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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暉在《旅游民族學》中以案例的形式展現了甘肅夏河拉卜楞寺社會環境的世俗化現象，更為值得注意的是例如拉卜楞寺曬佛節等傳統宗教節日的娛樂性、程序性增強而宗教性與神秘性減弱。徐贛麗在《《民俗旅游與民族文化變遷》一書中描寫了龍脊地區壯瑤民族文化在旅游經濟開發中的經濟化與商品化現狀，壯瑤族好客敬酒的傳統異化為一種掙取小費的方式、農家樂為主要模式的農家旅館對經濟利益的計算使得傳統壯瑤房屋家庭的內部結構失去祖先崇拜的神圣性。
兩者的矛盾不能僅僅從商品市場中法律法規缺失等制度層面著手而須深入到現代性的內部方能得到合理的解釋。在帕森斯看來現代社會(帕氏以美國社會為現代社會的典型)是宗教、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相互分化的社會。相應的，在現代性的世界圖景中，彼此分化的社會、經濟與文化系統以各自的價值世界明證自身行動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哈貝馬斯敏銳地指出，分化出來的各個領域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和價值判斷的標準，用他的話來說即是有不同的“有效性宣稱”。具體而言，經濟行動以工具理性為行動準則并以經濟目的作為行動依歸，社會領域則以整合作為價值選擇而文化則更強調藝術的美學與情感價值。這些具有各自有效性宣稱的價值序列正如所韋伯指出的處在無可消解的沖突之中，“不同的神祠在相互爭斗，毫無疑問地永遠在爭斗”［2］。具體到民俗旅游經濟開發與少數民族文化保護命題中，少數民族民俗旅游開發是以民族地區豐富的文化資源作為市場交換的對象，形成集群化的旅游產業鏈來發展當地經濟，提高貧困人口的經濟收入從而擺脫貧困狀態。經濟行為本質上說必須以市場為載體，服從商品經濟的發展規律，最終以經濟效益為行動依歸。然而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則是少數民族與族群、生態自然環境以及宇宙世界的長期相互關聯與思考建構的產物，具有物質載體與精神內涵的雙重架構，而尤以文化所體現的精神價值觀最為關鍵，象征了一個民族的歷史記憶與文化傳統，同時也是維持本民族族群認同的標志。從社會、經濟與文化領域觀之，少數民族文化本質上是一整套文化與社會的實踐體系與象征系統。另一方面，現代性又表現為經濟中心主義的一元論價值主張。韋伯認為現代(西方)社會因形式理性的法學思想、市民城市的興起以及新教倫理特殊的宗教救贖觀等原因造就了一個“除魅”的理性化世界，新教的救贖“預選”說斷絕了天主教教會作為救贖確證的可能性，主張將個人世俗社會的經濟成就作為救贖的確證，確立起了經濟成就在社會生活中的中心地位。新教倫理一方面促成了資本主義理性的經濟行動的中心地位，同時也使得韋伯的經濟行動被宗教倫理所限制避免了經濟行動純粹低級化為經濟的營利欲。但是正如貝爾所指出的，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逐漸擺脫了宗教禁欲對世俗經濟行動的倫理監控，“經濟沖動力”不斷沖擊“宗教沖動力”并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了經濟的霸權，取得了相應于社會與文化系統的獨占地位，從而將文化與社會作為觀照和開發的對象。而在中國的經濟建設開發視野下則表現為將文化作為開發營利的對象。改革開放以來踐行的單純“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邏輯在頂層設計上確立了經濟開發與經濟效益的“霸權”地位，合法化了對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經濟開發行為。這也直接導致將少數民族的儀式節日、民族服裝等文化因子作為具有經濟價值的資源加以開發甚至在少數民族經濟發展中出現所謂的“經濟搭臺，文化唱戲”逆轉為“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怪相。這種開發模式似乎類似于莫斯式的“總體性社會事實”體系。其實不然，兩者之間具有本質的區別，因為莫斯的“總體性社會”背后是一個未分化的整體性的意義世界，而當前的經濟實踐強調的是經濟世界的主導，將文化社會系統納入到經濟發展話語當中。
現代性的多元主義與經濟中心主義兩個面向彼此沖突，相互矛盾:一方面，現代性展現為價值多元主義，經濟、社會與文化各領域之間的彼此分化、相互分野并各有相應的價值判斷標準與有效性宣稱;另一方面，現代性的經濟中心主義則又強調經濟價值的主導作用，并以經濟觀照社會與文化領域，不斷削弱社會與文化系統價值宣稱的合法性。實踐中，現代性兩個面向之間的矛盾甚至是沖突直接表現在民族地區的民俗旅游經濟開發與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保護之間的矛盾之中:一方面，因為文化系統自身的價值判斷與有效性宣稱要求對傳統文化的保護重點是如何維護文化系統的本真意義，而另一方面旅游開發項目作為一種經濟行為本質上說必須以市場為載體，服從商品經濟的發展規律，最終以經濟效益為行動依歸，所以必然將導致文化世界精神內涵的逐漸喪失與文化的世俗化、經濟利益化。本文所論及的少數民族地區民俗旅游經濟開發與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保護之間的矛盾也就只是現代性內部矛盾的外在表現。
作者:劉濤單位:蘭州大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
關鍵詞：錫林郭勒；旅游；游牧文化
中圖分類號：F590.75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19-0160-02
一、錫林郭勒民俗文化資源
蒙古，《舊唐書?北狄傳》作蒙兀，《新唐書》蒙瓦[1]。居住在中國東北額爾古納河流域，1206年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落，建立蒙古汗國后蒙古這一名被世人所認，蒙古民族的歷史也開啟了新的一頁[2]。錫林郭勒地區自古以來就是蒙古族歷史文化的中心地帶。蒙元時期，這里曾是蒙古帝國政治中心，始建于1256年的元上都遺址就位于現在的錫林郭勒盟正藍旗境內[3] 。錫林郭勒是蒙古語，意思是丘陵上的河。盟是源于清朝時期的會盟，蒙語楚古勒干的漢語翻譯。歷史上的錫林郭勒由五個部落組成，由西向東為蘇尼特、阿巴嘎、阿巴哈納爾、浩濟特、烏珠穆沁。各分左翼、右翼兩旗。旗是清朝時期的行政、軍事單位。1958 年錫林郭勒盟和察哈爾盟合并成錫林郭勒盟。
現在的錫林郭勒盟包括北部的蘇尼特、阿巴嘎、烏珠穆沁部落和南部正藍旗、鑲黃旗、正鑲白旗、太仆子旗等察哈爾部落。察哈爾部落自始就是達延汗的直屬部族[4] 。這些部落雖然在歷史上有游牧變遷的情況，但在錫林郭勒這快土地上生產、生活了幾百年，傳承了蒙古族的古老民俗文化，尤以游牧文化、博克、長調著稱于世。所以本人認為錫林郭勒文化從文化淵源上看是多元游牧文化，是一個沒有間斷過的完整性文化；是從汗庭文化到哈喇楚文化匯溶的生態文化。
錫林郭勒盟位于內蒙古中部，是目前為止保留傳統游牧文化完整的地區，這里的草原是世界聞名的大草原之一，這里的牧民還保留著傳統游牧文化，他們祭祀、居住、飲食、節慶等方面的文化與八百年前的沒有多少變化，可以說從物質文化到精神文化都仍然保留著淳樸、古老、自然的內涵。在傳統禮儀、民族服飾、飲食文化和祭祀、民居、歌舞、婚嫁、節慶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代表性，是現今保留蒙古族傳統游牧文化最完整的地區。這種完整和在其他地區從人們的記憶里正在消失的生活方式就是現在錫林郭勒民俗文化的特點和她的可貴之處。
民俗是人民大眾創造、運用、傳播的生活文化[5]。那么，錫林郭勒民俗文化就是在錫林郭勒境內生產生活的民族所創造、運用、傳播的生活文化，但現在錫林郭勒境內有二十多個民族在生活，以誰的民俗為主呢？這里主要論述對象是以察哈爾部落、烏珠穆沁部落、蘇尼特部落、阿巴嘎部落為代表的原著蒙古族的民俗文化。因為錫林郭勒地區是蒙古族歷史上占有特殊位置的地區之一，這里的民俗文化不但有蒙古族傳統文化、還具有獨特的地區性特點，這里的“歷史、自然環境、家庭生活結構、語言的一般特征、村落模式、宗教以及藝術和服飾風格等等”[6] 都與其他地區有明顯區別，我認為比較完整地保留了歷史面貌。
二、錫林郭勒旅游資源
旅游是非定居者的旅行和暫時居留而引起的一種現象及關系的總和。旅游的基本目的是：消遣和增長知識[7]。
文化旅游系指人類記憶中一種正在消失的生活方式的“圖景”或“地方特色”，是這種生活方式的殘余[8]。這里談到的是正在消失的生活方式和地方特色，那么錫林郭勒民俗文化旅游是指以錫林郭勒自然生態環境、人文為基礎所采取的或所創造的，具有錫林郭勒文化、旅游與一體的符號及行為方式。她的特點應該是以錫林郭勒地區生活的察哈爾部落、烏珠穆沁部落、阿巴嘎部落、蘇尼特部落、浩奇特部落的歷史，民俗、生產、生活方式的特點為“圖景”和符號的民俗事象性文化活動。
當今的文化旅游在旅游業中屬于高層次旅游，旅游者的目的較明確，要求也相對高。文化旅游是和當地民俗民風分不開的，特別是少數民族地區旅游就是給游客展示本民族的歷史文化和民風民俗，讓他們了解和滿足對這一文化的好奇和求知心理，甚至神秘感。本人2009年8月份，在錫林郭勒職業學院實訓基地――錫林郭勒九區灣旅游度假村親眼見到來賓排隊大喝迎賓隊伍所敬的銀碗酒的場面。如果換個其他場合肯定人人都躲著，但現在人人都等著哈達和奶酒，為什么？文化在吸引，禮節在作用，人們很愿意接受。
三、錫林郭勒民俗旅游資源
如上所述，錫林郭勒民俗資源是比較豐富、從民族學、民俗學的那個角度去說都比較典型的蒙古族的游牧文化。具備地域文化的特點，我在這里想談點地域文化對區域經濟的影響和地域文化作為稀缺資源和經濟的關系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當然主要是從旅游業的角度去觀察和論述。
獨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是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資源[9]。根據這個論點我們可以研判錫林郭勒民俗文化資源是對錫林郭勒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資源。或稀缺資源，是一種有型載體的無形資產。本人為什么說，民俗是有型載體的無形資產呢？因為民俗是人們在生產生活中所創造、運用、傳播的生活文化，她本身不具有資源的特性和產生經濟效益的功能，在日常生活中是有型地存在著，她的文化內涵是無形的，如果想把這個資源產生經濟效益或作為一種資源對經濟產生影響時必須通過一種模式，這個模式應該是旅游。確切地說民俗文化旅游。如果在旅游活動中把當地民俗作為一種產品來做她就可以成為一種資源，而且是稀缺資源，這種稀缺資源是唯一的，不可多得的。問題的另一方面是游客能不能接受的問題。民俗和文化是有區別的，把另一種民俗，讓人接受是很難做到的事情，但不是不可能，只不過在于什么做的問題，采取的方法是揚棄，把好的呈現給游客，這就要做到精品。把我們錫林郭勒民俗文化作為資源，當成資產，那我們的旅游業的前景和經濟效益是相當可觀的，因為，“資產的內涵是經濟資源”[10]。錫林郭勒文化有她的特色，也就是說，錫林郭勒的特色文化，有敖包文化，那達慕文化、博克文化、察哈爾奶食文化，服飾文化、飲食文化、民間祝頌詞文化、長調文化等方面與其他地區相比相對完整；這是世人所認可的。
近幾年，隨著建設文化大盟工作的深入，民族文化的挖掘、整理、回復有了可喜的成果，特別是在旅游業取得有明顯的成效。據有關資料介紹，錫林郭勒盟旅游資源分類主類共8類，亞類有45類，基本類型有65類，單位有186之多。其中屬于民俗、文化類型的有主類4類，亞類有11類，基本類型有34類，單位有108處。從評價等級來說五類兩處，四類兩處。其中屬于民俗、文化類型的各1處。三類的共有19處，其中屬于民俗、文化類型的15處。我們從分類和評價等級來說，旅游資源屬于相當寶貴的，屬于不可再生的稀缺資源。我們只能通過開發、挖掘來豐富這些資源的文化內涵，趨于完善。
元上都是元朝建立后的第一個都城，他比北京作為都城的時間還早，被稱之為“擁抱著巨大歷史文明的廢墟”，根據馬可波羅記載，是當時世界矚目的大都會。學者們認為，隨著旅游業的發展，非物質文化遺產旅游以其獨特的文化內涵，鮮明的地域風格以及樸實性、地域性、神秘性與充滿人情味等特征對旅游者產生巨大吸引力，已成為國際旅游發展的趨勢。那么我們的元上都作為文化遺產怎樣展示她的文化內涵？以及她的神秘性？來產生巨大的吸引力?，F在元上都遺址里有――殿的主址和八百年老榆樹外，配套建設了浮雕、敖包。更有意義的是2009年請來了查干蘇魯德以及祭祀模式。我認為，我們的元上都還應該有她的博物館或展廳，這里有文物、數碼復原影像（圖）、繪畫、雕塑、影視作品等。還有忽必烈的夏宮――從1337年始，在上都的失剌斡耳朵（黃宮）舉行盛宴?，F在可以恢復成旅游產品。在元上都遺址周邊一定距離內還應有1~2個牧戶群，展現蒙元時期的白馬群和牛羊成群的景象。飲食、樂舞、禮俗、服裝等方面復原蒙元時期的盛況。
在元上都申遺工作方面需做文化遺產的搶救性工作，這里所說的文化遺產是指在游牧時代所創造出來的文化財富，而不是現代社會中新產生的民間文化。如舞臺化的查瑪舞、博克舞、服裝表演等。
蒙元文化苑的完善，貝子廟的修繕和廣場的維修、錫林九曲灣、希日塔拉度假村等都是圍繞蒙古族傳統文化來進行的。但是在軟環境方面還有待更進一步挖掘、開發和規范。
蒙古族有崇九尚白之俗，以九為吉，以白為潔。如1206年成吉思汗即位時建九腳白旗；忽必烈后元朝皇帝每歲六月二十四日駕幸上都祭祀，用牲畜九頭（馬一匹、羯羊八只）等傳統習俗都可以成為我們的旅游產品。所以我們應該力爭在今后的工作中，探索或建立一種新的旅游業發展模式。
參考文獻：
[1]中國北方民族關系史[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269.
[2]特木勒.錫林郭勒蒙餐文化初探[J].錫林郭勒職業學院學報，2007，(1)：11.
[3]呼日勒沙.草原區域文化分布研究[M].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248.
[4][日]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論集[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388.
[5]鐘敬文.民俗學概論[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4.
[6]孫秋云.文化人類學[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6.
[7]中國旅游文化大詞典[K].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1995；唐宇.旅游學概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
[8]于嵐.文化旅游概念不宜泛化[J].北京第二外語學院學報，2003，(3).
關鍵詞：民俗文化；當代價值；旅游開發與保護；寶山石頭城；納西族
一、民俗文化的內涵及基本特征
民俗文化，是產生并轉承于民間的、世代相襲的文化事項，是在普通人民（相對于官方）的生產生活過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物質的、精神的文化現象。民俗文化因其核心要素民俗是集體遵從的、反復演示的、不斷實行的，所以具有有增強民族的認同，強化民族精神，塑造民族品格的功能。
“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由于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差別，民俗常常會呈現出錯綜復雜的特點，但其也有一些穩定的特征。一般民俗都具有社會性、地域性、變異性、轉承性、規范性等特征。
二、民俗文化的當代價值
民俗是民族文化之根，是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沒有民俗，就沒有傳統，也就沒有民族文化。民俗的傳承，保證了民族文化的持續發展繁榮和長久性；民俗的變遷，是民族文化適應當代社會的需要，也是民俗自身發展的要求。傳統的民俗文化，民俗文化影響著人們的社會心理、價值觀念、道德標準、審美追求,在現代社會，民俗文化成為民族認同的載體、社會團結的紐帶，其和諧價值觀正日益成為全球化時代人類的核心價值,在當代仍然有其極重要的價值，仍然發揮著積極的不可替代作用。
（一）傳承中華文化，是傳統文化載體
傳統民俗是各種民族民間文化最重要的綜合載體。包括神話、傳說、民間戲曲、民間美術、交際禮節、人生儀式、娛樂游戲、藝術技能、信仰心理等等，內容豐富，包羅萬象，無一不在傳統民俗中得到存活和賡續。我們弘揚了民俗文化，也就使它們所承載的豐富文化得到了延續。
（二）培育民族精神，增強民族認同感
在民間，深藏著博大雄沉的優秀文化因子，構成了綿延不斷的歷史信息鏈，無所不包地傳遞著中華民族心理的密碼，它們是民族個性特征和獨特精神的重要表征，為民族精神提供著無盡的營養、彰明的昭示和有益的啟迪。其中，文化信息承載最為密集、情感色彩最為濃烈、道德教化作用最為深刻、記憶傳承最為有力的，當屬中華民俗文化。
（三）維系民族團結，團結中華民族
民俗的維系功能，指民俗統一群體的行為與思想，使社會生活保持穩定，使群體內所有成員保持向心力與凝聚力。
（四）寄托民眾情感，調節大眾心情
傳統的民俗活動，常常融入了人們的各種情感，通過民俗活動中的娛樂、宣泄、補償等方式，使人類社會生活和心理本能得到調劑的功能。如教化人心、匡正風氣等功能。
（五）現代產業利用的資源
民俗文化作為一種傳統的文化資源，早已為旅游業所利用，取得了很好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文化效益。同時，它也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解決了部分人的就業問題。
三、我國目前民俗文化的現狀
民俗變遷總的狀況是：表層變化迅速，深層觀念盡管變遷緩慢，但很多傳統觀念也都面臨被打破的命運。傳統民俗文化發生變遷或變革或消失，這是民俗發展的一種正常趨勢，而且，在一些民俗文化的變遷過程中，我們的確感受到了現代化的魅力。但不管物質層面還是觀念層面，民俗文化的變遷還有一些負面的效應。
（一）傳統文化價值流失
在民俗文化的變遷中，有一個現象特別需要我們的注意，那就是傳統文化價值的流失，它包括無形文化的流失和有形文化的流失這兩個方面。在無形方面主要表現在隨著西方圣誕節，愚人節、情人節、父親節、母親節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我們很多年輕人都喜歡西方的這些節日，但對我國傳統的節日如端午節、農歷七月十四、重陽節等越來越冷淡。即對我國的傳統節日味道淡化和洋節越過越熱鬧。在有形方面主要表現在我們民俗文化的傳統活動逐漸減少，有的甚至消失了。這些傳統活動有的需要有專業的人員，而現在很多年輕人都對這些活動缺少興趣，更不會參與，這樣就造成這些活動后來無人。
（二）民俗文化開發中的不足
雖然我國在民俗旅游開發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應，我們采用“人創民俗文化村、實地民俗文化村、民俗博物館、節慶活動方式、民族生態博物館、民俗專題旅游”等民俗旅游開發模式，使民俗旅游健康穩步發展。但在開發的過程中也存在不少不容樂觀的問題，具體表現在四個方面：
1.保護力度不夠，保護方式不完善
在保護民俗文化的立法不足，使得民俗文化“無法可依”，沒有培訓好民俗文化接班人，使民俗文化面臨“后繼無人”的尷尬境界，大部分保護措施都據有“滯后性”，即民俗文化遭受破壞后才采取保護措施。
2.把民俗文化當成“搖錢樹”
很多地方民俗文化被注冊成商標并運用于商業操作。例如被稱為“銅鼓之鄉”的河池沒有注冊銅鼓商標，但遠在北京、上海、廣州就紛紛有人搶著注冊銅鼓商標。采取“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開發模式，使民俗文化和經濟建設的關系越來越密切，有了民俗文化商業化的趨勢。這種開發模式弊大于利，正如馮驥才所說“繼續拿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產生的危害可能在10年以后才看到”。
3.民俗文化開發中偽造、破壞、同化嚴重
為了吸引廣大了旅客，創造更多的經濟價值，有的地方不斷模仿經典民俗文化創造文化，有的地方一味追求經濟效益而忽視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有的地方竟然表演一些低俗的文化。
4.粗俗文化遺毒未盡
有些地區把糟粕當精華，甚至有封建迷信活動，損害地區民俗文化形象，影響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四、寶山石頭城納西族民俗文化資源
寶山石頭城是全國不多見的建在石頭上的城市，也是納西人最原始的聚集地。這里有著豐富的獨特的民俗文化資源。
納西族的男人一般是漢人打扮，只是腳上穿的是馬靴，但女人們穿的都是納西族的典型服式――“披星戴月”。所謂“披星戴月”，就是頭上帶著七個手工縫制圓形墊子，代表天上的星星和月亮，后背披一塊羊皮，前面系圍裙，加上各種顏色的花邊修飾，華麗但不張揚。
寶山石頭城的傳統文化十分豐富。就東巴文化而言，東巴教有“四大派”之說，其中的一派就是“寶山派”，指如今麗江寶山、奉科、鳴音、大具這幾個鄉的東巴文化，因上述地區在歷史上屬于寶山州，因此稱為“寶山派”。在這些區域里，很少受到佛教、道教等外來宗教的影響，納西族的傳統文化習俗保留得比較完整，因此，“寶山派”對納西族東巴教的發展產生過較大的影響。
1950年以前，僅寶山行政村（今寶山村民委員會）就有40多個東巴祭司。
石頭城的居民十分重視祭祖，一年祭祀兩次，在農歷六月的祭祀稱為“塔補”，農歷七月半舉行的祭祀稱為“波敬”。
除了祭天、祭大自然神“署”等這些納西族傳統的節日外，寶山石頭城的納西人還保留著一些豐富多彩的節慶，如“洗牛角”， “喊谷魂”等。
在石頭城的夜晚，經常聽到歌聲，那是一種舞蹈伴奏音，而這種舞蹈，納西語叫“打跳”，是納西族特有的一種舞蹈，以前主要是為了慶祝豐收而舉行的，而納西族年輕的姑娘和小伙子們也是通過“打跳”這樣的方式相互認識甚至私定終生?，F在有游客到村子觀光旅游了，所以村民不定期地會自發組織到一起進行表演，作為一個旅游項目。
一塊0.5平方公里的巨石承載著納西族1300多年的歷史。在風雨洗刷后，更清晰地表達著納西族的點點滴滴。自納西族先民在石頭城聚居，完成了從游牧到畜牧農耕文化的轉變，到經濟發達、信息暢通的今天，石頭城依然以它原始的面貌屹立于此。
五、寶山石頭城納西民俗文化旅游開發與保護
寶山石頭城擁有豐富的獨特的民俗文化資源，如何開發和保護這些資源，將成為政府重要的任務。
政府應該將民俗文化的發展作為一項重要事業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在實施總體規劃時又將文化事業的發展逐一落實，政府更加注重通過政策和立法手段來保護傳承民族民間傳統文化，使得民族民間傳統文化的保護傳承工作迅速納入法制化、規范化的軌道。
尊重民間文化傳人，加強培訓，建設好隊伍，建立人才庫。面對瀕臨失轉的民俗文化，文化傳人應在政府的主導下對民族民間傳統文化進行搶救和保護。被世界公認“唯一活著的象形文字”的東巴文面臨著使用人數越來越少的尷尬境界，政府應該鼓勵支持學校在中小學階段創建雙語教學班并創建納西東巴文化藝術教育基地，讓學生從小就了解納西于東巴文化。
關注生態建設，建立民俗文化“保護區”，建立民族文化生態博物館。應在石頭城周邊建立寶山石頭城納西文化民族博物館，建成以后成為云南納西人民文化中心。建議在寶山石頭城、麗江、玉龍等納西人民聚居的地方建立“納西族自然生態保護區”，對納西族民俗文化進行集中式保護。
政府應該經常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到寶山石頭城實地考查，參加民俗文化發展規劃，為石頭城開發保護民俗文化獻策獻計。與大專院校（特別是民族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聯合建立研究基地，一方面對民族民間傳統文化進行系統挖掘和記錄，另一方面也對當地文化生態、文化遺產保護以及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提出有益的建議；積極開展文化交流和學術交流，擴大環江民俗文化在外界的影響。
結論
民俗文化是我國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的主要組成部分，但民俗文化的現狀卻不容樂觀，我們在發展經濟的同時跟應該注重保護好我國的民俗文化，注重經濟效應的同時更要注重文化效應，注重精神文明建設，發揚我國優秀的民俗文化。要通過立法來保護好我國的民俗文化，使民俗文化保護有法可依，讓民俗文化健康發展。相信通過各方的積極參與及努力，我國的民俗文化開發保護肯定做得很好！（沈陽師范大學2008級旅游英語；遼寧；沈陽；110034）
參考文獻：
［1］ 高俊成.《民俗文化》.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
［2］ 中國民族報.《長陽民族文化遺產保護轉承模式啟示》.2009年12月4日.總893期
［3］ 《國務院關于進一步繁榮發展少數民族文化事業的若干意見》. 百度百科
［4］ 馮驥才《關于文化遺產的產業開發要通過專家審定的提案》.穿墻網
［5］ 國家民委網――《扶持人口較少民族發展規劃（2005-2010年）》
［6］ 馬樹春《論民歌文化資源整體性保護模式》.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9卷第2期
［7］ 中國民族報《民族地區文化亮點：探索轉承保護新路》.2009年12月15日.總896期
［8］ 大河網-河南日報――《民俗文化：民族文化之根》
［9］ 刁統菊，曲洪，劉愛昕《我國民俗文化的現狀分析》.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9月.第29卷第5期
［10］ 南國早報――《警惕“民俗”被“低俗”化》
［11］ 天添資源網――《反思民俗旅游資源的開發》
一、導游群體在民族地區旅游發展中的作用
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的旅游產業規模不斷壯大。已是國民經濟中的重要產業，特別是民族地區旅游業已成為其經濟支柱產業和扶貧致富的重要途徑。導游是旅游業發展中最活躍最關鍵的要素，也隨著旅游業的發展而日益壯大。旅游業需要導游，正如旅游學專家王連義教授所說：“沒有導游的旅游是沒有靈魂的旅游”。國際上亦普遍認為“導游是旅游業的靈魂、旅行社的支柱、參觀游覽活動的導演”。
優秀的導游人員本身就是一種的動態的旅游資源，導游在整個旅游過程中起著關鍵性的作用。通過旅游活動的實踐，人們已經明白：在旅游業中任何現代化的手段都無法代替導游的作用，不可能僅憑互聯網和電腦等走遍天下，因為互聯網以及電腦都缺少情景交融，缺少聲情并茂的講解，缺少導游人格魅力的吸引。而出色的導游可以使景區自然風景和民族文化更好的融合，提升景區景點的品位又可以感動客人，并且使游客成為對當地最有影響力的宣傳者，由此可見導游在旅游產業中的重要性。
是在民族地區，導游的民族文化素養在旅游業的發展中對旅游地的民族文化展示和傳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導游人員文化素質特別是民族文化素養的高低直接影響著游客對目的地民族文化的感知和欣賞，導游精彩、生動而有依據的導游詞更能讓游客在欣賞自然風景和人文景觀中享受“異域”文化的魅力，從而加深對旅游地民族文化內涵的理解和感知，更加尊重當地民族文化，理解當地的民風民俗，從而獲得更加滿足的旅游體驗。鑒于此，筆者以旅游人類學的視角，從導游的民族文化素養入手，對貴州省的民族文化特色景區景點導游群體展開調查，并引發一些思考，以期對民族地區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和民族地區導游的民族文化素養培養有所啟迪。
二、貴州省導游群體素質的現狀分析
截至2011年11月25日，貴州省擁有導游資格證并持Ic卡（即上崗資格證）的導游總數為8739人。其中，大中專及以下學歷者占80%，初級導游占97%，導游隊伍呈現出低學歷、低等級的狀況。另外據貴州省旅游局《2013年上半年旅游投訴情況通報》指出，2013年上半年旅游投訴比2012年同期增長了6.67%，其中導游投訴占到總投訴的46.67%。歸納起來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職業道德欠缺，服務意識淡薄?！氨姸鄬в喂ぷ髌饋頍o精打采、壓迫游客購物卻精神抖擻；解說旅游地文化時敷衍了事、講起索要小費的理由時卻眉飛色舞”，這是很多游客對導游群體素質現狀的描述。說明我們的導游職業道德欠缺、職業責任感缺失、缺乏服務意識、缺少愛崗敬業的精神。
（二）基本功不扎實，民族文化素養缺失。導游是針對景觀客體為游客提供文化服務的職業。導游的文化傳播功能在旅游業發展之初就得到了無庸置疑的認同。旅游業發展初期，導游作為“民間形象大使”受人景仰，俗話說：“祖國山河美不美，全靠導游一張嘴”。然而通過調查，筆者發現目前導游隊伍存在明顯的知識結構不完善的特征。他們大都只能一般性勝任旅游目的地的講解，而難以勝任旅游環境或旅途景觀的導游講解。
在導游講解過程中，許多導游缺乏相關專業知識，主要表現在：導游講解太少或根本不講的啞巴導游；導游對景點的文化價值、歷史價值、學術價值缺乏了解，講解時信口開河；導游講解時很呆板解感覺是在背誦導游詞。如西江千戶苗寨的導游隊伍就可以分成帶路型、背誦型、解釋型3類，他們存在主要的問題是杜撰史實、張冠李戴，講解水平不高，在為游客講說當地的民風民俗與地方性知識中存在偏離及其過度詮釋現象。
（三）自主學習能力不足，缺乏學習毅力。人們常說導游是“雜家”在旅游工作中涉及的知識面廣，要求導游具有寬廣的知識面，就需要導游不斷學習、不斷充實。而大部分導游則表現出不愿主動學習，積極性不足，對自我的提升更是缺乏計劃性，大多數導游都是按照現有的導游詞來講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周而復始，沒有新鮮的內容。
（四）導游民族文化知識習得渠道較少。作為導游，必須具備系統的知識結構。一個好的導游必須具有旅游知識、生活常識、語言技巧知識、心理學、美學和歷史地理等文化知識。在民族地區，導游還應該具備本地區的民族文化知識。民族文化知識包括的范圍及其廣泛，其中涉及到民族歷史，如民族的族源、民族的發展及變遷等；民族藝術，如民族的音樂舞蹈等；民族經濟，如生計方式等；民族精神，如神話傳說、思維方式等。
在民族地區導游群體的民族文化知識主要來源于當地旅游局編寫的相關資料和一些旅游知識培訓以及導游在實踐中自己的親身感受。但是，旅游政府部門編寫的相關資料大多都是總結性的，針對性較弱；而且旅游知識培訓的頻率很低，在我省專業的旅游知識培訓只有在每年導游資格證年審的時候才集中培訓三天，而旅行社對導游的知識培訓基本沒有；導游的自身實踐習得的知識更多的都是表面的，對本地區民族文化內涵的理解還很欠缺。
三、導游的素質差異對民族文化傳播的影響
導游被業界人士譽為“旅游業的靈魂”，在以“文化體驗”為主的休閑經濟時代，導游服務在旅游接待服務中發揮著核心與紐帶作用，其服務質量水平已成為現代旅游者旅游滿意度高低的標志，特別是民族地區導游對民族文化內涵的解讀和傳播對游客更好的欣賞和體驗當地民族文化特色有著關鍵性作用。
導游服務的文化傳播是游客對異域文化知識和文化品味追求的過程。在導游服務過程中，無論是導游的講解，還是導游與游客的日常交談以及其儀容儀表、行為舉止，無不直接或間接的表達、滲透著旅游目的地的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導游人員為來自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游客提供服務，通過引導和生動、精彩的講解使游客獲得知識、樂趣和美的享受，有意無意中展示和傳播著當地的文化。因此導游自身文化素質的高低對當地民族文化的展示和傳播有著不同的影響。
導游的文化素養與審美情趣，決定了其能否更好的展示和傳播當地的民族文化內涵，這對于吸引旅游者開拓旅游市場，，促進旅游目的地的文化交流，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任何形態的文化，其主體都是人，旅游文化的主體就是旅游者。旅游者來自不同的國家和地區，他們的旅游不僅只是追求身心的放松和愉悅，更是為了拓展自己的人生閱歷，開闊自己的眼界，增加自己的人生體驗，對他們而言，特別是對以“文化體驗”的旅游者而言，一個具有知識魅力的導游，無疑是一個很好的導師。
四、培養導游民族文化素養的建議
（一）加強培訓力度，細化培訓內容。我省導游群體的平均文化程度不高，他們大都沒有廣博的知識積累，雖然都經過培訓，但是培訓的時間不長且頻率很低，培訓專業化程度不高，培訓的內容也比較混亂，沒有具體要求，培訓課程內容也沒有固定安排隨意性比較大，往往是有什么老師就上什么課，且培訓方式主要以授課為主比較落后。同時，來源于旅游局編寫的風土人情、地方性知識和一些導游詞，一是依據不足，二是不完整，因此她們沒有形成系統的知識鏈。提升導游群體民族文化素養必須加強與科研院所合作，聘請在研究部門從事民族研究的專家來擔任教學工作，借鑒民族文化研究的成果，編定比較系統的培訓內容，從淺至深、由表及里。
（二）建立鼓勵機制，激發導游內在學習動力。目前，我國導游的生存環境很艱難，被戲稱為“三無人員”。一是專職導游，一般只有很低的基本工資，絕大多數兼職導游連底薪都沒有，有的地方導游還要向旅行社交“人頭費”。不合理的薪金制度不能全面評價導游的工作量和工作質量也不能保證導游勞動價值的補償，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不可能安心工作和學習。二是大部分導游表現出的不愿學習，懶于學習，缺乏主動性的另一個原因是導游等級晉級制度沒有起到激勵作用。根據調查，旅行社對導游的等級并不十分看重，只要能接團就可以，對不同等級的導游沒有明顯的待遇差別。所以大多數初級導游都沒有繼續晉級的動力，也就不會繼續學習。所以必須改革導游的薪金制度，建立健全導游證等級晉升的激勵機制，使導游的素質與其收入掛鉤，才能真正的激發導游內在學習動力，主動積極的加強民族文化的學習。
（三）增強民族自信和自我認知。我省的導游大都來源于傳統社區，特別是民族文化旅游景區的導游多來自于本地區的本民族，在現代化進程中，很多導游對本民族傳統文化以及獨具特色的地方性知識比較淡漠，時常拿本民族的傳統文化與其他民族文化比較，帶著一種新奇的眼觀，總感覺到其他民族的文化都是好的。這種想法固然不錯，但作為一個導游更應該了解景區景點的民族傳統，作為土生土長的本地導游，對自己民族及其文化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增強民族自信。只有這樣，才能使游客不僅僅聽到的是一個導游的講解，而是在欣賞一個民族的文化。
[論文摘要]云南是民族文化大省，有豐富的旅游資源和民俗文化資源。近年來，隨著旅游業的發展，民俗文化開發的市場化程度也越來越高。其中從經濟學、人類學等方面，對云南民俗文化的市場化研究狀況作了總結，可資參考。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交通的便捷和人們生活消費觀念的轉變，越來越多的人對民俗文化發生濃厚的興趣，客觀上在促進民俗旅游產業發展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將其推向了市場化的境地。與此同時，對以豐富的民俗資源著稱的云南進行有關市場化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進展，內容涉及經濟學、人類學等多方面，現將其研究成果綜述如下。
一、國內的研究狀況綜述
(一)文獻典籍中的記載
民俗文化市場化是經濟進步和人類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故國內早期專門研究民俗文化市場化的著作幾乎沒有，但關注商品市場與民俗文化之間關系的觀念中國早已有之。從歷史典籍記載進程來看，《莊子·逍遙游》記載:“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發文身，無所用之”，用“章甫”(帽子)這個商品因民俗文化的不同而在市場上無法流通的事例，記載民俗與商業貿易之間的關系。司馬遷在《史記》中專辟“貨殖列傳”專欄，以區域性民俗特點作為該傳的基本框架。把各地物產概括為山東、山西、江南和江北四區，然后結合各地的民俗來闡述當時的商業活動規律，認為古代風土人情對區域貿易的影響很大。潘雄先生對此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他認為，如果經濟民俗學或民俗經濟學能正式成為一門應用科學的話，那么這一學科的先驅者應該是中國的司馬遷。此后的《風俗通義》、《荊楚歲時記》等文獻也對一些民俗文化事象展開論述，但未見將民俗文化與市場相結合進行敘述的內容。
(二)經濟學角度的研究
目前，關于民俗文化市場化有系統研究的成果甚少，從可以查閱到的資料來看，專著類的成果有:何學威所著的《經濟民俗學》，圍繞物質民俗、社會民俗、精神民俗等方面展開，闡釋經濟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首次提出了民俗文化產業理論與實踐的問題，從經濟開發角度系統地研究民俗文化，將民俗文化與文化產業掛鉤。民俗文化與文化產業的關系實質為民俗文化與經濟的關系，民俗文化與經濟的關系相輔相成，作者提出以經濟騰飛帶動民族民俗文化發展，以傳統民俗文化的發揚光大促進經濟繁榮的觀點。該著對民俗文化在經濟的沖擊下帶來的一系列問題沒有做深人地探討與分析。論文類的成果，最典型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是潘雄的《民俗研究在商業貿易中的重要性)(載于張紫晨選編《民俗調查與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該文作者運用對比研究的方法，追述了中國民俗與貿易之間關系研究的最早典籍記載，見于《莊子》與《史記》，同時與馬林諾斯基的“庫拉”制度研究作對比分析，以實例論證的方式，闡釋了民俗在商業貿易中的巨大作用:作為“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商人來說，只有翔實具體地了解民俗事象，才能在商品交易中獲利與成功。該文只是著重論述民俗在商業化中的重要作用，對市場化給民俗事象帶來的影響沒有涉及。
(三)人類學角度的研究
20世紀80年代，旅游經濟正式納人國民經濟計劃，作為旅游資源當中極為重要的部分，民俗文化資源隨著旅游文化的發展，漸漸走向產業化道路。目前，真正對民俗文化市場化進行的研究，也著重從民俗旅游和產業化角度進行研究與分析。
從民俗旅游角度對文化資源開發進行研究、分析的成果較多。王德剛的《民俗旅游開發模式研究—基于實踐的民俗資源開發利用模式探討》(載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通過對民俗旅游發展經驗研究，總結出了民俗旅游開發的六種模式:品牌經營模式、社區一歷史(傳統)街區模式、鄉村模式、“生態博物館”模式、主題公園模式、節慶活動模式。同喜琴的《論民俗旅游對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與防治)(載于《貴州民族研究》，X006，_年第1期)，闡述了民俗旅游對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由于過于關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導致民俗文化精神內核的喪失;偽民俗大量涌現，破壞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
和諧性等方面。李彬，包磊的《旅游商品化對民俗旅游本真性影響研究》(載于《商場現代化》2008年3月(下旬刊))文，著力探討民俗旅游本真性和商品化的內涵，并力圖尋求二者之間的內在張力，提出解決的建議，以獲得民俗旅游的可持續發展。此外，徐贛麗的《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傾向及其影響》(載于《民俗研究》2006第3期)，李正歡，黃遠水的《解讀民俗旅游本真性與商品化的內在張力》(載于《哈爾濱學院學報)，2002年第11期)，邱扶東的《論民俗旅游資源的保護原則與方法》(載于《寧夏社會科學》，2007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對民俗文化旅游開發過程中產生的問題作了探討與研究。
從產業開發角度進行研究的，主要有何學威的《民俗文化產業與振興民族經濟》，(載于《中南工業大學學報》，2000年第6卷第2期)，把民俗文化當作一種隱藏在人民生活與思想中的象征符號，研究民俗文化產業在振興民族經濟中的作用及可行性。姜繼為，呂桂蘭的《試論民俗文化與市場經濟的相互融合》(載于《河北職業技術師范學院學報》，2002年第3期)，主要論述了民俗文化與市場經濟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民俗文化與市場經濟相互融合的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民俗文化的生命力與市場經濟的生長點的問題。此外，張來芳的《民俗文化產業化的構想》(《江西社會科學》，200()年第5期)，邱扶東的《論民俗旅游資源的保護原則與方法》(《寧夏社會科學》，2007年第4期)等論文都相應分析了民俗文化產業化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具有很強的專業性和可實踐性。
(二)國外的研究狀況綜述
國外旅游產業發展較早，對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場化研究的論著也較多，美國旅游人類學家格林伍德(Greenwood. 1977)就對旅游文化的商品化給予了較多的關注。他認為，文化旅游的開展必然帶來文化的商品化，但若是把文化完完全全按照商品來進行包裝，就會帶來極大的消極意義，因為這實際上“剝奪了文化的內涵”，同時也剝奪了構成文化的方方面面。商品化使文化失去真實性，使民俗生活置于舞臺化和戲劇化之中，故格林伍德反對民俗文化在旅游開發過程中將民俗事項商品化，提倡對文化的市場持一種理性的態度。但是，也有學者從另外一個方面來看待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以色列著名的旅游人類學家埃里克·科恩(Erik Cohen)就認為，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場化使其真實性喪失的說法是不貼切和荒謬的。一種新的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可以隨時被接受為是真實的，哪怕僅僅只是市場化了的真實，同時這種商品還會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賦予的深厚內涵，成為更具吸引力和市場的商品。由于有了商品經濟效益帶來的資金支撐，又反過來使文化產品的生產更加完善和進步，進而促進民俗文化的推廣和發展。
此外，隨著全球一體化的發展，現代旅游規模的日益擴大，民俗文化的市場化程度也不斷加深，由此而帶來旅游開發對旅游目的地及民俗文化所造成的影響，尤其是負面的影響越發引起學者的關注。這些負面影響大多發生在不發達國家和地區，涉及到社會文化和環境影響問題，成為20世紀70年代學術界最感興趣的領域。隨著民俗旅游商品化傾向的日益嚴重，國外很多學者開始在“真實性”和“舞臺性”兩方面展開了研究，試圖尋找民俗旅游可持續發展的出路。在這方面，影響最為深遠的理論就是馬康納(MaCannel)的“舞臺真實”理論，較系統的探討了關于旅游景觀系統的六種舞臺類型。國內對民俗文化市場化的境遇研究，較少有比較系統論述的著作，大多只是在民俗旅游的研究中有所涉及。雖然有一定數量的文章談及民俗文化的市場化，但是對于民俗文化市場化進行實例探討的文章并不多，在筆者涉獵的文獻中尚未發現從市場化境遇角度出發來研究云南民俗文化發展的專題性論著。
【關鍵詞】旅游展演藝術；研究現狀；藝術人類學
【作 者】魏美仙，云南藝術學院藝術文化學院副教授，博士。昆明，650101
【中圖分類號】F59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09)01-0192-005
Research on the Art of Tourism Performance
Wei Meixian
Abstract：Born in the tourism industry，the art of tourism performance is the token of cultural transition in every type of local cultural tourism. Now academe mainly explains it with the view of the Tourism Anthropology and Ethnic Culture. Whether the art of tourism performance is viewed as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radition of the invention，or is expressed in ideology and local self-identity，authenticity and mutual negotiation couldn’t show the difference from other cultural phenomena and the specific association with the local cultural life. It’s no doubt that the mental method of Behavior Study and double unscrambling of Art or Culture on Back to Life of Art Anthropology has provided study view with great explanation for the Art of Tourism Performance.
Key words：Art of tourism performance；Actuality of study；Art Anthropology
在各種地方性旅游中，旅游展演藝術被作為旅游地文化展演的主要類別而呈現，主要行使“文化”展示而不是“藝術”表演的功能，因此，很多研究常常不分彼此地統稱為文化展演。旅游文化展演是民族文化發展進程中一種新生的文化現象，學界對其關注主要在兩個視閾中――以民族文化為焦點的文化變遷視野和立足于兩種文化關系的旅游人類學視野，前者以文化傳統和創新關系為主要論題，后者在旅游與民族文化變遷關系視角中展開研究，論題和取向多樣化。
在民族文化變遷視野中，在切入角度、關注點、研究取向、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不同呈現中學者對文化展演進行了或集中或分散、或明確或暗含的討論，主要呈現為兩種類型。
一是文化作為實體的傳統文化取向。此類研究以全球背景下傳統文化變遷為語境，集中關注展演文化的傳統性。對民族文化“傳承”、“保護”、“開發”、“利用”、“發展”等問題進行不同向度的探討，以“傳統”作為基本支點關注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或“原汁原味”地保留“傳統”，或對展演中文化成為“偽文化”、“偽民俗”的警惕與批判，或“合理”開發利用，或“創造性”地發展等等，都是以民族文化旅游開發作為現代文化的代表，以旅游沖擊下的民族“傳統文化”為審視中心的解讀方式，是對“傳統”“能否變化”以及“怎樣變化”這個焦點的不同折射。研究或認為展演中的文化與傳統文化相差甚遠，不再是“傳統”，或認為展演中的文化就是“開發利用”中新價值的創造，文化展演活動就是文化傳承保護的有利手段等。此類研究大多是全球化沖擊下社會文化轉型時期民族文化的實際生存境遇激發起的感性認識和理解，大多是對民族平等團結、文化多樣、民族發展等現實需要的回應，對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相似的現實生存狀況進行重復性描述，理論闡釋的深度還有待于開掘。其中無論對個案描述還是理論闡釋，大多并未把藝術展演作為專門的考察對象，只是在研究視角和闡述的脈絡中隱約包含著對民族文化成為一種表演性存在的關注。
另一種是文化建構取向。此類研究在全球化和地方化矛盾中對民族文化展演在二者互動中的建構進行闡釋，超越了第一種對文化事象靜態羅列的表述方式，從文化主體的角度出發理解文化展演對地方人群的意義，對文化展演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以文化事象為主的傳統、保護、傳承等話題，而轉向民族文化傳統“復興”、“重構”，在傳統復興與重構現象中，文化藝術展演的生成性成為主要關注點，并以此為基礎進行了延伸性探討，對傳統“復興”與特定時期族群身份認同、文化保護傳承、文化再生產等一系列文化發展中不同側面的問題進行了討論，其中關注市場、政治權力、民間文化等多種力量的互動，使“開發”與“產業化”成為民族文化發展中最具吸引力的話語。
旅游展演生存于旅游場域，旅游人類學在其對旅游與文化變遷的關系探討中對文化商品化、文化商品的真實性、文化商品的族群認同等問題進行了研究，如格雷本使用“第四世界”的概念描述傳統地方性社會，討論了旅游影響下民族地區藝術品的變化，文化的經濟化以及當地藝術傳統的復興問題。①國內研究集中于國外理論的引介和運用相關理論對國內旅游文化表演進行個案研究。旅游人類學對文化藝術展演的研究，主要在幾個方面展開。
一是文化展演的“真實性”問題。對旅游地文化藝術展演的真實性探討從客源地大眾與旅游地人群的關系視角出發，關涉到本地文化在展演中的真實再現和游客他者的感受兩方面，內含了文化展演與地方“傳統”的關系，集中體現在“舞臺真實”概念的提出。②對旅游展演“真實性”的認識是不斷深化的，學者在游客與旅游地關系互動中對“真實”的不同層面進行了區分，指出“真實”的感受不僅與旅游地文化的再現和游客的建構有關，而且游客也非同質化的，不同的個體對旅游展演“真實”的感受和理解有差異。對此問題探討的成果主要以論文形式表述，同時，在彭兆榮的《旅游人類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劉暉的《旅游民族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和張曉萍主編的《民族旅游的人類學透視》(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05年)三本著作中相對集中地對文化展演的真實性問題進行了討論。
二是文化展演中的地方性認同。學者大多認為旅游中的文化展演遠遠超出了單純的經濟目的而被作為地方性文化的表述方式，交織著地方人群的文化認同?！皷|道主通過文化表演的形式，表達了其對于民族國家的觀念以及地方關于自我認同的理解?！薄爱攤€人去思考表演中暗含著的、為國家所強調的文化多樣性的時候，就會體現出對認同和民族主義的多種建構。”③弗里德曼在談到日本阿依努人的文化運動時，認為認同策略不是簡單的文化差異呈現而是全球位置的問題，旅游業的生產和展示已經變成了阿依努人認同的有意識重構中的核心過程，其整個旅游節目是文化認同的更大構成過程借助商品形式的一種展示。④瑪格麗特?薩克西安圍繞著馬來西亞旅游業的發展，對由國家主辦的旅游文化表演中表現出來的民族主義問題進行了研究。⑤本迪克絲的《旅游和文化表演――發明傳統為了誰?》以瑞士旅游勝地的個案為例說明傳統發明與展演為當地人身份認同提供了手段。蘇珊?露絲也以菲律賓個案為例說明村寨旅游展演對強化民族身份認同具有重要意義。⑥相對來說，國內對旅游展演中文化認同的研究無論是個案還是理論闡釋都顯得較為薄弱。
三是文化展演的意識形態性。旅游文化展演是不同文化相遇時的文化呈現，其中充滿了不同文化權力關系的互動，與文化認同密切相連的是其意識形態性。霍爾等西方研究者認為，在西方都市博物館和展覽會上的土著文化展示中，展示的分類就是一種文化殖民的體現，⑦民族志博物館的功效之一就是將“高級”藝術形式和“低級”藝術形式之間的差異永久化。⑧金光億認為，不同形式的生產和消費的民族藝術與意識形態緊密相連，藝術特征也是政治和經濟發展的反映。⑨學者通過個案研究呈現了后殖民國家的旅游展演呈現出強烈的殖民主義色彩，組織者參與其中是對國家多元文化的工作，旅游景點超越了地方空間而成為國家的戰場，意義被爭論，認同被協商。⑩在國內，文化展演的意識形態性得到了學者不同程度的關注。他們認為，少數民族旅游文化展演某種意義上是主流文化霸權的一種體現。史丹利、蕭競聰在《再現中國文化――深圳中國民俗文化村述評》中認為深圳民俗文化村的旅游表現了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11]劉曉春認為少數民族的展演是一種權力關系不平等中的被動被看，具有內部殖民色彩，民俗旅游服務于民族――國家現代化訴求，是現代性話語對民間、邊緣文化的政治暴力的一種表述。[12]在“被看”的命運中，強勢文化對少數民族文化進行了適合主流世界的修改，從而使本地原有文化遭到破壞和異化。
四是文化展演的互動協商性。以文化建構論為出發點，很多學者把旅游場域各種關系互動作為旅游展演生成和存在的關系網絡，關注其互動協商中的建構。旅游文化表演作為一種交流行為，參與其中的游客和本地人之間進行著積極的互動協商，在協商中本地人的自我、認同、身份等得以建構。[13]其中有政府力量、民間組織團體、學者、旅游機構、當地人等各種主體力量的參與互動。社會學家科恩對東南亞各國發展“民族旅游”的兩難和此過程中少數族群、旅游機構以及各級政府之間的協商互動的復雜關系進行了探索，[14]周星通過對貴州黔東南的民族風情村寨旅游個案研究對旅游中民族文化展示作為文化再生產、文化商品化、民族認同等問題進行了探討并關注了建構中主客雙方的互動。[15]馬煒從多種文化互動視角闡述村寨文化展演的建構，揭示文化展演生成和地方文化之間的某種緊張關系。[16]
對旅游展演在文化互動中建構進行闡述時，學者關注到了產業化和文化再生產，如對旅游產品和商品的開發模式、措施手段等問題的研究。李蕾蕾等人以個案為基礎考察了文化表演的產業化運作模式；[17]宗曉蓮對旅游中文化變遷作為再生產的研究；[18]方李莉以個案資料分析了西部民族文化當代構成與生產狀況，指出西部民族藝術通過“文化”“重構文化”的再生產圖景，其中具體闡述了以地方性文化為再生產的原料，以國家、市場、學界、民間的各種“力”為動力的生產過程，并分析了各種“力”作用的具體方式。[19]以此為基點，學者對旅游展演的特征進行了分析和描述。格雷本對藝術品涵化的研究涉及到了旅游展演中藝術品的發展變遷即藝術品涵化的生產過程與傳統生產不同，他指出，加拿大的印第安人，阿拉斯加的愛斯基摩人，肯尼亞的康巴人，都在旅游市場中進行著不同于傳統的工藝品生產。同時，他還對藝術品生產的特點、功能、前景等進行了論述。[20]戴琦就旅游對美國西南部印第安人藝術和工藝品的影響進行了調查研究，指出旅游不僅未對旅游地藝術和工藝品制造產生破壞，反而促進了古老的傳統得以復興。[21]李蕾蕾等人在對旅游表演的生產機制進行個案考察的基礎上，指出旅游演藝是商業和藝術的混合，對藝術性表演與旅游演藝作了十九項差異劃分，其中旅游藝術展演體現了幾個明顯的特征：表演內容的“混雜的文化主題、將文化碎片拼貼”，演員的“不強調核心演員，關注集體表演的場面效果”，“室外半室外場地”，道具的“人工制作與自然實物”，觀眾座位的開放、不設座位并多與景區融合，觀眾參與體驗多以視覺和感官的身體體驗為主而不是精神和意識體驗。[22]徐贛麗以個案考察了旅游歌舞表演的建構手法和原則，認為表演歌舞不屬于一種文化復制，而是主要按市場規則和商業化原則進行的文化再生產，其中很多傳統文化要素發生了功能性轉變，[23]同時她對表演的內涵、形式特征、影響等作了初步論述。[24]
以上立足于研究主旨與取向從問題探尋的不同視角和維度對旅游文化展演研究現狀進行簡略梳理，從中可以發現，對旅游展演的研究不論是民族文化還是旅游人類學視野都是聚焦于當代全球文化背景下地方性文化的變遷及其中各種復雜互動關系的分析，國外已進行了個案考察與理論闡釋相結合的綜合研究，形成了對旅游展演文化的不同理論關注點。國內旅游業發展較晚，旅游文化展演存現時間較短，學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對其作為民族文化變遷的描述和對國外相關理論的介紹并初步運用于解釋國內旅游文化展演實踐。在目前研究基礎上，對旅游文化展演的研究還有待于在以下幾方面進一步拓展。
首先是個案研究中人類學整體觀的落實。人類學的文化研究奠基于文化整體觀的基礎上，藝術是一種文化，其實踐、功能、結構、意義都與其所處的文化密不可分，應該作為文化的整合部分被研究。旅游文化展演的生成和存在與地方性文化密切相聯，只有踐行人類學研究的文化整體觀，回到地方性文化生活中才能理解它。當代社會中的任何一個地方及其文化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開放度，參與到全球化進程中，旅游文化展演連接著大眾消費和地方性文化，是兩種文化邊界中的關系性生成和存在，在此背景下，文化研究的整體觀不僅是地方性文化生活的整體，而且是包含了卷入其中的當代各種權力關系的整體。人類學的個案研究是文化書寫的基礎，在旅游文化展演研究中，雖然有學者對廣西南寧民歌節的研究這樣突出的個案研究成果，在旅游人類學理論的引入及其運用于個案研究方面學者已做了大量工作，但目前對旅游展演的研究大多仍停留在個案的淺層描述上，很多研究雖然關注個案，或稱為個案研究，但仍限于對地方特色“材料”的運用以表述自己的主題，在理論和田野之間進行著一種倒轉性研究，即個案不是研究的基礎和事實，而成為論述或說明自己觀點的材料，未把展演放在地方具體人群生活中，只是把它分割為研究所需的文化事象，從而影響了對各種地方性文化展演差異的整體性把握及其不同運作邏輯的揭示。因此，對旅游文化展演的研究需要整體觀中的個案研究，在扎實的個案支撐中構建相應的理論闡釋，整體觀的貫通與落實成為實實在在地面向現實生活、回到具體人群鮮活生活流的研究。
其次要明確具體研究對象。在當代民族文化研究中，明確地以旅游地文化藝術展演作為研究對象的不多，大多被包含在林林總總、大而化之的“民族文化”研究中，成為其中的一個層面或要素，而在對旅游文化展演的專門研究中，不論是集中論述還是略有涉及，又大多集中在共同的文化展演上，很少對其中的展演主體部分――藝術展演――單獨進行考察，展演藝術總是被作為文化展演的局部進行研究。部分展演研究對藝術展演的關注已成呼之欲出之勢，但總是被放置于籠而統之的文化展演中，而對問題探討的實際向度又內在地以藝術為對象和參照，藝術展演成為文化展演研究中一根始終不斷的暗藏主線，卻總是掩蓋在“文化”中。在人類學語境中，不論是文化還是藝術展演都包含了兩個層面內容并呈現兩種生存形態――文本以及文本展演，必須對文本符號與其實踐方式即作為“文本”的藝術與作為行為“過程”的藝術雙重解讀，方能揭示展演藝術作為一種文化實踐的意義。
藝術展演作為明確研究對象的缺乏或含糊源自對藝術本體自身與一般文化符號不同特性的忽略，這種忽略又決定于研究者理論視野的局限，沒有把研究對象作為“藝術”來對待，藝術生存的兩個層面上的統一性完整性被人為地割離開來，對作為“文化”實踐過程的展演藝術的關注遮蔽了對作為“文本”的藝術的關注，如對工藝品的研究沒有充分注意到其自身所具有的符號特性。而很多對旅游開發中民族藝術的研究又專注于藝術本體，完全忽略了它是一種文化實踐。單純作為藝術的文本式的研究和作為文化的行為過程的研究都在藝術本體和文化解讀之間顧此失彼。解決上述問題除了研究者應該具備相應的理論知識儲備外，筆者認為更重要的在于理論視野的轉換，注重對藝術展演的“文化”功能及其“藝術”特性的完整性闡述，如此，倡導“回到生活”和“行為研究”以及“藝術”“文化”雙重解讀的藝術人類學無疑為旅游展演藝術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學科視野。[25]
最后還要關注展演藝術的建構生成性。在地方性旅游文化中催生的展演藝術，是在旅游場域中建構生成的，其中充滿了各種力量的復雜互動，正是這種互動性決定了其建構過程的地方性運作，也生成了展演藝術自身的特性。做為一種特殊場域生成的文化，對藝術展演的相關特性的把握不在于其已然存在的結果中，對其探尋的邏輯起點應該是其生成過程，這樣才能對其建構與發展變遷作出符合事實和邏輯的闡述，學界目前對旅游展演進行的身份認同、意識形態化、保護傳承、文化互動生產、文化產業等諸多問題的探討都必須放在該文化自身生成的文化和實踐邏輯中。目前研究中的“過程、再生產、建構、表演理論、當代構成、闡釋、變遷”等關鍵詞的提出表明學者已注意到了旅游展演藝術作為一個文化過程的動態研究，但總體上仍以展演藝術作為既定的文化事實存在為研究起點展開對其特點、功能、意義等探究，研究者往往從客位觀點出發對已然呈現的研究對象進行考察，所作的描述大都建立在對對象靜止考察的基礎上，只把它看成固定的文本，忽略了展演藝術是一個行為實踐過程，所作闡述與旅游藝術展演自身生存實際有著相當的疏離，從而導致理論判斷的片面或是武斷。
在藝術人類學視野中，對展演藝術生成邏輯的考察就是把其作為一個過程來研究，從具體層面看，展演一方面指“藝術的行為(Artistic action)”一方面指藝術的情景(Artistic situation)。[26]在此過程中，最為重要的要素就是展演藝術的主體，它關聯著藝術行為和藝術情景。旅游展演與地方人群生活密切相關，是地方社區“現實的”、“活”的文化，對藝術展演主體及其生活的關注成為解讀的一個重要視角，事實上，旅游人類學關注游客對文化展演的感受和理解，在文化變遷中對當地人與表演的關系進行研究，都涉及到了“過程”研究。但總體上學者對展演生成過程關注不多，更多的研究是把文化展演當成靜態的客體性存在，而不是作為文化主體的文化實踐活動過程，因此，它與地方人群的關系也未得到充分闡述，使展演對具體人群的有關價值、意義、感受等全都消失了，只停留在見物不見人的描述上。有學者認為，鄉民藝術在當代逐漸從民族國家意識導引下的抽象化、符號化、工具化的政治價值開掘中走向鄉民生活語境，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彰顯被遮蔽的鄉民自身主體意識。[27]主體意識是理解文化藝術實踐活動的關鍵，對藝術展演與地方性文化生活的關系思考無疑成為人類學回到“主位”視角的一種最有效的途徑。對展演藝術生存的生活語境的關注就是以地方人群及其生活作為理解的基礎，把展演藝術當作生活過程放入地方人群生活流中去描述，在與地方文化互動生成的關系闡述中揭示當下地方性文化運作邏輯，得出趨近對象的解釋。
有學者認為，現代旅游中越來越多地包含著對“藝術品”的審美需求，甚至“藝術之旅”已成為現代旅游中的一種類型。[28]民族旅游中對異文化的向往“實質上是立足于旅游者對自身的文化背景對‘異文化’的審美意象?！盵29]而審美意象最典型而集中地體現在藝術產品中，很多旅游地的文化展演主要以藝術展演為中心，“在許多少數民族社區中，人們用具象化的形式，著意恢復和重新創造富有特點的民族文化，闡釋文化遺產，并進而以此作為謀求更重要社會地位的象征性手段，藝術正在作為表達政治意愿、展現族群性的手段，被越來越多的族群更嫻熟地加以運用?！盵30]因此，在民族文化學和旅游人類學研究的基礎上，對旅游展演藝術的研究轉換到藝術人類學的視野，把它當作一個實踐過程，關注它在地方文化中的運作邏輯，既是人類學研究整體觀的踐行，也能兼顧到它不同于一般文化的“藝術”特性，從而做出切合其生存實際的解釋。
關鍵詞： 新疆 民族服飾 旅游價值 開發
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地區，有豐富的民俗旅游資源，民族服飾是民俗旅游資源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是新疆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載體，具有很高的旅游價值。本文擬從民俗旅游的角度對新疆少數民族服飾的特點、旅游價值及其開發進行初步探討，以期讓新疆豐富多彩的少數民族服飾在民俗旅游中大放異彩。
1.新疆民族服飾旅游資源的特點及開發現狀
1.1新疆民族服飾旅游資源的特點
1.1.1豐富性和多樣性。在新疆共有46個少數民族，主要少數民族為12個。每個民族的傳統服飾在服型、色彩、圖案等方面有著獨特的民族特色，即使是同一民族，因生活環境、經濟條件等的不同，在服飾的藝術風格和表現形式上也存在差異。這些民族服飾共同構成了新疆絢麗多彩的民族服飾文化。
1.1.2文化內涵豐富。新疆民族服飾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其結構、色彩、圖案都可反映出該民族所處的自然環境、經濟生活等方面的內容，是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新疆民族服飾中積淀的文化內涵表現在方方面面，像生活在天山以北的草原游牧文化類型的民族服飾以簡便、適宜騎馬馳騁為主要特色，生活在天山以南的綠洲文化類型的少數民族服飾則以舒適、色彩艷麗為主要特色。
1.1.3色彩繽紛、圖案豐富、工藝精湛。新疆民族服飾的色彩具有鮮艷、多彩、層次豐富的特點，體現了新疆少數民族服飾本身多樣化的藝術性、不同的色彩理念。如維吾爾族在服飾色彩的運用中, 喜歡用對比強烈、鮮明、多層次的顏色。除色彩絢麗之外，新疆民族服飾的圖案也很豐富，通常為生活中常見的事物。動物和花草是游牧民族服飾圖案的主要形象，綠洲民族則以各種花卉、枝、葉圖案等為紋樣。新疆傳統民族服飾的工藝不但種類多樣，其水平之高也令人贊嘆。如維吾爾族女性僅在繡制花帽時就有絲線平繡、十字花繡、鉤花刺繡、扎絨刺繡，以及刺、扎、串、盤綜合繡等多種方法。
1.2新疆民族服飾旅游資源開發現狀
近年來新疆的民族服飾旅游產品已以其獨立的資格和奇特的風采昂首進入旅游市場，但作為一種專項旅游產品還處于初級階段。大部分的民族服飾資源仍然處于閑置的狀態，民族服飾旅游產品還未實現多樣化。在已開發的民族服飾旅游產品中也存在著很多問題，主要表現為：一是民族服飾旅游產品種類單一，檔次不高。如今在新疆的很多景區服飾旅游產品還僅限于租賃民族服飾和出售部分旅游紀念品。已開發的服飾旅游商品種類很少，且多包裝簡陋、做工粗糙，只能定位為中低檔產品；二是不能做到“情”“景”相融。嚴格來講，“少數民族區域景觀應是風景和風情有機交融的地域空間綜合體”［3］, 但新疆許多民族區域景觀“情”“景”分離現象十分嚴重。游客雖然身處民族區域景觀之中，卻常常見到的是身著現代化服裝的少數民族同胞，無法感受到強烈的民族氛圍；三是對外宣傳力度不大，很多游客對新疆民族服飾的豐富文化內涵大多知之甚少。
2.新疆民族服飾的旅游價值
新疆民族服飾旅游產品之所以發展緩慢，主要原因之一是開發者和當地居民還沒有充分認識到民族服飾的旅游價值。以下就從實用、文化與經濟三個方面來闡述民族服飾的旅游價值：
2.1實用價值
服飾本身就具有遮身蔽體、防暑御寒、裝飾美化的基本功能，是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必需用品。對于游客來說，雖然目前追求其紀念和文化意義在其購買動機中占據主要地位，但少數民族服飾鮮明的實用性也是吸引其購買民族服飾旅游商品的因素之一。
2.2文化價值
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少數民族服飾有其特殊的文化價值。首先，就內容而言，新疆民族服飾幾乎反映了各民族在不同時代生活的各個領域的狀況，包括自然環境、等，具有鮮明的地域文化特性。其次，許多文化現象可以欣賞但是不能夠直接參與、體驗。民族服飾則不然，它的絕大多數內容不僅可以觀賞，而且可以直接體驗，使人們對民族服飾文化理解更深。
2.3經濟價值
隨著文化旅游的日益興盛，具有豐富文化內涵的民俗旅游資源的經濟價值也越來越高，就新疆民族服飾而言，既可直接利用該資源產生經濟效益，也可與其他民俗旅游資源相結合成為旅游吸引物，吸引國內外游客前來旅游，刺激和推動當地經濟的發展，間接地實現其經濟價值。
3.開發新疆民族服飾旅游資源的對策
新疆民族服飾旅游資源具有獨特的旅游價值和很大的開發潛力, 市場前景廣闊。但目前對其開發尚處于初級階段，要做到使民族服飾文化得到保護和傳承，同時又實現經濟效益，就必須對新疆民族服飾資源進行全面和深度的開發。
3.1進一步挖掘新疆民族服飾的旅游文化內涵
新疆少數民族服飾中積淀著深厚的文化，但對于多數缺乏專業知識的游客來說，僅通過走馬觀花式地觀賞是無法領略到這些文化的。因此開發者應注意在不同的場景和情景中，采取適當的方式，適時向游客傳輸關于新疆少數民族服飾各方面的知識。向游客傳播民族服飾文化可以采取工作人員講解、文字說明、發行書籍、影視作品等多種方法。傳輸給游客的信息也應全面，不僅要包括服型、色彩、圖案、紋飾等觀賞性因素，還要包括民族歷史、地域、風俗、宗教等文化因素及其制作工藝、穿著技巧，使游客能夠更加深入地了解新疆民族服飾。
3.2觀賞性與參與性并重
新疆民族服飾資源是在少數民族具體的生活中發展而來的，這就決定了民族服飾可以觀看、欣賞，但更需要參與、體驗，因為可供欣賞的民族服飾景觀往往只能給游客帶來表層的、淺顯的體驗，而需要參與的民族服飾旅游內容則會使游客產生內在的、深刻的旅游體驗。不同類型的游客對觀賞和參與的需求不同，因此，在開發新疆民族服飾資源時要采取靜態與動態相結合的開發方式，做到觀賞性與參與性并重。如針對參觀觀賞型旅游者，可采取在景區建設民族服飾展覽館的方式，展示該地區的民族服飾及其制作工藝。此外還可采取民族服飾裝扮、開展民族服飾表演等以觀賞為主的開發方式；針對了解領略型和參與體驗型旅游者則應采取以參與為主的方式，如游客可以在服務人員的指導下親自參與民族服飾的制作，或身著民族服飾游覽景區、體驗少數民族生活等。
3.3開發商品型民族服飾旅游產品
新疆少數民族服飾極具紀念意義和藝術魅力，同時又有一定的實用價值，是游客旅游購物時的主要購物對象之一。當然并非所有的新疆民族服飾都適合開發為旅游商品，在開發時應選擇那些便于攜帶，民族韻味濃厚的少數民族服飾，如維吾爾族的艾德萊斯綢。目前，新疆少數民族服飾旅游商品在新疆旅游業中創收甚少，種類單一是一個原因，另一方面是因為現有的民族服飾旅游商品多數為粗制濫造之品，無法滿足游客需求。因此在開發民族服飾旅游商品時應注意提高其質量，要將工藝精美、質料上乘的高檔次產品投入到新疆旅游市場中。
3.4與其他旅游資源組合開發
雖然新疆民族服飾資源非常豐富，但畢竟只是新疆民俗旅游資源的一部分，不能單獨成為主要的旅游吸引物，并且民族服飾如果離開特定的民族氛圍，其吸引力也會大打折扣。因此很多時候民族服飾需要與其他旅游資源相結合開發整體的民俗旅游產品，從而展現其文化和藝術魅力。
3.4.1與民族飲食資源相結合：在民族飯店中如服務人員穿著具有民族特色的服飾為客人提供服務，或伴有身著民族盛裝的演員表演的歌舞，能使游客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原汁原味的傳統民族文化。
3.4.2與節慶旅游資源相結合：
在新疆的眾多少數民族都有自己的盛大節日，如維吾爾族等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的古爾邦節，蒙古族的那達慕大會等。在節日期間少數民族人民都會穿上傳統的節日盛裝，載歌載舞以示慶祝。因此，節慶活動也是向游客展示民族服飾的大好時機，游客還可以穿上民族服飾一起參與到節慶活動中去，這樣可以使游客獲得更加深刻和美好的旅游體驗。
除此之外，民族服飾還可以與交通、民居、禮儀等多種民俗旅游資源組合開發。
概而言之，新疆少數民族服飾文化具有鮮明的地域性、文化性和民族性，是一項旅游價值極高的資源，但目前多數人尚未認識到其價值所在。如能對新疆少數民族服飾資源進行有組織的、系統的開發，引導各族人民充分利用本民族傳統服飾文化，勢必會對推動新疆民俗旅游起到積極作用。
參考文獻：
［1］鄧永進.民俗風情旅游［M］.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01.
［2］唐雪瓊.云南少數民族服飾文化資源的旅游價值及開發策略［J］.中山大學學報論叢，2002；22（6）：50-53.
［3］曲玉鏡.我國少數民族服飾資源的旅游價值及開發［J］.民族藝術研究，2006：（3）:51-55.
［4］王光新.論新疆少數民族傳統服裝服飾藝術［J］.服飾，2005.147：46-47.
［5］吳華，玉香.試論云南少數民族傳統服飾文化的保護、利用和開發［J］.民族藝術研究，2007.（3）：44-51.
【論文摘要】國內外實踐表明，發展鄉村旅游對鄉村社區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因而日益受到政府的重視，在我國更被視為拉動鄉村經濟、帶動鄉村社會發展的重要手段。只有加強規劃和管理，加大投入、培訓和宣傳力度，在改善硬件設施的基礎上提高服務質量，建立起營銷網絡，才能促進鄉村旅游的持續、健康發展。
一、我國鄉村旅游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分析
1、宏觀管理力度不夠
在管理上，缺乏統一的全國性的關于規范農業旅游管理方面的專門法規，缺乏對農業旅游主體的基本規范。沒有有效的協調和數量控制，出現了較為嚴重的市場秩序混亂。由于缺乏嚴格的市場準入制度，市場門檻低；缺乏統計和評估機制，使農業旅游產品的質量較差，服務不規范，游客的怨言很多。缺乏農業旅游發展目標和長遠發展規劃；行業管理和相關制度不健全，助長了農業旅游市場的無序；農村“一家一戶”的個體經營形式，松散的基層組織管理體制和薄弱的基礎條件，也使農戶無力組織大規模的宣傳促銷活動，從而制約了農業旅游的發展。以上各種阻礙因素要得到根除，僅靠市場、企業運作、農民的參與是不可能的，需要政府發揮作用，尤其是在政府主導發展旅游產業的大背景下，政府的積極作用對于推動農業旅游的發展也必不可少。即在農業旅游發展的現有階段，政府可以在創造一個優良的基礎設施環境、政策扶持、管理體制改革等各方面發揮作用，扮演好政府應有的角色。
2、無序盲目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日益加劇，本土文化遭到破壞
在民俗旅游資源開發較早的地區，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完整、有效地保護好當地民俗旅游資源的重要性，認識到辨證地處理好保護與開發的關系是促進地區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一些旅游從業人員甚至還形象地把發展民族地方經濟與保護民俗風情的關系比喻為沒有開發的保護是“等死”，沒有保護的開發是“找死”。同時，相關研究卻指出“我國民俗風情旅游資源面臨著消失和破壞的威脅，民俗文化的搶救和保護工作嚴重滯后”，“對民俗旅游資源進行保護性開發顯得十分必要和緊迫”，“作為文化傳統之一的民俗文化，至少是其中結構性較松散、穩定性較弱的那些部分，呈現出急速的變形或消亡之勢”?？梢姡袼茁糜钨Y源的保護，至少在現階段并非卓有成效。對此，旅游開發者和研究者提出了一些具體的建議、對策和措施，如政府主導、法制規范、保存教育、物質激勵等，這些對策及措施在實踐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該研究缺乏對民俗旅游資源的進一步細分，對它的構成和來源認識不足，對造成資源被破壞的原因的復雜性分析不夠。因此，提出的建議不能涵蓋全部的資源范疇。由此我們不難看出，只有從民俗旅游資源的類型分析入手，在明確保護的內容、層次、重點等問題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保護的方式、方法問題。
3、基礎設施建設不完善
基礎設施問題也是鄉村旅游開發中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目前我國旅游業基礎建設不完善突出表現在與鄉村旅游發展息息相關的交通、電力、通訊、醫療衛生等方面建設水平的落后，由此導致許多問題的出現，如游客苦于交通上的不便放棄出游；清新秀麗的鄉野風光和惡劣的住宿條件帶給游客心理上的巨大反差：不衛生的飲食造成了疾病卻沒有配套的醫療救治……可見，一個鄉村社區本身的自然條件再優越、民俗文化再深邃，如果讓基礎設施建設拖了后腿，發展鄉村旅游也就變成了一句空話。
4、對鄉村旅游的認識有限，觀念落后，服務水平低
在我國，鄉村中第三產業發展嚴重滯后，主要表現在服務業不發達，服務人員總體素質較低。由于我國鄉村教育事業落后，造成了鄉村居民的文化水平及綜合素質不高，而鄉村旅游的服務主體是當地農民，農民對鄉村旅游的認識有限，觀念落后很難高水平的投入到旅游服務工作中去，而旅游業是一個集合了購物、餐飲、娛樂為一體的對服務水平要求較高的行業，所以，如何在較短時間內提高鄉村旅游的服務水平實為一個棘手的問題。另外，在我國鄉村旅游的管理層中也普遍存在著管理者素質不高、經營管理的科學水平低、管理不夠規范、開發中缺乏保護意識、重設施建設輕服務環境營造等諸多問題有待我們積極的發現改善它。二、實現鄉村旅游和諧發展的措施
1、充分發揮政府對實現和諧旅游的支持和指導作用，實現政府主導、健全相應管理體制
實施規范化管理政府的作用應建立在積極審慎地把握當前農業旅游發展形勢的基礎之上，應當處理好“寬”與“嚴”的關系問題，即政府的作用應當有合理邊界，在農業旅游發展的不同階段，政府應當發揮不同的作用。在農業旅游發展的初期階段，政府政策的鼓勵和扶持是必要而有效的。由于目前看來，我國農業旅游的發展仍然停留在初期萌芽階段，政府在農業旅游發展中的主導作用主要應體現在觀念先導、宏觀指導、政策引導、完善和改革旅游管理體制、提供必要的資金、技術、政策支持、營造良好的旅游發展環境等方面。
2、完善相關設施設備條件，實行規?；洜I
政府應承擔牽頭開發農業旅游線路的職責，加大農村基礎設施和旅游服務設施建設投入，以消除農業旅游發展的最大障礙。要加快農業旅游基礎設施建設，需要政府解放思想、大膽開拓、優化投資環境、拓寬基礎設施的投資渠道，可以通過以下方式來進行：一是政府可以進一步加大對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在涉及農業旅游發展的公路、鐵路、民航等方面，通過加大投入或整體、局部使用權招標等方式，推進基礎設施的建設，改善農業旅游的硬件環境，提升景區景點的綜合服務功能，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二是在引資方式上力求多樣化，通過組織和參加投資會、洽談會、招商引資會，宣傳當地的農業旅游資源優勢，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多渠道吸引資金，加大對開發農業旅游的投入，形成全方位發展農業旅游業的新格局。
3、結合生態旅游，堅持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鄉村旅游的可持續發展包括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環境等各方面的可持續發展。所以我們要綜合開發旅游功能，結合生態旅游，堅持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促進旅游業良性循環。發展旅游業的出發點，不僅是經濟的目標，而且應該充分地把旅游景區發展與社會、環境和文化發展結合起來，使旅游業適應時代進步和社會發展趨勢，增強旅游產品在市場上的吸引力和競爭力。這是旅游業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的內在要求，也符合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方向。一是充實旅游產品的文化底蘊，適應旅游者不斷增強的文化需求。我們堅持在經濟發展中兼顧社會和文化的發展，把教育人、熏陶人、開啟人的心智和開闊人的眼光作為開發、經營旅游景區和產品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讓文化通過旅游這個載體和媒介傳播并發揚光大，通過不懈的努力，逐步建立有益于社會、服務于大眾的新的旅游文化。二是堅持保護與開發并重，合理開發、優化利用旅游資源。旅游資源依存于生態環境之中，同時也是旅游業生存之本，特別是以海濱旅游為主的旅游業，有賴于海水、沙灘、空氣等自然生態環境。而藍天、碧海、金沙灘又是最容易受到污染的旅游資源，一旦遭到破壞，損失將無法彌補。因此，我們把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作為促進旅游業持續發展的一個先決條件，堅持以可持續發展思想為指導，制定嚴格的防范、保護措施，嚴禁粗放式和掠奪性地開發、利用資源；限制污染項目、強化環境治理；立足以更經濟的方式開發旅游資源，千方百計地以更少的資源消耗獲得更大的效益產出，切實做到發展旅游業為當代人謀利而不以吃子孫飯、斷子孫路為代價。資源和環境的保護為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基礎，創造了條件。保護和利用，兩者兼顧，相互促進，形成了良性循環積極發展生態旅游，展示旅游與生態的和諧統一，只有這樣才能使鄉村旅游持續、健康、協調的發展。
【參考文獻】
[1]李向前、曾鶯：綠色經濟——21世紀經濟發展新模式[M].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6.
[2]田至美：生態旅游發展持續性和利益化的實現途徑[J].旅游研究與實踐，2007（2）.
[3]樓凌雁、李國振、胡?。亨l村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J].旅游開發與市場，2007（2）.
[4]郭煥成、李少芬：新世紀中國觀光農業與鄉村旅游發展[M].廣東省肇慶市天一園生態工程有限公司，2006.
一、中阿博覽會帶給寧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發展的潛力
（一）拓展了中阿旅游的新機遇
寧夏是絲綢古道的要塞和中阿文明的交匯地之一，回族與阿拉伯國家和穆斯林世界有著共同的以及悠久的經商歷史傳統。比如，首屆博覽會簽約項目涉及清真食品、基礎設施、物流商貿、文化旅游等多個領域，簽訂國（境）外項目51個，簽約金額980.99億元，其中與阿拉伯國家合作項目31個，簽約金額664.91億元，這些是中國與阿拉伯國家合作的新突破，給寧夏提供了更寬廣的國際平臺，以經貿促旅游，為把寧夏發展成為回族民俗文化旅游的國際旅游目的地奠定了堅實基礎。
另外，2012年10月國務院批準建立寧夏內陸開放型經濟試驗區和設立銀川綜合保稅區（以下簡稱“兩區”）均歸功于三屆寧洽會暨中阿經貿論壇對寧夏國際和國內地位的全面提升。寧夏地處新亞洲大陸橋，國內段中樞地位，是呼包銀榆經濟區的核心地段，最核心的是人文優勢。寧夏與中東國家阿拉伯地區民族信仰相同、習俗相近，寧夏的回族特色非常適合阿拉伯人。首屆中阿博覽會促進中阿經貿合作，“兩區”建設推動旅游先行，為寧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拉開了國際國內同步發展的大序幕。
最后，隨著中阿博覽會的召開，寧夏加速中阿博覽會服務的配套基礎設施建設，例如中阿經貿論壇永久性會址——寧夏國際會議中心等投入緊張建設中；加密國內國際航線航班，實現銀川至香港、臺灣、麥地那、迪拜、首爾、曼谷直飛。8月13日，正式簽署寧夏回族自治區博覽局和阿聯酋航空公司（簡稱EK）合作備忘錄，更是增添寧夏一站式到達國際大城市的民航合作新航道，為寧夏旅游“進的來，出的去，出得快，走得廣”提供交通保障。
（二）強化了中阿旅游的新版塊
寧夏的國土面積為6.64萬平方公里，2012年總人口647.19萬人，其中回族人口占35.56%，是全國最大的回族聚居區。寧夏的回族在全國所占人口比例最高，其伊斯蘭文化主題最鮮明、回族宗教氛圍最濃厚、伊斯蘭宗教環境最和諧，是天然的中國穆斯林聚集中心。伊斯蘭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一支奇葩，是回族文化的核心和主流，在長期包容兼續地發展變遷中形成了一整套本民族獨特的風俗習慣。第二屆中阿經貿論壇之后，寧夏旅游局分別與埃及旅游部、摩洛哥旅游部簽署了旅游業戰略合作協議，寧夏國旅還與埃及WALEED旅游公司簽訂了共同開辟中國（寧夏）阿拉伯旅游市場協議。
回族文化是寧夏面向國際，特別是面向阿拉伯地區及穆斯林地區最具特色的資源。寧夏不但有厚重的回族文化，還具備旅游資源多樣化的優勢，加上“兩區”建設獲批，更為寧夏向西開放提供強有力政策支持，寧夏依托回族文化打造特色鮮明國際旅游目的地是明智之選。特別是首屆中阿博覽會期間世界穆斯林旅行商大會的成功舉辦，在“中阿經貿”推動“中阿旅游”合作方面又上了邁上新臺階。目前，全球有16億穆斯林，尚缺一個廣大穆斯林游客最滿意的客源地。強化寧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這塊中阿旅游的新版塊，有助于凸出回族文化，彰顯回族特色。
（三） 優化了中阿旅游的新資源
全國十大類95種基本類型的旅游資源中，寧夏占有類46種。古老的黃河文明，神秘的西夏歷史，濃郁的回鄉風情，雄渾的大漠風光，迷人的六盤勝景，美麗的塞上江南構成了寧夏旅游資源的六大特色。寧夏的“兩山一河”（賀蘭山、六盤山、黃河）、“兩沙一陵”（沙湖、沙坡頭、西夏王陵）、“兩堡一城”（將臺堡、鎮北堡、古長城）、“兩文一景”（西夏文化、伊斯蘭文化、塞上江南景觀）均展示了獨特的自然風光且體現了深厚的文化底蘊。此外，“塞上江南·神奇寧夏”的旅游形象日益鮮明，吸引著越來越多的中外游客。諸上宏觀自然旅游資源的優勢大背景為寧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的全面發展做了鋪墊。民俗旅游是指在有傳統旅游資源（自然風光、古跡、國家公園等）的少數民族地區建立融少數民族地區風俗習慣于旅游者衣、食、住、行的旅游體系。
寧夏的回族民俗文化旅游資源正是中阿旅游合作的“新”資源?；刈逦幕且了固m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相互結合的產物，經過700年的孕育，它具有多樣性與神秘性、民族性與地域性的特點，屬于一種高層次旅游形式，其主要觀賞內容是民俗事象。寧夏回族自治區，早在元代就有“回回遍天下”一說?；刈鍝碛胸S富歷史淵源和獨特文化內涵，其服飾、飲食、婚俗、節慶、建筑、禮儀、民間藝術、民間娛樂等民俗文化旅游資源是獨一無二的，是寧夏回族自治區最能吸引異國他鄉和異地游客的特色旅游資源。以中阿博覽會為發展契機，優化寧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資源，使其成為寧夏旅游新的增長點。
（四）增加了中阿旅游市場的新客源
2007年至2012年六年內，寧夏接待海外游客人數及旅游外匯收入，接待國內游客總人數及總收入基本呈逐年遞增趨勢，具體數據見圖1。2010至2012年寧洽會暨中阿經貿論壇的連續召開，擴大了寧夏的國內知名度，使得寧夏的國內客源逐年遞增，且增幅較大。2012年寧夏的國內客源分布：來自寧夏本地的游客占總人數的52.2%；來自西北地區（除寧夏）的游客占21.4%；來自東北地區的游客占1.2%；來自華東地區的游客占3.5%；來自華中地區的游客占2.0%；來自華南地區的游客占0.8%；來自西南地區的游客占1.7%。
近年來，美國、加拿大、德國、法國、英國、澳大利亞、日本、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臺灣等均已成為寧夏入境游主要客源地。與此同時，全世界57個穆斯林國家和地區，擁有16億人口、2萬億美元的消費市場，是中國也是寧夏海外游客潛在的消費群體。隨著中阿博覽會開幕，寧夏的國際美譽度再次攀升，勢必給寧夏帶來更多的旅游經濟收入。從國內外的客源市場角度分析，寧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全面拓寬了中阿旅游的新興客源市場，必將是寧夏擴充國內外游客的新焦點。
二、發展寧夏回族民俗文化國際旅游存在的問題
從民俗旅游視角來看，寧夏目前已開展了一些民俗文化旅游，例如參觀銀川南關清真寺、游覽中華回鄉文化園等，但是存在如下問題：
其一，從內容上看比較單一，對回族民俗文化的認知只停留表面狀態。如參觀清真寺僅停留在“到此一游”的表面狀態，沒有配備資深專業講解人員講述伊斯蘭宗教知識，在弘揚伊斯蘭建筑風格方面意識淡薄。
其二，回族民俗旅游項目創新意識不夠，民俗旅游活動的策劃方面還存在空白。如回族節慶活動，甚至處在開發蒙昧階段，很多漢民混淆回民的三大節日，對于節日的來源及習俗講究十分含糊。
其三，從民俗文化旅游紀念品的開發上看，層次膚淺，回族文化韻味亟待加強。如回族的八寶蓋碗茶，是知名度較高的民族特產，但市面上的八寶茶，包裝不夠精美，無法表現回族文化品位和民族飲茶的養生之道。
其四，從國際化旅游視角來看：寧夏的交通問題仍然存在不足，“海陸空”立體交通網絡需要進一步構建。譬如，銀川至今沒有開通高鐵，銀川至日本、新加坡的國際航線尚未開通。隨著寧夏“兩區”建設的鋪開，如何實現寧夏向東、向西、向北、向南的全面開放，是寧夏專家學者關注的熱點。
其五，在打造“西部獨具特色旅游目的地”和“面向阿拉伯國家和穆斯林地區的國際旅游目的地”的雙重目標下，以寧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為突破口，還未形成與國際旅游目的地接軌的總體規劃。以中阿博覽會為國際旅游發展契機，挖掘寧夏豐富的回族民俗文化旅游資源，保護并傳承回族民俗文化，在樹精品、上檔次方面下功夫，深度開發符合國際化旅游要求的回族民俗文化旅游產品。
三、提升寧夏民俗文化國際旅游發展的途徑
（一）提升中華回鄉文化園的知名度
中華回鄉文化園是國家文化產業示范基地，是全國唯一以展示、弘揚回族、伊斯蘭先進文化為主題的文化旅游綜合景區。目前，其一期項目的主體大門、中國回族博物館、金色禮儀大殿、阿依莎宮、中華回族第一街等全部落成。2008年開園以來，景區營業收入、門票收入及接待游客人次呈增長趨勢（見圖2），被評為國家4A級旅游景區。中華回鄉文化園二期工程已被列為寧夏“十二五”期間旅游重點建設工程。需借鑒深圳錦繡中華等成功范例，以發掘、搶救、保護、弘揚回族文化為宗旨，以精品景區升華回族民俗文化旅游的檔次，把中華回鄉文化園打造成為全國的王牌景區，同時要加大媒體宣傳力度，使中華回鄉文化園享譽國內外。
（二）開發純正的回族民俗文化村
可借鑒海南三亞黎族村落檳榔谷的營銷模式，將回族文化融匯到回族村落中，滿足游客對民俗文化旅游的參與需求。中華回鄉文化園可以從大尺度角度宏觀展示回族民俗文化的磅礴氣勢，回族民俗文化村落可以從小尺度角度微觀填補回族民俗文化的原生態和本土化。據此開發主題鮮明的回族家訪線路，讓游客“到民間去旅游”，到農村回族家里吃農家飯、住農家院、采農家果、干農家活、享農家樂，體驗原汁原味的回族特色農家生活。在回族家訪選址方面，要選擇回族民俗質樸淳厚、交通生活比較便捷、回族人口比例較高的“純”回族村落，比如永寧縣納家戶、靈武市中北村、吳忠市穆民新村、涇源縣冶家村等。在設計回族家訪的體驗活動時，要懂得“留白”，既要有豐富的文化內容又要給旅游者留有參與的空間，比如讓游客學做馓子、學習剪紙、木球比賽、觀看“摜?！薄蕵贰疤つ_”、學唱“花兒”、欣賞回族武術、使用湯瓶“小凈”、使用吊罐“大凈”等活動，充分滿足游客強烈的好奇心與參與意愿。
（三）舉辦清真美食文化節
飲食是人類共有的行為之一，寧夏回族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形成了獨有的飲食文化并以制作獨特面食而著稱。回族面食中尤以油香、花花、馓子、鍋盔等油炸食品、烙蒸食品及手搟面為最。寧夏回族的牛羊肉風味小吃如碗蒸羊羔肉、烤羊背、羊羔頭、香辣羊蹄、燉羊脖、燴牛肉等久負盛名。2010年寧洽會暨首屆中阿經貿論壇上，簽署了《清真食品產業標準互認合作協議》和《清真（Halal）食品合作諒解備忘錄》，意味著寧夏清真食品第一次拿到了“國際通行證”。另外，中國烹飪協會為銀川市頒發了“中國清真美食文化之都”牌匾，這些都為寧夏清真食品的國際化發展帶來了保障?；刈屣嬍澄幕休d著寧夏回族文化，自治區旅游局應提高“中國寧夏清真美食文化節”的規格， 為寧夏的百種回族菜肴和特色回族面點搭建宣傳平臺，通過“舌尖上的寧夏”推動寧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的全方位發展。
（四）推出賞清真寺建筑風格之旅
建筑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古老歷史的見證。清真寺不僅是穆斯林進行宗教活動的場所，更是穆斯林經濟和文化的集中薈萃圣地，折射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回族文化。寧夏境內坐落著各類大小清真寺4200余座，其中最富盛名、最有代表性的是銀川南關清真寺、永寧納家戶清真寺和同心清真大寺。銀川南關清真寺是典型的阿拉伯建筑風格、永寧納家戶清真寺是傳統的中國殿宇式建筑風格、同心清真大寺則是典型的中西合璧風格。阿拉伯地區的清真寺與寧夏的清真寺的建筑風格存在較明顯的差異，值得中外游客觀賞品鑒。可以將三種風格迥異的清真寺串聯成一條旅游線路，滿足特殊游客的個性化需求。
（五）開發傳統民俗歲時節慶游
婚禮是人生儀禮當中非常重要的內容之一，寧夏回族婚俗旅游的開發尚處在探討階段，亦可借鑒彝族、侗族等婚俗旅游開發的成功范例，整理壓縮回族婚俗資料，包裝設計參與性較強的回族婚俗游，比如讓游客觀摩甚至全程角色扮演參與回族婚禮，使其獲得身臨其境的感受，及早填補市場空白?！伴_齋節”、“古爾邦節”與“圣紀節”并稱為伊斯蘭教三大節日，寧夏需開發回族三大節日游，在節日之際舉辦豐富的節慶活動，比如播放專業編排的情景劇或3D記錄片，幫助游客了解三大節日的由來，加深游客對回族節慶民俗文化的印象和理解。寧夏是花兒的發祥地之一，主要在六盤山區傳唱，于 2006年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應打造“六盤山花兒”品牌，除了舉辦年度“六盤山花兒大賽”，還應通過大眾傳媒的方式讓游客 “聽花兒、唱花兒”，感悟“花兒”文化，體會回族民間藝術的精髓?；刈甯栉鑴 对律腺R蘭》多次榮獲國家大獎，寧夏文藝工作者還需不斷推陳出新地編排更優秀的回族原創歌舞劇，打造類似“云南映象”品牌的“印象回鄉”系列精品歌舞劇，與時俱進地增強寧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的神韻。
（六）創新回族民俗文化旅游紀念精品
其一，開發設計回族繡花旅游紀念品?；刈謇C花是寧夏回族婦女擅長的一種群眾藝術，以其獨特的風格、精湛的工藝獨樹一幟，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于2007年被列入自治區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據此可開發手帕、桌布、杯墊、靠枕、窗簾、掛件、針扎子等日常家居用品和車飾用品等，使之成為寧夏回族民俗文化旅游紀念品的亮點。其二，創回族精品服飾品牌。寧夏回族服飾作為一種生活模式和文化載體，沉積了歷史底蘊和社會習俗，包涵了伊斯蘭服飾文化與漢族主流服飾文化，樹立了簡樸素雅的民族審美形象，極富開發潛力。在已開發的日常生活服、演藝服、職業裝、學生裝、兒童裝、婚禮服、禮服等七大系列基礎之上，進一步將伊斯蘭元素融入到回族服飾旅游商品中，注重美學要素地運用，創回族精品服飾品牌，刺激游客的購買欲望。其三，挖掘寧夏回族剪紙藝術。隨著寧夏旅游業的發展，回族剪紙開始從家庭走向市場，除了塑封剪紙、擺臺掛件等旅游商品外，還可將回族民俗剪紙運用到賓館酒店、中阿博覽會場等場所的裝飾中，借助載體傳遞回族剪紙藝術。最后，湯瓶、口弦、牛頭塤等也是回族民俗文化旅游紀念品開發的豐富資源。
參考文獻：
[1] 賀吉德.寧夏文化與旅游.寧夏2010年導游證年審培訓講義，2010.
[2] 梁向明等.寧夏旅游業發展戰略研究[M].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2，96～98.
[3] 鐘敬文.民俗學概論[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 20～79.
[4] 齊岳，何建國.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寧夏文化發展研究[M].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12，418～423.
[5] 陶玉芳.對開發寧夏回族旅游文化資源的一些思考[J].回族研究，2002，（1）：106～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