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6-11 09: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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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內部控制，企業價值，相關性
一、概述
在內部控制規范化成為全球性趨勢的背景下，隨著資本市場在我國的迅速發展，我國政府和利益相關者開始日益注重公司的內部控制建設問題。為規范上市公司管理，保護投資者利益，外部監管機構出臺了一系列旨在加強上的市公司內部控制建設的監管法規，上市公司必須不斷規范公司治理方式以滿足日益嚴厲復雜的監管要求。然而，滿足外部監管要求僅僅是上市公司實施內部控制的低層次目標，內部控制作為一種管理手段，滿足公司自身發展的需要、提升經營的效率和效果、促進戰略的實現才是更高層次的目標。良好的內部控制能夠提高公司價值，進一步推動公司發展。
然而，內部控制缺陷造成企業資產損失的例子不勝枚舉。美國“安然事件”、“世界通信公司財務欺詐案”，引起世界對內控的關注。有效的內部控制如同韁繩，能掌控公司前進的方向和活動范圍，避免公司誤入歧途。內部控制是企業賴以生存的基礎，公司內部控制是否有效，會直接影響公司的長期發展、經營效率、企業價值和在行業中的競爭力。企業所面臨的外部風險環境和內部控制環境日益復雜多變，良好的內部控制可以有效地管理風險，改善企業的經營環境，提升企業的競爭力，從而達到增加企業價值的目的。然而，內部控制目標能否實現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公司治理結構的有效與否，公司治理結構是企業各種內部控制制度運行的土壤。
二、內部控制與企業價值相關性
內部控制效率評價，取決于對內部控制定義、本質屬性和成效載體的不同認識。目前主要有“價值創造論”和“風險降低論”兩種代表性的觀點。其中“價值創造論”認為，內部控制是內生于公司財務價值鏈之中的因素，其首要目標是服務于公司的價值創造（李心合，2007；李萬福，林斌，宋璐，2011）。照此理解，內部控制效率主要體現在公司價值的增量上。而“風險降低論”則是將內部控制等同于風險管理，或者是把內部控制視為風險管理的一部分（楊雄勝，2005；COSO報告，2004；謝志華，2007；英國Turnbull報告，2005等）。其效率必然體現在風險程度的降低上。在前一種觀點下，企業價值指標值越大，意味著內部控制效率越好；而在后一種觀念下，企業風險值越小，則意味著內部控制效率越好，兩者的性質和評價方向是正好相反的。
將“風險降低論”歸置在“價值創造論”之下來建立統一的評價指標體系。這一思路既符合內部控制向價值創造導向進行轉型的發展趨勢（李心合，2007），也符合風險管理的屬性特征。具體理由是：第一，“價值創造”反映著內部控制的本質屬性。內部控制雖然強調制衡和監督，但是本質上還是通過規避風險來增加公司的價值。第二，“價值創造”反映著內部控制的終極目標追求，而“風險降低”只是內部控制的一個過渡性目標。
Kinney（2000）曾指出內部控制系統能夠幫助確保運營的效率和效果、財務信息的可信度以及對于法律法規的遵循。內部控制作為企業重要的控制系統，勢必會影響企業價值創造的過程。雖然目前尚無直接的文獻來研究內部控制與企業價值之間的關系，但是已有的文獻對內部控制影響企業價值的路徑進行了大量的研究。
多數文獻的研究主題主要從投資者的信息風險角度分析，將內部控制、信息披露風險與企業的融資成本相聯系，進而影響企業的價值。例如Doyle etal.（2007）研究了內部控制缺陷與會計應計質量之間的關系，文章使用705家已經披露過內部控制重大缺陷的企業的數據，發現這些企業對于會計應計的估計無法有效轉化成現金流量，所估計的會計應計的質量較低。Ashbaugh-Skaife etal.（2008）與Doyle等（2007）的研究主題相同，也是內部控制缺陷以及對內部控制缺陷的修正與應計質量之間的關系。該文章明確指出內部控制缺陷可以通過兩種方式對應計質量產生影響：第一種方式主要是由于企業缺少足夠的政策、訓練等而導致的隨機的、非主觀故意的錯誤陳述所形成的應計的噪音；第二種方式是通過員工或者管理層的主觀故意的錯誤陳述或者缺省造成的對應計質量的負面影響。良好的內部控制可以形成更加有用的會計記錄，而這些記錄會引導企業的日常經營活動，如生產、銷售、存貨管理等。
上述文獻僅僅研究了內部控制對于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內部控制要想作用于企業的價值還需要通過對于融資成本的影響，而融資成本依賴于投資者對于風險的評估，而投資者自身面臨的信息風險會影響對于風險的評估。Lambert etal.（2007）通過模型將信息披露質量、信息系統質量與企業的風險、權益成本之間建立了聯系。在該模型中會計信息系統的質量不僅僅局限于企業對外部所披露的信息，同時也包含了企業內部控制系統的質量。通過其分析可以推演出會計信息系統的質量通過兩種途徑來影響企業的資本成本：一種是直接效應，雖然從本質上看，企業的會計信息系統并不會對企業的未來現金流量造成影響，但是它卻會影響市場參與者對于企業自身未來現金流變化情況的估計，此外也會影響參與者對于企業自身未來現金流與市場整體未來現金流量的共變性的判斷；間接效應體現在高質量的信息系統以及良好的內部控制會影響企業內部的真實決策，包括運營決策的質量以及管理者想為自己攫取公司資源的數量等。Ashbaugh-Skaife etal.（2009）基于上述文獻的理論分析，從內部控制對于企業風險和資本成本的直接影響效應出發，研究企業內部控制質量的變化如何對企業風險和權益成本造成影響。文章的結論支持了Lambert etal.（2007）的論述，發現存在內部控制缺陷的企業的異質性風險、系統性風險和權益成本均更高，但是當內部控制的有效性變化得到證實時（如對先前披露的內部控制缺陷進行修正后）企業的權益成本就會發生顯著變化。
如果是窄眾產品、如果是處于發展初期的小企業、如果沒有一定市場基礎的品牌，更有效的手段不是公關，而是廣告或者其他推廣方式。
那么，對于知名品牌的（泛）大眾產品，選擇公關的市場運營方式，將可能達到其他方式所達不到的什么效果呢？
效果1：從品牌到強勁品牌的本質跨越
效果2：從知名度到美譽度的華麗轉身
效果3：從行業名人到社會名人的層次升級
眾所周知，強勁品牌形成的過程有三層，即產品－品牌－強勁品牌，其漸進式的標志分別為提供的服務內容－獨特的價值定位，持之以恒的價值名副其實－品牌個性與能見度。如圖所示：
在品牌的個性和能見度表現方面，公關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試想，一個品牌說了什么、做了什么、價值取向是什么，這些是能在廣告上說得清楚的嗎？就算是說得清楚，那個說的費用是企業能承受得了的嗎？就算企業有實力承受，以廣告的方式去說能讓大眾信服嗎，具備公信力嗎？
而這個時候，如果我們采用的是新聞的方式、記者撰寫的方式、媒體主動報導的方式，效果是不是會好很多呢？
首先，新聞報導的角度就代表了媒體本身的觀點，具備了權威可信度，其次，從消費者閱讀的角度看，他們更愿意主動去閱讀和了解，這是他們接觸社會、了解世界、學習知識的途徑，在這里面的潛移默化比多次廣告更能影響消費者，最后，從費用成本角度來說，這是一種最省錢的方式，比方說，廣告一個字收費8元，而公關操作的軟文，一個字收費也不過4元，50%的差價啊，只是換種傳播的方式就能節省這么多的成本，太妙了
當然，采用公關方式做傳播，最關鍵的一點還是選對公關公司，好的公關公司是以銷售為靶心，所策劃的事件也好、新聞也好、活動推廣也好，都是以產品的優點為潛臺詞，通過各種人們喜聞樂道的方式，結合媒體的關注點和時事的走向，設計出各種吸引和值得媒體關注的事件，并引導出正面報導，甚至能順利登山頭版頭條、代表行業趨勢等出現在核心版面及正版等，這些方式豈是廣告所能及，這同時也是公關公司之于企業的核心價值所在。
而從知名度到美譽度的提升上，公關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比如說要表現企業的社會責任、表現企業的公益行為，結合企業產品特點的公益行動就必不可少，好的公關公司能根據企業的特點和已有品牌資產，設計出最適合企業特點的、同時也是媒體關注的公益事件，讓企業在花費最少錢的前提下，得到最多媒體的報導，賺取最大化的名譽，這不也正是企業夢寐以求的嗎？！
【關鍵詞】財務治理；企業價值
一、公司財務治理
財務治理大體上可歸結為：是在公司制條件下，政府、出資人和經營管理者之間在財務收支管理、財務剩余索取、財務監督、財務利益分配和財務人員配置等方面劃分權限，從而形成相互制衡關系的財務管理體制。一般體現在：
1.公司內部財務管理權限劃分制度及相對應的人事安排制度
公司資本投資決策權、經營收入和產品定價決定權、成本費用開支權、利潤實現確認權與分配權、注冊資本擴張與縮小決策權、對外融資舉債決策權等方面的權限劃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和國有控股公司中，國家政府作為所有者或出資者，成為財權劃分的主要方面。同時，掌握財權的人員、特別是高層掌管財權的人員選聘安排制度，是公司財務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財務治理和其他管理體制一樣，沒有相應的人事安排制度作為其基本條件，企業內部的經營管理活動及其引起的財務行為就不能做到令行禁止，也不能在企I內部形成財權制衡。在國有和國家控股的公司中，政府職能部門代表國家制定和掌握該人事安排制度。
2.所有者對經營管理者、上層經營管理者對下層經營管理者的財務監督體制及財務激勵機制
監督機制在國有和國有控股公司中，國家政府以所有者和社會管理者雙重身份參與公司的財務監督活動，設計和調整公司的財務監督體制。激勵機制是促使不同層次的經營管理者認真努力工作的條件。在國有和國有控股公司中，國家政府直接以所有者身份參與財務激勵機制的設計、建立和調整，并監督其實行。
3.下層經營管理者對上層經營管理者和所有者的財務信息反饋制度，財務監督體制
為了盡力消除“信息不對稱”造成的不利影響，上層經營管理者和所有者會建立一種定期的信息反饋報告制度，迫使下屬及時、盡可能準確報告企業的財務信息，而相對應的下屬對上層、一般員工對高層和不同層次經營管理者的財務監督，通過工會或派員參與監事會、董事會的形式表現出來。
公司財務治理是內含于公司治理結構中的關于企業財權配置的一種制度安排，可以說財務治理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和重要組成部分。財務治理可理解為：是以財權為基本紐帶，以融資結構為基礎，在股東為中心的共同治理理念的指導下，通過財權的合理配置，形成有效的財務激勵與約束機制，實現相關者利益最大化和企業決策科學化的一套制度安排。
二、企業價值
從傳統會計的角度，企業價值指企業資產的賬面價值，在企業資產負債表上列示，但均以歷史成本為前提，并沒有考慮任何風險因素，所以企業的賬面價值可能與企業的真實價值相差甚遠。從現代財務管理的角度看，企業價值是企業未來現金流量的折現值，通常使用現金流量折現法對企業進行估值，該種方法一定程度考慮了一定期間內資金的風險因素，有利于統籌安排長短期規劃、有效籌措資金等。
企業價值管理是指以價值評估為基礎、以價值增長為目的一種綜合管理模式。它強調以創造價值、實現價值增長為目標，在企業的經營管理中遵循價值理念和價值增長規律，其核心內容是進行價值衡量，通過對價值驅動因素的分析和評估，挖掘企業生產、采購、銷售、研發、投資、財務等經營環節的價值增值潛力。因此，整個企業管理就是價值管理，它強調的是一種整體視角和觀念，與傳統的財務管理區別顯著。
三、企業價值與財務治理的關系
1.企業價值最大化是現代財務治理的目標
2.有效的財務治理可以提升企業價值
財務管理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對企業的價值造成影響的過程。現代企業財務管理的核心就是通過財務決策，來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的理財目標。具體來說，財務管理提升企業價值主要體現在三大方面：
（1）創造企業價值的活動。包括稅收籌劃、集中化管理（尤其是資金）、盈余管理、融資管理、投資并購、成本控制等；
（2）支持企業價值的活動。包括全面預算管理、財務流程再造、運營資本管理、利潤管理、績效管理、薪酬管理、風險管理等；
（3）保持企業價值的活動。包括財務管理系統建設、會計管理、會計信息管理、會計制度與組織管理等。
四、結束語
探究發現財務治理水平與企業價值存在正相關關系 ，財務治理的確影響著企業價值，即治理水平較高的公司，其企業價值也越大，可以將其理解為資本市場的投資者們愿意為擁有良好財務治理水平的公司支付溢價。盡管財務治理機制在我國現代企業中并沒有完全發揮其積極的作用，但是不斷提高企業財務治理機制，強化財務治理對于公司整體的有效性及全面性，以提升企業價值為最終導向，最終以期將財務治理與企業價值的有效融合邁向新的境界。
【關鍵詞】市場增加值；企業價值；偏離
一、市場增加值的相關涵義
市場增加值（Market Value Added，MVA）是公司管理者通過經營決策給公司投資者創造的價值，是評價公司創造財富的一種方法。其定義為：MVA≒公司總市值－公司總資本。
總市值包括債權價值和股權價值，債權價值通常是債務上的本利和，上市公司的股權價值可以用每股價格和總股數估計。總資本是資本供應者投入的全部資本，需要對以歷史成本計量的總資產進行一系列調整。財富的創造不是由公司市值決定的，而是由公司市值和投資者投入到公司的資本之間的差額決定的。公司市值本身說明不了什么問題，因為公司市值沒有表示為這些市值投入了多少資本。因此，MVA是公司管理者在其經營管理過程中為投資者創造的額外價值總額，可以直接衡量公司給投資者帶來的收益。
二、現實市場中MVA與企業價值的偏離
從理論上來看，MVA是評價公司創造財富的準確方法。它計算的是現金流入和現金流出之間的差額，即投資者投入一家公司的資本和他們按當前價格賣掉股票所獲現金之間的差額。MVA等價于金融市場對一家公司凈現值的估計，如果把一家公司看成是眾多投資項目的集合，MVA就是所有項目凈現值的合計。理想環境下，金融市場估計的一個公司的MVA應等于該公司自己估計的凈現值。
公司的企業價值是企業整體的經濟價值，是企業作為一個整體的公平市場價值，可分為實體價值和股權價值。一般情況下，公平市場價值就是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可以采用現金流量折現法和相對價值法進行評估。
在財務管理中，企業資本的市場價值最大化未必等于企業為股東創造了價值。MVA又與人們在財務管理中所認可的企業價值最大化存在一定的偏差，這一偏差是業績評價與價值評價的差別，在現實市場中可以通過貨幣金額表現出來。MVA是從外部評價企業業績的最好方法，而企業價值最大化仍是目前財務管理主流思想。以下以北大國際醫院集團西南合成制藥股份有限公司（簡稱“西南合成”，股票代碼：000788）為例分析在現實市場下的實務評估中，上市公司的MVA與其企業價值的偏離。
1.西南合成2011年12月31日的MVA
根據西南合成對外披露的財務報告，該公司2011年12月31日的部分財務資料如下：資產合計為274586萬元，負債合計為170576萬元，所有者權益合計為104010萬元，總股本為59598.743萬股。
（1）計算總市值：
債權價值為近似于債務的本利和，即170576萬元。
股權價值為每股價格乘以總股數，即59598.743萬×6.99元≒416595萬元。
總市值為債權價值加股權價值，即170576萬元＋416595萬元≒587171萬元。
（2）計算總資本：
為了使賬面總資產調整為投入資本當前的經濟價值，需要作兩方面的調整：一方面要承認投資的時間價值，投入資本應隨占用的時間增加其價值；另一方面要把會計師不合理注銷的資產加以恢復。此處假設賬面總資產等于投入資本當前的經濟價值，則總資本為274586萬元。
（3）計算MVA：
MVA為總市值減去總資本，即587171萬元－274586萬元≒312584萬元。
2.西南合成2011年12月31日的企業價值
該公司2011年12月31日的每股凈資產是1.68元，股東權益凈利率是11.50%，股票價格為6.99元。現收集以下相同行業的4個可比公司的有關數據，使用修正市凈率的股價平均法計算西南合成的每股價值，進而計算企業價值。
可比公司名稱 市凈率 股東權益凈利率
①東阿阿膠（000423） 8.20 25.01%
②科華生物（002022） 5.15 23.17%
③福安藥業（300194） 1.77 5.75%
④星湖科技（600866） 1.79 5.12%
（1）計算每股價值：
根據可比企業①，每股價值＝8.20/25.01%×11.05%×1.68＝6.09元
根據可比企業②，每股價值＝5.15/23.17%×11.05%×1.68＝4.13元
根據可比企業③，每股價值＝1.77/5.75%×11.05%×1.68＝5.71元
根據可比企業④，每股價值＝1.79/5.12%×11.05%×1.68＝6.49元
12月31日的平均每股價值＝（6.09＋4.13＋5.71＋6.49）/4＝5.61元
（2）計算企業價值：
企業價值（內在股權價值）＝5.61元×59598.743萬＝334349萬元。
3.西南合成MVA與企業價值的偏離
根據前述計算的西南合成的MVA和企業價值，可以看到得出的312584萬元與334349萬元出現了偏離，約為6.5%。對于以上計算的結果，有著公司總資產等于總資本的假設，即未把賬面總資產調整為投入資本當前的經濟價值；加之計算企業價值時可比公司選擇的局限，此計算結果必存在著偏差。但將總資產調整為總資本時，如考慮投資的時間價值并恢復不合理的注銷資產，得出的MVA應低于以上結果，由此得出的偏離幅度不降反升。
三、產生偏離的原因
1.股票市場可能無法真正評價企業價值
企業內在價值是其在公開市場上的經濟價值，考慮到持續經營假設，無論以現金流量折現法還是相對價值法進行評估，其大小應取決于考慮貨幣時間價值條件下在經營期間內創造的價值總和。上市公司的MVA，往往取決于該企業在資本市場下由供求雙方決定的股票價格的高低。然而股票價格是否能夠真正反映企業的價值，一直是一個令人懷疑的問題。
2.股價的波動性決定著上市公司MVA的時點性特征
MVA是一個評價企業業績的指標，而股價每天的變動并不意味著企業經營業績的驟然變化；企業價值源于企業本身的經營業績，也就是其獲利能力。影響公司股價的因素有多種，如公司本身業績、股市總水平、特定事件等，尤其特定事件對股價的影響是劇烈的，但這些事件的發生并不意味著企業價值也在劇烈波動。另外，即使股價可以合理反映企業價值，也難以確定哪一時點的MVA是內在價值的真實體現。
3.就目前MVA的定義而言，總市值下債權價值與總資產下債務的評估標準不一致
直接以債務本利和作為上市公司債權價值雖然不致出現較大偏差，卻也忽略了債務現金流量的時間因素；而在確定總資本時，對賬面總資產進行了一系列調整，如認為投入資本應隨占用的時間增加其價值等。這種不一致將對MVA的最終計算結果產生影響。
四、評估MVA的建議
1.降低MVA作為時點指標的不利影響
上市公司股價具有較大的波動性，僅以某一日的股價計算公司股權價值難以反映公司真實業績等。若將時點指標轉化為時期指標，MVA的結果將更有利于反映企業價值。一方面，可以以加權股價平均值作為計算股權價值的依據，在計算股權價值時采用一定時期的股價平均值并考慮特殊股價波動等因素。如仍以上述西南合成為例，其2011年12月份的平均股價為7.38元，重新計算的MVA為59598.743萬×7.38元＋170576萬元－274586萬元＝335829萬元。另一方面，可以先計算出評價期內每個時點的MVA，進而計算一定時期內各個時點的MVA的加權平均值。
2.明確總資產調整為總資本的具體方法
MVA曾定義為公司市場價值減去公司賬面價值，若認為債務的市場價值等于賬面價值，則MVA可以改寫為投入資本的市場價值減去股東權益的賬面價值。MVA業績評價理論是不斷完善的，在將MVA定義為總市值減去總資本之后，認為需要對賬面總資產進行一系列調整才可得到總資本。然而，卻沒有一個將總資產調整為總資本的具體標準，如投資時間價值的考慮因素、不合理注銷資產的明確標準等。
3.重視經濟增加值(EVA)對MVA評估的作用
MVA的大小歸根結底取決于公司預期的現金流量，而公司一定時期的現金流量的現值等于其投資年度的經濟增加值的現值。其中EVA＝調整后稅后經營利潤－調整后的投資資本×加權平均資本成本。一些實證研究表明，MVA與EVA具有高度的關聯性，Uyemura Kamtor和Rettit選擇100家美國銀行自1986年至1995年的MVA和EVA以及各種財務指標數據，發現EVA與MVA之間的相關關系最強。這種密切的相關性，給我們研究和評估MVA提供了有力依據。
參考文獻
【關 鍵 詞】財務指標體系/“雙高”企業/傳統企業/投資價值
【 正 文】
如何利用上市公司公開披露的財務信息對其進行財務評價，從而發現上市公司的投資價值，是股票投資者普遍關心的一個問題。目前，我國已有一千多家上市公司，其中，既有大量的傳統企業，但也出現了為數不少的“雙高”企業。對于傳統企業，財務評價已形成了一套相對成熟的理論和方法體系。但對于“雙高”企業，如何對其進行恰當的財務評價，并據此評估其投資價值，則是一個有待研究的新課題。本文將主要從投資者的角度，探討目前我國A 股上市公司中“雙高”企業與傳統企業的財務評價指標體系及其差異。我們將首先通過對現有財務評價指標體系的比較分析，以及對股票投資者所做的問卷調查與分析，得出恰當評價“雙高”企業和傳統企業的不盡相同的兩套財務評價指標體系，然后再利用上市公司年度報告數據進行實證性分析，驗證兩類企業財務評價指標體系差異存在的合理性，并由此說明“雙高”企業與傳統企業價值來源的差異性。
一、財務評價與企業價值
一般而言，財務評價就是通過收集和選取與決策相關的各項財務信息，并運用一定的分析方法進行信息加工，借以評估企業的經營業績與財務狀況。不同的財務報告使用者，亦即不同財務評價主體，對上市公司進行財務評價的目的往往不盡相同。這些主體包括：上市公司的經營管理者、上市公司的投資者（含潛在的投資者，下同）、債權人、與上市公司有業務聯系的公司、有收購或兼并意向的公司、中介機構（注冊會計師、咨詢人員等）、國家經濟管理部門和稅務部門、上市公司的員工和工會、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本文主要從投資者角度研究上市公司的財務評價問題。
投資者對上市公司進行財務評價，其目的一般包括：（1 ）了解公司的經營成果、資本結構、資本保值增值、利潤分配及現金流轉的詳情，以便做出增加投資、保持原有的投資規模、放棄投資、轉讓股份等投資決策；（2）了解公司經營管理、財務狀況、盈利能力、 資本結構等所有方面，對自己的投資風險和投資回報進行判斷和估計；（3 ）分析公司的內部情況和外部環境變化可能對公司利潤的形成和分配帶來的影響，以及可能對公司股票價格帶來的影響；（4）判斷一個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發展潛力，評估這個公司整體的真實價值，并將其與公司的市場價值進行比較，尋找價值被低估的公司進行投資以獲取最大的收益。
企業價值是企業適應市場環境、獲利能力和競爭優勢持續時間的綜合表現，它不但度量了企業已有資產的獲利能力，還體現了企業對經營環境的戰略適應能力。企業估價，就是對持續經營中的企業的經濟價值所進行的估量。它實際上是一個綜合了企業能力、宏觀經濟形勢以及人的主觀需求等多方面因素之后，對企業持續發展潛質的認識和評價過程。
投資者無論投資于“雙高”企業還是傳統企業，其目的都只有一個：在可接受風險程度下獲取最大的收益。傳統企業與“雙高”企業的內在特質不同，價值體現的方面不同，價值增值方式不同，對它們進行價值評估的方法和手段也就應該有所差別。傳統企業要合理的配置、利用自然資源，依賴大量的資金、設備等有形資產的投入來擴大再生產達到規模經濟，降低成本，以獲取最大的利潤。與傳統企業相比較，“雙高”企業具有如下特征：（1）“雙高”企業主要是知識、智力的投入，在美國，有許多高技術企業的無形資產已超過總資產的60％。（2 ）知識已代替資本成為企業成長的根本動力，是競爭力的主要源泉，并已經成為使投資獲得高額回報和員工獲得高額收入的基礎。（3 ）科學和技術的研究開發日益成為企業發展的重要基礎，越來越多的企業在研究開發上投入大量資金，以獲取技術上的優勢，期望獲得高額回報。（4 ）企業投資具有高風險、高回報的特點。“雙高”企業的風險主要來自于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技術風險，即在產品研制和開發過程中由于技術失敗而引致的損失；二是市場風險，即技術創新帶來的新產品能否取得必要的市場占有量；三是財務風險，即對技術創新的前期投資能否按期收回并獲得令人滿意的利潤。（5）企業成長快。 “雙高”企業往往是開始規模很小，管理上很不成熟，但憑借其研究成果可以迅速發展成為組織和管理上日臻成熟的大公司。
傳統企業多為基礎性產業，由于技術、設備、工藝、生產相對成熟，企業大都處于成熟期，因而市場較穩定，風險較小。企業的歷史業績相對穩定，人們對其未來收益預期也相對穩定，波動空間相對狹窄，對投資者的激勵作用不大。傳統企業的價值更多體現在將來收益的穩定與可預計性和低風險性上。“雙高”企業則是新生事物，制度創新乃至企業、產品的創新都是有創新利潤的存在（創新的邊際利潤大于創新的邊際成本），預期的高額利潤，對投資者激勵作用大。一般而言，股票的價格取決于預期股利收益與市場利率之間的相對比例關系，預期股利收益不斷增大，則股價不斷提高，企業的價值也不斷提高。“雙高”企業大都處于生命周期的成長期，由于新產品新技術的研究費用高，企業面臨的風險大，其利潤波動預期也較大。“雙高”企業的價值更多體現在將來收益的高增長與高風險性上。
公司價值本質上是由其未來預期現金流量的現值決定的。對于傳統企業，企業未來業績與歷史及當前業績表現之間的關系密切，企業財務評價更注重企業“目前”價值的評估；而對于“雙高”企業，企業未來業績與歷史和現在業績表現之間沒有聯系或是聯系不大，企業財務評價就應該更注重企業“未來”可能價值的評估。業績評價和企業估價有著密切的聯系。在資本市場有效率的條件下，企業價值成為評價的核心，即評價體系的指標最終是與價值相關的。價值相關反映在如下三個方面：一是當前盈利性（用貨幣指標計量）；二是盈利能力的可持續性（健康性指標）；三是盈利能力的增長潛力（價值驅動因素等）。因為兩類企業的價值體現不同，所以對它們進行財務評價所使用的財務指標體系就可能存在一定的差異。
二、“雙高”企業與傳統企業財務評價體系差異性：理論及調查分析
傳統企業的財務評價指標體系主要包括股東利益比率、盈利能力比率、短期償債比率、長期償債比率和資產運營能力比率等五大類指標。其中，反映股東利益的比率主要有每股收益、每股凈資產、凈資產收益率、市盈率和股利支付率等；反映盈利能力的比率主要有經營利潤率、銷售凈利率和資產凈利率等；反映短期償債能力的比率主要有流動比率和速動比率等；反映長期償債能力的比率主要有資產負債率、已獲利息倍數和有形凈值債務率等；反映資產運營效率的比率主要有存貨周轉率、應收款項周轉率、流動資產周轉率和總資產周轉率等。
與傳統企業相比較，“雙高”企業財務特征的最明顯之處就在于其高成長性。關于描述企業成長性和發展能力的財務指標，人們的認識存在一定差異。例如：
1.1999年財政部、國家經貿委、人事部和國家計委聯合的《國有資本金效績評價規則》中涉及的“發展能力狀況”指標，包括了銷售（營業）增長率、資本積累率、總資產增長率、固定資產成新率、三年利潤平均增長率和三年資本平均增長率等六個比率指標。其中：
3.張俊瑞和鄧崇云（2000）認為，從選擇投資對象和基于長期投資的目標出發，投資人應當認真地分析公司的凈利潤增長率及利潤構成（張俊瑞和鄧崇云，2000）。其中：
（1 ）凈利潤增長率＝（本期凈利潤－上期凈利潤）÷上期凈利潤×100％
（2）營業利潤與利潤總額比＝（營業利潤÷利潤總額）×100％
4.黃磊（1999）認為，根據企業成長期的特點，可以從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同前）、凈利潤增長率（同前）、主營業務利潤率和凈資產收益率指標等來評價上市公司的成長性（黃磊，1999）。其中：
（1 ）主營業務利潤率＝（主營業務利潤÷主營業務收入凈額）×100％
（2）凈資產收益率＝（凈利潤÷報告期末股東權益）×100％
盡管人們對評價“雙高”企業成長性和發展能力的指標選擇存在認識上的一定分歧，但還是可以歸納出以下兩個共同認識：
1.增長率指標是最能體現“雙高”企業特征的財務指標；
2.成長性既反映為經營成果（盈利能力）的增長，如銷售增長率、凈利潤增長率、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和主營業務利潤增長率等，又反映為財務狀況（資本擴張能力）的增長，如總資產增長率、凈資產增長率、每股凈資產增長率和持續可能成長率等。
為了更好等說明“雙高”企業與傳統企業財務評價體系的差異性，我們進行了一項問卷調查。此次問卷調查的對象是具有一般財務知識的國內股票市場普通投資者。問卷要求被調查者分別從評價傳統企業和“雙高”企業的目的出發，判斷各財務評價指標的重要性——重要性程度最高為7分，然后依次遞減，最低為1分。 此次問卷調查共發出問卷200份，收回有效問卷60份，回收率30％。調查結果詳見表1。表1中的“平均分”為被調查者對各項財務指標重要性程度打分的平均值。由表1 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投資者認為傳統企業財務評價指標主要應該有（按重要性程度由高到低取前18項）：每股收益、凈利潤增長率、凈資產收益率、每股凈資產、市盈率、資產負債率、速動比率、流動比率、經營利潤率、銷售凈利率、股利支付率、凈資產增長率、存貨周轉率、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資產凈利率、應收款項周轉率、有形凈值債務率和主營業務利潤增長率。
2.投資者認為“雙高”企業財務評價指標主要應該有（按重要性程度由高到低取前18項）：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凈利潤增長率、凈資產增長率、總資產增長率、主營業務利潤增長率、市盈率、每股收益、經營利潤率、銷售凈利率、資產凈利率、凈資產收益率、流動比率、資產負債率、速動比率、應收款項周轉率、每股凈資產、總資產周轉率和持續可能成長率。
3.兩類企業財務評價共同的比率指標有：每股收益、凈利潤增長率、凈資產收益率、市盈率、資產負債率、速動比率、流動比率、經營利潤率、銷售凈利率、凈資產增長率、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資產凈利率、應收款項周轉率、主營業務利潤增長率和每股凈資產；評價傳統企業特有的財務比率指標是：股利支付率、存貨周轉率和有形凈值債務率；評價“雙高”企業特有的財務比率指標是：總資產增長率、持續可能成長率和總資產周轉率。
4.無論對于傳統企業還是“雙高”企業，投資者最重視的都是企業的盈利能力和股東利益這兩類指標。其中，反映企業總體獲利能力的比率主要是銷售凈利率、經營利潤率、資產凈利率、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及主營業務利潤增長率等；反映股東利益的比率主要是每股收益、每股凈資產、市盈率及凈資產增長率等。
5.投資者評價傳統企業時，更注重的是其經營穩定性和股利支付的連續性。傳統企業的流動資產中存貨所占的比重較大，存貨周轉率是衡量和評價企業采購、生產和銷售等各環節管理狀況的綜合性指標。所以存貨周轉率也是評價傳統企業特有的財務指標。有形凈值債務率更為謹慎地反映企業基本財務結構是否穩定。有形凈值債務率高，是高風險、高報酬的財務結構；有形凈值債務率低，是低風險、低報酬的財務結構。有形凈值債務率成為評價傳統企業特有的財務指標，說明投資者對傳統企業財務（負債）風險的特別關注。
表1 傳統企業與“雙高”企業財務指標重要性程度比較
按重要性程度
傳統企業
“雙高”企業
由高到低排序
財務指標
重要性程度
財務指標
重要性程度
平均分
平均分
1
每股收益
5.817
銷售收入增長率
5.967
2
凈利潤增長率
5.467
凈利潤增長率
5.817
3
凈資產收益率
5.350
凈資產增長率
5.583
4
每股凈資產
5.233
總資產增長率
5.550
5
市盈率
5.217
主營業務利潤增長率
5.383
6
資產負債率
5.200
市盈率
4.850
7
速動比率
4.983
每股收益
4.700
8
流動比率
4.933
經營利潤率
4.650
9
經營利潤率
4.850
銷售凈利率
4.633
10
銷售凈利率
4.833
資產凈利率
4.533
11
股利支付率
4.633
凈資產收益率
4.483
12
凈資產增長率
4.617
流動比率
4.367
13
存貨周轉率
4.583
資產負債率
4.317
14
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
4.567
速動比率
4.300
15
資產凈利率
4.550
應收帳款周轉率
4.283
16
應收帳款周轉率
4.517
每股凈資產
4.283
17
有形凈值債務率
4.333
總資產周轉率
4.267
18
主營業務利潤增長率
4.233
持續可能成長率
4.217
19
總資產周轉率
4.167
存貨周轉率
3.867
20
已獲利息倍數
4.150
已獲利息倍數
3.750
21
持續可能成長率
3.750
股利支付率
3.700
22
總資產增長率
3.617
有形凈值債務率
3.550
6.投資者評價“雙高”企業，并不看重其當前的盈利性和股利支付水平，而是希望公司將主要收益用于擴大再生產以便將來獲取更大的收益，即投資者更看重公司盈利能力的可持續性和盈利能力的增長潛力。從“雙高”企業特有的財務評價指標來看，總資產增長率表示公司資產的增長情況，資產是公司生產經營獲取利潤、增加股東財富的物質基礎，這個指標可以較好地反映公司盈利能力的增長潛力；持續可能成長率是衡量公司憑借自身財力支持成長能力的重要尺度；總資產周轉率反映全部資產的周轉速度，周轉越快，說明銷售能力越強。
三、“雙高”企業與傳統企業財務特征差異性：上市公司實證分析
本文選取滬深兩地上市公司1997至2000年共四個年度的報表數據進行分析。從傳統企業中隨機選取30家公司，其中15家選自上海30指數股，另15家選自深圳成分指數股。從“雙高”企業中隨機選取30家公司，其中滬市15家，深市15家，入選的條件是1997年～2000年三年凈利潤平均年增長率達到20％以上，2000年每股收益達到0.20元以上。這30家“雙高”企業中，大部分公司主營業務屬于高科技領域，也有少數幾家主營業務不屬于高科技行業，但正進軍高科技產業領域，擬以高科技產品作為新的利潤增長點。研究發現，兩類上市公司的財務特征存在比較顯著的差異。具體如表2所示：
表2 傳統企業與“雙高”企業有關財務指標平均值與均方差比較
計算值
傳統企業
“雙高”企業
財務指標
平均值
均方差
平均值
均方差
主營業務收入凈額三年平均增長率(%)
7.58
14.04
48.24
38.63
凈利潤三年平均增長率(%)
-3.66
32.58
56.30
24.19
總資產三年平均增長率(%)
13.64
13.52
53.76
23.79
凈資產三年平均增長率(%)
14.42
13.25
58.32
33.13
主營業務利潤率(%)三年平均值
24.47
13.27
32.29
11.24
凈資產收益率(%)三年平均值
8.85
5.51
16.80
5.06
2000年度營業利潤與利潤總額比(%)
71.58
64.85
84.19
16.19
2000年度每股收益(元/股)
0.26
0.20
0.52
0.17
市盈率(2001年4月30)
56.13
34.82
52.30
24.25
由表2數據可以看到， 傳統企業與“雙高”企業的財務特征存在明顯的差異性，歸納如下：
1.“雙高”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凈額三年平均增長率是傳統企業的6.36倍；“雙高”企業的凈利潤三年平均增長率超過50％，而傳統企業的凈利潤三年平均減少3.66％；“雙高”企業的總資產三年平均增長率是傳統企業的3.94倍；“雙高”企業的凈資產三年平均增長率是傳統企業的4.04倍。可見，“雙高”企業的發展速度非常顯著地快于傳統企業。
2.“雙高”企業的凈利潤增長率高于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表明“雙高”企業產品獲利能力在不斷提高，企業正高速成長，未來獲利將會增加。
3.“雙高”企業的主營業務利潤率平均值高出傳統企業7.82個百分點，表明“雙高”企業產品的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大、獲利空間大，因此發展后勁比傳統企業強。
4.“雙高”企業的凈資產收益率三年平均值幾乎是傳統企業的兩倍，說明“雙高”企業在同樣的資金投入下為股東創造的效益更多。
5.“雙高”企業2000年度營業利潤與利潤總額比高于傳統企業12.61個百分點，說明“雙高”企業的主營業務更突出。
6.“雙高”企業2000年每股收益是傳統企業的兩倍。說明“雙高”企業的獲利能力明顯高于傳統企業。
7.“雙高”企業的市盈率（2001年4月30日）略低于傳統企業， 其主要原因是傳統企業的每股收益偏低。
總的來看，上述實證分析結論驗證了前文得出的“雙高”企業和傳統企業財務評價指標體系差異存在的合理性。
四、結語
綜上所述，傳統企業與“雙高”企業的不同特征決定了它們的價值來源不盡相同。傳統企業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其為股東創造當前財富的能力、盈利能力的穩定性和低風險性；“雙高”企業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其為股東創造增值財富的能力、獲取未來收益的能力和高風險性。因此，投資者對這兩類企業進行財務評價所關注的焦點就必然地出現了差異。這就意味著，上市公司財務評價不能拘泥于傳統的指標體系，而應為不同類型的企業設計不盡相同的財務評價指標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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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慶昌著.1999.上市公司財務報告編制與分析. 四川大學出版社出版
黃磊著.1999.上市公司財務報表解讀技巧. 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出版
林文俏著.2000.高速成長88家上市公司.廣東經濟出版社出版
周首華、陸正飛、湯谷良主編.2000.財務理論前沿專題. 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出版
Abstract： As a new management concept and management pattern， Value-based management is known as a new focus in academia.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value drive-factors is the key factors to the success of the value management mode.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offers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of enterprise.
關鍵詞：基于價值的公司管理；驅動因素
Key words： Value-based management；drive-factors
中圖分類號：F27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3）13-0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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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石晶（1988-），女，山東濟南人，山東財經大學會計專業研究生，研究方向為財務管理；盧緒昌（1976-），男，山東濟南人，積成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師，研究方向為財務管理；許麗君（1988-），女，山東濟南人，濟南市第五人民醫院，助理會計師，研究方向為財務管理。
0 引言
價值管理是指以價值評估為基礎、以價值增長為目的的一種綜合管理模式。它雖然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基于價值的企業管理模式逐漸受到西方企業界的認可和推崇，但是，價值管理模式在實務應用中存在缺乏理論指導的局限性。特別是從上世紀年代末開始，中國的很多企業開始注意到基于價值的管理理念，也開始意識到公司價值創造的重要性，但是卻不知道應該如何發掘自身的價值創造潛力。而企業價值的產生主要來自于驅動因素的刺激，所以，本文在現有基于價值的公司管理的研究基礎上，對企業價值的驅動因素進行了系統的概述和總結。
1 企業價值的驅動因素的確定
確定經營價值驅動要素是實現基于價值的管理的秘訣。盡管對于價值驅動因素的含義，學術界現在仍沒有統一的結論，但可以明確的是，價值驅動因素是一個變量，它能夠影響到生產率、客戶滿意度等業務結果。而要確定價值驅動因素，需要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考慮：
1.1 整體性 整體性是指價值驅動因素應該與整個組織的價值創造緊密結合起來。這樣可以促使組織內部的不同層級都以創造公司價值為總體目標，易于組織的協調合作。
1.2 全面性 全面性是指價值驅動因素不僅僅使用財務績效指標來確定和衡量，同時也要采用戰略方面的績效指標。在公司管理中，我們不僅要采用財務指標，還應結合非財務指標來進行價值驅動分析。
1.3 可持續性 企業除了要注重當前的經營狀況外，還更應集中注意力于未來的盈利增長趨勢和能力，以及未來利潤的增加情況。因為公司的價值創造主要面對的是未來期間，而不是過去的歷史狀態。
2 基于價值的公司管理的價值驅動因素
企業價值的創造是企業所處經營環境中各種因素共同驅動的結果，這些因素是驅動企業價值創造的決策變量。所以，所有對企業價值創造或增長產生影響的因素都可以看做是價值驅動因素。
長期以來，國內外專家和學者以及企業管理層都對價值驅動因素不斷的進行探討，然而，對價值驅動因素的界定仍具有不同的認識。但這不妨礙價值驅動因素本身的研究價值。在對已有的研究文獻進行梳理后，我們依然可以發現被大多數專家和學者以及企業界共同認可的研究結果。綜合其研究結果，我們認為企業價值驅動因素是指影響和推動企業價值增長、促進價值創造的主要相關變量。本文借鑒王曉巍（2007）提出的價值驅動因素劃分標準，按財務屬性將其劃分為財務性因素和經營性因素。具體來說，經營性價值驅動因素是指企業在具體的經營過程中驅動企業價值創造的相關變量，主要包括人力資本、治理結構、技術創新能力等因素，其一般難以直接量化。財務性價值驅動因素是指能直接表現企業價值創造結果的相關變量，主要包括盈利能力、償債能力、營運能力、成長能力等因素。財務性價值驅動因素一般可以直接用財務數據或財務指標來表達，可以直接量化其對企業價值的影響。
Alfred Rappaport（1986）通過自由現金流量折現模型揭示出七大驅動因素，即銷售增長率、銷售利潤率、所得稅率、固定資產增長率、營運資本增長率、現金流量時間分布和加權資本成本。其可以看做一種結果度量標準，即財務性價值驅動因素。這一結果最為經典也被大多數專家和學者認同。劉淑蓮（2004）在此模型基礎上，結合卡普蘭價值鏈，從財務觀與經營觀兩個角度來探索價值驅動因素，研究戰略規劃和價值創造之間的關系。她從卡普蘭價值鏈提出應該結合價值創造與價值評估，強調價值發現與增值。她特別強調了產品/服務、形象/聲譽、客戶關系對企業價值的驅動作用。羅菲（2007）也以自由現金流量折現模型為出發點，結合作業成本計算、戰略成本管理、平衡計分卡方法，對價值驅動因素作出具體分析。他指出財務性驅動因素為股東權益收益率，并可具體分解為息稅前銷售利潤率、總資產周轉率、財務成本比率、權益乘數和稅收效應比率，而非財務性因素主要有客戶方面、內部經營過程方面及學習和成長方面。其實這兩篇文章的研究思路大體相同，都在財務性因素的基礎上，同時考慮經營性因素對企業價值的影響，且這些經營性因素都是從經營戰略的制定與選擇方面來界定。而他們的不同之處只是在于價值驅動因素的最終確定上。劉淑蓮的研究結果與Rappaport的結果大體相同，但羅菲對于股東權益收益率的分解采用了杜邦分析的思路，表明公司盈利能力的提高及企業價值的創造涉及到公司經營活動的各個方面，如籌資結構、銷售收入、成本控制、資產管理等。
除以自由現金流量折現模型為出發點分析價值驅動因素外，楊松令、張衛（2012）從經濟學角度，認為企業價值的大小取決于企業如何對所擁有的資源進行優化配置，其可以表示為：企業價值=資源+企業能力（資源配置）。由此他們推出企業的價值驅動因素為擁有的資源和企業能力。所謂企業擁有的資源，主要包括物質資源、人力資源和財務資源，即為經營性因素。企業能力反映出企業的財務性因素，主要表現為生產運作能力、人力資源管理能力和財務營運能力。而王玉英（2011）以智力資本理論框架為理論基礎，將企業價值定義為賬面價值和智力資本價值的和。其認為決定企業價值的財務性價值驅動因素為EVA值，而經營性價值驅動因素為智力資本，即人力資本、組織資本、顧客資本和技術資本。他以稅后凈經營利潤與資本成本之差表示EVA值，該值與傳統的財務指標如凈資產收益率、投資回報率等指標相比，綜合了財務報表中資產負債表和損益表全部科目，能更全面地反映一個企業真實的經營業績。
3 結語
綜上所述，現在對企業價值驅動因素的研究，多是從經營和財務兩方面出發，特別是加強了對經營性因素方面的研究。但對于價值驅動因素的確定，我們應注意其層次性和系統性。此外，價值驅動因素還必須盡量細化、微觀化，增強因素的可量性、可記性、可比性，以最終落實到企業經營活動的基層，便于管理和控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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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羅菲.VBM框架下的價值驅動要素分析[J].發展研究，2007，5：96-98.
[4]劉淑蓮.企業價值評估與價值創造戰略研究——兩種價值模式與六大驅動因素[J].會計研究，2004，9：67-71.
家族企業:既是原始的也是現代的
家族企業是一種古老而常新的企業形式，它的起源可能已經無從考證，其現代新版本可以隨手拈來。從一人、夫妻、父子、兄弟掌控到一個復雜的家族系列各種形式都有。創業者個人或家族的理念不同可能導致家族企業在制度形式和組織發展上走上完全不同的路徑。既有完全一人掌握股權的成功典型，也有不斷稀釋股權，創業者最后只占百分之二三的優秀范例。
家族企業并不必然是不符合“現代企業制度規范”的，其在現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也非常普遍，即使在美國家族企業也是經濟主導力量:75％以上的企業屬家族企業;家族企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40％;《財富》500強中有超過三分之一的企業可以被看作是家族企業;世界上最成功的一些企業就是從家族企業發展而來的，如強生、福特、沃爾瑪、迪斯尼等。
香港、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股權分散程度不高，一些家族資本作為大股東牢牢控制著上市公司，少數富有的家族掌控多數的上市公司股票。上市公司股東會和董事會中都是家族人士唱主角。少數像李嘉誠這樣優秀并誠信的企業家，能夠持續贏得其他投資者的信任，總愿意跟進，這是投資者的幸運。
美國那些股權高度分散、公眾持股的大企業多數也是從家族企業演化而來，美國股權高度分散的公司模式能發展起來，是其法律體系對中小投資者保護程度較高的結果。在有可信賴的法律保護條件下，大股東從控制上市公司中能夠獲取的私人受益有限，更不可能“淘空上市公司”、“把上市公司當做提款機”，大家也就愿意做小股東了。沒有太大的財產損失風險，誰都想搭搭便車，這是人性中天生的機會主義傾向使然。
家族企業有其不可替代的一些建立組織內部的信任和節約溝通成本的優勢。在政府退出、法律空白的地段，家族企業尤其能夠起到相當大的作用。來自血緣和親緣的信任機制畢竟是人類最古老而又最基本的構成要素。
家族企業治理的基本原則:劃清家族和企業的界限
未來十幾以至幾十年，中國的國企、外企和民企都會共存，上市公司中也會逐漸增加外資和民營背景的企業。家族企業則會是一種成長最快的力量。中國文化中強烈的家的概念，是我們的寶貴遺產，是想要砸爛和放棄也不可能的。如何使中國傳統的家族文化和來自西方的現代企業制度規范融合，解決好家族企業的公司治理，是應該十分重視的問題。其對于中國成功地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意義，絕不亞于國企改制重組和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完善。
從家庭、企業到國家，任何一種組織能夠合理地存在和有效地發展都依靠于其內部成員間共享的一種文化和價值觀念，以及基于這種文化和價值觀念之上的相互信任關系。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家族企業中，家族成員間特有的信任關系和相對很低的溝通成本，是其取得競爭優勢的有力源泉。但如果處理不好，讓家族政治進入到企業，并且進一步地讓外聘人員也卷入到了家族政治當中，則會阻礙企業的發展，上演幾敗俱傷的豪門恩怨。
家族企業一定要有一個家族委員會，在這個委員會上把家族內部有關企業發展計劃和家族發展計劃之間的矛盾以及家族成員內部的分歧解決好。有股權且在公司工作、有股權但不在公司工作、沒有股權但在公司工作以及沒有股權也不在公司工作的四類家族成員之間，在分紅、投資決策等等方面會存在劇烈的矛盾。在家族委員會上，處理好家庭消費和企業積累之間的矛盾，以及企業投資方向確定問題，形成一致的意見通過正式的渠道傳遞到企業中去，可在一定程度上預防和化解家庭政治對企業運作的影響。
家族企業發展中有所有權、家庭和企業三個軸線。所有權軸線有一人或夫妻二人控制、兄弟姐妹控制和堂兄弟姐妹控制等三個主要的階段。企業軸線有初建、擴展和成熟階段。家庭軸線有年輕的企業家庭、子女進入企業、父母子女一起工作和傳遞領導權等四個主要階段。這三個軸線上的每一個階段，家族企業的基本特征和面臨的主要挑戰都是不同的，需要相應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去處理和應對。聘請外部專家組建公司治理咨詢委員會，幫助家族企業系統地診斷和有戰略眼光地預防性處理這些問題是一個非常有效的選擇。
解決好公司治理問題，既能有效地防止家族企業因內部矛盾、政治而，也能為家族企業建立和實施有效的戰略計劃、贏取長期可持續競爭優勢作出貢獻。正如上市公司的董事會要在大小股東、股東和經理人及公司其他利害相關者之間起到利益平衡和關系溝通、矛盾化解的作用一樣，董事會要負責整合家族計劃和企業計劃。
建立家族成員、職業經理人和獨立董事各占三分之一的董事會，使董事會成為企業重大問題的集體自由討論和決策場所，可以幫助家族企業的所有權人和經理人之間建立和發展信任關系，并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證所有權人和經理人相互之間承諾的實現。董事會在提高家族企業戰略決策能力和提高管理決策質量，以及接班人培養等方面都能發揮有效的作用。董事會可以為家族企業的下一代提供家族企業之外的工作和生活經驗、關系網絡，充當下一代事業發展的導師。
家族企業制度建設與董事會發展的三個階段
家族和民營企業的創生和發展，在組織方面，大致要通過從一個人憑借熱情、機遇或某種固有的資源取得成功，樹立起一種絕對權威地位和領導角色的階段，到逐步引入智囊性人物或正式的智囊團，再到股權多元化之后法律要求必須建立正式的董事會這三個階段。
第二和第三階段之間的根本區別是，智囊團是在關鍵性能人的左右，而董事會是在CEO的上邊。能人和智囊團的關系取決于能人的人格修煉和智囊人物的誠心與說服藝術，說不說、說什么在于智囊人物，聽不聽、做什么則在于能人。CEO和董事會的關系則是董事會擁有決定性的權力。
企業制度建設進入第三階段――正式董事會階段后，實際的董事會結構從初始到規范大致經歷三個步驟，或說有三種類型的董事會結構。
首先是初始階段，往往是一元結構的董事會，董事全部由創業者構成。從董事會的管理角度而言，不管企業辦了多少年，做得多大，如果董事只是創業者，那也是初始階段，剛剛起步，風險很大。這種董事會往往不能選擇正確的人做董事，而且可能會出現以下三種風險:一是把管理層具體事務拿到董事會上來討論，經理和董事不分、小事和大事不分、管理與決策不分;二是只顧眼前急事和短期發展，思路不開闊，問題看不長遠;三是習慣按公司創始初期的一些成功經驗來思考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后面臨的新問題，憑經驗而不是憑科學決策。
然后是發展階段，建立起二元結構的董事會，由創業者和外部后來進入的代表資金或是技術的新股東董事構成。
最后是相對成熟階段的三元結構董事會:在二元結構上增加了第三方董事。第三方董事包括以下幾種類型:一是員工以員工持股會代表的身份進入董事會，這種董事有助于貫徹董事會決策，起到增加員工凝聚力的作用;二是職業經理人作為管理層力量代表進入董事會，這種董事帶來了外部先進的理念，作為管理者可以在資本提供方和創業者之間起到緩沖和溝通作用;三是聘請外部獨立董事。
家族和民營企業的治理結構轉型:有規律沒定式
中國企業所受到的一些過于簡單化的有關公司治理和管理規范化的思維定式的危害。這種簡單化思維定式的一個主要表現就是:家族和民營企業健全公司治理結構就一定要引進所謂的職業經理人，尤其是那些有過其他著名企業工作經歷的經理人。
縱觀管理百年，并沒有一種單向度的靠引進職業經理人來發展壯大企業的簡單定式。盡管總體上的大趨勢是多數企業遵循著從家族、私人創生到逐步走向股權公眾化、管理職業化的轉型模式，但這只是一個描述統計學上的觀察結果，而并非每個企業都要遵守的“科學定律”。在那些優秀的國際頂級公司中，也是各種模式都有。強生在20世紀40年代就與家族毫無關系，福特卻是百年之后仍然家族控制，你能說福特沒有建立健全現代公司治理結構嗎？在主流思維是全部由獨立董事坐鎮董事會、完全市場化招聘CEO的美國，卻又有巴菲特這樣的大師和巴菲特式的董事會（夫妻兒子全進去）存在，誰又能有充分的理由去指責巴菲特式的公司治理結構不健全、不規范呢？
這里的關鍵問題不在于誰做什么工作，誰在什么崗位，而在于各種工作和崗位是否都是按照最合理和最有效的現代公司治理原則與方式來設置和運作的。一位家族企業掌門人曾表示，將“親”定位在董事會，而將“賢”定位在經理層，他還舉例說，如果將他弟弟放在引進的職業經理人下面，經理人根本沒法管，因此要將職業經理人下面集團各個板塊的負責人全換成職業經理人。這本身就是對現代公司治理的一種過于簡單化的理解。為什么外姓的經理人就管不了企業內的家族成員？如果外姓經理人管不了家族成員，那么同樣，新引入的高層經理就管不了元老和老資格員工。其共同的原因就是企業內部各個層面還沒有按照一套制度來管理，企業還沒有完全對各種人員按照一個清晰定義的崗位和職責來配置和管理。
從二戰前日本的那些超級大型家族企業如三井、三菱，到今天美國的一些大型家族公司，家族成員進不進入公司以及進入什么崗位，都是按照一套規則來做的。有了一套平等競爭的規則之后，企業各個層面上的人員安排，都只取決于能力，最后形成的結構是一種自然演進的結果。家族里有人才并且有興趣，就能保持家族控制，家族里沒有人才或沒有興趣，就自然演化為外部經理人主導。企業高管是來自家族還是非家族成員，外部新聘還是內部提拔，本身都沒有好與壞或是規范與不規范之分。對于目前中國的很多家族和民營企業來說，也許比引進經理人更重要的是引進董事。
吉百利:一個英國家族公司治理轉型的案例
吉百利公司的前身是1824年在伯明瀚市開設的一家雜貨鋪，主要賣茶葉、咖啡、可可等。從治理結構角度看，這是家族企業發展的第一階段――相當于中國現在的個體戶。1831年雜貨鋪老板決定集中精力生產和銷售可可，以所有者兼總經理的身份建立了吉百利。家族企業進入了治理結構上的第二階段，成為一個比較正規的企業，但還不是股東承擔有限責任的公司。
1861年，創業者的兒子理查德和喬治接管了公司。企業的治理結構發生了一次轉型，從一種簡單的企業形式――一個人兼任所有者與經營者（個人獨資企業），讓位于第二種簡單的企業形式，二人之間的合作（合伙制企業）。當理查德?吉百利于1899年逝世時，企業發展到了3000人的規模。那時，企業轉入私人有限責任公司，吉百利兄弟承擔有限責任，董事會建立起來，并由家族成員組成。這是公司制家族企業治理結構的第一階段。公司制企業治理結構的一個基石，就是股東和董事法律責任的區分。
第二次大的變化來自1919年吉百利與福瑞公司的合并。J.S.福瑞父子公司是家族公司。從那時起，經營方式與雙方家族各自經營業務時有所不同――其目標是投資和增長――而且，他們是所有者而不是經營者，他們最關心的是分紅和股份的資本價值。
一、思想政治工作密切聯系企業的發展
思想政治工作要密切聯系企業的發展，要與企業的發展相結合，為企業經濟服務好。煙草企業思想政治工作必須圍繞企業的中心任務開展工作，要把企業思想政治工作同經濟工作相結合，寓思想政治教育于實際工作之中，這樣兩者才能相互促進、協調發展。企業思想政治工作不能脫離企業發展這一中心任務、中心工作，只有企業得到發展，國家利益才能得到維護，消費者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才能真正體現“兩個至上”行業共同價值觀。企業在開展思想政治工作的過程中，既要強調“政治”，又要貫穿“經濟”，應當堅持思想政治工作與卷煙經營銷售各項經濟目標相結合，把思想政治工作貫穿到各項實際工作中去。做員工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多站在企業改革發展的角度思考問題，使思想政治工作能與煙草企業的改革發展同步。
二、思想政治工作密切聯系員工實際問題
煙草企業員工的思想政治問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工作、生活中的實際問題所引起的，在做好有關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時，也要改善員工的工作、生活環境。例如在處理員工的收入、福利待遇和下崗員工的就業問題和實際經濟困難時，一味的講道理讓員工體諒企業現在所面臨的難處，讓員工提高思想覺悟自己先想辦法克服困難，企業在有能力解決員工的困難時再去解決。這樣不考慮員工現在所面臨的處境，不能真正解決員工在工作和生活中所面對的實際問題，這種思想政治工作就沒有發揮它的作用也收不到良好的效果。在企業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逐步提高員工的工資收入和福利，其目的就是讓全體員工得到實惠，使其熱愛企業，進一步增強企業的凝聚力。如：臺山煙草分公司有位員工的父親因車禍住院，經濟承擔不了這巨大的醫療費，公司聞訊立刻向員工發動倡議，為該員工捐款，在160多位員工共同努力下籌到兩萬三千多的善款，同時以公司的名義向政府的相關部門聯系，得到相關部門的各項困難資金補助，該員工接到善款的熱淚盈眶，聲音哽咽地說：“謝謝公司為我做的一切，我一輩子都忘不了！”這樣的事例還很多很多。因此，企業應把幫助解決員工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實際問題和困難作為解決他們思想問題的前提。對企業的困難員工自身的確需要考慮，但同時企業也應當想方設法地解決員工所面對的困難。當員工反映問題和遇到困難時，企業要關心員工，想方設法的幫助和解決，能辦到的事就要積級主動地去幫助解決，即使一時辦不到或解決不了的問題，也要給員工耐心地講清原則、制度和道理。
通過對員工思想上存在問題的解決，能夠提高他們自身的思想覺悟和對企業的認同感；而通過對員工實際生活上存在的問題的解決能夠提高員工的幸福感和對企業的忠實度。需要從精神和物質兩個方面同時對員工進行關懷和幫助，這樣使員工和企業建立起一種深厚的感情，有了這種感情做基礎可以極大的調動員工的積極性，讓他們踏踏實實認真工作為企業創造效益。臺山市煙草分公司近幾年來在做員工思想政治工作時始終緊密聯系解決員工的實際問題，如在工資套改、福利待遇、員工下崗等方面堅持做到以人為本，關心員工，以維護員工利益為從發點，不斷改善員工福利待遇和收入，實踐證明，效果顯著，員工的工作積極性被大大地調動起來。總之，要想與時俱進的做好企業思想政治工作，就必須將思想政治工作和員工實際問題密切的聯系起來，將思想政治工作和員工的實際問題相分離效果必定事倍功半。
三、思想政治工作密切聯系企業的規章
在開展思想政治工作時，要將它與企業的規章密切聯系起來。臺山市煙草分公司近幾年來十分注重將企業的規章制度融匯到思想政治工作中去，首先通過建立和健全各項規章制度規范員工的管理和行為，并在做員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中逐步滲透進去。煙草企業要對員工從思想意識上進行引導，通過用一些事實案例與員工進行交流使他們明白其中的道理，從而提高員工的思想政治覺悟，增強他們對是非善惡的判斷能力。在與員工交流中一定要注意結合身邊的人和事進行，這樣使員工能夠在內心的深處引起強烈的共鳴，真正的理解透、感受到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這樣融規章制度教育于談話交流中進行更容易得到員工們的認同。通過對員工進行貼近心扉的思想教育和嚴謹規范的企業規章制度管理，培養出他們優良的思想意識和崇高的職業道德精神。煙草企業要做到紀律嚴明、制度規范，就需要與時俱進做好企業思想政治工作，在新形勢新階段里，要切實將企業思想政治工作與企業的規章制度聯系起來，要充分體現出思想教育工作的引導性，保證規章制度的規范性和實用性。通過兩者的緊密結合相互推動，促進企業各項工作的順利開展。
四、思想政治工作密切聯系企業核心價值觀
新理財（以下簡稱“新”）：從國際范圍看，上世紀90年代以來，CFO在公司管理中的作用日益顯要。中國公司的CFO目前也面臨著職能上的轉型。以您的觀點看，CFO應在公司中發揮什么樣的作用？
寇日明（以下簡稱“寇”）：用兩句話來概括CFO的作用，就是在資本市場上籌到足額合適的資金，在生產經營活動中管理好、用好資金。
在資本市場上籌到足額合適的資金，就是說在需要錢的時候能籌到錢。合適的資金是指需要債務還是需要股權、是長期資金還是短期資金、是浮動利率債務還是固定利率債務、是外幣還是本幣等等。要能夠通過融資，不僅支持企業的產品經營，而且使企業長期保持一個健康的財務結構。不是說有錢就可以拿來用的。
在生產經營活動中管理好資金，是說對企業的所有收入和支出要管理好、匹配好、用好。在其他投資上，不管是實務投資，如收購資產，還是短期資金的管理，要把這些可用的資金用好，不能亂來。比如我們是發電公司，有個什么公司說你們錢這么多，你拿來我給你運作一下，風險怎么低，收益怎么高，你說能不能干呢？我說不能干。因為我們是靠發電賺錢的，不是靠所謂的運作。
我認為不能一味說CFO多么重要，財務總監就是財務總監，不能一味夸大自己。為什么財務總監不是CEO而是CFO呢？就不是CEO嘛！
新：我注意到您在多個場合說過神話資本市場功能的危害，資本運作真的不是企業做大的捷徑嗎？
寇：資本市場確實是企業做大的最重要，也是最好的工具，但這里有一個前提，就是你在產品市場上是經營成功的，你的產品是有競爭力。沒有這個前提，資本市場運作就變成了為企業挖掘墳墓的工具。我比較兩個公司，一個公司領導特別懂資本運作，另一個公司領導是個工程師，不懂資本運作。兩個公司都在實業領域。這個工程師說，我什么資本運作都不做，我就兢兢業業把這個工程建好。另一個懂資本運作的公司領導說，這個錢我暫時用不著，是不是拿去賺一把，賺回來以后再搞這個工程，結果這個公司搞得一塌糊涂。這樣的例子在中國過去的十年當中簡直是屢見不鮮。你說哪個好？哪個實現了公司目標？是那個老老實實做工程的領導實現了公司目標。而那個花心的領導老覺得錢賺少了，肯定沒有實現公司目標。所以道理非常簡單。資本運作的目的是使企業做大，產品規模做大。一個企業如果不以產品市場的經營作為基礎進行資本市場運作，這個企業就是在玩累卵游戲。即便進行了幾次成功的運作，也一定是曇花一現，總有一天會轟然倒塌。
新：那么一個公司如何才能做大做強呢？
寇：一個公司經營最重要的戰略就是專業化經營，不管是從規模優勢，還是能力上說，專業化經營比之多元化經營都具有優勢。首先，隨著市場國際化程度的不斷提高，企業的專業化分工也越來越細，不僅一個企業，甚至一個國家都在尋求自己的比較優勢。其次一個人只能做好一件事情，一個企業也一樣。只有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才可能做得比別人好。第三，企業規模大才能有優勢，真正能成百年老店的企業都是長期集中在某一個行業。我老舉一個例子，就是吉列刮胡刀，做了多少年了，天天都在研究怎么更新換代。一個刮胡刀集中了很多高科技的東西。它做別的可能也能做好，為什么不做？因為這么大的市場已經夠了。所以企業長期來講一定要專業化經營，對專業化戰略的執行一定要持之以衡，不能見異思遷。經常有人一個事情做得好好的，一看見別人賺錢了，就老想賺那個超額利潤。其實市場經濟越發展，賺到超額利潤的機會就越少，賺到超額利潤的時間也越短。要想長期地和別人競爭，只能靠自己的實力，集中精力，持之以衡地在一類產品上創新、研發，把產品做得更好。真正的核心競爭力是再往前走的能力，大家都在這條路上走，我跑得更快。
做大是指企業要有持續擴張的意愿和能力，其前提是股東價值的最大化。做強則體現在企業的盈利水平和持續創造價值的能力上。企業要做大做強，首先要找到具有市場前景的產品，找到自己的比較優勢，建立并專注于自己的核心業務。其次要具有能夠保證企業健康素質的公司治理結構、企業文化和具有開拓創新能力的企業管理者。第三要在利潤增長的同時尋求規模的擴張，通過規模擴張求得公司價值的持續增長。
新：您在前面談到了股東價值最大化，能具體談一下您的看法嗎？
寇：公司價值理論上的定義是企業自由現金流的折現值的和。自由現金流就是企業的凈利潤加上折舊。折現值就是每年的現金流貼現到今天累加起來，這是公司價值。簡單地講，公司價值就是每年的凈利潤乘上它的經營壽命。有的公司可以用不正當手段把某年的利潤做得很高，但是這會損害企業的壽命。公司管理層應該這么理解，凈利潤大了不是股東價值最大化，凈利潤還要乘上公司的經營壽命才是股東價值。你一年就倒閉了，盡管那一年利潤很大，但公司的價值很小。我是百年老店，年年都有現金流，我的公司價值就很大。為什么叫持續發展，提高盈利水平，就是這兩個乘起來才等于公司價值。所以要對股東價值理論上的定義和實際怎么理解有一個清晰的概念。把這個理念用到公司的管理當中，就應該這么來想。公司的經營要健康，健康才能長壽。
新：長江電力自上市以來保持了穩定的業績增長，在同行業中處于領先地位，請問貴公司采用了什么競爭戰略？又是如何控制經營風險的？
寇：公司的競爭戰略只有兩種：一種是成本領先戰略；一種是差異化戰略。電力基本上沒有什么差異化戰略，不管火電、水電都是電。只有成本領先，成本低才有競爭力。我們公司主要是成本控制得比較好，所以我們的競爭力就比較強。關于成本控制，一個企業除了生產環節的成本之外，因為多元化導致的成本增加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比如一個好好的發電企業不老老實實地做主業，今天在這兒搞個酒店，明天在那兒搞個賓館，這上面的成本支出往往是損害企業長遠利益、損害企業長期發展的關鍵。電力企業如果要說控制成本大家都一樣。水電第一是折舊，占50%，財務費用占20%，大修理費用占10%，剩下一點人工費用。就這么幾項。所以成本控制大家的水平都差不多。如果有成本不一樣的，那些成本大的企業背后一定有很多的樓堂館所。這些東西占的份量很大。我們主要是主業集中，集中精力做發電，而且主要是水電。
公司的風險分很多環節，一個是電力生產的風險，如沒有完成電力生產任務，原因一個是來水少，一個是設備出了故障。這是生產經營中的風險。還有一個風險是市場風險。如電力價格沒上去、發了電賣不出去等。如果說財務風險的話，如電費回收、利率變化和匯率變化導致的成本增加、融不到資等是與財務有關的風險。在電費回收方面，2004年我們的電費回收率是100%。這主要是因為我們和購電企業共同努力建立了一個好的誠信合作關系。我們稱為把水流變成電流，把電流變成現金流。電費回收好，一是因為我們電價比較有競爭力，葛洲壩歷年電價水平比較低，只有一毛五，其他電站電價水平都比較高；二是我們和購電方簽訂了非常嚴格的合同，大家都按照合同來辦事。國內有些電站可能是計劃性分配，合同簽得不是很嚴格。我們的合同非常明白，按照合同，我們沒有發生過欠費。電網公司對我們也很支持，我們共同建立了比較良好的以信譽為基礎的合作關系。
新： 您在工作理念中提到“公司的戰略目標要通過全面預算管理的方式層層落實下去。”那么公司是如何實施全面預算管理的？
寇：實行全面預算管理的關鍵看大家認識是不是一致，認識一致就要有一個配套的制度出來，大家都要執行這個制度，沒有預算的開支就不能列進來，超支就不能花錢。我們對下屬單位的考核指標，一是安全生產；二是管理創新；三是預算執行情況。預算有兩種：一是費用預算；二是資本性支出預算。管理費用在我們公司占的比重非常小，費用比較清楚，哪些東西應該花錢，哪些東西不應該花錢，都有制度，基本上能按預算執行。如果這個都不能執行，公司就沒有管理了。資本性支出預算的編制非常重要，資本性預算做不好，盡管不形成當年成本，但它不僅會增加企業今后的成本，而且會使企業偏離主業方向。
新：您認為一個好的CFO應具備哪些素質？您是怎樣做CFO的？
寇：CFO首先要懂得戰略；其次要懂得怎么把這個戰略付諸實踐。所謂付諸實踐就是能夠發現戰略執行當中的問題，因為你更懂公司價值，更懂公司價值最大化是公司追求的目標。再一個就是把公司的長期目標通過預算的方式一年一年地實現。CFO應該一個心眼地做好一件事情，你可以把這叫做刻板。有的人看見什么賺錢就做什么，我就不能認同這是一種戰略。我認為要專心，專心致致地做好一件事情。這個是我對戰略的理解。我是按照我的理想在做這個公司。我認為我已經知道一個公司存在的目的在哪里，它存在的目的就是給股東創造價值。我剛才講了，創造價值一是要把這個企業做長久，二是要把企業利潤做大。什么叫做長久，健康才能長壽。企業管理要健康，制度要健全，文化要健康，這樣才能做長久。當然也要不斷更新思路。利潤就是增加收入，降低成本。一個財務總監就是圍繞這兩個題目做你應該做的事情。
新：可以看出您是一個務實的人。作為一個績優藍籌公司的財務總監您有壓力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