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7 18: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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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的研究對象是人，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人是什么，醫學就是什么。韓啟德認為，醫學是人類研究自己的科學。美國科學史家薩頓認為，醫學是一門人學，對人的全面關懷為醫學應有之意。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S．E．Luria認為，醫學具有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雙重屬性，醫學需要人文精神的滋養。事實上，醫學的本質，既體現在醫生對疾病的診斷和治療方面，更體現在對患者的了解和關愛方面。希波克拉底認為，了解患病的人比了解人的病更重要。因此，界定醫學是一門“人學”是毫不過分的。中醫經典《素問·寶命全形論》指出：“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于人”。《千金藥方》也說：“人命之重，有貴千金”。敬畏生命、尊重生命、以人為本是中醫學的基本要求和最高價值目標。“醫以活人為心，故曰醫乃仁術”是中醫學的鮮明特征。因此，醫學不僅僅是治病的醫術，更是治人的醫道。醫學目的是預防疾病、恢復健康、延長生命和減少死亡。預防疾病，中醫強調不治已病治未病，生病就要“既病防變、瘥后防復”。對那些不能治愈者，要延長生命，減少死亡。《漢書·藝文志》說：“方技者，皆生生之具”。敬畏生命、尊重生命、熱愛生命，是醫學的基本出發點。人莫不惡死而樂生，而醫學又是人之生命和健康之所系，“醫學之所以需要，在此；醫學之所以崇高，也在此。”［1］所以在臨床治病過程中，是治療患病的人而不是人患的病，一定要把患者當作人來對待。正如維也納醫學教授諾瑟格爾所說：“我再次重申，醫學治療的是有病的人而不是病。”這也是醫學被稱為“人學”的重要緣由。
二、醫學技術的異化：對“人”的偏離
2.1醫學技術異化
所謂醫學技術異化，是指人類利用醫學技術創造出來的對象，不但不是對醫護人員的本質力量和醫療實踐過程的積極肯定，而是反過來成為影響和壓抑患者的本質的力量。醫學技術本是提高患者的治療效果、延長患者的壽命、提升患者生活質量的方式和手段，在異化狀態下，醫學技術從為患者服務異化為患者為技術服務，醫學技術異化為金錢服務。患者不再是醫學技術發展的受益者，而成為被迫適應醫學技術發展要求的工具。
2.2醫學技術異化的表現
2.2.1醫學技術主義
醫學技術主義認為，醫學技術可以解決一切，凡是醫療技術能夠做到的，就是應當的，不接受或不重視社會倫理的合理約束。醫學技術主義源于機械論的哲學思想影響。法國哲學家笛卡爾說過，動物是機器；英國哲學家霍布斯認為，人不過是一架直立行走的機器：心臟是汲筒，四肢是杠桿，關節是齒輪，神經是游絲。18世紀法國醫學家兼哲學家拉·美特利甚至出版了《人是機器》一書，認為人體是一架會自己發動自己的機器：一架永動機的活生生的模型，體溫推動它，食料支持它。在這種思維方式的影響下，患者被看作是沒有意識、情感、可機械分割的物體，疾病就是人體機器出了毛病。所謂治療也許只要換一下破損的零部件就行。今天普遍存在的放支架、心臟搭橋手術和血液透析等依然可以看到醫學機械論的身影。機械論強調技術至上，疾病的診斷主要由機器（儀器）完成，技術診斷成為診斷的主要方式，治療過程日趨技術化，崇拜醫療技術，認為醫學技術是萬能的，他們眼中只有技術和設備，沒有患者，對患者的冷漠無情導致醫患關系日益惡化。醫學技術主義在治療過程表現為運用現代醫療器械等高技術進行檢測、化驗、透視等，他們認為未來醫學的發展方向就是大力發展醫學高新技術，并以各種新設備、新技術來對抗各種新的疾病。其結果表現為醫療技術越進步，醫患關系越緊張。正如杜治政所說：“當代醫學正處于技術主體化與資本主體化及其交互作用的進程中，醫學在獲得先進技術裝備的同時，人們恐懼醫學的情緒卻與日俱增”［2］。
2.2.2醫學技術過度商業化
威脅醫學技術健康發展的另一個因素是市場、巨額利潤對醫學技術的誘惑。美國蘭德公司調查報告稱：“在美國，50％的剖腹產術、28％的子宮切除術、20％的心臟起搏器植入術、17％腕管綜合癥手術、16％的扁桃體切除術、14％的椎板切除術都是不必要的。”［3］在謀求醫學技術利潤最大化思想的誘惑下，一種創造疾病的醫療行為應運而生。所謂創造疾病，就是把人的生、長、壯、老、過程中出現的正常生命演化現象定義為疾病或疾病現象，然后采取措施進行治療。事實上，創造疾病已變成了一種商業行為，其目的不是恢復人體的自然狀態，“而是制造一種人工狀態”［4］217。艾寧在《問中醫幾度秋涼》一書中也指出，幾千年來，孕婦生產都是自然分娩，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孕婦胎兒不順需要剖腹產除外）。但現代醫學把如此簡單的事情復雜化：先產前檢查，接著是剖腹產，剖腹產后還要給孕婦打點滴等，并美其名曰“剖腹產是必須的、沒有奶水是正常的、發燒是正常的、在醫院輸液以退燒是必須的”，等等。從這個事例中不難看出，醫學技術過度商業化已達到無孔不入的地步，甚至出現了生活醫學化、生命醫學化的現象。許多醫院都花費巨資購買所謂的先進設備，在介紹醫院時，都會宣傳醫院有多么先進的醫療技術設備等。憑心而論，醫療儀器先進確實有助于準確地檢查疾病，但問題在于，有些儀器檢查是不必要的，特別是重復檢查、過度檢查等。中醫幾千年的望聞問切不是一樣能治病救人嗎？“但今天誰會選擇純粹的人類智巧而不選擇技術的炫耀呢？”［4］218所以，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現代科學醫學的流行一方面是其顯著的療效，但另一方面也存在醫療技術商業化的炒作，特別是一些夸大其詞的報道：“即病人沒有其他地方可去，電視、傳說、技術表演報道了設備良好的醫院，這使他們相信不可能有其他更好的辦法。”［4］18杜治政在《醫學在走向何處》一書中分析了現代醫學的六組二元矛盾，其中就有醫療高成本與公眾可接受性之間的矛盾。醫學技術過度商業化是導致這種矛盾的一個重要因素。
三、醫學技術化的出路：向“人”回歸
3.1醫學技術人本化
醫學技術人本化是指在醫學技術主體在技術創新過程中，遵循技術創新規律，充分考慮患者的身心特點，克服醫療技術單純追逐經濟利益的本能，充分體現醫學人文關懷，滿足患者治療、康復等多方面需要的技術創新過程。醫學技術人本化既是醫學技術未來的發展方向，更是廣大患者的迫切愿望。關于這一點，當代西方著名科學哲學家費耶阿本德有痛入骨髓的感受。費耶阿本德年輕時被迫參加納粹軍隊，在戰斗中受傷，二戰結束后，他到當時醫療條件較好的英國醫院治病，醫生給他做了各種各樣的檢查，他感到非常痛苦，但檢查結果卻證明他的各項指標正常。正如他回憶說：“我患了雙重視覺、胃痙攣，我暈倒在倫敦的大街上，感到很痛苦。自然，我去看了醫生，接受了三個星期的各種檢查……結果卻是否定的：這是相當自相矛盾的，你病了，去看醫生，他使你感到更糟，但他說你很好。”［4］169這說明，缺乏人性的醫學技術，是單向度的醫學技術，是只有工具理性而沒有價值理性的技術。醫學技術要想達到其最初目的：挽救生命、解除病痛，維護人的身心健康，必須堅持以人為本。脫離了人性的引領，醫學技術化很容易走上邪路。
后來，費耶阿本德便開始尋找其他各種醫療技術進行治療：美洲土著印第安人醫學、印度醫學、埃及醫學和中醫學等等。按照西方現代醫學技術標準，這些醫療技術都是不科學的。但經過中醫針灸推拿治療后，費耶阿本德的身體慢慢好轉。費耶阿本德是一位患者，更是一位哲學家。他認為，既然中醫針灸推拿技術有非常明顯的療效，那么，療效背后一定有其科學的理論基礎。后來，他通過長期研究《內經》后才知道，中國哲學主張“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在中醫領域主要表現為人是生成論，而不是西醫的構成論。中國人認為身體來自于父母，必須用尊重的態度對待人的身體，必須發現一些不損害人的尊嚴的診斷技術方法。費耶阿本德通過親身實踐體會到，中醫醫療技術是以人為本、充滿人文關懷的。正是在這種醫學技術人本化的療法使費耶阿本德的身體健康慢慢地得到了恢復。
事實上，與現代醫療技術不同的傳統醫療技術也許是應付疾病的不同方式。現代醫學技術也許在效率和理論解釋方面有其長處和優點，但在技術人本化方面，特別是在尊重患者方面，現代醫學技術可以從傳統醫學，特別是中醫學中學到很多。
3.2醫學技術生態化
醫學技術生態化是指醫學技術的應用應當為維護患者身體的內生態和外生態的平衡，而不破壞人體的內、外生態，盡可能激發人體生態的自組織、自調節、自修復、自平衡的能力。醫學技術生態化主張在追求醫學技術經濟效益的同時實現醫學技術生態效益、社會效益和病人的生命與健康效益的統一。其中，醫學技術的生態效益要求醫療技術的應用既不污染人體的內部環境，又有利于保持人體與外部環境的平衡；醫學技術的社會效益要求醫學技術的運用有利于減輕患者的醫療負擔，提高其治療效果，有助于和諧醫患關系的構建等；患者的生命與健康效益是指醫學技術有利于延長患者的生命、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和促進患者的全面康復等。醫學技術生態化可以實現自然生態、社會生態和人文生態的有效統一。在自然生態中，通過醫學技術生態化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在社會生態中，醫學技術生態化實現經濟持續增長、社會不斷進步，人民健康水平不斷提高；在人文生態系統中，依靠醫學技術實現患者身心和諧，克服傳統醫學技術“見物不見人”的缺陷，達到醫學科技與人文的同尊、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統一等。
用中醫哲學思維智慧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理性維護人類健康
疾病的發生發展以及疾病譜的變化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在外感類傳染性疾病得到有效控制的今天，復雜性內傷類疑難病慢性病和老年病又成為了人類健康的主要威脅。用西醫線性思維還原論方法物質檢查和單靶點治療手段進行防治，不僅臨床防治乏術且費用高昂，當現代西醫學認識達到細胞水平，基因水平的今天，仍不能解決內傷類自身損傷性醫學難題，也在向系統醫學、整體醫學回歸。中醫學是用象思維構建的且誕生于生產力極其落后的遠古農耕時代，從理論到臨床均具有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大道至簡、簡便廉驗的學科價值觀，筆者根據二十多年對中西醫診療體系的文化背景、思維方式、哲學基礎、科研路徑、價值取向、認知方法和防治手段的系統研究，結合我國國情民情、現時代復雜性內傷類疑難重癥及慢性病老年病防治乏術和看病難、看病貴的現實問題，特提出用中醫哲學思維智慧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理性維護人類健康，本文謹從1、中醫哲學思維智慧概念詮釋2、提出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的概念詮釋時代背景與內涵闡述3、用中醫哲學思維智慧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是時代的選擇歷史的必然4、結論等層面展開闡述。
主題詞：中醫哲學思維智慧；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理性維護人類健康；方法學研究；
中醫藥學是用象思維科學構建的，其指導哲學是實象論；哲學是關于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學問，哲學的意義再于指導實踐；思維是人腦對客觀事物的一般特性和規律性的一種概括的、間接的反映過程；象”是人腦對客觀事物的主觀反映，象思維是東方思維的典型代表，思維方式決定行為方式。面對同一個研究對象,中西醫學分別形成了不同的理論體系，在科學家看來，“方法掌握著研究的命運”[1] ，中醫學是沿著唯象的、整體的、直觀的、定性的、醫哲交融的形象思維路徑進行研究的醫學理論[2]，是唯物立象盡意求道思維模式的科研成果，是中國象數文化的智慧結晶，是整體觀、運動觀、屬性觀和辯證觀的集中體現。只有充分理解和尊重中醫學文化特質、思維特征、哲學特性、學術特色、診療特點的基礎上才能真正感知它博大與至簡的學科魅力[3]，在實象論哲學象思維科學指導下和筆者撰著的《陰陽證治學》中醫藥創新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大膽提出：用中醫哲學思維智慧系統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理性維護人類健康。
1、中醫哲學思維智慧概念詮釋 中醫、哲學與思維都是獨立的學科，都有各自的研究范圍和相應的概念體系，現在把哲學與思維同中醫一起組成一個集合概念是因為自然科學研究離不開哲學指導，離不開科學的思維方法，中醫學的形成與發展有其自己的文化特質、思維特征、哲學特性、學術特色、診療特點，可以用中醫哲學思維智慧進行概括。
1、 1、 中醫藥學的概念與內涵 為了更好地理解和感受中醫哲學思維智慧，首先要弄清楚中醫的概念和內涵。中醫即中國傳統醫學，是相對于西醫而言的。是在實象論哲學思想指導下用象思維方法來研究人體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診斷防治和養生長壽治未病的一門學科，以形下之器為體，以形上之道為用，是東方以時間文化為邏輯開端所形成的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象思維科學的典型代表，是在中國樸素的唯物主義哲學思想指導下誕生形成和發展起來學科；具有文化哲學、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多重屬性，具有天人合一整體觀和辨證論治運動觀兩大特點，具有道法自然、大道至簡、簡便廉驗的學科價值觀，具有綠色天然、節能低碳、生態環保、承載文化等多維功能，具有天人合一的世界觀、司外揣內的方法論、大道至簡的四診技術、就地取材的治療手段、見微知著的治未病策略、平調陰陽的養生智慧和簡便廉驗的價值追求[3]；中醫對世界的認識也屬于一種建構，但這種建構是用“象”完成的，中醫的“象”是對世界本質特征的抽提，用“象”建構的世界比西方用要素建構的世界更能反映世界的綜合本質特性，因此，在描述復雜系統的規律和指導對復雜事物的應用方面常常顯示出更好的效果。對中醫“象”的深入研究將是中醫理論取得突破的一個關鍵[4]，更是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的智慧源泉。
1、2、哲學概念及其中醫哲學內涵 哲學是理論化、系統化的世界觀，是自然知識、社會知識、思維知識的概括和總結，是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統一。哲學是人類的自我理解、自我反思、自我意識的一種理論形態。適用于自然、社會和思維的一切領域及其一切科學。哲學是改造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的強大的思想武器，哲學的精髓、意義和作用在于指導實踐；哲學是具體科學的燈塔，哲學的成功無不以自然科學的發展為基礎，而自然科學的創新發展又必須用哲學引領方向，因為哲學可以為具體科學的研究提供正確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方法論。自然科學是以自然界作為重點研究對象以發現各種自然規定和自然規律作為己任的社會實踐活動；而哲學的研究對象是整個世界（自然界、人類社會、思維）及人與世界的關系，揭示最一般的最本質的最普遍的規律。哲學為具體科學的研究提供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只有堅持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科學家才不至于在研究活動中迷失方向，醫學家們才不會被醫學的功利性所左右，使價值觀直指醫學的目的、意義和根本任務，從而研究出時代需要和人類需求的、大道至簡、簡便驗廉的低成本創新理論方法與技術來服務人類貢獻社會；中醫學是用古代的氣、陰陽、五行等哲學概念來解釋和說明生命、健康與疾病問題。是以整體觀念為主導思想，以臟腑經絡的生理和病理為基礎，以辯證論治為診療特點的醫學理論體系，屬智慧醫學是中國創造。構建實象論是中醫哲學的本質特征，低成本醫學智慧是實象論哲學的價值追求，象思維是產生實象論哲學的理論基礎，是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的科學路徑，是創造出低成本最優化綠色節能環保高效普適符合衛生經濟發展要求的全新醫學范式的智慧源泉[3]。中醫哲學思維智慧可以突破狹隘的思維疆域進入無限的宇宙，直面永恒的生命本質，通過中醫哲學思維智慧的超驗反思涌動和領悟實現了人的靈魂和肉體（形神）的統一，創造出了生命科學研究的完美境界并充分展示了低成本醫學智慧特色與魅力[5]。
1、3、思維概念及其中醫思維內涵 思維是人類大腦能動地反映客觀現實的過程，思維是人腦對客觀事物的一般特性和規律性的一種概括的、間接的反映過程。中醫學是唯物立象盡意求道思維模式的科研成果，是中國象數文化的智慧結晶，是整體觀、運動觀、屬性觀和辯證觀的集中體現。恩格斯曾經說
過:“不管自然科學家們采取什么樣的態度,他們總是在哲學的支配之下。”“因為他們離開了思維便不能前進一步,要思維就必須有思維規定,”《自然辯證法》。思維方式決定行為方式，中醫學是形象思維的結果，屬象思維科學體系。一、用“象”建構的中醫理論更能容納、解釋和說明生命健康與疾病的相關問題。二、實象論哲學思維造就了整體觀念和辨證論治的兩大獨特學科特點。三、用實象論哲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更能反映復雜性疾病問題的本質與規律。四、用實象論哲學方法解決預防保健養生治未病方面的問題無可替代。五、實象論哲學指導下的象思維科學體系及其診療技術具有大道至簡、簡便廉驗的學科價值觀。中醫學在實象論哲學思維指導下，把人放在自然社會這個整體大環境中進行研究，并站在哲學的高度，從物質能量信息，現象狀態本質以及形態結構功能等高層級多維度入手，對生命、健康與疾病的運動變化規律從自然、社會、人文等宏觀整體上進行把握，用哲學的抽象思維和理論概括的方法成功孕育了中醫藥科學體系，為護佑中華民族繁衍昌盛做出了突出貢獻，經兩千多年的時間歷史與實踐檢驗而歷久彌新，在中醫發展史上所取得的醫學成就更令世界矚目[3]。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中醫藥學的整體觀念和辨證論治認知模式充滿著對生命科學的理性思考和研究智慧，中醫哲學突出了對生命科學對立統一質量互變和否定之否定三大客觀規律的概括和總結，中醫思維即形象思維，屬象思維科學范疇，充分體現了天人合一、形神一體、以人為本、大道至簡、簡便廉驗、節能環保、綠色天然的發展理念和學科價值觀，走的是低成本醫學研究路徑，用中醫哲學思維智慧為指導系統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是歷史的必然。
2、提出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的概念詮釋時代背景與內涵闡述
2、1、提出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的概念詮釋 為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特撰著了《陰陽證治學》中醫藥創新理論，書中系統闡述了科學假說、理論框架、認知模式、概念體系、病因特點、病機特性、辨證模型和治療方藥。從20__年開始，求證《陰陽證治學》創新著作的理論與臨床研究性論文陸續發表并應邀參加每年一屆的國際絡病學大會，與國內外同行一起研討疑難病對策，為建立低成本醫學范式做了大量的理論準備。低成本醫學范式即用最可能少的人力物力財力投入獲得更高的健康維護效率與效益的思維與行為模式。最大的健康問題用最少的錢解決，小病不花錢，大病少花錢，花同樣的錢能顯著提高療效并解決一體多病，一次性投入多維獲效，寓防于治，治調防養，少用治病，多用養生，在治病的同時更贏得健康長壽。
2、2、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的時代背景 近百年來由于西學東漸，西醫學的構成論和致病學醫學范式成為了醫學界的主流醫學模式，他的單靶點對抗性的診療手段，在外感病盛行的時代可謂大顯身手一枝獨秀，然而在復雜性內傷類疾病成為了人類健康主要威脅的今天，則明顯暴露出西醫學診療思維的局限，加之利益博弈、過度市場化和過度追求醫學功利，使得衛生事業的福利性和公益性逐漸淡化，天價醫藥費屢見報端，民眾看病難看病貴已成為重要民生問題，加之以藥養醫引發過度醫療，不僅造成醫源性疾病更使醫藥資源浪費驚人，環境污染嚴重，性價比嚴重失衡，公民的健康維護成本過高，遠遠超出了收入增長水平和支付預期，世界醫學科技的飛速發展和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科技進步本來應該使就醫成本大幅度削減，然而實踐證明：西醫學在生命科學研究中屬高成本醫學，對經濟欠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已經顯現其局限性。隨著醫學模式轉變、疾病譜變化、社會老齡化、疾病防治重心前移等衛生主題轉換，對那些復雜性內傷類疑難病、慢性病和老年病的集中涌現，特別是面對那些病因不明、靶點不清、多因素致病、多系統發病、多病位損傷和一體多病的復雜性內傷類患者更顯力不從心，而中醫用象思維構建的天人合一、醫藥合一、形神統一、整體觀念與辨證論治醫學體系處理此類問題卻得心應手優勢凸顯效驗全面價格低廉，用中醫哲學思維智慧努力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理性維護人類健康推動節約型社會建設與發展是時代的選擇歷史的必然。
2、3、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的內涵闡述 認識世界是為了更好的改造世界。縱觀2千多年的中醫學發展史，疾病的發生發展以及疾病譜的變化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截止到20世紀80年代伴隨著現代醫學的成熟與發展，嚴重威脅人類健康的外感類傷寒與溫病等傳染病已得到有效控制，隨著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人類社會的經濟變革和物質生活的空前豐富，使傷于七情、飲食居處和陰陽喜怒等內傷類疾病成為了人類健康的主要威脅，隨著老齡化社會的來臨，面對老年病、生活方式病、富貴病、代謝綜合征、骨骼退行性病變及心腦血管病等復雜性內傷類疾病的集中涌現，用西醫的線性思維、還原論方法、物質檢查和單靶點治療手段進行防治，不僅臨床乏術且防治費用高昂。當西醫學認識達到細胞水平，基因水平的今天，仍不能解決內傷類復雜性醫學難題，也在向整體醫學、系統醫學回歸。筆者根據二十多年的中西醫內傷病理論與臨床研究，結合現時代內傷類疑難重癥及慢性病、老年病防治乏術和看病難、看病貴的現實問題，提出用中醫哲學思維智慧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理性維護人類健康。
2、3、1、中醫學的認識論為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提供了可能 《現代醫學概論》指出：“以還原論為基礎的現代醫學科學不能適應人體和疾病的復雜系統，生命整體大于各部分之和--涌現，不僅生命體本身病理過程復雜，而且心理、社會、環境等因素都會影響病理過程，在保障全民健康中過于偏重單一病種的診治和局部醫療技術的發展而忽略了生命整體，過分依賴儀器設備、藥物和手術，而忽視了病人的主訴和醫生的智慧，醫療技術發展失控，醫療費用大幅度提高并浪費驚人，且好多疾病由于理論滯后臨床乏術而進行著無效醫療，超過了社會經濟和個人收入的承受能力加重社會不公。治療學的第一原則是自然痊愈力的利用”。人是以物質為基礎的精神本體。人體作為整體存在的復雜開放巨系統，面對復雜性內傷病防治，理應遵從整體性、動態性、交叉性、非線性、最優化原則，從中醫的象思維科學入手，從《內經》的四時五臟陰陽整體觀切入，發揮中醫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和中醫學思維模型優勢，彰顯中醫藥學理論智慧。中醫學以氣一元論整體觀和陰陽互化辯證觀為認知途徑，從宇宙生成學和疾病發生學角度切入，把人體看成是一個有機整體是宇宙自然的一部分，用中藥之偏性調整人體之偏頗大道至簡，所用方法與藥物醫藥合一就地取材節能環保自然天成，中醫學的認識論為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提供了可能。
2、3、2、中醫學的方法論為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提供了保障 方法是科學的靈魂。是人們為了達到一定目的所選取的手段途徑或活動方式。方法論則是對方法的理論研究和哲學反思，關注的是從抽象層面來把握方法的性質發展規律及其價值。方法與方法論包括哲學觀念、人文思想、科學理論、診療行為、人際交往技藝以及科學實驗的設計與具體操作等不同層面，是客觀存在著的，活生生的，無處不在發揮其作用。中醫學用天人合一的世界觀司外踹內的方法論和象思維科學研究路徑，在深刻理解和把握生命健康與疾病內在運動規律、形態結構功能生理病理轉化規律和物質能量信息變化規律的基礎上，用哲學的反思和思維的抽象，將人放在自然社會環境等大背景下整體考慮，源于客觀實在又高于客觀實在，注重發揮醫學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充分發揮對人體自然愈病力的利用，努力調動生命自身自適應、自組織、自調節、自修復、自穩態、自愈病的生物學機能，最終達到陰陽平衡而愈病療疾治未病并贏得健康長壽，方法科學至簡。
2、3、 3、中醫學的價值觀為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指引了方向 價值觀是指一個人對周圍的客觀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義、重要性的總評價和總看法。一方面表現為價值取向、價值追求，凝結為一定的價值目標；另一方面表現為價值尺度和準則，成為人們判斷價值事物有無價值及價值大小的評價標準。中醫學具有厚古薄今、重道輕器、重神輕形、以人為本、物以天成等價值追求和大醫精誠、求真崇善尚美達圣的精神道德追求。無形的精神本體一直據于世界文明毋庸置疑的高度和中心地位，醫學是人學，因有其精神本體而免遭失落，因有其形而上而達到應有的高度。中醫學以其大道無形，以象會意、用象釋道、道器合一的認識路徑和思維高度，通過中醫哲學的超驗思維、經驗反思、創新涌動、意象感悟和主客一體、體用合一特點及其探索性、多維性、中介性、開放性、批判性和可接受性思維特征為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指引了方向。
2、3、4、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是我國建設節約型社會的本質要求
建設節約型社會是國家做出的具有全局性和戰略性的重大決策。加快建設節約型社會，事關現代化建設事業，事關人民群眾根本利益，事關中華民族生存和長遠發展。衛生行業作為政府職能部門的重要組成力量，在建設節約型社會中主動承擔起社會責任和實現好行業功能，是體現衛生行業先進性解放和發展醫學生產力的重要途徑，是衛生戰線干部職工實現人生與社會價值必須思考和回答的課題；戰略影響格局。從國家戰略高度行業客觀現實和衛生發展需要出發，筆者在系統研究中西醫診療體系的文化背景、思維方式、哲學基礎、科學路徑、價值取向和研究方法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國情民情提出用中醫哲學思維智慧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推動節約型社會建設與發展是時代的選擇歷史的必然。
2、3、5、用《陰陽證治學》創新理論方法與技術系統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 筆者在《陰陽證治學》一書中系統闡述了陰陽證治的學科概念、內涵與外延，提出了“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失衡、疾病叢生、陰陽可調、疾病可治、調平陰陽、長壽健康”的科學假說、“一元兩極三維全息實象中醫理論思維模型”理論框架和“一元兩極三維四時五臟生命功能律動體”生命運動規律概括；系統闡述了人體生命陰陽“和合生命，失和生病”重要學術概念；發現了‘陰陽失衡——內傷病屬性病機’和‘陰陽證治---調和治平’科學規律；概括出了復雜性內傷類難愈性疾病“久、慢、雜、難、纏”的發病特點；提出了“陰陽—體病因機脈證治藥”創新辯證模型和“整合效應--陰陽承制調平”防治原則，總結出了“屬性方藥--治調防養”多維獲效的用藥規律，創制了‘全息實象診療法’和‘屬性方藥調治法’系統建立了陰陽證治體系并創立了河北博雅中醫--陰陽證治學科遠程診療網，通過使用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全息實象診療技術系統實現復雜性疑難重癥的網上異地診療并向全球開放，通過中醫藥創新技術與互聯網整合實現了無障礙跨時空隨時隨地異地診療夢想，既節約并充分利用國家優質醫療衛生資源又使患者省心省事省力省錢。其價值目標是：追求低成本高療效愈病同時更贏得健康長壽；《陰陽證治學》充分體現了中醫學實象、全息、多維、內求、整體、系統、辯證、恒動的理論特點和“簡便廉驗”的學科特色，對探討陰陽證治屬性組方的效應規律和防治復雜性內傷類疑難病慢性病和老年病及提高臨床療效方面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只有用科學思維和正確思想為指導并大膽實踐，才能更快的走向真理；只有思維創新才可能有學術創新，所謂創新就是超越原來的規則。《陰陽證治學》是在傳承傳統中醫理論的基礎上為適應時展而創立的診療與防治內傷病的低成本臨床新范式，是適應疾病譜變化，醫學模式轉變，疾病防治重心前移，社會老齡化，生活方式病大量涌現的現實需要的創新理論，是應對社會經濟發展，生活方式改變后所出現的內傷類代謝性疾病、富貴病、難治性疑難重癥及老年病創新的防治方法和診療技術。符合中醫學自身運動特點和醫學發展規律，符合生物醫學特征與美學要求，符合國家倡導的自然、綠色、節能、環保政策要求，符合衛生經濟發展要求與醫學發展方式轉變。能最大限度地保持人體自身的完整性，充分調動人體自身生物學機能和自然愈病力的利用，綠色低碳環保高效節能。
2、4、用中醫哲學思維智慧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
何為哲學思維智慧？哲學思維智慧其實就是理性思考的方式，指的是人們認識、改造客觀世界時所運用的具有哲學特征的思維方法。哲學思維具有抽象性、辯證性、批判性、超經驗性和實踐第一性等特征；哲學思維的意義在于教導我們應該用發展的眼光去看待問題、哲學和世界，從而使人們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掌握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正確方法。中醫學是象思維科學的結晶，《黃帝內經》是象思維運用于醫學理論研究的典型代表，從理論方法到技術手段都是以象思維方式建構的，用象思維方法創立適合時展與社會要求的低成本醫學范式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更是解決看病難、看病貴醫學難題的有效途徑，《陰陽證治學》創新理論方法與技術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產生的。
醫學是什么？是研究人類生命過程以及同疾病作斗爭的科學體系，屬自然科學范疇。醫學首先是人學。醫學行為就是人與人之間打交道及其人際關系與交往的過程。人是萬物之靈，是有思想有文化的高級動物，所以醫學是科學的更是人文的。醫學人文指關于醫學的文化現象。患者需要醫學有時，去治愈；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美國特魯多語)，所以醫學應該為可為之事。唯科學技術至上有時往往讓普通百姓病未治愈卻因高昂的診療費用讓家庭生存出現危機。范式的概念和理論是美國著名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提出并在《科學革命的結構》（1962）中系統闡述的。庫恩將其概括為三種類型或三個方面: 一是作為一種信念、一種形而上學思辨, 它是哲學范式或元范式; 二是作為一種科學習慣、一種學術傳統、一個具體的科學成就，它是社會學范式;三是作為一種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個解疑難的方法、一個用來類比的圖象, 它是人工范式或構造范式。.范式概念是庫恩范式理論的核心，而范式從本質上講是一種理論體系。庫恩指出：“按既定的用法，范式就是一種公認的模型或模式。”在庫恩看來，范式是一種對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基本承諾，是科學家集團所共同接受的一組假說、理論、準則和方法的總和，這些東西在心理上形成科學家的共同信念。范式的特點是：（1）范式在一定程度內具有公認性；（2）范式是一個由基本定律、理論、應用以及相關的儀器設備等構成的一個整體，它的存在給科學家提供了一個研究綱領；（3）范式還為科學研究提供了可模仿的成功的先例。可以看出，在庫恩的范式論里，范式歸根到底是一種理論體系，范式的突破導致科學革命，從而使科學獲得一個全新的面貌。如果非要簡單概括的話，它的內涵有兩層意思：一是科學共同體的共同承諾集合；二是科學共同體共有的范例。再進一步，一、可以簡化為一種約定，二、就是范例。學術范式不是別的，就是看待研究對象的方式和視角，它決定了我們如何看待對象、把對象看成什么、在對象中看到什么、忽視什么。范式是從事某一科學的研究者群體所共同遵從的世界觀和行為方式，它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共同的基本理論、觀念和方法；共同的信念；某種自然觀（包括形而上學假定）。范式的基本原則可以在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三個層次表現出來，分別回答的是事物存在的真實性問題、知者與被知者之間的關系問題以及研究方法的理論體系問題。這些理論和原則對特定的科學家共同擔起規范的作用，協調他們對世界的看法以及他們的行為方式（百度文庫）。
3、用中醫哲學思維智慧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是時代的選擇歷史的必然 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高投入、高消耗與低產出、低效率的情況也顯現出來。在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中,我國政府面臨著服務社會的目標與資源供給有限兩者之間的突出矛盾,自身存在著合理利用多種資源、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以盡可能少的資源消耗獲得最大的經濟和社會效 益的需求,市場經濟的進—步完善和全球經濟一體化促使我國提出建設節約型社會的目標要求，這必然引起醫學體系的結構調整與轉型升級。時空進入21世紀，面對復雜性內傷類疑難病、慢性病、老年病集中涌現和多系統發病、多病位損傷、一體多病的現實問題使西醫診療陷入了窘境，醫藥費用的飛漲并未與解決醫學問題同步，更多內傷病患者因不能達到消費預期而在遺憾和無奈中煎熬帶病生存。而用象思維建構的中醫藥學可以充分的給與解釋和說明。正如張維波教授所說：“中醫的“象”是對世界本質特征的抽提，用“象”建構的世界比西方用要素建構的世界更能反映世界的綜合本質特性，因此，在描述復雜系統的規律和指導對復雜事物的應用方面常常顯示出更好的效果”[4]。筆者用《陰陽證治學》中醫藥創新理論方法與技術所建立的低成本醫學范式，在積極應對復雜性內傷類疑難病、慢性病、老年病、癌癥與婦科雜癥等疾病方面，可有效降低衛生經濟運作成本并明顯提高臨床療效，且節約資源，節能環保，屬中醫象思維科學創新成果，是研究復雜性內傷病共性發病規律、病治異同規律、屬性方藥效應規律和保健養生規律等理論及其臨床應用的學科。用《陰陽證治學》創新理論方法與技術系統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是時代的選擇歷史的必然。
4、結論
中醫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是哲學成長的沃土，哲學是思維的搖籃，思維是客觀現實的間接的和概括的反映。它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質和事物間規律性的聯系，包括邏輯思維和形象思維。中醫學是用象思維構建的，屬象思維科學體系。象思維既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集中反映，也是對東方思維方式的概括，中醫藥學誕生于兩千多年前生產力極其落后的我國遠古農耕時代，中國古人在尊重客觀事實和自然規律的基礎上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在當時認識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極其有限的條件下，集中文化思維哲學醫學智慧和其他自然科學研究成果，以樸素的唯物主義哲學為指導，以象思維科學為研究路徑，以思維模型為研究方法，以人--自然—社會—環境—七情為醫學模式，道器合一且精于氣化而略于形質，通過觀察演繹推理與綜合而創立的中醫藥理論體系。以其天人合一的世界觀、四外踹內的方法論、四診合參的診療技術、就地取材的防治手段、簡便廉驗的價值觀、見微知著的治未病策略、平調陰陽的養生智慧和低成本健康維護理念，經兩千多年的歷史時間與實踐檢驗而歷久彌新，在人類醫學史上豎起了一座豐碑。用中國傳統文化的廣泛滲透力、象思維科學影響力、樸素的唯物主義哲學感召力、中醫藥學自身特色與魅力和解決復雜性醫學難題的超凡能力，借鑒和利用天人合一、道器合一、主客合一、體用合一、形神合一、醫藥合一、以人為本、大道至簡、簡便廉驗、節能環保、綠色天然的認識論方法論和價值觀，結合現代醫學認識和其它自然科學發展成果，為推動節約型社會發展降低人類健康維護成本，用中醫哲學思維智慧系統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理性維護人類健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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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左占國實象論哲學思維智慧的結晶---經絡學說//吳以領《絡病學基礎與臨床研究（10）》【m】中華中藥學會絡病分會出版社、2014：2：158--163。
關鍵詞:博弈論;語義學;邏輯哲學
賈可·辛提卡是當代著名的邏輯學家,他將博弈論與語義學直接結合起來,創建了博弈論語義學。辛提卡用博弈論的方法來處理命題,就是要確定命題的值,即命題的真或假。同經典邏輯一致,辛提卡預設了命題是二值的。辛提卡首先給出一個定義域D,任何名稱都可以在這個集合中找到所指。博弈論語義學的核心是將量詞短語看成專名,將句子看成語句函項,然后在給定的定義域D中選擇相應的個體將句子中的量詞短語替換,從而達到消除量詞,找到原子句的目的。在方法上,辛提卡選擇了博弈論,他將人們對句子的理解過程比喻為一個兩人博弈,兩個參與人分別為“我”和“自然”,每個回合必定要分出勝負,不容平局,那么對于一個句子S,根據規則,博弈雙方輪流將S約化為S’、S’’,等等,直至最后使得約化的句子不再包含變量和連接詞,即原子句,此時雙方就可一決輸贏。如果這個原子句為真,則我取勝,自然失敗;如果這個原子句為假,則自然取勝,我失敗。運用博弈論語義學,我們能夠從大量的語言信息中得到最基本、最簡化的語句,從而能夠輕松地判定這些語言信息的真假。理解這一理論的關鍵是理解定義域D、原子句、博弈等概念。辛提卡的博弈論語義學可以說是維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學的綜合:“語言博弈”概念源于維特根斯坦后期哲學中的語言游戲說,而它的理論核心則是維特根斯坦前期哲學——圖象論。
一“圖象論”與命題真值
維特根斯坦是學界倍受關注的大師,其前后期思想的迥異恰當地詮釋了他的哲學主題:“哲學不是一種學說,而是一種活動。”①有趣的是,辛提卡博弈論語義學所強調的也是動態的理解命題,這與維特根斯坦哲學在本質上殊途同歸。
維特根斯坦哲學的主要貢獻之一就在于提出了著名的“圖象論”。維特根斯坦前期哲學和后期哲學的目的都在于通過研究語言的結構和界限來理解思想的結構和界限。維特根斯坦工作的基點,就是回到邏輯的出發點,即考慮命題的性質。這樣,真的界限就構成了語言的界限,維特根斯坦所考慮的就是關于事實的話語。“人給自己造出事實的圖象”②。維特根斯坦指出:命題是實在的圖象,“圖象是實在的一幅模型”③。“圖象是一種事實”④。“圖象所表現者即是其意義”⑤。“圖象的真假在于其意義與實在的符合與否”⑥。維特根斯坦認為,圖象與它所圖示的事實之間的關系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這種關系“由圖象元素與物項的配合而成”⑦,這種關系本身也是一種圖象;二是“凡圖象,不論只有什么型式但要能表象實在———對或錯———所必須與實在共有的東西,即是邏輯型式,亦即實在的型式。”⑧所以,“每個圖象亦是一邏輯圖象”⑨。“對象是簡單的”⑩。“對象構成世界的本體。因此不能是復合的。”
一切復合物必然可分解到不可再分的部分,這就是絕對簡單的對象,那么,這種絕對簡單的對象是什么?很顯然,維特根斯坦這一思想的形成深受羅素和弗雷格的影響。羅素對客體進行了區分,一類是親知的客體,一類是描述的客體,通過“親知還原”,描述的客體可以轉化為親知的客體,維特根斯坦對羅素的客體進行了擴展,認為屬性和關系也是一種客體。語言中的一個名稱來表示一個簡單的客體,通過這些客體的結合方式,指稱客體的名稱可以相互組合成句子。對于簡單的客體,我們無法定義它們是什么,我們僅僅能夠指示它們,這樣,我們也就無法言說這些客體是存在的,因為定義一個客體就是意謂著被定義項的存在。維特根斯坦的絕對簡單的對象實質上是羅素親知客體的變體,是經驗的客體。圖象論的主旨是說明圖象如何具有命題的內容,圖象可以看成一個句子,一個句子也可以看成圖象,這對于解釋最簡單句子的合理性是顯而易見的,那么如何處理復雜的句子呢?
維特根斯坦最開始的設想是用合取和析取處理一切復雜句子,這也是辛提卡采取斯科倫前束式處理量詞句的直接思想來源,但是維特根斯坦后來采取了另一個思路,代之以集成的圖象法,“凡對于復合體的陳述,都可解析成對于其成分的陳述,解析成一些把復合體完全摹狀了的命題。”即一個復雜的表達式的真值取決于組成它的表達式的真值,即命題就是基本命題的真值涵項,這樣,維特根斯坦就完成了語言的運作方式。維特根斯坦的這一思想源于羅素和弗雷格的啟發,羅素和弗雷格兩人都認為命題才是最基本的意義單位,主張將命題形式化,即用數學中的函數表示命題。維特根斯坦對這一思想的運用是水到渠成的。維特根斯坦認為,“命題是原初命題的真值函量”。“原初命題是命題的真值函目”。換句話說,“一切命題都是對原初命題做真值運算的結果”。“命題就是從一切原初命題的總和(自然也從其確是一切原初命題的總和)而得出的一切。所以,從某種意義可以說,一切命題都是原初命題的總括。”
命題與世界的圖象論包含了兩層含義:一是圖象的元素與事物之間具有對應關系;二是圖象與事實之間具有相同的邏輯形式。由此,在維特根斯坦看來,“圖象是實在的一幅模型”,“圖象是一事實”,“圖象所表現者即是其意義”。
正是因為命題具有相同的結構,才使得我們可以將其形式化,并且可以進行變項替換。那么,圖象如何與世界相聯系?在維特根斯坦早期哲學中,這種關系由名稱—客體的關系來決定,但是名稱如何與客體相聯系?與其說維特根斯坦后期哲學是對前期哲學的反叛,不如說是進一步的深入,在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說中,名稱與客體的關系被受一定規則支配的人類活動所確定。在完成這個思想轉變之后,維特根斯坦不需要圖象論了,取而代之的是語言這種被規則所支配的特征。
辛提卡的博弈論語義學是將博弈的方法引入命題分析,他的研究涉及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命題的構成和命題的真假,第二個問題就是如何確定命題的真假。第二個是維特根斯坦后期哲學討論的一個主要問題,其前期哲學為解決辛提卡的第一個問題提供了思想元素。命題是由概念構成的,而博弈語義學中的概念則直接對應維特根斯坦意義上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維特根斯坦的存在是與事實相對應的存在,是以現實世界為界限的,所以辛提卡用他的可能世界改造了維特根斯坦的客體。在辛提卡看來,很多情況下,人們的語言交流所涉及的客體多是描述的客體,這些描述的客體有些能轉換為親知客體,有些不能,如“結構為H3O的水”,但是人們在日常的交流中又會涉及這些概念,自然在定義域D中也就應該包含這些元素,可以看出,辛提卡的客體是對維特根斯坦客體的擴展。辛提卡的客體分為存在的和可能存在的兩類,即在現實世界中存在和在可能世界中存在。而且很明顯的是,辛提卡的存在概念不是語義學層面上的,而是語用學層面上的語義,這在博弈論語義學的操作性中得以體現。在辛提卡的博弈論語義學中,定義域D中的個體必須能與可能世界中的對象一一對應,脫離了這種對應關系,我們就不可能知道自己在言說何物,更不用說判定言說語句的真假。正如DanaScott所指出的那樣,語義確定一個實現不是必需的,它應該為證實一個實現是正確的提供標準。
在確定了命題的構成之后,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命題真假的標準是什么。辛提卡認為,命題是有意義的,命題的意義就是命題的真假值。博弈論語義學的處理方法是找到一個體用概念的名稱代入量詞所約束的變元,即參與人“我”在定義域D中找到相關的個體以證實語句,而參與人“自然”則企圖找到范例來證偽語句。那么,如何才是找到相關的個體呢?或者說,怎樣才知道代入個體后的語句為真?如前所述,辛提卡在擴展了維特根斯坦概念的基礎上明確了命題的構成問題,相應的,辛提卡的命題范圍較之維特根斯坦就寬泛的很多。辛提卡將博弈論語義學稱為“尋找并找到的”邏輯,尋找并找到了什么?就是找到一個適當個體代入后的原子句所反映出來的圖象與現實世界相符合。這不僅直觀,而且符合人們的日常交流。可見,在確定命題真假的標準上,辛提卡與維特根斯坦是一致的,就是采用圖象論的符合標準。辛提卡自己也曾明確指出,“博弈語義學不排斥圖示的(同形的)關系理論,圖示的(同形的)關系理論在原子句和現實之間建立了聯系。”從這句話我們可以看出,要確定命題的真值,只要將命題與圖象做個比較就可以了。用辛提卡的話說就是,“名稱-客體關系曾經被建立,僅僅需要一件事,這件事就是將原子句和現實相比較。”
辛提卡指出:“維特根斯坦的圖像理論和邏輯語義學之間的相似性和非相似性更有趣。最重要的大范圍相似性之一,就是在兩個理論中,語言的基本元素和現實的特定方面之間的代表關系,用任何的方式都不能進一步的分析。”羅素指出,事實是意指那種使一個命題真或假的事物。而一個命題的本質就在于:它可以兩種方式,即以人們所謂的真的方式或假的方式對應于一個事實。最基本的事實是原子事實,與原子事實相對應的是原子命題,它肯定某物具有某種性質或某些事物具有某種關系。原子命題的真假取決于它是否與原子事實相符合。在原子命題的基礎上,借助邏輯聯結詞就構成了分子命題。分子命題的真假取決于組成它的原子命題的真假,是原子命題的真值函項。在分子命題的基礎上,借助邏輯量詞可以構成更高一級的概括命題。其真假最終也取決于原子命題的真假。維特根斯坦繼承了這一思想,認為任何復雜命題經過分析都可以還原為最基本的原子命題。辛提卡由此得出結論:“一個指示性句子的表達在通常的本質上不是這些語言博弈的一個回合,在這些語言博弈中,給出了幾個構成成分的詞語,并且因此給出了整個句子的內涵。”在辛提卡的博弈論語義學中,我們根據可能世界理論可以確定定義域D,根據維特根斯坦的圖象論可以處理命題,并且將命題的具體處理方法轉化為真值函項的求解,那么,接下來要考慮的是,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為真值函項求解,并且這個方法是否可以形式化。遵循維特根斯坦的哲學思路,辛提卡找到了博弈論。
二“語言游戲說”與語義博弈
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說中的所謂“語言游戲”,實際上是把游戲當成是運用語言的比喻,即強調語言的使用,他指出:“我將把由語言和行動(指與語言交織在一起的那些行動)所組成的整體叫做‘語言游戲’”。維特根斯坦認為,語詞的意義在于使用,運用語言是一種活動,我們使用的語詞在不同的場合會有不同的意義,必須根據具體的使用環境才能確定語詞的意義,試圖通過孤立的邏輯分析來揭示語詞的意義,結果只能誤入歧途。維特根斯坦對語言的這種處理方法,實質上是從具體的語境動態地觀察語詞的用法,我們不能孤立地去問“什么是意義”這一類的問題,而應該說“什么是意義的解釋”。弄清一個語詞代表什么之前,必須首先掌握包括這個語詞在內的那種語言游戲,一個詞語的意義也就是它在語言游戲中的實際用法。維特根斯坦對于語言及其意義問題的思考,得益于一場足球比賽的啟發,同時,相較于足球比賽,語言游戲也存在規則,在維特根斯坦看來,遵守規則是語言游戲的靈魂,也是一切人類行為的必要條件。維特根斯坦用了很多篇幅討論規范和遵守規則。“遵守規則,做報告,下命令,下棋都是習慣(習俗,制度)。
“遵循規則類似于服從命令。人們是被訓練這樣做的;人們是以特定的方式對命令做出反應的。人類共同的行為方式乃是我們據以解釋陌生語言的參考系。”可見,規則和遵循規則是人們在實踐和交往中形成的相對穩定的行為準則和行為模式。這種語言游戲所遵循的規則究竟是什么?是否就是邏輯必然性?“維特根斯坦最終在他的認識論斗爭中失敗了”。
其實只要留意維特根斯坦前期哲學,我們不難發現維特根斯坦在處理這個問題上的缺陷,維特根斯坦指出:“我的根本思想是‘邏輯常量’不代表任何東西。事實的邏輯不可能為任何東西所代表。”“沒有‘邏輯的對象’、‘邏輯常量’(照弗雷格與羅素的意義),于此便顯然可見。”雖然維特根斯坦不承認邏輯常項的存在,但是認為客體具有邏輯形式,這種形式使得客體能夠聚攏。
辛提卡認為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受到博弈論的影響。“游戲概念的主要用法如此多地分享了像馮·諾意曼(vonNeumann)和約翰·納什(JohnNash)那些數學家構建一個詳細的游戲的一般理論的結構,那個理論旨在幫助科學家與哲學家理解有趣的問題的范圍。它們甚至包括了真理與意義的問題(以及其他的語言—世界關系)以供討論,維特根斯坦從中提出了他的語言游戲觀念。”
與維特根斯坦相同,辛提卡在確立了命題和世界的圖示關系之后,需要研究的就是這種關系是如何建立的,“處于這些描述關系之間的關系是什么?”在辛提卡看來,單純的圖像論已經不能解釋這個問題了,圖像論的任務是描述關系,那么對關系的關系的刻畫,則需要另一個理論。辛提卡指出:比起那些為解釋語言與現實結合所需要的思想,維特根斯坦經常包含更多的語言博弈思想。“為了理解(一個給定的一階邏輯語句)F,我們顯然沒有足夠的時間和記憶空間,事實上,我們對一階語句的理解必須建立在對語句和世界的有限的逐步比較之上,而不是(潛在的)F的圖像本質。”“有時語言博弈能夠明顯的被發現用于提供詞語和它所刻畫之間的關聯”。
這里我想指出的是,或許我們用圖像論處理語句理解的時候已經不足道了,但更為恰當。辛提卡認為自己受到“維特根斯坦有關思想的啟發,強調受規則支配的人類活動,亦即尋求和發現語言游戲的重要性。”但是,辛提卡“比維特根斯坦走得遠得多,因為后者的思想是輪廓性的且不系統。”“在我沒有有效的方式找到我的下一步該如何行動時,我怎么可能在實踐中采取一個策略?”
這里有幾種選擇。也許有人會像在非確定性證據系統內所做的那樣提出某種思路,但是辛提卡建議把我的策略限制在遞歸中。這種限制的方法是非常精致的,它注意到了維特根斯坦對語言游戲中實際可游戲性的思考。辛提卡堅持認為語言目標導向語言本質,這可以幫助我們重新認識處于維特根斯坦形式化時期的游戲概念的意義。當時,維特根斯坦使用“游戲”來指稱目標導向的活動,諸如證實或者證偽的活動。辛提卡延用了這一思想,他說:維特根斯坦的“用法”概念強調的是一種活動,是一種構成一個詞的自然環境并使該語詞從中獲得其意義的活動。超級秘書網
中國哲學本體思想下的翻譯本體探究
不同的翻譯學家對翻譯從不同角度有著不同的認識。自從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以后，翻譯研究的領域由內部轉向外部，研究的視角由原文轉向譯文，研究的方法由規定轉向描寫，研究的重心由語言轉向文化、認知。除了翻譯界以外，越來越多的其他學科也把目光投向翻譯研究，翻譯的領域越來越大，翻譯是什么變得越來越模糊，如翻譯是科學，翻譯是藝術，翻譯是重寫，翻譯是操縱，翻譯是叛逆，翻譯是解釋，翻譯是文化行為，翻譯是政治行為等不一而足。弄清翻譯是什么的問題是十分必要的，本文試圖從形而上的哲學高度探討翻譯本體問題。
中國古代農耕有著無法取代的地位，在人們眼里草木是人類賴以生存和依靠的最根本的依靠。《詩經》的《大雅》中有“：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這里的“本”的含義是指草木的根、干。逐漸在有的典籍中，逐漸出現了用草木的根本比喻社會人事的說法。《莊子知北游》中說“：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毫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顧；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憫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根本。”這里的根本具有天下萬物根據的含義。“本”還有事物的根據、根基或主體的意思。如《論語學而》中：“君子務本”。對“本”的重視，是農耕社會中哲學研究的一個特色。“體”的最初的意義是身體，人體。“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能近取譬”是中國先哲創建的哲學范疇和建立哲學體系的基本方法。所以哲學家十分關注與身體直接相關的感受和體驗。所以“體”首先與人對自己的直接體驗有關。《禮記大學》中說“：心微寬體胖”。《論語微子》說“：四體不勤，五谷不分。”除了指身體之外“，體”還有“實體”“，形體”，“形狀”“，卦形”“，卦狀”的意思。《易經系辭上》有“：故神無方而易無體”。“本體”二字，很早就出現了，大量使用是在宋明理學中。其最初含義是“本來面目”“，本來狀態”。后來“本體”的含義擴展為“根本性狀”“，根本依據”“，根本源泉”等意義。唐代佛教經典《大日經》中有：“一身與二身，乃至無量身，同入本體。”這里的本體已經超越了有形的事物而進入了無形之境。到宋代“本體”已經成為哲學界普遍通用的范疇。張載在《正蒙太和》中說：“太虛無形，氣之本體。”這里的“本體”指天下萬物本來恒有的狀態，具有最抽象最普遍的哲學范疇的基本屬性。中國哲學中“，本體”含有“最高”“、最根本”、“最重要”的意思，指無形而永恒存在的宇宙和人生或事物的本來狀態。
東晉僧人道安，他在《摩訶缽羅蜜經抄序》中指出，翻譯有“五失本”、“三不易”。在道安看來，佛經翻譯必須要“案本”，而何為“本”，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道安認為，翻譯的目的正是因為人們不通異域之言，因而需要譯者傳達，使其通而曉之。由此看來，這個“本”指的是經文“大意”。然而，從道安的“五失本”的表達來看，“本”又可以說是包括了內容、形式及文體風格的。一“失”指經文形式的更改；二“失”指經文文體風格的改變；三、四、五失指經文內容的刪簡。可見,道安對“本”的理解遠遠超出了他的同代人,他在對翻譯之“本”的闡釋中不自覺地把內容、形式、風格和意義結合了起來，認為它們都是意義的組成部分。這在當時無疑是非常先進的觀點。這樣，形式、風格、內容和意義的關系構成了翻譯的本體論即“翻譯是什么”的論題。然而受其所處時代的影響，中國哲學在沒有發展到對本體有著充分認識的時候，道安沒有能從正面找到翻譯的本體，而是從側面指出翻譯的“五失本”“、三不易”。他不拘泥于字面形式，而且追求翻譯內容、風格，抓住了翻譯的“根本”，體現了中國傳統哲學“本體”對“根本”的重視。而近代的錢鐘書先生飽讀詩書，深諳中國國學之道。在中國哲學對本體有充分的認識前提下，錢鐘書先生受其潛移默化的影響，對翻譯是什么即翻譯的本體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化境”。
“文學翻譯的最高標準是‘化’。把作品從一國文字轉變成另一國文字，既能不因語文習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風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紀有人贊美這種造詣的翻譯，比為原作的‘投胎轉世’(thetransmigrationofsouls)，軀殼換了一個，而精神資致依然故我。換句話說，譯本對原作應該忠實得以至于讀起來不象譯本，因為作品在原文里決不會讀起來像經過翻譯似的。”從錢先生的解釋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翻譯本體的理解與中國哲學中“本體”的解釋不謀而合，翻譯的本體就是翻譯無形而永恒存在的本來狀態。無論“化境”能不能達到，“化境”就是就是翻譯的本來狀態。在中國哲學體系下，本體是無形而永恒存在的宇宙和人生或事物的本來狀態。翻譯的本體是“化境”，可以說是翻譯的一種理想狀態，根本狀態，本來狀態。但從實際翻譯來看，受源語和譯語差別、文化知識等等因素的影響，會有道安說的“五不翻，三不易”現象，“化境”很難或者根本不能實現。“五失本，三不易”從側面體現著翻譯的本體。而說翻譯是科學，翻譯是藝術，翻譯是重寫，翻譯是操縱，翻譯是叛逆，翻譯是解釋，翻譯是文化行為，翻譯是政治行為等等，都是翻譯本體的具體化，是本體的某個方面。
認知視域下翻譯客體探究
從字對字翻譯，意對意翻譯，到動態對等，文本類類型，再到最佳關聯，翻譯的對象由最初的靜態語言現象，到重視讀者反應，到被視為跨文化交際行為，這體現著人類認知的不斷發展，由對世界（客體）的認識，深入到主體的認識，再到主體和客體之間關系的認識。翻譯活動隨著人類認知的發展不斷拓展，翻譯理論也經歷了由文本為中心到讀者為中心，和文化的轉向，認知轉向。翻譯的客體大概由詞、意義、意義及其語用范圍、意義及其文化、意義及語篇發展到概念內容及識解能力。翻譯的客體發展過程也是人類認知發展的過程，受人類認知水平的決定，也是人類認知發展的結果。翻譯是不同語言之間的活動，各種語言有著不同的語法和特點，現有的翻譯理論都是以某兩種或幾種語言為研究對象的。雖然語言不盡相同，但是語言背后的人類認知本能是一樣的。隨著人類認知水平的發展和認知科學的發展，在翻譯理論呈現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多元局面下，認知視角為翻譯理論體系的建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切入點。#p#分頁標題#e#
羅馬時代的“字對字”翻譯可以說是名副其實，人們用拉丁語最貼近的語法對等語替換希臘語的每一個單詞。這樣，羅馬人閱讀譯文時可以把希臘原文與拉丁譯文逐字對照。這與當時人們對希臘源文的崇拜、敬畏有關，也與當時的翻譯范圍狹窄有關。當時翻譯僅僅局限于經典著作和宗教文獻翻譯。“字對字”的翻譯方法將單個的字詞作為了翻譯的客體。公元前1世紀的西塞羅和公元4世紀晚期的圣哲羅姆提出了“意對意”的翻譯，將“字對字”的翻譯客體拓展到了意義，包括語言的風格和力量。奈達將翻譯客體拓展到意義及其語用范圍。奈達從語義學和語用學理論以及喬姆斯基的句法結構理論獲得啟示，并借用其中的概念和術語提出形式對等和動態對等。功能主義學者霍爾茲-曼塔利將翻譯視為涉及文化轉換的“信息傳遞綜合體”。哈蒂姆和梅森的研究考慮到翻譯的語用和意符層面，以及各類話語和話語所屬不同社會的社會語言和意涵問題。認知視角下，翻譯過程被視為有源語文本觸發的心理場景的激活和能夠在最大程度上表現或刻畫該場景的目的文本的選取。翻譯的客體是概念內容和識解能力。
翻譯客體的不斷演化，從不同側重點強調了翻譯主體指向、認識和改造的對象某一方面，如形式、意義、文化、語篇等等。而概念內容和識解能力將這些方方面面全都涵蓋起來，實現了概念內容和識解能力的譯文就實現了形式、意義、文化、語篇等等方面最大程度上對源語文本的心理場景的激活。概念內容和識解能力是認知語法的兩個術語，可以被借鑒到翻譯理論中。概念內容由一系列的認知域組成的，識解能力是人們用不同方式描繪或構建相同場景的能力。認知學法學家蘭蓋克認為語法認知觀必須建立在語義之上。翻譯同樣要建立在源言語和目的語語義的充分理解和掌握基礎上。蘭蓋克指出意義是概念化的結果，概念化指的是心理經歷的任何一個方面，包括對物質的、語言的、社會的及文化的等經歷的理解。但他也強調對語義結構作完整及確定的描繪是不現實的。語言意義都是開放的，在范圍上是百科全書式的，意義要依賴語境及對世界的百科知識來理解。語言的意義不是自足的或界限分明的成分。意義建立在概念化之上，建立在人類的世界知識上。意義包括語義內容及人對該語義內容的識解，而識解的方式各有不同。意義是內容和識解作用的結果。認知域給我們提供了內容，認知能力給了我們識解。一個語言表達的概念內容是由一系列的認知域提供的。認知域構成意義的基礎，但它們本身卻不是語言表達的意義。作為認知主體，人們可以強調不同的認知域，其結果是同樣的客觀事實不同的語義表達。在翻譯理解原文和譯文輸出時，對不同認知域的強調通過識解的不同維度的側重來實現，尋求譯文最大程度上對源語文本心理場景最大的激活。
在今天，物質不滅似乎已經成為絕對真理。人們在這個前提下，去找尋意識的根源。殊不知，意識的真正根源是物質可滅！
這是一個驚人的發現！實際上物質不滅并不是絕對真理，人類無法檢驗所有的物質，就如同無法檢驗所有的星球，看是否有生命一樣。人們的檢驗范圍是有限的，檢驗的精度也是有限的，不是絕對的精確。所以那些滅掉的物質可能在人類的視野之外，也有可能從人類的眼皮底下溜了過去。由于過于微小而無法被檢測出來。
我們知道，如果物質不滅，那么物質之間只存在轉化的關系，那么也只能產生轉化的力。這樣，這些物質無論如何轉化，始終是物質，不可能成為意識。絕對的物質就如同一池純凈水，怎么起浪也不可能產生意識。
如果物質可滅，那么就有產生的關系，和消失的關系。產生的關系和消失的關系與轉化關系完全不同。他具有產生意識的前提條件。那些不滅的性質，最后表現為土壤，那些可滅的性質，最后表現為種子。這樣，生命就誕生了，意識的征程也就開始了。人們開始懂得了什么叫。對于即將失去了，會覺得珍惜。
意識是怎樣從物質可滅中產生的呢？首先可以將物質的不滅和可滅分開來進行。
對于具有物質不滅性質的物質，可以叫做不滅物質。對于具有可滅性質的物質，可以叫做可滅物質。不滅物質之間有力的作用，可滅物質和不滅物質、可滅物質和可滅物質之間就會有另一種作用，這個作用就是意識作用的根源。拿人類的意識作為例子的話，人和石頭之間的作用，是可滅物質和不滅物質之間的作用，比如人覺得石頭很美，某些石頭具有價值等等。人和人之間的作用，就是可滅物質和可滅物質之間的作用。比如情感、愛等等。物質的可滅和不滅，與人作為例比就是：對于人而言，生和死就是感情的基礎，沒有生死，就沒有感情；對于物質而言，可滅可生是意識產生的根源，是生命產生的根源。
物質不滅和可滅不是絕對分開的，而是一個事物的正反兩方面的性質。所以現在必須將可滅物質和不滅物質加在一起，他們是一個東西。那么有人就會問，既然加起來，那么石頭也有意識嗎？回答是，任何事物都具有兩種性質和作用，只是強和弱的。石頭表現的不滅性強，可滅性弱。雖然對于單個石頭而言，這個作用忽略不計，相當于，沒有意識，但是，對于所有的土壤，對于整個大宇宙而言，這種微小聯合起來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相對于單個石頭，他的作用就非常可觀。這就是為什么從土壤中可以孕育出生命的根本原因。對于人而言，單個的人的意識作用非常強，是長期的可滅作用持續的結果。
那么物質不滅的作用和可滅的作用真的有不同嗎？這個問題，我們來看以下現實就知道了。
1.1“謀道”還是“謀食”
醫生是一高尚的職業，醫生也是一高尚的稱呼。在古代社會醫生是要懸壺濟世的，今天的醫生同樣是要濟世救人的；在古代人們用“妙手仁心”來表揚醫生，而今天人們則用“白衣天使”來表達對醫生的尊敬。作為醫生，尊重生命、拯救生命是醫生的職責與使命。因而這就要求醫生既有“仁術”更有“仁心”。然而，有一個問題（既是醫生自己的也是全社會的）卻必須要加以正視，那就是———“醫生何以生活？醫生何以過好生活？”事實上，這涉及到了現代性社會中關乎所有人的一個根本的問題：“謀道”與“謀食”的關系問題。孔子曾講：“君子謀道不謀食”，似乎孔子講人就是為“道”而活著，根本不講“食”，其實這種理解是不對的，因為孔子在“君子謀道不謀食”后邊還接著說“祿在其中”。孔子的原意是說君子既要“謀食”更要“謀道”，不過君子無需為“謀食”而過于操心，因為在“謀道”的過程中“食”自然而然就會來了。孔子對于“道”與“食”的理解事實上也可視為現代性社會醫生的自我定位，醫生是要“謀食”的，在這一點上醫生與“凡夫俗子”無異，或許醫生本身也是凡夫俗子中的一員；不過“白衣天使”的標簽，決定了醫生的身份與角色，決定了醫生應更多地去“謀道”，要將“白衣天使”這一社會角色更好地去加以履行。如果醫生更多地用“凡夫俗子”式的理解來對待醫生這一角色，那么醫生這一職業之上所賦予的諸多的神圣的光環都將會黯然失色，這也將大大降低醫生這一職業與角色在社會中的認同度。在一個物化的時代，在一個誰擁有財富，誰就擁有聲望，誰也就被定性為成功；誰若沒有或失去財富，誰也便沒有聲望，誰也便是失敗者的今天，越來越多的人像飛蛾撲火一樣拼命地去賺錢，去尋找一切價值增值的機會。醫生作為這一時代與社會中的一員，恐怕也不能免俗，于是部分醫生忘卻了“白衣天使”的身份，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凡夫俗子”的角色，因而出現了角色認同的混亂，進而帶來了醫患關系的緊張與社會的失序。其實，中肯地講，將醫生僅僅作為“謀食”的人古今中外都有。傳統社會也并不是到處都是宅心仁厚、妙手回春的良醫，傳統社會中也有不少庸醫，賣大力丸與狗皮膏藥的江湖術士恐怕也不在少數。只不過，由于傳統社會資訊不發達等原因，人們對醫生角色混亂的這一直觀感受不如資訊異常發達的今天這么強烈罷了。
1.2“強者”還是“弱者”
醫生是通過教育與考試進入到了醫療衛生體系序列的，相對來講都屬于“知識精英”。相對于社會其他群體，醫生在知識、信息與資源等方面具有優勢，特別是與來醫院尋求醫生幫助的人相比，其優勢更加明顯。因為一般情況下到醫院找尋醫生的人要么是患者，要么是患者的家屬，總之，都是尋求醫生給予幫助的人。因而這樣一種醫患關系從某種角度而言就是強者與弱者的關系：患者是處于被動地位的，是弱者；醫生是居于主導地位的，是強者。的確，面對患者，醫生有選擇做與不做、做什么與不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與不做到什么程度的權利。基于上述理由，一個醫生，是易養成職業自豪感與成就感的，是易對自己及其事業充滿信心的。不過，還應該看到醫生似乎有時也將自己定性為“弱勢群體”。這看似玩笑，實則也確有隱情。作為強勢的醫生，何以又以“弱者”的面貌出現呢？或者以“弱者”自居呢？原因可能有以下幾點：首先，作為個體的醫生，在制度（醫療衛生體制）面前處于弱勢。一個處于體制內的醫生面對體制的強制是被動的一方，是居于弱者地位的。醫生不得不接受各種考評，不得不去完成各種各樣的任務，哪怕不情愿，但為了生活不得不如此。其實，這也是現代性社會的共性。在現代性社會，越來越多的人與生產資料失去了直接聯系，更多的人成為拿薪水過活的人，人們越來越依賴于體系而過活。因而在今天，即便是一個高級白領，盡管其收入不菲且積蓄頗豐，但一旦離開（主動或被動）工作崗位，他當下（或不久）就會有一種惶恐感與不安感“我今后怎么辦？我靠什么來養活我自己以及我的家人？”盡管醫生是任何一個社會都不可或缺的職業，但具體到每個在體制內的醫生而言，事實上都有如此擔心。因而，一般而言，作為體制內的醫生都是謹小慎微地生活著。其次，現代社會中的精細分工導致了人的無能感。精細化分工使人越來越成為本行業、本領域的專家，但離開了自己的專業與專長，人們一般會有一種盲然不知所措的感覺，那種無力感與無能感會像夢魘一樣伴隨著每一個人。醫生有沒有此種特性呢？認真想來，恐怕也有。第三，在具體的醫患對立關系中，個體的醫生面對著人數不定、確有準備的“醫鬧”時，從力量來講確是處于弱勢的，此時的醫生恐怕真的會產生某種無助感、無能感與無力感的。
1.3“出頭”還是“從眾”
對于真實的個體而言，醫生應具有鮮活的個性：有自己的喜怒哀樂與愛恨情仇，有自己的個性與偏好。同時這種個性鮮明不僅體現在性格與愛好上，更體現在業務與技術的創新探索上，醫生應勇于醫術上的創新并樂于對醫術上的異見進行表達。總之，醫生應是一個“和而不同”的群體，醫生應是一個個鮮活且具差異性的個體而不是千人一面的“裝在套子里”的人。不過，還應該看到，對于醫學事業而言，醫生恰恰又是有著“整齊劃一”的職業要求。因而，就出現了這一看似矛盾的現象：是要個性鮮明呢，還是要整齊劃一呢？在現實中，在從眾的社會心理驅使下，多數醫生選擇與他人同步的可能性更大，因為這樣做不易出錯且合乎常規。的確，從眾是合乎現代性社會法則的。現代性社會是科層制的社會。科層制中規則繁多且紀律嚴格，紀律被置于至高無上的地位且被不斷反復強調與灌輸，這樣保障了體制穩定。不過，這也造就了體制的保守。因而，科層制之中的人便養成了刻板、教條的工作作風。現代科層制中的人不再是有血有肉、有棱有角、鮮活的個體，而變成了越來越盲從、保守與隨大流。作為醫療衛生事業體制中的醫生恐怕對此也未能免俗。
2破解醫患關系謎局中醫生道德的作為
2.1道德與距離
從道德的起源角度而言，道德源于人的實踐活動，是對諸多關系的把握與總結。在人的實踐交往活動中所形成的客觀的社會關系以及主觀的心理體驗是有層次的，那些與個體經常發生交往關系的對象自然會比那些交往少的對象給人的影響多一些，個體對其關注度自然也要高一些，而對那些從生理和心理都覺得很遙遠的對象來說，人們一般情況下會覺得很淡漠。這是人之常情。道德的產生與距離的遠近是有著密切的關系。當人與人之間無論是從生理還是心理上距離都非常近時，一種感同身受般的情感共鳴定會激發起人的強烈的道德沖動去施之以援手，去憐老惜貧、去扶危濟困、去見義勇為。而當人與人之間無論是從生理還是心理距離越來越遠時，那樣一種感同身受般的情感共鳴也就會越來越弱，乃至于到無的程度，而無則意味著道德責任的徹底的消解。而在現代性社會，人們總是有意或無意地制造著距離，而它所帶來的后果則是可憂的。因為“距離的社會生產，它廢止或者削弱了道德責任的壓力；技術責任代替了道德責任，這有效地掩蓋了行動的道德意義；以及區隔和割離的技術，這增加了對那些應該是道德評價對象以及道德刺激反應對象的他人所遭受的命運的淡漠。”［4］總之，有了距離，便會有了冷漠、麻木乃至殘酷。因而，改善醫患關系，首要的是使醫患間的距離拉近，這樣人與人之間的溫情、親情便會自然產生，醫患之間的關系也便不會再緊張，而是和諧。
2.2道德與服從
服從上級對不對呢？一般情況而言，當然是對的，因為命令來自上級，上級高瞻遠矚，站得高看得遠，因而自然就要服從。但是若在個別情況下，上級的命令不符合善之動機、善之目的與善之方法，是否有必要絕對服從？這就需要加以認真對待了。不服從此時并不必然是惡的與不道德的。我們不能對來自上級的命令與任務不加任何懷疑就去執行，我們不能忘記自身也是設計者與規劃者這一本質規定。其實，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一般不去追問，并不在于我們真的相信上級就是神，而是覺得位卑言輕，我考慮了也沒有用，因而就不去考慮了。總之，無論何種原因，我不再思考，我心安理得地去完成上級給我的任何指令。其實，此時的人已不再是自己的主人，已不再是作為主體而存在了，人將自己異化。而且人由心不甘、情不愿到習慣性地心甘情愿地將意志自由交出，這樣出現了道德的現象。既然出現了道德，因而也便出現了推卸責任。此時的人就可以心安理得、理直氣壯地說：“我受了他人的操縱，我不應該擔責，我的上級（或下級）應該負責，總之，我沒有責任。”其實這是錯誤的。因為只要是人，只要是意志自由的人，是不能為其錯誤行為推卸責任的。醫生也是如此，醫生不能將責任推卸給制度與他人，醫生對醫患關系的問題及其改善是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的。
2.3道德與自我
道德離不開個體，道德離不開自我，離開了自我意識與自由意志的道德是不存在的。同時，道德既是手段也是目的，道德既是為“他”的也是為“我”的。因而，我們對道德的自為性與為我性應給予善的論證與辯護。不過，我們也應該看到，過于注重自我，那么道德將會打折扣乃至于變為不道德。具體到一道德場景，當我若挺身而出，我個體的生命安全將受到威脅時，我是否可以以自我保全的理由來為我未能挺身而出進行辯護呢？也許作為生物來講，自我保護是第一需要，是最高準則；然而對于最高等的生物———人而言，自我保全卻不是最高的準則。盡管自我保全對于人而言同樣極其重要。不過，在人的價值序列中，應該且必然有一些東西要超越于個體的自我保全，因為如果沒有的話，那么人類社會將不會存在，或者即便存在下去，也是不值得人們去留戀、去為之奮斗的。在超越個體的自我保全序列中，有親情與友情、有價值與理想、有民族與國家……總之，道德是要講責任的，這也正如鮑曼所說：“道德責任不得不依賴于其最原始的起源：在本質上對他人的責任。”［4］正是由于有了道德，有了責任，我們才會覺得這個世界是可愛的，我們的生活是值得活下去的。如果一個社會中相當一批人將自我保全凌駕于道德義務之上，那么，這個社會將是可悲與可怕的。因為這個社會中將有人心安理得地去殺人，因為這個社會中將有人心安理得地看人被殺。醫生作為一種被賦予神圣光環的職業，其內在的要求必然要有一種獻身精神，醫生決不能為了自我而損人利己，醫生決不能因自我保全而忘記了救死扶傷。
教材中存在的這些問題給教師的講解帶來了諸多不便。不少教材都存在晦澀難懂、西方話語較多的情況，對此，教師在備課時，應綜合、參考多部教材與文獻資料，并將科學研究中前沿性成果及時吸納到教學中來，在此基礎上，建立一套適合自己教學的結構體系。教師突破教材和超越教材的前提是能對教材內容認真梳理并吃透教材。
另外，還要關注文化熱點及學術前沿性的理論，這樣在講課時，能不斷補充新內容，再運用適合自己的幽默、嚴謹的教學語言來講解，做到深入淺出。可見在文學理論教學中，應該打破教材體系，進行個性化的處理，從現實生活取材，從當下社會文化現象取材來說明理論問題，建立一套能夠適合學生，激發學生學習興趣的文學理論教學體系。
以學生發展為本，案例分析要大膽吸納大眾文化熱點問題
在教學方法上杜威主張“做中學”。他認為要從活動中獲得知識，從聽課和讀書中獲得的知識是虛渺的。我國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也強調教育應當以學生為本，學校應當以學生為中心。陶行知倡導“即知即傳”“教學相長”的教學理念，這對我們今天的文學理論課程的改革與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給我們以有益的啟示。
文學理論是一門理論性很強的課程，其抽象性和概括性，決定了學生理解、自主學習的難度，使他們不能把學習的理論知識主動用于社會實踐活動中。當代大學生是伴隨著網絡、影視等現代傳媒成長起來的，他們大多數對新藝術、新媒介、新形式具有接受力和親和力，比如對網絡文學、奇觀影視、動漫作品、“80后、90后”的文學作品感興趣，不喜歡看傳統的京劇表演藝術，對于那些傳統的經典文學作品不感興趣甚至表現出疏離狀態。由于缺乏一定的理論基礎知識，思維難以適應由具象到抽象的轉換過程，文學理論課的學習存在著比較大的困難。在文學理論教學中應多舉案例。
選擇一個恰當、合適的案例，既能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主動性，也能形象生動、深入淺出地說明原本十分枯燥、乏味的理論問題。以往的文學理論教材多選擇經典文學作品作為例證，這些例子雖然能夠達到有效說明理論問題的目的，卻缺乏活潑性和時代性。當代大學生的興趣點主要集中在電影電視、動漫作品、網絡文學、網上游戲等方面，如果將這些學生感興趣的文化現象吸引進文學理論的課堂教學，一方面滿足了學生的大眾文化期待視野，提升了學生運用理論知識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補充、豐富了文學理論教材自身的涵蓋內容，激發了學生學習文學理論的興趣，開闊了學生的視野。
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創新意識，大力推進文學理論課程的改革
目前我們的文學理論教學對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和創新意識重視不夠，理論與實際運用脫節，所學理論不能更好地服務社會。原因之一就是教師在文學理論教學中對學生實踐能力的訓練不夠重視。因此，我們應當借鑒國外發達國家先進的文學理論課程的教學模式，吸收國內文學理論課程改革取得的成功經驗，建立“寬基礎、活模塊”的文學理論課程的教學模式。
對于文學理論來講，實踐性教學包括經典文學作品閱讀、電影電視觀摩、發散思維訓練、戲劇情境對話、課堂提問題討論、生活體驗等重要環節，分為課堂實踐性教學和課外實踐性教學兩個環節來展開。通過實踐教學的安排，讓學生們在具體的理論研讀和審美實踐中，融會貫通地掌握文學理論知識，從而提高實踐能力。
（一）開展“對話”式、“討論”式教學，有效發揮學生的能動性具體來說，一是在教學中多提問，即使不提問，也要多使用疑問句，并適當停頓，以啟發引導學生思考，多給學生提供總結、表達的機會，幫助他們養成在學中思考、邊學邊運用的習慣；二是組織好課堂討論和課下討論，課堂討論是教師圍繞本節重要內容，精心設計一些引發啟發性話題，或根據課堂學生反應情況，即興提出一些引導性話題，讓學生展開討論，以此培養學生理論思考的興趣與能力。
這種討論可以在教學過程中專門安排，也可以利用課外業余時間進行。比如，多媒體播放中外名劇或經典影視劇，安排觀后討論，讓學生與中外文學經典有完整的、直接的心靈接觸，這對提高學生的審美趣味，將有長期的影響力。這樣可以提高他們自主學習、能動學習的能力。教學要適應不同年齡、不同基礎的學生。每次根據學生討論的反饋意見，不斷總結改進自己的教學方法，以便更好地促進文學理論的教學。
教學方法不僅要針對文學理論的課程特點、教學內容和教學目標，還要針對學生特點，做到因材施教。教師應該是邊教學邊思考邊總結。在可能的情況下，對不同學生應區別對待，注重啟發式教學，設計適合于他們討論的問題，以培養他們學習文學理論的興趣。
（二）有效整合現代教育技術與傳統媒體，提高教學質量因為文學理論課程多理論、多概念，講解時要進行詳盡的分析，這些分析對理論的理解具有重要作用。
這時采用傳統的“黑板板書”式教學，教師能做到講寫同步，一邊講，一邊對重要概念、理論進行板書，學生則可以邊聽邊摘要記錄，能同時引起思維關注和視覺關注，效果較好。針對這門課的特點，我們可以利用多媒體的方便、容量大、靈活、快捷等特點，適時地給學生提供一些圖片、影片、音樂等資料，既可以促進教學內容的多樣性與豐富性，也可以吸引學生的注意力，活躍課堂氣氛、激發學生學習興趣，有效培養學生的審美趣味和審美感受力。
我們看到，多媒體教學手段的應用提高了文學理論課堂教學的實踐性、生動性和豐富性。具體來說有以下優點：第一，多媒體教學能夠通過圖片、音響等聲形并茂的形象，創設豐富生動的情境，激發學生自主學習的興趣。第二，在教學中，還可以憑借多媒體課件的圖片、聲像等手段營造文學理論教學意境，帶領學生走進教材，培養發散思維。現代教育技術的應用可以使難懂的理論變得生動形象，傳統的單一課堂教學模式變得活潑、豐富多彩、生動有趣、富有啟發性，從而激發學生學習文學理論的興趣。
要同時伺候好兩個主人，不偏不倚，譯者之難可見一斑，但“仆”和“主”的關系畢竟是不平等的，地位上的不平等自然就否決了三方對話的可能性。在譯者的主體性得到充分認識并強調的今天，我們更傾向于把譯者、作者與讀者放到平等的地位上來看。譯者與其他二者的不同僅僅在于他的雙重身份:他既是對話的締造者，更是對話的直接參與者。施萊爾馬赫(Schleiermacher)在1813年論文《論翻譯的方法》(Methodendesübersetzens)中提出了翻譯的兩條基本途徑。在他看來，“真正的翻譯者倘若真的希望把原作者與讀者這兩個完全分隔的人聯系在一起，協助后者正確完全地理解和欣賞前者，他只有兩個選擇，一是盡量不打擾原作者而將讀者移近作者，二是盡量不打擾讀者而將作者移近讀者。”施萊爾馬赫顯然認識到了譯者、原作者與讀者之間的關系。然而美中不足的是，施萊爾馬赫認為譯者只能在這兩個譯法中選出其中一個，然后貫徹始終。如果時而絕對忠實于作者，時而決然順從于讀者，即會出現無法預計的后果，作者與讀者極有可能永遠無法走在一起。但是，事實真的如此嗎?其實，兩種選擇的并列出現并不意味著它們之間二元對立，正如德里達所揭示的，二元對抗的思維往往是對多元化的充滿差異的世界的人為簡化，是沒有依據的。因此，翻譯中出現哈姆雷特“tobeornottobe”式的兩難選擇歸根結底還是在思維方式上還沒有走向真正的多元對話思維并達到對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實質性超越。
語際平衡
(InterlingualEquilibrium)說到翻譯尋求語際的平衡，則更是有著深刻的歷史積淀和文化基礎的。在《通天塔之后———語言與翻譯面面觀》中，喬治•斯坦納在第5章探討詮釋的運作時，就充分體現了語際平衡的思想。喬治•斯坦納認為在語義轉換層面，翻譯是最生動、最徹底地要求平衡的。他把翻譯視為一個信任、攻占、吸納、補償的詮釋過程，這反映的正是一種平衡的哲學［4］。在他看來，第一步的“信任”業已使我們失去重心，而在譯者用其徹底而富于侵略性的理解向文本進攻，罔顧后果地掠奪，最后滿載而歸的同時，我們徹底失去了平衡。因此在他看來，這詮釋過程如果沒有第4個階段的話是“危險而不完全”的，詮釋的活動必須給予補償，而真正的補償是通過交換和扳平而達成的。在詮釋過程中，信息交流平衡被破壞，譯者可能取去的太多(他增補修飾原文，加入個人意見)，也可能太少(他縮減原文，把不順暢的部分刪掉)。原文的能量流進譯文內，因而改變了原文、譯文，又破壞了整個系統的和諧。盡管尋求平衡的過程冗長而迂回，真正的翻譯仍會力求平衡。在形式上和道德上，翻譯應務求‘借貸平衡’。而以補償來恢復平衡是翻譯工作和翻譯道德的關鍵。進而他借用列維•斯特勞斯(LéviStrauss)《結構人類學》里的一般理論模式———社會架構通過語言、婦女和物品的交易建立一個巧妙的平衡———進一步建構了翻譯中的語際平衡模式。在他看來，忠實是個道德觀念，同時也是個經濟觀念。翻譯的忠實就是一種“平衡的忠實”，只有當譯者/闡釋者/讀者竭盡所能，恢復各股力量之間的均衡，維持他在理解過程中已掠奪、破壞了的作品的完整性，才能真正意義上實現這一忠實。再看一個圣經翻譯的具體案例。巴克博士(Dr．Barker)是TNIV(Today’sNewInternationalVersion)Bible的原譯者之一。他在“現代譯本圣經的平衡翻譯哲學”(TheTNIVBalancedTranslationPhilosophy)一文中就指出，現代譯本圣經屬于一種平衡或協調的譯本(BalancedorMediatingVersion)，它既不追求完全的直譯，也不追求全面的意譯，而是試圖在二者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而關于怎樣達到平衡，他引入了一套嵌入式的控制與平衡系統來說明，即A-B-C-D，分別指代準確(accuracy)、華美(beauty)、明晰(clarity)和莊嚴(dignity)的英文單詞首字母［5］。具體而言，就是指在追求譯文語言的準確的同時不能犧牲語言的華美，追求語言的華美不能損害了意義的明晰，而追求意義的明晰更不能損害譯文的莊重。這4個要素構成了一個互相制約的平衡系統。不能因為追求其中的任何一項而犧牲了另外一項，而是要在整體上達到一種制約力的平衡。正是這種制約力的平衡使一種平衡或協調的譯本有了存在的可能。他進而指出，一個好的譯本的出現是因為遵循了一種平衡的翻譯哲學:既不多也不少，既不過分盲從又不過分自由發揮，既不過分現代與隨便也不過于做作與刻板。簡而言之，好的翻譯就是避免走極端，而是達到一種平衡，能在最長的時期內吸引最多的讀者。
關鍵詞：安樂哲；羅思文；《論語》；哲學詮釋；文化翻譯
中圖分類號：H05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08-0172-02
《論語》是一部承載了厚重文化積淀的傳統經典。它對中國社會、文化乃至民族心理結構等方面都產生了非常深刻而廣泛的影響；而隨著近代以來中外交流的日益密切，《論語》更成為具有世界意義的經典，集中代表了東方儒家文化的思想智慧，對世界思想和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論語》的英文全譯本自20世紀中葉就出現了，其后，又有多種譯本問世。西方傳教士、漢學家、哲學家、中西方學者以及翻譯家都曾投身于《論語》的英譯之中。由于他們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翻譯目的和翻譯策略，致使眾多譯作風格迥異，褒貶不一。但總地來說，為儒家思想在西方的傳播做出了重要貢獻。本文選取安樂哲和羅思文在1998年合譯的《論語》The Analectsof Confucius：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該英譯本為20世紀中后期比較權威的《論語》英譯本。
一、《論語》英譯本及其作者簡介
安樂哲，當代美國著名哲學家和漢學家，1987年獲倫敦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后任教于夏威夷大學哲學系，亦是《東西方哲學》和《國際中國書評》的主編。安樂哲教授的學術研究范圍主要是中西比較哲學。曾出版了一系列蜚聲國際的中國哲學專著。
羅思文，當代美國著名哲學家和漢學家，華盛頓大學哲學博士，馬里蘭大學圣瑪麗學院人文科杰出教授，主要研究中國哲學、宗教、倫理和政治理論、宗教哲學、語言哲學。主編或翻譯了《萊布尼茨：中國書簡》等6本書。現任“亞洲社會與比較哲學論叢”主編。
1998年，安樂哲與羅思文合譯了《論語》，英文譯本名為The Analectsof Confucius：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該譯本包括前言、導論、譯文和附錄。在前言中，作者相信翻譯對文化的交流和創新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西方思想家多用一種非歷史、非文化的方式進行哲學化的探討；但是，孔子與之相反，他深切地關注身邊的現實問題。兩位教授深蘊中國哲學的特點，用自己的理解和英譯方法改變了西方人對中國哲學的態度，也越來越深刻地理解了中國經典；他們的比較研究論著糾正了西方人對中國哲學思想長時間以來的深深誤解，清除了西方學界對“中國沒有哲學”的成見，開辟了中西哲學和文化深層對話的新路。（賀翠香，中國儒家的民主與宗教，2002：34）
二、哲學思維下的《論語》英譯
安樂哲、羅思文致力于從中國哲學本源的角度來詮釋《論語》，反對用西方哲學來剪裁中國思想的“文化化約主義”翻譯方式，這是其譯本的最大特色。安樂哲和羅思文認為，西方學界對于中國哲學的理解極其有限，一直以來中國哲學經受著非常嚴重的誤解。最初傳教士們對儒家學作神學化詮釋，用基督教神學附會儒學，他們翻譯《論語》是為了突出原儒文化的宗教成分，強調基督教與儒家思想的相同之處。其次，西方漢學家在“東方主義”的理念影響下，多從西方哲學和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的角度闡釋《論語》。因此，安樂哲、羅思文所以致力于《論語》的哲學詮釋，是給西方讀者以啟迪，讓他們能夠盡可能多地理解儒家哲學思想，而不是根據自己的文化教育背景，思維方式，興趣愛好和是非標準隨意夸大、弱化或剪裁中國哲學；“只有當我們注意到積淀與中國人生活方式和思維模式中的那些非同尋常的觀念時，我們才能抵御文化化約主義的強烈引力”。（安樂哲、羅思文，1998：preface）安樂哲、羅思文從哲學和語言學背景來考察翻譯，認為古漢語是一種“過程性”、“事件性”的語言。與西方的思想家不同，中國早期的思想家們并不著力探尋事物的本質，他們認為唯一永恒的就是變化本身。這種哲學思維反映在《論語》翻譯中就體現為盡量不用實體性的詞匯來詮釋《論語》，而使用過程性的詞匯來翻譯。
例如，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十一》）以下是不同譯者對這段話后半部分的不同翻譯，通過比較，可以很明確地證明上述觀點。
理雅各：If for three years he does not altar from the way of his father， he may be called filial.
亞瑟·韋利：If for the whole three years of mourning he manages to carry on the household exactly as in his father's day，then he is a good son indeed.
劉殿爵：If，for three years，he makes no changes to his father's ways，he can be said to be a good son.
安樂哲、羅思文：A person who for three years refrains from reforming the ways of his late father can be called a filial son.
安樂哲、羅思文指出，前三種名家譯文都認為，如果兒子能夠在父親去世后三年內仍然遵循父親的“道”，他會終生不渝，始終堅持這樣一種“道”。但是，關鍵應該是在充分領會并踐行其“父之道”后，用自己的方式將其道發展完善。他們的譯文暗示，子輩在遵循先輩的禮儀傳統的基礎上，定要消化吸收，再加以利用，使之與自己的獨特環境相協調。（安樂哲和羅思文，1998：280-281）
對中西方思維和語言差異的獨特理解促使安樂哲、羅思文在英語中尋找新的儒學關鍵詞譯名。看看他們有關“仁”的翻譯，一改以往譯者benevolence，goodness，humanity等譯法，安樂哲、羅思文把“為仁”視為一種行動或者狀態，根據過程性和關聯性思維，譯成authoritativeconduct，強調“成仁”的過程性。同樣的思維過程也體現在他們把“為仁由己”中的“由己”譯成self-originating。史嘉伯（DavidSchaberg）這樣評價，這種翻譯顯得冗長而且加上一些自造的術語，有人可能不喜歡，但有人會覺得雅致，能夠作為東西哲學對話的一種新嘗試。（David Schaberg，Recent Translations of Lunyu，2001）
安樂哲和羅思文沒有把“道”譯成常見的theWay，而只是譯成way，前者對絕對真理和權威的形而上學式的崇拜，而后者則強調在得“道”過程中對自身內在修養的不斷追求，是儒家思想過程性的考量。兩位教授還擯棄了對于“德”這一核心概念的諸如virtue和power這樣的傳統譯法，主要是由于virtue容易使人聯想到autonomy，individual，freedom這樣典型的西方哲學類概念；此外power一詞又太強勢，與儒家提倡的“以德治國”理念相左。他們用excellence來譯“德”，意在傳達儒家道德的實踐性與過程性，做到“以善德施之他人，以善念存諸心中”。
“神”和“心”的常見英譯是humans pirituality，divinity，heart或mind。這種譯法導致了含糊其辭和文化偏見。安樂哲和羅思文翻譯“心”這個概念時，通過在英語中創造了一個新的概念，來盡可能多地展示中文原文的幾種內涵。例如heart-and-mind和pneuma（精神、靈魂）。正是這些陌生的新詞提醒我們，已經進入一個迥異的哲學世界，給讀者以足夠的想象空間來解釋新詞。這種方法對讀者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卻極大地減少了譯文和注釋評鑒中出現問題的幾率。
三、結論
20世紀以來，有些西方漢學家和哲學家出于“東方主義”角色和“西方文化化約主義”傾向，總試圖用西方熟悉的哲學詞匯來翻譯中國哲學作品，在他們的譯作中，我們只能看到一種西方形而上學式的哲學范式，他們的解讀中，沒有任何中國哲學的特色突顯，因而他們沒能夠以端正的態度去接受中國文化和中國哲學。安樂哲和羅思文尖銳地批評了這種傾向，并在自己的《論語》英譯中從中國哲學本源的角度出發，對《論語》中的中國儒學核心詞匯做出了新的哲學闡釋。安樂哲和羅思文《論語》譯本向西方世界彰顯了中國傳統和中國哲學的獨特性和有效性，同時也證明了孔子對西方哲學反思重構的價值。
參考文獻：
[1]Roger T.Awes & Henry Rosemout，Jr.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M].New York：The Ballantine Publishing Group，1998.
[2]安樂哲，羅思文.論語的哲學詮釋[M].余瑾，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3]陳國興.論安樂哲《論語》翻譯的哲學思想[J].中國比較文學，20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