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4-21 18: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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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公務員是憲法賦予政府所擁有行政權的直接行使者，在整個權力或權利運作過程中，他們是雙重或多重身份實體，并以其身份權為核心和邏輯起點被賦予其他各項相應的權利。這些權利是公務員以行政主體的名義行使行政權、執行公務的法律依據和保證，而只有相應的救濟才能保證權利的實現。因此，權利與救濟是一對動態的范式，是權利內在屬性和機理的外現和要求。
Civilservantisthedirectexecutorofadministrativepowerownedbygovernmentaccordingtotheconstitutionallaw.Intheoperationsystemofallthepowersorrights,theyaredoubleortri-or-multi-qualificationentityandaregrantedothersrightsthatviewthequalificationrightasthecoreandlogicalstartingpoint.Theserightsarethelegalgroundsandsafeguard,andonlybyperformingappropriatereliefcanrightsberealized.So,rightandreliefisapairofstaticparadigm,thereflectionandrequirementofright’sinternalnatureandlaw.
【關鍵詞】公務員；權力；權利；救濟；身份權
civilservantpowerrightreliefqualificationright
自從有國家以來，便有了從事專門管理公共事務、行使行政權的人員。因而古今中外的歷史上都有文官制度的記載，然而其意義和作用均與近代以來產生的公務員不盡相同，在我國就更晚。公務員在行政法上是一個特殊的主體。其不僅直接享有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而且還間接擁有行使行政權的權利。即他集“權利”和“權力”于一身（一體兩權），既與國家立法、行政、司法機關發生關系，又與公民及其他主體發生關系。這一特殊性是其他行政法律關系主體所不能擁有的。因此，賦予其什么權利、怎樣的救濟，對其他的主體就會產生不同的作用和結果。可以說，其是一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特殊主體。法國著名法學家孟德斯鳩曾言，“一個擁有權力的人必然會濫用權力，這是亙古不變的一條經驗。”[自從有國家以來，便有了從事專門管理公共事務、行使行政權的人員。因而古今中外的歷史上都有文官制度的記載，然而其意義和作用均與近代以來產生的公務員不盡相同，在我國就更晚。公務員在行政法上是一個特殊的主體。其不僅直接享有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而且還間接擁有行使行政權的權利。即他集“權利”和“權力”于一身（一體兩權），既與國家立法、行政、司法機關發生關系，又與公民及其他主體發生關系。這一特殊性是其他行政法律關系主體所不能擁有的。因此，賦予其什么權利、怎樣的救濟，對其他的主體就會產生不同的作用和結果?？梢哉f，其是一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特殊主體。法國著名法學家孟德斯鳩曾言，“一個擁有權力的人必然會濫用權力，這是亙古不變的一條經驗?！盷那么，一個權利的主體會怎么樣？
一、權利和權力的法哲學
權利和權力，一向都是法學和政治學的兩個基本概念，也是社會和法律生活運轉所圍繞的軸心。權利是一種支配力量，即按照主體的意志去影響、支配和控制他人的意志和行為的能力。所以彼得·布勞說，“權利是個人和群體將意志強加于其他人的能力”。[所以彼得·布勞說，“權利是個人和群體將意志強加于其他人的能力”。]R·H·陶奈曾說：“權利可以比定義為一個人和一群人按照他所愿意的方式去改變其他人或群體的行為以及防止他自己的行為按照一種他所不愿意的方式被改變的能力?！盵R·H·陶奈曾說：“權利可以比定義為一個人和一群人按照他所愿意的方式去改變其他人或群體的行為以及防止他自己的行為按照一種他所不愿意的方式被改變的能力。”]現代法哲學的研究同樣表明：“權利在社會關系中代表著能動而易變的原則。在權利未受到控制時，可以把他比作自由流動、高漲的能量，而其結果往往具有破壞性。權利的行使，常常以無情和不可忍受的壓制為標志；在權力統治不受制約的地方，他極易造成緊張、摩擦和突變。再者，再權力可以通行無阻的社會中，發展趨勢往往是社會上的權勢者壓迫或剝奪弱者?！盵現代法哲學的研究同樣表明：“權利在社會關系中代表著能動而易變的原則。在權利未受到控制時，可以把他比作自由流動、高漲的能量，而其結果往往具有破壞性。權利的行使，常常以無情和不可忍受的壓制為標志；在權力統治不受制約的地方，他極易造成緊張、摩擦和突變。再者，再權力可以通行無阻的社會中，發展趨勢往往是社會上的權勢者壓迫或剝奪弱者?！盷而權利則是人們為滿足一定的需要，獲求一定的利益而采取的一定行為的資格和可能性，或說是正當的利益和允許的行為（自由）。[而權利則是人們為滿足一定的需要，獲求一定的利益而采取的一定行為的資格和可能性，或說是正當的利益和允許的行為（自由）。]所以孫國華教授說，“權利是最能把法與現實生活聯系起來的范疇，權利是在一定的社會生活條件下人們行為的可能性，是人的自主性、獨立性的表現，是人們行為的自由，權利是國家創造規范的客觀界限，是國家創造規范時進行分配的客體。法的真諦在于對權利的認可和保護。”[所以孫國華教授說，“權利是最能把法與現實生活聯系起來的范疇，權利是在一定的社會生活條件下人們行為的可能性，是人的自主性、獨立性的表現，是人們行為的自由，權利是國家創造規范的客觀界限，是國家創造規范時進行分配的客體。法的真諦在于對權利的認可和保護?！盷因此權利和權力的本質關系是：權利是權力的基礎和來源，一切公共權力都是由權利轉化和派生而來的。即權力是權利的衍生物，是集中化、公共化、強烈化了的權利。[因此權利和權力的本質關系是：權利是權力的基礎和來源，一切公共權力都是由權利轉化和派生而來的。即權力是權利的衍生物，是集中化、公共化、強烈化了的權利。]同時，權力是實現權利的手段，權利是權力存在的目的；沒有權利作為目的，權利就失去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兩者相互依存，是對立統一的關系。[同時，權力是實現權利的手段，權利是權力存在的目的；沒有權利作為目的，權利就失去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兩者相互依存，是對立統一的關系。]但是，兩者更有顯著的不同，這也就是其對立性的表現。首先，權利有所謂“剩余權利”，即法律上未規定為權利，而有未加禁止并且符合社會成員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事，可以推定為權利主體有權利做，即“法不禁止即可為”。這實際上允許從應有權利推定出法律權利，稱之為權利推定原則。而權力則不能，其具有普遍性、壟斷性、強制性和擴張性的特點。若不對之加以嚴格限制，他就可以憑借其強大的力量濫施于社會，并以武力做后盾侵犯公民、法人及其他法律主體的合法權益。因此，法律必須對權力的行使加以嚴格限制、界定，規定其職能，確定權利行使的方式和范圍。即權力必須依法行使，不存在“剩余權力”，不應允許“權力推定”。其次，權利行為不具有直接強制性。當權利受到侵害或損害時，權利主體只能向國家司法等相應機關請求救濟，而不得自行向侵害人施以強制。相反，權力的強制性是國家機關直接行使的。而權利的強制性必須以國家強制力作中介，是間接的。最后權利與權力的主體及其行為性質不同。權力的主體是國家機關或授權組織；權利行為的性質是職權或授權行為，或成公共權力行為。其以社會公共利益為目的，不能。這種公共權利的行為具有直接強制性。權力行為的對象必須直接服從權利的施行者，否則便會受到權力行為者的干預。權利的主體一般是公民和法人，其行為的性質直接體現其利益，并以獲利為目的。[但是，兩者更有顯著的不同，這也就是其對立性的表現。首先，權利有所謂“剩余權利”，即法律上未規定為權利，而有未加禁止并且符合社會成員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事，可以推定為權利主體有權利做，即“法不禁止即可為”。這實際上允許從應有權利推定出法律權利，稱之為權利推定原則。而權力則不能，其具有普遍性、壟斷性、強制性和擴張性的特點。若不對之加以嚴格限制，他就可以憑借其強大的力量濫施于社會，并以武力做后盾侵犯公民、法人及其他法律主體的合法權益。因此，法律必須對權力的行使加以嚴格限制、界定，規定其職能，確定權利行使的方式和范圍。即權力必須依法行使，不存在“剩余權力”，不應允許“權力推定”。其次，權利行為不具有直接強制性。當權利受到侵害或損害時，權利主體只能向國家司法等相應機關請求救濟，而不得自行向侵害人施以強制。相反，權力的強制性是國家機關直接行使的。而權利的強制性必須以國家強制力作中介，是間接的。最后權利與權力的主體及其行為性質不同。權力的主體是國家機關或授權組織；權利行為的性質是職權或授權行為，或成公共權力行為。其以社會公共利益為目的，不能。這種公共權利的行為具有直接強制性。權力行為的對象必須直接服從權利的施行者，否則便會受到權力行為者的干預。權利的主體一般是公民和法人，其行為的性質直接體現其利益，并以獲利為目的。]由此可見，權利盡管具有本源性，但相對權力的直接強制性，其間接的強制性決定了權利主體往往處于被保護的弱勢地位，但是權利卻是對權利主體進行保護或救濟的前提、基礎和依據，也是維護和主張自己權益的根據。因此權利主體享有怎樣的權利、多少權利是權利主體法律地位和人格的外在表現。然而，另一方面權利亦會產生消極作用或具有負價值。權利主體往往也會在依權利主張、要求和保護自己的權利時，侵犯或損害他人的權利。是故，法律必須對權利的內容和范圍作一定界定，并使權利推定原則合理推衍，以避免和防止權利主體依權利濫主張和保護其權利。而作為間接行使權力（行政權）、執行公務的公務員，其是“一體兩權”的特殊主體，其權利就更凸現出法律理論和實踐的價值。鑒于此，世界各國都對其公務員賦予不同的權利，并規定了不同的救濟。
二、公務員權利的法律定位及價值
法律權利，是指法律關系的主體依法享有的某種權能或利益，它表現為權利享有者可自己作出一定的行為，也可以要求他人作出或不作出一定的行為。公務員的權利是作為行政法的部門法——《公務員法》中的作為公務員法律關系主體的公務員，依法所享有的權能或利益。它在公務員法中處于核心地位，是公務員法的靈魂。在整個公務員法中，不論“入口”、“出口”或“管理”都必須以權利為衡量之法律準則。在與立法、行政、司法機關的法律關系中，亦應以權利為依據；在與相對人（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關系中，亦應以它為限度。所以，公務員的權利是公務員法的“核心”和“靈魂”。它是憲法賦予行政主體的行政權，由靜態轉化為動態的連接點。只有通過這一連接點，才能實現行政權的價值或作用，完成行政管理目標，實現“公權為私權”服務的目的。據此，公務員的權利是指公務員依法行使行政主體所擁有的行政權、行使職權、履行職責、執行國家公務過程中能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為，要求作出或不作出的權能或利益。
價值，簡單地說，是客體對主體的滿足和需求，是主體和客體的對立和統一。法律價值，是以法律為客體對主體的滿足，它是以主體與客體的相互關系為基礎和核心的，是人關于法的絕對超越指向。再次，客體是既定的（常量），主體卻是個變量。對不同的主體，其價值不同。公務員權利的價值是以公務員作為客體對主體的滿足和需求，是公務員權利對不同主體的絕對超越指向，體現的是公務員權利與不同主體間的對立統一關系。其內容應包括：它對公務員自身的價值，對主體、行政、司法機關的價值及對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相對人）的價值。
（1）對自身價值。權利的存在或有無，是公務員法律地位的標志，使其執行公務、保障自身權益、尋求法律救濟的依據。反之，如果喪失權利，那么其執行公務就因主體的不合格而受阻；或公務活動不能運轉及效益的最大化受損或受阻。因此，其價值表現為利益（人身或財產）和自由。（2）對立法、行政、司法主體的價值。權利是由立法主體設定和賦予的，其設定必須權衡各方主體，以最大限度發揮公務員的作用和價值。因此，公務員權利對立法主體的價值應是公平和秩序。通過權利的設定和賦予實現社會的公平和秩序，就是立法主體的最大滿足。行政主體通過公務員的法律行為使行政權向外發生作用和效果，沒有權利，公務員以行政主體的名義行使行政權的效率或效益，就得不到保障。這樣行政權的價值也不能張揚和實現。所以公務員的權利，對行政主體的價值是效率或效益。如果公務員的權利受到侵害，請求保護的最終主體只能是司法主體，而其救濟的依據只能是其權利。因此公務員權利對司法主體的價值是公正、正義。（3）對相對人而言，表現為依法抗辯、抵制、救濟等。其以逆向的負價值借以實現正價值——保障人權。因此，對相對人的價值是人權。
綜上所述，公務員的權利不是臆想的或憑空產生的，它源于法律實踐中，是行政權運作的必然結果。只要有行政權存在，它必然就會介于行政主體與相對人之間，并與立法與司法主體發生關系，成為一個獨立的實體，并隨之產生一種特殊的法律關系和相應價值。如圖：
（公平、秩序）立法主體權靜行政權
（效率、效益）行政主體動公務員權利態相對人（人權）
（正義、公正）司法主體力態權利
可見，公務員的權利在整個行政法中處于核心地位，是行政權通過公務員與其它法律主體發生作用和價值的主體資格的法律根據，也是取得救濟的法律依據。
三、公務員權利和救濟的行政法理思辨
1、理念的轉變要求政府行政理念的轉變
基本人權或立憲精神是現代法治進入或者對抗特別權力關系的最基礎的理論。在人權的理念下，現代的世界政治思潮最明顯的特色是在于大幅度和廣泛地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限制“公權”，保護“私權”是世界的主流。而特別權力關系的理念已相對弱化，并呈顯出新特點：第一，法律保留原則逐漸適用于特別行政關系。所謂法律保留是指當行政主體行使公權力時，如果涉及公民權利義務方面的事項，只有在法律明確授權的情況下才可進行。第二，司法最終原則逐漸適用特別權力關系。“‘有權利，必有救濟’，凡權利受到侵害時應有法律救濟之方法，此為權利之本質。……故實質意義的法治國家就是司法國家。任何法律上之爭議，皆應由法院裁判?！盵：第一，法律保留原則逐漸適用于特別行政關系。所謂法律保留是指當行政主體行使公權力時，如果涉及公民權利義務方面的事項，只有在法律明確授權的情況下才可進行。第二，司法最終原則逐漸適用特別權力關系。“‘有權利，必有救濟’，凡權利受到侵害時應有法律救濟之方法，此為權利之本質?！蕦嵸|意義的法治國家就是司法國家。任何法律上之爭議，皆應由法院裁判?！盷所以，司法最終解決原則是現代法治社會的一項基本原則。
理念的發展要求政府行政理念的轉變。19世紀末20世紀初，由于科技進步和生產關系的調整導致社會經濟迅猛發展，大量的社會問題和矛盾紛至踏來。隨之，行政權力擴張，職能大大增加。在19世紀以前的警察國家里，國家行政不過是御敵治安以及確保與之相應的財政的消極行政。但是，進入20世紀以后，社會國家、福利國家、服務國家理念隨之確定。相應，它的政府的功能不僅僅在于管理社會成員，更重要的是為社會成員服務。而作為從事行政的公務員也就有了新的理念和要求，即必須以“服務”為理念和要求。
2、公務員之檢討
（1）公務員與國家、政府
公務員是體制下國家行政權動態運作過程中的具體操作者。盡管其是以行政主體的名義行使行政權，且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并不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但這并不影響其在整個行政權力或權利運作系統中的法律地位。縱觀行政權力的運作框架體系，行政主體在其中所享有的僅只是靜態的行政權，而且并不對相對人發生任何直接作用。可以說，其作用和價值僅是觀念形態。而真正起作用并產生動態效果的是公務員。所以，公務員在行政權的運作中是積極富有活力的第一主體因素，其宛如人體中的血液一般。但是，它從何而來呢？因此，必須首先界定或定位其與國家或政府的關系問題。就此，有些學者認為是公務員與政府的關系。筆者，對此持異議。因為首先政府是國家權力之一的行政權的擁有者和間接行使者，是依法設定的。因此，它從屬于國家，并不是國家的全部；其次，公務員，它既可以表現為集體概念，又可表現為個體概念。表現為集體，其是行政法律關系或公務員法律關系中的獨立主體，是整個國家機器的構成部分之一；表現為個體，公務員首先是公民，然后才是公務員。公民是其第一身份，而公民是國家構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公民權是國家的政治生活及理念和體制的核心和靈魂。故此，公務員應首先與國家發生法律關系，屬第一位，是上位的。然后才和政府發生法律關系，屬第二位，是下位的，而且這種關系必須由法律規定。這一點，從世界各國的《公務員法》均由立法或代議機關制定可以明證。最后，這與人民、在民及保障人權的理念和憲法原則也是不相吻合的。公民依法成為國家的公務員是公民政治權利的實現，參政、議政、管理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是公民的基本權利。所以，應是公務員與國家的關系。[筆者，對此持異議。因為首先政府是國家權力之一的行政權的擁有者和間接行使者，是依法設定的。因此，它從屬于國家，并不是國家的全部；其次，公務員，它既可以表現為集體概念，又可表現為個體概念。表現為集體，其是行政法律關系或公務員法律關系中的獨立主體，是整個國家機器的構成部分之一；表現為個體，公務員首先是公民，然后才是公務員。公民是其第一身份，而公民是國家構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公民權是國家的政治生活及理念和體制的核心和靈魂。故此，公務員應首先與國家發生法律關系，屬第一位，是上位的。然后才和政府發生法律關系，屬第二位，是下位的，而且這種關系必須由法律規定。這一點，從世界各國的《公務員法》均由立法或代議機關制定可以明證。最后，這與人民、在民及保障人權的理念和憲法原則也是不相吻合的。公民依法成為國家的公務員是公民政治權利的實現，參政、議政、管理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是公民的基本權利。所以，應是公務員與國家的關系。]同時，學者們把政府與公務員的關系歸納為幾種關系說：服務關系、主仆關系、關系、雇傭關系、委托關系、代表關系。這幾種關系說盡管在各國都有體現，但都與現代民主政治和理念相悖。起根本原因是把公民與公務員絕對割裂開來，忽視了公民與公務員之間的關系，以及公民、公務員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不同地位。這樣，在實踐中公務員的法律地位的不到應有的保障，反而會使其形成一種“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思想和作風；在理論上，公務員法作為一個部門法及法律位階的作用和價值也不能充分構建和展現。因此，不論在實踐和理論上都是不足取的。所以，筆者認為，公務員與國家之間本身就是一種憲法關系。因為，公務員是公民的衍生物，是從公民中分化派生出的一個特殊主體。所以應當考慮將公務員作為一個特殊主體納入憲法。關于公務員與國家關系的性質，理論上有三種學說，即國家單方行為說，國家與公務員的雙方行為說，以及以公務員同意為條件的單方行為說。[同時，學者們把政府與公務員的關系歸納為幾種關系說：服務關系、主仆關系、關系、雇傭關系、委托關系、代表關系。這幾種關系說盡管在各國都有體現，但都與現代民主政治和理念相悖。起根本原因是把公民與公務員絕對割裂開來，忽視了公民與公務員之間的關系，以及公民、公務員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不同地位。這樣，在實踐中公務員的法律地位的不到應有的保障，反而會使其形成一種“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思想和作風；在理論上，公務員法作為一個部門法及法律位階的作用和價值也不能充分構建和展現。因此，不論在實踐和理論上都是不足取的。所以，筆者認為，公務員與國家之間本身就是一種憲法關系。因為，公務員是公民的衍生物，是從公民中分化派生出的一個特殊主體。所以應當考慮將公務員作為一個特殊主體納入憲法。關于公務員與國家關系的性質，理論上有三種學說，即國家單方行為說，國家與公務員的雙方行為說，以及以公務員同意為條件的單方行為說。]就此，筆者傾向于雙方行為說。因為其決定于國家公民與公務員的關系。馬克思認為，事物的性質是由事物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的。這一樸素真理體現在這個問題上，就是必須充分透視國家和公務員的生成及與公民的淵源關系。首先，成為公務員是憲法賦予公民的政治權利的實現。權利可以放棄，公民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做出決定。其次，國家是否授予某一公民具有公務員資格也不是無條件的，而是必須按照一定的條件和程序進行。因此，公務員與國家之間是一種雙方行為、雙向活動。
（2）公務員之檢討
公務員在本質上是法律關系（公務員法律關系）的主體。因此，它同其他法律關系的主體一樣，應該具有共同的性質和特點。主體是法律關系的根本要素。沒有主體、權利、義務便失去依附的實在載體。但是，什么是主體呢？通常人們把法律關系的主體解釋為法律關系的參加者，即權利義務的享有和承擔者，但隨著哲學和包括法學存內的各門社會科學對主體、主體性的深入研究，這一概念更加科學和豐富。無論在哲學，還是在各門社會科學中，“主體”總是意味著某種自主性、自覺性、自為性、自律性，起著主導的、主動的地位。法律主體的這些特征和地位集中表現為，凡是法律關系的主體，都應具有能夠依法享有權利和履行義務的法律資格，即權利和義務能力，簡稱“權利能力”。權利能力分為一般權利能力和特殊權力能力。一般權力能力指主體自出生（成立）到死亡（解散）時止都享有的權能和資格。特殊權利能力是指主體在特定條件下，具有的權能和資格，這種權利能力要受到年齡或者條件的限制。具有權利能力的人要獨立地享有權利、行使權利、履行義務，還必須具有行為能力?？梢?，公務員不僅是主體，而且是特殊的主體，那么相應的，其應當具有特殊的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即特殊的法律資格。
能否成為法律關系的主體，是否擁有這種特殊的法律資格，不是任意或隨意的。因為關于什么人或組織可以成為法律關系主體以及何種法律關系的主體，是由一國的法律規定或確認的。而這種規定或確認是由該國的社會制度即由經濟結構和政治結構決定的。因此，不是任何公民或者自然人都能成為公務員，必須由法律規定或確認達到一定的標準或符合條件的公民才能成為公務員，具有公務員特殊的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此時，其才享有相應的權利。當然，由于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歷史傳統等因素的影響，各國的公務員所具有的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是不同的?？梢?，公務員的法律主體資格，是其擁有權利的先決條件。也就是說，如果一個公民沒有取得這一法律資格，其不可能享有或擁有這些權利。這一法律資格與其他法律關系主體相比較，它首先表現為一種身份即身份權。因此，我們稱之為第一位的權利，它應是公務員權利的核心、靈魂和基石。顯而易見，判斷和識別公務員的唯一標準也就是這一身份權，如果喪失身份權，就不是公務員，相應也就不享有其他的作為公務員應享有的權利。
然而，在行政權的實際運作過程中，卻也存在著一種特殊的現象。作為某一組織成員的公民，（如中國的授權或者委托組織，法國的公務法人等），他們實際并無公務員的法律資格，即不享有身份權，但他們卻在以不同的名義行使著行政權（行使職權、履行職責）。也就是，他們并不是法律規定的公務員，但可以說是法律確認的，對他們的權利如何界定？各國至今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為了便于研究和識別，我們將國家法律規定的，謂之國家行政公務員；將法律確認的，謂之準國家行政公務員。相應的，前者具有了法律資格，后者具有準法律資格?？梢?，任何一個公務員，其首先必須是一個公民，這是成為公務員的首要條件和基本要求，也是憲法和理念的必然要求。因此，對國家行政公務員而言，其具有雙重身份；對于準國家行政公務員而言，其有三重身份或者多重身份。兩重者享有兩重權利，三重或多重者享有三重或多重權利，其關系應由各源于的不同法律來調整和規范。
3、公務員權利之解析
“權利”一詞，中外法學家、學者各言其意、其道，各執一詞，莫衷一是。我國著名法學家周永坤教授集百家之長，領悟其實質，將其定義為：是為社會或法律所承認和支持的自主行為和控制他人行為的能力，表現為權利人可以為一定行為或要求他人作為、不作為，其目的是保障一定的物質利益或者精神利益。從這一定義，我們不難看出，權利只是圍繞著主體，為主體設定、行使并回饋反歸于主體。因此，權利與主體具有不可分割性。如果分離，權利也就失去存在的價值和實體。公務員是行政法中的一個特殊主體，其具有多重身份或多重角色。其權利必然與其身份相稱，相對位，并緊密圍繞公務員這一主體。那么，何謂公務員的權利？對其概念的定義，不僅要反映和體現權利的共性，更重要，也是最重要的必須映射和突出公務員主體的特殊性。只有這樣，才能凸現公務員權利的內在實質和靈魂。對此，國內外學者也有多種表述，但其基本含義是一致的。因此，圍繞其共性并把握特殊性，我們作一概括：
公務員權利是指依據法律規定，具有特殊法律資格的公務員在以行政主體的名義行使行政權的過程中，所作出的為法律所規定的自主行為或控制他人行為的能力。其表現為公務主體可以為或要求他人作為、不作為并求得權益的正位。據此，公務員權利具有以下幾層涵義：①主體性，是基石和起點。權利體系中，權利是公務員的，不是公務員就不得享有此權利，兩者不可分離；②資格性，是核心和靈魂。只有具有公務員的身份或法律資格，才享有此權利；③準行政權性，是公務員的外在標志，其具有公示公信的作用和價值。只有具有這一外在標志，權利才能達到實體價值和形式價值的統一，權利才能得以實現。某種意義上說，它是動力；④權益性，是歸宿、目的，也是出發點和落腳點。權利追求的最大效益或目標，就是實現權益的正位。否則，權利沒有任何意義和價值；⑤法定性，是準繩和標尺。盡管我們不能說權利源于法律，但相對憲法可以說法律是公務員權利的次級淵源。衡量和識別一個公務員是否享有某項權利，必須以有無法律規定為準則。這五個方面是有機的一個整體系統，缺一不可，并相互聯系和制約。公務員的每項權利都必須同時具備并透視出這五個要素或涵義。否則，將不成為其權利或曰權利不成立。
公務員權利的定義和生成，只是解決公務員權利是什么或在怎么樣的條件下，才具有公務員權利的問題。一個簡單而且常見的問題是，公務員的權利是哪里來的呢？或曰為什么？正如我們中國人所說的那樣，“知其然，知其所以然。”這就是公務員權利的淵源問題。淵源，本指出處。法學常用之表述表現形式。在此，它應包括實質淵源和形式淵源。形式淵源是它的法律表現形式，包括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等；而實質淵源是什么呢？學界尚無論述。我們認為：公務員的權利是法律規定的。因此，應當先從法談起。一國之中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當屬憲法。是故，它是尋找答案的唯一法律依據。它的制定、實施和內容反映了一國的理念和指導思想。最根本的是，它要決定贊成什么、反對什么、保護什么、禁止什么?？v觀現代世界各國的憲法，無不反映出在民和保障人權的基本理念，并且各國均把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置于憲法的首章?？梢?，憲法的起點和落點、目的和歸宿都是公民的權利。正如馬克思所言，憲法是人民權利的保障書。而公務員的權利是體制下行政法中政府行政權運作過程中的占優勢的一方主體（公務員）所享有的，而且，稱當這一主體的只能只是公民（人民）。在在民的國家，國家權力屬于人民，國家機構的設定、設置和組建，行政權等國家權力都是人民意志的反映，即權力主體的行權也是人民的授權。因此，權力來源于權利，權力服務于權利，權力應以權利為界限，權力必須由權利制約?？梢?，權力與權利是淵與源的關系。權利是第一位的，權力是第二位的、派生的。權利是本源性的，權力源于權利。③既然這樣，公務員首先是公民，其必然首先享有公民的權利，然后才享有公務員的權利。而且世界各國的憲法大多規定，公民是公務員的先決條件，并且各國憲法中又不同程度的規定著公民參與管理國家、社會事務、公共事務的政治權利。據此，也不難看出，公民的權利與公務員的權利，也是一種源與淵關系。但是公務員畢竟是一種特殊的法律身份，其權利源于公民權利，卻又表現出本身的特性，兩者之間表現出嚴格的界限性，即其所享有的權利要么是公民所不享有的，要么是優于公民的權利。當然，在一定條件下，其享有權利的要求和條件甚至高于或嚴于公民享有的權利。這是公務員這一特殊主體在公權力——行政權運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所決定的。根據其特殊性，我們認為公務員的權利的特征表現為：1、身份性。2、派生性。3、集合性。4、優益性。5、限制性。6、準行政權性。7、不可轉讓性。
因此，我們認為，應以公務員的特殊身份性為基準，以公民權利作為參照系，根據公務員權利與公民權利的淵源關系，確定公務員權利的內容。這樣，應包括：（一）作為公務員特殊身份的特有權利；（二）作為公務員從公民權利中衍生出的一般權利。其主要包括：1、身份權（法律資格權）；2、平等權；3、政治權利和自由；4、社會經濟權利（勞動、休息、休假、培訓、工資、津貼、福利、待遇、退休等等）；5、文化教育權；6、執行公務權；7、救濟權；8、人身權。其有權利包括身份權、執行公務權、特別的社會經濟權利；一般權利包括平等權、政治權利和自由、部分社會經濟權利、文化教育權利、救濟權、人身權。
4、公務員的權利與救濟
“沒有救濟，就沒有權利”。有權利就必須救濟，否則權利難以實現和保障。權利與救濟密不可分，是內容與形式、實體與程序的關系。然而，救濟不同于救濟權。救濟是權利受到侵犯所采取的事后的補救措施、方式、方法和手段。它以救濟權為核心和基礎。如果沒有救濟權，它就失去了進行救濟的法律依據。因此，救濟權是一種實體性的權利，它在程序上可以表現為各種權利，如告知、抗辯、抵抗、申訴、控告等。對此，各國憲法及公務員法規定不一。有的明確規定了救濟權，有的則以控告、申訴權明確規定。顯然，不同的規定，對于權利保護的程度和范圍是不同的。同時，由于公務員的多重身份（法律資格），其救濟也表現出本身獨有的特點。它與公民權利救濟相比較，其法律調整的范圍廣、大于公民的調整范圍。因此，我們認為其不僅有外部救濟，而且應有內部救濟。即公民權利的救濟一般有憲法救濟、行政救濟、民事救濟、刑事救濟，而公務員權利的救濟不僅限于此（一些國家沒有），而且有內部救濟（即行政系統內的申訴和控告）。一個關鍵而且致命的問題的是：什么情況下適用公民權利救濟？什么情況下適用公務員的權利救濟？兩者有無競合的情況？既然我們認為，不論公民或是公務員，都是一種法律資格（身份），那么正確合理地識別他們的身份就是這個問題解決的焦點。對于公務員由于本身身份的特殊性對其救濟，應優于且嚴于公民的救濟；其身份競合，救濟不應競合。因為公民是一種相對永久性的身份，而公務員卻是一個相對穩定性的身份。失去或喪失公務員資格，其只能獲得公民權利救濟；反之，以公務員身份救濟?；蛘咴诜申P系中，以公民身份作為法律關系的主體，則以公民救濟之；以公務員身份作為法律關系的主體，則以公務員救濟之。這樣，在對公務員救濟時，必然對其身份作識別。只有是在公務員身份時，其權利的侵害才得到相應的救濟。
綜上所述，公務員是“一體兩位”的邏輯范式。一體，既是權利主體，又是救濟主體。前者享有以身份權為核心的權利內容；后者在不同的法律救濟關系中，享有不同的救濟，權利不同，救濟不同，前者決定后者。兩位，即權利——救濟，也是一對邏輯范式。而這一外現和表征歸根結底是由權利的屬性和機理決定的，從而形成其自身獨有的機制。因此，我國的公務員法的制定和構建，應既容納和凸現權利和權力內部性之機理和機制，又應兼容和彰顯其外部性之機理和機制，使其內部之良性互動和外部之良性互動平衡而又均衡，從而使帕雷托最優和納什均衡并存。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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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同[2]，第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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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同[15]。
[17]張淑芳主編：《公務法教程》，[M]——北京：中國大學出版社，第44頁。
[18]張文顯：《法哲學范疇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100頁。
[19]同[18]，102頁。
踐行科學發展觀，既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又是一項艱巨的實踐任務。人大及其常委會作為地方國家權力機關，它的全部工作對本行政區域的發展具有強力影響。因此，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必須牢固樹立科學發展觀，找準人大工作貫徹科學發展觀的著力點，把實踐科學發展觀的具體行動貫穿于人大工作全過程。
（一）人大踐行科學發展觀，要在堅持黨的領導上下功夫?？茖W發展觀強調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其核心是堅持黨的領導。因此，人大踐行科學發展觀，就要把黨的領導貫穿于人大履職全過程，落實到人大工作各方面。具體要把握好三個關系：把握黨委決策與人大決定的關系，堅持黨委行使決策權與人大行使決定權的內在統一性，使黨委決策經過法定程序，成為全體人民的共同意志；把握圍繞黨委中心與開展人大工作的關系，根據黨委決策意圖確定人大的工作方向，根據黨委總體部署安排人大的主要任務，做到人大工作與黨委工作同心、同向、同步；把握貫徹黨的意志與反映人民意愿的關系，既要始終堅持黨的政治、思想和組織領導，確保人大工作的正確方向，又要發揮好橋梁紐帶作用，積極反映人民群眾的呼聲和要求。
（二）人大踐行科學發展觀，要在推進又好又快發展上下功夫。又好又快發展是科學發展觀的精髓。人大踐行科學發展觀，要著眼經濟發展質量、速度和效益的有機統一，把人大監督經濟運行的切入點，放在優化產業布局、優化投資結構、優化招商項目上，通過開展調查視察、聽取專項報告等方式，切實加強對工業經濟、城市經濟、鎮域經濟等重點工作的監督支持，努力促成投資拉動和創新驅動并重、利用外資與直接融資并重、資源利用和資源節約并重、城市發展與農村發展并重的科學發展新格局。要抓住經濟結構調整這條主線，加強對高新技術、信息產業、節能減排、生態建設、環境保護等工作的監督，支持政府加大環保力度，從嚴查處違規排放行為，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和清潔生產，加快建設科學合理的能源資源利用體系，形成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體制機制。
（三）人大踐行科學發展觀，要在加強民主法治建設上下功夫。民主法治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根本保障，也是人大工作的根本任務。人大踐行科學發展觀，要不斷擴大人民民主，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的聯系，發揮代表在實現人民當家作主中的主體作用；逐步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保證城鄉居民選舉權的平等；健全公民旁聽人大會議制度，暢通民意訴求和民情反映渠道。要努力發展基層民主，以落實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居民委員會組織法為抓手，引導群眾依法直接行使民利，實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要加強對“五五”普法的監督檢查，強化對法律法規的執法檢查，深化執法責任制，加強平安建設，努力維護政治安定、社會穩定的良好局面。
（四）人大踐行科學發展觀，要在創新履職方式方法上下功夫。創新是科學發展觀的永恒主題。人大工作要永葆生機活力，就要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努力在履職方式上有所創新。要創新行使重大事項決定權的方式方法，努力形成決定之前重調查、決定過程講民主、決定內容求實效的決策機制。要創新行使監督權的方式方法，認真研究分析監督工作的特點和規律，在規范統一監督行為、深化細化監督程序、拓展豐富監督方式等方面進行積極探索。要創新行使人事任免權的方式方法，建立完善任前考法、供職發言、任職宣誓、頒發任命書等程序，實現黨管干部和人大依法任免的統一；探索實行對被任命干部進行年度工作評議，開展部門負責人向人大代表述職述事活動，實現對事監督與對人監督的有機統一。
（五）人大踐行科學發展觀，要在推進和諧社會建設上下功夫。社會和諧既是科學發展的重要目標，又是科學發展的重要保證。要按照共建共享的原則，高度關注民生，著力解決好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問題。要加快推進農村社區建設，通過聽取專項報告、開展調查視察等方式，不斷提高社區服務質量和水平，使廣大農民群眾都能享受到快捷、高效的社區化服務。要抓住教育教學、醫療衛生、體育事業、就業再就業、勞動保障等重點問題實施監督，支持政府及有關部門采取有效措施，破解民生工作的難題，讓改革發展的成果，最大限度地惠及人民群眾。要認真做好群眾來信來訪工作，加強對信息的
在被稱為“信息時代”、“知識社會”、“教育世紀”的當代，更顯示出預言一般的魅力。當今世界各國的競爭，其實質和關鍵是教育優勢的競爭，培養人才的質量的競爭。但由于諸多方面的因素，我國教育長期受到困擾，片面理解人的全面發展，使學生的個性不能得到生動活潑的充分發展。片面追求升學率，長期以來人們習慣于將時間和質量劃等號，以至于“日光加燈光”、“時間加汗水”的現象屢見不鮮，屢禁不止。學生自進校到出校，很少有選擇的余地，基本上處于被支配的地位。
關于人的發展問題，實際上是一個教育目標問題。從教育史來看，在古希臘就提出了這個問題，文藝復興時期的啟蒙思想家們和以后的一些先進資產階級教育家們，也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這個問題。
1、從系統論的觀點來看，人的發展包括多個方面，即德、智、體、美、勞諸要素的發展。在過去，重視德育，而忽視了其它各育。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沖擊下的今天，雖然強調教育要培養學生全面的和諧發展，其實質還是不可避免以智育為主的畸形教育。
2、從教學論的觀點來看，人的發展是一個有機結合的整體，不可分割也不能分割開來。各育之間是相互滲透，相互聯系的。但長期以來在人們的思維中也存在著某些片面的觀念，認為課堂教學只要培養學生的智能，不必考慮其它各育的發展。如：認為德育是思想品德課的任務，只有美術課才是對學生進行美育的途徑等等。
3、從哲學的觀點來看，人的發展的各方面既是相互獨立的，又是相互聯系的，相互統一的。在全面發展的基礎上發展個性，但現實中，學生個性的發展常常受到壓抑。
論文關鍵詞：自然環境，依賴性，發展
自然環境是和社會環境相對的一個概念，有著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的自然環境是指與人所處的地理位置相聯系的各種自然條件的總和，包括地理位置、氣候、土壤、山脈、河流、植物、動物、礦藏等。廣義的自然環境指除了人類社會之外的各種自然物質、能量、信息的因素所構成的一個整體系統。人總是生活在一定的自然環境之中，人的生活和發展與自然環境息息相聯，都要受到自然環境的影響和制約，離開了自然環境，個人乃至整個類將失去生存和發展的根基，人也將不復存在。因此，自然環境對人的發展來說是一個基礎、一個前提。
一、自然環境是人生理發展不可或缺的自然條件
人作為自然存在物，有其自然屬性，人是自然界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人源于自然。這一事實決定了人永遠不能割斷自身同自然之間的聯系。人從自然中輸入物質、能量和信息，經過加工、處理和轉化來滿足自身的需要，形成自己的體力和智力；同時人也向自然界輸出物質和信息，影響和改變自然界。這個輸入和輸出關系，就是人和自然的實際聯系。它說明人只是在與自然的相互聯系中依靠自身的智慧和勞動，從自然界那里獲得物質、能量和信息借以維持自身的生存和發展。承認人的肉體存在的客觀性就必然承認維持這種存在、滿足這種生物組織生理需要的合理性。因此，人有自然需要。自然需要簡言之也就是維持人的生命存在的生物需要、生理需要。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提到，“在一定意義上，吃、喝、性行為等等，也是真正的人的機能；男女之間的關系，是人和人之間最自然的關系。”[1](P87)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哲學論文，這個前提就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2](P31)恩格斯在談到馬克思生前的偉大貢獻時強調：“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規律，即歷來為繁茂復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必須首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3](P574)
人的這些生理需要的滿足最終需要通過物質資料生產的形式來滿足雜志網。而自然環境是包括在物質資料生產其中的，是物質資料生產賴以發展的基礎。作為物質資料生產賴以發展的基礎，自然環境在其中發揮著怎樣的作用呢？恩格斯曾指出“經濟學家說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源泉。其實勞動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為勞動提供材料，勞動把材料變成財富。”[4](P77)馬克思則進一步指明勞動過程所具有的三個要素，即勞動本身、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馬克思這里所說的勞動對象，指的即是自然環境中的森林、土地、礦藏、河流等因素。在馬克思看來，自然環境是作為生產力要素之一的勞動材料或勞動對象而進入人類社會的物質生產活動的。作為生產力的要素之一，自然環境首先對人類社會的物質生產活動產生直接的影響，并進而通過物質生產活動間接地影響人類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正因為如此，馬克思強調“任何歷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指人們的生理特征和人們所遇到的各種自然條件以及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由于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5](P220)
其實，人和自然之間具有原始的內在一致性，從人的生命存在看，人依靠自然界而生活；從肉體方面來說，人和動物一樣，靠無機界生活；從人的生命活動看，人的生命活動以自然界為基石，人的生命活動的能力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以自然界為第一資源，自然界不僅是人的直接的生活資料，而且是人的生命活動的材料、對象和工具。人類的勞動對象如土地、樹木、礦石等，都是自然界提供。“沒有自然界，沒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創造。”[1](P53)馬克思繼而寫道：“自然界一方面在這樣的意義上給勞動提供生活資料，即沒有勞動加工的對象，勞動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也在更狹隘的意義上提供生活資料，即維持工人本身的肉體生存的手段。”[1](P36)自然環境是自然的有機整體，它為人生理的發展提供物質基礎。因此，我們在談論人的發展時不能漠視自然環境的作用，塑造良好的自然環境成了促進人全面發展的必備物質條件。
二、自然環境為人的精神文化發展提供重要保證
人的發展是現實的、具體的、全面的和動態的發展過程，是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中展開和完成的，這既是一個歷史形成和發展的過程，又是一個在現實的自然環境中形成和發展的過程。良好的自然環境在人的精神文化的發展中發揮著十分巨大的價值功能，它是人類實踐活動的產物，打上了人類實踐活動的印記，是人類文明的凝聚和體現，反過來又為人的發展提供重要保證。
首先，自然環境滿足人享受自然美的精神需求。愛美是人的本性哲學論文，按照美的原則和規律塑造人，是人的全面發展的重要內容。自然之美并不是人主動建構起來的，更不是自然中的事物觸發人的審美“細胞”而產生的“幻覺”，自然之美是某種自然的存在，是大自然的一些屬性，諸如它的顏色、味道、棱角、線條等，它們是直接地呈現自己。良好的自然環境為人提供了客觀的審美對象，喚起了人們的審美情趣和美感，給人營造了美的氛圍，以美的氣息凈化著人的心靈世界。
其次，自然環境還是科學活動的對象，作為人類生產活動對象的自然，同樣存在于人類的科學活動之中。“從理論領域來說，植物、動物、空氣、光等等，一方面作為自然科學的對象，一方面作為藝術的對象，都是人的意識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無機界，是人必須事先進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糧。”[1](P56)克思把“科學活動”看作人類的一種活動，是“生產的一些特殊的方式”?？茖W活動的首要內容是認識自然，從“精神上掌握自然”，然后在生產活動過程中“驅使自然力”為人類服務。
最后，建構良好的自然環境還會引發人們在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消費方式等一系列領域發生革命性的變革，有助于人形成文明、健康、科學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良好的自然環境的建設會使人領略到大自然本身的美，人在審美活動中又會自覺意識到自然環境對于人的發展的意義，將維護自然美內化為自身的價值理念，從而對自然環境給以呵護，用美的原則塑造自然環境，使自然環境更美，使人與自然更加和諧。正是在這種人與自然、主體與客體、感性與理性和諧統一的自由自覺的審美活動中，人與自然環境始終保持著良性互動，兩者在交互作用中都能得到全面的發展。在今天自然資源已經十分有限的情況下，工業化時代的奢侈浪費的生活方式，不僅超越了自然界的支付能力，造成生態平衡被破壞，而且也給人自身形成很大壓力，打破了人自身發展的平衡狀態，出現了不少難以治愈的“文明病”。人的全面發展并不意味著對物欲過分追求。人并不是庸俗的經濟動物，不能為滿足貪得無厭的物質欲望不惜掠奪自然資源，置自然資源枯竭和環境退化而不顧。作為具有理性的個體應該朝著既有利于自然發展，又有利于人的身心發展的目標努力，重視良好的自然環境的建構，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三、保護自然環境，為人的發展營造條件
從某種意義上講哲學論文，自然環境因素就是人發展的基礎因素。這就好比個人的發展是粒種子，那么“環境”就是土壤。種子很重要，土壤更重要。沒有好的土壤，再好的種子也是白搭。要想種子茁壯成長，就必須有塊肥沃的土壤雜志網。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道理。我們要實現人的全面發展，首先也必須要打造這樣一塊肥沃的最適宜“種子”生長的“土壤”，這就要保護我們賴以生存的自然大環境。
近些年來，我們賴以生存的自然大環境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空氣污染嚴重、世界性水源危機、森林慘遭毀滅、物種不斷減少、臭氧層變薄等等，表面是天災，在這天災的背后是人禍，特別是傳統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和掠奪式的資源開發超過了自然環境合理的承載能力，使得空氣、水、土地、生物等環境要素遭到嚴重的破環，生態系統維持生命的功能退化，資源支撐能力下降。所有這一切已經說明，人類的破壞行為正在將自然界驅趕到一種生態死亡的絕境中，同時也使自己陷入一種十分危險的境地。人與自然的對抗，不僅直接關系到整個類的發展，而且也關系到我們每一個人的身心健康，所以必須走出當前人與自然緊張的狀態，保護我們賴以生存的自然大環境，努力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
（一）樹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自然觀
人與自然對抗，源于極端的人類中心主義，是將人與自然的對立絕對化和極端化的結果。人類的許多災難最深層的原因就在于人與自然相互對抗的自然觀。這種對抗既是社會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的結果，同時又是社會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程度不夠的結果，因為這種人與自然對抗的自然觀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是永恒存在的，必將為人與自然和諧的生態自然觀所代替。走出極端的人類中心主義，強化環境倫理意識，既承認自然工具價值，同時又要承認其內在的價值，這既是當今人類減少種種災難的基本途徑，又是人全面發展的必然之路。
（二）改變傳統的經濟發展觀
要從根本上使人與自然的關系從沖突走向和諧，必須放棄傳統的經濟發展觀，積極發展經濟，努力實現經濟生態化。所謂經濟生態化是指人類經濟活動日趨符合生態規律要求，日益實現在生態上合理的過程，其本質和核心內容是：使基于勞動過程引發的人與自然之間物質代謝及其產物，逐步比較均衡、和諧，順暢與平穩地融入自然生態系統自身的物質代謝之中的過程。因此，只有發展生態經濟，才能徹底克服人與自然的尖銳對抗狀態，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為人更好的發展提供基礎條件。
（三）樹立科學文明的消費觀
盡管非典、禽流感等繼續威脅著人類，然而野生動物的口腹之欲仍未杜絕。因此，倡導文明飲食文化哲學論文，樹立科學健康的消費觀，有利于人與自然的和諧，有利于個人發展，同時也利于子孫后代。
（四）加強環境立法，增強環境執法力度
協調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保護自然大環境，除了依靠經濟手段，建立新的可持續經濟發展模式發展生態經濟，樹立新的可持續消費觀，倡導綠色消費等等，還必須借助于法制手段，建立和健全環境法制機制，使自然環境的保護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五）加強生態教育，提高人們的生態意識
人們在對工業文明的反思中，認識到要對工業文明中人與自然的關系進行撥亂反正，把人與自然的尖銳對抗轉變為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還必須實施和推行教育改革，發展生態教育事業，提高人們的生態意識和環境意識，這才是保護自然環境的根本長遠之計。生態化教育是和構建未來生態文明相一致的新型教育體系，它可以分為學校生態教育和公眾生態教育。對于學校而言，要以生態文明觀為指導，致力于解決教育過程中人類與自為自然之間的時代性矛盾，從而致力于培養具有生態文明素質的新人。對于公眾教育而言，要致力于提高公眾的綠色意識和參與生態環保的自覺性，積極參與解決人類與自然之間產生的生態危機，從而推動生態文明的形成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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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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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論文關鍵詞 刑法 因果關系 判斷路徑
一、刑法因果關系中幾種主要的學說概要
目前刑法學界有關因果關系的主要學說有條件說、原因說和相當因果關系說。其中條件說認為，理論上所有存在的條件關系都可以成為刑法上的因果關系。雖然該學說也對條件關系的形成有所限制，但還是有牽連太廣的弊端，因而在刑法判斷中遭到摒棄。原因說也被稱之為限制條件說，對條件說的因果關系加以限制，縮小了因果關系的外延，但這一學說在認定因果關系上過于隨意，也被大陸法系刑法所不容。
我們重點分析一下相當因果關系說。這種學說根據因果關系的情況又可以分為客觀說、主觀說和折中說?？陀^說認為，某一行為發生的所以狀況以及理論上可被預知的后果應當作為相當性判斷的基礎，刑法因果關系應有法官根據上述標準作出客觀的判定。主觀說則主張以行為人在實施行為時能夠預見的狀況為相當性判斷的標準。由此可見，主觀說的判斷標準似乎過于狹隘。折中說在理論上雜糅了客觀說和主觀說的一些觀點，但其強調，社會普通人無法預見，而行為人預見到的狀況，也應當作為判斷因果關系的標準，因此，我們可以認為折中說在理論上是比較靠近主觀說的。
刑法學因果關系理論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大陸法系發展演變出“客觀歸責理論”，在法學研究和司法實踐中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客觀歸責理論的內容分為三個層次，首先是從行為人所實施行為是否存在法律所禁止的危險來判斷行為與結果是否存在關聯；其次，繼續推論行為人的危險行為是否造成結果；最后是判斷因果關系的幾大構成因素是否屬于有效范疇之內。
我國屬于大陸法系國家，刑法理論受前蘇聯刑法學說影響，在刑法判斷上主要圍繞必然因果關系說和偶然因果關系說進行討論。前者在判斷因果關系時傾向于危險行為只有在社會普通人可以預見的情況下產生危害結果才能構成；后者則認為一種行為在其合乎規律的發展過程當中，偶然地介入其他因素，從而形成了危害后果，事先的行為與事后的結果只是存在偶然的因果關系。這兩種學說過于理論化，在司法實踐中實施起來很難把握好分寸，所以在刑法理論中逐漸被淘汰。
二、因果關系學說的啟示
1.刑法判斷中的因果關系學說在不同的法系、不同的司法體制中存在多種不同的學說，可謂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因果關系的判斷上，每一學說都堅持各自的判斷標準，判斷因果關系的方法也不盡相同。在諸多學說之中，沒有哪一學說是完美的，每一種學說在誕生之初都不同程度地遭到過抨擊，在指導司法實踐上不同的學說之間也存在較大差異。實踐證明，條件說和相當因果關系說在刑法學界取得了更多認可，在刑法判斷上被廣泛適用；原因說在實踐中難以實施逐漸被學界所拋棄。所以說，司法實踐是檢驗眾多刑法因果關系理論的唯一標準。唯有通過實踐證明了的理論才會長久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2.在對刑法因果關系相關理論進行研究時，我們始終無法繞開哲學與邏輯學的影響。黑格爾的因果觀念對刑法因果關系理論的發展提出了條件和因果的關系；德國邏輯學家馮·克里斯在1889年發表《可能性的概念及其對于刑法的意義》一文，將邏輯概念引入刑法判斷領域，并首次使用了“相當因果關系”這一概念。由此可見，刑法因果關系理論溯源于哲學與邏輯學的因果規律是無可爭辯的。
3.現存的因果關系理論學說在司法實踐中均有不同程度的適用。在普通法律案件的處理中，不同學說之間的差異和法律實踐中的優劣并不明顯。但對于一些特殊案件的處理上，各種學說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爭議。實踐證明，對于每一例具體的案件，不同理論學說都存在明顯的優劣。不同學說之間既有存在爭議的時候，也有在同一案件中思路比較接近，相互印證的時候。在有些特殊案件中，一些理論在實踐中即使存在沖突的，也是可以共存的?！耙涣鞯闹橇褪沁@種努力：同時擁有兩種相反的概念，以維持期間的平衡。”
三、有關判斷刑法因果關系方法的探討
1.我國法學理論繼承了前蘇聯的法學思想，傾向于大陸法系。所以在判斷刑法因果關系時要以條件說為邏輯基礎。因果關系理論的爭論焦點在于處理特殊案件時沒有先例可供參考，所以擁有哲學理論支持的條件說受到學界青睞。另外其符合邏輯性也填補缺少實踐經驗的不足。條件說根據社會一般人基本的思維常識來看待因果關系，堅持以日常生活中的常規規律為指導來判斷刑法中的因果關系。
在因果關系說中，我國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則從法律規范的角度將條件說作為刑法因果關系的判斷基礎。罪刑法定原則是我國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和“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的內容使刑法因果關系的判斷更為簡單。行為人的行為與行為結果之間的關系成為唯一的刑法判斷關系。《刑法》第三條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的，依照法律處罰，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的不得定罪處罰。”按照這條規定，即使行為人的行為造成了危害后果，只要法律上沒有明文規定，也不得判其有罪，否則便違反了罪刑法定原則；而將法有明文規定的行為不適當的出罪同樣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
2.我們在對眾多刑事案例進行法理分析時，應該基于哲學、邏輯學考察刑法因果關系。這時，我們會發現，任何一個結果都不是由單獨的原因引起的，每一個結果的產生往往是諸多諸多原因加在一起所導致的。在眾多的影響因素之中，既有人為的主觀行為，也有環境客觀條件或者自然現象等等。單獨考慮行為因素，也存在很多復雜原因。造成結果的行為可能不止一個，這些行為又可以分為若干種類。之所以要對刑法因果關系進行合理判斷，就是要在造成犯罪結果的眾多因素中找到影響定罪量刑判決的因素，從而發現犯罪行為。在這個過程中如果單純地依據條件說進行判斷，離開罪刑法定原則的有利支撐，我們的判斷就掉入了哲學邏輯的怪圈。單純地適用條件關系的“排除法”進行判斷，在具體的案件操作中很難全部實現，因為運用“排除法”需要一個前提條件，即知道這些條件如何作為原因而發揮，如果沒有這一前提，條件說在司法實踐中根本難以實行。
根據上述原因，我們可以意識到，在條件判斷的基礎上，以罪刑法定原則為指導，進行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判斷顯然比單純依據條件說進行刑法判斷更為科學合理。但百密一疏的是，這樣做也有將合法行為劃歸犯罪的可能性。看來，沒有那一種理論可以做到至善至美。為了防止這一可能的發生，我國法學界提倡給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在我國法學理論尚待提高的司法環境下，依靠法官的謹慎入微來彌補理論的不足。實踐證明，這種方法未嘗不是一個理想的選擇。
3.選擇客觀的相當因果關系說作為刑法上因果關系判斷核心的主要原因：
（1）相當因果關系說也起源于哲學邏輯理論，同樣有哲學理論基礎。從刑法判斷的方式方法上看，相當因果關系學說仍然屬于條件說的理論范疇。在繼承條件說優點的同時，相當因果關系說以法的觀點將因果關系限定于日常生活經驗法則之內，以行為發生時普通人的預見標準為標準來判斷該行為的合法性。這樣的判斷方式將刑法上的因果關系與哲學意義的因果關系劃分出明確的界限。
（2）選擇客觀的因果關系說使得司法實踐中判斷刑法因果關系時更加易于操作。理論上的分歧與實踐中的具體應用完全不同，在刑法因果關系的判斷上，各種學說之間存在較大爭議。休謨曾經這樣說過：“一切深奧的推理都伴有一種不便，就是：它可以使論敵啞口無言，而不能使他信服，而且它需要我們作出最初發明它時所需要的那種刻苦鉆研，才能使我們感知它的力量?！蔽覀冎挥蟹畔聲?，拋開各種理論的教條限制，置身于法律實踐之中時，我們才能充分驗證各種理論的長短、優劣。在司法實踐中，大量的功利的、現實的因素總是或多或少地影響著司法工作的進程。在這種情況下，對于絕大多數案件，我們只不過進行宏觀的、粗略的判斷就可以解決因果關系的判斷問題，關于理論上的分歧并不能在更大的范圍內影響法院的判決結果。這是現實的需要，也是司法效率原則的要求。客觀的因果關系說相對于其他學說來講，更適合司法實踐中的實際操作。
（3）罪刑法定原則使客觀的因果關系說成為判斷刑法因果關系的首選。刑法中因果關系的研究更多的依賴于社會經驗法則。而社會經驗只是針對常規狀態下的普通人而言的，對于特殊狀況的具體的某一些特殊人群無效。平心而論，客觀的相當因果關系說也許對行為人過于苛求。但這也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進程中的客觀代價。無論我們選擇何種理論，都不會是十全十美的。完美的理論只存在于空想之中，停留在書本之上，是經不起實踐的檢驗的。
（4）客觀的相當因果關系說從理論結構上看更具開放性，容易與其他學說相結合，在刑法因果關系判斷中可以起到關鍵的均衡作用?？陀^的相當因果關系說的概括性使它具有極強的包容性，在很多情況下，并不與其他學說相沖突。這正是當前法治環境所需要的司法理論，對于我國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在處理特情況下的具體案件時，以條件關系為基礎，以罪刑法定原則為指導，以法律上的因果關系判斷為中介，以客觀的相當因果關系為核心，結合其他學說進行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判斷，可以解決很多法律實踐上難以操作的難題。
四、結語
論文關鍵詞 刑法解釋的規則 主觀解釋論 客觀解釋論 次序檢討規則
刑法解釋的規則是指對刑法條文用語進行解釋所必須遵循的指導原則和指導思想。只有在對刑法規定進行解釋的過程中遵循一定的指導思想才能得出合理的解釋結論。刑法解釋的規則所關注的正是應當如何解釋刑法規定,或者說什么樣的解釋結論才是合理的解釋結論的問題。關于這一問題刑法理論學界有主觀解釋論、客觀解釋論、折中說等各種觀點。筆者認為,這些觀點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存在缺陷。刑法解釋規則應當是一種有次序的檢驗規則。
一、刑法解釋的必要性與意義
對刑法規定是刑法解釋的對象,刑法解釋是指刑法規定含義的說明;刑法解釋的目的是為了準確理解和適用刑法。豍刑法解釋是對刑法規定含義的說明。刑法解釋的必要性主要有以下幾點:
首先,刑法內容是由文字表達的。刑法條文以普通用語為基礎,這就決定了刑法需要解釋。盡管刑法條文的核心意義是明確的,但任何用語總會向其含義的邊緣擴張,使得用語的外延變得模糊。因此,在適用刑法時,就需要通過解釋來界定刑法用語的擴張邊際。同時,有些用語在不同的語境下具有不同的含義,這也需要通過刑法解釋來明確刑法用語應當選擇何種含義。隨著時代的發展,有些用語會被賦予新的含義,而刑法條文具有穩定性,這就需要通過解釋說明刑法是否接受新的含義。
其次,刑法作為法律規范應力求簡短。通過對各種犯罪行為進行抽象和歸納,我國刑法分則條文規定了各種犯罪類型,可以說,犯罪類型是犯罪行為的類型化。但是,抽象的刑法規定難以全面規定各種犯罪的具體表現形式,但現實的案件都是具體的,表現形式的多樣,于是抽象的刑法規定與具體的刑事個案之間便存在著距離。在這種情況下,必須通過解釋刑法的規定,將抽象的刑法規定適用于現實生活中的具體刑事案件。
再次,因為認識的局限性以及立法水平的限制等原因,刑法難以避免地存在缺陷。有的是立法原意的缺陷,有的是文字表述的缺陷,在刑法適用中要規避這些缺陷,就必須對刑法進行解釋。通過解釋,可以消除法律文件的文體缺點,消除對法律方法和技術手段使用不當或錯誤的情況。
最后,刑法在適應懲治犯罪、保護法益需要的同時,必須具有相對穩定性。一方面,要使刑法成為具有實效的法律,以便過去制定的刑法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的要求,就需要依據現實的社會要求解釋刑法。另一方面,刑法條文的真實含義并非是出自于立法“原意”,而是在社會生活中被發現的,面對不斷變化的社會生活,需要不斷地對刑法條文作出解釋。
刑法解釋的必要性說明了刑法解釋具有重要的意義。刑法解釋是連接刑事立法與刑事司法的紐帶和橋梁,是整個刑事司法程序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環,它有助于人們準確把握刑法規定的含義與精神;有利于克服刑法條文自身的缺陷;有利于刑法的統一實施;有利于刑法的完善,充分發揮刑法的作用最終實現刑法的目的。
二、關于刑法解釋的規則的各種觀點及其理論基礎
目前刑法理論學界的各種觀點中,關于刑法解釋的規則的問題研究基本上都當成“刑法解釋的目標”來理解。這些觀點都將刑法解釋的規則當成“刑法解釋的目標”,即刑法活動最終形成的結論。那么刑法解釋活動最終應當形成什么樣的解釋結論,或者說什么樣的解釋結論才是正當與合理的結論呢?刑法理論學界主要由以下幾種觀點:
(一)主觀解釋論
主觀解釋論,又被稱為主觀說、立法者意思說,持此觀點的人認為,刑法解釋的目標應當是揭示法律原意,力求闡明立法時立法者的意思。主觀解釋論的理論基礎主要有:
1.傳統解釋學被視為主觀解釋論的哲學基礎。傳統解釋學的核心在于“原意”的概念,“原意”是立于法律解釋之外,并能通過正確的理解可以重現。根據傳統解釋學,“原意”既是解釋和理解法律的客觀標準,同時也是判定所解釋與理解的法律是否符合立法目的的標尺。
2.三權分立學說被視為主觀解釋論的政治學基礎。根據三權分立學說,只有立法機關有權制定法律,而司法機關的職責就是根據立法者的原意執行法律;否則,即為越權。因此,作為適用法律前提的法律解釋就必須以探求立法者的立法原意為目的。
3.重視法律的安全價值和保障機能被視為主觀解釋論的法理學基礎。主張主觀解釋論的學者認為,作為規范人們行為的法律必須具有穩定性,只有具有穩定性的法律才能防止司法的恣意妄為,以給人們提供安全感。只有將立法原意作為解釋和適用法律的唯一標準,才能保持法律的穩定性,從而實現法律的安全價值。如果放棄立法原意這一標準,就會使法律的解釋和適用具有恣意性,人們難以根據恣意性的法律來安排自己的行為,法律的邊界變得模糊不清,從而導致人們在法律面前感到恐懼不安,法律就難以實現其安全價值。
在主觀解釋論內部存在兩種理論,即立法目的說和立法目的限制說。
1.立法目的說。該說認為,法律具有一定的目的性,是人類意志的產物。因此了解法律所要實現的目的是解釋法律的前提。法律解釋的依據是,法律被通過時立法者所具有的立法目的。而且,當出現了法律條文的字面意思難以完全反映立法目的,甚至違反了立法目的時,應當根據立法目的對法律條文的字面含義進行修正。
2.立法目的限制說。該說認為,雖然應當根據立法目的對法律條文進行解釋。但是,法律解釋的結論不能超出法律條文用語所可能具有的含義,即法律解釋的結論不能超出法律條文語義的“射程”。對法律進行解釋時,應當根據法律用語的字面含義對法律解釋的結論進行限制。在法律條文用語的含義是唯一和明確的情況下,就不應當通過法律解釋謀求其含義的改變。
(二)客觀解釋論
客觀解釋論,又被稱為法
律客觀意思說、客觀說。持此觀點的學者認為,刑法解釋的目的是揭示適用時刑法之外的意思,而不是立法者在制定刑法條文時所賦予刑法條文的意思。客觀解釋論是在批判主觀解釋論的過程中形成的,其哲學基礎和法理學基礎與主觀解釋論迥然不同。
1.哲學解釋學被視為客觀解釋論的哲學基礎。哲學解釋學否認獨立于解釋者理解之外的作品“原意”。哲學解釋學認為,作品的真實含義只能出現在解釋者與作品的對話之中,因此,作品的意義并不是恒定的,而是隨著時代變化而變化的。
2.重視法律的公正價值與保護機能被視為是客觀解釋論的法理學基礎。主張客觀解釋論的學者認為,法律的價值具有位階,法律的公正價值優于安全價值。法律解釋的目的和依據就是實現法律的公正價值,如果解釋某項法律所得出的結論足以保證該項法律能夠得到公正的適用,那么即使該解釋損害了法律的安定性,超越了立法原意(假定有原意的話),該解釋也應當被視為是正當的。在客觀解釋論者看來,法律既不是機械的文字、更不是僵硬的規則,它富有活力和生命力。因此,為了使穩定的法律保持活力,充分實現法律的保護機能,就必須在解釋法律含義時緊密聯系解釋時的社會實際,而不能局限于制定法律時立法者所賦予法律的“原意”。
(三)折中說
折中說是調和主觀說和客觀說的一種法律解釋學說,又稱綜合解釋論。其理論基礎具有中和的色彩。
1.從哲學基礎來講,折中說既贊成傳統解釋學關于“原意”的理論,肯定了立法原意的存在,同時又同意哲學解釋學關于解釋對象的意義隨時代變化而變化的命題,認為立法原意也是可以超越的。
2.就法理學基礎而言,折中說既關心法的安全價值,也重視法的公正價值;既強調法律的保障機能,也關注法律的保護機能。
當然,從理論上講,折中說也不是絕對不偏不倚,也存在以主觀說為基礎兼顧客觀說還是以客觀說為基礎而兼顧主觀說的問題。故折中說可以分成以主觀說為基礎的折中說和以客觀說為基礎的折中說。
(四)合理意義說
合理意義說認為刑法解釋的目標應當是存在于刑法條文的合理意義。這里的合理意義是指統一于客觀性、單一性和功能性這三方面特征的刑法規范的意義。具體地講:
1.合理意義是符合社會現實需要的意義。
2.合理意義是符合刑法條文現在的客觀意義的意義。
3.合理意義是符合現實社會倫理要求的意義。
縱觀這種觀點,在其指導思想上采用的是社會現實需要說。在對法條字面含義的理解上采用的現實意義說。
筆者認為,法律由立法者以一定的立法目的制定的,刑法規范中必定有立法原意的存在,但是立法者在立法時不可能考慮到其無法預見到的以后的問題,故不可能把以后的問題規定進去,也即是說立法原意不一定適合以后的情況。因此,主觀解釋論和客觀解釋論都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缺陷。折中說實際上是對主觀解釋論和客觀解釋論的調和,合理意義說實際是對客觀解釋論的改造,它們都很難超主觀解釋論與客觀解釋論。
三、主觀解釋論與客觀解釋論的缺陷
(一)主觀解釋論的缺陷
刑法具有穩定性,在當時是公正的刑法規范、適應社會發展的立法原意,在將來可能不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如果在這種情況下仍然探求立法原意,勢必導致個案不公,阻礙社會的發展。在這些情況下,筆者認為應采取客[！]觀解釋論,按照社會發展的需要進行解釋,維護法律的公正價值和保護機能。
(二)客觀解釋論的缺陷
【內容提要】與司法刑法學相對應的是立法刑法學，不應否認立法刑法學的必要性?；A刑法學是立法刑法學與司法刑法學的基礎科學，但基礎刑法學并非刑法哲學，也不是學科大雜燴。在核心刑法學之外，還有邊緣刑法學。刑法哲學是關于刑法的哲學，也是關于刑法學的哲學，將刑法哲學與刑法學相分離具有重要意義。
刑法方法論的研究近年來成為刑法學界的一個熱門話題。然而，任何方法都是服從于、服務于一定目的的，就是說方法從來不是自我決定的，而是受目的支配的。一種刑法理論未必是哲學式的，而刑法理論觀則必屬于哲學問題，只不過不是一般哲學問題，而是刑法哲學問題。本文試對此進行探討。
一、司法刑法學的理論與方法
刑法是司法法，而不是行政法。[1]這并不是一個價值判斷，而是一個事實判斷。因為，自有人類社會以來，無論是習慣刑法，還是成文刑法，其唯一的實踐模式就是司法模式，只不過這種司法模式的具體內容及其與行政之間的關系都經歷著歷史的演變。
應該說，在這方面，我國刑法學者具有高度共識，即致力于為正確解釋和適用刑法而從事理論研究，是刑法學者的基本使命。但是，萬萬不要以為，在這個領域，刑法理論觀已然成熟和沒有問題了。筆者認為，在高度共識之下掩蓋著一個嚴重通病，即沒有真正從刑法是司法法的事實判斷出發建構面向司法的刑法理論。⑶
司法是一種就具體行為發起的兩造俱備、居中裁判的國家活動或政治共同體活動。作為司法法，刑法只能以司法的方式實施，并且首先是裁判規范。⑷罪刑法定主義把規范國家或政治共同體的刑事權力、保障人權放在首要地位，因而要求刑法規范必須具有形式理性的封閉性特征，刑事司法權就被封閉在形式理性所劃定的界限內。刑事司法權不得逾越的界限之外，正是人們不會被追究刑事責任的行為領域。從司法上理解和界定，意味著：
第一，要從個案上理解和界定。司法是個案裁判活動，而不是像行政那樣可以一次性批量決定若干互不相干的同類行為如何處理。因此，司法的一個不同于行政之處在于強調個案之間的差異，否則對于后來出現的同類行為就沒必要再走司法程序，只要按照行政模式對號入座即可。
第二，要從訴訟構造上理解和界定。司法活動中的基本關系表現為由控辯審三方構成的三角形關系，而不是像行政關系那樣是在行政主體與相對人之間形成的兩極性關系。因此，對形式理性與實質理性的關系，要從它們所承擔的訴訟職能上把握。筆者認為，刑法規范的形式理性在司法中的主要載體是控方主體，或者說控訴職能依賴的主要是刑法規范的形式理性。
這就是司法刑法學的理論和方法的總根據。若由此展開，司法刑法學的理論和方法應堅持以下準則：
其一，司法刑法學應關注司法過程，而不應只關注司法結論。傳統刑法學看到了司法結論，而沒有看到司法過程。正因如此，傳統刑法學津津樂道于“司法三段論”方法。其實，司法過程具有兩種機制，即成案機制和定案機制。由于忽視了司法過程，傳統刑法學就只注目于定案機制，而忽略了成案機制，“司法三段論”只關注定案。
其二，司法刑法學應是辯護之學而非控訴之學，應是權利之學而非權力之學。罪刑法定主義的精髓在于人權保障，其經典表述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故其司法邏輯重心在行為為何“不為罪”、為何“不處罰”，而不在為何定罪、為何處罰。強大國家機器加上高度形式理性，使追訴犯罪易而為被告辯護難。
其三，司法刑法學應致力于交談客觀性而非科學客觀性，應致力于公平正義而非僅邏輯正確。司法刑法學是規范科學，而不是實證科學。刑法規范是形式與內容（實質）的有機統一，其內容具有鮮明的民族性和濃重的本土性，并且是自發性規范與權力性規范的合體，所以司法刑法學視域中的刑法規范是中國的刑法規范。
在理論內容上，司法刑法學應以定罪論與量刑論為基本板塊。為什么這樣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注釋刑法學由總論與分論組成，其中總論是按照“罪——刑”結構編排。犯罪論和刑罰論是當時刑法總論的基本框架。1990年代初，傳統的“罪——刑”結構開始演變為“罪——責——刑”結構，即在犯罪論與刑罰論之間，加入一個“刑事責任論”。⑸此外，有的學者認為，（注釋）刑法學體系（總論）應按照“責—罪—刑”結構建立，而有的學者認為刑法學體系應按照“罪——責”結構建立。
二、關于立法刑法學與基礎刑法學
在歷史上，邊沁為了在英國實現法典化并進行全面的法律改革，提出首先應建立一門“說明性”的法律科學。奧斯丁和邊沁都認為，這門法律科學的目的就是研究作為社會事實的一般實在法。奧斯丁的分析法學斷言，以往法律理論尤其是自然法理論，不恰當地將法律和人類主觀好惡及價值理想聯系起來，不恰當地將法律和其他社會現象聯系起來，從而使法學不能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
科學的立法學始于邊沁。[7]但直到法學開始超越法律實證主義時，刑法學的立法面向才漸浮出水面。在1990年代前期及以前，我國通行刑法學體系是將刑法學分為緒論、犯罪總論、刑罰總論、罪刑各論，前三者合稱刑法總論。[8]在這種被稱為注釋刑法學的體系中并沒有立法理論。[9]
當前有一種強大的學術聲音，認為法學不要動輒論及立法建議或立法完善。這一主張的動機是好的，因為其所反對的是當前嚴重存在的那種在根本不理解現行法律或在沒有對現行法律進行充分解釋情況下輕率評論立法的不良傾向。但如果再向前一步，即以此否認立法刑法學的必要，就“謬以千里”了。
如果說，立法刑法學與司法刑法學都是刑法學的技術科學，那么，基礎刑法學則是刑法學的基礎科學。有的日本學者和我國學者認為，所謂基礎刑法學，是指成為刑法解釋學的基礎的學問領域，包括刑法哲學、刑法史學、比較刑法學、犯罪學及刑事政策學等。[9]這種觀點是很成問題的。
三、關于核心刑法學與邊緣刑法學
由基礎刑法學、立法刑法學與司法刑法學組成的規范刑法學是刑法學的核心學科，而由刑法社會學、刑法經濟學等組成的實證刑法學（非規范刑法學）則是刑法學的邊緣學科。
近年來，有學者認為刑法學包括廣義的刑法學和狹義的刑法學。前者包括：理論刑法學、解釋刑法學、刑法學基礎理論、刑法哲學、刑法史學、刑法人類學、刑法社會學、刑法經濟學、刑法數學、刑事判例學、刑事立法學、比較刑法學、刑事政策學、國際刑法學；后者包括：理論刑法學、解釋刑法學。[17]
有的學者指出，學術上分就各種不同的研究方向與研究重點，使用規范科學、經驗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醫學與理工科技等各種不同的學科與研究方法，研究犯罪問題與犯罪行為人及犯罪被害人，這些以有效抗制犯罪與預防犯罪為其共同終極目的的各種不同學科，在學術上可以統稱為刑事學，其中包括刑事法學、犯罪學、刑事政策學、犯罪偵查學等。
由于刑法學的基本使命是為現實刑事立法與司法提供服務，故刑法學的核心內容是作為文化科學的基礎刑法學、立法刑法學、司法刑法學，而作為實證科學的各種刑法科學學科只能處于刑法學的邊緣地帶。在刑法學范圍內，核心刑法學與邊緣刑法學的分類框架的意義主要表現在兩方面：
第一，提升刑法學的學術品位，促進刑法理論的學術分工，提高刑法理論的學術效率。
刑法學的國土法學化流弊十分頑固，刑法學對立法亦步亦趨的流弊也十分明顯。這兩種弊端的克服，要靠基礎刑法學的理論成長以及立法刑法學與司法刑法學的分立。長期以來，由于復雜的原因，“理論聯系實際”被在很多程度上庸俗化和片面化，似乎不能解決或不能馬上解決實際問題的理論是毫無意義的，不僅某些理論向度的研究被嘲笑，而且面向實際問題的研究也往往被指為不能立竿見影地解決實踐中的問題。
學術上渴求的理論分化遲早要導致理論的社會分工的細化，毋寧說，學術上渴求的理論分化是理論界社會分工進一步細化需要之反映。刑法理論只有進一步分化，才能使刑法學人“術業有專攻”，才能高效率整合社會學術資源和個人學術精力，才能盡量避免學術資源和學術精力的重復投入和低效產出，也才能促發刑法理論研究者的廣泛合作。
第二，擴展刑法課程的學習視野，提高刑法學人的學習動力，培育刑法人才的后備力量。
筆者在幾所大學里從事多年刑法教學，一個真切感觸是，各層次的法科學生常將自己的刑法理論視野局限于刑法教科書（注釋刑法學、刑法解釋學、規范刑法學或刑法教義學）所確立的知識范圍，尤其是碩士研究生，每年“生產”出來的學位論文，選題范圍幾乎無出于刑法教科書目錄或標題，論域和論證方式也十分單一化。
四、刑法哲學的理論與方法
根據英國哲學家羅素的說法，一切確切的知識都屬于科學，一切超乎確切知識之外的教條都屬于神學，而在神學與科學之間，有一片受到夾擊的無人之域，即哲學；與神學一樣，哲學包含著人類對那些迄今仍為確切的知識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它又像科學一樣，是訴諸人類理性而不是訴諸權威的；而哲學之所以被稱為“無人之域”，是因為哲學所回答的，是那些似乎永遠無法給予確切答案的問題，它沒有科學那種能夠給生活帶來實際效果或者神學那種能夠滿足心靈對永恒追求的實用價值。[21]
科學、哲學和神學是人類精神訴求的三個向度，但作為理論形態，它們對于研究具體問題又具有方法意義。人們面對一切具體對象，都可能用哲學、科學或神學的方法加以思考。用哲學的方法思考一個對象，能滿足從對象之上認識對象的智慧訴求；用科學的方法思考這個對象，能滿足從對象之內與從對象之外認識對象的知識訴求；用神學的方法思考這個對象，能滿足從對象與神祗的關系認識對象的宗教訴求。對刑法問題，同樣可能用這三種方法進行思考。
刑法哲學包括刑法本體論、刑法認識論、刑法價值論。本體論的研究不僅適用于自然，也適用于社會和人類；對于社會進行專門的本體論研究，是現時代的要求。[24]刑法本體論的理論基礎和方法論基礎一定是社會本體論，因為“社會不是以法律為基礎的，那是法學家們的幻想。相反地，法律應該以社會為基礎”。[25]
刑法研究者不可能繞開刑法認識論問題。刑事立法與司法，首先是認識過程，需要相應的理論模式和認識工具。如何保證一種理論模式和認識工具是可靠的？比如，犯罪成立理論是一個定罪推理模型，建立無論什么樣的犯罪成立理論都需要得到刑法認識論的支撐。形式理性與實質理性的關系、刑法解釋與刑法適用的關系、刑法演繹與刑法歸納的關系等等，都是刑法認識論關注的問題。同時，刑法認識論也具有刑法學哲學的意義。
[論文摘要]刑法因果關系是一個十分具體的司法實踐問題，也是理論界爭議最大的問題。刑法界的學者和專家圍繞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到目前為止仍未形成統一的認識。刑法因果關系雖有它的哲學基礎，但它畢竟是一個法律問題，有其自身的特征。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各形成了自己關于刑法因果關系的理論學說，我國當然也不例外。其實，刑法因果關系僅是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間的一種聯系與刑事責任沒有關系。但這如何它與犯罪構成要件的關系，它在犯罪論體系中的地位又怎樣呢？很少人論述。在不作為犯罪、疫學上的犯罪中刑法因果關系又各有其特點。
一、刑法因果關系的概念
因果關系本來是一個哲學上的概念，后來被引入刑法中。哲學上的因果關系是一種引起和被引起的關系。引起別的現象產生的現象是原因，被引起的現象則是結果，即外因與結果之間的關系。具體到刑法中是指危害結果的產生首先在于客體事物內部具有在這種外在力量作用下產生有害變化的可能性，但這種可能性是一種抽象可能性，本來事物存在的實在可能性是朝著有利于社會的方向發展的，由于外部危害行為的干擾，影響原來實在可能性的繼續發展，而是原來處于抽象可能性位置的危害可能性變成了新的實在可能性，成為事物發展新的必然趨勢，并在一定條件下轉變成現實性，就產生了危害結果。
二、刑法因果關系的特征
（一）刑法因果關系的客觀性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因果關系作為客觀現象之間引起與被引起的關系，是客觀存在的，并不以人們主觀是否認識到為準。當發生了一個刑事案件時，我們首先要從客觀性這一點著手，看危害結果的發生是否由犯罪嫌疑人的危害行為造成，如果之間存在引起和被引起的關系，即存在刑法因果關系，我們再去考慮犯罪構成要件，因為一個人只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而不對他人的行為負責。如果兩者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案件到此為止就不必再去考慮其它。堅持刑法因果關系的客觀性，可以少走彎路，為迅速的解決刑事責任奠定基礎。
（二）刑法因果關系的相對性
原因和結果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在辯證唯物主義因果論看來，引起一定現象發生的現象是原因；被一定現象引起的現象是結果。兩者對立統一于因果關系之中。由于世界是普遍聯系的，原因在一個案件中是原因，但在另一個案件中卻是結果，因此要靈活運用。理解刑法因果關系的相對性要注意以下兩點：1.刑法因果關系中的原因是指危害社會的行為。2.作為刑法因果關系中的結果，是指法律所要求的已經造成的、能被查明和確定的現象。在行為犯、犯罪的預備、未遂和中止等犯罪的未完成形態中一般不存在解決刑法因果關系的問題。
（三）刑法因果關系的時間序列性
從唯物辨證主義的角度出發，原因和結果是有先后順序的，原因必定在先結果只能在后，順序不能顛倒。因此，在刑事案件中，我們只能從危害結果發生以前的危害行為中去查找原因。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節省更多的時間，因為因果關系非常復雜，有一因一果、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多果多因，我們可以根據它的這個特征去找出所有的原因和結果，避免了原因和結果的混亂。
（四）刑法因果關系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在這里探討的只是刑法因果關系的必然性與偶然性，而不是指必然因果關系和偶然因果關系，因此我們必須把這兩個概念區別開來。其實，刑法因果關系是必然性與偶然性的統一。在西方哲學史上，黑格爾第一個辨證的解決了必然性與偶然性之間的關系。恩格斯把黑格爾的觀點歸納為這樣一個命題：“偶然的東西正因為是偶然的，所以有某種根據，而且正因為是偶然的，所以也就沒有根據；偶然的東西是必然的，必然性自己規定自己為偶然性，而另一方面，這種偶然性又寧可說是絕對的必然性?！北厝恍耘c偶然性并不是事物發展的兩個互相對立的過程，而是事物發展過程中互相矛盾又相互轉化的兩個方面?！氨厝恍酝ㄟ^偶然性為自己開辟道路，偶然性背后隱藏著必然性?！蔽：Y果的發生是偶然的，但其客體內部有一種向不利方向發展的抽象可能性，這種抽象可能性又是必然的，必然通過偶然性表現出來。
三、刑法因果關系與刑事責任
我國有的學者認為“刑法因果關系是刑事責任的客觀基礎?！?這也是刑法學界的通說。形成該觀點的原因是許多學者把刑法因果關系當作犯罪構成的一個客觀要件了，又因為刑事責任的根據是犯罪構成，當然就得出了上面的結論了。我認為，刑法因果關系只是一種聯系，危害結果的發生是由于原因使客體內部的結構發生了變化。因此，刑法中的因果關系與刑事責任沒有關系，它只我們解決刑事責任時的一種思維方式。在剛開始分析案例時，只要分析原因和結果之間是否有引起與被引起的關系就夠了，不要考慮態度的因果關系。對于介入因素的問題，借鑒英美法系的近因說的觀點就可以了。接下來要根據犯罪構成理論來分析，看結果是否是危害社會的結果，是否是刑法所禁止的結果，主觀上有無故意、過失等問題全面分析。
關于刑法因果關系與犯罪論體系的關系我可以從以下幾點分析。
首先從我國的犯罪構成理論來分析。在目前的情況，由于“必然說”和“偶然說”遭到不少人的批評，已經沒有多少人堅持了。但雙層因果關系說卻得到了許多人的人的支持，可能是受英美法系因果關系學說的影響。但雙層因果關系說認為因果關系是結果犯的一個必備構成要件，是行為犯、危險犯、未完成形態犯罪的選擇要件，而且是一個客觀要件。但在分析法律因果關系時卻又分析了主觀方面，一個因果關系怎么既成了犯罪客觀方面，又成了犯罪的主觀方面，與因果關系的客觀性自相矛盾。因此我們必須重新考慮因果關系與犯罪論體系的關系。
如果把刑法中的因果關系僅看作是一種引起與被引起的關系，即起一種橋梁作用，不屬于犯罪構成要件，問題就容易解決了。案件結果發生以后，看哪些是危害行為引起的就可以了，接下來，再根據犯罪構成理論決定刑事責任的承擔問題。
雙層因果關系是受英美法系的影響，但英美法系是實行判例法的國家，注重實用，而我們國家講究的是理論的體系化、系統化，各個理論要自圓其說。如果我們真要使因果關系融入整個犯罪論體系中，我們可以借鑒大陸法系的犯罪論。即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有責性。在大陸法系中，刑法因果關系是放在構成要件的該當性中的，目前理論界的“通說”是相當因果關系說，而該說中既有主觀因素又有客觀因素，避免了雙層因果關系說中的矛盾，而且通過違法性、有責性的判斷可以排除一些不應處罰的行為。不像我國構成要件中主觀方面、客觀方面、主體、客體那樣截然分開，有時會自相矛盾。但是要放棄我國的犯罪構成理論去接受大陸法系的犯罪論也許是不可能的，因此上述認為因果關系僅是一種聯系的觀點是可行的。
參考文獻
[1]趙秉志主編，《犯罪總論問題探索》，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51頁
[2]王作富主編，《刑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關鍵詞: 主觀違法論/客觀違法論/責任能力/犯罪構成
違法的概念反映著人們對法律規范的本質、屬性及其功能的認識，對法律規范性質的不同認知不僅影響著違法的評價對象、評價標準以及違法與責任的關系，同時也制約著犯罪論體系的建構。關于造成我國耦合式犯罪構成理論與大陸法系犯罪論體系建構差異的緣由，我國刑法學界存在著諸多爭議。筆者認為，造成兩種理論體系差異的根源在于：一方面兩者對于犯罪構成要件的性質理解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兩種體系所建構的基礎不同，即違法觀念不同。而對于后者，我國刑法學者則著墨較少，鮮有論及。
一、主觀違法論與客觀違法論
違法是指行為與法規范或法秩序相悖的情形。對于違法有主觀違法論和客觀違法論之爭。客觀違法論認為凡與法規范相抵觸之行為，無論其為自然現象、動物所致，還是人為因素所造成，皆屬違法，法的目的是國家為了維護客觀的社會秩序或利益，肯定“無責任之不法”的概念。主觀違法論認為法的目的是國家通過法規范向行為人傳達特定之命令或禁止意思，通過具有能正確理解法規范且有履行能力之人的行為，來保全特定之利益或社會倫理秩序，從而否定“無責任之不法”[1]。
首先，客觀違法論認為法規范從認識上可分為評價規范和決定規范，而法規范的根本任務在于保障人們外部的共同生活秩序或利益。為此，法規范首先為評價規范，凡與法秩序相悖的情形皆屬違法。因此，違法不僅指可歸責之危害行為，即使有責任能力之人不可歸責的危害行為亦屬違法。此外，諸如未成年人、精神病人、動物所實施的侵害行為亦具有違法性。其次，法規范為決定規范，決定規范以評價規范作為前提，只有在對某種行為(客觀的外部形態)作出是否具有價值的評價之后，才能對行為人的主觀心態進行評判?？陀^違法論將評價規范與決定規范加以割裂，把法規范看成一種沒有具體指向的(adressenlose)客觀的評價規范，從而將動物的行為、自然現象等也納入違法的評價范圍，故而受到主觀違法論的批判。
主觀違法論把法律規范理解為命令規范，法律規范的受命者必須是能夠理解法律規范的內容和意義，并且能夠根據這種理解來選擇、控制自己行為的人。為此，違法的判斷對象只能是具有責任能力之人的行為，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由于不具有責任能力，不能正確理解自己行為的意義與后果，其行為同自然現象一樣，不具有違法性。由于主觀違法論將評價規范與決定規范作一體化理解，對違法和責任不加以區分而受到客觀違法論的責難。
違法概念之爭可溯源于德國著名的哲學家黑格爾于1821年出版的《法哲學原理》一書。黑格爾認為，所謂不法，就是特殊意志自為地與普遍意志不同，表現為任意而偶然的見解和希求，而與法本身背道而馳。普遍意志即自在的法，特殊意志指直接的人的意志，不法分為“無犯意的不法”、“詐欺”和“犯罪”三種[2]。由于受到黑格爾的客觀精神法哲學以及“無犯意之不法”概念的深刻影響，19世紀中葉，客觀違法論在德國法學界處于通說的地位。
在黑格爾將不法劃分為“無犯意的不法”、“詐欺”與“犯罪”三種形態之后，對于違法的構成要素是僅限于行為的客觀層面抑或包括行為人的主觀層面以及民事違法與刑事違法是否有本質上的差異等問題，德國法學界進行了廣泛的討論。1867年，德國學者阿道夫·默克爾在其出版的《刑事論文集》(第1卷)中發表的題為“刑事不法與民事不法的關系”的論文中，首先提出命令理論與主觀違法論的觀點。同年，耶林教授在其《羅馬私法中的責任要素》一書中，提出“客觀違法論”與“主觀違法論”這一相對概念，并且持客觀違法論的見解。1867年至1890年，在默克爾教授與耶林教授的引導下，德國法學界關于違法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對民事違法與刑事違法應當予以統一理解還是分別加以考察上。在此辯論期間，主觀違法論與客觀違法論之爭大體上可以歸結為違法與責任統合說之下的爭論，也就是說學者們并未明確意識到要將違法與責任分兩個階段加以考察。
1881年，李斯特在其出版的《刑法教科書》中，將犯罪概念區分為違法與責任兩個層次，初顯了違法與責任的區別。至此，刑法理論中的“歸責”逐漸擺脫了中世紀以來傳統日耳曼法的結果責任思想，轉而強調“責任原則”。相對于此，民法學說中的違法概念則朝“肇因原則”方向發展。至1890年，特別是在1896年德意志民法典制定以后，德國學者不再重視民事違法與刑事違法的分合問題，而是在各自的法領域內，進行違法理論的探討。在此背景之下，勒夫勒教授在1901年發表《不法與正當防衛》一文，以刑法上的正當防衛作為基礎來論證違法概念的內涵。其觀點獲得了諸多學者的支持，客觀違法論一時成為德國刑法學界的主流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