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2 17: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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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對國內外對中期票據不同理解進行了對比分析，然后詳述了中期票據的分類。并根據實際情況，分析了我國引入中期票據市場以來對我國融資狀況的影響和意義，最后提出了中期票據市場對我國商業銀行帶來的問題和改進措施。
關鍵詞：中期票據；中期票據市場；融資方式。
一、國內外關于中期票據的定義。
20世紀80年代早期，在美國等成熟債券市場中，中期票據（Medium-termNotes）作為連接短期商業票據和長期債券之間的“橋梁”性產品出現，其期限通常在2-5年之間。在歐洲貨幣市場發行的中期票據，稱為歐洲中期票據（EMTNs）。隨著市場的發展，中期票據逐漸突破了期限的限制，10-30年期限之間的中期票據變得更為普遍，中期票據已成為企業代替中期貸款的又一融資形式。
在我國，所謂銀行間債券市場中期票據業務，是繼短期融資券之后推出的又一項直接債務融資工具。根據《銀行間債券市場中期票據業務指引》（以下簡稱《指引》），中期票據是指具有法人資格的非金融企業在銀行間債券市場上，經監管當局一次注冊批準后，在注冊期限內按照計劃連續、分期地以公募形式發行的，約定在一定期限還本付息的債務融資工具。
二、中期票據的分類。
中期票據是一種直接融資行為，發行者通過發行票據在資金市場上直接從投資者手中獲得資金。由于商業票據的期限較短，流動性較高，因此中期票據的二級市場不發達，交易主要集中于一級市場。參與發行過程的主體，依據其所處的地位不同，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發行者即借款人。在美國市場上，發行者主要是大公司、非銀行金融機構，近年銀行、政府和政府機構也開始涉足中期票據市場。大型的銀行控股公司、企業財務公司發行了大部分的票據。大公司的信譽高，違約風險小，因此他們能夠壟斷發行市場。在歐洲貨幣市場上，最開始主要是一些美國企業，他們利用票據籌集低廉的歐洲美元資金為自己的海外子公司融資。此后銀行、金融機構、政府紛紛涌人該市場。到19%年3月止，發行在外的歐洲中期票據已達到5000億美元，遠遠超過美國市場。
第二，中介機構。主要有以下幾類：首先是承銷商，可以由一個承銷商擔任，也可以組成承銷團。一般發行都通過承銷商，也有一些發行者有自己的發行隊伍，主要見于美國市場。但是，直接發行的發行費用較高，每期商業票據如果要直接發行，它的最佳發行規模為20億美元（美國市場）。美國市場的承銷主要由幾家大的機構壟斷，他們是美林公司（MERRILLYNCH）、高盛（GOLDMENSACHS）、雷蒙兄弟（LEHMENBROTHERS）。歐洲貨幣市場的發行主要采取承銷團的方式，發行者會指定一家主承銷商，它負責組織承銷團，給發行者提供財務咨詢。主承銷商并不因為它的特殊地位而獲得額外報酬。美國的投資銀行主導了歐洲貨幣市場的承銷……其次是由發行者委托的發行和償付人。人通常是一家具有清算功能的銀行，它將表明持有票據的證明提交給承銷商，收取資金。當票據到期的時候，它從發行者處收到資金。負責償付，同時收回證明。有時候人和承銷商是同一主體，但是它們在業務上必須分開。在美國市場上還存在著為發行者提供信貸額度或備用信用證的銀行或其他機構，這些機構保證在發行者不能償還本金時負責償還，或者保證發行者能獲得他們想要的金額。歐洲市場缺少這種支持，因為最開始進人市場的發行者主要是信譽卓著的大企業，他們利用歐洲貨幣市場環境寬松的有利條件，完全依靠自身的實力發行票據，以節省先頭手續費。[論文格式]
第三，投資者。購買中期票據的投資者主要是機構投資者，美國市場的這個特征十分明顯。因為根據美國《1933年證券法》第4（2）條規定，如果商業票據由機構投資者購買，而且該票據不在市場上交易，該票據的發行可以免于申請登記。貨幣市場共同基金、保險公司、信托機構、投資公司、養老基金甚至地方政府都參與中期票據投資。其中，貨幣市場共同基金占據主導地位。主要原因在于票據的面額都比較大，小投資者沒有實力參與。歐洲貨幣市場票據的通常面額為50萬美元和1的萬美元，美國市場的最小面額為2。5萬美元，但是大部分的票據以100萬美元的整數倍標值。中期票據項目的設計通常作法，中期票據的發行者與承銷商簽訂一份發行承銷合同，與已有的票據包銷便利不同，承銷商并不負責包銷所有票據，他們只承擔最大努力義務。該合同與合同、備忘錄等文件構成一份項目合同，它規定了中期票據項目的一些基本問題，如發行期限、金額等。此后，發行者可以在合同規定的框架內靈活選擇發行商業票據的種類，他可以根據自己的要求和市場資金情況選擇幣種、期限。每次發行，他只要和承銷商簽訂一份定價補充協定，該協定參考承銷合同制定。于是發行者節省了每次發行票據重新擬定合同的成本。發行者一般指定二三家投資銀行作為承銷商，然后簽訂多邊協定，就票據發行的形式、法律基礎、交割時間表作出安排。目前，中期票據的合同條款已經建立起行業標準，節約了擬定合同的時間。傳統上中期票據采用私寡發行方式，承銷商將票據銷售給少數大的機構投資者。近來，公開在貨幣市場發行的方式逐漸流行，1995年，歐洲貨幣市場的公開發行量為9印億美元，比1994年增長69%。
三、中期票據市場的意義。
眾所周知，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相比，具有市場透明度高、風險分散等特點，有利于金融穩定。成功市場經濟國家中直接融資市場在融資體系中均占有主導性地位，而我國金融市場的現狀是融資結構明顯分化，企業直接債務融資市場發展緩慢。在目前國際經濟環境不穩定，國內實施宏觀調控，既要防止經濟由偏快轉向過熱，抑制通貨膨脹，又要防止經濟下滑，避免過大起落的背景下，交易商協會在銀行間債券市場推出中期票據業務，是對特定經濟發展時期金融創新的全新嘗試。中期票據業務的推出，結束了企業中期直接債務融資工具長期缺失的局面，提高了直接融資比例。從宏觀層面來看，它有利于進一步提高儲蓄向投資轉化的效力，降低銀行體系的系統性風險，有效平衡銀行機構的信貸資源；減輕股權融資的壓力，有利于資本市場協調、可持續發展；保證當前宏觀調控政策的平穩推進。從微觀層面來看，有利于企業優化財務結構，降低融資成本，豐富投資者投資渠道。
四、我國中期票據市場的管理方式。
借鑒美國等市場的成功經驗，我國中期票據目前實行交易商協會注冊的市場化管理方式，由協會組織銀行間債券市場成員進行自律管理。交易商協會的七項自律規則具體地明確了中期票據管理戰術。《指引》明確規定企業的注冊程序：交易商協會設注冊委員會，注冊委員會委員由來自銀行、券商、基金公司、評級公司等市場相關專業人士組成，目前共有81名注冊委員會委員。其中，每周的注冊會議由5名注冊委員會委員參加，參會委員從注冊委員會全體委員中抽取，2名以上（含2名）委員認為不符合相關要求，交易商協會就將不接受發行注冊。
《指引》中還明確規定，企業發行中期票據待償還余額不得超過企業凈資產的40%；對于募集資金的規模，指引并沒有嚴格限制，僅規定應用于企業生產經營活動，并在發行文件中明確披露具體資金用途，企業在中期票據存續期內變更募集資金用途應提前披露。而且因為投資期限的延長會增大投資風險，所以《指引》中指出，企業還應在中期票據發行文件中約定投資者保護機制，包括應對企業信用評級下降、財務狀況惡化或其他可能影響投資者利益情況的有效措施，以及中期票據發生違約后的清償安排。由此可見，中期票據進入門檻相對較低、發行更為便利，市場普遍認為它豐富了企業通過銀行間債券市場融資的渠道，將會得到發行主體的青睞。尤其是在從緊貨幣政策環境下，中期票據的發展前景不可限量，并且隨著市場的深化，中期票據的交易結構將有更大的創新和豐富，從而帶動新型信用債券和結構化證券的涌現，引領中國信用債券市場進入新紀元。
五、中期票據市場在我國的發展有重要意義。
第一，中期票據可以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改善企業的資本結構。根據2008年4月22日首批中期票據在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情況來看鐵道部兩只3年和5年期的中期票據的票面利率分別確定為5.08%和5.28%外，其余6只中期票據的票面利率整齊劃一地呈現為3年期5.3%,5年期5.5%的水平。而目前我國銀行貸款3年期和5年期利率分別為7.56%和7.74%,兩者相比，中期票據有低成本融資的優勢。企業作為市場經濟中的理性人會主動核算融資成本，降低銀行貸款規模，提高直接融資比例和中期融資比例，改善并優化公司融資結構。通過對首批中期票據募集資金的用途分析，可以發現除了用于項目建設投資，中期票據融資的另一大用途就是償還成本較高的銀行貸款，其中，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用于置換銀行借款的部分約占募集資金的40%。所以在貸款利率高企，貨幣當局控制銀行貸款規模的背景下，中期票據自然受到廣大融資者的青睞。預計隨著時間的推移，中期票據低融資成本的優勢必將凸現，發行中期票據的企業會越來越多。
第二，從投資者的角度，中期票據提供了一種新的固定收益產品。中期票據在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和流通，大大地豐富了商業銀行等機構投資者投資品種。我國的銀行間債券市場是以銀行、非金融機構和企業參與的一個債券發行和交易市場。銀行間債券市場的原有的中長期品種包括國債、政策性銀行債、企業債等，債券品種單一，缺少企業憑借自身信用發行的無擔保的固定收益類產品。中期票據的引入將在一定程度上改善這一局面。從2008年2月短期融資券的持有者結構看，商業銀行占73.51%,其中全國性商業銀行占60.97%,城市商業銀行占8.81%,由于短期融資券收益高于同期限央票收益，商業銀行更樂意持有短期融資券。類似地，企業發行的中期票據利率會高于同期限國債利率，商業銀行等機構投資者投資中期票據可以提高資金的收益率。
第三，中期票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銀行的貸款業務，但也為銀行中間業務的發展提供了機遇。與中長期貸款相比，中期票據低發行利率的優勢十分明顯。根據前文的分析，中期票據利率比銀行貸款利率低200個基點以上。從長遠來看，中期票據低融資成本的優勢將吸引更多企業采用中期票據的方式替代貸款融資。從首批發行中期票據企業情況來看，除鐵道部以外均為大型央企，資信等級為AAA級，這些企業長期以來都是商業銀行的優質客戶。優質客戶發行中期票據必將使銀行企業貸款業務受到很大影響。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期票據的籌集資金用途包括償還銀行貸款和置換銀行貸款。企業從降低融資成本角度選擇中期票據替代銀行貸款的“脫媒”行為必須引起商業銀行的高度重視。從首批中期票據的發行情況來看，主要的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紛紛加入到中期票據的承銷商行列中來。這些商業銀行均有短期融資券的承銷歷史，為銀行承銷企業中期票據積累了寶貴經驗。根據以往短期融資券的承銷情況，主承銷商能獲得的短期融資券的承銷費率大約為融資額的0.4%,承銷團成員能獲得的分銷費率大約為融資額的0.15%。因此銀行在短期融資券的承銷業務中可以獲得豐厚的利潤。而與短期融資券相比，中期票據的發行規模大許多，所以中期票據的承銷業務能為商業銀行帶來一筆不菲的收入。
以往我國商業銀行過分依賴于存貸款利差收入，中間業務收入在總收入中的比重過小。中期票據的承銷業務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改善這一不合理的局面，使商業銀行收入結構更加合理，同時承銷收入不占用銀行資本金和法定準備金等資源，這是承銷收入不同于貸款收入的一大優勢。面臨中期票據的積極和消極作用，商業銀行應該客觀地看待中期票據所導致的企業“脫媒”現象，抓住機遇迎接挑戰。大力發展中期票據的承銷業務，建立新型銀企關系。根據首批中期票據發行的情況分析，從融資成本的角度，具有優良資信等級的企業傾向于選擇中期票據來替代中長期貸款。這些企業都是銀行重要的貸款客戶。因此銀行可以將原有的貸款業務客戶轉變為中期票據承銷業務的客戶資源。由于銀行和企業有著多年的業務往來，彼此熟悉對方的情況，銀行在此基礎上開展承銷業務可以根據企業的資產負債和現金流狀況，為企業量身定做中期票據融資方案，安排發行金額與期限，同時爭取中期票據的承銷資格。這樣既保留了客戶資源，又能擴大銀行的承銷業務。
第四，從貨幣政策的角度，中期票據緩解了貨幣政策的壓力。在當前金融機構的信貸額度是人民銀行貨幣政策的主要工具之一。從2008年金融機構的貸款數據分析，一季度人民幣貸款增加13326億元，同比少增891億元，較2007年同期下降7%,信貸額度控制的效果尚屬理想。如果按照一季度貸款占全年35%的比例計，則全年貸款將達到3.8萬億，而去年全年新增貸款為3.6萬億。因此可以推斷央行將繼續采取措施執行信貸規模管制。中期票據作為直接融資，實質上是資金需求方和供給方之間直接的資金融通。投資者購買中期票據一方面滿足了一些企業剛性的生產性資金需求，另一方面又避免了通過銀行貸款方式的融資所導致的貸款總量快速增長，緩解了貨幣當局通過信貸規模管制進行貨幣政策調控的壓力。
六、中期票據市場對商業銀行帶來的問題及建議。
中期票據對銀行貸款的替代效應，使商業銀行傳統業務面臨挑戰。競爭加劇行業分化，商業銀行盈利水平差距擴大。中期票據業務帶來了相應的經營風險，為商業銀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商業銀行是中期票據的主要投資主體，使得信用風險分散的效果并不明顯。商業銀行在承銷中期票據時的余額包銷及代清償增加了商業銀行的經營風險。因此，商業銀行應大力發展投資銀行業務，推動銀行陰歷模式的轉型；延伸客戶服務，開發中小企業信貸市場；提高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的能力，防范中期票據信用風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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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俞波。中期票據—企業戰略轉型的資金助推器。h
關鍵詞:不良貸款關系合同嵌入性
近年來,國有商業銀行的每一步改革,如剝離不良貸款、政府的注資重組上市等無一不倍受矚目,而降低銀行的不良貸款又幾乎是每一步改革的核心內容。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銀行不良貸款問題的重要性和長期性。本文從嵌入性的視角出發,研究國有商業銀行與國有企業之間關系合同的特點,對不良貸款的產生給出一個新解釋,以及相應的政策建議。
研究關系合同的嵌入性新視角
“嵌入性”概念最早由經濟史學家KarlPolanyi(1957)在“作為制度過程的經濟”一文中提出,他認為所謂嵌入性就是“人類經濟嵌入并纏結于經濟與非經濟的制度之中”,并且“將非經濟的制度包容在對經濟的研究中是極其重要的”。也就是說,在對經濟現象進行研究時,還應該對嵌入到這種經濟現象中的非經濟制度或關系進行研究。
20世紀70年代以后,在社會學家和法學家的影響下,經濟學的某些研究領域也開始出現“嵌入性”的研究視角,例如關系合同的研究領域。根據FurubotnandRichter(1991)的概括,合同可以分為古典合同和關系合同。古典合同是完全合同,其特點是事前對于可能出現的各種狀況都有明確的規定,并且存在一個完全的合同法體系用來處理各種糾紛。關系合同是不完全合同,其特點是由于合同各方的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合同無法對未來所有可能出現的狀況進行規定,也不存在一個完備的法律體系,合同中一些糾紛的解決需要依靠一個連續的關系體系的協商。
20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新經濟社會學的代表性人物Granovetter重新提出了嵌入性問題,使得嵌入性視角得到更為廣泛的關注。Granovetter認為,主流社會學關于人的行為假設過度社會化,把人看作是完全社會的人,是社會結構的被動產物,忽略了人行為中可能產生的選擇行為的差異。主流經濟學則處于另一個極端,所有人都完全是理性的經濟人,忽略了人社會化的一面。嵌入性視角則有可能避免人的過度社會化和過度理性化的假設。
因此,從嵌入性的角度來分析關系合同這種內生于一定的社會關系之中的不完全合同,同時考慮合同雙方作為經濟人和社會人的一面,可以更好地理解合同的履行及其后果。
合同治理結構中社會關系的嵌入
Williamson是關系合同理論的重要代表人物。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合同總是不完全的,這就是所謂的關系合同。古典合同具有的是參照系價值,關系合同的不完全性可以由交易雙方的特定關系來彌補。交易雙方特定的非經濟關系有利于解決關系合同的不完全性所帶來的問題。在Williamson的理論中,社會關系的嵌入是關系合同順利執行的劑。
但是所有嵌入到關系合同中的社會關系都是合同治理結構的劑嗎?答案是否定的。那么,為什么某些社會關系會成為合同治理結構的劑,另一些社會關系卻可能成為摩擦劑?社會關系的嵌入會使合同治理結構產生怎樣的變化呢?
劉世定(1999)對Williamson關系合同治理理論的拓展有助于我們理解這一問題。他假定關系合同治理結構有兩種基本形式:一是權威治理,其中一方掌握合同執行的剩余控制權;二是雙邊治理,雙方共同掌握合同的剩余控制權,當出現合同中事前沒有明確規定的問題時,由雙方協商解決。相應地,假定合同中嵌入的社會關系結構也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影響力對稱的結構,雙方之間的社會關系平等。另一種是影響力不對稱的結構,一方對于另一方在社會關系上具有某種權威性。這樣,合同治理結構和嵌入關系結構之間就有四種基本的對應關系,見表1。表中大寫字母A、B分別代表合同治理結構中的兩方,小寫字母a、b表示嵌入的社會關系結構中的兩方;A和a同為一個主體,B和b同為另一個主體;“>”或“<”表示權威治理結構和影響力不對稱的結構,“=”表示雙邊治理結構和影響力對稱的結構。
表中所謂同構與非同構是指,合同治理結構中交易雙方的關系與嵌入的社會關系是否具有同向性。例如,在合同治理結構中,A具有對B的權威性(如A是B的上級),但是在A和B的社會關系中,B具有對A的某種權威性(B是A的長輩),或者A與B之間是影響力對稱的關系(A和B是同學關系),那么A與B之間的社會關系可以表示為aB,經濟關系與社會關系之間是非同向性的,于是產生的合同治理結構就是非同構的,即表中的第Ⅳ欄。
同構與非同構的關鍵區別在于:如果形成的合同治理結構是同構的,那么嵌入的社會關系有利于合同的執行,是合同治理結構的劑;如果形成的合同治理結構是非同構的,那么嵌入的社會關系就是合同治理結構的摩擦劑,不利于合同的執行。例如在經濟關系中,A是B的上級,假定B的行為導致了企業的巨大損失,按照經濟合同,A應該對B進行降職甚至解雇,但是由于在社會關系中,B是A的長輩或朋友,這種社會關系的嵌入可能使得A很難實施對B的懲罰。A與B之間這種特定的社會關系是合同執行的摩擦劑,它導致了合同關系的軟化。
銀企借貸合同中的社會關系嵌入
古典合同只在理想的世界中存在,現實中的合同都可以理解為關系合同,這也使得嵌入性的視角更加有用。從嵌入性的視角來分析銀行與企業之間的借貸關系合同能夠得到一些有益的結論。
成熟的市場經濟中,銀行與企業是各自獨立的經濟主體,依據它們之間的交易特征(有一定的不確定性,交易頻率不是很大,有一定的資產專用性),根據Williamson關于治理結構與交易特征的匹配關系,這種交易應該采用雙邊的治理結構。我國目前所進行的一系列銀行改革,也正是希望在銀行與企業之間建立這種雙邊的治理結構。
由于目前我國國有商業銀行與國有企業之間特殊的產權聯系,它們之間的社會關系影響力不對稱。國有銀行與國有企業之間產權的同一性是它們之間最重要的社會關系,這種社會關系使得銀企之間的借貸關系發生了異化。銀行成了“給錢”而不是“貸款”或“買入風險的一方”,而企業則成了“要錢”而不是“借款”或“賣出風險的一方”。國有企業要求貸款,即使銀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不愿意提供貸款,但是政府的隱性擔保或者行政干預也使得銀行最終對企業提供貸款。事實上,由于銀行的國有性質,由于銀行沒有自己定價(確定存貸款利率)的權利,銀行在與企業的關系中處于弱勢的地位。它必須為同屬國有的國有企業的生存和發展提供資金來源。也就是說,銀企之間在社會關系上仍然是影響力不對稱的。
這樣,銀企之間影響力不對稱的社會關系嵌入到銀企的雙邊治理結構中,產生了非同構的合同治理結構,如第Ⅲ欄所示。非同構產生的摩擦導致了借貸合同關系的軟化。借貸合同軟化對銀行來說,一個很自然的結果就是不良貸款的產生。
經濟關系與社會關系的不相適應使銀企借貸關系合同軟化,也是不良貸款出現的根本原因。改革前,在銀企之間的經濟關系和社會關系中,企業都處于強勢(權威)地位,銀行只是政府的一個出納員,不是一個獨立的經濟主體,自然也就談不上所謂的“不良貸款”,“不良貸款”只是以財政損失的形式體現的。但是在銀行改革之后,銀行的主體地位開始顯現,“不良貸款”也開始成為一個有意義的概念。不良貸款的出現正是由于銀行經濟主體地位的改變與社會主體地位的不相適應而造成的。也就是說,經濟關系開始改變,而社會關系的改變卻相對滯后,這種滯后的社會關系嵌入到正在改變的經濟關系中,產生了一系列的結構性摩擦,借貸合同軟化而無法執行,這對于銀行來說自然意味著不良貸款的產生。
如果銀行與企業之間的社會關系是影響力對稱的,那么這種關系嵌入到銀企的雙邊治理結構中所形成的關系合同就是同構的,如表1第Ⅰ欄所示。作為改革目標的雙邊治理結構就更容易達成,銀企之間簽訂的借貸關系合同就可以更好地執行。因此,必須首先改變銀行與企業之間的社會關系,使之與經濟關系相適應,才能減少因結構性磨擦而產生的不良貸款。而我國國有商業銀行之所以在剝離不良貸款后,又不斷地產生新的不良貸款,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銀行與企業之間社會關系變革的滯后。
解決銀企非同構關系的建議
對于當前銀行存在的大量的不良貸款,一種解釋是將其歸因于銀行承擔的大量政策性貸款,認為對國有企業的政策性貸款形成了國有商業銀行的政策性負擔。剝離政策性貸款所形成的不良貸款是銀行改革的重要舉措之一。對此本文的觀點是,即使不良貸款全部剝離掉,只要銀企之間非同構的合同治理關系不能打破,不良貸款就仍然會不斷地產生。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銀行與企業之間影響力不對稱的社會關系嵌入到它們之間的雙邊治理結構中,產生了非同構的治理結構。這種非同構導致了銀企借貸合同的軟化,借貸合同無法正常執行的后果便是銀行的不良貸款。
另一種觀點認為,解決銀行不良貸款問題的關鍵是要完善銀行的內部治理機制。對此本文認為,內部治理機制的完善固然重要,但是在完善銀行內部治理機制的同時,還必須改革銀行與企業之間的社會關系,避免這種社會關系嵌入到經濟關系中對合同履行的不良影響。如果這種社會關系不改變,即使銀行的經濟主體意識再獨立,內部治理機制再完善,銀企之間的借貸合同也可能無法順利實施。
因此,本文認為,在完善銀行內部治理機制的同時,必須首先改變銀企之間的社會關系,使之與變革中的經濟關系相適應,減少因結構性磨擦而產生的不良貸款。銀行與企業之間的社會關系源自于共同的產權特征,那么改革銀行與企業之間的社會關系實質上就是要對銀行和企業的產權結構進行改革。具體來說,就是要引入多元化的所有權主體,打破政府對銀行和企業的絕對控制地位,使它們各自形成不同的利益主體結構,從而打破舊有的某一方占主導的影響力不對稱的關系,形成平等的市場主體關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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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ranovetter(1985).“EconomicActionandSocialStructure:TheProblemofEmbeddedness”[J].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Vol.91.
關鍵詞：世界銀行；借款國；調整貸款；政策性附加條件
一、世界銀行調整貸款的特點
調整貸款是世界銀行(簡稱“世行”)設立的一種政策性非項目貸款，其目的是幫助借款國克服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宏觀經濟和國際收支失衡。其具體做法是：向借款國提供一筆快速支付的貸款，用于支持該國宏觀或部門經濟結構調整。調整貸款可分為結構調整貸款和部門調整貸款。結構調整貸款是世行在20世紀80年代初設立的，最初用以支持發展中國家解決國際收支困難而進行的經濟調整，并促進其宏觀或部門經濟政策的調整和機構改革，重點是支持國民經濟宏觀結構調整。結構調整貸款有雙重目的：向借款國提供一筆快速支付的資金，幫助其緩沖來自外部的沖擊；以貸款為杠桿，促進借款國實行政策和結構改革，從根本上建立一種有效的經濟運行機制。上世紀80年代中期，針對一些國家不愿或沒有能力推行涉及面較大的結構調整計劃，世行引入了部門調整貸款，著重支持一個或幾個特定部門的政策調整與機構改革。部門調整貸款的實施擴大了調整貸款的范圍，其只涉及單個部門，操作比較簡單，政治上更易于接受，部門政策和機構改革通常可為解決宏觀經濟問題和提高部門效率提供潛在的指導。部門調整貸款的主要目的是支持某一具體部門的全面政策和體制改革。如果借款國執行貸款項目的能力不強，總的經濟管理水平或國民經濟的規模尚不允許進行結構調整時，可選用部門調整貸款。隨著形勢的發展，平衡國際收支已不再是調整貸款的首要目標，當前其重點是促進借款國推行以市場經濟為方向的機構改革。
世行的貸款條件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改革強調通過財政政策(包括減少財政赤字、抑制通貨膨脹)實現宏觀經濟穩定。第二階段改革增加了一項新的結構改革，特別是實行開放的貿易體制和農業自由化。第三階段改革強調私有化(尤其是銀行和電力部門的私有化)和政府改革。2000年以來，在世行貸款中，調整貸款的數額與項目數量有一定的波動，但一直占據重要地位(見表1)。
與項目貸款相比，調整貸款具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政策性強。調整貸款不是用于建設特定項目，提高產出水平，而是直接以政策調整和機構改革為目標。使用調整貸款必須滿足特定的宏觀或部門經濟政策要求，使用結構調整貸款的國家必須制定世行認可的結構調整計劃，就貿易政策、價格政策、財稅政策、投資計劃、資金動員、機構改革等方面的調整作出承諾。具體的政策要求包括實行國有經濟私有化、貿易自由化、金融(含利率和匯率)自由化、放開價格、取消財政補貼、壓縮公共部門投資、改革稅制和機構改革等。第二，支付速度快。項目貸款評估一般需1～2年，而調整貸款的準備過程較短，只需6個月甚至3個月。第三，使用靈活。項目貸款需專款專用，各項貸款必須符合評估報告中規定的用途。而調整貸款的目的是為借款國提供一種緩沖，使之能緩解因實施調整計劃而帶來的經濟與社會沖擊。借款國在貸款的使用上有更大的自由度。結構調整貸款可由借款國自行安排使用，部門調整貸款也可在-定范圍內安排使用。
二、世行調整貸款的政策性附加條件
獲得世行結構調整貸款的條件比較苛刻：第一，借款國必須是由于經濟結構等原因陷入或面臨巨大的國際收支逆差，財政赤字劇增且一時難以扭轉。第二，借款國必須與世行進行對話，承諾并制定結構調整計劃，修改國家投資政策，并要說明長期目標和短期措施，以及可能取得的積極成果等。最初，與調整貸款的目的相應對，世行對借款國提出的政策要求是：必須實施緊縮性的短期穩定政策，通過有秩序地減少支出，對國內需求水平進行調整；必須實施結構調整，理順商品的相對價格，改革各種規章制度，使經濟運行更有效率、更有彈性，以達到資源合理配置的目的，使經濟恢復到持續穩定增長的道路上來。在20世紀80年代實踐經驗的基礎上，90年代以來，世行逐步確立了以“華盛頓共識”為調整貸款的條件。其核心是借款國必須實現經濟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場化的政策。
調整貸款自實施以來，在世行內外，一直是一個頗具爭議的話題。爭議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方面：關于政策性附加條件；關于調整貸款的效益；關于調整與貧困階層。其中爭議的焦點是關于政策性附加條件是否必要以及執行效果。政策性附加條件是調整貸款的前提條件之一和執行的關鍵。從世行統計看，使用調整貸款的國家執行附加條件的情況并不令人樂觀。各國執行附加條件的情況差異很大，有的幾乎全部執行，有的則基本沒有執行。借款國在申請貸款時為能得到貸款，往往承諾接受各種政策條件，但在實際執行時往往由于各種實際困難而大打折扣。有些專家指出，在調整貸款作為快速支付手段和作為政策杠桿這兩種職能之間，能真正實行的往往只是前者，后者則十分有限。
世行的貸款條件更多的是受到來自許多借款國的指責。有的認為，這種附加條件是以貸款為誘餌，將世行的主張強加于人，帶有明顯干涉他國內政的色彩，政治上難以接受。更多的觀點是對附加條件本身的科學性產生質疑。有人指出，不發達是發展中國家的普遍特征，但各個國家不發達的原因卻各不相同。而世行開出的藥方往往從概念出發，脫離借款國的實際情況。如，在附加條件中，世行強調調整和收縮公共部門投資，鼓勵私人投資。而研究表明，在低收入國家收縮公共部門投資的結果往往不是私人投資的增加，而是減少。因為在這些國家，弱小的私人部門的發展需要公共部門的帶動和依托，削減公共部門投資往往犧牲了必要的支持性活動，如基礎設施等。有學者認為，全球化被金融機構和跨國公司所控制，而世行是全球化的工具；世行貸款的條件損害了窮人的利益。梅茨爾委員會(theMeltzerCommis-sion)的觀點是，世行貸款擠出了中等收入國家的私人借貸，也縱容了受援國政府的腐敗和浪費。世行經濟學家的分析報告也顯示，世行的結構調整貸款常常未能起到培育經濟增長或減少貧困的作用，貸款條件已經損害了國有產權改革，并且許多世行投資項目幾乎未能產生經濟回報。但也有的觀點認為，世行設定貸款條件是為了確保貸款償還，從本質上說，是為保持世行的運轉。對于IBRD來說，既要維持龐大的運行費用，又要對IDA提供資金支持，確保貸款的正常償還和合理的收益(盡管世行貸款并不是以盈利為目的)應該是一個基本要求。因此，設立附加條件是必要的。
三、世行調整貸款實施的趨勢與中國的應對策略
調整貸款至今依然是探索中的貸款方式，它的產生與發展既適應了發展中國家經濟調整、改革的客觀要求，也反映了世行業務重點向政策導向傾斜的傾向。可以預見，世行調整貸款將繼續在世行貸款中占據重要地位。不管在這方面存在怎樣的爭論，但世行是不會放棄政策附加條件的做法，仍會將其置于重要地位。梅茨爾委員會認為，試圖說服世行放棄這種有害的貸款附加條件是無效的，因為這種條件深深根植于這些機構之中。不過，世行也認為有必要減少貸款的附加條件。最近，世行發現其現行政策不夠靈活，因而減少了一些附屬貸款條件，特別是在貿易自由化和私有化方面的要求。世行承諾將定期評價其政策條件的實施情況，但并沒有計劃去重新公開討論那些政策本身。通過總結多年的經驗教訓，世行已認識到，只有當改革的措施真正成為借款國政府自己的主張時，這些措施才能得到更好的執行。因此，世行在制定條件時，將更多地強調借款國政府的參與，并盡可能使政策條件簡化，集中于最核心的部分，建立在現實基礎上。因此，可以預期，世行將會繼續實施調整貸款，并以項目貸款來補充調整貸款的作用。但在提供貸款時，將會強調改善商業環境的政策改革；重視公共部門的投資政策和私人部門的發展；在設計調整計劃時兼顧促進增長和減少貧困問題。
面對世行調整貸款實施的趨勢，我國應采取的策略是：
關鍵詞：存款保險；保險制度；銀行授信業務
一、貸款趨同現象成為銀行授信業務的一個顯著特點
從的情況看，金融機構授信大客戶主要集中在工、農、中、建4家國有商業銀行和國家開發銀行及交通銀行。貸款趨同的現象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大客戶主要集中在4家國有商業銀行。截至2004年9月末，上述6家銀行授信大客戶共有181戶，評估授信額度1115.87億元，實際貸款865.44億元，占其各項貸款總額的52.47％，其中：4家國有商業銀行支持的大客戶166家，占大客戶總數的91.71％；授信額度1109.27億元，占大客戶總授信額度的99.41％；貸款余額613.3億元，占大客戶貸款總余額的70.87％。二是貸款在客戶、行業和地區間的集中度較高。9月末，6家行前10位客戶貸款余額394.46億元，占其各項貸款總余額的23.92％，占大客戶貸款總余額的45.58％。國家開發銀行大客戶貸款占該行貸款余額之比達97.39％。從行業分布看，主要集中在電力、交通、煤炭、通訊等行業，9月末貸款余額為582.01億元，占其各項貸款總余額的35.29％，占大客戶總貸款余額的67.25％。從地區分布看，主要集中在呼和浩特、包頭、鄂爾多斯3個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9月末3個地區大客戶貸款余額578.56億元，占其各項貸款總余額的35.08％，占大客戶總貸款余額的66.85％，其中：呼和浩特市的大客戶最多，達40戶，貸款余額370.46億元，占大客戶總貸款余額的42.81％。三是大客戶多頭授信現象較為普遍。在181家大客戶中，有44戶在2家以上銀行有授信，有的甚至在5家銀行有授信，多頭授信的現象較為普遍。
二、解決銀行貸款趨同問題的對策
（一）轉變觀念，改革經營方式，走差異化發展的路子。商業銀行要適應改革和發展的要求，借鑒國際通行的規則和做法，把落實國家宏觀經濟政策與加強結構調整和提高業務創新能力結合起來，改變多年來重同質競爭、輕差異化發展的經營方式；大力發展中間業務，改進對客戶的服務，推進銀團貸款和俱樂部貸款，完善項目融資，學會風險定價；大力調整資產結構、產品結構、客戶結構和收入結構，提高規避風險和培育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二）培育和擴大優良信貸載體，改進金融服務，促進銀行信貸總量適度和結構平衡。商業銀行要進一步加強信貸營銷工作，深入調查研究，既要搞好對大客戶的金融服務，更要重視對中小企業等弱質產業和縣域經濟的信貸支持；要加強同企業的溝通，遵循市場法則，根據客戶的需求，研究開發量身定做的服務產品，培植和發展潛在客戶市場，積極主動地為有市場、有效益、有利于增加就業的企業提供正常的信貸支持，提高金融服務經濟、服務消費的水平和質量。
隱性風險貸款往往被商業銀行所忽視，一方面是因為在貸款質量分類中隱性風險被劃為正常類，因為一個“隱”字所以往往容易被忽視。另一方面能夠按時隱性風險貸款轉變成顯性的風險貸款，需要一定的量變積累，因為長期性而被忽視。在對隱性風險貸款的研究中，其產生原因是首先需要研究的對象。
（一）政策調整因素
我國的政體特點決定了，政策因素對隱性風險貸款的形成有著更為明顯的影響。諸多政策敏感性行業受到不同程度影響。各商業銀行為順應經濟發展的大形勢，把有限的信貸資源更多地投向有利于產業結構優化、有利于節能減排等地方政府鼓勵、支持的行業。而產業政策調整前的一大批原來有市場、有盈利的企業成為禁止發展和貸款的對象，商業銀行先前注入了信貸資金，退出過于集中、速度過于快，會使企業陷入資金困境，直接增大信貸資金的風險。
（二）經營變化因素
當前很多企業存在這樣一個誤區，那就是更高的利潤增幅、更大的企業規模應當是企業的必然選擇。而盲目的擴張和超能力負債經營，一旦遇到問題，很有可能造成資金鏈條的斷裂。此外，如果投資缺乏考證，對行業不熟悉，對風險的認識不明確，很容易出現跟風式的表面繁榮，一旦業務發展過程中周轉資金不足，風險的釋放必然造成銀行承擔損失的可能性增加。
（三）環境變動因素
2008年以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使原本明顯的在經濟周期變得撲朔迷離，上升階段、下行階段分解不再明顯，一旦出現供銷環節出現問題，資金周轉不暢，那么，虧損、破產情況就會大范圍出現。而經濟周期的不穩定性又制約著地方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在經濟周期的下行時期，商業銀行將面臨著融資客戶的風險轉嫁。
（四）自身管理因素
有的企業管理模式陳舊，管理水平低，甚至有仍然采用家族式管理體制的企業，組織水平和產業水平均有較大差距，此外技術因素、人才因素、開發能力因素、應對市場因素等等很多方面，如果不適應市場，就會造成競爭力的下降，市場份額的喪失都可能會造成銀行先前所投放的信貸資金面臨較大風險。
二、管理轉型的對策及建議
信貸業務需要商業銀行承擔風險、控制風險并在風險管理中獲得收益，不斷提升控制風險和管理風險的能力是商業銀行實現持續發展的根本途徑。為此，商業銀行必須建立科學高效的風險管理體系，形成風險控制的長效機制，加快實現從顯性風險貸款管理向隱性風險貸款管理轉型，增強風險管理的主動性。
（一）提升業務管理水平
對信用度高、綜合回報率高且未用足授信的優質客戶，完善發放手續，盡快投放到位；對第一還款來源充足、第二還款來源有保證的中小企業要積極營銷，爭取在中小企業貸款的拓展上取得較好的成效；對網點實行分類指導，明確營銷重點，落實營銷責任，同時做好重點客戶的跟蹤營銷，對存量客戶進行排隊分析，確定重點支持類客戶名單，通過增加授信擴大市場份額，逐步培養一批忠誠客戶。
（二）構建風險防控體系
一是要建立和完善隱性風險貸款識別的評估、信息傳導、獎罰等機制，實現對隱性風險貸款從識別、控制、處置等全過程的系統化、規范化管理。二是要加強信貸檢查體系建設。要探索現場檢查技術分析工具和手段，增強信貸檢查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做到檢查與大客戶風險管理相結合，檢查與全流程違規積分管理辦法執行相結合，檢查與潛在風險性貸款壓降相結合，防止隱性貸款風險。三是要盡快構建客戶分層管理體系。建立大型、重點客戶由一級分行直接營銷管理，二級分行輔助管理；中型、一般客戶由二級分行直接營銷管理的分層次管理模式，以提高對不同類型客戶的隱性風險貸款防控的針對性。
（三）健全監測分析體系
強化貸款的全流程管理，推動商業銀行傳統貸款管理模式的轉型，提升商業銀行信貸資產的精細化管理水平。內部應將貸款過程管理中的各個環節進行分解，按照有效制衡的原則將各環節職責落實到具體的部門和崗位，并建立明確的問責機制。這些環節主要包括：受理與調查、風險評價與審批、合同簽訂、發放與支付、貸后管理等。通過進一步強化科學的貸款全流程管理，真正實現貸款管理模式由粗放型向精細化的轉變，有助于提高商業銀行貸款發放的質量，也有利于商業銀行增強貸款風險管理的有效性。
（四）建立風險轉化機制
在現有管理機制和營銷網絡的構建過程中，如果再用"吃一塹，長一智"的思維定式來解決，顯然是不合時宜的。前瞻性做好隱性風險貸款防范工作顯得事在必行。可由銀行和借款企業及其擔保企業分別向保險公司辦理資金和財產保險，對貸款發生風險時，由保險公司按投保情況給予經濟補償，從而實現風險轉移。也可以采取份額分散、對象分散、期限分散、行業分散等方式，建立風險分散機制。避免因個別行業的大起大落給銀行帶來不必要的風險。
（五）突出風險防控重點
完善風險識別監測分析機制。要加強對客戶的監測分析，做好重點客戶的風險監控工作，實行貸款大戶風險監控負責人制度，建立健全大戶突發性風險應急防御機制，切實防范大戶隱性風險。一是對多家銀行融資，特別是近年來融資額驟增的企業，切實防范他行資金抽逃、企業“猝死”的風險。二是高度關注企業實力、法人行為，防范企業多元經營、主業不主、參與民間融資、資金鏈斷裂的風險，切實防范企業法人參賭及其他不良行為形成的道德風險。三是高度關注關聯企業聯保、互保問題，警惕一家企業倒下帶來的連鎖反應風險。四是對行業、客戶、產品以及押品價值進行仔細分析，切實防范形勢變化較為敏感的紡織、化工行業、動產質押物價值變動等風險，做到心中有數，預防在先，把風險消滅在萌芽狀態。我們應對看到，目前商業銀行“重貸前、輕貸后”的重貸輕管的現象普遍存在。必須強調加強貸后管理，有助于提升信貸管理質量。加強貸后風險控制和預警機制，強調動態監測以及對貸款賬戶的管理。另一方面，加強信貸操作管理和風險防范。將目前實施的放款后作業監督管理前移為放款前的信貸操作集中監督，信貸管理部門要切實履行放款前提條件核準、擔保核實、借款合同及相關協議審核、信貸資金監督支付等信貸業務操作職責，逐步建立貸款前提條件審核、貸款監督支付、信貸檔案管理等新型信貸作業監督體系。
新會計準則引入公允價值計量后，將交易性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直接計入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在利潤表之中披露;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則計入資本公積，在權益表和利潤表中“綜合收益”下披露。由于數據收集困難，本文僅研究計入利潤表中公允價值變動，將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作為主要的解釋變量，同時控制資產負債率等信息，檢驗公允價值會計信息對銀行信貸契約的影響。首先，檢驗公允價值對銀行短期貸款決策的影響。雖然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屬于未實現的收益，其收益或者損失不影響企業當期現金流量，但是損益的變化會影響債權人對未來現金流量的預算。尤其是短期貸款，銀行更看重企業的短期還債能力，對于公允價值變動引起的利潤增長應該更加關注。因此，提出如下假設:假設1:計入利潤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與銀行短期貸款決策顯著相關。其次，檢驗公允價值對銀行長期貸款決策的影響。銀行長期貸款由于貸款期限長，產生的不確定性大，且合同簽訂后更改成本高，所以企業的后續盈利能力成為銀行關注的重點，其直接影響企業到期是否能還本付息。而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屬于企業利潤的重要構成項目，影響到銀行對于企業未來盈余及現金流的預測。所以，銀行長期貸款決策與公允價值變動有關。因此，提出如下假設:假設2:計入利潤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與銀行長期貸款決策顯著相關。
二、實證檢驗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本文選取了我國A股上市公司2012年的數據為樣本。數據剔除了數據有缺失的公司、金融保險類上市公司、金融類上市公司和數據不全的公司，共選取1022家公司為樣本的相關數據。本文數據來自于銳思(RESSET)數據庫。
(二)研究設計1．被解釋變量。本為借鑒劉慧鳳(2012)的研究，選取新增短期借款(SLOAN)和新增長期借款(LLOAN)為被解釋變量。采用公司期末和期初的長、短期貸款的差額(經過對數處理)作為貸款決策的替代變量，以檢驗公允價值會計信息是否與銀行增加(或減少)給企業的貸款相關，確定公司會計報表新提供的公允價值會計信息是否影響銀行判斷企業還貸能力彈性。2．解釋變量。本文采用計入利潤表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FVPS)作為解釋變量，研究與銀行長短期貸款決策的關系。3．控制變量。本文根據陸正飛(2008)和劉慧鳳(2012)等的研究，選取流動比率(Quick)、資產負債比率(Quick)、現金流量比率(Cash)、存貨周轉率(Turnover)、公司規模(Size)、籌資現金流需求(FCFI)等作為控制變量。具體變量定義見表1。 4．回歸模型。本文使用的回歸模型如下:
(三)實證結果及分析根據模型一和模型二，運用spss17．0軟件對原始數據進行線性回歸，得出表2。1．銀行短期貸款與公允價值信息的相關性。由表2可知，模型一的AdjustedR2為0．208，較理想。籌資現金流需求與新增短期借款呈反比，公司規模與銀行短期借款呈正比。公允價值變動損益與銀行短期貸款呈正相關，說明公允價值變動損益越大，銀行做出短期貸款決策的可能性越大。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完善，由公允價值變動所帶來的利潤的增加越能夠代表企業的真實價值，銀行在作出貸款決策之時也會進一步關注公允價值變動的信息。2．銀行長期貸款與公允價值信息的相關性。由表2可知，模型二的AdjustedR2為0．252，較理想。籌資現金流需求與新增長期借款呈反比，公司規模與銀行長期借款呈正比。公允價值變動損益與銀行長期貸款呈正相關，說明公允價值變動損益越大，銀行做出長期貸款決策的可能性越大。因此，資本市場越完善，債權人對公允價值變動的信息越敏感。
三、結論
根據中國建設銀行2002年5月首次披露的數據，截至2002年第一季度末，該行不良貸款率為18.14%。到2004年末，這一比例下降為3.92%，2005年末再降為3.84%。此外，中國銀行作為與建設銀行同為首批股份制改革試點銀行之一，2004年共處置境內行不良貸款2539億元，使得2004年末的不良貸款比率降到5.12%，較2003年末下降11.16%個百分點。中國工商銀行2001年末不良貸款率高達29.8%，2004年之后，工商銀行明顯加快了不良貸款處置步伐，2005年，該行不良資產和不良貸款率分別降至2.49%和4.43%。
二、銀行不良貸款產生的經濟學分析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由于經濟人的有限理性、機會主義行為傾向和信息的非均衡性等原因，商業銀行在經營過程中出現不良貸款的現象是不可避免的。
1.經濟人的有限理性
經濟學中將人的經濟行為假定是“合乎理性的”。但是在實際經濟生活中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就借款者的有限理性而言,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中,由于不確定因素較多,借款者將面臨社會風險和經營風險,有可能出現因決策失誤導致不能及時歸還銀行貸款的情況。就貸款者的有限理性而言,由于信息的非均衡性,貸款者很難確保資金配置的安全性,因此發生貸款損失是無法避免的。
2.經濟人的機會主義行為傾向
經濟學中將機會主義行為定義為“用虛假的或空洞的，也就是非真實的威脅或承諾來謀取個人利益的行為”。由于人的有限理性，機會主義行為傾向必然存在。在信貸交易發生之前，貸款風險高的借款人為了達到取得貸款的目的，隱瞞或提供虛假資料，使銀行的信貸資產存在潛在風險。在信貸交易發生之后，借款者從自身利益出發，將會從事從貸款者角度來看并不期望進行的高風險高收益的活動，達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貸款者將面臨貸款難以及時收回的潛在風險。
3.信息的非均衡性及其導致的逆向選擇效應與道德風險效應
銀行信貸決策中，信息大致包括:宏觀方面的信息,如國家產業政策、貨幣政策等;微觀方面的信息,如企業的生產經營狀況、管理水平、市場開發能力、企業家素質等。根據市場各經濟主體所獲取信息的差異性,將信息分為均衡信息和非均衡信息兩類。非均衡信息是指各市場參與主體所獲得的市場信息存在某種程度的差異。
在信貸市場上，銀行與企業是市場參與主體。一方是借款人即企業。作為資金的借入者和使用者，對于借入資金的“實際”投資項目(不一定是向銀行所聲稱的項目)的收益和風險有充分信息;另一方是貸款人即銀行。銀行只是資金的提供者，并不直接參與資金的使用，對于被借資金使用的有關信息只能通過企業或其他渠道間接了解，因此在一般情況下，不可能擁有與企業同等程度的信息。這種非均衡信息的存在使銀行不可能及時準確地判斷借款人的信用質量和資金償還概率。
在非均衡信息的信貸市場上，存在利率的逆向選擇效應和道德風險效應。斯蒂格利茨和韋斯認為，隨著利率的提高，會出現:
（1)由于銀行事先無法全面了解借款人的相關信息，便將貸款利率作為一種檢測信號。更高比例的較喜歡冒風險的借款人(風險偏好型)將出來接受貸款利率的提高,而不喜歡冒風險的較安全的借款人(風險規避型)將退出申請人的隊伍,這就是“逆向選擇”。
（2)愿意支付較高利率的借款者將傾向于改變自己的經營項目，從事高風險高收益的投資項目來獲取更高的利潤，貸款風險也將增加，這就是“道德風險”。道德風險還會強化逆向選擇效應，使銀行貸款風險隨貸款利率的提高而不斷增大。
三、國有商業銀行化解不良貸款的對策
1.加大對未剝離不良貸款的管理和處置力度
政府應培育完善的不良貸款流通市場。通過市場中介,拓寬不良貸款的信息交流渠道,尋找國內外潛在投資者、購買者和合作伙伴,鼓勵私人企業和外資參與,通過采取靈活方式，如公開拍賣和暗盤投標、股本合資等,為不良貸款的處置提供足夠的后續資金。
積極創新處置手段，突破原有的收貸范圍，以最大限度地保全信貸資產為目的，制定切實可行的清收現金、以物抵債等清收管理辦法。可以將實物資產、票據、無形資產和知識產權作為償債物，通過對抵押資產的開發、轉讓、租賃和拍賣變現等形式實現不良貸款的有效盤活。對于有抵押物的企業不良貸款，如果失去了現金償還能力，應該將償債物及時收回并盡快處理，沖抵貸款余額，防止由于抵押物損毀或貶值造成貸款損失加大。對一些停產、半停產企業，雖然銀行未辦理抵押手續，也應通過與企業協商或通過訴訟等手段收取企業易變現資產，用以抵償銀行貸款本息，減少貸款損失。對于有擔保抵押物的不良貸款，應依法及時追索擔保抵押物，進行拍賣，清收不良貸款。
2.嚴格控制新增貸款的質量，從根本上減少不良貸款產生的數量
目前國有商業銀行希望通過貸款總量的擴大來稀釋不良貸款的存量，但是要徹底解決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問題，存量盤活與增量優化必須同步進行。因此在擴大貸款總量的同時，必須強調增量優化。
(1)加快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步伐，提高資本運營效率。①深化國有商業銀行產權制度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產權制度是商業銀行體制的基礎，決定著銀行的運行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因此必須加快國有商業銀行產權制度改革，在國家控股的前提下改變單一的所有制結構，引入非國有投資者。實行決策權、管理權與監督權的分離，真正把國有商業銀行辦成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現代金融企業。②建立信息公開披露制度。健全會計制度，實行統一的會計核算和稽核標準，使國內外投資者對投資對象有比較透徹的了解，減少政府(中央銀行)、國有商業銀行與借款企業之間因信息非均衡而誘發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國有商業銀行應充分利用先進的計算機網絡技術，盡快建立和完善客戶信息系統，既能為貸前決策提供信息服務，又能為貸后管理提供分析數據。③優化貸款結構，提高信貸資產質量。根據產業特點和經濟發展水平，把貸款資源配置在國內亟需發展的能源、交通、電訊和主導產業上。重點扶持和發展市場前景廣闊、經濟效益好的大中型企業集團；要控制貸款集中程度，大額貸款與小額貸款保持合理比例。積極創新貸款業務，繼續發展個人住房、購置汽車等消費信貸，提高優質貸款占全部貸款的比重。④盡快建立國有商業銀行的風險控制和風險預警制度。為了提高國有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水平，不但要建立各種風險識別、風險計量和風險控制的模型和工具，開發相應的風險管理數據庫和風險管理信息系統，為風險管理決策提供技術支持;同時還須建立相應的風險管理組織、企業流程等制度平臺。加強貸前、貸中和貸后的風險管理，建立以風險管理為核心的貸款決策控制制度。依據風險度高低決定貸款金額大小、利率高低和期限長短。認真做好貸前調查，提高貸前決策水平。充分掌握借款人的財務狀況和信用等級。按照“5W”原則即貸給誰(who)、為什么貸款(why)、用什么做擔保(what)、什么時間能夠歸還(when)、如何歸還(how)，認真審核確認后再給予貸款，盡可能減少決策風險。推廣擔保抵押貸款，完善貸款抵押制度和擔保手續。擔保抵押貸款是市場經濟發達國家通行的一種貸款制度，借款人向銀行申請貸款時應提供擔保，銀行應對貸款人及擔保人的償還能力、抵押物的權屬和價值進行嚴格審查，確認借款人及擔保人的資信良好、有償還能力時才給予貸款，這是減少貸款風險的有效方法之一。在資金貸出后作為債權人的銀行要認真做好信息反饋工作，注意搜集資金運營信息，對企業的重大財務活動加強監督，及時準確地掌握資金流向以及資金使用質量的信息，通過監督和分析及時發現資金使用過程中的問題，采取補救措施防止信貸資金繼續惡化。健全信貸資產風險預警機制，完善風險管理的信息收集、整理、分析和評估決策等工作，一旦貸款進入預警范圍內，則立即采取各種有效措施化解信貸風險發生，這是提高信貸資金質量，加強風險控制的一個重要環節。
(2)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完善相應的配套措施。①轉換政府職能，減少政府對銀行信貸行為的干預，增強國有銀行的獨立性。政府要提供完善的政策支持和法律支持，營造良好的信用環境，建立統一的信用評價體系。充實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金，增強商業銀行抵御風險的能力;根據經濟發展的要求，要及時修改有關國有企業流動資金的管理辦法，對自有流動資金不足30%的新建企業，應禁止發放貸款。②強化外部約束，加強銀監會對國有商業銀行信貸資金發放的監督管理。一方面，監督部門要遵循國際金融監管原則，完善監管體系，改進監管手段，綜合運用法律、行政和經濟手段加強對國有商業銀行的外部監管。另一方面，要加大金融執法力度，強化對國有商業銀行貸款的稽核檢查，及時糾正各種違法、違規行為。通過信息收集系統和風險預警系統等技術支持，建立對國有商業銀行及其信貸業務的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稽核檢查制度。只有加強對國有銀行信貸行為的監管力度，才能提高信貸質量，有效控制不良貸款的增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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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銀行上市資本成本貸款定價
2004年1月6日，國家動用45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補充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的資本金，這兩家銀行作為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試點的地位確定下來。雖然目前，國有銀行上市的障礙還沒有完全消除，比如：此次國家注資后，國有商業銀行仍然有大量不良資產，還面臨上市壓力，銀行在境內上市還需要滿足不良貸款率在10%以下，資本充足率相對較高等硬指標。但是國有商業銀行的上市問題無疑已經提上了議事日程。
股權資本在貸款定價中的作用
對貸款進行風險定價有利于對信用風險提供補償。理論上講，貸款價格的構成不僅應該包括銀行的邊際成本與利潤，而且必須對貸款可能的風險作出彌補。
之所以應該計算股權的資本成本，是因為商業銀行的經營不僅能為銀行帶來利潤也同時帶來了風險。而銀行信貸的風險損失最后還是要靠資本來彌補，因此銀行業必須為每一筆業務配置用以減緩風險沖擊的資本，而這些配置的資本必然要求回報，回報率以股權資本的成本為基準。因此股權資本的成本應該引入貸款定價方程。
股權的資本成本應該準確的估計，低估或高估股權成本都是不利于商業銀行經營的。如果低估了股權的資本成本，未預期的風險將得不到足夠的彌補，所有者的價值就會減少。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將股權資本成本計算高一些，因為如果高估資本成本，會使利率過高，造成貸款的緊縮，并且為了到達預計的股權收益目標，銀行管理人員會被迫采取冒險的經營戰略。
資本成本的計算
紅利收益型
股票價格可以看作是未來現金流的貼現：
D(1+g)
P=—————，
Ke-g
其中P為股價，D為最后紅利，g為合理的合理增長率。對于銀行股而言，現金流主要是紅利，計算股價的貼現率即是股東要求的股權回報。在持股人基于自己的目標收益交易股票，給出銀行股價格，如果知道最后紅利和將來合理的紅利增長，可以計算出股權成本（或目標收益）：
D(1+g)
Ke=————+g
p
市盈率模型
該模型為
Ri
Kei=——，
P
用每股收益和股票價格的比率近似作為上市銀行股權資本的成本。不過這一模型很可能因為股價的波動和銀行人為調節會計利潤而使準確率受到影響。甚至極端的情況是一個虧損的銀行會計算出負的資本收益率作為股權成本，這顯然是沒有意義的。
資本資產定價模型
利用CAPM模型，給定系統風險的情況下，上市銀行的股權成本(Ri)是無風險收益率（Rf）加風險溢價，而風險溢價可以通過β模型估算，公式如下：
Ri=Rf+β(Rm-Rf)，其中Rm等于市場資產組合收益率，通常以股市得指數收益率代替，以體現系統風險。無風險收益率（Rf）則一般以國債收益率計算。
不過，因為CAPM模型只考慮了市場的系統風險，還不能完全反映單個股票的特殊風險，因此對個別股票資本成本的估計有可能存在偏差。但如果講整個商業銀行作為一個組合的化，可以得出一個平均的資本成本，作為貸款風險定價的一個基礎。
國有銀行上市的意義
雖然國有商業銀行通過內部精細化的管理和大規模數據庫的建立，可以得到資金邊際成本、預期損失和在險資本的比較準確的估計，但是國有商業銀行作為沒有進行股份制改造和上市的企業，其資本是不可交易的，內部的企業化管理不能保證得到一個合理的股權資本的成本（或目標收益）。而國家作為一個單一的所有人，無法明確的制訂出合理的股權收益目標。即使有這樣的目標，由于對所屬銀行的父愛主義也缺乏必要的沖動來考核銀行經營者。沒有股權資本的成本，貸款風險的合理定價就難以實現。這就不利于銀行股權資本（目前來看主要是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
雖然在國有商業銀行上市之初，其股票交易數據較少，但是也可以用簡單的市盈率法計算出資本收益率。在積累了一定時間的交易數據之后，就可以用更為精確的模型了。或許一開始計算的資本成本比較粗糙，但是對于貸款定價而言有資本成本率總比沒有好，并不一定要一步到位，在使用的過程中可以一步步的精確化。如果不將資本成本引入貸款定價，就永遠無法判斷貸款的收益是否能彌補風險對所有者價值的侵蝕。
綜上所述，在估計資本成本這一層面上講，國有商業銀行的上市是十分必要的。并且，上市國有商業銀行的股權結構中流通股必須保持足夠多的比例，以維持交易的活躍，通過投資者的出價體現所有者的目標收益，以此計算商業銀行的資本成本。
參考資料：
一、不良貸款的成因分析
一直以來，不良貸款問題是制約國有商業銀行進一步加快發展速度、提升市場綜合競爭能力的關鍵所在，由于不良貸款率一直居高不下，不良貸款消化難度大、成本高的現實，使得國有商業銀行在資金運用上捉襟見肘，這一點在基層國有商業銀行尤其明顯。基層國有商業銀行本身的存貸款規模不大，依靠自身力量消化不良貸款的能力又有限，一旦貸款無法正常回收形成不良，這勢必給基層國有商業銀行的發展造成嚴重障礙，減弱對縣域經濟乃至鄉鎮經濟發展的支持力度。不良貸款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資金體制變革的影響。
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過程中，隨著“撥改貸”政策的逐步實施，國企不再得到國撥資金的補充，以致企業虧損等財政性支出被擠入了銀行流動資金貸款，因此造成企業資金捉襟見肘，周轉失靈，這對國企最終無力償付貸款本息是有相當影響的。
第二，投融資體制約束了銀行自主經營。
我國的投資體制長期以來，形成一種“政府立項、計委審批、財政與銀行買單（撥款和貸款）”的模式，銀行只作為一個現成的貸款人。一旦投資結果使得貸款到期無力歸還，形成不良，對項目有決策權的部門一般不承擔經濟責任，而銀行被動提供貸款資金，卻承擔了項目投資的全部經濟責任。
第三，會計核算處理上的弊害。
流動資金貸款原是填補國企自有資金不足、由銀行發放的短期貸款。但“短貸長用”的現象經常出現，相應的會計核算處理方法一直為“借新還舊”。隨著短期貸款到期申請展期期限，累計不得超過原貸款期限，經批準展期后的貸款，如到期無力還款，次日起即屬逾期貸款等規定的出臺，堵住了沒完沒了的展期，貸款的逾期情況得到了真實反映，這是不良貸款快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四，通貨膨脹造成企業虛盈實虧，影響資金周轉。
第五，商業銀行業務與政策性銀行業務仍有混同不清。
第六，經濟轉制、結構變化，企業經營風險增大，帶來貸款風險。
第七，社會信用環境惡化，借機逃廢銀行債務。
第八，銀行經營管理不善，風險意識和防范措施不強，人員素質不高。
第九，利率調整，利差縮小，商業銀行利率風險增大。
有幾次存貸利率調整，對商業銀行財務收支和經營成果的影響很大，最終也導致處理不良貸款存量的財力被削弱。這主要包括存貸款利率倒掛、存貸款利率風險和定期儲蓄存款利率與中長期貸款利率不對稱三個方面因素。自1996年以來連續調低貸款利率，而按儲蓄存款章程規定，各種不同存期的定期儲蓄存款均以存入日的掛牌利率為準，由于1996年之前存入的定期存款利率較高，甚至幾倍于貸款利率，使得商業銀行提存的“應付利息”全部付罄，余額變成了紅字（超額），這些巨額的虧損只能由商業銀行被迫承受，造成存款進來利率高、貸款利率負擔低的不平衡的局面。上述九個方面的原因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國有商業銀行缺乏一個有效風險定價機制，整個風險的價格完全在政府的管制下；二是國有商業銀行的產權結構和政府角色定位的失衡，這一點在本文第三部分會進一步分析。
二、基層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現狀及瓶頸分析
本節選擇蘇南地區某一縣級城市的一家國有商業銀行作為研究對象，從貸款余額和不良貸款消化情況兩個方面來分析基層國有商業銀行發展所面臨的問題所在。
以某市基層國有商業銀行為例，可做出以下幾點分析：
第一，從2002年1月到2003年6月的18個月內，該銀行的不良貸款余額絕對數從3.11億元減少至1.65億元，消化不良貸款1.46億元，占2002年年初的46.95%，成績明顯。
第二，在過去的18個月內，該銀行的貸款業務發展非常快，貸款余額絕對數大幅度提高，月度間增長速度較高，尤其是進入2003年度后，月均增幅達到16.54%，2003年6月增幅更是接近30%，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當地經濟的發展。
第三，在不良貸款余額絕對數持續下降和貸款余額絕對數持續快速上升的雙重作用下，該行不良貸款率也呈現快速下降的特征，從2002年初的37.42%回落到2003年6月末的6.02%.但即便如此，該行的不良貸款率在當地的金融機構中仍屬較高水平。
第四，通過嘗試運用回歸分析，發現不良貸款下降率和貸款增長率間并不完全具備線性關系，可見，該行貸款余額快速增長對不良貸款的“稀釋”作用僅是該行不良貸款率快速下降的一個因素，另一因素為核銷，僅2003年初該行核銷的不良貸款即超過一億元。在這兩個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該行不良貸款率呈現快速下降趨勢實屬正常，而不良貸款絕對數的下降則更多的依賴核銷。
從上面的分析來看，基層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雖有較大幅度的下降，但這是以貸款余額快速增長為代價。而從不良貸款的消化手段來看，核銷在基層國有商業銀行依舊占有主導地位，進一步在基層國有商業銀行展開不良貸款清收工作的難度和成本均較高。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時間的推移，新增貸款中勢必出現新的不良貸款，不良貸款余額必然相應出現反復，這一點在進入2003年度已經有所反映，不良貸款的消化正在逐步走入“瓶頸”。一方面，貸款增長速度和貸款余額不斷增加，雖然新增貸款最終形成不良貸款的比例很低，但由于基數較大，形成不良貸款的絕對數依舊不可忽視；另一方面，不良貸款的核銷按部就班進行，極有可能出現核銷數和新增數相抵，使得不良貸款率表面下降，絕對數不變的“困境”。下文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出發，進一步分析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產生的根本原因，并結合基層國有商業銀行的實際情況，提出基層商業銀行不良貸款化解的框架構思。
三、內部人控制和層級控制
目前，國有商業銀行分支機構按行政區劃設置，多級決策，一級經營，法人是惟一的受托人（假定這種體制合理），各級分支機構是人，人應為法人利益勤懇工作。但由于層次多、政令傳遞速度慢、管理路徑長、信息不對稱、缺乏有效的監控手段、不能對下級行績效進行及時甄別的問題依舊存在；掌握著本機構實際控制權的各分支機構也遠沒有樹立統一的法人觀念，在自身利益驅動下，有著強烈的自主性和不規范性。“內部人控制”在國有商業銀行的結構特點下，又衍生出了“層級控制”現象，這是國有商業銀行，尤其是基層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產生的直接原因。
行政選拔機制，較好的職位鎖定性，為“層級控制”奠定了組織基礎，它不僅嵌有濃厚的計劃經濟色彩，也給通過“尋租”行為獲取經營權提供了可能，經營者只要同上一級委托者搞好關系，即可一直壟斷職位。經營業績好壞、管理水平高低，不是獲取職位、保留職位的惟一依據，甚至不是主要依據。國有資產保值、增值與否也無人考察。信息不對稱，各種監管軟弱或無力，以經濟處罰為主的監管手段根本無傷經營者個人利益。無約束的權力難以抵制誘惑，無約束的權力難以拒絕錯誤，無約束權力難以不為所欲為，經營者完全可以通過手中的權力和法人的信用，來為小集團甚至自己謀取最大利益。所以，道德風險，層出不窮：“尋租”活動，也就成為必然。集中反映在信貸經營活動中，就是粗放經營、違規經營、繞規模貸款、關系貸款、越權貸款、反程序和減程序貸款、將不該轉貸或展期的貸款轉貸或展期來虛降不良率、利用五級分類定性比重大的特點來主觀意。分類、考慮個人或小集團與地方關系，發放“首長”貸款、為了年底虛增存款，突擊放貸、為了搶占份額，向上邀功而放貸，種種現象，不一而足，貸款風險不能防范，內控機制破壞殆盡。
同時，“層級控制”對法人治理有著天然的抵制對抗、內耗了國有商業銀行的法人控制。不可否認，國有商業銀行；加強法人治理結構和內控制度建設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往往得到各級經營者不同程度的抵制或將其異化，使內控機制建而不立、有名無實、政令不通、執行不一、各行其是等是典型的外在表現。任何措施的有效性都是建立在上傳下行、切實執行的基礎上，沒有有效的貫徹執行，幾級空文則會使這些措施和其機構陷入一個惡性循環的怪圈，其可信度、權威性與日俱下，而這個基礎就是健全的內控機制。
在這個怪圈作用下，信貸管理遭災最重：如高風險審查，起碼應包括三個方面，高風險行業、企業、品種，但實際上許多經營者只在高風險行業審查上敷衍了幾天，最后都以不了了之。以中國建設銀行為例，2000年建行貸款中仍有15%投向高風險行業。同樣，原意為了提高貸款透明度和科學性、防范風險、提高效率、抑制違規和不規范而大力推行的客戶信用評級工作也被一些機構經營者界定為對經營者放貸隨意化的一種束縛而遭到冷遇和抵制，評級工作形式化、實用化、隨意化。要不是規定了未評級、授信的客戶信貸權限上收一級，則效果也許更差。
由此可見，由于經營者在限制其行為、與其意志和利益相悖的規范、程序、制度、政令及一切內控制度上的不合作，法人治理結構和內控制度就形同虛設，在基層國有商業銀行內部人控制和層級控制尤其明顯。內部人控制和層級控制把國有商業銀行產權不明的危害性完全暴露，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產生的直接原因。不可否認，國有商業銀行龐大的不良資產有其外在原因，但不稱職的銀行經營者的問題也不容忽視。剝離和核銷是目前國有商業銀行，尤其是基層國有商業銀行消化不良貸款的主要方法。不良貸款消化之后，不應忽視其產生的根基，即所謂的內部人控制及其衍生的層級控制問題，只有從體制、機制上強化法人治理結構建設和內控制度建設，才能從源頭上遏制不良貸款的再次產生。
四、基層商業銀行不良貸款化解的框架構思從上面的分析來看，雖然當前基層商業銀行（包括農村信用社）不良貸款的化解工作取得了階段性成果，同時也面臨著更大難題，就是基層商業銀行不良貸款已經清收到了臨界點，剩余部分的不良貸款不符合核銷標準，再加上銀行自身制度上的“瓶頸”制約，依靠自身清收難度和成本相當大。如何面對這一難點問題，進一步挖掘基層國有商業銀行的內在潛力，使不良貸款消化工作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直至把風險降到最低限度，對于基層國有商業銀行而言，本文提出的辦法是實行公司化模式，走不良貸款專業清收道路。
提出這一想法的主要理由，一是在于傳統的分層（分級）責任清收模式的局限性。這一模式更多的采取行政管理的手段，采取層層下達任務、層層簽訂責任書的方式，完不成任務就扣工資，并且與考核和晉升掛鉤等等，行政管理色彩較濃。這種做法不能最大限度地調動員工收貸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由于收貸難度大，同樣是一行（農信社）職工，投入產出比的差距，使收貸者偏愛易收部分。對那些難度大的則不去理會，這樣難免出現挑肥揀瘦的現象，這一傳統的收貸模式不適于臨界點不良貸款的清收；二是臨界點不良貸款特性的制約。這部分不良貸款的形成原因復雜，甚至是一筆一個樣，多是人走樓空、破產關門的企業。個人貸款則是困難戶、釘子戶、賴皮戶居多，同時存在戶數多、平均金額小、點多面廣等問題。收貸難度比一般不良貸款清收難度要大得多。單靠行政管理手段去強行壓任務，逼迫式工作，難以奏效；三是形勢要求改革清收機制。迫于各自上級行（社）的層層考核壓力，以及風險管理的要求，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化解仍是經營工作的重中之重，但不良貸款占用過高，化解精力大，成本不斷增加，而效果差，與目前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競爭日益加劇，而競爭的著力點在于新業務的開拓和市場的擴大，形成一對矛盾。再把過多精力放在臨界點不良貸款清收上，意義并不大，新的形勢需要基層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改革傳統的清收模式。
諸多制約因素，表現出臨界點不良貸款清收的巨大挑戰性，基層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實行公司化清收模式，一改傳統的責任清收模式，也就成為當前比較客觀而現實的選擇。建議成立清收公司，實行不良貸款公司化管理，把不良貸款作為一種資源進行經營和運作，通過機制的改變，最大限度地激發清收積極性和創造性，從而達到不良貸款“雙降”的目標。具體思路如下：
第一，在基層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內部成立不良貸款清收公司，作為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專業清收單位，實行商業化管理。公司經營產品為呆壞賬不良貸款，通過清收公司不良貸款的公司化運作。最大限度地挖掘清收潛力，促進不良貸款絕對額下降，直至達到規定的占比。第二，建立不良貸款清收比例收益機制，為公司化運作提供政策空間。本著“早活化，早受益；多盤活，多收益”的原則，根據不良貸款清收難度，分別確定收益系數，難度越高，收益相應增加，清收越多，收益越高。
第三，實行公開招標，確定最低化解額度。對公司經理人選本著“自愿、公開、透明、雙贏”的原則，向本行（社）員工進行公開競聘，在確定保底清收任務的基礎上，雙方簽訂聘任合同，在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授權范圍內，對不良資產進行運作。
第四，實行即收即繳，即繳即獎制。即當天收回的貸款最遲于一個工作日內上劃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嚴格按照既定的獎勵標準當場兌現現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