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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現代大眾傳播而言，受眾在本質上是由社會結構出來的。其中值得重視的一個問題，是在不同社會團體成員和大眾傳播媒介產品之間，建立起來的各種詮釋關系在文化上的意義。傳播的文化研究認為，和社會分工與經濟差異一樣，地域文化和次文化等種種歷史過程都足以對受眾的媒介選擇產生決定性的影響（J.Fiske&J.Hartley,1978）。考察電視的收視行為，應該有兩個向度或者雙重視點：作為一種儀式，“看電視”這一活動賦予家庭內部生活某種和外部社會文化的結構性關聯；作為一種消費過程，“看電視”也是文化傳遞的方式（DavidMorley,1992）。與此同時，電視對于拓展公共論壇與社會事務的討論空間具有重要的貢獻，電視談話節目便是其中主要的部分。由于電視談話的話題涵蓋面十分廣泛，便越來越作為一種非常重要的文化現象對觀眾產生影響，而電視談話中出現的言行，也越來越作為新的文化形式，成為社會公眾普遍分享的一種重要文化經驗（RaymondWilliams1990）。通過對上海電視談話節目的分析，可以從中看到電視受眾的地域文化特征和電視產品之間的相互依賴關系。
中國大陸電視談話的興起
作為電視媒介中具有相當影響力的節目形態之一，談話節目在中國大陸的興起不是偶然的——它包含了“公共空間”、“娛樂”、“社會意見和輿論”的多種成分。
從西方媒體發達國家的情況看，電視往往在一開始就承襲或部分承襲了廣播電臺節目的傳統，各種各樣的談話始終在電視屏幕上占有一席之地，象美國早期的娛樂雜耍談話節目“BroadwayOpenHouse”（NBC1950）和新聞與公共事務談話節目“MeetthePress”（NBC1947）、“FacetheNation”（CBS1954）等，多多少少都源自電臺廣播一樣（GSCOTT1996）。相比之下，中國大陸的情況則多有不同。一方面，中國大陸的第一代電視從業者大都來自報業和電影業，使得電視節目從一開始就體現出以畫面的高度“唯美主義”和解說詞的高度文學性和修飾性為主要表現風格和審美取向；另一方面，在1980年代以前，中國大陸媒介所強調的宣傳意識至上的原則和前蘇聯將紀錄片視作“形象化政論”的觀念，使電視從業者和受眾雙方都非常習慣于屏幕表達“高于生活”的神圣性，生活化的聊天自然難于涉足其中。除了政府高級領導的講話外，在1980年代以前，電視節目中幾乎不使用同期聲（陸曄1997）。1980年代以后，中國大陸社會的改革開放引起了人們對社會變革中出現的新問題的普遍關注，中央電視臺1995年2月開辦了《電視論壇》，邀請社會知名人士就某些重大社會政治、經濟問題發表看法，當年12月11日主持人趙忠祥和上海寶山鋼鐵公司的總指揮和總工程師們就寶鋼建設問題進行的討論，便是較早的一例以主持人和嘉賓為中心的電視談話（陸曄1997）。然而，這種電視討論與其說是“談話”，到不如說是“采訪+演說/做報告”更貼切。或者說，這類節目，傳播方式仍然是“單向”和“自上而下”的，傳播內容仍然比較單一，節目中出現的，往往都是具有相當級別的各種高層人士，普通公眾較難介入。
中國大陸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電視談話節目（TALKSHOW）當數1993年1月開播的《東方直播室》。當時，新成立的上海東方電視臺在每晚7：00-7：30這個往往令地方電視臺望而卻步的晚間黃金時段，開辦了這檔演播室直播談話節目，與中央電視臺的王牌新聞欄目《新聞聯播》進行收視角逐，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該節目以社會熱門話題為依托，以演播室談話為主干，以主持人、嘉賓和現場觀眾的互動為支撐，既體現出中國大陸電視傳播觀念的變化，也是第一次把“演播室受眾（STUDIOAUDIENCE）”這個特殊的受眾群體放在了與主持人和嘉賓同等重要的地位，“構筑中國電視全新的傳-受關系”（李良榮，陸曄1995）。在一些文化學者眼里，節目的直播形式和“演播室受眾”對于熱點話題的參與，使得這個節目在一定程度上具備了作為普通市民“將他們原有的群體心理釋放出來，參與公共生活、表達社會情緒的民間思想空間”（王元化1995）。在這里，電視談話開始體現出“公共空間”的文化特征。也許正因為這個節目承載了太多的社會意義，而“在特定的社會條件下，其形式意義是要大過談話內容的，談話和要旨是‘問題’的提出而不是‘問題’的深入，而‘問題’本身又是很有限度的”（徐醒民1995），在開播兩年多以后，該欄目因為社會性熱點話題的“枯竭”從每周五檔改為每周一檔、雙周一檔，最后無疾而終。緊隨在《東方直播室》之后開播的同類直播談話節目《今晚八點》（上海電視臺1993年2月）也幾乎是因為同樣的原因而偃旗息鼓。
1996年4月，中央電視臺的談話節目《實話實說》開播。較之于《東方直播室》“主要強調一種談話的氛圍和儀式”（沈莉1999）——“談話”本身就具有重要意義，《實話實說》更具有市場化背景下現代電視節目生產的自覺意識：從話題甄選、談話層次設計、有關資料的準備、記者前期調查、嘉賓的選擇與搭配、主持人的風格定位與現場組織策略、大屏幕使用、燈光設計、現場樂隊功能、現場多機攝錄和后期編輯等，各環節的實施和有機協調多體現出對海外同類節目的模仿和借鑒，而且借鑒得十分到位，專業化程度很高——在這里，起主導作用的已不僅是作為一種儀式和氛圍的“談話”本身的象征意義，而是“談什么”和“怎么談”——話題的市場“賣點”和談話的技巧被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尤其是主持人的自然、松弛、冷面幽默和平民化——被業界人士稱作“猶如鄰居大媽家的兒子”，使得節目在“生活化”的同時憑添了許多“娛樂”成分：即使是社會意見和民間輿論的表達，在這個節目中也因為語言的機智幽默和生動活潑而增添了單純的娛樂色彩。《實話實說》開始作為一種“類型”（FORMAT）節目的市場化運作，影響中國電視界，進而影響受眾。
于是，在1990年代后期，電視談話大行其道，和其他大眾媒介產品一起，成為影響中國社會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的重要因素，也同時體現出市場化大環境當中受眾的文化選擇以及背后的社會文化特征。
海派電視談話節目的地域文化特點
上海是一個都市化程度高、地域文化特點突出的城市。盡管作為中國大陸最現代化的國際性大都市，上海對于西方文化具有天然的吸收能力，但從中國大陸的媒介市場化的角度看，由于其自身文化上的緊密性，大陸其他城市的文化產品在上海并不具有很強的競爭力，更顯示出上海的媒介產品和受眾之間，在文化上具有十分密切的相互依存關系。
1998年到1999年，上海的各家電視臺在中央電視臺《實話實說》走紅的情形下，重新相繼推出談話節目《有話大家說》（上海電視臺1998年10月）、《城市心情》（東方電視臺1999年4月）和《走進心世界》（上海教育電視臺），同時，有線電視臺的各個專門頻道，也依托自身的資源優勢,先后推出《評頭論足》、《看球評球》等影視類、體育類的談話節目。此外還有東方電視臺每周末的滬版《非常男女》——娛樂性談話節目《相約星期六》，和幼兒游戲類談話節目《歡樂蹦蹦跳》。這些節目以突出的地域文化特征在較短時間內培養起相對穩定的本地觀眾，《有話大家說》的收視率目前已遠在《實話實說》的本地收視率之上。（參見[表1]）
文化學者認為，海派文化，或者更進一步，可稱作“上海文明”，其最基本的文化心理品性在于“建筑在個體自由基礎上的寬容并存”和“對實際效益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體現為雅俗文化之間的巧妙平衡——融合了發端于國際交往歷史的開放型文化追求和顧及現實可能性的世俗智慧（余秋雨1995）。
上海的電視談話節目充分地體現出在受眾和電視產品密切的相互依賴關系之間的城市文化特征。《有話大家說》的節目定位是“大眾話題評說”，雖然從話題處理和主持人的表達技巧上被一些業內人士認為是《實話實說》的“地方版”，但和《實話實說》的文化取向和風格非常不同。從《有話大家說》的編導闡述中，便可以看到一些海派文化特征：
全中國，北京人被公認是最能侃的，上海人的嘴皮子真不如我們的頭腦有名。但是，做了幾期《有話大家說》節目之后，我們驚異于發現了上海人潛能的另一面——能說會道的一面。
上海人不是政治家，我們不善于調侃國家大事中的條條框框；卻能從身邊的小事中提煉待人處事的準則。
上海人不是雄辯家，我們務實，用一些最樸素的語言，講一些老百姓的大實話。
上海人也不是小市民，生活在這樣一個充滿誘惑的國際大都市中，我們的思想和行為正在逐步“接軌”……①
《城市心情》則以“理解都市情感，溝通凡人心靈”為主旨，試圖“為城市人帶來一種‘新世俗關懷’”，在話題設計和節目風格上較《有話大家說》更具有都市白領情趣；《走進心世界》發揮教育電視的特點，以“心理分析指導”的方式探討人際關系、自助、心理和反映現實生活。
從個人收視情況看，上海電視談話節目的主體受眾是高中以上文化程度、30歲至59歲的城市市民群體（參見[表2]）。這個群體本身就是最能夠集中體現城市文化品性的主體人群。因此，業內資深人士認為，盡管在電視談話走紅之前，屏幕上一種十分興盛的以語言為主要表達方式的節目——大學生電視辯論，但至少在《有話大家說》當中，真正的受到觀眾歡迎的電視談話高手，卻不是有較高文化水準的大學生，而是平民百姓當中的中年人。②這不僅和生活閱歷有關，也和電視談話節目的主體觀眾的城市文化需求相關。
話題選擇：電視受眾與電視產品的文化依附關系
一般認為，對于電視談話節目的觀眾來說，話題是至關重要的影響因素。一項有關美國電視談話節目的受眾調查表明，73%的觀眾認為，電視談話的話題是決定其是否收看一個節目的最重要因素，盡管談話節目主持人的吸引力也很重要③。
從中國大陸電視談話節目的話題選擇看，從《東方直播室》直到早期的《實話實說》，電視談話節目起步階段的話題選擇，大都集中在社會熱點上，而進入成熟階段則逐漸分化：《實話實說》正在“改進社會生活話題節目類型的同時，發展人生體驗話題的節目類型”。④上海的電視談話話題則較多集中在都市生活方式、生活形態和生活觀念，以及社會問題和社會公德。（參見[表3]、[表4]）即使是同類話題，《實話實說》一般圍繞個案展開，而上海各電視談話節目的話題則更趨于群體化，更接近上海城市市民的生活趣味和文化品性，如《有話大家說》有關生活方式的話題“經歷公廁革命”、“家電故事”、“股民故事”，有關婚姻家庭和人際關系的話題“嫁在上海”、“什么樣的女性最幸福”，有關社會問題和社會道德的話題“戳穿馬路‘阿乍里’”、“說話要說普通話”、“自行車被透以后”；《城市心情》的時尚消費話題“追風網球”、“透視內衣櫥窗秀”等，都是取材于上海特有的都市生活和城市文化，與受眾在文化上的契合程度是比較高的。《有話大家說》2000年的收視率幾乎在6至9個百分點之間，“電視談話節目收此效應，應該是一個不錯的成績。”⑤
簡短的結論
電視在現代社會中越來越成為重要的文化情景。業內的批評家們因此而認為，在笛卡兒時代，一個人可以說“我思故我在”，但在今天這個大眾媒介時代，恐怕只能是“我上電視故我在”（RobertAbelman,1998）——在這個意義上，電視談話節目不僅把傳統上私人領域的文化元素和社會公共領域交織在一起，而且由于受眾的深度參與，更加強化了在不斷發展變化的社會文化情景之下，電視產品和電視受眾之間除了消費產品—消費者相互依賴關系之外，在文化上同樣緊密的共生共榮關系。上海的電視談話節目，為我們提供了在電視受眾和電視節目的關系基礎上，一個透視海派文化特征的樣本，并最終幫助我們進一步了解電視作為社會文化傳感器，對于當代社會文化品格表達和塑造的作用。
有話大家說城市心情實話實說
1網絡故事（生活方式）暢想未來
2人體模特兒（文化觀念）漫游未來我的兒子太瀟灑（消費觀念）
3出國打工記（生活方式）聰明的煩惱（青少年教育）
4我與電影（娛樂）“保險”保險嗎（社會觀念）強子（個人奮斗經歷）
5自行車被偷后（社會問題）昨天、今天和明天（青少年教育）
6過年話吃（生活方式）沒完沒了好心情（娛樂）新世界（殘疾人的社會關懷）
7初九話酒（生活方式）讀本好書過個年（生活方式）
8我在馬路邊揀到……（社會公德）文明養狗（生活方式）再哭一次就長大（青少年教育）
9今年冬天幾把火（安全）走自己的路（交通安全）
10討債人的苦惱（法律）洋雷鋒（社會道德）住家男人（家庭關系）
11網上消費誰來保護（法律）
類別（%）政治/社會事務經濟/消費教育娛樂生活方式社會問題/公德婚姻/家庭關系法律法規環境體育其他
有話大家說3.96.610.56.618.414.510.57.95.36.69.2
城市心情4.2-8.316.729.216.712.5--4.28.2
實話實說4.67.710.86.216.010.827.74.61.51.58.6
注釋：
①/yhdjs
②應啟明，談話常識，廣播電視研究1999/5
③Broadcasting&Cable,Sept.28,1998
④/talkshow
⑤/yhdjs
⑥資料來源：上海廣播電影電視信息咨詢有限公司
⑦資料來源：陸云鵬，上海地區談話類節目個人收視率分析，廣播電視研究1999/5
⑧資料來源：/yhdjs,/talkshow,《城市心情》欄目組
⑨資料來源：同上
參考文獻：
Abelman,Robert,ReachingACriticalMass,LEAInc.1998
Fiske,John&Hartley,J,ReadingTelevision,Methuen&Co.Ltd.1978
Morley,David,Television,AudiencesandCultuies,RoutledgePublishers1992
Scott,GiniG.,CanWeTalk?ThePowerandInfluenceofTalkShow,
Williams,Raymond,Television:TechnologyandCulturalForm,RoutledgePublishers1990
陸曄，電視時代——中國電視新聞傳播，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
李良榮，陸曄，從《東方直播室》看中國電視傳播觀念的突破，東方直播·文化篇，浙江文藝出版社1995
王元化，《東方直播·文化篇》序，東方直播·文化篇，浙江文藝出版社1995
沈莉，上海電視節目的現狀和發展趨勢，上海廣播電視發展戰略研究，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研究報告1999
中國茶文化向世界傳播的經濟影響巨大，并催生了世界上許多國家的茶產業，誕生了世界茶葉貿易行業，推動了世界經濟的發展。催生世界茶產業。中國茶向世界的傳播，也是茶產業走向世界的過程。作為茶樹原產地的中國，最早利用、馴化、栽培茶樹，進行茶葉采摘、加工、制造、銷售，形成了茶產業，誕生了茶經濟。隨著中國茶向外傳播，茶葉知識、茶樹栽培、茶葉生產傳到國外，世界茶產業應運而生。現在世界上有60多個國家種上了茶樹，不同程度地發展了茶葉生產，促進了國際貿易，加強了國際協作，繁榮了茶葉科學。在世界農業經濟作物中，茶業逐步成為令人矚目的產業。現在五大洲都有茶區分布，茶園分布最廣的地區介于北緯6度至22度之間，俄羅斯克拉斯諾達爾邊區索契山地的圖亞普謝區茶區為當今世界最北的茶區，阿根廷的米遜斯茶區是世界最南的茶區。亞洲茶區分布最廣，非洲次之，美洲再次之，大洋洲、歐洲分布較少。茶業在各國經濟中的重要性，從茶產量可見一斑。年產量20萬噸以上的國家為世界最重要的產茶國印度、中國、斯里蘭卡，這三國茶產量占世界茶產量的60%以上。年產量10萬噸以上的國家有印度尼西亞、肯尼亞、日本、土耳其。以上這些國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產茶國。年產量萬噸以上的產茶國有孟加拉國、坦桑尼亞、馬拉維、烏干達、伊朗、莫桑比克、越南、阿根廷、巴西、津巴布韋、盧旺達、南非，這些國家是世界上比較重要的產茶國。此外，緬甸、泰國、老撾、馬來西亞、柬埔寨、尼泊爾、菲律賓、朝鮮、韓國、阿富汗、巴基斯坦、盧旺達、馬里、幾內亞、毛里求斯、埃及、剛果、喀麥隆、布隆迪、剛果（金）、埃塞俄比亞、留尼汪島、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秘魯、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危地馬拉、巴拉圭、牙買加、墨西哥、玻利維亞、圭亞那、美國、巴布亞新幾內亞、斐濟、澳大利亞、葡萄牙、格魯吉亞等國家和地區的茶產量在世界上雖無甚影響，但茶產業在本國經濟中仍占有一定地位，在滿足本國飲茶需求的同時，對減少茶葉進口，平衡貿易格局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因而仍具有產業意義。
推動世界茶貿易。中國茶向世界的傳播，推動了世界茶貿易的發展。茶葉貿易的發展與飲茶風俗的傳播關系極大。長期以來，中國茶主要在周邊國家和地區傳播，雖然茶葉貿易隨之興起，但貿易數量仍然有限。只有當飲茶風俗傳入歐洲，并隨西方殖民擴張傳播到世界各地后，茶葉被納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體系，茶葉貿易勃然興起，世界茶貿易數量才不斷被刷新。19世紀40年代前，中國幾乎提供了世界茶葉貿易的全部貨源。據筆者推算，16世紀的中國茶葉出口總量微不足道，17世紀約在21010擔以上（1050.5噸），18世紀增至8889241擔以上（444462.5噸），19世紀40年代，達1500萬擔左右（75萬噸）。如果加上每年2.5萬～5萬擔的帆船運茶出口量，則總數更多。從16世紀40年代至19世紀40年代前的約300年間，中國出口茶葉總計2396萬擔（約119.8萬噸），1840年約為40萬擔（2萬噸）。此后，世界茶葉市場上出現少量日本綠茶、印度紅茶，且數量不斷增多，但中國茶葉出口量也不斷增加，1886年達到巔峰的13.4萬噸。這一時期，中國茶葉90%以上銷往歐洲。20世紀40年代后，由于受第二次世界大戰影響，世界茶葉生產、出口、消費均有所下降。戰后，許多發展中國家茶葉產量迅速增加，但世界茶葉貿易額同樣增加迅速。世界茶葉出口貿易由19世紀70年代的12萬噸增加到2010年的178.37萬噸，顯示了這一貿易產品的巨大活力。
刺激世界茶生產。中國茶向世界的傳播，刺激了世界茶的生產。隨著茶的傳播，茶樹種植面積不斷擴大，產茶國家和地區逐漸增多，茶葉生產得到穩步發展。筆者曾估計，中國茶作為世界茶葉唯一產地時的1832～1837年，年均茶園面積為34.73萬公頃，茶葉產量13.03萬噸，單產374.9公斤/公頃。由此可知，中國茶向世界傳播對茶葉生產的巨大刺激作用。以1832～1837年茶園面積、茶葉產量和單產為基數，1934年這三項數據分別增長了2.59倍、2.93倍和1.13倍，1990年這三項指標則進一步增至7.2倍、19.3倍和2.68倍。從1934年到1990年，世界植茶面積增長1.78倍，茶葉產量提高5.6倍，茶葉單產增加1.36倍。進入21世紀，世界茶葉產量持續增長，每年均超過300萬噸，2010年躍至408.7萬噸，2012年增至452.80萬噸。茶葉生產的驚人發展由此可見一斑。
二、豐富人類文化禮儀
中國茶向世界的傳播過程，不僅是飲茶風俗的傳播、茶葉知識的輸入、茶葉貿易的開展及茶產業的興起，更重要的是禮儀文化的傳播。與中華文化一道遠播海外的茶文化，與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文化相結合，日益生根發芽，逐漸形成各具特色的飲茶禮儀、飲茶文化。在新產生的茶文化中，東方茶文化最具典型的是朝鮮茶禮、日本茶道，西方茶文化最為典型的是荷蘭茶會、英國下午茶。這幾種最為典型的茶文化是中國茶文化、茶風俗傳入這些國家的產物。朝鮮茶禮。隨著中國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流入朝鮮，茶隨之傳入該地，并加以傳播。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唐太宗時期茶傳入朝鮮。據朝鮮正史《三國史記》載，新羅善德女王（632～646年在位）時，留學僧人從中國帶回茶籽種植。《三國史記•新羅本紀》（第十）興德王三年（828年）十二月條載：“入唐回使大廉帶回了茶種，種植于地理山上。在此之前，善德王之時茶已有之，但是自興德王時代興盛起來。”朝鮮李朝文獻《東國通鑒》說“：新羅興德王時，遣唐大使金氏，蒙唐文宗帝（827～840年）賞賜茶籽，公元828年種于金羅山的異山。”這是茶的再次傳入，表明飲茶已有一定程度的普及。新羅時代已全面輸入中國茶文化，飲茶由上層社會、僧侶、文人向民間傳播、發展。這一時期新羅國內開始植茶、制茶，茶文化進入興盛時期，茶禮形成。日本茶道。日本奈良時代，“文化的引進，并不僅僅限于制度、技術等，各種各樣的風俗習慣也被熱心地學來了。其中之一，即飲茶之習慣也被熱心地學來了。”
［2］以最澄、空海、永忠為代表的學問僧在學習、傳播佛教的同時，還帶回了中國的茶籽、茶餅、茶具。從弘仁飲茶中對陸羽亦步亦趨的模仿及弘仁茶詩與中國茶詩的相似表達，可以推測《茶經》一書及唐代飲茶詩文也由以此三人為代表的學問僧帶到了日本。以嵯峨天皇為首的日本上流社會對新傳入的飲茶文化懷有極大熱情，尤其是嵯峨天皇不僅多次參加茶會，還在皇宮中開辟茶園，下令在近畿地區植茶。飲茶文化在日本迅速發展，形成一股“弘仁茶風”，為13世紀后南浦繅明、村田珠光、千利休等人在日本傳播茶道打下了基礎。荷蘭茶會。歐洲茶會，以荷蘭為最。中國茶傳入歐洲時，價格高昂，非普通人所能飲用，只有貴族和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要人才能享用。荷蘭輸入中國茶葉的同時，中國茶壺、茶杯也一起被輸入，使之能夠同時使用。1637年前后，有些富商的妻子開始以茶待客，于是茶葉輸入量稍微增加。1666年，茶價有所下降，但每磅售價200～250弗洛林（相當于80～100美元），茶葉仍然只能為富人所享用。此后，輸入量再次增加，價格下降，飲茶略有普及，這個時間是1666年至1680年。富有的家庭辟有專門茶室，普通市民則在啤酒店飲茶。飲茶俱樂部的形成，推動了一般婦女的飲茶熱。茶會是一件十分鄭重其事的事，飲茶客人多在下午2時光臨，主人鄭重接待，禮貌周全。女主人取出各種茶葉，放入配有銀制濾器的小瓷壺中。女主人請每位客人選好自己的茶，然后放入小杯中。需要加其他飲料的客人，女主人則以小紅壺浸泡番紅花，用較大的杯盛放較少的茶遞給客人，讓其自行配飲。飲茶時，要咂吸有聲，表示女主人的茶味美好。大家足靠火爐，一邊喝茶，一邊吃著糖果餅干，一邊交談。飲茶結束后，再喝白蘭地酒，吃葡萄干、糖等食品。茶會風靡一時，成為荷蘭婦人重要的社交方式，這一著名活動豐富了她們的日常生活內容。飲茶習俗對荷蘭人社會生活產生了許多潛移默化積極影響：政府通過社區免費聚餐，加強與民眾的互動與溝通；生意興隆的茶館，豐富了近代荷蘭的城市服務業，促進了人們之間的彼此聯系；追求飲茶，刺激了人們對茶器收集及茶亭興建的熱情。
［3］英國下午茶。歐洲茶會，以英國為次。英國飲茶晚于荷蘭，但發展勢頭迅猛，至18世紀已形成午后茶。1763年，在哈羅門諸貴婦輪流供給午后茶與咖啡。此后，鑒于人們早餐食用豐富，中餐與晚餐間距時間太長，晚餐后則在會客室飲茶的情況，第七世裴德福公爵夫人安娜推出了17時進茶、餅干的項目，午后茶遂成為時興禮儀。這種禮儀一經產生，風靡一時。同時，飲茶習慣迅速普及全國各階層，英國遂成為世界最大茶葉消費國，人均年茶葉消費量最多時竟然達到10磅。飲茶方法的講究，為其他國家所不及。泡茶是一種藝術，全國男女老幼都懂得怎樣泡制一杯合口的好茶。［4］
三、其他方面的影響
從媒體發展歷史來看，媒介的每一次發展都直接推動社會文化形態的變更。而每一次媒介文化形態的變更，又深刻地改變著人類的生活方式。與此同時，媒介文化形態的更替還帶來了媒介內部文化格局的適應性調整。在媒介生態系統中，每種媒介形態根據其特點，都占據自己的生態位，共同支撐起整個媒介生態，以滿足人們的不同需求。每當一種新的媒介形式出現、發展，它必然會長期影響其他一切形式的發展，舊的媒介也會在競爭發展中蛻變出新的媒介，從而形成共同演進的局面。“縱觀歷史，世界傳媒業經歷了由報紙‘一枝獨秀’到報紙與廣播‘并駕齊驅’，再到報紙、廣播、電視‘三足鼎立’，然后是報紙、廣播、電視、互聯網‘四強相爭’，如今又進入了報紙、廣播、電視、互聯網、手機等各種媒介形態相融共生的‘多媒體融合并存’發展階段。”媒介融合指當前各種媒介呈現出的多功能一體化的趨勢。具體來說，在技術上，數字化、網絡化使文字、圖像、視頻、音頻等形態的媒介內容都可以轉化為數字形式來傳輸和存儲，并依托互聯網在同一平臺上呈現，從而模糊了不同介質之間的物理界限，統一為某一數字終端的“融合媒介”；在市場上，媒介融合使原來分立的媒體之間、廣播電視與電信業間呈現市場邊界消融、日益一體化的趨勢，媒介集中化的趨勢加劇。媒介融合給各類媒介的一體化發展帶來了巨大機遇，但是一體化又蘊含著同質化的極大風險。媒介融合形成的“雜交的媒介生態”，打破了媒介之間原有的邊界，使他們無法簡單地概括與區分。比如，過去電視臺主要提供聲像，而在網絡化、數字化的媒介平臺上，所有采集的信息被電子化地分解為更便利快捷利用與再利用的信息，電視新聞可以同時出現文字、聲音和移動圖像不同組合的多種形式，這就在客觀上形成了媒介彼此間身份意識模糊，同質化的趨勢日益明顯。在電視的內部，電視形態日益分化也改變著其在大眾心目中的既有形象。如手機電視將報紙、廣播、電視、網絡等媒體業務聚合于手機移動終端，攜帶方便且集通訊與傳媒特性于一身，成為了理想的個人信息終端；IPTV（網絡電視）則融合網絡與電視媒介，可直播或點播音視頻節目，并進行即時互動，還可享受網絡游戲、訂票、繳費、查詢信息等電子商務服務，是理想的家庭信息服務終端。人們驚呼“電視不再是電視了”，電視作為現代文明的記錄者和見證者這一文化身份在媒介技術快速發展的當下已經日益模糊。
二、電視文化當代認知中的幾個維度
目前，電視仍然是人們了解大事件的主要渠道，是影響力最大的“第一媒體”。但是，電視媒介如何從媒介融合的趨勢中，克服同質化的危險，彌補形態分化的不足，進而通過自身的有效傳播，凸現自身的文化身份，從而在文化自覺的實踐中還原并重構甚至超越自身在大眾中的印象，需要從電視文化的角度確立如下幾個維度。
1.大眾文化的代表者
在當代媒體融合的語境下，電視以直觀的影像畫面和電子媒介的制作、傳播方式給觀眾構筑了一個日常生活環境中的“第二重生活空間”。這個生活空間已經完全突破了電視的原有局限而進入千萬普通家庭生活的概念，變成了以人的活動時空為轉移的完整意義上的第二空間。手機電視、網絡電視、移動電視無不如影隨形地與現代人的工作、生活的點滴密切相關。它以影視畫面語言為藝術載體，借助現代電子技術在廣義的電視屏幕上幻化為逼真的視覺和空間的真實，呈現為影像“場”的多維的立體空間，這一時空通過電子光波直接送進了無所不在的人類活動，送進了觀眾日常生活的中心。觀眾在日常生活的自然狀態中參與觀賞，參與審美，甚至參與了制作的過程。也就是說，在全媒體時代，作為一種審美文化形態，電視的獨特之處首先來自于它與人們日常生活的直接聯系，從根本上說，電視已經日益成為現代高科技催生的一種將藝術融于日常生活習慣與生活感知的文化行為。因此，電視文化成為了全媒體時代的一支突出的文化力量，在精英文化、主導文化和大眾文化交互作用的整體文化環境中，確認電視文化的身份，首要的就是要認定電視文化作為大眾文化的代表者。
2.精神文化的倡導者
當然，大眾文化本質身份的確認，并不能排斥電視文化本身的審美創造。當代中國特定的審美文化語境、特定的國情和體制又決定了中國電視文化，并非單純的大眾文化文本，而是現代大眾文化與國家主導文化以及社會精英文化三者交互作用的結果，被賦予了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他者文化的中國特色的電視審美文化面貌。此外，按照文化三分法的論述，從內在來看，任何一種文化都可以分為精神、物質、制度三個層面。其中精神文化位于文化的內核，起著關鍵的作用。電視文化也不例外。因此，無論是宏觀的環境還是內在的分析，電視媒介的第二個文化身份，應該是精神文化的倡導者。尤其是在全媒體時代，媒介技術日益發達，受眾的市場日益細分，更需要強調精神性對物質性的警惕與超越，對制度性的選擇與突破。
3.地域文化的守望者
在媒體融合的當代背景下，人們了解外在世界的方式日益多樣，價值、觀念日趨多元。對于扎根于日常生活實踐的人們來說，全球拼貼式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為舶來品和娛樂品被消費的，倘若要使全球文化真正在道德和價值意義上被本土人士接受和參與，它必須與本土的價值觀結合并對其進行敘述，才能使相對遙遠的事件和問題找到本土的意義關注點。因此，從國家文化戰略的角度出發，電視文化還應扮演地域文化的守望者這一身份。當然，地域文化在這里有兩重含義：在國際、國內比較中，地域文化強調的是國內傳統文化；國內地域比較中，凸現的是多樣的、豐富的特定區域的文化。電視媒介通過對獨特的民族風景、傳說與環境、歷史與現實的表現和重新創作，傳達出獨特的民族歷史感和命運感，促成了人民對地域文化的認同。
三、電視文化的當代教育傳達
當前，經濟全球化、傳播網絡化、媒介數字化等趨勢不斷加強，帶來了多元文化的交流與融合，電視文化的身份承受著多樣的沖擊，需要重建新的文化架構。如何有選擇地吸收外在媒介文化的精華，如何有效地把握內部裂變所帶來的文化撕裂，需要我們從電視文化的當代傳達中所確立的精神立場，采用的表達方式和敘述模式入手，予以一一理清，從而有效發揮其基本的教育功能。
1.平民化的精神立場
在全媒體時代，電視經由多種傳播方式進入尋常百姓家庭，深入社會各個角落，面向最廣泛的大眾，因而，其“民間藝術”的特征日益明顯。當前，盡管受到了新媒介的沖擊，但相比較而言，電視因其最接近、最方便，以及影像語言的直觀、易讀和類似于“說書”方式的娛樂世俗的審美情趣和文化內涵，成為了最廣泛的世俗民眾文化娛樂的首選。從電視媒介“深度介入生活”的審美特質來看，電視具有十分明顯的私人化空間色彩，這種色彩推及開來就是個人的—家庭的—民族的，它最喜歡也最善于通過一個個“個人”來體現其內涵。當前，電視成為了一種日常化、家庭化、真正深入“民間”、走進大眾的審美文化新樣式，并被賦予了電視將藝術行為融于日常生活習慣和生活感知的極具滲透力和普泛性的文化品格。
2.多元化的表達方式
媒介融合意味著對同一事實的多種不同觀點的多樣集中傳達，電視文化的傳播需要適應多樣的表達，并從中確立起自身的主體價值。在全媒體時代成長起來的新媒體不僅分流了傳統電視最具購買力和成長性的受眾，而且代表了相當一部分的民意空間。從長遠來看，伴隨著全媒體成長的一代，將對傳統電視的單一產品形態、單向傳播方式、大眾化的傳播內容無法接受，多媒體形態、互動傳播、個性化服務將成為新一代受眾心目中的媒體標準。因此，電視文化只有針對特定的受眾，開展傳播對象的細分，采取多元化的表達方式，構建起具有自身核心競爭力和影響力的傳播格局。
3.本土化的敘述模式
第一，平民化、草根化崇拜的顯現。無論是“芙蓉姐姐”、“犀利哥”還是“鳳姐”，這些人物符號的流行和傳播都直接體現了廣大民眾對“平民偶像”的崇拜，同時對于精英文化等“宏大敘事”也漸行漸遠。這些沒有過多包裝和修飾的“平民偶像”有著與平民相似的背景、相貌、學識等因素，民眾容易產生強烈的親切感和較高的認同度。
第二，娛樂化傾向的凸現。隨著生活、工作壓力的日益增大，社會對于娛樂休閑的需求顯著增強。民眾逐漸遠離精英文化、公共話題，轉而獲取趣味性、娛樂性強的信息，在消費這些娛樂產品的時候，獲得精神的宣泄和情感的釋放。媒體也在此時迎合了受眾“娛樂至上”的需求，制造了大量的娛樂節目，滿足不同類型受眾的多樣化娛樂需求。
第三，拜金主義的泛濫。在當下中國的社會轉型過程中，經濟發展帶給民眾一種“焦慮”的情緒，這種焦慮很大一部分來源于財富分配不均后出現的一種“相對剝奪感”，社會對于金錢的崇拜異常劇烈，伴隨產生的是一系列傳統道德的解構、人類情感的貶值。如今，電視娛樂節目中也同樣充斥著拜金、浮華，通過給觀眾構建出一個虛擬的浮華世界，從而滿足了一部分民眾的感官的虛榮。在《非誠勿擾》“拜金女”馬諾事件中，女主角“寧在寶馬中哭泣”的言論是浮華世界最好的注腳。
電視娛樂節目的審美追求康德曾經把人的愉快歸納為兩類：一是經由感官或者鑒賞獲得的“感性的愉快”，二是通過概念或者理念表現出來的“智性的愉快”。而目前的電視娛樂節目多注重文化消費層面上的游戲、娛樂、炫耀和歡愉，旨在逃避現實生活和調節世俗，而作為審美層次上的“智性的愉快”卻往往被忽略。挖掘隱私、諷刺人物外形、突出感觀刺激等大行其道，成為電視娛樂節目的慣用伎倆，大大顛覆了傳統的審美價值，走向了傳統審美的對立面。
電視娛樂節目出現審美缺失的原因是復雜的，既有深刻的社會背景，也有電視臺自身的問題。一方面，商業邏輯制約著媒介運作和媒介倫理，電視臺的商業運營性質在討伐聲中備受責難。另一方面，電視受眾的審美和價值追求發生變化。作為文化消費者的觀眾，手拿遙控器投票的商業化運作性質使得電視節目將受眾的口味和興趣放在第一位，因此，受眾的審美追求和價值訴求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電視娛樂節目的走向和底線。
審美，作為一種體驗，是人在心理上超越了異化的存在狀態。審美是滿足人們對美的高級需求，而不是對本能的低級滿足。僅僅把審美對象當作一種本身無需道德判斷的東西，就失去了審美的基礎。②筆者認為，電視娛樂節目的審美追求應當涵蓋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電視娛樂節目需要有正確的審美觀，媒介不能盲目地迎合受眾偏激的需求，更不能讓不健康的審美價值觀通過媒介向大眾傳播，造成不良影響。
電視娛樂節目的根本目標還是應該放在滿足廣大電視觀眾文化需求，提升社會大眾的文化品位的層面上。電視娛樂節目能夠給觀眾們一種精神美的享受。
第二，電視娛樂節目的主題要貫徹三貼近的原則。電視娛樂節目的興起，真實地反映了受眾力圖擺脫傳統類電視節目中精英文化“宏大敘事”的模式和框架的意圖。“芙蓉姐姐”、“犀利哥”、“鳳姐”等人物符號的流行和傳播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其主流話語渠道的偏差，沒有傳統精英分子的學識、財富等等，沒有過多的包裝和修飾，反而給人一種相對真實的感覺，也更容易引發受眾的關注度。
電視娛樂節目需要做到在世俗化與低俗化之間尋找到平衡點，真實再現普通民眾的“原生態”生活，在柴米油鹽的感性生存體驗中展示人的悲歡離合、酸甜苦辣的人生境遇，從中挖掘出值得回味的戲劇性、趣味性和娛樂性。但是同時也要避免過度世俗化所引發的低俗化的隱憂，在應有的思想深度和品質格調上疏于要求而喪失其在整個社會背景下的意義真實。
第三，電視娛樂節目技術環節方面，注重舞臺設計、燈光配置、音樂效果、畫面切換、節奏把握等等。
審美最基本的也是最直觀的就是視覺美，一個節目的場景設計對于一個節目的成功與否非常重要，華麗但又樸實的場景布局加上高科技手段的裝飾，給人們一種新穎的美，而在節目各個環節的安排上也要環環相扣，將內容緊密整齊地連貫起來。
電視娛樂節目的價值定位目前，青年人是娛樂節目的主要受眾群，觀看節目的過程也是對青年人的價值觀、婚戀觀進行再塑造的過程，因此娛樂節目的價值定位有著較為重要的社會影響。選擇“娛樂至上”的純粹娛樂價值還是選擇寓教于娛樂之中的價值，決定了電視娛樂節目的品位和層次。就媒體的“教育引導”功能來看，我們的選擇當然是明確的，寓教于樂的形式最符合社會文化健康發展的需要。“從根本上說，娛樂節目的教育功能是那種能夠影響人的思想感情、倫理觀念、精神品格的人生境界的力量，是那種能夠凈化人的靈魂、激勵人的意志、陶冶人的情操、培養人的素質，從而實現改造世界重鑄自我的功能。”③筆者認為，電視娛樂節目在策劃制作過程中應當努力達到以下幾方面要求：第一，倡導健康向上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應當立足于民族優秀文化傳統、道德傳統，弘揚時代先進理念，表現出一種催人上進、奮發努力的精神氣質，能夠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
第二，注重社會效益的實現。媒體有自身的社會責任，這種責任要求媒體在實現自身經濟價值的同時，為豐富社會文化、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塑造民族性等方面做出應有的貢獻。電視娛樂節目也是如此，娛樂不是目的，只是手段，電視娛樂節目的根本目標還是應該放在發揚傳統文化，提升社會大眾的文化品位的層面上，滿足廣大電視觀眾文化需求。
第三，不斷進行節目內容與形式的創新、超越。
由于諸多歷史與現實原因，我國的電視媒體原創能力不強，引進吸收電視強國的節目形態和創意是有效解決我國電視節目形態老化問題的好辦法。④但我們同樣要強調自主創新，即使引進節目，也要注意本土化的完善和創新，不能全盤照抄。在節目發展起來后，也應當不斷創新，加入新的內容，不能一直走老路。另外，主持人要追求個性風格多樣化，時刻給觀眾新鮮感。
觀眾在觀看娛樂節目時，心情一般都是輕松愉悅的，很多信息就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觀眾。所以娛樂節目給自身一個健康的價值定位的基礎上，擔負起社會責任，才能在寓教于樂中營造良好的娛樂氛圍，提高全社會的欣賞品位。
參考文獻：①謝耘耕、唐禾：《2006年中國電視娛樂節目報告》，《現代傳播》2006年第6期。
②田維鋼、：《真人秀電視節目的
審美異化》，《現代視聽》2009年第4期。
1.圖文結合的形式使,插畫主題更深入
插畫設計具有從屬性，對所插附的文章或者廣告有解釋的作用。所以插畫的設計需要表達出明確的主題，并且能把主題準確地、簡單地表達出來。對想要表達的主題要圍繞“是什么”，需要設計的插畫內容和內涵是什么。“怎么做”，怎么表現這些內容和內涵，用什么樣的形式表現，以致達到信息傳達的作用，畫面還要具有一定的美感，才能體現出插畫的自身價值和附加價值。文字的表達能力是圖畫永遠無法代替的。而圖畫大多時候也很難把明確的主題表現出來，所以在圖形里加入文字進行設計，并對文字的筆畫做相應的調整，使之與圖形完美地融合，這樣能幫助受眾理解插畫與文章，這種設計方法更令人感動。作品中的文字成為“表現思想的工具”。文字加入圖形中并不是對圖形作品進行說明和理解釋，而是對作品的含義進行一些提示。
2.圖文結合的形式,使插畫更具創新性
著名的作家莫泊桑在《漂亮朋友》里曾經寫過這樣的一段話“我感到，死神正在和我在一起，因此常想伸過手去，將他一把推開。天地雖大，但到處都有他的身影。我到處都可以看到他的蹤跡。路上被扎死的螞蟻，樹上飄落的黃葉，朋友胡須中出現的一兩根白毛，一看到這些，我的心就會像刀割一樣，因為它是死神肆虐的見證。”設計與人、螞蟻、樹葉一樣同樣具有生命，如果我們不進行創新，設計出具有創新、進步的設計，等同死亡。所以插畫設計要表現出獨特的創意，具有創新性，插畫家就需要有一定的想象力。偉大的愛因斯坦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藝術形象力比知識更重要”，這說明了想象力在插畫設計中是相當重要的。只運用圖形設計的插畫太過于常見，現在插畫的表現形式越來越多，這跟插畫家擁有神奇的想象力息息相關。如果插畫家們嘗試運用文字與圖形結合，并把圖形和文字之間的關系高度整合，緊緊圍繞主題而設計。這種創作方法比傳統的形式更獨特，具有創新性。設計就是要不斷地創新才稱得上設計，如果一直保持原來的設計風格和用陳舊的表現形式，那就無法稱為設計，插畫設計亦是如此。近年來在廣告設計、包裝設計、書籍設計中，大多運用攝影圖片表現廣告創意和產品的形象，攝影能夠直觀呈現物體的形象，而插畫設計相對與攝影來說有著絕然不同的效果。插畫的形式相對來說更有幽默性、裝飾性、創新性、趣味性等，而且有些運用圖文結合的插畫表現形式制作廣告和產品包裝設計等，并能在眾多廣告和產品包裝設計中脫穎而出，起到了很好的宣傳作用，因為這夠特別、夠創新。可想而知，我們在設計插畫是必須要有創新性。
3.圖文結合的形式.使插畫更具趣味性
具有趣味的圖形總能引起人們的關注，引發人們去思考。圖文結合的插畫相對常見的純圖形插畫更具趣味性，它的形式、畫面效果都有情趣。如果文字的筆畫沒有任何的變化，通常顯得呆板和嚴肅，反之，文字的筆畫富有變化甚至延伸出圖形或者圖形代替文字的某些筆畫，使圖文插畫顯得有美感、新奇感等，同時具有趣味性就非常容易吸引受眾關注，對于商業插畫的宣能傳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房屋”兩個字，我們在繪畫的時候，把“房”字的“方”部分設計成房子的門口和屋梁，把“屋”字的“尸”部分設計成傳統瓦房的屋頂，畫面的趣味感就瞬間展現了出來。又如插畫主題是想表達一個跳舞的形象，可以運用適合的文字編排成一個正在舞蹈的人，或者用一個“舞”字進行變化設計，把“舞”字的最后一個筆畫與正在舞蹈的腳的圖形結合設計，同時對文字筆畫的形態反復修改，使之與舞蹈的形象完美結合，看設計出來的“舞”字即能看出是一個“舞”，同時也明顯看出是一個正在翩翩起舞的人。該畫面簡單易懂，形式又具有趣味性，富有趣味性的畫面最容易讓人產生情感共鳴，這種巧妙的設計無論是少年、中年、老年人看到這樣的插畫都會瞬間喜歡上這種感覺。
二、常見的幾種圖文結合成插畫的表現形式
文字和圖形結合在一起，經過設計組成一幅插畫，可以形成獨特的視覺效果，這就是文字成圖的表現形式。圖文結合設計時，需要考慮文字和圖形的內涵是否一致或有關聯，插畫家要根據設計主題用圖文結合的形式設計插畫，使文字的內涵與最終的插畫效果達到高度統一。表現形式有將文字設計成圖形；將文字外形延伸出圖形；將圖形融于筆畫里；運用文字代替圖形的局部。
1.將文字設計成圖形
將文字設計成圖形時，我們通常都會把文字當做圖形，因為它是圖形組成的一部分，但受眾在看文字的時候，通常也會根據文字含義去理解或者想象出一些畫面。比如，“打籃球”這幾個文字，受眾直接理解或者想象出一個正在打籃球的動態或者打籃球的場面。如果把“打籃球”幾個字重復排列，編排成一個正在打籃球的形態或者打籃球的場面，最終插畫的畫面呈現出生動活潑、有娛樂效果和動感的感覺來。另外也可以把文字的筆畫設計成圖形，比如，云朵兩個字完全設計成云，插畫的最終看到的既是“云朵”兩個字，同時也是一朵云的形象，這種表現形式為畫面增加創新性和趣味感。
2.將圖形融于筆畫里用圖形
填充在文字的筆畫里面，同時需要保留文字的屬性和功能，可以不改變文字的外形和結構，而是把圖形填充到文字的筆畫里。設計這類的插畫，文字通常運用一些筆畫較粗的字體，或者把字體纖細的文字筆畫調寬，文字筆畫較粗才能看出現充在筆畫里面的圖形效果，如果文字筆畫很細，圖形顯現的效果就不明顯。表現這樣的插畫，有時為了畫面顯得更加靈活，圖形也并不完全填充在筆畫里，有一部分圖形伸到筆畫的外面。這種表現形式讓畫面顯得更加活潑生動，文字因為有了圖形的裝飾顯得更有生氣，圖形因為有了文字的外形和文字的含義顯得更有層次感。
3.文字外形延伸出圖形
文字的筆畫向外延伸出圖形，也可以說成圖形融于文字的某個筆畫里，同時圖形向外伸展。這樣的形式，我們通常看到的圖形都把它當成是文字的某一筆畫，因為這種形式一般保留文字的功能，稍微改變文字的外形和結構，用文字的一個或者兩個筆畫向外延伸出與主題統一的圖形，就如“葉子”兩個字，可以在這兩個字中的一些筆畫延伸出葉子的形狀，使畫面既保留有文字的識別功能，葉子圖形的裝飾同時增加了畫面的生動性。
4.文字代替圖形局部
文字與圖形結合的插畫設計的另外一種表現形式就是把文字融于圖形中，代替圖形的其中一部分。比如在畫一個留著爆炸頭發形的人物，用“頭發很爆炸，超有個性”等與圖形相呼應的文字編排成爆炸頭的形象代替頭發。一般這樣的圖文插畫中文字變形比較大，這種變化是單個文字或所有文字的字體變形，因為文字要適合圖形的變化進行某些部位的調整。除此之外，文字還需要根據圖形的形態而變化，如果圖形很流暢動感，文字的變形也必須設計出流暢動感的形態。圖形如果是靜態的，文字也要跟隨圖形而設計出安靜的感覺。
三、結語
外包是指企業動態地配置自身和其他企業的功能和服務，并利用企業外部的資源為企業內部的生產和經營服務。因此，外包將企業等組織解放出來以更專注于核心業務。有效的外包行為能大量節省企業成本，如人力資源成本，有利于高效管理；企業運作也更為靈活，從而提高企業利潤，增強企業的效益與客戶滿意度，進而提升企業競爭力。外包主要形式有影視和文化服務、商務服務、計算機及相關服務、教育和培訓服務、金融服務、醫療服務、互聯網相關服務，以及各類專業服務。盡管我國服務外包發展迅速，但基本上是制造業承接方，而隨著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和勞動力成本的相對提高，越來越多的發達國家將制造業非核心業務轉移至越南等其他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另一方面，我國雖是貿易大國，但作為“軟實力”的文化貿易的發展卻相對滯后，根據2012年全國圖書、期刊和報紙進出口情況，我國出口2061.77萬冊，總金額7282.58萬美元，但同年進口數量為3138.07萬冊，金額高達30121.65萬美元，數量相差1.5倍，但金額高達4倍多。現如今，世界各國大力發展文化產業，努力搶占戰略制高點，目前印度大力發展IT業，一躍成為“世界辦公室”，班加羅爾更有“亞洲硅谷”之稱，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已經失去了優勢，因此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迫在眉睫。但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歷史較為短暫，如果自主發展既耗時又成效慢，而承接文化產業國際外包業務是開展文化產品與服務對外貿易的一種商業模式，不僅能快速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促進經濟發展，提高人民的福利水平，維護社會穩定，還能通過技術外溢帶動我國文化產業的技術進步，提高文化產業從業者的知識水平和職業素養，甚至是全社會的人力資源質量。
二、鉆石模型
“鉆石模型”是由美國哈佛商學院戰略管理學家邁克爾•波特提出，用于分析一個國家某種產業是否在國際上具有較強的競爭力。他認為，決定一個國家的某種產業競爭力的有四個具有雙向作用的因素：生產要素、需求條件、相關產業和支持產業的表現和企業的戰略、結構、競爭對手，它們共同構成了鉆石體系：波特的鉆石體系四大要素之外還存在兩大變數：政府與機會，機會無法控制，政府政策的影響也不可忽視。這六個因素互相影響、相互加強，共同構成了一個動態的激勵創新的競爭環境，是一國產業國際競爭力的來源。
1.生產要素
生產要素是基礎要素，也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先決條件。波特將要素按等級劃分為基本要素和高級要素。影響外包的基本要素包括地理位置、自然資源、氣候和人口統計特征等。隨著全球化的深入和資源的易得性，基本要素的重要性逐漸下降，而高級要素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波特認為與自然稟賦不同的是，高級要素是個人、企業和政府投資的結果，主要包含通信技術、人力資源和資本等。
2.需求條件
持續的國內需求能夠促進技術革新和提高產品及服務質量，是產業發展的動力。我國作為GDP第二大國，經濟發展突飛猛進，作為改革的前沿陣地，珠三角、長三角等一些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高于其他地區，如信息化建設，這就為承接文化產業外包提供了基礎。
3.相關及支持性產業
文化產業的上下游產業和相關產業的快速發展會促進文化產業的提升，如信息產業的發展。從表2可以看出，2012年我國電視節目和廣播節目的綜合覆蓋率基本上實現了全面覆蓋，2010-2012年的家庭計算機擁有量和移動電話普及率均有顯著增加，比率超過了80%，彩色電視機擁有量超過了100%，但是2012年互聯網的普及率僅為42.1%，平均接入網速是1.6兆/秒，在全球120多個國家中排名96位。雖然我國信息產業存在不足，但這是由我國東西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的，一線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等信息化普及率就很高。另外，我國文化產業中的電影產業近幾年發展迅速，上海電影節和北京電影節的舉辦吸引著全世界電影人的到來，也成為了我國與國際合作的平臺。2014的上海電影節為了推動更廣泛、更多元的業界合作，將合作洽談的重點從促進國際合作，到促成項目完片，并進一步拓展到覆蓋電影策劃、拍攝、制作、發行等階段的全方位資源對接；溫哥華電影學院與上海大學合辦上海溫哥華電影學院，以合作辦學為契機，籌建環上海大學影視制作園區，同步打造上海電影人才教育高地和高端電影后期制作基地，這些都為承接文化產業外包提供了有利條件。
4.企業戰略結構與競爭
企業有效的經營管理能使企業降低成本，提高生產率，而競爭可以迫使企業不斷進行創新。另外，產業集中的地區如產業園等，產業集群發展相對比較成熟，產業鏈也相對完整，形成了規模效應，因此這些企業成本較低，承接外包就具有一定優勢。例如中關村高科技園區內的中關村創意產業先導基地、大連市高新技術產業園區的國家動畫產業基地、上海浦東張江高科技園區內的張江文化科技創意產業基地等，這些園區內高新技術產業發達，高校、科研機構、高科技企業聚集，科技與文化相結合的智力型人才眾多，有利于文化產品創新和承接外包業務，也會進一步對當地經濟產生拉動作用，提高人民生活質量。
5.政府
政府的作用是提供企業所需的資源，創造和優化產業發展的環境，如發展基礎設施、出臺相關政策和開放資本渠道等等，政府的支持會促進文化產業的發展。以加入WTO為標志，我國文化產業全面融入世界市場。2002年十六大明確提出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文化，此后，中央頒布各種政策扶植文化產業發展，并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支柱型企業。政策降低了服務外包優惠政策門檻，加大了政策覆蓋的范圍，簡化了申報核準程序，為加快服務外包產業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基礎。在電影行業，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產業促進法》(征求意見稿)，鼓勵企業承接境外電影洗印加工、后期制作業務。各個省市也出臺了一系列優惠措施，對承接外包業務的企業給予增量獎勵、通訊補貼、房租補貼和貸款補助等等，并且市級財政每年從預算中安排相應資金，保障各項鼓勵服務外包發展的政策措施的落實。這些政策極大地提高了企業承接外包項目的積極性，推動了我國產業升級。
6.機遇
機遇和政府一樣，同屬于外生變量，是不可控因素，如技術革新、戰爭、外匯匯率的重大變動等等。在經歷了次貸危機后，世界各國都在努力恢復經濟，而我國受危機影響較小，政治和社會環境穩定，經濟繼續保持著較快的發展，國際影響力也逐步擴大，奧運會、世博會的舉辦使得我國的國際地位得到了進一步的提升，這有利于外包產業國際市場的開拓，歐美等國家面對我國龐大且穩定的市場，更愿意發包給我國企業。此外，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不僅市場潛力大，而且人力成本相對偏低，政府在企業培訓外包人才方面也出臺了優惠措施。目前我國大力進行文化產業結構調整，著重發展文化創意、影視制作、動漫等行業，這都為承接外包業務提供了機會和良好的環境。
三、結語
論文摘要：旅游文化傳播是傳播學和旅游文化學關注的交叉點。本文在這兩門學科背景下’采用比較法探討作為大眾傳播媒介的電視與作為人際傳播媒介的導游在旅游文化傳播中各自呈現出來的特占’，并嘗試提出電視與導游相配合達到旅游文化傳播效果最大化的模式。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高速發展，旅游活動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的基本需求。人們對于旅游文化的渴望也愈來愈強烈。另一方面，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大眾傳播特別是電視，占據了人們休閑生活中大部分時間，人們從電視上大量接觸異國他鄉文化，同時也不滿足于此，越來越多的人走出家門，在導游的帶領下身臨其境地感受旅游文化的魅力。電視和導游，作為旅游文化傳播的兩種媒介，代表著典型的大眾傳播和人際傳播。本文旨在探討電視和導游在旅游文化傳播中作為不同的媒介分別具有怎樣的特點，存在哪些異同，能否有機結合以及結合模式問題。
一、旅游文化傳播與媒介
1、旅游文化傳播
旅游文化是由于旅游活動的介入而形成的一種特殊文化，是旅游者為了休閑和娛樂而進行的短暫遷移。旅游者把自己原來居住地的文化帶到旅游地，在旅游地又領略了當地的文化，在此過程中，各種文化交匯融合，形成了旅游文化傳播。但是，在人們被大眾傳媒密不透風地包圍住的今天，以上關于旅游文化傳播的概念只能算作狹義的概念。今天的人們如果有一臺電視機就可以足不出戶地領略異國他鄉的自然風光和風土人情，而旅游目的地的居民也可以通過電視節目接受外界文化影響。因此，要探討當今的旅游文化傳播就不能僅僅停留在以人際傳播為基礎的“真實世界”，還要著眼于以大眾傳播為基礎的“傳媒世界”(參見圖一)。基于“兩個世界”的旅游文化傳播都帶動了人員、信息、物質和資本的流動，促進了不同地區人們之間的相互了解和溝通，增進了不同地區之間文化的大傳播和大融匯。
2、旅游文化傳播的媒介
傳播媒介是傳播過程中的重要因素，也是傳播研究的重要內容。如前所述，當今的旅游文化傳播具有人際傳播和大眾傳播雙重屬性，因此旅游文化傳播媒介包括人際傳播媒介和大眾傳播媒介。本文主要選取其中的導游和電視進行分析。
在“真實世界”的旅游活動中，幫助旅游主體完成旅游活動的中介組織稱為旅游媒體。它是旅游文化傳播的渠道，包括各旅游組織和企業的活動。導游人員的活動是其中最典型的一類。一般而言，游客首先接觸且接觸時間較長的目的地居民就是導游人員。他們通過語言、手勢和神態等非語言符號進行傳播活動，連接旅游主體和旅游客體，屬于較為典型的人際傳播。導游人員對旅游目的地的介紹和講解，不僅使游客更加深入細致地了解目的地的風土人情，也擴展了游客對自然風光的審美欣賞能力，促進了不同國度、地域、民族之間的相互了解和友誼。通過旅游主客體之間的溝通和交流，傳播著各國、各民族的傳統文化和現代文明，是一種廣泛的文化傳播。
從大眾媒介來講，電視是最具有影響力和感染力的媒介形式。電視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形聲并茂、聲畫同步，可以傳遞更多、更直接的信息。在“傳媒世界”的旅游活動中，電視能夠把旅游目的地和旅游產品生動、形象、逼真、立體地展示給受眾，讓受眾有一種身臨其境的感受。這種對旅游目的地或旅游產品栩栩如生的可視化展示，會對受眾形成一種強烈的視覺沖擊力，這是電視傳媒的優勢。旅游目的地宜人的自然風光與獨特的人文景觀通過電視媒介廣泛的傳播，可以讓受眾直接地、感性地領悟到旅游地的魅力。通過電視媒介傳播的旅游文化，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受眾的旅游需求，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受眾的旅游動機。
電視同時也是受眾接受旅游信息的一個重要來源。根據卿志軍和鄭巖在《電視對旅游文化的傳播作用》中對海南海口、三亞部分旅游者的調查，受訪者獲取旅游信息的渠道主要是電視(39.9%)，也最關注電視上的旅游信息(48%)。那么看電視是否能夠代替實地的旅游活動?電視旅游信息是否能夠代替導游的講解呢?答案是否定的，個中原因則要從兩種傳播媒介的比較分析中去尋找。
二、兩種旅游文化傳播媒介的比較
1、電視與導游的差異:大眾傳播與人際傳播
大眾傳播是傳播手段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指特定的社會集團通過文字、電波等大眾傳播媒介，以圖像、聲音、符號等形式，向不特定的多數人表達和傳遞信息的過程。從構成大眾傳播的要素來看電視對旅游文化的傳播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大眾傳播中表述的“特定的社會集團”是指專門從事信息生產和傳播的專業化媒介組織，這就意味著，經過電視臺采編后形成的電視旅游節目中的旅游信息具有很強的公開性、權威性和全面性。相比較而言，以人際傳播為基礎的導游人際傳播中，導游人員帶團的講解則具有很強的隨意性，每個旅游者所接受的信息也是不平衡的，有時還因為導游個人素質和職業責任感的參差不齊導致錯誤旅游信息的傳播。
第二，大眾傳播以社會上不特定的大范圍受眾為傳播對象，且受眾具有匿名性和不確定性。電視旅游節目具有大眾性，這就意味著它是點到即止的，對旅游目的地的介紹通常是廣泛而膚淺的，因而難以滿足觀眾個性化的文化需要。導游員通過與游客面對面個性化交流，可以滿足不同類型游客的需要。比如對同一古建筑的介紹，面對知識界游客，導游員主要講解該建筑的歷史背景、建筑特色等;如果面對的是一般游客，他們感興趣的可能是關于此建筑的奇聞軼事和神話傳說，導游員可根據情況調整導游詞的內容和形式。
第三，大眾傳播具有廣泛的社會影響力。電視憑著它獨特的魅力成為最具影響力的大眾傳播媒體。電視聲畫合一的傳播方式，給觀眾以身臨其境的現實體驗。經過編輯和修飾的“媒介世界”有很大的吸引力，甚至讓人感到“媒介世界”比“真實世界”還要“精彩”，不少游客去過旅游景點后感嘆“沒有電視上看著那么好”!
第四，電視在節目形態上具有多樣性。電視的旅游文化傳播形式主要有電視旅游新聞、電視旅游廣告、電視旅游節目、影視劇等幾種。豐富的節目形態不論從對旅游文化傳播的廣度還是深度都具有很強的傳播優勢。相比而言，導游員的帶團講解似乎單薄了很多。也許在大眾傳媒讓這個世界變的絢麗奪目時，人際傳播很容易被忽視，但它依然是最基本的傳播方式，依然有它獨特的傳播特點。
人際傳播是人類傳播活動中最古老也是最基本的形式。在人類的傳播行為中，人際傳播有許多種樣式，如交談、爭論、講演、會議、教學，甚至包括電話、電子郵件形式的交談等。“當人們最大限度地以表現個性的方式，在一起談話和傾聽時，這種傳播的樣式就發生了”。旅游文化傳播中的導游和游客之間就是典型的人際傳播。
首先，人際傳播具有雙向性，具有反饋及時、互動頻率高的特點。反饋是旅游人際傳播的重要環節，它是游客對導游員講解的反應，在一定程度上引導了旅游人際傳播的進程。旅游過程中，游客可以隨時就自己感興趣的問題向導游員反饋得到解答，對導游傳遞的信息有接收不到位的，也可以及時補充信息。因此，游客在實地游覽中對旅游文化信息的了解是深人的、透徹的。同樣的信息，如果通過電視媒介來傳播，情況會截然不同。雖然網絡的興起弱化了大眾傳播的單向性，但是受眾對電視媒介的傳播反饋依然是延遲的、低效的。電視的特性決定由它傳播的信息也是易消逝的。
其次，人際傳播的內容更豐富和復雜。人際傳播最具有魅力的就是它的符號傳播，比如表情、手勢、姿態等，由這些符號傳達出來的意義往往更加豐富和復雜。人際傳播的意圖就是要產生理解，而理解就在于要領會傳播者的意義。通過這樣的理解，概念中的人際傳播范圍刁訊深度卻加大孔導游的人際傳播相對于大眾傳播，更易于溝通旅游地和旅游者之間的情感，產生共鳴。比如，每個導游員都有自己的講解風格，或風趣幽默，或引經據典，在講解過程中不僅僅是機械的旅游信息交流，還是情感的交流，進而對目的地產生綜合的印象。
2、電視和導游的契合——“把關人”角色
傳播的過程牽涉到對某些信息的選擇與傳遞，以及對另一些信息的剔除與摒棄。美國社會學心理學家、傳播學的奠基人之尸庫爾特·盧因1947年首次提出了“渠道與把關人理論”，傳播學者懷特1950年又進一步提出了新聞篩選過程的把關模式，從而形成了傳播學中的“把關大，理論體系:傳播過程中存在一些把關人，只有符合規范或把關人價值標準的信息內容才能進人傳播渠道。由于傳播渠道的有限性，以及一些社會集團對傳播過程不可避免的制約，信息不可能無限制地傳播，選擇與剔除的活動自然成為傳播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一個環節。
旅游活動中導游為游客講解時，對內容也有一個類似“把關”的取舍選擇過程。一般來說，無論自然景觀或人文景觀，在歷史長河的變遷中抑或人類的開發演繹中，大都已經形成了一套約定俗成的講解體系。導游詞的內容包羅萬象，包括一般性的景觀介紹、背景材料、典故、相關的文字作品和文化事跡以及傳聞軼事等等。如前所述，在瀏覽的動態的有限時間內，導游基本上無法對上述內容一一進行講解，同時由于游客的個體差異性，可能層次懸殊、審美情趣不盡相同，導游一般會有選擇地針對不同游客選擇不同的講解內容，導游詞的深度、廣度及結構都會有所不同。在這一過程中，導游是傳者，游客是受者，導游對大量講解素材進行甄選，確定傳播內容，可以說，導游是旅游文化傳播的“把關人”。
電視旅游節目同樣延續著傳媒內部的普遍規則，介紹什么樣的旅游文化，安排在什么時間段播出，節目時間長短等等這些無一不是在對傳播進行“把關”。而在旅游活動中，導游每一次帶團都是一個旅游文化傳播活動，同時也是一個“把關”過程，導游作為旅游文化傳播中的“把關大，具有強烈的個性色彩，盡管有行業條例和規章制度的約束，相對于電視旅游節目的“把關”程度來講，導游的“把關”有更強的主觀性。
三、旅游文化傳播效果最大化探求
以上對旅游文化傳播的兩大媒介進行了詳盡的比較分析，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嘗試探討尋求二者有機結合以達到旅游文化傳播效果最大化的途徑。作者認為，從某一地方旅游文化的傳播來講，可以采用三段式傳播方式，即游覽前電視旅游文化傳播+游覽中導游旅游人際傳播十游覽后電視旅游文化傳播，如圖二所示。
一、南通長壽飲食文化旅游資源概況
南通素有“長壽之鄉”的美譽，其下屬的如皋、如東、啟東等地均被評為“中國長壽之鄉”，在如皋地區140多萬人口中，百歲老人高達200多人，其總數位居全國縣（市）之首，是名副其實的“世界長壽之鄉”。南通獨特的人文與生態環境孕育了悠久的長壽養生飲食文化傳統,早在清代就出現了研究食療、食補的養生專家丁其譽，他在對家鄉長壽現象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寫出了著名的《壽世秘典》，從順應歲時、合理膳食、適常起居、中醫調理等方面對飲食養生進行專門的論述，影響深遠。如今南通已經出現一批優秀的長壽飲食文化旅游資源，如皋的長壽宴多次在國內外養生美食大賽中獲得金獎，“三香齋”白蒲茶干、“水明樓”黃酒、如皋蘿卜皮、如式香腸、肉松等長壽食品已經暢銷全國。
二、南通長壽飲食文化旅游資源開發的SWOT分析
（一）優勢分析
1.資源品級高，類型多樣
旅游產業的開發離不開優質的資源基礎，南通是世界上首個獲得“長壽之都”稱號的地區，因此可以說，南通的長壽飲食文化旅游資源具有國際性的知名度，品級相當高，這是開發飲食旅游的天然優勢條件。同時，南通的長壽飲食文化旅游資源種類也比較豐富，各地區特色各異。例如如皋出產蘿卜皮、白蒲茶干“、水明樓”黃酒等生態農業食品，如東、啟東以海鮮養生食品為特色，海安則以河豚養生飲食為其開發亮點，能夠滿足不同消費者的個性化需求差異。
2.交通便捷，可進入性好
可進入性是衡量一個地區旅游開發條件的重要相關因素，只有具備良好的交通網絡與設施，才能促進旅游業的快速發展。世界上已知的一些長壽之鄉往往地處偏僻，交通不便，或者是位于高寒地帶，或者是位于偏遠的山區，而南通是我國沿海地帶唯一的長壽之鄉，也是處于經濟相對發達地區的長壽之鄉，這在國際上絕無僅有。經過多年的建設，南通已經成為長江三角洲北翼的重要節點城市，內外部交通四通八達，各旅游點之間可以實現快速便捷的聯動，這就為發展長壽飲食文化旅游提供了較好的基礎條件。
3.客源市場
廣闊充足的客源是旅游發展的必要條件，南通發展長壽飲食文化旅游具有廣闊的市場前景。一方面，由于經濟的快速發展、生活壓力的增加以及生態環境的污染，人們比以往更加注重自身的身體健康，這一社會心態在旅游市場上表現為游客對長壽養生類產品比較青睞；另一方面，南通臨近以滬寧杭為代表的華東旅游黃金地帶，該地區經濟發達，人口眾多，民眾出游率較高，南通的長壽飲食文化旅游既可以從上述地區吸引當地客源，也可以與這些地區的旅行社開展合作，將游覽滬寧杭的外省市游客吸引到南通來。
（二）劣勢分析
1.產品開發深度不夠
目前南通的長壽飲食產品開發還是以初級的現成食品為主，缺少深層次的挖掘開發。隨著旅游市場的日益成熟，游客們已經不僅僅滿足于品嘗美味的食物，他們還注重于參與到食品的種植、采集、加工制作等層面，以滿足自身的求知欲和好奇心。飲食文化旅游資源的開發除了單一的食品之外，還可以涵蓋美食節慶、廚藝比拼、特色餐廳、田園觀光、食俗食禮、美食文學作品欣賞等多個領域。調查顯示，南通的長壽飲食文化資源開發在豐富產品體系、延伸產業鏈條方面做得還不夠，獨具特色的明星產品、亮點產品還比較欠缺，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飲食文化旅游產業的發展。
2.長壽旅游宣傳營銷體系不完善
南通地區旅游資源較為豐富，長壽之鄉只是眾多城市名片之中的一個，其宣傳力度遠遠不夠，游客往往會在眾多的旅游信息中忽略這一元素。此外，多年來南通的長壽旅游宣傳主推如皋，已有的旅游線路、長壽食品品牌也主要集中在如皋地區，如東、啟東等地的開發就較為滯后。現在南通全市成為“長壽之都”，需要進行統籌安排，在突出打造如皋長壽旅游精品的同時，還需要加快其他地區的旅游營銷，營造全面開花的良好效果。
3.飲食文化旅游專業人才缺乏
南通長壽飲食文化旅游的開展離不開專業人才隊伍的支持，主要包括規劃設計者、企業經營管理者和基層服務人員。實踐證明，游客對一個旅游目的地的感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服務接待人員的素質與態度決定的。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游客對南通飲食旅游經營服務人員在專業知識、業務素質等方面的表現還不太滿意。飲食旅游表面看來是重在品嘗美味，可實際競爭力卻在于獨特的文化內涵，而游客感知文化的魅力則是需要專業服務人員這座橋梁來實現的。因此，建設一支高素質的專業人才隊伍是南通發展長壽飲食文化旅游的當務之急。
（三）機遇分析
1.市場吸引力較大
首先，民以食為天，中華民族素有飲食養生、追求長壽的文化傳統，自古以來從帝王將相到黎民百姓都熱衷于研究食療養生之法，這就為南通長壽飲食文化旅游的開展奠定了廣泛的思想基礎。其次，當今社會人們的工作生活節奏加快，亞健康問題日益凸顯，這促使各個年齡層次的國人都開始關注自身的健康狀況。過去是老年人偏愛長壽養生類旅游產品，現在這一年齡結構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越來越多的中年人甚至青年人都加入了這一隊伍，南通長壽飲食文化旅游的開展符合了這一社會潮流。最后，社會公眾對食品安全越來越重視，人們不但要追求吃好吃飽，更要追求綠色健康無污染，長壽食品已然成為市場的新寵兒。
2.政府部門的重視與支持
隨著市場競爭的日趨激烈，旅游產品的更新換代周期越來越短，這就要求旅游目的地能夠準確把握市場的脈搏，適時推出新的適應市場需求的新產品。南通的旅游產品傳統上集中于以狼山、濠河、博物館為代表的觀光旅游項目，產品結構比較單一，這是不利于旅游業的長期發展的。相關政府部門已經意識到了這一問題，正大力推進南通新旅游產品的設計與推廣，出臺了相關的扶持獎勵政策，這就為長壽飲食文化旅游的開展提供了良好的宏觀環境與發展機遇。
（四）威脅分析
1.同類旅游產品的競爭
根據中國老年學會的評選認定，南通周邊還有太倉市、上海崇明、溧陽市等地入選中國長壽之鄉，長壽旅游在這些地區也正成為開發的熱點。因此，南通長壽飲食文化旅游的發展必然會與周邊城市產生一定程度的同質化競爭，這就需要在產品的開發中做到準確定位，突出特色，與兄弟城市形成錯位發展、合作共贏，避免陷入惡性競爭的怪圈。
2.食品安全質量保證
在長壽飲食文化旅游開發中，各類長壽食品的安全質量保證與保鮮技術是各供應商將面臨的較大挑戰。食品安全責任重于天，確保南通長壽食品的原汁原味、質量上乘，這直接關系到南通長壽旅游產業的興衰，更會影響到長壽之都的名聲。因此，在今后的開發中需要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保障機制，在食品的原產地保護、加工工藝流程優化、檢驗檢測等環節加強管理，消除安全隱患。
三、南通長壽飲食文化旅游資源開發思路
1.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
旅游開發是一個系統性的工程，需要政府部門進行科學的宏觀調控，在政策法規、環境保障、人才培養、資金保障等多個領域提供有力的支持。長壽飲食文化旅游資源是一種極為難得的稀缺性資源，要在保護的前提下進行科學的開發，國內知名的巴馬長壽旅游區已經出現污染現象，這就需要南通的相關政府部門做好先期的整體性規劃，防治盲目性的過度開發，尤其要確保長壽食品的安全質量過關。此外，發展旅游還需要交通、住宿、餐飲、服務中心等諸多配套設施，這也需要政府部門進行統籌安排，以提高各景點的接待能力。2.拓展與豐富產品的類型飲食文化旅游資源可以開發出的產品類型是豐富多樣的,南通要以長壽文化為核心,對現有資源進行深度開發,拓展和豐富產品的表現形式。除了已經比較成熟的長壽系列食品外,還可以在長壽養生文化主題餐廳建設、長壽飲食文化知識教育培訓、長壽文化食譜出版發行、長壽文化系列餐具開發、長壽食材培育基地參觀等方面進行延伸，形成較為完善的旅游產品體系，挖掘更多的消費價值。同時，各旅游目的地要結合當地的資源特色，從游客的感知角度出發，設計出文化性與體驗性并重的明星產品。
3.積極開展多樣化營銷活動
科學有效的營銷活動是促進旅游產品快速進入市場，吸引廣大游客的有力推手。南通的長壽飲食文化旅游宣傳既需要制作旅游宣傳片、編寫長壽美食旅游指南、聘請名人代言等傳統宣傳模式，更需要拓寬思路，在目前流行的新媒體中尋找突破口。比如：創建官方旅游微博，第一時間最新的旅游資訊，通過點贊、有獎評論等形式與游客展開互動交流；拍攝主題微電影，在主流視頻網站上線宣傳；在知名網絡雜志平臺刊登系列廣告，以此來提高南通長壽飲食文化旅游的知名度，贏得游客群體的青睞。
4.提高旅游服務人員的素質
關鍵詞：倫敦 文化創意 發展模式
相關概念分析
（一）文化創意產業
創意產業的概念最早出現在1998年出臺的《英國創意產業路徑文件》中，其明確提出“所謂創意產業，就是指那些從個人的創造力、技能和天分中獲取發展動力的企業，以及那些通過對知識產權的開發可創造潛在財富和就業機會的活動”。這一概念影響了歐洲、美洲、亞洲等許多有意發展創意產業的國家。在中國的北京、臺灣和香港等地創意產業也稱作文化創意產業。雖然各個國家對文化創意產業定義不盡相同，但多數人認為文化創意產業是指依靠創意者的智慧、技能和天賦，并借助于高科技對文化資源進行創造與提升，通過知識產權的開發和運用，產生出高附加值產品，具有創造財富和就業潛力的產業。文化創意產業包含文化產品、文化服務與智能產權，主要包括信息服務業、動漫游戲業、設計服務業、現代傳媒業、藝術品業、教育培訓業、文化休閑旅游業、文化會展業等行業（佟賀豐，2005）。
（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模式
發展模式的概念源于經濟學，是指既定的外部環境和內部因素相互作用后，所反映出來的要素組合方式和資源利用方式。根據庫恩的“范式”理論，在經濟學和社會學領域任何理論的突破和實踐的發展都會帶來新的模式，如市場主導型模式、產業關聯模式、外向或內向模式等，因此發展模式并不是單一的概念，而是多方面、內外部因素交互影響發展的結果。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模式包含資源的利用方式、企業管理形式、要素組合方式、政府職能定位以及產業發展方向等視角分類。對文化創意發展模式的研究目前主要有以下方面：產業集群理論下的建設創意園區模式，根據自身產業環境和產業特點，進行正確的產業定位，制定合理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模式；另一種是根據政府和市場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中的角色定位，有政府主導型模式、市場主導型模式、政府市場混合主導型模式，然而如何對政府和市場進行準確的角色定位，成為眾多研究的爭論焦點（梁吉剛，2011）。
倫敦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模式分析
（一）倫敦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背景
1.經濟環境： 20世紀90年代英國人均GDP已超過10000美元。根據國際經濟數據顯示，國家人均GDP達到5000美元后，國家經濟的增長主要靠創新產業驅動，英國居民消費水平的增高使得人們在文化發面的需求不斷增長，需求已成為創意產業發展的動力。
2.區位優勢：倫敦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城市，既是英國的政治中心又是經濟文化中心。倫敦匯聚了世界一流的時尚創意人才，具有頂尖的設計師、著名的作家、藝術家等人才資源，世界上許多改變生活方式的重要發明和創意靈感均源自倫敦。此外倫敦是一個非常多元化、和充滿包容性的大都市，來自世界各地的居民，多元化的種族、宗教和文化在這里融合。倫敦亦是世界聞名的旅游勝地，擁有數量眾多的名勝景點與博物館等。倫敦這些獨特的區位優勢給創意產業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并刺激了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
3.機遇條件：上世紀末英國陷入經濟困境，國內急需尋求改革創新，加之英國政府的強力支持，給文化創意產業在英國國內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內部環境；1998年的經濟危機以及創意產業在全球范圍內剛剛興起，使倫敦文化創意產業在外部也面臨著較好的條件。
（二）倫敦文化創意產業模式
政府主導型創意產業發展模式通常是政府作為產業發展的主體與主導推動力，通過制定相關政策措施與發展戰略，實施相關的稅收、公共服務等優惠措施，促進某一地區創意產業的迅速形成并高速發展，從而實現創意產業的跨越式大發展。政府主導型模式如圖1所示（張望等，2011）。
倫敦文化創意產業模式是典型的政府主導型模式。倫敦文化創意產業的興起，源于政府的主動干預。
1.倫敦市政府為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出臺了諸多相關政策。1997年英國政府成立了創意產業小組，并了《創意產業勘察報告》將創意產業發展列為國家發展戰略。1999年，倫敦市政府設立了文化戰略委員會。2003年，倫敦市政府出臺了關于倫敦創意產業的發展戰略：《倫敦文化資本—市長文化戰略草案》，提出了卓越、創新、參與、價值的新世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針，并做出了一系列創意產業扶持措施。2004年創立了“創意倫敦”工作組，這是一個由倫敦發展署管理的戰略團隊，以政府和企業合作的方式運作，廣泛征集創意公司組織部門的建議，支持和促進倫敦市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2008年11月，倫敦市公布了關于倫敦發展文化產業的戰略草案，即《文化大都市—倫敦市長2009-2012年的文化重點》。在世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大背景下，倫敦采取的這些政策和措施有力地推動了文化創意產業的大發展。
2.倫敦發展局每年投入3億多英鎊支持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在資金方面為創意產業的發展提供了許多便利。2004年4月，倫敦市市長啟動了由倫敦發展局領導的“創意倫敦”大計劃，目標是促使倫敦獲得世界首要創意中心的名聲和表現（王琪，2007）。2005年，倫敦市通過設立“創意優勢基金”，為倫敦創意產業中有才華的企業家提供資本投入和商業支持，目前基金資產己經達到了1億英鎊（吳悅等，2011）。倫敦市政府最近幾年時間投入了接近10億英鎊，給倫敦帶來了大量博物館和藝術畫廊。倫敦市政府通過設計各種扶持基金為從事文化創意產業的人員提供資助，以激發他們的創意潛力，促進整個倫敦市經濟的發展。
3.倫敦市政府非常注重培養創意氛圍，為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倫敦市政府根據該市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實際情況確定了創意空間及發展類型，然后按其所需提供相應的軟件和硬件設施，并大力宣傳吸引相關人才聚集。隨著產業區規模不斷擴大，更多創意人才和機構被吸引進來，舊城區的功能與面貌發生了根本轉變，演變成集生產、居住和時尚消費于一體的高檔區。
倫敦發展局通過教育培訓推介支持公民的創意生活，給公民提供接觸創意的機會，如免費開放博物館和數字化的數據檔案等。此外，倫敦設立了四大文化節日，這也是倫敦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模式的亮點之一。這四大節日分別是倫敦電影節、時裝節、設計節、游戲節。該節日的設立極大促進了倫敦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
4.倫敦作為英國的首都，在英國政府的推動下，本著互利共贏的原則，積極推動創意產業的“國際化”，開展與其他國家在文化創意產業方面的合作與交流。
5.文化創意產業需要大量的創意人才，倫敦市政府為此做出了很多努力。如：刻意為創意產業提供實習崗位，協同社會團體或組織為畢業生提供繼續深造的機會，鼓勵更多高等院校設立創意專業等。
倫敦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模式應用效果
（一）文化創意產業為倫敦帶來巨大的經濟效應
倫敦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使得倫敦文化創意產業給英國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應。創意產業已經成為倫敦最大的產業部門之一，年產值超過250億英鎊，總產出和就業僅次于金融/商業服務業，并保持年均4.5%的增長速度（張國，2011）。2010年，英國創意產業增長速度是整個國民經濟增速的2倍，占GDP比重已達到8.2%，與創意產業有關的企業已達到15萬個，吸引的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8%以上。
（二）創意階層為倫敦創意之都地位提供保證
所謂創意階層，是指需要創意的職業，包括科學家和工程師、詩人、藝術家、設計師、衛生及法律從業者、高科技和知識密集型行業的從業者。隨著倫敦創意產業的迅速發展，創意產業人群也在不斷擴大，而且具有了相當可觀的規模。根據倫敦官方統計的數據，其十三項文化2001年產值達120億英鎊，雇用4.3%的人口，英國廣告人員的46%、時裝設計師的80%-85%在倫敦工作。目前，倫敦創意產業就業人數超過50萬，其中有10萬人從事電影和傳媒業。創意階層為倫敦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新創意，保證了倫敦創意之都的地位。
（三） 倫敦成為多元化的全球創意中心
文化創意是以文化為依托的，多元文化是文化創意產業不可或缺的激勵因素。全球經濟的一體化加強了世界各國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使來自不同地域、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交流越來越頻繁。倫敦聚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時尚、理念、藝術、音樂等，涵蓋五百多種語言，幾乎1/3的倫敦人屬于外來民族。各種文化的交流、互動，造就了倫敦成為全球創意中心的地位。
倫敦文化創意發展模式對北京的啟示
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需要政府的全方位推動。倫敦模式最主要的特點就是政府的大力支持。雖然北京市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相關扶持文化創意發展的政策，如2007年在《北京市“十一五”時期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規劃》中提出了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指導思想和工作目標。2012年，北京市出臺了《發揮文化中心作用，加快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之都的意見》，推出系列配套政策重點扶持民營中小文化企業發展。但由于政府職能的轉變尚未完全到位，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未得到充分發揮，部分行業市場化程度不高。如新聞出版、廣播影視等領域，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相對薄弱，渠道壟斷、資源壟斷等問題比較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資源配置的效率和產業發展的活力（朱婧達等，2009）。
創意人才培養。“人才”是文化創意產業創意的關鍵，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離不開創意階層的貢獻，位居倫敦就業量第二的文化創意產業就很好地證明了倫敦有豐富的創意人才。然而雖然北京人才濟濟，但是文化創意企業缺乏高端創意人才、高級經營管理人才、特殊藝術人才和擁有實踐經驗的成熟人才，人才供求不均衡。北京市政府要創造吸引創意人才的環境，鼓勵高等院校、社會培育機構、企業等機構大力培養創意人力，逐步建立起創意人力資源。
加大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建設。在倫敦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過程中，倫敦東區、西區、SOHO區都大力加強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建設，并且各個區形成鮮明特色的創業園。通過政府的規劃引導和政策扶持，盡管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建設取得了明顯成效，形成了一批產業特色鮮明的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但制度建設相對落后、創意產業的發展限于文化的束縛、存在較高的創意產業準入門檻、缺乏促進創意產業化的有效措施、龍頭企業的培育和發展不規范、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沒有發揮應有的輻射能力等。未來，應采取切實可行的有效措施，促進北京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的健康、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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