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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426.4；F832；F224.3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5.24 文章編號：1672-3309（2012）05-56-02
一、我國汽車金融服務業的發展與現狀
汽車金融服務主要指與汽車產業相關的金融服務，是在汽車研發設計、生產、流通、消費等各個環節中，由金融機構參與的設計資金融通的基本框架，是一條從資金供給者到資金需求者的資金流通渠道。汽車金融服務主要包括資金籌集、信貸運用、抵押貼現、金融租賃、汽車保險以及售后服務、投資活動等。
汽車金融是汽車產業與金融的結合，它通過資源的資本化、資產的資本化、知識產權的資本化、未來價值的資本化實現產業與金融的融合，促進其互動發展，從而實現價值的增值。
我國的汽車金融服務仍處于起步階段，從1998年10月商業銀行開展汽車消費信貸業務以來，雖然汽車消費信貸急劇上升，但在中國通過貸款方式銷售的汽車僅占整車銷售的不到20%，遠低于歐美國家60%-80%的比例。由此可見，中國汽車金融服務業市場發展空間十分巨大。
為規范汽車金融機構的運作，我國相繼頒布了《汽車金融機構管理條例》、《汽車金融公司管理辦法》，這為我國汽車金融服務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法律條件。中國的汽車消費信貸也開始向專業化和規模化方向發展。
2004年8月，中國首家銀監會批準的汽車金融公司――上汽通用汽車金融有限責任公司在滬開業，這標志著中國汽車金融服務業開始向汽車金融服務公司主導的專業化時期轉換。截至2009年底，中國汽車金融公司主要有10家，其中3家為中外合資，7家為外商獨資。
不同于銀行，汽車金融公司經營范圍僅限于與汽車產業消費相關的金融服務，因此對汽車貸款的風險監控能力要好于銀行。同時，由于汽車金融公司往往從屬于汽車集團，其與整車廠商的配合以及對經銷商的掌控能力比銀行更強，這一方面也利于控制貸款風險。現階段，汽車金融公司相對銀行機構的不足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資本金有限且融資渠道不暢；二是資金成本相對較高。
二、我國汽車金融服務業的信用風險因素分析
我國汽車金融服務業的風險主要有三個方面，即源自受信者（借款人）的信用風險、源自授信者（汽車金融公司）的操作風險和因外部宏觀環境變化而導致的市場風險，本文主要分析信用風險。
信用風險又稱違約風險，是指借款人或交易方不能按事先達成的協議履行義務而造成損失的潛在可能性。針對個人消費信貸，受信者可因家庭、工作、收入、健康等因素的變化不能按期還款而造成授信者損失的可能性。針對經銷商企業貸款，受信者可能因為市場環境變化、經營管理不善等原因導致企業虧損、資金周轉不靈、資金鏈斷裂、甚至破產，最終不能按時償還債務。
造成我國汽車金融信用風險成因有著諸多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外部環境因素
是指由于信貸機構外部經濟因素變化而給其造成的信貸資金風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宏觀經濟有周期性的運行規律。在經濟繁榮時期，社會經濟運行良好，汽車市場火爆，生產增加，銷售擴大，經銷商經營利潤增長，個人消費者收入普遍提高，此時的汽車消費信貸信用風險也會隨之降低；而在經濟蕭條時期，經濟發展速度減慢，經銷商庫存積壓，銷量急劇下降，公司利潤降低甚至虧損，個人消費者的收入減少，由此將造成的汽車消費信貸信用風險增大。
2、內部經營風險
主要是指由于信息的不對稱而導致對借款人資信調查不夠帶來的風險。一方面，缺乏完整有效的征信系統。國外發達國家針對汽車信貸，有一個發達完善的經銷商集團信息網絡，可以在公共平臺真實、全面、系統地調查借款人的綜合信息，這種征信系統平臺對我國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另一方面，缺乏專業權威的信用評估與資信調查機構。雖然在實際中的每個汽車金融公司都會對貸款申請者進行信用分級，但是不同金融機構會有不同的信用分級標準，業內尚沒有統一的標準去評估貸款申請者的信用狀況。
3、法律風險
完善的法律制度是汽車金融業穩健經營的重要保障，也是汽車金融機構盈利的基礎。目前，我國頒布了《汽車金融公司管理辦法》、《汽車消費貸款管理辦法》等，但上述條款層次依舊不高，覆蓋面不夠全面，且缺乏可操作的保障措施，尚需進一步完善。
三、我國汽車金融服務業信用風險的有效管理對策
1、借鑒國外汽車消費信貸風險管理的先進經驗
目前，國外在汽車消費信貸風險管理方面已經形成了一套較為完備的體系，不僅使汽車金融業務降低了風險，同時也擴大了汽車消費的信貸規模，從而促進了汽車行業的銷售增長。例如，美國建立了完善的法律體系以保證信貸雙方信息的對稱性。英美等國家具有了完備的擔保制度，包括以企業全部財產作為擔保的浮動擔保制度和以企業債權作為質押標的的擔保制度，大大降低了經銷商貸款風險。英美法等國家為了防范風險，要求在貸款合同期間個人消費者必須購買全額保險，當地建立了完善的抵押貸款保險體系。另外，國外有十分健全的個人信用制度以及先進的風險評估系統與控制措施，這在促進社會進步和防范信貸封面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2、采取有效的信用風險管理方法
本文主要針對經銷商融資的貸前審查的風險管理辦法進行說明。
（1）申請人資格審查。在汽車金融公司申請貸款的經銷商需要滿足以下條件：a.申請人須依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合法注冊；b.申請人擁有穩定合法收入或合法資產用以還付貸款本金和利息；c.申請人及其高層管理人無違法記錄或不良信用記錄；d.申請人能夠按照大眾金融要求提供擔保品；e.申請人能夠按照要求支付首付；f.申請人的負債率低于80%；g.申請人須滿足銀監會的其他相關要求。除此之外，在經銷商融資業務中，申請人一般情況下須滿足以下5點中的3點：a.申請人的注冊資本必須大于或等于500萬人民幣；b.汽車年銷售量大于200；c.在最近三年里公司沒有出現連續的虧損；d.在最近三年里年銷售量沒有出現持續下降趨勢且平均銷售量大于或等于該地區行業平均水平；e.在過去三年里的銷售收入沒有出現持續下降趨勢。
（2）貸款額度控制。依照我國頒布的《汽車金融管理辦法》，對單一借款人的授信余額不得超過汽車金融公司資本凈額的15%；對單一集團客戶的授信余額不得超過汽車金融公司資本凈額的50%；對單一股東及其關聯方的授信余額不得超過該股東在汽車金融公司的出資額。
（3）擔保（抵押）品評估。汽車金融公司需要根據申請人資質要求一定金額的有形抵押，形式包括并不限于現金存款、現金質押、房地產抵押、其他至少具有同等價值的有形等價抵押品（如汽車金融公司對融資車輛的車輛文件或鑰匙的管理也能作為替代解決方案）。針對房地產等物產抵押品，汽車金融公司需要至少一年進行一次現場檢查，檢查抵押品（物產）是否持續存在，抵押品（物產）相應的幾張相片，對抵押品（物產）的有效可用性的評估，以及要求一份專業評估報告來評估抵押品（物產）的市場價值。
（4）所有者結構。申請人須提供有關公司股東、資本結構、審批權、管理層機構及可預見的變動等信息。有關利潤轉移或控股協議方面的合同需要考慮，同時還需要繪制整個公司的組織結構圖。借款人的股東和其他涉及的人員，例如法定代表人的私人金融狀況信息，必須提供進行核查。
（5）近期外部信息。汽車金融公司需要通過查詢人民銀行貸款卡等外部信息作為一個準則，對借款人和擔保人的信用信息進行收集，包括但不限于：貸款負債額，銀行承兌匯票，商業匯票和擔保信息等，以了解相關當事方真實的融資情況。
（6）市場及行業評估。需將申請人與類似公司的框架結構（如員工人數、產業分工、銷售量等）、類似產品、地理位置評估（如物流連接）、區域內/國內重要性、年度銷售目標、公司形象、媒體報道等進行比較，以評價該申請人未來發展潛力和競爭力。
（7）經濟形勢分析。基于申請人提供的財務數據進行的信用分析主要關注所有者權益狀況、流動性水平、盈利能力、資產情況及本金償付能力。評估時需參考財報年內申請人的發展趨勢。如果申請人已經使用較長時間的汽車融資，則需要基于最近半年的數據對其單車融資還款周轉（平均融資期限）進行評估，并與未付車輛周轉情況和其庫存車周轉情況進行比較。
（8）管理層及商業關系。汽車金融公司在對貸款人做信貸審核的過程中需要通過和主要股東、經理人和重要位置員工的溝通，獲得主觀印象，從而評述申請人的管理層在技術層面和商業層面是否勝任。
（9）公司未來發展評估。下階段發展前景：包括產業分析、顯著的變動、產品的推出、系統投資、融資形式、共承項目（包括計劃工程）評估等。
【關鍵詞】金融財稅；中小企業；“走出去”
在全球經濟復蘇延緩的背景下，中國企業從事境外投資活動迎來了難得的機遇。商務部數據顯示，2012年1月至11月，我國境外投資主體共對全球130個國家和地區的3596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累計實現非金融類直接投資625億美元，同比增長25%。在全球投資并購活動衰退的前提下，中國境外投資逆勢大幅增長，中國企業在恰當時間點抓住了“走出去”的時機。恰逢此時，黨的“十”不失時機的提出，“加快走出去步伐，爭強企業國際化經營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國公司”，同時明確要求，“提高抵御國際經濟風險能力”。
但與此同時，我國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在實施“走出去”戰略過程中急需國內配套政策助力，特別是金融財稅政策的支持。據統計，我國90%以上的境外投資項目投資金額在300萬美元以下，境外加工貿易項目平均投資金額在220萬美元以下，其中一半以上在100萬美元以下。從境外投資項目個數來看，中小企業實施的中小型項目占了絕大多數，中小企業的境外投資活動應引起政府各職能部門和社會各方面的關注和支持。
企業走出去面臨著政治風險和經濟風險兩大類風險，就經濟風險而言，其中的宏觀經濟風險、市場風險、財務風險、匯率風險、融資風險、經營風險等嚴重制約了中小企業跨國經營的發展空間和融資渠道。為此，筆者從中小企業當下面臨的金融財稅政策生態和考慮實施積極的金融財稅政策分散和化解上述幾種風險的可行性角度，進行分析并提出建設性建議設想，希冀中小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走的更加穩健。
我國金融國際化程度低，金融尚不具備為中小項目提供強有力的金融支持的意識和能力，分散和化解風險的分擔機制欠缺。
一是我國的銀行業國際化程度低，難以提供有效的融資業務和咨詢服務，中資銀行“走出去”的步伐嚴重滯后于實體經濟。據銀監會數據，截至2011年底，政策性銀行及國家開發銀行設立6家海外銀行，參股2家境外機構；5家大型商業銀行設立105家海外機構，收購（或）參股10家家海外機構；8家中小商業銀行設立14家海外機構，2家中小銀行收購（或）參股5家境外機構。銀行海外布局的廣度和布局速度明顯滯后，海外銀行機構總資產占比僅在4%左右。參與國際金融市場的廣度和深度依然有限，與我國企業走出去的勢頭不匹配，滯后于企業走出去的步伐。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外資銀行如匯豐銀行、渣打銀行等正不失時機的開拓中小企業境外投資業務，爭取業務先機。
二是非銀行類金融機構作用發揮不夠明顯，融資渠道狹窄，金融服務渠道少，境外融資困難重重。中資背景的證券公司極少有參與海外企業投融資經營活動的。信托投資公司、擔保公司、金融租賃公司和汽車金融公司等更是鮮有涉足境外投資項目的。保險公司的情況更是如此，除了政策性的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外，國內的其他大型保險公司如中國財產保險公司、平安保險公司等很少介入海外保險業務。一方面是非銀行類金融機構有很大的業務拓展空間，尚需積極發展海外金融業務，形成海外金融服務意識和能力，另一方面是境外投資項目亟待金融機構分散風險和提供金融支持保駕護航。
國內涉及海外保險法規和風險應對機制不完善，是當中小企業面臨風險時無法有效分散和化解風險的制度機制缺失。
我國現在還沒有建立國家境外投資保險制度和機制，2009年新修訂的《保險法》也沒有涉及境外投資保險。抗風險能力弱的中小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尚處在自行試水的“無政府狀態”中。建立國家海外投資保險制度，為中小企業提供國家性質而非私人非民間保險保障，提供強制或意愿國家保險保障，對于企業走出去分散和化解風險至關重要。
我國尚未建立境外投資國家稅務優惠、商務激勵、財政貼息和境外投資風險補償機制，國家層面的綜合激勵和支持措施缺位。
國家對于境內投資主體的境外投資活動沒有相應的稅務優惠，對于稅收敏感度較高的中小企業希望稅務主管部門提供相應的稅收減免，希望能以境外投資總額為基數減免或退還相應的稅款，支持并提高企業現金比率，增強流動性，應對投資對現金流量的較高需求。
各地商務部門在支持中小企業境外投資活動中，做法各不相同。部分地區的商務部門對境外投資企業有一定金額的激勵，但是金額十分有限，其中的中小項目占的比列較小，尚不足已形成分散風險效應。相對于招商引資“引進來”，對“走出去”的支持力度嚴重失衡。
我國尚未針對中小企業境外投資建立財政貸款貼息和財政風險補償機制，財政貸款貼息和財政風險補償相對于商業貸款、保險等商業行為具有無償性質。國家層面的綜合激勵和支持措施，對于調動企業積極性和化解風險有重要作用。相對于已經實施財政貸款貼息和財政風險補償的發達國家企業，我國中小企業有“輸在起跑線上”的可能。
商務審批、外匯管理和國內銀行匯兌環節繁瑣，行政效能不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小企業的時間成本和行政成本，牽制了“走出去”的步伐。
中小企業要辦理境外投資，首先，需要到當地商務部門提交申請，按照本級商務部門的規模權限經審核后，報國家商務部批準并核發《境外投資批準證書》，再回到本級商務部門辦理登記備案。最后，到外匯管理部門申請境外投資企業外匯登記，經登記后核準到外匯指定銀行辦理匯兌手續。在外匯管制下，境內投資主體對境外項目貸款受比例限制，投資款匯兌受目的地限制等。
我國尚沒建立境外投資目的地金融風險評估機制和金融風險預警體系，金融風險評估和預警對于中小企業投資活動至關重要。
中小企業進行境外投資活動中，不論是前期、期中還是后續營運，對投資目的地的金融體系、稅收體系、雙邊貿易、雙邊經濟合作和總體風險評估的把控，關乎投資的成敗。中小企業的總體實力相對較弱，要全面的了解投資牽涉的方方面面，實力和精力勉為其難，力不從心甚至是鞭長莫及，這方面的欠缺正是，眾多中小企業“走出去”時不免步履蹣跚的癥結所在，而這也是它們期盼和必須具備的必要基礎條件。當下我國尚沒有建立境外投資目的地金融風險評估機制和金融風險預警體系。讓人欣慰的是國內一些單位已經意識到當下存在的缺憾，并身體力行做出了努力和嘗試。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就不定期的全球大部分國家和地區的《國家風險分析報告》，其中較全面的介紹和披露了有關的投資與經貿風險，并依據當前總體形勢的分析和評估，對投資目的地國和地區給出了參考評級。《國家風險分析報告》對企業了解和分析相關國家和地區的投資情況提供了寶貴的管道。
鑒于中小企業當下在“走出去”過程中，面臨的各種風險，政府需制定金融財政稅收政策，優化財政金融環境，分散和化解風險。
首先，金融業尤其是國有大中型銀行要樹立國際化經營理念，提高銀行業參與國際競爭的意識，積極擴展創新經營范圍，“走出去”試水藍海，實現由“陸地銀行”向“藍海銀行”的轉型。銀行業監督委員會作為金融業準入監管部門應松綁銀行業國際化布局限制，統籌銀行業“走出去”總體規劃，推動中資銀行加快國際化進程。據研究，一國銀行業海外分支的布局和分布數量與一國境外投資規模數量正相關度極高。隨著中資銀行國際化程度的不斷深化、國際競爭力的提高和業務范圍的拓展，中小型投資項目，才能獲得可靠的、全方位、個性化和一站式的金融服務，銀行業才能在國家“走出去”戰略中發揮旗艦作用，引領我國境外投資企業博浪“藍海”。
發揮非銀行類金融機構（如信托投資類公司等）特有的金融功能，拓展境外投資的多元化融資渠道，提供更多的融資選擇方案和可提供的金融服務種類。鼓勵它們開發諸如過橋貸款、發行垃圾債券、各種票據交換技術、杠桿收購技術等金融產品。
推動設立海外投資發展基金，引導和支持成立面向海外的私募股權投資基金、風險投資基金等機構；幫助境外投資企業上市，發行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集合票據等債務與股權融資工具，為境外企業在境外資本市場融資提供一條龍服務。
盡早修訂《保險法》，從法律層面規范政府監管部門，金融保險業對境外投資活動的保險責任、義務和各自業務范圍。進一步強化政策性保險公司對境外投資企業提供海外投資風險保（下轉第74頁）（上接第70頁）險的機制建設。
政府財政應研究設立中小企業境外投資激勵基金、中小企業境外投資風險分散基金從財政層面激勵和化解風險。稅務部門經順應中小企業期盼，依照境外投資總額及時減免相關稅收或者返還。提高中小企業現金流量，降低財務風險。
、制度約束下商業銀行發展消費信貸的次優選擇——高抵押的消費信貸合約供給
中國發展消費信貸有其特殊的市場背景：是消費信貸作為擴大內需，刺激居民消費，提高最終消費率的種政策手段，具有很強的政策推動的特征；二是個人消費信貸在我國作為種新興的金融產品，缺乏相應的管理風險的制度安排；三是作為消費信貸產品的供給者——國有商業銀行，正處在市場化改革的過渡階段，在此期間，國家既要求商業銀行的信貸合約行為市場化，但同時又限制商業銀行對信貸利率或其他某些合約變量的自主制定。
般來說，商業銀行為區分不同風險類型的借款人，可通過組合不同的貸款利率、貸款抵押額和貸給概率等條件來設計信貸合約，以達到使借款人自發選擇商業銀行所期望的信貸合約的目的。而中國商業銀行開展消費信貸業務是在利率限制、信用風險管理制度缺失、消費者信貸擔保資源、途徑缺乏的條件下進行的。為達到將高風險的借款人阻擋在消費信貸市場外，將低風險借款人保留在市場之中的目的，商業銀行采取了單的、高抵押的(或質押)、高進入壁壘(如繁瑣手續、高準備費及服務群體圈定)的消費信貸合約供給。而這種消費信貸供給模式之所以能在短期內發揮作用，是因為有以下的經濟背景：是近些年來中國的宏觀經濟直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GDP年均增長率達到7％-8％)，消費者風險類型表現得不明顯；二是中國消費信貸發展的歷史還不長，傳統的高儲蓄習慣和政策限制使中國的部分消費者積蓄了定的財富水平，能夠滿足商業銀行較高的抵押要求。三是國家在住房、汽車、教育等方面的福利制度改革，激發了人們對消費信貸的需求。
二、制度缺失下高抵押的消費信貸合約所隱含的系統性風險分析
在我國當前的制度環境下，這種單的、高抵押的消費信貸合約供給是商業銀行防范風險的種客觀選擇，但從涉及消費信貸業務三方的國家—商業銀行—消費者的整體效益來看，這種合約設計是低效的，因為其面臨著發展困境，隱含著定的金融風險：
首先，從宏觀上看，在消費信貸合約中設置過高的擔保要求，可能造成消費者有限的擔保資源的浪費，因而是種宏觀上的非效率選擇。從微觀來看，隨著我國消費信貸的快速發展，向不同類型的借款人提供單的消費貸款合約可能是無效的，因為它使得低風險的借款人不愿承擔太多的抵押擔保和交易費用而退出市場，而高風險借款人則由于獲得“信息租”而減少償付，這將激勵他們進入市場[2]，可能使銀行蒙受更多的損失。
其次，要求信貸擔保雖然可以節省商業銀行的監督篩選成本，但是也造成了商業銀行監督篩選激勵不足，消費信貸合約設計過分依賴于擔保來規避風險的問題。這在當前我國商業銀行預算軟約束的背景下，易導致商業銀行的道德風險，即將所有的貸款損失都推由國家負擔。而國家為防范其道德風險，必然會采取緊抓松放的行政干預手段，造成信貸政策的不連貫性，這不僅影響商業銀行的長期發展規劃，也影響了消費者對信貸政策的理性預期。
最后，在我國當前的法律制度環境下，高抵押的信貸合約隱含的金融風險不可小視。1998年，我國個人消費信貸余額只有456億元，到2004年6月末消費信貸余額已達17952億元，近六年間增加了約40倍。其中，個人住房信貸余額13878億元，占全部個人消費信貸余額的77.3％
[3]；汽車消費信貸余額1833億元，占10.2％；各項助學貸款余額75億元，占0.4％。目前，我國各大商業銀行的個人住房不良貸款率約為1％-2％，不良貸款約為138.78億元—277.56億元。雖然目前的不良貸款率很低，但從國際經驗看，個人住房貸款的風險般是在發放貸款后3～8年中逐步顯現。而我國的個人住房貸款余額中，80％是2000年以后發放的，即只有20％的貸款開始進入第三年。因此，未來幾年個人住房不良貸款很有可能陸續暴露。而汽車消費信貸的不良貸款率近幾年已呈上升態勢，據有關方面報道，截至2003年底，國內銀行有超過945億元的個人汽車貸款無法回收，不良貸款率超過50％[4]
目前，由于我國住房、汽車的二級交易市場發展還很不完善，市場參與者無法通過產權重組來分散和轉移風險，商業銀行持有的債權或抵押資產權會因不易變現而產生流動性風險。因此，抵押貸款需要相應的市場環境和支持體系，來分散其蘊含的金融風險。
三、管理風險的根本出路：金融制度創新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相應的制度安排和市場手段來增強商業銀行的風險甄別能力，是我國消費信貸順利發展的客觀需求；而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如何增強中、低收入階層的抵押擔保能力，提高其承貸能力，是消費信貸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參考國外經驗，結合我國現狀，本文提出以下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 汽車金融公司個人汽車信貸風險管理Credit Metrics模型
一、引言
中國人民銀行1998年正式批準開展汽車消費信貸業務以來，我國的汽車信貸規模發展迅速。2001年的全國汽車消費信貸余額為436億元，截至2008年底，全國各金融機構共發放汽車消費貸款余額1583億元，增長了2.63倍。
汽車消費信貸的出現，實現了消費者支付方式由全款支付向分期付款方式的轉變。發達國家健全的汽車消費法律法規、完善的信用體系、多元化的信貸模式、一站式人性化的信貸服務，為汽車消費信貸的迅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場和法制環境，為銀行和汽車金融公司的發展壯大保駕護航，順應了汽車產業發展的步伐。
賣者有貨而買者無錢，這是汽車金融業務出現并發展的需求因素；汽車金融公司作為附屬于汽車制造企業、為中國境內的汽車購買者及銷售者提供金融服務的專業化服務公司，可以通過汽車制造商和經銷商的市場營銷網絡，與客戶進行接觸和溝通，提供個性化專業化服務。作為發達國家第二大個人金融服務項目的汽車消費信貸，在全世界近1.4萬億美元的汽車銷售總額中，已經達到1萬億美元左右，汽車金融公司的汽車消費信貸成為了汽車公司利潤的重要來源。
二、汽車金融公司的地位與業務優勢
銀行與非銀行金融機構在個人汽車信貸業務領域內的優勢和挑戰不盡相同，因此，風險防范體系的構成要素也各有側重。
1、汽車金融公司開展汽車消費信貸的優勢
汽車金融公司是經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批準設立的、為中國境內的汽車購買者及銷售者提供金融服務的非銀行金融機構。汽車金融公司以提高由經銷商銷售的新車和二手車在中國的銷售為目的，在銀監會審批的經營范圍內，為經銷商提供有競爭力的車輛貸款，為大客戶或個人客戶提供零售汽車消費信貸，以及從事與上述業務相關的其他輔助業務。通常，汽車金融公司的主要出資人為生產或銷售汽車整車的企業或非銀行金融機構。因此，汽車金融公司與其品牌建立了緊密的、專屬式的伙伴關系；一般只為本品牌用戶提供金融服務，專門針對本品牌用戶量身設計金融產品。其汽車金融服務的主要優勢有以下幾個方面。
（1）與母公司利益關聯度強。汽車行業具有典型的規模經濟性，其產量的形成，取決于產能的發揮和需求的規模。因此，作為汽車制造商附屬財務公司的汽車金融公司，與母公司是一個利益共同體，其首要任務是促進母公司汽車的銷售，以保證對汽車業連續穩定的支持，既追逐利潤，也配合母公司進行靈活的資金運作，支持母公司的整體發展戰略；同時，把經銷商當作合作伙伴，以降低貸款利率與薄利多銷組合模式擴大企業收益；而銀行則不然，也很難做到。
（2）經營管理專業化程度高。在服務過程中，汽車的售前、售中、售后都需要專業的服務，這要求融資機構在進行融資評估時掌握廣博的專業知識，能對產品進行全面細致的分析和了解；在流程管理中，專業汽車金融公司能夠針對汽車消費的特點，開發出專門的風險評估模型、抵押登記管理系統、催收系統、不良債權處理系統等進行有效的管理；在業務營運中，專業汽車金融公司有一套標準化的業務操作系統，對金融產品的設計開發、銷售和售后服務進行管理，不但大大節省了交易費用，而且大大提高了交易效率，從而贏得了規模經濟優勢。
（3）汽車消費綜合服務優勢。汽車金融公司不僅能幫助終端客戶輕松實現購車夢想，還能讓客戶放心用車。除了為客戶提供購車貸款，還為客戶提供汽車消費過程金融服務，如保險、燃油、維修、駕車旅行、租賃等服務。汽車金融公司的綜合服務將延伸到汽車消費領域，既增強了對客戶的吸引力與還款意愿，還增加了金融服務的收益，也有利于監控和防范客戶風險。
（4）汽車消費零售貸款優勢。汽車金融公司能為終端用戶和商業客戶提供專業化、結構性和多樣性的金融解決方案及相關服務。貸款門檻低、手續簡便：無需貸款購車者提供任何擔保，沒有戶口限制要求，只要有固定職業和居所、穩定的收入和還款能力、個人信用良好等即可。首付比例低、貸款時間長：首付最低為車價的20%，甚至更低；貸款年限最長可達5年；無需繳納抵押費，貸款成本低。貸款速度快：審批流程短，提交資料1―7日后客戶就可以提車。
汽車金融公司開展汽車金融服務的主要短板就是貸款利率偏高：比銀行的同類業務的利率高，比商業銀行高10%～30%。
2、商業銀行開展汽車消費信貸的局限性
商業銀行是以經營工商業存、放款為主要業務，并以獲取利潤為目的的貨幣經營企業。汽車金融服務是其貸款業務的拓展，而非主營業務。因此，其局限性體現在以下幾點。
（1）非專屬性。商業銀行與汽車制造商和經銷商的關系較為松散，屬于合同關系，而非利益共同體。
（2）專業性差。從業務的角度看，汽車消費信貸僅為其種類繁多的業務之一；從專業人才的角度看，汽車行業的專業性很強，銀行缺乏具有專業知識和經驗的人才。
（3）利潤率低。汽車信貸業務的授信操作和控制成本高，審核期長，風險較大。
（4）業務單一。商業銀行的相關產品和服務相對刻板單一，缺乏相關的拓展服務。
三、汽車金融公司的信貸風險分析
根據《巴塞爾協議》，商業銀行的風險主要來自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國家和轉移風險、利率風險、流動性風險、操作風險、法律風險、聲譽風險等8種。
由圖1可知，汽車金融公司的風險主要有源自授信者（汽車金融公司）的操作風險、源自受信者（借款人）的信用風險和因外部宏觀環境變化而導致的其他風險，本文主要分析前兩種。
1、受信者的信用風險
信用風險（Credit Risk）又稱違約風險，是指交易方未能履行合同中的義務而造成損失的可能性。受信者因家庭、工作、收入、健康等因素的變化不能按期還款而造成授信者損失的可能性。受信者的信用風險主要是由信息不對稱所引起的，信息不對稱會造成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
逆向選擇發生在貸款前，是指信貸交易雙方因為信息不對稱導致貸款成本上升，優質受信者（低信用風險）被驅逐出信貸市場。
道德風險是發生貸款合同簽訂以后，文中是指雖然授信者與受信者在合同簽訂時是信息對稱的，但是在合同簽訂之后授信者（擁有較少信息的人）只能觀測到受信者（有信息較多的人）的行為結果而無法觀測到受信者行動本身或者無法預測受信者的行動，從而使受信者有機會利用信息方面的優勢給授信者帶來利益損失。如在貸款合同簽訂生效以后，因汽車價格變化導致受信者蓄意拖欠還款。
2、授信者的操作風險
操作風險是指由于內部系統不完善、內部工作人員以及外部偶發事件所導致的資金損失的可能性。在《巴塞爾新資本》協議中，操作風險主要表現為7類：內部欺詐、外部欺詐、工作場所安全性、產品及業務做法、業務中斷和系統失靈、交割及流程管理以及實物資產損壞等。
3、消費類信貸風險的成因
（1）信息不對稱的成因。一方面是缺失完整有效的個人征信系統。真實、全面、系統的個人信用信息是一個有效的個人征信系統建立的最基本條件。雖然近年來中國已開始建立個人征信系統，但整個征信系統仍有待改進，如央行所建立的征信網只包括了上海和廣東地區的個人信用信息。總體而言，個人征信系統的缺失主要體現在個人信用信息的不完整上，而目前我國的個人信用信息還太過于分散，并沒有一個全面概括個人信用信息的系統。并且，貸款申請者能夠提供的個人信用資料僅有身份證明、所在單位人事檔案、個人事務資產證明和存單證明，雖然這些證明能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個人的自然以及經濟狀況，但無法客觀評價個人的道德品質。
另一方面是缺乏信用評估與資信調查機構。雖然在實際中每個金融機構，無論是銀行還是汽車金融公司，都會對貸款申請者進行信用分級，但是不同金融機構會有不同的信用分級標準，業內尚沒有統一的標準去評估貸款申請者的信用狀況。由于統一的信用評估標準的缺失，自然就沒有專業和權威的資信調查機構。
（2）汽車金融公司操作風險的成因。一方面是源于貸款審批人的主觀判斷。由于目前中國仍沒有一個較全面有效的個人征信系統，汽車金融公司對于貸款申請者信用風險的判斷主要是建立在國家現行的個人征信系統和有合作的商業銀行內部信用信息系統基礎上的。但當這兩個信息來源無法提供確切的信用信息時，對于貸款申請者信用風險的判斷是建立在貸款審批人員的主觀判斷之上的，由此就產生了操作風險。
另一方面是風險預警機制尚不完善。我國汽車金融公司是2004年剛剛興起的，汽車金融風險管理仍處于初級階段，在使用量化模型來度量風險和預警風險方面仍舊十分不成熟。如經濟環境對于汽車金融風險的影響的研究仍舊十分欠缺，所以有關數理模型參數的設置仍舊存在障礙。
（3）相關法律條款不健全。雖然有關部門頒布了《汽車金融公司管理辦法》、《汽車消費貸款管理辦法》等條規，但這些法律層次依舊不高，且缺乏可操作的保障措施。現行的法律條規主要是針對法人制定的，很少有針對于個人消費貸款的專項條款，對失信、違約等行為的處理辦法不具體、不全面，使汽車金融公司在個人汽車消費信貸上缺乏法律和制度的系統性約束和保護，對所出現的問題往往無法適從。
四、汽車個人信貸風險的定量分析
目前國際上運用較多的現代信用風險度量模型主要有：KMV公司的KMV模型、JP摩根的信用度量術模型（Cedit Metrics Model）、麥肯錫公司的宏觀模擬模型（Credit Portfolio View）、瑞士信貸銀行的信用風險附加法模型（Credit Risk+）、死亡率模型（Mortality Rate）等。本文則運用Credit Metrics模型對汽車金融公司開展個人信貸業務的風險進行分析。
1、Credit Metrics模型
Credit Metrics模型是J.P.摩根1997年推出的用于度量信用風險的風險管理產品，是一種基于風險機制VaR（Value-at-Risk）方法的信用風險管理模型，該模型用簡單的期望和標準差來表征資產信用風險的變化，通過計算在確定的置信水平下信用資產的最大損失額，將Var方法引入到信用風險管理中來。模型的核心思想是組合價值的變化不僅受到債務人違約的影響，而且還會受到債務人信用等級轉移的影響。
2、模型參數的選取
根據年齡、婚姻等個人自然狀況、單位經濟狀況和行業發展前景等職業情況，以及家庭收入、存款余額等對貸款申請人進行評分，并根據得分對貸款申請人進行評級，得到各貸款申請人的信用評級（見表1）。
3、信用評級轉移矩陣
債務人的信用評級會因信用事件而發生轉移：有利的信用事件會使下一期的信用評級上升；相反，不利的信用事件則會使下一期的信用評級下降，最極端的一種狀態就是違約。債務人的信用評級發生轉移的概率可以用信用評級轉移矩陣來表示（見表2）。
4、合同金貼現矩陣
根據各種信用等級的公司債券的第一年遠期零息票利率可以得出合同現金流的貼現率表（見表3）。
5、貸款回收率
若債務人違約，貸款就不會再產生已承諾的還貸現金流，貸款的殘值能收回的價值就取決于貸款的回收率和資產的優先權等級。優先權等級不同，貸款在違約時的回收率也不同；優先權等級越高，貸款違約時按貸款面值計算的回收率也越高（見表4）。
額；再對上述現金流使用遠期利率進行貼現，假設貸款申請人處于AAA級，則使用AAA級的合同金貼現率，且貸款期限為3年（36個月）；AAA級的貸款申請者在以后仍舊為AAA級時的貸款價值：A1。對于一年末發生違約情況下的貸款價值按照“本金×貸款回收率”來計算。而對于實際中一個貸款案例（本金35，000，年利率6.2%）而言，可以得出關于各個評級的申請者在一年末各個評級的貸款價值表格（見表5），進而得出貸款年末的均值μ=16036以及其標準差σ=356.2。在正態分布下，未來一年X%的VaR為σa為標準正態分布95%所對應的值，如5%對應于1.65），得到95%的概率下的VAR。
五、結論
汽車金融公司開展個人汽車消費貸款業務需求呈上升趨勢，其市場發展空間很大，值得汽車金融公司著力開發個人汽車消費業務。
針對授信者的操作風險，則需要從建立健全法律法規、完善汽車金融公司自身管理體系和風險預警機制等方面進行系統性思考，研究集成完善的方法和手段，達到風險受控的目的。
針對因汽車金融公司貸款便捷性所伴隨的受信者信用風險的上升，應采取組合型風險防范體系，特別需要提出的是在客戶靜態信用評價的基礎上，充分挖掘信用等級評價要素，不同的要素賦予不同的信用權重。根據靜態信用評價和信用等級轉移矩陣的信息提示，細分客戶群，從而有效降低信用風險所帶來的資金損失，即對于信用等級呈上升趨勢的客戶，即使靜態分析的信用等級并非最佳，也要重點關注和改善客戶關系管理；對于信用等級呈下降趨勢的客戶，即使是靜態分析的信用等級最佳，也應考慮附加風險系數。
【參考文獻】
[1] 蘇磊：我國汽車消費信貸發展面臨的問題及對策[J].科技信息，2010（32）.
[2] 黃榮、何有世、王步祥：失業銀行信用風險度量模型研究[J].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學報，2009（5）.
關鍵詞：消費信貸；信貸風險；征信體系
1我國消費信貸的特點
1.1人們對消費信貸的認識不斷改變，但有待深化
消費信貸產生以前及產生初期，很多人認為中國人節儉的傳統會使其不習慣于借貸消費方式，可是，隨著消費信貸業務的不斷擴展及宣傳力度的加大，人們對它的關注卻日益增加，有調查表明，在深圳有90％的人表示現在或將來需要消費信貸。顯然，“寅吃卯糧”這種消費觀念和行為在目前已經變成一種正常需要，甚至成為一種時尚。但是，與此同時，我國居民對消費信貸的知識卻少得可憐，調查表明，即使在文化層次和個人素養較高的深圳，對消費信貸有所了解的也只占被訪者的20.8％。
1.2消費信貸的品種不斷增加，但尚未達到多樣化水平
消費信貸在我國產生之時，貸款用途基本上是只限于住房消費的，形式也只有抵押貸款一種(信用卡的正規化始于1999年3月《銀行卡業務管理辦法》的實施)，而且還受到諸多限制。近幾年來，為了適應市場競爭的需要，各商業銀行紛紛推出汽車、教育、耐用消費品等多種消費信貸品種，還有個別銀行推出“個人綜合消費貸款”這種不硬性規定貸款用途的品種來迎合廣大消費者的需要，而且各商業銀行在貸款最高限額、貸款利率及還款期限等方面也做出相應的調整。但是，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住房消費信貸業務開展的較早卻并不完善，其他像針對汽車、教育等開展的消費信貸業務僅處于起步狀態，還有一些消費熱點根本就沒有信貸業務涉足。從形式上來看，抵押貸款之外，信用卡透支也有了一定程度的進步，從以前幾乎沒有信貸功能的借記卡發展成為“準貸記卡”和“貸記卡”，信用卡的信貸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發揮。但是，由于我國金融市場發育不足，使用機制尚未建立，以致信用卡目前仍處于萌芽狀態，其消費信貸功能還有待進一步發展。
2消費信貸業務中的風險分析
盡管開展個人消費信貸意義重大，并且市場前景廣闊，但是依然存在風險。防范、控制風險同開拓市場一樣，對于消費信貸業務的長期穩健發展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個人消費貸款業務中的風險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2.1信用風險
消費信用風險主要來自于借款人的收入波動和道德風險，這是消費信貸的基本風險，也是消費信貸風險管理的重點。據調查，我國商業銀行每年因客戶的失信行為造成的經濟損失達幾千個億。銀行從事貸款或投資活動時，都應對借款人未來的還款能力作出判斷，但是目前，由于我國沒有完善的征信系統和個人信用制度，銀行缺乏調查借款人資信的有效手段，因此無法對借款人財產收入和納稅狀況等信息的完整性、穩定性和真實性進行評估，加大了消費信貸的風險，從而使一些道德水平不高的人有機可乘，導致各種惡意欺詐銀行騙取資金或不按期還款的事件時有發生。
2.2流動性風險
流動性風險指銀行無力為負債的減少或資產的增加提供融資。我國銀行自有資本金的比率一直維持在較低水平，低于國際慣例要求的水平。如果考慮銀行的大量損失類貸款尚未沖銷處理的話，我國銀行資本金普遍嚴重不足，再加上中國銀行業的資本結構也不合理，資本補充缺乏持續性，加大了流動性風險。
2.3市場風險
由于市場的產品價格，產品更新等變動原因導致抵押物貶值，固定利率情況下利率上升導致利率倒掛，使銀行暴露于市場風險之下，住房、汽車等抵押物都有可能面臨價格下跌的風險，使借款人對消費信貸的心理預期越來越差，一方面，在進入WTO后，關稅大幅下調，汽車整體價格下降，一旦還貸發生困難，處置抵押物時無法足額還貸。另一方面，在宏觀政策調控下，房價越趨理性，住房價值縮水難以彌補按揭的本金損失。
3應對消費信貸風險的若干措施
消費信貸發達的國家，銀行資金實力雄厚，管理水平高，但我國商業銀行剛剛進入市場化運作，機制上又有很多缺陷，應對風險能力脆弱，因此，我們不能盲目地引進外國風險管理機制，而應該設計出一套符合我國國情的風險體系。具體措施為：
3.1建立個人信用制度
（1）建立權威的征信機構。
這些機構由人民銀行進行業務指導，其出具的資信評級結果在各銀行通用，適用于一切個人消費信貸領域。金融機構和個人查詢的時候應該付費，以保證征信機構的正常運轉。該機構可進行實時跟蹤，一旦發現不良信用記錄隨時調整其個人資信等級。對近三年信用良好的個人，按操作規程調高其信用等級。
（2）個人信用實名制度。
盡快在存款實名制的基礎上建立個人財產申報制度，以此掌握還款人收入的真實情況和貸后還款能力，同時實行個人信用實碼制和計算機連網查詢。個人信用實碼制就是將可證明、解釋和查詢的個人信用信息資料都存在該編碼下，當個人需要向有關方面提供自己信用信息情況十可通過信息編碼查詢。在美國，個人信用資料是以個人的社會福利號為統一標識的。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以個人身份證來充當個人信用制度的統一標識是最為合理和可行的，考慮身份證號碼是每個合法公民的唯一標識碼，而且公安部已經決定將身份證制成IC卡，加強了唯一性和防偽性。再加上我國實行了儲蓄存款實名制，稅務部門，公安部門都可通過個人身份證查詢到有關的信息，以供信息匯總之用，完善個人信用信息庫。
3.2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信用評級機構
在建立社會個人信用制度的基礎上，各個銀行應該根據自身的業務特點和發展目標制定個人信用評級方案，以此作為放貸與否的基本標準，從源頭上防范和杜絕信貸風險。商業銀行一般通過對借款人的品格、資本與能力、環境、抵押品四個方面評估潛在的借款人的信用風險。對消費者貸款的信用分析通常采用信用積分制度。根據這種方法，商業銀行先選擇某些體現借款人信用風險的特征因素，如收入水平、居住情況、就業情況、年齡等，然后為每一特征因素配上相應的分數，最后根據借款人的特征累計其分數值，作出相應的貸款決策。目前考慮我國的實際情況，除了個人的資產信用狀況外，還應該考慮個人的道德信用狀況。
3.3建立銀行內部的消費信貸風險管理機制
銀行可以開發出具有以下功能的個人消費信貸風險監管系統：（1）完善消費貸款的風險管理制度,逐步做到在線查詢、分級審查審批,集中檢查。通過輸入客戶身份證號碼，一次性查詢出借款人的消費信貸信用資料；（2）動態查詢擔保合作方可用擔保額度和保證金帳戶變動信息；（3）自動更新銀行行業協會定期反映的個人信貸黑名單，對借款人不能按時償還本息情況,或者有不良信用記錄的,列入“問題個人黑名單”加大追討力度,并拒絕再度借貸。
參考文獻
［1］王愛儉.信用風險理論與信用風險防范［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3.
［2］李炳炎，徐銀.金融深化改革與金融風險防范對策［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
［3］陳浪南.商業銀行經營管理［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1.
［4］聶慶平.中國金融風險防范問題研究［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0.
［5］曾康霖.信用論［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1993.
關鍵詞：消費信貸；信貸風險；征信體系
1我國消費信貸的特點
1.1人們對消費信貸的認識不斷改變，但有待深化
消費信貸產生以前及產生初期，很多人認為中國人節儉的傳統會使其不習慣于借貸消費方式，可是，隨著消費信貸業務的不斷擴展及宣傳力度的加大，人們對它的關注卻日益增加，有調查表明，在深圳有90％的人表示現在或將來需要消費信貸。顯然，“寅吃卯糧”這種消費觀念和行為在目前已經變成一種正常需要，甚至成為一種時尚。但是，與此同時，我國居民對消費信貸的知識卻少得可憐，調查表明，即使在文化層次和個人素養較高的深圳，對消費信貸有所了解的也只占被訪者的20.8％。
1.2消費信貸的品種不斷增加，但尚未達到多樣化水平
消費信貸在我國產生之時，貸款用途基本上是只限于住房消費的，形式也只有抵押貸款一種(信用卡的正規化始于1999年3月《銀行卡業務管理辦法》的實施)，而且還受到諸多限制。近幾年來，為了適應市場競爭的需要，各商業銀行紛紛推出汽車、教育、耐用消費品等多種消費信貸品種，還有個別銀行推出“個人綜合消費貸款”這種不硬性規定貸款用途的品種來迎合廣大消費者的需要，而且各商業銀行在貸款最高限額、貸款利率及還款期限等方面也做出相應的調整。但是，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住房消費信貸業務開展的較早卻并不完善，其他像針對汽車、教育等開展的消費信貸業務僅處于起步狀態，還有一些消費熱點根本就沒有信貸業務涉足。從形式上來看，抵押貸款之外，信用卡透支也有了一定程度的進步，從以前幾乎沒有信貸功能的借記卡發展成為“準貸記卡”和“貸記卡”，信用卡的信貸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發揮。但是，由于我國金融市場發育不足，使用機制尚未建立，以致信用卡目前仍處于萌芽狀態，其消費信貸功能還有待進一步發展。
2消費信貸業務中的風險分析
盡管開展個人消費信貸意義重大，并且市場前景廣闊，但是依然存在風險。防范、控制風險同開拓市場一樣，對于消費信貸業務的長期穩健發展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個人消費貸款業務中的風險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2.1信用風險
消費信用風險主要來自于借款人的收入波動和道德風險，這是消費信貸的基本風險，也是消費信貸風險管理的重點。據調查，我國商業銀行每年因客戶的失信行為造成的經濟損失達幾千個億。銀行從事貸款或投資活動時，都應對借款人未來的還款能力作出判斷，但是目前，由于我國沒有完善的征信系統和個人信用制度，銀行缺乏調查借款人資信的有效手段，因此無法對借款人財產收入和納稅狀況等信息的完整性、穩定性和真實性進行評估，加大了消費信貸的風險，從而使一些道德水平不高的人有機可乘，導致各種惡意欺詐銀行騙取資金或不按期還款的事件時有發生。
2.2流動性風險
流動性風險指銀行無力為負債的減少或資產的增加提供融資。我國銀行自有資本金的比率一直維持在較低水平，低于國際慣例要求的水平。如果考慮銀行的大量損失類貸款尚未沖銷處理的話，我國銀行資本金普遍嚴重不足，再加上中國銀行業的資本結構也不合理，資本補充缺乏持續性，加大了流動性風險。
2.3市場風險
由于市場的產品價格，產品更新等變動原因導致抵押物貶值，固定利率情況下利率上升導致利率倒掛，使銀行暴露于市場風險之下，住房、汽車等抵押物都有可能面臨價格下跌的風險，使借款人對消費信貸的心理預期越來越差，一方面，在進入WTO后，關稅大幅下調，汽車整體價格下降，一旦還貸發生困難，處置抵押物時無法足額還貸。另一方面，在宏觀政策調控下，房價越趨理性，住房價值縮水難以彌補按揭的本金損失。
3應對消費信貸風險的若干措施
消費信貸發達的國家，銀行資金實力雄厚，管理水平高，但我國商業銀行剛剛進入市場化運作，機制上又有很多缺陷，應對風險能力脆弱，因此，我們不能盲目地引進外國風險管理機制，而應該設計出一套符合我國國情的風險體系。具體措施為：
3.1建立個人信用制度
（1）建立權威的征信機構。
這些機構由人民銀行進行業務指導，其出具的資信評級結果在各銀行通用，適用于一切個人消費信貸領域。金融機構和個人查詢的時候應該付費，以保證征信機構的正常運轉。該機構可進行實時跟蹤，一旦發現不良信用記錄隨時調整其個人資信等級。對近三年信用良好的個人，按操作規程調高其信用等級。
（2）個人信用實名制度。
盡快在存款實名制的基礎上建立個人財產申報制度，以此掌握還款人收入的真實情況和貸后還款能力，同時實行個人信用實碼制和計算機連網查詢。個人信用實碼制就是將可證明、解釋和查詢的個人信用信息資料都存在該編碼下，當個人需要向有關方面提供自己信用信息情況十可通過信息編碼查詢。在美國，個人信用資料是以個人的社會福利號為統一標識的。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以個人身份證來充當個人信用制度的統一標識是最為合理和可行的，考慮身份證號碼是每個合法公民的唯一標識碼，而且公安部已經決定將身份證制成IC卡，加強了唯一性和防偽性。再加上我國實行了儲蓄存款實名制，稅務部門，公安部門都可通過個人身份證查詢到有關的信息，以供信息匯總之用，完善個人信用信息庫。
3.2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信用評級機構
在建立社會個人信用制度的基礎上，各個銀行應該根據自身的業務特點和發展目標制定個人信用評級方案，以此作為放貸與否的基本標準，從源頭上防范和杜絕信貸風險。商業銀行一般通過對借款人的品格、資本與能力、環境、抵押品四個方面評估潛在的借款人的信用風險。對消費者貸款的信用分析通常采用信用積分制度。根據這種方法，商業銀行先選擇某些體現借款人信用風險的特征因素，如收入水平、居住情況、就業情況、年齡等，然后為每一特征因素配上相應的分數，最后根據借款人的特征累計其分數值，作出相應的貸款決策。目前考慮我國的實際情況，除了個人的資產信用狀況外，還應該考慮個人的道德信用狀況。
3.3建立銀行內部的消費信貸風險管理機制
銀行可以開發出具有以下功能的個人消費信貸風險監管系統：（1）完善消費貸款的風險管理制度,逐步做到在線查詢、分級審查審批,集中檢查。通過輸入客戶身份證號碼，一次性查詢出借款人的消費信貸信用資料；（2）動態查詢擔保合作方可用擔保額度和保證金帳戶變動信息；（3）自動更新銀行行業協會定期反映的個人信貸黑名單，對借款人不能按時償還本息情況,或者有不良信用記錄的,列入“問題個人黑名單”加大追討力度,并拒絕再度借貸。
參考文獻
［1］王愛儉.信用風險理論與信用風險防范［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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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聶慶平.中國金融風險防范問題研究［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0.
［5］曾康霖.信用論［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1993.
中國發展消費信貸有其特殊的市場背景：一是消費信貸作為擴大內需，刺激居民消費，提高最終消費率的一種政策手段，具有很強的政策推動的特征；二是個人消費信貸在我國作為一種新興的金融產品，缺乏相應的管理風險的制度安排；三是作為消費信貸產品的供給者——國有商業銀行，正處在市場化改革的過渡階段，在此期間，國家既要求商業銀行的信貸合約行為市場化，但同時又限制商業銀行對信貸利率或其他某些合約變量的自主制定。
一般來說，商業銀行為區分不同風險類型的借款人，可通過組合不同的貸款利率、貸款抵押額和貸給概率等條件來設計信貸合約，以達到使借款人自發選擇商業銀行所期望的信貸合約的目的。而中國商業銀行開展消費信貸業務是在利率限制、信用風險管理制度缺失、消費者信貸擔保資源、途徑缺乏的條件下進行的。為達到將高風險的借款人阻擋在消費信貸市場外，將低風險借款人保留在市場之中的目的，商業銀行采取了單一的、高抵押的(或質押)、高進入壁壘(如繁瑣手續、高準備費及服務群體圈定)的消費信貸合約供給。而這種消費信貸供給模式之所以能在短期內發揮作用，是因為有以下的經濟背景：一是近些年來中國的宏觀經濟一直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GDP年均增長率達到7％-8％)，消費者風險類型表現得不明顯；二是中國消費信貸發展的歷史還不長，傳統的高儲蓄習慣和政策限制使中國的部分消費者積蓄了一定的財富水平，能夠滿足商業銀行較高的抵押要求。三是國家在住房、汽車、教育等方面的福利制度改革，激發了人們對消費信貸的需求。
二、制度缺失下高抵押的消費信貸合約所隱含的系統性風險分析
在我國當前的制度環境下，這種單一的、高抵押的消費信貸合約供給是商業銀行防范風險的一種客觀選擇，但從涉及消費信貸業務三方的國家—商業銀行—消費者的整體效益來看，這種合約設計是低效的，因為其面臨著發展困境，隱含著一定的金融風險：
首先，從宏觀上看，在消費信貸合約中設置過高的擔保要求，可能造成消費者有限的擔保資源的浪費，因而是一種宏觀上的非效率選擇。從微觀來看，隨著我國消費信貸的快速發展，向不同類型的借款人提供單一的消費貸款合約可能是無效的，因為它使得低風險的借款人不愿承擔太多的抵押擔保和交易費用而退出市場，而高風險借款人則由于獲得“信息租”而減少償付，這將激勵他們進入市場[2]，可能使銀行蒙受更多的損失。
其次，要求信貸擔保雖然可以節省商業銀行的監督篩選成本，但是也造成了商業銀行監督篩選激勵不足，消費信貸合約設計過分依賴于擔保來規避風險的問題。這在當前我國商業銀行預算軟約束的背景下，易導致商業銀行的道德風險，即將所有的貸款損失都推由國家負擔。而國家為防范其道德風險，必然會采取緊抓松放的行政干預手段，造成信貸政策的不連貫性，這不僅影響商業銀行的長期發展規劃，也影響了消費者對信貸政策的理性預期。
最后，在我國當前的法律制度環境下，高抵押的信貸合約隱含的金融風險不可小視。1998年，我國個人消費信貸余額只有456億元，到2004年6月末消費信貸余額已達17952億元，近六年間增加了約40倍。其中，個人住房信貸余額13878億元，占全部個人消費信貸余額的77.3％[3]；汽車消費信貸余額1833億元，占10.2％；各項助學貸款余額75億元，占0.4％。目前，我國各大商業銀行的個人住房不良貸款率約為1％-2％，不良貸款約為138.78億元—277.56億元。雖然目前的不良貸款率很低，但從國際經驗看，個人住房貸款的風險一般是在發放貸款后3～8年中逐步顯現。而我國的個人住房貸款余額中，80％是2000年以后發放的，即只有20％的貸款開始進入第三年。因此，未來幾年個人住房不良貸款很有可能陸續暴露。而汽車消費信貸的不良貸款率近幾年已呈上升態勢，據有關方面報道，截至2003年底，國內銀行有超過945億元的個人汽車貸款無法回收，不良貸款率超過50％[4]
目前，由于我國住房、汽車的二級交易市場發展還很不完善，市場參與者無法通過產權重組來分散和轉移風險，商業銀行持有的債權或抵押資產權會因不易變現而產生流動性風險。因此，抵押貸款需要相應的市場環境和支持體系，來分散其蘊含的金融風險。
三、管理風險的根本出路：金融制度創新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相應的制度安排和市場手段來增強商業銀行的風險甄別能力，是我國消費信貸順利發展的客觀需求；而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如何增強中、低收入階層的抵押擔保能力，提高其承貸能力，是消費信貸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參考國外經驗，結合我國現狀，本文提出以下的政策建議：
1.基本制度安排：建立全國性的個人征信體系。
從消費信貸供給角度而言，個人信用制度是商業銀行評估借款人、實施信貸監管以及控制消費信貸風險的基本制度安排。盡管個人信用制度無法完全消除消費信貸中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但是個人信用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消費信貸配給行為的影響。此外，個人信用制度內在地具有對違約者的懲戒作用。謹慎的銀行家將會拒絕有不良信用記錄的借款人的消費貸款申請。個人信用制度的這種懲戒作用和共享機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商業銀行和借款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從而有利于商業銀行識別借款人的風險類型，設計出分類的消費信貸合約目標。在中國，個人征信體系的建立，受到社會的信息結構、法律制度環境、市場化發展程度的約束。從現實條件來看，如果沒有政府部門的支持或相關措施的推動，任何一個企業要想建立起覆蓋面廣的個人信用信息庫都是極其困難的。因此，在目前個人信息主要集中在各個政府部門以及國有銀行和公用事業機構的情況下，政府運作模式有利于借助政府力量強制推動這種制度安排的實施。而且由于征信機構經營的是個人信用信息這種特殊產品，在當前相關法律缺失的情況下，需要政府的特殊監管與約束。因此，政府主導式的征信體系也許是我國個人信用體系初始階段的理性選擇。
2.輔助措施：逐步建立政府主導型的個人信用擔保體系。
由于我國缺乏充足的抵押擔保途徑，借款人在申請信貸時很難選擇有效的擔保形式，商業銀行也難以為消費貸款實施有效的風險保障。因此，本文提出創建以政府機構為主的個人消費信貸擔保、保險一體化的機制，以此來提高居民的承貸能力。
首先，成立各省市的個人信用擔保機構。我們可以借鑒美國、日本政府的經驗，成立抵押貸款擔保機構，專門為中低收入者提供抵押貸款擔保。這些機構擔保的購房者，首付的比例可以適當降低，貸款期限可以延長，可以實行一定的優惠利率政策；其次，采用擔保公司和保險公司的雙重保證措施。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消費信貸只有與保險相結合才能獲得發展。在法國，僅國家人壽保險公司就向800萬借款人提供了借款保險。在信用消費最為流行的美國，向借款人提供保險成為最大的保險市場。目前，我國北京、上海、四川、廈門等地保險公司針對個人住房貸款保險的市場需求，也陸續推出了新險種，保險費率也有所降低，這種及時防范商業銀行貸款風險、降低借款人負擔的做法值得推廣；最后，隨著市場條件的成熟成立一批私營抵押貸款保險公司，形成一個以政府為主的全國性貸款抵押擔保網，并在此基礎上引進再擔保保險機制。這種做法對分散一級抵押市場上的貸款風險，提高貸款的安全性和流動性，促進住房信貸資產良性循環以及金融機構在二級市場上順利轉讓債權或發行抵押債券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5]。
3.市場手段：逐步實現個人貸款利率市場化。
在消費信貸業務上逐步實現不同信用等級不同利率水平的市場化手段，是基于以下原因：一是金融市場的發展與創新極大地弱化了利率管制的效果，利率逐步市場化是我國金融改革的大勢所趨；二是由于個人信用交易的不確定性較低，其逃債的代價也較大，因此個人消費信貸作為一種風險相對較小的金融產品，可以優先嘗試利率的市場化改革；三是全國性的個人征信體系為逐步實現個人貸款利率市場化提供了技術支持。對守信用的客戶實施利率優惠，對不守信用的客戶實施處罰，會產生社會正效應，提高社會的整體信用水平。
4.強制性約束機制：形成基本的消費信貸法律體系。
作為由第三方實施的行為規范，法律為誠信交易提供了強制性的約束機制。我們都知道，美國信用經濟得以健康、快速地發展，與其配套的法律法規的完善是分不開的。從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的20多年期間，美國信用管理的相關法律紛紛出臺，逐漸形成了一個完整的信用管理立法框架體系，主要包括16項信用相關法律，如：公平信用報告法、公平信用結賬法、公平債務催收作業法、平等信用機會法、誠實租賃法、銀行平等競爭法等等。在這16項法案中，法律直接規范的目標都集中在規范授信、平等授信機會、保護個人隱私權，因此，商業銀行、金融機構、房地產商、消費者資信調查、商賬追收行業受到了直接和明確的法律約束[6]。
盡管在社會信譽的建立過程中，法律常常是缺位的，但法律作為維護信譽的底線作用不可低估。作為后發的國家，選擇“規則優先”的法律改革方式，來推動法律體系的完善是理性的選擇。因此，我國現階段的當務之急是以立法來推動個人信用制度建立，明確個人信用制度的管理部門，制定統一征信標準和征信辦法，加強消費者權益保護以及建立信用懲罰機制等[6]。
5.補充機制：硬化社會信譽制度。
在法律制度存在缺陷的情況下，信譽制度的安排對于促進市場交易的進行就顯得比較重要。信譽是用來衡量一個人的承諾值得信賴的程度，表現為他人對其偏好或行為可信性的概率[7]。在我國立法、執法環節落后，法律往往流于表面化的現狀下，通過一定的制度安排激勵企業、個人講誠信，也許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具體到信貸領域，銀行可以為信譽良好的長期客戶提供優惠的貸款利率，并在其出現流動性困難時得到銀行的融資幫助；而對于那些出現在商業銀行黑名單上的企業或個人，對其日后融資需求的懲罰性許諾必須是可信的和切實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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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資本風險控制調研分析
一、溫州民間資本的投資路徑與風險分析
（一）溫州民間資本的房地產投資與風險分析
1998-2001年，溫州的民間資本大量投入當地房地產，促使當地房地產價格以每年20%的速度遞增。從2000年開始，溫州人開始在上海、杭州、北京、蘇州、廈門、武漢等地置業，這就有了“溫州購房團”。據不完全統計，溫州市區及樂清、永嘉等縣約有8萬多人在全國購置房產，其中至少90%以上是炒樓，業界廣泛認同的是，溫州有10萬人在炒樓，動用的民間資金高達1000億元。商鋪、公寓、別墅是溫州人炒房的首選。
方興未艾的房地產業正好給溫州的閑資提供了一個出路，表面看起來的確如此，但深究起來，卻是誤入歧途。炒樓畢竟是短期的獲利行為，一旦政策波動，或炒樓資金鏈斷裂，其風險可想而之。姑且不論大量游資涌入房地產市場所帶來的負面作用，單以溫州經濟發展利益衡量，如此本該在產業推進中發揮作用的資金大量流失，對溫州經濟發展后勁的影響也不容忽視。
如果10萬溫州人拿著1000個億“炒樓”，那么這1000億中已經參與到炒樓的部分，不過是支撐整個炒作市場的一個資本系數。而這無疑意味著，溫州購房團正在撬起一個可怕的產業黑洞。此過程中銀行實際在承擔著大部分風險，不及時控制，最終將演變為一個巨大的金融黑洞。因為房地產市場模式，只要負擔三分之一甚至更少的錢，就可以擁有一座完整的房產。那么這1000億游資，將托起一個規模達4000-5000億的房地產市場，加上跟進的炒作資本，如此龐大的資金流和更龐大的房產市值，不啻是一個可怕的產業黑洞。
“炒房資金、民間借貸、實業投資”共同組成的溫州資本正鏖戰全國各地房地產市場。溫州“炒房團”所掌握的資金并非自有資金，還有外來參股的資金，資金模式是“金字塔”式的結構，有的甚至是從銀行貸款或借高利貸而來的，一旦被套牢，這些家庭就會傾家蕩產，這其中蘊含著巨大的金融風險。而高利貸本身也會帶來風險，第一個是法律上的風險，因為民間金融目前在我國是不受法律保護的；第二個是利率比較高，本身就有風險。
（二）溫州民間資本的煤炭投資與風險分析
前些年，隨著煤炭投資的不斷升溫，山西省也出臺了許多引導民營資本進入煤炭小企業的政策。溫州資本源源不斷地流向山西，進入煤礦。據統計，2005-2006年兩年間，在山西估計有500多座溫州人投資的小煤礦，總投資在500億元以上。溫州資本一度掌控了山西60%的小煤礦，年產煤炭8,000萬噸，占山西省煤炭總產量的1/5、全國的1/20。2009年，隨著山西省國土資源廳出臺的《關于煤礦企業兼并重組所涉及資源權價處置辦法》，溫州人在山西投資的500多億元投資全部要進入被國有大型煤礦兼并或收購的行列。投資煤礦最大的風險就來自政府頻繁的政策變化，其次是煤礦生產中的風險，如礦難等，這些風險是不能預料的。
溫州富裕的民間資金形成了一個獨有的融資模式，一項投資的背后總會牽連到很多家庭。溫州資本深陷山西煤礦，直接連累溫州民間資本，連累一批溫州投資人。溫州人在山西投資的小煤礦的關閉造成大量的民間債務和無數家庭的破產，很容易引發因民間融資帶來的社會不穩定因素。
在山西省此次整頓小煤礦“國進民退”的過程中，政府和國有企業更大的希望是，民營小煤礦能作價入股國有企業，這樣既能保持民營投資的原有意向，同時也將減輕國有企業和當地政府的經濟負擔。但是，溫州投資者沒有一個人愿意被大型國有煤炭企業兼并，民營小煤礦作價入股與國有企業合作，無疑等于破產。而由于中間費用比較大，增加了國有企業運行的成本。在鮮明的成本差距中，溫州投資者心里都清楚將自己的煤礦作價入股大型國有企業的后果了。
（三）溫州民間資本私募股權投資及風險分析
創投實際上是建立在別人企業基礎上的經營模式，這種投資方式更有選擇性。在實體經濟遇冷的情況下，溫州資本又出現從房地產、煤炭、原油、棉花、股市中大幅回撤的跡象。人力資源成本升高、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以及內需走軟，導致溫商的實業投資越來越難。因此，溫州民資尋求新的投資方向勢必將轉為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合一的領域。據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的不完全統計，2009年上半年溫州民間資本進入到PE領域的規模大致有1500億元，除了外地的創投機構到溫州募資外，溫州本地也成立了近200家創投機構。但隨著后來爆發的金融危機,溫州民間資本進入PE行業的步伐明顯放緩,募資規模也出現顯著下降。外地創投紛紛到溫州募資的同時,溫州本地的創投也在開始行動,并逐漸走向聯合,以形成相對雄厚的資金團體,進行一些集中的股權投資。實業領域幾乎已經無利可圖,做實業的環境也越來越困難。溫州民間資金正在抱團進入創投領域，已經有1500億溫州民間資金涌入了創投領域，成立投資基金數量達到300個。在經歷了對房地產、礦產、棉花、股市、能源的投資之后，大量溫州民間資金開始轉向VC（創業投資）和PE（私募股權投資）領域。這是當前國際金融風暴下“溫州熱錢”的最新動向。VC、PE風險會表現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競爭加劇致估值升高。參與PE/VC的人越來越多，各路資本的流入，對項目的估值確實整體在提高。二是進入門檻低，成功門檻高。中國的創業是進入門檻低，成功門檻高。而在美國，看一個行業其他人做得差不多了，就不做了。不管是創業還是投資，大家想的事情就是復制，看誰的錢多，比誰的融資能力強，以誰能上市為標準，很容易導致行業泡沫。三是風投不怕輸錢怕輸名聲。目前一些風投企業出現誠信問題。
二、民間資本的開發路徑與風險控制分析
（一）加快民間資本的對內市場開放
中國的金融市場很大程度上還是一個壟斷的市場。應當放開和規范民間信貸。開放至少有三個方面，第一個是市場準入的開放，第二個是在價格保護方面的開放，第三個是對于金融管制的開放。在進一步放開管制，拓展中小企業融資渠道方面，積極發展小額貸款公司、村鎮銀行等小型信貸機構，同時盡快放開民間信貸。對于目前相繼開展的小額貸款公司的試點工作控制過嚴，應盡早放開過于僵硬的行政控制。現行制度對于設立小型信貸機構、對資金互助社的要求普遍偏高。應制定更加符合現實、有利于吸引民間資本進入的準入制度，并根據小型信貸機構的不同性質或規模，設定不同的監管要求。據預測，目前溫州民間資本總量大約在6000億，一旦這些資本被激活，勢必對溫州民間資本有效配制以及引導溫州經濟健康發展起到巨大的作用。
（二）為民間資本開放壟斷性行業
金融危機下，民間資本投資迎來新的發展良機，迎來了“走出去”的大好時機。長期以來，大量民間資本卻并未進入實體經濟的投資領域，而是大量集中在房地產、資源類商品、股票上，傳統行業的競爭日漸白熱化，效益回報已顯疲態，投資空間有限；而有發展前景、高回報的產業壟斷門檻高筑，民間資本很難分得一杯羹。金融危機肆虐下，如果能夠充分利用好巨大民間資本的力量，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各種實體經濟投資領域，這對于解決投資資金不足、振興溫州地方經濟有著重要的意義，對保證溫州經濟平穩、持續、較快發展也將會有很大的幫助。近年來，隨著國有經濟改革及其戰略性調整的不斷深入，為溫州民間投資大展身手提供了巨大的舞臺。同時，政策和法律環境的不斷改善，也激發了民間投資的積極性；為改善各地區基礎設施的巨額國債投資，間接拉動了民間投資。
（三）加快設立創投引導基金，規范與引導溫州民間資本流動
隨著山西強力推進煤炭資源整合重組、國務院“新國十條”等一系列樓市調控措施的出臺，大量民間資金回流到溫州。如何將民間分散的可投資資金有效轉化成推動溫州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資本金是當前面臨的重要課題。在溫州股權營運中心、溫州民間資本投資服務中心即將運作之際，建議抓緊設立政府創業投資引導基金，加大對民間資金的對接和引導力度，使得巨額的民間資本為促進溫州經濟社會發展做貢獻。
（四）政府積極引導民間資本合理流動，規避投資風險
規范設置投資準入條件，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明確禁止進入的行業和領域，對各類投資主體的市場準入實行同等標準，不得對民間資本單獨設置附加條件，創造公平競爭、平等準入的市場環境。支持民間資本以BT(建設—移交)、BOT(建設—經營—移交)、TOT(轉讓—經營—移交)方式參與基礎設施建設；鼓勵民間資本投資經營主體積極參與市政公用事業實行特許經營；將符合條件的民營企業及其產品列入政府采購目錄，支持民營企業參與政府采購競爭；要逐步提高政府采購民營企業產品、工程和服務的比例。引導民間資本投資生物、新能源、新材料、先進設備、節能環保、新能源汽車、核電關聯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在項目用地、財政資助等方面給予重點傾斜；支持民間資本利用現有土地和廠房，加快傳統特色行業的技術改造和升級，積極推動產業轉型升級。鼓勵民營企業增加科技研發投入，建立工程技術中心和技術研發中心，研發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逐步擴大財政資金扶持民間投資的各類專項資金規模，重點支持民營企業技術創新、結構調整、節能減排、開拓市場等項目。
摘要 綠色金融概念最早是為規避因環境污染問題所造成的金融風險而提出的，后來逐步從商業銀行擴展到其他非銀行金融機構。近年來，綠色金融開始被引入主流金融機構。本文研究了發達國家在金融產品、金融政策、核算體系等領域的創新與進展，并結合我國實際提出鼓勵促進環境保護的金融創新、加大對金融機構探索綠色金融的扶持力度、加強環境執法使環境成本內部化等建議。
關鍵詞 發達國家；綠色金融；可持續發展：環境風險：金融風險：核算體系改革何謂綠色金融
金融投資一般是指實業投資之外的，包括銀行儲蓄、商業保險、證券投資以及其他金融工程在內的全部金融服務、產品的投資。可持續發展是一種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包括經濟、社會和環境三方面的內容。
金融投資與可持續發展似乎是兩個毫不相干的問題，但實則不然。在金融投資領域，風險分析是制定決策的重要根據。傳統金融分析師僅將焦點放在財務報表上，而越來越多的證據已經表明這樣的做法十分危險。因為一些可能產生嚴重污染的項目、易受氣候變化影響的項目都將使投資人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風險，但卻不會反映在財務報表上。這便促使投資者不得不關注可持續發展。在可持續發展領域，對資源的公平配置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幾乎所有不可持續發展的現象都是因為對資源的不當配置造成的。譬如，小造紙廠生產效率低下，利潤也不高，但污染卻非常嚴重，這其實是生產要素未能得到有效配置的后果。要解決這類問題，除了強制關閉企業以外，還可以從投資者人手，即建議投資者將資金投入到工藝技術先進、盈利能力較好且環境污染較小的造紙廠，從而形成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資源配置格局，利用經濟手段緩解環境問題、促進可持續發展。
由此可見，金融投資與可持續發展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內在聯系。可持續發展可以左右投資收益，金融投資也可以反過來影響可持續發展。人們習慣性地把促進可持續發展的金融投資稱為可持續金融(Sustainable Finance)，或者通俗地稱為綠色金融(Green Finance)。
綠色金融與各類金融機構都有關，銀行、保險公司或基金公司都可以實施相應的綠色金融舉措。但在不同類別的金融機構中，綠色金融的作用機理、重點和方法大不相同。譬如銀行實施綠色金融的一個重點是對信貸業務進行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保險公司的重點則是提供污染責任險的金融創新產品。
發達國家綠色金融的興起與發展
環境風險融發綠色金融
綠色金融概念最早是為規避因環境污染問題所造成的金融風險而提出的。近達國家經濟騰飛的時間早，環境污染集中爆發的時間也早，所以環境風險觸發金融風險的現象也是先在歐美發達國家出現的。美國愛河事件(Love CanalTragedy)及因此誕生的超級基金是環境風險觸發金融風險的經典案例。
愛河是美國紐約州北部的一個居民區。1942年至1953年，Hooker化學工廠及Plastics公司在該區掩埋了大量高毒性及致癌性的化學廢棄物，最后覆上一層黏土層和表土以利植物生長。1953年Hooker化學工廠將掩埋地以一美金的代價賣給紐約市政府，并要求對將來可能發生的災害免除法律責任，隨后該地區經過處理和建設，開發為住宅區，并有九百多戶住戶及一座小學。1976年，附近居民開始抱怨化學異臭味、藥物灼傷、居民生出畸形兒等，接著在地下室、雨水收集管線及花園里均涌出黑色濃漿狀的有害廢棄物，某些地面的下陷逐漸暴露出裝著廢棄物的鐵桶容器及廢棄物本身。1978年，卡特總統宣布此地區進入緊急狀態，紐約州政府將該地區封閉、遷出兩百多戶住戶并關閉學校。由于附近居民持續抗爭以及媒體大幅報導，此事件成為全美甚至全世界皆知的大新聞。為此，美國政府動用了聯邦基金處理這一歷史遺留的環境問題。在這一背景下，美國國會通過了一項法案《綜合環境響應補償及責任法》(ComprehensiveEnvironmental Response Compensation andLiability Act，簡稱CERCLA)，并建立名為TheHazardous Substance Response Trust Fund的基金，由于數額龐大，該基金被稱為超級基金，該法案也被戲稱為超級基金法案。該法案最具威懾力的地方是認定環境責任具有可追溯性，極大增加了商業企業的環境風險。金融機構如果貸款或投資此類企業，可能會血本無歸，甚至因為承擔連帶責任而背負清償污染的費用。1990年，美國Fleet Financial公司因接受其貸款客戶抵押的治污設備，被法院認為“有削減客戶環境保護能力從而導致環境污染的傾向”，最終被處以罰金。發達國家的銀行關注環境風險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的。
隨著越來越多的銀行關注環境風險，人們關注的焦點逐漸從規避風險轉向管理風險，探索建立更系統性的金融機構環境與社會風險防控體系。世界銀行及國際金融公司是這類金融機構中的佼佼者。1998年，世界銀行開始制定《污染預防與消除手冊》，完善環境評價程序。2002年，國際金融公司在倫敦組織了一次金融機構環境、社會影響評估的研討會。會后，與會代表都積極支持籌建一個關于項目融資中環境、社會影響評估的框架平臺，赤道原則(the EquatorPrinciples)因此應運而生。2003年6月，花旗銀行、荷蘭銀行等7個不同國家的10家銀行正式達成協議推動赤道原則。赤道原則根據國際金融公司的政策和指南制定，使用了參照國際金融公司的環境和社會篩選程序建立的篩選過程。至今，赤道原則已經歷三次改版，成為被商業銀行最廣泛認可的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工具。
從銀行到更廣泛的金融機構接受綠色金融
環境風險并不止于銀行。其他非銀行金融機構，如保險公司、基金公司也會面臨環境方面的問題。隨著人們對綠色金融了解的深入，綠色金融的實施主體從早期的商業銀行逐步延展為更廣泛的金融機構。這從UNEP FI（聯合國環境署金融計劃，也稱金融行動機構）的發展歷程可見一斑。
1992年，里約環境會議前夕，聯合國環境署聯合知名銀行在紐約共同了《銀行業關于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聲明書》，標志著聯合國環境署銀行計劃(UNEP BI)的正式成立。1995年，聯合同環境署將該計劃延伸到保險業，與瑞士再保險等公司《保險業關于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聲明書》。1997年，聯合國環境署保險機構計劃(UNEP III)正式成立。同年，為適應金融行業的發展態勢，聯合國環境署銀行計劃對聲明書的內容進行適當修正，從單一銀行業務擴展到一般性金融服務，其后銀行計劃更名為金融機構計劃(UNEP FII)。2003年，在UNEP III和UNEP FII的聯合年會上，保險計劃和金融計劃正式合并為金融計劃，簡稱UNEP FI，工作范圍覆蓋全部類型的金融機構。后來，隨著基金公司成員的不斷增加，以及基金行業在綠色金融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UNEP FI在2006年與另外一家聯合國機構全球契約(UN Global Compact)發起成立了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組織(UN PRI)。UN PRI是一個以基金公司等資產管理機構為核心會員的組織，倡導會員機構遵循責任投資的各項原則。近幾年，UNPRI發展迅猛，會員已有摩根、美林、花旗等1300多家機構，會員管理的資產總額達45萬億美元。
綠色金融逐步融入主流金融機構
步入21世紀，綠色金融開始被引入更多的主流金融機構，從小眾思維變成大眾潮流。早在1999年，知名指數公司道瓊斯就率先推出了道瓊斯可持續發展指數(DJSI)，該指數不僅考察上市公司的財務績效，也考察上市公司的環境績效，因為他們相信具有更好環境績效的上市公司具有更強的持續發展能力。2001年，另一家知名指數公司富時指數也迅速跟進，推出了富時社會責任指數( FTSE4GOOD)。此后數年，約翰內斯堡證券交易所、圣保羅證券交易所、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恒生指數公司也先后了類似指數。
2006年，高盛集團旗幟鮮明提出了ESG（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投資理念，這一理念以綠色金融為核心．擴展了綠色金融的外延，將投資者最關注的公司治理因素也納入進來，比較容易得到主流金融機構的認可。因此，這一理念一經推出便在金融市場上引起極大關注，標志著綠色金融融入主流。在這一理念的引領下，綠色金融的市場規模迅速擴大。據統計，2011年底，歐洲綠色金融的資產總額達到6. 76萬億歐元，是2002年的19倍多；美國綠色金融總額達到3. 74萬億美元，較2003年增長了7390，較1995年增長了486%。發達國家綠色金融的創新與趨勢
金融產品創新
荷蘭學者Marcel Jeucken提出綠色金融的四階段理論，認為金融機構對待可持續發展的態度從低級到高級可以分為四個階段：抵制( Defensive)、規避(Preventive)、積極( Offensive)、可持續(Sustainable)。按這一理論，當前發達國家金融機構多數已經跨越抵制階段，正從規避階段向積極階段邁進。這一進程的顯著特征是綠色金融產品創新頻繁，金融機構希望由此創造新的收入來源。譬如銀行推出能效融資產品，幫助借款客戶提高能源效率；基金推出水主題、碳主題基金產品，滿足不同投資群體的需求。
當前綠色金融產品的新寵是綠色債券。2013年11月，法國電力公司(EDF)發行了19億歐元的綠色債券，獲得市場兩倍的超額認購。僅一天之隔，美國銀行發行了5億美元的綠色債券，旨在支持銀行的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效業務。2014年3月，聯合利華和豐田汽車先后分別發行了2.5億歐元和17.5億美元的綠色債券：5月，美國佛羅里達州房地產投資信托公司Regency Centers發行了2.5億美元的綠色債券，法國蘇伊士集團發行了25億歐元的綠色債券，打破了法國電力公司19億歐元的記錄。據標準普爾(S＆P)估計，2014年全球企業綠色債券規模會增加至200億美元。
金融政策創新
2008年發達國家的金融海嘯刺激了人們的神經，促使人們反思華爾街文化，也促使聯合國環境署反思金融政策的頂層設計：現有的國際金融體系和經濟秩序，并未能有效引導私人資本流向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領域。因此，經濟越發展，自然資源消耗越多，碳排放也越多。解決的根本辦法是重構國際金融的政策和秩序，將金融體系與一個健康經濟體的長期需求更好地統一起來。然而，從職責分工來看，改革國際金融的國際機構應當是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而不是聯合國環境署。為了突破這一障礙，聯合國環境署在2014年初發起了UNEP Inquiry項目，計劃用18個月的時間遍訪聯合國內外的相關機構，包括各國的政策制定者，推動高水平的開放式辯論，提出有深度、有成效的金融政策頂層設計改革建議。
到目前為止，UNEP Inquiry項目已經與歐盟、美國等十多個經濟體建立合作伙伴關系，與包括央行、商會和智庫在內的各類合作伙伴共同探索綠色金融的未來之路。
核算體系改革
與金融政策創新推動頂層設計改革不同，核算體系改革著眼于金融體系的微觀基礎，即對價值的衡量。人們發現，傳統的財務核算體系尤其是會計準則并未能恰當地衡量和納入自然資本的真實價值。很多自然資源因為被視為公共品，價值是被嚴重低估的；很多企業經營所造成的負面的環境與社會影響因為難以量化，也未被納入財務報表。由此帶來的后果是價格信號不能準確反映自然資本的稀缺性，影響資源配置效率。
為此，有識之士開始關注核算體系改革，尤其是自然資本的價值核算并將之納入財務分析。2008年，德國和歐盟發起了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經濟學(TEEB)行動倡議，對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的價值進行量化評估，該倡議迅速得到了聯合國相關機構的支持和國際社會的響應。此外，201 0年，在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ACCA)的支持下，國際綜合報告委員會( IIRC)成立，旨在建立全新的企業年報架構，使其不僅能描述企業財務資本的變動，也能描述自然資本、社會資本等的變動。這樣一來，企業年報就可以更加綜合地反映企業的價值。2013年，IIRC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國際綜合報告框架》。
發達國家經驗對我國的啟示
綜上所述，發達國家在綠色金融方面已經有了較大發展，運用金融政策和金融工具撬動市場，優化配置市場資源，成效顯著。這對我國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我國自2007年推出綠色信貸政策以來，綠色金融取得了較大發展，但也面臨一些挑戰。結合我國綠色金融發展實際，本文提出三點建議：
首先，政府應進一步鼓勵促進環境保護的金融創新。總體上看，目前我國綠色金融產品結構和種類都還比較單一，最為常見的是商業銀行能效融資，而其他綠色金融產品屈指可數。我國可以梳理、借鑒發達國家綠色金融產品的創新經驗，形成更加多元化、多層次的綠色金融產品體系。僅就商業銀行能效融資而言，若能仔細挖掘還有進一步的創新空間。美國銀行在零售銀行業務的綠色金融創新可資借鑒。美國銀行和美國環保署、運輸部合作向小型運輸類公司提供無擔保、還款周期靈活的貸款，幫助這些企業購買節油設備，降低汽車尾氣的排放，統計結果顯示節油率達到15%以上。
其次，政府應大力扶持金融機構探索綠色金融。我國金融機構普遍缺乏綠色金融方面的經驗，尤其是將環保融入到傳統金融業務對于國內大多數金融機構來說還存在意識上和技術上的諸多難題。因此，這些金融機構還需要政府提供相應的培訓和技術支持，甚至提供財稅、市場準入等方面的優惠。在這些方面，我國可借鑒韓國政府對綠色金融所采取的稅收、罰款、獎勵并行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