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4-06 18:4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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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矛盾的實質在于，國家與社會兩種力量的對比協調。那么，對于社會穩定，到底是緊張型的“國家—社會”關系還是合作型的“國家—社會”關系而言誰更有利?所謂緊張型“國家—社會”關系，是指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對立關系，兩者始終處于矛盾對立的地位，一直在斗爭、競爭中尋求雙方力量的平衡。伴隨時代進程，兩者除了相應內部消抵部分效能以外，最終還是各自得到了相應充分的發展。迄今西方發達國家相對完備的政治制度以及發達的公民社會就是明例，也是矛盾論觀點在西方現代社會發展歷史中的驗證。西方自古希臘城邦時期，“國家—社會”關系就主要表現為斗爭模式。為了調解人們生活中的分歧、化解制度沖突，那時已開始采取直接民主和法治的手段，以促成群體最基本的一致利益，達到維系社會共同體的底線認同的目的。然而，“希臘人這種法律之下的自由的試驗，固然是碩果累累，卻終于未能全勝”，“即便在城邦的范圍以內，法律問題也從來未得到徹底的解決”。根本原因就在于當代表各種利益的群體都想實現自己的完全利益訴求時，其實其紛爭是難以調和的，或者說，根本就找不到同時實現各方利益的“共贏”道路，更何況當時希臘的政治處于“春秋割據”的狀態，各自為政，誰也沒有足夠的合法性權力和權威去整合各方利益，“沖突紛爭永無寧日，直到希臘徹底崩潰”。經過歷史長河的洗禮，迄今西方“國家—社會”關系的斗爭模式好像仍未曾有所改觀，甚至有時二者一度勢同水火。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西方，迷途的價值觀、多元的后現代主義主張等思想流變盛行，社會自身的矛盾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社會生活分化加劇，多元、分散，強調個性、差異性、無主性，甚至沖突性、對抗性，認為國家以公力量對社會生活、公共領域以及個人事務進行全面的監控、干預、訓誡或壓制，極大地激起了社會對抗性的行動訴求，造成社會利益的極大破壞，社會的穩定性受到了極大挑戰。這在后現代主義理論的話語中已得到充分印證。盡管西方國家和地區的不同利益集團能夠在斗爭中不斷尋求到短暫的平衡并不斷地推動社會向前發展，但這種動蕩給人民造成無法忍受的疾苦和困境卻是不可回避的。
所謂合作型“國家—社會”關系，是指國家與社會的和諧一致關系，兩者始終處于上下一致的地位，遙相呼應，各司其職，各行其是。但是，國家與社會在這種長期和諧背景下，形成了特有的發展歷程———國家不斷強大，社會不斷弱小，看似平衡，其實內部也蘊含著發展中的各種難題與危機，這在中國傳統社會階段表現的尤為明顯。在中國社會和文化語境中，關于“國家—社會”關系的研究，事關中國社會發展的背景問題和路徑問題。緣于中國古代天人合一、中庸等思想的影響，“國家—社會”一直是以上下通聯、和諧一致的形式出現的，好似房屋結構一樣，一方處于屋脊，一方處于屋基;一方面它們各司其職，另一方面它們之間互有通聯，通過合作達到建筑的穩定。傳統觀點認為，中央集權制度模式是中國歷史上“國家—社會”關系的顯著特點，中國的政治是一個自上而下的單向運行，社會是完全被動的。歷史實踐證明，一個持久、健全的政治必須是上下通聯、有來有往的雙向形式，否則這種政治統治維系的時間和空間都將受到極大壓縮，即任何政治絕對不可能只在單一方向軌道上運行。著名社會學家曾在論述中國的“雙軌政治”后指出，因公共需要，一些社會公共事務往往是由老百姓自理，老百姓因此而自動組成的團體稱為“自治單位”，表明中國鄉村社會存在“地方自治的民主體制”。例如，古代的鄉紳，他們是“中國政治中極重要的人物”，地方的代表，并代表民間與官方協商，而這一過程就形成了自下而上的另一條政治軌道。中國史學家錢穆對“國家—社會”關系問題作了更為合理的分析和刻畫，他指出，中國具有一貫重視“社會”的歷史傳統，“社會”實際上是一外來語，中國古人稱之為“鄉”，并認為“鄉的觀念，在中國古代一向備受重視。所謂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就十足透露中國古人對于社會重要性之認識”。錢穆又以存在于中國古代社會的士、農、工、商四個階層的“四民社會”來表述中國古代社會的特征，指出“四民社會”當中“士”是政府的代表，也是社會關注的中心，鄉村子弟十年寒窗，經考試或科舉，便有機會踏進政府，成為“士”，“士”是國家治理與社會參與上下一體的核心，“政治與社會常是融合為一的。上下之間，并無大隔閡”。但是，中國的歷史證明，在這種上下聯通的“國家—社會”合作型關系中并沒有看到現代意義上“社會”的多大發展，社會慢慢演變成國家的附庸。對比上述兩種“國家—社會”關系模型不難看出，“國家—社會”關系不論是采取對立沖突的模式還是相對和諧順應的模式，其背后實際上都有著自己獨特的文化和社會語境境這一深層次的要素影響。因此，要研究中國的“國家—社會”關系，首先應當著眼于“國家—社會”關系的傳統事實，從文化和社會語境的具體性入手，尋求適合中國的國家與社會發展的特色之路。
二、中國合作型社會關系基礎的新變化———商事社會的發展訴求
當今，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快速發展，合作型的鄉土社會根基開始動搖，“國家—社會”關系正處于由鄉土社會向公民社會轉型的市場經濟階段，“商事社會”就是描述這一階段的術語工具。“所謂商事社會，是指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以市民自治組織雛形為社會權利或權力主體代表，平等、自由、正義等進步理念日益發展，初步的半陌生人的法治社會。它是中國由鄉土社會向市民社會轉型的過渡階段，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商事社會階段，特別是隨著網絡空間的快速發展，虛擬經濟規模不斷擴大，經濟活動的性質開始發生轉變，市場活躍，社會生活也呈現出流動性、異質性和多元性的特征，“國家—社會”關系逐漸趨向“國家—市場—社會”的復雜情勢，利益、市場、契約、權利、自利、競爭、陌生人交際等成了人們較多關注的要素，社會整體狀態出現了從“集體化社會”向“個體化社會”轉變的趨向，社會發展呈現去集體化、去組織化和弱組織化的特征。“當代中國社會的規模性和復雜性遠遠超出了傳統‘四民社會’的涵括范疇，社會生活的多元性、多樣性、開放性使得單一社會階層促成‘國家—社會’融為一體、上下整合的力量已然不在，風馳電掣般的社會變遷在很大程度上抽除了借助大歷史和長時段進程緩慢鑄造‘國家—社會’關系的時空機制。”在此背景下，調整國家、社會發展的新思路，迫在眉睫。按照哈貝馬斯的觀點，市場是“伴隨生活世界的分化，而產生的系統(市場、國家)，系統進而再與生活世界脫節，并對其進行侵奪和殖民化，致使生活世界日漸萎縮”。生活世界的萎縮意味著公民社會的蕭條以及公民利益保障的弱化，也意味著強國家、弱社會格局的形成;而唯利是圖、爾虞我詐、壟斷操縱等又是市場不可避免的、也不會自我克制的存在。因此，為了維護社會利益，系統性干預市場，是十分必要的。目前，雖然中國公民意識逐漸覺醒，公民自治組織雛形出現并有所發展，但仍未發展到能夠真正成為社會權利或權力的集中代表，尚未發展到與市場、國家理性互動的程度;雖然中國平等、自由、正義等進步理念日益發展，但同時并存的權威崇拜、愚昧保守、人情關系等落后觀念依然普遍存在及盛行于世;雖然中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初步建立，但畢竟還不能稱之為健全。在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張力出現復雜化的國情下，調和國家和社會兩種力量關系的平衡問題，是中國面臨的新的時代重大課題。那么，在商事社會進程中到底怎樣才能夠有效保障好公民利益?靠市場自身那是天方夜譚，從速成雞事件、注水肉事件、濰坊污水直排地下事件等可窺見一斑。如果走西方公民社會的道路，采取斗爭的方式，更是絕對不可取的，一方面意識形態不同、社會文化土壤不同，另一方面損害人民的利益與黨和政府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相違背。所以，我們應該在中國新“國家—社會”合作型理念下，結合實際，走中國特色合作型的道路，在國家、市場與社會共同構成“合作的三維”下構建社會利益的有效保障機制。
三、中國社會管理———公民社會建設路徑分析
目前，中國社會結構模式的變革之路，首先就是要走好從傳統的“鄉民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商事社會”過渡階段。筆者認為，在此階段社會管理的建設應著眼于國家、市場和公民社會三個維度的變革，在合作傳統下走深化合作共贏的變革之路。
(一)服務型政府理念的確立和公民社會實踐
建設服務型政府，是中國社會管理模式改革之需要，可為建設公民社會奠定良好的政治基礎。首先，為市場經濟營造一個良好的運行環境，為系統的自身潔凈和規制提供內源性動力，及時預防和解決市場競爭可能產生的失業、貧富分化及環境污染等問題，維護社會穩定和秩序，降低市場侵害公民社會的沖動。其次，通過營造一個健康的民主參與的政治環境，積極培育公民社會的成長。再者，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納稅人觀念的增強，以及公民對結社權特別是通過互聯網話語權表達的強勁訴求，也都進一步要求政府由“管理者”身份變為“服務者”身份。社會管理模式的創新就在于，建設服務型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主體除了政府，還應該強化公民社會組織的主體地位。過去，“在傳統的行政管理體制下，政府是公共事務的唯一的或幾乎唯一的主體，是公共物品唯一的或幾乎唯一的提供者。人們幾乎把政府與公權力等同，很少有人想象政府之外還有其他公權力———社會公權力的存在”。“雖然也有工、青、婦和數量很少的協會、商會和其他社會組織存在，但它們基本依附于政府，很少能獨立行使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職能。”隨著商事社會的到來，人們經濟活動的頻繁，各種經濟性組織開始大量涌現，人們逐步認識到，社會管理并非只有政府能夠管理，社會同樣可以具有管理社會的能力———社會權利或權力。而一些非政府組織或非營利組織參與社會管理，使社會事務完全暴露在社會成員的直接參與和監督之下，可以較少滋生和腐敗，甚至在某些領域比政府管理的效果還要好。因此，社會管理模式的改革，首先應該厘清“政府—社會”的關系，明確政府與社會的職能界限，政府該放手的要敢于放手，只要做好指導和監督就足夠了，同時政府還可以騰出大量的行政資源做更應該做好的事情。對此，國家已經在采取行動，《行政許可法》第13條第(三)項明確規定:“凡是行業組織或者中介組織能夠自律管理的事項，法律可以不設行政許可，政府應逐步從這些領域退出。”
(二)商事規則的完善和公民社會的有效監督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蓬勃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同時也伴生了種類繁多的民間團體，即現代公民社會組織的雛形，它們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同時，也在監督著市場主體的德行運行。按照哈貝馬斯的觀點，市場、國家是生活世界分化的結果，隨著分化，原來生活世界社會成員之間和睦的交往與溝通逐漸被打破，正直、誠信和相互支持的原則受到沖擊，生活世界日漸萎縮。市場經濟大肆發展，儼然一個大競技場，優勝者發財致富，失利者虧本破產，具有一定的盲目性、波動性等特點，在發展國家經濟的同時，也會導致經濟利益與社會利益的決裂，社會穩定的動搖。對此，僅僅依靠市場自身是難以克服的，需要外力的介入，一是加強政府對市場經濟的規制，二是引入公民社會監督市場經濟機制。在中國，由重視市場主體的健康運行，進而推動由商事社會向公民社會的健康轉型，才能逐漸還原生活世界的本來面目。前文所提到的服務型政府轉型，只是表明政府理念由管制向主動服務的轉變，并非意味著政府職能的單一化，政府除了“公共服務”的職能以外，還有其他職能，這些其他職能可以統稱為“規制”。所謂規制，是指“公權力主體對社會、市場和相對人活動的規范、調節、監管和控制。規制的主要形式和手段有:審批與許可、限制相對人準入資格、稅收、利率、價格控制、強制披露信息、設定環境、質量標準、監督檢查、行政處罰、行政強制等”。規范市場主體、加強生產經營者責任、保證產品安全、保障交易公平、防止過度競爭、壟斷等，以保護消費者權益、實現社會和諧，這對于規范商事主體的行為是至關重要的，也是服務型政府存在規制職能的正當性理由。隨著政府理念的轉變，不論從規制目的與程度方面，還是從規制方式和程序方面，都是與服務型政府相適應的。追求民生、保護公民利益，逐漸取代GDP或某種政績追求，成了規制的最終目標。在市場具體規制上，服務型政府往往會采取諸如規范信息披露機制、制定商品定價機制、控制標準制定機制以及完善事前、事中和事后監控機制等強制性較輕的手段，規范市場，引導市場自律;通過相對人參與或與相對人協商、合作的方式、程序解決問題，以達到保障公民利益的目的。上述而言說到底，市場的規制還是來源于系統(國家)內部，中國雖然也有合作型的文化基礎，但是系統自律畢竟不是一個真命題。因此，為了公眾利益，社會自身的參與是必不可少的。亦即在市場經濟組織運行過程中須引入公民社會組織過程監督，這種來自系統外的監督往往是最有效的，能夠真正引導市場經濟活動向生活世界的回歸。例如，最近各大主流網站上關于“某地企業污水直排地下”的報道引起社會共鳴，錢與權共謀發展，一些地方政府漠視放任企業違法排污，能否多一點良知與社會責任擔當!在系統可能失效的前提下，假如有了一些公益組織的過程介入或社會監督，也許會減少許多鄉鄰患癌的悲劇。值得一提的是，隨著網絡時代的到來，公民社會已經擁有了一種強大有效的社會化媒體力量，他們自覺維護國家、集體和社會利益，并為之構筑了一道道超越系統的防線。
(三)公民社會自身的建設與完善
在中國，雖然長期以來形成了合作型的“國家—社會”關系傳統，但與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市場—社會”關系還是相距甚遠，公民社會發展相對較弱。固步自封，絕不可取，盲目崇外，更違背社會發展規律。所以，中國的公民社會發展注定要走和諧之路，走變革之路，走中國特色之路。
1.合作背景下現代公民意識有待提升
不管是筆下的鄉土社會、“雙軌政治”，還是錢穆分析的“四民社會”，它們始終不具有相對的獨立意義，老百姓沒有主體和權利意識，不要求當家作主，只希望有一個“明君”對社會提供權威統治，實質上是一種“順從”的“臣民社會”，這是管制型政府的基礎。而現代公民社會則不一樣，公民具有主人翁意識、權利意識，他們力求參與社會，要求政府以服務型的姿態出現并提供有效服務。但是，意識屬于思想問題，它的形成往往要有一個漫長的過程，帶有明顯的漸進性。在公民民主、參與意識、法治觀念普遍淡薄的情形下，培育公民意識采取一種自上而下的思想教育的方式幾乎是形成共識的經驗。同時，囿于國家面對發展中的艱巨的改革、發展和穩定等任務的挑戰，因而一種自上而下的政治形態更容易為人們所接受，精英主導的變革立憲自然就具有了合理性。對于國人而言，自近代以來百余年的理性教育以及政治現實實踐，并沒有培育出充分的全社會公民意識。而且公民對于身份的認同感主要并不來自于他人的講述和傳授，而是來自于以公民身份參與國家和社會決策的可能性。因此，沒有參與的可能性及其實踐，教育將是徒勞無益的。公民意識在一定意義上還是主體參與的意識，而參與意識絕非僅靠教育手段灌輸所能形成的，尤其是需要實踐鍛煉手段。其道理與讓孩子學會走路一樣，口頭上的教育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讓他親自去嘗試走路。培育公民意識，強調參與實踐性活動所起的作用要比主觀教育要來的明顯得多，這是培育公民意識的客觀性手段。一般而言，人從出生到成年，所接受的教育主要來自于家庭和學校，這兩者都帶有明顯的權威性。由此培育了作為公民的服從意識和義務意識，固然對于公民意識而言不可或缺，但更為重要的參與意識和權利意識卻鮮有體現。因此，有限地參與到家庭或學校的決策之中，對于培育早期參與意識具有重要意義。在中國，家庭和學校的權威色彩更是濃厚，要做到參與并不容易。一些寬容的家庭和學校可能在很早階段即開始重視培育孩子的合作能力、自主能力，讓其在較大程度上擁有自決權，塑造其獨立人格。不過，大部分家庭和學校并非如此，更多的是思想灌輸。為了實現現代化國家目標，我們應積極推進學校實現體制上的轉換，創造更多的學生實踐、參與性訓練機會。同時，國家還必須擴展政治社會化的其他途徑，提供大眾接近社會化傳媒的機會、參與行政決策的機會、管理自己生活和參與構建公民社會的機會，引導國民參與管理國家事務。
2.合作背景下國家引導公民社會組織建設
關鍵詞：高校后勤；后勤服務社會化；財務管理
隨著高等教育事業發展和改革的不斷深入，高校后勤現行管理體制已經難以適應高校發展的需要。長期以來，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學校辦社會的后勤服務體制，使政府和學校背上了沉重的負擔，嚴重地阻礙了教育事業的發展，高校后勤管理體制改革勢在必行。高校后勤社會化改革的最終目標就是使后勤部門脫離學校走向社會，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之中，按照企業方式運作，成為獨立的后勤經濟實體。目前，各高校的后勤改革已經起步，成立了后勤產業集團，但后勤的財務運作并沒有同學校完全脫離，還享受國家的經費補助，處于一個過渡時期，作為校級財務部門在這次改革中如何加強財務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這項改革的進程。學校財務部門應在自身的職能范圍中，認真研究高校后勤服務社會化改革的財務管理問題，尋求理想的財務管理對策，逐步建立一套符合高校后勤服務社會化改革的財務管理模式，為促進高校后勤真正走向社會，參與市場競爭打下良好的基礎。
一、做好后勤經濟實體資產界定，防止國有資產流失
要確保高校后勤社會化改革的順利實施，前提是要做好后勤資產產權制度的改革。后勤的資產是在過去辦學過程中，通過國家撥款購置形成，或利用學校提供條件取得，均屬于非經營性資產。為做好產權制度的明晰，將后勤資產從高校中劃分出來，校財務部門要會同有關單位對后勤資產進行清理、評估和界定。首先，要對后勤改革前的設備資產進行認真全面的清查核對，核實后勤經濟實體各項設備資產的種類、數量、價值，作好財產登記，并用科學的方法進行評估。按照評估后后勤經濟實體占有資產的實際價值辦理資產轉移手續、進行產權界定、按所有權與使用權相分離的原則，明晰產權關系，簽訂國有資產租賃合同。其次，對后勤經濟實體使用學校的房產和土地按有關規定進行價值評估，可將此作為學校對后勤實體的投入，按雙方合同以租賃關系給后勤實體使用。最后，對后勤原有的往來款項、債權債務、各項流動資產進行核對清理，劃分歸屬按國家有關規定，進行正確的帳務處理。
二、指導后勤經濟實體的財務管理工作
后勤社會化改革之后，學校財務部門應從過去對后勤財務的直接管理中脫離出來，轉變為對其進行宏觀上的業務指導。現階段，學校財務部門應履行學校支持后勤經濟實體的責任，指導幫助后勤經濟實體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基礎工作：首先，高校財務部門具備一套完備可行的內部財務管理規章制度，而后勤經濟實體由于處在改革初期，財務管理環節比較薄弱。因此，學校財務部門應積極主動的幫助后勤經濟實體建立適應現代企業的內部財務管理規章制度，健全崗位責任制，使后勤經濟實體的財務活動科學、規范。其次，高校財務部門應指導后勤經濟實體的會計核算業務，幫助其建立科學的會計核算體系，執行國家規定的會計科目，編制符合國家要求的會計報表，并對其定期進行業務指導和培訓，在具體業務上經常進行督促檢查，提高后勤財務人員的業務能力和綜合素質。最后，學校財務部門還應主動幫助后勤經濟實體爭取稅務部門對后勤企業的稅收優惠，在政策上正確使用國家對其的扶持減免，從而降低后勤經濟實體的有關成本，提高經濟效益。
三、幫助后勤經濟實體逐步實行成本核算
高校后勤社會化改革之后，成為獨立核算、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必須按市場經濟規律運作，實行成本核算。高校后勤是從高校這個事業單位中分離出來的，因此成本觀念淡薄，長期以來，高校后勤的所謂成本是不真實的，他所占用的大量資產是無償使用，不付使用費，也不計提折舊。改革之后的后勤企業，應實行企業化管理，嚴格按會計制度要求規范會計行為，實行全面成本核算。
首先要幫助后勤實體建立成本核算體系。成本核算體系分為收入、支出、管理三部分，在收入方面，財務部門要幫助后勤實體積極組織收入，高校后勤社會化初期，學校應將后勤能承擔的一切服務項目讓其承擔，逐步引入招標機制，促使后勤提高競爭意識，轉變經營服務觀念，轉換經營服務機制，努力增加收入，并把住收入源頭，防止收入流失。在支出上，要指導后勤嚴格執行支出預算計劃，杜絕計劃外不合理開支，努力壓縮成本。成本管理上要認真執行國家的成本開支范圍的規定，按權責發生制的要求，合理確定成本項目，保證成本真實正確。其次要幫助后勤實體建立成本核算制度，后勤實行企業化管理之后，應參照企業會計制度進行核算，成本核算上要依據企業會計制度的規定，執行相關企業會計制度，進行成本核算。在成本核算過程中，后勤實體還要建立固定資產折舊制度。固定資產折舊是企業成本核算的重要內容，后勤實體要按國家規定的企業固定資產折舊方法提取固定資產折舊費，折舊方法要報校級財務備案，提取的折舊費除上交學校作為使用固定資產的補償外，還有利于企業的設備更新改造。
四、加強對后勤經濟實體的財務監督和審計
后勤經濟實體實行企業化管理后，學校財務部門應掌握后勤經濟實體的經營運作方式、執行的會計制度、會計核算方法等，并協助審計部門加強對后勤經濟實體的指導監督和審計，提高后勤經濟實體的會計核算和財務管理水平。
在后勤改革的過渡時期，后勤財務仍是學校的二級單位，這個時期學校應繼續執行財務監督職能，校級財務要定期或不定期的檢查后勤實體的會計核算和財務管理狀況，及時發現問題，提出改正建議，督促后勤實體加強內部財務管理，完善會計核算和成本核算體系，逐漸向完全企業化管理過渡。學校的審計部門在這一時期也應加強對后勤實體的審計監督，對其會計賬目、會計核算、會計報表、使用學校財政補助情況等進行審計，這種審計是對后勤實體財務的一種監督體制，不是對其經營方式和內部管理的干預，其目的是了解發現后勤經營活動中存在問題，幫助后勤實體盡快適應市場經濟。審計部門還要建立后勤實體負責人離任審計、工程立項、工程預決算、校內單位承包工程審計制度。在后勤社會化改革后期，后勤財務脫離國家財政補助完全獨立之后，這種監督體制才能做出相應調整。
五、實行后勤會計委派制建立財務通報制度
高校后勤會計委派制是高校后勤管理體制改革過渡時期出現的新事物，由于后勤財務機構仍是學校的二級財務單位，使學校有權向后勤實體委派會計。學校對后勤實體的會計委派就是由學校財務向后勤實體財務機構委派財務負責人或主管會計，具體負責后勤實體及下屬各中心的會計核算和財務管理，履行會計監督職能。委派會計的工資、獎金等福利待遇均由學校支付，不參加后勤企業的利益分配，改變了會計人員對所在單位的依附關系。實行會計委派制有利于學校后勤資產的保值不流失，有利于保證后勤企業會計信息的真實性，同時也有利于后勤企業的健康發展。當后勤完全脫離學校以后，學校應停止會計委派。
1.協助規劃工作，加快綜合體投運
按照事業總體規劃，2013年共新建綜合體8個，改建綜合體2個，新建活動室4個，總改造面積3.1萬平，總投資1.2億元，建設完成后輻射小區20余個，居民5.5萬戶。在工程實施期間，事業部領導高度重視工程的建設進度，多次深入基層檢察指導工作，對相關管理人員提出，要加快綜合體建設進度，規劃好綜合體使用功能，必須做到綜合體交工即投運。按照這一指示要求，房改辦積極聯系規劃部門，及時掌握工程施工進度，參與基層單位綜合體功能規劃工作，協助相關單位和部門與政府對接，辦理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和國有土地證等相關證件，協調政府職能部門進駐綜合體等相關事宜，定期召開綜合體建設工作例會，由事業部主要領導親自主持和安排工作，全年召開了主任級辦公會議5次，專業辦公會議5次，幫助基層單位規劃完成一卡通收費大廳9個，政務服務大廳9個，便民超市10個，愛心大姐工作9個，社區黨員聯系服務站10個、老年人日間照料中心9個及各種活動功能間40余個，統計完成各種設施、設備四大類100余項，共計750余萬元，確保了綜合體順利投運。
2.開展培訓工作，加強綜合體服務
為了進一步推進“四位一體”服務模式，加強創新礦區社會管理工作的開展，保障綜合體的正常運行，房產處在突出服務的前提下，大力開展了服務人員的培訓工作。一是完成上級部門交辦的培訓任務，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礦區社會管理調研學習現場會在大慶油田礦區召開，集團公司39家單位參加了本次會議，房產處按照大會要求，認真籌備本次會議，確保了會議順利進行，會議結束后，各油田兄弟單位陸續到大慶油田參觀學習，共接待其他油田各類學習10余次，房改辦通過培訓和交流，也不斷提升了自身的業務能力。二是積極參加集團公司、油田公司組織的培訓活動，共參加了集團公司在北京、大連和四川等地組織的培訓5次，參加油田內部培訓8次，在培訓結束后房改辦組織基層單位進行了學習，在學習過程中認真傳達了集團公司、油田公司最新的工作動態和目標任務，使各基層單位在開展工作時，能夠把握工作導向，與集團公司、油田公司保持一致。三是開展礦區內部培訓活動，乘新一小區是事業部創新礦區社會管理工作的發祥地，為了更好地總結和推廣乘新一小區成功經驗，房改辦不定期地組織各基層單位到乘新一小區參觀學習，共組織不同層級的參觀活動20余次，參觀學習達到了1000余人，通過參觀學習，基層單位對社區服務綜合體“四位一體”布局，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在建設綜合體的過程中開拓了新思路。四是加強志愿者培訓工作，在建設志愿者團隊和提升志愿者服務能力方面，房改辦通過與基層單位協作，共組織了6次志愿者培訓活動，培養了81名志愿者骨干，通過志愿者骨干帶頭，開展了群眾自發的各類活動共計200余次，幫助困難群眾100余人，實現了綜合體平臺與志愿者服務的融合。
3.是落實惠民政策，深化綜合體作用
在為油田職工爭取生活保障優惠政策方面，房改辦在礦區層面與各轄區政府保持聯系，了解最新的政策導向，并每月參加市政府組織的《社區規范化建設工作例會》，及時通報礦區創新管理工作上的難題，爭取政府部門的支持和幫助。在基層單位層面，以各綜合體內政務服務大廳為依托，落實政府在公共衛生補貼，公共交通補貼和養老機構建設投資等，2013年為油田職工和家屬申請和發放企業醫院、社區醫療和地方醫療補貼1997萬元，協助油田職工及家屬領取地方政府發放的各類社會救助909萬元，社會福利補貼1341萬元，爭取地方政府對礦區建設的投入391萬元，真正讓小區居民感受到了惠民政策帶來的陽光雨露。
4.開展招商工作，提升綜合體品牌
引入社會專業服務是創新礦區社會管理工作的一大特色，確保食品安全、貨真價實是重中之重，今年房改辦組織開展了針對已投運綜合體便民服務項目的調研工作，掌握目前的經營現狀、服務情況和商品種類等，目的為即將投運綜合體便民服務項目的招商工作，提供參考依據。調研結束后，在房產處領導的帶領下，房改辦分別與慶客隆、中央紅小月亮等國內大型的超市連鎖企業進行了洽談，配合各公司完成了合作意向書和規劃書，為下一步便民服務項目的招商選商工作做好了準備。
二、房改工作
1.住房子系統數據調整工作
住房子系統是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十二五”期間推廣的重點項目之一，是大慶油田職工住房制度改革的數據依據，按照集團公司統一部署，住房子系統要實現職工人員情況及油田住房情況的動態管理。2013年，系統共有業務人員1048人，油田職工人員數據445582條，小區173個，樓房數據4590條，其中包括礦區直管3083條，住房數據195505條。
2.住房子系統業務人員的培訓工作
針對油田實際情況，將全油田業務人員的集中培訓，改為分單位小班培訓。這樣既使業務人員直觀提出并解決實際工作中出現的問題，又能夠加深本單位內部業務人員的橫向交流。截止2013年11月底，深入基層辦班9次，培訓業務人員近500人。
3.93-98企業提前退休人員住房補貼發放工作
根據油田公司人事部《大慶油田解決企業內部提前退休人員待遇問題實施方案》有關精神，結合《大慶油田職工住房分配貨幣化實施方案》相關規定，按照油田公司領導要求，完成1993－1998油田內部提前退休人員的住房補貼發放工作。此項工作共涉及補貼人員13259人，補貼資金近2300萬元。由于此類人群的特殊性，在補貼發放前，需要協調油田公司人事部門、穩定部門以及離退休管理部門，對涉及補貼人員的基本情況進行詳細的核實，確定基礎數據準確，補貼發放無誤。
4.企業引進博士(后)住房政策落實工作
從1999年開始，為促進高層次急缺人才的引進，油田公司(管理局)出臺相關政策，給予引進的急缺專業博士(后)特殊住房待遇。目前此類住房政策需要落實。涉及落實住房政策的15名博士(后)及配偶(共計30人)，其中有12戶屬于無房職工，在無房職工中有6戶夫妻雙方均為油田職工，共涉及補貼資金42萬元，截止2013年底已發補貼金額近23萬元。按照企業目前房改政策可以順利解決。有另外6戶涉及非油田企業，需要與大慶市房改辦協調解決。可能發生的資金總額需要與大慶市政府部門調查了解后，方可統計。有3戶屬于有房職工，共涉及補貼資金6.4萬元，已全部發放完畢。其獎勵住房還需由房產辦公室協調解決。
三、愛國衛生工作
1.成立愛國衛生組織機構，認真編輯各項規章制度
成立愛國衛生工作領導小組，制定《愛國衛生工作制度及辦法》、《愛國衛生執行標準》及《公共衛生事件專項應急預案》，包括例會制度、學習培訓制度、工作制度、愛國衛生工作制度、除四害工作制度、宣傳工作制度、政策法規工作制度、除四害藥具調撥發放制度、藥具倉儲保管制度、科技管理工作制度。應急預案包括發生食物中毒應急措施和發生病媒生物傳染病的應急措施，并有針對性的制定了油田各級單位衛生工作任務分解及食堂、食品行業檢查細則，以便部署、檢查、落實各級單位衛生工作任務。
2.積極與市政府愛衛會溝通，強化監督油田各級單位落實“門前五包”責任制
伴隨著研究成果不斷豐富而來的，卻并非是對該領域的研究日益透徹。恰恰相反，該領域的研究日益呈現出一種“不可測化”的傾向，眾多學者似乎日益表現出對于“預測及控制”的力不從心，甚至已經有學者認為對于行動進程的預測與控制幾乎不可能實現，我們能做的只有適應進程的變化而已。吉登斯、貝克（UlrichBeck）等人甚至質疑現代社會管理能力的有效性以及社會科學研究的最終效用。盡管意識到了該領域研究的艱難性，仍有為數不少的社會學研究者孜孜不倦地將精力與熱情投入到這一議題的研究之中。因為歸根結底，對于社會運行進程的預測及對其中未預結果的前瞻與控制是社會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難以割舍的抱負與期盼。而且，該領域的確也不時出現若干令人振奮的研究成果。閻耀軍先生的專著《社會管理的前饋控制》，正是這樣的成果。閻耀軍先生在社會預測預警領域已經進行了長時間的探索和研究。大約在六年前，他已出版了兩本相關專著：《社會預測學基本原理》和《現代實證性社會預警》，分別對于科學的社會預測的理論與方法實踐進行了細致闡述。在這兩本書付梓之際，他即言明，該領域的研究僅有理論與方法尚不充足，還需有相應的應用技術；僅有預測與預警還不完全，還應有對未來結果的預控。而他最近出版的這部《社會管理的前饋控制》，正是對社會預控理念與技術缺失的回應。該書直面的正是目前該領域研究中的“不可測”傾向。其要回答的問題是“對社會進程的預測與控制究竟是否可行？”作者的觀點是只要我們“創新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社會控制方式”，[10](20-22)那么對于社會的預測與控制就應該是可行的。而在閻耀軍先生看來，該領域改革與創新的核心點，就是建立新的“社會管理的前饋控制”模型和科學的預警工具。
二
社會預測的核心難點為何？對于這個問題，默頓認為，社會性行動的五方面因素導致了各種不可測、不可控的未預結果的產生，1.忽視，即相關知識的缺乏。2.失誤，即行為的誤差，特別是基于過去經驗所導致的誤差。3.對直接利益的迫切需求所導致的“主動忽視”。4.基本價值，即引導行動者的特定指導價值。5.預言作用，指對于現實的論斷（不論真假）本身就會成為現實的一部分，并反過來對現實產生影響。總體而言，默頓是從行動者以及預測者本身的局限性角度來探究這一問題的。默頓的這一思路后來遭到了吉登斯等人的反駁。吉登斯認為默頓忽視了行動者及預測者的“認知能力”（knowledgeability）與“意圖性”（intentionality）的重要性。他認為，我們應當在對行動者的意圖進行明確區分的基礎之上明確復雜的人類行動中的各種行為模式，并在此基礎上嘗試進一步分析。在此意義上，盡管我們自身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仍然存在，但我們可以盡量嘗試將這種局限性降低，從而對行動的發展進程進行某種預測。從某種程度上說，閻耀軍先生順和了吉登斯的思路，其所提出的“前饋控制”方法的核心也正是將各類社會行動模式化，并在此基礎上基于對大數據的分析與監控，從而期望實現對社會行動發展的預測。該著從三個角度對這一思路進行了闡釋：1.阻礙前饋控制得以建立的四重障礙、三大瓶頸；2.應對阻礙的方法：建立“社會風險模擬器”及其一般模式；3.在一般模式指導下的具體實踐應用。“前饋控制”原本是科學實驗中的一個術語，指的是“事先分析和評估即將輸入系統的擾動因素對輸出結果的影響，并將期望的管理目標同預測結果加以對照，在出現問題之前就發現，事先制定糾偏措施，預控不利擾動因素，將問題解決在萌芽或未萌狀態”。[10](28-29)簡而言之，實際上就是通常所說的“防患于未然”。對于社會發展進程中可能出現的危機，應對方式通常有“應急”與“預警”兩種。前者屬于反饋型控制，而后者屬于前饋型控制。在閻耀軍先生看來，有四重障礙阻擋了前饋控制的發展，即社會預測和預警的困難性、危機預報的自風險性、危機事件的長周期性和為官執政的短期性、政績考核制度不完善。而在前饋控制的發展中，預警工具的科學化是一個關鍵要素，但受到三大瓶頸的制約，分別是評估工具科學化問題、組織體制和運行機制問題及集成化創新問題。在這樣的制約下，傳統制度模式的前饋控制機制很難真正建立并發揮作用。閻耀軍先生認為，解決這一問題的核心就在于如何真正建立起一個對于不同類別社會行動的動態、切實并盡可能完備的預警模式化工具，從而實現社會預警的科學化。他給出的答案是開發“社會風險模擬器”。這一概念是從國外的“政策模擬器”和“軍事作戰仿真模擬”演化而來，主要包括兩個層面：對社會風險的識別及有針對性的政策推演。為此需要結合社會風險問題進行建模和仿真，通過多種情景下的社會風險問題起因研究，以及多主體的社會安全內在機理研究，提出具有科學性和可信度的理論分析模型并據此建立社會管理的前饋控制模式。一般化的前饋控制模式需要遵循三大原則：即以監測預警和風險評估為前提的原則（或超前預測原則），預警預報和預案啟動制度化鏈接原則（或未萌先動原則），依賴可操作性的技術支撐體系的原則（或操作務實原則）。與之相對的，前饋控制的一般模式由三大模塊構成：擾動因素預警模塊、預警預控連鎖模塊、擾動因素預控模塊，三模塊按流程相連，從而形成了一個動態控制過程。一般意義上的理論建模只是工作的一部分，社會學者真正關心的是這樣的研究技術究竟能否以及如何作用于現實社會。閻耀軍先生在本書的后半部分介紹了在一般模式指導下的三個具體應用案例。分別是：對我國社會穩定施行前饋控制的嘗試；在我國工作中的應用研究；在我國民族關系管理中的應用研究。
三
人類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社會進程，這實際上是社會學界長期以來爭論的問題之一。以科爾曼（JamesS.Coleman）等人為代表的自信者相信我們可以“設計”（design）這個社會，也有一批學者感嘆社會現象的復雜性與因果關系的難覓性。我們究竟能否看到甚至設計我們前方的道路，這既是公眾對社會科學研究者的一個質詢，也是學者們不應回避的詰問。閻耀軍先生用他的這本新著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自己的回應。更為可貴的是，他不僅從社會學角度出發，更是結合眾多新興的學科和理論，如耗散結構論、協同論、自組織理論、突變論等，以及數學、計算機等其他學科的方法，從而有了一個區別于前人的獨特的研究進路。不過，由于這一領域研究的復雜特性及科學探索的本質屬性，也使得這種進路本身同樣會帶來許多值得思考和討論之處。
1.解決主體局限性的大數據的可靠性問題。
為了解決默頓等人所擔心的行動及預測主體的局限性問題，閻耀軍先生采用的解決辦法即是對眾多數據資料的統一分析，從而在某種程度上克服“人”的局限性。在計算機技術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的今天，此思路確為可試之路。但是，該思路的一個核心問題即在于整個建模、分析、預測所依賴的大數據的可靠程度究竟如何。這涉及兩方面的數據：一是客觀的，但卻常常充斥爭議的數據，比如當下中國的官員切實收入、中國各類宗教的信眾人數、各種歧視性疾病（如艾滋病、甲肝等）的確切患者數等。在社會分析及預測領域，越是這種爭議性的數據越是對未來的發展起核心作用。但如果這些數據本身的可信性就不強，又怎能基于此而對未來進行預警呢？二是主觀指標，比如在建立民族關系預警模型中使用的“大民族主義思想”“、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少數民族自由滿意度”等指標。這些指標本身所包含的含義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區即有很大不同，因此在大規模數據收集過程中，如何有針對性地進行操作也是需要考慮的問題。
2.社會預測的反身性問題。
利納雷斯在繼承默頓的“自證預言”思路的基礎上，明確指出了由于預測的加入，社會行動本身就會變成以每次預測為節點的非直線型行動。每次預測以及預測所看到的問題，結合行動中業已出現的問題，都會對行動本身產生影響，從而使未來的發展產生不可預知的后果。而這一點，實際上恰恰是社會預測本身蘊涵的一個吊詭問題。因而對社會管理的前饋控制研究，或許也應該考慮到社會預測本身通過對政策的作用對于未來的發展究竟有何影響。
3.預測結果的定位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產險業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但因其自身特點和外在因素的影響，發展速度大大低于壽險業。
如何實現產險業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是當前產險業的首要問題，筆者認為以拓展社會管理功能作為突破口，采取產品創新與推廣策略尋求發展目標。社會群體間的經濟關系可以分為生產、交換、分配與消費四個環節，和民事侵權關系，產險業可以從調整這五類社會關系人手，通過產品創新與推廣，找到實現發展的策略。
拓展社會交換關系管理功能的產品策略
社會生產要有持續性，產險業在維護社會生產的持續性方面具備管理功能：在風險事故發生后，能夠及時提供經濟補償恢復生產，從而維護社會生產關系的穩定。從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兩類保險產品值得從業者關注：
（一）農業保險產品創新策略。我國是農業大國，2001年農業生產總值為1.46萬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5.2％，農業人口7.％億。目前我國農業生產仍然停留在靠天吃飯的階段，農業生產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為農民的社會保障制度在延續，一旦農業生產中斷，相當部分的農村人口將不能獲得溫飽，進而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
我國農業保險規模小，發展速度緩慢，經營效益較差。2001年全國農業保險保費收入4.16億元，賠款支出3.29億元，賠付率79.08％，且業務集中在中國人保和新疆兵保兩家公司，其他公司農業保險業務量很小，甚至有的公司根本不開辦農業保險。因此，產險公司應創新開發農業保險與農民家庭財產、意外傷害等效益較好的系列產品擴大農村保險的規模和保障范圍，更好的發揮產險行業在維護農業生產穩定方面的管理功能。
（二）巨災保險產品推廣策略，瑞士再保險公司對全球20世紀主要巨災損失的統計，巨災風險的發生頻率逐年上升，每次巨災的損失程度在加大。地震、臺風、洪水是我國面臨的主要巨災風險，對社會生產秩序和人民財產生命安全威脅程度較大。
巨災風險可能沖擊產險公司償付能力，甚至會導致公司破產因此產險公司在開發巨災保險產品時，關鍵要建立良好的風險分散機制。一方面通過積極參與國內分散機制。一方面通過積極參與國際再保險市場，靈活運用多種再保險產品分攤巨災保險產品的承保風險，另一方面積極參與國際資本市場，通過發行巨災債券等保險衍生產品分散風險，從而進一步推廣巨災保險產品。
拓展社會交換關系管理功能的產品策略
市場經濟是交換的經濟，但因為市場本身的缺陷交易可能受阻，這一現象被稱為市場失靈。市場失靈導致了經濟效益的損失和社會福利的減少。
產險業具備管理社會交換關系的功能，能夠通過產品創新與推廣，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信息不對稱導致的市場失靈：
（一）產品質量保證保險推廣策略。產品質量保證保險有利于樹立產品信譽，消除買方關于產品質量信息不對稱而對產品銷售產生的負面影響。為進一步推廣產品質量保證保險，產險公司還可針對某些生產資料開辦質量保證保險，進一步拓展產品質量保證保險的范圍，
（二）保證保險與信用保險推廣簧略。此兩個險種有利于消除資金借貸雙方或產品交易雙方因為交易對手資信狀況的信息不對稱而導致的市場失靈，維護社會交換秩序。目前，我國保證保險和信用保險的規模較小，但發展速度較快。2001年我國保證保險的保費收入規模為4.32億元，同比2000年增長132％。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個人消費信用，特別是住房、汽車等消費信用和進出口信用將迅速發展，產險業可以針對這兩類信用開發相關產品，推進社會資金借貸交易的順暢進行。
拓展社會分配關系管理功能的產品策略涉及社會分配的公平與人道主義的要求，是社會管理的內容之一。《保險法》修訂后，我國財產保險公司可以經營人身意外險和短期健康險，具備了調整社會分配關系的管理功能，在風險事故發生后，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補償被保險人的收入損失。產險公司應根據市場細分，針對不同消費群體推廣不同類型的健康保險產品，實現管理成本與經營效益的適當統一。
一是向有較高醫療保障程度的社會群體，如國家公務員、自然壟斷行業從業人員等，推廣津貼型健康保險產品，保障這部分群體在出現疾病后的收入損失。二是向具有一定醫療保障程度的社會群體，如企業工人等，推廣具有高免賠額（率）的、保險金額較大的費用型健康保險產品。三是向廣大農村居民推廣免賠額（率）較高，保險金額較小的費用型健康保險產品。
（三）拓展社會消費關系管理功能的產品策略。拓展社會交換關系管理功能的產品策略同樣適用于拓展社會消費管理功能。另一方面，產險業可以根據現代社會居民的消費特點來確定產品創新與推廣策略。目前需要關注的是家庭財產保險產品的開發與推廣。家庭財產保險是保障耐用品和房地產消費的有效措施，具有促進消費、推動內需的管理功能。2001年我國家庭財產保險保費收入18.88億元，占整個財產保險保費收入的2.74％。目前我國居民消費的熱點是商品住房，產險公司可以抓住這一機遇，推出商品住房保險“套餐”，一是開發住房相關的財產保險產品，特別是要開發設計具有承保房屋內部裝修財產責任的保險產品：二是開發與住房相關的責任保險，如水管破裂造成他人財產損失的責任等等，三是開發住房購買者特別是貸款購買者的意外、健康等一系列的保險產品。
拓展民事侵權關系管理功能的產品策略
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對民事侵權關系的調整是維系社會正常秩序，促進經濟發展與社會福利提高的必要手段。法律上，對民事侵權行為的賠償主要分為三類：經濟性的賠償，主要指對被侵權者工資損失、醫療費用的賠償，非經濟性的補償，主要指對被侵權者生理和心理痛苦的補償，懲罰性的賠償，主要針對侵權行為施動者輕率行為的懲罰。但是，如果單純由侵權行為施動者承擔賠償，一旦侵權行為施動者不具備賠償能力，那么被侵權人的權益就難以得到保護，法律的權威性也受到影響。責任保險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保證對被侵權者的經濟賠償，在調整民事侵權關系過程中具備管理功能。目前我國責任保險規模占整個產險業的規模的5％左右，以湖北省為例，2003年1-9月份責任保險規模僅占整個產險業規模的4.24％，而在保險業發達國家，責任保險一般占產險業規模的20％以上。借鑒發達國家保險市場發展經驗，責任保險的推廣有四個主要方面；產品責任、雇主責任、汽車責任與公眾責任。產品責任保險在綜合考慮免賠額（率）的前提下，要擴大責任保險范圍，將家電產品、建筑材料，甚至某些食品納入到保險范圍中來，雇主責任保險，產險公司應針對民營企業勞動密集型比重高、成本核算控制嚴、勞動安全保障措施較差的特點，開發免賠額（率）較高，保障范圍和程度適中的雇主責任保險產品，以民營企業作為對象大力推廣汽車責任保險，是我國財產保險中的主要組成部分，隨著法律制度中關于無過失責任界定范圍的擴大和醫療成本的增加，應該適當提高第三者責任保險、車上人員責任保險的保險金額。
黨和國家提出了要改革和創新社會管理體制，并明確了在社會管理創新中“法治保障”要求。那么，社會管理創新需要從以下兩個方面推進，首要方面是理念的更新，另一個是方式方法上的轉變。當前社會管理的方式存在一個顯著的矛盾性發展，即管理設備與技術越來越先進，然而管理手段卻依然像過去那樣粗放與粗暴，暴力執法經常被人們所詬病。究其原因是，雖然社會管理設備的性能是提高了，但我們在社會管理理念上卻沒有與時俱進，作相應的調整與轉變。如，我們早就提出了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但是有些管理者和執法者缺乏嚴格依法辦事的精神，把法律當作管理老百姓的工具，某法律對自己的管理工作有利則要依法執行，如果對己不利則放置一邊。他們仍然沒有從最為根本的觀念上進行轉變，對社會管理法治理念存在諸多誤區。中央已提出要用法治思維武裝領導干部和管理者的頭腦，要用法治方法化解社會矛盾，但由于法治理念未及時更新，尚未來得及對社會管理法治的支撐要素做出相應的調整。而社會管理法治理念的及時更新，則為社會管理創新提供動力與引導，促成社會管理創新內外部動力的一種及時回應，這種回應反過來又會促進社會管理創新穩步推進。
二、法治理念更新是社會管理創新的先導
前已述及，我國現階段社會管理創新需要理念的更新及社會管理方法與方式的轉變。理念的更新是首要的，這是因為理念更新是行動創新的先導，人們的思想和眼光決定人們的行為選擇。一個沒有法治思維的領導干部，很難想象他在解決所遭遇的社會管理問題時會想到用法律解決問題;人們具有不同的法治理念，就會對社會管理中的問題與做法有不同的認識，就會形成不同的法治實踐效果。在目前社會管理創新不斷推進的進程中，我們必須樹立與之相適應的現代法治理念，以全新的思維與眼光來體察社會，認識自己，以避免在社會管理創新過程中發生重大偏差，把社會管理創新引向歧途。實現民主和善治是社會管理創新的目標，為此，我們必須要嚴格依法辦事，依照法律和制度管理社會;而這需要一種全新的社會管理法治理念的指引。哈耶克指出，“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動中都受到事前規定并宣布的規則的約束”。①換句話說，政府必須要法律的框架內活動，其社會管理的權限和職責必須由法律授予，在社會管理過程既不能越權、也不能濫用權力、更不能怠行職責;要形成“權為民所授”、“權為民所用”，以及權力的行使由人民進行監督的意識與氛圍。如果在社會管理創新中還固守原來的理念，如“權大于法”、“把法律作為管理和控制社會的國家”、“不嚴格依法辦事”等，將會把社會管理創新引向歧途，無法達到社會管理創新的目的。
三、法治理念更新是規范和保障社會管理權力的需要
社會管理政策的決定者和執行者均具有一定的權力，因而存在著社會管理權力侵害相對人權利的可能性，這已被現實中大量實例所證明。因此需要對社會管理權力進行必要的規制，其實規制也是一種保障。為達到規范和保障社會管理權力的目的，需要進行兩個方面的工作:一是對社會管理人員進行法治理念教育，用正確的法治理念能夠武裝其頭腦，使社會管理者樹立依法行使權力和注重保障相對人權利等正確的社會管理的法治觀，遠離與排斥超越職責范圍行使權力、濫用權力、侵害相對人權益的行為。二是將正確的法治理念具化于具體的社會管理制度和機制中，使社會管理的各項制度與決策能夠體現現代法治觀的要求，能真正保障公民權利。對社會管理相對人而言，具備正確的法治理念也非常重要。社會管理創新必須要保護相對人合法權益，這當然要求管理人員在進行管理活動時依法而為和自我克制，也需要相對人對法治理念的接受與理解，才能在權益被侵害時具有依法維權的意識，能采用合法方式維權，這樣才有利于社會和諧與穩定。
四、市民社會的良性成長需要全新的法治理念
在我國改革開放以前，政府是社會管理的唯一主體，包括人們的衣食住行等在內的社會生活各個方面均由政府統一安排和管理。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市場經濟的逐步完善，我國的經濟與社會均發生了深刻變化，經濟發展是日新月異，社會結構日益多元，人們的訴求更加多樣，利益格局日趨復雜。傳統的“全能型政府”、由政府大包大攬的管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顯，已越來越不能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社會管理模式進行變革和創新是呼之欲出。于是，國家權力逐漸從一些領域退出，逐步構建起職能范圍適度、組織規模適中的政府，在管理中是提供引導、指導與服務。
五、政府職能轉變及法治政府的建立需要更新法治理念
我國傳統的治理模式是以行政機關為主體，采用強制命令等行政手段進行社會管理。一方面政府大包大攬，包打天下，另一方面政府應負責的公共職能卻長期履行不到位;一方面政府承擔一些不該管也管不好的社會事務，另一方面應該由政府履行的一些社會管理職能卻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這說明倚重行政手段的傳統社會管理模式是弊端叢生。經濟市場化、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市民社會的生成與發展等社會結構的變化促使政府要轉變職能，要求變革傳統的“一元化”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打破政府發號施令、群眾被動接受的單向管理方式;我們要順應社會結構發生的新變化重新為政府定位，形成多元多維、社會協同的社會管理新格局;形成公民人人參與管理，服從管理，并從中受益的格局。這需要全新的法治理念，建立法治政府，政府需依法治理，不能越權、不能濫權、更不能怠行職責。公民需要依法參與管理活動，依法享有權利履行義務，最終，在社會管理中充分體現民主，使社會管理成為政府與公民之間雙向的互動的活動，政府與公民達到真正意義上的合作。
六、結語
涂爾干認為“社會是一個實體，借助某些特有的和必然的因素而形成的自成一體（suigeneris）的存在”。在他看來，社會不是從我們的手中鍛造出來的，而是一個外部世界，我們想要生存下去必須遵從于它。那么這種“自成一體”的實在是如何形成的，哪些特有的和必然的因素使社會這種實體“自成一體”的呢？為何其所具有的特性又讓我們要遵從于它？在涂爾干看來，低等社會與高級社會凝聚起來的動力機制是不同的，前者依靠情感紐帶，后者依靠勞動分工。處于低等社會時期的集體類型相當發達，個人類型還在初生階段，社會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所有群體成員的共同情感和信仰組成的。“社會成員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總和，構成了他們自身明確的生活體系，稱之為集體意識或共同意識。它是作為一個整體散布在整個社會范圍內的，但這不妨礙它具有自身特質，也不妨礙它形成一種界限分明的實在”。然而，高等社會里的凝聚與前者不同。在高等社會中個人依賴于構成社會的各個部分，社會是由一些具有特別而又不同職能的部門，通過相互確定關系結合而成的。低等社會的社會結構是由彼此相似的同質環節共同構成的體系；而在高等社會形態中，分工為社會提供了凝聚力，而且也為社會確定了結構特性。他引用了生物學關于生物有機體的觀點來描述社會各個要素之間的合成：各個要素和部分就像每個器官在有機體內既聯系又相異，通過特有的組合方式將比較簡單的有機體相互結合起來構成規模較大的團體，從而使比較復雜的有機體不僅成為可能，而且必然產生出來。
社會便是由不同部分化合而成但又不同于其組成部分的特殊實體，它是“自成一體”的存在，而普遍存在于社會各處的固有“存在”被稱為“社會事實”。了解涂爾干對待社會及社會事實的態度，能夠有助于更好理解當前社會管理中的“社會”概念。首先，涂爾干把社會事實當作“物”來考察，認為社會事實是與物質之物具有同等地位、但表象形式不同的“物”。從性質上看“物”支配著個人意識，形成于個人意識之外。雖然他并不否認個人的意愿、意圖和行為對于社會進化所產生的影響，但社會事實絕非心靈的產物，與觀念對立開來。另外，社會事實作為“物”不僅外在于人，而且于人而言會產生強大的影響力。社會現象的基本特征在于從外部對個人意識施加壓力，這種壓力很大程度上表現為一種約束力，它以社會規則的形式表現出來，這種約束使得個人在面對管理他的力量時表現服從。
涂爾干的“社會觀”影響了他對社會科學研究的態度。首先，社會生活來自一種把個人的意識結合起來而加以改造從而產生新的存在形式的特殊加工，社會事實也不是各個獨立事件的簡單加總，而是存在于個人之外，其屬性并不寓于個人之中而是外在于個人的現實，它有別于依靠個人意識而存在的心理現象。所以社會事實作為物具有不以人的精神狀態或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性，在理解和分析它時必須擺脫事前的預判和主觀判斷。另一方面，社會事實作為物與觀念對立，“其本性所決定了它作為我們進行學術研究的唯一可靠論據”。其次，社會具有一種無形的強制力量，個人難以反抗。在人們所處的共同環境中，有某種力量使之傾向于同一個方向，這種力往往由超越于個人的社會環境中的共同思想、信仰、習慣和傾向所表現出來，它的大小決定了人們的行為方式。社會“力”的意義在于承認集體的行為方式或思維方式是存在于個人之外的，個人需要適應于這種外在于人但具有約束性質的力量。在面對社會時，個人的愿望和意愿必須遵從于它。
二、讓“社會”回歸到社會管理研究
涂爾干的觀點對于社會管理研究具有兩個方面的意義：首先，社會事實是“物”，社會管理研究需要將各種社會現象看作是外在于個人現實的事物來進行研究，任何預先的判斷和脫離社會事實的觀念都是需要否定的。同時，在社會管理的研究中，雖然可以利用統計數據的規律性來表現某種外在于個人的集體傾向，但是這種傾向不是簡單地由單個個體的總和，而是一種化合而成的特殊綜合體，它不是個人的簡單相加的總和。雖然由個人的結合而形成的體系，但這個體系則是一種具有自身屬性的特殊實在，具有新的心理個性。所以當社會管理研究趨向于個人、組織或單個的社會部門及其功能時應該把握這一要點，在看待某種社會現象時要了解其產生是與孤立地出現于個人意識中的現象完全不同的新現象，它作為一種社會事實存在于產生了它們的社會本身之中，而不存在于這個社會的局部之中，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屬性。另外，在進行社會管理研究時應該意識到社會運行中那只“看不見的手”。社會存在著一種力量，以它支配個人的方式證明它并不是從屬于個人，它以自己的運行方式而對個人施加影響。運用這種力，社會可以自發的調節個人和組織，個人所需的一切都來自于社會。需要指出的是，引入涂爾干的觀點并不是為了說明個人在社會面前無能為力，而是在社會管理研究時留意社會具有的這種外在于人的獨特力量，它以不依賴個人意志為轉移的行為方式和判斷方式行事。社會管理研究中一個主要矛盾即為試圖改造和管理社會的主觀需要和社會作為自成一體的實在所具有客觀性之間的矛盾。
在當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背景下，社會穩定被視為國家繁榮的保障，社會管理研究試圖解決以政府或者第三部門為主體來對社會進行秩序化的管理和改造問題。社會管理試圖通過各種手段來對社會生活進行手段以達到其目的。但是，無論運用何種方法來達到社會管理的目的，都應該將社會看作是超越個人且不可分割的整體。在進行社會管理研究時應當重視涂爾干對于社會生活和社會事實的描述，社會作為“自成一體”的整體不僅僅保持了外在于人的運行規律，而且自身有一種“力”，我們要想生存于其中，就必須遵循社會的運行規律，認同這種“力”對我們的影響。這有助于克服社會管理研究中過分夸大政府或第三部門對社會的調節管理能力的傾向。在研究當前社會管理中存在養老問題、社會分化問題、貧富差距、城鄉社會矛盾等問題及其原因時，應該承認其作為社會事實的存在所具有的客觀性和整體性，在觀察社會現象時拒絕先入之見，探求其本身的性質。
1.1社會管理創新的信息化成效
信息化在推動社會管理創新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信息化提升了公共服務水平，提高了政府部門的科學決策能力和社會服務能力，比如通過構建數字化的城市管理平臺，通過網絡系統就可以隨時掌握社會動態信息；其次提升了統籌城鄉發展水平，有效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通過信息技術可以縮小城鄉之間的差距，通過為農村地區安裝電話、網絡等指導農村經濟發展，了解農村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時幫助農村進行社會管理。
1.2信息化背景下的社會管理創新存在的問題
1.2.1信息基礎設施比較落后，公共資源共享性差
基于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員專業技術等因素的影響，導致政府部門開發信息資源的力度不夠，其主要表現在：一是政府信息資源透明度不高，基于傳統思想的影響，很多政府部門不愿意公開相應的信息，影響人們對政府工作的監督與評價，以最近網絡中出現的“多地車主向31市申請公開停車收費依據及錢款去向”為例，我國大部分地區的政府部門給與不答復或者模糊回答的方式應付，遠遠不能滿足社會對政府信息需求的要求；二是信息基礎設施建設不完善，一些基礎部門仍然采取的是傳統的手工工作模式，比如對當地居民信息的登記管理仍然是采取手寫記錄，紙質檔案保存的形式，這樣的方式存在主要是因為我國對基層信息化建設的支持力度不夠。
1.2.2政府工作人員的水平與業務能力障礙
造成政府部門缺乏信息化社會管理創新意識缺乏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政府工作人員對信息化的認識與應用能力不足產生的：首先政府工作人員認為信息化工作會對自己的工作產生不利的影響，將自己的工作暴露在社會公眾的監督之中，會影響自己的工作效益，甚至一些政府管理者為了獲取灰色收入而不愿意進行信息化建設；其次對信息化產生的價值存在認識不足的現象，在大數據時代背景下，信息化建設已經成為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但是一些人員卻意識不到信息化的社會價值；最后政府工作人員存在懶政現象，他們安于現狀不愿意學習信息化知識。
1.2.3安全問題
信息化建設的最大問題就是安全問題，做好安全問題是保障信息化建設的重要手段，在政府部門的信息化建設過程中要重視安全問題，做好安全問題，基于政府部門的公共管理職能，導致一些不法分子常常利用網絡技術手段通過網絡渠道竊取國家重要機密或者給政府部門制造消極的影響。我國政府信息化建設處于起步階段還缺乏專業的人員與技能，因此在信息安全方面還存在許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2完善信息化背景下社會管理創新的具體對策
2.1做好頂層設計，建立綜合數據平臺
政府機構要緊緊圍繞創新管理模式，構建服務型政府的原則，做好社會管理工作的頂層設計：一是要站在全局角度對社會管理工作進行科學的規劃與論證，認清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以及制定出具體的解決辦法，并且落實工作責任制度，將責任落實到具體的崗位、具體的人，從而形成科學的社會管理組織架構；二是大力構建信息技術設備，實現“省、市、縣（區）、街道（農村）”的四級聯網，并針對當前社會基礎信息與上級信息對接不暢的問題，要積極通過信息資源整合實現資源間的相互傳輸；三是擴大政府資源的共享，避免出現資源的充分建設。當前社會管理工作要充分利用信息技術，實現“網格化”管理，整合社會各種資源，實現大數據的集中管理，有效解決重復建設的社會管理模式。
2.2實現政府信息公開透明，完善互動溝通渠道
隨著人們應用網絡技術的不斷提高，我國網民數量逐漸遞增，網絡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政府部門要加強政府信息的公開透明度，通過公開信息不僅可以緩解民政關系、化解社會矛盾，消除人們對政府工作的誤解，還可以實現公民參政問政，提高公民參與社會管理的積極性，并且為社會管理工作提出一些建議，提高政府公眾決策的科學性與利民性。具體措施：一是推行電子政務。政府部門要大力構建“網絡政務大廳”，實現社會管理與服務的一站式辦理，提高為民服務的效益，比如內蒙古通過構建社區綜合服務系統，實現了政府多職能業務事項集中到社區便民服務站辦理，擴大社區的代辦事項，大大獲得群眾的贊許；二是拓展信息化的應用范圍。政府部門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技術積極開展黨務信息網上公開、項目投資網上公開、群眾訴求網絡上訪等，實現社會管理的網絡化管理。
2.3健全信息網絡安全防范，提升社會管理效率
基于當前政府信息存在的不安全因素，政府部門要從加強信息安全環節入手，通過有效的技術措施和制度方式構建文明、健康的虛擬社會，首先要加強對網絡市場的監管，制定完善的網絡發展規劃，營造良好的網絡使用氛圍，整個社會要充分以“中國互聯網安全大會”為契機，打造安全、健康的網絡環境；其次要加強對政務信息安全監管中心的建設，對于涉及到國計民生的社會基礎信息要定期進行安全檢查與評估，并且提高安全監管部門的設備與技術，防止被不法分子所侵入破壞；最后多渠道培養懂信息化技術的社會管理人才。高校要加強對社會管理專業人才的信息化教育，提高他們應用信息化進行社會管理的技能，同時政府部門在招錄公務員時也要加強對其信息化技術水平的考核，在滿足基本要求的同時要側重考量它的計算機應用能力。
2.4建設法治政府
（一）薈萃人才，凝聚智慧，為社會管理提供優質的人力資源。統一戰線系統開放，人才會集，聚集了社會各領域的優秀代表。知識密集型人才在社會管理中的作用舉足輕重。統一戰線充分發揮他們的“智囊團”、“人才庫”優勢，引導其充分發揮在社會管理和改善民生中的作用，調動他們參與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承擔相應的社會管理職能。
（二）參政議政，建言獻策，為社會管理提供強大的政治資源。各派、團體，各階層和各界人士，在參政議政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發揮統戰代表人士在各領域的優勢，通過深入基層、深入實際、深入群眾，了解群眾在想什么、盼什么，最需要向黨委、政府反映什么，從而掌握社會真實情況，謀發展之路，獻良言實策，不斷提高黨和政府在創新社會管理上的科學化水平。
（三）機構完善，覆蓋廣泛，為社會管理提供系統的組織資源。統一戰線形成了以政協為代表的愛國統一戰線組織，囊括了各方面的代表人士，發揮著的強大的系統功能。各類別同時建有相應的組織系統，形成了縱橫交錯、覆蓋廣泛的統戰組織網絡。此外，隨著社會各種元素不斷分化和重組，不同社會階層、利益群體及社會成員組成了新的社會組織，這樣將統戰工作的范圍大大擴展。如此強有力的組織網絡化資源，也為社會管理創新提供堅強的組織保障。
（四）匯集力量，形成合力，為社會管理提供豐富的社會資源。由于統一戰線覆蓋廣泛的特點，因此社會資源極其豐富。統一戰線通過密切聯系和吸引海外僑胞及華人、港澳臺同胞、新社會階層人士和其他人士，激發他們投資興業、教育辦學，開展公益活動，促進經濟、文化和社會的繁榮發展。
（五），體諒包容，為社會管理提供有力的協調資源。在當前形勢下，社會關系比較復雜，仍然存在諸多不穩定因素，社會矛盾凸顯。通過協調處理政黨、民族、宗教、階層、海內外同胞等關系，掌握各方面的動態，，體諒包容。通過平等溝通、細致引導和誠摯服務，化解矛盾，減少不穩定因素。
二、統一戰線服務社會管理的方法和路徑。
（一）提高統一戰線成員自身管理，提升統戰成員參與社會管理的主動性、實效性。統一戰線服務社會管理主要通過人實現的，在實施過程中要充分調動統一戰線成員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一方面要激勵成員提升參與社會管理的熱情。另一方面要強化統一戰線成員的自身管理。
（二）完善派參政議政職能，發揮派的建言獻策、民主監督作用。一是要重視派的參政議政、建言獻策，在收入分配、教育公平、醫療保障等方面廣泛調研，如實反映民情，做好社會管理的基礎性工作。二是要重視派聯系廣泛的優勢，拓寬渠道，加強界別聯系與團結。三是要重視派的民主監督職能。
（三）加強非公有制經濟領域工作，引導非公有制經濟人士飲水思源、回報社會。要依托各級工商聯組織開展好非公有制經濟領域的統戰工作。注重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思想引領，引導他們飲水思源，回報社會。（四）關注新社會組織的統戰工作，促進新社會組織奉獻社會意識的形成。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中涌現出了一批較傳統組織形態有別的各類新的社會組織，如民辦非企業單位、社會團體、基金會等，覆蓋教育、衛生、文化、科技等各領域。統一戰線依托行業協會，聯系新社會組織成員，加強溝通，有效指導，通過各種渠道和方式促進新社會組織服務社會意識的形成。
（五）注重開展民族宗教的服務和管理，實現民族團結、共同繁榮的良好局面。切實做好少數民族社會服務管理，要緊緊圍繞“共同團結進步，共同繁榮發展”這一主題，關心關注少數民族工作，做好少數民族政策的宣傳，實施少數民族“幫扶解困”工程。要切實引導宗教界營造積極健康、崇尚和諧的氛圍。
（六）協調海內外同胞關系，增強海內外同胞的歸屬感、向心力。一是要以活動為載體，密切海內外同胞的聯系，將聯系聯誼作為統戰工作的重要抓手。二是要充分利用海內外統戰資源，增強華人同胞的歸屬感和向心力。三是為歸來投資的海內外同胞事業發展打造便利條件，多服務，服好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