基本方針。調查表明，盡管我國已經在完善基礎設施等“硬件”環境方面取得明顯效果，但是諸如政策制定缺乏透明度、變動頻繁，政策執行不盡統
一、具有隨意性，政府工作效率低、缺乏服務意識，市場監管不力、假冒偽劣商品泛濫、亂收費嚴重等等外商關于“軟”環境方面的批評依然強烈。
從現在起，我們應逐步形成一種不僅依靠優惠政策吸引外資的基本格局，在市場準入和政策軟環境方面下工夫，并通過大量工作使外資認知這一思路。只有這樣，才可能進一步穩定外資的進入與留存。否則，過份依賴優惠政策的外資，一旦優惠政策取消或減少，更易形成撤資事件。
參考文獻：
按照加入WTO所做出的承諾，中國將會在“十五”時期加大服務貿易領域的對外開放。其中如金融保險、批發零售商業、對外貿易、電信、運輸和技術服務等領域，中國現有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水平遠遠低于國外同行業企業，將會有大量企業通過與外國跨國公司建立戰略同盟提高自身競爭力，不同行業生產和經營活動以及消費者對相關服務的質量、多樣性和廣泛性也會產生新的要求，與這些要求相適應，對外商服務業投資的需求必然會大量增加。其次，服務業與制造業有所不同，投資是直接進入對方國內市場的主要方式，因此，中國服務市場的巨大規模對于外國服務業企業具有非常強烈的吸引力。再次，服務業、尤其是消費服務業多數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擴大服務業規模有利于利用勞動力資源優勢、減輕中國長期存在的巨大就業壓力，加快服務業的發展是中國未來時期產業結構調整和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基本目標之一。這種政策導向及其相應的鼓勵性措施也將產生對第三產業外商直接投資增長的激勵作用。另一方面，從國際背景來看，目前服務業投資已經成為國際直接投資的主流之一，發達國家服務業轉移趨勢有所加快，流向發展中國家的部分也會明顯增加。
根據以上分析，“十五”時期中國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將有望實現比較高的增長速度，由于服務業、特別是金融保險、電信服務、商業、運輸等領域的市場準入限制陸續取消，這些行業的外資增長速度將明顯快于包括工業部門在內的其他行業。
初步估計，同時期外商服務業投資的年均增長速度可能達到10～15％的平均水平，新增第三產業外商投資占全部外商投資的比重提高到40％左右。這將大大改善中國的市場和投資環境，有利于整體經濟實力的提升，符合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基本目標。
目前已經進入中國的外資企業對產業結構變化的預期是什么呢？一項針對136家歐盟在華投資企業進行的調查(2001年6～8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對136家歐盟國家在華投資企業，通過訪問、座談和問卷方式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果已在2001年9月8日于中國廈門召開的“第五屆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上。參見《歐盟中小企業對華投資發展研究報告》)結果顯示，后歐盟企業的對華投資產業結構可能會出現明顯的變化。第一，接受調查的企業認為，歐盟企業最有可能選擇的行業首先是制造業，這一結果與迄今為止的投資產業結構中制造業比重最高的特點沒有什么區別，但是，考慮到目前已經投資的企業中制造業占80.7％、而回答今后將選擇制造業的企業比重僅有66.2％這一因素，可以認為未來時期歐盟企業對華投資中制造業投資的比重將會明顯下降。第二，現有企業中，郵電通訊、交通運輸業的比重僅有3%，但是認為今后歐盟企業將會選擇該行業進行投資的企業高達57.4％，排在第二位，可見與電信服務和交通運輸有關的服務業投資將出現快速增長，在全部投資中的比重也會明顯提高。第三，金融保險業目前的外商投資在地域、經營范圍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限制，迄今為止對該行業投資的歐盟企業微乎其微，但是在接受調查企業中47.1％的企業認為，今后歐盟企業的金融保險業投資將成為優先選擇的領域之一，僅次于制造業、郵電通訊運輸業居第三位。第四，除了上述行業之外，電力、煤氣生產供應、商業批發零售等行業的投資也可能出現較快增長，比重有所上升。
由于此項調查涉及企業數量比較多，涉及國家范圍廣泛，接受調查企業的產業分布、投資方式、地區構成等均與外資總體結構相接近，因此可以認為樣本具有比較強的代表性，調查結果反映了發達國家企業對華直接投資產業結構未來趨向的一般性特點。
表2歐盟企業今后增加對華投資可能選擇的行業
注：問卷問題：您認為今后歐盟企業對華投資將會選擇那些行業？
資料來源：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課題組《歐盟中小企業發展研究報告》2001年9月。
利用投入產出表分析的結果表明，在第三產業中，商業飲食、郵電運輸、金融業、公用事業及居民服務業的后關聯性最強，也就是說，對這些產業的需求增長受總需求增長的拉動效果較為明顯。因此，“十五”時期中國經濟將繼續保持比較高的增長速度，對這些服務業的需求增長會超過其他服務業的平均水平。通過吸收外資，提高這些行業的總體規模和服務水平，有利于適應經濟增長和和市場消費增長的要求、并產生良性循環效果，帶動社會需求進一步增長。因此，應當成為重點發展的領域。
二、勞動密集型工業行業將繼續成為外商投資相對集中的領域，高技術產業投資增長有望加快
根據行業偏向度分析，外商直接投資的行業選擇與勞動密集型程度、資產產出效率、行業平均稅負水平等有著直接的關系。假定在未來投資決策中，對行業投資的預期，以目前各制造業行業的全部企業平均水平為主要依據，那么根據外商投資不同的利益目標，選擇投資領域的趨向也將發生相應的變化。主要注重利用勞動力密集型產業比較優勢的外商，對文教體育用品制造業、皮革毛皮制品業、服裝加工業、紡織業、家具制造業、木材加工、非金屬制品業、專用設備制造業等行業的投資趨向較強，向這些領域投資的可能性比較大。以提高資產產出效率為投資指向的外商，對電子及通訊設備制造業、文教體育用品制造業、皮革毛皮制品業、服裝加工業、食品加工業、電氣機械、辦公機械、紡織業、金屬制品業等行業的投資趨向很強，向這些領域投資的可能性較大。另一方面，以回避稅負為主要目標的外商，對稅負水平比較低的行業具有比較高的投資趨向，這些行業包括皮革毛皮制品業、電子及通訊設備制造業、文教體育用品制造業、塑料制品業、普通機械制造業等。但是，如前所述，外商投資預期受到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如果對上述因素綜合評價，可以得到表3中所列結果。
表3按照外商投資趨向分類的工業行業
注：分類是對資產產出效率、勞動密集型和平均稅負水平進行綜合評價的基礎上得到的，其中在計算3個因素平均評價指標時，按照各自與外資行業偏向指數的等級相關系數確定了不同權數。
第一，服裝、家具制造業、文教體育用品、皮革毛皮制品業、其他制造業等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仍將是外資投資預期和偏向程度較高的領域。
第二，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儀器儀表辦公機械、電氣機械等雖然資本裝備程度比較高，但是由于資本產出規模明顯、稅負水平較低等原因，有可能繼續成為外商投資相對集中的領域。實際上，這些行業的勞動密集型加工環節是最具有吸引力的投資領域。
第三，今后外商投資相對較少的行業主要由三類構成：一是電力供應、蒸汽與熱水、煤氣生產與供應、自來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等將長期由國有經濟占主導的自然壟斷行業；二是非金屬礦采選業、黑色金屬礦采選業、煤炭采選業等資本產出效率較低、稅負水平比較高的行業；三是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飲料制造業等市場相對飽和、資本產出效率不夠明顯或者稅負水平比較高的行業。
應當注意到，近幾年來，跨國公司的投資項目規模不斷擴大，資本含量有所提高。這對于中國吸收外資的技術升級具有重要作用，如果能夠在政策上給予鼓勵和扶持，這種趨勢有望繼續保持并進一步擴大。
三、發達國家制造業今后產業轉移的可能趨勢——來自日本大型企業的調查結果
日本是中國吸收外資的重要來源地之一，日本的經濟結構調整將對面向中國的產業轉移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根據日本國際合作銀行對792家在國外設有法人公司的日本制造業企業所進行的問卷調查(資料來源：日本國際合作銀行“2001年海外直接投資問卷調查（第13次）”，2001年11月13日)，71.6％的企業提出今后3年將繼續加強和擴大海外業務(海外業務除了包括在當地投資企業的生產、銷售、研究開發等活動之外，還包括委托生產、收購等)，而提出“維持現”或者“縮小、撤退”的企業僅分別占28.0％和0.4％。計劃擴大海外業務的企業比重比2000年度調查結果提高了17.1個百分點之多，可見日本企業的對外產業轉移今后將以較快的增長速度繼續擴大。其中82％的企業認為中國是最有前途的產業轉移對象國（可重復選擇），比2000年調查結果提高13個百分點，已經連續4年居各國（地區）之首，此外，今后3年計劃擴大海外業務的企業中76.3的企業回答將擴大在中國的業務，比2000年度調查結果提高了16.8個百分點（參見表4）。因此，今后中國將成為日本包括直接投資在內的產業轉移的主要目的地。
從不同產業的投資趨向來看，在日本的主要行業中，汽車工業生產企業計劃3年內擴大和加強海外業務的比重
關鍵詞：FDI；技術外溢效應；C－D生產函數模型；經驗研究
一、文獻回顧
自Richard Caves(1974)開創FDI技術外溢效應研究先河以來，Koizumi＆Kopecky(1977)、Findlay(1978)、王建業(Wang，1990)、Romer(1990)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構造了技術外溢模型。Kokko(1992)在《外國直接投資、東道國特征和溢出》一書中，考察了跨國公司在他國設立子公司引致技術和生產力在當地溢出對當地企業造成影響的情況。他認為，技術溢出效應的發生來自兩個方面：一是來自于示范、模仿和傳播；二是來自于競爭。前者是技術信息差異的增函數；后者是主要決定于外國公司與當地廠商的市場特征及其相互影響。
對FDI技術外溢效應的經驗驗證工作已經開展了20多年，研究的東道國不僅涉及發達國家，還涉及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采集的樣本數據年代跨度也比較大。大體說來，國外學者在這個問題上可以分為兩派：另一派著重分析技術引進與本地研究開發的相互作用，尤其是技術引進對本地研究開發活動的影響；一派著重研究引進技術通過知識與生產率的溢出效應、企業間垂直聯系以及雇員流動在其余經濟部門的擴散。Borensztein、Gregorio、Lee(1998)使用過去20年FDI從發達國家流向69個國家的數據集檢驗了FDI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回歸結果表明FDI是技術傳遞的重要工具。結果還表明，只有東道國具備一定的人力資本積累，從而有吸收先進技術的能力，FDI才能促進生產率的較快增長。
我們發現，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技術外溢效應在產業層面上均比較明顯，在企業層面上不確定性和負效應明顯。這可以解釋為FDI直接向合資企業進行新技術轉移的不多，外資企業之間或外資企業與內資企業之間的競爭效應使得產業層次上獲得的外溢效應比較明顯。同時，這里提供的文獻大部分是20世紀70、80年代的情況，而近年來跨國公司的研究與開發當地化對東道國技術外溢效應并沒有反映出來，從而影響了對FDI技術外溢效應整體水平估計的準確性。
國內研究是在對外資的認識存在分歧的背景下展開的。一些人士或者擔心外資的負面影響，或者通過調研否認FDI的技術外溢效應，另外一些學者的研究表明，FDI存在正的外溢效應。本文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進行研究的。
牛南潔(1998)考察了利用外資的經濟效果，肯定了正面效應的存在。姚洋(1998)利用全國第三次工業普查資料，從中隨機抽取了12個行業中的146704家企業作為樣本，進行多因素回歸分析后得出：與國有企業相比，“外國三資企業”的技術效率要高39％，“港澳臺三資企業”要高33％；并且在行業內如果“外國三資企業”數量的比重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東道國行業內每個企業的技術效率就會提高1.1個百分點。何潔、許羅丹(1999)借鑒G.Feder、D.T.coe、E.Hlpman(1995)的做法，利用有關外商直接投資工業企業的統計數據，通過計量分析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對我國內資工業企業以及整個工業部門產生的外溢效應，得出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的技術每提高1個百分點，我國內資工業企業的技術外溢作用(產量的增加)就提高2.3個百分點。沈坤榮(2000，2001)利用各省的FDI總量與各省的全要素生產率作橫截面的相關分析，認為，FDI占GDP的比重每增加一個單位，可以帶來0.37個單位的綜合要素生產率增長。潘文卿(2003)利用面板數據分析了外商投資對中國工業部門的外溢效應，支持了積極效應的結論。
新加坡國立大學和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的LiuZhiqiang(2000)在《FDI和技術溢出――來自中國的一些證據》中，以深圳特區制造業數據研究了FDI的技術外溢效應。結果發現，FDI與外資接受企業的生產率之間存在著不顯著有時甚至是負的相關關系。而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整個產業層面上的FDI水平與企業的生產率之間有顯著和正的相關關系。這說明FDI以技術轉移形式產生了外部性。Liu所做的FDI外部效應的點估計表明，制造業中FDI的平均水平每增長1個百分點，能使企業的生產增長率提高0.5個百分點；研究還發現，技術外溢的路徑基本上是從外商投資企業到國內企業。
陳濤濤(2004)分別通過以“人均勞動生產率”為被解釋變量的經典模型和以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為基礎的模型，檢驗了1998、1999、2000年FDI對我國行業內溢出效應，結果顯示FDI具有積極的外溢效應。姚利民(2004)對跨國公司競爭性投資的技術進步效果做了全面的總結，與上述學者的觀點一致。吳延兵(2006)，王紅嶺、李稻葵、馮俊新(2006)，仝月婷、胡又欣(2005)利用企業數據的經驗研究表明，FDI對中國制造業有顯著的正溢出效應。
許羅丹，譚衛紅，劉民權(2004)通過對廣東省華資(指來自港澳臺的投資)、歐資、日資、美資4組外商投資企業的調查數據，對比分析了4組企業在產品水平、研究與開發投入、上游產品來源、員工素質、培訓方面對我國企業的技術外溢效應，結果發現，華資、歐資、日資、美資4組企業在對我國技術外溢途徑上存在差異，也就是說，來源不同的外資重視的側重點不同，技術外溢效果不盡一致。不過總體上看，還是積極作用較為明顯。平新喬等(2007)的最新研究表明，港澳臺資進入會顯著地縮小內資企業與港澳臺資企業在技術水平上的差距。
二、FDI技術外溢效應的估計：基于C－D生產函數的數理與計量模型
國外對FDI技術外溢效應的考察主要有兩種方法，分別是以Caves(1974)和Blomstrom(1983)創立并改進的“人均勞動生產率模型”，以及“柯布一道格拉斯(C－D)生產函數模型”。“人均勞動生產率模型”因被解釋變量為采用企業的工業增加值與企業的職工總數之比而得名。其基本形式是：LP=α0＋α1FDI＋α2K／L＋α3LQ＋e。其中，LP為采用企業的工業增加值與企業的職工總數之比，FDI為外資資產在行業總資產中的比重，K／L為資本勞動比率，LQ為內資企業的勞動力質量。只要能夠證明α1>0，就可以認定FDI具有正的技術溢出效應。但是，該模型在我國的應用中遇到了不小的困難，主要表現在采集數據方面，外資資產存量和總的固定資產存量數據目前還難以獲得。“柯布一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模型”
是在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基礎上，對道格拉斯方程取對數后建立起來的，基本形式是：LnY=γ＋αLnL＋βLnK＋η FDI＋e。其中Y為采用企業的產出水平，解釋變量與“人均勞動生產率模型”中的含義基本相同。可見，“柯布一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模型”在對我國FDI技術溢出效應的檢驗同樣遇到了數據問題。
劉金缽、朱曉明(2004)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之上，構建了一個判定FDI技術外溢效應的經濟計量模型，形式為：dY／Y=ε×IF／Y＋α×dL／L＋MPK×I／Y。式中IF為FDI流量，ε就表示FDI的技術外溢效應，MPK為資本的邊際產出，這里假設它為常數，I為固定資產投資額，Y為國民收入。該計量模型解決了FDI存量與固定資產存量數據無法獲得從而模型在我國無法計量的問題，但是也存在一個缺陷，即模型中只考慮了FDI對技術進步的影響，忽視了國內投資對技術進步的作用。
三、FDI對我國技術外溢效應的經驗驗證
1 變量說明與數據處理
我們構建的計量模型涉及4個變量，分別是總產出Y、FDI、國內投資I和勞動者人數L，這里以GDP代表總產出，以每年的實際利用外資數額(億美元)乘以當年的平均匯率代表外商直接投資數額(億元人民幣)，國內投資指不包括FDI在內的所有固定資產投資，考慮到我國的固定資產投資主要集中在城鎮，所以勞動者人數以城鎮就業人數來代替。所有數據均來自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樣本區間為1983年～2003年。
2 單位根檢驗
根據時間序列的標準建模過程，首先要對各時間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結果見表1。
由表1可知，dY／Y、FDI／Y和I／Y三個時間序列變量都是非平穩的，它們的一階差分都是平穩的，它們都是一階單整的，即都是I(1)序列。但是，就業增長率變量dL／L卻是零階單整的。所以基于c―D生產函數的計量模型就不能包括就業增長率這一變量，這是因為同階單整是所有時間序列變量之間具有長期穩定關系――協整關系的必要條件。實際上，我們試圖將該變量加入模型之中進行回歸模擬，但結果顯示，就業的增加卻導致了GDP的下降，也不得不將它剔除。故之后的協整檢驗也是在將它剔除之后進行的。
3 協整檢驗
為避免偽回歸，就要對所建立的模型進行協整檢驗，以確定單整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協整關系。本文運用Johansen技術進行協整檢驗。
四、小結
內容摘要:本文通過對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原因的分析,提出了促進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隨著世界經濟的不斷發展,外商直接投資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經濟發展的原動力,它通過向外活動來獲得更高的利潤,在促進自身發展的同時,也促進了東道國經濟的發展。
影響外商直接投資效果的原因
(一)自然地理條件因素
自然地理環境包括地形、氣候、自然風光、自然資源狀況、與海洋接近程度等,自然地理條件因素是最明顯的因素,其優良與否,直接關系到能否吸引外商直接投資。
我國沿海地區如廣東,直接毗鄰香港、澳門兩個國際性自由港,尤其是毗鄰香港這個國際金融貿易中心,受到這些經濟先進地區的輻射和傳導,推動了本地區的貿易合作和技術交流,對外商直接投資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潤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而中西部地區自然資源豐富,為外商直接投資節省了原材料成本及運輸成本。且西部地區不僅有人文景觀,其歷史文化悠久而輝煌,在國內外都有很大的影響,這也是外商直接投資的特色品牌。
(二)經濟環境
經濟環境是外商直接投資活動影響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經濟環境因素的變化直接影響外商直接投資者的投資決策。
經濟環境包括經濟發展狀況,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高,速度快,表明這一國家或者地區的收入多,需求大,市場規模大,盈利機會多,因而能吸引較多的外商直接投資。改革開放以來,東部地區特別是東部沿海地區進行改革開放,尤其有著眾多的海港區,其有著十分便利的交通條件,加上政府政策的傾斜,使東部沿海城市的經濟快速發展,這為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創造了良好的經濟基礎。
基礎設施是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物質條件,其是否完備直接影響到投資效益的高低和盈利的多少。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外商直接投資對基礎設施的依賴程度日漸加深,外商直接投資者在評價投資環境時,必然考慮基礎設施的完備情況。基礎設施包括交通運輸、港口碼頭、能源和原材料供應、通訊信息設備、供水供電設備等。我國沿海地區容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其中一方面的原因就是我國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容易引進外資,長江三角洲位于我國東海岸線的中段,是長江入東海的出海口,臨近渤海,海陸兼備,有“黃金海岸線”和“黃金水道“之稱,其有眾多的優良港口,其中上海港、寧波港、南京港和南通港等一起組成了我國最大的港口群,上海港更是我國最大的綜合性貿易港口,因此沿海地區擁有內陸地區無法比擬的便利交通和優良港口,便于產品原材料的運輸,有利于生產成本的降低和利潤的增加。所以外商直接投資常常選擇沿海地區,而我國西部地區由于經濟相對落后,交通運輸綜合能力低,郵電、通信體系不健全,電力供應還難以滿足社會的需要,因此制約了外商直接投資。
經濟政策包括外資政策,一國的外資政策直接影響到外商投資的領域、規模和效益等;關乎國計民生的產業和行業是限制投資的,而對于有絕對優勢的產業和行業是鼓勵投資的,并且隨著經濟的發展,其產業政策也是不斷變化的。
貿易政策對外商直接投資也有著一定的影響。一個國家或地區會對具有相對優勢的行業及產業進行一定的貿易保護政策,防止受外商投資企業的沖擊,加大對外商投資國的依賴程度,從來使其投資者形成獨占優勢,一旦其改變投資政策或者撤資,將會對國家或地區及其相對應的產業產生巨大影響,不但制約了其發展,也會帶來一系列社會不安定因素。
財稅政策也直接關系到外商直接投資者的利潤及其效益。如果東道國的納稅率低,財政政策寬松,這樣投資者就會進行積極的投資計劃。相反,如果對某些行業征收高額關稅或者報復性關稅,那投資者會繞道而行的。
外匯貨幣政策。如果東道國進行外匯管制或沒有可行的貨幣金融政策,那么就不能為外商直接投資者提供便利的融資條件,也不能進行自由兌換,這會限制外商直接投資者投資。
貿易與國際收支狀況。東道國一般歡迎進口替代型投資。經濟制度及市場體系的完善程度,也為外商直接投資的正常運行提供保障。
(三)政治因素
政治環境與政府的作用和行為密切聯系在一起,它直接關系到外商直接投資的安全性。
政治制度是建立在一國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由于與經濟制度密不可分,因此政治體制的健全程度以及演變趨勢往往直接表現在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管理方式以及干預和控制的程度上,從而對外商直接投資活動產生影響。
政治穩定性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政府有無被顛覆和推翻的可能性,其穩定性包括政權的穩定性;政府的執政能力;反對派的狀況;國內一定時期內發生政治沖突的情況;國內民族、宗教及其工會;軍隊警察的狀況等七個方面。
政策的連續性是指一國政府政權發生換屆時,該國的政策尤其是經濟政策不會發生太大的變化,仍然保持一定的連續性。Gwyoo.com
政府及公眾對待外資的態度是一個復雜的社會文化問題,又是一個敏感的政治經濟問題。公眾對于不歡迎的外商直接投資項目,往往會示威、抗議、罷工、游行等;政府對于反對的項目則施加更多的額外限制,如在稅收政策方面。
國際地位是指該國在國際中的地位,特別是和周邊國家之間的關系,以及在國際政治組織中的態度
(四)社會文化環境
社會文化環境包括教育水平、社會觀念和風俗習慣等。
教育水平的高低,直接關系到一個國家勞動者的素質和社會文明進步的程度,在外商進行直接投資時,教育水平不僅影響勞動力的供給水平,而且影響到外商投資者的投資意識、風險意識和管理意識。改革開放以來,由于沿海城市經濟的高速發展,許多人才開始流向東部沿海城市,使得沿海城市聚集了充裕優秀的勞動力資源,為外商直接投資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且我國本來就有著廉價豐富的勞動力資源,而且政府又提供了非常優惠的招商引資政策,這樣大大降低了外商直接投資的成本,使得我國東部沿海城市成為外商直接投資和產業轉移的重要地區。而我國東西部地區,由于地理環境的制約,經濟發展落后,思想觀念守舊,受教育的機會和條件不完善,人們對教育的認知程度淺薄模糊,使得中西部地區的人口在知識、技能和健康方面都十分欠缺,沒有能力接受外資,雖然有著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但是因為受教育程度低,難以管理和培訓,所以中西部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方面遠遠落后于東部沿海地區。
促進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
(一)以西部大開發為契機實現利用外資的地區均衡
改革開放以來,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在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在廣東和福建設立了四個經濟特區,隨后其他十幾個沿海城市也陸續宣布對外開放,政府給予這些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在自主權、稅收和資源配置上等優惠政策,使得這些地方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同時也造成了東西部之間的差異,這時政府開始實行西部大開發政策,使得政府政策開始向西部轉移,以加快外商直接投資者在西部的投資進程。為此頒布了一系列針對西部的優惠措施,包括進一步開放金融、保險、電訊等投資領域,放寬外商設立代表機構和營業分支機構的限制,對投資于該地區的外資給予稅收優惠等。這一系列政策的施行,雖然已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和東部相比較還遠遠不夠,這就要求必須進一步加大優惠力度并認真貫徹落實,使外商在西部的投資真正有較大幅度的增長。
(二)完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
隨著經濟的發展,外商直接投資對公共基礎設施依賴程度加深,這就需要不斷完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提高東部特別是中西部地區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和水平,投資環境中經濟環境是關鍵,基礎設施是經濟環境中的關鍵因素,基礎設施無論哪方面達不到要求,都有可能影響該地區吸引外資的能力,因此要加強對生態環境的保護,為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資準備好首要的物質條件,繼續加強水、電、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
最近幾年不管是東部還是中西部,交通運輸方面的改善尤為突出,新建、擴建、改建了許多機場、火車站、汽車站,動車、高鐵、地鐵等高科技運輸工具的應用,為引進外商直接投資提供了便利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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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2008年以來，溫州民營企業面臨愈發嚴峻的生存壓力。在國內方面，從緊的貨幣政策、原材料漲價、勞動力成本上升，以及節能減排等環保成本的增加，壓縮了企業的盈利空間。溫州的出口依存度一直比較高，自2002年超過20％后，2006年又達到了30％左右，但2005年以來人民幣升值、出口退稅率下調，2008年開始國際經濟危機導致的國際市場需求萎縮，使出口企業面臨更大壓力。這都給溫州民營企業的傳統發展方式提出了挑戰。
如果從溫州經濟自身尋找原因，以上困境和挑戰在一定程度上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落后是相關的。如果溫州充分利用外資，可以促進出口產品更好的開拓國際市場、激勵民營企業的創新活動、提升溫州產業集群層次，進而帶動產業升級，優化出口結構，這對溫州經濟走出困境是有推動作用的。但在利用外資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外資與民營經濟競爭、民營企業受外資影響處于產業鏈低端、產業安全受到威脅等負面的影響。
那么，溫州應當如何利用外資，以促進外商直接投資正面作用的發揮，規避外商直接投資的負面影響。
一、影響溫州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因素
溫州是全國最早的14個沿海開放城市之一，其GDP規模在浙江省排第3位，僅次于杭州、寧波兩個城市。但是，溫州利用外資卻非常落后。1978-2004年，溫州合同利用外資24.78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只有10.84億美元，而省內的同類城市，如嘉興市僅2004年一年的實際利用外資額就達10.22億美元。2005年，溫州市將招商引資作為政府的“一號工程”，之后利用外資的規模增加很快，2007年度溫州實際利用外資6.17億美元，但在浙江仍處于比較落后的位置。此外，溫州吸引來的外資，大多是華人華僑或者港澳臺同胞的投資，甚至有部分本地民營企業通過隱蔽手段把資金劃往境外，然后再以外資的名義轉投溫州，以享受外資的各種優惠政策。
(一)溫州吸引外商直接投資落后的原因
首先，溫州利用外資比較落后與其固有的自然條件有關。溫州多山區，資源貧乏，可用于工業發展的土地很少。從區位條件看，溫州地處長江和珠江兩大三角洲的交匯區域，與中心城市距離遠，區位條件較差，交通非常不便。這些都是阻礙外資流人的客觀原因。
其次，溫州外資少，也是溫州模式的必然結果。溫州民營經濟的迅速發展得益于改革開放之初溫州政府的“無為而治”，政府干預少給民營企業提供了寬松的環境。但是這一政府功能定位的結果，就是許多需要政府投入或干預的領域發展落后，進而降低了溫州對外資的吸引力。比如，由于高等教育發展遲緩，溫州的勞動力資源。特別是高素質人才缺乏；由于科技投入少，溫州民營企業以及產業集群層次較低，產業結構升級困難。
最后，對外資不夠重視也是其中原因之一。溫州民間資金豐富，并不存在缺乏發展資金的問題，溫州資本在全國各地投資，以及我國許多城市到溫州來招商就是一個表現。加上對外商直接投資的特性缺乏認識，溫州對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一直沒有足夠的重視。
(二)溫州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潛力
溫州民營企業經過20多年的迅速發展，已經具備了較強的生產能力和市場影響力。
集群經濟是傳統溫州模式成功的一個法寶。溫州的電器、服裝、制革、汽摩配、泵閥等支柱產業都形成了強大的產業集群，而且一些產業，如合成革、低壓電器、眼鏡、制筆、剃須刀等行業在國內市場份額都超過了50％。強大的生產能力成為溫州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一大優勢。發達國家企業對外投資的一個重要動機，就是建立全球性的生產體系。溫州的生產能力可以為跨國公司配套生產，并在滿足跨國公司的嚴格要求的同時，提升自身的競爭力。
伴隨著輕工業的發展，溫州相關企業注重品牌培育和營銷渠道建設。據統計，截至2009年上半年，溫州已經有38個中國名牌產品、165個中國馳名商標。與此同時，有近230萬溫州人在全國各地有40萬個營銷點。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居民消費能力增強，國內市場規模擴大成為跨國公司投資的重要原因。溫州民營企業可以憑借其成熟的品牌運作能力及某些產業強大的銷售網絡，與跨國公司展開合作。
二、對外商直接投資的理性認識
不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國際直接投資都是促進國內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對資本缺乏的發展中國家尤其如此。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不單單是資本的流入，同時還有技術、管理經驗隨之進入國內。因此，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們吸引外資的目的除了解決資金短缺的問題之外，也期望借外資企業的影響力，促進本地生產要素質量的提升。外資企業一度被認為是先進技術、先進管理的代表，但是，改革開放30年后的今天，相對于民營企業而言，外資企業是否仍具有這樣的特點，我們更應當辨證地看。
(一)外資并非一定代表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
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在技術水平、管理水平方面常常是超過發展中國家的，這也是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競爭優勢，是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原因之一。但是，跨國公司的投資動機是多元化的，對于看重發展中國家廉價生產要素的跨國公司而言，其對外投資不可能是技術含量高的行業。另外，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的企業不一定比東道國本地企業經營得好，也是當前我國吸引外資一個不可忽視的現實。
(二)外資并非一定能帶動本地企業技術進步
我國曾經把“以市場換技術”作為中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口號，那么外商直接投資企業是否能夠帶動本地企業的技術進步呢?對于以先進技術投資的外資企業來說，確實可能存在對當地經濟的“溢出效應”。但是溢出效應能否實現以及溢出效應的大小，并非取決于外資企業所投資行業技術含量的高低，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就是當地技術吸收能力如何。如果當地企業與外資企業技術水平差距很大、或者當地沒有經過良好訓練的人力資本、或者當地的經濟開放度比較低，都會嚴重影響外資企業對當地的技術轉移。
(三)外資并非解決本地經濟問題的主動力量
對溫州經濟來說，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競爭、帶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是刺激本地經濟良性發展的一股重要的力量。但是，跨國公司對東道國的投資是服從其全球化生產戰略的，在具有不同比較優勢的地區，分工也有所不同。外商直接投資進入某一地區，可能歸因于這一地區具有較高的要素稟賦、較大的市場等。也就是說，是一個
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和水平決定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情況，而非相反。因此，認為只要有足夠數量的外資，就能提高民營企業技術、管理水平的想法，是非常不現實的，外資并非解決本地經濟問題的主動力量。
因此，民營企業強大的溫州在利用外資的時候，切不可一味地吸引外資，寄希望于外資來解決溫州經濟當前的問題。外資能否改善當地經濟狀況，更多的還是取決于是什么樣的外資進入，本地經濟的吸收能力如何以及政府的相關配套政策。
三、溫州利用外資的對策
外商直接投資并非溫州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更不是充分條件，但卻是溫州經濟轉型的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如何適當利用外資、如何為外資對本地經濟發展發揮作用創造條件，是溫州亟待解決的問題。
從要素條件來看，溫州土地奇缺，因此對溫州而言。注重利用外資而非吸引外資，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戰略，我們常常提到的招商引資就是指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即讓跨國公司到本地投資，也是我們在統計數據里面看到的金額。而利用外資是指促成本地企業與跨國公司建立更緊密的業務聯系，如通過配套、貼牌、搭車、外包等方式進入跨國公司的產業鏈。在為跨國公司提供上下游生產的同時，提升自身的競爭力。重利用而非一味強調引進外資，是一種更加務實的態度，也是溫州以外資促發展的現實選擇。
在利用外資的過程中，溫州政府的職能定位要明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是經濟活動的主體，政府可以在確立制度、提供信息等方面為企業提供便利，切不可越俎代庖，地方政府的政治目的可能會讓企業陷入艱難的困境，
現階段利用外資，溫州的經濟條件與改革開放之初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利用外資的思路也應當相應調整。溫州利用外資，應當以提升本地生產要素質量以及完善本地生產要素形成機制為目的，從溫州產業集群與企業品牌優勢出發，積極構筑對外資的吸引力，在吸引和利用外資的過程中，提升本地的競爭力。
(一)改善投資環境
溫州可以通過加大基礎設施建設，降低企業的交通成本；加大信息高速公路建設。促進本地企業的信息化，從而實現雖然外資不在溫州，但是外資影響溫州的效果。對于必要的外商直接投資，溫州可以鼓勵本地企業與外資企業股權合作，而非新建獨資企業的方式。
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信息成本、基礎設施、地理優勢等對FDI區位選擇的影響巨大。溫州可繼續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信息高速公路建設，以克服地理條件、自然條件等客觀原因給其吸引外資帶來的不利影響。
由于曾經缺乏利用外資的緊迫感，溫州對吸引外資的軟環境建設也比較落后。溫州應當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和穩定性，提高政府辦事效率，特別是外商直接投資的審批效率。我國曾經以優惠政策吸引外資，這種方式在吸引外資的同時，會造成對本地企業的擠出效應，以及民企與外企的不公平，因此，對溫州的適用性還有待研究。
(二)適當甄選外資
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并非同質的企業，處于不同行業，來自不同國家的外資企業，對溫州經濟的影響也有很大差別。溫州要根據當地產業發展的要求，企業發展的狀況，引入適度規模的外資。溫州可參考國家產業政策和外商投資企業指導目錄的相關內容，完善外資準人政策。
目前，我國外資70％投資于工業領域。溫州也是輕工業比較發達的地區，輕工業的部分產業在世界市場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溫州可以加強與支柱產業相關的跨國公司的引進，通過與跨國公司的合作，提升溫州產品的質量和層次，提高溫州商品的品牌認知度。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外資進入我國服務業還大有潛力，溫州在這個大背景下，以更開放的姿態，促進服務業外資企業進入，在帶動溫州服務業發展的同時，改善溫州的投融資體制。
(三)定向嫁接產業集群
產業集群是溫州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但是溫州這種原發產業集群的產業鏈條比較短，規模小，分工和專業化水平低，設計的先進技術少，企業的研發投入小，這是其與外商直接投資產業集群的重要區別。
最強勁的競爭優勢通常來自于企業集群，尤其是具有地理集中性的企業集群。如果溫州可以吸引到跨國公司進入產業集群，則可以“拓展地方經濟的產業鏈以及彌補產業鏈上的薄弱環境，并利用引進項目在技術、機制、理念上的優勢，刺激當地創新活動，提高當地產業鏈的集群式創新能力和競爭優勢”。
(四)促進民外融合
溫州政府曾在2005年將招商引資作為政府“一號工程”，即"2005年完成全年合同利用外資6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3億美元、實際到位內資16億元”的目標，但是這個目標的完成，對溫州這個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的地區實非易事。溫州吸引外資的目的是提升本地生產要素質量，進而提高溫州的企業競爭力，促進經濟發展。因此，關鍵的問題并非有多少外資來溫州投資，而是，溫州民企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了外資。
不論跨國公司是否在溫州，政府都要致力于促成跨國公司和民企的合作。特別是尋找內資企業作為供貨商的跨國公司，溫州可以對一些民營企業進行技術等方面的培訓，使其達到跨國公司的技術標準，采購其產品，使其進入全球生產系統。此外，溫州也可以通過產業政策，激勵跨國公司與內資企業建立分包商或供應商的關系，以實現跨國公司對內資企業的人員培訓和技術轉讓。
(五)促進技術擴散
利用直接投資的進入必然會引起本地企業與外資企業的激烈競爭，如果處理不當，容易使外資對本地企業構成威脅，甚至影響到到當地的產業安全，這也違背了我們利用外資的初衷。但是，適度的競爭可以促進本地企業提高技術水平，一定的政策導向更可以促進外資企業的技術擴散，實現溫州利用外資的目的。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湖北；現狀；對策.
近幾年來，湖北省積極改善經濟環境，大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成效顯著。但與沿海發達地區，尤其是滬、粵、蘇、浙等省市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研究湖北外商直接投資的現狀，分析外商直接投資對湖北產生的利弊，對進一步擴大和加強湖北企業同世界著名公司的合作，提高利用國際直接投資的質量和水平，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都具有積極的作用。
1 湖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現狀及特點
截止2006年，共有46個國家和地區來湖北省投資，來湖北省投資的世界500強企業達到58多家，跨國公司在湖北省設立地區性、區域性機構累計達到300多家。2006年湖北實際利用外資30.82億美元，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2001年湖北實際利用外資只有15.61億美元。
（1）外商直接投資來源結構呈現多元化趨勢。
近年來湖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來源結構呈現多元化趨勢。外資來源仍以亞洲國家（地區）為主。亞洲國家（地區）來投資項目數、合同外資和實際使用外資分別占全省總量的68.67％、76.83%和67.34％。實際使用外資來源前五位國家（地區）為香港、日本、美國、法國和維爾京群島。
（2）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較小。
按實際平均項目投資額來衡量投資規模，2002年，來源于亞洲的一般為幾百美元，而來自歐盟跨國公司的則高達上千萬美元。由于湖北省的外商直接投資主要來源于亞洲國家和地區，而這些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大多數是中小型企業，項目數雖多，但投資的規模較小。跨國公司來湖北的投資總額只占全國的1/100，數量只占1.6%，可見外商投資的規模非常的小，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3）各市州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差異較大，地區分布不均衡。
湖北省15個市州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武漢市和其周邊城市黃石市、宜昌市、孝感市構成的大城市圈內，兩者分別占全省總投資的65.1%和81.41%，而其他地區利用外資額與距武漢的距離呈現反向變化趨勢。
（4）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不平衡。
近年來制造業是外商投資重點，房地產和基礎設施領域為外商所看好。2005年新批外商投資項目中，投資制造業的項目多達353個，占新批項目數的67.9%。在制造業中，外商主要投資在機電、紡織服裝、交通運輸設備制造、醫藥、化學原料生產等方面。在外商重點投資制造業的同時，房地產和城市基礎設施項目也為外商所看好。
（5）外商投資產業聚集效應明顯，技術水平進一步提升。
武漢、襄樊的汽車產業，黃石、鄂州、仙桃的紡織產業，宜昌的化工，武漢、宜昌的電子產業都出現了產業聚集現象。外商投資項目的技術含量也有明顯提高。世界柴油發動機巨頭-美國康明斯公司與東風公司合資設立柴油機研發中心已落戶武漢沌口開發區，項目總投資2000萬美元，主要從事柴油發動機及壓縮天然氣發動機、發電機設備及元件的技術研發。
2 外商直接投資對湖北經濟的影響分析
外商直接投資能對湖北的經濟產生積極的作用同時也會帶來一定的負面效應，具體表現為:
2.1 積極作用
（1）改善了出口產品的科技含量。
外商投資企業的發展推動了湖北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 提高了出口產品的科技含量,改善了湖北出口產品的結構。目前湖北形成了武漢、宜昌、襄樊、孝感四大機電和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基地, 船舶、顯示器、汽車及零部件等技術密集、資本密集的產品比重上升, 扭轉了過去出口單純依靠農產品、紡織品的局面, 改變了出口產品附加值不高的狀況。
（2）加快了產業結構升級。
根據要素稟賦結構理論，生產要素的供給結構將改變產業結構。外商直接投資作為一種重要的生產要素投入，勢必會對一地區產業結構高級化產生影響。2006年中國實際外商直接投資額為630億美元，而湖北實際利用外資30.82億美元，占全國的4.89%，相對2003年占全國2.93%，比重呈現出一種明顯的上升的態勢。
（3）對技術進步起到了帶頭作用。
從總體上看, 大多數三資企業都與某種形式的技術轉移聯系在一起, 基本途徑包括: 第一, 引進技術含量較高的資本貨物和加工工藝并高效率地使用, 提升了湖北省產業的技術水平。第二, 引進新產品, 使符合需求、高技術含量和高附加值的產品在湖北省制造業產出中的比重增加。第三, 外商投資企業在引進先進技術的同時, 也引進了有效使用這些先進技術的管理能力。第四, 引進研發能力。第五, 通過多種方式產生技術外溢效應, 對湖北省關聯產業的技術進步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
（4）優化人才培養和任用的機制。
外資企業的投資主要聚集在資本密集型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領域，人才選拔上拋棄了“唯高學歷”“唯關系”的任用模式，唯才是用，為專業型、技能型人才提供了很好的發展平臺。與此同時，隨著利用外資規模的不斷擴大,外商投資企業吸收的勞動力數量逐年增加, 說明外商投資企業正逐年創造越來越多的就業崗位,為更多的人才提供機會。
2.2 消極作用
（1）影響產業格局，引發地方的發展不平衡。
外商直接投資的投向以盈利為目的，可能會與我省地區發展政策不符。外商過來辦企業，目的就是為了追求最大化的利潤，這樣他們就不會考慮地方產業發展政策，同時，他們盡可能往最能賺錢的地區去投資，這會使得湖北省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更加不平衡。
（2）帶來的技術并非核心技術，對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作用不大。
以汽車產業發展為例，現在的汽車合資企業雖然股份方面我們占多數，但是核心技術掌握在外國人手里。合資帶來的好處就是給外國汽車企業提供了銷售自己生產的汽車的渠道，而對自己的民族汽車產業發展并沒有多大貢獻。
（3）給民族工業帶來的沖擊。
由于外商憑借其雄厚的資金、技術實力和政府的優惠政策，采取“先占市場再尋求最大利潤”的策略，集中力量于流通領域，強力擠占市場，甚至導致對某些產品市場的壟斷，嚴重影響了本地企業的健康發展。
（4）對就業產生溢出效應。
外資企業依靠自身的雄厚實力, 通過占領湖北市場,在飲料、紡織、家化等行業擠垮湖北本地企業, 進而也會使這些企業中的員工失業。與此同時，在現行的社會保障體系尚未完善的情況下，落聘的職工的安置和分流問題如果處理不當，不僅直接影響企業外資的進程，而且給社會穩定也埋下了隱患。
3 湖北利用外商投資的主要對策建議
3.1 著力改善投資軟環境，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
繼續加強全省重點對外開放口岸基礎設施和國家級、省級開發區配套設施建設，進一步完善對外開放體系，增強吸收外商投資的競爭力。加強經濟運行調度，提高通關效率，及時緩解外資外貿企業生產經營中的原材料價格上漲，電力、資金供應緊張等問題，努力為外資外貿企業創造良好的生產經營環境。此外，按照國家投融資體制改革的總體要求，積極推進外資項目核準制度改革，盡快出臺湖北省《外商投資項目核準暫行管理辦法》、《境外投資項目核準暫行管理辦法》和《國際金融組織和外國政府貸款投資項目暫行管理辦法》等配套管理規范，并抓好新辦法在全省范圍的實施。
3.2 認真貫徹國家對外商直接投資的相關政策
嚴格執行國家對外商投資鼓勵類產業項目的稅收優惠政策，認真貫徹實施新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鼓勵并引導外商投資改造機械制造和紡織服裝等傳統工業，發展現代農業和汽車及零部件制造業；大力吸引外資發展電子信息、生物醫藥、新材料等高新技術產業。通過汽車、鋼鐵、石化、機械等行業的骨干企業招商，引進跨國公司來湖北進行戰略性投資；積極推進商貿、物流、科教以及金融、保險、旅游、中介機構等服務業吸引利用外資。
3.3 加大引導縣市招商力度
支持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的發展壯大，吸引外商投資農業產業化項目和具有資源優勢、勞動力優勢的加工型項目，以此帶動縣域外向型經濟的發展，加快縣域“一主三化”的進程。注重關聯招商和配套引進，逐步推進武漢城市圈城鎮群內在比較優勢基礎上的產業和功能分工，促進產業板塊和密切配套的產業鏈的形成，為整個圈域內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提供更為強勁的動力。
3.4 調整利用外商投資的戰略導向
應將利用外資，提高經濟的國際競爭力水平作為新形勢下湖北省利用外資的戰略導向，一是提高外商直接投資的水平，重視外資來源的技術檔次、技術構成和管理水平構成。二是提高湖北利用外資的水平，充分利用外資促進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包括所有制結構、產業和行業結構、企業組織結構、區域經濟發展結構、技術結構、出口產品結構等。
3.5 創新利用外資方式，提高利用外資水平
探索項目融資、境外上市和股權融資等新的利用外資方式，積極籌措融資成本較低、條件比較合理的國外資金，重點支持能源、交通、城建、港口碼頭等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的建設。引導外資參與國有企業戰略性改組，認真研究盤活國有資產的有效形式。在符合國家有關規定和外商投資產業政策的前提下，支持外商進行協議購并、產權交易市場購并、股票市場購并以及股權轉讓購并，推動現有存量資產與國際資金、技術的融合，創新經營管理機制，實現產權結構多元化，健全法人治理結構，提高企業國際競爭力。
參考文獻
［1］凌丹，段凌燕.外商直接投資對湖北經濟的影響［J］，當代經濟2006，（8）.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山東農業；農業
一、山東農業現狀
2015年山東農林牧漁各方面平穩增長，農業增加值2900多億元，比上年增長4.7%；特別是種植業增產增量，糧食總產量4700多萬噸，增長2.5%，連續十幾年增產提質。山東省的無公害農產品產地認定的面積已經達到100萬公頃。2015年農業產量在全國居于第一的位置，山東農業產量如表1。
從表1可以看出，山東農業產量的總量較高，同時也保持著較好的外商直接投資態勢。山東廉價的勞動力、農業良好的自然資源和政府對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視，都對海外資本擁有較大的吸引力。
二、山東農業在外商直接投資中出現的問題
（一）農業FDI區域分布不平衡
作為農業大省和農產品出口強省，山東省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區域分布不平衡，存在“西冷東熱”的現象。80%以上農業的FDI集中在東部沿海，并從沿海向內地遞減，中西部地區的農業不僅FDI投資小，而且發展緩慢。東部沿海的農業發展越來越強勁，而西部的農業發展相對滯后，東西部農業的發展不平衡，已經嚴重制約山東的農業產業化和現代化的發展。
（二）農業FDI來源相對集中
山東農業對外直接投資國家和地區比較集中，主要集中在地理位置較近的周邊國家和地區，并以港澳臺和日韓為主。其中香港比重最大，占據了全省農業FDI的49.5%，其次分別為韓國、東盟、日本、新加坡、歐盟、美國等。這些國家擁有雄厚的資本和先進的生產技術，可利用其其資本優勢，然后結合山東廉價的勞動力和原材料進行加工和出口。
（三）農業FDI投資結構不合理
雖然山東農業FDI逐年增加，但是主要涉足都說初級型農業，由于附加值較低，對農業帶動性小。缺少高科技含量和精深加工的投資。雖然政府對此加以積極引導，希望投資重心轉向農業科技創新、農業品種改良和資源開發，但收效甚微，現有傳統農業競爭卻愈演愈烈，阻礙山東農業的產業結構調整。
三、FDI對山東農業的影響
（一）出口創造效應
隨著外商直接投資在山東農業的逐年增加，而投資方式主要以跨國公司在山東建立分公司或者合資方式為主，這些跨國公司在全球擁有成熟的銷售市場和農業技術，同時采購山東當地的農業原材料，利用山東的廉價勞動力進行深加工和農業技術創新。據山東省統計局顯示，外商投資企業還是山東農產品出口貿易的主力軍，出口貿易額占整個山東農產品出口的三分之一。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資對山東農業的投資產生連帶效應，如農業技術擴散、產業鏈的延伸、提高山東農業的規模經營和產業集聚，逐步降低山東農產品的成本，增強農貿國際競爭力。
（二）FDI有利于構建和延伸山東農業產業鏈
雖然山東省是全國的農業大省，但并不算是農業強省，農業中仍然存在小農經濟的生產模式，農業資源分散，產業結構不合理，勞動生產率低等因素都制約了山東農業的發展。而外商直接投資利用當地的優勢企業，連接農業產業鏈的上下游，互通農業生產和消費的中間力量。一些外資企業逐步投資農業流通和農資服務，實現農業上下游、前后關聯性，還影響了農產品的物流運輸方式，構建和延伸了山東農業產業鏈。銜接農戶和市場，農業發展模式向產加銷一體化轉化，成為現代化的“農戶+企業+市場”農業發展模式。外商直接投資還使得一些非農產業資本匯入農業領域，增強產業鏈上下游的農業企業實力拓寬融資渠道，從而加強農業的產業結構調整。
（三）FDI在山東農業的示范和競爭效應
在外商投資山東農業中，一些跨國公司帶來了先進的農業加工、生產技術，全球化的營銷模式和系統的管理經驗。這些外資企業在山東省當地的企業中起著示范、帶頭作用，在外資企業的帶動下，當地農業企業也積極學習和模仿外資企業的技術、生產產品和管理經驗。當地企業為了增強行業內自身的競爭力，會注重加強技術改造和技術創新，增加科技投入。因此FDI的示范和競爭效應推動了山東省農業技術的進步，間接影響了農業生產結構和產品結構。
（四）加大農村基礎配套設施
山東當地政府和企業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不僅注重農業的人才、技術等軟條件的投入，還會加強農業的基礎配套設施，增加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投入和財政投入。有數據顯示，農業利用外資的投入比為1：7，意思是外商直接投資一美元，需要增加當地的農業配套設施投入七元。農業的基礎設施的建設也不僅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防范農業風險能力。
（五）乘數效應
除此之外，在農產品加工這一中間環節中，外商直接投資也發揮深遠作用，不僅帶動了產業前后的互補性投資，還產生投資乘數效應。例如總部位于加拿大溫哥華的科奈爾飼料公司，在青島注冊成立青島科奈爾飼料有限公司和青島加宏進出口有限公司，公司經營農產品貿易和深加工和飼料原料進出口等相關飼料研發與銷售等，產成品有蘋果粉、玉米皮粉、花生殼粉、棉籽殼顆粒、胡蘿卜顆粒等等。其在青島萊西采購原材料時，與食品油公司、食品加工廠、蔬菜經銷商建立產業連鎖關系，帶動相關產業的互補性投資。科奈爾飼料公司為了拓展市場渠道選擇青島萊西當地的企業做其分包商，還與飼料公司、養殖基地等國內外的下游企業建立產業連鎖關系。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