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5-17 16: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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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前我州工業企業發展現狀
近幾年，我州工業企業有了很大發展，形成了獨具特色，門類較為齊全的工業體系。截止2002年底止，全州國有企業及年銷售收入500萬元以上非國有企業（以下簡稱規模企業）246個，固定資產原值574249萬元，完成工業總產值358807萬元，工業增加值1243159萬元，基本形成了食品、礦產、化工、醫藥、輕紡五大產業和一批骨干工業產品。工業企業的發展壯大，為推動我州經濟發展，增加就業機會，安置農村剩余勞動力，保持社會穩定作出了重要貢獻。但近兩年來，我州工業發展出現了新的情況，呈現了下面幾個特點：
1、工業發展速度滑坡。2002年，全年實現工業增加值18.7億元，比上年下降了1.2%。全州國有工業及年產品銷售收入500萬元以上的非國有工業增加值14.7億元，下降9%。由于受一批重點企業改組改制以及產品市場價格下跌的影響，國有工業生產出現嚴重滑坡，全年實現工業增加值9.3億元，下降了18.2%，其中，國有大中型企業全年實現工業增加值5.4億元，下降了26.1%。尤其是今年以來，全州工業生產連續出現9個月負增長。1-9月累計完成工業總產值206652萬元，同比下降4.38%，累計完成工業增加值100544萬元，完成工業增加值不變價75180萬元，增加值同比下降4.07%，據州經貿委預計全州規模工業總產值（不變價）全年只能完成31億元。
2、工業企業效益下降。2002年全州規模工業共實現產品銷售收入35.6億元，下降了2.4%，虧損9963萬元，其中，國有企業虧損13318萬元。今年1-9月份，全州規模工業共實現利稅19938萬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6.1%，實現利潤為負6715萬元，比上年同期增虧221.8%，其中：盈利企業盈利額為7383萬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8.3%，虧損企業虧損額為14098萬元，比上年同期增虧69.3%，虧損企業82戶，虧損面為33.88%，實現稅收26653萬元，比上年同期下降8.3%。虧損在500萬元以上企業有4戶，龍山卷煙廠虧損4344萬元、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虧損2950萬元，湘泉集團虧損2316.1萬元，三立集團虧損948.7萬元。
3、產品結構不合理。一是我州高能耗初級產品比重大，電解錳、電解鋅、電解鋁、硅錳合金高能耗初級產品的總量已占了全州工業經濟總量61.7%，其中，電解錳占35.7%，電解鋅占18.3%，電解鋁占3.8%，雖然今年錳、鋅國際國內市場有所好轉，但市場仍然非常脆弱；二是低檔次飲料產品和白酒產品嚴重滯銷，產量和銷售收入大幅度下降，僅湘酒鬼公司今年1-9年月產品銷售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29%；三是暢銷名優產品少，數量少，目前我州暢銷產品比重還不到10%，缺乏市場競爭力。
4、技改項目技術含量不高。1-8月全州共實施工業技改項目32個，累計投入26699萬元，全部為礦產品加工項目，且多為初級加工項目，科技含量不高，其中：在建電解錳、電解鋅、電解鋁，鐵合金，硫酸等上游產品項目就達22個，總投資達49750萬元，占整個投資69.2%。屬重復建設項目有：電解錳8個，電解鋅1個，硫酸2個，微細鋁粉5個，鋁顏料3個，硫酸錳3個。重復建設項目多，后勁不足。
5、企業改制進展慢。當前企業改制面臨的主要問題有：一是部分改制企業資金緊張，難已整體推進，部分縣市由于自身財政困難，無力解決資金缺口問題，使改制工作受到影響；二是去年改制的少數
企業，遺留問題多，群眾上訪多，影響改革推進；三是改制企業普通債務官司多，敗訴率大，影響改制工作正常進行。
6、工業經濟運行艱難。一是我州多數工業企業處于資不抵債邊緣，由于各種原因，企業缺乏造血功能和自我發展能力，過來基本上靠銀行貸款維持運轉。今年以來，全州工業企業流動資金貸款比去年周期減少近5個億，相當部分企業難以啟動；二是能源、特別是電力供應不足。僅花垣縣全縣電力需求量就在7億度以上，而實際供電能力僅3個億，使花垣一些企業無法正常生產，加之，電價與周邊貴州銅仁，重慶地區電價比，普遍偏高，企業負擔加重。
二、當前扶持工業企業發展稅收政策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從上述情況我們可以看出，當前我州工業形勢不容樂觀，從調查情況來看影響工業企業發展的因素很多，就地稅部門管理的有關稅收政策來看，主要存在下面幾個問題：
1、工業企業能享受的區域性稅收優惠政策過窄。從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進程看，稅收政策對工業企業發展有重大影響，對工業企業稅收支持是發達國家稅收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從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看，并無專門的扶持工業企業的稅收政策，只有一些主要由工業企業受益的稅收規定，并且散見于各種稅法規定或文件規定中。這些政策文件對自治州來講，針對性不強。自治州作為少數民族地區和西部開發地區，目前能夠享受的區域性優惠政策主要集中在企業所得稅方面，包括："老少邊窮"地區新辦企業"免三減二"稅收優惠政策和西部開發稅收優惠政策，但要享受這些政策并不容易，落實到工業企業，真正能享受到的企業卻很少：一是因為我州大部分企業由原企業改組改制而來，不屬新辦企業；二是可享受西部稅收優惠政策的企業，主營業務必須屬于國家鼓勵類產業項目，且該項目的業務收入必須占總收入的70%以上，范圍雖然比較廣泛，涉及農業、林業和生態環境、水利等28個領域，共計526種產品、技術及部分基礎設施和服務，但當前我州工業的主導產品大都不屬于國家規定的鼓勵類產業項目，主要是高能耗、高污染的項目沒法享受。2002年，全州地稅系統所管轄的納稅企業享受此項優惠政策的只有6戶，減免企業所得稅560.2萬元，其中：水利、電力4戶，83.57萬元，化工1戶，173.23萬元，農副產品精加工1戶，303.32萬元。政策的覆蓋面和影響面很小。還有西部開發稅收優惠政策只執行到2010年，優惠期很短，而沿海地區和高新技術開發區稅收優惠政策卻沒有時間限制，相比之下，受益期不如這些地區優惠。其次，我州不屬于高新技術開發區，一些高科技產品不能享受高科技稅收優惠政策。一些農業開發項目，例如老爹公司、喜陽集團沒有納入國家重點龍頭企業支持的名單，不能享受優惠政策。另外，對困難企業減免土地使用稅房產稅的政策，也難以發揮政策引導鼓勵作用，只能起到減少欠稅作用。
2、稅收優惠政策的執行面臨兩難選擇。一方面從自治州的工業企業正處于恢復和調整的關鍵時期，確實需要稅收優惠扶持企業發展；但另一方面，國家所出臺的稅收優惠政策，大都是"中央點菜，地方買單"，主要由地方財力負擔，直接影響所得稅財政基數的完成。我州是經濟落后的地區，由于收入增量不足，表現得越明顯。例如西部開發稅收政策規定，對設在西部地區國家鼓勵類產業的內資企業和外資投資企業，在2001年至2010年按15%征收企業所得稅。由于中央沒有相應的轉移支付補償措施，地方各級政府由于財力緊張，往往感到力不從心，在執行這些政策上壓力很大。不執行政策政府不行，執行了保不住基數，中央要相應扣減，得不償失。出于保基數和收入需要，只好每年加大征管力度，全力確保基數。
3、現行的固定資產投資改造稅收處理政策直接影響到企業業主投資的積極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固定資產折舊，按照現行固定資產折舊稅收政策規定，一般企業的機械設備折舊年限為10年，而我州工業企業采用得主要一些是高能耗，易腐蝕的生產設備，一般投入生產3-5年就需要進行改造或報廢，造成受益期與折舊年限的矛盾，使一部分資產價值得不到及時回收，不利于調動投資者的積極性。二是技改固定資產投入，按照政策規定技改項目國產設備投資可抵免企業所得稅，但手續過嚴，門檻過高，表現在：（1）必須是國產設備投資改造。（2）必須屬于國家鼓勵類產業，且符合環保政策。（3）要層層上報審批，企業怕麻煩，積極性不高。
4、現行企業所得稅稅前列支政策過嚴。特別是一些有控制指標性費用，存在指標過低，不利于企業發展。如業務費問題，按政策規定銷售收入在1500以下按5‰提取，銷售收入在1500萬元以上的部分按3‰標準提取，超支就要納稅調整。受市場環境、消費水平、企業拓展等因素的影響，企業的實際開支往往遠遠超過這個標準；再有計稅工資標準問題，按每月800元計算扣除明顯偏低。此外，還有捐贈問題，我州是貧窮地區，一些效益好的企業對農村、學校往往實行對口扶貧，直接捐贈的方式，以改善其基礎設施，但直接捐贈稅前不能扣除，即使通過非盈利性機構捐贈，稅前允許列支的比例也非常低，僅為當年應納稅所得額的3％。
5、企業改組改制、債務重組缺乏相應的稅收政策支持。企業為消除債務，減輕包袱，在改組改制過程中，常對債務進行重組，即以低于帳面債務數額清償債務，作為債權方在一定限度內也愿意清償，死欠呆欠不如現收。但按現行稅收政策規定差額部分債務方必須作收入繳稅，給企業改制增添了難度。如花垣東錳集團欠建行貸款本息累計3100萬元，通過債務重組以300萬得到清償，差額2800萬就應補繳企業所得稅924萬，這就目前東錳集團的生產經營現狀來看，無疑于雪上加霜。
6、現行企業所得稅征管體制不利于企業穩定發展做大做強。現行稅收政策規定：少數民族新辦企業可享受"免三減二"優惠政策，屬西部地區國家鼓勵類新辦企業在享受"免二減三"優惠政策之后，在2010年以前還可減按15%征收企業所得稅，這對新辦企業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對一些成型企業擴大生產規模，進行大規模技術改造，上新項目卻缺乏政策支持，為了享受新辦企業稅收優惠政策，現已出現一種傾向，一些企業往往從利益出發，采取新鋪攤子、上新項目，重新設立公司，辦理工商稅務登記執照等另起爐灶的辦法，達到享受新辦企業稅收優惠政策的目的。再有，2002年國家實行所得稅分享體制改革中明確規定：從2002年元月一日起，新辦企業的企業所得稅由國稅部門負責征管。這一規定一是使企業變相享受上述稅收優惠政策成為可能；二是使技改國產設備抵免企業所得稅等稅收優惠政策名存實亡；三是給地稅征管帶來了很大困難，同時也不利于企業穩定發展，做大做強。
7、稅務部門服務和管理滯后。一是由于企業前幾年不景氣，一些稅務機關疏于管理，存在重大輕小，重盈利企業輕虧損企業問題，對一些小企業，虧損企業的企業所得稅或虧損額沒有進行及時結算，導致底子不清；二是執行政策宣傳不夠，優惠政策落實不夠；三是執行政策存在偏差，特別是私營企業，按政策規定自2000年起私營獨資和合伙企業改征個人所得稅，但在實際操作中大部分非獨資和合伙私營企業視同個體戶進行管理，按收入附征個人所得稅，使一部分稅收優惠政策得不到落實。
8、縣市地方政府出臺文件對企業稅收進行減免，給地稅部門征管帶來困難。例如，一些縣市政府規定：改組改制企業視為新辦企業；執行企業所得稅"免三減二"政策，其時間界定以投資生產后全年計算，中間開業即使超過半年也不作為優惠期；私營企業固定資產折舊年限自定為3-5年；企業用利潤在縣內從事擴大再生產、上其它項目允許在稅前抵扣；固定資產投資的稅費按比例實行"一票制"，直接降低了稅率；對部分企業在稅收上實行目標管理等等，這些政策出臺違反了稅收政策，既給稅收征管帶來了困難，也不利于正常稅收優惠政策的執行。
三、扶持我州工業企業發展若干稅收政策建議
我州的工業企業發展正處于重要的轉折時期，州委、州政府為加快我州工業發展，已出臺了一系列重大政策，隨著這些政策的逐步落實，隨著傳統產業改組改制的逐步到位，技改項目的完成并逐漸產生效益以及新項目引進速度的加快，我州的工業將進入一個快速發展時期。作為稅務部門如何扶持工業發展，從地稅部門的角度提出如下建議：
1、規范工業稅收優惠政策。當前各縣市制定的稅收政策對公平稅負、加強征管影響很大。2002年國家稅務總局在關于進一步做好所得稅收入分享體制改革后征管工作通知中明確指出：近年來，一些地區為發展地方經濟，吸引投資，在統一政策之外越權制定了不少所得稅優惠政策。在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繼續這樣做不僅不能真正起到吸引投資的作用，而且也不符合依法治稅的原則。實施所得稅收入分享體制改革后，所得稅收入中央、地方共享，地方越權自定所得稅優惠政策，還將侵蝕中央收入，削弱所得稅收入體制改革作用。要求立即停止執行；另外，國務院也一再強調，即使是地方收入部分，各地也無權減免。建議各縣市人民政府對出臺的優惠政策進行清理，進一步規范稅收政策。從地稅部門來講，要正確處理收入任務與執行政策的關系，樹立不執行稅收優惠政策也是收過頭稅的理念，認真落實好所得稅優惠政策，西部開發稅收政策，土地使用稅、房產稅困難減免政策以及做好稅前列支，彌補虧損審批工作，規范執法行為，保證政策執行到位。
2、用好用活用足現行稅收優惠政策。特別是當前要注意用好用活用足西部開發稅收優惠政策，安置下崗失業人員稅收優惠政策等，通過用好用活用足這些政策，形成政策洼地，吸引外資，既有利于增加就業機會，也有利于加快我州工業發展。特別是要注意幫助企業搞好發展籌劃，大力發展國家鼓勵類支持項目，加快產業及產品結構調整步伐，以達到用好用活稅收優惠，促進企業發展的最終目的。
3、向上爭取優惠政策。（1）積極向中央和省里爭取落實西部開發政策后減少的地方財政收入，特別是基數以內的部分，在轉移支付時應給予補償。我州是湖南省唯一進入西部大開發范圍的地區，相對其它西部大開發省市來講，我州缺乏省級配套措施，因此，勢單力薄，難以支撐經濟快速發展，中央、省必須相應采取措施，加大轉移支付力度，以彌補執行西部大開發稅收優惠政策帶來的地方財力減少；（2）爭取對我州高技術產業實行與國家高新技術開發區同樣優惠政策；（3）爭取將果王素等優質農產品開發納入國家龍頭企業，享受龍頭企業的扶持政策；（4）爭取將省人民政府的民族自治地方的內資企業可以定期減征或免征企業所得稅的審批權下放給州政府。（5）爭取延長西部大開發稅收政策優惠期限，使西部開發稅收優惠政策和國家高新技術開發區、沿海經濟特區的所得稅優惠政策具有相同吸引力和實用性。新晨
關鍵詞： 企業年金；稅收；公平；效率
隨著多支柱體系取代單一制度成為國際養老保障改革的大趨勢,企業年金的發展已越來越受到各國關注，而它對于我國政府、企業、個人乃至金融投資市更是有非比尋常的意義。2004年5月1日《企業年金試行辦法》和《企業年金基金管理試行辦法》頒布實施前后，各界均給予了極大的熱情、關注與期待。但預期的快速發展并未出現，企業表現出明顯的觀望態度。截至2008 年底，全國企業年金繳費職工人數為1038 萬人，占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員比例僅為4.27%，而且仍然集中在上海、深圳等大城市及電力、石油石化、鐵路、金融等國有壟斷行業。
從國際經驗來看，企業年金的本質特征之一是與之相配合的稅收制度，由于企業年金大多為企業自愿舉辦，因此可以說只有稅收優惠政策的誘導才是推動企業年金蓬勃發展的“啟動引擎”。所以，要突破當前我國企業年金發展瓶頸，當務之急是先要建立合理的稅收政策。而兼顧公平與效率，應成為我國企業年金稅收政策的基本原則和最終目標。
一、企業年金稅收政策中公平與效率的內涵
企業年金制，在宏觀上是國家社會保障制度的組成部分，在微觀上，是企業的薪酬福利計劃、人力資源計劃和延稅計劃，所以它既有社會性，也兼具經濟性。稅收政策不但是政府發展企業年金的經濟激勵措施，也是規范企業行為，追求社會效益最大化的必要手段，必須兼顧社會目標和經濟目標，實現公平和效率的統一。
（一）企業年金稅收政策中的公平
稅收政策是國家對企業年金這一補充保障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因此應把維護社會公平公正作為一個內在要求。企業年金稅收政策中的公平應該體現在：
1．計劃內公平享受稅收優惠。所有舉辦企業年金的企業及其職工都應有公平的參與權，平等的享有同等的優惠政策，尤其在企業內部，年金計劃的要一視同仁，不能偏向高收入者，不應以參加者年齡、工齡和工作業績為借口將職工排除在外。因此企業年金稅惠應當是有條件的稅惠。
2．兼顧計劃內外的利益。在稅收誘導下，高收入者和大企業會成為企業年金計劃的積極推廣者，這必然使得稅收優惠為高收入者和大企業避稅提供了方便，而高收入和行業納稅減少，同時也意味著低收入者和小企業的相對稅負增加，這將使得中小企業和低收入者在競爭中處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因此，企業年金稅惠必須是有限的的稅惠，將其負面影響控制在適當范圍內。
3．不同制度的稅收優惠的協調統一。企業年金制度不是一個孤立的制度，它是養老體系的一個必要組成部分，與基本養老保險、商業人壽保險等不但在制度內容上要相協調，相關稅收安排也必須統籌考慮。
（二） 企業年金稅收政策中效率
企業自愿性舉辦企業年金必然是以合理延稅、避稅為出發點，給予雇員所得稅惠也將使他們對年金制持積極態度。因此，企業年金稅收政策中的效率應該體現在：
1．促使企業從經濟利益出發，積極舉辦企業年金。企業以經濟利益為其活動的準則，決定了它不可能僅僅從提高職工福利的目的出發建立企業年金。稅收政策必須給予企業確切的優惠待遇，使其有利可圖，才能真正把年金制作為企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內容。
2．促使職工自愿向企業年金繳費。在個人所得稅采用的是累進稅制，企業年金繳費免稅或是延稅，雇員就享受了當期應稅收入和最高稅率的雙重優惠，可以通過企業年金制及其稅惠政策使其終身收入最大化，并且實現了在職與退休后的合理分配。
3．保證投入較多者獲得較高的退休所得。多提供資本者多回報，是不能違背的效率準則。企業年金的目的不是為了收入均等化，而應通過制度的健康發展，使更多的人能夠獲得更好的退休保障，實現個人福利和社會福利的增加。
二、美國的企業年金稅收政策
美國是當前企業年金發展最為成熟的國家。它的企業年金制度在長期的實踐中已形成了較為完善的體系和規則，其中稅收政策又是制度的核心和動力所在。美國政府通過稅收優惠待遇鼓勵雇主和雇員建立企業年金計劃的戰略和策略，以及靈活運用稅收手段保證必要公平的措施，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一）享受優惠的條件
美國的企業年金計劃種類繁多，只有符合《國家稅收法》的相關規定，通過資質審查的適格年金才能享受稅收優惠政策。享受稅惠應具備的主要條件有：（針對我國年金的性質，僅討論繳費確定型計劃）
1．對計劃覆蓋面的要求。根據美國稅收法和保障法的要求，資助企業年金計劃的雇主不能完全隨意決定哪些雇員可以參加，哪些不能，只有覆蓋一定數量員工的正規退休金計劃才能從稅收優惠政策中獲利，雇主也不能隨意在計劃的參加者中提供不同的福利，對年齡和工作情況的要求有最低限度的規定，對員工工作業績的考核也必須依據具體規定。
2．對雇員帳戶資金增加和雇員稅前繳費數量的限制。稅法規定個人賬戶年度繳納額不得超過40000美元（2002年，隨消費價格指數的變化進行調整）或年金計劃參加者年度報酬的100%，而稅前繳費的年度限額定為計劃參加者年薪的25%，并規定年薪以20萬美元為上限（2002年，每年有5000美元增量）。
3．對既得受益權的規定。雇員在任何時候都對由自己繳費形成的退休金部分擁有完全既得權利。當雇員達到正常退休年齡時，在任何情況下都對雇主繳費形成的退休金部分擁有既得的權利。除此之外，他們可以按照兩個標準實現對雇主繳費的既得受益權：一個是 5年后一次性獲得100%的記得受益權；二是3年后獲得20％的權利，然后每年增加20％，直到實現100％的權利。
（二）EET的征稅模式
一般而言，在企業年金有三個征稅環節：雇主和雇員繳費環節，企業年金基金投資收益環節和退休雇員領取退休金環節。如果用T表示對其中的某一環節征稅，E表示對其中的某一環節不征稅，那么，美國以401(k)為代表的繳費確定型年金計劃采用的就是EET的征稅模式，即：雇主和雇員的繳費在規定的范圍內可在稅前扣除，年金計劃資金的投資所獲得任何投資收人全部免稅，獲得完全的既得受益權養老年金在該雇員參加計劃過程中均不被包括在其當期應稅收人之中，只有在該雇員提取養老金的時候才會有所得稅。
（三）企業年金與工薪稅制的結合
如果說雇員在年金稅制中的優稅好處，是通過所得稅實現的，那么雇主在企業年金稅惠中得到的好處則是通過工薪稅（即社會保障稅），由此第一支柱同第二支柱實現了相互協調，相互促進。
按照美國《國家稅收法》規定，雇主以繳費形式為其雇員向稅收優惠年金計劃所存入的資金，以及雇員從計劃中所提取的資金，一般都不按工薪對待，因此也就不產生聯邦社會保險稅和聯邦失業保險稅，這為雇主積極資助年金計劃和雇員積極參加雇主資助的退休金計劃，起到極大的推動和鼓勵作用。比如，某雇主支付給一個雇員的年薪為5萬美元，如果雇主在年底時另付給這位雇員1000美元獎金的話，雇主就必須要向政府為這1000美元納76.5美元的工薪稅，同時雇主還必須從雇員的1000美元中扣除同等金額的工薪稅，雇員實際上只能拿到923.5美元的獎金；如果雇主將這1000美元獎金以繳費額的形式為這位雇員存入到其所資助的年金計劃中，雇主和雇員都不用支付任何工薪稅。這一稅收政策鼓勵雇主以向年金計劃繳費的形式來支付雇員年終獎金，對雇主和雇員都有極大的吸引力，是美國年金稅收效率性的又一體現。
三、我國企業年金稅收政策的設計
（一）EET稅收優惠模式
稅收模式的選擇是整個收制度的核心，不同的模式代表國家對年金優惠的不同態度。考察當前各發達國家對企業年金計劃的稅惠模式可以看出，最為普遍采用的是EET的稅惠模式。它有利于鼓勵企業雇主和雇員進行繳費，容易推動企業年金制度的發展。但是,EET征稅模式也有缺陷，主要是它會使政府減少一部分眼前的稅收收入，給政府帶來即期的財政壓力，因而這種征稅模式在財政狀況不佳的國家很難實行。權衡利弊，EET模式相對其他模式更能滿足目前我國企業年金發展的迫切需要，也是財政有條件實現的稅惠模式。
（二）稅收優惠限額
2004年以來，我國已有多個部門對于企業年金繳費稅惠額度有了多次調整，各地也依據不同規定制定各不相同的稅惠額度， 4%到1/12不等，如此政出多門、反復無常加大了年金需求方對企業年金發展前景預期的不確定性。從深層意義上講這是因為當前企業年金稅收優惠缺乏相關的配套政策，只能單純依靠稅惠比例高低來承擔激勵和約束兩方面作用。
合理的稅收優惠額度應該反應國家希望通過企業年金制度達到的保障程度，在此基礎上再通過享受稅惠的條件限制來保障基本公平。根據我國養老體系設計，企業年金計劃的目標替代率應達到20%，應以此測算能夠享受稅惠的繳費水平，其中還需要對工資增長率、投資收益率和繳費的年限做出預測，采用不同參數對繳費水平測算結果均會有很大影響。但可以肯定的是，以4%稅惠額度是很難達到20%的替代率的。國外一般將稅惠限額規定為15％左右，但從我國實際情況看，可以先將稅惠額度定到12%左右，這樣如果繳費滿25年，工資增長率4%，預期投資收益率8%即基本可以實現20%的替代率，既避免在目前企業年金發展不平衡情況下過高稅惠限額帶來的公平性問題，也為將來進一步調整留下了一定空間。
（三）優惠待遇與享受條件相結合
成功的稅收政策，光有各種優惠待遇是不夠的，只有同適當的享受條件相結合才能達到公平和效率兼顧的目的。可以說，有了待遇優惠政策只是為年金制度的發展增加了動力，但是政府決定它的發展方向往往是通過各項限制條件。
借鑒美國成功經驗，我國稅收政策中享受優惠的條件應包括：
1．計劃基本審查要求。應包括：計劃必須是專項資金，不得將繳費挪作他用；設立個人賬戶，計劃必須是永久性的等。
2．參加計劃的資格條件：年齡條件可參照《勞動法》中勞動年齡，工齡要求不應超過一年，而且應當充分考慮臨時工參加計劃的權利，可參照美國的做法為其設定一個年工作小時的標準，超過這一標準即可計算為工齡。同時還可引入美國最低參保率檢測和非歧視性檢測等指標體系，充分保證年金計劃的覆蓋面和公平性
3．繳費限額和繳費基數的限定。在確定了稅惠限額百分比的條件下，為了保證稅惠的公平性，還應對繳費做進一步條件限定。一是應規定年總繳費上限，防止企業年金成為逃稅漏洞；二是應該規定繳費基數上下限，和社會保險類似的繳費安排可以實現向低收入者的適當傾斜。
4．規定既得受益權。對企業繳費部分的既得受益權可設定幾種進度表供企業年級計劃選擇，避免因企業的過分要求損害員工的利益。
5.對提前提款的限制。企業年金是以滿足老年需求為目的而建立的，提前提款都可看作是違背這一目標的行為，因此在制度中應有明確限制，否則將失去稅惠資格，甚至可以施以稅收懲罰，
（四）基本養老保險協調配合
企業年金的本質是一種補充養老保險，因此，我國在制定企業年金稅收優惠政策時，不能與基本養老金的稅收政策脫節。實際上，無論是基本養老金，還是企業年金，它們只是在舉辦的主體和方式上不同，都屬于老年人的經濟保障計劃，所以，在稅收待遇上二音不應有很大的區別。目前，在基本養老金和企業年金運行過程的三個環節中，多數國家對兩者課稅的稅負是大體相同。因此，我國在企業年金計劃的稅制設計中應充分借鑒國外的成功經驗，既不宜過分強調給予企業年金優惠稅收政策，使部分企業或個人利用企業年金計劃來進行避稅，導致企業職工收入分配的不公；也不宜過分依賴于基本養老金，忽視企業年金稅收優惠政策的刺激作用，阻礙我國企業年金正常、健康地發展。企業年金稅收優惠政策的制定應本著與基本養老金制度相協調的原則，減輕國家在老齡化問題上所承受的財政支出壓力，促進收入公平分配。
除此之外，美國的經驗還告訴我們，如果說所得稅惠是激勵雇員參加企業年金制的最大動力，那么對雇主的激勵就更多的來自企業年金的社會保障稅惠。基本保障和補充保障在此接軌，如果能夠吸收美國的作法，合理安排企業年金和基本保障的稅制，就可以實現兩者互相促進、共同發展。
（五）加強制度監管
稅收優惠和稅收漏洞就像一對孿生姊妹，它們往往相伴而來。在西方國家，人們把政府對企業年金計劃提供的稅收優惠形象地比喻為“避稅所”（taxshelt），可以說正是這種“避稅所”的功能才會刺激企業積極舉辦企業年金計劃。但稅收優惠在發揮激勵作用的同時，還可能被人們濫用。從企業年金計劃的稅收優惠來看，如果政府對企業年金計劃采取EET的征稅模式，就可能給人們提供一些偷稅的機會。為此我國也應當借鑒國外的經驗，在給予企業年金計劃稅收優惠的同時，也要加大監管的力度，制定一些反偷稅的條款。同時還要改革監管的手段，使用恰當的指標體系，加強監督的客觀性和公正性，使我國的企業年金制能夠健康高效的發展。
參考文獻：
[1]林弈．美國的私有退休金體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2]埃弗里特.T.艾倫，約瑟夫.J.梅隆．退休金計劃．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第8版
[3]殷俊．中國企業年金計劃設計與制度創新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277-312
[4]林義，彭雪梅，胡秋明燈．企業年金的理論與政策研究．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6.58-128
關鍵詞：跨省經營；施工企業；稅收；政策
城市建設是我國城鎮化進程深入推進的基礎保障，施工企業是城市建設的首要主體，也是我國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拉動力，為國民稅收做出了重要貢獻。為了建設更多的項目，施工行業的流動性較大，存在不少施工企業跨省經營，即登記注冊的地域有別于實際經營地區，這為稅收征管帶來了一定的困難。在我國全面深化“營改增”后，新的對跨省經營施工企業的稅收征管模式尚且還未發展成熟，因此也出現了不少由于跨省經營導致的稅收問題。如在增值稅繳納方面，跨省經營的施工企業需要在項目建設地繳納一部分增值稅，但是由于增值稅的預繳稅款不能夠跨地區互相抵扣，這會影響施工企業正常的現金流，甚至影響企業的生產經營。為了完善跨省經營施工企業的稅收征管模式，應當在發現問題的基礎上，結合現實情況，采取更具可行性的措施。［1］
一、跨省經營施工企業現有稅收政策
目前異地施工項目開票預繳稅種及比例列表如下:說明:所有稅種在異地預繳的各項稅費在公司注冊地填列申報表時都可以當作已交稅金抵減當期應納稅額。按3%簡易計稅法計征增值稅的項目，增值稅在異地須按3%全額預繳，公司注冊地填列申報表時據實填列，不再繳納相關稅費。下面就幾個主要稅種稅收政策分別加以詳細闡述。
（一）增值稅
跨省經營施工企業的增值稅計稅有兩種方式，即一般計稅法和簡易計稅法。前者指的是符合一般納稅人條件的納稅人可以根據現有稅法選擇9%的稅率計征增值稅銷項稅，預繳比例為2%；后者指的是小規模納稅人或者符合相應規定的一般納稅人選擇3%的征收率繳納增值稅，預繳比例為3%。這兩種計征方法應用的區別在于是否可以抵扣增值稅進項稅。就征稅流程來看，增值稅繳納有兩個環節：預繳環節和申報環節。預繳環節的增值稅計算方法要根據施工企業采取的經營模式來決定，申報方法主要是抵扣和差額增值稅申報方法。
（二）企業所得稅
目前跨省經營的施工企業往往是集團型企業，其異地的經營組織模式一般是通過在異地開設分公司或者建立項目部進行的。如果施工企業在異地開設分公司，則需要辦理相應的工商稅務登記手續。分公司和項目部兩種經營組織模式下，企業也需要按照不同的稅收政策規定來繳納稅款，若是前者，施工企業總部需要按季度計算應繳納的所得稅稅額，然后按照指標將稅款分散到異地的分公司，再由分公司在當地預繳稅款，最終總公司清繳稅款；若是后者，項目部需要根據建設項目的所在地先預繳所得稅稅款，再由總部在企業注冊地進行匯算清繳。［2］
（三）個人所得稅
施工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量大，尤其是跨省經營的施工企業，往往會涉及諸多分包業務，因而處理好不同省份勞動人員的個人所得稅稅款繳納對于企業而言也非常重要。個人所得稅的“所得”分類較多，涉及跨省施工企業的主要體現在生產經營中的經營所得和員工工資薪酬所得。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結合國家稅務總局的相關公告，經營所得需納稅人自主申報，以年計算，按月或季進行預繳。跨省施工企業需要繳納經營所得的主體主要為施工項目的包工頭和建筑安裝行業的個體工商戶；員工薪酬所得中，跨省項目的管理層和技術人員采用全員全額的扣繳申報個稅政策，農民工則采用查賬征收和核定征收的政策。
二、跨省經營施工企業稅收政策存在的問題
（一）增值稅政策問題
受到預繳政策的影響，跨省經營施工企業在增值稅繳納方面遇到了不少問題。首先，預收賬款預繳的增值稅抵扣時效性不強。根據國家稅務總局的相關規定，施工企業收到預收賬款后，需到項目施工所在地預繳一部分增值稅，或者在企業所在地申報一部分增值稅。但是在收到預收賬款時，施工企業無法開具增值稅發票，因此也無法獲得增值稅銷項稅額，因而容易出現預繳的增值稅無法及時申報抵扣的問題，會過多占用企業內的流動資金。其次，預收賬款可能會重復繳稅。施工企業完工后收到的結算款是工程進度款中扣除預繳賬款的數額，但是在開具發票時，無法按此數額開票，因此會導致預收賬款部分重復繳稅的問題。最后，項目之間預繳的增值稅無法相互抵扣。在現有的稅收政策下，如果施工企業跨省設立多個項目部，不同的項目部預繳的增值稅無法相互抵扣，這也會影響企業增值稅抵扣的及時性，會增加企業跨省經營的資金成本。［3］
（二）企業所得稅政策問題
結合現有的企業所得稅政策，總部直接管理的異地項目部，需按實際經營收入的0.2%就地預繳所得稅，而二級及二級以下的分支機構管理的項目部不能夠就地預繳所得稅。由此，施工企業采用不同的經營組織，預繳所得稅稅款也會存在巨大差異。若企業的跨省經營是在外省設置項目部，則按項目實際經營收入的0.2%預繳企業所得稅，若是在外省設置分公司，則二級及以下分公司管理的項目部不能夠向所在地預繳所得稅。這樣一來，可能會出現所在地稅務機關與企業對項目部的認定不同，如企業認定某項目部屬于分支機構管理，當地稅務機關認定其由總部直接管理，最終導致統一稅源重復征稅等問題發生。
（三）個人所得稅政策問題
2018年新個稅法的修改將個人所得稅征收方式調整為綜合與分類相結合，這促進了稅收公平的同時也對稅務機關的征稅提出了新要求。在征稅過程中，稅務機關需要更好地判定納稅人所得來源及性質。但是，跨省經營施工企業普遍存在勞務分包情況，施工企業大量采用農民工，流動性大，這阻礙了稅務機關對納稅人所得來源做出準確判斷。除此之外，當下的個稅政策對經營、勞務報酬、工資薪酬等不同來源的所得界定仍然存在條理不清晰、邊界不明確的情況，這也不利于跨省經營的施工企業在實踐中繳納個人所得稅。如常見的問題有由于一些農民工在1-2個月內短暫參與項目，企業并未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而農民工從事的臨時性工作所獲得的薪資被認定為勞務報酬所得計征所得稅。
三、跨省經營施工企業稅收政策的改進策略
（一）完善跨省經營施工企業的增值稅政策
為了避免過多占用企業流動資金和影響稅款抵扣的及時性，建議在增值稅推進發展的過程中，逐步取消原有的當企業收到預收賬款時需預繳稅款的規定。同時，建議逐步放開項目之間預繳的增值稅項目抵扣，允許異地項目預繳的增值稅互相抵扣。如果施工企業在某省的某項目還沒有完工，該地銷項稅額小于進項稅額，而與此同時在另外省份的項目需要預繳稅款，則可以用此項目預繳的沒有得到抵扣的增值稅來抵減一部分稅款，如此不僅能夠幫助企業減少資金壓力，保障內部充足的現金流，也能夠幫助稅務機關減少工作量。
（二）改進異地項目部預繳企業所得稅政策
考慮到施工企業的特性，國家稅務總局出臺了相應的異地項目部企業所得稅預繳政策。但是就目前的實踐情況來看，改政策所限制的預繳范圍過于狹窄，會導致不同組織形式適用的預繳政策并不共通，預繳稅款存在較大差異。因而，建議在未來稅收體系發展的過程中，可以適當改進異地項目部預繳所得稅的政策，將所有的異地項目部都納入預繳企業所得稅的范圍之中，如此避免了不必要的項目部組織形式認定環節，也能夠使得施工企業項目部所在地的稅務機關都參與進稅款分配，盡可能地保障公平。［4］
（三）進一步明確個人所得稅相關概念界定
首先，要厘清個人所得稅來源中經營所得、勞務報酬以及薪資所得的稅法界定。一是區分經營所得和勞務報酬所得。在這二者的認定方面，可以加入人數作為認定標準之一，如當勞務為一人完成，更傾向于將其界定為勞務報酬所得，當勞務由多人共同完成，則更可能屬于經營所得。二是區分勞務報酬所得和薪資所得。在這二者的認定方面，要規范勞動關系對應為工資薪酬所得，勞務關系為勞務報酬所得。應當對臨時工與企業的關系進行明確，規定其與企業屬于勞動關系。具體到施工企業中，臨時性的農民工與施工企業為勞動關系，因此在進行個稅來源認定時，應認定為工資薪酬所得。其次，由于跨省經營的施工企業人員流動性大，農民工工資的個稅申報準確性不高，且不同地區存在一定的信息不對稱，施工企業在繳納個稅時容易出現漏征少征和重復征稅的問題。針對這種特殊情況，在未來的個稅改革中也可以嘗試對農民工的個稅征收實施統一的征收方案，減輕施工企業稅務工作的負擔，提高征收效率。［5］
關鍵詞：企業年金;稅收優惠;成本收益
中圖分類號：F8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08-0162-01
1 企業年金稅收優惠政策的經濟學基礎
企業年金作為社會保障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既不同于基本養老保險的國家強制建立的性質，又有別于強調自愿、市場化運作的商業保險。而人們偏好即期效用最大化的傾向，使得職工和企業在沒有稅惠激勵的條件下更樂意選擇即期工資而不是年金這種預期員工福利，如果政府希望誘導市場主體建立企業年金,以分擔政府可能承受的公共風險，就必須發揮外部性內部化的作用，通過權益的讓渡來促成。
2 企業年金稅收優惠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
與基準稅收相比(即沒有稅收優惠政策時的稅收) ,稅收優惠政策會減少政府的稅收收入,減少的數量就是通常所說的稅收支出,它就是是稅收優惠政策的成本體現。企業年金的推行帶來的職工稅收負擔減輕與企業工資成本降低,正是以政府稅收支出的增加為代價的。首先，我們做如下假設：在沒有實行企業年金時，職工即期工資增長部分P直接發放，按照企業所得稅率33%，個人所得稅率按10%為平均稅率，則對于該部分收入，政府稅收包含：
企業所得稅：P/（1- 33%）×33%=0.49P；個人所得稅：P×10%=0.1P；稅收總額：0.49P+0.1P=0.59P。
如果政府實施免征繳費階段企業所得稅，鼓勵企業建立年金，則企業出于避稅目的將會將P作為年金形式發放，則政府的稅收收入變為：
企業所得稅：［P/（1-33%）P］×33%=0.16P；保險公司營業稅：P×8%=0.08P；教育費附加與城建稅：0.08P×10%=0.008P；當期個人所得稅：P×10%=0.1P；當期稅收總額：0.16P+0.08P+0.008P+0.1P=0.348P；當期稅收損失：0.59P-0.348P=0.242P。
由以上推算可知，當對企業實行稅惠政策時可引起國家稅收收入減少，減少的部分是作為企業年金發放的資金的24.2%。在這個基礎上如果再免征個人所得稅，稅收收入的減少額就為企業年金發放資金的34.2%。接下來P值的估算根據2001年至2005年13.4%的平均工資增長率，以2005年工資總額19980.8億元為基礎，假設企業繳費部分不超過工資總額的4%，且其增長率低于工資增長率，則無上限情況下，P的值即企業年金增長了2677.4萬元，在上限為4%的時候則為799.2萬元。因此，當期稅收收入在僅企業繳費免稅時的減少額為647.9萬元（無免稅上限）或193.4萬元（免稅額度為4%），在企業和個人所得都免稅時減少額為760.4萬元（無免稅上限）或227萬元（免稅額度為4%）。這些損失的稅收僅占當期財政收入的2.05%和2.4% ，而作為養老金P部分的數額要比損失的部分多，即稅收優惠是以較小的稅收損失換來了養老金的較大增長。需要注意的是，稅收優惠的間接增稅效應在提高儲蓄率加快資本積累的同時，還可以降低勞動力成本，從而增加稅收收入，有效減少了當期國家由于稅惠所損失的稅收。
3 企業年金稅收優惠政策解析
在企業年金制度中, 企業年金資金將經歷三個交易環節: 企業年金供款征收環節、企業年金基金投資環節、企業年金待遇給付環節。因此企業年金的征稅領域也就是與這三個環節相對應的：企業年金供款征收環節的企業年金供款征稅；企業年金基金投資環節對投資收益和資本利征稅；企業年金待遇給付環節對個人企業年金收益額征稅。如果用T代表征稅（tax）,E代表免稅（exempt）,可以根據征稅環節的不同組合形成不同的征稅模式。而在中國的企業年金計劃推行過程中,稅收政策不統一，既沒有明確的稅收模式，對稅收優惠水平和享受條件也沒有進行嚴格的考證和限定，導致稅惠政策沒有發揮其推動年金發展的作用。
4 我國企業年金稅收優惠政策的建議
（1）采用EET稅制。EET模式是目前大多數國家所推行的政策，符合了次優稅收理論，其特點是在當期消費和未來消費之間是中立的， 同時確保不能重復征稅，它反映的是
長期養老金儲蓄、在生命期間收入再分配的真實性質，在某種程度上糾正了所得稅的不足，因而也更能激勵職工參與企業年金。同時，企業也可以以更低的成本來建立企業年金，更利于實現我國加快發展企業年金、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的目標。
（2）統一稅基，制定合理的免稅比率。稅惠統一以工資為基數，而工資應由基礎工資、崗位工資、技能和工齡工資及各種津貼構成，不包括獎金和福利，且對享受稅惠的工資限定最高額度，避免高薪人員獲得更多優惠，防止偷稅和避稅。發達國家的稅收優惠比率一般為15%左右，但是考慮到我國財政能力，該比率不能太大，以免增加國家的財政壓力；但也不能過小，否則達不到應有的激勵作用。按照我國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的目標，企業年金未來的替代率將達到20%，要實現這個目標，免稅的幅度應該在9%以下，這個額度也要隨著我國國情和經濟發展的變化而適當調整。
（3）注重稅收公平。稅收作為國家干預收入分配的手段，發揮著重要的促進公平的作用。但目前的稅惠政策凸顯了很多不公平，如壟斷行業、經濟發達地區或者高收入者更有條件參與年金，獲得更多的優惠，進一步加劇了貧富的差距，這也是很多人對稅惠持懷疑態度的原因。因此國家應該完善稅收政策，增加轉移支付力度，將增加的養老金或者稅收轉移給養老金不足的人群，縮小收入差距。
（4）完善相應的配套制度安排。企業年金稅收政策不僅僅是單純的財政政策問題，還要放在養老保險政策的總體框架下考慮。一方面，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規保障以使得企業年金稅惠的各項操作有法可依，明確稅收優惠的相關環節和稅種，以及在稅惠政策的核定、監督、征繳等過程中加強政府各部門、企業和金融機構的配合，對企業年金進行有效的管理和監管，杜絕一些違規操作和不合理現象的發生。另一方面，必須與基本養老保險和個人養老保險稅收政策相協調，才能在合理的空間獲得長足發展。
參考文獻
［1］鄭功成.中國企業年金發展的理性判斷和政策選擇［J］.中國金融，2007,(9).
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社會分工日趨于精細化。在這種情況下，我國長期存在的增值稅和營業稅“兩稅并存”的局面已經很難適應社會的發展，營業稅改為增值稅是我國稅收改革的必然方向。“營改增”稅收政策在2013年8月1日開始向全國予以推廣，將會對社會各個行業的財務會計過早造成較大影響。本文以施工企業為例，就營改增稅收政策對施工企業財務會計的影響進行探討。
二、施工企業“營改增”稅收政策的基本內容
營改增稅收政策在施工企業全面實施之后，就將用稅率為11%的增值稅來代替過去稅率為3%的營業稅。主要區別在于：營改增稅收政策改革之前，施工企業的營業稅征稅依據為施工企業提供勞務的全部收入；而營改增稅收政策改革之后，施工企業的增值稅征稅依據為增值稅專用發票，進項稅額是通過施工企業在市場上購買材料、設備等獲得的增值稅發票金額來予以確定，而銷項稅額則是由施工企業向業主提供的增值稅專用發票金額予以確認。
三、“營改增”帶給施工企業財務會計工作的變化
1.兩種稅的含義不同
增值稅和營業稅雖然都屬于流轉稅，但是對于施工企業的意義卻各不相同，增值稅屬于國家所收取的款項，計稅依據是增值額；而營業稅則屬于一種納稅單位的費用，計稅依據為營業額。
2.納稅主體身份及計稅方式的變化
(1)在過去的營業稅體制下，無論納稅人的規模大小，應納稅額通過“稅率3%”乘以“營業額”即可得出。
(2)在實行“營改增”稅收政策之后，納稅人應該要首先予以納稅資格的認定。第一，資格認定標準。實行“營改增”稅收政策之后，國家稅務部門基于納稅人的規模大小來分為一般納稅人、小規模納稅人。小規模納稅人是指年應征增值稅銷售額低于500萬元人民幣的納稅人，以及高于500萬元人民幣的其他個人；一般納稅人是指年應征增值稅銷售額高于500萬元人民幣的納稅人；不經常提供應稅服務的個體工商戶、企業，以及非企業性單位均屬于小規模納稅人。值得注意的是，一般納稅人不能轉為小規模納稅人，而小規模納稅人若所提供的稅務資料準確、會計核算健全，那么可以向有關部門申請一般納稅人資格認定。第二，計稅方式。小規模納稅人：計稅方式采用簡易計稅方法，應納稅額不得對進項稅額進行抵扣，應納稅額為增值稅征收率和銷售額一同計算出來的增值稅額。一般納稅人：計稅方式采用一般計稅方法計稅，應納稅額為當期進項稅額被當期銷項稅額抵扣之后所剩余下來的余額。
3.稅率的變化
在過去的營業稅體制下，無論納稅人的規模大小，應納稅率均為“稅率3%”。而在實行“營改增”稅收政策之后，小規模納稅人的應納稅率為“稅率3%”，而一般納稅人的應納稅率為“稅率11%”。
4.收入和稅負確認的變化
本文舉例說明收入和稅負確認的變化，合同總價款設定為9990萬元人民幣。在過去的營業稅體制下，營業稅=9990萬元×3%=299.7萬元。再加上3%教育費、7%城建稅共計29.97萬元，那么實際稅負率為3.3%，本項稅負為329.67萬元。而在實行“營改增”稅收政策之后，首先要進行價稅分離，分兩種情況：(1)若納稅人為小規模納稅人，那么9990萬元除以(1+3%)，可得出確認收入為9699萬元，那么增值稅額=9699×3%=290.97萬元，再加上3%教育費、7%城建稅共計29.097萬元，那么合計本項稅負為320.067萬元，實際稅負率為3,204%。(2)若納稅人為一般納稅人，那么9990萬元除以(1+11%)，可得出確認收入為9000萬元，那么增值銷項稅額=9000×11%=990萬元，而實際稅負率則由納稅人所擁有的可抵扣增值稅進項稅額來決定。經過相應計算，營業稅及附加稅負=增值稅及附加的實際稅負，只有在“6.91%×合同額=可抵扣增值稅進項稅額”的情況下才可成立；若可抵扣增值稅進項稅額小于“6.91%×合同額”，那么營業稅及附加稅負>增值稅及附加的實際稅負；若可抵扣增值稅進項稅額大于“6.91%×合同額”，那么營業稅及附加稅負<增值稅及附加的實際稅負。
5.涉稅申報所需設備有重大變化
營業稅申報是不會特殊要求軟件設備及硬件設備，但是若申報增值稅，那么一般納稅人在具有通用的掃描儀、打印機、計算機等設備之外，還需要有專用設備，包括報稅盤、金稅卡、讀卡器金稅盤、IC卡等。按國家財稅機關規定，增值稅一般納稅人應通過增值稅防偽稅控系統使用專用發票。
四、結語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市財政廳（局）、地方稅務局、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財務局：
為了促進我國高速公路建設的發展，經國務院批準，現將有關營業稅政策通知如下：
自2005年6月1日起，對公路經營企業收取的高速公路車輛通行費收入統一減按3%的稅率征收營業稅。
關鍵詞：工業企業；稅務成本；稅務籌劃；籌劃
稅務籌劃最早起源于西方發達國家，因其在企業實踐當中的有效性，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迅速傳播到了世界各地，并且受到各國企業的青睞。稅務籌劃不同于偷稅、逃稅、欠稅以及抗稅，因為他從本質上來說是在國家法律允許范圍內所進行的節稅行為，它是受到國家政策和法律的鼓勵與保護。從根本上說，企業之所以要進行稅務籌劃，是由該企業的財務管理目標所決定的。但是企業是否能夠實現稅后的成本效益最大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企業經營納稅情況的制約。就目前現狀來講，納稅籌劃是一種事前行為，它是組成工業企業管理的重要部分，而工業企業稅務籌劃的戰略性管理主要是通過對相關涉稅業務進行策劃，并制作出一套完整有效的納稅操作方案，進而達到節稅的目的。
一、工業企業稅務籌劃戰略性管理的必要性分析
（一）工業企業稅務籌劃的現狀分析
隨著工業行業的飛速發展，大部分工業企業都意識到了企業稅務籌劃的必要性，開始進行稅務籌劃，但整體而言，我國的工業企業稅務籌劃現在還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在具體的納稅實踐中還存在著較多的問題。第一就是工業企業對稅務籌劃的認識不夠，進行稅收籌劃的意識不強。第二是工業企業稅務籌劃整體水平不高，且缺乏真正意義上的稅務籌劃。第三是工業企業人員素質較低，缺乏稅務籌劃方面的專業性人才。第四則是工業企業缺乏稅務籌劃風險意識，忽視了稅務籌劃的風險管理。
（二）工業企業稅務籌劃的原因
在現代社會注意經濟條件下，稅收已經成為企業經營過程中必須要考慮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納稅問題是每個企業都要面對而且為之頭疼的問題。工業企業也不例外。然而，任何一個企業最終的目的都是盈利，所以稅收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企業尋求利益最大化的進程。怎樣得到最大的利潤，如何在法律范圍內使稅務降到最低便成為了主要目標。偷稅是一種違法行為，不可取。節稅只能依靠國家的相關優惠政策，雖然安全有效，但是影響個人和企業的主觀能動性。而稅務籌劃則可以彌補節稅的不足，它能在不違反現行稅制的前提下，對現有稅法和自身企業進行研究，通過比較不同納稅方案，調節企業的生產和經營，進而實現企業的利潤最大化。
（三）工業企業稅務籌劃的重要性
決定工業企業生產成本的因素很多，而稅收是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而我國現在實施多稅種、多次征的稅收政策，在這樣的稅收環境下，流轉稅的多少直接影響到工業企業經營成本大小，所得稅的大小直接影響工業企業投資成本的高低因此，稅收是影響企業利潤分配的一個重要因素，就企業利潤而言，對其有著重要的經濟平衡作用。稅負的高低也直接關系企業經營成果的大小，而稅收的強制性和無償性則意味著企業資金的凈流出，從這一方面看，企業通過稅務籌劃來減少稅款支出是直接提高企業凈收益的有效途徑，所以，企業對稅務籌劃應當有正確的認識，并投入到實踐。其二，工業企業與國家的發展息息相關，合理的進行稅務籌劃的戰略性管理，可以較好地保證工業行業的穩定高效發展。同時也有利于國家財政收入的相應增加，使得國家職能得到充分的發揮，進而更好的進行社會經濟的宏觀調控，更好的保持我國社會的穩定。
二、工業企業稅務籌劃的特點和可行性分析
（一）工業企業稅務籌劃的特點
1、超前性。企業的稅務籌劃不是發生在納稅義務之后，而是在納稅行為之前對充分了解我國現行的稅法和財務知識，并且結合企業的全方位經濟活動進行有計劃、有目的的規劃和設計以尋求企業的最低賦稅，并且選出相對最好的決策方案。這是一種事前行為，具有超前性特點。
2、時效性。每一個國家的稅收政策都是伴隨著國家整體政治和經濟形勢的不斷變化而變化的。尤其是在工業行業，由于發展比較迅速，因此較大程度受到國家關注。所以，納稅人在進行企業稅務籌劃管理的時候，一定要隨時關注國家稅收政策的變化，及時作出相應的調整。
3、全面性。工業企業的稅務籌劃貫穿于整個企業的生產與經營活動之中，每一各需要納稅的環節都要納入籌劃范圍。
4、合法性。工業企業的稅收籌劃體現了國家和納稅人之間的經濟利益的分配關系，而稅法則體現了國家與納稅人之間權利和義務關系。
（二）工業企業稅務籌劃管理的可行性分析
工業企業作為自主經營和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在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當中要想實現生存和發展并達到獲利目標，能夠自主地嘗試稅務籌劃措施來降低企業的經營成本，使得稅務籌劃在工業企業具備了實施的主觀可行性。當然除此之外還有法律環境和我國現行稅制等原因，都使得工業企業稅務籌劃的實施具備客觀的可行性。
三、工業企業稅務籌劃戰略性管理的具體操作
（一）進行稅務籌劃管理應遵循的原則
關鍵詞：營改增;工業企業;稅收籌劃;稅收管理
中圖分類號：F810.4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31-0087-02
引言
2011年，中國稅務部門和財政部門擬定了關于“營改增”試點方案，到2012年年初，中國的交通運輸業開展“營改增”的試點。經過中國財政部門以及稅務不斷的改革和嘗試，直到2013年8月，中國在全國范圍內開始實施關于部分現代服務業以及交通運輸業的營改增試點。隨著營改增制度在中國部分行業的試點安排后發現，在營改增試點的部分企業出現了一定的稅負的降低，但是，還是存在部分的企業出現了稅負增加的情況。據統計數據可得，2012 年9 月至 2013 年 1 月，中國營改增試點期間內，中國的部分工業企業的小規模納稅人的賦稅減少了將近4 000 萬元，同比下降了將近 42%;而工業企業的一般納稅人的賦稅減少了大概1 500 萬元，同比下降了將近16%。據不完全統計，納入“營改增”試點的682家交通運輸行業的一般納稅人中，有將近450家企業稅負有所上升。“營改增”的目的是通過稅制改革在一定程度地降低企業的稅負壓力，由此促進中國各個企業的持續發展。所謂的稅收籌劃是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有的一種管理方式，稅收籌劃是指企業在合法的前提下，結合法律、財務、會計、稅務等多方面的知識，通過對企業的組織架構、投資經營方式、營銷方式、管理方式進行有效的整合，以達到降低企業稅負、節約成本的目的。由于，中國“營改增”的時間較短，不少企業沒有適應“營改增”政策下的稅收規定，因此，企業單位應該根據自身企業所在的行業以及企業自身的特點出發，重視稅務理念的創新，不斷提高企業自身的稅收籌劃的能力，并且必須要做好隨手籌劃的風險的防范工作，加強企業稅務人員的專業技能的培養，才能有效地做到降低稅負的目的。
一、“營改增”給工業企業帶來的一些影響
（一）部分的工業企業對稅收籌劃重視不足
據調查可知，中國的不少的工業企業對企業自身的制造工作、銷售工作等等非常的重視，將絕大多數的工作的重心放在了生產和銷售上面，往往忽略了對企業的財務管理以及稅收管理的工作。在某些工業企業中，這些企業的領導者缺乏必要的稅收意識，不少的工業企業很少設置專業的辦稅員，這些工業企業的管理者對工業企業的納稅方式以及稅收核定情況了解非常的不足。不少的工業企業的管理者認為，稅務工作只要按照國家的相關規定來進行交納就可以，不需要另外進行籌劃工作。甚至，某些工業企業的管理者誤以為稅收籌劃就是偷稅漏稅，企業沒有必要為了節約一定稅務做違法的事情。這種想法是正確的，但是對稅收籌劃的理解有很大的偏差。從中國的工業企業發展的總體情況可以看出，中國絕大多數的工業企業對稅收籌劃的理解還處在初步階段，他們并沒有足夠的理論知識來支撐其必要的稅收籌劃工作，更是無法足夠的規范、足夠的細致地完成工業企業自身的稅收籌劃工作。
（二）工業企業的一般納稅人負稅有所增加
隨著部分的工業企業納入“營改增”試點以來，工業企業的一般納稅人所需要交納的稅負有了一定的提高。首先，“營改增”之后，中國工業企業的成本結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通常情況下，中國工業企業的成本主要是勞務成本、原材料成本、制造機械成本、機械維修成本、財務費用以及固定資產的折舊費用等等。工業企業在進行“營改增”之后，“營改增”的政策規定工業企業的成本構成中，只可以根據當期繳納的增值稅為基數來計算的工業企業的稅金，并不包括營業稅的稅金。對于某些工業企業來說，增值稅抵扣的項目主要是工業企業的原材料等基礎的成本以及企業的購買的器械等等，但是，對于不少的工業企業來說，原材料雖然是工業企業很大的一部分的支出成本，但是，原材料可抵扣增值稅的部分非常的少，而工業企業的制造機械是企業購置成本非常高，并且需要長期攤銷的費用之一，企業很少購買，因此，可以抵扣的機會也比較的少。按照“營改增”之后的稅收政策，工業企業在進行新設備、新技術的投資活動，不能享受增值稅進項稅額的抵扣，導致工業企業的成本會偏高。再加上工業企業的人力成本，企業廠房租金等費用并不屬于增值稅抵扣的內容。因此，不少的工業企業“營改增”后稅負反而增加了一些。
（三）中國不少的工業企業缺乏對稅收籌劃的風險管理
由于工業企業在經營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遭遇許多不可預計的問題，因此，無論是多么專業，如何精密的稅收籌劃工作，都有可能面臨一定的稅收籌劃的風險。對于工業企業來說，企業實施稅收籌劃很有可能受到企業內部或者說來自企業外部的各種稅務因素的影響。由于受到來自企業內外的各種因素的干擾，很有可能導致這些工業企業在預先進行的稅收籌劃無法得到有效的實施，或者說按照工業企業預算設置的稅收籌劃卻難以達到預計的效果，甚至可能因為受到內外因素的干擾，導致稅收籌劃失敗，造成企業難以承受的經營損失。現階段，中國的工業企業在進行稅收籌劃的過程中，以及在實施稅收籌劃的過程中需要面臨諸多的問題。首先，由于工業企業對稅收籌劃的目標以及稅收籌劃的處理方式上有一定的差異，導致了工業企業稅收籌劃有一定的風險。因為如果工業企業的稅務人員對“營改增”之后的稅收條款的了解存在一定差異，他們制定的稅收籌劃很有可能會被稅務機關認定為偷稅漏稅的違法行為。其次，如果工業企業的稅務人員的稅務相關知識存在一定的問題，容易導致工業企業的稅收籌劃方案缺乏可操作性，也容易引發稅收籌劃風險。
（四）不少工業企業缺乏專業的稅務人員
稅收籌劃和普通的會計處理不同，稅收籌劃屬于較難的財務管理工作，一個專業的稅務人員來說，不僅僅需要對現階段的稅收制度有足夠的了解，更多的是需要對相關的稅收政策以及稅務動態有足夠的了解。在“營改增”之后，工業企業的稅務人員必須要轉變原有的稅收籌劃的觀念，重新去學習和了解全新的稅收制度以及新的稅收籌劃理念。由于“營改增”的時間比較短，工業企業的財務人員對新的稅收政策的了解不足，在繳稅的過程中被動地接受稅務局給出的稅務計算，并沒有形成全新的稅收籌劃意識，給工業企業的稅務人員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二、給中國工業企業在“營改增”之后的稅收籌劃的建議
（一）提高工業企業管理者的稅收籌劃的意識
對于一個工業企業來說，生產和銷售對于企業的經營、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對于工業企業來說，有效的財務管理是一項非常系統化的工作，無論是企業的財務預算、財務成本控制以及稅收籌劃等等是一項非常系統的工作。因此，對于工業企業來說，有效的稅收籌劃是企業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僅僅涉及到部分的稅務成本的減少，更多的是對企業發展戰略的調整。因此，工業企業的領導者需要提高對稅收籌劃的重視程度，將工業企業的稅收籌劃作為工業企業財務管理工作的重要工作之中。將工業企業的稅收籌劃意識融合與工業企業的日常工作的過程中，并且要加強工業企業的領導層對稅收籌劃的重視程度，只有提高對工業企業的稅務籌劃以及管理意識，才能夠將稅收籌劃與工業企業的管理的貫徹實施落實到位。
（二）應該充分了解部分工業企業“營改增”后負稅反增的原因
在實施“營改增”政策之后，部分的工業企業的負稅增加了不少，但是，從數據上看，并不是每一個工業企業的負稅都有所增加。因此，工業企業在面對稅負增加的情況，不應該盲目地排斥“營改增”的制度，而是應該從多個方面去了解“營改增”制度，對“增值稅”的征收政策進行學習和分析。由于“營改增”的最終目的是為了降低工業企業的負稅，降低工業企業的成本，提高工業企業的競爭力。因此，從根本上來說“營改增”政策是為了維護工業企業的利益而設立的。只要工業企業對“營改增”后的負稅增加的原因進行分析，并且，針對分析得來的原因、工業企業自身經營情況、行業情況以及最新的負稅制度和“營改增”后的各種征收政策進行合理的稅收籌劃，從工業企業內部管理的角度來降低企業的稅負，最后就可以降低工業企業自身的成本，提高工業企業的競爭力。
（三）加強工業企業稅收籌劃的風險防范
首先，工業企業應該將稅收籌劃作為企業的一項重要的工作來提上工作議程，建立專業的稅收籌劃小組，在進行企業稅收籌劃工作中增加風險評估以及執行監督等基本的環節。其次，稅收籌劃小組的納稅方案必須要結合工業企業的具體情況，制定的稅收籌劃方案必須要有針對性，要兼顧企業的資源配置、成本核算、發展戰略等多個方面。工業企業可以構建一個合理有效的風險防范體系，并且通過小組的人員配備來做到安全的保障。再次，可以納稅方案制定的稍微有靈活性一點，或者設置一些備選的方案，方便在發生突發事件的時候，工業企業可以在最短的時間選擇應對政策。
（四）加強對工業企業稅務人員的培養
首先，應該提高對企業相關稅務人員的培訓工作，確保稅務人員對“營改增”后的稅收政策有一定的了解。其次，應該將工業企業的稅負管理納入稅務人員的績效考核中，提高稅務人員的工作的積極性。再次，應該加強其稅務小組與財務部門、采購部門以及銷售部門等部門的溝通，保障納稅方案的實施。最后，財務人員應該做好會計核算工作，給稅務人員稅收籌劃一個良好的基礎。現階段稅負有所增加的工業企業應該從企業自身出發，加強稅收籌劃，保障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城市工業 集約型增長 稅收制度
“十一五”規劃強調走自主創新之路，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作為實現“十一五”規劃發展目標的戰略重點，是針對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現實做出的重要戰略部署。西方經濟學認為政府對社會經濟的干預具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稅收政策作為重要的調控手段和方式，對實現城市工業集約型增長方式轉變應該也必然要起到積極作用。
一、集約型增長方式是城市工業發展必然選擇
馬克思在其著作《資本論》中將經濟增長方式可歸結為擴大再生產的兩種類型，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內涵擴大再生產和外延擴大再生產。現在經濟學界結合發達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實踐給予的解釋是按照要素投入方式劃分，將經濟增長方式大體分為兩種：一是通過增加生產要素投入來實現經濟增長，即依靠增加資金、資源等要素的投入來增加產品數量等粗放型增長方式。二是通過提高生產要素質量，優化配置和提高利用效率來實現經濟增長，即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的素質來增加產品數量和提高產品質量等集約型增長方式[1]。就我國現實而言，當前乃至今后一個時期，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已成為我國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促進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問題之一。
據資料顯示，城市工業粗放型增長方式還沒有得到根本改變。國內一些城市傾向于走工業發展道路，然而工業卻基本依賴于外延型、粗放型的擴大再生產。各地政府往往偏好追求GDP產值和稅收增長而忽視就業的增加，企業偏重于追求規模擴張而忽視質量與效益的提升。走工業強市成為國內許多城市追逐的目標，但是技術創新能力低，新興工業發展緩慢，生產成本外部化明顯，城市間存在工業結構趨同現象和特征。在“十一五”規劃中，許多城市將鋼鐵和運輸、汽車產業作為本市支柱產業，一方面導致各城市專業化分工協作程度較低，另一方面造成了低水平重復建設，制約現產業集聚效益和規模效益的實現[2]。城市作為國民經濟和全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主體，其工業必然要經歷粗放型增長方式向集約型增長方式的轉變，集約型增長方式是城市工業發展的必由之路。
二、稅收政策與城市工業增長的關系
城市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既是一個需要多方配合的復雜系統工程，又是一個漸進的歷史過程。其中，財稅政策的選擇、制定和調整，對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對工業發展具有積極引導和激勵作用。一些稅收支出手段的運用，可起到定向引導企業行為以及調整企業投資意愿及投資結構的作用[3]。企業所得稅率的高低影響企業投資者的投資選擇，對企業利潤課稅必然會影響其可支配利潤，降低本行業投資能力，但是從宏觀調控角度來看，通過所得稅率的調整可以引導企業投資方向和調整產業結構及投資規模等。此外，稅收對工業企業資源配置有著明顯影響。國家通過稅收的開征和調整影響經濟資源在城市產業、行業和產品間的分配，從資源配置低效率行業向高效率的行業轉移，刺激企業實現集約化生產經營。考慮到稅收對企業投資與資源配置影響，通過國家稅收政策和稅制改革，必然會在轉變城市工業集約型增長方式過程中起到積極的效果[4]。
然而，現行稅制還存在著一些不足之處。當前，中國實行的以間接稅為主的稅收制度，各級稅收更多地與增值稅、營業稅等間接稅掛鉤，而增值稅、營業稅與生產規模直接關聯。對GDP產值目標和稅收目標更高的追求，客觀上引導各級政府多上投資項目、多鋪攤子。因為只有多上投資項目，擴大生產規模，增值稅、營業稅等才能隨之增加。因此，企業也必須擴大投資規模，重復增加項目來“配合”政府的政績考核機制，忽視本地資源和環境的承載能力，競相采取優惠政策招商引資，導致一些城市工業結構趨同。這種與生產規模掛鉤的稅收制度刺激了粗放型、外延型的增長方式。
此外，資源稅稅率長期偏低，資源稅無法有效發揮調節作用。進入后工業社會，發達國家對資源的開發利用步入成熟階段，表現為許多國家普遍征收較高的資源稅。我國較低的資源稅不能充分反映資源要素市場供求關系、稀缺程度的價格形成機制，導致許多資源的價格過低，造成了嚴重的浪費。在城市環境保護方面，工業企業環境污染成本外部化，污染成本往往由社會公眾來承擔，環保各項收費較低，遠遠不能補償污染治理成本。同時，在稅收和信貸上也缺少對資源節約型企業的鼓勵和激勵機制[5]。
三、改革稅制引導城市工業集約型增長方式轉變
從本質上看，城市工業增長方式轉變的難點和問題，與全國工業增長方式轉變是一致的。加速城市工業增長方式轉變，必須對現行稅制的進行適當改革。
改革現行稅制，建立以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等直接稅為主的稅收制度。這種稅制有助于引導各級政府更加重視提高企業經濟效益，更加重視個人收入的提高，激勵集約型、效益型經濟增長方式。直接稅為主的稅收制度可以引導和激勵工業企業選擇經濟效益較高的行業，污染嚴重的企業就會注意產業轉移和企業自身結構調整，優化內部管理，避免出現環境污染成本外部化。同樣，對于支持城市環保政策的工業企業要予以適當的稅收優惠，或者一定的財稅補貼，建立起環保型企業的激勵機制。
適當提高資源稅稅率。目前我國資源稅稅負低，一方面表現在征稅范圍比較小，另一方面也與當前資源稅“從量計征”的征稅方式有關。在一些領域中，超強度開采、粗放式利用自然資源的現象屢見不鮮。為科學開發利用資源，保護生態環境，建立資源節約型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推進資源稅改革已勢在必行。資源稅稅率的適當提高對城市工業企業形成較大成本壓力，企業必須重建成本約束機制，合理和有效地利用經濟資源，減少不必要浪費，更加注重未來經濟效益，進而刺激企業實行集約化經營。
最后應當指出的是：由于稅收政策自身的局限性，稅收政策并不能完全解決城市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中所有的問題。因而，稅收政策的運用應與其他經濟手段以及行政、法律手段相配合。因此，應充分協調各項政策以發揮稅收政策的全方位整合作用。同時，轉變城市工業增長方式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應不斷完善各項稅收政策，不斷發揮稅收政策與市場機制在這一轉變過程中的積極作用。
參考文獻
[1]蘇曉紅，論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條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國際經驗[J]，當代經濟研究，1999年第8期
[2] [5]牛鳳瑞 潘家華，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O.1[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