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3-19 16:4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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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僅是關系到它自身所賴以產生和發展的大問題，也是它與整體經濟究竟是一種什么樣關系的大問題。中國搞市場經濟，需要資本市場，需要投資銀行。如同證券市場的產生一樣，投資銀行也是我國實行市場經濟的直接產物。更深入地講，前幾年，投資銀行之所以能夠成為我們的必然選擇，最根本的一點，就是中國經濟已經從產品市場化階段進入了生產要素市場化階段。在土地、勞動、資本等各種生產要素市場化過程中，資本要素市場化過程的相對滯后，使得資本要素的合理流動和優化配置成為經濟生活中最突出的問題。因此，作為運營資本要素(使資本要素更順暢地流動和配置)的專業中介機構投資銀行自然必不可少，并隨之也成為突出部門。特別是在當前我國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重組，盤活國有資產存量，優化增量配置時，發揮直接融資的作用。同時為居民提供多種投資渠道，為企業減輕債務負擔，通過企業在證券市場上市，以改變企業不合理的資本結構和運行機制提供金融服務。特別在實施企業兼并收購、破產清償和債務重組等，更離不開投資銀行的服務。中國投資銀行業作為第三產業中的金融服務行業，是應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制度變遷的需要而產生的，并為制度變遷提供服務的。可以說，有了制度需求，便有了制度供給，制度需求創造制度供給。然而，一切都在變，特別是當全球經濟已經步入了一個新的經濟形態之時，為整體經濟發展提供金融服務應是投資銀行業戰略調整的目標[2]。縱觀我國，雖然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認為，我國經濟也已經從“短缺”步入“過剩”，物質資本的匱乏已不再是制約經濟增長的唯一障礙，需求不足正在成為制約當前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并由此引發效益下滑、開工不足和下崗失業等問題。但同時要看到，這種轉變不是工業化階段意義上的轉變，而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結果。在這一過程中，新產業替代舊產業，在對新產業及其需求的培育和開發等方面顯得尤為不足，進而影響到新產業的市場規模、市場質量，甚至影響到對新產業的需求創造。本來，一個產業的產生、形成、發展和成熟，應該主要依靠市場的力量。但在我國，制度變遷與產業結構的自然升級換代卻存在著許多非經濟因素。這也許是目前我國投資銀行業雜亂無序、低效競爭的主要原因。因此，如何站在跨世紀發展的前沿，用跨世紀的戰略眼光給我國投資銀行定位，制定未來發展的戰略及目標，是關系到21世紀中國投資銀行業前途命運的大事。有一點是明確的，那就是，知識經濟的大趨勢會超越時空向我們迅猛涌來。它不看你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也不管你是做好了準備，還是不具備條件。相反，越不具備條件，越是落后，就越會成為發達國家攫取利潤的來源國。因此，我國唯一的選擇，就是迎頭趕上。國際經驗表明，投資銀行業的興盛繁榮，已經成為成熟的市場經濟的重要標志。尤其是在當今的知識經濟時代，發達國家的投資銀行業更呈現出強烈的時代氣息和鮮明的特點，具體講：
其一、發達國家的投資銀行業已經成為知識經濟時代的典型代表。這主要體現在從事投資銀行業的雇員素質高，那些隱性知識主要儲存于雇員的腦海中，體現在雇員的智力和經驗上。
其二、發達國家的投資銀行業更多地體現出一種信息經濟的特征。他們在信息的運用和創造上，最大限度地挖掘了雇員對信息認知能力和應變能力的發揮。
其三、發達國家的投資銀行業同時也是創新經濟的典型代表。它們在注重對雇員知識、智力的一種戰略性運用的同時，更注重將創新和富有創造力作為公司經營的主要過程，甚至是全部過程。源于新，必然成長于斯。反觀我國，目前我國投資銀行業，無論是在理論研究探討方面，還是在實際運作方面，與發達國家的投資銀行業相比存在很大差距。我國投資銀行業作為一個產業，其地位和作用不僅僅在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過程中，在國企戰略重組中體現出來，更要在我國步入21世紀知識經濟時代中逐步體現出來。為此，我國投資銀行行業至少應具備以下幾個條件：1.投資銀行業的主體必須是擁有綜合性知識和專業化技能的人力資本，這是知識經濟的基本生產力要素；2.投資銀行業的客體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需求滿足，即生產者和消費者實現了真正的聯動互動，迅速而充分地提供需求服務并創造性地滿足需求，應該成為我國投資銀行業的重要特色。3.投資銀行業的業主。即創造性地運用知識、智力等去創新應是整個行業生產經營的核心內容。21世紀，我國投資銀行業如何利用和發揮自己作為知識和智力密集型產業的特點和優勢，在物質資源增量和資源存量都有限的情況下，如何運用知識、智力這一生產要素的生產能力，制造出更多的無形產品為經濟發展服務，并在競爭中獲勝。順應經濟形態的轉型，尋找投資銀行業新的利潤增長點，應是我國投資銀行發展趨勢[3]。
二、中國投資銀行(證券公司)業市場結構的現狀
1.投資銀行的行業結構不合理，處于壟斷競爭狀態。
我國的證券行業和證券市場規模擴張很快。據統計，截止到2003年5月，我國共有專業證券公司190家，具有兼營證券業務資格的信托投資公司203家，財務公司96家，融資租賃公司76家，證券交易營業部2412家；1999年5月份對原117家主承銷商進行了資格復審，取消了信托投資公司的股票承銷資格，批準確認了56家規模較大、業績較好、運作較為規范、內部控制制度較為完善的專業證券公司的主承銷商資格。2003年5月，變為83家，其中：信達、華融、東方、長城等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只能從事各自資產管理范圍內的承銷業務。截至2003年12月31日，我國已設立基金管理公司40家，74家封閉式基金，規模已達1847.35億元；有以投資公司、咨詢公司等名義注冊的近萬家代客理財機構，它們將有可能成為未來民營金融機構——開放式基金的策源地。截至2003年5月，在深滬兩市開戶的投資者已突破9000萬戶，境內上市公司達1229家，市價總值為73205.49億元。
我國的證券行業發展的早期實行特許經營制，因此雖然較傳統的利差銀行更少保護，但該行業的進出壁壘仍然很高，行業競爭不夠充分，以及市場近于寡頭壟斷，二級市場的格局則類似于壟斷競爭。幾乎沒有必要的特許(如證券經紀網點的審批)限制了投行企業的自主選擇和資源的有效配置，使得該朝陽行業在剛入少年即顯露出了種種龍鐘之態，對外競爭乏力。我國證券業經歷了較短的券商供小于求的時期后迅速成為競爭比較激烈的行業，尤以發行市場為最。在發行市場，各個券商無不使盡渾身解數，力爭獲得一席之地，其原因主要是：發行和上市指標成了稀缺資源，發行市場與交易市場之間存在著較高的差價，而二級市場與一級市場之間的巨大升值又使發行市場幾乎成為零風險、高附加值、高收益的市場，只要取得了承銷商資格就能穩賺一把。受益與風險不對稱，使得投資銀行不惜一切手段把主要人力和財力都投入到一級市場的爭奪上來。本來證券承銷就是投資銀行的本源業務、基礎業務，在目前情況下，幾乎成了唯一業務。1999年A股發行，前八名券商占70%左右份額，其它主承銷商卻只能分得30%左右份額；證券交易(上交所)前八名券商占41.5%，而另外的券商才分得58.5%的市場份額。2000年，擁有中國證券會核準的股票主承銷資格的113家券商中的43家承擔了197家新股的主承銷，其中前5名券商占據了70%，前20名占據了90%。一級市場的競爭異常激烈，盡管在承銷排行榜上居前幾名的大都依然為老牌大券商，但它們的市場占有率呈不斷下跌之勢，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券商也紛紛憑借天時、地利、人和從中分取一杯羹。地方券商依靠地方保護雄踞一方，其它中小券商也通過系統歸并、跨行業跨地區的資產合并、增資擴股等方式，實力不斷擴大，縮小了與大券商的差距。與前些年相比，幾個老牌大券商壟斷一級市場的格局被打破，維護多年、次序嚴謹的第一承銷團，受到其他券商的激烈挑戰[1]。
可見，我國投行市場現在正處于一種壟斷競爭的市場結構狀況。發行市場上的競爭主要存在于83家具有證券主承銷資格的券商當中，而壟斷則明顯地體現在進入發行市場的門檻中，包括注冊資本金等。在二級交易市場上，大券商依然依靠自身的實力和聲譽保持一定的優勢，隨著通訊手段、交易網絡化的發展，小券商也能瓜分一些地盤，但壟斷競爭的總體局面并未改變。
2.我國投行的業務品種單一，層次淺，缺乏業務創新。
我國券商主營業務收入主要來自于證券一、二級市場，大中型券商目前的收入來源可分為五部分：承銷股票收入、股票經紀傭金收入、保證金利差收入、股票自營收入、其他收入。據調查，以利潤100%計，第一、二、四項合計占60%，第三項占30%，即券商經營重點仍是傳統的投資銀行業務，而企業并購、理財咨詢、基金管理等新型核心業務尚不足10%。這與西方現資銀行的收入構成形成鮮明對比，以美林集團為例(見表一)。
目前，我國券商僅限于一級市場承銷、二級市場經紀業務，只有少數券商有少量的資產管理業務，在金融創新、資產管理、金融顧問、項目融資等方面幾乎是一片空白。也正由于業務品種的單一，很大程度上導致了我國券商在證券承銷和經紀業務領域的惡性競爭和不規范行為。
我國券商的業務依然集中于投資銀行傳統業務范圍當中，雖然現在大多數大券商已開始設立投資銀行部，從事現資銀行的核心業務，而在這方面做得最好的要數由中國建設銀行與摩根斯坦利等國外投資銀行共同出資設立的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但是，中國投資銀行業的業務范圍總體上還是過于單一、淺層次，這勢必造成業務上的過分競爭，并轉化成惡性競爭、低效率競爭。
三、中國投資銀行業市場發展前景
中國投資銀行業正在發生一系列意義深遠的重要變化。主要有：市場主體由“多而散”向“少而精”轉變，市場態勢由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轉變，競爭手段由“庸俗化”向規范化轉化，業務范圍由單一化向多元化轉變，由暴利時代向微利時代轉變，市場角色由單純“承銷商”向“金融工程師”等多重角色轉變，人才素質由“公關型”向“專家型”人才轉變，市場管理由行政化向市場化、法制化轉變，由封閉化向開放型市場轉化等。
借鑒西方投資銀行發展歷史，特別是美國投資銀行的歷史演變過程，可以得知：投資銀行業發展的繁榮時期，正是投資銀行創立、兼并、集中的頻繁時期。可以說，現資銀行業務，由于競爭的壓力和利益的驅動，業務多樣化發展首先促使了業務的國際化發展，而業務的國際化競爭又加速了業務的專業化、集中化發展。雖然我國的投資銀行業遠未達到繁榮的階段，但隨著中國加入WTO，中國的投資銀行市場將有不可估量的前景。作為客觀規律，中國的投資銀行業將走向與現代西方投資銀行業相似的寡頭競爭市場結構，原因如下：
1.從目前現狀看，證券機構過多過濫，競爭力弱。專營證券公司90家，兼營300多家，呈現僧多粥少的狀況，傳統業務競爭激烈，大約有四成的證券機構收不抵支，而創新業務的研究與開發需一定的資金實力和經營規模，這對于資金規模小的券商來說是無能為力的，需大型公司來承擔。此外，券商也面臨著來自國外的挑戰，隨著我國金融對外開放，國外實力雄厚的大型公司將進入我國資本市場，我國券商若不及時增強實力，提高素質，將無法在跨國競爭中找到一席之地。因此，我國投資銀行發展的關鍵在于迅速增強券商的實力，形成規模經濟，提高經營效率，培養高、精、尖人才，加強研究與開發新興業務的能力，迎接挑戰。這也可從我國券商近階段紛紛增資擴股體現出來(見表二)，但比起西方大的投資銀行還是小巫見大巫(見表三)，我國最大的國泰君安的注冊資本還不及美林公司的7‰。
2.從行業特征看，投資銀行憑借雄厚的資金實力和高素質人才來經營復雜和風險極大的創新業務。如：美林公司是美國超一流的投資銀行，每年要維持一個龐大的承銷網絡，僅在研究費用上的支出就達2億美元，為維持高水平服務，提高公司決策能力，每年需要高薪聘用大量分析人員和專家。因此，投資銀行有一個適度規模是非常必要的，因為只有雄厚的公司才有實力聚集超一流專家型人才進行研究與開發創新業務[4]。
3.從國外經驗來看，我國投資銀行必須進行并購，在市場競爭中形成梯級化的行業結構。美國投資銀行的行業結構是一種金字塔型的結構，數百家投資銀行中一流公司不到10家，像美林公司、高盛公司、摩根斯坦利公司等。而正是這幾家為數不多的公司構成美國投資銀行的主體，在承銷業務中，前10名投資銀行的承銷量占全國總承銷量的75%。英國、日本等其他國家的情況也大致如此。因此，我國投資銀行集中趨勢會進一步增強，將會進行一次大規模的兼并、收購活動，大量券商可能在這次兼并浪潮中被吞并，將形成若干規模較大的券商并存的寡頭壟斷的市場格局。
另外，梯級化的行業結構將在市場競爭中逐漸形成。從全球范圍內投資銀行所提供的服務看，主要可分成兩類，即綜合服務和專項服務。即使對那些為數不多的綜合性投資銀行來說，一方面業務向多樣化、交叉化發展；另一方面又根據自身的規模及業務特長，各有所長地向專業化方向發展。以美國證券業為例，居于市場主導地位的主要是一些超大型證券公司，如美林、高盛、所羅門兄弟公司等，他們在業務上各有所側重，美林公司善于組織項目融資、產權交易，樂于充當敵意收購方的財務顧問；所羅門兄弟公司擅長于商業票據發行和政府債券交易，其經濟業務以機構投資者為主。可以預計，通過行業內部的重組與整合以及市場競爭的優勝劣汰，中國證券未來將形成更加合理的行業布局，建立起以全國性大型券商為主體，地區性券商為依托，各專業性公司并存的行業結構[5]。
總而言之，中國投資銀行業的自身特征決定了其發展必然要面臨著一對歷時性與共時性的矛盾。就中國投資銀行發展的自身邏輯來說，它必須經歷一個行業規制與規范發展的歷史過程：就中國投資銀行業發展所面臨著來自國內外與行業內外金融企業的共同挑戰，歷時性與共時性的矛盾將伴隨著中國投資銀行業的成長與成熟，也催生著中國投資銀行業競爭力的提升。體現在我國投資銀行的市場結構上，其業務走向綜合性，并以理資銀行的核心業務即企業融資、兼并、收購、咨詢服務、資產管理、創業資本等為主。同時，在行業結構上走向規模化、集團化、專業化的寡頭競爭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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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中國經濟年鑒1998[M].北京：中國經濟年鑒社，2002.379.
[2]李紅兵.中國投資銀行發展中存在的問題與發展對策[J].經濟評論，2003，(1).
[3]屈年增.我國銀行業的戰略選擇[J].經濟界，2002，(6).
關鍵詞：銀行業;市場集中;市場競爭
中圖分類號：F830.4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4392(2008)04-046-04
一､歐盟銀行業的并購重組與市場結構發展
大規模的銀行并購重組浪潮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并在此后迅速發展成為一個全球現象。歐盟銀行業并購是全球銀行并購浪潮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歐洲中央銀行的數據，1985年到2005年期間，歐元區銀行業共發生2千多宗并購，交易價值達到4700多億歐元。根據產業組織經濟學理論，并購重組具有使一個行業的結構發生深刻變化的潛勢，使得行業中的廠商減少，產出愈益集中于少數大廠商。歐盟銀行業在并購重組浪潮中發生以下變化：
(一)銀行機構數量持續減少
隨著歐盟銀行業并購重組的持續發展，歐盟國家的銀行數量呈逐年減少的趨勢。1985年時歐盟15國有12659家銀行，到2004年已減少到7230家，其中德國､法國銀行數量減少最多，分別減少了2592家和1212家;瑞典､法國､德國和西班牙銀行數量減少的幅度最大，都在50%以上。
與美國銀行機構數量大幅度減少的同時銀行分支數量大幅度增加的情況不同，1990年以來，歐盟15國整體在銀行數量下降的同時銀行分支數量變化不大：1990年每千人擁有的銀行分支數為0.50，2004年為0.48。但是各成員國的銀行分支發展形態則有相當的差異，15個成員國中11個國家的銀行分支數量是減少的，其中荷蘭的銀行分支減少幅度最大，其每千人擁有的銀行分支由1990年的0.54下降到2004年的0.22。但也有一些國家由于廢除分支設立和經營地域管制，銀行實行經營地域擴張，分支機構出現了較大幅度的增加，如希臘､意大利､葡萄牙。
(二)銀行機構規模膨脹
歐盟銀行業的資產與存款規模大幅度提高。根據歐洲中央銀行的統計數據，歐盟銀行業資產相當于GDP的比率由1985年177%提高到2004年的289%。同期，對非金融部門貸款也由相當于GDP的比率由96%提高到119%，所吸收的非貨幣金融部門存款也不斷擴大，由相當于GDP的84%提高到99%。
歐盟單個銀行機構的資產規模也迅速膨脹。僅在1997年到2004年間，歐盟平均每個銀行機構的資產規模就由18多億歐元增加到近40億歐元，遠高于同期美國7840家銀行平均11多億美元的資產規模。尤其是英國，平均每個銀行機構的資產規模高達約169億歐元。
1)每千人擁有的銀行分支數;2)總資產相當于GDP的百分比;3)對非貨幣金融機構的貸款相當于GDP的百分比;4)吸收的非貨幣金融機構存款相當于GDP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ECB，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volving the EU banking industry-facts and implications， December 2000； ECB， EU Banking Structures， October 2005。
(三)市場集中度日益提高
市場集中度是指在某一特定行業中，少數大企業控制市場份額的程度，一般用若干最大企業在某一行業市場中所占的份額CRn(如CR3､CR5)與赫芬指數來表示。
歐盟銀行業資產的增長并不是所有銀行均衡的增長，而是日益向大型､超大型機構集中。在此我們首先以最大5家銀行在銀行業資產中所占的份額即銀行業資產的CR5來考察歐盟銀行業的集中度。1990到2004年，歐盟銀行業整體平均的資產CR5由48%提高到53%，達到比較高的市場集中程度。其中有10個成員國銀行業的集中度比率在這一期間提高，比利時､丹麥､希臘､荷蘭､葡萄牙和芬蘭等6個國家中前5家銀行控制了國內銀行市場50%以上的資產份額，市場集中度比較高。像比利時､芬蘭和荷蘭這樣的小國，最大5家銀行的資產份額更是高達80%以上。
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簡稱赫芬指數，是市場結構綜合指數的一種形式，用以說明市場的壟斷程度，反映廠商規模分布對集中度的影響，其取值范圍從1到10000，值越大壟斷程度越高：超過1800的市場界定為高度集中的市場，在1000以下的市場是非集中的市場。
根據歐洲中央銀行的統計，1997到2004年期間，歐盟銀行業整體的赫芬指數從373提高到558，所衡量的市場集中度是在不斷上升的，但集中度水平尚不高。成員國中除比利時､芬蘭等6國的赫芬指數在1000以上外，其他9個國家的赫芬指數都在1000以下，其CR5也都在50%以下。
二､歐盟銀行業市場競爭與市場力量的發展
在傳統的產業組織經濟學理論中，一個行業中廠商數量減少､集中度提高會導致行業市場競爭度的降低。眾多銀行業并購重組方面的研究認為，銀行并購的重要動機是獲得市場力量，收取更高的貸款利率，支付更低的存款利率，從而獲得更大的利差。因此，研究者一般將利差的發展趨勢作為銀行業市場集中度提高情形下競爭程度降低與否的重要依據。但是諸多證據顯示，歐盟銀行業市場的競爭度并沒有隨市場集中度的提高而降低。
由于數據的可得到性問題，我們以歐元區銀行業的利差在兩個時期(1998年5月到1999年5月和2001年5月到2002年5月)的發展為代表進行考察(見表2)，可以發現：第一，歐元區整體以及除比利時外的各成員國銀行家戶貸款利差都是下降的;第二，歐元區整體的公司貸款利差也是下降的，但德國､荷蘭､愛爾蘭等5個國家是上升的;第三，存款利差有一定程度的上升;第四，歐元區整體的銀行業總利差(貸款利率與存款利率的差)略有下降。綜合來看，歐元區銀行業的貸款利差下降，存款利差提高，日益集中的歐盟銀行業市場中并沒有形成大銀行的市場力量。
說明：利差是平均零售貸款利率與零售業務基準市場利率之差。存款利差是平均零售存款利率與基準市場利率之差;總體利差是平均貸款利率與平均存款利率之差。時期1為1998.5-1999.5平均;時期2為2001.5-2002.5平均。
資料來源：Ines Carbral et al.， Banking Integration in the Euro Area， ECB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No. 6， December 2002.
國外一些研究者對歐盟銀行業市場集中度與市場競爭度進行了實證研究。拜克爾與哈夫(Bikker and Haff，2002)使用銀行層面的數據，運用經過修改的PT方法(Panzar and Rosse，1987)估測了歐盟國家1991到1997年期間銀行業競爭程度的變化，即H-統計值的變化。H-統計的值從0到1是一個連續性的競爭度水平度量，H的值越高表明競爭程度越高。當H= 0時，銀行業處于壟斷均衡狀態;當0
以上充分表明，歐盟銀行業市場的競爭程度并沒有隨市場集中度的提高而降低，大型､特大型銀行也難以形成定價方面的市場力量。其基本的原因在于歐盟銀行業市場的可競爭性的提高。
三､歐盟銀行業市場可競爭性的提高
傳統產業組織理論中的“結構――行為――績效”(SCP)分析范式假定市場的結構､行為､績效之間存在著確定的因果關系，較高的集中必然導致壟斷，大企業運用其市場力量串謀制定壟斷價格，從而獲取壟斷利潤。80年代以來的產業組織理論突破了傳統的SCP分析框架，克服了傳統產業組織理論中市場結構與廠商行為間單一和既定的邏輯關系，強調潛在競爭對現有廠商行為的影響。
新產業組織理論的代表鮑默爾(Baumol， Pan-zar， and Willig 1982)的市場可競爭性理論表明，行業的競爭度不能只由市場結構指標如機構數量或赫芬指數來度量，新競爭者的進入或進入的威脅也是市場參與者行為的重要決定因素，銀行業市場的競爭度應該從銀行經營的實際行為角度進行度量。實際行為不僅要與銀行業的市場結構相聯系還要與進入壁壘相聯系，包括外國銀行進入的壁壘､業務限制的嚴厲性等等，因為這些都能限制行業內競爭的程度。此外，來自其他形式金融中介(資本市場､非銀行金融機構､保險公司)競爭的程度在決定銀行業市場競爭性方面也起相當大的作用。上一部分的證據表明，歐盟銀行業在市場集中度不斷提高的同時，競爭度并沒有降低，而其原因在于歐盟銀行業市場具有比較好的可競爭性，而可競爭性的提高主要是由于以下幾個方面因素的作用。
(一)銀行業進入壁壘降低
歐盟第二銀行指令統一了歐盟各成員國的銀行準入要求，確立了銀行(信貸機構)設立的合格､合適原則，在統一監管的同時，技術的進步與分工的細化也使進入壁壘大為降低。
首先，信息技術的發展增加了信息的供給，降低了成本，使新進入者能夠獲得和加工信息。信用評分技術的發展以及獲得信息的途徑增多，使新進入者能夠無須通過多年管理借款人賬戶就獲得相關的經驗，降低了在位銀行傳統上擁有的信息優勢。
其次，隨著專業分工的細化，銀行產品和服務細分后由不同的廠商供應。這樣一個分解過程的發展，使新的銀行服務供應商無須從事特定產品所涉及的所有過程，就可以以低固定成本進入市場提供銀行業服務。在歐盟零售銀行領域，傳統的商業銀行機構以外，抵押貸款銀行､消費者金融供應商､專業抵押供應商､信用卡公司以及汽車金融公司等專業性金融機構，運用自己在銀行業務中某一環節某一部分的優勢參與提供銀行業服務，對商業銀行在零售銀行業務中的地位已形成越來越大的挑戰。
第三，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許多新興供應商也取得銀行執照，參與到銀行業務的競爭之中。郵局利用其歷史形成的廣泛網絡以及復雜的IT基礎設施，正在成為傳統銀行業零售業務一個潛在的強大競爭對手，如英國皇家郵政目前已經與長期覬覦英國金融市場的愛爾蘭銀行結成聯盟，銷售廣泛的郵局品牌產品，包括個人貸款､儲蓄賬戶､保險和抵押。還有各種產業性公司尤其是汽車制造業巨頭也把觸角伸向零售銀行業務，不僅提供汽車融資還提供其他零售銀行業務。一些產業性公司也向銀行業擴張，如20世紀90年代初，大眾汽車公司就已經設立銀行開始向德國公眾提供銀行業服務，BMW銀行希望成為其客戶的第二銀行。大型零售商憑借其低經營成本以及接觸客戶的有力途徑，正在成為全面零售金融服務的供應商，如英國德士古(Tesco)連鎖超市集團的個人金融(TPF)業務。
(二)銀行業放松管制
20世紀80年代以來，尤其是在第二銀行指令頒布實施以后，歐盟各成員國普遍放松了銀行業的管制，使不同類型的銀行可以自由地設立分支､根據市場需求對產品和服務定價，刺激不同類型銀行之間的競爭，直接提高了銀行之間的競爭程度。法國在1986年開始進行利率和銀行服務收費市場化，逐步實現了分支設立自由化。意大利在90年代初基本消除了對商業銀行､儲蓄銀行､合作銀行及鄉村銀行的結構性分工限制，1992年全部廢除對外國銀行活動的限制。英國1986年允許建筑協會從事無擔保貸款和提供信用卡。西班牙在1988年廢除了保護在位銀行抑制競爭的國內銀行準入限制，1987到1990年期間逐步取消了利率和傭金管制以及信貸上限管制，對商業銀行完全放松了分支設立的管制，1993年實現外國銀行在西班牙設立和經營的自由化。
(三)銀行業對外開放的發展
第二銀行指令確立了歐盟內銀行機構跨境分支設立的“單一護照”原則，歐元的啟動､金融服務行動計劃的實施，進一步推動歐盟各成員國之間的銀行分支機構設立，歐盟以外國家銀行在歐盟成員國中的分支設立也不斷增加，許多成員國中外國銀行機構的相對重要性不斷提高，對東道國銀行機構形成有力的競爭壓力。
根據歐洲中央銀行的統計，2004年，歐盟成員國之間的跨境銀行分行設立有594家，資產達到20019億歐元，在歐盟銀行業資產中的占比達到8.2%;歐盟內跨境支行有375家，在歐盟銀行業資產中的占比達到8%。同時，歐盟以外國家銀行在歐盟國家設立的分行和支行也相當多，2004年有分行189家，資產占比近5%(最高時有311家，資產占比6%多);支行也有251家，其資產在歐盟銀行業總資產中的占比為3%。
(四)金融市場與機構投資者的發展
20世紀80年代以來，歐盟國家的金融體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資本市場日益成熟，金融創新層出不窮，儲蓄的機構化管理日益重要。在資產方面，由于市場融資途徑的拓寬，公司企業對銀行貸款的依賴程度降低，可以進行多種融資選擇，使銀行的收入承受一定壓力。在負債方，隨著機構投資者的發展，家戶的盈余資金在傳統的存款之外，有了更多､收益更高的選擇，使銀行吸收存款的壓力增大。
四､結語
對照歐盟銀行業市場集中與競爭的內在動因分析，中國的銀行業市場長期以來一直是一個集中度非常高的市場，由于嚴格的準入管制､信貸市場機構與工具的單一以及歷史形成的四大國有行網絡廣泛等等方面的原因，我國銀行業市場的可競爭性相當低，擁有巨大市場力量，自2004年籍國際慣例之名對銀行卡收取年費開始，各種名目的收費項目接踵而至，就是其濫用市場力量的明顯表現。當前，我國的《反壟斷法》立法進程已經啟動，這將從立法方面對遏制中國銀行業壟斷力量的蔓延有相當的積極意義。但是，要從根本上解決我國銀行業高壟斷性的問題，還需要借鑒歐盟發達國家的經驗，豐富完善我國信貸市場的機構與工具，放松銀行業準入管制，發展多樣的､滿足市場需求的銀行業機構，從而提高我國銀行業市場的可競爭性，推動我國銀行業高效､穩健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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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自由銀行；市場約束；選擇條款
一、 引言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紛紛放松銀行業的管制，這種趨勢更多的是管制機構面對市場力量束手無策的結果。隨著金融全球化的不斷深入，銀行業的穩定顯得日趨重要。近年來，頻繁爆發的銀行危機給相關各國經濟造成嚴重損失，促使經濟學家和管制者尋找更有效的方式來控制銀行的冒險。經濟學家本質上并沒有提出前所未有的新思路，而是向依靠市場約束的原始方式回歸。2004年6月，國際清算銀行公布的“新巴塞爾協議”明確將市場約束作為新的監管框架的三個支柱之一，標志著主要工業化國家對市場約束的作用已經取得了廣泛共識。
19世紀，自由銀行業在世界各地廣泛存在，這些銀行在沒有政府監管的環境下發展，由市場機制約束銀行的風險控制。1884年之前的蘇格蘭、南北戰爭之前的美國、大革命時期的法國和中國清朝，自由銀行都獲得了廣泛發展。其中，蘇格蘭的銀行業一直被認為是自由銀行業的成功案例，關于自由銀行業的研究為當代政策制定者提供許多有益的啟示，自由銀行制度一直是眾多研究用來解析銀行業市場約束問題的鑰匙。
關于自由銀行業（free banking）沒有十分明確定義，通常指19世紀左右出現的相對自由放任（laissez—faire）銀行體系。schuler（1992）的觀點具有代表性，“自由銀行”意味一個銀行系統有競爭性的銀行券發行，低的進入的法律障礙，銀行儲備不受中央控制等，很難說增加限制和相對自由就使銀行體系不自由。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通過蘇格蘭的自由銀行業為案例，在自由銀行時期相對無政府管制的條件下，考察市場約束發揮作用的機制和效果，從而得出一些經驗和啟示。
二、 蘇格蘭自由銀行業良好的穩定性
蘇格蘭第一家銀行是蘇格蘭銀行（bank of scotland），蘇格蘭銀行1695年從蘇格蘭議會獲得執照，這個執照授權1716年以前在蘇格蘭壟斷發行銀行券。1727年，蘇格蘭皇家銀行銀行成立，兩家主要銀行的競爭導致了一系列的金融創新。1746年，不列顛亞麻公司獲得執照，建立銀行目的是為了促進亞麻貿易。這三家主要的銀行是以有限責任公司的形式存在，其它中小銀行都是無限責任公司。1844年，議會通過peel′s banking act的法案，該法案不再允許自由進入和限制私人發行銀行券。從此，蘇格蘭銀行業結束了自由銀行時代。
通過ayr銀行倒閉的事件，可以來說明蘇格蘭銀行體系的穩定。雖然這是蘇格蘭自由銀行時期最嚴重的倒閉事件，但是整個銀行體系的穩定沒有受到影響。ayr銀行的管理者過度擴張貸款業務，導致銀行最終在1772年6月25日倒閉。只有13家小的私有銀行由于受到傳染而倒閉，17家有資格發行銀行券大銀行沒有倒閉，這些顯示清算機制有效的約束整個蘇格蘭銀行系統（white，1984）。公眾沒有受到倒閉的損失，所有債權人最終都受到了全部賠償，蘇格蘭銀行和皇家銀行以票面價格接受ayr銀行券，通過這一舉措來吸引更多存款，讓他們的銀行券更多的流通。
white（1984）進一步提出了蘇格蘭銀行體系比英格蘭更加穩定的證據，在1809年~1830年期間兩國銀行倒閉率的比較，蘇格蘭是年平均0.4%，而英格蘭是1.81%。估計公眾的相對損失，蘇格蘭的銀行到1841年的損失總計32000英鎊，相比較的倫敦的銀行損失是這個數字的兩倍。對于white的研究引起了許多的質疑，例如sechrest（1988）指出蘇格蘭和英格蘭的情況差別不大，從1772年~1830年這一個更長時期來看，蘇格蘭地區的銀行倒閉的比例是1.33%，而英格蘭地區是1.41%或是1.81%。
對于蘇格蘭自由銀行穩定性的考察，不僅局限于對倒閉及其損失的考察，效率的改進和企業家才能的提高等都有利于穩定性的改進。歷史經驗表明自由銀行系統是有效率和很先進的，競爭鍛煉了銀行家的企業家技能和促進創新的意愿，給發展分支行提供了激勵，從而使銀行能夠獲得規模經濟（dowd，1992）。
三、 蘇格蘭銀行業早期市場約束——銀行券決斗
在自由銀行時期，銀行自由發行銀行券，銀行通過多種方式來爭取讓人們使用自己發行的銀行券。如果某一銀行擴大了發行規模，同時也就限制競爭對手銀行券的發行規模，被稱為銀行券決斗（note duels）。銀行盡力將他們的銀行券向公眾發行的規模擴大，讓公眾盡可能長時間持有。銀行的盈利直接與銀行券的發行規模和公眾持有時間有關，公眾持有銀行券，就等于將金銀等硬通貨使用權轉交給銀行，銀行可以利用黃金硬通貨等來進行投資等來獲利。
銀行可以雇用人員來專門收集競爭對手的銀行券，他們將同時要求銀行券兌付黃金，從而造成競爭對手流動性的困難，這些人被稱為“銀行券采集者”（note pickers）。為了讓市場參與者更多的持有銀行券，就必須讓市場參與者確信銀行安全、穩健，這種競爭方式有效的促使銀行體系持有充足的儲備，從而保持公眾對銀行券兌付的信心，防止要求大量銀行券兌付造成的流動性問題。因此，kroszner（1995）認為銀行券決斗是銀行業市場約束產生的一個重要渠道。
蘇格蘭皇家銀行（the royal bank of scotland）成立之后，很快就采取這種方式來蘇格蘭銀行（the bank of scotland）進行競爭，使得蘇格蘭銀行流動性方面嚴重的困難，不得不中止兌付數個星期。蘇格蘭銀行擺脫困境，在發行的銀行券合約中加入選擇條款，即如果存款人選擇同意延遲六個月提款，銀行將支付5%的年利率給存款人。由于選擇條款的出現，“銀行券決斗”沒有迫使蘇格蘭銀行退出市場，反而導致了雙方的兩敗俱傷，同時激發了一系列金融創新來規避不利后果。因此，各銀行放棄了這種效果不佳的競爭方式，蘇格蘭的銀行業進入了近一個世紀的良性自由競爭時期。
四、 蘇格蘭銀行業市場約束獨特機制——選擇條款
選擇條款（option clause）就是銀行向銀行券持有者提出的一個延遲兌付的選擇，如果持有者同意延遲一定期限進行兌付，持有人將獲得相應的補償。這類 “選擇條款”有兩個顯著特征：規定延遲兌付的最大期限和向銀行券持有人支付的補償利率，兩項都在合約中專門注明。更長延遲期限使銀行有更多時間補充儲備，但會被要求支付更高的利率，銀行和銀行券持有人必須權衡延遲期限和懲罰利率的成本收益。
選擇條款在上文提到的蘇格蘭銀行與蘇格蘭皇家銀行的銀行券決斗中出現，是蘇格蘭自由銀行時期的重要金融創新。選擇條款盛行時期是在1730年~1765年，蘇格蘭在這30多年內建立的多個新銀行，所有銀行券發行銀行都采用選擇條款。
在自由放任的情況下，選擇條款能夠長期存在顯然對于雙方都有利。gherity（1995）提出三個命題：（1）選擇條款對蘇格蘭防止擠兌至關重要；（2）防止擠兌是推動蘇格蘭銀行采取選擇條款的目的；（3）選擇條款被公眾沒有歧視的接受，選擇條款消除了“銀行券決斗”的無效率，從而解決了自由銀行體系不穩定的潛在根源。對于銀行來說，選擇條款保護了流動性，減少銀行保持過多儲備來而造成的損失。公眾偏好選擇條款的原因是選擇條款增加他們對銀行資產索償權，還可以減少公眾對預期銀行擠兌的壓力，使銀行擠兌更少發生或破壞性更小。
white（1984），schuler（1992）和selgin（1988）等眾多研究都指出選擇條款在蘇格蘭歷史中積極的作用。dowd（1988）研究卻顯示選擇條款對銀行穩定的作用不明顯。同時，選擇條款存在著潛在不利方面，銀行不但可以采用選擇條款來保護暫時的無流動性，還可以用來掩蓋無清償力，從而可能導致在延遲兌付期間進一步擴大損失。gorton（1984）解釋中止兌付條款的激勵相容問題時指出，只有能夠存款人區分銀行缺乏流動性而不是無清償力，采用這項條款才能對銀行控制風險形成有效激勵。
五、 結論與啟示
蘇格蘭自由銀行時期的市場環境排除了管制約束影響，能夠全面反映市場約束機制及其績效。雖然對蘇格蘭銀行業的穩定性的研究存在著一些爭論，當今的銀行業與自由銀行時期的蘇格蘭銀行業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但這些并不影響本文研究的結論和政策主張。本文研究結論在于：在自由放任的環境中，銀行體系存在內生的自我穩定機制。銀行能夠通過自身的制度創新（如選擇條款）來解決面臨的問題，市場參與者利用契約方式優化資源配置正是市場經濟的一個基本的特征。雖然銀行業存在著一些與一般產業相區別的明顯特征，高的杠桿比率與合約非對稱資產負債結構使銀行體系存在脆弱性，但并不意味市場約束機制無法有效發揮自我穩定作用，而必須由政府管制約束來替代（例如diamond and dybvig，1983）。
長期以來，中國對銀行的管制職責幾乎完全由政府來履行，銀行的債權人確信政府能夠對他們的資產安全提供完全的擔保，市場相關利益各方對銀行的財務狀況和潛在的風險漠不關心。蘇格蘭自由銀行的案例帶來的啟示在于：適度的放松中國銀行業的管制，可以逐步培育市場參與各方的風險防范意識，增加市場參與者通過市場方式化解風險的能力。隨著改革的深入和全面的對外開放，中國銀行業正向市場導向的運營模式轉變，市場約束對維護銀行業穩定的作用日益重要，更大限度的發揮市場約束的作用對轉型時期中國銀行業健康、穩定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dowd，kevin．option clauses and the stability of a laissez—faire monetary system．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1988，（1）：319-333．
一、借款人、銀行及多方協同引致信貸領域亂象
目前，對于信貸領域市場亂象沒有明確的界定。筆者結合銀監會5號文提及的銀行業市場亂象形式，通過對銀監會系統2017年前三季度披露的行政處罰信息進行統計，從而歸納信貸領域覆蓋面廣、影響程度深的主要亂象。2017年前三季度，銀監會系統共披露1703份行政處罰信息，其中1247份涉及信貸領域（依據主要違法事實進行分類統計），可歸納為以下6種主要違規形式：違規發放貸款、貸款資金被挪用、虛增存貸規模、違規授信、信貸資產風險分類不準確和違規流轉信貸資產，具體情況如圖所示。從產生原因來看，可以按照借款人主導、銀行主導和多方協同引致三種情況進行分析：首先，借款人主導。信貸資金用途不實是借款企業主導的典型形式，也是銀行業信貸領域亂象最為普遍的一種形式，信貸領域案例中有近四分之一涉及，主要有兩種情況：一是個人消費貸款資金違規流入股市、房市等。二是“優質”客戶違規挪用貸款資金。這種情況的產生主要是在經濟下行、有效信貸需求不足等因素的影響下，部分銀行業明知客戶借款用途不實而仍發放貸款，甚至有銀行參與客戶作假。其次，銀行主導。銀行主導發生的信貸領域市場亂象表現形式比較多樣，其中違規授信、虛增存貸規模和違規流轉信貸資產的情況比較突出。違規超額授信。在每筆貸款都要求執行“三查”的情況下，規模不同的客戶產生的經營績效相差甚遠。在績效考核的引導下，銀行機構普遍傾向于發放大額貸款。導致一方面“優質”的大客戶融資超過實際資金需求，從而出現資金不合理占用，資產利用效率下降，抗風險能力下降，企業持續經營能力受影響等情況；另一方面作為實體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的廣大小微企業無法獲得相應資金支持，“融資難、融資貴”不同程度存在。此類亂象損害了實體經濟的發展，埋下了區域性風險隱患。向不符合條件的借款企業違規轉貸。
近幾年，各地信用風險不斷爆發，為防范化解不良貸款，“無間貸”成為了一種廣為接受的轉貸形式。政策的初衷是為了保護地方實體企業，抵御市場風險，但部分銀行機構為了粉飾數據、延緩不良風險暴露，向不符合條件或名存實亡的“僵尸企業”違規轉貸，并通過人為上調信貸資產五級分類、虛構企業經營情況等方式幫助借款企業達到轉貸條件，導致信貸資產質量不真實，埋下不良風險集中爆發的隱患。虛增存貸規模。作為銀監會嚴禁的“七不準”之一，以貸轉存虛增存款行為屢禁不止并不斷衍化出新形式。這主要是由于某些銀行出于各種利益需求，冒險通過各種方式虛增存貸款規模，借款企業迫于壓力配合銀行違規操作。例如某全國性股份制銀行新設分支機構，為了粉飾經營數據，擴大市場份額，通過為多家企業辦理以貸轉存再發放質押貸款的方式，虛增存貸規模，嚴重影響存貸數據的真實性。再次，多方協同引致。隨著金融業務不斷創新，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業態的融合程度不斷提高，交叉金融業務領域成為了跨市場金融亂象的主要發生地。這類亂象主要由多方協同引致，存在四方面特點：一是掩蓋資金投向。為規避政策限制，商業銀行通過層層嵌套資管計劃，資金投于房地產、政府融資平臺、煤炭、鋼鐵等產能過剩領域。二是產品“套娃式”疊加，底層資產不明，風險難以識別，且交易鏈條交叉冗長，其中一環出現問題風險便會迅速傳導擴大。三是權責界限模糊，由于抽屜協議、補充協議信息盲區，參與各方權利義務關系不清，風險發生后出現底層基礎資產落空或處置困難，最終多由資金提供方商業銀行兜底。四是通過交叉金融產品包裝，表內信貸資產轉移至表外，減少了高風險權重資產占用，相關指標失真，埋下系統性風險隱患。
二、高杠桿率、多方需求、監管不足多因素催生亂象
杠桿率過高是亂象產生根源。2008年全球金融系統性風險爆發，我國“4萬億刺激經濟計劃”有效拉動了內需，保持了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但也因此出現了通貨膨脹、市場貨幣供應量M2增速過快等問題，并推動了各行業融資擴張，杠桿率快速提升。對于銀行業信貸領域來說，高杠桿帶來高收益的同時也帶來高風險，所產生的信用風險成倍放大，對銀行業發展埋下巨大隱患。而隨著我國經濟進入轉型期，在經濟下行的情況下，杠桿的反噬效應更加嚴重，銀行壞賬率相應提升，信用風險不斷擴大，銀行業市場亂象應運而生。市場多方需求驅動亂象發展。一是借款人不當資金需求驅動亂象發展。一些受限制或控制領域的資金需求者，因正常渠道無法獲得足夠資金支持，便通過提供虛假材料、借用他人或公司名義獲取信貸支持，或通過層層資管計劃包裝以掩蓋真實資金投向。二是個別銀行不理智發展需求驅動亂象發展。面對競爭壓力和發展需求，一些商業銀行大力發展業務，創新金融產品，而相應的風險管理、內部控制等工作沒有跟上，個別銀行機構或個別從業人員甚至通過違規手段粉飾經營業績，促使表現形式各異的市場亂象頻發。三是第三方不合理需求驅動亂象發展。如一些地方政府基于政績考核壓力，為降低當地不良風險數據對銀行機構施壓，或要求銀行機構為政府建設項目超額授信融資等，導致亂象發生。此外，交叉金融業務中的一些投資者或保險、基金公司等其他參與者的不合理需求也會導致亂象產生。監管漏洞使亂象有機可乘。一方面，由于風險計量困難，風險性監管缺乏有效抓手，致使監管部門在日常監管中更重合規性監管輕風險性監管，從而使一些銀行機構強調信貸業務表面合規，弱化業務風險考量，導致信貸亂象有了生長空間。另一方面，隨著金融創新發展的日益多元化，加之當前功能監管模式下，監管滯后、監管模糊、監管空白不同程度存在。盡管各監管機構不斷出臺相關監管政策，但仍很難趕上業務創新的發展速度，加之政策“時滯”等因素影響，無法避免地出現監管漏洞，特別是當前監管資源不足，監管隊伍與金融市場發展不匹配，使得市場亂象有機可乘，發展愈發迅速。信息不透明加速亂象蔓延。由于當前各部門之間信息無法實現有效共享，銀企之間信息不對稱，銀行無法全面了解客戶，特別是涉及隱性擔保、民間借貸等情況時，交叉金融業務信息不透明的情況更是明顯，一方面，不僅資金投資者對所投資底層基礎資產信息了解模糊，商業銀行作為參與方更多只是提供嵌套通道賺取手續費，對產品信息掌握也不完整。另一方面，由于交叉金融產品參與方多涉及銀行、證券、保險等部門，單一監管部門難以有效查出問題，導致交叉金融產品市場亂象治理更加困難。
三、多措并舉治理信貸領域亂象
優化信貸管理機制，遏制亂象產生根源。一是轉型升級信貸管理模式，從規模導向型向質量導向型轉變，嚴格按照客戶有效資金需求提供融資，堅決遏制過度授信，不得因客戶提供超額抵質押或保證而隨意調增授信額度，不得降低項目貸款資本金最低比例要求。二是調整優化信貸結構，在充分真實考察行業和客戶投融資杠桿率的基礎上，將信貸投向從高杠桿行業向低杠桿行業遷徙，將信貸增量向低杠桿行業和客戶傾斜，不斷調整優化信貸結構擴大授信覆蓋面，切實履行去杠桿化宏觀政策導向。三是嚴格按照實質重于形式原則，圍繞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本質要求，摸清金融業務實質，坐實穿透管理，切實打擊借助資管計劃等產品掩蓋違法違規行為，把握資金投向風險狀況，減少不正常嵌套關系鏈條，打通資金真實投向脈路。四是強化信貸人員教育和行為動態管理，加強業務學習培訓和職業道德培養，引導信貸從業人員樹立良好的信貸理念、信貸價值取向和信貸行為規范，從思想根源上重視銀行員工職業操守，形成良好信貸文化，消除信貸領域案件隱患。
標本兼顧完善監管，加大亂象治理力度。一是加大亂象治理力度。嚴格責任認定，依法依規采取監管措施，涉及違法犯罪的堅決移送司法部門。同時，建立銀行業從業人員不良信息庫，定期收集統計不良人員信息，建立健全銀行業從業人員黑名單、灰名單制度，防止出現“帶病提拔”“帶病跳槽”，全面優化金融業生態環境。二是填補監管空白。一方面，銀行業監管部門要加快梳理分析市場亂象，制定有效監管政策，彌補制度短板，特別是要從風險層面完善各類業務管理制度，真正實現合規性與風險性并重的監管格局。另一方面，應在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的統一協調領導下，加強與證券業、保險業等不同監管部門的協調聯動，消除監管真空，真正實現監管全覆蓋。三是切實推行逆周期監管理念。當市場形勢向好時，加強監管，防止銀行機構過快擴張，重視審慎經營；當經濟發展下行時，鼓勵銀行機構加大資金扶持力度，適度有效擴大服務實體經濟覆蓋面。
【關鍵詞】 銀行業 市場營銷 經濟環境競爭環境
一、前言
銀行是以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為經營對象，從事貨幣和信用經營活動的特殊服務企業，較之一般工商企業有其特定的職能和特點，其職能可概括為：(1)信用中介職能；(2)支付中介職能；(3)信用創造職能；(4)金融服務職能。這些職能決定了銀行市場營銷的含義是銀行以金融市場為導向，通過運用整體營銷手段，以金融產品和服務來滿足客戶需求和欲望的管理過程。商業銀行的市場營銷是以市場需求為出發點，包括市場分析、制定計劃、組織實施和管理的一個過程。
二、銀行市場營銷的環境分析
銀行作為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不能在真空中運行，而是無時無刻不與外部社會發生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銀行制定營銷策略不僅要分析市場，還應認真研究市場營銷環境，使企業營銷策略與其環境因素相一致。所謂市場營銷環境是指對銀行經營活動產生影響的所有外部因素的總和。它是銀行制定營銷策略并開展一切經營活動的基礎。它分為宏觀營銷環境和微觀營銷環境兩方面。
1.宏觀營銷環境
(1)經濟環境。通過對經濟發展狀況、商品市場的情況、產業周期的變化、通貨膨脹情況等經濟形勢的分析，找出有利于或制約營銷業務的因素，把握未來的變化趨勢。對居民收入的變化、居民家庭支出模式的變化、居民儲蓄和消費信貸情況的變化等家庭收支狀況分析，從而確定金融市場容量和購買力的大小。
(2)政策法律環境。通過對經濟政策和計劃的研究、分析，確定銀行未來的資產業務規模和方向；通過對財政預算政策和財政收支狀況的分析，預測未來銀行資產負債業務的變化趨勢：通過對金融政策和法規(主要是信貸貨幣政策、利率政策等)的研究，預測銀行未來業務變化趨勢，規范業務行為。
(3)人口環境。通過對人口數量、教育程度、年齡結構、人口增長、地理分布及地區間流動等因素的分析，預測金融市場的資金流向和規模。
(4)社會文化環境。通過對社會成員的道德規范、風俗習慣及行為方式等方面的分析，找出對銀行市場營銷策略和工作方式的影響。
(5)技術環境。通過對電子計算機技術和現代化電訊設備的研究，分析由此帶來的新的市場機會、金融創新能力、新的分銷渠道和新的服務功能對目標市場的影響。
2.微觀營銷環境
(1) 銀行客戶。通過深入了解客戶需求特點及變化趨勢，為市場細分、選擇目標市場并最終制定營銷組合策略奠定基礎。
(2)競爭對手。通過對金融市場潛在進入者的數量、現有競爭對手的營銷活動情況、競爭對手占有市場的大小、競爭對手在客戶心目中的形象等方面的分析，了解競爭對手的優勢和劣勢及其營銷策略的特點，根據自身資源條件，確定合理的競爭策略。
(3)社會公眾。通過對媒介公眾、政府公眾、一般公眾、內部公眾等不同層次利益趨向和關注重點的分析，找出符合各類公眾利益，并能得到理解、支持的營銷策略。
三、目標市場策略
銀行的目標市場策略即如何在對金融市場細分的基礎上，確定自己的目標市場，并根據商業銀行自身特點和競爭要求，做好其金融產品的市場定位工作，因此它包括三個方面。
1.市場細分。這是根據客戶對金融產品(或服務)需求的差異，以及由此導致的客戶購買行為和購買習慣的不同，將銀行客戶整體劃分為不同顧客群的過程。其中每個顧客群就是一個細分市場，整體市場經過細分后，就分成若干個子市場。不同細分市場之間顧客需求有明顯的差別，但同一細分市場內部顧客需求卻有相似性的特點。
2. 市場定位。是指在對細分市場顧客群和競爭對手充分理解，并對自身優勢和資源充分認識的基礎上，確立商業銀行及其產品在市場之中的位置，以適應顧客特定的需要和偏好。定位就是要設法建立一種競爭優勢，以便在目標市場上吸引更多的顧客，能為盡可能多的客戶接受和認同，使其在市場中具有持久的競爭優勢。
3.市場選擇。目標市場選擇是在對金融市場細分基礎上，根據自身優勢和資源產品特點、各細分市場需求情況、以及競爭對手的優劣勢所確定的特定細分市場，作為自己的主要客戶群體，并全力滿足其對金融產品和服務的需求的過程。目標市場的選擇，可以是少數幾個細分市場或多個細分市場，也可以是整個市場。
四、市場營銷策略
1.產品策略。產品策略是根據自身資源、優勢及客戶需求，通過產品開發和產品組合的手段，擴大經營范圍，調整產品結構，吸引現有市場之外的客戶，提高現有市場的容量，降低提供同樣的或類似的服務的成本的競爭行為。
2.定價策略。價格是代表銀行產生利益的唯一要素，在銀行的整個市場營銷活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制定產品或服務的價格時，又必須兼顧政府金融政策、顧客特點及競爭需要。銀行的產品價格可分為有形產品價格(存、貸款)，無形產品價格(中介服務)。有形產品定價往往受政策、法規及競爭對手價格限制而很難發揮價格優勢；無形產品價格則需根據不同的追求目標即生存目標、當前利潤最大化目標、市場份額領先地位目標、服務質量領先目標，并充分考慮政策、成本(盈利性)、風險、客戶需求(購買力)、綜合收益、競爭對手價格等因素，確定能達到目標的合理價格。
3.分銷渠道策略。分銷渠道策略是銀行通過何種方式，將自己的產品或服務方便快捷地提供給其目標市場的顧客。通過分銷，能夠提高銀行服務的可用性或便利性，從而增加其使用或從使用中增加收入。隨著銀行業中各種因素的變化，銀行產品和服務的分銷渠道也越來越復雜和趨多元化。只有適應市場需要，不斷增加新的分銷渠道，才能增強銀行提供服務和產品的能力。
4.促銷策略。促銷即促進銷售，指銀行不能消極地坐等顧客要求服務，而應將自己的市場營銷工作進一步推向深入，將本銀行及銀行的產品和服務的特色及優勢主動介紹給目標市場的客戶。產品促銷是決定銀行顧客多少、營業額大小和市場份額高低的一個不可或缺的要素。
5.營銷管理策略。營銷管理就是通過創造、建立和保持與目標市場之間的有益的交換和聯系以實現組織的各種目標而進行的分析、計劃、執行和控制的過程。從市場營銷管理的全過程看，應包括設立專門的市場營銷研究開發評價機構，配備專門的人才，建立營銷管理評價與調控體系，對確定的營銷目標根據策略執行時的環境、結果變化進行動態計劃管理，以確保營銷策略及組合的最優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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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市場結構；銀行業；高管薪酬；股票薪酬
中圖分類號：17275.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0)09-0114-07
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美國企業CEO的薪酬具有四個特點：水平更高、增長更快、更多地使用股票薪酬(stock-based compensation)、高管薪酬與中層經理人員的差距更大。Abowd和Kaplan的研究發現，1996年，對于相同規模企業，美國CEO的總薪酬是其英國同行的1，9倍，德國的2.5倍，日本的3.1倍。在增長速度方面，1984―1996年期間，對于年銷售收入2―5億美元的企業，各國CEO薪酬增加的幅度分別為：美國1.1倍，英國0.9倍，德國0.3倍(關于日本的數據缺失)。在薪酬結構上，根據Murphy的統計，美國企業更喜歡使用股票薪酬，英國CEO的股票薪酬在總薪酬中所占的比例不及美國CEO的一半，而德、日兩國則基本上不使用股票薪酬。另外，Abowd和Bognanno發現，雖然相對于其他OECD國家，美國的CEO享有更高的薪酬，但是這種“紅利”卻僅限于高層管理人員，中下層經理的薪酬與其他國家大致相當。Abowd和Kaplan利用1996年的數據，發現在美國企業中，CEO的薪酬大約為制造部門經理薪酬的17倍，而這一比值在其他幾國分別為：英國12倍、日本8倍、德國4倍。
為什么在這些國家之間，CEO的薪酬會呈現出如此明顯的差異?特別是，美英兩國在法律制度、公司治理結構、金融體系等方面都比較接近，為什么它們在高管薪酬的水平和結構上卻有這么大的差異?
近年來，企業高管的薪酬問題也成為我國學界和民間所關注的一大熱點，針對中國企業高管的薪酬水平、決定因素以及高管薪酬對企業經營績效的影響等方面，中國經濟學者做出了較多的分析。本文希望通過對高管薪酬的國際比較，對理解國內高管薪酬提供一些參考。同時，考察銀行業市場結構與企業高管薪酬之間的關系，對于我們理解金融體系在整個經濟系統中的作用，也具有一定的價值。
一、理論、假說和計量方法
銀行業的市場結構對企業CEO薪酬的影響是通過市場結構對銀行的信息傳遞能力的影響來實現的。
1.兩種信號情形下的薪酬結構
對于上市公司來說，高管的努力水平有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是財務業績，二是公司的股市業績(股價表現)。除了高管的努力之外，財務指標和股票價格各自也會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比如，其他管理人員的配合、市場條件的變化將會影響到企業的財務業績，而投資者預期和宏觀經濟政策的變化等因素也會對企業的股票價格產生沖擊。
由于財務指標和股市表現都包含了有關CEO努力程度的信息，而它們的決定因素又不完全相同，根據Holmstrom的著名原理，為了使企業對CEO的激勵達到最佳的效果，CEO的薪酬應該與這兩種指標都掛上鉤。與財務指標掛鉤的薪酬一般采取紅利的方式，它與固定工資統稱為“貨幣薪酬”；與股價掛鉤的薪酬一般采取受限制股票或股票期權的方式，也就是前面所說的“股票薪酬”。并且，某種指標所含的噪聲越大，企業對該指標的倚重就越少，而對另一種指標的倚重就越多。這樣，CEO薪酬對高噪聲指標的敏感度就較小，而對低噪聲指標的敏感度就較大。
2.銀行業市場結構對企業CEO薪酬的影響
對于企業的經營狀況，銀行擁有與企業(董事會)不同的信息，這些信息可以通過某些途徑傳遞給后者。企業利用這些信息，可以剔除財務指標中所含噪聲的干擾，更為有效地對其進行解讀，這樣，企業對股價信號的依賴減少，從而使高管薪酬對于股市業績的敏感性減弱。
由于我們考察的是上市公司，這些公司要么是大企業，要么是風險較高的創新型企業，所以，對其提供貸款的銀行一般也是大銀行。在這種情況下，銀行業的市場集中度越低，大銀行的規模就越小，其信息來源就越窄，在信息收集和處理上的投入就越小(假設信息收集和處理在一定范圍內規模報酬遞增)，因此掌握的企業信息和行業信息(包括貸款企業的上下游企業和同行企業)就越少。在信息傳輸渠道給定的情況下，企業董事會從銀行得到的信息就越少，高管薪酬對于股市業績的敏感性就越強。在股市持續上漲的情況下，由于薪酬結構調整的時滯(薪酬的調整有成本，相當于“菜單成本”)，股票薪酬在總薪酬中所占的比例就越高，總薪酬的水平和增長速度也就越高。
3.假說
根據上面的分析，我們有以下三個假說：
假說1在股票市場持續上漲的時期，銀行業的市場集中度越高，高管的薪酬水平就越低；反之則就高。
假說2在股票市場持續上漲的時期，銀行業的市場集中度越高，股票薪酬在總薪酬中所占的比例就越低；反之則就高。
假說3在股票市場持續上漲的時期，銀行業的市場集中度越高，高管總薪酬的增長幅度就越小；反之則就大。
根據Homstrom以及Lazear和Rosen的理論，對于中下層經理的激勵，通過企業內部同一層級的經理之間的業績比較就能夠較好地實現，基本上不需要和同行業的其他企業進行比較，更不需要考慮股價信號。所以，銀行的信息傳遞對企業中層管理人員的薪酬基本上沒有影響。因此，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各國企業的中層管理人員的薪酬水平基本上差距不大。根據前面對高管薪酬的討論，我們有以下假說：
假說4在股票市場持續上漲的時期，銀行業的市場集中度越高，企業CEO和中層管理人員的薪酬差距越小；反之則越大。
4.計量方法
影響企業CEO的薪酬的其他因素還有很多，比如企業規模、股權結構和治理結構、產業特征以及投資項目的特征、資本結構和債務結構以及CEO本身的個人特征等等。而決定一個國家或地區銀行業市場結構的因素，則可能包括市場的規模(國家的大小)、經濟發展的階段以及政府的管制等等。因此，決定CEO薪酬的結構和水平的因素基本上都是微觀層面的，而決定銀行業市場結構的因素大都是宏觀層面的，銀行業的市場結構與影響企業CEO薪酬的其他因素之間并不存在相關關系。也就是說，在我們的計量分析中，關鍵解釋變量――銀行業市場結構基本上不存在內生性問題。因此，在后面的計量分析中，我們使用OLS方法。
二、數據
1.數據來源
CEO薪酬的國別數據全部來自于文獻；銀行業市場結構數據則來自于Bankscope數據庫。
CEO薪酬數據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薪酬結構和總薪酬水平。該數據引自Murphy的論文，涵蓋了23個國家或地區，包括1997年各國企業的CEO的總薪酬水平和股票薪酬(主要是股票期權計劃)在總薪酬中所占的比例。在這23個國家中，有11個是發達的歐美國家，另外包括2個大洋洲國家、5個東亞國家(地區)、4個拉美國家和1個非洲國家。這些薪酬數據均按當年的匯率計算，所調查企業的規模大體相當，年銷售收入都在2，5億美元左右。在Murphv的原文中，薪酬結構是用圖形表示的，我們將其轉換成了數值，所以存在一定的誤差。但是，這種誤差對于我們所進行的跨國比較不會有實質性的影響。(2)總薪酬增長率。該數據來自Abowd和Kaplan的論文，包括10個OECD國家在1984年和1996年的CEO總薪酬，所含企業的年銷售收入在2―5億美元之間(以1998年的購買力平價計算)。(3)CEO和中層管理人員之間的薪酬差異。這一數據仍然來自Abowd和Kaplan的論文，一共包括12個OECD國家。薪酬差異表示為CEO平均薪酬除以生產主管平均薪酬之后所得到的比值。同薪酬結構數據一樣，在Abowd和Kaplan的原文中，薪酬差異數據同樣是用圖形表示的，我們將其轉換成了數值形式。
我們主要關注1997年各國排名前五位的銀行在貸款總額中所占的比重(用“R5”表示，下同)。在我們進行比較的23個國家中，有一些小國(比如新西蘭和新加坡)，對這些國家，也許用R3能夠更為有效地刻畫其市場集中化的程度。但是對于美國這樣的大國，用R10可能更好。為了兼顧各國的規模，我們選擇介于二者之間的R5。
2.數據描述
表1對數據進行了詳盡的描述。總的來說，盡管企業的規模大體相同，但是各國之間在CEO薪酬上卻存在很大的差異。在總薪酬方面，美國遙遙領先于其他國家，其次是巴西、香港和新加坡，相比之下，英國、德國、日本和瑞典等國CEO的薪酬就要低得多。這一現象與其他文獻的發現是一致的，比如，Conyon和Murphy發現，在控制了企業規模和產業等因素之后，美國企業CEO的現金薪酬和總薪酬分別比其英國同行高45％和190％。
在薪酬結構方面，各國之間的差異甚至更為懸殊。美國企業CEO的股票薪酬在總薪酬中的份額達到了28％，英國17％位列第二，而在德國、日本、瑞典等7個國家，CEO的股票薪酬所占的份額全都為0。在其他國家，比如澳大利亞、瑞士和意大利，股票薪酬所占的比例也很低。
在總薪酬的增長速度方面，1984―1996年這12年間，美國企業CEO的總薪酬增長了109％，英國企業也增長了92％，遠遠高于其他8個國家。增長速度最低的是瑞士和德國，分別只有29％和27％。這些數字如果轉換為年增長率，則美國企業是6％，而德國企業只有2％。
在CEO和中層管理人員的薪酬差距上，美國最高，為16.3倍，其次是英國和加拿大，他們的差距也都超過了10倍。差距最小的是比利時和瑞典，都只有3.5倍。德國和荷蘭也很低，都沒超過5倍。而日本則以7.6倍的水平居于中間位置。
在銀行業的市場結構方面，各國之間的差異也很大。市場最為集中的是瑞典，其最大的5家銀行在貸款市場所占的份額(R5)達到了96％。其次是新西蘭和瑞士，他們的R5指標也都超過了90％。德國、比利時等國的銀行業也比較集中。銀行業最為分散的是美國，其R5只達到25％，遠遠低于其他國家。
三、銀行業市場結構對企業CEO薪酬的國際差異的解釋
1.銀行業市場結構對CEO薪酬水平的國際差異的解釋
圖1是以比表示的銀行業市場結構和CEO薪酬水平的散點圖，橫軸表示銀行業市場集中度，縱軸表示總薪酬。從圖1來看，銀行貸款的市場集中度與企業CEO薪酬水平之間存在著一定的負相關關系。回歸結果是：
其中，括號中為標準誤差(下同)。從式(1)看，銀行業市場集中度對企業高管的薪酬水平有負向的影響，但是這種影響在統計上并不顯著。
有大量的文獻發現，公司的所有權結構和董事會結構對高管薪酬有著重要的影響。東亞國家在這兩個方面都與其他國家有著較大的差異。Claessens等人發現，在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和馬來西亞的企業中，存在著普遍的家族控制和家族管理。企業的最終控制權都比較集中，因此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程度不是很大。這一現象可能有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是股東更容易監督高管，因此高管所得到的租金就比較少，這種情況下，高管的薪酬就比一般情況下的低；另一方面，在這種由家族控制的集中所有權下，也容易出現大股東侵犯小股東利益的現象，由于家族成員占據著企業的高管職位，這種侵犯可能通過提高高管的薪酬水平來實現，這種情況下，高管的薪酬就比一般情況下高。除此之外，在韓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這三個國家，企業要受到政府強有力的控制，這對于高管的薪酬也會有很大的影響。Prowse發現，在另外一個東亞國家日本，大量的企業由財團控制，這些企業的CEO薪酬要比獨立企業低得多。
考慮到以上因素的影響，我們將這5個東亞國家和地區排除掉。剩下18個國家的散點圖見圖1(b)，其回歸結果如下：從回歸結果來看，銀行業的市場集中度對企業CEO的薪酬水平有著顯著的負向影響。前五位銀行所占的貸款份額每上升1個百分點，將導致各國CEO的總薪酬平均減少1，339％。如果某國CEO的平均薪酬與23國的平均水平持平(46.2萬美元)，那么，其銀行業市場集中度R5每上升1個百分點，該國CEO的平均薪酬將減少0.6萬美元。另外，在控制了企業規模之后，僅R5這一個變量就可以解釋這18個國家之間CEO薪酬水平差異的57.6％，這說明銀行業市場集中度對企業CEO薪酬水平的影響是很大的。因此，假說1在這里得到了支持。
2.銀行業市場結構對CEO薪酬結構的國際差異的解釋
在圖2中，縱軸是股票薪酬在CEO總薪酬中所占的比例。總體來說，銀行業的市場集中度和薪酬結構之間存在一定的負相關關系。下面是回歸結果：
從式(3)可以看出，銀行業市場結構對CEO薪酬結構的影響在統計上并不顯著。同前面一樣，其原因可能是除了銀行業的市場結構以外，還存在影響企業CEO薪酬結構的其他重要因素，由于我們沒有控制這些因素，所以估計出來的結果就是有偏的。
同薪酬水平一樣，薪酬結構也會受到企業的
所有權結構的影響。正如前面所說，在韓國、新加坡、香港和馬來西亞的企業中，存在著普遍的家族控制，企業的最終控制權都比較集中。另外，在韓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政府對企業有強力的行政干預。而在另一個東亞國家日本，1997年5月以前，法律禁止企業對高管實行股票期權計劃。
考慮到這些因素的影響，我們將5個東亞國家和地區排除。剩下18個國家的散點圖見圖2(b)，其回歸結果為：
從回歸結果來看，銀行業的市場集中度對股票薪酬在CEO總薪酬中所占有的比例有著顯著的負向影響。前五位銀行所占的貸款份額每上升1個百分點，將導致股票薪酬在CEO總薪酬中所占有的比例平均減少0.295個百分點。同時，在控制了企業規模以后，R5解釋了這18個國家之間CEO薪酬結構差異的50％，這說明銀行業
4.CEO和中層管理人員的薪酬比與銀行貸款市場集中度的關系
圖4是12個OECD國家的CEO和生產主管(MO)的薪酬比與銀行貸款市場集中度的散點圖，回歸的結果為：市場集中度對企業CEO薪酬結構的影響是很大的。因此，假說2在這里得到了支持。
3.CEO薪酬增長率與銀行貸款市場集中度的關系
在圖3中，縱軸是CEO總薪酬在1984―1996年間的增長幅度(12年間總的增長幅度，而不是年增長率)，兩者之間存在明顯的負相關關系。回歸結果如下：
從式(6)我們可以看出，銀行業的市場集中度對CEO薪酬增幅有著顯著的影響。前五位銀行在貸款總額中所占的份額每上升1個百分點，將導致CEO薪酬在1984―1996年的增幅平均降低1.124個百分點。另外，在控制了企業規模之后，僅僅銀行業市場集中度這一個變量，就可以解釋這10個國家之間CEO薪酬增幅差異的80％。這一結果與我們的預期一致，但是其擬合優度如此之高，則出乎我們的意料。
由式(7)可以看出，CEO與生產主管(MO)的薪酬比與銀行貸款的市場集中度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銀行業市場集中度Rs每上升1個百分點，將導致薪酬比平均減小13.264個百分點。僅銀行業市場集中度這一個變量，就可以解釋這12個國家之間CEO和中層管理人員薪酬比的差異的55％。這一結果與我們的預期一致。
這主要是由于在銀行業的市場結構集中的國家，銀行的信息傳遞能力強，企業CEO的薪酬對股價的敏感性低，在股市上漲時期所得到的貼水(premium)就少，所以CEO和中層管理人員的薪酬差距就小。
四、總結
經濟一體化、金融全球化已經成為一種世界趨勢，并且正在向縱深發展，其影響力對全球經濟越來越大。在經濟一體化、金融全球化過程中，跨國銀行的出現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跨國銀行的身影無處不在，不僅發達國家，許多發展中國家為了本國經濟的發展、參與國際經濟金融競爭、利用世界金融資源，都在極力開放本國銀行業市場，引進外資銀行，廢除禁止外資銀行兼并本國銀行的法律限制。
我國銀行業對外開放的典型特征是允許外資銀行在我國境內設置機構和辦理銀行業務。國內銀行走出國門設置機構和辦理業務的情形并不多見，還沒有形成一定的規模。伴隨著我國改革開放政策的推行，1979年我國拉開了銀行業對外開放的序幕。首先是允許外資銀行在華設立代表處，然后是有限制地允許外資銀行在特定地域設置營業性機構、開展特定銀行業務，并逐步放開外資銀行進入的方式和渠道。2001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外資銀行進入我國銀行業市場的步伐明顯加快。概括起來有四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國一系列有利于外資金融機構的管理規章制度相繼頒布，并按照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逐步落實，消除了外資銀行進入我國的法律和制度限制障礙。2002年，國務院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隨后中國人民銀行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實施細則》。銀監會成立后，2003年12月了《境外金融機構投資入股中資金融機構管理辦法》，以部門規章形式從資產規模、資本充足性、盈利持續性等方面明確了境外投資者的資格條件，同時經國務院批準調整了投資比例，將單家機構入股比例從15%提高至20%，所有機構入股比例從20%提高至25%。二是我國這幾年的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穩健發展，投資環境(包括金融投資環境)大為改善，國家信譽度大幅提高，給外資銀行以巨大安全感。三是我國龐大的市場產生的巨大市場賺錢效應對外資金融機構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四是我國商業銀行改革向縱深發展，為外資銀行尋找獲利機會、進行全球戰略布局、快速進入我國銀行業市場提供了便利機會。這些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是使外資銀行在我國銀行業的滲透越來越深，市場份額逐步擴大，其影響力也逐步提高。
外資銀行進入我國銀行業市場的方式，包括以下幾種：一是設立代表處，二是設立獨資營業性分支機構，三是成立合資銀行機構，四是股權投資，五是與中國銀行業機構開展業務合作。特別是近兩年我國銀行領域出現了一波比較壯觀的外資銀行參股中資銀行的景象。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共有22家外資銀行通過不同的形式參股17家中資銀行，參股總資本占我國銀行業總資本的15%。僅僅在2005年的四個月里，就有多達130億美元的外國資金投入中國銀行業。
2002年至今，外資銀行進入加速發展期，在華外資銀行增加了52家，營業性機構達到225家，已有105家外資銀行機構獲準在中國25個城市經營人民幣業務，并且61家獲準經營中資企業人民幣業務。資產增長了1.08倍，截至2005年8月已達815億美元，約占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資產總額的2%。外資銀行已成為中國銀行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目前來看，外資銀行進入以后我國銀行業市場格局沒有明顯變化，但我們不可忽視其發展在后WTO時期可能對我國銀行業市場產生的重大影響。
二、后WTO時期我國銀行業市場格局變化趨勢
(一)我國銀行業市場的國際化程度將會明顯提高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銀行業市場已經徹底改變了單一的國有獨資銀行一統天下的格局，不僅新增設立了股份制銀行、成立了城市商業銀行和農村商業銀行，而且還引進了大量的外資銀行，設立了中外合資銀行。在股份制銀行中，其資本構成也不再是單一的國內資本，還引進了國外資本，尤其是配合我國國有銀行的改革，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工商銀行都引進了國外戰略投資者，許多銀行的高級經營管理層都有外資銀行的代表，銀行業市場涌現了許多國際金融市場上才有的金融服務和金融產品。可以預見，外資銀行在華設立的營業性分支機構、入股國內商業銀行的資金、與中資銀行的合作領域和范圍、業務開拓領域和規模、新型金融服務和金融產品、高層次銀行經營管理人才的派出等都將大幅提速，從而大大提高我國銀行業市場的國際化程度。這無疑會極大地推動我國經濟的國際化進程，增強我國銀行業整體的國際競爭力。
(二)我國銀行體系將更趨穩健
在單一的國有銀行股權格局下，法人治理結構不健全，決策、執行和監督程序不完善，而且基本上所有的銀行經營都具有高度同質性，都處于政府的保護之下，經營壓力明顯不足，競爭效率喪失，所。有商業銀行的經營狀況可能會跟隨經濟周期的波動而波動，抵御風險的能力偏弱。銀行業對外開放以后，這種狀況將會有重大變化。外資銀行的進入，并不一定會出現有人所想像的我國銀行業將不堪一擊，我們認為，恰恰相反。銀行業對外開放，在我國銀行體系中增加了更多的國際化元素，市場參與主體的增加，競爭效率將會逐步顯現，會分擔來自不同領域的風險因素，減輕政府挽救危機銀行支付成本的壓力。同時，外資銀行進入以后，會產生巨大的示范引導效應，推動我國銀行改革和經營管理能力的提高，這無疑將大大提高整個銀行體系的穩健性，有利于整個銀行體系的健康發展。
(三)外資銀行進入我國的方式將呈現多元化趨勢并會做戰略調整
從過去20多年外資金融機構在我國的發展歷程看，外資銀行進入我國銀行業市場的方式是多元化的。但是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外資銀行進入我國銀行業市場不可能仍然按照原來的方式有節律地進入，其進入的重點可能發生一些變化。應該說外資銀行進入我國銀行業市場以后，對我國銀行業市場環境逐步熟悉，摸索出了一些經驗，必然會按照外資銀行的整體發展戰略做出相應的調整。外資銀行入股我國商業銀行只能是階段性的戰略投資，其經營重心仍然只能在自己的在華分支機構上。根據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2005年10月的一份調查報告分析，外資銀行進入中國的策略已經悄然發生變化。他們從2005年3月開始，對進人中國內地市場的35家外資銀行進行了調查，雖然外資銀行對中國市場充滿了信心，但是以什么方式進入中國做出了比較明確的答案，調查結果顯示，“自我發展”為首要戰略擴張手段，其次是與內地的商業銀行建立合資股份公司，與四大國有銀行的“伙伴戰略”僅位列第三，并被認為僅是近期內較為重要的選擇。所以，我們不能僅僅看到近期外資銀行的入股浪潮，還應看到后WTO時期其可能發生的變化
以國有商業銀行為基礎改組而成的新型股份制銀行仍然是我國銀行業的主體，屬于大型銀行類別，仍舊會占據壟斷地位。一些股份制銀行(尤其是有外資參股的股份制銀行)也將會有一個比較好的發展時期，這類中型銀行變化不大。小型股份制銀行和絕大多數城市商業銀行的經營顯得比較困難。外資銀行將是一個重要的市場力量而不可忽視。外資銀行的進入無疑增加了新的競爭因素，包括新的市場競爭者的加入、含有外資股份的國內商業銀行競爭力的提高、國內其他商業銀行的發展等。同時我們不可忽視的是，我國銀行業全面開放的日期已臨近，外資銀行的經營地域和業務經營范圍都將有更多的選擇，可預見的是中、外資銀行的競爭會是全方位的。因此我國銀行業的市場份額必然將被重新劃分，外資銀行的市場份額會有一個明顯增長期。從已有的信息我們發現，外資銀行的人民幣業務的市場份額相比外匯業務可能有一個顯著提高(比如在上海的外資銀行2006年上半年，人民幣貸款增長額占本外幣貸款增加額的七成左右)，外資銀行的贏利渠道不可能主要依靠傳統的存、貸款利差，而將會依靠強大的產品創新能力在中間業務方面實現突破，針對個人客戶的高端理財服務會占據相當大的份額。我們已經注意到，外資銀行加快了人民幣衍生業務發展的步伐，目前上海已有21家外資銀行推出人民幣衍生產品，有7家外資銀行向上海銀監局遞交了代客境外理財，4家外資銀行遞交了代客境外理財托管業務。此外，外資銀行還加大了包括保險托管、基金托管和保險等中間業務的開發力度。另有3家外資銀行獲準開辦網上銀行業務。這種發展態勢并不意味著中資銀行的絕對衰退，而是整個銀行業的發展會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將把我國銀行業市場這塊“蛋糕”越做越大，只是市場份額的占比發生了變化。
(四)外資銀行進入我國的步伐將會根據我國經濟發展的波動和其全球發展戰略進行適當調整，不可能持續快速大幅度地擴大
外資銀行進入我國銀行業市場是一個必然的發展趨勢。我們估計在前期出現以后，近期不會再持續快速增加，會有一個相對平衡期。因為我國銀行業市場盡管在迅速擴大，但是市場畢竟是有限增長，銀行業的發展也會隨著我國經濟發展的周期而出現波動，而且外資銀行的發展，并不是只盯著中國一個市場，其眼光是全球市場，哪里有贏利機會就會將資本和業務重心投向哪里。根據銀行業經營贏利周期的規律看，一般是從虧損開始，然后過渡到持平、逐步贏利到贏利穩定期，最后進入困難期。具有敏銳戰略眼光的投資者，當其經營進入穩定期的時候就已經開始考慮投資經營的轉向了。所以說，投資者是不可能死守一個市場的。已經進入我國的外資銀行，經過多年的奮斗，其經營已逐步進入了贏利期，只不過還沒有達到收回全部投資的時候。所以最近若干年，外資銀行在我國仍然會有一個相對快的發展時期，但是不可能持續。我們應該準確判斷銀行業發展趨勢，跟蹤分析投資者的行為變化，及時調整監管策略，以保證我國銀行業市場的平穩發展。
(五)外資銀行進入我國銀行業市場將會有一個戰略布局和調整期
外資銀行經營的地域范圍限制、業務種類限制和投資資本額的限制是我國銀行監管當局的一個重要武器，其目的是保證我國銀行體系的穩定，發展民族銀行業。在我國銀行業對外開放政策有節奏的控制下，外資銀行進入我國，一般都是在我國經濟比較發達的東南沿海地區和沿江中心城市。我們發現，外資銀行在這些地區的機構、投資入股的商業銀行所在地、業務開展重心以及業務合作伙伴基本上都聚集在這些地方，尤其是上海、北京、深圳等地。根據一般發展規律推測，外資銀行一旦完成在東南沿海和經濟發達地區的布局以后，可能會將重心向東北及內陸地區擴展，可能會將在我國投資的各種機構進行重新整合。特別應該注意的是，外資銀行在我國大型銀行和中型股份制銀行的投資布局完成以后，下一個目標有可能是條件比較好的城市商業銀行，對此，國內商業銀行和監管當局應有充分準備。
三、政策建議
我國銀行業市場引進外資銀行是我國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步驟和環節，是一個長期的國家政策，而非單一的銀行改革措施。外資銀行進入以后對我國銀行業市場的影響將是全面而深刻的，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和準備充分的應對政策。
(一)向外資銀行開放應該堅持循序漸進的政策
從中國銀行業對外開放的過程可看出，中國銀行業的對外開放是漸近式的、分階段進行的，始終在國家嚴格控制下有序進行。這是保證對外開放政策取得成功的一條基本經驗。主要步驟是：首先是允許外資銀行在華設立代表處；其次是允許設立營業性經營機構，而且設立門檻很高，審批極為嚴格；再次是逐步放開經營業務范圍和地域，先是外匯業務，然后是人民幣業務，先是公司業務，后是個人業務，先在經濟特區，后擴大到沿海開放城市，再擴大到內地中心城市。這種改革思路不能變，不能因為外資投資意愿強烈而放松原則。當然我們也要注意，在后WTO時期，應盡可能充分利用WTO的規則，避免過度的行政控制可能引起的貿易摩擦和糾紛。
(二)進一步完善法律法規，加強對外資銀行的監管
在銀行業對外開放過程中，我國金融管理部門出臺了許多對外資銀行市場準入、業務經營等方面的管理法規和條例，既保證了銀行業對外開放的順利推進，又限制了推進的速度、廣度和深度。法律、法規的及時跟進保證了改革的穩定性。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外資銀行進入我國的速度非常快，對我國銀行業市場、銀行業結構、銀行業監管及貨幣政策傳導等許多方面都帶來了許多未預見的影響，對此我們應該提前做好必要的準備，進一步完善法律、法規。中國人民銀行和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應該通力合作，加強日常檢查、監督管理，監測其資金流量、流向和結構變化，利用各種政策工具引導其行為，將外資銀行納入我國貨幣政策傳導體系，以充分發揮外資銀行的積極作用，保證我國金融業的穩健運行。
(三)引進外資銀行應把握好尺度
我們應認識到銀行業在國民經濟中具有特殊的地位，關系到經濟安全和政治安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經濟金融控制權不能落在外資手上。國外也有類似的做法。比如根據新加坡銀行法規規定，如果一家銀行的控制權在外國政府或政府機構手里，新加坡政府就不會批準這家銀行在新加坡開展銀行業務。美國政府雖然標榜是完全的自由經濟，但是對于一些自認為有可能損害國家利益的行業(如金融、石油、IT行業等)對外資仍然設置了重重障礙，對國內企業實行保護。因此對外資銀行進入我國銀行業市場應該把握好一定的尺度。對外資銀行的入股比例、入股條件、引進外資銀行的標準需要進一步明確和規范，應確保我國大型銀行(國有商業銀行)的控制權不落入外資手中，國家應掌握大銀行的絕對控股權，必要的時候也可采取措施適當放慢引進外資銀行的速度和規模。今后應鼓勵外資銀行向東北和西部投資。對于已經進入的外資銀行，應該實現中外資銀行的平等對待，取消外資銀行的超國民待遇，同股同利，同樣的稅收政策和股利分配政策。
(四)密切關注外資銀行進入以后的不平等競爭
外資銀行進入引起我國銀行業市場競爭是可預見的，競爭可以打破壟斷，提高銀行業經營效率。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引進外資銀行可能引發新的不平衡競爭。這主要表現在：同一外資銀行在我國有多家自己的分支機構，并且又同時投資入股多家國內金融機構。如：匯豐銀行在上海、深圳、北京、大連、廣州、青島、天津、武漢、廈門等地設立了分支結構，又參股了我國交通銀行和上海銀行；花旗銀行在上海、深圳、北京、廣州、天津等開設了分支機構，又參股了浦東發展銀行；國際金融公司(1FC)同時參股了興業銀行、上海銀行、南京商業銀行、西安商業銀行和北京商業銀行。這就涉及到不同機構之間的利益平衡問題。可能出現的情況是，為了外資整體集團的利益，可能將利益向自己的分支機構轉移和輸送，而損害所投資的國內銀行的利益，或者為了保證某一機構的利益而損害其他機構的利益，或者不同外資參股的商業銀行在外資的主導下，結成聯盟與其他商業銀行競爭，更為可怕的是外資是否會將在入股前后所獲取的內部信息透露給自己的機構，造成競爭的不公平。這是我們需要特別注意的。
利率市場化是對中國銀行業的考驗
在市場環境下，利率是資金的價格，由市場供求決定，并隨著市場供求而波動。資金的特殊作用和它對經濟社會的影響，使得利率變動的敏感性極高，這不僅會給銀行等市場主體的預期經營收益帶來影響，還會導致整個經濟運行的波動，這種影響和波動就是利率的作用。嚴格的利率管制雖然比較公平、比較穩定，但也嚴重影響經濟社會運行的效率和資源配置及利用的效率。
盡管利率市場化是發揮市場機制來配置社會資源的重要方式，可以提升市場效率，但由于利率市場化會使社會資金價格的變動更加頻繁，走向更難預測，有可能會對經濟運行和社會生活帶來較大的負面影響或沖擊。因此不少國家對利率管制都比較嚴格，即使是美國、日本、歐洲等市場化程度很高的國家對于利率市場化也是十分謹慎。從一些國家的實踐情況看，利率市場化改革直接會導致利率波動加大，利差收窄，據統計，美國的利率市場化改革使存貸款平均利差收窄了0.54個點，日本1994年完成利率市場化改革后，存貸利差由1984年的3.15個百分點收縮到1994年的2.33個百分點，減少了0.82個百分點，由此引發了一些銀行的破產倒閉。在一些東南亞國家、拉美國家，利率市場化改革還導致了經濟社會的不穩定，觸發了金融危機或經濟危機，如阿根廷利率市場化改革導致了債務危機。
我國經過三十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利率市場化條件逐步成熟，自1996年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利率放開之后，利率市場化改革不斷向前推進。同業市場拆借利率、外匯存貸款利率早已放開，貸款利率向上浮動和存款利率向下浮動也是放開的，還有一定的貸款利率向下浮動區間，銀行間市場利率、債券市場利率、外幣存貸款利率都實現了市場化定價。只是存款利率的上浮和貸款利率的下浮還受到政策的限制，沒有完全放開，當然這也是對經濟社會影響最大的。現在所說的利率市場化主要是指把存款利率的上浮限制和貸款利率的下浮限制逐步放開，國家不再進行管制。
由于中國銀行業的資產主要是信貸資產，非信貸資產占比較低，銀行的經營收入主要來自存貸利差收益。加快利率市場化的推進步伐，可以促使中國銀行業提升市場競爭能力和經營能力，使銀行的貸款利率不能與存款利率同向同幅波動，每家銀行的存貸款利率水平也會出現差異，但這種波動和差異會直接導致銀行的經營成本上升，利差收窄，收益下降，風險增大。利率市場化作為金融領域的一項根本性變革，是對中國銀行業既有的盈利模式、經營結構、管理水平、創新發展能力的全方位考驗，是對銀行在平衡市場、風險、收益等方面的巨大挑戰。它將深刻改變金融市場現有的分布格局，只有那些經營結構優、管理水平高、創新能力強的銀行，才能經受住利率市場化浪潮的滌蕩和磨煉。
加快調整經營理念和方式
存款是銀行最重要的資金來源，“存款第一”是銀行始終不能動搖的經營策略。在利率管制的情況下，存款利率不能上浮，所有銀行的存款利率都一樣。對存款的市場競爭，主要表現為服務的競爭，銀行只有通過提升服務來爭取存款，誰服務好誰的存款就多，占比就高。在利率放開的情況下，不同銀行的存款利率就會有比較大的差異，這時銀行間對存款的競爭就不僅體現在服務上了，還會更多地反映在吸收存款的價格上。
銀行是存款人與借款人的中介，吸收存款只是銀行獲得收益的工具，是為了把它貸給借款人，以便能從中獲得利差收益。但存款也并非是越多越好，銀行必須要根據借款市場的需求來確定吸收多少存款。借款需求不足，存款利率就會下降，借款需求旺盛，存款利率就會上升，超過借款需求的存款，或高于借款利率的存款不會有市場。利率市場化條件下，存款業務的同業市場占比領先并不一定是競爭力的表現。高成本的存款，可以使存款的市場占比提高，資金來源增加，但不一定能帶來預期經營收益。
由于市場主體并不都是理性的，對未來通貨膨脹的預期也并不都是合理的。對于習慣了在利率管制下經營的銀行，一旦失去了政策的約束，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和生存的壓力，也有可能失去理性，會更多地使用價格競爭手段，不排除采用非理性的競爭來吸收存款，由此只能引發其財務狀況失控，甚至被迫退出市場。因此，中國的銀行業要徹底轉變經營理念，面對市場化的競爭環境，不僅要用價格優勢來吸引客戶存款，更要用服務來吸引存款、用風險管理的優勢來爭取存款，構建起全新的經營模式。
事實上，經營轉型有很大風險，也要支付很高成本。在經營效益較好的情況下，銀行是不會輕易轉型和調整的，只有當經營出現困難、經營效益發生逆轉時，才會考慮經營轉型，才會調整資產結構和經營收入結構。面對利率市場化進程的推進，中國的銀行業必須要加快經營轉型，及時調整經營策略，降低存貸款利差收入在總收入中的比重，增加非利息收入，并要通過經營績效考核評價把這種轉型和調整快速地傳導到下去，以此來調整和規范分支機構的市場營銷導向和經營行為。
利率市場化可以使社會資金配置效率大大提高，存款利率從短期來看會有上升，從長期來看會穩定，但利率市場化不會降低貸款利率，盡管貸款利率的下浮不受管制。更不要以為利率市場化能化解目前困擾我們的小微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它甚至還有可能給小微企業融資帶來更多的壓力，使企業承擔更高的成本。銀行為覆蓋吸收存款的成本，就必須要設法把貸款投向更高收益的領域，而高收益領域大都是高風險領域，包括對小微企業的貸款。還有可能導致更多的銀行信貸資金脫離實體經濟，轉向高風險的虛擬經濟，助長一些領域的泡沫。所以利率市場化不僅會增大銀行的市場風險，還會加大銀行的信用風險。
此外，長期的市場管制和政策保護，使得存款人在銀行的存款從沒發生過風險損失，因此也就根本沒考慮把錢存入銀行會有什么風險問題。利率市場化對存款人的風險意識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存款也是有風險的。高的存款利率意味著要承擔相應高的風險，一旦銀行出現風險導致破產，存款人的存款就有可能出現損失。所以存款人在選擇存款銀行及其存款收益時，必須要進行風險評估和風險識別，確定自身的風險偏好。
強化利率風險的管理
在推進利率市場化的過程中，利率風險問題將會凸現出來，對銀行經營的影響越來越大，能否有效識別、計量、監測和控制利率風險將成為市場競爭的重要因素。所謂利率風險是指利率水平、期限結構等要素發生不利變動導致整體收益和經濟價值遭受損失的風險。
依據現行的會計準則，銀行為賣而買的資產，須計入專門的交易賬戶，而各類存貸款、持有到期債券等業務則要在銀行賬戶中反映。交易賬戶和銀行賬戶必須嚴格分賬核算與管理，不能隨意調整。
中國的銀行業對利率風險還不像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操作風險那么熟悉地進行識別、計量、監測和控制。由于利率風險更具同質性、系統性，其影響更為廣泛，因此對利率風險的管理難度也就更大。尤其是對銀行賬戶的利率風險管理，無論是重定價風險、收益率曲線風險和基準風險，還是期權性風險都將不斷增加，利率風險的表現形式也更加復雜多樣。而從現狀看，多數銀行的利率風險管理基礎仍然較弱，信息管理系統建設不到位，制度流程建設明顯滯后于市場的發展，風險定價能力嚴重不足，還缺乏市場化的利率風險對沖機制和工具。
銀監會雖然已經了銀行賬戶利率風險管理的指引，但實際執行起來還是面臨較多問題。一是對銀行賬戶的利率風險基本是傳統的靜態賬面管理，沒有像交易賬戶那樣進行盯市估值或模型估值這樣實質意義的風險管理，尚未形成一整套銀行賬戶利率風險管理的制度辦法和計量模型，在利率風險的識別、計量、評估、監測、控制等環節更沒有進行有效的量化管理。二是銀行賬戶利率風險與資金營運沒有分離，缺乏有效的內部制約，潛在風險較大。三是銀行賬戶利率風險管理大都采用主要缺口、久期、凈利息收入、模擬等傳統的方法，缺乏有效的利率定價模型和風險計量工具。四是利率風險管理的信息系統和計量模型，主要是從國外商家購買，不僅投資大，而且兼容性差、整合難度大，響應速度慢，缺乏競爭力。
面對利率市場化的挑戰，中國的銀行業要加強對銀行賬戶利率風險的管理，提高風險定價水平和把控風險的能力，實現收益水平與風險承擔的最佳均衡。
首先，完善銀行賬戶利率風險的管理框架，理順銀行內部的利率風險管理體制及相關的運行機制，強化董事會對銀行賬戶利率風險的戰略決策作用。董事會要加強對利率風險的有效監控，根據市場變化以及銀行風險承受能力，對風險偏好、風險管理戰略、經營策略以及資產結構進行必要的調整。明確高管層的職責，完善利率風險管理的部門職能，使管理層能有效貫徹董事會的戰略，制定相關的具體政策、制度和操作流程，建立有效的利率風險分析報告機制、重大風險應急機制，及時應對利率市場化帶來的新情況、新問題、新風險。
其次，根據市場變化以及自身風險承受能力，構建精細且富有彈性的利率風險定價管理體系，維護理性、有序的競爭環境。定價能力就是銀行的競爭能力、盈利能力。根據不同產品的資金成本、發展策略、客戶價值、風險程度和目標利潤來確定定價策略和定價方法。依據不同的期限、不同的流動性來確定存款利率，既要避免由于定價不合理帶來市場競爭上的被動，又要統籌兼顧市場開拓與成本控制，更重要的是提高有議價優勢的業務和產品占比，通過產品創新來提升定價的話語權，尤其是要注重多開發個性化、差異化、適合不同客戶需求的金融產品。盡可能降低利率市場化給銀行經營帶來的風險和影響。
最后，進一步完善利率風險的識別、計量、監測和控制方法，加強對利率風險敞口的準確估值，建立和實施有效的限額管理制度，為利率風險計提充足的資本。在充分研究銀行賬戶利率風險計量方法的基礎上，開發出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銀行賬戶利率風險計量模型與信息系統，建立覆蓋所有銀行賬戶產品的基礎數據庫，實現VaR值計量與分析。按照監管指引、風險偏好以及集中度風險防控等要求，在對利率風險準確識別和估值的基礎上，確定和完善涉及利率風險的各類限額指標，包括凈利息收入限額、敏感度限額、VaR限額以及各個子項限額指標，并將限額逐級分解到每個交易員、每個產品上。
轉變監管方式
隨著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推進，監管部門要做好對商業銀行在利率市場化條件下的監管準備，也要轉變監管方式，采用新的監管要求和指標，強化對銀行利率風險管理的監管。
嚴格銀行賬戶利率風險的資本監管。按現行的資本管理辦法，銀行賬戶利率風險主要采用定性評估的方法，從治理架構、政策流程、計量分析與報告等方面進行管理，沒有采用定量方法對資本進行精確計算，其所依據的數據也主要是基于銀行資產負債的缺口表計算得出的，沒有逐筆的交易明細，使銀行實際承擔的利率風險與所需占用的資本不相匹配。從全球銀行業風險管理現狀看，由于銀行賬戶利率風險計量難度較大，在管理工具和管理手段等方面比交易賬戶的利率風險管理要滯后一些。金融危機后，人們越來越認識到銀行賬戶利率風險對銀行經營的重要，盡管巴塞爾新資本協議（BaselIII）未將其作為第一支柱風險來進行資本計量，但仍有一些國家的監管當局把銀行賬戶利率風險歸于第一支柱計算監管資本，并在內部模型法下使用VaR值進行銀行賬戶利率風險的計量，實施更為嚴格和審慎的監管。這不僅可以促使商業銀行在銀行賬戶利率風險的管理上更為審慎，建立統一的基礎數據庫，將銀行賬戶每筆業務的利率風險信息集中儲存和管理，而且可以促使銀行研究和使用更先進的利率風險計量工具。如重定價期限表法的缺口和久期分析，靜態模擬和動態模擬法，VaR方法等方面能得到較快的提升，使銀行賬戶利率風險的計量更科學、更合理，為市場利率的不利變動準備足夠的資本，以便及時進行有效對沖。
進一步開放金融衍生品市場和資產證券化市場。開發更多的利率衍生產品，使銀行有更多的對沖利率風險的工具可用，讓每種利率風險都能有合適的對沖工具來鎖定風險、轉移風險、置換風險。同時也要積極發展資產證券化業務，開放二級市場，尤其是要加快信貸資產證券化發展的步伐，使更多的信貸資產能在市場上轉讓交易。
淡化或取消對貸存比的監管。貸存比主要被用來約束銀行貸款發放和評價銀行經營行為，在指令性的信貸計劃管理轉為間接調控后，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間接調控工具，確實也曾發揮過很重要的作用。但利率市場化后，銀行的風險結構會發生很大變化，原先影響較小的市場風險會成為銀行日常關注的重點風險因素，存款的利率風險將成為銀行經營的主要風險之一。這不僅對中國銀行業的經營方式、經營結構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對監管部門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銀行可不以會計定義的存款來發放貸款，只要有資金就可以發放貸款，同時監管部門可以使用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控手段和資本管理的工具來約束商業銀行的放貸行為，控制市場信貸總量規模，這比傳統的貸存比控制更有效率。因此，監管部門也需要不斷研究新的監管指標來約束銀行的經營行為，防止無序競爭，使商業銀行能夠在市場中理性經營和穩健發展。
利率市場化帶來的潛在沖擊
盈利受到明顯影響
利率市場化對銀行業盈利的沖擊不可小視。長期以來我國銀行業實行分業經營，存貸款業務是銀行的主營業務，利息收入是銀行業收入的主要來源。從資產負債表來看，存貸款分別是銀行業負債方和資產方的重要組成部分。2012年末，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達到133.62萬億元，其中貸款67.29萬億元，占總資產的50.36%。總負債124.95萬億元，其中存款94.31萬億元，占總負債的75.48%。從損益表來看，利息收入占據了營業收入的大頭。2012年，16家上市銀行營業收入25962億元，其中利息收入為20367億元，占營業收入的78.45%（見圖1、圖2）。
盡管近年來各銀行紛紛加快轉型步伐，通過大力發展中間業務，提高理財、投行、資金、托管、咨詢等新興業務比重，并嘗試通過并購、新設等方式逐步進入保險、基金、信托、金融租賃等新領域，但由于分業經營的格局沒有得到根本改變，我國銀行很難像西方同業那樣擺脫對存貸款業務的完全依賴，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這種情況還將存在。
在目前資金供應總體偏緊、存款爭奪戰十分激烈的局面下，如果存貸款利率完全放開，預計存款利率將明顯上升，凈息差、凈利差繼續收窄，對銀行業的盈利形成較大沖擊（見圖3）。以2012年情況為例，6月8日、7月6日中國人民銀行兩次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其中1年期存款基準利率由3.5%下降到3%，1年期貸款基準利率由6.56%下降到6%。同時將存款利率浮動區間上限調整為基準利率的1.1倍，貸款利率浮動區間下限調整為基準利率的0.7倍。政策出臺以后，大部分商業銀行采取了存款利率“一浮到頂”的策略，國有大型銀行也紛紛上浮了存款利率。從2012年的16家上市銀行情況來看，有12家銀行凈利差比2011年有不同程度的下降，這是2012年上市銀行利潤增速普遍低于前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風險偏好有所改變
利率市場化可能導致銀行業在客戶定位上由低收益、低風險客戶向高收益、高風險客戶轉移。近年來，金融脫媒的現象日益明顯，大中型企業紛紛轉向直接融資市場獲取資金，貸款需求快速下降，貸款議價能力明顯提升，導致銀行在大型客戶領域的收益有所降低。2012年全社會融資總量15.76萬億元，其中新增人民幣貸款僅占52.1%，比2002年下降39.8個百分點，而新增企業融資比重從2002年的1.8%上升到2012年的14.3%（見圖4）。
銀行業在傳統盈利模式受到挑戰的背景下，被迫尋找新的發展空間，從主要服務于大型客戶向以中小企業、小微企業客戶為主轉移。截至2012年底，全國小微企業貸款（包括小型微型企業貸款、個體工商戶貸款和小微企業主貸款）余額為14.77萬億元，占全部貸款余額的21.95%，比年初增加2.43萬億元，增速19.73%，比各項貸款平均增速高4.09個百分點。中小企業、小微企業規模小，風險大，融資渠道狹窄，在與銀行的談判中處于弱勢地位，必須承擔更高的融資成本。銀行則通過客戶定位的下移，大幅提高了貸款收益率。據統計，目前銀行對中小企業發放貸款的利率普遍在基準利率上浮10%～30%之間。
客戶定位下移的現象有可能加大銀行的經營風險。在銀行與企業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貸款領域的“逆向選擇”現象很可能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的格雷欣法則。借款者比銀行了解更多關于借款者的信譽、擔保條件、項目的風險與收益，往往具有信息優勢。銀行為了消除這些不利影響，通過提高貸款利率水平來降低可能面臨的信貸風險。這使得那些經營正常、業績優良的企業由于不愿意支付高出市場水平的利率而選擇退出借貸市場。相反，那些經營業績不好的企業，往往是愿意支付較高利率的風險偏好者，因而更易獲得銀行的信貸資金。這為銀行業的穩健經營埋下了隱患。
破產概率加大
利率市場化加大了銀行的破產概率。從世界各國推行利率市場化的情況來看，伴隨而來的往往是部分銀行的兼并重組甚至破產。規模小、風險管理能力差、客戶基礎薄弱的銀行在利率市場化過程中由于競爭力差，出現存款流失，被迫采取激進的存款定價策略和客戶開發策略，經營成本急劇上升，出現虧損，甚至導致破產。
以美國為例，1970年開始放松對10萬美元以上、90天以內大額存款的利率管制，正式啟動利率市場化改革。1980年美聯儲正式解除利率管制，通過《解除存款機構管制與貨幣管理法案》，決定從1980年起，用6年時間逐步放棄Q條款（美國《1933年銀行法》中的第Q項，禁止對活期存款支付利息，對定期存款也規定了最高利率上限。編者注）。1986年取消NOW（Negotiable Order of Withdrawal，可轉讓支付命令）賬戶利率上限后，美聯儲對所有定期存款利率以及大部分貸款利率的限制均被取消，實現了利率水平的市場自由化。在此期間，美國銀行業破產數量明顯上升，1980～1992年的十年間，美國總共有2252家銀行破產，平均每年達到225家。與利率市場化之前的1951～1970年相比（期間破產銀行為75家），年均破產數量上升了60倍（見圖5）。
利率風險管理難度提高
利率市場化將導致銀行業的利率風險明顯加大。利率變動給銀行財務狀況帶來風險，并改變銀行的凈利息收入和其他利率敏感性收入，從而影響銀行收益，同時還將影響銀行資產、負債和表外工具的內在價值。因此，按照審慎原則對利率風險加以有效管理，對于銀行的安全與穩健相當重要，利率風險管理將成為銀行核心競爭力的一部分。
利率市場化全面推開以后，利率變動幅度加大，變動頻率加快，不同銀行間的利率產生明顯差異。利率動態調整將成為銀行日常經營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對銀行業的定價管理能力、市場反應速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對于銀行來說，利率風險主要表現在重新定價風險、收益率曲線風險、基準風險和期權性風險。由于銀行資產、負債和表外業務中到期日與重新定價存在時間差，利率變動將給銀行的收入和內在經濟價值帶來意外波動。例如，如果銀行以短期存款作為固定利率長期貸款的融資來源，一旦利率上升，銀行就將面臨由此帶來的未來收入的減少與內在價值的降低。
我國銀行業由于長期嚴格執行基準利率，自主定價的動力和意識較差，對于利率風險管理還沒有引起充分重視，也缺乏相關的經驗和人才。必須足夠重視利率市場化后出現的利率風險。
存在的瓶頸
回顧“十一五”期間，我國利率市場化進展不快是不爭的事實。這既與我國金融監管當局對銀行業發展的整體考慮有關，我國銀行業面臨的內外部環境也決定了利率市場化無法一蹴而就，只能慎重進行。
一是利率能否真正發揮信號作用還有待觀察。2012年，中國人民銀行加快了利率市場化步伐，兩次下調存貸款基準利率，擴大存貸款利率浮動區間。現在看來，通過利率調節資金供求關系的效果不明顯。實踐中，大企業特別是央企在與銀行的博弈中占據絕對優勢，很多享受7折利率。與此同時，貸款利率差別化也不明顯，盡管人民銀行在2013年7月取消了7折貸款利率下限，但其效果還有待觀察。以個人住房抵押貸款為例，前些年個人首套房貸基本上各家銀行都是一律7折，后來調整到8.5折，目前才逐漸有了一些定價上的差異，但離按照風險與收益匹配原則開展差異化定價還相去甚遠。周小川曾經指出：“實際上金融企業并不是特別地愿意自己對住房抵押貸款定價。”這既和商業銀行風險識別水平亟待提高有關，也與利率發揮信號作用的外部環境不健全密不可分。
二是金融市場競爭環境有待改善。一方面，國有大型銀行仍然享受了大量顯性和隱形的政府扶持，很多財政存款和大型國企存款指定存在國有大型銀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出于“父愛主義”，對地方控股的中小銀行給予了諸多關照。這使得各家銀行并未處于同一條起跑線。存款利率放開以后，國有大行憑借隱形政府信用和網點數量多、吸存成本低的優勢，具備存款利率上浮的條件，必將吸引更多的存款資金。這將很大程度上改變現有的銀行業競爭格局。
三是存款保險等配套機制還不健全。根據各國經驗，存貸款利率市場化必將導致金融機構發展的逐漸分化乃至優勝劣汰，破產銀行的數量勢將呈上升趨勢。我國尚未建立存款保險制度，銀行破產以后，存款人的利益將得不到任何保護和補償。如何處理問題金融機構、保護存款人利益、維護社會穩定必須引起高度重視。
由此看來，存貸款利率市場化牽一發而動全身，在外部條件尚未具備的今天，貿然啟動不但收不到期望效果，反而會導致嚴重后果，乃至影響整個金融業的穩定。這也是我國對存貸款利率市場化慎之又慎的根本原因。
完善配套政策
從現實情況來看，這項改革既勢在必行，但由于各種因素的制約，又只能穩步前行。需要做好一系列準備工作，為利率市場化提供良好環境，避免金融機構特別是商業銀行受到太大影響。在現行環境下，應先期采取以下幾項配套措施，為利率市場化創造良好外部條件：
一是逐步放開分業經營的限制，允許商業銀行進入投行、保險、基金、金融租賃、信托等更廣闊的金融領域，逐步實現收入結構從單一依賴利息收入向收入多元化轉移，減緩息差縮小以后對銀行業產生的巨大沖擊。
二是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各存款機構作為投保人按一定存款比例向存款保險機構繳納保險費，建立存款保險準備金，當成員機構發生經營危機或面臨破產倒閉時，由存款保險機構向其提供財務救助或直接向存款人支付部分或全部存款，從而保護存款人利益，維護銀行信用，穩定金融秩序。
三是構建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減少政府對銀行的不合理干預，為全體銀行處于公平的競爭起跑線上提供制度保障。
四是放開替代性金融產品的價格。在放開存貸款利率的同時，其他一系列上下游產品和替代產品的定價權也同時交由市場決定。
五是建立健全自律性競爭秩序，防止惡性競爭。要通過市場監管、行業自律等手段，盡量避免商業銀行特別是資金來源有限的中小商業銀行之間爆發存款大戰，造成“雙輸”的局面。與此同時，加強對普通公眾的風險教育，提高存款人的風險意識。
六是培育市場化的存貸款基準利率。借鑒美國“華爾街日報優惠貸款利率”（WSJ Prime Rate）的模式，探索由銀行業協會牽頭，大型銀行主導，中小銀行共同參與，在充分協調、考慮市場供求的基礎上建立不同期限的存貸款基準利率，對存貸款利率起到有效的標桿作用，引導各家銀行科學穩健地制訂本行利率政策。
加強應對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