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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將是知識經濟的時代
人類文明誕生后的第一種經濟形式是農業經濟，其主要特點是生產力水平低下，農業和畜牧業在經濟中的壓倒性優勢地位，對大自然的依賴程度依然很高，世界各國彼此分隔。從15世紀末的地理大發現起，人類社會開始更多地擺脫對大自然的依賴，對自然和人類社會本身的認識也不斷地深入和拓展，各種發明和創新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都層出不窮，從而大大地推動了工業經濟時代的到來、發展和成熟。應該說，到目前為止的人類社會仍然還處在工業經濟時代，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仍然以獲得工業部門的增長和發展為目標。
然而，在20世紀即將結束之際，人類社會又開始悄然步入知識經濟的新時代：1996年，經合組織發表了一份題為《1996年科學、技術和產業展望》的報告，系統地提出了“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的概念和相關的指標。世界銀行1998～1999年度的世界發展報告更是以《知識與發展》為題，認為“知識對于發展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我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依賴于知識。……今天，技術最為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其經濟確實都是以知識為基礎的”，它們的國內生產總值有50%以上是屬于知識密集型的。
所謂“知識經濟”，是指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消費之上的經濟，它主要由知識創新體系、知識傳播體系和知識應用體系組成。在這種經濟中，知識取代了農業經濟中的土地和工業經濟中的傳統資本而在經濟活動中扮演著主要角色，知識被認為是提高生產率和實現經濟增長的驅動器。筆者認為，“知識經濟”時代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經濟資源的可再生性。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成為最主要的經濟資源和生產力發展的最重要的生產要素。知識作為經濟資源，具有非消耗性、共享性、非稀缺性和易操作性，因而是一種可再生性資源，它很少受時間或空間的限制，可低成本復制，且易于傳播處理。
2.經濟增長的良性化。一方面，經濟周期的弱化即經濟增長的波動性減弱；另一方面，經濟增長方式發生改變。有的學者認為，美國“新經濟”的“一增兩低”（即經濟持續增長伴隨著低失業和低通脹的獨特現象）便體現了知識經濟的特點。
3.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與上述兩個特征緊密聯系，發展的觀念因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它更多地注重經濟增長的效益、可持續性和生活質量，更加強調人口資源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4.經濟全球化的步伐明顯加快。在工業經濟時代后期開始加速的經濟全球化進程，在“知識經濟”時代呈現出加速發展的勢頭。作為知識經濟重要內容的信息技術和全球網絡系統大大地改變了世界市場的存在方式，加速了全球貿易自由化和金融一體化，加快了跨國界的生產要素流動。
筆者認為，只有美國等發達國家才開始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的進程，其中就連走在最前面的美國“新經濟”也只是21世紀全球性“知識經濟”時代的前奏而已。廣大的發展中國家至今仍被排斥在“知識經濟”時代的大門之外。不過，21世紀將成為知識經濟的時代，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知識經濟時代的貿易條件問題
“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是阻擋不住的歷史必然。如果發展中國家不去積極了解知識經濟的運行規律和法則，不去迎接“知識經濟”時代的機遇和挑戰，那么它們將永遠無法擺脫“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原因很簡單，發達國家不斷使知識的前沿迅速向前推進和知識本身的乘數效應，意味著發展中國家不得不追趕“一個移動的目標”。
自“普雷維什—辛格命題”在20世紀40年代末期提出以來，圍繞貿易條件惡化理論的爭論就沒有停息過。然而，正如保羅·斯特里頓所說的那樣，“當許多人對初級產品生產國的貿易條件持續惡化的理論的批判愈演愈烈的時候，這個理論的內核很可能在這場猛烈的攻擊中得以保存下來。這個內核就是：在世界經濟當中，存在著導致從對外貿易和廣泛的經濟進步過程中產生的收益分配不平衡地發生作用的各種力量，以至于最好最大的份額歸于強國，弱國則在分配過程中自相侵吞。”①結果，貿易條件惡化論不僅沒有被，反而獲得了進一步發展。貿易條件惡化論可以包括以下幾層含義。
1.國家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相對于中心國家工業制成品的貿易條件而言，呈現出長期惡化的趨勢。D.沙普斯福德指出，在1900～1982年間，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每年都下降1.29%②。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1994年的一份報告中同樣證明了初級產品貿易條件的惡化趨勢，它指出1968～1987年間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每年都下降1.52%③。
2.國家的初級產品相對于中心國家的初級產品來說，其貿易條件同樣也在惡化。漢斯·辛格指出，1954～1972年間，發達國家的初級產品單位價格每年平均下降0.73%，而同期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價格則年均下降了1.82%④。聯合國在2000年1月的統計材料中指出，1980～1999年第一季度，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出口價格指數分別下降了25%和58%⑤。
3.國家的勞動密集型制成品與中心國家的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的工業制成品之間的貿易條件也在下降。漢斯和沙卡等人通過對29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1965～1985年期間出口制成品貿易條件的變化情況進行的統計分析表明，這29個國家出口制成品的價格指數年均下降0.65%⑥。
4.相對而言，國家的貿易條件存在著長期惡化的趨勢。1980～1995年間，低收入國家的商品貿易條件和收入貿易條件都呈下降趨勢：如果以1987年為100，那么這兩項指標分別從121和105下降為91和89⑦。
以上內容可以說是貿易條件惡論在工業經濟時代的幾種表現，它們是工業經濟時代國際分工的產物。到知識經濟時代以后，同樣由于不對稱的中心—體系，同樣由于技術進步在中心和之間的不平衡發展和擴散，同時還由于知識產品與物質產品在需求收入彈性上的差別，國家貿易條件長期惡化的趨勢并不會從本質上得到扭轉，貿易條件惡化論的“核心”內容仍然是行之有效的。只不過中心—國家之間的國際分工由“工業制成品—初級產品”組合轉變成了“知識產品—物質產品”的組合，因此貿易條件惡化論的內容也隨之發生了變化。除上述4個層次的內容繼續有效以外，它還極有可能增加下述幾個方面的內容：
5.國家工業制成品與中心國家知識產品之間的貿易條件不斷惡化。
6.國家的初級產品與中心國家的知識產品之間的貿易條件長期惡化。
7.國家的初級知識產品與中心國家的成熟知識產品之間的貿易條件不斷惡化。
不過，貿易條件惡化論的上述發展僅僅是理論上的一種延續，它還有待實踐的證明。筆者提出貿易條件惡化論的這種發展方向，并不是想渲染一種對“弱國”發展前景的悲觀主義，而是想強調這樣的事實：處于“弱國”地位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和拉美是其中當然的成員，應當正視“知識經濟”的挑戰，尤其是要認識到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挑戰要比“強國”面臨的挑戰嚴峻得多。
【參考文獻】
①PaulStreeten,DevelopmentPerspectives,P.217,London,TheMacmillanPressLtd.,1981.
②D.Sapsford,"TheStatisticalDebateontheNetBarterTermsofTrade:ACommentandSomeAdditionalEvidence",EconomicJournal,September1985,PP.786.
③IMF,"Adjustment,NotResistance,theKeytoDealingwithLowCommodityPrices",IMFSurvey,vol.23,October1994,PP.350-352.
④HansW.Singer,"TermsofTradeandEconomicDevelopment",inJohnEatwell,et.al(eds.),TheNewPalgraveADictionaryofEconomics,Vol.Ⅲ,P.628,London,TheMacmillanPressLtd.,1987.
⑤UnitedNations,MonthlyBulletinofStatistics,Vol.LIV,No.1,January2000,PP.176.
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不僅沒有改善,而且有惡化的趨勢,其中最有影響的是“貿易條件惡化論”。我國的對外貿易快速發展,但貿易條件并沒有得到改善,而且有持續惡化的趨勢。
1我國貿易條件惡化的原因
(一)我國的比較優勢產業仍然處于劣勢地位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比較優勢由資源密集型產業轉移到非熟練勞動密集型產業,但仍然處于比較優勢階梯的下端,因此不能避免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普遍惡化的趨勢。而且,由于各種原因的影響,使得我國企業在出口時的一貫策略就是打價格戰,結果導致了企業之間的盲目競爭,使貿易條件更加惡化。
(二)外商投資企業進行企業內貿易的結果
企業內貿易指在同一企業內部所開展的國際貿易,即在跨國企業的母公司與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間的跨國貿易行為。就跨國企業而言,對于發生在內部各實體之間的交易價格,完全可以由企業按照整體規劃來自主確定。跨國企業在我國采取高價進口機器設備和原材料而低價出口制成品的策略,來達到其減少企業稅負、避開風險與管制、調撥資金和有效分攤費用的目的。而外資企業在我國貿易額中已占到1/2強,這使我國的貿易條件更趨惡化。
(三)我國鼓勵出口的政策
我國改革開放之初就提出了鼓勵出口的國策,采取了出口退稅、出口補貼等一系列政策。出口退稅和出口補貼使得很多企業采取“只外銷,不內銷”策略,因為出口意味著可以減少成本。同時,這種出口政策也造成了我國出口貿易條件的惡化,或者說是惡化的趨勢,其主要原因是我國強調擴大出口規模,有“一刀切”的現象。
(四)近年來我國進出口產品結構的變化
我國出口產品中制造業產品所占比重不斷上升,初級產品的比重有很大下降,而初級產品的國際價格近年來漲幅高于制造業產品價格。出口方面,產品技術含量高,勞動生產率高,致使某些產品大量出口,從而壓低了國際價格。另外,從進口的構成看,對原油、鐵礦石等初級產品需求的大量增加,其占進口的比重也隨之大幅上升。而這些初級產品的進口價格由于國際政治和經濟環境的影響,在近幾年一路攀升。出口產品價格下降,而進口產品價格上升,這也造成了我國貿易條件的惡化。
2提升我國貿易條件的措施和建議
(一)發揮比較優勢并優化升級產業結構
首先,需要加大產業轉移力度,并在確保就業的前提下,大力發展新材料、醫療、生物、信息等高新技術產業,加快知識經濟的發展,從而使我國的出口商品結構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更要向知識和技術密集型轉變。其次,需要繼續發揮我國勞動力成本低廉和資源豐富的優勢,對其進行現代化的改造。再次,還應當擴充完善產業鏈,強化基礎工業力量,大力發展零部件加工工業,以降低對加工貿易中零部件進口的依賴性,從而大量降低中間產品高價進口對出口效益增長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以促使貿易條件的改善。
(二)深化外貿體制改革以促使外貿企業有序競爭
我國的外貿體制改革使外貿企業有了更大的經營自,除了要繼續放開外貿經營權外,還要促進外貿企業的規模經營,鼓勵一些實力較強的大型外貿企業組建大型的貿易集團,避免“小而全”、“大而全”的重復建設狀況,形成規模經營優勢,使企業避免以價格競爭為主而采取綜合競爭手段進軍國際市場。在外貿體制改革當中不僅要大力扶持有競爭力的國有企業實業集團,同時也要為民營企業實業集團的發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從而使外貿企業之間的競爭走上規范有序的良性發展軌道。
(三)完善反不正當競爭立法
以法律形式規范企業的市場行為,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同時要建立國際市場商品價格的跟蹤、通報機制,我國進出口價格監督、監控機制。取消對三資企業的特殊優惠政策,逐步化解跨國公司內部化行為對我國市場的扭曲和利益侵害。應積極推進關稅體制改革,優化關稅結構。應當逐步取消不合理的減免稅政策,并針對整個產業實施關稅優惠政策;要給予國內外所有企業國民待遇,以建立公平的競爭環境,從而促進公平合理的市場競爭秩序。
參考文獻:
關鍵詞:貿易條件匯率證實分析
貿易條件反映一國貿易狀況,其改善或惡化將直接導致一國實際資源的流入與流出,反映一國實際福利的變動情況。反映貨幣比價的匯率變動會對貿易條件產生直接而重要的影響,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減少貿易摩擦,改善貿易條件。
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國際貿易中的貿易條件不僅包括商品或純易貨貿易條件(N),還有貿易收入條件(I)、單邊要素貿易條件(S)及雙邊要素貿易條件(D)。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最重要的是貿易收入條件和單邊要素貿易條件。但由于貿易條件(N)最易計算,所以大多數經濟學文獻中使用貿易條件這一概念。在一個兩國世界中,貿易條件(N)可以表示為一國出口商品價格和該國進口商品價格的比值。而在一個具有多種貿易商品的世界中,貿易條件定義為一國出口商品價格指數與該國進口商品價格指數的比值。用Px代表出口價格指數,Pm代表進口價格指數,其計算公式為N=(Px/Pm)100。顯然用本幣或外幣衡量的進出口商品比價的貿易條件(N)與反映一國貨幣同國外貨幣比價的匯率存在著聯系。事實上,匯率的變動將不僅通過價格的變化在短期內對貿易條件產生影響,而且將會長期通過對進出口商品的數量、結構等方面的影響而對貿易條件發生作用。
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影響的短期靜態分析
關于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最常被引證運用的是馬歇爾-勒納條件的彈性分析法,該方法考察的是在匯率貶值情況下貿易條件是改善還是惡化。之所以用到彈性的概念,是由于貨幣貶值同時改變了以本幣或外幣表示的進出口商品的價格,而決定貿易條件改善與否取決于出口商品本幣(外幣)上升(下降)的幅度是大于還是小于進口商品價格上升(下降)的幅度。一國貨幣貶值,該國出口商品可以保持本幣價格不變,當然也可以上升。而進口商品由于貨幣貶值導致本幣價格上升、需求下降,國外出口商為了維持一定市場份額,使得本國進口商品的外幣價格有可能下降。用ηDX、ηDM分別表示進出口需求的價格彈性,ηSX、ηSM分別表示進出口供給價格彈性,則在匯率貶值情況下有如下結論:
當ηSXηSM>ηDXηDM時,匯率貶值惡化了一國的貿易條件;
當ηSXηSM=ηDXηDM時,匯率貶值對貿易條件不起作用;
當ηSXηSM<ηDXηDM時,匯率貶值改善了一國的貿易條件。
這種彈性分析法建立在外匯市場穩定及其它條件不變前提下,是一種比較靜態的分析方法。所謂貿易條件的改善除了從分析中的彈性變化理解外,通常指的是該國出口商品價格相對于其進口商品價格有所提高,反之則為惡化。其經濟學的含義在于單位出口商品能否比原來換得更多的進口商品,若能則表明貿易條件改善,否則貿易條件惡化。匯率貶值無疑成為許多國家在一定條件下促進出口、改善貿易條件的手段。但是貿易條件提高了,也不能因此判定一國貿易狀況得以好轉。同理匯率升值在一定條件下會降低一國貿易條件,但也不能因此得出一國貿易狀況惡化的結論。其原因在于貿易條件的變化是許多對該國和世界其余國家有影響的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僅憑單一的貿易條件的變化不能確定這些力量對該國凈福利影響的結果,這也成為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影響的短期靜態分析的缺陷所在。所以我們將在匯率變動的價格效應的基礎上分析其數量、結構等方面的效應,從而全面理解匯率變動對貿易收入條件、單邊要素貿易條件的影響,如此深入揭示匯率變動背后的對貿易條件的一系列作用機制。
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影響的長期動態分析
如前所述,匯率變動的價格效應在短期內將產生直接快速的效果。然而作為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個重要的經濟變量,匯率已成為一國調控經濟的重要目標變量,在貿易方面則不僅反映在謀求進出口量的變化上,還需考慮貿易結構、成本、福利及整體狀況等許多方面。
短期內,由于信息傳遞、反應的時滯效應,匯率變動通過價格的變化所產生的數量效應并不會立即顯現。經過一定時間的調整,這種效應才得以全面展現。考察貿易收入條件(I),其計算公式為I=(Px/PM)Qx,Px與Pm同商品貿易條件,Qx代表出口量指數,該指標意指以出口為基礎的進口量。但是單純從商品貿易條件(N)的變化上難以反映出貿易收入條件的變化,因為指標I的取值決定于N與Qx的乘積。此外,如果一國出口產業規模效益比較明顯,出口量的擴大則會引致生產成本的大幅下降,進而使出口產品價格更具競爭力,通過貿易換取了更多的國外資源,從而提高了本國的福利。但是對于大國或某種商品的主要供應國而言,其出口的增長有可能引起出口價格的大幅下降,一旦出口價格下降的幅度超過出口量增加的幅度,則貿易收入條件惡化,進而引起貧困化增長。
除匯率變動的數量效應外,由于進出口商品需求價格彈性的不同,因而匯率的變動對貿易商品的進出口量將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加之勞動力工資及其他要素成本也因匯率的變動而發生變化,使得進出口商品的比較優勢同樣發生變化,綜合作用的結果將對進出口商品的結構產生影響。顯然這種影響因素較之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差異化的國內產業與對外貿易政策等決定因素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強化貿易商品結構調整的效果,從長期看,可能有利于本國貿易商品結構及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優化,有利于提升貿易及產業競爭力。考察單邊要素貿易條件(S),其計算公式為S=(Px/Pm)Zx,Px與Pm同商品貿易條件,Zx代表出口部門的生產率指數。由于企業力圖在匯率變動的環境中降低成本、提高生產率,從而增強競爭力,由此Zx的值可以得到較大提高,即使商品貿易條件下降,但是單邊要素貿易條件依然可以上升。
以上分析表明,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的影響存在多方面的作用機制。在假設匯率變動而外部世界一定的條件下,這種變動的影響在短期首先通過價格效應作用于商品貿易條件,其前提必須滿足一定的彈性條件。而從較長時間來看,匯率變動的數量效應將發生作用,貿易收入條件將依賴于商品貿易條件及出口量指數而發生變化。此外,匯率變動還將因進出口商品需求價格彈性的不同、生產投入及要素成本的變化而對進出口量及商品結構產生影響,國內企業生產率同樣發生變化,進而單邊要素貿易條件可能發生變化。即使貿易條件下降,貿易收入條件和單邊要素貿易條件也可能上升。因此整體貿易狀況與福利的變化需要綜合考慮貿易條件的變化。
匯率變動對我國貿易條件影響分析
對外貿易在我國經濟增長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人民幣匯率在較長時期內的貶值促進了我國對外貿易、尤其是出口貿易的發展。但是出口量的持續增長不僅加劇了貿易摩擦,且自身的貿易條件也面臨著惡化的危險,福利遭受損失,經濟增長也受到影響。當前人民幣匯率升值、我國貿易條件的變化等已成為經濟中的熱點問題。
依據分析,選取貿易條件為被解釋變量,其影響因素包括匯率以及匯率變動產生的數量效應以及結構成本方面的效應。此處,為簡單起見,貿易條件依據通常做法用商品貿易條件(N)代表,選取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說明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的直接作用,我國貿易出口額占世界出口額份額(XW)說明匯率變動的數量效應,國內零售價格指數(RI)說明匯率變動的成本效應,因此模型為:ψ(TOT)=(REER,XW,RI)。實證選用對數模型,依據下表所列數據,進行回歸分析檢驗,結果如下:
lnTOT=3.4939+0.1474lnREER-0.1030
lnXW+0.0959lnRI
(11.7109)(5.7788)(-2.9078)(2.1815)
R2=0.8470DW=0.6316F=36.9013
查表并對比模型參數可知,該模型通過統計及計量經濟學檢驗。從經濟學意義來看,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每變動1%,貿易條件同向變動0.1474%;出口額占世界出口總額份額每變動1%,貿易條件反向變動0.1030%;國內商品零售價格指數每變動1%,貿易條件同向變動0.0959%。由此可見,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變動較變量XW與RI變動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更大,說明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的直接作用是顯著的,而匯率變動的數量效應與成本效應則由于機制傳遞、調整及其他因素的制約與影響效果則較弱。其中XW與貿易條件的反向變動說明當出口量增大時,我國的貿易條件是惡化的。而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增加即人民幣升值時,貿易條件得以改善,反之則惡化。
通過以上分析,得出如下結論:
對貿易條件的理解不能僅局限于一般商品貿易條件。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貿易收入條件與單邊要素貿易條件非常重要,只有綜合考慮多重貿易條件的綜合效果,才能較為全面的判定一國貿易條件及貿易整體狀況的變化情況。
匯率變動對于貿易條件的影響并非僅是直接單一的作用機制,而是多方面的,包括在價格上的直接反映與作用以及由于價格信號而導致的數量、成本、結構等方面的變化,這些變化從表面上看是價格連鎖作用,但是從長期考察卻對經濟發展產生了質的影響,從而在功能上改變或提升了經濟實力,因而將進一步推動一國貿易條件的改善與好轉。其有益的啟示在于,由于存在諸多的前提與限制條件,因此探討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的影響不能僅停留在短期靜態上,需要從長期動態的角度進行全面的考察,同時需要注意分析的范圍和條件,由此即使匯率調整在短期內可能造成貿易條件的惡化,但從經濟發展長期看有可能是有利的。
摘要：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可以為一國帶來壟斷利潤，但是在戰略性貿易政策實施過程中存在著扭曲的規模經濟風險、競爭模式風險、資源競爭風險、信息風險、國外報復風險、政府行為的非理性風險等。因此在中國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過程中應注意一些具體問題，以克服因條件的不完備而帶來實施效果的弱化。
關鍵詞：中國；戰略性貿易政策；風險
一、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內涵、
在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研究中，Brander和Spen—cer(1981，1984，1985)描述了政府如何將外國生產者的壟斷利潤轉移到國內生產者手中來，并得出結論：一國政府總存在出口補貼的單邊干預動機。他們運用“第三國市場”模型，分析了一國政府通過對生產者干預如何提高本國生產者從雙頭壟斷的共同出口市場中所獲得利潤的，在自由貿易和Coumot競爭的情況下，企業間會達成一個Coumot—Nash均衡，該產業最終趨于均衡狀態。但當有一方政府進行干預時，競爭就會演變為Stackelberg競爭，有政府補貼的一方廠商就會處于Stackelberg領導者的地位，而外國競爭企業則處于跟隨者的地位，外國企業會做出向本國企業讓渡市場份額和利潤的反應，此時，即產生利潤轉移效應。也就是說，政府已經承諾對行業的干預行為，并且外國企業也會認為，即使其拒絕退卻而使得轉移利潤失敗，補貼也會持續下去，此時的政府補貼成為可以置信的威脅。因此，政府最佳反應是給予一定的出口補貼。
Krugman(1984，1987，1992)設計了一個模型從保護幼稚產業的角度進行了戰略方面的分析。他通過一個含有一種機會的非正統假定，從根本上改變了分析的焦點，該假定使一個國家通過限制進口的戰略部署來實現另外一種福利。其分析依賴于兩個基本要素：賣方的國際壟斷和規模經濟。對于賣方的國際壟斷，類似Brander和Speneer的分析，他假定有兩個企業，一個國內企業和一個外國企業，每個企業只生產單一產品，企業之間進行Coumot競爭，但有一點的差別是，Brander和Spencer僅分析第三國市場，而Krugman的模型允許產品向多個市場銷售，這樣，國內和國外市場由于政府的政策就有可能被分割開來。其結果是獲得了一個多元市場的Cournot模型。對于規模經濟，他通過給予本國生產者在本國市場上擁有特權的地位，這樣，本國生產者可以獲得一種較外國生產者在生產規模上的優勢，這種規模上的優勢即使在沒有保護的市場上也將轉化為較低的邊際成本和較高的市場份額。規模經濟的獲得有靜態的規模經濟、動態規模經濟以及干中學。而當一國政府把外國生產者從開放的市場中擠出的時候，干預行為會在競爭雙方的邊際成本上引起相反的變化，結果是國內生產者產量擴大，邊際成本繼續降低，而外國生產者產量減少，邊際成本增加，這樣就形成了從產量到邊際成本再到產量的循環的因果關系鏈條，而這一循環過程就形成了進口保護和出口促進的機制。
二、我國戰略性貿易政策的風險分析
1、扭曲的規模經濟風險。規模經濟是戰略性貿易政策存在的理論假定，但在一些國家和一些行業卻存在很大的扭曲。在相當多的國家和行業，規模經濟的存在實際上并不是該行業存在著高效率與低成本，而有可能是政府壟斷的結果，在中國就存在這種大量的情況。盡管目前我國國內市場巨大，規模經濟明顯，但是全國并沒有形成統一有序的國內大市場，這種分割的國內市場嚴重阻礙著一些行業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所需要的規模經濟。另外，Markusen和Ven—ables(1988)以及Horstmann和Markusen(1986)認為，如果該行業是自由進入的，出口補貼給本國企業帶來的利潤會誘使新的企業加入，這將會造成行業集中度的降低，提高行業的平均成本，從而降低利潤轉移效應。對于中國來講，如何設定行業準入機制，既保證行業的一定寡頭壟斷來保證規模經濟的存在，又要保持企業的競爭能力，也是戰略性貿易政策能否獲益的重要因素。
2、微觀基礎的缺乏風險。在戰略性貿易政策實施中需要通過一定的市場途徑來進行。如果一國不存在微觀基礎，或者國內市場處于分割的狀態，就會影響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效果。缺乏國內市場運行傳導機制，政策就缺乏實施的渠道。目前中國，正處于經濟體制轉型中，市場主體、市場機制及市場體系等因素發育不全，創新機制還沒有有效建立，在我國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缺乏企業和企業家的推動。
3、競爭模式風險。Eaton和Grossman(1986)指出，根據戰略貿易模型的Cournot競爭假定，每一廠商的最佳產出是假定對手的產量給定而推測出來的，但是，如果廠商進行的是Bertrrad競爭而非Coumot競爭，那么最佳政策應該是出口稅而非補貼，因為出口稅可以使得本國廠商做出不與外國廠商打價格戰的承諾，這樣，兩家廠商可以維持較高程度的合謀；另外，他們認為，在Brander和Spencer模型中只有一個本國企業，如果本國企業的數目大于1，在確定政府干預政策時會出現相互矛盾的傾向，這種矛盾會存在于以出口補貼來轉移利潤的動機和傳統的為改善貿易條件而施加出口稅的動機之間，所以，只有當本國的企業數目不太大，出口補貼才是合理的。如果寡頭雙方致力于不變的推測變量，而且每一廠商的推測變量與其競爭對手的實際政策的反應是一致的，那么，租金轉移到國內公司或利潤轉移是不可能的而自由貿易政策成了一種最優政策。
4、資源競爭風險。Dixit和Grossman(1986)放松了經濟中只有一個寡頭行業的假定，考慮了存在多個寡占行業的情況。他們研究了與一種固定供給資源相關的幾個壟斷性行業的情況，稱之為“科學家”，其研究表明，當國內出口行業面臨共同的外部環境，具有相同的生產能力時，被補貼廠商大量使用國內競爭性稀缺資源“科學家”，對其中一兩個行業進行補貼，會把國內競爭性稀缺資源“科學家”從其他行業轉移到被補貼的行業，從而使得被補貼行業的出口增加是以其他行業的規模縮小和出口萎縮為代價的，其代價往往要高于利潤轉移效應，因此自由貿易仍然是最佳選擇。在中國很多行業都存在類似的資源競爭狀況，如何化解不同行業對于同一資源競爭的狀況將是中國戰略性貿易政策能否順利實施及實施能否獲益的關鍵。
5、政府行為的非理性風險。政府干預論也忽略了特殊利益集團采用某些政策的可能性。當進行微觀經濟干預時，政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特殊利益集團的影響，這些集團隨時準備獲取更大的利益，而成本卻由大的分散的集團承擔，他們不能獲得有關政策的所有信息。結果，政策的干預經常被誤導。因此，進行經濟決策時依靠政治和官僚的強制命令，而不是依靠經濟手段，必然會降低國家福利。政府為了履行政策的承諾對廠商提供補貼時還存在著一個固有的道德公害問題。國內廠商會發現追求補貼比追求生產行為有更高的收益，這樣只能增加依賴性。這種追求補貼的做法屬于扭曲引起的直接的尋求非生產性利潤的行為，是一種典型的尋租行為。
6、收入分配風險。Gruenspecht(1988)和Neary(1991，1994)認為在Brander和Spencer模型中，隱含了出口補貼和企業利潤被同等對待的假定，政府并不關心國內收入的轉移支付，但在實際生活中，籌集補貼資金會給經濟帶來扭曲的成本，這意味著1美元公共基金的機會成本大于1，另外兩國企業的成本也被認為是一致的。Gruenspeeht和Neary分析了這種情況后得出結論，只有當公共基金的機會成本不太高時，出口補貼才是合理的。另外，政府的有效干預不可避免會產生有害的再分配效應。出口補貼將有助于把收入從社會其它方向轉移給被保護行業的所有者和雇員。因為，受補貼的行業一般是高科技行業，這種收入的轉移將或是表現在已被雇用的高薪熟練技術工人的工資增長或是股東超乎尋常利潤的增加。
7、信息風險。Qiu(1994)從信息不對稱的角度對戰略性貿易政策實施的風險進行了分析。他首先假定外國企業的成本是公共知識，而本國企業有可能是高成本也有可能是低成本，本國企業完全了解自己，但外國企業和本國政府不了解。得出結論，在信息不對稱時，如果企業進行的是Coumot競爭，那么政府傾向于設計分離政策，分離政策具有信號作用和信息甄別作用，提高社會福利。但如果企業進行的是Bet-trand競爭，政府將選擇一個統一的政策，允許本國公司隱藏其信息，這樣，利潤轉移效應較大。Wong(1991)、Brainard和Martimort(1992)以及Collie和Hviid(1993)也對不完全信息進行了類似的研究，從中可以得到一些共同的結論，其中之一就是政府政策對于信息依賴的重要性。而政府要獲得這些信息卻是幾乎不可能的。
8、國外報復風險。Collie(1991)指出，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很容易引起對方國家的報復，尤其是在知識密集性行業。這樣，即使政策是有效的，也只是一方受益另外一方受損，世界總體福利水平并沒有上升，而只是全球福利的再調整。這種報復更可能發生于知識密集型的高科技產業中，那里與世界市場相關的規模經濟被這些新理論的支持者假定為更具意義，因為，這些產業被普遍認為是至關重要的。
三、我國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應注意的問題
總體上看，中國存在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的條件和可能。具體說，市場化的總體推進程度已達到60％以上，市場在經濟運行中發揮主導作用，政府有獨立的決策能力，信息完備性比較差，但有改進的可能，并且在中國有一些特定的寡占行業，如汽車等行業(胡昭玲，2002)。但在實施過程中，必然會因條件的不完備而帶來實施效果的弱化。具體實施過程中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1、在已經加入WTO的背景之下，必須正確處理好應用戰略性貿易政策與貿易自由化及遵守WTO規則的關系。中國在加入WTO后，在適應WTO規則的同時，受到自身經濟實力的限制，不可能實行完全的自由貿易，應根據實行戰略性貿易政策的要求，對某些不完全競爭和具有規模經濟特征的行業實行一定的關稅保護或其他產業政策進行支持，但也必須確定適度的保護時間和保護強度。
關鍵詞：顯性比較優勢指數 國際專業化水平指標 貿易條件 行業調整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實施的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對外開放戰略，為保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提供了強勁動力。但國內學者經過一系列的研究，認為中國存在貧困化增長的趨勢或已發生貧困化增長，因而存在落入“比較優勢陷阱”的危險。這些研究大多從比較優勢變動或貿易條件的單方面指標來考察我國外貿出口結構變動和存在問題，所以本文試圖結合比較優勢和貿易條件兩個因素來綜合考察我國外貿出口結構現狀，發現不同行業比較優勢和貿易條件的變化的趨同性與趨異性。
一、研究方法及數據來源
（一） 研究方法
1.比較優勢測度
（1）顯性比較優勢(RCA)指數
顯性比較優勢指數是美國經濟學家貝拉?巴拉薩(Balassa Bela)于1965年測算部分國際貿易比較優勢時采用的一種方法。
其公式為：RCAij= (Xij/Xi )/(Wj/W)
其中，RCAij 代表i國（地區）j產品的顯現性比較優勢指數， Xij代表i國(地區)對世界市場出口j產品的出口額，Xi 代表i國(地區)對世界市場的總出口額，Wj 代表世界市場j產品的出口額，W代表世界市場產品的總出口額。
RCA指數考慮了不同國家和不同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側重一國的出口績效。按照日本貿易振興會(JERTO)提出的標準，當RCA數值大于2.5時，該產業具有極強比較優勢；當RCA在0.80―1.25之間，該產業具有中等比較優勢；0.8以下則處于比較劣勢。
（2）國際專業化水平(LFI)指標
國際專業化指標是由Lafay(1992)所提出的。
對于某個特定的國家i，某種特定的產品j，該指標定義為：
其中， Xij代表某種特定類型產品的出口， Mij 代表這種特定類型產品的進口，N是所有進出口貨物的種類。
根據公式，給定每種產品對貿易總額所做出的貢獻，可以得到ΣNj=1 LFI=ij=0 ，所以，那些 LFI=ij 大于0的，表明該產品對外貿易具有比較優勢，該值越大，表明比較優勢就越明顯，在該產品領域實現的專業化程度越深；相反，那些 LFI=ij 小于0的，表明該產品對外貿易具有比較劣勢，該值越小，表明比較劣勢越明顯，在該產品領域實現的專業化程度越淺。
2.貿易條件測度
（1）價格貿易條件(NBTT)
用公式表示為：NBTT＝Px / Pm
其中， Px 為出口商品的平均價格指數，Pm為進口商品的平均價格指數。
該式表明出口單位商品能夠購買到的進口商品的數量。
（2）收入貿易條件(ITT)
用公式表示為：ITT=(Px / Pm )×Qx，其中Qx 為商品出口數量。
也可以表示為ITTt=NBTTt×Qxt ，其中， NBTTt和Qxt 表示t期的價格貿易條件和出口數量指數，取本文計算值；其中Qxt=，qi0 表示第i種商品基期的出口數量。
這一指數衡量的是出口對進口的購買力，反映了一國絕對進口能力的變化。
（二）數據來源及產品分類
1.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中國2001-2008年HS分類四位數水平的類商品的1149個產品的進出口數據為樣本（由于HS編碼第19、21、22類商品的特殊性，其四位數水平各產品歷年平均價格變動幅度較大，故在計算時剔除了這幾類商品）。數據均來源于國研網-國研數據-對外貿易數據庫、2001-2008年HS分類商品進出口數據。
2.產品分類
為了分析需要，本文把HS編碼下的19類商品合并成R1-R5 5個相關類別：
R1―表示農產品類商品，包括HS1、HS3和HS4三類；
R2―表示資源類商品，包括HS2、HS5、HS9、HS10、HS13和HS14六類；
R3―表示勞動密集型商品，包括HS7、HS8、HS11、HS12、HS15和HS20六類；
R4―表示技術密集型商品，包括HS6類；
R5―表示資本密集型商品，包括HS16、HS17和HS18三類。
二、各類產品比較優勢的測度
（一）顯性比較優勢（RCA）指數測算結果
根據顯性比較優勢指數的計算公式得到的各類商品的RCA值，如表1。
表1 2001-2008年我國各類商品顯性比較優勢指數測算結果
（二） 國際專業化水平（LFI）指標測算結果
根據公式，得到2001-2008年各類商品的國際專業化水平指標(LFI)的測算結果，如表2。
表2 2001-2008年各類商品國際專業化指標測算結果
三、各類產品貿易條件的測算
（一）價格貿易條件測算結果
測算各類商品價格貿易條件時，分別選取各類商品下所包含的HS四位數水平的所有產品的進出口數量及金額數據，根據公式計算結果，如表3。
表3 2001-2008年五大類商品價格貿易條件測算結果
（二）收入貿易條件測算結果
根據公式，各類商品的收入貿易條件計算結果，如表4。
表4 2001-2008年五大類商品收入貿易條件測算結果
四、結論和建議
（一）結論
1.總體來看，2001年以來，我國總體貿易狀況仍不容樂觀。一方面，從比較優勢的變動情況來看，原先具有很強比較優勢的行業，其比較優勢在逐漸減弱，原先就具有比較劣勢的行業，其惡化越來越嚴重；另一方面，多數商品的價格貿易條件也均在不斷惡化，各類商品收入貿易條件的改善是基于數量上擴張的粗放型增長，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仍然偏低，貿易結構仍不合理。從綜合比較優勢與貿易條件的測算結果來看，我國對外貿易商品可能已陷入“比較優勢陷阱”。
2.我國農產品類商品貿易的國際比較優勢不明顯，在世界出口總額中占比處于劣勢地位；其國際專業化指標LFI值在前期均大于0，說明該類商品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專業化水平，在我國商品貿易結構中屬于優勢商品，但其優勢在逐漸下降；其價格貿易條件在不斷惡化，但是由于出口數量的增長幅度大于價格貿易條件的惡化程度，所以其收入貿易條件還是呈不斷改善狀態。結合4個指標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到，農產品類商品出口競爭力在逐漸弱化，粗放型的貿易政策并沒有改變其在國際競爭中的不利地位，雖然該類商品在我國內部貿易結構中的地位有所改善，但是效果仍不明顯，其專業化水平還有待提高。
3.資源類商品的國際比較優勢和專業化水平均處于五大類商品中最劣勢的地位，且其劣勢還在不斷擴大。特別是國際專業化水平指標LFI歷年的惡化速度非常快，說明該類商品在國家商品結構中專業化水平很低。出口數量的不斷擴大雖然使得收入貿易條件改善很多，但是其價格貿易條件也還在不斷惡化中。
4.勞動密集型商品一直是我國對外貿易商品中的優勢商品，其在國際上的比較優勢也是最顯著的，這是我國遵循比較優勢原理進行貿易的體現。但是根據測算結果顯示，其RCA值在下降，且其專業化水平也沒有大的提高，價格貿易條件也是處于惡化狀態，說明我國傳統的比較優勢已經開始有所弱化。
5.技術密集型商品的顯性比較優勢值和國際專業化水平值均處于劣勢地位，說明我國出口商品的專業化程度還不高，且其價格貿易條件也在逐漸惡化，高新技術產品缺乏競爭力。
6.資本密集型商品在國際產品中處于中等比較優勢地位，其顯性比較優勢還在逐漸擴大，說明其出口份額在世界市場上的占比在不斷擴大。但是在國家商品結構中，該類商品的專業化程度仍不夠高，相對于其他產品來說，處于劣勢地位，但是在逐漸改善。在考察期內，該類商品的價格貿易條件呈上升趨勢，也是五類中唯一價格貿易條件在改善的商品，其收入貿易條件也是在不斷改善的。
（二）我國外貿結構調整相關建議
前面研究分析結果表明，我國外貿行業結構仍存在一定問題。針對目前存在的問題，本文提出的相關政策建議如下：
1.提升出口產品結構，實現外貿發展由“量”向“質”的轉變。價格貿易條件惡化與收入條件改善并存的現象說明現階段我國外貿發展還是主要靠數量擴張型的出口政策。實踐和各種數據分析結果都證明，這種外貿發展模式不可持續，所以我們必須在提高出口總量的同時，走質量提升的途徑。在提高出口產品利潤的同時，更要提升出口的產業結構，增加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增強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改善產品的貿易條件，從而提高貿易獲利。
2.提升傳統比較優勢行業的出口競爭力，保持并加強其在國際市場上有利的比較優勢地位。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商品是我國傳統比較優勢產品，但是其比較優勢的不斷下降也應值得引起我們注意。
3.降低出口產品在資源和能源產品領域對國際的依賴。國內鋼鐵、原油等原材料產業耗能高、產能低，致使我國出口產品對國際市場的原材料需求大，依賴性強。要改變這種現象，勢必要加快我國鋼鐵等原材料產業的轉型升級，以降低原材料的成本，減小出口商品對國際市場的依賴性，從而提升產品的出口競爭力。
4.大力推進技術進步，推動我國高技術產業的發展。我國技術類產品歷年出口份額也不高，過度依賴進口。要改善我國外貿出口結構現狀，必須提高我國出口產品的技術附加值，以提高其國際競爭力。
總之，要改善我國對外貿易的狀況，就要實現比較優勢的動態化轉換。在保持原有比較優勢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升產品的出口競爭力，優化產業結構，通過技術進步、產品質量提高等途徑實現集約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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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2008.
論文摘要:我國對外貿易規模不斷擴大,但貿易條件卻出現了惡化趨勢,本文系統闡釋了影響我國貿易條件的因素。
貿易條件是指一國或一個地區出口價格與進口價格之比,是反映其在國際 市場 中競爭實力或競爭地位的指標, 經濟 學 含義是每單位出口商品能夠換回的進口商品數量。貿易條件也是衡量一個地區一定時期內出口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標。在當前全球 金融 危機 的背景下,我國的貿易條件也將發生一系列變化,分析其關鍵影響因素,進而提出應對策略顯得尤為必要。
經濟增長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我國是貿易大國,經濟增長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是顯著的。雖然我國目前還不完全是國際市場價格的影響者和制定者,但也絕對不是市場價格的接受者,因而我國的經濟增長應該會對貿易條件產生影響。我國進口產品的需求收入彈性都比較高,主要側重于關鍵設備、短缺能源以及原 材料 等。隨著我國國民收入的增加和自主創新能力的增強,尤其是在當前擴大內需的政策推動下,對進口商品的總需求將會不斷減少,未來的貿易條件會得到改善。
產業結構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從根本上說,一國的進出口商品結構是建立在本國產業結構的基礎之上的,產業結構的狀況決定了進出口商品結構層次的高低。在一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產業結構具有隨著各種影響因素的變化逐漸升級的趨勢,這必然會使一國的進出口商品結構發生同樣的變化趨勢。我國已經完成了出口商品結構從初級產品為主向以制成品為主的轉變,但貿易條件卻沒有得到改善,這與我國出口商品加工程度低、粗加工比重大、附加值低、質量不高、在國際市場上處于較低價位水平是分不開的。這說明,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提高我國出口商品的技術含量是改善我國貿易條件的重要因素。
匯率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匯率是一國貨幣同外國貨幣交換的比價,而貿易條件是用本幣或外幣衡量的進出口商品的比價,因此本外幣比價之間的變動必然直接導致以本幣或外幣衡量的進出口商品比價的變動。理論認為,本幣升值有助于貿易條件的改善,但從我國數據來看,人民幣升值以來貿易條件仍然延續了惡化態勢。究其原因,主要是美元貶值和國際商品價格上漲部分抵消了人民幣升值效應,美元貶值推高了國際價格基準,加之供需緊張和 期貨 市場投機等因素,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快速上漲,導致我國進口價格大幅上漲,部分抵消了人民幣升值對進口價格的降低效應。
從總體上說,剔除生產 成本 上升后的出口價格仍顯著上升,說明人民幣升值確實提高了我國出口價格并有助于改善貿易條件。而且,人民幣升值以來,剔除國際價格上漲因素后的進口價格漲幅則有所下降,同時優化了我國出口結構,高附加值和定價能力較強的行業出口占比明顯增加,從而也改善貿易條件。人民幣匯率的適度升值將改善不斷惡化的貿易條件,從長遠觀點來看,我國為保障自身的 經濟 安全及利益,特別是為提高外貿效益,必須在長期內逐步改革目前的匯率政策,應該讓 市場 力量發揮主導作用,將 行政 力量作為一定的輔助手段。
fdi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外商直接 投資 (fdi)多采用加工貿易的方式,目前,我國的加工貿易還處在相對較低的水平,主要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從而使得出口商品的價格難以提高。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內部采購行為使得加工貿易原料的進口價格居高不下。從總體上來看,由于fdi對我國的熟練勞動及技術人才的需求旺盛,而對非技術人才數量增加的作用偏小,因而它加大了我國收入的不平等,拉大了技工與非技工的工資差異,城鄉就業人員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使得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惡化。若要從根本上改善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應該適當引導fdi進入我國的第一產業,使之發揮提高 農業 生產率的作用,并且要引入到資本、技術密集型部門,促進我國的出口貿易結構升級,使我國逐步完成從低檔次、低附加值的初級產品向高檔次、高附加值的產品轉變,最終提高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貿易的關系引起了越來越多的關注。但以往大部分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常常停留在出口貿易模式方面，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資數據也只是流量而非存量。本文引進了貿易模式演進的概念，使用流量與存量相結合的方法，從理論和實證兩個角度，從貿易總量、貿易結構、貿易條件三個方面較為完整地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資和我國貿易模式演進之間的關系。
研究結果表明:(1)外商直接投資指數和我國商品進出口總額成正比。(2)FDI對我國進出口貿易模式有長期均衡顯著影響，會引起工業制成品進、出口比重的上升，有利于我國貿易模式的正向演進。(3)外商直接投資指數對我國價格貿易條件總指數的改善起積極作用。
迄今為止，全球化的浪潮發展得如火如茶，國際投資使得國際貿易的發展更為迅猛，經濟一體化的縱深寫作碩士論文發展使得國際貿易的作用發揮得更為自如。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發表的報告顯示，2007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總額達到1.538萬億美元，超過2000年創下的前歷史紀錄1.4萬億美元。其中，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吸引的FDI總量居世界第五位。2007年中國實際使用非金融機構外商直接投資748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3.6%(按照uNcTAD①統計，為670億美元，下降3.2%)。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吸引的FDI從最初的每年幾億美元到后來的每年十幾億、幾十億美元再到現在每年幾百億美元，可以說FDI在量上的發展保持了一個較快的增長。隨著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增大，國際游資等大規模FDI流入中國，2007年的實際外商直接投資較上年增長13.8%，創下了中國FDI的最高紀錄。FDI對我國經濟的各方面影響甚廣，其中最顯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外商投資企業對我國外貿進出口的貢獻。從以往的數據及前任研究成果看來，FDI與一國的貿易額有極大的關聯性，并且相關系數還不小。從我國的情況看來，外商投資企業通過擴大自身優勢產品進出口不僅大幅度增加了我國外貿進出口總量，而且對我國進出口結構也起到了很大的提升作用。據海關統計，2006年我國進出口總額達到17607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3.8%。其中，出口9691億美元，增長272%;進口7916億美元，增長20.0%。出口大于進口1775億美元，比上年增加755億美元。與此同時，全年對外直接投資額(非金融部分)161億美元，比上年增長31.6%②。
在這種背景下，研究FDI對我國貿易模式轉型的影響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我國FDI和貿易進出口額雖然增長迅速，但我國目前進口的是高技術產品，出口的制成品卻大多是附加值低、加工程度淺、技術含量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③，或者是粗加工或初加工產品，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仍然很少。具體表現在紡織品出口比重過高，遠遠超出世界平均水平;機電產品出口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比重大大低于發達國家。貿易利益與貿易總量相比十分之少。但是僅僅從總量上分析FDI與我國貿易結構的關系顯然是不妥的，這也正是之前的學者研究時容易忽略的地方。本文將通過FDI如何影響貿易模式的理論研究及對FDI和我國貿易進出口總額、貿易結構、貿易條件三個角度的實證分析來研究其與貿易模式轉型的關系寫作碩士論文及其從何種機制、渠道來影響貿易模式，并據此探索應當如何對FDI在各個層面加以引導，為今后制定正確的方針政策提供一定的理論依據。
技術性貿易壁壘指一國或一個區域組織以維護國家或區域基本安全、保障人類健康和安全、保護動植物健康和安全、保護環境、防止欺詐行為而采取的一些強制性或自愿性的技術性措施。技術性貿易壁壘對出口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對市場準入上的影響,即達不到設定的技術標準,就不能順利的出口;另一個是對產品競爭力的影響。企業技術、環保及為改善工人勞動條件的投入都直接增加了產品成本,企業要獲取相關認證的費用也相應增加了企業的成本,從而喪失了產品價格優勢,削弱了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2知識產權貿易壁壘
貿易中關于知識產權的糾紛很多時候是包括在技術性貿易壁壘之中的,但是在這里我們單獨把它拿出來討論是因為與其他的技術性貿易壁壘相比較,它有其特殊性,而且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會對中國的外貿產生非常大的影響。知識產權壁壘是在保護知識產權的名義下,對含有知識產權的商品,如專利產品,貼有合法商標的商品,以及享有著作權的書籍、唱片、計算機軟件等實行進口限制;或者憑借擁有的知識產權優勢,實行“不公平貿易”。中國屢遭國外知識產權的調查,嚴重的影響了中國產品的出口。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國同發達國家技術差距的不斷縮小而造成的出口對其國內產業的威脅的不斷擴大,另一方面是我們同發達國家真實技術差距的存在。
產品附加值通俗的講就是指產品在生產過程中,從原材料到成品的過程中所凝結的技術、創新、人力勞動、品牌和附加服務等價值的增值。它與產品的價值增值鏈的長度,技術含量,創新程度,附加服務的質量和產品品牌價值等有很大的相關關系。日本經濟學家關志雄先生的“附加值”理論告訴我們:在一個產品的業務鏈上,組裝的附加值最低,研發的附加值最高;中間值的生產雖有技術含量,也會慢慢遞減,而到了銷售和售后服務,附加值會隨之高漲起來,因為它有品牌和健全的售后服務體系。由此可見,在組裝的上游,是技術、信息與知識;在組裝的下游是包裝、銷售及服務。而在產品的中游組裝階段,是廉價勞動力在創造財富.中國的出口產品基本上集中在初加工的產品、棉紡織品和機電產品上,這些產品的技術含童低,加之中國的國際名牌少,尤其是機電產品甚至包括高新技術產品都是處于產品的中游組裝階段,這是中國利用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的結果,但是帶來的一個問題就是中國出口產品的附加值低,出現所謂的“豐產不豐收”現象。這主要是由我國技術能力低所導致的。
3貿易條件惡化
貿易條件是指一國的出口商品價格對其進口商品價格的比率.當這個概念用于兩種以上商品時,它的定義則是出口商品價格相對于進口商品價格的一種指數量值,也可以解釋為出口每單位商品所能購買進口商品的數量。貿易條件惡化是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中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最早.由阿根廷著名經濟學家勞爾•普雷維什在1949年5月提出,他在一份題為《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及其主要問題》的報告正式提出了“貿易條件惡化論”,認為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存在長期惡化的趨勢。他指出,在資本主義國際分工體系下形成的“中心—”體系從一開始就是不平等的,滋生了一些不利于國家初級產品貿易條件的因素。這些因素包括技術進步利益的不平等分配,貿易周期運動的不平等影響,發展中國家不利的產品需求條件和世界經濟中心的低進口數。
4貿易競爭優勢將受到更大挑戰
目前中國最大的比較競爭優勢就是處于各層次的廉價的勞動力,也就是說中國不僅有廉價的簡單勞動力,還有相對發達國家廉價的熟練勞動力、技術人員和高級技術人員。從本質上來講,中國現在正是在利用這一競爭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的。但是,這一優勢能夠持續多久呢?也就是說廉價勞動力優勢是否能夠成為中國經貿發展的持續競爭優勢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雖然在今后的一段時間內廉價勞動力還能夠作為我國參與國際競爭的比較優勢,這是因為中國有著廣大的農村人口,可以不斷的向城市輸出廉價勞動力,但是城市的資源是有限的,其人口的容納程度也是有限的,目前已經出現了大城市綜合癥,而且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并不十分迅速,因此有可能農村人口的輸出在一段時間之后會放緩直至停滯,在那個時候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將會不斷的上升,而隨著新的開放國家,比如印度加入國際分工,中國的廉價勞動力競爭優勢將會逐漸削弱。
5結束語
總之,中國現今和以后還會遇到同樣的問題。因此,沒有技術創新就很難繼續縮小同前方國家的技術差距,而后方國家則會更快的縮小同我們的差距,表現在貿易上,就是競爭優勢的削弱和貿易競爭優勢受到更大的挑戰。我們只有技術創新,掌握有用自主專利權的技術,才能在對外貿易上取得有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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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標準化;對外貿易;貿易效應;局部均衡
中圖分類號:F752.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0)07-0013-06
隨著技術進步所導致的產品科技含量的增加以及貿易自由化導致的傳統貿易政策工具作用的減弱,標準化在國際貿易中的作用日益凸現出來。一方面,隨著各國的標準不斷與國際標準協調一致,標準和與之相關的技術法規等成為便利國際貿易的手段。另一方面,技術標準因為其隱蔽性強、變化快、影響面廣等特點,正逐漸成為繼配額、關稅之后的新貿易政策工具,對國際貿易的發展形成阻礙。由于中國出口貿易產品的技術標準普遍低于美、日、歐等發達國家,因此,短期內標準化對中國出口貿易的負面影響日益顯著,標準化已經成為中國產品出口的一大障礙。但從長遠角度考慮,如果企業能夠積極改進,不斷創新,那么標準化對中國的出口貿易會產生積極的促進效應。
一、標準化對中國的貿易限制效應
標準化對中國的貿易限制效應是指進口國通過提高技術標準或設置新的技術標準,從而在短期內產生減少中國貿易流量的效果,極端的情況是使這種貿易流量減少到0。標準化之所以能夠對中國出口貿易產生限制效應主要是出于兩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進口國提高技術標準或實施新的技術標準導致中國出口成本的增加。也就是說,在進口國提高技術標準或實施新的技術標準以后,中國的產品為了達到進口國新的標準要求,不得不加大產品投入,從而直接提高了中國產品的生產成本,或者進口國海關檢驗機構在進口檢驗的過程中,人為提高檢驗標準,故意延長檢驗時間,從而限制了中國產品的出口,即使能出口也間接地提高了中國出口產品的銷售成本。中國出口的減少以及出口成本的增加都會使得中國的供給曲線上升,導致貿易限制效應的產生,如果中國的供給曲線上升足夠多,就會使中國出口量降為0。二是由于進口國實施新的標準以后,對相應的進口產品的要求是必須實施標準認證,那么,對于沒有進行標準認證的產品,進口國消費者的需求相應會下降,尤其是涉及人身安全和環保的標準認證;另外,進口國還可能利用傳媒手段對消費者偏好進行消極引導,從而使進口國消費者對中國產品的需求偏好降低、需求曲線下降,導致貿易限制效應的產生,如果需求曲線下降足夠多,就會使中國對該國的出口降為0。
(一)中國出口成本增加產生的貿易限制效應
1. 小國模型。如果中國是某一產品的出口小國,即中國是該產品的國際市場價格接受者,那么中國對國際市場價格的影響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計。此時分析比較簡單,只要考慮國際市場價格下中國國內市場的供求變化情況,即可知道中國出口情況的變化。
如圖1所示,S1為中國的供給曲線,De為中國的需求曲線。在進口國提高技術標準或實施新的技術標準之前,國際市場價格為P1,在此價格下,中國的國內需求量為Q2,生產量為Q1,出口量為(Q1-Q2);在進口國提高技術標準或實施新的技術標準之后,中國出口成本的增加或出口額的減少,導致中國的供給曲線會上升,從S1移動到S2的位置,由于中國是出口小國,國際市場價格仍為P1,此時中國的生產量為Q3,出口量為(Q3-Q2),小于新的標準實施以前的出口量,即(Q3-Q2)
2. 大國模型。如果中國是某一產品在國際市場的唯一出口大國。那么,中國的生產和出口對該產品的國際市場價格就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在分析的時候我們把目光轉向進口國市場。
如圖2所示,XS為中國的出口供給曲線,MD為進口國的進口需求曲線,由于國際市場中只有一個出口大國(為了簡化起見,其他出口小國在分析時不予考慮,因為不影響分析結果),因此,中國的出口供給曲線和進口國的進口需求曲線共同決定了國際市場價格。在進口國提高技術標準或實施新的技術標準之前,中國的出口供給曲線XS和進口國的進口需求曲線MD共同決定了國際市場價格P*,此時,中國的出口量為Q*;在進口國提高技術標準或實施新的技術標準以后,中國的出口供給曲線由XS移動到XS1的位置,從而使國際市場價格從P*上升到P1,在P1的價格水平上,中國的出口量為Q1,顯然,Q1
(二)進口需求下降產生的貿易限制效應
如圖3所示,XS為中國某一產品的出口供給曲線,MD為進口國對該產品的進口需求曲線。在進口國提高技術標準或實施新的標準以前,中國的出口供給曲線XS與進口國的進口需求曲線MD相交點決定了均衡價格P*,此時中國的出口量為Q*;在進口國提高技術標準或實施新的標準并采取標準認證制度以后,如果中國該出口產品或由于主觀認識不足、或由于認證費用過高等原因而未主動申請技術標準認證,或由于進口國利用傳媒手段對消費者偏好進行消極引導,都將導致進口國對中國該進口產品的需求下降,即圖中需求曲線從MD下降到MD1,MDl與XS相交點決定了新的均衡價格為P1,此時,中國出口量下降為Q1,從而產生了貿易限制效應。如果進口國的進口需求曲線下降足夠多,如下降到圖中MD2的位置,則中國的出口量下降為0。
二、標準化對中國的貿易轉移效應
標準化對中國的貿易轉移效應是指進口國提高技術標準或實施新的標準以后,短期內會導致貿易流向發生轉移,即從中國轉移到其他出口國的效果。發生貿易轉移的原因仍然是上面所說的兩個,一是由進口國技術標準的提高或新的標準的實施,導致中國供給成本的增加,供給曲線的上升,出口量下降,下降的部分轉移到其他出口國。二是由于進口國技術標準的提高或實施新的標準并對相應進口產品采取標準認證以后,進口國消費者對中國的出口產品需求偏好降低,需求曲線下移,導致中國出口量下降,下降的部分轉移到其他出口國。下面對此進行局部均衡分析。
(一)中國出口成本增加產生的貿易轉移效應
如圖4所示,從左至右依次表示進口國對某一產品的國內市場供給需求曲線圖,進口國對中國該產品的需求曲線和中國該產品的出口供給曲線圖,進口國對第三國該產品的需求曲線和第三國該產品的出口供給曲線圖。假設進口國某產品在技術標準提高或新的標準實施以前都是從中國和第三國兩個出口國進口的,且第三國產品在標準變化前后都能滿足要求。
1. 小國模型。與上述小國模型類似,假設中國是某一產品的出口小國,其對國際市場價格的影響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計。
在進口國提高技術標準或實施新的標準以前,在國際市場價格為P1時,進口國的進口量為(Q4-Q1),中國的出口量為q3,第三國的出口量為q′1,其中(Q4-Q1)=q3+q′1。在進口國提高技術標準或實施新的技術標準以后,中國若想繼續保持對進口國的出口將不得不加大產品投入,直接提高了生產成本,或者是進口國的檢驗機構在進口檢驗的過程中,提高檢驗標準,延長檢驗時間,間接地提高了中國出口產品的銷售成本,從而最終使中國的供給曲線從S1移動到S′2,此時雖然進口國對中國的需求不變,但在P1價格下中國滿足不了,中國的出口量下降為q1,與之前相比出口量減少了(q3-q1),由于中國是小國,其出口量的下降不會影響該產品的國際市場價格,由此第三國的出口量仍為q′1,中國出口量下降的部分將由其他出口國彌補,即該產品的貿易從中國轉向了其他出口國。
2. 大國模型。假設中國在國際市場中是某一產品的唯一出口大國。在進口國提高技術標準或實施新的標準以后,中國的供給曲線從S1移動到S2,出口供給量下降為q2,由于中國是該產品的出口大國,中國出口供給的下降會使該產品的國際市場價格變化從P1增加到P2,此時,進口國的進口量減少為(Q3-Q2);由于價格的上升,第三國的出口供給增加為q′2,即該產品的貿易部分從中國轉向了第三國。
(二)對中國產品需求下降產生的貿易轉移效應
如圖5所示,從左至右依次為進口國對某一產品的國內市場供給需求曲線圖,進口國對中國該產品的需求曲線和中國該產品的出口供給曲線圖,進口國對第三國該產品的需求曲線和第三國該產品的出口供給曲線圖。假設在標準變化以前進口國的進口全部由中國和第三國供給。
在進口國提高技術標準或實施新的標準之前,在價格為P1時,進口國進口量為(Q2-Q1),中國的出口量為Q3,第三國的出口量為Q′3,由于假設在標準變化以前進口國的進口全部由中國和第三國供給,因此,在P1價格水平上,Q3+Q′3=Q2-Q1。當進口國提高技術標準或實施新的標準并對相應進口產品實施標準認證,導致進口國消費者對中國未獲得相應標準認證的產品需求下降,或由于進口國利用傳媒等手段對消費者的消極引導,使得進口國消費者對中國產品需求下降,表現為圖5中進口國對中國產品的需求曲線D1下降為D2,相應地中國的出口量從Q3下降為Q4;而與此同時,第三國產品由于通過標準認證,進口國消費者對其需求上升,表現為圖5中進口國對第三國產品的需求曲線從D′1上升到D′2,相應地出口量從Q′3上升為Q′4。即貿易流量在中國和第三國間重新進行了分配,部分貿易額從中國轉向了第三國。
三、標準化對中國的貿易條件效應
標準化對中國的貿易條件效應是指進口國的標準變化導致中國貿易條件產生惡化或改善的效果。在短期內,由于進口國提高技術標準或實施新的標準,會導致中國出口貿易流量在短期內迅速減少,產生貿易條件惡化的效果。下面我們對此進行具體分析。
(一)根據貿易條件的定義的分析
在國際經濟學中,貿易條件被定義為:一定時期內一國出口1單位商品可以交換多少單位外國商品的比例,或交換比價,通常用該時期內出口價格指數與進口價格指數之比來表示,①即:Tg=PX/PM,其中Tg代表貿易條件,P代表價格,X和M代表出口和進口。根據前文的分析我們知道,當進口國提高技術標準或實施新的標準以后,會產生貿易限制效應,中國商品出口貿易流量在短期內迅速減少,被迫將原先供出口國際市場的產品更多地留在國內消費,導致國內市場供大于求,出口產品價格下跌,也就是PX會下降,結果也就導致Tg下降,即貿易條件惡化。
(二)根據提供曲線的分析
如圖6所示,OE代表進口國的提供曲線,OF1代表在進口國提高標準或實施新的標準前中國的提供曲線。OE、OF1相交于H點,此時貿易條件由OA來表示,進口國用M1的出口量來換取中國Q1的出口量。在進口國提高技術標準或實施新的標準以后,對中國出口產品產生了貿易限制效應,提供曲線向不利于中國的方向移動,如圖6中OF1移到OF2的位置,此時,貿易條件從OA變化為OB,進口國只需用M2的出口量就可以換回中國Q1的出口量,因此,產生了貿易條件惡化的效果。
四、標準化對中國的長期的貿易促進效應
(一)在長期內,中國出口企業可以進行的改革
一是從成本角度,可以適當擴大生產規模,使生產成本降到標準提高或新的標準實施以前的程度,甚至比以前更低,從而消除成本增加產生的貿易限制,促進貿易的發展。下面以小國為例作一簡單說明。
如圖7所示,中國企業的原成本曲線為AC,產量為Q1,在國際市場價格P1下獲利w,但由于進口國提供技術標準或實施新的標準導致中國短期內成本曲線上升到AC1的位置,由于規模不變,中國企業只有在P2價格以上才能獲利,而在國際市場P1價格下,中國出口企業短期會虧損,但在長期內中國企業可以通過實現規模經濟,將生產規模擴大到Q2以上,則可以實現成本的降低,重新在國際市場獲得較強的競爭力,消除成本增加產生的貿易限制,促進貿易增長。
二是從技術改進角度,企業可以加強研發,實現技術創新,達到進口國的標準要求,從而重新順利地進入進口國市場。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修改了的波斯納(Posner)的模仿差距模型分析這一問題。波斯納(Posner)的模仿差距模型認為,技術的變動有利于出口的增加,但這種增加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變弱的,最后隨著他國的模仿而失去出口地位,甚至走向進口,在圖8中,從A到D顯示了這種趨勢。②李春頂(2006)對波斯納的模型進行了修改,用來分析技術創新對突破TBT的作用。李春頂認為,一般來說,TBT的實施是在該商品的標準化階段,新產品不易受到TBT的影響,也就是說,TBT一般發生在圖中的CD段,短期他會使CD向左下方偏移。③而筆者認為,CD段表明即使進口國不采取限制措施,中國對其出口也會減少,采取TBT只是加速了這種趨勢,這顯然不符合現實,中國產品出口受限一般都出現在中國產品出口高峰階段。因此,筆者對此模型再次進行修改并賦予了新的思想。
在圖8中,中國產品出口量開始的時候逐漸增加(圖中AB段),并在一段時間穩定在一個高峰出口量(圖中BC段),這對進口國相關產業影響可能很大,因此,為了限制中國該產品的出口,進口國提高技術標準或實施新的標準,這在短期內會減少中國出口(圖中CD段),這時如果出口國不采取任何措施,則出口會沿著CD下降,但如果中國這時積極主動地加強研發,提高技術水平,實現技術創新,達到進口國的標準要求,則會在出口量下降到一定時間時如在E點以后出口量開始重新增加,如圖中EF所示。如此周而復始,進口國技術標準的提高反而加快了中國技術創新的速度,也增加了貿易量,也就是存在著貿易促進效應。當然,這一促進效應的發揮也是有條件的,那就是出口國要及時加快技術創新,達到進口國新的標準要求;同時,新的標準也不能過于苛刻,使中國的出口量一下變成0,那么再想創新突破也就比較困難了。
三是從滿足進口國消費者需求角度,可以考慮對于達到國外標準的相關產品實施標準認證,重新樹立進口國消費者對中國出口產品的信心,從而增加對中國產品的需求,促進中國出口的增長。
(二)標準化對中國的長期貿易促進效應的分析
如果出口國企業不能從以上幾個方面加以改進,則國外標準化水平的提高對中國企業的負面影響會長期存在,甚至會導致企業破產,但如果中國出口企業能從以上幾個方面加以考慮并努力實踐,進口國標準的提高或新的標準的實施必將在長期內產生貿易促進效應,從而促進中國出口貿易的發展,下面筆者對此進行分析。
1. 從出口供給和進口需求角度的分析。由于中國作為小國的分析比較簡單,在此以中國作為出口大國為例。
如圖9所示,在進口國標準提高或新的標準實施以前,中國的出口量為Q*,當進口國提高標準或實施新的標準,短期內中國出口供給曲線由XS上升到XS1,進口需求曲線由MQ下降到MQ1,導致中國出口減少到Q1(當然這兩條曲線不一定同時變化,但任何一個變化都會導致同樣的結果,這里為了分析的簡化需要),但長期內中國出口企業可以進行調整,使出口供給曲線回落,進口需求曲線上升,中國出口有可能恢復到標準提高以前,也有可能比以前更多,如圖9中MD2和XS2的交點決定的中國出口量Q2,此時由于出口國成本下降的幅度和進口國消費者需求上升的幅度比較大,均衡價格比標準實施以前還要高些。因此,貿易促進效應明顯。
2. 從貿易條件角度的分析。如圖10所示,該圖是在短期內貿易條件的分析圖6的基礎上的進一步分析,在長期內,由于中國技術水平的上升,一方面,中國出口的產品達到進口國的要求,使中國出口上升,中國提供曲線向有利于中國的方向發展,在圖10中表現為從OF2到OF3方向的移動;另一方面,進口國對中國產品的需求回升,并有可能超過以前的水平,這可能會導致進口價格的上升,從而使進口國的提供曲線向不利于進口國的方向發展,在圖中表現為從OE到OE1方向的移動,此時,貿易條件從OB向OC方向變化,進口國用M2的出口量只能換回中國Q2的出口量,因此,產生了貿易條件改善的效果。
注釋:
①朱鐘棣:《國際貿易教程新編》,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頁。
②尹翔碩,《國際貿易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頁。
③李春頂,《技術性貿易壁壘兩重性的理論與實證研究――兼論對于我國的歧視及應對措施》,安徽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版,第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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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n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rade on China's Exports Trade
Xu Jiexiang, Zhang Rui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School,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41,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