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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心理學論文優選九篇

時間:2023-03-22 17:4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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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心理學論文

第1篇

一、中國民族心理學研究現狀

后,尤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族學界在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內容方面,逐漸擺脫了前蘇聯有關民族心理學研究的影響,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作為民族心理學的一個層次進行研究,同時構建中國民族心理學的研究方向、原則、內容,逐漸將中國民族心理學納入心理學的范疇。具體來說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關注。建國以來,民族學界受前蘇聯民族學研究的影響,把主要目標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研究。斯大林在《和民族問題》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在這個定義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作為民族四個特征之一,受到了異乎尋常的關注,許多學者著書立學,(注:參見熊錫元:《略論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吳團英:《試論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及其發展變化的特點》,《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吳團英:《民族心理素質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學刊》1982年第2期;顧學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在民族識別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談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質》,《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賀國安:《劉克甫談共同心理素質與民族自我意識》,《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華:《關于“共同心理素質”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學學報》1995年第1期。)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內涵、外延進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錫元和吳團英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進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錫元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一個民族的社會經濟、歷史傳統、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環境的特點在該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為通過本民族的語言、文學藝術、社會風尚、生活風俗、以及對祖國和人民的熱愛、對鄉土的眷戀,表現出自己的愛好、興趣、能力、氣質、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吳團英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點,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氣質及民族自我意識等諸種要素構成。”(注:吳團英:《試論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及其發展變化的特點》,《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在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特點理解方面,學者們大多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具有穩定性、持久性和漸變性;但在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名稱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識以及民族自我意識均成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代名詞。甚至《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卷》在對民族性格、民族意識、民族感情等詞條的解釋中,均寫著參見民族共同心理素質。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興未艾。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入發展,一些學者逐漸注意到對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關于民族定義四個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限制,于是開始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納入心理學分支民族心理學的研究范疇。20世紀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從不同角度對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參見周星:《民族心理論》,《寧夏社會科學》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國民族心理形成的四個歷史時期》,《理論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凱:《民族心理研究概論》,《新疆社會科學研究》1990年第3期;熊錫元:《民族心理與民族意識理論問題補遺》,《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93年第6期;戴慶渲:《民族心理及其結構層次芻議》,《學術論壇》1990年第2期。)戴桂斌認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質(包括民族的性格與能力)和民族心態(如民族樸素的社會信念、價值觀念及民族情趣等)兩個部分組成。(注:參見戴桂斌:《略論民族心理》,《青海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秦殿才認為民族心理分為民族的心理素質、價值體系、思維方式三個要素。(注:參見秦殿才:《改革開放與民族心理結構的調整》,《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榮·蘇赫認為,民族心理劃分為四個層次八個要素:(1)民族群體價值觀念及其指導下的民族群體規范,包括價值觀念和規范意識以及同時產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個因素;(2)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氣質、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練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維方式;(4)民族自我意識。(注:參見榮·蘇赫:《簡論民族心理和階級心理的辯證關系》,《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戴慶渲認為民族心理結構應該由四個層次八個要素組成:第一層次,民族自識性及同時產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層次,民族思維方式;第三層次,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氣質三個要素;第四層次,在價值觀念指導下包括價值觀在內的民族群體規范意識,如民族樸素的社會信念、道德觀念、民族審美情趣等。(注:參見戴慶渲:《民族心理及其結構層次芻議》,《學術論壇》1990年第2期。)李尚凱認為: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歷史條件影響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愛好、習俗、成見、信念、心理狀態等等精神素質的總和。民族心理的內部結構是多側面、多層次的。可將民族心理分為民族心理素質、民族心理狀態和民族自我意識三大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質是該民族在人類種系發展過程中所達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較為穩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認知特點、民族思維方式、民族氣質、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狀態是該民族對社會面貌、社會變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較為不穩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樸素的社會信念、價值觀念、民族情緒和情感、民族興趣和愛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識是對本民族所處社會地位、所具身心特點的自我認識和評價以及對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維護,表現著認識自己和對待自己的統一,包括民族認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氣節、民族中心主義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質、民族心理狀態和民族自我意識的統一整體,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質為基礎。(注:參見李尚凱:《論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韓忠太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與民族心理是兩個本質不同的概念。在內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內涵是一個民族的成員以先天的神經系統為基礎,在后天的環境作用、教育影響、文化熏陶下,通過自己的主觀努力,逐步形成并發展起來的各種心理現象的總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內涵的一般屬性外,還具有“共同”和“素質”兩個根本屬性。從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個民族成員發生的各種心理現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外延只能包含一個民族全體成員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穩定的心理特征。在學科歸屬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歸屬于民族理論學,民族心理則歸屬于心理科學的一個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學的范疇。在研究課題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民族學研究工作者的理論問題之一,他們的研究具有宏觀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則通常以心理現象為單位,具有微觀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作為民族理論研究的一部分,沒有專門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則是運用心理學方法,如觀察法、訪談法、問卷法、測驗法、實驗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論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為了解釋斯大林有關民族定義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開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與整個心理學的研究目的聯系起來,即研究民族心理的發生、發展、變化的規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和民族心理是分屬兩個不同學科的概念。(注:參見韓忠太:《論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與民族心理的區別》,《云南社會科學》1999年第5期。)從以上作者對民族心理的理解來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歸納為民族心理的一個層面,有的作者則認為兩個概念在含義上大相徑庭。另外,作者們對民族心理包含的內容持不同意見。

第三,個體民族心理研究逐漸興起。如熊錫元對回族、傣族、漢族的共同心理素質進行研究,(注:參見熊錫元:《試論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思想戰線》1986年第6期;熊錫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質探微》,《思想戰線》1990年第4期;熊錫元:《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民族特征論集》,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質時,他認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個民族特征并不明顯,故共同心理素質在其形成過程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并從強烈的民族意識、開拓與進取精神、心理狀態和與風俗習慣的交織、保族與衛國——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個方面來分析回族的優秀心理素質,同時也指出回族應該防止和克服民族狹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質。”(注:徐黎麗:《試論我國民族心理研究》,《蘭州大學學報》1995年第4期。)榮麗貞則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為例,認為祭祀風俗屬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風俗與民族心理的關系也是民族文化與民族心理的關系。(注:參見榮麗貞:《蒙古族祭祀風俗與民族心理淺述》,《內蒙古社會科學》1987年第6期。)蘇世同認為苗族主體心理深受以農耕為基礎的苗族文化的影響,表現出許多優良的心理素質,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質,這在文化風俗上有所反映。(注:參見蘇世同:《論苗文化與苗族主體心理結構》,《吉首大學學報》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則認為敢于冒險、敢于出家門、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觀念和堅韌不拔的性格、不輕商等是維吾爾人經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這種特征的歷史根源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環境及宗教。(注:參見伊力合木·克力木:《維吾爾族的經商心理及其歷史根源》,《社會學研究》1989年第4期。)還有其他一些學者也對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質進行了研究。如周興茂論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質,(注:參見周興茂:《論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質》,《湖北民族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那順呼吁重視對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參見那順:《重視對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烏達蒙族師專學報》2000年第1期。)閆麗娟、鐘福國論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質,(注:參見閆麗娟、鐘福國:《裕固族心理素質透視》,《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淵則綜述了幾個世紀以來對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況,(注:參見南文淵:《幾個世紀以來對回族民族心理的評說綜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國義論述了水族傳統文化心理,(注:參見石國義:《水族傳統文化心理思辨》,《貴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錦論證了朝鮮族文化心理特點,(注:參見崔英錦:《略論朝鮮族文化心理特點》,《黑龍江民族叢刊》1996年第4期。)馬麗華論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發展的心理素質,(注:參見馬麗華:《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發展的心理素質》,《云南民族學院學報》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討了歐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參見云公保太:《歐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銀軍和楊順清論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質,(注:參見銀軍:《試論侗族共同心理素質》,《貴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楊順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質初探》,《貴州民族學院學報》1992年第2期。)施建業論述了中華民族的審美心理,(注:參見施建業:《論中華民族的審美心理》,《北京社會科學》1994年第4期。)戴小明則對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質進行了對策性研究。(注:參見戴小明:《關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質的思考》,《新疆社會科學》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從民族發展和繁榮的角度探討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對民族本身發展的影響,旨在幫助少數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點,消除與民族發展有害的心理特點。但由于受民族學界有關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討論的影響,許多作者對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個體民族心理時總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其實,從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內容來看,均屬于民族心理特點的范疇。

第四,與民族心理相關的問題也成為一些學者的研究課題。如鐘元俊對民族傳統文化心理與民族教育的關系進行了論證;(注:參見鐘元俊:《試論民族傳統文化心理與民族教育》,《社會科學戰線》1989年第2期。)郭建榮、郭廣瑛探討了我國民族的心理和傳統對科技文化發展的影響;(注:參見郭建榮、郭廣瑛:《論我國民族的心理和傳統對科技文化發展影響》,《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7年第4期。)張踐認為改造經濟心理是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的重要環節;(注:參見張踐:《改造經濟心理是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的重要環節》,《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論述了社會化的商品經濟與民族心理的社會化的關系;(注:參見郭大烈:《社會化的商品經濟與民族心理的社會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認為民族地區要改革開放,必須對民族心理結構方面的不良因素進行調整;(注:參見秦殿才:《改革開放與民族心理結構的調整》,《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榮·蘇赫則認為民族關系和階級關系的相互作用,經過民族和階級交織在一起的微觀環境中介,經過民族心理構成因素和階級心理構成因素疊加滲透在一起的個人心理素質和自我觀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階級心理對民族心理的決定性制約和民族心理對階級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現在既屬于民族又屬于階級的主體行為中;(注:參見榮·蘇赫:《簡論民族心理和階級心理的辯證關系》,《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李景春討論了民族心理素質與國民素質教育的關系;(注:參見李景春:《論民族心理素質與國民素質教育》,《沈陽師范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李尚武則比較了中西兩大民族精神心理結構的異同點;(注:參見李尚武:《中西兩大民族精神心理結構比較》,《中國國情國力》2000年第4期。)卜鼎煥論述了民族心理素質與現代化的關系。(注:參見卜鼎煥:《民族心理素質與現代化》,《哲學動態》1994年第12期。)另外,還有學者對“拓展中華民族精神的中介環節,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質,適應現代化的需要”進行了探討。(注:參見施國光:《拓展中華民族精神的中介環節,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質,適應現代化的需要》,《浙江社會科學》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雖然重點不同,但討論的均是與民族心理有關的問題,其最終目標還是希望通過學術探討,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質對社會發展的不利影響。

心理學界也從改革開放以來開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發展變化規律,但從20世紀80-90年表的有關論文來看,以研究個體民族心理和個體民族成員的心理為主。如漢族和裕固族兒童心理發展比較研究、云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諾族德育心理調查、云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調查研究、北方少數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凱將其總結為六類:各民族兒童認知發展的比較研究,各民族個性和品德形成發展的比較研究,民族社會心理行為的比較研究,民族心理衛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論研究,跨國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較研究。(注:李尚凱:《論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凱對20世紀以來的民族心理學研究已經進行了詳細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復。

二、民族心理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我國民族心理學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這并不是說我國在民族心理學研究方面無懈可擊。筆者認為,民族心理學研究在定位、概念、內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著缺陷。第一,在學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學的定位不正確,即民族心理學應該屬于哪個學科沒有解決。多少年來,心理學研究者總認為民族心理學雖然是以民族為研究對象,但它在心理學方面的內容便決定了它屬于心理學科范疇;民族學研究者則一直認為民族心理學雖然偏重心理學研究內容,但其研究對象又是以民族為基礎,因此民族心理學應該屬于民族學研究范疇。其實,這兩種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從心理學方面來說,心理學是一門獨特的學科,但心理學的基礎是個體心理學或普通心理學,在此基礎上產生的許多心理學分支均屬交叉性的學科,如政治心理學、倫理心理學、管理心理學、社會心理學均涉及到政治學、倫理學、管理學、社會學的內容。民族心理學雖然偏重對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為研究對象,因此民族心理學應該是一門集民族學和心理學為一身的交叉性的學科。再從民族學角度來說,民族學雖然是以民族作為研究對象,但它研究內容涉及民族歷史、文化、政治、經濟、風俗習慣、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門綜合性、交叉性的學科。如果民族學研究民族心理,必須具備心理學和民族學的基本知識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學基礎上產生的民族心理學無疑屬于綜合性和交叉性的學科,即民族心理學與民族學和心理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它同時又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它的任務就是研究民族心理發展的軌跡,總結民族心理發展規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學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關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認識分歧很大。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關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辯論來看,有關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概念多達數十種。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說服力,但無論從外延和內涵來看,均缺乏普遍意義上的規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學者將民族心理概括為四個層次和八個要素。這樣雖然能夠全面表達作者對民族心理這一概念的理解,但內涵過于膨脹,外延勢必縮小,而且作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煉性。有的學者則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對民族心理的本質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筆者認為,民族心理屬于民族心理學的研究范疇,因此必須采用普通心理學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學研究的基本原則。普通心理學是研究心理現象的科學,它包括兩個互相聯系的方面,即心理過程和個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過程是一個運動、變化和發展的過程,它包括認識過程、情感過程和意志過程等三種過程。人們通過感覺、知覺、記憶、注意、想像和思維實現對客觀事物的認識過程;并在認識客觀事物的同時,會對客觀事物表示自己的態度,如滿意、喜歡、愛慕、厭惡、憎恨、妒忌、懼怕、憤怒、悲傷等,這就是情感過程。由于人們在進行心理活動時經常會遇到環境的影響,而人不肯屈服于環境,就要立志,擬定計劃和步驟,堅持不懈地執行,這就是意志過程。個性心理特征又稱個性差異,它表現在能力、氣質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識和技能等;氣質則是高級神經活動在人的行動上的表現,是人的相當穩定的個性特點之一,如直爽、活潑、沉靜、浮躁等;性格是人對別人和事物的態度和方式上所表現出來的心理特點,如剛直不阿與弄虛作假等。也就是說,人們的心理現象就是能力、氣質、性格之間的差異性和認識、情感、意志之間統一性的結合。民族心理學作為普通心理學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現象的科學,它也包括民族心理過程和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兩個互相聯系的方面。民族心理過程則是指特定民族認識、情感和意志過程,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則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氣質和性格上的差異。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齡、性別、經歷的人結合起來的共同體,因此民族的心理過程和個性心理特征上存在著差異。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認識、情感、意志等心理過程和能力、氣質、性格等個性心理特征的結合體。(注:參見徐黎麗:《論“民族心理”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廣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將其與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則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就是民族自我意識或民族意識,還有一些作者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筆者認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這一概念中,素質特指民族心理素質,即與民族心理有關的素質,而素質這一詞匯在心理學上則指人的神經系統和感覺器官上的先天的特點,(注: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096頁。)由此可見,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則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經系統和感覺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點。所謂神經系統,是由中樞神經系統、外周神經系統和自動神經系統組成。中樞神經系統包括腦和脊髓兩部分,腦有頭蓋骨保護,避免外界的損害;脊髓是腦的延長,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內。神經由中樞系統分支遍布全身,對行為具有整體統一的效能。感覺神經趨向脊髓,而運動神經則遠離脊髓,兩者構成外周神經系統。外周神經系統則包括周身、軀干、內臟等器官的神經系統。(注:參見陳孝禪:《普通心理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頁。)自動神經系統則專管營養生長過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環、肺的呼吸之類,它的機能自動進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稱自動神經系統,又稱植物性神經系統。以上所說的神經系統,則是心理產生的條件,一般來說,神經系統越簡單,則心理活動越簡單;神經系統越復雜,心理活動則越復雜。另外,除了這些神經系統以外,感覺器官也是心理產生的條件,如身體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膚,身體內部的動覺、靜覺、觸摸覺及機體覺(如消化器官的飽、餓、渴,呼吸器官的順暢、喘逆等)。(注:參見陳孝禪:《普通心理學》,第115頁。)有了以上的神經系統和感覺器官,心理現象也能夠表現出來。因此可以說,民族心理素質實際上是指民族心理產生的生理條件,即民族的神經系統和感覺器官上的先天的特點;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則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擁有的神經系統和感覺器官上的先天的特點。(注:參見徐黎麗:《論“民族心理”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廣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見,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民族心理產生的物質性條件,兩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內容方面,民族學界重視民族心理的宏觀研究,心理學界則重視民族心理的微觀研究。多年來民族學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研究,近年許多學者開始將其納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疇內,并且構建中國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論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仍是許多研究者熱衷探討的問題,即使在研究個體民族心理時,也要貫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名稱。關于此點,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詳細論述,這里不再重復。但由此可見,斯大林關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在民族學界仍有巨大的影響。心理學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絕大多數成果仍屬于個體民族心理或個體民族成員的心理領域,如民族兒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衛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國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較研究。(注:參見李尚凱:《論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有關民族心理基本理論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深入。可以說,民族學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視對民族心理理論的研究,而對一些個體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論的指導;心理學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視對個體民族心理現象和個體民族成員心理現象的探討。這種狀況的存在,雖然表明我國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觀和微觀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時也說明民族學和心理學在民族心理研究內容方面存在著差異。如果雙方不及時溝通,差異會逐漸擴大,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得不到有機地結合,民族心理學的發展將受到極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學界和心理學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鑒。我國民族學經過一個世紀以來的發展,已經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論體系和具體的研究方法,這就是實地調查法,它是民族學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謂實地調查,是經過專門訓練的民族學工作者親自進入民族地區,通過直接觀察、具體訪問、居住體驗等方式獲取第一手研究資料的過程。(注:參見林耀華主編:《民族學通論》,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頁。)它包括許多具體的調查方法,如觀察與參與觀察、個別訪問、調查會、問卷法、譜系調查法、自傳調查法、定點跟蹤調查法、文物文獻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較研究法、歷史文獻研究法、跨學科綜合研究法、數理統計方法也成為民族學研究的方法。(注:參見宋蜀華、白振聲主編:《民族學理論與方法》,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頁。)但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學進行的心理研究問題來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這一概念一直束縛著研究者們的頭腦,因此有關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論探討階段。一些研究個體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學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學的實地調查法(親自到民族地區體驗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個體民族心理的研究者為本民族成員,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發展中的共同規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間去,也很難得出客觀和公正的結論,因為民族個體的心理現象千差萬別。一般的學者在研究個體民族心理時,總是依靠文字資料,因此熊錫元先生倡導的使用實地調查法進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參見熊錫元:《要加強民族心理的調查與研究——〈民族心理調查與研究:基諾族〉序》,《民族理論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學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學研究方法相同,即從選題開始,經過文獻綜述,形成假設;選擇研究類型,對變量進行分類;選擇被試,制訂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資料,得出結論;最后撰寫科研報告。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一般采用非實驗法,而非實驗法又有五種具體方法,它們分別是調查法、測驗法、實地考查法、歷史研究法、地域比較法。(注:參見李尚凱:《論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心理學者使用這些比較規范的研究方法,在個體民族成員心理和個體民族心理的研究過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并且對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進行了對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學在民族心理理論方面內容很分散,很難從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總結某一民族或整個中華民族的心理發展規律。另外,民族學和心理學在具體研究方法上有許多雷同之處,但由于雙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許多重復的研究項目出現,改變這種狀況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學研究的發展前景

民族心理學是一門新興的、多學科的、交叉性的學科,盡管在定位、概念、內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隨著各民族物質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將受到普遍關注,民族心理學研究前景光明。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民族學和心理學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進行交流與合作已勢在必行。屬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疇的內容很多,我們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論和民族問題無一不與民族心理有關。例如,在處理兩個民族關系問題時,如果不了解這兩個特定民族的心理現象和心理特點,從而對他們的行為做出預測,就無法制定出解決民族關系問題的對策。筆者在甘寧青地區研究民族關系問題時經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數民族群眾的心理過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時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員之間的糾紛上升為民族關系問題。(注:參見徐黎麗:《甘寧青地區民族關系發展趨勢》,蘭州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頁。)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時,如果不考慮各個民族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個性心理特征,即使這些政策能夠幫助各個民族發展經濟和文化,他們也不會接受。在西北許多少數民族地區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盡管從長遠角度來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長期以來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們無法在短時間內接受這一政策,因此執行難度較大。(注:參見郭正禮主編:《市場經濟條件下新疆民族關系的對策研究》,新疆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頁。)另外,諸如民族風俗習慣、語言文字、等均與民族的心理活動有關。因此民族學界要深入地進行民族研究,必須與心理學界建立廣泛和長期的聯系。從心理學界來說,盡管心理學在理論和方法上日趨成熟,但民族心理學作為它的一個分支,還是一個新鮮事物。民族學界長期以來積累的各種實地調查材料和理論研究成果,均可以成為心理學工作者進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學和心理學攜手研究民族心理問題勢在必行。如果合作得當,中國民族心理學研究將結出累累碩果。

第二,個體民族心理研究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是民族心理研究的主流。目前,我國正在實施的西部大開發在某種程度上是西部民族地區的大開發。隨著西部大開發的深入進行,國家、地方政府、社會團體和開發商希望對西部各個民族有個全面的了解。西部各個民族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積淀下來的心理特征,必定在民族區域自治法和自治條例實施過程中以及在民族經濟和文化發展過程中產生影響,這些影響,既有積極影響,也有消極影響。其中,民族心理的積極影響將促進西部大開發各項戰略決策的實行和促進西部民族地區的發展,如維吾爾族和回族善于經商的心理特點則有助于這兩個民族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消極影響則會阻礙西部大開發的順利進行和民族地區發展,如一些民族閉關自守的心理特點則不利于該民族的發展和進步。許多從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學者,已經注意到這一點,并深入西部民族地區,調查西部各個民族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礎上,寫出了個體民族心理的研究論文,并積極倡導各個民族發揚優秀的民族心理特征,拋棄與民族經濟文化發展不相適應的心理特征,使西部各個民族早目走上興旺發達之路。隨著西部大開發的進一步實施,個體民族心理研究會進一步深入發展。因為西部大開發的各項政策和法規的實施需要西部各個民族的配合,各個民族要配合國家的戰略決策,首先要在心理方面充分地認識和理解西部大開發對西部各個民族帶來的好處,然后才能在行為上支持和擁護國家的決策。

第2篇

1、學習基礎薄弱,學習能力較差

由于偏遠地區的經濟落后,教育條件較差,導致了這些地區的少數民族學生從小的學習基礎較內地學生而言比較薄弱,自助學習能力較差,同時由于語言的差異,使得他們的聽課效果也十分不佳,因此這些少數民族學生普遍存在著學習困難。

2、民族信仰強烈,存在小群體性

新疆、等少數民族地區普遍具有強烈的(例如佛教、伊斯蘭教等),因此這些少數民族學生與內地高校中的漢族學生有著信仰、文化的區別較難融合,因此他們同一個民族的學生在學校中就會形成特殊的小團體,如果不妥善管理這些小團體,就嚴重影響到民族之前差異的融合,不利于校園的安定團結。

3、融入適應性差,心理承受能力弱

少數民族學生進入內地高校后,首先面臨的是生活環境的明顯變化,由于他們的飲食、作息習慣與內地學生差異較大,使他們融入宿舍、班級的集體生活形成一定障礙;同時,他們的漢語應用能力普遍較差,與同學和老師的溝通不暢;學習基礎和能力較差,導致學習成績不夠理想,以上的諸多因素都導致少數民族學生融入內地大學生活不理想,他們的心理承受力較弱,不少學生會不自覺地滋生出自卑、嫉妒、逃避、倦怠、不滿甚至抵觸情緒。

4、自我要求較低,理想目標模糊

新疆、等偏遠少數民族學生深知國家對他們的照顧,無論所學什么專業只要畢業回家鄉考取公務員就可以輕松就業,加之他們學習基礎差,學習能力弱,學校對他們也有照顧政策,因此他們普遍對自己要求較低,理想目標模糊,多數學生在校處于混日子,只要能夠畢業就行的狀態。

二、內地高校少數民族學生教育管理創新存在的問題

由于少數民族學生在內地高校進行招生是近些年逐漸增多的,因此內地高校針對少數民族的教育管理工作一直處在不斷探索過程中,雖然近些年少數民族學生在學校中的不適應、成績差等多方面的問題已經引起學校的重視,但是在教育管理中基本上還是保持和內地漢族學生統一的管理方式,即使有資助政策的傾斜,但卻無法形成有效的、有針對性的教育管理體制。

三、內地高校少數民族學生教育管理創新研究

1、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創新

為使新疆、等偏遠少數民族學生能夠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了解國家對他們的關愛和照顧,內地高校應該將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有所創新,將思想政治理論課融入少數民族地區在國家的大力扶持下日益的變化,使少數民族學生充分感受國家的關愛及家鄉對他們成才的需要,激勵他們形成遠大的目標及努力學習的動力。

2、日常管理工作的創新

(1)建立少數民族學生信息系統。新疆、等偏遠地區的少數民族學生由于民族信仰強烈,存在小群體性,因此對他們的日常管理不能與普通內地高校的學生一樣對待,需要建立少數民族學生的信息系統,系統中內容需要更加詳實,囊括學生的家庭、個人以及在校的所有信息并及時更新,保證能夠時時了解這些學生的信息及動態。

(2)特殊政策與嚴格管理相結合。為照顧新疆、等偏遠地區少數民族學生,能夠使他們盡快融入內地高校生活,順利完成學業,內地高校都有針對他們的特殊照顧政策,但這些政策有時造成了少數民族學生對自己放松要求,不聽課、曠課甚至出現嚴重違反學校校規校紀的情況,因此針對這些學生的日常管理更應該嚴格,在他們需要幫助的時候我們給予關心及特殊政策的照顧,但他們違反校規校紀時要嚴格按照規章制度處理,不能縱容包庇,要讓他們養成規范自己行為規范的習慣和能力,這對于他們成才以及學校的安全穩定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3、校園文化活動創新

由于新疆、等少數民族學生具有的小群體性無法避免,因此在日常工作中要充分利用這一特點開展少數民族的校園文化活動。創建學院的少數民族社團,由學院負責少數民族管理的老師作為指導教師,依托少數民族社團及學院學生會,開展體驗民族生活,了解民族傳統,學習民族語言等具有特色的民族間互動活動,并使活動常態化開展,使少數民族學生在活動中體會大學的快樂并有所收獲。

4、心理健康教育創新

(1)開展朋輩輔導工作。大學生的心理健康十分重要,時刻關注他們的心理狀態有利于把握學生的思想動態,幫助他們解決心理困惑。而針對他們年齡的特殊性,避免部分學生逃避與老師談心,輔導員應該開展朋輩輔導員工作,由每個班級的助理班主任(學生會高年級優秀學生擔任)擔任該班級的朋輩輔導員,學院對他們進行統一培訓,由他們關注班級學生的日常的思想變化,用朋友的身份走進學生內心,特別是少數民族學生,應該投入更多的關心與關愛,幫助輔導員進行心理健康的疏導。

(2)輔導員定期談心工作。輔導員應該定期與少數民族學生進行談心,談心之前通過班級朋輩輔導員及班級干部了解這些學生的近期表現及心理狀態,具有針對性的進行談心工作,要將自己對他們關心和關懷融入每次談話中,了解少數民族學生的困難與訴求,幫他們解決生活、學習、情感等多方面的困難,使他們沒有后顧之憂。

5、幫扶資助工作創新

(1)建立少數民族學習小組。由于少數民族學生學習基礎薄弱,學習能力較差的特點,學院應該分專業建立少數民族學習小組,由同年級成績優秀的學生干部擔任學習小組的組長,定期開展小組學習活動,由學習好的學生為他們講解近期的學習要點,針對學習能力特別差的學生進行一對一的輔導,使他們能夠跟上日常教學的進度,解決他們的學習困難。

第3篇

(一)班主任便于對少數民族學生心理健康問題進行觀察在少數民族學生的學習和生活中,與班主任的關系最為親近,接觸最多,而班主任也對一個班級學生的思想、學習、健康和生活等工作予以負責,為此便于對少數民族學生心理健康問題進行觀察。少數民族學生的心理健康問題是屬于警覺、阻抗和衰竭漸進的過程,在警覺期,這種心理健康問題主要表現為茫然與不知所措等,而在阻抗期,則是對應對方法進行探索,借以消除心理健康問題,而在最后的衰竭過程,這種心理健康問題加重,由于應對手段的失敗,進而出現悲觀、絕望與心理崩潰的情緒,進而引發自殘等行為。因此必須對少數民族學生出現的心理問題及早的的發現,進行及早的干預,以避免進入衰竭過程,防止個體與社會受到危害。作為與學生最為親近的老師,班主任應及時的發現少數民族患者警覺、阻抗過程中的反常行為,并針對這些反常行為,進行及時有效的心理健康干預。

(二)班主任對少數民族學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更加靈活班主任對少數民族學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不僅需要對學生關注的熱點問題進行了解,同時應為學生進行及時的解決疑惑,并做好心理輔導,進而促進班級成員的心理健康發展。隨著心理教育重視力度的提升,少數民族學生心理衛生、心理健康問題等也都有專門的心理咨詢師負責,但是這其中也存在較大的問題,也就是即便心理咨詢師、學生處等部門能夠對學生進行有效的引導,但是少數民族學生的心理健康狀態變化過程則往往容易被忽視,在這種情況下班主任的作用也就顯得尤為的重要,由于班主任與學生接觸更多,因此對學生的心理健康輔導也就更加的靈活和具有針對性。班主任可以結合少數民族學生的具體的心理健康問題,采用相應的活動來進行心理健康輔導,進而使少數民族學生的心理健康問題在活動中不知不覺地得到解決。同時由于班主任工作的性質,使其能夠對少數民族學生的心理健康問題起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

(三)在少數民族大學生心理問題處理中班主任屬于全程參與者新疆高校少數民族學生的心理健康問題主要體現在學習與生活的行為與情緒的反常上,班主任不能將其看作簡單的態度問題進行處理,應及時的將情況上報,并讓學生進行專業的心理健康輔導與心理干預。心理健康問題與一般的思想問題不同,具有很強的專業性,因此應進行及時的反應與處理,進而避免嚴重問題的發生,減少危害。班主任在發現少數民族學生的心理健康問題后應防止過度保護,及時地將學生的心理問題反映到專職心理輔導老師那里,讓學生進行心理健康咨詢與心理干預。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專職老師負責對學生心理健康問題進行干預的過程中,班主任仍然需要對少數民族學生的日常學習生活狀態給予高度關注,并在平時的生活中對他們給予更多的關心與輔導,班主任應作為少數民族學生心理健康干預的全程參與者,應具有充分的責任心與耐心。

二、新疆高校班主任開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策略

(一)建設良好的班風,營造和諧心理氛圍高校班主任需要建立起少數民族學生的心理檔案、個案資料,內容包括基本情況、個性特征、職業能力傾向以及心理健康水平等,并通過這些資料的分析來掌握少數民族學生的心理特點,進行針對性的心理健康教育。同時,可以在班級設立起具有良好心理素質、樂于助人的學生作為朋友“輔導員”,或者安排心理委員來對存在心理健康問題的學生進行輔導,在這期間應對這些學生進行心理健康教育知識的輔導與培訓,從而更好的營造起良好的和諧心理氛圍,促進他們在輔導中進行交流,有效的認識心理健康問題,認識自我,起到彼此啟發的作用。班級心理輔導活動在班風的改變中起著積極的作用,因此班主任可組建起小組、宿舍、班級,以及院系和社團等網絡系統,進而幫助少數民族學生建立起良好的人際關系,實現少數民族與其他學生的友好共存與交往。

(二)進行針對性多樣化的教育高校班主任應對少數民族學生中存在心理健康問題,并且表現較為特別的,存在行為偏差的學生給予更多的關注,對其進行跟蹤教育。剛進校的大一新生,班主任應幫助他們適應學校新的生活與學習環境,在生活上與生涯規劃上給予輔導;對大二少數民族學生人際交往、情緒、愛情上的問題,應進行針對性的輔導;對大三的少數民族學生應給予如自我意識、考研與就業以及個性輔導等;針對大四少數民族學生在求職與就業中的心理壓力問題,采取職業適應和耐挫力的輔導。各個年級的心理健康教育可以交叉進行,也可以有所側重。例如在大四的學習中,職業生涯規劃輔導應貫穿于整個過程,并指導學生對自己的生涯進行總結與規劃,同時在過程中發現自己的優點與缺點,自信的面對自己的未來,積極面對生活,健全人格,實現身心全面健康的發展。

(三)班主任應不斷地提升自身的心理理論水平針對新疆高校少數民族學生的心理健康問題,班主任應及時地掌握少數民族學生的心理特點與相應的理論知識,如大學生在情感、人際關系、個性、愛情以及就業等方面的特點;掌握少數民族在不同年級與不同時期所遇到的適應與發展的問題,掌握與運用團體動力的基本理論、心理輔導中的基本技術、心理輔導活動的設計與實施的基本原理與技術等等。同時新疆高校應推薦班主任參與到心理健康教育培訓中來,使班主任關于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論知識獲得提升,以便更好的參與到少數民族學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中來。同時還可邀請心理健康教育的專家與學者到校內來舉行專題講座進行班主任的團體輔導,進而提升班主任對少數民族學生心理健康教育重要性的認識,使班主任掌握心理輔導的技術和方法,并有效的應用到學生隊伍建設中來。

三、結束語

第4篇

【關鍵詞】民族心理學;困境;出路

【作 者】張進輔,西南大學心理學院、民族教育和心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重慶,400715;植鳳英,貴州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講師,西南大學心理學院在讀博士生。貴陽,550001

【中圖分類號】C95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07)04-0011-005

On the Dilemma and Way out of Ethnic Psychological Research

Zhi Fengying,Zhang Jinfu

Abstract:The article sets forth the messes faced by ethnic psychological research.The article also points that in o rder to get out of messes,diverse methods should be used in research,andthe intergr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should be strengthened,and the training ofcomprehensive researchers should be recognized,and at same time,on base of the reality of our nations,the research of realistic problem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increase the value ofethnic psychological research.

Key words:ethnic psychological researchdilemmaway out

一、引言

民族心理學作為心理學的一個分支首先在德國興起。科學心理學的奠基人馮特在其心理學研究的最后二十年,寫就了十卷本巨著《民族心理學》,他以語言、藝術、神話、道德、法律、宗教、社會風俗習慣作為實例,研究民族心理發生、發展的規律,并詳細論述了民族心理學的研究方法。該書的出版問世,使民族心理學逐漸被人們接受和受到重視,民族心理學的研究也在世界范圍內迅速展開。我國的民族心理學研究起步于20世紀初,改革開放以后,民族心理的研究才有了真正的發展。現在,中國民族心理的研究對象已擴大到國內56個民族,研究的課題也相當廣泛,主要有:各民族兒童認知發展的比較研究、各民族的個性比較研究、各民族兒童及青少年品德形成的比較研究、民族社會心理的比較研究、民族心理衛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的基本理論研究①、民族心理與西部大開發關系、民族心理與社會穩定和社會和諧關系的研究②等等。總的看來,我國民族心理學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這并不是說我國在民族心理學研究方面無懈可擊。實際上,隨著民族心理學的不斷發展,其研究的局限性也愈益凸顯,以至于陷入一定困境。

二、我國民族心理學研究的困境

(一)方法論上存在不能忽視的缺陷

一門真正的科學和一個富有成效的研究都有其科學的方法論基礎。所謂方法論“指的是關于研究過程的哲學,其中包括作為研究的基本原理的理論假設和價值觀,還包括研究者用來解釋資料、引出結論的標準或準則③。”方法論既包括具體的方法和技術的采用,同時也包括對研究對象的基本立場。具體方法和技術包括被試的選擇、條件的控制、材料的分析和數據的統計等。作為一門交叉學科,民族心理學始終無法逃避的矛盾是究竟采用什么樣的研究方法才能更好地對民族心理進行研究,而一些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人們的質疑也多是由于其所采用的方法問題。概括而言,我國民族心理研究存在的方法論缺陷主要有:

1.對質的研究的忽視

質的研究是指以研究者本人作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種資料收集方法對社會現象進行整體性探究,使用歸納法分析資料和形成理論,通過與研究對象互動對其行為和意義建構獲得理解的一種活動。質的研究與人們通常所說的定性研究有一定的區別。國內的定性研究大都沒有原始資料作為基礎,主要采用的是一種形而上的思辯方式。它更多的是一種研究者個人觀點和感受的闡發,通常結合社會當下的時弊和需要對有關問題進行論說或提供建議。而質的研究卻十分強調研究者早自然情境中與被研究者互動,在原始資料的基礎上建構研究的結果后理論,其探究方式不包括純粹的哲學思辯、個人見解和邏輯推理,也不包括一般意義上的工作經驗總結④。民族心理學,從其誕生之日便具有質的研究傳統。心理學的鼻祖馮特(W.Wundt)早在1862年就認為心理學應是兩個基本領域即生理心理學和民族心理學,他認為民族心理學的較為合適的研究領域涉及到“由共同的人類生活所創造的那些精神產品,因此,僅憑個體意識是無法對它加以說明的”。“民族心靈”的研究不能通過實驗室研究來獲得,而是通過歷史文化產品分析來獲得⑤。他指出:“在實驗法無能為力的地方,幸而還有另外一種對心理學具有客觀價值的輔助手段可供利用。這些輔助手段就是心理的集體生活的某些產物,這些產物可以使我們推斷出一定的心理動機。屬于這些產物的,主要是語言、神話和風俗⑥”。馮特的歷史文化產品分析實際就是一種質的研究方法,是檔案文獻法、語言分析法、口語記錄法以及民族志法的綜合。之后,隨著主流心理學對“心理學科學化”的追求,質的研究方法在心理學界漸受冷落,受西方民族心理研究范式的影響,國內心理學界也較少采納質的研究范式。目前,國內民族心理研究主要有兩條主線:一條是心理學界的研究,一條是民族學界的研究。在心理學方面,側重于微觀探討,方法論上注重實證性的量化研究;在民族學方面,主要側重的是思辯性的定性研究,這種研究方法的資料來源于已有的文字資料,多數并未深入實際的研究現場,為此,熊錫元先生曾倡導要使用實地調查法進行民族心理的研究⑦。就目前的情況來看,質的研究在我國民族學界和心理學界都未受到真正的重視。

2.定量研究的操作化缺陷

定量研究是我國民族心理學,尤其是個體民族心理研究的主導研究范式。由于定量研究本身所固有的缺陷,加上民族心理學研究特點及研究對象的特殊性,因此,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這種研究范式存在有許多的操作化缺陷。主要表現有:(1)采用未經過實地考察編制出的或直接采用國外編制的心理測驗和量表來進行民族心理的研究,這樣的研究結果不可避免地出現文化方面的偏差甚至偏見⑧,表現在:嚴重忽視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或考慮了文化因素,但僅做背景變量,沒有考慮民族文化對心理的深層影響;歧視性的文化偏見,對少數民族缺乏客觀的評價和認識等。(2)定量研究提倡客位研究,強調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是一種主客關系,研究者完全可以作為一個局外人,遠離被研究者,同被研究者保持距離,以避免主觀價值的涉入,把研究對象作為客體進行價值中立的說明和控制。因此,定量研究常會導致文化的中心主義,單調呆板、以偏概全等缺陷⑨。(3)研究的取樣問題。如何選擇合適的研究對象在民族心理的研究中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由于少數民族普遍存在的語言、文化理解及研究地域的限制等問題,使得民族心理研究的取樣比較困難,很多研究者在選取研究對象時常常采取的是方便取樣,這樣選取的樣本很難具有代表性,故也難以得出具有普遍意義的研究結論。研究取樣的困難還導致我國民族心理研究對象的不平衡,多數研究以較易取樣的大學生為研究對象,對一般少數民族公眾的研究極為匱缺,無形中縮小了民族心理學的研究范圍,所得研究結論常常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二)民族心理學的學科定位模糊不清

關于民族心理學屬于什么,其研究對象是什么,應該研究什么內容?有關這個問題的討論一直是民族心理研究者頗為關注的問題。孫玉蘭、徐玉良認為,民族心理學是建立在普通心理學與社會心理學理論基礎上的心理學科。它既要以心理學的理論為指導,又要以心理學的某些方法為研究手段,還要以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的材料為參照⑩。他們的觀點強調民族心理學是屬于心理學科范疇。之后,隨著越來越多的民族學者開始涉足民族心理的研究,有學者認為民族心理學雖然偏重心理學研究內容,但其研究對象又是以民族為基礎,因此民族心理學應該屬于民族學研究范疇。目前,這種學科之爭開始趨向緩和,現在一個更常見的提法是:民族心理學應該是一門集民族學和心理學為一身的綜合性、交叉性的學科[11]。但對學科的性質問題,至今未有定論。

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民族的心理現象及其活動規律。但關于具體的研究內容,學者們有不同的觀點。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探討最受矚目。20世紀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從不同角度對民族心理作了研究。如戴桂斌認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質(包括民族的性格與能力)和民族心態(如民族樸素的社會信念、價值觀念及民族情趣等)兩個部分組成。李尚凱認為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民族心理,可將民族心理分為民族心理素質、民族心理狀態和民族自我意識三大組成部分。張世富認為民族心理應該包括民族認知、民族意識、民族情感、民族意志,民族性格、民族品德、民族氣質等,這些是民族心理研究的基本內容,并認為對這些內容進行研究仍不足以說明對民族心理能有較為全面而深入的和本質的了解。因而,對民族內部的群體心理和個體心理也應進行研究①。徐黎麗認為,民族心理學是普通心理學的一個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現象的科學,它也包括民族心理過程和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兩個互相聯系的方面。民族心理就是特定民族認識、情感、意志等心理過程和能力、氣質、性格等個性心理特征的結合體。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則是民族心理產生發展的生理基礎[11]。尹可麗提出族群社會心理是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對象,認為只有將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對象界定在社會心理層面,才能使研究者真正考慮某一族群的個體或群體的歷史、文化及其現實生活條件下的心理[12]。

張進輔則針對西南民族心理研究提出民族心理結構可分成民族心理導向系統、民族心理動力系統和民族心理功能系統三個相輔相成的系統,民族心理導向系統包括民族價值觀、民族意識、民族文化等;民族心理動力系統:包括民族情感、民族意志、民族自我意識、民族社會壓力與應對等;民族心理功能系統:包括民族人格、民族能力、民族心理素質、民族心理健康等②。

總的來說,民族心理學研究在不斷地走向深入,但其學科定位并不明確,民族心理學的學科性質、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內容等都未有一個明確的界定,這些都直接影響了人們對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解和民族心理學的深入發展。筆者認為,對于民族心理學似乎還有一個問題需要澄清,那就是“民族心理學”是否等同于“少數民族心理學”?“民族”的含義很廣,在馮特的《民族心理學》著作中,“民族”被解釋為種族共同體,如阿拉伯民族、日耳曼民族,更有廣泛的“民族”含義是指政治獨立體即民族國家或國民國家,如中華民族等。因此,如果從廣泛的民族含義而言,民族心理學研究的范疇似乎還應包括中華民族人格、中華民族價值觀等的研究而不僅是少數民族的民族心理。

(三)綜合性研究人才極度匱缺

綜合性研究人才的匱缺是制約民族心理學發展的瓶頸。作為一門交叉學科,民族心理學的研究需要研究者兼具有民族學、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多學科的廣博知識,一些心理學者由于研究思路的限制,加上缺乏廣博的民族文化知識常常很難在民族心理學的研究中做到游仞有余,而一些民族學者由于缺乏深厚的心理學基礎理論和方法指導,又很難做出高水平的民族心理的研究,這從我國目前民族心理學的研究現狀便可見一斑。據萬明鋼等對2000-2005年發表在國內期刊關于民族心理的182篇研究論文進行的文獻計量分析顯示,這六年中。少數民族心理研究論文總體數量較少,以心理學9種期刊為例,不到6年發文總量的1%,且研究主題非常分散,作者也分散,具有創新性的研究較少,對理論問題關注不足;研究人員主要分布在西北和西南地區,6年中發文量在3篇以上的作者不足10人,說明我國少數民族心理研究還沒有形成穩定的研究群體和穩定的研究領域,學術積累也遠遠不夠[13]。

我國綜合性民族心理研究人才匱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高校學科課程設置過于專業化,缺乏民族文化課程的開設,從而導致研究者知識結構單一是綜合性民族心理研究人才匱缺的客觀原因。綜合性民族心理研究人才匱缺的主觀因素很多,影響也更大。首先,少數民族心理的研究是民族心理的重要研究內容,由于缺乏對少數民族及少數民族文化的足夠了解,許多學生或研究者對少數民族存在有“刻板印象”,在他們眼里,少數民族的代名詞就是“貧窮和落后”,缺乏對“民族心理”的深入了解和科學認識,因而對民族心理學的研究缺乏興趣。其次,民族心理學的研究是一項投入大、要求高、難度高的工作,這讓不少的研究者望而卻步。另外,民族心理學的研究耗時多,研究成果出來比較慢也是影響人們從事民族心理研究的重要原因。受“研究功利化”思想的影響,一些學者更樂于做一些方便、快捷、出成果快的研究。另外,現在研究生的學習常常與“找一個好工作”相聯系,而民族心理方向的學生在就業上似乎不占上風。總之,諸多原因使得民族心理的研究隊伍一直是勢單力薄,尤其在整個心理學研究隊伍中,常常處于一種被冷落的邊緣狀態。

三、民族心理學研究困境的出路

要成功地走出民族心理學研究的困境,筆者認為應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融合多元方法,加強質與量的整合

作為一門社會科學,民族心理學的研究不可能只使用一種研究方法。民族心理學的研究應立足于研究課題的性質和研究實際,采用多方法多特質的研究手段。

在研究范式上,應重視質的研究在民族心理學研究中的應用,加強質與量的有效整合。具體而言,要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研究設計上的整合,指研究者在同一個研究項目中要善于混合使用兩種不同的方法,在不同層面對同一研究問題進行探討;研究立場上的整合,指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應不時反省自己的研究角色,調整好對研究對象的態度與立場。在質的研究階段,研究者應持主位研究立場,深入對象的文化生活空間,站在研究對象的立場上來研究、分析民族或民族心理。在量的研究階段,則應注意與研究對象保持一定的距離,站在中立的、客觀的研究者的立場上研究、分析其民族心理。當然,把主位研究與客位研究有機結合起來并非易事,因此研究者持主位研究立場,還是持客位研究立場、主位-客位綜合方式,主要取決于研究者的研究取向和研究課題的性質要求⑨;研究資料分析上的整合。一項民族心理研究中同時存在有質的研究與量的研究時,可以同時收集到不同類型的原始資料,在分析資料時要注意使用不同的方法對有關結果進行分析。

在研究具體方法上,可靈活采用歷史文獻研究、蹲點實地考察、田野工作研究、典型個案分析、較大規模問卷調查、參與觀察、實驗、作品分析、實物收集或音影設備記錄、多元統計等方法,對民族心理的多種組成因素進行深入研究。其別注重深入民族地區進行實地調查,運用參與觀察和田野研究,以得出最直觀真實的資料。在研究過程中,要始終遵循定性和定量相結合、思辯和實證相結合、歷史與現實相結合、群體與個案相結合、橫斷與縱向相結合、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原則。

(二)加強我國民族心理學的理論建設

在任何學科的發展中,理論都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1)發揮組織與聯系功能。當某一學科發展到一定程度,研究結果或材料大量堆積時,就需要用理論對之加以整合、組織。(2)發揮預見功能。理論是預見科學知識增長、事物發展和進一步研究及可能研究結果的基礎,可以說,科學的進步就是不斷的理論預見或假設和對預見或假設的不斷驗證來實現的。從整個科學發展史來看,科學的發展經歷了這樣的過程:首先是人們提出理論假設對觀察到的現象進行解釋并對事物發展作出預測,然后用各種方法驗證假設,在此基礎上再提出新的理論假設,以此循環。(3)理論研究與具體問題的研究是密切聯系、相互促進的。一方面理論研究需要具體問題的研究成果作為材料或素材,另一方面具體研究的成果又需要理論研究去整合[14]。

目前,我國民族心理學的理論建設還相當薄弱,對我國民族心理學的學科性質、研究對象、研究內容、現實中存在的民族心理現象等都未能做出較完滿的理論解釋,實證研究也多以國外的民族心理學理論為基礎。但因為我國是一個多元一體的多民族國家,我國民族的實情與國外不同,因此,我國各民族心理的形成與發展規律與西方國家也存在有差異,可以借鑒但不能照搬。要科學回答我國民族心理學研究中存在的現實問題,提高民族心理學的水平和質量,必須立足于我國民族的實際,注重對我國民族心理學研究的理論探討,加強我國民族心理學理論的本土化建設。

(三)注重對綜合性民族心理研究人才的培養

在心理學的民族心理研究陣營可增設有關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等相關理論及研究方法的課程,深化心理學研究者對民族文化知識的了解,激發研究者對民族心理研究的興趣,使之掌握一些民族學的研究方法并能有效地與心理學的研究方法相結合,從而可以游仞有余地從事民族心理的研究。反之,出身于民族學的民族心理學研究者也應加強心理學的基本理論及研究方法的學習,提高其民族心理研究的深度和可靠度,盡可能減少由于研究者出身背景的不同而產生的研究偏差。

(四)立足于我國民族的實際情況,加強對現實問題的研究

民族心理學研究的生命力在于它對民族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價值。當前,我國正處在急劇的社會變遷之中,經濟和社會結構在不斷發生變化,各民族、各種文化和意識形態在不斷接觸、互相影響,由此也產生了許多與民族發展相關的現實問題。如果民族心理學的研究不能有助于解決這些實際的問題,它就會喪失其存在的價值,就更談不上發展。因此,民族心理學的研究應立足于我國民族的實際,在充分了解各民族歷史演變、經濟生活現狀、文化背景以及、民族習慣等的基礎上進行深入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研究[15]。特別注意從民族發展的實際需要,去研究民族的深層、隱性問題,注重挖掘民族文化對民族心理的深層、內在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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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

一、中國民族心理學研究現狀

后,尤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族學界在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內容方面,逐漸擺脫了前蘇聯有關民族心理學研究的影響,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作為民族心理學的一個層次進行研究,同時構建中國民族心理學的研究方向、原則、內容,逐漸將中國民族心理學納入心理學的范疇。具體來說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關注。建國以來,民族學界受前蘇聯民族學研究的影響,把主要目標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研究。斯大林在《和民族問題》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在這個定義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作為民族四個特征之一,受到了異乎尋常的關注,許多學者著書立學,(注:參見熊錫元:《略論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吳團英:《試論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及其發展變化的特點》,《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吳團英:《民族心理素質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學刊》1982年第2期;顧學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在民族識別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談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質》,《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賀國安:《劉克甫談共同心理素質與民族自我意識》,《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華:《關于“共同心理素質”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學學報》1995年第1期。)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內涵、外延進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錫元和吳團英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進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錫元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一個民族的社會經濟、歷史傳統、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環境的特點在該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為通過本民族的語言、文學藝術、社會風尚、生活風俗、以及對祖國和人民的熱愛、對鄉土的眷戀,表現出自己的愛好、興趣、能力、氣質、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吳團英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點,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氣質及民族自我意識等諸種要素構成。”(注:吳團英:《試論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及其發展變化的特點》,《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在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特點理解方面,學者們大多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具有穩定性、持久性和漸變性;但在對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名稱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識以及民族自我意識均成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代名詞。甚至《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卷》在對民族性格、民族意識、民族感情等詞條的解釋中,均寫著參見民族共同心理素質。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興未艾。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入發展,一些學者逐漸注意到對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關于民族定義四個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限制,于是開始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納入心理學分支民族心理學的研究范疇。20世紀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從不同角度對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參見周星:《民族心理論》,《寧夏社會科學》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國民族心理形成的四個歷史時期》,《理論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凱:《民族心理研究概論》,《新疆社會科學研究》1990年第3期;熊錫元:《民族心理與民族意識理論問題補遺》,《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93年第6期;戴慶渲:《民族心理及其結構層次芻議》,《學術論壇》1990年第2期。)戴桂斌認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質(包括民族的性格與能力)和民族心態(如民族樸素的社會信念、價值觀念及民族情趣等)兩個部分組成。(注:參見戴桂斌:《略論民族心理》,《青海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秦殿才認為民族心理分為民族的心理素質、價值體系、思維方式三個要素。(注:參見秦殿才:《改革開放與民族心理結構的調整》,《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榮·蘇赫認為,民族心理劃分為四個層次八個要素:(1)民族群體價值觀念及其指導下的民族群體規范,包括價值觀念和規范意識以及同時產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個因素;(2)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氣質、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練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維方式;(4)民族自我意識。(注:參見榮·蘇赫:《簡論民族心理和階級心理的辯證關系》,《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戴慶渲認為民族心理結構應該由四個層次八個要素組成:第一層次,民族自識性及同時產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層次,民族思維方式;第三層次,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氣質三個要素;第四層次,在價值觀念指導下包括價值觀在內的民族群體規范意識,如民族樸素的社會信念、道德觀念、民族審美情趣等。(注:參見戴慶渲:《民族心理及其結構層次芻議》,《學術論壇》1990年第2期。)李尚凱認為: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歷史條件影響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愛好、習俗、成見、信念、心理狀態等等精神素質的總和。民族心理的內部結構是多側面、多層次的。可將民族心理分為民族心理素質、民族心理狀態和民族自我意識三大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質是該民族在人類種系發展過程中所達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較為穩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認知特點、民族思維方式、民族氣質、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狀態是該民族對社會面貌、社會變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較為不穩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樸素的社會信念、價值觀念、民族情緒和情感、民族興趣和愛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識是對本民族所處社會地位、所具身心特點的自我認識和評價以及對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維護,表現著認識自己和對待自己的統一,包括民族認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氣節、民族中心主義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質、民族心理狀態和民族自我意識的統一整體,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質為基礎。(注:參見李尚凱:《論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韓忠太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與民族心理是兩個本質不同的概念。在內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內涵是一個民族的成員以先天的神經系統為基礎,在后天的環境作用、教育影響、文化熏陶下,通過自己的主觀努力,逐步形成并發展起來的各種心理現象的總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內涵的一般屬性外,還具有“共同”和“素質”兩個根本屬性。從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個民族成員發生的各種心理現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外延只能包含一個民族全體成員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穩定的心理特征。在學科歸屬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歸屬于民族理論學,民族心理則歸屬于心理科學的一個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學的范疇。在研究課題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民族學研究工作者的理論問題之一,他們的研究具有宏觀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則通常以心理現象為單位,具有微觀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作為民族理論研究的一部分,沒有專門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則是運用心理學方法,如觀察法、訪談法、問卷法、測驗法、實驗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論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為了解釋斯大林有關民族定義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開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與整個心理學的研究目的聯系起來,即研究民族心理的發生、發展、變化的規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和民族心理是分屬兩個不同學科的概念。(注:參見韓忠太:《論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與民族心理的區別》,《云南社會科學》1999年第5期。)從以上作者對民族心理的理解來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歸納為民族心理的一個層面,有的作者則認為兩個概念在含義上大相徑庭。另外,作者們對民族心理包含的內容持不同意見。

第三,個體民族心理研究逐漸興起。如熊錫元對回族、傣族、漢族的共同心理素質進行研究,(注:參見熊錫元:《試論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思想戰線》1986年第6期;熊錫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質探微》,《思想戰線》1990年第4期;熊錫元:《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民族特征論集》,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質時,他認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個民族特征并不明顯,故共同心理素質在其形成過程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并從強烈的民族意識、開拓與進取精神、心理狀態和與風俗習慣的交織、保族與衛國——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個方面來分析回族的優秀心理素質,同時也指出回族應該防止和克服民族狹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質。”(注:徐黎麗:《試論我國民族心理研究》,《蘭州大學學報》1995年第4期。)榮麗貞則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為例,認為祭祀風俗屬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風俗與民族心理的關系也是民族文化與民族心理的關系。(注:參見榮麗貞:《蒙古族祭祀風俗與民族心理淺述》,《內蒙古社會科學》1987年第6期。)蘇世同認為苗族主體心理深受以農耕為基礎的苗族文化的影響,表現出許多優良的心理素質,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質,這在文化風俗上有所反映。(注:參見蘇世同:《論苗文化與苗族主體心理結構》,《吉首大學學報》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則認為敢于冒險、敢于出家門、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觀念和堅韌不拔的性格、不輕商等是維吾爾人經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這種特征的歷史根源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環境及宗教。(注:參見伊力合木·克力木:《維吾爾族的經商心理及其歷史根源》,《社會學研究》1989年第4期。)還有其他一些學者也對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質進行了研究。如周興茂論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質,(注:參見周興茂:《論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質》,《湖北民族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那順呼吁重視對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參見那順:《重視對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烏達蒙族師專學報》2000年第1期。)閆麗娟、鐘福國論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質,(注:參見閆麗娟、鐘福國:《裕固族心理素質透視》,《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淵則綜述了幾個世紀以來對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況,(注:參見南文淵:《幾個世紀以來對回族民族心理的評說綜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國義論述了水族傳統文化心理,(注:參見石國義:《水族傳統文化心理思辨》,《貴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錦論證了朝鮮族文化心理特點,(注:參見崔英錦:《略論朝鮮族文化心理特點》,《黑龍江民族叢刊》1996年第4期。)馬麗華論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發展的心理素質,(注:參見馬麗華:《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發展的心理素質》,《云南民族學院學報》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討了歐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參見云公保太:《歐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銀軍和楊順清論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質,(注:參見銀軍:《試論侗族共同心理素質》,《貴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楊順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質初探》,《貴州民族學院學報》1992年第2期。)施建業論述了中華民族的審美心理,(注:參見施建業:《論中華民族的審美心理》,《北京社會科學》1994年第4期。)戴小明則對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質進行了對策性研究。(注:參見戴小明:《關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質的思考》,《新疆社會科學》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從民族發展和繁榮的角度探討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對民族本身發展的影響,旨在幫助少數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點,消除與民族發展有害的心理特點。但由于受民族學界有關民族共同心理素質討論的影響,許多作者對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個體民族心理時總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其實,從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內容來看,均屬于民族心理特點的范疇。

第四,與民族心理相關的問題也成為一些學者的研究課題。如鐘元俊對民族傳統文化心理與民族教育的關系進行了論證;(注:參見鐘元俊:《試論民族傳統文化心理與民族教育》,《社會科學戰線》1989年第2期。)郭建榮、郭廣瑛探討了我國民族的心理和傳統對科技文化發展的影響;(注:參見郭建榮、郭廣瑛:《論我國民族的心理和傳統對科技文化發展影響》,《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7年第4期。)張踐認為改造經濟心理是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的重要環節;(注:參見張踐:《改造經濟心理是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的重要環節》,《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論述了社會化的商品經濟與民族心理的社會化的關系;(注:參見郭大烈:《社會化的商品經濟與民族心理的社會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認為民族地區要改革開放,必須對民族心理結構方面的不良因素進行調整;(注:參見秦殿才:《改革開放與民族心理結構的調整》,《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榮·蘇赫則認為民族關系和階級關系的相互作用,經過民族和階級交織在一起的微觀環境中介,經過民族心理構成因素和階級心理構成因素疊加滲透在一起的個人心理素質和自我觀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階級心理對民族心理的決定性制約和民族心理對階級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現在既屬于民族又屬于階級的主體行為中;(注:參見榮·蘇赫:《簡論民族心理和階級心理的辯證關系》,《內蒙古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李景春討論了民族心理素質與國民素質教育的關系;(注:參見李景春:《論民族心理素質與國民素質教育》,《沈陽師范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李尚武則比較了中西兩大民族精神心理結構的異同點;(注:參見李尚武:《中西兩大民族精神心理結構比較》,《中國國情國力》2000年第4期。)卜鼎煥論述了民族心理素質與現代化的關系。(注:參見卜鼎煥:《民族心理素質與現代化》,《哲學動態》1994年第12期。)另外,還有學者對“拓展中華民族精神的中介環節,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質,適應現代化的需要”進行了探討。(注:參見施國光:《拓展中華民族精神的中介環節,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質,適應現代化的需要》,《浙江社會科學》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雖然重點不同,但討論的均是與民族心理有關的問題,其最終目標還是希望通過學術探討,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質對社會發展的不利影響。

心理學界也從改革開放以來開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發展變化規律,但從20世紀80-90年表的有關論文來看,以研究個體民族心理和個體民族成員的心理為主。如漢族和裕固族兒童心理發展比較研究、云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諾族德育心理調查、云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調查研究、北方少數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凱將其總結為六類:各民族兒童認知發展的比較研究,各民族個性和品德形成發展的比較研究,民族社會心理行為的比較研究,民族心理衛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論研究,跨國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較研究。(注:李尚凱:《論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凱對20世紀以來的民族心理學研究已經進行了詳細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復。

二、民族心理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我國民族心理學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這并不是說我國在民族心理學研究方面無懈可擊。筆者認為,民族心理學研究在定位、概念、內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著缺陷。第一,在學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學的定位不正確,即民族心理學應該屬于哪個學科沒有解決。多少年來,心理學研究者總認為民族心理學雖然是以民族為研究對象,但它在心理學方面的內容便決定了它屬于心理學科范疇;民族學研究者則一直認為民族心理學雖然偏重心理學研究內容,但其研究對象又是以民族為基礎,因此民族心理學應該屬于民族學研究范疇。其實,這兩種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從心理學方面來說,心理學是一門獨特的學科,但心理學的基礎是個體心理學或普通心理學,在此基礎上產生的許多心理學分支均屬交叉性的學科,如政治心理學、倫理心理學、管理心理學、社會心理學均涉及到政治學、倫理學、管理學、社會學的內容。民族心理學雖然偏重對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為研究對象,因此民族心理學應該是一門集民族學和心理學為一身的交叉性的學科。再從民族學角度來說,民族學雖然是以民族作為研究對象,但它研究內容涉及民族歷史、文化、政治、經濟、風俗習慣、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門綜合性、交叉性的學科。如果民族學研究民族心理,必須具備心理學和民族學的基本知識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學基礎上產生的民族心理學無疑屬于綜合性和交叉性的學科,即民族心理學與民族學和心理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它同時又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它的任務就是研究民族心理發展的軌跡,總結民族心理發展規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學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關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認識分歧很大。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關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辯論來看,有關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概念多達數十種。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說服力,但無論從外延和內涵來看,均缺乏普遍意義上的規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學者將民族心理概括為四個層次和八個要素。這樣雖然能夠全面表達作者對民族心理這一概念的理解,但內涵過于膨脹,外延勢必縮小,而且作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煉性。有的學者則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對民族心理的本質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筆者認為,民族心理屬于民族心理學的研究范疇,因此必須采用普通心理學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學研究的基本原則。普通心理學是研究心理現象的科學,它包括兩個互相聯系的方面,即心理過程和個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過程是一個運動、變化和發展的過程,它包括認識過程、情感過程和意志過程等三種過程。人們通過感覺、知覺、記憶、注意、想像和思維實現對客觀事物的認識過程;并在認識客觀事物的同時,會對客觀事物表示自己的態度,如滿意、喜歡、愛慕、厭惡、憎恨、妒忌、懼怕、憤怒、悲傷等,這就是情感過程。由于人們在進行心理活動時經常會遇到環境的影響,而人不肯屈服于環境,就要立志,擬定計劃和步驟,堅持不懈地執行,這就是意志過程。個性心理特征又稱個性差異,它表現在能力、氣質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識和技能等;氣質則是高級神經活動在人的行動上的表現,是人的相當穩定的個性特點之一,如直爽、活潑、沉靜、浮躁等;性格是人對別人和事物的態度和方式上所表現出來的心理特點,如剛直不阿與弄虛作假等。也就是說,人們的心理現象就是能力、氣質、性格之間的差異性和認識、情感、意志之間統一性的結合。民族心理學作為普通心理學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現象的科學,它也包括民族心理過程和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兩個互相聯系的方面。民族心理過程則是指特定民族認識、情感和意志過程,民族個性心理特征則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氣質和性格上的差異。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齡、性別、經歷的人結合起來的共同體,因此民族的心理過程和個性心理特征上存在著差異。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認識、情感、意志等心理過程和能力、氣質、性格等個性心理特征的結合體。(注:參見徐黎麗:《論“民族心理”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廣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將其與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則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就是民族自我意識或民族意識,還有一些作者認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筆者認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這一概念中,素質特指民族心理素質,即與民族心理有關的素質,而素質這一詞匯在心理學上則指人的神經系統和感覺器官上的先天的特點,(注: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096頁。)由此可見,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則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經系統和感覺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點。所謂神經系統,是由中樞神經系統、外周神經系統和自動神經系統組成。中樞神經系統包括腦和脊髓兩部分,腦有頭蓋骨保護,避免外界的損害;脊髓是腦的延長,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內。神經由中樞系統分支遍布全身,對行為具有整體統一的效能。感覺神經趨向脊髓,而運動神經則遠離脊髓,兩者構成外周神經系統。外周神經系統則包括周身、軀干、內臟等器官的神經系統。(注:參見陳孝禪:《普通心理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頁。)自動神經系統則專管營養生長過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環、肺的呼吸之類,它的機能自動進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稱自動神經系統,又稱植物性神經系統。以上所說的神經系統,則是心理產生的條件,一般來說,神經系統越簡單,則心理活動越簡單;神經系統越復雜,心理活動則越復雜。另外,除了這些神經系統以外,感覺器官也是心理產生的條件,如身體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膚,身體內部的動覺、靜覺、觸摸覺及機體覺(如消化器官的飽、餓、渴,呼吸器官的順暢、喘逆等)。(注:參見陳孝禪:《普通心理學》,第115頁。)有了以上的神經系統和感覺器官,心理現象也能夠表現出來。因此可以說,民族心理素質實際上是指民族心理產生的生理條件,即民族的神經系統和感覺器官上的先天的特點;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則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擁有的神經系統和感覺器官上的先天的特點。(注:參見徐黎麗:《論“民族心理”與“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廣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見,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民族心理產生的物質性條件,兩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內容方面,民族學界重視民族心理的宏觀研究,心理學界則重視民族心理的微觀研究。多年來民族學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研究,近年許多學者開始將其納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疇內,并且構建中國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論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仍是許多研究者熱衷探討的問題,即使在研究個體民族心理時,也要貫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名稱。關于此點,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詳細論述,這里不再重復。但由此可見,斯大林關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在民族學界仍有巨大的影響。心理學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絕大多數成果仍屬于個體民族心理或個體民族成員的心理領域,如民族兒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衛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國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較研究。(注:參見李尚凱:《論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有關民族心理基本理論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深入。可以說,民族學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視對民族心理理論的研究,而對一些個體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論的指導;心理學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視對個體民族心理現象和個體民族成員心理現象的探討。這種狀況的存在,雖然表明我國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觀和微觀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時也說明民族學和心理學在民族心理研究內容方面存在著差異。如果雙方不及時溝通,差異會逐漸擴大,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得不到有機地結合,民族心理學的發展將受到極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學界和心理學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鑒。我國民族學經過一個世紀以來的發展,已經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論體系和具體的研究方法,這就是實地調查法,它是民族學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謂實地調查,是經過專門訓練的民族學工作者親自進入民族地區,通過直接觀察、具體訪問、居住體驗等方式獲取第一手研究資料的過程。(注:參見林耀華主編:《民族學通論》,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頁。)它包括許多具體的調查方法,如觀察與參與觀察、個別訪問、調查會、問卷法、譜系調查法、自傳調查法、定點跟蹤調查法、文物文獻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較研究法、歷史文獻研究法、跨學科綜合研究法、數理統計方法也成為民族學研究的方法。(注:參見宋蜀華、白振聲主編:《民族學理論與方法》,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頁。)但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學進行的心理研究問題來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質這一概念一直束縛著研究者們的頭腦,因此有關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論探討階段。一些研究個體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學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學的實地調查法(親自到民族地區體驗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個體民族心理的研究者為本民族成員,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發展中的共同規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間去,也很難得出客觀和公正的結論,因為民族個體的心理現象千差萬別。一般的學者在研究個體民族心理時,總是依靠文字資料,因此熊錫元先生倡導的使用實地調查法進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參見熊錫元:《要加強民族心理的調查與研究——〈民族心理調查與研究:基諾族〉序》,《民族理論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學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學研究方法相同,即從選題開始,經過文獻綜述,形成假設;選擇研究類型,對變量進行分類;選擇被試,制訂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資料,得出結論;最后撰寫科研報告。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一般采用非實驗法,而非實驗法又有五種具體方法,它們分別是調查法、測驗法、實地考查法、歷史研究法、地域比較法。(注:參見李尚凱:《論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心理學者使用這些比較規范的研究方法,在個體民族成員心理和個體民族心理的研究過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并且對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進行了對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學在民族心理理論方面內容很分散,很難從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總結某一民族或整個中華民族的心理發展規律。另外,民族學和心理學在具體研究方法上有許多雷同之處,但由于雙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許多重復的研究項目出現,改變這種狀況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學研究的發展前景

民族心理學是一門新興的、多學科的、交叉性的學科,盡管在定位、概念、內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隨著各民族物質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將受到普遍關注,民族心理學研究前景光明。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民族學和心理學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進行交流與合作已勢在必行。屬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疇的內容很多,我們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論和民族問題無一不與民族心理有關。例如,在處理兩個民族關系問題時,如果不了解這兩個特定民族的心理現象和心理特點,從而對他們的行為做出預測,就無法制定出解決民族關系問題的對策。筆者在甘寧青地區研究民族關系問題時經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數民族群眾的心理過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時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員之間的糾紛上升為民族關系問題。(注:參見徐黎麗:《甘寧青地區民族關系發展趨勢》,蘭州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頁。)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時,如果不考慮各個民族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個性心理特征,即使這些政策能夠幫助各個民族發展經濟和文化,他們也不會接受。在西北許多少數民族地區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盡管從長遠角度來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長期以來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們無法在短時間內接受這一政策,因此執行難度較大。(注:參見郭正禮主編:《市場經濟條件下新疆民族關系的對策研究》,新疆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頁。)另外,諸如民族風俗習慣、語言文字、等均與民族的心理活動有關。因此民族學界要深入地進行民族研究,必須與心理學界建立廣泛和長期的聯系。從心理學界來說,盡管心理學在理論和方法上日趨成熟,但民族心理學作為它的一個分支,還是一個新鮮事物。民族學界長期以來積累的各種實地調查材料和理論研究成果,均可以成為心理學工作者進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學和心理學攜手研究民族心理問題勢在必行。如果合作得當,中國民族心理學研究將結出累累碩果。

第二,個體民族心理研究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是民族心理研究的主流。目前,我國正在實施的西部大開發在某種程度上是西部民族地區的大開發。隨著西部大開發的深入進行,國家、地方政府、社會團體和開發商希望對西部各個民族有個全面的了解。西部各個民族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積淀下來的心理特征,必定在民族區域自治法和自治條例實施過程中以及在民族經濟和文化發展過程中產生影響,這些影響,既有積極影響,也有消極影響。其中,民族心理的積極影響將促進西部大開發各項戰略決策的實行和促進西部民族地區的發展,如維吾爾族和回族善于經商的心理特點則有助于這兩個民族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消極影響則會阻礙西部大開發的順利進行和民族地區發展,如一些民族閉關自守的心理特點則不利于該民族的發展和進步。許多從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學者,已經注意到這一點,并深入西部民族地區,調查西部各個民族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礎上,寫出了個體民族心理的研究論文,并積極倡導各個民族發揚優秀的民族心理特征,拋棄與民族經濟文化發展不相適應的心理特征,使西部各個民族早目走上興旺發達之路。隨著西部大開發的進一步實施,個體民族心理研究會進一步深入發展。因為西部大開發的各項政策和法規的實施需要西部各個民族的配合,各個民族要配合國家的戰略決策,首先要在心理方面充分地認識和理解西部大開發對西部各個民族帶來的好處,然后才能在行為上支持和擁護國家的決策。

第6篇

社會心理學是心理學和社會學之間的一門邊緣學科,受到來自兩個學科的影響。在社會心理學內部一開始就存在著兩種理論觀點不同的研究方向,即所謂社會學方向的社會心理學和心理學方向的社會心理學。在解釋社會心理現象上的不同理論觀點,并不妨礙社會心理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應具備的基本特點。

一般來說,普通心理學是研究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一般關系客體包括自然客體與社會客體。社會心理學則主要研究主體與社會客體之間的特殊關系,即人與人、人與群體之間的關系。普通心理學研究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一般關系所獲得的規律可以應用于社會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研究主體與社會客體之間的關系所獲的規律也可以豐富普通心理學。普通心理學傳統上著重于研究個體、個人與物之間的關系,而社會心理學則著重于研究群體中的個體、群體、人與人、人與群體的關系。

社會心理學與個性心理學的關系更加密切、更加復雜。美國心理學會迄今仍把個性與社會心理學放在一個分支里。一般說來個性心理學是研究個性特質形成和發展的規律,涉及自然和教化的關系、涉及較穩定的心理特質,而社會心理學則主要研究直接社會情境對個人的影響以及個人對這個情境的解釋的作用。社會心理學的一個重要發現表明,直接社會情境的作用往往被低估了。

社會心理學的專題研究,開始于19世紀下半期。1860年出現了拉察魯斯和斯坦塔爾關于民族心理學的系列論文。此后,塔爾德的《模仿律》西格爾的《犯罪的群眾》、勒邦的《群眾心理學》等著作陸續出版,為社會心理學的形成奠定了基礎。1908年英國心理學家麥獨孤和美國社會學家羅斯分別出版了社會心理學專著。這標志著社會心理學已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心理學家奧爾波特和德國心理學家默德開創了實驗社會心理學方向。雖然用實驗方法研究社會心理學問題,可以上溯到1898年特里普利特關于社會促進的實驗研究,但真正開創、推廣這個方向的是奧爾波特和默德。在他們之后,實驗社會心理學才開始在西方特別是在美國成了社會心理學研究的主流。

奧爾波特的著作《社會心理學》問世以后,社會心理學進入一個快速發展時期。1928年瑟斯頓提出了態度測量法,把由托馬斯和茲納涅茨基開始并成為當時社會心理學研究中心的態度研究,提高了一步。1934年莫雷諾提出了社會測量法,用以測量群體內人際吸引和排斥問題。1938年勒溫把場論引進社會心理學,提出了個人生活空間或場的概念,認為行為是個人特點和情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函數。20世紀40~5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勒溫的影響下,社會心理學主要研究群體影響和態度問題。

50年代,阿施等人開展順從的研究。以霍夫蘭為首的耶魯學派發表了一系列有關說服的研究。費斯廷格提出了認知失調理論,這個理論成為60年代的研究中心。到了70年代,由海德的《人際關系心理學》一書奠定了基礎的歸因理論成了研究重點。80年代以來,認知社會心理學和應用社會心理學日益受到重視。

中國社會心理學在50年代以前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而存在過。早在清末民初,已有人介紹過作為心理學重要分支學科的社會心理學。20年代出版了勒邦的《群眾心理學》、麥獨孤的《社會心理學導論》以及奧爾波特的《社會心理學》等重要著作的譯本,中國學者自己也編寫了一些社會心理學著作。

社會心理學研究的主要課題隨著時代的演變而有所不同。早期的社會心理學側重于研究大型群體和群眾的心理現象,如拉察魯斯、斯坦塔爾、馮特關于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塔爾德、西格爾和勒邦關于群眾心理的研究。這些研究者所提出的某些思想直至今天還有影響,如塔爾德的模仿律、勒邦的群體極端化和個性消失的思想等。20世紀初態度的研究成為中心。實驗社會心理學方向出現以后,社會促進的研究成為中心。以后,群體過程、說服、順從、認知失調、歸因等分別成為某一時期的研究中心。

美國是研究社會心理學最多且最有影響的國家,它的研究課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往往影響到其他國家。1980年,美國心理學家斯密斯等人對1979年美國主要社會心理學刊物發表的文章作過一項調查。這項調查表明,研究最多的是歸因及態度和態度改變,論文達50篇以上;其次是社會和人格發展以及認知過程,達40篇以上。

第7篇

正如王光祈先生所言:“各民族之生活習慣,思想信仰,既各有不同,其所表現于音樂之中者,亦復因而互異。甲民族之樂,乙民族不必能懂;乙民族之樂,丙民族亦未必能懂……”①“日耳曼民族之樂,拉丁民族不必盡懂;拉丁民族之樂,斯拉夫民族不必盡懂;推而至于各小民族,亦無不如此。”②“德國人之作品,不必盡與法國人口味相同,中國人之作品,更不必與歐洲人口味相同。”③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一個加強對民族音樂美學、心理學層面的研究,探悉不同民族的群體音樂審美心理的新興學科亟待建立。

所喜,筆者新近拜讀了施詠博士著《中國人音樂審美心理概論》(上海音樂出版社2008年4月版,33萬字)一書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推出的學術新著。該書以“中國人的音樂審美心理”為取向,構建一個多邊緣交叉性、跨學科的研究領域――“音樂民族審美心理學”,其意在通過這一新的分支學科的逐步深入,最終打通諸學科之間的學術壁壘,使之能在“中國人的音樂審美心理”這一更具新視野、新挑戰的論域的統籌下,進行更有深度的研究。

該書是根據作者的博士學位論文《中國人音樂審美心理研究――“音樂民族審美心理學”導論》所修改而成,作者所提出的“音樂民族審美心理學”是建立在民族音樂學之理念、方法上,以民族的音樂審美心理的內部結構、活動方式及其外化形態作為研究對象,從民族審美心理學的視角來觀照以民族為單位的人類共同體的音樂審美心理的內部結構特征及其發生、演化的規律的一門新興的研究領域。

全書共分八章,分別對音樂民族審美心理形成的基本條件、存在的基本特征、發展的基本規律,中國音樂審美中的形式要素及其組織手段,中國人音樂審美中的聯覺、味覺心理,中國人音樂審美心理中的陰柔偏向與尚悲偏向以及民族性格對音樂審美心理的影響等問題進行了探討。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章緒論中介紹了課題之緣起,研究的方法,研究的目的與意義。第二章探討了中國人音樂審美心理形成的基本條件是受自然系統中的地理環境、人種特征,社會系統中的生產方式、社會政治結構、哲學思想、宗法、原始神話、集體無意識等因素的影響與作用。第三章闡釋了中國人音樂審美心理存在的基本特征,即民族性與世界性作為事物個性與共性的兩個方面,是一對互為依存融合的統一體。第四章提出音樂審美心理是在相對的穩定性與絕對的變異性這兩者的矛盾對立統一中發展演變。第五章探討了中國音樂審美中的形式要素和組織手段,總結了中國人在音樂審美上有著近人聲,尚自然、多樣化、個性化,偏高頻的清、亮、透,甜、脆、圓以及重鼻音的特點。旋法上表現為平和、漸進的美學特征;音樂結構思維講求在“統一的前提下求對比”,并遵循規范化、程式化的特征。第六章為聯覺,指出受中國傳統思維的整體直覺、多覺貫通、藝術綜合理念、“成于樂”、“游于藝”樂教思想的影響,中國人音樂聯覺能力較為發達。并高度重視味覺審美的情感表現性,“聲亦如味”,飲食口味的地域分布與民族音樂風格之間也有著一定的聯系。第七章為心理偏向,提出中國人音樂審美心理中具有陰柔偏向,同時與陽剛相補,調劑為用。中國人音樂審美心理中還有著“尚悲”的偏向,與西方民族比較而言,其特點是趨向淡化、弱化,偏于陰柔的“悲情”,體現為“哀而不傷,怨而不憤”。第八章通過實例論證了民族性格與其音樂性格兩者之間的對應性。

該書的作者施詠是近年在學界較為活躍的青年學者,在民族音樂學、音樂美學、音樂教育學等領域均有所建樹。曾師從王耀華教授、喬建中研究員門下攻讀民族音樂學博士學位,現進入南京藝術學院博士后流動站進行博士后的科研工作。

通覽全書,可以看出作者在與選題相關的諸人文學科領域的學習、鉆研、思考、探索方面花費了很大的心力。誠如著名音樂學家王耀華先生在該書的序中所寫:“施詠同志在我校攻讀音樂學博士學位期間,以巨大的努力和敏銳的學術洞察力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獲得博士學位。我認為,這篇論文的選題是一個很有開拓性意義的研究課題。”

全書的主要特色和價值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學術獨創

通常,獨創性往往是衡量一本著作學術價值的重要標準之一。在國內,無論是民族心理還是民族審美心理則都是一個有待于拓荒的新興研究領域。就審美心理學而言,諸多研究成果中涉及中國傳統審美心理的也為數不多,且這些研究也大多從文藝學角度出發,缺乏一定的心理學理論基礎。

在有關民族心理的文獻中,一般較少涉及“審美”;而一般的美學、心理學又幾乎罔談“民族”。雖然在某些民族審美心理學的著作與文章中對民族的音樂審美心理也有少許的涉及,但多為一般性的流于表層的探討,且極為零散。對于本課題的專門研究,目前尚不多見相對完整、成系統,并得到足夠深入挖掘的研究成果,相關散落資料尚需歸納、梳理、整合并理論提升。

而《概論》一書正是取這樣一個被當今美學、心理學、民族音樂學所遺忘的研究領域,強調民族音樂美學、心理學層面的視角。將研究的著眼點放在了向來是最深層、最復雜、最微妙、最靈動也是最難以琢磨的民族成員的音樂審美心理層面上。并運用辯證思維大膽架構了自成體系的“音樂民族審美心理學”的學科框架,首次對中國人音樂審美心理中的心理偏向、民族性格與民族音樂性格之間對應關系等進行了理論發掘,很多觀點提出均不乏新見。

2.視野開闊

以往音樂學界的狀況是:民族音樂學、心理學、美學三個領域,多呈獨立、并行的狀態,音樂心理學多專注于實證性的科學的、個案性的研究范式;中國音樂美學的研究多集中在古代美學史文獻的梳理總結;而民族音樂學的主流成果則多集中在微觀的田野的個案調查報告。在中國當今的音樂學研究中,研究范圍雖然涉及到了諸多方面,但運用學科交叉的方法,綜合多維度研究的還為數不多,中國民族音樂學的研究呼喚著多角度、多學科的文化詮釋。

正如喬建中先生曾呼吁:“選題方面,我們多局限在民族民間音樂的自然分類的圈圈內。從更廣闊的科學領域,例如從社會學、考古學、民族學、心理學等的角度來探討民族民間音樂規律的選題卻非常之少。這種單一的,不注重跨學科、不注意邊緣學科的選題傾向,正是研究水平不能較快提高的另一個原因。也是不能從更深的層次上去認識我國民族民間音樂的特質和內在規律的原因之一。”④

“音樂民族審美心理”的研究正將遵循這樣的指導思想與研究思路,偏重宏觀視角、注重多學科邊緣交叉,而開拓性地將音樂學、民族學、美學、心理學等學科交叉而構建成新的研究領域。與其說是一個新的研究領域,莫若說是一種新的視野和方法。其創新意義不僅在于對音樂學本學科的細化發展――創建了一門新的交叉學科與研究領域,還加強了民族音樂學研究的美學、心理學層面,拓展了音樂心理學的研究對象,為所涉及、包含的民族音樂學、音樂美學、音樂心理學、民族審美心理學等相關學科的發展提供更為廣闊的學術視野,提供一個極具拓展空間的新視角、新方向。

3.邏輯性強

作為一個全新的學科的架構,作者在全書的整體結構上亦是用心甚多。全書的布局得當,條理清晰。在不少章節體現了作者思維縝密的邏輯思辨性。如在緒論中通過科學心理學與人文心理學、個體心理學與民族心理學、審美心理學與心理美學這三對關系的辨析來論證強調其非實證的研究方法。

在第四章審美心理發展的基本規律中,提出音樂民族審美心理發展的過程中穩定守恒是相對的,而變異發展是絕對的,音樂民族審美心理總是在穩定性與變異性,即外向融合與內向固守、偏離創新與回歸繼承的對立統一中發展演變。

尤其是在第三章“中國人音樂審美心理存在的基本特征――民族性與世界性”中,對音樂的“民族性與世界性”這一對老生常談的問題進行了全面、邏輯嚴密并較前人均更饒有新意與深度的闡釋,作者分別從“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首先是民族的”、“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愈是民族的,就愈不是世界的”、“民族的,卻并非都是世界的”等五個方面對民族性與世界性的關系進行了辨析。提出民族性與世界性,作為音樂民族審美心理基本特征中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面,是促使民族審美心理在矛盾中存在和發展的前提。任何一種美的屬性,包括那些所謂具有“世界性”的,它必然是歸屬于某個民族而首先具有民族性。正如一般與個別的關系,沒有個別就不存在一般。所以,音樂的世界性不可能凌駕和超越于民族性之上,離開了民族性就沒有世界性,并不存在一種脫離民族性的世界性……層層剖析后,進而提出只有那些真正“優秀的民族藝術”,才有可能成為“就是世界的”。

當然,作為一門學科、或是新的研究領域的創辟之作,不足之處在所難免。比如理論的框架還有待進一步深化、完善,有些觀點還有待商榷。創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豈是一人所能勝任?如果該著的出版面世能夠喚起更多的同仁對中國民族音樂美學、審美心理學的關注,隨之為其添磚加瓦,我想,該書所謂拋磚引玉的作用也就發揮盡之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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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光祈.中西音樂之異同[J].留德學志.1936(1).轉王光祈文集[C].巴蜀書社,1992:291.

第8篇

[論文關鍵詞]高師 公共心理學課程 內容改革 文化

一、教育是一種“文化活動”。心理教育是“文化過程”

文化“是我們的一種生活方式。具體一點說,文化涵蓋了生產方式、生活形態、價值觀念、思維方法、審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信仰等一整套觀念、規定……簡單的說,把人變成人、化成人就是文化”。文化包括了物質、制度、精神三個層面。培養、發展人的教育屬于文化的制度層面,源自于教育對文化的選擇并轉化為有教學目標、教學內容、考核方式等具體觀念形態的課程屬于文化的物質層面。教育是文化的子系統,教育是傳遞、傳播和創造文化的手段和工具。文化通過教育實現人類知識和經驗的保存和發展,也促進了人的發展。在這里,文化、教育、個人是一種“生動的循環”,教育“以環繞個人周圍的客觀文化為材料,使個人心靈獲得適當的陶冶”,同時,也“使已有的客觀文化體系,由于個人心靈的不斷介入,得以更為生動的發展”。教育作為一種為培養個人人格精神而進行的文化活動,包括了文化積淀、文化傳遞和文化的再創造三個有機過程。通過文化的積淀使以前的文化傳統得以保存,通過文化的傳遞使這種被保存的文化被注入新的內容、賦予新的形態,從而再創造出新的文化。更為簡單地說,教育是一種文化活動,但既非單純的文化傳遞,也非單向知識獲得的過程。教育的最終目的是在積淀、傳播文化的活動中再創新文化,并把人的內在力量誘導出來,將人的生命感、價值感喚醒,使人的心靈得以陶冶。

高師公共心理學教學是高師教育的一個重要內容,亦是一種文化活動的具體形態。其過程既是傳遞、傳播文化的過程,亦是對文化進行選擇、重組和改造的過程。高師公共心理學課程內容如何進行選擇、重組和改造,既受政治、經濟和教育自身的制約,同時又受到文化本身特征的制約。

二、高師公共心理學課程內容的整合性源自對文化的選擇

從文化學的視野看,人是文化的動物,文化是復合的整體,教育的目的則在于教會兒童在不同的人類文化共同體、不同的符號世界之間進行交流、溝通。人作為動物也就意味著他是兩個世界的公民:不僅生活在物理及現實的世界里,還生活在理想及可能的符號宇宙里。文化作為一個復合的整體則有著多元性與多樣性的特征。一個事實是,多元文化主義強調文化多元性的價值,反對把一元主流文化視為唯一合理和正確的,倡導所有文化群體和各種文化類型的文化價值的平等性成為近年來西方國家的一種社會思潮而備受追捧。學校教育課程主要是觀念形態的文化,要把它組織轉化為學校課程時就需要對其進行甄別及規范的整合、舍取,析出最適合社會需要和學生需要的文化要素成分。這些要素成分要在整體上反映文化的全貌,學生只有接受全面完整的文化才能受到全面完整的教育,也才能獲得全面完整的發展。這些要素成分要綜合反映出文化的歷史特征和時代特征,學生才能掌握最基本的文化要素。

毫無疑義,教育的文化使命這種內在規定與文化的多元生態使高師心理學課程的建設面臨著挑戰。用單一的文化價值觀去統一學生的時代已成為過去,用“普通心理學”+“教育學心理學”內容拼湊成一本《心理學》教材也顯得不合適宜。打破心理學學科分支理論體系的藩籬,以高師生當下與未來文化生活為著眼點,用多元文化的視角去整合心理學學科內容,既是教育對文化選擇在高師公共心理學課程內容改革中的體現,也是高師公共心理學課程內容改革走出困境的出路。

三、高師心理學課程內容的本土化是文化模式差異對教育課程制約的化解

美國文化人類學家羅絲·本尼迪克在《文化模式》中提出,文化的發展是一個不斷被整合的過程。在歷史的發展中,一些文化特質被選擇、吸收,漸漸規范化、制度化、合法化,并被強化為人的心理特征和行為特征;另外一些文化特征被抑制、排除、揚棄,失落了整體意義和價值。文化的這種內聚和整合就逐漸形成一種風格、一種理想,一種心理和文化模式。文化的這種內在結構及其特征的穩定形態稱之為文化模式。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模式,每一種模式都有一個獨立的文化世界,都有自己的特色和文化價值意義。源于古希臘文化,以宗教神學、科學技術、經濟學、法律為基本結構特質,以宗教、自然、物質、法律為價值取向的西方文化,與發端于封閉的黃河流域的千年儒家文化,以個體農業和宗法家庭為基本結構特征,以土地、道德和禮教為價值取向的中國文化顯然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現代科學心理學在中國的發展歷史并不長,期間還有過一段波折。很長一段時期內,中國心理學發展過程中更多的是對西方心理學的復制、推介與跟隨。一方面,人的心理是在社會文化環境的制約和作用下建構起來的,這意味著人的心理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置身的文化環境。很多心理學的理論知識,其實亦只是一種假設和猜測,具有或然性。更直白地說,西方心理學也不過是植根于西方文化的一種本土心理學,其學派和理論反映的是西方人的核心價值觀念。另一方面,源于文化傳統,西方心理學自誕生之日起就力圖追隨和模仿相對成熟的自然科學,試圖研究發現并推介具有普遍性、適用性,超越其本土文化的心理學知識體系,這種學術霸權可能造成其他民族心理學學術思想與教育實踐自主性的喪失乃至被殖民化。

同樣,我國高師公共心理學開設時間不長。在不少高校里,教師教育專業的心理學還被視為“不那么專業”的公共課。綜觀近年來高師公共心理學教材版本不少,但推介西方心理學理論方法的居多,能真正融入民族文化,以中國文化為背景,反映地域、民族文化特征的教材并不多見。高師公共心理學內容本土化的路徑之一是充分發掘傳統文化中的心理學資源。比如中國傳統文化中就有“心性心理學”、“人性理論”,我國眾多先哲對人的心理、人性有著不同的解說。而這些心理理論在西方實證心理學看來未必很“科學”,但中國歷史文化心理資料的介紹終究可以拓展學生的視野,更為重要的是引導師范生學會建立心理學與文化、社會資源的關聯,這可能是心理學尤其是高師公共心理學研究方法、范式的一種轉向。路徑之二是高師公共心理學內容與中國教育傳統、具體教育實踐的結合。其必要性無需贅言,核心乃在于對西方心理學理論與中國傳統文化、具體教育實踐結合點、生長點的找尋。

四、高師公共心理學課程內容的拓延性是文化變遷在課程中的應然要求

文化變遷就是文化本質性內容的增加或減少并因此引起文化的結構性變化。文化變遷主要是通過文化積累和文化突變兩種方式來實現,文化積累就是文化的保存和增加,表現為一個漸變的過程;文化突變是指文化結構性變化,是文化從一個階段到另一個階段的質的飛躍。文化變遷是一種永恒的社會現象,只有經過不斷的文化變遷,文化才能得到創新和進步,社會才能隨之不斷發展。教育與文化密不可分并處于一種“生動的循環”,文化變遷特別是出現文化突變時,作為教育傳遞、傳播和創造文化的載體——學校課程也必然要在課程目標、課程內容、課程編制、課程實施等方面作出相應的變革,唯有如此才能跟上社會發展的步伐。

從文化的視角看,教育從其本質上來說是一種促進人“文化化”的活動。當今,一方面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知識大爆炸,人類文化變遷劇烈。另一方面作為文化產物的人也被深深烙上了時代印記。在此背景下,高師公共心理學進行自覺的文化擇優汰劣,在課程內容上進行拓延,構建起具有新的文化結構與特征,能使高師生理解掌握并促進其社會化的內容體系是社會文化變遷的應然要求。傳統的高師公共心理學內容明顯存在著兩個問題:精致的空洞與解決已解決的問題。當然,日益精細化和專門化是所有學科發展的趨勢,但把心理學學科發展的路徑作為高師心理學課程內容選擇的邏輯,其結果是由于沒有對研究結論的梳理和概括又缺乏對具體歷史文化時空下人的關注,這樣的高師公共心理學課程內容就成了一堆無序的“碎綢布”,精美而空洞。傳統的高師心理學內容大多以普通心理學為基礎,大篇幅地講授感知覺、記憶、思維、想象等人類認知理論。當然通過這些基礎內容的學習讓高師生了解人類的認知過程、掌握認知策略是必要的。但問題是,高師生掌握了這些知識并不等于他們獲得了必要的生活技能,高師生掌握了教育心理規律能順利地從事教育教學并不意味著他能幸福和快樂地生活。因此,喚醒高師生的生命感、價值感,幫助高師生心理自我完善應是高師心理學課程內容改革的拓延而不是遺漏。

五、文化學視野下高師心理學課程內容基本框架

狄爾曾指出:“在文化定義的最核心之處是一種習得的無意識(或半意識)的思想模式概念,反映在人們的行為中并得到加強,默默地但有力地形成一個人的經驗。”課程作為教育對文化選擇的具體形式,既有著承載文化的功能,亦將形塑著人。因此,高師公共心理學課程目標亦應該是多元化。蔡笑岳等學者就認為其應該包括三個層次:為學生未來的職業生活提供必要的知識準備和技能的職業發展目標;能服務于學生現實的心理生活,發揮現實心理生活指導作用的現實指導目標;幫助學生形成科學的人性觀、人理觀,形成對人的本質的科學認識的人類自我認識目標。具體地講,通過高師公共心理學的教學要讓學生了解掌握青少年身心發展規律、教育心理規律;學會預防青少年消極心理與行為的發生,引導青少年建立完整人格;激發師范生個體內在力量,陶冶自己的心靈,喚醒自我價值感。

基于以上目標,高師公共心理學應徹底打破過分追求所謂體系完整、結構統一的傾向,在心理學本土化的基礎上實現心理學學科內容的整合與拓延。應該以心理規律在教學中的應用、青少年心理健康輔導、高師生心理自我完善作為高師公共心理學課程內容體系的三維架構建立起相對穩定、相對獨立的內容體系(如圖1所示),不應該再是一個在心理學分支學科間徘徊的“流浪兒”。筆者以為,高師公共心理學內容體系包括以下幾部分:

(一)導論

介紹心理學科的研究對象、方法,主要研究領域以及趨勢,旨在為以后具體內容的學習提供一個引導性與概括性的支架。介紹心理的生理基礎,重點介紹腦的功能與遺傳基因在心理發展中的作用。這部分內容將當前腦科學以及基因研究的最新成果整合進來,有助于學生了解心理學科與相關學科的內在聯系、學科前沿等內容。

(二)認知編

主要圍繞認知能力尤其是高級認知能力,將感知覺、注意、記憶、思維、想象等基本認知成分融于遷移、問題解決、有效學習等綜合知識框架中,既有助于學生透徹理解所學內容,形成全面的認知,也為學生學以致用提供保證。

(三)動力編

主要包括需要、動機等理論,著重介紹動機的內在機制及影響因素,并結合實際分析如何調動學生學習動機。該部分將教育心理中的學習動機規律以及學生自身學習過程中出現的動機整合到課程內容中。

(四)人格編

主要包括能力、氣質、性格等內容。將圍繞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群體能力差、氣質、性格差異與不同個體能力差、氣質、性格差異兩條主線分別展開,并結合教育分析如何因材施教。

(五)發展編

主要包括青少年心理發展特點、青少年心理矛盾與教育、青春期心理發展特點、青春期性心理教育等。該內容將整合吸收發展心理學的有關內容,拓延并充分關注大學生的現狀與需要。

第9篇

關鍵詞:心理學 中國化 途徑

中國傳統文化蘊涵著豐富的心理學思想,理查德是最早將 《易經》翻譯為外文的西方著名漢學家之一,在他看來,西方心理學家對無意識研究的發現,早就存在于中國古老的文化之中了。格式塔學派的頓悟說也曾是中國古代道家修煉的精髓。再有孟子的“性善論”,荀子的“性惡論”,韓愈的“性與情的三品說”。類似的例子比比皆是。從京師大學堂在100多年前首次講授心理學,幾代心理學家在該領域不懈耕耘,不僅積累了大量的知識、經驗和研究發現,而且不斷擴展了心理學服務經濟社會的范圍。然而,中國的心理學卻一直沒有改變跟隨,科學心理學卻也一直戴著“舶來品”的帽子。發展心理學的現狀大都停留在學習和模仿的階段。

這個從萊比錫大學實驗室里出生的科學心理學,要想使之真正在科學的行列站穩腳跟,必須吸取東方文化神韻,進行屬于中國人自己的心理學實驗,尋找真正屬于自己的標準常模,制造出符合中國特質的心理學測驗。受用于這個擁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國,心理學才算真正科學化了。要想使心理學本土化,首先研究對象必須是黑眼睛、黃皮膚的中國人。研究發生在在中國大環境下的事件對當前中國人心理發展的影響。

發展心理學的中國化要求我們,選擇中國人熟悉的概念,尋找適合中國人的心理工具,發展解釋中國人心理與行為的模式理論。以此來建構中國心理學的理論體系。著名心理學家楊國樞先生說過:“發展心理學,乃至整個心理學中國化的途徑是什么?我想用七個字來概括,這就是:攝取―選擇―中國化。”

第一個階段:攝取過程。眾所周知,西方心理學誕生于哲學懷抱,文藝復興運動后起源于歐洲的哲學心理學流派:理性主義、經驗主義、浪漫主義構成了近代哲學心理學思想。正如艾賓浩斯說過;心理學有一個漫長的過去,卻有一個短暫的歷史。馮特結束了心理學的哲學時代,使心理學成為科學。開創了個體心理學和民族心理學。理論的繼續發展就要求對心理現象進行客觀研究。巴普洛夫的經典型條件反射,斯金納的操作性條件反射,班杜拉的社會學習理論,模仿學習等等觀點壯大了當時的行為主義。再加上后來的認知主義的格式塔學派,心理學發展到后來的人本主義成為第三支勢力影響著整個心理學界。西方心理學派的博大精深,第一、二、三勢力的崛起構成一個強大的心理學體系。所以在攝取階段我們應該掌握西方心理學的各個理論流派以及理論流派背后的文化背景及其核心價值。掌握各個理論流派的研究內容,研究范圍,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實驗設計,理論意義,實踐應用等方面。因為這些心理學派無論從其對對象、任務、范圍、方法以及從其規模和波及的領域來看,對心理研究的客觀推動作用都是巨大的。它們都曾經充當過心理研究過程中的主角,代表過一個時期的心理學歷史發展的傾向,客觀地左右過心理學史的發展。

第二個階段:選擇階段。中華文明幾千年的燦爛文化當中蘊藏著豐富的心理學思想,為心理學在中國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心理學從西方引入中國也僅僅百年的時間,卻見證了中國心理學發展的起起落落。之前我國心理學的發展僅僅是照搬西方的,而1958年之后對心理學又是一種全盤否定的態度,以上這兩種做法都是不足取的。60年代心理學進入了停滯期,之前照搬的心理學在此時被“砸爛”,再接下來的撥亂反正后開始批判性的接受西方心理學的一些觀點,使我國的心理學工作者看到了與西方國家在心理學上存在的差距。不難發現隨著心理學在中國的發展,雖然中國心理學發展的步履艱難,但擁有良好的基礎,同時我們也意識到心理學的中國化已經迫在眉睫。所以要想在此基礎上更上一層樓,需要通過心理學的中國化,形成中國人自己的心理學方法和體系,是在中國國情切合的基礎上形成獨居中國特色的心理學理論體系和應用標準。

第三個階段;中國化階段。就是在前兩個階段的基礎上,開始研究中國人心理發展特有的、重要的現象,即揭示在中國文化、經濟、政治背景下心理發展的特點。1978年以來,中國心理學會已舉辦了好多屆全國性的心理學大會。遞交的發展心理學方面的文章占了很大一部分。中國心理學界也主辦了兩個比較權威性的雜志《心理學報》和《心理科學》,他們都是綜合性的,同時刊載了心理學各個分支的論文和研究報告。種種現象都表明中國在心理學中國化道路上的探索從未止步。70年代末,李伯黍教授同他的合作者對中國特有的獨生子女心理發展特點的研究,對獨生子女心理及其家庭教育心理學問題,展開了一系列的研究。另一個有價值的課題是漢字和中文認知發展的研究,這些認知的發展戰研究,成為研究中國人認知發展的特殊問題,在世界各國語言中,中國語言文字所具有的特色,中國人掌握文字的特點,中國文字對兒童青少年思想和行為的影響等問題,是中國人比較特殊的心理現象。研究中國文化、經濟和政治背景下的各種心理發展的特點,是發展心理學研究在中國化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在研究方法上也要有適合中國人自己的改造和創新。在朱志賢教授領先的課題組中,他們在發展心理學的研究方法上的改進和創新上下了功夫。他們堅持正確的哲學方法論,堅持正確的科學方法論,用系統那個的方法看待自己的研究問題,而不是孤立的,以偏概全的解釋研究成果。他們大力改進和設計發展心理學的研究方法,使之適合于對中國人的研究。當然最好的研究方法言不僅僅適合中國人自己,希望有朝一日能被外國心理學家采用。

要徹徹底底的是心理學中國化,這個任務任重而道遠,他需要一輩輩的心理學工作者不屑的努力、追求和研究。但是我們依然要提倡心理學的中國化,不僅僅服務于中國的廣大人民,還應對世界心理學做出創新和貢獻。

參考文獻

[1]林崇德,發展心理學.人民教育出版社[M].1995.

[2]林崇德 俞國良 心理學研究的中國化:過程和道路[J]

[3]小春 近二十年來中國發展心理學[J] 心理科學2001年第24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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