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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的《史記》是我國歷史著作中的典范，其獨有的紀傳體體例為后世史書的寫作開創了新的道路。《史記》是一部系統性研究中國歷史的史書。該書主要是將我國的歷史資料進行系統性搜集，然后進行大規模的整理。從全社會的角度探尋歷史問題，這樣能將歷史從以往狹小的空間引入到廣闊的大千世界里，即讓歷史從微觀走向宏觀，建立新型的歷史認知系統，為以后的歷史編撰奠定堅實基礎。作為一部著名的史學巨著，《史記》規模之宏大，體系之完整是其他書籍無法相比的。司馬遷在《史記》中有關于中國的人格、思想和精神的分析，可以說對中國歷史乃至中國民族有著深遠的影響。《史記》問世以后，受到很多后代學者的關注，對其的評論不可勝數，本文主要就宋代時期的筆記探究《史記》。
一、宋代時期對《史記》的歷史學評論
《史記》的宗旨是，通過細致的觀察，看到一個朝代如何由盛到衰，同時了解前世治國中的優點和缺點，以實現“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里提及的承接一家之言，主要是建立系統化的思想體系，通過對歷史的評述來表達自己的想法，宋代的筆記中就有關于司馬遷的《史記》評述，具體的思想方面評論可以從以下兩方面入手。第一，論述“史公三失”。《史記》問世以后，其中所提及的思想引起人們的廣泛重視。特別是漢代的楊氏父子對《史記》有著極高的評價，其實這里提及的“史公共三失”對后世有著極大的影響，部分后世的學者都是以此為契機開展評論的，包括宋明時期的筆記中也有相關評述。根據相關的評論能夠獲悉，從體例的角度考慮，部分評論者始終認為司馬遷列孔子于世家、老子于列傳。在分析有關《刺客》《游俠》等內容的時候，始終認為司馬遷作傳有的是遇到事件發表自己的想法，有的是想要通過事件來警醒后人。第二，論《史記》中的微言大義。司馬遷開始編著《史記》與《春秋》有著異曲同工之處，所以《史記》和《春秋》有很大的相似之處，即在整個寫作過程中都蘊含著無數微言大義。《野客叢書》中有段話能印證這一觀點，“若要說《新唐書》與《史記》有何不同，其實兩者有著較大的不同。《新唐書》主要是講述真正的風景或者山水。但是，太史公在風景上略施筆墨，讓人見了有心服之感，其實所有的用意是在筆墨之外。”這里用筆墨之外比喻《史》，實際上是講述有關史記以外的內容，敘述的內容有著
其他深意。
二、宋明時期對《史記》的文學評論
歷史著作的關鍵是能還原歷史，給后人一個完整的歷史評述，文學作品的特點是通過創造讓人喜歡去讀，所以兩者存在較大的差距。《史記》是歷史性的著作，問世后就開始受到學術界的認可，在其文學性質認識方面正在歷經漫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史記》自身的文學價值也被后世逐步認同并推崇。魏晉南北朝之前，文學和歷史是一體的，且史學一致是作為經學的附庸而存在，所以人們對《史記》進行評述的時候更關注其文學價值。
（一）敘事特色
《史記》開創了我國的紀傳體通史的先河，也在我國紀傳體文學中占據重要地位。相較于一般的文學巨著，《史記》有著較大的不同之處，主要體現在敘事的主體內容。《史記》在作為史學著作存在之時，其自身的文學性不可磨滅。其實無論是史學巨著還是文學巨著，都要有良好的敘事性。歷史主要是記錄事件，所以在記錄期間要讓整個事件的條理更加清晰，內容更加明確，特別是前因和后果都要講清楚說明白，讓人有一目了然之感。作為一部紀傳文學，文字要生動形象，能真實地反映事件。古代沒有先進的技術，不能通過影響將很多歷史保留下來，所以只能使用文字記錄，那么就要求文字具有動感，具有可閱讀性。其實，司馬遷在這方面做得很好，一部《史記》猶如一部敘事的藝術瑰寶，讓歷代的文人都對其不斷地進行挖掘。
（二）論體例
一部著作的體例指的就是其組織形式，通過何種方式或者方法將所有的主體部分進行串聯。體例對于《史記》這樣的宏篇歷史著作至關重要。體例將作者的歷史觀、寫作思想等核心內容進行統一，其合理與完善程度直接關系著作品的成敗。本紀、世家、列傳等構成了《史記》的獨特體例，使《史記》最終形成了完整而又十分嚴謹的紀傳體體系。《史記》的五體結構開創了一個先河，也為之后的歷代正史提供了一個真正的主干模式。
1.論五體。宋洪邁有言曰：“子長書出，規制既定，后世作者難紊。”《史記》五體義例深著，開天和，照百世。朱熹也十分認可《史記》的五體，在《朱子語類》中直接說《史記》中所記錄的事件有非常大的貫穿性，本紀里面提到過的事件，在傳記里面、表里面以及志里面也都多有提及。而其他史書如《資治通鑒》采用的編年體體系就有很大缺陷，這個年代的事件記錄過后，便沒有可以再找到相關資料的地方。譬如說漢高祖劉邦鴻門宴事件的記錄，除了高祖本紀里面有詳細的記載之外，在張良傳、灌嬰傳等處也有同樣詳盡的記載，使讀者能夠在讀到一處之時想起另一處。
2.體例與思想。宋代各家對于《史記》體例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具體可歸納為兩點，第一，司馬遷在著作的過程中著重通過體例的獨特安排，揭示其微言大義的著作思想。第二，司馬遷在安排一些人物的具體歸納上有不當的地方。譬如宋項安世的《項氏家說》中曾寫到：《史記》記錄了戰國時期的十三個國家，卻稱為十二諸侯，因為秦國完成了統一十三國之壯舉，秦王登基稱帝，因此將秦史納入本紀中，從世家的層面上才有十二諸侯之說，與列傳中實際上是七國而只做六國列傳一樣。
宋黃震在《范蠡大夫種傳》中寫道：司馬遷將范蠡的生平記錄于《貨殖傳》，卻將范蠡的功績與聲名記錄在《越世家》中是不妥的，應該參照《春秋》中的內容重新編寫《范蠡傳》。
（三）論取舍
宋代對于《史記》的取材有很詳細的分析，認為《史記》選材范圍非常廣，但是也進行了相當嚴格的取舍。張大可認為司馬遷的取舍標準是取材義例。
取材途徑有六種，分別是：皇家藏書；文物與建筑之上所記錄的信息；游歷天下，實地考察；事件的當事人口述或者他人的轉述；詩詞歌賦；歷代遺留的史書。
取材標準也可以概括為六點，分別是：六藝的標準以及儒家理論；文辭規范的遺留文獻；不記錄神怪之事；不是關系天下存亡的大事件不予記錄，世與傳中的人物只記錄軼事；可信的事件與有一定異議的事件要用兩種說法共同記錄；將不同思想的經傳與諸子百家的思想統統記錄并予以整合。
三、結語
[關鍵詞]宋代；詠梅詩詞；影響
宋代由于社會、審美、宗教、經濟、領導因素等各種各樣的原因，文人們形成了戀梅、賞梅、詠梅之風。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纂的《全宋詩》（1991-1996年，第一版）約4000卷，60冊，共收詩約二十五萬四千首，梅花題材之作（含梅畫及梅花林亭題詠等相關題材）占1.85%，計四千七百首。《全宋詩》11萬余位詩人中有六百多人都作梅花詩，令人稱奇。《全宋詞》（唐圭璋編，中華書局1981年第一版）收詞計兩萬零四百首，其中詠梅詞1120首，占5.6%[1]。宋人文學創作中詠梅風氣是一種特殊并且重要的文學現象。它對后代文學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物質層面的影響
（一）詠梅詩詞作品數量可觀
宋代所形成的這種詠梅風氣，為后代留下了許多的詠梅篇章。據今人程杰調查；現存宋代詠梅詩詞是宋代以前詠梅詩詞的50倍[2]。宋代詠梅作品數量之多，十分罕見。在宋代，詠梅詩詞已經達到了爐火純青，登峰造極的程度。詠梅專題聯章組詩多。如宋初林逋“孤山八梅”，梅堯臣《京師逢賣梅花五首》，首開七絕聯章詠梅之方式。蘇軾以文壇盟主， 有《次韻楊公濟奉議梅花十首》、《再和楊公濟梅花十絕》，都是十首以上的組詠，對宋詠梅之風盛行影響較大[3]。后人在詠梅時，總是或多或少的有宋代詠梅詩詞的影子。黑格爾說：“每一門藝術都有它在藝術上達到了完滿發展的繁榮期，前此有一個準備期，后此有一個衰落期” [4]。在宋代以后，雖然也不乏寫梅的高手，如元代的王冕，它的《墨梅》就是一首詠梅佳作。但是從整個時代來看，宋代的詠梅篇章數量之多、質量之好，無與倫比，在中國文學史上是精美的一筆，給我們的詩詞寶庫里留下了吟詠不斷的千古絕唱。
（二）詠梅題材的繁復繁衍
除了大量的詠梅詩詞以外，詠梅創作的繁榮更是賞梅情趣內涵的拓展及創作活動的外延。宋代是歷史上賞梅、品梅的興盛時期，不僅有大量的詠梅之作，還出現了許多的栽種梅花的專門著作。南宋范成大為“中興四大詩人”著有《梅譜》，記所居范村之梅十二種“江梅、早梅、官城梅、古梅、重葉梅、綠萼梅、百葉緗梅、紅梅、鴛鴦梅、蠟梅”，是中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藝梅的著作，它的地位不言而喻。北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周師厚著有《洛陽花木記》，記載“雜花八十二品”：“黃香梅、紅香梅、（千葉）、臘梅（黃千葉）、紫梅（千葉）。”“桃、李、梅、杏、蓮、菊各數十種”[5]。品梅專家南宋張俊曾孫張功甫著有《梅品》一書；宋伯仁的《梅花喜神譜》分上、下兩冊，收錄 100幅圖，是中國第一部專門描繪梅花情態的木刻畫譜，也是中國最早的木刻圖籍。因宋時畫像俗稱為喜神，故名。分別描繪蓓蕾、小蕊、大蕊、欲開、大開、爛漫、欲謝、就實等梅花的種種形態。南宋初黃大興，字載萬， 號岷山耦耕， 蜀（今四川）人。其選錄唐五代至南北宋之交的詠梅詞410多首，編10卷《梅苑》， 為現存最早的專題詠物詞選， 也是現存保存較完整的宋人選宋詞的最早選本[6]。這些著作都為后代留下了不少植梅、賞梅、畫梅、寫梅的趣聞佳話。為后代留下了許多關于梅獨特的歷史。
（三）詠梅詩詞豐富、發展了中國古代抒情文學的內涵和表現手法
入宋后的詠梅文學首先表現出物色征逐、追求賞心悅目的主動意態和情趣。如林逋在《孤山八梅》中描寫梅花“疏影橫斜、暗香浮動”的幽雅形姿，體現出閑靜淡泊的隱者意趣，奠定了梅花作為人格寫意的審美發展方向。至宋詠梅豐盛時期，梅花不僅是一個清新芳菲的審美對象、更逐步被賦予君子“比德”品格的意義和思想價值，從而上升為崇高的文化象征。宋詠梅作品運用各種各樣的表達方式，它們豐富、發展了中國古代抒情文學的內涵和表現手法。文人們想盡妙法，從各種各樣角度寫梅，運用各種各樣的藝術手法寫梅。宋人大量發展起以物類聚、渲染烘托、旁敲側擊、橫斜取勢的手法，林逋首開此例。宋著名畫家楊無咎（字補之，號清夷長者）的《御街行》：“破寒迎臘吐幽姿，占斷一番清絕。照溪印月，帶煙和雨，傍竹仍藏雪。”即為詠梅側面烘托描寫一例。宋人詠梅有白描、設問、比興、象征、比較、比喻，寫了千姿百態的梅花，塑造了梅花這一崇高的形象。又用了亦物亦人、人花一體、追新求異、側面烘托、以物寓情、造境鋪色、以賓襯主，將自己和梅花融為一體。用精煉的語言將梅臨寒傲雪的高潔品格寫了出來，同時將自己對梅的情感寫得淋漓盡致。
二、精神層面的影響
在上古人們的心目中，梅即被視作和羹，意謂梅是上等的調味品。但是，隨著時代的變遷，對梅的審美態度不斷改變、審美意趣不斷拓展。到了宋代，梅的外觀、標格逐漸凝定了下來。中國文人向來重神不重形，宋代所形成的詠梅風氣，使梅花的自然品格和人文品格得到了高度贊揚。梅花不僅僅是一種用來贊詠的植物，它最終上升為重要的文化象征，更重要的是從而成為了中國民族性格的一個象征符號。
（一）贊揚梅花凌寒獨放、傳遞春信的品格
梅的美在于它成為了中國民族的精神美的象征。它奇特的自然屬性，符合了中國人的道德觀和理想追求。梅花豐富的內涵――報春而不媚春，自傲而不狂妄，高尚而不俗氣，有追求而不霸道，更是中華民族的民族性的體現，文人愛梅就有了雙重的意義。如陸游《梅花》一詩：“玄冥行令肅冰霜，墻角疏梅特地芳。屑玉定煩修月戶，堆金難買破天荒。了知一氣環無盡，坐笑千林凍欲僵。力量世間誰得似，挽回歲律放春陽。”梅花凌雪吐艷，寒冬飄香，更送來春的生機和希望 。這與君子所推崇的高潔品性、兼濟天下的氣節相符合。
（二）謳歌梅花孤高亮節的清姿神韻， 寄托君子的“比德“理想
張先，字子野，北宋時期著名的詞人，曾任安陸縣的知縣，因此人稱“張安陸”。與柳永齊名，造語工巧，曾因三處善用“影”字，世稱張三影。《梅苑》收錄其《漢宮春. 蠟梅》中贊揚梅花“更孤標俊格， 非雪凌霜“，”應為是、中央正色， 東君別與清香”[7]。從以上詠梅詞盛贊梅花傲雪抗寒的斗爭精神看， 就體現出中國古代君子“達則兼濟天下， 窮則獨善其身“的志向抱負和感時傷亂、救濟時艱的社會責任感， 表達作者梅品即人品，物人同一的氣節操守。
（三）借詠梅寄寓詞人的身世家國之感或身世飄零之悲與愛情友誼之象征
陸游《卜算子?詠梅》“ 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 已是黃昏獨自愁，更著風和雨。 無意苦爭春，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詞人借孤單落寂的梅花迎雪吐艷、凌寒飄香，表達其郁郁不得志、報國無門的苦悶，通過梅花自然代謝描寫梅花鐵骨冰心的崇高品質，用人格化的梅花抒發自己決不與爭寵邀媚、阿諛逢迎之徒為伍的品格和不畏讒毀、堅貞自守的傲骨。如表達情思的詞作，洪適《臨江仙》：“相思憑過雁，飛送一枝梅”。
宋代詠梅文學影響深遠，不僅體現了梅文化繁榮昌盛的生動圖景，而且主導了梅花審美的基本方式和理念，代表了這一領域文化意識發展的高度。
參考文獻：
[1][2][3]程 杰《宋代詠梅文學的盛況及其原因與意義》，《陰山學刊》2002年2月第15卷第1期
[4]黑格爾《美學》朱光潛譯，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2版 第3卷上
關鍵詞：白鹿洞書院；教育特點；高中語文
白鹿洞書院的教育特點與封建官學的教學模式截然不同，很多獨特的教育理念和教學方式，即使放在教學模式多樣化的當今社會也是具有極大借鑒意義的。尤其是當今高中語文教學中汲取白鹿洞書院的教育特點，更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教學水平和效果。下面將對高中語文教學借鑒白鹿洞書院的教學特點進行介紹。
一、教學目的方面
從教學目的的角度來看，白鹿洞書院的教學目的不僅僅局限于對學生進行知識的教育，而是將教育學生如何做人來作為教學的最終目的。高中生正處于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形成階段，在語文教學中應該借鑒白鹿洞書院育人為本的教育理念。
二、師生關系方面
白鹿洞書院中教師和學生之間是一種和諧的關系，學生在選擇教師時通常都是仰慕而來，并且教師和學生都是品德高尚、互相尊重的。這種和諧的師生關系是值得當今高中語文教學借鑒的，語文教師應該給予學生更多的人文關懷，并且以其嚴謹的治學態度和豁達的胸襟來感染學生，促進師生之間的和諧，進而促使教學效果的提升。
三、教學方法方面
在教學方法方面，白鹿洞書院主要是注重培養學生精研、體察的思想和能力，而精研和體察正是對高中生語文能力的重點要求。因此，高中語文教學應該對白鹿洞書院中的教學方法加以借鑒，以更好地提高高中生朗讀、鉆研、實踐等方面的語文學習能力。
四、課堂氛圍方面
白鹿洞書院的課堂氛圍是相當自由寬松的，學生能夠自由地發表見解，與教師進行交流，擴大思維的開放性。而高中語文教學的重要方向之一，就是促進學生開放性思維的形成。借鑒白鹿洞書院中的課堂氛圍特點，使高中語文課堂變得更加寬松和活躍，能夠有效提高語文教學效果，培養學生的開放性思維。
白鹿洞書院獨特的教育特點對于當今社會的高中語文教學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高中語文教師應該對白鹿洞書院的教育特點進行深入分析和總結，提煉出優秀的教學方法和理念，促進高中語文教學水平的提高。
參考文獻：
關鍵詞：宋代雅樂的特點；宋代雅樂的評價；宋君臣對雅樂的態度
雅樂一般泛指宮廷的祭祀活動和朝會儀禮中所用的音樂。起源于周代的禮樂制度，用于郊社、宗廟、宮廷儀禮、射鄉以及軍事上的大典等。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歷朝統治者認為雅樂具有“化民”和鞏固政權的作用，對雅樂持比較重視的態度。宋朝統治者對雅樂的重視主要表現在宋代的六次雅樂改制、宋代君臣對雅樂的態度等幾個方面。關于宋代宮廷雅樂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著作、學位論文和期刊論文三個部分。
1 有關著作中及論文中關于宋代雅樂的介紹
楊蔭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金文達《中國古代音樂史》等著作中專門論述了宋代宮廷雅樂，詳細介紹了雅樂的特點等，且認為宋代雅樂存在著復古主義和神秘主義。夏野《中國古代音樂史簡編》和田可文《簡明中國音樂史》，介紹了宋代雅樂的樂隊等方面，并且也認為宋代雅樂是仿古的。林萃青《宋代音樂史論文集――理論與描述》，[1]主要是對大晟樂做了詳細的介紹，分析大晟樂產生和滅亡的過程及其影響、敘述宋徽宗的禮樂事跡及其帝王符號、禮樂符號等。筆者發現近些年關于雅樂的學位論文還是有許多的，其中直接以宋代雅樂為主題的學位論文有五篇，[2]另外一些碩、博士論文中也涉及了宋代雅樂。根據已有研究成果筆者暫將宋代雅樂分為七個部分予以分析。
（1）關于宋代雅樂特點的介紹。著作和論文中介紹宋代雅樂的特點，一般都是從雅樂的應用場合、樂曲內容、樂曲創制及標題、樂律制度等幾方面來進行的介紹。韓偉《宋代樂論研究》、邱源媛《唐宋雅樂的對比研究》等這些學位論文都采用了大量的篇幅介紹雅樂的特點。李幼平《宋代音樂藝術實踐中的黃鐘標準音高》[3]、田中有紀《北宋士大夫的八音思想――陳祥道與陳的雅樂構想》[4]等也有相關介紹。李幼平《宋代音樂藝術實踐中的黃鐘標準音高》主要介紹了關于黃鐘音高的樂論。田中有紀的《北宋士大夫的八音思想――陳祥道與陳的雅樂構想》分析了有關雅樂的北宋士大夫的討論，特別考察以八音的概念為基礎的王安石學派的樂論。
（2）宋代君臣對雅樂的態度。宋代君臣極其重視宋代雅樂，主要與其社會背景和政治目的有著必然的聯系。相關著作主要介紹了宋代統治者重視雅樂的原因，如夏野《中國古代音樂史簡編》及金文達《中國古代音樂史》。學位論文：初益辰《宋代宮廷音樂機構設置研究》從宋統治者本身和宋宮廷音樂機構對雅樂的重視進行了詳細的介紹。鄭月平《從歷史文化學的角度解讀北宋之雅樂》分別從北宋各朝皇帝、儒臣樂論等方面強調了宋統治者的態度。
（3）關于對宋代雅樂的評價問題。當今學術界對其持有以下三種態度：首先，持否定的態度。孫琳《唐宋宮廷雅樂之比較研究》、鄭月平《從歷史文化學的角度解讀北宋之雅樂》等分別從雅樂的律呂制作和樂論上、應用場合來強調雅樂的復古性，并具有神秘色彩。其次，持肯定態度的觀點。黃炳寅在其《中國音樂與文學史話集》[5]中提到“宋朝學者在追求音樂革新的精神頗值稱道，論其治學態度則已脫離舊臼而重視較科學之實驗研究”，對雅樂持肯定態度。第三，持部分肯定的態度。李方元在其《宋史?樂志》中說道：“宋代雅樂之所以有超過前代的影響和成績……不僅使雅樂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恢復，而且還使其得到了一定的發展都是明顯的事實。”寇文娟《關于“宋代雅樂評價”問題的幾點思考》，[6]文章通過分析論證，認為宋代雅樂復古成分下面卻隱含了很多復興的因素。
（4）宋代雅樂祭祀中的禮制分析。路佳琳的碩士學位論文《北宋景佑―嘉年間的雅樂研究》和的碩士學位論文《宋代五禮儀式音樂研究》，都對雅樂中的五禮儀式進行了分析，增強了我們對五禮的認識。
（5）對南宋祭祀歌曲的考證和譯解。在音樂著作和論文中闡述南宋雅樂的比較少，普遍認為南宋雅樂沿襲了北宋的雅樂制度。林萃青的《古代音樂的跨國跨文化解讀――南宋宮廷雅樂》主要是對南宋宮廷雅樂歌曲的音響實體和表演實踐方面來加以分析。《宋代五禮儀式音樂研究》，本文選取了《中興禮書》中的50首祭祀樂歌進行了譯譜和分析。
（6）大晟樂的制作、大晟府的成立及其影響。大晟府是宋徽宗時期建立的一個音樂機構，雖然其只存在了20余年，但是其所形成的影響是我們不能忽略的。劉媛媛《宋代宮廷音樂機構研究》和初益辰《宋代宮廷音樂機構設置研究》，這兩篇文章均從大晟府建立的雅化本質及其影響、大晟府樂器的雅化性質以及大晟府定律方面的極端雅化等方面做了簡單介紹。
（7）新儒學對宋代雅樂的影響。宋朝，新儒學成了當時社會思想領域的主流，占據著主導地位，對宋代雅樂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徐小明《宋代――中國音樂藝術的轉折期》強調宋明理學的形成是對統治者思想的絕好配合，表現在宮廷音樂上，就是極力提高雅樂的地位。張藝《探源宋代宮廷音樂機構與制度》，認為宋學的興盛使雅樂得到了重視。關于宋明理學對宋代雅樂的影響這個問題，涉及的只是新儒學的形成使宋代雅樂具有了復古和神秘的特點。
2 反思
現有研究成果集中在了雅樂的改制、宋代君臣對雅樂的態度、大晟府及其影響，以及宋代雅樂和其他朝代的比較這幾個方面。另外，認為南宋雅樂由于其特殊的社會背景，基本承襲了北宋雅樂，僅林萃青幾篇文章涉及了南宋雅樂。那么筆者認為既然是宋代雅樂，為何只強調北宋雅樂，難道南宋雅樂真的是對于北宋雅樂一成不變的承襲嗎？對于宋代雅樂的評價問題，一直頗有爭議。對宋雅樂持批判態度主要是從宋代雅樂依照古法制律這個問題上來考量的，另外也有學者對其持肯定的態度。筆者認為應以客觀的態度去分析才會得到合理的判斷。
宋明理學的形成確實對宋代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其中一些代表人物的音樂思想也對宋代雅樂產生了很重要的影響。但是就目前筆者掌握的資料來看，只是提出新儒學的形成使宋代雅樂具有了復古和神秘的特點，其實筆者認為應該對一些主要代表人物的音樂思想進行考證，從而使我們對新儒學對宋代雅樂的影響有一個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認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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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詩話 閑評 文學批評 趣味 歷史價值
[中圖分類號]I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11)08－0136－04
郭紹虞曾描述文學批評由產生而發展的歷程：因整理和類聚區分而有了《藝文志》的《詩賦略》，這是批評的開端；因選擇而確立標準而有摯虞“流別”、李充“翰林”，成為了文學批評的濫觴：曹丕對建安七子的品第，更是開批評之風氣；此后遂有確立批評標準、以批評的理論作根據的“為批評的批評”。《四庫全書總目?集部?詩文評》總論概括文學批評的發展及其主要形式云：“文章莫盛于兩漢，渾渾灝灝，文成法立，無格律之可拘。建安黃初，體裁漸備，故論文之說出焉，《典論》其首也。其勒為一書傳于今者，則斷自劉勰、鍾嶸。勰究文體之源流，而評其工拙，嶸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師承，為例各殊。至皎然詩式，備陳法律。孟ぁ侗臼率》，旁采故實，劉斂《中山詩話》、歐陽修《六一詩話》，又體兼說部。后所論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在究文體源流而評其工拙，第作者甲乙而溯厥師承，以及備陳法律、旁采故實等四種類型后，終于在北宋出現了歐陽修和劉斂“體兼說部”的兩種“詩話”。因“說部”的基本義是指小說和軼聞趣事，可見這兩種詩話具有與此前的文學批評不同的特色。《六一詩話》開頭即說：“居士退居汝陰，而集以資閑談也。”“閑”作為核心詞，很清楚地表明了詩話“資閑談”的功用，其背后透出的是閑逸的創作心態。可見，在郭紹虞所說的“為批評的批評”，及以明道、尚用為主的北宋初期文學批評中，這類“體兼說部”的詩話，既以“閑評”、“閑論”的隨筆體式表現出文學批評的新特色，又對中國文學的審美批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閑與雜：“閑評”是北宋閑雅文化催生的文化批評
“閑評”始于唐而盛于宋，多紀錄奇聞異事，所涉廣泛駁雜而兼有評論、分析，作者不以“立言”為目的，而是視之為“閑”業。唐代即有“閑談”、“閑評”類的文化評論，如《四庫全書總目》中錄得的《資暇集》三卷(李匡義)、《灌畦暇語》一卷(姓氏不詳)等，但此類著作之盛卻在宋代。宋代行右文政策，士大夫位高權重，祿厚責輕，優游的休閑生活觸發了文人追閑逐雅的審美旨趣，雖受政黨政治的影響。士大夫文人也多有人生挫折，但在這一整體上具有近代色彩的時代，休閑雅玩風氣不衰，“閑話”、“閑談”式的文化評論也成為文人“閑雅”生活的一部分。我們只要翻閱一下宋人留下的筆記，就不難發現他們對閑評、閑談有著的特殊嗜好。宋代的筆記，多以“夜話”、“談記”、“雜說”等命名，如《石林燕語》、《避暑錄話》、《曲侑舊聞》、《冷齋夜話》、《齊東野語》、《師友談記》、《紫薇雜說》、《常談》等等。其實命名就是性質的定位與定性，宋人曾儲編《類說》(六十卷)更可見之。此書所收名為“閑談”、“閑話”者就有《戎幕閑談》一卷(唐韋絢撰)、《秘閣閑談》五卷(宋吳淑撰)、《牧豎閑談》(宋景煥撰)、《國老閑談》二卷(宋王君玉撰)、《燈下閑談》一卷(宋江洵撰)、《玉堂閑話》(五代王仁裕撰)、《漁樵閑話》二卷(舊題宋蘇軾撰)等。直到元代，還有此遺風，留有《閑居錄》四卷(吾衍撰)。
宋代文人所青睞的文化“閑論”現象是影響深遠的。明清以后，“閑談”、“閑話”、“閑評”用于指稱具有“閑文”性質的話本筆記小說，如明無名氏的《杌閑評》、清郝培元的《梅叟閑評》、清艾衲居士的《豆棚閑話》、清吳熾昌的《客窗閑話》、清杜鄉漁隱的《野史閑談》、清于鬯的《花燭閑談》等。雖文人“閑業”由宋代的善發文化“閑論”而轉向了善寫藝術“閑文”，但其“閑談”中有“閑評”的精神與趣味未變，文化藝術評論的習慣仍在繼續。
那么“閑談”、“閑話”、“閑評”的文體具有什么特征呢?我們不妨借助《四庫全書總目》的一些評價，作一番考察。如評袁文《甕牖閑評》云：
其書專以考訂為主，于經史皆有辨論，條析同異，多所發明，而音韻之學尤多精審。凡偏旁點畫，反切訓詁，悉能剖別于毫厘疑似之間，其所載典故事實，亦首尾完具，往拄出他書所未備。今……謹依類詮次，分為八卷。一卷論經，二卷論史，三卷論天文、地理、人事之類，四卷專論小學，五卷論詩、詞、書、畫之類，六卷論飲食、衣服、器用、官室之類，七卷論釋、道、技術、物產之類，而以雜論因果怪異及自記之語終焉。(《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二》)
又如評曾V《類說》云：
取自漢以來百家小說，采掇事實，編纂成書。……南宋之初，古籍多存，性又精于裁鑒，故所甄錄，大都遺文僻典，可以裨助多聞。又每書雖經節錄，其存于今者以原本相校，未嘗改一詞。(《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七》)
從以上《四庫全書總目》對袁文《甕牖閑評》和曾V《類說》的介紹、評價看，這些“閑話”體的評論對象廣泛，有對經典、歷史、方物、習俗、軼事趣聞的記載與品評，也有對各種文化藝術現象的考證雜論，可謂“網羅四部”、“F鑄群言”，大多是主流文化無暇顧及的零散文化現象，“往往出他書所未備”。同時，從創作態度看，也是比較隨意的即興之作，是“偶有所得，隨文生義”地發表自己獨到的見解。它不一定公諸于世，不一定人經垂典，只是文人閑暇時一種興趣所至。但這種“閑散”的雜論，并非閑戲之言，而恰恰相反，由于論者所及皆出于自身興趣，故對評論對象是愛之深而研之精，同時由于著者拋開了政治選擇及主流話語的束縛，故可表達真知灼見，即所謂“剖析鑿鑿”，“尤多精審”。具體來說，“閑評”一般包括三個特征。首先，“閑評”多為雜評，評論對象不僅囊括了經史子集各個方面，即使“往往出他書所未備”的邊緣文化，也多有涉及。其次，“閑評”多是休閑心態下的隨遇而感，是賦閑心態下的“偶有所得，隨文生義”，所以體式松散、隨意，內容龐雜不定，“散”也成為“閑評”最明顯的文體特點。“閑評”的各條目之間既沒有內容上的關聯，更缺乏系統的內在邏輯聯系，是所謂的“零磯碎璧”。再次，“閑評”的見解獨到而精深，由于論者所及皆出于自身興趣，故對評論對象多是愛之深而研之精，絕非著書立說之名利誘導下產生的作品可比。
二、閑談與趣味：詩話審美批評的主要特點
詩文品評之盛于魏晉，究其源頭，應是受漢代以來人物識鑒的影響，而伴隨著北宋士大夫文人的閑逸生活，“閑話”、“閑談”、“閑評”文化風氣的盛行，到宋仁宗時期，這些自由的文化批評精神，終于催生出以歐陽修《六一詩話》為代表的“閑評”式“詩話”。在筆者看來，“詩話”只是閑評、閑談發展而來的一種專門以詩文為品評對象的“閑評”，是宋代閑雅審美文化熏陶出來的感悟體驗式文化評論，并且隨著以詩文為特定品評對象的“詩話”隨意性、趣味性特征日益突出鮮明，詩話不僅以其閑談的形式、特有的趣味成為文人的普遍愛好，更成為中國古代一種獨特的論詩體裁定格在古代文學批評史上， 成為詩文評的主流而流傳至今。
郭紹虞在《宋詩話考》、《宋詩話輯佚》中，考證收錄了宋人詩話139部。“詩話”、“詞話”在宋代作為一種普遍使用的新的藝術品評形式，與以往文論著作如《文心雕龍》、《詩品》等不同，它已不再是專業人士的專業行為，而是普通人群在一種休閑、輕松的心態下的自由閑談，是對藝術作隨感式的把握與議論，“閑評”的閑散態度、“休閑”精神始終灌注其中。郭紹虞在《宋詩話輯佚序》中曾談及于此，認為詩話之稱和詩話之體皆始于歐陽修，歐陽修自題其詩話是“居士退居汝陰而集以資閑談也”，可見，其撰述宗旨，本不嚴肅。
“詩話之體原同隨筆一樣，論事則泛述聞見，論辭則雜舉雋語。”“泛述”、“雜舉”是“閑談”的主要特點，而“聞見”、“雋語”則是“趣味”之所在。
雖說“尚理求真”是宋人特有的文化品格，對事物的理性分析與判別，已成為士大夫文人的一種文化自覺，然而，“詩話”、“詞話”在宋代作為一種普遍使用的新的藝術品評形式。與以往較為嚴密、完整的文論著作不同，它們不講求嚴密的思辨，嚴整的體例，而是在一種休閑、輕松的心態下的自由閑談，是對藝術作隨感式的把握與議論。對此，蔡鎮楚在中西藝術批評對比的基礎上，提出中國古代詩歌批評的四個主要特征：“一是語錄式的條目，言簡意賅，富有詩的結構，語言容量很大。二是摘句式的評點，以‘點悟’為妙，片言中肯，富有概括性。三是多采用夾敘夾議式，論辭論事結合，隨所觸發，信筆即書，行文自由，風格活潑，趣味盎然。四是好用對比和比喻來批評詩風、詩派、詩人。通過對比，區分異同點，辨別優劣處，觀點鮮明，語言生動，酣暢淋漓，富有感彩，與板著面孔發空洞議論的批評，形成鮮明的對比。”可以說，這四者皆在某種程度上體現著“閑談”精神。透出了“趣味”，與前引郭紹虞《宋詩話輯佚》序言所說的“論事則泛述聞見，論辭則雜舉雋語”相近。
縱觀宋代“詩話”、“詞話”的敘述模式與敘述結構，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批評著作，而是現代文體意義上的閑談隨筆，是幾個文人聚在一起或“論詩及事”，或“論詩及辭”。值得我們關注的是這種松散文體形式傳遞的“雅玩”精神，以及宋人追求藝術審美感受的同時，不忘對作品做理性升華的創作態度。“詩話”的“閑評”精神主要表現在內容上的“生動故事性”和體制上的“短小零散性”，以這樣一種“閑談”精神對待詩歌藝術評論。必然使之具有自己的特點：趣味性。
錢鍾書對詩話的“閑談”與“趣味”曾有精辟的論述。他在上世紀60年代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文學史》唐宋卷編寫時，曾親自撰寫了其中《宋代的詩話》一章。他說：“在各種體裁的文評里，最饒有趣味、最有影響的是詩話，是以‘軼事類小說’體出現的文評。”詩話是詩的隨筆，風格生動活潑，“它不是嚴肅正經的崇論宏議，而是隨便親切的漫談雜話，語氣輕松，文筆平易，順手拈來，信口說去，隨意收住，給讀者以一種不拘形跡，優游自在的印象”。他說宋代詩話往往“寫得娓娓動人，讀著津津有味，仿佛在讀魏晉以來的‘軼事類小說’一樣”，后來宋代詩話“‘軼事類小說’成分逐漸減少，而文學批評的成分相應地加多。它由雜記漫談慢慢地變為較有綱領的理論闡釋”。“只要把《六一詩話》跟《滄浪詩話》一比，就知道宋代詩話有多少發展!嚴羽表面上還是用隨筆的風格，用親切平易的語氣，還像坐在軟椅里聊天，不像站在講臺上說教，而實際上已經不是‘閑談’，而是在‘深談’，不是拉雜講些趣事佳句，而是闡明有系統、有綱領的文學見解了。”可見，即使是“有系統”、“有綱領”的“深談”，仍不失其隨筆的風格、親切平易的語氣，仍有如同“坐在軟椅里聊天”的趣味，給予讀者的不是干枯的說教，理性的解讀，而是閑談中的趣味，是輕松自在的審美感受和愉悅。
三、“閑評”式詩話審美批評的價值與意義
蔡鎮楚《中國詩話史》總結了“詩話”的三個主要特征。第一，必須是關于詩的專論，而不是個別的論詩條目，甚至連古人書記跋序中的有關論詩的單篇零札，也不能算作詩話。第二。必須屬于一條一條內容互不相關的論詩條目連綴而成的創作體制，富有彈性，而不是自成一體的單篇詩論。第三，必須是詩之“話”與“論”的有機結合，是詩本事與詩論的統一：一則“詩話”是閑談隨筆，談詩歌的故事，故名之曰“話”；二則“詩話”又是論詩的，是“論詩及事”與“論詩及辭”的契合無垠，屬于中國古代詩歌評論的一種專著形式。可見，以“閑談”精神對待詩歌藝術評論而成之為“閑評”，是自歐陽修最初意義上的“詩話”到后來諸多詩話的共同特點。
雖說歐陽修所創的“詩話”以其閑評的方式，成為了文學批評的重要門類。但又為不同朝代的學者所詬病，受到多種責難，被認為是文人茶余飯后的消遣膚淺之作。在宋代，江西詩派的王直方曾說：“劉咸臨醉中嘗作《詩話》數十篇，既醒，書四句于后日：‘坐井而觀天，遂亦作天論。客問天方圓，低頭慚客問。’蓋悔其率爾也。”在清代，著名學者章學誠甚至說：“為詩話者，又即有小慧而無學識者也。”直到今天，受現代以來西方學術的影響，隨感式的審美批評，似也難入學術的殿堂。為此，我們不能不為“閑評”式的詩話一爭其歷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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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參考書目：序號用方括號標注，格式分別如下：
期刊：作者、文題、刊名、年、期，如: [1]楊海明《唐宋詞中的人生意蘊》，《文學評論》2000年第3期。
書籍：作者、書名、出版者、出版年，如: [2]楊海明《唐宋詞史》，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報紙：作者、文題、報名、出版日期，如: [3]楊海明《唐宋詞中的人生意蘊》，《光明日報》1999年3月1日。論文集：主編、論文集名、出版者、出版年，如:王水照主編《宋代文學研究論文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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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美學如同繪畫美學、書法美學、園林美學……一樣，是門類（部門）美學的一個分支，屬于文藝美學的總范疇。這個講座為便于集中說明問題，就以中國的文學美學為談論的對象。文學理論教程總要說到文學的三大屬性和功能：認識、教育、審美；但在實際運用中談論審美卻相對弱化。首先有了審美性，才有了文學的存在。文學是由作為主體的作家用審美視野觀照和審美手段書寫出來的。就中國美學史而言，六朝時代，文學走向自覺的主要標志就是審美性。把文學中繁復的審美資源和豐厚的審美表述抽繹、提煉出來，系統化，整合化，就產生了一個獨立的文藝美學的門類——文學美學。文學美學形成的基本因素主要是社會歷史、思想文化、其他藝術門類的影響等，現分述于下。
社會歷史。文學美學具有審美實踐性質，社會歷史因素從多種管道影響文學主體的審美活動，鑄造出特定的文學審美形態和精神。例如六朝，“晉氏渡江，三吳最為富庶，貢賦商旅，皆出其地”（《資治通鑒•梁紀十九》），“江南之為國盛矣”（《宋書•沈曇慶傳》）。由于長期沒有動亂和戰爭，社會生產力和經濟得到很大發展。在這樣的社會歷史環境中，江南草長，鶯歌燕舞，可以吟唱；吳娃越女，歌舞婆娑，足能怡情。渡江之初悲歌慷慨的意志被香風暖氣所軟化，逐漸沉醉于山水流連、詩酒風流之中，“務在貪污，爭飾羅綺”（《通典•揚州風俗》）。在這樣的社會風氣影響下，六朝文學界就出現了金粉美學、綺麗美學。社會歷史因素變動的最激烈形式是戰爭，特別是民族戰爭。中國歷史上發生過三大民族戰爭：一是西晉末年，二是兩宋，三是明末。這類戰爭極大地影響人們的社會心態，進一步影響審美心態，從而在審美格調上體現出來，一般的表現形態是悲慨憤郁。例如宋與金、與蒙古的戰爭，出現了靖康之難、北宋滅亡、宗室南渡，以及蒙元入侵，最終趙宋王朝覆沒。歷史巨變帶來了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熱情空前高漲，產生了陸游、辛棄疾等一批愛國主義詩人、詞人。南宋殘山剩水的繪畫形象，“夏半邊”“馬一角”的繪畫布局，都飽含痛失半壁江山的悲憤情緒。“國家不幸詩家幸”，國家的災難給詩人們提供了更廣更深的表現空間。明末清初的江蘇昆山詩人歸莊在《〈吳余常詩稿〉序》中不滿于歷代“詩窮而后工”的傳統詩美學思想，認為那是局限于私人寫作的“小不幸”，而國破家亡才是“大不幸”，詩人應當抒發這種“大不幸”情緒，從而形成了這一文學審美主張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演化。在社會歷史因素影響文學美學方面，還有崇文風氣，例如魏晉六朝；科舉取士制度，例如唐代；社交社團活動，例如建安時期的鄴下文人集團、西晉的金谷詩會、東晉的蘭亭禊會等；文學教育，例如六朝。有公立教育，設文學館、文學官；私家教育具有濃厚的家族文化色彩，有獨特的教育方式和鮮明的文化傳承目的。對此，《世說新語》有許多記載。家族文學教育中最典型的是“烏衣之游”，即指都城建康烏衣巷謝氏家族寓文學教育于游賞活動，在當時影響很大。
思想文化。文化是孕育文學美學的總體語境，例如宋代。它是中國文化史上的鼎盛時期，是學習型社會。《續資治通鑒》有宋太祖趙匡胤勸宰相趙普讀書的兩處記載（蘇教版語文七年級下冊第五課有《趙普》一文）。宋代詩人晁沖之的《夜行》詩有句“孤村到曉猶燈火，知有人家夜讀書”。宋代整個文化知識水平得到全面提高，人的審美素質全面發展，兼備數藝、數技，例如作為北宋著名政治家的范仲淹，既是詩人、詞人、散文家，還是音樂美學家。文化語境和美學整合便產生了獨特的審美文化現象，如玄學美學、佛學美學、理學美學。玄學美學。《顏氏家訓•勉學》：“《莊》《老》《周易》，總謂三玄。”用道家思想解釋儒家經籍，故稱之為玄學。魏晉南北朝時期興盛的玄學文化影響并形成了獨特的玄學美學。在文學創作實踐上，“以玄對山水”，產生了玄言詩文，例如大型組詩“蘭亭詩”和王羲之著名的《〈蘭亭集〉序》。在文學美學理論上，出現了少有的繁榮景象，曹丕的《典論•論文》、陸機的《文賦》、劉勰的《文心雕龍》、史書的文學傳論等具有專門化性質的文學美學論著、論文，就是在玄學文化語境中產生的。佛學美學。佛教東漸，到了唐代進入輝煌時期。王昌齡《詩格》提出詩學“三境”說：“物境”“情境”“意境”。“境界”是佛學文化與美學整合所產生的最重要的審美范疇，對中國文學美學史影響極大，一直到近代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還加以運用和進行新的闡釋。理學美學。宋代是理學形成期，以儒學為主干，加以新的闡解，借用佛學中有助于建立心理學的思想材料，建構成精致、周密的思想體系。在文學創作實踐上，唐代以情勝，宋代則以理勝，產生了一批理趣詩、哲理詩；在文學美學理論上，主張重神似輕形似，以物觀物，以心為理，產生心學等。藝術門類。在美學史的發展中，門類美學逐漸各自獨立，分類明確，然而內部卻互相溝通。我們先說說繪畫、音樂和文學的聯系。繪畫和詩歌。詩畫相合，是中國文藝美學的最重要命題。北宋張舜民《跋〈百之詩畫〉》說：“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
把詩與畫的基本特性聯系起來。蘇軾用唐代詩人王維為例，說明道：“味摩詰（王維）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從此“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成為完整的文藝美學命題。蘇軾在《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中進一步說：“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這就把詩畫相聯系的總體特征上升到本體的同一性來認識。音樂和文學。中國的詩、歌、舞都是音樂的派生物，六朝時的“永明體”就是用音樂的聲律對詩歌的音韻加以規范，從而開啟了唐代近體詩的形成。唐人薛用弱《集異記》所記著名的“旗亭畫壁”的故事，生動地說明了唐詩和音樂的關系。清代王士禎在《〈唐人萬首絕句選〉序》中甚至認為：“唐三百年以絕句擅場，即唐三百年之樂府也。”詩律的規范化、定型化，為唐詩的音樂美奠定了雄厚的基礎。于是，唐代出現了一批寫音樂的名詩，例如李賀的《李憑箜篌引》、白居易的《琵琶行》、韓愈的《聽穎師彈琴》、常建的《江上琴興》、錢起的《省試湘靈鼓瑟》等。其他門類，諸如舞蹈、建筑、書法等藝術對文學美學也產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響。中國教育傳統是綜合性教育、素質教育，所謂禮、樂、射、御、書、數的“六藝”即指此。于是，審美創作上文學、藝術之間便互相貫通，文學受到藝術的影響也就勢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了。
作者:吳功正 單位:江蘇省社會科學院
【關鍵詞】唐宋;唐宋文學;女性文學;文學教育
在我國古代女性文學史中，唐宋女性文學占據了重要的地位，是女性文學發展的最高峰。從文學發展的一般規律來看，一定時期的文學作品和文學發展水平都和相應時代的社會政治經濟條件分不開的，唐宋時期經濟文化的高度發達和社會相對開放給予女性文學比較寬容的發展空間。
一、唐宋女性文學概況
唐宋時期是我國古代女性社會地位最高的時期，同時也是我國詩詞文學發展的最高峰時代。唐代一朝，上至女皇武則天，下至商賈家女子、尼姑和優，都無不能讀書識字，能詩會文。作為這一時期的杰出代表，一代女皇武則天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武則天可謂一代才女，其才起不僅僅限于文治武功，更在于書法詩歌的優秀。她著有《垂拱集》等一系列詩集，其代表傳世著名詩歌《如意娘》更是寫的極為出彩：“看朱成碧思紛紛，憔悴支離為憶君。不信比未長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該詩寫出了武則天作為一個普通女子的相思之苦，每句每字都表現的淋漓盡致。
另外，同時代的長孫皇后、徐賢妃、楊貴妃也都善詩會文。宦門才女上官婉兒是詩人上官儀的孫女，從小受家庭文化影響，敏識聰聽，搖筆云飛，才華絕代，武后時入宮，宮婕妤、中宗時進位昭容。《彩書怨》是其代表作。該詩通過女子寄書邊塞丈夫，寫出了思婦秋日的愁懷。其它階層中，薛濤是妓才女代表。她曉音律、善書法、工詩詞，與大詩人元慎、王建、白居易、劉禹錫、杜牧等人皆有唱和。王建《寄蜀中薛濤校書》有“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花里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的稱譽。她雖然身居風塵，但才華出眾，有《薛濤李治詩集》留傳于世。
宋代是中國古典文學發展史上重要時期，女性文學也得到長足發展。有學者說宋代女性文學代表著中國古代女性文學的最高成就，筆者贊同這個觀點。宋代女性文學的確創造了中國古代女性文學的進一步輝煌。據史書載，宋以前時代有作品流傳的女作家不過33位，而宋代據不完全統計，女詞人近90人，女詩人有200余人。僅據杏林著《宋代才女傳》所選才女多達123人，名妓有文才的達192人，胡文楷編著的《歷代婦女著作考》載，宋代婦女著作50部，僅詩詞方面達20部。宋代女性文學著名代表有“四大詞家”―――李清照、吳淑姬、張玉娘、朱淑真。其它女性作者遍布各階層。
宋代女性文學發展不僅僅體現在女性作家數量上，也表現在體裁、題材和質量上。在作品體裁上，宋代女性文學創作擴展到詩、詞、散文、賦、評論各種類型，在作品題材上，宋代女性文學走出了狹小的閨閣家庭，面向廣袤的現實生活，打破了女性文學題材集中于相思愁怨的單一模式，既寫山水、又吟愛情，詠史懷古，愛國憂民;在作品質量上，宋代女性文學可以說達到中國古代女性文學發展的最高峰。李清照、朱淑真就是這座高峰上并蒂而開的兩朵最美的花。
李清照不僅擅長各種文學體裁，而且以非凡的膽識寫下了文學史上首篇系統評論詞的文章，開創了詞學評論的先河。她的“生當做人杰，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氣勢磅礴，詞意爽朗，字面是烏江懷古，實質是抨擊南宋朝廷偏安江南，不思恢復中原，真是擲地有聲，充滿愛國豪情。她的詩詞，為千古婦女生色，為女性文學增輝！也奠定了她在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與她齊名的朱淑真，多才多藝，一生高產寫作，寫下了337首詩，詞33首，其中不是優秀名篇，她還兼通書畫、音律，但可惜中國文學史上她處于被忽略的地位，這是歷史的遺憾，也表明了女性在封建社會所處地位的悲哀。以上可見，宋代女性文學無論從作家數量、作品題材，體裁及質量上都是宋以前各朝代無可比擬的，以后的封建朝代也未能超越。故此，它當之無愧地代表中國古代女性文學的最高成就。
二、唐宋女性文學高速發展的原因
唐宋女性文學，猶如女性優美身驅中雙乳聳立在中國古代女性文學大山之巔，優美豐滿厚重。什么原因導致唐宋女性文學如此輝煌？筆者從以下幾個方面探尋。
其一，女性文學的繁榮首先取決于當時女性受教育較為普遍，卓有成效。在唐代，官宦富家女子普遍重視女子文化教育，當時女子讀書被看成與女紅同等重要的事，成為大家閨女必修課，女人們以讀書習文為樂事，且自幼開始學習。司馬光是北宋大臣，文學家，教育家。他的女子教育思想主要反映在《司馬溫公家范》、《溫國文正公文集》中。他主張女子應該受教育，女性教育與國家治禮興亡有內在聯系，他詳細論述了女童教育、婦教和母教，并把女性教育上升到與國家興亡高度認識，充分肯定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
其二，女性文學的發展離不開經濟基礎。經濟的發展是女子教育和女性文學賴以發展的前提。任何時代的女性文學都離不開那個時代的經濟發展水平。唐宋是我國封建經濟的繁榮時期，女性教育在唐宋得到極大發展，由此推動了我國古代婦女解放的空前偉大時代，造就中國歷史上惟一女皇武則天。唐宋經濟繁榮在當時世界上處于領先地位。在農業、手工業和商業上超過其它國家。以商業為例，《清明上河圖》真實反映了宋代城市繁榮景象。當時京城汴京，人口戶數已達26萬，城市經濟高度發達，除都城外，遍布全國的州府城市，如揚州、鎮江、廣州、成都、長安等中等城市都很繁榮。唐宋經濟的發展，必然帶來文化的繁榮和教育的興旺。
其三，唐宋盛世，科學文化博大精深，全面輝煌，在許多科學文化領域都有重大成就。四大發明除造紙外，其余三個均是這一時期成熟和推廣運用起來的，形成了我國古代歷史上科學文化繁榮的前所未有的壯觀景象，它吸引著許多國家學者來華，僅留學長安的日本留學生，唐代多達五六百人，國際交流頻繁，當時的東方國家日本、新羅、林邑、東女等國盛行的女尊男卑現象，無疑會對唐宋產生影響，使女性的社會地位得到提高。隨著造紙術的不斷改進和印刷術的提高，特別是畢曰升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大大加快了文化知識的傳播速度，也為女性在家學習提供了更加豐富書籍，為宮廷女子教育提供了物質條件。這樣，唐宋時代的女性，在不同階層、不同程度上都增加了接受家庭教育和宮廷教育的可能性。
其四，唐宋開放的文化，寬松的社會傳統，使唐宋婦女能幸運地生活在一個較為寬松自由環境之中。她們自由、開放，走出閨閣，參與社會，為認識自我和社會提供了條件。這就表明更多的女子可以得到社會教育。得益于唐代禮教松弛，身心自由文化背景而登上皇帝寶座的武則天，運用自己的特殊權力，在位期用各種方式提高婦女地位，如率領內外命婦參與祭祀儀式，打破了歷來只由男性主祭的傳統
綜上所述，唐宋女性文學鑄造了中國古代女性文學的輝煌，而這種輝煌得益于唐宋女性教育的發展。唐宋女性教育的發展，又離不開唐宋經濟和政治的條件。可見，文學之花的盛開，離不開社會條件諸因素的辛勤培育和澆灌。這點，對我們今天繁榮發展中國女性文學是一個有益的啟示。
關鍵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原文化；汴宋文化；文化新態；學術眼界；學術境界
中圖分類號：J0
文獻標識碼：A
中原文化源遠流長，但其概念的固定主要是在宋代以后，汴宋文化奠定了中原文化的特性。中原文化的長期繁榮和走進意識積淀，造成人們的中心文化心態。隨著時序更迭、時代變遷，中原文化心態來到了其社會轉型的當口。
一、認識汴宋
中原大地上處處留有宋代的遺跡。尋找周朝要去安陽，尋找漢唐要去西安，尋找明清要到北京，尋找宋代就得來開封。
開封發生了多少歷史故事，七朝古都――魏、后梁、后晉、后漢、后周、宋、金――本身就是文化淵藪。而主要是宋文化，在開封留下眾多遺跡，明末黃河決口，更多的埋在了地下。大相國寺為戰國魏公子信陵君故宅，北齊天保六年（555）建為寺，北宋曾留下一條最早的看戲記錄。清潘長吉《宋稗類抄》卷七“怪異”條收錄一條資料，說是北宋仁宗朝有建州人江沔“游相國寺，與眾書生倚殿柱觀倡優”。北宋王安石《相國寺啟同天道場行香院觀戲者》詩則說：“侏優戲場中。一貴復一賤。心知本自同，所以無欣怨。”（《五文?公文集》卷四十六）證明相國寺里有優戲演出，所以宋王浴堆嘁碲蹦甭肌肪磯干脆就說：“東京相國寺。乃瓦市也。”佑國寺鐵塔為北宋皇佑元年（1049年）建，外壁鑲以褐色琉璃磚似鐵色，故名，因黃河泛濫，塔基已埋于地下。繁塔建于北宋太平興國二年（977），為開封市內現存最早建筑物，文獻記載原為9層，明初摧毀，止遺三層，后在殘留的3層塔身上加建7級小塔，形成特殊風格。龍亭原為宋代皇宮后宛的一部分，明代成為周王府花園，山上曾堆放煤炭，故名煤山，明末河決城淹，王府淪沒，煤山獨存，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在煤山舊址建萬壽亭，遇皇帝生日，文武官吏來此朝拜，故稱龍亭。龍亭前有潘、楊二湖，則僅僅是傳說。北宋留下的還有宋徽宗宣和畫院里繪畫待詔張擇端描繪汴京的著名界畫《清明上河圖》，在古代繪畫里留下的宋代以前城市只有這一座。與之相配合的是宋人孟元老寫下的《東京夢華錄》，成為第一本城市傳記。
（一）宋代社會的轉型
有人會說，中國古代歷史悠久，選擇宋代來講有什么特別意義？有。因為在整個中國封建史和文化史中，宋是最為獨特的，對今天的影響也最為直接。如果說，春秋戰國以前是上古社會，唐代以前是中古社會，宋以后就進入了近古社會。中國傳統社會的轉型是從宋代開始的――從古代社會向近代社會過渡，而從此中國傳統文化也來到了它的世俗性階段，熱鬧繁縟的街市景象，殷殷富貴的家庭生活，都在為它涂抹一層人世油彩。我們耳邊的市井喧囂漸漸響起。
與唐代比，宋代經濟社會有了一個大的轉折。宋代社會生產力有了大的發展與提高，例如科學技術有了極大的進步。宋代好像進入了―個集中的科技發明時代，一系列直接影響近代文明的重大成果都在這時涌現出來。票券發展為“交子”，成為紙幣的先聲，使得一種新的商業信用流通手段得以確立，有力地促進了商業貿易的發展。活字排版的發明，火藥的發明。火焰器的使用，航海開始使用指南針，天文時鐘的架設，鼓風爐、水力紡織機的運用，船只使用不露水艙壁，都于宋代出現。這種種發明的普及運用，推動社會生產進入到一個嶄新的階段，帶動了經濟的突飛猛進。
宋代城市發展到一個新的水平。唐代都市實行的是城坊制度，把城市劃為一個個方格子，平面就像圍棋盤。我們在文獻里經常見到唐代長安坊名，如長樂坊、永寧坊之類，一共108個坊，每個坊都有自己的名字。方格子外面砌上墻，墻外是道路，騎馬走車人行。要開市貿易買東西怎么辦？固定一些坊市，定時定點在那里做生意賣東西。可是城市還普遍實行宵禁。到了晚上要關城門。為了防范壞人和盜賊，宵禁開始后不準在街上行走，有執金吾巡邏，碰見就抓。你去坊市買東西，看見日頭偏西就得趕快往家趕。否則會被堵在路上回不去。宋代不同了，宵禁名存實亡，我們在《清明上河圖》里看到，坊市被臨街隨便開商鋪所代替，什么孫記正店、十千腳店、劉家上色沉檀香鋪、王家羅錦匹帛鋪之類，人們走在街上就可以隨便買東西，和今天一樣了。這樣城市就熱鬧起來。進入市民社會，市井生活的豐富多彩也開始露頭。
于是我們就看到了這樣一幅社會生產與生活的生動圖景：在從南到北的地域幅面上，綴滿了星羅棋布的大小新興城市和市鎮。這些城鎮中，每日每時都在發生種類繁多的商業貿易現象，“每一交易，動即千萬”（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二）。為了支持這些貿易，鼓風爐、紡織機的聲音在全國大地上到處回響，稠密的鄉間驛路上蹄踵交道、運貨的大車絡繹不絕，蛛網般的內陸河流風帆繁密、載物的舟楫頭尾相銜。市鎮上各行各業、五花八門的店鋪座座相連。構成一道道繁華的商業街，每日銷售著品類繁多的貨物，各類服飾、絲織品、谷物、肉鲞、菜蔬、茶酒、飲食果品、藥材、香料、印版書籍、花鳥蟲魚、竹木家具、瓷器、漆器、金銀器、日常用品、年節應景之物等等應有盡有。這種與前不同的歷史圖景，標志著一種嶄新的物質文化生活的展開，一種與以前單純農業社會內容、節奏、觀念、情趣都截然不同的新的生活方式的誕生，標志著中國近代社會生活序幕的開啟。
（二）開封的繁華
開封自從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登基，建立起宋朝，成為北宋國都之后，經過150多年的發展。成為東方最大都市。
宋初禁軍駐扎，又把滅掉的后蜀、南漢、南唐、吳越、北漢等七國遺民迂徙至此，加上眾多的商販聚集，汴京很快成了一百多萬人口的東方巨都。現在開封170萬人，是個小城市，但那時卻是世界級的大都市。我查了下材料：公元前的大城市，希臘底比斯8萬人，巴比倫城20萬人，西漢長安40萬人，公元775年薩珊王朝的巴格達第一次突破100萬人，然后就是ll世紀的開封了，以后明清時期北京也就是100萬人，世界上另外只有奧斯曼帝國的伊斯坦堡100萬人。到了1825年倫敦510萬人，1925年紐約650萬人。
其人口成分除了駐軍、皇親國戚、達官顯宦之外。大多是商賈攤販、小手工業者、船夫腳夫、藝人、僧尼奴婢、日者郎中、叫化子、無業游民等，形成龐大的市民階層。元豐（1078―1085）以后汴京城擁有160種商行，約6400余家店鋪，已經成為東方最大的商業化城市。汴京從事手工業的工匠，僅官營的就有八萬多人，其總數不會少于十幾萬人。以經商為業的有兩萬多戶，約十幾萬人，另外還有大量妓館、勾欄，以及經營小食攤、水果攤、零食擔兒、雜貨擔兒、測字算卦的普通民眾。汴京很快發展到歷史上的極盛。
南北宋之交時人孟元老，曾經于北宋末在汴京渡過他的童年和青年時代，他在《東京夢華錄》自序中說：汴京因為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鼓舞，斑白之老，不識干戈，到處是青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寶馬，羅綺飄香，弄管調弦，簫鼓喧空，八荒爭湊，萬國咸通。就在這萬眾集聚、游風熏染的文化環境中，市井藝術茁長而出。
宋仁宗朝以后，汴京成為一座東方最大的游藝場，市井中產生了大大小小的游藝IX--瓦子，每個瓦子里有許多專門供表演用的勾欄棚。平日都有眾多的“富工”、“閑人”在游蕩，往往聚集數千人觀看雜劇以及各種伎藝表演。只要過節，元宵、上巳、中元和皇帝誕辰、神祗生日等，勾欄民間藝人和宮廷藝人都在大街上搭臺演戲，引得萬人聚觀、城市空巷。
汴京城里有眾多的藝人。官籍的教坊、云韶部、鈞容直、東西班樂人達千人，開封府衙前樂和軍隊樂尚未計算在內，瓦舍勾欄里的藝人則無可計量，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77記載，金人攻陷汴京時，一次即索要“露臺祗候千人”。藝人受捧、能掙會花，弄得民間重女輕男。宋廖瑩中《江行雜錄》說：京都小民不重生男，每生女則如捧璧擎珠，從小讓她們學歌舞、說唱、雜劇，十幾歲就去市肆上演出。在這蹈詠升平、尋歡作樂的時代里，就日益產生出新的世俗文藝品種來，小說、陶真、吟叫、嘌唱、雜扮、影戲等都是此時興起。
通俗文藝的興盛與文化生活的普及，市井繁華的現實人生樂園對于人們的誘惑，改變了整個社會的時代心理。上自皇帝、下及平民，人們都沉溺于對現世物質享受和世俗歡樂的追求。宋徽宗更是在年節時縱民游賞，賜小民金杯飲酒，與百姓共觀散樂百戲演出。稱作“宣和與民同樂”。
（三）文人的天堂
宋代的都市繁華，為文人生活提供了最好的溫床。宋朝汲取晚唐藩鎮割據、擁兵自重造成天下大亂的教訓，猜忌武將，排抑武人。趙匡胤登基后，馬上“杯酒釋兵權”，解除了自己的擁立者、禁軍統帥石守信等一批有功之臣的軍事指揮權，卻把軍政大權都交到文人手中。不僅文官系列由文人主持，即使是武官系列中的要職，例如中央掌兵的樞密使、各地統兵的都統制，也同樣由文人充任。這樣，文人集團把持了全國的政權、軍權、財權，成為宋代最具實力的社會階層、，宋代又大力進行科舉考試，士子們一旦考中，立即得到極高的榮譽與優厚的待遇，躋身于官僚階層而成為社會上層人物。考中狀元、榜眼、探花，皇帝賜袍笏、賜宴、賜騶從游街，屆時城市人民傾巢出觀，萬民空巷，盛極一時。北宋尹洙曾經評論說：“將軍領兵數十萬，恢復幽薊，把強蕃趕到大漠，唱著凱歌回來，全城歡迎，也比不上狀元及第的榮耀。”（田況《儒林公議》）考中狀元者，自然成為天下注目的對象，為皇帝所重用，日后官階升轉極快，有時三五年便至公卿。迅速上升為上層官僚。于是，“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神話在宋代變為了現實，天下人都被吸引到讀書做官的道路上來。
科舉造就了眾多的文官。我們比較一下下面的數字就可以看出：唐代開元年間每年在京師應舉的士子為一千人左右，宋代嘉佑年間每年在京師待試的士子為六七千人；唐代每科取士不過數十人，宋代達到四五百人。宋代又設置大量的冗官，翰林學士宋祁說，當時“州縣之地不廣于前，而官五倍于舊”（宋祁《景文集》卷二十六《上三見三費疏》）。宋代文官的生活待遇十分優厚，俸祿多，賞賜重，除定例的祿米外。還得到綾、絹等實物和職錢。種種優渥條件，把宋代士大夫階層置身于一種飽食雍容的境地。這種條件培植起一個廣大而特殊的社會階層――士大夫階層。他們既然衣食無憂，不需要從事其他具體的實業和實踐，便有充裕的條件、時間和精力來開掘自己的智力和才慧，充分用于讀書寫作、琴棋書畫以及其他文學藝術創作。北宋文人最有藝術氣質，士大夫中詩書畫樂兼擅、藝術修養全面發展的大有人在。蘇軾能詩能文能詞能書能畫俱成大家，在諸多方面都開一代之風、卓有建樹，成為北宋文人藝術稟賦高絕的突m代表，成為中國古代難得的一位藝術全才人物，
市井文娛生活的興盛，為宋代士大夫文人提供了一個極好的陶冶環境。他們耽溺于市井冶游，醉心于享樂、放縱的生活，終日消沉于歌樓酒館之中，吟唱著“煙花巷陌，依約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尋訪”的倚翠偎紅曲調，把理想建立在世俗享受之上。詞人柳永更是視功名而不顧，滿足于伴酒眠妓、吟唱艷曲的生活，“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柳永《鶴沖天》）。這樣的艷冶環境，對于熏染士大夫文人的人品格調，促使其創造出新一代的文風，甚至推動其直接參與市井創作，起了重要作用。柳永的長調慢詞就產生于這種都市冶游中。澤州孔三傳首創諸宮調，深受士大夫喜愛。蘇軾、宋祁等文豪也都為宮廷雜劇和歌舞演出寫作“勾隊詞”、“放隊詞”，盡管是應景之作，以蘇軾一代文豪的筆力，仍然寫得一氣灌注、情景交融。
封建帝王也大多有深厚藝術修養。宋太宗、真宗、仁宗皆洞曉音律，自己能度曲。宋真宗還愛寫雜劇詞。宋仁宗則“每禁中度曲以賜教坊”，又善書，曾作飛白書答謝遼興宗所贈繪馬。宋徽宗更是一位鐘情于藝術的皇帝，他對藝術無所不丁，能書善畫，獨創的“瘦金體”書堪稱一絕，花鳥畫獨造其妙，山水畫則有“徽宗山水”之名。更有甚者，微宗創辦起皇家繪畫學院，仿照科舉制度，用命題取士的辦法招收學生，并親作教授，用皇室收藏的大量書畫珍品作教材，培養出眾多高水準的畫家。至于他在節慶時到市廛與萬姓共觀散樂百戲演出，創九五之尊“與民同樂”之風，此舉成為南宋歷代皇帝的定制，則更是膾炙人口的事例。
宋代藝術的審美主導心理是士大夫審美心理。在傳統社會里，士大夫藝術永遠是一個時代的精英藝術。它領導著時代的潮流。因而，士大夫自發創造并自我欣賞的藝術，成為宋代審美趨勢的主流，它影響著市井藝術，導引著宮廷藝術，發揮了潛移默化的支配作用。
（四）宋代文化成就
宋代由于國土狹促，形成了內趨性的文化心理。宋人放棄了對外在事功的追求，而把更多的精力用于知識積累、提高文化修養、探索宇宙觀和從事文學藝術創造。這種特殊的社會條件，為宋文化的走向集歷史之大成奠定了基礎。于是，宋所當然地成為一個文治爛然的朝代，在哲學、史學、文學藝術、教育等各個方面都創造出輝煌的成就。人們在談到中國文化各個方面的歷史成就時習慣于用朝代相標舉，而宋朝在多數情況下都是不可或缺的，例如講學術思想時說漢宋，講詩歌、散文、書法時說唐宋，講繪畫、話本小說、南戲時說宋元，講理學時說宋明，詞則以宋朝獨標一代之幟。可以說，宋代文化是中國文化史上最為輝煌的一段，它既是繼往開來、從歷史的縱深走向近代坦途的中繼點，又是總匯古典文化結晶、開辟近代文化先聲的中轉站。宋代在中國文化史上的這種特殊位置，也為宋代文化的性質作出了定位。
宋代文化所取得的重大歷史成就首先體現為學術之盛。與唐人昧于經學、諸子學、史學的研究相反，宋人在這些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宋學的奠定是中國傳統學術思想的重大歷史轉折與發展，它總結了此前千余年的儒學之道，而成為后世千年社會的支配思想。宋代史學處于一個開創的時代而高度發展，在中國傳統史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特征一是在撰史體例上有新的突破，二是在史著總量上有大的增加。北宋司馬光編撰的史學巨著《資治通鑒》294卷，是中國古代有關中國歷史的第一本編年體通史性著作，司馬光之所以能夠以一人之力完成這部著作，得益于他淵博的學識，歷史、音樂、律歷、天文、術數無所不通，而這種堅實飽滿的知識基礎，則是宋人文化水平整體提高的產物。南宋袁樞在《資治通鑒》基礎上編纂的《通鑒紀事本末》42卷，是第一本以歷史事件為軸心撰寫的史著，它標志著傳統歷史編纂學史新紀元的開始。宋代史學發達的標志還體現在史學著作的浩繁與眾多，北宋歐陽修編的《新唐書》225卷與《日唐書》并行，南宋鄭樵編纂的《通志》200卷成為有關中國古代典章制度重要文獻的“三通”之一，滿地別史、雜史、野史的大量涌現助長了史學的興盛，輿地與金石學的發展則推動了史學進人新的天地，至于類書編纂進入高峰時期，《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玉海》《事物紀原》《太平廣記》，林林總總，動輒上千卷，為文化與學術留下了豐厚財富。
文學藝術的興盛體現了宋代文化的另一個歷史成就。宋代的詩、詞、古文、書法、山水花鳥畫、瓷器、建筑、園林皆繼承前人而臻于完善，或發展至純熟階段，或別出一格。宋代文學是與唐代并駕齊驅的一代文學，詩不如唐而量超之，文勝之，詞過之。宋詩雖缺乏清新，但多了跌蕩，雖少了天然，但多了思理。宋文以抒情議論見長，較之唐人，紋理更為細致周備，文氣愈加流動貫通，與唐文并立起“唐宋家”。宋詞獨為一代天驕，以其輕飚倩俊、曲致婉轉的細膩筆觸，捕捉住人們日常稍縱即逝、難繪難描的心緒意態，遣詞造意，開中國詩歌之新境，啟曲詞暢達之先聲，其立意之峭、造境之幽，后人最終也難以企及。宋代山水花鳥畫都在五代基礎上走向高峰。山水畫鉤皴點染各種技法成熟，求境重神內在氣韻充沛，建樹卓著，成績斐然，得以取代唐代占統治地位的人物畫而獨領畫界。花鳥畫奠定工筆設色的規范，生機盎然、絢麗華彩，開元明清千年畫壇之風。宋代書法雖不如唐人工穩嚴謹，但抒卷逞意過之，蘇黃米蔡四家皆備一格，各領時尚。宋代工藝、建筑皆發展到精審細密、巧奪天T的地步，其中宋瓷為絕妙代表，以其冰晶雪瑩的色澤、質地與神韻而留名青史。市井瓦舍勾欄眾多通俗文藝品種的簇花般興盛，造成宋代藝術一道獨特的風景線，其中戲曲、小說的泉涌汩汩，成為元明清滾滾而東一條滂沛大河的源頭。
宋代文化成就的根基之一是教育的興盛。宋代的教育普及程度是前所未有的。為適應科舉選士、培養人才的需要，宋王朝從中央到地方，在全國各地設立了眾多的各級學校，一時國子學、太學、州學、縣學林立，另外又有專門的律學、算學、書學、畫學、醫學等專科學校。此外，宋代官私書院盛極一時，著名的有六大書院，為白鹿洞書院（在廬山）、石鼓書院（在今湖南衡陽）、應天府書院（在今河南商丘）、岳麓書院（在今湖南長沙）、嵩陽書院（在今河南登封）、茅山書院（在今江蘇句容），都是當時的文化與學術中心，聚集了眾多一流的名師，培養了一代人才。這些書院的規模很大，有時生徒多至數千人，它們對于宋代文化所產生的影響不容低估。
與上述所有文化成就相輔相成的，是宋代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實現了書籍的普及，這是科技發展與商業繁榮給宋文化帶來的一股強勁的生命液。五代之前，書籍被視為難制品，通過抄寫來流通與傳承。雖說雕版印刷術已于中唐時期誕生，但尚未開發出印書的商業用途，一般讀書人手中的書籍還是靠自己去抄寫。可以想見，在那種條件下，擁有眾多圖書是一種奢侈，普通寒門土子根本不敢想象，這就阻礙了文化知識的普及。北宋慶歷（1041―1048）以后，各種刻本書籍開始大量刊行，價格日減，特別是建本書籍，盡管因為質量低劣而遭致譏評，但它的低價位與高銷量，給文獻的廣為流通帶來極大的便利條件。印本書籍的大量出現，使得讀書與藏書不再成為奢侈行為，公方和私方為了閱讀的方便開始建立大大小小的藏書樓，從中央的三館、秘閣到各州學、縣學以及民間書院，都擁有眾多的書籍，提供給讀書者閱覽。私人藏書家開始出現在歷史舞臺上，知名者如宋敏求、葉夢得、晁公武等人都藏書數萬卷。書籍的廣為流通大大擴充了讀書士子的文化視野，使得宋人所掌握的歷史文化和科技知識大大超過前人，如果將唐宋一般文人的學問層次進行對照，可以很明顯地得出前者淺陋、后者閎博的結論，這種情形有力推動了宋代藝術的發展。
書籍刊刻與流通的便利，反過來又刺激了宋人著書立說和從事文學藝術創作的興趣，一時各類著作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其內容從史書、政書、農書、工書、文書、詩書、樂書、佛書、道書一直到雜流百家，樣樣都有刊本。宋代的私家著述量遠遠超過前代，動輒幾十卷、上百卷；宋代的野史筆記極其盛行，人輒一記；宋代的許多文人把刊印自己的文集當作畢生宿愿來對待。尤其是，宋代市民社會的膨脹及其精神需求，使得通俗唱本、話本、劇本等類印本書籍，風俗畫、節令畫、招貼畫等年畫的先聲，也廣泛進入商業流通。這些書籍的流通為民俗文化的傳播提供了條件，作為中國普通民眾了東漢二百年江山。聽父親講，他小時候曾聽說清代南陽過大象，因為南陽處于緬甸進貢大象的進京官道上，但現代南陽風光不再，因為沒有了交通優勢，淪落為偏僻的地方。云貴高原通的茶馬古道也一樣，過去十分熱鬧，今多荒頹。
國都，往往會成為商業社會中心城市。最典型的例子，古代是開封，近代是倫敦、東京。歐洲各國亦多如此，墨西哥城則作為歐洲延伸，成為當今世界最大城市。然而，一些國家將首都與傳統王權分離分置，例如日本首都是東京，天皇卻住在京都。
美國則成為一個另類。美國是兩三百年前才建立的新興國家，本原就是脫離傳統思維的異教徒開創的新大陸，因而它的政治首都是華盛頓，商業中心卻是紐約：因此，“9?11”恐怖事件攻擊的對象不是華盛頓的白宮和五角大樓，而是紐約曼哈頓的“雙塔”世貿大廈。
而中國的傳統中心，高踞金字塔頂端。中國離開首都，就感覺離開了中心，就天高皇帝遠，就是偏遠邊鄙。但今天世界已經發生根本變化。例如美國，這樣一個擺脫了歐洲傳統王權控制的國家，把國家政體的金字塔結構變為板狀的平鋪結構，因而生活在美國任何一個地方的民眾都不感到自己是偏遠邊鄙之民。加之現代化的通訊手段迅速普及，美國的每一個國民坐在家里，都以為自己是世界中心。現代生活方式與社會結構的重組正在證明：這將成為世界趨勢。坐在家里辦公，可能成為主宰這個世界的未來網景。
那么，學術呢？
（四）學術界域
學術歷來不受界域限制，學者只要胸懷天下，就能坐在家里指點江山。古人云：“秀才不出門，便知天下事。”為什么？有書，掌握信息資訊。
學術還歷來避開世俗的鬧熱。中國古代許多書院都避在一隅，因為士子們要靜心讀書嘛。河南的嵩陽書院，在中岳嵩山登封市城北三公里峻極峰下。歐洲大學從中世紀修道院而來，修道院與寺院一樣都建在山上。牛津、劍橋、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大學都不在中心城市。我留學的伯克利大學，建在美國西部繁華都市舊金山海灣對面的一片原始松林里，至今還保留了松林的一角。只要有了圖書和學者積累，就有大學；只要有了資訊，我就是世界中心。
但中國現代大學卻走了背道而馳的路，基本上都建在大都市中，以增加城市的文化氛圍與校園的物資供應，可眼下卻都被城市的膨脹和擁擠堵得喘不過氣來。當初北大、清華建校時離城極遠，出北京德勝門北40里，保留了較大的騰挪空間，但今天也被城市囊括了。
然而，過去學術還是有限制的。例如，由于種種原因，出現過學術遠離原發地的情況。古埃及、兩河流域的文明和文字研究，蒙古學的研究，中心長期在歐美，印度梵學的研究中心一直在歐洲，中國的敦煌學長期在日本，納西學長久在國外。這種情況出現的原因，一是資源掠奪，二是興趣與眼光。這說明，當學術擴大到比較易得的書籍之外，需要擁有更多特定資訊時，受到存量限制也就是界域限制。
（五）存量限制的打開
存量限制，過去是學術的一大障礙。以往河南大學發展的障礙，一是傳統存量不足，二是現時資訊不足，最終歸結于開封小城的偏僻與閉塞。然而，現代傳媒一夜之間把障礙消除了。網絡為學術構筑了一個板狀的世界平臺。在這個平臺上，人人享有相同的權益，不同在于，你是否能夠更加熟練地駕馭和運用它。過去我在北京圖書館啃干饃喝涼水查閱一星期的資料，今天你坐在家里鼠標一點，十分鐘就出來了；過去我用十三經索引，辛苦費時查找一年也找不到一些經典例句的出處，今天你用搜索引擎一分鐘就找到了；過去我要帶著介紹信到各個圖書館去查目錄、填單子、打條進去長久等待，然后拿到書一看不在這一冊，又得把整個程序重來一遍，但管理員吃午飯去了只好下午再來，今天你電腦上可能就裝有《四庫全書》《古本戲曲叢刊》，一點即來；過去，我要按照搜集到的目錄到圖書館里去翻閱各種書報雜志，尋找我要的論文然后付費一張張復印，現在你在知網里一點就出來，而且可以很便宜地把文章下載。
因而，以往中心城市、大都市里的大學的資訊優勢被打破。一個突出的例證是：過去北京、上海、天津的名校壟斷，開始被南京大學、浙江大學、暨南大學等突破、超越、跨越。
存量限制被無限打開的結果，是研究界域的無限制擴張。無論你在哪里，無論是在牛津、哈佛、清華、北大還是在河南大學，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興趣愛好去發現和跑馬圈占自己的領地。前提是，你要打開眼界，擴展心胸，你要走出中原！
（六）學術眼界
所謂走出中原，不是指身子而是指眼界要走出去。
身子走出去，非常重要。古人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多讀書好理解，為什么要多行路呢？行路是另外一種社會實踐，親身看一看，才有真知灼見，是謂經多識廣。許多事情一定要親臨現場，才能有特殊感受。所以，余秋雨先生倡導“行走文學”是有道理的。我這么多年也喜歡到處走到處看，前后到過20余個國家，受益匪淺。
但是，身子走出去是需要物質條件的。身子即使走不出去，眼界也要出去。所以，擴大學術視野更重要。有了廣泛的學術視野，就可以做到“秀才不出門，便知天下事”。
河南大學奠基之初，就是要走出去的，不僅是要走出開封，而且是走向世界。河大前身是1912年在開封清代貢院舊址上創辦的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與清華學堂、南洋公學一起，成為當時中國三大留學培訓基地之一，為中國現代歷史的開創奠定了基礎。
過去我們常說要放眼世界，這是針對觀念往往囿于地域限制和文化限制而說的。今天，我們都已經成了世界公民，中國打噴嚏世界就感冒的時代已經到了，“西潮東漸”的勢頭也早已逆轉，開始進入到“東潮西漸”的階段了。過去我們對西方的研究可以說是深入骨髓，今天世界對中國的研究也已經條分縷析。一個美國的博士，可以去研究廣東粵劇的表演或是它的方言和音樂。文學傳播方面，奠言獲諾貝爾獎是一個開端，麥家的小說《解密》又開創了在歐美2l國同步發行的先河。
眼界決定了你論文的選題范圍和立論角度，決定了你的閱讀對象和研討對手，決定了你的應用條件和適用領域。在立論時，你是針對河大發言、對中國發言還是對世界發言。角度是不一樣的。你的參考文獻和征引書目范圍，也不能僅僅停留在國內出版物上了，因為隨便一個選題，都可能已經是世界性選題，有著眾多的中國港臺地區和外國研究者。你要站在世界平臺上，與地球上的任何一個同道討論問題。
20世紀80年代做學問寫文章，可以不征引中國臺灣地區以及日本、美國的論文，90年代就會讓人感覺你落后了，21世紀再這樣做就成為你論文的硬傷。
前天，英國是日不落帝國：昨天，美國是世界公民；今天，中國人也來了。
（七）學術境界
過去做學問，首先要求學術心態的純正。大家很熟悉王國維的學術“三重境界說”：第一重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這是說，做學問必須先有孤獨感；第二重境界，“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這是說，做學問要長久不懈地堅持、努力；第三重境界，終于有一天，“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到了一定階段，頃刻之間豁然開朗。“三重境界說”強調的是學術專一與心境沉潛，但那是傳統學問家的追求。
今天。多棱的世界和多學科的學術布局，特別是新興學科與新興社會發展的千絲萬縷聯系與同步，要求學術觸角八方展開，廣為延伸。學術培養的目的，也不再是重塑一批老學究，而是要培養更多的建設者，因此境界要求也就不一樣了。過去說“專”與“博”的關系。更多強調的是“專”，今天就不一定了。
我想，今天可能更多應該強調的是高瞻遠矚、極目遠眺，把世界放在心中，把地球玩弄于股掌之間。那么，第一重境界就應該換成“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強調站得高；第二重境界應該換成“山隨平野盡，江人大荒流”，強調看得遠；第三重境界則相應換成“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強調學無窮盡，學無止境。
眼界有多大，學術就有多大；眼光有多遠，學術就有多遠；境界有多深，學術就有多深。
（八）補充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