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2-27 11: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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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國人才市場的發育度偏低，政府必須轉換職能，強化宏觀調控，推進人才服務機構改革，創造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建立全國統一的人才大市場，積極應對經濟全球化人才市場的機遇與挑戰。
關鍵詞：人才市場；現狀；對策
一、我國人才市場發育現狀
面對與經濟全球化的機遇與挑戰，我國的人才市場的培育和發展相對滯后。從價格機制、供求機制、競爭機制三個方面衡量我國人才市場的發育程度，目前我國人才市場發育度偏低，具體表現在：
（一）市場價格機制尚未形成
其主要表征為，同一地區的不同行業的人才價格，經濟發展水平相當的不同地區人才價格，同一地區的不同所有制單位的人才價格，在較長時段內都處于非均衡狀態，存在過大的差距。主要原因在于：
1、全社會人才價格，人才供求信息的匯集與尚未成為公共產品，用人單位與人才之間價格信息傳遞的渠道不暢，不能及時反映及預測人才供需數量、結構的狀況和趨勢。
2、人才評價的社會化，市場化機制還未形成。體制內的人才評價多數仍在沿用學歷、職稱標準，體制外的人才標準更重視經歷、能力和績效，致使體制內與體制外的人才價格形成較大的反差。
3、薪酬制度不透明。用人單位的市場報價一般只限于工資水平，而津貼、獎金及福利則處于隱秘狀態，從而扭曲了人才市場價格。
（二）人才供求機制不健全
1、全國統一的人才市場均未形成，存在著人才就業和流動的區域性壁壘，嚴重限制了全國市場容量的擴大，增加了交易費用。目前政府所屬人才中介機構掌握人才信息的主渠道，但各自為政，相互封閉，使人才信息局限于本地區內，妨礙了人才信息的全社會流通。戶籍管理、社會保險制度、職業資格認定、市場準入等行政壁壘也在不同程度上制約著人才流動。
2、人才市場格局存在“場內”與“場外”的市場份額倒掛。目前，全國人才中介機構場內成交率約為15%左右，即使考慮人才多次求職的因素，場內成交率也不會高于30%。70%以上的場外成交多數是通過社會人際網絡進行的，不僅交易成本過高，不符合市場公開、公平原則。
（三）人才競爭機制不完善
在我國人才市場上，市場主體的信用與道德問題一直困擾著人才市場成熟與發展。人才在流動中由于缺乏道德與自律意識，引起各類人事爭議及知識產權糾紛；用人單位與人才互不信任，缺乏承諾，將契約關系視同兒戲。為了應對人才泡沫，企業對人才許諾不切實際的待遇和機會。市場競爭機制的不完善，還表現為人才不正當競爭。如職業經理人利用信息不對稱損害委托人利益，人員流動之中竊取機密，帶走客戶等行為；人才中介機構信息披露不真實，用人單位以“土政策”限制人才流動等。
因此，由于市場發育程度較低，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人才市場體系遠未形成，還難以完全承擔人才配置的基礎。
二、人才市場發育程度偏低的原因
（一）政府宏觀調控不到位，人才市場發育的環境不成熟
政府宏觀調控滯后的主要表現：一是政策不規范，缺乏相配套的完備的政策法規，對市場的監管力度不夠。二是對市場主體的引導、開發、培育滯后。三是缺乏總量控制，人才市場的總供給與總需求失衡。四是結構調整不到位，沒有充分運用產業政策、分配手段、經濟手段引導人才的合理布局。
這樣勢必造成人才市場的發育環境不成熟：
1、人才市場的社會支撐體系不成熟，特別是戶籍的管理、住房的問題以及社會保險制度等尚未同步健全起來；占主導地位的國有企業目前的人事機制還存在著許多不符合市場規則的地方；政府對人才市場的宏觀調控作用還發揮得不到位，一些管理人員尚未真正樹立市場經濟理念。
2、人才市場的市場規則不夠成熟，人才市場上相應的法律法規還不夠健全，法治體制不夠完善。
3、人才市場的市場倫理道德不夠成熟，我國人才市場上的各方誠信度偏低，信息不對稱，交易成本過高。市場中介的欺詐行為、逐利行為、短視行為都很嚴重。
（二）人才市場的主體到位速度緩慢
從人才的需求方來看，由于我國大部分國有企業、事業單位改革滯后，人才管理配置60%以上依靠行政權力。用人機制仍然處于封閉半封閉的狀態，尚未完全走向市場。而用人主體市場化程度較高的一些“三資”、民營企業，其用人數量不可與前述單位相比，而從擇業主體看，對人才市場的信任度沒有樹立起來，多數的就業方式仍以社會關系和各種各樣的人際網絡為主，而且戶籍、檔案等人為因素又降低了人才流動率，需求雙方主體還不能完全以市場導向自主決策，影響了我國人才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三）人才供需的結構性失衡
一方面，用人單位找不到需要的人才；另一方面，人才市場又滯留著千千萬萬的求職者。隨著高校擴招之后學生畢業人數的增多，這種狀況還在加劇。同時，低端的技術勞務人才市場也出現了結構性失衡，熟練的藍領技術工人供不應求。人才的結構性失業、摩擦性失業和初次就業失業交織在一起，使得我國人才供求結構性失衡問題更加復雜，解決難度更大。造成我國人才供求結構性失衡的根本原因是社會對人才的特定結構性需求與人才培養供給的不對應，以及人才的就業期望與社會需求之間失衡，整個社會的人才培養與開發體系結構性失衡。（四）人才市場的渠道不暢
主要表現在：
1、人才流動的市場化導向需求與人才市場由政府主導的現狀之間的矛盾。長期以來，我國人才市場以政府行為為主導，人才中介服務機構多為壟斷型實體，為人才流動提供專業化服務的業務收入所占的比重很小，人才中介服務市場市場化程度低。
2、人才中介服務需求多樣化與國內人才中介服務產品單一的矛盾。目前我國人才市場的服務內容和方式單一，大多只能提供人才招聘和求職信息、代管人事檔案等低附加值、低技術含量的服務產品，各類人才交流大會仍然處于大集市水平，成交率低。不適應現代人才市場需要的服務方式。3、人才價值發現、復歸以及對人才的信用需求增加與人才市場評價機制缺失的矛盾。人才價值需要在人才市場上得到客觀的顯現與界定，他的道德與信用水平的積累更需要獲得驗證。但我國人才市場上沒有形成人才價格與價值的指示器，信息的不對稱使得對人才信用價值的考證也無從著手。
此外，我國人才市場上缺乏用人單位與人才之間進行有效溝通的渠道，不能及時提供反映及預測人才供需數量、結構的狀況和趨勢的確切信息。需求方的信息不能及時傳達到供給方，人才根據需要對自身知識和技能結構、就業區域與行業選擇以及就業期望的調整更加滯后。
三、加快我國人才市場培育和發展的對策
（一）政府轉換職能，強化宏觀調控
政府的職能不是辦市場、中介機構，而是制定必要的政策，保證人才市場健康、有序地運作和發展。
1、制定和執行宏觀調控政策，抓好人才市場基礎設施建設，營造良好的人才成長、發展環境。培育人才市場體系，監管人才市場的運行和維護平等競爭。調節人才的社會分配，組織人才的社會保障。制定和實施人才發展戰略，保證人才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2、加強政府對人才市場的服務功能。政府部門應不斷增強服務意識，改進服務手段，拓寬服務范圍，建立健全覆蓋全社會的人才流動社會化服務體系，為各類人才和用人單位提供全方位服務。
3、改善和加強對人才市場的管理和監督。建立正常的市場進入、市場競爭和市場交流秩序。
4、加強人才市場法制化建設。當前急需提高立法層次，建立行業標準，規范取費方式，尊重和保護人才中介服務方法的創造性發明。同時，要抓緊建立人才安全體系。人才資源作為國家的戰略性資源，不可能完全自由交易，必須有安全體系作保障。在法制化建設的過程中，要重點制定和完善規范中介服務、反不正當競爭的管理規章，逐步實現人才市場的政策性規范向法制性規范轉變，審批管理向資質管理轉變，不斷創新管理體制和管理方法。
5、推進政府建立的人才服務機構改革，創造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目前我國人才市場中政府建立的人才服務機構大部分政事不分，事企不分，社會公益服務與市場經營業務不分，有意或無意地依托政府委托的社會公益職能，在人才市場中參與競爭，導致了事實上的不平等競爭。應當把公益性的人才服務機構與經營性的人才中介機構明確劃分開來，人才服務機構作為事業性質的服務部門，接受政府委托，承擔包括人事檔案管理、人事公證、人才信用體系建設及人才社會化的具體事務。人才中介機構作為企業性質的經營機構，開展公平競爭，與其他要素市場融會貫通，向產業化方向發展。
（二）建立全國統一的人才大市場
人才市場的統一，是指市場機制能夠在全國范圍或一個較大區域內暢通無阻地運行，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是成熟市場的主要特征之一。
統一市場的形成，以減少直至消除各種市場壁壘和非市場壁壘為前提。目前，這兩種壁壘在人才就業和流動中都有存在，主要以行政區域壁壘、中心城市壁壘、城鄉壁壘的形式出現。全國人才市場被分割成眾多的區域性市場，人才市場統籌的最高水平只能達到省級程度，大量存在的是市級，區級甚至小范圍的人才市場，由于在信息、資源、利益上不能實現共享，使人才資源配置的效率只能局限于區域市場，無法在全國市場實現。
因此，必須進一步消除各種體制，打破人才市場條塊分割的局面，讓人才市場與商品市場及各類要素市場相銜接，形成全國統一的人才市場，并與國際人才市場接軌。
（三）創造推動市場主體到位的新機制
盡管人事制度改革不屬于人才市場體系建設討論的范疇，但屬于人才市場建設的環境問題。
按照十六大提出的“四個尊重”推進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進一步完善用人機制和人才流動機制，消除制約人才流動和人才市場發展的政策性、體制，把機關、企業、事業單位人員的進出口與市場緊密銜接起來，不斷擴大市場招聘選拔的范圍，可以起到互相促進的作用。
（四）提高從業人員素質，加強人才服務機構和經營機構的能力建設
要優化從業人員素質，就必須建立從業人員資格管理制度。充分發揮人才行業協會的積極作用，加強行業自律，強化職業道德和行業服務標準建設，轉變從業人員的觀念，從人才市場發展的大局出發，積極探索新型人才市場建設的新路子，致力于人才市場的可持續、信息化、跨越式發展。
要進行資源整合，建立人才實業集團，投資主體多元化，建立人才產業的多元股權結構和獨立法人結構，打造人才經營的知名品牌，實現素質、能力、結構、業務的國際化，使市場經營體系強壯起來。
關鍵詞：政府采購財政支出問題對策
政府采購，是指各級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和團體組織，使用財政性資金采購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購目錄以內的或者采購限額標準以上的貨物、工程和服務的行為；是現代市場經濟發展、政府廣泛運用經濟和法律手段干預經濟的產物，其實質在于把市場競爭機制和財政支出管理有機結合起來。我國實行政府采購以來，發展十分迅速，年均資金節約率達到10%以上，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不可忽視的一個支撐點，但是在收到良好成效的同時，也暴露出諸多問題，亟待規范和完善。
一、政府采購運行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1.違規審批現象時有發生。政府采購必須堅持以公開招標采購方式為主，并且通用類項目應當委托政府集中采購機構組織實施。現實中，有些單位一味強調特殊性，有些采用改變項目名稱等手段，想方設法規避公開招標和集中采購，一些部門游離于監管部門的控制而自行采購或變相自行采購，既違反了《政府采購法》及其他相關政策、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的規定，影響了“制度效益”的實現，也損害了政府采購的公信力和本應達到的社會經濟效果。
2.機構缺乏內部監督制約機制。有的政府采購機構組織開標、評標卻無監督人員監標；有的機構把自身經濟收益放在第一位，對采購程序等有關規定能松則松、能寬則寬；有的采購機構缺乏應有的責任心和把關意識，對有可能發生的違法違規現象，放任自流。
3.照顧人情關系的現象屢見不鮮。有的采購人在采購文件中設定特別參數，傾向性十分明顯，變相指定中標人，有的采購人與供應商私下通謀，采取種種方式規避法律，幫助陪標、竄標和圍標；有的采購人代表在參與綜合評審活動中，不講原則，故意照顧人情關系，導致評標結果不公平。
4.個別政府采購評審專家的能力和水平有待提高。政府采購的一個亮點就是引入專家評審機制。評審專家的工作質量不僅關系到整個采購過程的合法性，也關系到整個采購項目質量和價格的先進合理公平公正。有的評審專家對項目的技術要求等方面的內容不熟悉，無法合理評價投標文件；有的專家在評審過程中匆匆完成評標，評標質量不能令人信服；有的專家不能堅持獨立評審，過分遷就采購人和采購機構的意見；有的專家對政府采購法律法規、規章制度和方針政策不熟悉，對評標程序、評標內容、評審規則缺乏了解，根據自己的喜好來裁量；有的專家利用自己的身份，主動與采購人和供應商聯系，為采購人“包裝”替供應商“代言”，直接影響了公平、公正原則。
5.對供應商質疑投訴處理不當。隨著政府采購制度的深入推進，供應商的維權意識普遍提高，質疑和投訴不斷出現。有的政府采購機構和采購人對供應商質疑消極應對，敷衍塞責；有的屢找借口，推托責任；有的置之不理，將矛盾上交。導致這些現象的根源，在于政府采購管理者及參與人在審批、組織和評審政府采購項目時，把關不嚴、執法不力、利益驅動、責任意識淡漠。
6.政府采購欠缺節制意識。采購人缺乏控制成本的動機，也沒有機制對采購效益做出規范化的評估。在西方發達國家，納稅人參與監督的意識很強，不僅有監督政府行使權力的法律保障，更關鍵的是這種監督得以貫徹的直接后果促成了政府的自我節制意識。作為社會公共事業，政府采購節制意識的提高，采購行為的公開、公正、透明，只有在尊重社會公眾的正當合法權益、廣泛接受社會公眾監督的基礎上才有可能成為一種真實。
二、政府采購行為的規范與完善
1.加強制度建設。完善立法，建立有效的異議、申訴和救濟機制，健全政府采購管理模式。從國際立法來看，建立健全完備有效的質疑、申訴和救濟機制，是政府采購制度的重要內容，也是政府采購制度有效運行和實現政府采購目標的重要保證。應允許政府采購合同的雙方當事人通過磋商、仲裁、司法或行政等手段維權，保證采購實體、供貨商、承包商或服務提供者的正當權益。同時，制定出臺有關分散采購管理辦法、部門集中采購管理辦法、政府采購機構監督考核辦法、供應商質疑處理辦法、政府采購監督管理辦法等，最大限度規范政府采購行為，盡可能地減少權力尋租。
2.重視采購目錄和采購方式。政府采購目錄確定了政府采購實施的項目范圍，是執行政府采購制度的關鍵所在，是政府采購審批管理和操作執行的依據，直接影響政府采購制度改革的廣度和深度。因此在擬定政府采購目錄時要廣泛征求政府采購參與人的意見，凝聚大家的智慧，科學劃分通用項目與專用項目的內容，合理確定政府采購限額標準和貨物服務項目公開招標數額標準，充分體現出政府采購的公正性、公開性和公平性，最大限度地消除政府采購活動中的人為因素。同時，要推行采購方式審批責任追究制，不斷規范財政部門的審批行為。
3.嚴格對政府采購機構的監管。集中采購機構要依法采購、注重規則，其它采購機構要合法經營、誠信服務。嚴格對政府采購機構的監督考核，要從工作業績、制度建設、人員素質等服務能力和服務質量方面進行量化評價。從現代政府采購團隊文化建設的角度，結合誠信原則，使服務變成品牌，變成展示政府采購形象的載體，不斷提高工作效率，為加快財政支出改革服務。
4.強化對評審專家的管理，加強人力資源建設。一是要把好“入門關”，既要大膽引進品德高尚、有真才實學的專業人才，又要慎之又慎，努力在政府采購專家的引進機制上下功夫，力爭做到引進與需求一致，道德審查與專業審查并重，破格與資格并舉，特別要重視對專家實踐經驗的審查。二是要把好“監督關”，要制定科學嚴格的專家評審工作制度、專家評審工作信息反饋制度和誠信制度，把專家的評審行為置于各方的監督之下，不斷提高專家清正廉潔和客觀公正的思想意識。三是要把好“審驗關”，要制定監督考核辦法，充分利用對專家資格核驗復審的時機，從職業道德規范、專業水平、執業能力、遵紀守法等方面進行全面考核，建立起評審專家的優勝劣汰、動態管理的體制和機制。
5.加強采購隊伍建設，提高采購從業人員的采購執行能力。實現政府采購人員的專業化，將政府采購隊伍建設納入制度化軌道，確保政府采購活動的正常開展，使政府采購工作真正成為體現效率和效益的陽光工程。所有政府采購管理者和參與人，應注重公正道義素養、專業權威素養、信息吸納素養和責任意識、法律意識、服務意識、配合意識、自律意識的培養和提高。
6.重視監督檢查。強化職能監督、重視社會監督，建立健全內外結合的全方位、全過程的監督機制，切實發揮有效監督的作用。特別是要注重培育納稅人的權利意識，使納稅人積極監督政府采購行為。來自納稅人的監督針對性強、效率高，能有效節約政府組織監督的制度成本，也是實現政府采購經濟目標和效益目標的有力保障。
參考文獻：
本論文主要是闡述我國私募基金現階段的運作狀況及其合法化的研究，分別從五個部分來分析。第一部分，通過與公募基金的對比來分析私募基金的特點及運作優勢，從而顯示私募基金的重要地位；第二部分，從私募基金在我國發展歷程的角度來分析其產生的客觀背景，從而說明私募基金是市場自發創新的產物；第三部分，從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趨勢及私募基金的特點和優勢，來分析我國發展私募基金的必要性與可行性；第四部分，從私募基金的利益保障和違規操作，來分析我國私募基金需要合法化；第五部分，從金融監管的角度來分析我國私募基金要如何合法化。
關鍵詞:私募基金運作優勢合法化
Abstract:Theemergenceofprivateenlistingfundinourcountryisnotonlyinaccordancewiththemacroeconomicsbackgroundofinhabitants’increasingfortune,butalsosatisfyingthoseinhabitantswholookforthewayofreproducingtheirfortune.Thiskindoffundwithstrongmarketfeatureshasgonethroughafrom-bottom-to-topway,whichdiffersfromthepublicenlistingfund.Hence,whenwedealwithsomeso-called“privateenlistingfund”incurrentmarket,weshouldtakeanattitudeofdeferringtorealismandhistory,tonormalizethosesothattheshocktothemarketcanbereduced.
【關鍵詞】金融改革 證券投資 基金業 基金法
隨著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及社會財富的不斷增加，基金已經成為了廣大投資者投資理財的重要渠道之一。在我國基金業快速發展的同時，從1997年的《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到2004年的《證券投資基金法》的頒布實施，再到2013年6月1日開始實施的新基金法，可以看出我國基金業的相關的立法工作也在不斷的跟進。從我國基金業的發展史來看，相關法律法規的制定與實施為基金業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成長環境。
我國的學者對基金業從各個不同的角度進行了研究。例如，李文娟（2012）立足于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制度觀察到我國現行《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管理辦法》許多內容缺乏具體的規定，這使基金產生了難以克服的自身制度風險。張濤（2012）從基金犯罪的角度說明我國對基金犯罪的規定與相關法條彼此銜接上存在諸多不足，應直接將基金犯罪的罪狀和法定刑予以明確規定。徐翀（2010）就我國有關基金管理人利益沖突的法律法規進行了探討，并分別從關聯交易和基金管理費兩方面對完善我國的法制提出了政策建議。本文結合我國基金業發展的現狀和新基金法的內容，研究新基金法對我國基金業的影響。
新基金法的正式實施，對于我國基金業具有里程碑意義。筆者認為新基金法對基金業的影響將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私募基金規模將大幅增長，我國直接投融資比例、機構投資者比例將提高。首先，由于新基金法賦予了私募合法地位，并對其實行有別于公募的監管模式，原先處于“灰色”地帶的大量私募將在新基金法實施后從“地下”走向“地上”。其次，私募基金相對于公募基金更加強調絕對收益，不像公募基金無論盈虧總能以基金管理費的形式獲取收益。它總是在絕對盈利的情況下才從收益中分得一杯羹，而如果虧損的話，由于私募基金管理人本身持有一定的份額或擔任無限合伙人，首先承受虧損的是管理人的資金，因此更易獲得投資者的信任。私募的合法化解除了人們對私募身份上的顧慮，而私募本身的特點對投資者又極富有吸引力，必將吸引更多的資金流向私募，促進私募的大幅增長。第三，在我國利率尚未實現市場化的情況下，如果扣除通貨膨脹率的影響，投資者把資金存放在銀行并非最好的投資渠道。擁有合法身份的私募基金將使投資者擁有了更好的選擇，私募基金擁有優越的智力資源及更專業、自由的投資決策體系，能給投資者帶來更好的回報，在這樣的情形下，將會有不少資金從銀行流向私募，從而促使私募的規模不斷擴大，提高我國直接投融資的比例。第四，個人投資者比例降低，機構投資者比例提高。隨著私募基金及公募基金的發展壯大，我國金融市場上個人投資者比例將大幅降低，投資者將更多的依靠機構來進行財富管理。機構投資者比例的提高，有利于降低市場的非理性波動，促進基金業的健康發展。
2.我國基金業的競爭將更加激烈，有利于提高我國基金業的國際競爭力。新基金法主要從兩個方面來促進基金業的競爭：一是降低門檻、放松管制促進公募基金的發展；二是將私募引入基金業的競爭平臺。首先，新基金法擴大了公募基金的投資范圍，除了可以投資于上市交易的股票、債券等還能投資于其他證券及其衍生品，有利于提高公募基金的盈利水平。其次，基金法放松了對基金從業人員證券投資的限制，為他們提供了更為寬松的投資環境。這將大大提高基金人才的投資積極性，最大限度的發揮自己的知識和能力，使基金投資的收益最大化。最后，私募的合法化讓私募基金能在原先只有公募基金一家獨大的基金業奪取一部分利益，私募注重絕對投資收益的特點相比于公募注重產品規模的特點更有利于吸引廣大投資者，公募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必須改善自己的投資策略與服務，從而不至于在競爭中落敗。公募與私募的競爭，能使我國基金業更加規范化和職業化，將吸引越來越多的機構參與財富管理行業，各機構參與者在競爭中發展壯大有利于我國基金業整體的國際競爭力水平的提高。
3.基金的組織形式將更加豐富，有限合伙型未來有望成為我國基金的主要組織形式。新基金法豐富了基金的組織形式，我國基金可以采取公司型、契約型、合伙型等組織形式。相比于公司型和契約性基金，合伙型基金具有非常大的優勢，將成為私募基金未來發展的主要組織形式。首先，公司型私募基金存在雙重納稅的情形，公司層面要繳納25%的企業所得稅，自然人投資者層面要再繳納投資收益的20%的個人所得稅。而根據《合伙企業法》的第六條規定，合伙企業合伙人是自然人的，繳納個人所得稅；合伙人是法人和其他組織的，繳納企業所得稅。這樣合伙型基金就避免了公司型基金所出現的重復征稅問題，相同情況下投資者自然首選合伙型基金。其次，信托型基金存在雙重委托關系，即私募基金與信托公司、投資者與私募基金的委托關系。雙重委托關系直接導致信托契約型基金的中介費用過高，降低了投資者的收益率。而在有限合伙制中，只有一層委托關系，且有限合伙企業機構設置簡單、權責分明，普通合伙人能相對獨立的做出決策將極大地提高企業工作效率、降低管理成本。綜上所述，合伙型基金有著明顯的優勢，它具有較低管理成本和更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能吸引更多的投資者和人才，未來有望成為我國私募基金的主要組織形式。
參考文獻：
李文娟，2012：《試論我國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法律制度的完善》，中央民族大學碩士論文。
劉靖華，2012：《從陽光私募透視我國私募基金的發展之路》，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孫姬，2012：《淺析修訂》，《時代金融》第9期。
張菲菲，2012：《修法：基金業發展新契機》，《中國金融家》第8期。
近年來，由于循證醫學的迅猛發展，臨床醫學研究和實踐發生了巨大轉變——由原有的經驗醫學模式向循證醫學模式發展，被喻為21世紀臨床醫學的一場深刻革命[1]。因此，以獲得最佳“證據”為目的，臨床醫學在各個領域都開展了大規模的醫學文獻評價工作，其目的在于對文獻的價值給予公正、科學的評定，以便將科學、可靠、有臨床價值的醫學文獻應用于臨床、教學、科研和衛生方案的制定之中。
許多中醫界人士已達成共識：循證醫學著重于對臨床研究和臨床實踐的真實性與有效性的評價，拋開醫學基本原理的探討，淡化醫學本身的學科歸屬，對各種醫學理論不做評價、改造或排斥，僅著眼于臨床療效的真實性和有效性，用嚴謹的方法進行驗證與分析，做出客觀的評價[2]。因此，將循證醫學引入中醫藥研究，既是挑戰，它與中醫傳統的個案病例或系列病例的經驗總結的研究方法截然不同；但也是機遇，它同時也為中醫學向世界醫學體系證明其價值提供了舞臺[3]。
但直到目前，中醫學還處在完全借鑒循證醫學的起步階段，據此評判，中醫臨床證據普遍低下，真正的隨機對照試驗甚少[4]；而在評價方法上，尚沒有根據中醫自身特點建立起能反應其本質的、且符合循證醫學思想的中醫藥臨床評價指標體系，以便客觀、科學地對中醫藥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做出評價[5]。客觀地講，循證醫學是從臨床流行病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是以大規模群體為研究對象，與西醫的實踐緊密相聯系，其具體的研究方法目前還不能反映中醫辨證論治的個體化診療方式的真實療效。因此，應借鑒循證醫學基本思路，但不能完全照搬照抄，建立起適于中醫自身的臨床文獻評價體系。
此外，醫學文獻目前的更新速度遠遠超過臨床醫生的接受能力，有數據表明，臨床醫生必須保持平均每天閱讀19篇文獻的速度，才能保持掌握本領域的研究新進展、新成果[6]。因此，臨床醫生面臨的最大困難是如何根據臨床所面臨的實際問題，從新證據的浩瀚海洋中，進行系統的文獻檢索，了解相關臨床問題的研究進展，并對相關研究進行科學評價，以歸納自己需要使用的最佳證據。在這一點上，情報研究人員建立高效準確的文獻質量評價體系，也將有助于這一問題的解決。
1 中醫臨床文獻質量評價的現狀
目前，中醫臨床文獻評價方法，基本上還處于借鑒循證醫學和臨床流行病學方法的初步階段，采用的方法都是國際上比較通行的臨床文獻質量評價方法，還未形成能反應其自身特色的評價體系。我國循證醫學和臨床流行病學專家指出，臨床醫學文獻的評價應采用臨床流行病學/循證醫學的原則和方法，且根據研究的側重點，如病因、診斷、治療、預防、衛生經濟學和決策分析等的不同，具體評價的原則和方法也不相同，但不論哪一種文獻，都應從文獻的內在真實性、臨床重要性和外在真實性上考慮[7]。Moher等[8]的一項研究表明，到1993年為止，共計有25種不同的文獻質量評價方法，這些方法大多數對臨床試驗的隨機、對照、盲法、樣本等方面進行評價，基本上是以針對方法學內容為主的評價，文獻的內在真實性是評價的核心。從現行文獻看，中醫的臨床文獻質量評價，主要針對的是中醫臨床治療性文獻，應用的評價方法主要有CONSORT聲明、jadad標準、Delphi清單、Chalmers量表，并且已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使用CONSORT聲明作為評價標準。但也有人采用純粹的文獻計量學指標，如是否被SCI、EI、CA、ISTP國際四大檢索型刊物或國內核心期刊雜志收錄等指標。此方法雖簡練易行，但從本質上講，只是文獻的外部特征，并不能完全與文獻的質量相對應，且四大檢索型刊物以收錄英文刊物為主，收錄我國出版的學術期刊較少，而中醫類的就更少，而且這種一刀切的方法亦有誤導“重外在、輕內在”之虞[9]。
2 中醫臨床文獻質量評價中的瓶頸
隨機對照臨床試驗(RCT)，因其遵循了隨機化、對照和盲法的實施原則，因而被公認為評價療效的“金標準”。但該“金標準”由于研究對象的嚴格限制，因此對于整個疾病的規律而言，其代表性及外在真實性有一定的限制，尤其是對于中醫——這個具有鮮明的個體化診療特色的醫學模式，應用群體化的研究手段很難反映出中醫辨證論治體系下因人而異、靈活多變的特點，以及所產生的臨床療效。客觀地講，在中醫的實際臨床活動中，能夠使用完全相同處方的不同患者少之又少，因時、因地、因人制宜才是中醫的精華，因此，用RCT的研究方法實際上并不能真正研究中醫的臨床療效，得到的結果也不是客觀的。有調查顯示，在近20年來我國期刊上發表的臨床文獻中，盡管RCT發表的數量在逐年增長，但中醫藥臨床研究領域仍以非隨機化研究報告為主[10]。還有研究者對建國后50年發表的針灸治療面癱的963篇臨床文獻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RCT 83篇(8.62%)，臨床對照試驗的文獻63篇(6.54%)，敘述性研究的文獻675篇(70.09%)，專家經驗的文獻142篇(14.75%)[11]。因此，傳統中醫文獻模式，如觀察或敘述性研究以及專家經驗，仍然是中醫臨床實踐記錄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筆者對《中醫雜志》和《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2006、2000、1990年3年的第1期和第12期雜志的抽樣調查顯示，盡管RCT文獻呈現明顯逐年遞增趨勢，但觀察性研究、尤其是醫案和專家經驗類的文獻還是占有相當大的比例。
中醫是一門有著其獨特自身規律特點的實踐醫學，中醫臨床文獻是中醫自身實踐經驗總結及規律記錄。事實證明，傳統的中醫文獻記錄模式，對傳承中醫臨床實踐經驗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是不可忽視的寶貴財富。因此，對中醫臨床文獻質量的評價，既要著眼于循證醫學從文獻-評價-療效的嚴格評判過程，又必須要兼顧中醫發展的自身規律特點，不能完全照搬照抄循證醫學對現代醫學的文獻評價標準，因地制宜地確立適合于中醫臨床特點，并能促進中醫臨床發展的文獻評價體系。
3 其它評價方法的研究概況
除了上述的對醫學內容的評價方法外，文獻計量學方法、專家或同行評議方法、綜合評價方法以及基于網絡的文獻評價方法，也有著廣泛的應用或深入的研究，這些方法可以說是對單純醫學內容評價的有益補充，尤其對于中醫，在目前評價方法尚無統一意見的情況下，還是很有參考價值的。
3.1 文獻計量學方法
文獻計量學是借助文獻的各種特征的數量，采用數學與統計學方法來描述、評價和預測科學技術的現狀與發展趨勢的圖書情報學分支學科[12]。文獻計量學方法是近年來廣泛應用的定量分析方法之一，在醫學文獻評價方面亦有較多的應用，它利用文獻發表時和發表后所產生的效應，對科技文獻進行定量分析，可以避免主觀因素的影響而盡量使評價客觀[13]。文獻計量學中包含很多特色指標，其中與文獻質量關系密切者，主要有以下幾個。
3.1.1 影響因子
影響因子是一個相對數量指標，指的是某期刊前兩年發表的論文在統計當年的平均被引用次數。一般來說，大多數影響因子高的期刊都是載有高質量論文的著名期刊，因此，論文的學術水平可以通過影響因子得到反映。但也應該注意到，期刊的影響因子是不能與每篇論文的質量等同的，因為影響因子反映的它們的平均被引用情況，期刊中質量不等的論文對期刊質量的影響是不同的[14]。
3.1.2 總被引次數
總被引次數是個絕對數量指標，是指某期刊論文自發表以來在統計當年被引用的總次數。它直接反映了期刊論文在科學發展和文獻交流中所起的作用，從歷史的角度反映了期刊論文的學術影響力，所以，論文被引總次數成為評價論文學術質量的最直接定量指標。但同時也要注意引文分析的不足之處：首先，理論性過強，由于參考文獻中引用的多是理論水平、學術水平較高的論文。因此，對理論性刊物引用次數較多，而實踐性與技術性強的刊物被引次數則較少；其次是由于讀者引用參考文獻各有不同的目的，因此引文并不一定能完全客觀真實地反映文獻利用狀況，在實際中，不能除外有某些作者為了單純增加參考文獻而增加引文的可能，個別也有某一負性事件引起廣泛關注而獲得高引文率的情況[15]。轉貼于
3.1.3 他引次數
引用文獻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引用主體自身以前所發表的文獻，叫做自引；另一種是引用主體以外其他人所發表的文獻，叫做他引。他引具有作為衡量尺度的特殊客觀性，因為在分析評價期刊論文學術影響力時，影響因子和總被引次數并不能區別出來為抬高自己的學術地位而“故意自引”的情況。應該看到，期刊論文學術影響力的高低主要不是取決于作者自引，而是取決于主體之外的他引。
3.1.4 參考文獻
科技期刊論文文后的參考文獻是科技論文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反映了著者的治學態度，也反應了論文的起點、深度以及確鑿的科學依據。復核參考文獻是保障引用文獻的準確性、科學性和真實性之必需[16]。因此，參考文獻的質量與數量，是評價論文質量和水平的重要指標。所引用文獻的質量、數量、類型、語種、年代、權威性等方面可以判斷研究工作所涉及學科領域的寬度、深度及研究工作的創新性，確認論文的學術水平[17]。
3.1.5 作者群分析
作者是期刊論文的重要外部特征之一，是決定期刊論文質量的關鍵。有研究者認為，作者的最佳年齡為30～50歲，其特點較多，且質量也高，是帶動學科發展的主要群體[18]。也有研究者提出，科研合作最顯著的表現形式之一就是合著論文，論文的合作度反應了該刊論文作者智力的發揮程度，合作度越高則合作智能發揮越充分[19]。還有研究者發現，中高級職稱的作者群仍是創作能力最強、科研成果最多的一個群體[20]。有研究者調查《檔案管理》50名核心作者時發現，有1/3作者發表的論文處在一個較高的被引率水平，他們代表了在該刊中具有較高的學術影響力和權威性[21]。
3.1.6 基金論文
期刊中各類基金資助的論文，特別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省部級科學基金項目論文，是經過了專家小組對申請課題的嚴格評審，對申請課題的科學性、前沿性、應用性做出評價，又對課題主持人及其成員的學術資質和實驗設備及項目管理進行審核，在基金項目實施過程中，科技管理部門又進行跟蹤調研與評估。所以，基金資助項目的成果往往代表著一個領域內的新動向、新趨勢，且有較大的難度和較高的水準。因此，用基金資助論文的級別去考察論文的學術水平，是比較簡便、快速而直觀的標準，是評估論文質量的公認指標之一[22]。
3.1.7 文獻壽命及半衰期
有研究者提出，由于后產生學術影響(被引證、被評論)需要一定時間，因此，如果考慮到使用引文指標來評價成果，則只能根據不同學科的引文分布、引文峰值出現的時間段以及被引的半衰期大小，選擇相對合理的評價時間[23]。還有研究者提出，生物醫學文獻壽命最短為5～6年[24]，而中醫文獻的半衰期為5年[25]。
3.2 同行專家評議法
同行評議是指某一或若干領域的一些專家共同對涉及該領域的知識產品(如論文、論著、新工藝)進行評價的活動[26]。有學者認為，由于同行評議特有的社會功能，至少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不可能用其他方法取代它[27]。李國杰院士認為評價論文的最基本手段就是同行評議[28]。亦有專家認為論文質量評價是一項非常復雜且標準很難掌握的系統工程，最可靠、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聘請同行專家進行評審[29]。不過也有專家認為，同行評議不可避免的受到學術觀點、學科劃分，甚或人情關系、名人效應、領導權力等的局限，因此要對同行評議加強管理，強化評審過程中的法制觀念，控制人為因素的干擾，盡量采用“雙盲法”或通信評審的方式，使同行評議完全體現成果的真實水平[30]。在此方面應用最為典型的就是，Science Navigation公司從全球邀請2 500名領先的研究者和臨床專家組成評價委員會，要求成員必須在該領域發表過一定數量的論文，得到同行的尊重和認可，同時應兼顧不同國家、種族和資歷。這些專家對本領域中的最感興趣的論文進行的分類、評價并將推薦意見及等級提供給廣大的讀者。這種方式被認為是下一代的文獻評價方式，打破影響因子、引文、期刊等不精確的傳統評價方式，根據學科屬性重新組織文獻，通過專家評價直接提供權威、及時、全面和不斷更新的學術論文，而且還可以個性化定制[31]。
論文摘要：我們應該優化外匯資產結構，通過降低美元儲備比例、加大礦產資源投資和股權投資，實現外匯儲備資產結構的多元化。未來美元貶值的風險很大。而通過美元貶值以緩解美國的國內危機，是美方慣用的手段。
我們應該優化外匯資產結構，通過降低美元儲備比例、加大礦產資源投資和股權投資，實現外匯儲備資產結構的多元化。多元化的投資模式不僅可為我國運用外匯儲備投資提供一種新路徑，而且能更好地平衡外匯儲備的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的多重目標要求。
目前我國外匯儲備已超過2.4萬億美元，居世界第一。在巨額外匯儲備中，美元資產占有較大比重。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政府財政支出大幅增加。過去10年美國國債增加了1倍，目前規模超過了13萬億美元，占GDP的90%，未來美元貶值的風險很大。而通過美元貶值以緩解國內危機，是美國政府慣用的手段，1985年通過《廣場協議》壓迫日元升值就是典型的例證。
一、世界各國美元外匯資產多元化運用現狀
近年來，各國政府對美投資活躍，不僅投資規模持續擴大，由2005年的不到2萬億美元迅速上升到2009年的4萬億美元，年均增幅超過18%；而且在各國對美投資總額中的比重穩步上升，由2005年的25.5%上升到2009年的35.2%。各國政府對美投資體現出了如下幾個特點：
第一，在投資期限和發行主體選擇上日趨多元化。投資期限多元化是指各國政府在外匯資產流動性和盈利性之間的平衡，體現在對美國中長期債券、短期債券和企業股票的資產配置上。據美國財政部統計，2005-2009年，它們的比重平均為76.4%、14.5%以及9.1%；發行主體選擇多元化是指各國政府在外匯資產安全性和盈利性之間的平衡，體現在對美國聯邦政府、各級政府機構以及企業的投資結構上。據美國財政部統計，2005-2009年，它們的比重平均為60.1%、25.5%以及14.5%。
第二，財富基金成了各國政府管理外匯資產的重要平臺。據美國財富基金研究所統計，截至2010年3月，全球財富基金管理的資產高達3.8萬億美元，其中一些財富基金管理的資產規模甚至遠遠超過該國名義外匯儲備規模，比如阿聯酋阿布扎比投資局管理的資產規模約為該國外匯儲備的13.9倍，挪威養老基金管理的資產規模也達到該國外匯儲備的8.8倍。
另外，相對于外匯儲備管理當局，財富基金的投資范圍更廣，擔當著本國外匯資產多元化管理的重要責任。據估計，整體上財富基金的資產配置大約保持在債權25%、股權45%以及其他資產30%的水平。比如，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的股權投資比例就達到40%左右，挪威銀行投資管理公司的股權投資比例甚至達到了60%。
第三，越來越多的國家通過調整幣種結構分散外匯儲備投資。考慮到集中投資美國資產的潛在風險，各國政府已經開始逐漸調整外匯資產幣種結構，降低美元資產的比重。雖然美元仍是世界各國官方外匯資產的主要貨幣，但是2001年以來美元所占的比重持續下降，由超過70%下降到60%左右，發展中國家尤為明顯（2008年僅為59.8%）。
另外，隨著歐元的崛起，各國政府外匯資產幣種結構中歐元的比例迅速上升，從全球平均水平看，該比例由17.9%上升到26.5%，在發展中國家，這一比例上升更高，由19.4%上升到31.1%。
二、我國外匯資產的構成和使用概況
伴隨著經濟的迅速增長和對外貿易的持續擴大，我國的外匯儲備規模自1996年以來顯著上升。目前，我國的外匯儲備已經超過2.4萬億美元，比1996年增長了12倍，年均增速超過27.2%。我國外匯儲備的最大特點，就是美元資產比重較高。據美國財政部統計，截至2009年6月，我國共持有美國證券類資產超過1.46萬億美元，超過日本位居世界首位。
我國美元外匯資產運用體現出了以下特點：
第一，在投資期限結構上傾向于中長期債券。中長期債券類投資的規模最大，為1.23萬億美元，占我國美元外匯資產的82.55%；而短期資產投資規模為1815億美元，占比為12.22%；股權類投資規模則更小，為777億美元，占比為5.23%。這和世界各國政府在美投資結構（分別為76%、16%以及9%）形成了較大差距。
第二，在投資發行主體選擇上傾向于美國聯邦政府證券。我國持有的美國聯邦政府發行的證券的規模為9157億美元，占比為61.63%；各級政府機構發行的證券的規模為4543億美元，占比為30.58%；企業發行的證券（包括企業債、股票等）為940億美元，占比7.78%。這和世界各國官方在美投資結構（分別為60%、25%以及15%）存在顯著差異。
第三，財富基金穩步發展，但多元化程度不深。據美國財富基金研究局統計，目前我國財富基金主要有中國投資有限公司以及全國社保基金等三支，分別管理約3471億美元、2888億美元以及1465億美元的外匯資產，分別占我國全部外匯儲備的14%、12%以及6%。
這些財富基金在美投資主要集中在現金、政府債券、貨幣市場基金等安全性較高的金融工具上，股權投資仍然有限。以中司為例，據美國證交會披露，截至2009年末，中司持有美國股票價值96.3億美元，相對于其持有的2888億的外匯資產規模而言，股權投資比例僅為3.2%左右。
第四，美元資產結構不盡合理，具有較高的機會成本或實際成本。根據我們的觀察，美國10年期國債的年度收益率平均為3%-6%，遠低于投資于股票指數或直接投資能夠獲得的平均收益率（1925-1995年股票年平均收益率為10.5%，2000-2005年股票年平均收益率為14%）。
此外，在目前的匯率制度下，我國央行外匯儲備的累積會導致外匯占款增加，而為防止外匯占款增加沖擊國內基礎貨幣，央行通常通過發行央票進行沖銷，而央票是有利息成本的。
如果持有的美國國債收益率低于相同期限央票的收益率，央行會面臨虧損。金融危機爆發后，這一問題特別突出。在2008年全年以及2009年下半年至今的兩個時期內，央票收益率分別處于3%-4%以及1%-2%的區間內，均高于相同期限美國國債收益率區間1%-2%以及不到1%，這意味著央行持有美國國債面臨著實際虧損。
三、實現我國外匯儲備多元化的建議
基于目前我國外匯儲備的具體情況，外管局近日提出了外匯儲備經營管理應堅持“安全、流動、增值”的原則。我們認為，在具體戰略安排層面，除央行保留大部分外匯儲備、滿足流動性和安全性需求以外，相關部門應考慮將富余的外匯儲備轉換成其他投資形式，通過降低美元儲備比例、加大礦產資源和股權投資等方式，實現外匯儲備的多元化。
（一）降低美元外匯儲備比例，實現外匯儲備幣種結構的多元化
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由于美國的經濟實力相對下降而其他發達國家的經濟實力相對上升，美國的國際貨幣地位逐步削弱。目前的國際貨幣體系中美元雖仍占主導地位，但已不具備絕對優勢。從戰后初期至今，美國經濟占世界經濟的份額由50%多下降至近年來的25%左右，對外貿易份額從超過60%下降到近年來的15%左右。
我們建議，漸進地降低外匯資產中美元的比重、提高歐元以及其他主要貨幣的比重，并根據儲備貨幣發行國的經濟、金融狀況（包括經濟金融實力、貨幣供應量、國際收支動態以及經濟發展趨勢）實行動態管理。目前我們已經開始擴大對日元金融產品的投資。
今年1至4月份，已累計凈買入5410億日元的日本國債。另外，2004年以后歐盟取代美國成為我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2009年中歐雙邊貿易占中國進出口總額的16.5%。從長期戰略投資角度看，雖然目前歐元面臨著暫時性的危機，但是現在和未來，歐元區仍然是我國外匯儲備主要的投資市場之一。
（二）加大礦產資源投資，實現儲備資產結構的多元化
目前，我國礦產資源總量約占世界的12%，僅次于美國和俄羅斯，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資源占有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58%，列世界第53位。近年來我國經濟迅猛發展，對礦產品的需求量劇增，使國內礦產資源供需形勢日趨嚴峻，礦產資源緊缺矛盾日益顯現。
從長遠看，缺口將進一步加大，預計到2020年，我國鐵礦石消費量將超過13億噸，精煉銅730-760萬噸，鋁1300-1400萬噸。如不加強勘查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屆時在我國45種主要礦產中，將有19種礦產出現不同程度的短缺，其中作為國民經濟支柱的礦產，比如鐵礦石的對外依存度將達到40%左右，銅和鉀的對外依存度也仍將保持在70%左右。
可見，加快推進礦產資源儲備體系的建立是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一環。在此過程中，我們可考慮將一部分外匯儲備轉化為對礦產資源的投資。具體看，可由國家職能部門發出指引，以外匯儲備出資，通過企業具體操作，用于購買資源開采權和實物產品。
礦產資源儲備按照用途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建立類似于美國的戰略資源儲備，以備應急使用；二是依托國有礦產資源公司以及民間企業，通過補貼、租賃存儲設施等形式建立普通資源儲備，這部分儲備只能通過拍賣進入市場，且只能低買高賣，以保證這部分資源儲備基金的保值增值。
（三）加大股權投資，實現金融儲備資產結構的多元化
擴大股權投資，是促進外匯儲備的多元化管理、提高外匯儲備收益水平的重要手段之一。截至2009年3月，新加坡的外匯儲備多元化平臺淡馬錫控股以政府投資公司的長期股東總回報率分別穩定在16%以及7%左右；挪威銀行投資管理公司盈利6130億克朗，收益率高達25.6%。可見，這一模式已經在世界各國有所實踐，并取得了不錯的成績。
1、擴大中司的規模以及經營范圍。雖然我國的基金規模巨大，2009年中國華安投資公司、中國投資公司以及全國社保基金都躋身世界十大財富基金之列，總規模超過7800億美元，但是相對于我國2.4萬億的外匯儲備而言，僅占32%，和同期全球財富基金平均占外匯儲備47%相比較，我國財富基金的規模仍然存在擴大的空間。
另外，我國財富基金過分重視資產的流動性和安全性，沒有很好地實現多元化管理國家外匯資產的初衷，比如中司2008年的資產配置中現金類資產占87.4%、固定收益證券占9%、股權投資僅占3.2%，與全球財富基金平均資產配置水平債權25%、股權45%以及其他資產30%存在較大差異。
我們建議分階段穩步的擴大中國投資公司的資產規模，使其切實擔當起多元化我國外匯儲備的責任。也就是說，一方面，放松對財富基金的投資范圍的行政性約束，讓其成為真正的以贏利為目標、市場化經營的主體；另一方面，完善基金公司治理結構，通過有效設計約束激勵機制促使其切實實現資本增值的經營目標。
隨后我也開始反思，我們國家的學術氛圍是否把“創新”提得太頻繁太重要了，才在這些孩子中形成這么大的影響？創新對于學術發展來說到底有多重要呢？
我們國家每年畢業好幾萬博士，幾十萬碩士，還有很多在職的各類名頭碩士，早已世界前列，而如果每篇論文都創新，肯定早就是創新國家了。即便在論文的創新比例上比不過人家，創新總量總還是能搶個第一第二的吧。而糟糕的是，在科研大國里面，我們目前恰恰是最沒有創新能力的國家，尤其是科學創新方面。
我在國外做研究的時候，看過合作教授的兩個標書，都是NIH(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三百多萬美金的大課題，但我估計這樣的課題拿到中國，大概幾十萬人民幣的自然科學基金都申請不到，重要原因就是“沒有創新”。這兩個課題都是關于美沙酮項目中實施心理行為干預減少HIV（艾滋病）風險的，美沙酮本身并不是新藥，美國六十年代就開始用了，在戒毒中用了幾十年，心理行為干預也并不新鮮。為什么這樣的課題可以拿到NIH幾百萬的基金呢？這和西方人對待科學研究的態度有關。作為一門科學，最重要的特征是其結果能夠被驗證，被重復。因此，科學研究除了一部分需要最原始的創新之外，還需要有大量的研究是做次創新，甚至是不創新的驗證工作。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人，不同的地點做同樣的研究，如果都能得到相同、相似的結果，那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科學準則，否則，不可稱之為科學。在生命科學尤其是醫學、心理學領域尤其如此。
科學研究中新發現的理論，新治療方法，無論如何都是需要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時間考驗，才能真正成立，成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這就是諾貝爾獎得主為什么都是老態龍鐘的科學家，他們得獎的研究都是幾十年前做的，但是不能即刻獲獎，即便是劃時代的發明與創造，因為一切都需要時間驗證。這期間，大量的驗證、前進性的重復工作是非常必須的， 缺少這些工作，即使再有創新，也無法得到驗證，用之于實踐。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每年的原則都是研究有創新，甚至必須是原創，但做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諾貝爾對中國人來說仍然是遙遠的夢。按照評諾貝爾的標準，即使現在有一個真正值得獲獎的研究，至少還得等上三四十年的驗證期。
關鍵詞:出版制度 學術書評認定制度 學術著作出版基金制度
好的出版制度應具備基本的六個條件[1]:揚善抑惡、激發原創、持續增長、鼓勵敬業、無為而為。我以為這六條很好,每條設想,都是針對現行制度弊端的反制構想。《我國現行出版制度的弊端及其影響》所反映的問題,一是屬實,二是嚴重,三是根子深,非寫寫文章所能奏效。甚至,大多數基層從業人員不得不無奈應對,而且難以預料什么具體時間可以解決。但就本質而言,是必須解決、也一定會解決的。出于這種認知,每個有責任心、有良知的出版從業者都應為之鼓與呼。
1、打破“高度的行業壟斷”
高度行業壟斷的表現[1]是:“目前,出版權力都壟斷于各種以利潤最大化為唯一目標的出版機構（出版社和雜志社）,國家將書號分配給各出版社后出版社就直接高價賣給作者,再加上出版社強行要求著者由出版社安排進行設計、排版和印刷等附加服務（強制消費）而形成的費用。”歷史形成的出版社、雜志社,作為出版的龍頭機構還是必要的。打破壟斷,不是自由出版,而是建立新聞總署與讀者上下交叉的監管機制并對出版業有效實施監管。書號作為出版物經營許可標識,它反映的是“本品在新聞總署控制之下”。發放標識的新聞總署對作者是進行行政管理,而非商品交換。此外,新聞總署也并未因為控制書號發放而獲得收益并繳納所得稅金。新聞總署對下屬出版社的權錢交易不軌行為負有失察之責,當在取締之列。“出版社強行要求著者由出版社安排進行設計、排版和印刷等附加服務”等項活動中又的確存在為了統一、增強出版物價值的合理編輯成分,應該通過編輯作業程序與著作者通過平等協商、溝通解決。“強制消費”,本質上是欺行霸市行為,為嚴肅市場秩序,亦當在取締之列。
“版面費”問題的是與非,學界早有爭論,這里不再贅述,本人認為要區分對待:
(1)基金項目含有費用者,收取版面費是合理的。
(2)非基金項目,經論文評審具有發表、出版價值的作品,免收版面費。
(3)非基金項目,經論文評審認為價值不大,作者希望發表,酌情收取適當版面費。
版面費問題,在操作層面,應屬“獨立編審”之作業事項。
“論文湊數”[1]。“只看數量不看質量的職稱評定制度”是“論文湊數”的淵源。“論文湊數”的現象,已經涉及“學術腐敗”是其根源[2]。要消除“湊數論文”,根本是改革現行職稱評定制度。職稱評定制度,本也清清楚楚,做事的能力和忠誠心是根本,再西化、量化之類看似新穎,實則舍本求末的制度演變中弄得面目全非。癥結的根本是:與職稱掛鉤的好處太多。名為尊重知識和人才,實則驅趕千軍萬馬擠獨木橋。這個問題不解決,“論文湊數”就會如影隨形。這是一個社會大問題,本文不再展開討論。
2、出版業一行兩制
商業性出版物是私人物品,商業性出版物有消費需求和市場,按照市場法則來提供,實行市場化運作。商業性出版物可以按照市場法則由私人來提供。商業性出版物（如小說、保健書、藝術作品集等）可以作為一種私人的精神消費品;可以按照非零價格由私人付費來實現交易;或由私人單獨通過付費購買的方式排他性地作為精神糧食來消費。
非商業性出版物是公共物品,非商業性出版物不存在市場或市場極小以至于無法通過市場來實現其價值（如學術著作）,非商業性出版物則只能按照非市場法則即行政法則來提供,實行國營計劃運作。
出版行業原本就存在兩種情況,一種是商業性出版,另一種是公益性出版。出版物的消費目標不同,制作過程不同,資金運行特征不同。實行一種制度],本就不適宜,削足適履、滋生弊端,在所難免。
出版業實行兩種制度,事業與產業分離,商業性出版產業按市場機制運行,出版產業在市場機制中除接受黨和國家文化產業政策約束之外,自由出版,在市場運作中爭得繁榮;公益性出版事業則按公益制度視國家財力投入規模運行,在可能的條件下,國家財政資金重點支持學術出版,當國家資金不足時甚至有條件地引入民間資本,做大做強,促進學術思想的進步和學術創新的發展。能如此,才是回歸了“制度”約束不正當與鼓勵正當行為的本意:制訂行為之“度”,不可或缺,不可超越。
商業性出版制度與非商業性出版制度分立,實行出版一個行業,商業性出版與非商業性出版兩種制度,簡稱“一行兩制”。
3、獨立編審
版面費問題,在操作層面,應屬“獨立編審”的作業事項。編審作業之一是判定送審文稿的出版價值,建立學術著作出版基金制度（略）以支持獨立編審。完善并實施學術書評認定制度,創建或完善新制度,改革已造成弊端的舊制度,是大勢所趨,亦是業界共識。
4、重倡“科學發展觀”
社會公正的責任在于獎勤罰懶、鼓勵“清白做人、老實做事”,“需要數十年的學習、研究能力訓練、等待時間、機會、檢索、資料、撰稿、調查、實驗、個人天賦和辛勤勞動”[1]是誠實的著作者本俱的才賦。如今這種本俱的高尚品質被邊緣化,有制度漏洞、有較長時期的社會風氣熏染的宏觀原因,也有“無數劫以來”貪嗔癡慢傻習氣造業的微觀原因。我們不能不看到它的嚴重性。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還有另一個方面,幾十年與幾千年相比,微不足道。中華文化是經過了歷史考驗、并在考驗中積淀著精華:誠實的勞動和獻身精神創造財富、推動社會進步。“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什么？走提高生產效率、共同富裕之路[6]。重倡科學發展觀,在“以人為本、和諧、可持續發展、共同富裕”為特征的社會教育環境中,普通人的良心都要回歸,誠實著作人本俱才賦肯定會復位核心。
參考文獻
[1] 何其多.我國現行出版制度的弊端及其影響.省略/m/? Source= ShowArticle|1|301720|0|4|1.
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經濟學教授,中國金融博物館首席顧問,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經濟學家之一。自1990年獲耶魯大學金融經濟學博士學位以來,先后在威斯康辛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美國耶魯大學等世界一流大學任教,并被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長江商學院等國內著名學府、學術機構聘為訪問教授。2006年,《華爾街電訊》將陳志武教授評為“中國十大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2008年出版的中文著作《為什么中國人勤勞而不富有》成為當年最具影響力的財經讀物之一,榮獲多項圖書獎項,與2009年出版的《金融的邏輯》長期居于財經暢銷書前列。
他總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機場。
4月17日也不例外。作為“2010年投資與理財年會”的特邀嘉賓,當晚,陳志武在凌晨時分才抵達北京。從上海到北京,兩個小時的旅程里,他要處理若干活動邀請、電話,并要準備第二天的發言。
在機場,他遇見了前幾天和他一起參加博鰲論壇的潘石屹。老潘隨即在微博上留言,公布了這次“邂逅”。“去博鰲的時候,一直看到張欣(潘石屹的妻子)在手機上搗騰,還以為她看短信,結果是在發微博。”他哈哈大笑。
溫和,隨意,雖不是特別健談,但回答問題認真而邏輯嚴密,是他給人的第一印象。采訪就從微博、房價,甚至從電視劇《蝸居》談起,絲毫沒有經濟學的宏大敘事。“其實我是個特別人間煙火的人,孩子們出生時,我也會給她們換尿布。”他笑言。
4月上旬的博鰲論壇上,陳志武和潘石屹就中國的房價問題有過一番論道。陳志武提出了增大土地供應的看法,認為房價已經充滿泡沫。這似乎意味著,這位在20年前暫時作別中國的經濟學人,如今雖然在美國執教,但已經將研究的中心放到了中國當下的現實問題上。
他回來了。
“懵懂”美國夢
從中國到美國,最初的路并不平坦。
大學畢業后,陳志武到國防科技大學讀研究生計算機專業,那是1984年。但在念了一年半后,他就發現自己對計算機工程沒有多大興趣。剛巧,他的朋友崔之元也在國防大學數學系念書,在兩人合作翻譯阿羅著作《社會選擇和個人價值》的同時,他慢慢轉到另一個新的研究領域――用數理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問題。
1985年秋季,陳志武開始給耶魯大學的一位老教授寫信,問他能不能申請到耶魯大學攻讀這方面的博士學位。在既沒有32 美元去參加GRE考試,甚至連金融(Finance)這個詞都不清楚是什么意思的戲劇性往事中,耶魯大學不僅把他錄取了,還給了他獎學金。他就在這么一種“懵懵懂懂”的狀況下去了美國。
之前學的是工科,在美國才從零開始接觸經濟學。在這期間,他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純學術的研究,包括推導許多數理模型,寫了不少實證研究論文,這一套分析經濟問題的框架,一直沿用至今。
1990年,陳志武順利獲得耶魯大學金融經濟學博士學位,進入威斯康星大學任助理教授。1995年,他獲聘為俄亥俄州立大學副教授,1996年擔任終身教授。在俄亥俄州立大學的4年中,他的研究成果越來越多地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經濟理論》(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與《金融經濟學》(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等主流報刊上,內容涉及資產定價、共同基金、動態股價模型、股票投資盈利戰略等方面。他的論文《日本基于產出為基礎的資產定價》獲得了芝加哥期權交易所研究獎。他很快成為金融資產定價領域最富創造力和最活躍的學者之一,在美國、歐洲、日本,以及中國香港等地的金融經濟學圈子里,知道陳志武的人越來越多。1999年,他被請回耶魯擔任終身教授。
幾乎在同期,陳志武創辦了Value Engine(價值引擎)公司。2001年,他又與兩個合伙人創辦了Zebra對沖基金公司,這只秉持市場中性策略的對沖基金,幾乎100%是根據陳志武的模型來判斷、操作的。“到目前為止,實際的投資業績跟我們最初設計的目標總體一致。”Zebra對沖基金現在有十來個全職職員,客戶主要是來自法國等地的機構投資者。
金融的“另類”邏輯
大約在2001年,陳志武開始進入國內經濟學界的視野。最開始,是他寫的署名文章在國內的財經媒體上刊登,不同的看待中國問題的角度和文風,讓人耳目一新。2004年和2005年期間,他似乎無意躋身的一場風波,使他迅速地為人們所熟知。
到今天,陳志武似乎不愿意再就此事作太多評論,但搜查以往的資料,可大致得到以下事實:2004年之夏,香港知名經濟學家郎咸平教授在內地掀起一場被稱為“郎颶風”的風暴,在學界、企業界以及整個社會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爭論。
在媒體和民眾都對郎教授的觀點頗為贊許的同時,陳志武卻提出了對郎咸平觀點的質疑,這隨即被好事的媒體升級為兩個經濟學家之間的PK。關于這場交鋒,郎咸平認為國退民進有問題,因為出現了大量侵吞國有資產的現象。對此,陳志武進行了系統的反駁,認為國退民進才能讓中國的企業培養出最強的國際競爭力。
除了幾年前那次有名的紛爭外,陳志武對于一些粉絲頗多的暢銷書的批評也毫不留情,比如《貨幣戰爭》。在《貨幣戰爭》中,作者認為金融市場被一小撮銀行陰謀家控制、操縱,并最終上升到政治紛爭、制造戰爭、制造金融危機。但在陳志武看來,金融并不是這樣可怕的東西,相反,它給人們帶來福祉,從而讓人們真正獲得自由。
“金融是跨越時間和空間的價值交換”,這是陳志武關于金融的邏輯的定義。但是這也招致國內很多經濟學家的非議,認為這和主流的貨幣銀行學是不一樣的,因為在沒有貨幣之前,還不能叫金融。
“這恰恰是中國金融學界的問題。其實這個不奇怪,中國的歷史上,關于證券一類的金融歷來就不乏爭議。這個歷史的背景反過來就影響中國學術界對金融的理解,都和中國傳統的關于貨幣的看法相關。這是非常狹義的理解。”他這樣認為。
在4月18日舉行的投資與理財年會上,他用對騰訊上市后馬化騰的身價分析,進一步闡釋了“股權致富的金融邏輯”:股權創業――資本市場上市――提前變現未來財富。他認為:“金融的邏輯就是時間和空間的轉換。中國處于一個重要的轉型期,我們更需要理性了解金融的邏輯,從西方國家的發展中學到建設性的技能。”
“民享國權”觀
今年春節前后,陳志武的新書《陳志武說中國經濟》出版。
在這本書里,陳志武探討了金融危機之后的“中國奇跡”,以及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諸多謎題。其中,最重要的觀點莫過于“民享國權”。他認為,國有資產是歸“全民所有”的,但在今天的中國,普通人不會因為國有資產的增值而感到自己的財富有所增加,這是因為中國的國有資產從來沒有以明確契約的形式落實在每個人頭上。不僅如此,理論上歸屬全民所有的國有土地,由于政府限量供應而推高房價,這也成為當下中國大多數家庭安居樂業的主要障礙。
陳志武在書中估算,國有土地總價值差不多是50萬億元人民幣,央企加上地方國有企業大概有11萬多家,資產價值約29萬億元。這就是說,除了每年不下5萬億元的財政收入,政府坐擁近80萬億元的資產,且后者以每年不低于8%的速度遞增;相比之下,全國的居民資產不過28萬億元。
由此他主張,把80萬億元國有資產以基金的形式發放到每個老百姓的手中。具體做法是:把100多家中央國有企業的資產改組為國家層面的國民權益基金,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也各自成立基于當地國企產權的國民權益基金。這樣,全國就有32個國民權益基金,老百姓按人頭領取這些國民權益券,可以長期持有,也可以交易,由國民自愿決定愿花多少價錢,去交易哪個國民權益基金的股份……
結果是什么?從微觀、靜態的角度看,每個中國公民可以領取到價值6萬元左右的資產證券,一個典型的五口之家(包括夫妻、老年父母以及獨生小孩一個)可以增加30萬元的資產財富。假如這些資產的價值每年按GDP的增速增長,再加上基金分紅,每家每年可以增加3萬多元的資產性收入。這30多萬元,對很多貧困家庭而言,將是改變命運的機會。
對他的觀點,業界和民眾褒貶不一。有人認為這是有前瞻性的、將引發一場制度改革的惠民之舉;有人認為陳志武不了解中國,這只是脫離了中國實際的紙上談兵。人們也逐漸發現,這位研究金融市場出身的經濟學家,已經悄然把觸角伸向了中國當下的社會現實和制度追問之中。
從陳志武的博客上,可以看到他關于房價、市場經濟、國有企業參與競爭的不公平性的相關思考,但幾乎所有的問題都指向一個癥結,那就是制度資本。“到底是什么東西真正決定一個國家的貧富呢?答案是:制度資本才是最重要的。”他表示。
人間煙火的幸福
采訪一開始,陳志武就坦言,自己是個特別生活化的人。說到兩個女兒,他的表情特別幸福――做自己喜歡的學問,滿足于今天的生活。同時,他很堅決地認為,自己所有的研究的終極目的,就是為了讓普通人也能享受到經濟發展的實惠,過上更富有、更幸福的生活。
在他的兩個女兒看來,陳志武和普通爸爸沒什么兩樣。小時候的每天早晨,他都會親自送她們上學;每周,花半天左右時間處理對沖基金公司的事務;每年,大概有90~100個學時左右的教學任務;除此以外,他的工作重點都放在研究上。
《24堂財富課》一書收錄了陳志武寫給女兒陳笛、陳曉的信。這位父親這樣寫到:“說實在的,我和媽媽已經買好退休基金、醫療保險、投資基金,甚至也買好長期護理保險。這種保險的意思是,如果我們老了不能動、需要他人長期護理,那么,保險公司可以支付這種護理費用。等我們老了,我們要么雇人照顧,要么就去養老院。”
他還說:“總之,我們會在經濟上做好各種安排,等年長后不用你們‘孝敬’回報,不會讓我們成為你們經濟上的任何負擔。我們這樣做,不是因為擔心你們不‘孝順’,而是我們太愛你們,太在乎我們會成為你們的負擔,我們真的不愿成為你們未來職業追求、生活追求的負擔。你們的幸福是我們唯一的指望,這包括尊重你們長大后選擇職業、選擇男友的自由。”
這是一封很感人的信,它既巧妙地講了家庭理財的重要性,也流露出了父親對女兒的關心和情感。
2006年6月末的一天,陳志武帶著夫人和兩個女兒回到故鄉――湖南株洲的茶陵縣。正是連場暴雨之后,他們被堵在公路上。他想起自己走在華爾街的日子。同樣,在華爾街行走的時候,他也常常回想起這里,覺得很不真實:“十幾年前,我就是這樣走在家鄉的山路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