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4-08 11:4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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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任務，就是要對”企業拖欠“這一現象產生和發展的原因，它對微觀經濟活動和宏觀經濟運行的影響，在經濟波動中所起的作用等問題進行定性與定量的分析，并對處理三角債問題的基本思路與具體做法，進行較深入的探討。
本文所討論的對象，是以企業財務報表當中的“人欠貨款”為數量界限的企業間債務。由于缺乏債務拖欠時間、企業債務中拖欠部分比例的數據調查，我們主要通過對企業間債務總量的分析來展開討論。除中國統計年鑒中的資料之外，我們還利用了兩個樣本數據，一個是國家統計局提供的“37萬家鄉以上工業企業”（以下簡稱37萬家）統計資料，另一個是工商銀行搜集整理的4000家大中型企業（其中絕大部分是國有企業，以下簡稱4000家）的統計資料。
一、企業間債務的一般原理
1．1企業間正常信用關系的經濟基礎：最終產品銷售前景
從基本理論層次上說，企業之間的債務，無論是怎樣發生的，屬于社會總流通手段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現代經濟中最經常使用也是最主要的交易手段是以國家信用為基礎、由政府貨幣當局發放的貨幣。但交易手段并非必然是由政府發行的，信用手段也不僅僅局限于政府信用或國家信用。從歷史上看，紙幣的最初形態是私人之間的信用票據以？quot；銀行券；而另一方面，商業票據，也就是企業之間的債務憑證，至今仍然是中介企業之間交易活動而廣泛使用的一種交易手段。在企業之間交易中，賣方根據對買方產品銷售前景的信任（這是信用的基礎），對其實行一定時間內的“賒銷”，買方則在一定時間之后再支付貨款，在市場經濟下是一種普遍存在的信用關系。
從個別企業的角度看，企業間債務取決于對債務方產品銷售前景的預期與信任，而從宏觀經濟的角度看，企業間債務的存在，取決于對最終產品（投資物品、消費物品以及出口產品）的銷售前景的預期。在現實中，多數企業之間的交易所涉及的只？quot；中間物品”；多數企業生產的也并非最終產品，或者（如鋼材）并不用作最終物品的目的，而是中間物品（鋼材并非用作投資的目的，建設廠房，而是用作原材料，加工出其他物品）；但是從經濟活動的全過程來看，只有最終產品的購買能夠由貨幣實現，中間產品的價值才能夠以貨幣形式實現；假定最終產品的購買是必須用貨幣實現的，①中間產品的價值也就可以最終由貨幣來實現支付，實現只不過需要一定的時間間隔。因此，企業事實上是以最終產品的銷售前景為信用保證，賒？quot；中間產品“。
由此可以看出：從整個經濟的角度看問題，企業之間的正常的信用規模，取決于”最終產品“的市場需求規模；一切對總需求（最終產品需求）產生影響的因素，都會影響到企業正常信用的規模。這也就意味著，企業間債務狀況，與宏觀經濟運行的狀況是密切相關的。這些基本關系在我們分析企業間債務與宏觀經濟波動的關系問題時十分重要。
1．2總交易量與兩種不同的交易手段
雖然企業間債務最終一般還是要由貨幣來進行支付或結算從而完成交易的全過程，但在一定時間內（在一定的觀測時點上），一國在一定時期內存在的未付商業票據的價值總額，就是在這一時期內由商業票據為中介的交易活動的總額；企業債務的存在表明在一定時期內已經實現交易的商品，有一部分不是由貨幣中介的，而是由企業間商業信用中介的。公式（1）表達這一關系：
（1）PT＝MV＋D
式中P代表物價水平，T代表交易總量（實物量），M代表貨幣量（政府信用），V為貨幣流通速度②，D為在本期內發生的未支付的企業間債務（增量）。等式右邊的總和表示的是以一定速度流通的交易手段或信用手段的總額。
在有的情況下，經濟現實中的企業間債務會達到或接近某種最大值，雖然還了舊債之后還會再欠新債，但總量基本穩定下來，不再增長（D＝0），社會交易總量PT和經濟增長規模的變化，就主要由貨幣量M和其流通速度V所決定。這是人們通常忽略商業信用存在而只注意研究貨幣量變動的作用的原因。
但是，相反的情況也會發生，即：給定貨幣量和流通速度，企業間債務增加，經濟活動的規模（PT）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這一重要關系是本文，特別是在后面幾節里所要討論的主要問題。
1．3企業間債務總量無限增長的可能性
假定在一個封閉的經濟中（沒有進出口），也無需向政府交稅，只有工資（各種個人收入）是必須用貨幣支付的，只有消費品是必須用貨幣購買的（在假定工資只用于消費的前提下，這兩個假定是等價的）；所有中間物品以及投資物品都可以在支付相當于工資成本的那一數量的貨幣之后，用企業間債務的手段進行交易。我們就有了一個極限性質？quot；乘數”，即工資成本與總銷售額的比率的倒數。這一乘數與總貸款額的乘積，就是企業間債務的理論極限值。
而且，這一極限值并不是債務總量的極限，而只是債務增量的極限，因為這里的乘數是本期的工資成本與本期總交易量的比率。這就意味著，如果企業可以不還舊債的話，企業間債務的總量是可以無限地增長下去的，每年都可以增加不超過極限值的一部分債務（這也可以構成一？quot；穩恒態“，steady－state）。這時，要想使企業間債務增長速度放慢，唯一的辦法就是增加貨幣的供給從而使可支付工資和消費品購買力規模下降并因此使整個經濟活動的規模縮小。
這一極限值對于任何一個現實經濟來說都顯得”太大“，實際債務增量總會小得多。這其實不說明別的，只是說明，人們是”還債的“，企業間的交易并不是只靠相互欠債，企業間信用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在任何情況下接受的信用，一個企業也不可能無限地欠債不還再無限地借新債。
因此，問題歸結為，人們為什么要還債和企業之間為什么不會無限地借債？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說，這無非是因為欠債和被欠債都是有成本的，而及時還債和不過多向外借債是有好處的。
1．4企業間債務的微觀行為分析
現在暫時假定我們將要討論的企業都是”預算硬約束“的（下一節再放松這一假定），來看一下對于這樣的企業來說，它借給別人債時和欠別人債時所考慮的各種因素。
（1）債權方。作為債權人，進行賒銷對他的主要好處是與客戶保持長久的交易關系從而保有市場；同時也是為了避免生產過程的波動所帶來的成本。在經濟不那么景氣的時候繼續給老顧客們發貨并給他們一些信貸，也能使生產持續不斷的進行，避免今天停產、明天再重新組織起來而引起的”生產重組成本“。
當然，這樣作是有代價的，最基本的就是付出隱含的資金利率。一般說來，在商定的時間內，企業間債務是沒有利息的，在各國實踐中，發生債務拖欠時一般也沒有利息懲罰（見Alrandariandschaffer，1995）。隱含在企業間債務中的利息通常表現為提前支付或直接用現金購買時賣方給予買方的價格折扣。如果發生”拖欠“，債權人除了利息損失加大之外，還可能發生資金周轉的困難，影響自己正常的生產經營。因此，當一個企業允許另一些企業延長還款時間的時候（明知對方要拖欠，還是發貨），可以視為一種”讓利“行為或”降價“行為，是由于產品滯銷或市場需求下降的時候企業不得不降價銷售，降價部分就相當于允許拖欠時額外讓出的利息（相反的情況是”搶手貨“得先支”預付款“）。一般說來，企業不會無限地讓不還債的人繼續賒購下去。別人長期拖欠不還債，債權人卻還繼續發貨，這種無法用正常經濟原因解釋的特殊情況當然只能由特殊的體制因素加以解釋（見下一節）。
債權人長期拖欠債務，債權人一方還會發生”追債成本“：派人出去追債本身是費時、費力、費錢的，而且在對方”耍賴“的情況下有時還得作出的債務減免之類的”讓步“；同時，債權人積極要債，可能使人們認為他自己的財務狀況不佳，影響自己在市場上的形象與信用。這是所謂”消極債主“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見BeggandPortes，1992）。這些成本會從債權人一方阻止債務的無限增長。
（2）債務方。從債務人的角度看，他超過付款期拖欠債款的好處當然是多占有了一部分利息，更可以在無法獲得銀行貸款的情況下，擴大自己的”靈活性“，沒錢也能繼續投資、繼續生產，或將自己的資金周轉用于別的用途，”一塊錢當作兩塊錢用“。但拖欠債務的代價是落下”不講信用“的名聲而使以后再借債發生困難。在商業信用極為重要的經濟環境中，為了占一點利息的便宜喪失信用是很不值得的。這是市場經濟中不到萬不得已企業總是盡可能及時還債的基本原因。
1．5企業間債務的規模與貨幣量（銀行貸款）的相關關系
企業間債務的增長和規模與貨幣量之間存在著復雜的關系。
一方面，貨幣越多、越便宜，大家越沒有必要相互欠債；而當政府采取宏觀緊縮政策的時候，貨幣供給量越少，企業之間相互拖欠會變得越嚴重。但是在另一方面，根據前面第1．3小節的分析，貨幣量越多，企業以貨幣為基礎所能創造出的企業間信用也會越多。就單個債務人的角度看，它越是能夠獲得較多的貨幣（銀行貸款），它就越是可能更多地欠債，別人會因為相信它可以較容易地獲得銀行貸款而較為放心地借債給它；從債權人的角度看，如果他可以較容易地獲得貸款，他就可能不那么積極地去”要債“，因為別人所欠債務雖然多一點，他仍可以從銀行借到錢維持生產的正常進行。從整個經濟的角度看，人們都是在一定量的貨幣基礎上”創造“企業間信用，貨幣量越多，以此為”準備金“所能創造出的企業間債務的規模就可以越大。
從統計經驗上看，西方主要市場經濟國家中企業間債務與企業貸款規模的比率一般為一比一（Rostowski，1994）。我國目前企業間債務與企業貸款的比率總的來說還較低，約為67％，所以債務增長還有”余地“。從個案情況看，當企業間債務與貸款比率較低的時候，債務仍會增長；當這一比率接近于一或大于一的時候，債務增長的速度明顯下降，企業本身也開始積極清理債務。這是值得引起注意的一個關系。
1．6債務總量與債務增量
企業債務總量是指到某一時點為止經濟中全部未支付的企業間債務的總和（比如我國1995年末存在的8000億企業間債務），是一個存量概念；企業間債務增量是在一定時期內新增加的債務量（比如1995年一年間我國企業間債務增加了2000億元），是一個流量概念。
在一定時期中，企業會還舊債欠新債。新債是在本期發生的，但只要它沒有超出還舊債的數量，債務總量沒有增加，就可視為沒有發生新增債務，因為還舊欠新？quot；還”的過程使用了貨幣，相當于用貨幣進行交易，沒有用新增債務來中介本期的交易。正因如此，只有本期新增的債務，才與本期的經濟活動相關；其他債務存量屬于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
但是，企業間債務的存量與增量是相關的：就一般趨勢而言，給定其他各種條件（包括宏觀經濟政策），企業間債務的增長速度會隨著債務總量的增大而發生遞減；存量相對于整個經濟活動以及貨幣總量的規模越大，增量的相對規模會越小。原因就在于，從宏觀的角度看，企業間已有的債務越多，建立在一定貨幣基礎上的信用關系越是脆弱，新的信用創造余地越小。就個別企業來說，欠債越多，再借新債；或者別人欠的賬越多，自己財務越難以再維持生產，進行更多？quot；賒銷“。
因此，盡管我們并不知道在現實中企業間債務的實際極限是什么，但是由于以上兩個小節所分析的種種原因，我們可以期待：給定貨幣供給的增長率（政策），給定經濟的增長速度，企業間債務的增量隨總量的擴大而遞減（若貨幣供給增長率發生較大變化，債務增量會突然以較大幅度增長），至少，債務與交易總量的比重會發生遞減。
企業間債務不會無限地增長，這個理論上的結論對于分析現實中債務的增長變動情況，也許是有用的。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在宏觀政策發生變化、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的初期，債務增量數額很大（見表1，主要工業企業的數據）；但在這之后，隨著債務總量的進一步增大，債務增量下降，增幅遞減，而不是每年保持同樣的增長幅度。1988－1989年實行宏觀調控后主要企業間債務增量與工業總產值的比率從1987年的0.76％猛增至1989年的3.98％，但隨后逐步下降；1993年貨幣政策和宏觀經濟形勢發生變化之后，企業間債務與工業總產值的比率從前一年的0.3％一下子猛增至14.63％，但在1994年這一比率已經下降至10.91％，債務增量的絕對值也開始下降。
二、中國現階段企業間債務增長的特殊原因
2．1經濟體制轉型時期企業間債務正常的”體制性增長“
國有企業的一個基本體制特征是”預算軟約束“。但這并不意味著國有企業就一定相互拖欠債務。在傳統的計劃體制下，企業僅與中央計劃當局發生”垂直的“經濟聯系，企業之間并不發生直接的財務往來，交易的支付直接通過統一的銀行帳戶進行劃撥，所以并不會發生所謂”三角債“現象。只有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當中，當集中計劃的經濟體制已經解體，生產經營決策權已經下放到企業，企業與企業之間發生橫向財務關系的情況下，”三角？quot；才會發生。這就是說，“三角債”是“改革了的國有企業之間發生的債務拖欠”現象。在現實中，所有實行體制改革的社會主義經濟，都發生了“三角債”從無到有、迅速膨脹的問題，就可以說明這一問題。
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在轉軌時期，企業間債務總額的增長，在一定程度上屬于經濟“貨幣化”、“信用化”的一種正常現象。我們稱這種因體制變化所引起的企業間債務增長為“體制性增長”。我們當然很難確切地在統計上確定已經發生的企業間債務中有多少屬于體制轉軌時期的“體制性增長”（在本文后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忽略這個問題，但仍請讀者注意到這個問題的存在），但我們應該當作“問題”加以對待的只是超出正常的“體制性增長”的突發性“膨脹”或“額外增長”。
2．2國有企業的特殊問題
國有企業“預算軟約束”的體制特征決定著企業間的債務，可能會大大超出“預算硬約束”條件下的債務水平。這是對于國有企業間債務過度增長的一個最基本的體制原因。這一基本原因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國有企業本身享有“國家信譽”的背景，借債較容易。法律上說，國有企業是國家作為所有者和債務人的“無限責任公司”，只要國家“不破產”，企業的“信用等級”就總會好于別的企業。這是人們較容易借錢、借債給國有企業的原因，無論它們是否欠債不還。從這個意義上說，國有企業債務，一定程度上具有與法定貨幣同樣的性質。
第二，在歷史上，國有企業一般不會破產，虧損由國家補貼。財務狀況不好的企業仍要生存下去，債務也就必然不斷增加，不會因破產清償而被勾銷。不能破產，企業欠債就沒有了最后的懲罰，債務的增長也就會“無所顧忌”，不良企業吃整個經濟的“大鍋飯”，占用盈利企業的資金，無法實現優勝劣汰和資源的有效配置，最終也會將盈利企業拖垮。
第三，在歷史上，企業債務增加后，國家銀行注入新的償債資金“清理三角債”（1986年以后國家曾多次為清理三角債注入資金），更增強了人們對國有企業債務有國家作保證的預期。
正是在這種特殊制度背景下，國有企業之間的“三角債”很容易膨脹，超出企業自身的償債能力；而且，國有企業事實上能夠通過擴大企業間債務拖欠，擴大其事實上的“購買能力”，從而導致總需求的膨脹或減緩總需求縮減的速度。國有企業間“三角債”，在一定程度上相當于“企業以國家信用為背景自主先導發行的準貨幣”，也是貨幣發行“倒逼機制”的一個組成部分（見樊綱，1994，1995）。
假定D為企業間債務總額，ΔM為國家銀行事后為“清欠”而注入的貨幣，則
式中的m可以定義為“企業間債務引致貨幣供給的系數”。假如“為清欠三元債務注入一元貨幣”，則m的經驗值為3。
國家銀行“注資清欠”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人們對國有企業間債務行為的預期并因此而影響到目前與今后一段時期中企業的行為。國家銀行注入的資金越少，或者所承諾注入資金減少，m的“預期值”（Em）越低。理論上說，Em越低，“預算約束”越“硬”，企業間相互拖欠的數額會越小。所以，企業間債務在理論上是“預期貨幣供給系數”的函數：
（3）D＝f［Em］
任何經濟中企業都存在著一定程度的預算軟約束。國有企業與其他企業在體制上和行為上的差別，就在于Em較高從而拖欠行為會較為嚴重。但這并不否定同樣是在國有經濟條件下，Em仍會是一個可變的量，并且可以在一定范圍內作為政府的一個政策變量。這一點在理解解決企業間債務拖欠問題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2．3企業為什么被嚴重拖欠時還會繼續“發貨”
中國國有企業在被嚴重拖欠的情況下還會繼續給予其他企業“發貨”并繼續進行生產，除了前面所說過的（A）為了保持與客戶的長期關系，（B）為了防止生產停頓之后發生“生產重組成本”等一般性的經濟原因，以及（C）企業“預算軟約束”這一基本的體制性原因之外，還有以下一些較為具體的經濟原因與社會原因。
（1）為了能發放獎金與增加福利。對于國有企業來說，現行體制是，工資、獎金的發放和利潤提留取決企業是否在本期內有“銷售額”；而只要產品已經發出，就算作發生了“銷售”，就可以動用企業現有的資金或者有資格向銀行借款發工資、發獎金、提福利、提留利潤進行各種支出。企業可以不關心自己的實際財務狀況被債務人拖垮（在預算軟約束條件下，債權人對于借出債務的風險考慮也會小得多），但總是會出于管理者和工人的現實利益（不是所有者的利益）而關心是否發得出工資。因此，只有當企業間拖欠已經使企業可動用的資金（包括自有資金和銀行可能的貸款額度）“用完了”的時候，企業即使繼續生產也不再能發工資的時候，企業才會有較為強烈的動機，停止在收不到貨款的情況下還繼續發貨。
由此可見，在國有企業的體制條件下，企業間債務的增量，會更接近上一節所說的“理論極限”－－只有“工資成本”構成對企業間債務增長的限制。
這一因素，并不是在任何時候、任何企業都一直起重要的作用。在高漲期之后、緊縮剛開始的時候，許多企業還有利潤、也還有現金，還能發獎金，這一因素的作用就大些；一般地說，對于有利潤、有現金的好企業，這個因素的作用總會大一些，而對于其他一些企業，當問題已經是沒有現金、發不出工資的時候，這個因素當然談不上多大了。
（2）為了獲得更多的銀行貸款。在現行銀行體制下，國有銀行在分配貸款指標的時候，執行一定的產業政策標準，其中重要的一個標準就？quot；企業的產品有市場“。在這種條件下，只要能夠”發貨“，無論是否收得到貨款，企業都似乎更便于證明自己的產品有市場，以此作為申請貸款的理由。
（3）為了”社會安定“。作為國有企業，不可避免地承擔著一些國家的社會職能。別人欠債不還，企業到頭來會拖欠工人的工資。但據企業管理者和地方政府官員的解釋，即使這樣，只要生產還在進行，工人每天能有事作（同時企業和政府承諾以后一定補發工資），也比工人無事可作要更有利于社會穩定。這也構成”不付錢也發貨“的一個重要原因。
2．4其他體制缺陷的作用
至今為止的研究成果表明，源自國債和赤字的財政風險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國債余額和赤字分別占當年GDP的比重；二是政府的隱性債務和或有債務狀況。2002年3月，財政部在向人大做的2001年決算和2002年預算的報告中，明確公布了國債負擔率和赤字率兩個指標。2001年中央財政赤字2598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2.7%，債務余額15608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16.3%。從這兩個指標來看，與國際上許多經濟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相比，財政風險并不是很大。從政府的隱性債務和或有債務來看，現有國內的研究成果和國際組織、經濟學專家對中國的研究成果表明，這部分債務占GDP的比重約為75～125%左右（世界銀行：1998年，劉成：2000年）。將這部分債務進行國際比較，隱性及或有債務的指標也不是很高。以美國為例，大致與我國公布的國債負擔率和赤字率同一口徑的聯邦債務率，目前在50%左右，1993年底的聯邦債務大約為3.2萬億美元，但是如果考慮隱性債務，聯邦債務幾乎是官方數字的3倍（哈維·S·羅森：《財政學》）。國內的研究成果反映，許多國家政府隱性及或有債務規模都很大（劉成，2000年），與此相比，中國政府的財政風險并不是很大。
上述的判斷已經基本形成共識，無論從官方公布的數據，還是經濟學界研究的成果，可以說已經為人所認識的政府赤字和債務表明，盡管隨著債務的擴大，財政風險在積累，但是短期來看風險不大。
二、沒有認識和計算的政府財政赤字
首先，需要從基本概念說起。重溫什么是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現代經濟學、財政學理論中的定義是，財政赤字是政府支出大于收入的數量。當政府形成財政赤字時，它就必須向公眾舉債來支付其款項。為了借債，政府需要發行債券，即用以承諾將來償還的一種借據。政府債務指政府借款總額或累計額。理解赤字和債務的關鍵點在于：政府債務是政府應付款的存量，而財政赤字是政府支出大于收入而形成的新債務流量（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宏觀經濟學》，第16版）。我國自1993年起，規范了財政赤字的彌補辦法，即全部由發行國債來彌補赤字，而不準許向銀行借款和透支，自此上述定義完全可以適用于我國。
按照上述的定義，我們從下面的表格數據中會發現一個重要的矛盾和問題。
表1我國1998年以來的財政赤字、國債規模與增長率一覽表
對于上表中的數據要做如下說明：表1中的財政赤字和國債的絕對量是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匯總后的數字，即不是中央財政赤字，國債中包括中央代地方發債的數量。另外，1998年和1999年的赤字數口徑與2000年、2001年有不可比之處，原因是前兩年的赤字中不含國債的利息支出，自2000年起，每年的國債利息支出改為列入財政支出，作為財政赤字。如果按照1998和1999年的赤字口徑計算，將形成表2的情況。
表2按可比口徑計算的財政赤字及增長率
從上述兩個表的數據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矛盾，財政赤字與政府債務呈現反向變化，即財政赤字的增長率自1999年起明顯趨于降低，2001年甚至是負增長；而國債的增長率卻呈現提高的態勢。下面圖形反映的更為直觀。
圖1赤字增長率與國債增長率
對于這個矛盾如何解釋？從理論邏輯推理來看，國債發行的總規模包括彌補當年赤字和當年需要還本付息的數額，如果國債總規模扣除還本付息的數額后，彌補當年赤字的國債數應該與財政赤字數額大體一致。我們看一下表3。
表3扣除還本付息后的國債數額與財政赤字的比較
注：為了計算和比較的方便，小數點后四舍五入，不影響基本結論。
從表3中可以看出，歷年的扣除還本付息后的國債數額都明顯大于當年的財政赤字數額。那么這些差額應如何解釋呢？顯然，國債只能用于彌補財政赤字，按照基本的理論概念，我們只能推斷，在年度的國債發行總額中有一部分赤字沒有反映在財政赤字總額中。那么哪些國債沒有反映為赤字呢？我們分析的結果是，由中央政府代地方政府發行的債務，反映在總債務規模中，但是這部分地方政府債務背后的財政赤字卻沒有反映在赤字總規模中。詳見表4中的數字對比。
表4地方政府債務與表3中差額的比較
從表4中看到，除了2000年的差額數小于中央代地方發債的數額外（對此目前筆者還沒有很好的解釋答案），其余3年的差額數均大于中央代地方政府發債的數額。筆者認為，從理論上講，中央代地方政府發債，實質上就是中央代地方政府打了赤字。這些赤字肯定沒有記入中央財政赤字，關鍵的問題是它們有沒有作為赤字在地方預決算中進行計算和匯總。我國歷年來的地方財政匯總都是收支平衡或略有結余的，從來沒有赤字。這里存在兩種可能的情況：一是中央政府代地方政府發債的數量根本沒有作為地方政府的赤字計算；二是已作為地方財政赤字計算后，地方財政匯總是平衡或結余的。從前面分析和表4的情況推斷，筆者認為第一種情況的可能性很大，根據對財政機關的官員調查，證實了筆者的推斷。由于地方債務計算在債務總規模中，而地方債務彌補的赤字沒有計算為地方財政赤字，因此年度的政府債務總規模就大于了財政赤字規模。
如果上面的推斷成立，那么我們可以得出兩個相互有聯系的結論：一是目前我國公布的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匯總后的財政赤字沒有包括地方財政赤字，因此公布的赤字數和赤字占GDP的比重可能被低估了；二是地方財政的平衡或結余是虛，而存在赤字是實。
三、財政的風險將出在缺乏有效管理的地方政府赤字和債務
為什么不將地方發債計算為地方財政赤字？首先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預算法》的約束。我國《預算法》中規定，地方財政必須實行收支平衡，不能出現赤字。排除近年來基層財政的債務等情況不說，僅就中央代地方發債而論，由于這筆債務的償還主體是地方政府，即債務人是地方政府，其實質應作為地方政府的財政赤字。如果因為《預算法》規定的原因，將地方政府債務不明確作為地方財政赤字，這勢必會人為地縮小國家財政赤字的規模。其次，與目前政府預算會計實行的是收付實現制，而不是權責發生制有關。由于收付實現制是以現金的實際收付作為確認當期收入和支出的依據，在這種記賬基礎下，財政收支只包括以現金實際支付的部分，并不反映那些當期雖已發生，但尚未用現金支付的政府赤字和債務。這樣既不利于準確地反映地方政府財政的整體狀況，更不利于防范財政風險（“我國預算會計制度的深化改革”，政府會計權責發生制課題組，2002年第5期《財政研究》）。
從目前的地方政府財政狀況看，我國許多地方政府尤其是中西部的地方政府可能將長期存在赤字和借債情況，這就需要各個地方政府在財政預算中對赤字及引發的債務實行嚴格和科學的管理，如同中央財政對中央債務的管理一樣，要有相應的管理機構和一套專門的管理和運作辦法。據
我們2001年對江蘇、陜西、山東、浙江、遼寧等省的初步調研，目前許多地方政府已經對其自身的政府債務管理引起了高度的重視，并采取了一些管理的辦法。但是，由于預算法及現有預算會計管理制度跟不上新產生的政府借債融資的情況，多數地方政府的做法是將債務的借與歸還在預算收支表的線下進行反映，財政廳（局）內也缺乏專門人才進行債務籌劃和管理。
另外，地方政府的債務歸還問題也需要引起高度重視。中央債務多數是通過借新債還舊債的方式歸還的。地方政府沒有舉債權，目前中央轉貸給地方政府的世界銀行部分貸款已到期，許多地方各級政府是通過當地的稅收、收費、以及出售政府資產來歸還貸款。對于中央代地方發行的國債，投資有效益的項目，其收益可以作為還債的資金來源，但是有相當多的投資項目只有社會效益，恐怕還債的資金主要還是來自當地的稅收或收費，或者采取出售政府資產、借新還舊進行運作。總之，地方政府在債務的歸還上，與中央政府相比，其可操作的空間相對有限。這就更加提醒我們要關注地方財政的債務風險，既便目前僅就中央代地方發債這部分債務總量大約在1700～2000億左右（不包括縣、鄉基層財政的債務），規模不是很大，但其積累的速度和由于體制、法律約束而造成的管理空隙，值得引起高度重視。否則，在中央財政風險不大的“高枕”上“無憂”，地方財政的潛伏風險一旦突發，帶來的將是整個國家財政的風險。
四、建議
根據以上分析和結論，為了防范財政風險，特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修改《預算法》。由于近年來預算管理辦法和體制的實際變動較大，現有《預算法》中的一些條款規定脫離了實際預算管理活動的需要，使得這些法律成為建立規范的新的管理制度的桎梏。規定地方政府要作到財政收支平衡、不準出現赤字就是比較明顯的例子。為了增強地方財政收支的透明度，建立規范、嚴格的債務管理制度，防范地方財政風險，乃至整個國家的財政風險，應該對《預算法》中的相關條款進行修改。最起碼，中央代地方的發債應體現為地方財政赤字，并且在中央與地方預算匯總時，這部分地方財政赤字也應計算在內。
發行規模是影響流動性的重要因素。例如,，1992年，加拿大固定收益基準債的發行規模增加后，交易量比例也相應提高。對新發債券的發行規模和買賣價差作以具體比較，表明發行規模的增加會導致買賣價差的相對縮小。
（2）到期期限分配
政府在新發債券的期限選擇上要考慮到平衡點。一方面，如果新發債券的期限沒有滿足投資者的期望，那么后者就會要求一個額外的收益率溢價作為補償，這會提高政府的融資成本。另一方面，如果新發債券的期限過多，那么每一期的規模就會減少，從而降低流動性，而投資者所要求獲得的流動性溢價也會提高政府的融資成本。
國債市場品種期限結構安排應該考慮國債價格的波動性以及不同投資者的風險厭惡程度。投資者對風險厭惡的程度不同，體現在對收益率曲線上不同位置國債品種的偏好。風險厭惡程度較高的投資者多選擇短期品種，風險厭惡程度低的投資者多選擇期限較長的品種。市場中投資者的風險偏好程度千差萬別，即使同一投資者在不同時期，風險偏好也會因為其資產負債結構的變化而發生改變。期限品種結構豐富的市場，能夠在不同程度上滿足投資者的多種需求，投資者能夠隨時實現在不同品種上的投資轉化，因而市場表現活躍，流動性就好。反之，如果市場中期限結構表現不均勻，缺乏某些期限品種供投資者選擇，當國債投資者希望改變投資組合的風險系數時，投資品種的轉化無法及時實現，投資者只能采取延遲交易或通過其他市場滿足需求的策略，市場的流動性必然受到影響。
在這一點上，G—10國家似乎遵循了相似的道路—大多數國家試圖將發行期限結構分布在四個區域：短期（1年或1年以內）、中期（1至5年）、長期（5至10年）、超長期（10年以上）。具體見表2。由于近年來許多國家的赤字和債務水平呈現下降趨勢，相應減少了期限種類并提高了平均發行規模。例如從1992年開始，加拿大將固定利率付息債券的發行集中在四個關鍵期限（2年、5年10年和30年）并相應提高基準債券的發行規模。美國也停止了3年期債券的發行以適應融資需求的減少。大多數國家通過定期對已存在的債券進行續發行（Reopening）以建立更大規模的基準。
在上述國家中，一種或多種關鍵期限的新發債券被作為基準，也就是說，這些基準債券作為宏觀經濟指標被追蹤或作為相關債券的定價參考。由于新債券的付息利率更接近于市場利率而價格接近于面值，這簡化了債券久期的計算及為稅收和會計目的而進行的債券本金利息的拆分，因此，投資者傾向于將其作為對沖或短期交易工具。此外，發行規模中相當大的部分是被活躍的交易人如一級交易商（而不是被為持有而購買的投資人）所持有，從而確保了基準債券的流動性。
短期國債在貨幣市場發展方面具有獨特作用，一般而言，富有流動性的短期證券更容易滿足金融機構的流動性需要，投資者持有、銷售短期國債以及為債券投資組合交易融資的風險較小，成本較低[6]。通常短期債券是定期發行的，季度內每次發行額大致相同，這便于投資者形成穩定的預期和投資決策；而季度之間每次發行額有所不同，它是根據季度國庫收支預測決定的。除定期發行外，發達國家偶爾還不定期地發行期限在13周以內的債券，即現金管理債券，以滿足國庫支出的臨時性需要。由于現金管理債券是不定期發行，因此其籌資成本高于定期發行的短期債券。見表3。
注:愛爾蘭、奧地利和葡萄牙很少發行國庫券，但這幾個國家發行商業票據。盧森堡發行規模太小，此處忽略不計。
（4）指數債和本息剝離債
應該說，在經濟波動頻繁或高通貨膨脹的環境下，實現中長期債券市場發展的目標相對困難，而指數聯結債券則是此種情況下較好的解決辦法。一般來講，發行指數聯結債券主要有以下目的：一是在政府的資產比例和現金流和通貨膨脹相連的情況下，可以提供內部資產的對沖工具；二是和普通債券相比，付息成本的波動性較小，從而有助于平抑預算贏余或赤字的規模；三是為市場提供了多樣化的投資機會，促進了流動性和市場效率的提高。應該說，指數債券的發行一方面與債務管理的總體目標相一致—即以最低成本和可接受風險籌集、管理和償還債務，另一方面為也為政策制定者和市場參與者提供了真實的收益率參考和一個可以防范和分散風險的有效工具。
二、市場結構
（1）一級交易商系統
在政府債券的現貨市場，很多國家采用了一級交易商制度（PD）。央行或財政部授予PD參加一級市場招標和央行公開市場操作的權利，并在二級市場上承擔做市義務（如在某種程度上確保流動性）。另外，PD還承擔在一級市場報價和向央行和財政部報告的義務。在英國，PDs還承擔指數聯結債券市場的做市義務。當交易商之間競爭變激烈時，買賣價差變窄從而促進流動性。但是，過度競爭會通過對買賣價差產生向下的壓力而影響交易商利潤，這會銷弱其做市功能。因此，在一級市場上提供給PD的獨占利潤在某種程度是二級市場流動性的補貼金，否則很難達到社會的最優化水平。基于此，PD制度的設計試圖綜合考慮交易商競爭的益處和維持做市功能之間的平衡。
（2）透明度
政府債券市場的信息包括多種層面：通常是價格或交易量，包括交易前信息（報價或指令招標規模）、交易后信息（合同價格或交易量）；信息公開范圍（向交易商還是面向公眾）；信息公開頻率和時滯（是實時還是定期公布）。從上述層面考察，現貨交易客戶市場的透明度最小，期貨市場的透明度最強，現貨交易商間市場居中。
在G—10國家中，與一級市場透明度相關的突出特點是招標時間表和發行條款提前幾天或更多時間公布。在這些國家中，預發行交易（When—Issued—Trading）十分活躍。預發行是指政府債券在招標前（或緊隨招標）清算前出售。所有的交易商能在投標前視情況對發行額進行分配，從而有利于加強一級市場的深度，招標前分配的機制有助于開發二級市場的功能，促進價格發現，從而提高招投標的準確性。總之，這種交易制度有利于做市商測算對發行特定債券的可能需求,從而有效管理風險。同時，有助于做市商提前檢驗新發債券的真實價值并參與市場主導定價，會使買賣價差縮小，從而提高一級市場招標價格決定機制的效率及二級市場的流動性。
（3）做空機制
市場參與者的賣空能力有利于提高債券市場的流動性。當交易人持有空頭時，他們必須在清算日前補齊頭寸。如果做空機制缺乏會提高做市成本，導致流動性減少。G—10國家中普遍具有促進政府債券賣空的政策和機制。一方面，所有國家都存在回購市場，交易上能夠通過買入或逆回購獲得所需債券而不對存貨管理產生不利影響。其次，在大多數國家都具有對交付失敗的規定，如果交易商不能按期交貨，僅付一定的賠償金就可推遲交付。第三，在大多數國家，政府在某種債券短缺時可通過增發或短期借券（lending）滿足市場需求。
（4）交易機制
發達國家主要證券交易場所的交易機制設計雖然有很多差別，但總體上看，可分為指令驅動和報價驅動的交易機制。指令驅動（ORDER—DRIVEN）機制又稱為競價交易機制，其特點是買賣雙方直接進行交易，或通過經紀人將委托指令傳遞到市場的交易中心進行撮合交易。競價交易又分為集合競價和連續競價兩種方式。我國目前上交所和深交所的交易機制是指令驅動。報價驅動（QUATE—DRIVEN）機制又稱為做市商交易機制，其特征是證券交易買賣價差均由做市商報出，交易者通過做市商的買賣價差達成交易。這一制度的優點是能夠使交易在合理的買賣價差內保持連續性，一般采取連續報價的方式。另外還有一種混合型交易機制，指在電子撮合的基礎上，做市商主導部分時段或證券品種的交易機制。如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的專家制度。
政府債券市場交易機制的安排，其目標在于保證市場的流動性、透明度、穩定性、高效率以及低成本。這些目標都是政府債券市場健康運行的基本前提，然而各目標之間存在方向性和政策措施上的矛盾，使管理者很難同時實現上述目標。因此，交易機制目標的協調與選擇方式不同，對市場效率、尤其是市場流動性會產生重大影響。
由于國債市場債券數量多、品種復雜、價格和實際利息的計算復雜，難以實現標準化的交易，因此場外市場（OTC）成為發達國家國債交易的主要場所。美國、英國、德國等發達國家和東南亞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的政府債券主要在場外市場進行交易。從廣義上講，場外市場是指交易所之外的所有證券交易市場形式。目前存在的場外市場交易機制主要包括單純的做市商制度、做市商與指令報價機制結合的形式以及交易者之間直接進行詢價的形式。目前，做市商雙邊報價機制是場外市場最主要的交易機制。場外交易具有不受交易網絡覆蓋面限制和交易成本低的特點，適應國債發行規模大和品種多的特點，同時為中央銀行進行公開市場操作提供了平臺。
三、稅收問題
交易稅如印花稅被認為是外部成本，由于這類稅收會對市場流動性產生負面影響，因此許多國家對政府債券市場采取交易稅收免除政策。但是，利息稅的預扣政策在許多國家仍存在。這類稅收從不同的途徑增加了交易成本。例如，如果對換手率很高的政府債券預扣利息稅，買方和賣方之間就要對真實的利息進行調整。這種調整增加了操作成本和利息的機會成本，從而進一步提高交易成本。如果納稅實體和非納稅實體之間存在差異待遇，市場就會被分割，導致債券在不同持有人之間定價的差異。由于考慮到交易稅對市場流動性的不利影響，絕大多數國家僅對交易欠活躍的個人征收預扣利息稅。
政府債券市場發展的方向與途徑
從世界各國的經驗看，政府債券市場發展的方向應是深度、流動性的市場，而提高市場流動性的途徑主要包括：
1．滿足基準債的市場需求
政府債券為投資者提供了無信用風險的儲蓄和對沖工具。考慮到投資人對時間的不同要求，政府債券應將發行期限集中在四個區內—短、中、長、超長，并合理調整各區的權重。為確保每個區的流動性，有必要保證其余額足夠充分及基準債券的發行規模足夠大（至少和投資者的偏好數量相匹配）。同時，為建立更大規模的基準債，對已經存在的品種進行增發是十分必要的。
基準利率是指金融市場利率體系中具有普遍參照價值，并對整個金融市場利率體系的變動趨勢起先導和示范作用的利率。。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調控意義上的基準利率需要具備可控性、可測性、相關性等特征，而金融市場上的基準利率則需要具備穩定性、相關性和公信度高的特點。從國際金融市場發展的一般規律來看，有資格成為金融市場基準利率的只能是那些信譽高、結構合理、流通性好的金融商品的利率，而市場上最具備這一特點的利率就是國債利率或國債收益率。所謂基準國債是指流動性好、價格波動小、收益率為市場普遍接受，能夠為市場定價提供參考的國債品種。由于基準國債的利率接近市場均衡利率水平，因此能夠很好地滿足投資者對沖風險和調劑短期資金頭寸的需要。當市場中基準國債在各個期限中分布均勻時，市場的整體定價效率就會得到提高，不同品種之間的套利更容易進行，有利于價格的穩定。
G—10國家中，除日本以外，其他10個國家都進行增發操作。盡管增發的一般目標是提高基準債券發行的可替代性，但美國的情況似乎不同于其他9國。在美國，即便是基準國庫券不存在替代能力問題，增發操作也照常進行以提高基準債的規模。
另外，預先公布發行計劃和招標條件也會減少做市商和交易人對一、二級市場供求預期的不確定性。同樣這也是執行預發行交易的先決條件。
2．交易的競爭性結構
不論是做市商制度還是交易所市場的撮合驅動，保持一個競爭性的結構對提升市場流動性都是至關重要的。做市商之間的競爭會縮小買賣價差，而交易所之間的競爭會使一種特定產品的交易更集中在一個交易所。總之，不論是做市商之間還是交易所之間以及兩者之間的競爭都會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信息披露的效率，從而提高市場流動性。在上述競爭性的市場框架下，理想狀態是市場參與者具有在不同特點的市場間選擇的自由，而過多的市場分割無疑會降低流動性。
3．市場參與者的多元化
具有不同的交易動機和投資動機的市場參與者多元化在促進市場流動性方面也是十分重要的。市場參與者多元化并不必導致市場分割。例如，可以通過加強監管來增強流動性，如限制特殊的投資者參與市場交易，包括對非居民持有本幣債券的限制。投機者也可通過持有頭寸來熨平供求沖擊來提高市場流動性。市場參與者的多樣性反映出不同市場的制度性差異，例如會計核算、風險管理、個別情況下的交易商補償計劃等。因此，了解市場流動性與這種制度性安排的聯系以及對公共政策與投資人行為的影響十分重要。
4．培育機構投資者
對新興市場而言，缺乏實力強大、活躍的國內機構投資者和國外投資者興趣，導致市場發展深度和流動性不夠。許多新興債務市場具有融資來源壟斷性的特點,主要來自于稅收力量的運用、對銀行最低儲備和流動性資產的要求，規定國內養老基金和其他社會保障基金投資于非市場化的政府債券。這些要求制約了政府債券市場的發展，由于非市場化債券不能在任何交易所掛牌，也不能交易，因而加劇了市場分割。同時，對銀行最低儲備和流動資產管理的規定人為地降低了這些工具的收益率，因而也會對市場發展產生不利的影響。所以，有必要引入可鼓勵儲蓄類機構購買市場化的、較長期債券的機制，以促進機構投資者的發展，而廣泛的國內和國際投資者基礎將有助于降低發行成本并促進未來發行。
5．將流動性的政府債券市場提升為核心資產市場
即便是采取了上述措施，由于市場參與者的偏好不同，不同市場和金融工具的流動性仍存在差異，兩者相互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市場流動性的集中，例如在“自我實現”功能作用下，流動性市場的流動性逐漸提高，而非流動性市場則不斷下降。基于此，如果要提高市場每一部分的流動性是不現實的，同樣一種模式不能適用于所有市場。但是，如果界定流動性充足的核心資產市場并采取適合這些市場發展的政策，包括市場規則、清算、衍生工具，將會有效提高整個市場的流動性。從這個意義上講，由于政府債券能為其他金融資產定價提供基準同時具有回購和期貨市場，通常會擔當核心資產的作用。在某些情況下，十分相似的私人部門市場也會和政府債券一樣起作用，甚至比后者更優。例如在歐元地區，由于近年來出現財政調整及國債縮減的趨勢，因而私人部門工具也在某種程度上承擔了核心資產的功能，這可以從利率掉期曲線上看出，盡管有些研究認為做出這樣的預計為時過早。
6．完善回購市場和衍生工具市場的功能
回購市場和衍生工具市場的運行將為交易商提供做空機制和對沖風險的工具，因而會提高政府債券現貨市場的功能，并促進流動性，。包括期貨和遠期合約的建立可提供對沖風險的能力，STRIPS的運用，遠期交易（包括預發行），掉期交易（最基本的掉期交易是固定利率與浮動利率的互換）。對新興市場而言，這些工具有助于拓展風險管理的機會，促進二級市場流動性的提高。同樣，流動性強的現貨市場對前者的高效運行也至關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回購市場和衍生工具市場的發展也為一些投資人提供了“擠出”現貨市場的機會。G—10國家通過對現貨、回購和期貨市場的密切監測來管理這種風險，在必要時通過諸如增發或借券—借出短缺債券（ShortSupply）來防止“擠出”。
7．標準化交易和清算操作
標準化交易和清算操作會降低交易成本，在不對市場差異性（多元化）產生消極影響的情況下提高有效供給，從而減少市場分割并提高流動性。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應是具有高度政策優先級的領域，因為清算與結算體系（包括托管體系）的質量是影響投資者信心的主要決定因素，包括對市場結構的效率和可信度的信心。完善的清算和結算體系可有效保證金融穩定，尤其是防范系統性風險，因此保證了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的平穩運作。例如，1999年歐元的引入促進了歐洲國家在政府債券市場的密切合作與結盟,如利率水平、付息日與期限等，并且類似信用等級的不同政府發行的債券在現貨市場和期貨市場上更容易相互轉換，從而提高了流動性并降低了債務成本。就清算方式而言，近10年中DVP（DeliveryVersusPayment）方式已在發達國家的政府債券市場上成為主體，而其他的固定收益市場則沒有實現同一程度的標準化。如果全球固定收益市場的清算日趨標準化，潛在套利和對沖交易需求就會增加，從而促進市場流動性。
8．將稅收對流動性的負面影響最小化
前面已討論過，交易稅和預扣利息稅作為外部成本通常會降低流動性。因此，政府有必要在提高稅收收入和對市場流動性的沖擊之間做出權衡，例如，取消政府債券的交易稅，或僅對交易不頻繁的實體征收預扣利息稅。
9．提高交易信息的透明度
在討論金融市場的透明度問題時，通常考慮的是金融資產發行人的信息披露，如信用狀況，事實上，對于功能完善的市場而言，交易信息的透明度同樣重要，特別是對價格發現和風險分散，而交易信息披露的最佳時間和程度則有待于進一步探討。
10．市場監管
充分的市場監管對有深度的、流動性的債券市場是必要的：
一方面，對于一級市場而言，為防止證券集中在一定交易人的手中，幾乎一半G—10國家（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和日本）在招標中都有報價和分銷的限制性規定。這種途徑不僅可防止市場壟斷，同時還可使證券持有人多樣化，因而有助于提高市場流動性。
另一方面，對于二級市場而言，下述措施對于降低市場操作如短期擠出的預期利潤很有效。一是大多數國家（日本和德國除外）都制定交付失敗的規則。這有利于證券市場的做空機制，提高了市場深度。二是通過增發或借券滿足市場需求。英國、美國、意大利、比利時、德國、瑞典都具有債券借出計劃允許央行借出短缺的債券。另外，加拿大、美國、意大利、英國和比利時在市場完整性方面面臨的挑戰則是增發債券。
此外，建立政府融資和二級市場發展相關的、可持續的、透明的法律和監管框架也至關重要。具體包括，政府借款結構的規定和還款的職責，可流通工具、抵押品、動產和不動產的規定，關于喪失抵押品贖回權和銀行破產的政策的優先級應予以明確。另外，統一債券發行的注冊方式，應詳細說明上市、披露、評級要求、會計標準、交易、清算與結算平臺等問題。毫無疑問，債券市場規則與監管的協調統一會給市場發展帶來效率。
總之，政府債券市場的發展，既是金融改革的結果，也有助于改革。政府債券市場的流動性是貨幣和債券市場總體發展的催化劑。最終的流動性的好處不僅能降低國債的籌資成本，有助于緩沖國內及國際經濟沖擊的影響，而且有利于政府降低利率風險、貨幣風險以及其他金融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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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核算管理好這些資金，建好維修資金業務賬，清楚記錄維修資金繳存、使用支取分配，核算資金增值和收益，確保資金保值增值，維護業主合法權益，同時讓廣大業主能清晰查詢到維修資金賬戶的余額和支取使用情況，是住宅專項維修資金財務管理的重點和難點。
二、住宅專項維修資金財務管理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一）財務管理基礎薄弱，缺乏制度規范
收繳住宅專項維修資金并建立住宅專項維修資金管理制度是我國物業維修管理的重大舉措，由于制度尚不成熟，有些地方維修資金財務管理缺乏制度規范，未建立維修資金業務特色的管理制度和規范，有的賬簿設置不規范，維修資金混淆建賬，會計核算主體不明確，會計科目隨意設置，賬戶利息收入結算不合理，報表不規范，統計口徑不統一等導致會計核算數據失真，很多財務管理措施不能落實。
（二）資金效益低，難以增值保值
維修資金實行專戶管理，由業主在購房時繳存放在代管銀行專戶。現行管理辦法制約限定維修資金申請支取使用率低，造成歸集資金數額逐年增加，很多地區大部分維修資金以活期存款形式存放于銀行，大筆資金閑置，資金效益低，既造成利息損失，也喪失增值機會，難以保值增值。
（三）資金監督不力
維修資金管理部門缺乏內部控制措施，有些維修資金管理部門在多家銀行開設維修資金存款專戶，專戶規范管理工作繁瑣，有的財務人員工作作風懶散，完全依賴維修資金代管銀行進行管理，忽視核對代管銀行的收繳、支取數據記錄，沒有及時核對相關單據，財務監督不到位，風險意識淡薄，財務監督形同虛設，給不法分子鉆了空子，容易誘發侵占、挪用維修資金、增值收益等職務犯罪。審計部門的專項審計未能落實，甚至有些管理較差、內部控制較弱的管理機構將住宅專項維修資金挪作他用，遲遲未被發現。
三、影響住宅專項維修資金財務管理的因素分析
（一）制度因素
維修資金管理辦法實施以來，各地維修資金業務發展參差不齊。部分領導只重視維修資金的收繳，輕維修資金的內部管理，特別是財務管理制度建設緩慢，財務管理制度不健全，沒有形成一套規范的財務管理指引細則；《管理辦法》規定，使用維修資金須經業主大會雙三分之二的業主同意，資金不能隨意使用，雖然提升了其安全度，但造成大量資金沉睡，同時，辦法規定，在保證資金正常使用的前提下，經雙三分之二以上業主同意，可以將住宅專項維修資金用于購買國債。維修資金使用和增值的門檻高，業主大會對資金的使用及增值難以達成統一意見，操作性不強，現行管理辦法的制約使得資金提取使用難，資金效益難以提高，大大削弱資金的使用效益，不能滿足當前管理的要求。
（二）人員因素
有些財務會計人員是在住宅專項維修資金管理中心成立后從其他單位調入的，沒有及時更新業務知識，綜合業務素質低，特別對住宅維修資金的財務管理缺乏鉆研學習，工作隨意性大，未能專心學習本行業特色的專用會計核算及資金管理辦法，沒有充分發揮財務人員在維修資金財務管理中的作用。再加上各地成立的管理中心都是公益性單位，不存在營運資金的壓力，工作人員怕承擔責任，公共服務意識低，對維修資金目前唯一的購買國債增值渠道也懶得促成，寧愿大量資金以活期存款形式存放在代管銀行。
（三）監督方法
專項維修資金業務涵蓋業主、物業服務企業、開發建設單位、地方建設主管部門、地方財政、審計等各方。在具體的監督管理過程中，首先，業主對維修資金普遍缺乏深入的了解及其非專業性使其難以對資金進行有效的監督；其次，管理辦法規定，維修資金的管理和使用，依法接受審計、財政部門的審計監督，而建設主管、財政部門的監管身份模糊，既管理又監督，領導重視不夠，監督乏力；最后，維修資金財務管理缺乏透明度，公開力度不夠。以上監督渠道不暢通的原因，造成維修資金財務管理監督不力的現象。
四、改善住宅專項維修資金財務管理的建議
（一）建立健全財務管理基礎工作
加快建設住宅專項維修資金特色的財務管理制度，形成維修資金財務管理規范指引，規范繳存、使用支取、分攤、收益分配等業務財務行為，配備專業的財務人員，加強業務培訓。同時開發應用維修資金財務管理系統，利用管理系統信息數據與代管銀行數據自動對接、核銷，實現會計核算自動化，減少人為干擾數據，實現憑證匯總、記賬、統計自動化，確保維修資金匯總、統計數據準確，通過互聯網向業主提供查詢服務，使廣大業主能清晰查詢專項維修資金賬戶余額、計息收益分配、使用分攤情況。
（二）完善管理辦法，拓寬資金增值渠道
2008年實施《住宅專項維修資金管理辦法》以來，管理辦法已難以滿足各地的實際操作。我們必須結合我國實際，借鑒國外的經驗理論，改進完善維修資金管理辦法，提高資金使用率，適當拓寬資金保值增值渠道，在投資運營方式上給予指引，彌補法律制度上的缺失和不足。其次，維修資金管理中心財務人員也要增強服務意識，在保證資金安全的前提下促進資金的流動性，積極協助廣大業主籌劃資金的運營投資，實現住宅專項維修資金的保值增值，提高資金效益。
（三）建立維修資金監督體系，加大監管力度
為了保證系統所需的安全性和準確性，在住戶端探測器電路的選擇上采用多元信號綜合檢測法。該方法對某一事件的檢測不是只采用單一類型的傳感器，而是將多種類型的傳感器復合起來組成一個多元信號檢測網絡，在一種類型的傳感器因為某種原因無法正確檢測的情況下，還有其它類型的傳感器來發現事件。從而提高探測器的可靠性和抗干擾性，有效降低誤報率。由于有線系統布線的復雜性和探測器擴展的不便等因素，系統在探測器與住戶防控主機的通信連接方式上選擇了無線通信方式。各類型的探測器與住戶防控主機組成星型拓撲，在家居中探測器分布不確定和報警區域不確定的情況下，可以快捷方便地進行探測器的安裝布設以及增、減配。
2住戶端防控主機
住戶防控主機的處理任務一是正確接收探測器發送的報警事件碼并進行二次鑒別；二是將經過鑒別的事件碼封包并通過網絡傳輸給小區防控主機；三是能完成系統安裝配置時的測試應答。基于系統的最小應用特性和成本因素，設計上未采用外擴存儲器，相應在MCU內部為通信控制器只設置一個RAM區域，網絡數據的收發只能通過該RAM區來完成。為了保證所有事件處理的有序性，住戶防控主機在進行事件判別響應時采用輪詢工作方式，控制邏輯如圖2所示。基于對網絡通信的需求，住戶防控主機選擇精簡TCP/IP協議棧為通信協議，通信的主要需求有。報警數據的傳輸。當探測器產生事件碼經無線傳輸交付對應住戶防控主機后，住戶防控主機將事件代碼與對應綁定的靜態IP地址封包，經由網絡傳輸到小區監控主機，小區監控主機通過IP地址識別對應事件的發生住戶，然后通過攜帶在包內的事件代碼判定發生事件。在這種情況下，住戶防控主機是通信的發起方，事先并無對應格式的數據包存在于MCU的RAM中。因此當探測器事件發生后，處理程序首先要在RAM中將接收到的事件代碼及其它相關信息封裝成一個合法的包后才能交付鏈路層發送。本系統采用UDP作為住戶防控主機與小區防控主機監控進程的通信協議，封包過程如圖3所示。
在進行住戶防控主機配置時，小區監控主機可以向對應的住戶防控主機發送PING命令以檢測鏈路狀態。此時會涉及兩種數據包，其一是對主機的ARP請求的應答，其二是對ICMP回顯請求的應答。在這種情況下，住戶防控主機處于被動應答的狀態，所需外發的數據包源自發送方的通信請求，住戶防控主機無須自行組包。例如對于ICMP回顯請求的應答包，是通過ICMP處理模塊對已經接收到RAM中的數據包相應字段值做出修改生成的。當這一修改完成后，即可將該包交付鏈路層發送。
3安防管理系統功能模塊
整個管理系統核心包含三大模塊：安防事務管理、住戶等信息管理和系統維護。其中：安防事務管理包括安防警報顯示、事件處理和警報解除功能。當住戶家中的防控主機發出的事件數據經網絡傳輸到主機后，系統通過數據庫比對分析獲取住戶的位置、可能發生的事件（人為報警、入侵、氣體泄漏、火災），產生報警信號、顯示報警信息。在事件處理完成后，監控臺操作員作警報解除后需要將事件的處理信息進行記錄備查。住戶信息管理作為住戶基礎信息數據庫的管理接口。完成住戶個人信息、住戶防控主機參數等的數據增、刪、改操作。系統維護包括系統數據轉儲、工作日志及報警日志的正常維護和處理；系統管理人員信息維護、登錄等功能。在管理制度健全的情況下，可對安防主機操作人員實施分級管理。
4結語
關鍵詞：高等教育；預算軟約束；債務
一、高校預算軟約束理論的提出
預算軟約束理論最初是由科爾奈首次提出的，他在研究分析社會主義經濟時，發現當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存在債務危機時，政府會通過增加財政撥款，代為償還債務等措施予以救助，從而避免這些企業破產倒閉。本文將通過預算軟約束理論來分析高校的債務問題。
二、我國高校預算軟約束問題的成因
（一）政府對高校的父愛主義
科爾奈在預算軟約束理論提到的重要一點就是父愛主義，是指政府像對待孩子一樣對待企業。體現在政府對待高校上就表現為，當高校背負高額債務，誘發財政危機時，為了防止高校的破產，政府會增加財政撥款。但是政府的撥款數額并不足以彌補高校的各項開支，導致高校不得不向企業銀行尋求借款，而政府又會作為銀行為高校提供貸款的擔保后盾，這種借款通常是短期借款，所以高校往往采取向一個銀行借款來償還另一個銀行到期的借款，這使得高效的貸款數額越來越大。
（二）高校撥款模式的弊端
現如今，我國高校采取的是“綜合定額加專項補助”的撥款模式。綜合定額數和在校生人數成正比，這成為高校擴招的動力。但是政府的撥款數額和擴招帶來的學費額增加數并不能夠滿足這些項目建設的開支。專項補助常常是補助部屬高校，而地方政府財力有限，地方高校得不到足夠的專項補助，這使得高校向銀行貸款來維持正常運行，而作為其擔保人的政府卻由于預算軟約束，成為其最后還款人。
（三）委托-機制問題的存在
委托-機制問題是指由于信息不對稱性的存在，使人和委托人的目標不一致，人作為理性人可能會為了達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做出損害委托人利益的決策。高校政府培養人才，且二者之間的合約是不完備合約，即有明顯的軟預算約束。政府的目標是培養出更多更優秀的人才，而科層體制下晉升制度讓高校的領導更多的關注其職位升遷。此外，高校管理者之間的權責劃分不明，當屆擴建帶來的政績有助于當屆相關領導的職位升遷。但由此帶來的巨額債務卻由下屆領導來承擔，這也加劇了高校債務問題的嚴重性。
（四）政策性負擔的影響
我國政府在1999年文件實行高校擴招的政策，在17年間，我國的在校大學生數由92.4萬人上升到3385.6萬人。高校的擴招以及高校間的合并現象層出不窮，隨之而來的是各種基礎設施的擴建，但是國家只是追求政策目標的實現，卻忽視了高校擴建所需的大量經費支出隱患。政府并沒有給予高校足夠的財政投入，與此同時，高校規模的擴大使得其“Too big to fail”，所以高校倚仗其規模更加肆無忌憚的向銀行借款。
三、高校預算軟約束的治理建議
（一）建立高校貸款相關法律法規，硬化高校與銀行間的預算約束
1.加快建立高校貸款的相關金融法律制度，及時清算瀕臨破產的高校。同時限制政府對高校救助，政府對高校的頻繁救助會帶來更嚴重的預算軟約束的激勵。
2.明確界定政府在高校向銀行貸款過程中的職責，不能讓政府無限制地充當高校的最后還款人。要加大對高校貸款申請的資格、流程的審查，加強監督資金使用用途，從而硬化高校與銀行間的預算約束。
（二）完善高校撥款模式、加快高等教育體制改革
1.政府不能簡單的以當屆在校生數為依據對高校進行撥款，而應當綜合考慮其他因素（如地區經濟發展狀況、高校績效考核水平等）制定出合理的綜合定額的撥款方案。進一步減少部屬學校的數量，按照歸屬地將它們劃歸為地方政府管理、撥款。這可以改變專項補助大部分用在部屬高校的局面，使更多的高校可以受益于專項補助。
2.在建立綜合性大學趨勢下，高校盲目增加各類學科，只求大而全，而忽視學科質量。政府應著重增加對高校的特色學科及特色研究項目的財政撥款比重，以此來鼓勵支持高校的特色優勢學科的建設。
（三）設置合理的激勵制度，完善高校的績效考核機制
委托機制的一個重要解決辦法就是要合理設置激勵制度。改革科層體制下的晉升制度，將高校的長遠發展目標和領導的決策結合起來綜合考慮，改變當下的短視行為造成的巨額債務的現象。要加強對高校財務狀況的審計，硬化預算約束，在對高校領導的績效考核中，將財務狀況作為一個重要的關注點。并且實行責任終身制，即把領導在任期內的債務責任與他的整個職業生涯的晉升聯系在一起可以，這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約束他們盲目向銀行貸款的行為。
（四）適當控制高校的規模并嚴格把控高校合并
高等教育具有很強的外部性，當一所高校瀕臨破產時，政府救助的成本要小于高校破產的成本。所以，政府會選擇通過向高校撥款，代替其償還貸款等方式來救助高校。高校得到救助的可能性和其規模大小成正比，往往那些規模大的高校更容易得到救助。在過去二十幾年間，國家為了扶持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催生了高校的擴招、擴建、合并的浪潮，但這已經不合時宜，過大的規模、無效率的合并反而造成了各種問題，因此要適當控制高等院校的規模，并且嚴格審批高校的合并資格、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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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新公共管理理論，績效管理，財政預算，事業單位
一．前言
1959年《財政法組織法》（LOLF）確立了法國財政預算的基本框架。期間，該法令雖多次被修訂，但仍然無法適應時代的要求。2001年8月，原法國總統希拉克頒布了新《財政法組織法》，明確提出建立以結果和績效為導向的財政預算，并規定從2006年1月1日起開始執行新方法編制的預算案。該法案被認為是法國公共財政的一次重大改革，它給法國財政預算管理的各個方面都帶來了顯著變化。其最大的意義在于使法國的公共行政從傳統的官僚模式走向新公共管理模式，公共服務領域從此也開始面臨一連串的重大改革。
二．改革的背景
1.新公共管理思潮的影響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由于技術變革、全球化、信息化和國際競爭的挑戰，許多國家的行政管理發生了重大變化。以韋伯的官僚理論為代表的、等級深嚴的傳統公共行政制度在支配整整一個世紀的漫長年代后，正轉變為公共管理的、責任的、服務的、企業化的、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形式。
新公共管理理論源于歐美國家，最早由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提倡推行。隨后該理論在西方國家逐漸受到重視。美國學者戴維·奧斯本在其著作《摒棄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項戰略》中提出了“再造政府”的理論，并強調“再造政府就是用企業化體制來取代官僚體制”。[①]戴維·奧斯本認為，在傳統模式下，政府在提供公共產品時力不從心，窘態百出工商管理論文，因此該模式應當被改革。戴維·奧斯本提倡政府在有限資源條件下，生產出更多的產品和提供更高品質的公共服務；同時，政府應當擁有一定的公共企業精神，并學習或運用企業管理的基本理念及做法，運用私人企業管理技術以及用結果指標來評估績效，讓政府更具活力及競爭力。
在戴維·奧斯等學者的推動下，新公共理論的影響日益擴大。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特別是西方經合組織（OECD）的會員國，相續進行了改革，提出了“績效政府”的理念。法國在這方面雖然改革起步較晚，但是也出臺了相關的法令，加快了行政改革的步伐。主要內容有：改革地方行政管理體制，取消對各地方政府的監管，擴大地方政府權力，擴大地方民主，增強地方民選機構的權利等等。
2．改善法國政府財政赤字的迫切需要
從法國國內看，法國的公共債務問題一直困擾著法國歷屆政府站。2005年，法國公共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已經遠遠超過了歐盟《穩定與增長公約》規定的60%的上限，達到了66.8%。同時，西方各國政府都大刀闊斧的改革政府機構、改善公共財政管理，而法國卻相對滯后，這就迫使法國政府加快了行政改革。從2000年以來，法國經濟一直處于低迷狀態，失業率上升、國內投資與需求大幅度減少，這造成了法國財政收入銳減。與此同時，為實施經濟刺激計劃，法國政府又大規模投入資金。這導致法國公共債務規模明顯擴大。
三．改革的主要內容。
與1959年以來形成的預算體制相比，新《財政法組織法》的變革之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強化預算的績效的管理。在過去，各部門預算支出項目是分割孤立的，完全由議會根據部門需要進行撥付。在這樣的機制下，預算項目很難體現各種計劃的性質也很難明確各級行政管理者的責任。新《財政法組織法》運用績效機制來推動財政預算，重新建立了財政預算機制。新機制使得各級管理者的責任明確、國家政策連貫而緊密。該機制把財政預算分為“任務”（mission）、“項目”(programme)、“行動”(action)。“任務”是財政預算的最高級工商管理論文，體現了國家的主要公共政策以及相應的財政預算安排。同時，若干個“項目”組成了某個“任務”。“行動”又把項目的各項計劃具體化。
新《財政法組織法》規定，各級、部門必須建立下一年度的行政計劃與工作安排；同時，每項具體計劃的效果必須通過相關部門的績效考核，并把結果反映到年度績效考核報告中。
2. 項目的行政負責人責任更為明確、擁有更多的自主權。新《財政法組織法》的另一最大的亮點在于，除了不能觸動人員工資之外，只要能保證項目目標圓滿完成和提高工作效率，各行政部門項目負責人可按實際情況自由調度資金預算。同時，為了保證項目負責人的公正、廉潔，該法案還規定必須強化行政部門內部審計職能，使每個公共政策項目執行者承擔了更多的義務與責任。 3.強化了議會對財政預算的民主監督力度。新《財政法組織法》實施之后，議會是最大的受益者。它對財政預算的監控力度得到了空前的加強。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財政預算更為透明。根據新《財政法組織法》第五十條規定，當政府向議會提交國家未來四年的發展報告的時候，必須同時提供相關數據與證據的來源，以供議會調查、審議，從而提高財政預算的真實性。其次，擴大了議會對預算批準的范圍。得益于財政預算的分任務管理與績效管理機制，議會可以通過討論國家公共政策與發展策略來決定對某項任務是否賦予相關財政預算支持，從而大大提高了議會的決策者的角色。在新《財政法組織法》實施之前，議會由于缺乏必要的時間與手段，只能針對整個國家財政預算的一攬子計劃進行投票。只有約占6%的財政預算真正被議會深入討論研究。新法案實施之后，“任務”、“項目”、“行動”與它們所需要的財政預算一目了然，議會成員可以從容不迫的進行討論和投票。最后，公共政策與財政預算捆綁進行表決，提高了議會地位和權利。一方面，決算法草案的審議時間縮短、效率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審議的宗旨不再是對財務報告進行技術和形式上的修改，而是對公共政策進行評估，并對每個項目的結果、成本和使用進行分析。
四．新《財政法組織法》對公共服務機構的影響
配合新《財政法組織法》，法國從希拉克政府到薩科齊政府，都對公共部門進行了一系列的漸進式改革。薩科齊的政府改革目前正在進行工商管理論文，無法考察其最終效果，但是其部分改革措施是值得借鑒的、同時應當承認其改革也取得了階段性成果。
1.減少了財政支出。由于公共支出明顯上升，威脅到了法國的財政與金融安全，薩科奇政府制定和實施了稱為“公共政策全面修訂” 的全面改革計劃，旨在對公共支出進行結構性削減站。這項計劃確定了很多改革目標：實現政府機構現代化;改善為公民和企業提供的服務;確保公務員能夠因為工作而得到更多的表彰;以及推廣注重效果的文化。其整體目標是用更少的資源，取得更好的成效。該計劃是法國政府全面轉型的范例，它由370項經過開支審查篩選出的舉措組成，同時，每個政府部門都必須節約開支和提升效率。
2.大幅度的減少了公務員數量與規模：法國公務員的數量從2003 年開始減少，減少的幅度逐年加大，到了2007 年，退休的公務員人數介于7萬到8萬人之間，而該年就裁減了1萬5千 個職缺。[②]如今，薩科奇政府實行每兩名公務員退休后只補充一名新公務員的政策。行政人員的開支從而大大減少。
3.對公共部門進行分類改革。現有的公共服務部門被分成三大類：一是關系到民生與社會穩定的教育、公共衛生等部門，將繼續由國家管理；二是涉及國家安全和戰略意義的領域，具有一定商業色彩的軍工、航天和核電等部門，國家將繼續控制；三是可以向私人資本開放的其它的部門，如基礎設施建設等，這些領域內國有企業壟斷將被打破，私人資本獲準進入。
4.行政部門的創新改革。主要有兩項：一是預算法采取“目標管理”原則，各行政部門將根據目標制訂預算；二是對政府各部門引入外部審計，同時對崗位任務和人員設置等深入調研并提出現代化管理建議。
5.強化公共部門的績效管理。公共部門的各項公共事務分為“任務”、“項目”、“目標”、和“指數”。“任務”是指各項社會事務，如交通、社會治安等。“項目”是指細化后的各項“任務”，如在就業“任務”中，就有增加就業的“項目”；“目標”是每個項目要達到的目的，如增加就業的“項目”中就提出要把增加就業崗位作為“目標”。最后，“指數”是指量化后的結果，主要用于評估各項措施是否富有成效。如在采取新措施后，每年新增的就業崗位的數量等等。
法國政府在推進公共部門改革中取得了一定的階段性成果。以法國內政部為例， 2005年法國道路交通事故所造成的人員傷亡人數低于5000人，與2002年相比受傷者減少了25%，而死亡率則減少了36%，創歷史之新低。與2002年相比，違法活動減少了8.2%，在公共道路上的違法活動則減少了20%。[③]
五．借鑒與啟示
法國作為西方發達國家工商管理論文，其公共部門頗具特色，它在整個國家政治經濟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發揮著十分關鍵作用。雖然由于政治體制和國情不同，不能引入他們的所有做法，但他們績效考核的理念、嚴格的責任機制，對推進我國事業單位績效改革有著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
1.深化市場化改革，減少公共部門監管。當今世界是信息化社會，全球一體化的步伐不斷加快。在法國，公眾參與公共管理早就是一個現實。在我國，一方面，民眾借助互聯網等手段開始尋求公民參與的過程來充實公民生活，來有目標地表現公民意識，并學習表達自己對公共事務的看法。另一方面，政府行政官僚的擴張，經常造成公共部門逐漸遠離其所服務的社會大眾，忽視民眾的的真正需求，甚至引發社會沖突。在新形勢下，要解決事業單位中的績效改革問題，其基本點還是應當立足于對公共部門，包括對事業單位權利的限制和對公平性的追根問底。只有在上層建筑中確立了公平性與市場經濟的自由與充分競爭，社會才能充滿活力和創造力。沒有一個完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作為社會子系統和公共部門的事業單位績效改革的效果也無法保證。所以，政府、事業單位不能既當游戲的裁判又做選手，它們應當把主要精力用到保護公正與提供公共服務上來。
2. 重新認識公共部門的本質。高績效政府組織是指政府組織以績效評估體系為標準，以最低的管理成本取得最大的社會公眾對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滿足度的一種管理模式和組織形態。它強調了以社會公眾的滿意度作為產出的最終標準。法國新《財政法組織法》的根本目的是在于提高公共部門的服務質量與服務效率。為公眾更好的服務站。對于我國的事業單位，一方面，其“績效”必須最大程度地凸顯其社會公益性，并抑制、克服其可能潛在的自利性和營利性；另一方面，其“績效”還必須同時依循各自具體行業的內在要求，凸顯其獨特的公益價值。在我國，目前許多事業單位社會公益性做得不盡如人意。事業“績效”應有的內涵和標準均被嚴重異化、扭曲。所以，事業單位全面實行績效改革工商管理論文，不能不首先從理清什么是事業績效開始。我國的事業單位屬于公共部門，所以它們的績效應當是“公共、公平和責任”。
3.績效考核制度應伴隨著我國財政體制的改革。從法國經驗看，財政績效管理伴隨著政府管理理念提升，它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發展、政府管理模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從法國2006年執行的新預算案看，最大的特點就是建立了新的結構。新結構分為“任務”、“項目”、“行動”三級。每一個級別都有相對固定的行政負責人。這就使得各部門公共政策項目負責人擁有更大的自由度和承擔更多的責任。而目前我國的財政預算與管理體制仍然沿用傳統的模式，它與事業單位甚至政府部門的績效管理體制改革無法匹配。
4.應當強化公眾與人大對事業單位績效的監督與評估作用。法國議會是新《財政法組織法》的最大受益者，其角色因為新《財政法組織法》而強化。議會有權監督各項任務的落實情況，由此可以具體知道公共支出的去向，增加了公共預算的透明度。在我國推進事業單位績效改革過程中，績效指標的如何量化，考核如何保證公平公正、具備公信力是我國目前事業單位績效改革的一個難題。由于缺乏可以借鑒引用的辦法和模式，很多地方和單位的績效考核變成了“官績效”“一言堂”。因此，績效考核需要考慮多維度考核，以使考核結果更加客觀、公正。鑒于事業單位的公益性質，公眾對公共服務的滿意度應當作為績效考核指標，讓學校、醫院所在的社區代表、各級人大代表參與到績效評價中來，提高考核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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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中小企業，營運資本，績效，現金周期
一、引言
對我國眾多中小企業來說，融資困難往往是因為自身資本實力較弱，受資金不足的困擾，中小企業的資產結構通常主要由流動資產組成，因難于在資本市場籌集長期資金，流動負債成為主要外源性融資渠道。因此，實施有效的營運資本[①]管理對中小企業尤其重要。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理論界對財務管理企業價值最大化目標認識的趨同，營運資本管理的理論和實踐都取得了迅速發展，已經成為財務管理體系中與融資管理、投資管理和股利政策同樣重要的決策領域。營運資本管理的有效性，涉及流動性及其盈利性的權衡。流動性是蘊含于企業經營過程中的動態意義上的償付能力企業管理論文，保持充分的流動性對規避經營風險和適應環境變化具有重要作用，由于流動性越強的資本其盈利性越弱，過度強調流動性必然會犧牲盈利性，而盈利性的提高又有賴于營運資本的加速周轉。營運資本管理的目標應該是通過實施有效管理，在保證營運資本的安全性和流動性的前提下，實現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結構上的合理搭配，并盡可能加速營運資本周轉，提高企業營運資本的盈利能力。
傳統營運資本管理理念認為，由于應收賬款與應付賬款的期限結構和屬性結構很難做到完全匹配，而且存貨變現需要很長時間，很難做到精確的資本預測，因而企業必須持有一定量的營運資本，才能保證充分的流動性和安全性。然而，西方企業中“零營運資本”和“負營運資本”的理論與實踐對傳統的營運資本管理理念提出了挑戰。“零營運資本”理論對營運資本的界定為“存貨+應收賬款-應付賬款”，認為保持流動性并不意味著必然要維持很高的營運資本，只要企業能夠合理安排流動資產和流動負債的數量和期限，保證它們之間的銜接與匹配，并且加速應收賬款和存貨周轉，就可以通過對供應商應付賬款的延期支付提供存貨資金，動態地保證償債能力，將營運資本降至為零甚至為負的水平，從而實現企業價值的提升[1]。
中小企業受管理者知識、理念和經驗的制約企業管理論文，在營運資金管理方面無論是觀念、方法、還是手段上都與發達國家有明顯差距中國學術期刊網。長期以來，財務管理研究的核心內容傾向于投資管理、融資管理和股利政策的研究，營運資本管理在我國財務管理理論研究和實踐應用中并未受到應有的關注，這是由于營運資本作為一個財務概念是1993年我國實行與國際慣例接軌的會計制度以后才引入我國的。全面實證考察中小企業營運資本管理效率與經營績效之間的關系，有助于豐富我國營運資本管理的實證研究成果，為中小企業制定營運資本管理政策、提高營運資本管理效率提供理論依據。
二、文獻回顧與理論假設
營運資本是企業資本中最具有活力的組成部分，其投入和收回是一個循環往復的過程。只有實現營運資本的有效管理和運轉，才能保證銷各環節的銜接，中小企業才能得以生存與發展。反映企業營運資本管理效率的綜合指標是現金周期，Richard V．D．and E．J．Laughlin提出采用現金周期指標反映營運資金管理狀況的全貌，將現金周期定義為從供應商處購買原材料支付現金到向客戶銷售產品收回貨款之間的時間，等于應收賬款周轉期與存貨周轉期之和減去應付賬款周轉期[2]，現金周轉期模型如圖1所示。現金周期越長，營運資本投資越大，較長的現金周期通常源于應收賬款周轉期或存貨周轉期較長，或者應付賬款周轉期較短。應收賬款周轉期和存貨周轉期較長，可能帶來銷售收入的提高，但如果持有較高應收賬款和存貨投資的邊際成本超過邊際收益，則會帶來企業盈利能力的下降。應付賬款周轉期較短，通常表明企業的應收賬款和存貨中有些部分需要靠成本較高的長期資金維持，從而降低企業的盈利能力。
國外學者對企業營運資本管理效率的研究已經形成了一個比較科學、系統的體系，其主要摘要素的最佳余額企業管理論文，有效管理應收賬款、存貨和應付賬款[5]。然而，大量投資于應收賬款和存貨會同時帶來機會成本、壞賬損失和管理費用的增加，降低資產使用效率，從而導致盈利能力下降。應付賬款是經營過程中自然形成的資本來源，一般成本較低而且比較靈活，延遲應付賬款的支付可以提高企業盈利能力。然而，如果供應商提供早期付款折扣優惠，放棄現金折扣將具有很高的隱含融資成本。在使用現金周期作為綜合指標考察企業營運資本管理效率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方面，Shin and Soenen對美國企業進行實證分析，發現現金周期與盈利能力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即將現金周期降低至合理的較低水平可以提高企業盈利能力，為股東創造價值[6]。Deloof研究證明，存貨周轉期、應收賬款周轉期與盈利能力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企業可以通過縮短應收賬款周轉期和存貨周轉期提高盈利能力。研究還發現，盈利能力差的企業一般都會延期支付供應商貨款[7]。Lazaridis and Tryofonidis認為延期支付供應商貨款有助于提高企業盈利能力[8]。Garcia-teruel and Martinez-solano認為應付賬款周轉期對盈利能力沒有顯著影響[9]。
由于營運資本管理在我國起步較晚，探討營運資本管理效率的實證研究較少。毛付根最早采用規范方法對營運資本的結構管理進行分析，從流動資產和流動負債之間的相互關系上著手，將流動資金的存量配置與其相應資金來源聯系起來，從總體上觀察和研究流動資產、流動負債以及兩者變動引起的盈利與風險之間的消長關系，據此制定合理的營運資金管理政策[10]。楊雄勝等結合中國現實分析了應收賬款周轉期、存貨周轉期指標在理論與方法上存在的不足，指出周轉額應是某一形態的墊支資金不斷回到其原有狀態的數額，建議將應收賬款周轉期改為應收賬款平均賬齡指標企業管理論文，并采用應收賬款逾期率作輔助指標，將存貨周轉期改為存貨平均占用期，并按其內容進行材料平均儲存期、在產品平均生產期以及產成品平均庫存期等指標細化，以揭示存貨在不同環節的營運效率[11]中國學術期刊網。王竹泉等提出將跨地區經營企業營運資金管理的重心轉移到渠道控制上的理念，倡導將營運資金管理研究與供應鏈管理、渠道管理和客戶關系管理等研究有機結合起來，建立營運資本管理理論新框架[12]。汪平和閆甜采用多元回歸分析方法研究營運資本政策與企業價值的關系，為“零營運資本”概念與技術的運用提供經驗支持，并對營運資本政策決定因素進行了回歸分析和檢驗[13]。孔寧寧等考察了制造企業上市公司營運資本管理效率對公司盈利能力的影響，認為公司盈利能力與應收賬款周轉期、存貨周轉期和應付賬款周轉期顯著負相關[14]。本文借鑒國外營運資本管理效率與企業盈利能力的研究成果，結合我國當前資本市場環境，實證研究我國中小企業營運資本管理效率與績效之間的關系，考察應收賬款周轉期、存貨周轉期、應付賬款周轉期和現金周期與盈利能力的相關性，提出以下基本假設：
H1：應收賬款周轉期與中小企業業績負相關
H2：存貨周轉期與中小企業業績負相關
H3：應付賬款周轉期與中小企業業績正相關
H4：現金周期與中小企業業績負相關
三、研究設計
1．樣本選取和數據來源
基于2007年我國開始實施新的會計準則，報表中各項指標的計算口徑和范圍按照一貫性原則的要求進行編制，數據具有可比性，可以消除異常樣本對研究結論的影響。因此，本文選取截止2006年上市的222家中小企業作為研究對象。樣本企業的具體篩選過程如下：①剔除每年被ST的上市中小企業5家；②剔除金融類上市的中小企業1家；③剔除研究所需樣本財務數據不完備的中小企業6家；④剔除各變量的1%異常值的上市中小企業11家。經過篩選，共獲得199家樣本中小企業597個有效觀測值。
文中數據來源于深市中小企業版網上信息披露平臺cninfo.com.cn/sme/gsgg/nb.html和巨潮資訊網提供的相關上市中小企業年報數據，具體財務指標由作者根據199家上市中小企業2007-2009年年報基礎財務數據整理和計算得出。
2．模型設計和變量安排
(1)模型設計
本文借鑒國外相關研究成果，結合我國中小企業實際情況，構建以下模型考察營運資本管理效率對績效的影響：
ROEit =α0+α1Sizeit+α2Levit+α3Sgrowit+α4ARDit+μit(1)
ROEit =α0+α1Sizeit+α2Levit+α3Sgrowit+α4INVDit+μ(2)
ROEit=α0+α1Sizeit+α2Levit+α3Sgrowit+α4APDit+μit(3)
ROEit=α0+α1Sizeit+α2Levit+α3Sgrowit+α4CCDit+μit(4)
其中，下標i代表各家公司(橫截面維度)企業管理論文，變動范圍為從1到199；t代表年數(時間序列維度)，變動范圍為從l到3。
(2)變量安排
①因變量：中小企業績效指標
本文采用凈資產收益率(ROE)作為因變量來衡量中小企業的績效能力。從財務管理角度看，凈資產收益率是反映企業盈利能力的最主要指標，作為企業銷售規模、成本控制、資產營運、籌資結構的綜合體現，是企業營運能力、償債能力和盈利能力綜合作用的結果，直接表明所有者擁有凈資產的獲利能力和收益水平，即企業盈利的真正績效。采用凈資產收益率績效指標，試圖更加準確地描述營運資本管理效率與中小企業業績的相關性。
②自變量：營運資本管理效率評價指標
本文使用現金周期作為營運資本管理效率的衡量指標。現金周期(CCD)是衡量營運資本管理效率的綜合指標，可以分解為應收賬款周轉期、存貨周轉期和應付賬款周轉期三個組成部分。本文使用主營業務收入作為計算應收賬款周轉期的周轉額，使用主營業務成本作為計算存貨周轉期和應付賬款周轉期的周轉額。為深入分析現金周期對中小企業績效的影響程度，本文進一步研究應收賬款周轉期(ARD)、存貨周轉期(INVD)和應付賬款周轉期(APD)對績效的影響，也將它們作為營運資本管理效率的衡量指標。應收賬款周轉期=[(期初應收賬款+期末應收賬款)×365]／[2×主營業務收入]，存貨周轉期=[(期初存貨+期末存貨)×365]／[2×主營業務成本]，應付賬款周轉期=[(期初應付賬款+期末應付賬款)×365]／[2×主營業務成本]。
③控制變量
第一，中小企業規模(Size)。國內外相關研究表明，企業規模可以影響組織結構和決策能力，進而影響企業績效[15]，因此本文把中小企業規模作為控制變量納入模型。由于本文研究營運資本管理效率與中小企業績效的相關性，因此使用主營業務收入來控制企業規模和市場需求對績效影響，但考慮到年度主營業務收入規模較大，對其取自然對數以減小不同年度之間主營業務收入差距，使數據更接近正態分布中國學術期刊網。
第二企業管理論文，財務杠桿(Lev)。財務杠桿水平的高低反映中小企業財務風險程度。由于中小企業外源性融資主要采用借款等債務融資方式，財務杠桿反映了債權人和所有者對企業的影響程度，對企業績效具有較大影響。因此，本文在控制變量中引入財務杠桿，以控制不同財務狀況對中小企業績效的影響，本文使用平均負債總額/平均資產總額作為財務杠桿。
第三，銷售增長率(Sgrow)。銷售增長率反映企業的成長能力和發展速度，從動態角度體現企業的盈利能力。一般而言，較高的銷售增長率表明企業具有較強的發展勢頭和盈利能力。
表1 變量描述與研究假設[②]
變量
描述
相關性假設
凈資產收益率(ROE)
凈利潤/平均凈資產
應收賬款周轉期(ARD)
平均應收賬款×365/主營業務收入
（-）
存貨周轉期(INVD)
平均存貨×365/主營業務成本
（-）
應付賬款周轉期(APD)
平均應付賬款×365/主營業務成本
（+）
現金周期(CCD)
ARD+ INVD- APD
（-）
企業規模(Size)
Ln(主營業務收入)
（+）
財務杠桿(Lev)
平均負債總額/平均資產總額
（+）
銷售增長率(Sgrow)
（本年主營業務收入-上年主營業務收入）/上年主營業務收入
（+）
四、實證結果分析
1．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文對2007-2009年中小企業樣本觀測值利用SPSS13.0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樣本觀測值描述性統計
變量
變量名
觀測值
均值
中位數
極小值
極大值
標準差
ROE
凈資產收益率
597
13.47%
11.44%
-26.28%
300.36%
18.25%
ARD
應收賬款周轉期
597
69.18
62.76
1.62
356.03
47.93
INVD
存貨周轉期
597
119.80
96.93
5.37
722.83
97.27
APD
應付賬款周轉期
597
66.28
61.94
2.14
680.45
54.09
CCD
現金周期
597
122.70
105.39
-156.74
787.98
106.55
Size
企業規模
597
20.42
20.40
17.42
24.79
0.98
Lev
財務杠桿
597
41.34%
41.69%
4.26%
80.82%
15.72%
Sgrow
銷售增長率
597
22.85%
16.23%
-49.50%
977.99%
57.03%
統計結果表明，凈資產收益率均值為13.47%，反映出樣本總體的平均績效水平較低。現金周期均值為122.7天，中位數為105.39天；應收賬款周轉期均值為69.18天，中位數為62.76天；存貨周轉期均值為119.80天，中位數為96.93天；應付賬款周轉期均值為66.28天，中位數為61.94天。通過比較可以看出，中小企業從供應商處獲得的平均信用期66.28天小于給予客戶的平均信用期69.18天，存貨的平均周轉期119.8天，周轉速度較慢。財務杠桿均值為41.34％，中位數為41.69％，說明中小企業總體債務水平適中，經營安全企業管理論文，風險水平不高；銷售增長率均值為22.85％，中位數為16.23％，說明中小企業的銷售額整體上保持著較快的增長速度。
2．變量相關性分析
表3列示了模型所有變量利用SPSS13.0運行的Pearson相關系數，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各變量的Pearson相關系數
ROE
ARD
INVD
APD
CCD
Size
Lev
Sgrow
ROE
1
ARD
-0.117**
（0.000）
1
INVD
0.021*
（0.603）
0.229**
（0.000）
1
APD
0.173**
（0.000）
0.346**
（0.000）
0.349**
（0.000）
1
CCD
-0.76
（0.063）
0.483**
（0.000）
0.839**
（0.000）
-0.033
（0.419）
1
Size
0.194**
（0.000）
-0.380**
（0.000）
-0.339**
（0.000）
-0.158**
（0.000）
-0.400**
（0.000）
1
Lev
0.013*
（0.757）
-0.167**
（0.000）
-0.158**
（0.000）
0.177**（0.000）
-0.198**
（0.000）
0.484**
（0.000）
1
Sgrow
0.148**
（0.000）
-0.069
（0.092）
-0.045
（0.277）
-0.034
（0.408）
-0.055
（0.184）
0.090*
（0.027）
0.075
（0.066）
1
注：**表示0.01的顯著性水平，*表示0.05的顯著性水平。
結果表明，績效指標凈資產收益率與營運資本管理效率指標應收賬款周轉期在1％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與本文的預期相符，表明加速收款會提高中小企業績效。凈資產收益率與存貨周轉期在5％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與本文預期不相符，表明加速存貨周轉意味著存貨占用水平過低和頻繁發生存貨缺貨。凈資產收益率與應付賬款周轉期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與本文預期相符，表明延期支付貨款有助于績效水平的提高。凈資產收益率與現金周期高度負相關，也與預期相符，表明縮短現金周期可以提高盈利能力，從而證實了有效的營運資本管理對績效的影響。凈資產收益率與控制變量中小企業規模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說明規模較大的中小企業盈利能力較強。凈資產收益率與財務杠桿在5％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說明負債率越高，可以發揮財務杠桿的作用，中小企業績效水平越好；凈資產收益率與銷售增長率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說明銷售增長越快中小企業的績效越好中國學術期刊網。各自變量之間的相關性總體較弱，只有現金周期與應收賬款周轉期、存貨周轉期和凈資產收益率的相關系數較高，分別為0.483、0.839和-0.76企業管理論文，為避免潛在共線性問題，需要在隨后的多元回歸分析中對此加以關注。
3．回歸分析
本文利用回歸分析考察營運資本管理效率對中小企業績效的影響，使用時間權重的固定效應模型進行估計，表4列示了采用Eviews6.0運行后模型1-4的回歸結果。
表4 回歸分析結果
Model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Error
Prob.
(1)
C
Lev
Sgrow
Size
ARD
-0.7041
0.1681
0.0476
0.0432
-0.1632
0.1207
0.0335
0.0100
0.0010
0.0001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
C
Lev
Sgrow
Size
INVD
-0.6788
0.1671
0.0462
0.0421
0.0001
0.1185
0.0337
0.0100
0.0060
0.0001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628*
(3)
C
Lev
Sgrow
Size
APD
-0.6521
0.1662
0.0446
0.0405
0.1023
0.1153
0.0351
0.0100
0.0059
0.0009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4)
C
Lev
Sgrow
Size
CCD
-0.6549
0.1658
0.0472
0.0412
-0.1605
0.1218
0.0336
0.0101
0.0061
0.0015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注：**表示0.01的顯著性水平，*表示0.05的顯著性水平。
從運行結果上看，績效指標凈資產收益率與應收賬款周轉期在1％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與本文的預期相符，表明應收賬款回收的速度越快，資金被其他單位占用的時間越短，管理應收賬款的效率越高。但是奉行過于嚴格的信用政策，采取過于苛刻的信用標準和付款條件會限制銷售收入的擴大，造成存貨的積壓和流動資金周轉的緩慢。延長客戶付款期限可能帶來銷售收入的增加，進而增加利潤水平，但同時會帶來資金成本和壞賬損失等費用的增加，對績效水平產生負面影響。因此，要制定合理的信用政策，通過對客戶的資信狀況進行調查和評估，嚴格控制應收賬款的規模有助于提高績效水平。凈資產收益率與存貨周轉期在5％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與本文預期不符，表明延長存貨周轉期有助于提高中小企業盈利能力，也反映出存貨周轉率過快，存貨儲備水平不足企業管理論文，造成存貨缺乏、生產中斷或銷售緊張，影響供貨和銷售水平。凈資產收益率與應付賬款周轉期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與本文預期相符，表明延期支付貨款可以提升績效水平。然而，應付賬款規模和期限的大小不僅與自身的信用有關，而且與銷貨方提供的信用條件有關。如果中小企業意欲展延付款期拖欠貨款不還，就會導致因信譽惡化而喪失供應商乃至其他客戶的信用，或招致日后更加苛刻的信用條件。凈資產收益率與現金周期在1％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也與預期相符，表明治理機構可以通過縮短現金周期提高盈利能力。現金周期是對應收賬款周轉期、存貨周轉期和應付賬款周轉期的綜合分析。應收賬款周轉期與績效能力負相關對現金周期與績效能力的負相關關系具有正面影響，存貨周轉期與績效能力正相關、應付賬款周轉期與績效能力負相關對現金周期與績效能力的負相關關系具有負面影響。現金周期與績效能力關系回歸結果的顯著負相關，表明應收賬款周轉期對現金周期的變動趨勢具有更大的影響作用。
在時間權重的固定效應模型中，各控制變量與因變量的相關性均為顯著。中小企業績效與規模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表明規模較大的中小企業有可能創造較高利潤。績效水平與財務杠桿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表明具有較高財務杠桿中小企業的盈利能力較好。績效水平與銷售增長率在1％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表明市場機會是企業得以提高盈利能力的重要因素，具有較高銷售增長率的中小企業績效能力更強。
五、研究結論與啟示
本文選取截止2006年在我國深市上市的199家中小企業2007—2009報表數據作為研究樣本，實證考察營運資本管理效率與績效能力之間的關系中國學術期刊網。研究結果表明，我國上市中小企業的盈利能力與應收賬款周轉期、現金周期顯著負相關；延長存貨周轉期、應付賬款周轉期有助于提升中小企業的績效；采取高負債利用財務杠桿融資策略會提升績效；擴大中小企業規模、提高銷售增長率有助于增強中小企業實力，進而增加盈利水平。
盡管本文研究結論的得出是基于上市中小企業的數據，但對其它非上市中小企業同樣具有借鑒意義。(1)中小企業管理者應將營運資本管理作為財務管理的重要部分，據以了解經營情況和管理水平。中小企業資本周轉狀況與供、產、銷各環節密切相關企業管理論文，采取恰當的信用政策、加強存貨的科學管理、選擇最優債務支付時機和支付方式等措施，將現金周期、應收賬款周轉期、存貨周轉期和應付賬款周轉期控制在合理的最優水平，在保證充分流動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實現營運資本的高效運轉。(2) 凈資產收益率與應收賬款周轉期負相關表明，對管理水平和經濟實力相對較弱的中小企業來說，縮短收款時間可以有效降低應收賬款機會成本、管理成本和壞賬成本，其變現能力直接影響到中小企業的盈利能力。(3)凈資產收益率與應付賬款周轉期的正相關關系表明，中小企業因難于在資本市場籌集長期資金，正規金融和商業信用成為其主要外源融資渠道，會導致中小企業過于依賴甚至長期拖欠上游客戶賬款，進而影響自身的信譽狀況。因此，中小企業不宜片面追求延期付款帶來的成本收益，而應權衡在供應鏈中所處位置，制定適合自身的付款政策。(4) 凈資產收益率與現金周期的顯著負相關表明，應收賬款周轉期對現金周期的變動趨勢具有更大的影響作用，應該通過加速應收賬款周轉和合理控制存貨水平實現對現金周期的最佳控制。
本文研究的主要缺陷：一是在營運資本管理效率評價指標中，選擇現金周期及其組成部分作為衡量指標，可能會使研究結果存在一定測量偏差。二是研究資料僅涉及2007-2009三年數據，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研究結論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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