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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于漢朝開國皇帝劉邦故鄉的朱存明先生便是漢畫像石的真正知音。在接連發表了一系列的重量級漢畫像石研究論文之后，在取得了國家社科基金課題立項資助之后，他決計走出書齋，走向茫茫大地，用他那顆敏感的心靈去諦聽先民的回聲。于是便有了案頭這一部《圖像生存――漢畫像田野考察散記》。
筆記特點有三。
其一是圖文并茂。在這個視覺文化重新被喚起的讀圖時代，這也許并不新鮮，但《圖像生存》畢竟與別的圖書不同。首先是必須圖文并茂。這是真正尊重歷史的具體體現。世界各民族的藝術發展史大致都經歷了這么一個圖――文――像的時代，漢朝作為中古時代的前期，雖然有了秦篆和漢隸的誕生，但那一卷卷沉甸甸的竹簡仍局限于廟堂之高而無法走向江湖之遠。因此，圖像仍然是最為普泛的藝術存在方式。因此筆記就不能不對這些至今讀來仍栩栩如生的畫像石視而不見。其次是圖文有機。目下的圖書市場，插圖本流行，走向極端就是為圖文而圖文，圖與文的嚴重分裂使得圖文書走向了它最初立意的反面。《圖像生存》全不是如此。其配圖之精、之巧、之恰、之有機為同類圖書之罕見。
[關鍵詞]《譯語類解》；漢語學習書；研究成果
[中圖分類號]H1-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007（2017）03-0028-04
一、 《譯語類解》與“四學”
自古以來朝鮮就非常重視外國語學習。1276年，高麗朝設立了“同文館”（后來改稱為“司譯院”）專門用來培養外語人才，其后的朝鮮朝也沿用了“司譯院”這一名稱。設立“司譯院”的初衷是為了朝鮮人學習漢語以加深對中國的了解并促進兩國外交。隨著外語科目的不斷增加，除漢語外，還先后設立“四學”“四學”指“漢學”（1393）、“蒙學”（1394）、“倭學”（1415）、“女真學”（1426），1667年，“女真學”改稱為“清學”。。“四學”的代表性文獻分別為《譯語類解》（1690）、《同文類解》（1748）、《蒙語類解》（1768）、《倭語類解》（1780）。這些文獻均可把漢語、滿語、蒙語、日語與朝鮮語進行對譯起來。并且把詞匯分類成天文、時令、地理等幾十個類別，逐次解釋其含義。因此，這些文獻被稱為“類解”文獻。
“四學”以漢學為中心。因此，“類解”文獻當中最早刊行的《譯語類解》成為樣板。它的重要地位主要體現在文獻之間的性質、形式、目錄、標題語的提示方法上。
第一，《同文解》、《蒙語類解》及其他類解類文獻的內容與形式都受到最早編撰的《譯語類解》的啟示。它們均將詞匯分為天文、時令、地理等門類，先寫漢語詞條，然后寫朝鮮語，最后用朝鮮語標記滿語、蒙語詞語或詞組。
第二，從文獻的門類目錄里不難看出《譯語類解》對《同文類解》、《蒙語類解》的影響。從目錄上看，三者在內容和形式上沒有太大的差異，即《同文類解》是以《譯語類解》為基礎，《蒙語類解》是以《同文類解》為基礎編撰的。
第三，《譯語類解》的重要地位體現在標題語的提示方法上。《譯語類解》的釋詞順序與《同文類解》和《蒙語類解》的釋詞順序都是“漢語-朝鮮語-外國語”。[1]（8～9）
總而言之，《譯語類解》在內容上、形式上為其他“類解”類文獻的編撰起到重要作用。
二、《譯語類解》的性質
《譯語類解》屬于漢學，為木刻版，分上、下兩卷，共計62個門類。其中上卷43個門類，下卷19個門類，詞匯總數共計4781條。它的釋詞方式為：先寫漢語詞條，再用朝文標記單字的中國音，最后用《訓民正音》標記詞的釋義。中國音有左右兩種，左側為正音，右側為俗音。其標記方式可分為七種：以“標題語 --”形式標記的，此類標記方式有173個，占總標題語的3.6%；以“標題語 -- +[ha]”形式標記的，此類標記方式有11個，占總標題語的0.2%；以“標題語 漢字詞”形式標記的，此類標記方式有159個，占總標題語的3.3%；以“標題語 漢字詞+朝鮮語”形式標記的，此類標記方式有298個，占總標題語的6.2%；以“標題語 -- +朝鮮語”形式標記的，此類標記方式有15個，占總標題語的0.3%；以“標題語 漢字詞+[ha]”形式標記的，此類標記方式有46個，占總標題語的1%；以“標題語 上仝”形式標記的，此類標記方式有660個，占總標題語的13.8%。屬于這七種的詞匯有1362個，約占總標題語的28.5%。除這七種標記方式之外，為了補充說明，《譯語類解》還在解釋詞下方或左邊以方音形、呼形、或形、或稱形、或呼形、或曰形、或云形、或作形、今俗或形、舊釋形、朝鮮語解釋形、漢語解釋形、俗稱形、俗呼形、俗音形、一名形、一云形、一作形、亦作形、音形、又音形、又今俗形、曰形、云形等24種形式來進行補充解釋。屬于這一類的詞匯有210個。[2]（93～106）
《譯語類解》在其大部分門類中，并未區分由單字、雙字、三字、四字構成的詞匯，僅按照內容大體上排列了詞序，但在最后的門類“瑣說”和“瑣說補”中，則按照“二字類”、“三字類”、“四字類”的音節數將單詞進行了分類。“四字類”詞匯沒有標記左右音，否則會有破壞文獻的分段格式的因素存在。同時，此類詞匯可以通過前面各門類中出現的詞匯來讀出其音，因此不需要標記左右音。
我們通過解釋詞的標記方式可得知以下幾種現象。
第一，能考察研究固有詞和漢字詞并存時期的近代朝鮮語詞匯體系。
第二，編者們為搜集不同地區的漢語口語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這一點可以從補充解釋詞里出現的“南話”、“關內”、“吳楚人”、“關東”、“江東人”、“北方人”、“山東人”等詞匯推測出來。
第三，對應于一個朝鮮語解釋詞的漢語詞匯不只一個，即文獻出現了一對多的對應。如，“癇疾”除“[]”之外還具有“驚癇、疾、發暈風、羊角風、牛吼風”等漢語解釋詞。
第四，當時存在比標題語的右音（俗音）更接近現實的音。這些音的存在給俗音的變化研究提供實際性的語料。
第五，用朝鮮語的合用并書（如“”）能標記漢語的全濁音。
第六，通過方音形、呼形、或形、或稱形等24種形式的解釋方式，我們可以發現《譯語類解》的編者們并非僅參考了中國的某一個詞匯集，而是參考各種詞匯集。由于被利用到的韻書或詞匯集不同，其解釋方式也不同，即同時參考了 《物名考》、 《譯語指南》、《訓蒙字會》、《類合》等文獻的可能性較大。比如，崔世珍的《訓蒙字會》中就出現了多種多樣的釋詞方式。
第七，《譯語類解》不僅是一部詞匯集，更是一部相當出色的韻書。因此，我們應該把它的文獻性質定位為一部韻書――詞匯集。
17世紀是近代朝鮮語形成的初期，所以《譯語類解》引起了學者們的普遍關注。我們雖不能斷定這一時期刊行的文獻資料的數量，但它無疑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韻書――詞匯集，并成為了研究17世紀末漢語和朝鮮語的語音及詞匯的寶貴資料。
三、《譯語類解》的研究成果與研究的必要性
在國內，學者們雖然對朝鮮刊行的漢語學習教科書的研究成果層出不窮，但是對《譯語類解》的研究成果僅有兩篇。而在韓國，從1970年至2010年，學者們對其研究從未間斷過。在此，我們可以把這些研究成果概括為五大類。
第一類是與包括《譯語類解》在內的“類解”類文獻有關的概括性研究。這一類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鄭光的《類解類譯學書》（《國語學》7，1978年）， 洪允杓的《國語詞匯文獻資料》（《國語學論叢》，1985；《18，19世紀韓文注釋類書》，《周時經學報》，1988），林志龍的《國語分類詞匯集的體系與相關性》（《國語學》19，1989）， 安美景的《朝鮮朝譯學書的版種x究》（成均館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89）， 郭財勇的《類解類譯學書的身體部詞匯研究》（慶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94）， 延奎東的《近代國語語匯集研究――以類解類譯學4書為中心》（首爾大學校博士學位論文，1996）。
第二類是與書志學（目錄學）及《譯語類解》有關的個別性研究。這一類的主要研究成果有：李基文的《譯語類解解題》（《譯語類解影印本》，亞細亞文化社，1974），沈在箕的《關于近代國語的語匯體系――以譯語類解的分析為中心》（《國語學的新的認識和展開》，《金完鎮先生回甲紀念論叢》， 民音社，1991），鄭光的《譯語類解譯語類解補》（《韓國民族文化大百科全書》，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1991），洪允杓的《譯語類解?譯語類解補解題》（《譯語類解影印本》，弘文閣， 1995），延奎東的《P于譯語類解現存本的一考察》（《國語學》26，1995）， 宋基中的《譯語類解?譯語類解補解題》（《譯語類解影印本》， 奎章閣，2005）。
第三類是與漢語語音有關的研究。這一類的主要研究成果有：蔡英純的《譯語類解所見中國語音系之研究》（臺灣文化大學碩士論文，1978），《從朝鮮對譯資料考近代漢語音韻之變遷》，臺灣師范大學博士論文，1986），孔在錫的《譯語類解的中國語音系》（《亞細亞研究》82，1989），沈小喜的《譯語類解小考》（延世中語中文學會，1992），金基石的《朝鮮韻書中所反映的明清音系研究》（延邊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98），金銀珠的《譯語類解的中國語音系研究》（韓國外國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2）。
第四類是與《譯語類解》的特定語法現象有關的研究。這一類主要的研究成果有：鄭秀惠的《譯語類解的造語法研究》（德成女子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92），李珠麗的《通過譯語類解的朝鮮時代漢語詞匯研究》（木浦大學校碩士學位論文，2007）。
第五類是與《譯語類解》的部分詞匯有關的研究。這一類的主要研究成果有：福田和展的《〈譯語類解〉》中に“上仝”と記された語匯について》（大東文化大學外國語學會志18， 1989），金永日的《〈譯語類解〉中的韓國語難解詞》（《語文學》80，2003），金銀婷的《以詞匯集為中心的朝鮮時代服飾名稱研究》（加圖立大學校博士學位論文，2005），樸香玉的《譯語類解》的瑣說類詞匯研究》（ 仁川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姜勇仲的《〈譯語類解補〉商業詞匯研究》（韓國中文學會，2011），郭君男的《〈譯語類解〉漢字詞匯研究》（慶星大學碩士畢業論文，2015），曲赫、方東杰的《〈譯語類解〉疑難詞釋例》（《通化師范學院學報》，2011）以及《〈譯語類解〉簡論》（《通化師范學院學報》，2013）。
總體來看，其研究結果大部分是短篇的、分散性的，而且基本都是有關韓文（朝文）的研究（除了曲赫、方東杰之外）。換句話來說，幾乎沒有總體體系下的關于近代漢語的研究成果。在這種情況下，就有整理、研究《譯語類解》的漢語詞匯和語音的必要性。
四、對近代漢語研究的重要意義
（一）對近代漢語詞匯研究的重要意義
從20世紀30、40年代到解放前后，這一時期的近代漢語研究集中在詩歌等特殊文體的詞匯研究上。在這一領域的研究里，張相、徐嘉瑞起到先驅作用。建國以后，近代漢語研究在以下兩個方面取得了較大的進步：一是以綜合理論性專著為代表的宏觀研究。這一類研究成果主要有：王力的《漢語史稿》（中華書局，1980），向熹的《簡明漢語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潘允中的《漢語詞匯史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蔣冀騁的《近代漢語詞匯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蔣紹愚的《近代漢語研究概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袁賓的《近代漢語概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蔣冀騁和吳福祥的《近代漢語綱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另一類是以作品分析為代表的微觀研究。這一類研究成果主要有：張相的《詩詞曲語辭匯釋》（中華書局，1954），蔣禮鴻的《敦煌變文字義通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戴望舒的《小說戲曲論集》（作家出版社，1958），孫楷第的《滄州集》（中華書局，1965），王季思的《玉輪軒曲論》（中華書局，1980），錢南揚的《漢上宸文存》（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許政揚的《許政揚文存》（中華書局，1984）。[3]（61～62）但在國內，近代漢語詞匯的研究在數量上與古代或現代漢語詞匯的研究相比有著較大差距。
《譯語類解》是近代朝鮮語時期刊行的一部文獻，同時這一時期也是近代漢語形成時期。所以我們可以說，《譯語類解》是收錄近代漢語時期的口語式（方言）詞匯的一部很好的漢朝對譯書。其理由為：首先，明清時期分類詞匯集的第一詞條一般由單字形文語形構成，而《譯語類解》里的第一詞條是由口語自立形式的詞匯來構成。其次，400多個漢語詞條，每個都具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漢語解釋詞。如，與詞條“癇疾”對應的次要解釋詞甚至達到五個：“驚癇”、“癲疾”、“發暈風”、 “羊角風”、“牛吼風”。最后，次要解釋詞里還收錄了“南話”、“關內”、“吳楚”、“關東”、“江東”、“北方”、“山東”等地的方言詞匯。因此，我們可以確定《譯語類解》是一部收錄了近代漢語形成時期的口語式（方言）詞匯的詞匯集。所以對于它的漢語詞匯研究的意義不僅在于能夠幫助我們理解和整理這一時期的古籍，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我們了解漢語詞語構詞法的發展演變過程，為研究詞義的發展演變過程提供真實的語料。
（二）對近代漢語語音研究的重要意義
眾所周知，大多數近代漢語音韻體系的研究論文所引資料一般限于中國的各種文獻資料。但由于中國的文獻資料是用漢字來標記的，所以，在音值的構擬上具有較大的隨意性和局限性。而朝鮮具有悠久的音韻研究傳統，并且文獻資料延用著以拼音文字《訓民正音》注音的音韻學方式。朝鮮的注音韻書、對譯辭書以及V文書對中國近代漢語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通過朝鮮文獻研究漢語近代語音是一項具有中國特色的研究課題，[4]（1）其代表性研究學者有金基石（1998）、李得春（2002）。金基石的研究屬于近代漢語音韻的理論研究，而李得春的研究則是近代漢語語音的參考子表。[4]（2）吉林省《社科信息報》（1998年10月30日）曾高度評價李得春的《朝鮮對音文獻標音手冊》。“由李得春教授主持的這項課題全面整理進而與近代漢語做系統比較，用翔實的資料、寬廣的視野對近代漢語音韻體系的演變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將近代漢語音韻體系的研究擴展到新的廣度和深度。《手冊》工程浩繁，設計精心，操作細密。這部書無疑是研究朝鮮語音史和近代漢語語音史最為得力的工具書。該項目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使用價值，它將為我國語言學事業的發展做出積極貢獻。”[4]（3）但《譯語類解》與之不同。李得春雖然認為《譯語類解》很重要，但是學術界一般把它看成一部詞匯對譯書，所以當時未被選用。
從這個角度來分析，《譯語類解》的研究結果不僅能為朝鮮語語音系統的研究提供參考價值，而且對于中國近代漢語，以及上古、中古漢語研究乃至中國漢字音演變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參考價值。比如，在聲母方面，左音的中古全濁聲母有的還保留著濁音，但右音的中古全濁聲母已經消失，平聲字變為次清，仄聲字變為全清；中古整齒二等字大部分發生卷舌音化；中古見組和精組聲母還沒發生鄂化等等。在韻母方面，右音中的中古入聲字的韻尾[-p]、[-t]、[-k]完全消失；中古日母字當中，止攝開口呼字變為兒化等等。
總之，《譯語類解》是近代朝鮮語時期刊行的漢語學習書，而它的刊行年代又正處于近代漢語形成時期，因此它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近代漢語的特征。對《譯語類解》中的漢語詞匯和漢語語音的研究成果將有助于促進漢語語音史和詞匯史的進一步深入研究。
參考文獻：
[1] 金哲俊：《“類解”類文獻中的漢-朝詞匯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2] 金哲俊：《再論〈譯語類解〉》解釋詞標記法》，《東亞視角下的韓國學研究》，南京大學韓國學研究中心，2015年。
漢中市漢臺區文廟巷的漢中市種子質量檢驗站院內，一座著紅磚頭墻壁舊樓的二樓盡頭，是三間掛著漢研協會《天漢》編輯部、天漢書畫院與天漢講臺的辦公室，這里是漢中市漢文化研究協會。
創辦這個協會的是漢臺中學的退休老師姚璞。姚老師說，2004年，陜西省弘揚漢文化研究中心欲在全省各地市建立基地，他受聘開始了漢中市的漢文化研究工作。
2006年，姚老師創辦了內部刊物《天漢》雜志。“我們以這個雜志為載體，開始了以漢中兩漢三國時期歷史文化為主要內容的研究活動。”姚老師介紹說：“此后的十多年間，漢中市研究漢文化的一大批專家和愛好者聚集到我們的協會中來，比如：陜西理工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院長梁中效教授現任協會副會長，還有學者孫啟祥等人。最近幾年協會的力量在不斷發展狀大。”
2014年，陜西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授予漢中市漢文化協會“陜西省社會科學普及基地”。2016年，《天漢》雜志被《陜西日報》推為科普讀物。
據統計，《天漢》雜志已經出版發行了40多期，其主要代表作品都是與漢文化研究有關的論文與詩文。很多會員還出版了個人研究著作，其中代表作品有孫啟祥的《漢中歷史文化論集》《蜀道與三國》、劉長源的《漢中古史考論》、李建國的《漢字文化探源》等等。
如今，漢中漢文化研究協會下設龍崗文化研究部、褒姒文化研究部、漢臺文化研究部、張良文化研究部、張騫文化研究部、三國文化研究部。
漢中漢文化研究協會開展的各種活動與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應出漢中市漢文化的研究現狀。
研究方向
漢中有些漢文化研究專家把“漢水文化”作為地域文化研究課題，但另有研究者認為，漢中畢竟只是漢水的上游地帶，占絕大部分的中下游在安康市及湖北省，支流涉及河南省。因此，漢中人要研究漢水文化，難免有以偏概全之嫌。
1990年代以來，原漢中師范學院聯合安康、商洛及湖北省學者研究漢水流域文化。2005年，陜西理工學院發揮高校優勢，聯合以上地區的學者專門成立了漢水流域文化研究中心，拿出了一批成果。
也有一部分專家認為，作為文化形態意義上的“漢中文化”一直尚未形成，且很難拿出較具規模的、具有向外展示的代表性的“漢中文化”，即使勉強推出“漢中文化”概念，也很難得到更大范圍的社會認同。而 “漢族文化”這個概念又太大，研究的涵蓋面太寬，涉及中國絕大部分版圖內的地域、人文、歷史、經濟、社會等方面，幾乎包括我國幾千年的全部歷史，這是任何一個機構或社會團體都難以作好的大文章。
因此，近幾年，漢中官方及專家學者認為，“漢文化”研究的著眼點應放在“漢代文化”這個重點上，結合漢中在兩漢三國時期的人文資源，進行多方位性研究。“漢代文化”是“兩漢三國文化”的核心所在，有人又稱其為“三漢文化”。
按三漢歷史事件的順序，漢中是漢王劉邦封國，是漢朝發祥地，這里發生過劉邦拜將、出定三秦、張修張魯傳布五斗米道、曹操戰降張魯、定軍山之戰、劉備自立漢中王、諸葛亮北伐曹魏等故事；按人物，這里有劉邦、蕭何、張良、張修、張魯、曹操、劉備、魏延、姜維等人活動的史實。漢中是張騫、李固家鄉，蔡倫、班超封地；按現存遺跡遺存，漢中有古漢臺、拜將壇、飲馬池、張良廟、漢王城、張騫墓、蔡倫墓、武侯祠、武侯墓、馬超墓、虎頭橋、張魯城、張魯女墓、石門及褒斜棧道、故道、米倉道、金牛道、儻駱道等。
漢中保存著眾多的漢代文物及金石文獻，古代典籍中，記載以上三漢文化內容的資料不少，值得挖掘與研究。
機構與活動
2010年11月，姚璞與梁中效等專家參加了在湖北襄樊市興辦的三國文化研討會。姚璞說，“當時我就想，諸葛亮在漢中勉縣定軍山下長眠千年之久，可我們卻從漢中跑到襄樊來參加三國文化研究基地落成典禮，這是為啥？”
其實，早在1983年，襄樊、漢中、成都三地的史學界與文物工作者就曾聚集湖北襄陽的隆中，共同商議聯合成立諸葛亮研究會，并在三地區（市）分設聯絡處。漢中是諸葛亮研究會的發起者和早期全國諸葛亮學術研討會的承辦者之一。
起初，漢中地區文管會負責漢中的聯絡工作，后又改由漢中市博物館負責。1983年10月，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館、湖北襄樊市文化局、陜西漢中地區文化局聯合成立諸葛亮研究會，并在成都舉行了第一屆年會。1984年10月，漢中地區文化局在勉縣主辦諸葛亮研究會第二屆年會，發行了《諸葛亮研究文集》。諸葛亮研究會在早期還編選并內部印刷了四冊資料集，其中第三集由漢中編印，收錄論文和其他資料38篇。
1990年代，《漢中師范學院學報》曾設立《三國研究》專欄，編輯“三國文化與漢中”研究專輯，發表了一批學術論文。
2000年以后，在全國各地以諸葛亮研究為主題的三國文化研究空前活躍的情況下，漢中市的研究卻跟不上形勢，三國文化研究呈現衰退之勢。2002年9月，漢中市文化局主辦了第十三屆全國諸葛亮學術研究會，因未出版論文集，受到全國學界詬病。此后，諸葛亮研究會漢中聯絡處基本停止了各項活動。
直到2006年起，漢中漢文化研究協會在《天漢》雜志上陸續發表一些關于三國歷史文化的文章。2009年9月，勉縣人民政府承辦了第十六屆全國諸葛亮學術研究會，收到論文77篇，會后編輯出版論文集《定山下論三國》。這是漢中市舉辦的一次引人注目的全國性的三國文化研究活動。
2007年，漢中漢文化研究協會參加了陜西省漢文化學術研討會。此后，姚璞還和梁中效等人一起參加了長安文化資源研討會以及“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學術研討會等。
2012年3月，漢中漢文化研究協會啟動了《天漢文化叢書》的編撰工作。
多年來，漢中學術界以陜西理工大學對兩漢三國文化的研究最為活躍，以梁中效教授為代表的陜西理工大學的學者們不僅積極參與全國的漢文化研究工作，而且還成立了兩漢三國文化研究所、秦嶺與蜀道文化研究中心以及漢家發祥地文化研究中心。
2016年12月，陜西理工大學主辦了陜西省首屆“絲綢之路青年學者論壇”漢中分論壇城固會場“張騫精神及秦蜀古道文化研究”學術研討會。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徐衛民做了《張騫與絲綢之路》專題報告，陜西省文化遺產研究院學者巨東做了《秦蜀古道在漢中的延伸》專題報告，上海博物館研究員、書畫研究專家陶喻之做了《張騫泛槎》專題報告，陜西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王暉做了《張騫鑿空西域之前中西文化交流的幾個特點》專題報告，陜西理工大學文旅學院院長梁中效教授做了《張騫文化和中華文明》專題報告。會后編輯印制了會議論文集，收錄論文45篇。
2017年5月，“2017第二屆中國漢中棧道文化峰會”在漢中舉行。中國民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紀連海，四川西部經濟文化發展研究院蜀道文化研究所所長朱福全，西安外國語大學旅游學院院長、陜西旅游研究院院長潘秋玲，陜西理工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院長、秦嶺與蜀道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兩漢三國文化研究所所長梁中效，漢中文化名市建設顧問、陜西理工大學漢水文化特聘研究員、文化學者黃建中等參加了此次論壇。各位名家的精彩觀點和建議，對進一步推動古棧道歷史文化價值研究，助力古棧道保護與傳承起到了積極作用。
近期，陜西理工大學還欲申請籌備“中國秦蜀古道歷史文化暨世界文化遺產申報國際學術研討會”。
兩漢文化研究
余秋雨在游漢中時感慨：“我是漢族，我講漢語，我寫漢字，這是因為我們曾經有一個偉大的王朝――漢朝，而漢朝與漢中密不可分，漢中這地方不來，那我就非常遺憾了。因此，我有個建議，讓全體中國人把漢中當作是自己老家，每次來漢中當做回一次家。”
漢中自古有“天漢”之美稱，天漢者，漢人之謂也。自漢高祖創世以來，其王朝以“漢”冠名，繼而漢人、漢族、漢語、漢文化之稱謂得以確定。1994年，漢中被國家評為“全國歷史文化名城”。
漢中兩漢文化底蘊厚重。《詩經》云：“維天有漢，監亦有光”，天漢即天上的銀河，在古人看來，銀河與漢水是天地輝映而存在的。早年蕭何語曰：“天漢，其稱甚美。”諫言劉邦居漢中韜光養晦，厲兵秣馬，其后逐鹿中原，成就漢室帝業。自此，“天漢”之稱載入典籍，名聞遐邇。
兩漢文化在漢中留下了濃重的印記，漢中歷史博物館珍藏有從舊石器時代以來的歷史文物和革命文物共計12000余件，是漢中珍貴文物薈萃之地。其中的“石門十三品”陳列褒斜道及摩崖石刻通碑，是我國書法史上小篆向隸書過渡的重要實證；張良功成身退、張騫出使西域、蔡倫潛心造紙、蕭何月下追韓信等等這些歷史故事體現出了尚智文化；漢中還有最著名的棧道文化，《戰國策?秦策》記載：“棧道千里，通于蜀漢，使天下皆畏秦。”古棧道蜿蜒曲折如歷史之脈絡，經歷幾千年的風雨剝蝕，遺存極少，漢中境內共有七條。
兩漢文化是漢中漢文化研究的重點。孫啟祥發表《“漢文化”概念及其相關問題》，目的是厘清“漢文化”與“漢代文化”的關系；而梁中效《張良與棧道文化》一文說明，張良的棧道奇謀不僅是劉邦定天下的基礎，也奠定了中國棧道文化特色。
《天漢》雜志刊登了《張騫與絲綢之路新探》《張良文化與留壩旅游》《歷史名人文化資源的旅游與開發――以張良文化為例》《漢中兩漢三國文化淺釋》《張騫精神》《蕭何追韓信與“馬道”》《張良與紫柏山歷史文化》《蜀道――大官驛道》《劉邦“暗度陳倉”之行軍路線》《開辟絲綢之路兩巨人――張騫和班固》《造紙之圣蔡倫》《張良廟歷史資源的開發與建設》《漢文化漫談》《明修棧道 兵出子午――韓信的謀略與軍功》等等與兩漢文化有關的研究論文與文章。
三國歷史研究
據傳民間有一種說法，一部名著《三國演義》，約有半部在講述與漢中有關的事件。國內發現的與三國文化有關的名勝古跡有500多處，主要分布在陜西、河南、四川、湖北等地，目前已開發的三國旅游景點大約有70多處。
在全國各地的三國景點中，漢中資源優勢明顯。這里是歷史上三國時期各方爭奪的焦點和三國英才頻繁光顧的地方，境內武侯墓、武侯祠、定軍山古戰場、天蕩山古戰場、古陽平關、馬超墓祠、劉備立漢中王設壇處、諸葛亮讀書臺、張魯城遺跡、諸葛亮制木牛流馬處等三國時期的歷史遺跡，使漢中在全國擁有了更高的知名度。
改革開放后，漢中涌現出不少研究漢中與三國文化歷史關系的專家學者與民間愛好者。1980年代，岳德新、范吉升的《定軍山戰役的重大作用》、白日煦《劉備為何奪漢中》、薛鳳飛的《劉、曹漢中之戰》三篇文章，探討了Z取漢中對建立和鞏固蜀漢政權的重要性。
進入21世紀，梁中效等成為后起之秀。梁中效在《漢中在三國鼎立進程中的地位和影響》一文中認為，漢中是三國鼎立的戰略支點，是無可爭辯的三國文化勝地。岳德新《曹操漢中失利原因何在》一文分析了重用夏侯淵、兵夫逃亡、擁漢派士族對抗、孫權進攻合肥等因素與曹操失利漢中的關系。田孟禮《讀〈三國志〉說漢中》一文梳理了《三國志》中與漢中有關的人物事件。郭鵬《兩漢三國時期的漢中》比較全面系統地記述了兩漢三國時期漢中的大事、人物、遺跡、文物、戰事、文獻等。
諸葛亮與漢中的關系也是三國歷史文化研究的重點。李恩來、賴甫躍《諸葛亮在漢中八年的主要活動》、郭清華《諸葛亮屯軍漢中對北伐的意義》、唐金裕《諸葛亮北伐時筑漢、樂二城的軍事意義》等文章，主要探討了諸葛亮屯軍漢中對蜀漢軍事、政治的影響；唐金裕《諸葛亮北伐對漢中的水利整治》和侯素柏《淺談諸葛亮在漢中的休士勸農》兩文，探討了諸葛亮對漢中經濟的貢獻；郭清華《諸葛亮為何要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傅興林《諸葛亮歸葬漢中的心態透析》等文章，論述了諸葛亮歸葬漢中壯志未酬的悲壯情懷和權臣身后的憂患心態。
漢文化研究協會也參加到了漢中與三國文化研究中來。《天漢》雜志先后刊登了與此研究有關的多篇文章與論文，代表作有《三國時期的“空城計”考據》《漢中安危系魏延》《近三十年漢中三國歷史文化研究綜述》《“借荊州”的是非曲折》《漢中境內兩漢三國遺址選介》《如何認識定軍山之戰》《從武侯遺命薄葬看諸葛亮的廉政思想及對后世的影響》《古漢中文化及諸葛亮對其貢獻》《分析諸葛亮鐘情漢中的緣由》等等。
歷史地理研究
橫亙于曹魏和蜀漢交接地帶的秦嶺，歷史上一直是難以逾越的軍事屏障。三國時期，這里又處于中國歷史上自然災害頻發期和東漢南北朝寒冷期，故自然因素對軍事、社會的影響尤為突出。
馬強的研究成果《地理環境因素與漢末三國歷史進程》分析了自然災害對東漢王朝造成的危機，認為中原、巴蜀、荊揚三大自然地理與文化區域的分異和地形地貌、氣候、疾疫等環境因素對三國歷史進程有直接影響。孫啟祥的《蜀道與三國》論述了蜀道和漢中在三國鼎立進程中的地位，認為圍繞著蜀道的漢中戰役催生了三國的實際形成，通過蜀道展開的魏滅蜀之役實際宣告了三國鼎立的結束，三國爭雄促進了蜀道舊路的維護修復和新路的開辟利用。郭榮章《諸葛亮興兵攻魏所走的褒斜棧道》《諸葛亮攻祁山行兵路線芻議》《諸葛亮出兵斜谷伐魏的有關問題述評》三文，論述了諸葛亮北伐的進軍路線問題。
《三國志》中許多地名的今址眾說紛紜，諸葛亮第一次北攻曹魏時馬謖失守的街亭即俅死唷P烊棧浴⑼蹺慕艿熱艘讕蕁度國志》的記載和《三國演義》的描述，撰文稱街亭位于今甘肅秦安縣東北之隴城鎮。孫啟祥經實地踏訪，考之《三國志》及裴松之注原文，在《街亭位于隴關道西口獻疑》一文中認為，諸葛亮與曹魏的爭戰未北逾天水，街亭應在今天水東南麥積鎮。此外，李承疇、孫啟祥《張飛間道進兵漢中考辨》指出，劉備取漢中時，張飛未如舊志記載的那樣從定遠（今陜西鎮巴）、西鄉間道進軍，拴馬嶺、撈旗河、“飛鳳山”題刻等所謂張飛遺跡系附會之說。陳顯遠《諸葛亮在漢中的活動遺跡略考》和《褒斜棧道中幾個重要地名考訂》兩文，梳理了古籍中關于與諸葛亮活動相關的箕谷、赤岸府庫、赤崖、漢城、樂城、赤阪等地名的記載。孫啟祥《漢末曹劉漢中爭奪戰地名考辨》考證了古陽平關、今陽平關、陽安關、關口、關城、張魯城、廣石、馬鳴閣的名稱演變及地理位置。郭鵬《三國人物葬地質疑――同〈人民日報〉〈新民晚報〉商榷》，糾正了兩報中文章對諸葛亮、曹操、關羽、張飛等人葬地的錯誤記述。
文化遺跡保護
與整個國家的經歷一樣，漢中這座具有兩千三百多年歷史的文化名城幾千年間形成的歷史文化物質基礎，經過“”與此后1980年代以來的城市擴建后，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防線已退到了“文物保護單位”這一種單體建筑層次。
漢中城區內除了孤獨的幾處“西漢三遺址”，很難找尋古建筑成片、古街道完整的區塊。為保護歷史文化遺跡，塑造城市個性，上世紀90年代末，漢中成立了 “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委員會”和 “東關正街歷史街區建設協調領導小組”，對東關歷史街區的建設實行全程監管，并編制了《漢中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和《漢中市東關正街歷史街區保護規劃》，對名城及歷史風貌敏感地帶進行控制性詳細規劃研究，明確控制指標，有效地遏制了開發商對“文物保護單位”的蠶食。
漢中市相繼對古漢臺、東塔、凈明寺等保護尚好的 “文物保護單位”和“重點民居”，在“修舊如舊，以存其真”的原則下進行修繕。對漢南書院、拜將壇等一些重點文物古跡進行妥善修復，還完成了虎頭橋碑遷址建館等復古工作。
建筑形式上，對古跡周邊和沿街景觀大道進行控制性規劃，要求在古漢臺、飲馬池、拜將壇等古跡周邊新建建筑高度做到“接近古跡低、遠離古跡高”，“視廓內低、視廓外高”。在建筑風格上，古跡周圍漢風景區內的建筑風格以灰墻漢瓦的漢代風格為主，尊重現狀，不排斥“明、清”風格。天漢大道、中山街東大街等景觀道路沿街公建建筑外立面，采用漢代傳統的造型符號，建筑材料與古建筑相協調，盡可能體現出城市中的漢文化。
另外，在漢中市各縣區，兩漢三國時期的重點遺跡在全國都是保存較多的地方，一些重點遺跡的保護工作隨著旅游開發，有了很大進步。但是，由于受地方財力所限，一些文化古跡恢復性保護規劃、設計僅限于圖紙上。
關鍵詞：中國古代圖族文檔名詞地圖圖書
Abstract：“Chart family”document noun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ancient Chinese document words. The paper briefly analyze its race of docu？ ment nouns by statistical analysis， including Chart， Map， Diagram， Register， Genealogy， Domicile file and others 11 nouns. The“Chart family”document nouns originate earlier， have less numbers of docu？ ment nouns and total amounts， have lower frequen？ cy and present wavelike development tendency. The“Chart family”document nouns have an extremely important position in documents and related nouns（such as book）development.
Keywords： Ancient China ； Chart family； Docu？ ment nouns； Map； Book
一、圖族文檔名詞的特點及其使用情況
“圖族”文檔名詞即含有“圖”的文檔名詞聚類，“圖”，最早出現在先秦時期，作為文檔名詞使用時指地圖檔案，《史記》載：“秦王恐其破壁，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1]后世在“圖”的基礎上形成了一系列文檔名詞，如地圖、圖表、圖簿、圖牒、圖法、圖籍、圖譜、圖文、籍圖、圖書，共11個文檔名詞。
（一）圖族文檔名詞的特點
從具體組成來看，整個“圖族”文檔名詞主要呈現出以下特點：
1.從詞素構成上來看，“圖族”文檔名詞除了“圖”是單音節文檔名詞之外，其主要由雙音節文檔名詞構成，雙音節文檔名詞的構成比例占90%。
2.從內涵的廣度來看，“圖族”文檔名詞的含義廣泛，涉及地圖檔案，戶籍檔案以及譜牒檔案等。其中地圖類文檔名詞如圖、地圖等；戶籍檔案類文檔名詞如圖籍；譜牒類文檔名詞如圖牒、圖譜。
（二）“圖族”文檔名詞的總體使用情況分析
1.從“圖族”文檔名詞的使用時間分布來看，宋朝“圖族”文檔名詞的個數達到頂峰。具體來說，先秦是整個“圖族”文檔名詞的起源時期，這個時期該族類文檔名詞較少，僅有5個（圖、地圖、圖法、圖籍、圖書）。秦漢時期“圖族”文檔名詞出現了短暫的增長，新增“圖文”和“圖簿”兩個文檔名詞，名詞個數達到7個。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又增加了“圖牒”和“圖譜”兩個文檔名詞，名詞個數達到9個。隋唐五代時期名詞個數同前代相比較為穩定，出現了新的文檔名詞――“圖表”。隨著新文檔名詞“籍圖”的出現，宋朝名詞個數達到頂峰（10個）。元明時期文檔名詞個數開始下降，特別是明朝時期僅出現6個，清朝又開始增加，達到9個。如表1所示。
2.從使用頻次上來看，“圖族”文檔名詞整個族類除了在先秦、秦漢和清朝的使用頻次達到中頻次（1.0以上）以外，其他各朝代的使用頻次均為低頻次（1.0以下）。在具體名詞的使用頻次上，“地圖”一詞的使用頻次最高。
從各朝代的頻次發展趨勢來看，“圖族”文檔名詞呈波浪式發展趨勢，先秦至秦漢呈上升趨勢，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出現較大幅度的下降后，隋唐時期和宋朝又逐漸呈上升趨勢，之后在元朝再次出現短暫的下降，明清又逐漸上升。從具體名詞的使用頻次來看，整個“圖族”文檔名詞均屬于低頻詞，即使用頻次在1.0以下。其中“地圖”一詞的使用頻次最高，也僅為0.453。具體而言，“地圖”共出現了1167次，遠高于其他文檔名詞；“圖籍”“圖”“圖書”“圖牒”出現次數在100至200次之間，頻次為0.050至0.075之間，使用率略高；“圖譜”“圖法”“圖表”“籍圖”“圖文”“圖簿”出現次數在100次以下，頻次在0.04以下，使用率較差。如表2所示（表中數據只保留小數點后兩位）。
總體上，“圖族”文檔名詞到了現代基本上已經退出了歷史舞臺，其中雖然“地圖”“圖書”“圖表”三個名詞保留了原有的形式繼續使用，但是其文檔含義已經不復存在，另作它義。
二、圖族文檔名詞分述
“圖族”文檔名詞中各名詞屬于低頻次文檔名詞且數量較少，故本文對其逐個進行闡述。需要指出的是，“圖文”，即圖讖之文。其出現次數較少，僅有9次，與“圖族”其他名詞相比不具有代表性，故不作詳細論述。此外，“籍圖”一詞在本族類系列論文《中國古代“籍族”文檔名詞研究》中進行了詳細論述，故本文不再闡述。
（一）地圖檔案是文檔名詞“圖”最常見的用法
“圖”，作為單音節文檔名詞，早在先秦時期就已出現。先秦時地圖檔案種類繁多，地位重要，地圖檔案是“圖”最常見的用法。[3]主要指有關土地、疆域的地圖或版圖檔案，如《周禮?夏官》中載：“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4]又如《尚書正義》載：“禹別九州，分其圻界。別，彼列反。九州，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5]其在三國、南北朝和隋唐時期作為文檔名詞的含義出現的次數已經很少，至唐朝之后基本上已經不具備文檔名詞的含義，主要以圖畫的含義出現和使用。此外，從使用頻次上看，“圖”作為文檔名詞主要在先秦及秦漢時期出現和使用，其中在先秦時期出現的次數最多，頻次也最高（1.0左右），但頻次略低于秦漢時期，這主要是由于先秦的文獻略多于秦漢時期造成的。
（二）“地圖”一詞基本具備地圖檔案的意義，且是“圖族”文檔名詞中出現次數和使用頻次最高的名詞
1.“地圖”一詞最早出現于先秦時期，起初其含義為描摹土地山川等地理形勢的圖，基本具備地圖檔案的意義。如《管子》載：“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囅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然后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6]從這里可以看出地圖檔案包含的內容之豐富。又如《戰國策》記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諸侯之卒，十倍于秦。六國并力為一，西面而攻秦，秦必破矣。”[7]這里的“地圖”主要指按照一定比例繪制的地圖文件或地圖檔案。在后來的發展中，“地圖”一詞也主要作為地圖檔案的含義留存下來。
2“.地圖”一詞是“圖族”文檔名詞中出現次數和使用頻次最高的名詞，分別為1167次和0.453。除了在三國時期出現短暫的空白之外，“地圖”一詞在各個朝代均有出現，是整個“圖族”文檔名詞中通用性較高的文檔名詞之一。盡管“地圖”一詞在先秦時期最早出現，但是在使用數量上是各朝代出現次數最少的，頻次也最低，可見在這個時期“地圖”一詞還處于萌芽階段，沒有得到大規模應用。在隋唐五代、兩宋及明清時期，“地圖”一詞出現的次數開始增多，達到100次以上，特別是清朝出現了521次，頻次達到了0.977。
（三）“圖籍”和“圖簿”均有地圖戶籍檔案的含義，且“圖籍”的使用范圍和延續性更強
“圖籍”，其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出現，是由兩個單音節文檔名詞“圖”和“籍”組合在一起形成的，“圖籍”取兩者綜合之義，泛指地圖和戶籍檔案。如《戰國策》卷三載：“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8]又如《史記》載：“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9]“圖簿”作為文檔名詞使用時，同“圖籍”含義一樣，亦指地圖、戶籍等簿冊。如《漢書》載：“以圖簿未定，未授國邑，且令受奉都內，月錢數千。諸侯皆困乏，至有庸作者。”[10]
盡管“圖簿”與“圖籍”都是指地圖戶籍檔案，但是呈現出不同的發展狀況。從出現時間來看，“圖籍”在先秦時就已出現，而“圖簿”則在漢朝才出現。從時間延續性來看，“圖籍”在三國之外的各個朝代均有出現，使用范圍較廣，延續性較強，而“圖簿”僅在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和宋朝出現使用，延續性較差。從使用頻次來看，“圖籍”一詞共出現了193次，頻次為0.075，在整個“圖族”文檔名詞中排在第二位，而“圖簿”僅出現了6次，頻次為0.002。
（四）“圖牒”和“圖譜”均有譜牒檔案的含義，且“圖牒”還有圖籍表冊和圖讖的含義，“圖譜”具有醫藥檔案的含義
1.從內涵來看，兩者均有譜牒檔案的含義，如明宋濂《張氏譜圖序》載：“清河之族布于大江之南，其遷江陰者，則不知始于何世。圖牒喪漫，不可鉤考，至月崖翁始入于譜。”[11]《舊唐書》載：“臣得奉禮郎李岡、太祝柳仲年、協律郎諸葛畋李潼、檢討官王、修撰朱儔、博士閔慶之等七人伏稱：‘謹按《高祖神堯皇帝本紀》及皇室圖譜’”。[12]需要注意的是，“圖牒”還有圖籍表冊和圖讖的含義。如“若其官邑之省置，風物之有亡，田賦之上下，蓋存乎圖諜。”[13]《舊唐書?唐儉傳》載：“明公日角龍庭，李氏又在圖牒，天下屬望，非在今朝。”[14]而“圖譜”還具有醫藥檔案的含義。《隋書》載：“至于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為少。”[15]
2.“圖牒”“圖譜”在元朝出現的次數最少。從時間上來看，“圖牒”“圖譜”均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開始出現，且在出現之后的各個朝代均有出現，延續均性較好。從數量上和頻次上來看，“圖牒”一詞出現的次數略多于“圖譜”，達130次，而“圖譜”為99次。從各朝代出現的次數來看，“圖譜”在三國兩晉南北朝和元朝出現的次數最少，僅有2次和3次，在隋唐五代出現的次數最多，達到了73次。而“圖牒”同“圖譜”一樣在三國兩晉南北朝較少，在元朝出現的次數最少，分別只有7次和4次。
（五）表冊或簿冊是“圖表”的普遍含義，同時“圖表”兼具譜牒檔案的含義
與其他文檔名詞相比，“圖表”一詞出現時間較晚，其在唐朝才開始出現。同時，其延續性和使用頻次（0.014）也不是很好。例如，在明朝的文獻中未檢索到其作為文檔含義的用法。
作為文檔名詞使用時，其泛指記錄各種事物的表冊或簿冊這種用法最為普遍。如《續資治通鑒》卷二百三十三中記載：“從省稱：‘為今次宣命指揮從省，交割時一匹匹點檢看覷，當Y面別無小損破弱，即行交割，不云生事。’從省又云：‘設使一色好絹（一），亦須剩住幾日。交割圖表子細云云。’”[16]另外，“圖表”還有一個特殊的文檔名詞的含義，即譜牒檔案，其用法如“今世譜式橫而左行者，云始歐陽氏名歐譜。縱而下行者，云始蘇氏名蘇譜。雖紀文達不能不援用為譜。其實皆圖表也，非世系也。”[17]
（六）在圖錄和法典的基礎上，文檔名詞“圖法”衍生出天文檔案的含義
雖然“圖法”一詞早在先秦就已出現，但是其延續性和使用頻次（0.024）并不好，三國及南北朝時期均出現了空白。“圖法”一詞最初的含義指圖錄和法典，《呂氏春秋?先識覽》記載：“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18]值得一提的是，“圖法”還在后世衍生出天文檔案的含義。如《舊唐書》載：“又以祀九宮壇，舊是大祠。龜從議曰：‘九宮貴神，經典不載。天寶中，術士奏請，遂立祠壇。事出一時，禮同郊祀。臣詳其圖法，皆主星名。縱司水旱兵荒，品秩不過列宿。”[19]
（七）“圖書”一詞的文檔含義較為豐富，且漢朝之后主要以書籍的含義出現和使用
“圖書”從先秦到清朝均有出現，在整個“圖族”文檔名詞中屬于延續性較好的文檔名詞之一。在本文關于“圖書”一詞的整個檢索數量中占比約為3%，而其作為書籍類含義的用法占到了大約97%，由此可見“圖書”一詞在古代主要是以書籍的含義出現和使用的。
1.從其內涵來看，“圖書”一詞的文檔含義較為豐富：一是專指“河圖”“洛書”。“河圖”“洛書”是古人按照天圓地方說用記號來記錄天文、氣象、地理知識而繪制的立體圖。[20]關于“河圖”“洛書”，學界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古時的歷法（也有人認為是天文圖和地理圖），在原始社會末期，記號語言已相當發達，可以表示當時的任何科技事物，可以說當時的“河圖”“洛書”，已經是真正意義上的科技文件，是首領們指導生產、安排生活的工具。[21]其具體用法如《竹書紀年》載：“游于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于海，得圖書焉。”[22]二是指“圖籍”，即疆域版圖與戶籍等簿冊。如《史記》載：“漢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23]又如《兩漢紀》記載：“諸將皆爭取秦寶貨，蕭何獨悉收秦圖書。”[24]三是泛指檔案。如《韓非子》中記載：“豪杰不著名于圖書，不錄功于盤盂，記年之牒空虛。”[25]以及《漢書》載：“四年春正月，以誅郅支單于告祠郊廟。赦天下。群臣上壽。置酒，以其圖書示后宮貴人。”[26]
2.從具體使用情況來看，“圖書”一詞在漢代以前主要以文檔含義出現和使用，而在漢朝之后主要以書籍的含義出現和使用。先秦作為“圖書”一詞的起源時期，其使用量較少，作為文檔名詞使用的用法共出現了5次，但占總出現次數的80%以上，而在漢朝時“圖書”作為文檔名詞的用法達到了高峰期，共出現了68次，占總出現次數的90%。在整個先秦及秦漢時期，“圖書”一詞的文檔類含義用法占主導地位，書籍類含義的用法處于輔助地位。而在漢朝之后“圖書”一詞作為文檔名詞使用的數量開始逐漸下降，其含義也主要用于指代“書籍”，其中在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作為文檔名詞使用的數量分別為18次、25次、17次、4次、6次和18次，在各朝代檢索到的數量中比例分別為4%、7%、2%、2%、1.2%和0.7%。除了數量下降之外，其文檔內涵和應用也主要是對前代的延續，并無新用法出現。
總而言之，“圖族”文檔名詞同其他族類的文檔名詞相比，雖然名詞個數和出現的總體數量都較少，但是其仍是中國古代文檔名詞這個大族類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時間的發展，“圖族”文檔名詞基本上退出了歷史的舞臺，而沿用至今的“地圖”“圖書”“圖表”三個名詞其文檔含義也已經消失。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中國文檔名詞發展演變史”（項目編號：14BTQ071）的課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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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學術界有關于章太炎先生推崇魏晉文的論述。在這些論述中，有學者指出“魏晉之文”是作為一種文體的“論”文。本文對章先生的有關論述進行梳理，繼續探討章先生關于“魏晉之文”的具體論述。
關鍵詞：章太炎 魏晉 文
錢基博先生稱章太炎先生“論文，右魏晉而輕唐宋，于古今人少許多迕”①。先生認為章氏論文“主張回到魏、晉”②。他們的依據都是章先生《國故論衡?論式》中的兩段話：
“夫雅而不核，近于誦數，漢人之短也；廉而不節，近于強鉗，肆而不制，近于流蕩，清而不根，近于草野，唐宋之過也；有其利而無其病者，莫若魏晉。”
“魏、晉之文，大體皆埤于漢，獨持論仿佛晚周。氣體雖異，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達，可以為百世師矣。”
陳平原先生認為“在章氏看來，漢文、唐文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有其利無其病者，莫若魏晉’。魏晉文之所以值得格外推崇，因其長于持論。”③在論述中，陳先生也引用了上邊的《國故論衡?論式》兩段話，作為例證。
本人認為，章先生在《國故論衡》中關于魏晉之文的論述，是作為一種文體的“論”體；不應該把章先生的魏晉之“文”的特點擴大至魏晉的“一切文體”中，從而認為魏晉的全部文體都長于“持論”。章先生關于魏晉文的論述除了保存在《國故論衡》（1910年）外，還保存在其他文章、演講稿中：《文學說例》（1902年）、《文學論略》（1906年）、《國學概論》（1922年）、《國學演講稿》（1935年）等。研究章先生關于魏晉文的論述，也需要研究這些文獻。
一、 文之論
章先生在《國故論衡》中推崇魏晉的“論”體，上邊已有所論述。關于章先生推崇魏晉“論”文原因的分析，有學者認為章先生選擇魏晉之“論”，是受時代影響，“維護自己的論點時，穩而有法度，批駁別人的論點時，銳而有條理，理由充分，厚實勁健，這樣的文章，在清末激烈的思想斗爭中，是急需的”④。“太炎先生身處社會急劇變化、民主革命風起云涌的時代，這樣一個戰斗的時代，特別需要犀利的辯論文章”⑤。本人認為，除了上面的一個方面外，這和章先生的小學素養也有一定關系。
章先生小學功底深厚，幼年就跟從外祖父朱有虔學習小學，隨后章先生在詁經精舍學習七年。在詁經精舍學習期間，章先生雖然也向譚獻、黃以周、高學治等先生問學，但是對其影響較大的還是俞樾先生。俞樾治學注重正句讀，審字義，通古文假借，“講求古言古制，由訓詁而名物，而義理，以通圣人之遺經”⑥。
章先生在《文學說例》中明確指出小學與文學的關系：“爾雅以觀于古，無取小辯，謂之文學。文學之始，蓋權輿言語……非通古今字知先代絕言者，無能往來，況夫審別流變耶？世有精練小學拙于文辭者矣，未有不知小學而可言文者也。”隨后，章先生提出了“文字亦日孳乳，則漸離表象之義，而為正文……而施于文辭者，尤習用古文，而怠更新體。由是表象主義，日益浸，然則賦頌之文，聲對之體，或反以代表為工，質言為拙，是則以病質為美也”。
語言使用最早有本義，后因新事物出現，借已有的字表示其意思，而非另造新詞，是謂假借，新詞義為原來字義的引申義。章先生認為引申義為“表象”，引申義為“病”，“斯治小學與文辭者所由忿爭互詬”。小學家所治，乃考據本義，古字已非今字，容易產生歧義，而古義與今義的不同，是引申義在起作用。如果不出現引申義，詞義相同，就不會難懂，也不會出現詞義上的紛爭。“言語不能無病，然則文辭愈工者，病亦愈劇”，“文益離質，則表象益多，而病亦益甚”，“若純出史胥，則語猶質直”。
《文學論略》中的“辭尚直截，尚無蘊藉”、“尚其直敘，不尚其比況”、“尚其明示，而不尚其代名”，正是《文學說例》中“若純出史胥，則語猶質直”的延續。
如果將上邊引述的話與《國故論衡》中文學部分進行比照，就會發現章先生在《國故論衡》中推崇魏晉之“論”文，是其小學素養，修辭立誠、反對浮華思想的反映。立論要“本名家”，“不欲本縱橫”，反對“汗漫”、“蘊藉”（溫藉）、“興會神旨”等，這與其《文學說例》中的“文辭愈工者，病亦愈劇”，反對“病”、反對文中的“表象”有關。
二、 文之體
在《文學論略》中章先生就提出：“且文辭之用，各有所當”，“特其體裁有異，故所以斷其工拙者，各有不同”，“一切文辭，體裁各異”，圖畫、表譜、簿錄、算草皆有其體制。在推崇魏晉之“論”后，章先生還是堅持“且文辭之用，各有體要”，沒有偏愛魏晉。
在《國故論衡?論式》中，章先生還分析了“論”以外的文體：奏、疏、議、駁、詔、冊、表、檄、彈文。在這些論述中，對漢代趙充國的奏評價較高，“探籌而數，辭無枝葉”。稍后章先生評論了晉朝的奏，“晉世杜預議考課，劉毅議罷九品中正，范寧議土斷，孔琳之議錢幣，皆可謂綜覆事情矣”，并沒有給予像魏晉“論”文那樣高的評語，也沒有介紹魏時期的奏。在論述時，對漢朝的表作出了較高的評價：“漢世表以陳情，與奏議異用，若《薦禰衡》、《求自試》諸篇，文皆琛麗，煒曄可觀”。
章先生在《國故論衡?辨詩》中，不僅褒獎魏晉之詩，還對其他時期的詩有所贊揚。
“《三百篇》者，四言之至也。”
“漢《郊祀歌》有《日出入》一章，其聲熙熙，悲而不傷，詞若游仙，乃足以做將帥之氣，雖《云門》、《大卷》弗過也。”
“往者《大風》之歌，《拔山》之曲，高祖、項羽，未嘗習藝也，然其言為文儒所不能舉。蘇、李之徒，結發為諸吏騎士，未更諷誦，詩亦為天下宗。”
在《國學概論》中，章先生講到了“數典之文”、“ 習藝之文”。數典之文包括“官制”、“儀注”、“ 刑法”、“ 樂律”、“ 書目”。 “習藝之文”包括“算術”、“工程”、“農事”、“醫書”、“地志”等五類，所列書籍也并非只有魏晉時期。并且章先生認為這些典籍“文都佳絕”。
在《國學講演錄》中，章先生對詩、賦、碑、誄、銘、箴、頌、論、奏、說等十種文體進行分析，在分析時，章先生只是說出每個文體的特點，然后舉例說明，并沒有明確的指出該文體中那個時期最佳，更找不到推崇魏晉之文的論述。
三、 文之氣
章先生有從整體上論述魏晉文風格的論述，但是也兼顧其他時期的不同風格，并沒有偏愛魏晉。
在《國學概論》中，章先生有這樣的論述：
“自陸機出，文體大變：兩漢壯美的風氣，到了他變成優美了；他的文平易有風致，使人生的。晉代文學和漢代文學，有大不同之點。漢代厚重典雅，晉代華妙清妍，差不多可以說一是剛的一是柔的”。
“唐人常稱孟子、荀卿，也推崇賈誼、太史公，把晉人的柔曼氣度掃除凈盡，返于漢代的‘剛’了。”
“明人稱‘唐宋家’，因此，使一般人以為唐宋文體相同。實在唐文主剛，宋文主柔，極不相同。”
我們可以體會到，不能說是漢代文學好，或是晉代文學好，因為“晉代文學和漢代文學，有大不同之點，漢代厚重典雅，晉代華妙清妍”。
在《國學演講錄》中，章先生認為“自唐以來，論文皆以氣為主”，“文不論駢散，要以氣骨為主”。章先生先以“氣骨”、“氣”來分析歷代文章。他認為“周秦兩漢之文剛，魏晉南朝之文柔”，他贊賞《七發》“氣勢浩汗，無堆垛之跡”，“降及東漢，氣骨即有不逮”。
歷代文章之盛衰，本之于國勢與風俗，每個時期的國不同，文章所反映的氣也不同。章先生認為漢文的浩汗之氣和漢朝的國勢、風俗有關。“漢人之強健，恐什佰于今人，故其詞氣之盛，亦非后世所及”，“漢世尚武之風未替，文人為將帥者，往往而有”，“漢人堅強好勇，故發為文章，舉重若輕，任意堆垛而不見堆垛之跡，此真古今人不相及矣”。同《國學概論》一樣，在《國學講演錄》中，章先生也沒有提出是“剛”好還是“柔”好，本人認為這個問題可能和中國傳統“剛柔相濟”思想有關，關于這個問題還有待繼續思考。不過，章先生沒有明確表態，我們也就不能斷章取義，認為章先生推崇魏晉南朝的“柔”，而舍棄周秦兩漢的“剛”。
結語：
通過上邊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章先生關于魏晉文的論述，不能簡單地理解，應該注意章先生在不同時期的論述中，對文的界定不同，所做的論述也會不同。章先生雖然推崇魏晉的“論”，但并不是愛屋及烏，由此推崇魏晉的全部文體，忽視其他時期的文體。（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注釋：
①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年4月，第69頁。
②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黃山書社，1996年12月，第210頁。
③ 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2月，第355頁。
④ 董國炎，《章太炎文學觀考辨二題》，山西大學學報，1988年第1期。
⑤ 郭延禮，《論章太失的文學思想》，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5月，第30卷，第3期。
⑥ 俞樾，《春在堂雜文》卷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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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為止，依據所能檢索到的歷史文獻和地方志資料，對于群力巖畫的記述主要是民國時期編撰的《依蘭縣志》和《寧安縣志》中對群力巖畫做過簡單的記錄。1921年的《依蘭縣志》中記載:“牡丹江上游有名字兒砬子地方，峭壁之上有石紋，似字而非字也。附近山下有一石，似碣，上永和甲申字樣，并非鐫刻，有似墨書，余文多不能辨。”①在1924年的《寧安縣志》中記載:“距城二百余里，呼爾哈河(牡丹江)東岸，系赴三姓水道也。山壁石砬上隱約有朱紅字跡。天氣晴朗，人多見之，惜不知為何代何人遺跡。”民國時期的《依蘭縣志》印刷于1921年，早于1924年的《寧安縣志》3年。《在依蘭縣志》對群力巖畫記述的是“峭壁之上有石紋，似字非字也”。而《寧安縣志》則進一步記述為:“山壁石砬上隱約有朱紅字跡。”在記述巖畫的地理位置時，《依蘭縣志》將其誤記為“牡丹江上游有名字兒砬子地方”。其實群力巖畫所處的位置并非是牡丹江上游地區，而是牡丹江的下游。《寧安縣志》則明確記述了字兒砬子，“距城二百余里，呼爾哈河東岸，系赴三姓水道也”。所謂距城200里，指的就是距離今寧安市200里，呼爾哈河，即忽爾哈河，亦即今牡丹江，而“呼爾哈河東岸”，即指牡丹江之右岸。“系赴三姓水道也”，則說明了當時從今寧安市，或清代寧古塔副都統衙門通往依蘭(三姓)的主要交通是以水路為主。今群力巖畫恰在距今寧安市200里的牡丹江右岸的石砬子上，處在由寧安市通往依蘭的牡丹江水路之要沖。由此看來，《寧安縣志》較之《依蘭縣志》而言，對于群力巖畫的地理位置，以及對巖畫著色方面的記述是比較準確的。反映出當時撰寫《寧安縣志》的作者曾經對群力巖畫的現場做過一些實地考察，否則對其地理位置和通往巖畫的道路、巖畫的著色的色彩都不會如此準確。然而，《依蘭縣志》在對群力巖畫的記述中，卻有著更值得注意的細節。“附近山下有一石，似碣，上永和甲申字樣，并非鐫刻，有似墨書，余文多不能辨。”這段文字是與描述群力巖畫(字兒砬子)為同一段文字，只是由于歷來撰寫群力巖畫的考證與考察的文章中均沒有提到這段文字。其中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很少有人認真核查原文。其二，是基本沿用了第一個引用《依蘭縣志•金石條》關于群力巖畫(字兒砬子)的記述，而遺漏了這段重要的文字。也就是說，在群力巖畫附近的山下另有一石，酷似“碣”，碣的釋義為石碑:墓碣殘碑、斷碣，屬于刻石中的一種形制。《后漢書•竇憲傳》注:“方者謂之碑，圓者謂之碣。”漢代以前的刻石沒有固定形制，大抵刻于山崖的平整面或獨立的自然石塊上，后人將刻有文字的獨立天然石塊稱作“碣”①。目前有關《依蘭縣志》中記述的“字兒砬子”附近的這塊碑碣，至今為止也沒有人對其進行過調查。長期以來，人們只注意到了字兒砬子上的這幅群力巖畫，而忽視了對這塊碑碣的調查和研究。遺憾的是牡丹江因為蓮花水庫的建成，而使得水位已經由原來的水位上升了近10米，原來的群力巖畫所在的石砬子位置距牡丹江水位是23米，而現在只有15米左右②。我想即使是現在去尋找群力巖畫附近的那塊碑碣也是徒勞的。因為那塊碑碣的位置就在群力巖畫附近的山下，而如今卻已經被江水淹沒了。如果我們繼續審讀群力巖畫山腳下的那塊碑碣的話，似乎可以對其文字進行必要的分析。其中“附近山下有一石，似碣，上永和、甲申字樣，并非鐫刻，有似墨書，余文多不能辨。”如果碑碣上的“永和”二字是年號的話，那么在東北地區古代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中尚沒有發現使用過“永和年號”的例證，渤海國只使用過“永德”年號，也無“永和”年號。在中國歷史上卻多次使用過“永和”年號的例證③。然而，這些在歷史上使用過永和年號的政權卻與群力巖畫附近碑碣上的“永和”二字毫無關系。那么，碑碣上的“永和”、“甲申”所表達的到底是何意，碑碣與群力巖畫有何種關系呢?恐怕這永遠是個不解之謎。但是，從碑碣的角度去理解群力巖畫的話，似乎可以擴大對群力巖畫含義研究的更有意義的視野。總之，《依蘭縣志》所記載的群力巖畫附近有一塊碑碣，其上有“永和、甲申”字樣的事實，應該值得我們關注，即使是為時晚矣也不應無視它曾經的存在。
1972年第5期《考古》雜志上，發表了署名黑龍江省博物館的《黑龍江省海林縣牡丹江右岸的古代摩崖壁畫》一文，文中詳細介紹了黑龍江省博物館于1958、1960、1965年，連續3年對群力巖畫的調查。1958年，黑龍江省博物館的工作人員除了認定為“單色摩崖壁畫”外，別無其他收獲。1960年春，黑龍江省博物館又派員考察牡丹江流域的摩崖壁畫，并確定摩崖壁畫中有小船和不止一人一鹿的圖案。明確了畫面上有船、人、鹿，而且人、鹿的造型不是一個。時隔5年后(1965年春)，黑龍江省博物館又派人對群力巖畫進行了第三次考察。這次考察主要有如下幾個收獲:其一，弄清了字砬子的自然環境與狀態。其二，畫面呈朱紅色，可能是赭石等礦物質作成的顏料。其三，對畫面作了整體的剖析。其四，回避了確定群力巖畫的年代問題，只是對畫面所表達的內容作了推測。1990年《北方文物》第3期，發表了陶剛、王清民合作的《海林群力崖畫再研究》一文，又一次改變了群力巖畫的命名，由原來的“摩崖壁畫”改稱為“群力崖畫”。主要收獲是:其一，定名為群力崖畫。其二，對群力巖畫的畫面進行了重新分區，由上、下分區而重新劃分為左右兩區。其三，對畫面“涼棚下端坐二人”，改成枝繁葉茂的大樹形成的涼棚下端坐二人。把立于船頭的人物改稱為一只雄健的魚鷹。其四，推測畫面的內容是反映了“祈禱和祭祀的宗教意識，特別是人牽鹿的圖形，更直接寓示著引誘群鹿回家的含義”。其五，文章的主要創新的觀點是對巖畫的作畫技法和藝術效果進行了分析。其六，論文對有人提出群力巖畫的年代可能距今3000年左右的觀點進行了反駁④，并從繪畫的技法角度推斷群力巖畫的年代當為唐宋時期。《海林群力崖畫再研究》一文對國內外的學術界影響很大，作者的觀點在1992年出版的《牡丹江市文物保護單位保護區規劃》一書中也有文字說明和表述。
此外，1990年4月，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海林縣志》，也對群力巖畫作了簡單的描述。所不同的是書中描述了群力巖畫距離水面40米［2］，較之《海林群力崖畫再研究》一文的記述超出了17米，這是非常值得質疑的巖畫距離江面的高度。2000年第4期《北方文物》雜志發表了我國著名巖畫家蓋山林的《黑龍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巖畫時代新考》一文。蓋山林通過對群力巖畫內容的解讀和比對黑龍江流域俄羅斯境內與我國境內發現的大批巖畫的實例，以及從群力巖畫中的六幅圖中鹿的圖像占據50%的比例，對其群力巖畫產生的時代確定在距今2000—4000年前后①。對群力巖畫產生在渤海—靺鞨的觀點給予了否定。蓋的論文給我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牡丹江群力巖畫的發現，屬于黑龍江右岸支流養鹿巖畫的根基，是黑龍江流域左岸養鹿巖畫的源頭。因此，如果從整個黑龍江流域空間范圍內考慮群力巖畫發現的重要意義是值得的關注的。“群力屯巖畫在黑龍江右岸支流‘養鹿’巖畫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它不僅產生時代早，構圖較完整，是‘養鹿’巖畫的典型畫址。它的發現，使黑龍江右側支流‘養鹿’巖畫有了源頭。其后在內蒙古呼倫貝爾盟大興安嶺原始森林中，相繼發現的交嘮呵道巖畫和阿娘尼河巖畫，是‘養鹿’巖畫的流，使黑龍江右側支流‘養鹿’巖畫形成一個系統。倘若將黑龍江左右側各支流‘養鹿’巖畫聯系在一起，便構成了整個黑龍江流域‘養鹿’巖畫的全系統。如此看來，將群力屯巖畫與整個黑龍江流域巖畫放在一起去思考就不是沒有意義的了。它終于使群力屯巖畫時代之謎，得到了破釋。”［3］尤其是他把群力巖畫與俄羅斯境內即黑龍江左岸奧廖克馬巖畫進行比較②，并從繪畫的技法、繪畫的內容、繪畫的功能三個方面進行了認真的比較，最終得出了二者具有一致性的結論。
1991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周谷城主編的《中國文化叢書》，其中有陳兆復所著的《中國巖畫發展史》一書，這是我國第一部“中國巖畫發展史”的專著。書中收錄了《黑龍江省海林縣牡丹江右岸古代摩崖壁畫》、《海林群力崖畫再研究》的巖畫臨摹圖。還引用了上述兩篇文章對巖畫描述和臨摹的表述，尤其是重點介紹了“從巖畫的內容看，是反映牡丹江邊古代先民們的漁獵生活，也表達出他們對牲畜興旺和漁獵豐收的美好愿望。這里曾是原始宗教遺址，作品肯定含有巫術的目的”［4］。陳兆復為了說明群力巖畫的內容，特別注意到了巖畫中對鹿的描繪，其中的“人牽鹿”的圖形是直接寓示著引誘鹿群回家的含義。但是，作者把群力巖畫與嫩江流域的昂昂溪史前文化遺存聯系到一起的解釋，則顯得牽強。1996年，蓋山林的《中國巖畫》一書，由廣東旅游出版社出版發行，書中的第一章就記述了黑龍江省牡丹江群力巖畫，不過，蓋山林在書中的題目則改寫成《牡丹江畔船形巖畫》。值得注意的是，蓋山林在這部書中對群力巖畫的研究，最為突出的特點是強調了群力巖畫中的那艘船形，并且引用了《后漢書•東夷傳》:“挹婁人喜乘船寇抄”，《三國志•魏書•東夷傳》:北沃沮人“常乘船捕魚”，上述兩條文獻記述了兩個不同民族擁有共同的用船習慣。北沃沮之地的北部與挹婁的南界相接，北沃沮強盛時是否已經越過鏡泊湖而到達牡丹江的下游地區，尚待學術界繼續從考古學文化的角度進行深入研究。蓋山林認為，牡丹江下游群力巖畫的所在地“為沃沮故地”的論斷有商榷之處。在斷定群力巖畫的初始時間上，蓋山林在書中沒有太多的創新，而是完全采用了陶剛、王清民的上述觀點。認為推定群力巖畫的“時代為唐宋大致是不誤的”。然而，蓋山林的這一觀點，卻與他在2000年4期《北方文物》發表的《黑龍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巖畫時代新考》的觀點大相徑庭，說明蓋山林在考證群力巖畫的時代看法上有了重大改變。1997年11月，李洪甫所著的《太平洋巖畫》一書，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書中的第二章:中國黑龍江巖畫中又專門設置了“牡丹江巖畫”欄目，在這里“群力巖畫”又被稱為“牡丹江巖畫”。
文中對群力巖畫的內容描述和介紹，均采納了已經發表過的有關群力巖畫的文章①。此外，楊林在2007年12期《經濟技術協作信息》上刊載了《淺析黑龍江省古代壁畫》。此外，已故東北史學者董萬侖曾經指出:牡丹江群力巖畫中所顯示的“一男一女，表明已是固定婚姻的父系制”。2013年春夏之際，俄羅斯阿穆爾國立大學哲學宗教教研室主任安德烈教授帶領他的博士生王健霖，兩次實地考察了群力巖畫的所在地，并對群力巖畫產生的歷史背景和繪制圖案的語境進行了認真的分析，尤其對圖案的繪制技法“用紅色顏料涂抹”，而并非是單線勾勒輪廓的素描方法，以及對中國學者蓋山林認為“俄羅斯境內黑龍江流域左岸的中紐克扎巖畫與群力巖畫基本相似，前蘇聯學者將中紐克扎巖畫斷代為公元前2世紀末至1世紀初，這可能成為群力屯巖畫的參照系數”這一說法進行了客觀的分析。他們認為群力巖畫晚于中紐克扎巖畫。并確定了群力巖畫所處的精確的地理位置和海拔高度(北緯44°54＇22．3128＇＇，東經129°39＇26．6364＇＇，海拔213．6米)，這是目前所見在群力巖畫的研究文章中唯一使用經緯度和海拔高度來確定其精準的位置的表述。王健霖對群力巖畫圖案左側最下方的圖形提出了質疑:多數學者認為是“熊”，“但筆者通過電腦軟件提取圖像色彩輪廓，仔細觀察后發現似一蹲狀人形”。筆者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現，如果能夠確認不是熊，而是一個作“蹲狀”人形的話，那么群力巖畫的整幅圖案的寓意的解讀就有重新考慮的必要。最后，他們基本確定牡丹江群力巖畫的年代不會早于俄羅斯境內的中紐克扎巖畫，而只會晚于中紐克扎巖畫。他們認為，“古人出于宗教祭祀需要，對巖畫點的選擇非常講究，通常會選擇具有代表性的山崖作畫，該處山崖氣勢偉岸，如同一位將軍巍然屹立，而且整個巖畫朝南(迄今在中國有面北祭祀的習俗，中國人認為北為上位，為尊位)，這本身也包含了山石崇拜、祖先崇拜、英雄崇拜觀念。筆者以為，巖畫點下方陸地一定是祭祀點，如果進行考古發掘，很可能找到相關祭祀遺跡、遺物，對該巖畫點年代判斷、內容分析、作畫族屬將起到關鍵作用。”［7］并得出群力巖畫的繪制時間可能在6—7世紀前后的靺鞨人所繪［7］。總之，牡丹江群力巖畫從“字兒砬子”、“古代摩崖壁畫”、“群力崖畫”、“牡丹江巖畫”、“黑龍江古代崖畫”，最后定名為“群力巖畫”的過程，是近百年來眾多學者對牡丹江群力巖畫逐漸認識歷史的經歷。盡管目前對其年代的推斷尚有分歧，或對巖畫的內容還存在著不同的解釋，但是學術界對群力巖畫的研究和解讀已經走入成熟期。無論是對畫面的識別，還是年代的推斷，較之20世紀初的認識，均有了飛躍的進步。在上述學者研究群力巖畫的基礎上，筆者對牡丹江群力巖畫的年代、族屬及其巖畫寓意有幾點不同的認識。
二、牡丹江流域群力巖畫的年代族屬研究
(一)關于群力巖畫的年代與族屬問題的五種觀點牡丹江流域群力巖畫的年代問題，一直在學術界存在著爭議。依據上述學術界對群力巖畫的描述、研究、考證與推斷，大致有如下幾種觀點:其一，陶剛、王清民認為群力巖畫為“唐宋”說。這一觀點曾被我國巖畫家蓋山林認可，但在后來蓋山林的《黑龍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巖畫時代新考》一文中又予以否定。其實，確定群力巖畫為“唐宋時代”的觀點是比較籠統而模糊的概念，因為唐朝與宋朝(包括北宋、南宋)存續的年代疊加在一起的話，達614年之久，如果再累加上唐朝滅亡的904年到宋朝建立的960年中斷期的56年，那么，唐宋時期的概念就是670年之久，而所謂對群力巖畫斷代為“唐宋”時代的觀點，其時間跨度過于漫長。更何況唐宋時期的東北牡丹江流域所居住的族群為靺鞨族，亦即女真人的前身。其間曾有以粟末靺鞨人為主體而建立的渤海國(公元698－926年)，牡丹江流域則成為當時渤海國的統治中心區域①。其二，黑龍江省博物館所發表的②《黑龍江省海林縣牡丹江右岸古代摩崖壁畫》一文認為，群力巖畫的年代“可能是為了一定的巫術目的而繪制的原始宗教遺跡，但它真實地反映了活動在這個地區居民的漁獵生活，而且是我國原始藝術的一項代表”③。無疑，該文作者是明確把群力巖畫的年代確定在原始社會時代，這一斷代的概念較之“唐宋”的概念更加模糊。所謂原始社會是文化人類學理論上的一種社會組織類型概念，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第一個階段。如果與考古學歷史分期進行比對的話，這一階段應屬于新石器時代，約當在距今1萬年到4000年前后。因此，把群力巖畫確定在原始社會的觀點過于遙遠而漫長，且缺乏重要的歷史依據。這種朦朧而缺乏依據的漫無邊際的斷代方式，是人們習慣于簡單思維而對無法理解的歷史遺跡、遺物盲目下結論的慣用方式。其實，是一種缺乏研究和比對的思考過程。如果群力巖畫的年代屬于距今4000年前的作品，那么從民族源流的族屬上看，群力巖畫可能是肅慎系統的先民所繪。其三，蓋山林在2000年《北方文物》第4期發表了《黑龍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巖畫時代新考》一文，在這篇文章中他一改過去對牡丹江群力巖畫的斷代觀點，而提出了自己的新觀點。他認為群力巖畫屬于黑龍江流域的“養鹿”巖畫，可以依據黑龍江左岸俄羅斯境內發現的大量養鹿巖畫遺址的絕對年代來比對牡丹江流域的群力巖畫，可以推斷其年代當為距今2000至4000年之間。“群力屯巖畫屬于黑龍江‘養鹿’巖畫的定位，給群力屯巖畫年代的推定找到了依據。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黑龍江左岸‘養鹿’巖畫的年代是從公元前2千紀一直延續到紀元前后，那么群力屯巖畫的年代，大約也應屬于這個時代。這種對群力屯巖畫年代的斷定，雖然由于時代跨度太大而失于籠統，但總比將它推斷在渤海時代在依據上扎實得多。”蓋山林深知這種斷代的方式和結果是一種模糊推定，但是總算是較比斷定群力巖畫為唐宋時期渤海時代的依據更為貼切。蓋山林的這一推斷的新意，是含有距今2000年前后或4000年前后的意味。如果我們取蓋山林先生對群力巖畫斷代的下限的觀點，群力巖畫的年代很有可能相當于西漢末年。由此推之，西漢末年的牡丹江流域的群力巖畫的族屬當屬于挹婁人或夫余人的遺存。關于挹婁稱謂的含義，一直有兩種解釋:一是“挹婁”，音近通古斯語“鹿”，為鹿之意;二是與滿語“葉魯”音近，為巖穴之穴的意思④。主要分布在牡丹江以東直到大海沿岸。其四，王健霖認為，群力巖畫的絕對年代應該屬于距今6—7世紀前后的靺鞨人的遺存。他認為:從造船技術、養鹿習俗、漁獵業三個方面分析，群力巖畫的繪制時間可能是6—7世紀前后的靺鞨人。王健霖所推斷群力巖畫的年代，大大縮短了“唐宋說”、“原始社會說”、“2000至4000年說”等籠統觀點。6—7世紀的時間跨度，是一個比較具體的時間概念，當在100－200年之間。不過王健林對群力巖畫的時間斷代，依然缺乏依據和更多的歷史旁證，因此，支撐其觀點的證據還顯得比較單薄。其五，群力巖畫為西漢時期所繪，這一觀點是李洪甫所著的《太平洋巖畫》一書中所表述的。他認為:群力巖畫所處的牡丹江流域就是漢代的樂浪郡，群力巖畫中二人端坐于樹下“席地而坐”的姿態，就是朝鮮王“檀君”夫婦端坐在檀樹下的形象，從而得出群力巖畫當為西漢時期的作品。把牡丹江群力巖畫臆測為西漢時期所作，并與檀君朝鮮有關的猜測均屬謬誤之筆。不過，在李洪甫對群力巖畫的臆測中較為合理的成分，則是把牡丹江流域的群力巖畫的時代看作漢代的作品還是值得深思和借鑒的。總之，以上五種有關群力巖畫的年代與族屬的考證、推斷與臆測都是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完成了由淺入深、由表及里的認識過程。但是，究竟那一種觀點最為接近歷史的真實，還有待今后的深入研究和不斷的考古發現。
(二)筆者對群力巖畫年代與族屬的新認識群力巖畫的命名要予以規范化。筆者認為，其稱謂應該為“牡丹江流域群力巖畫”，因為群力巖畫的地理空間和地理環境的特點，就是孤零零地處在牡丹江流域的群力村附近的牡丹江右岸的峭壁懸崖上。牡丹江是這幅巖畫的重要地理特征，而群力村則是臨近巖畫最近的村屯，具有人類傳承意義的常住居民的聚落點的含義。從嚴格意義上講，群力巖畫，既不是崖畫，也不是崖壁畫，更不能稱之為摩崖壁畫。群力巖畫還不能脫離牡丹江這個具有地域特色的地理概念，因此冠以“牡丹江群力巖畫”是比較完整和確切的。蓋山林于2000年第四期《北方文物》中發表的《黑龍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巖畫時代新考》一文的題目，就是充分考慮了群力巖畫的命名需要規范的因素。“牡丹江群力巖畫”的稱謂省略了黑龍江省的行政區劃地名，這一點筆者與蓋山林的認識是一致的①。此其一。關于牡丹江群力巖畫的年代與族屬，我則認為:如果從宏觀意義上看，牡丹江群力巖畫的年代，應屬于西漢中期至公元5世紀，在這一時間段里恰恰是挹婁人或勿吉人居住在牡丹江流域，其族屬當屬于挹婁或勿吉。若是從更加具體和細微處觀察，牡丹江群力巖畫的時代當為西漢末—東漢初年，此時挹婁人雖臣服于夫余，卻正在為逐漸擺脫夫余的壓迫而積蓄力量。當夫余走向衰落，而高句麗人一味爭奪遼東之時，挹婁人則在牡丹江流域得以鞏固自己的政權，建立完備的制度。誠然，在長期受到夫余人壓迫的同時，挹婁人不斷接受由夫余人轉嫁而來的漢朝文化因素。因此，在挹婁人的文化中應該存在著表現出強烈漢朝文化影響的因子和特征，我們從牡丹江流域群力巖畫中就可以領略到這種深受漢朝文化影響的因素，如席地而坐，以及身后的酷似枝繁葉茂的大樹的那種流行于西漢時期的帷幔，等等。此其二。從牡丹江流域群力巖畫中的人物主題畫面的風格上，可以看出是深受漢朝盛行的繪畫風格和當時的傳統文化影響的，牡丹江流域群力巖畫的尚左、尚右之習俗是深受漢朝文化影響的。此外，牡丹江流域群力巖畫中二人端坐的姿態或姿勢也與漢朝的席地而坐之俗吻合。此其三。黑龍江流域右岸用紅色顏料實體涂抹的陰影法技術，在挹婁與夫余人那里早已掌握。賓縣所發現的紅色顏料涂抹的人物圖案陶片，距離其東方牡丹江下游群力巖畫不過180公里，這正是夫余與挹婁人文化相互影響的重要區域。另外，在賓縣的慶華遺址中也發現了繪制在陶器上的紅色顏料涂抹的植物和水波紋圖案，其年代為戰國至西漢，此其四。關于挹婁含義的解釋，目前有兩種觀點，音近通古斯語“鹿”，為鹿之意;與滿語“葉魯”音近，為巖穴之穴的意思。《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載:“挹婁在夫余東北千余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極。其土地多山險。其人形似夫余，言語不與夫余、句麗同。”日本學者三上次男認為:挹婁在滿語中解為鹿(使鹿部)不知其依據如何?或許是因為巧合，牡丹江流域群力巖畫中六人三鹿，除人物之外，主要是鹿，說明了鹿與人的關系密切。從三只鹿的姿態和形象上觀察，其中的兩只鹿是動態的，一只鹿則是靜態的。靜態的鹿就處在二人端坐的下方，這是個非常耐人尋味的場面，恐怕與圖騰或某種儀式有著密切的關系。如果把“挹婁”解釋為“鹿”的含義的話，恐怕鹿在當時屬于挹婁人的重要圖騰崇拜。無獨有偶，鹿在漢朝也具有神獸和圖騰的廣泛意義。如果群力巖畫中的鹿的圖案是一種圖騰，那么此種具有原始宗教的信仰，可能與挹婁人的含義，以及漢朝的鹿崇拜有緊密的關聯性，二者相互認證，證明了推斷群力巖畫的年代為西漢的觀點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此其五。
關鍵字：魏晉南北朝；文學自覺時期；體裁和風格；審美獨特性
標志之一：文學從廣義的學術中分化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門類。
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中說，“自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①隨著社會思想的演變，文學日益改變了為宣揚儒家思想而鉆牛角尖的面貌，越來越多地被用來表達作家個人的思想感情和美的追求，由此形成了中國文學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即所謂文學的自覺。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曹丕在這其中說的“文章”不單單僅指政治，思想，倫理方面的著作。還包括許多抒情詩的詩歌與賦，都說這是遠古開天辟地到現在的第一次把文學思想與儒學列為“三不朽”之一的“立言”相提并論。這個時期的文學的審美能力得到了提高，同時審美特性開始有了自覺地追求，文學在發展的道路上永遠離不開它獨特的自覺地追求，而我們常說的文學的自覺最主要的還是表現在對審美特性的自覺追求上。文學與非文學的關系甚至是文學的基本性質的問題在魏晉時期得到廣泛的重視與關注。魏晉時期文章的類別日益增多，各種文體與體裁也開始區分開來，這個時候，文學的特點開始被逐漸關注。《典論?論文》中說：“詩賦欲麗。” 《文賦》說：“詩緣情而綺靡。”這些認識都是居于不同的問題而言，看似平淡實際上意義很重大。其中《文苑列傳》也是重要的標志。南朝的范曄《后漢書》，第一次在正史上設立了文苑列傳，這一舉措對以后的歷史文化有了深遠的影響，并且它與《儒林列傳》并列。
《文心雕龍》總述中說“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這是文筆之分的最大體現。文筆之分是指對兩類文章的區分，文是韻文，筆是非韻文，而“文筆”的說法，漢朝時分出“藝文志”后就出現了，但實際上文筆之分確切的說還是在南朝。蕭繹“古之學者有二，今之學者有四”中就把分子分為二，再分為四。“二”者是指漢人文學，文章之分，“四”者是指文學，分為儒與學。文章分為“文與筆”，而把文筆對立起來，是顏延之開始的。在這里，就有了一個問題，對聯是韻文還是非韻文的問題，實際上，對聯是不押韻的，應該屬于非韻文，然而它的源頭是駢文和律詩，這兩個文體屬于韻文，韻文有時受到樂律和聲律的約束，而非韻文絲毫不受這兩者的影響，但與此同時，對聯又受到聲律的影響，這樣一看，對聯的發展又開始尷尬了。前面所說的“文筆之分”是在六朝時期由阮元提出的，當時的一些作家為了更好的品評閱讀詩歌而產生的一種新的方法，其中即使有文學審美性，抒情性，娛樂性的認識，是具有強化文學本質特性認識的一種新的理論傾向，但是這種認識還具有一種局限性和單調性而非整體性的，并且它沒有形成文學與非文學的自覺區分，更是沒有傳文學觀念的產生。
標志之二：對文學的各種體裁有了比較細致的區分，更重要的是對各種體裁的體制和風格特點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
魏晉時期的大多數文人，大多都是特別有文采的，可是卻總是很有個性，他們在進行文學創作時，都不走尋常路，都努力在文章中表現自己的強烈的個性和獨特性，力爭表現自己的風格。例如曹操的詩大氣悲涼，雄渾豪邁；曹丕的詩歌婉轉悠揚，氣質淡雅；阮籍的詩歌跌宕起伏，曲折不平；嵇康的詩歌清新冷峻，雋永大方，但是在詩歌的語言上，曹操寫的語句是樸實的，陶淵明則是平淡自然的。
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說，對文學作品的體裁問題進行了一定的分類辨析.“文本同而未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泳尚實，詩賦欲麗。”曹操第一次提出了“文本同而未異”的理論，這里需要說明一下，“本”即一切文章的共同性。“未”指不同文體的特殊性，即文章的具體表現情態，其“本”相同，而在具體的語言形式，寫作風格，表現形態等又各不相同。其“未”相異，曹丕將文體分為四科，并指出他們的各自特點。“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泳尚實”“詩賦欲麗”雅和麗多是形式的體現，而實和理則關注于內容的升華，這四類怒通的文體都是風格的界定。其中“麗”一方面代表著詩詞的最高水平，他看出了文學作為一種獨特的藝術的審美特征。曹丕對這些文體的分類，雖然不用那么多繁重的語言，還是有很高的理論概括性，它獨特的概括性以及對各種文體之間差異的論述對后世文學的影響特別重要，而是推進了以后文學體賦的進步，以及形式特點的研究。
標志之三：對文學的審美特性有了自覺地追求。
魏晉時期文學的自覺還表現在審美特性的追求上，這同時聯系了文學的本體方面的問題。上面提到過的“詩賦欲麗”和后來陸機寫的“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表現了文章對美的追求，從審美追求到詩詞創作文學體性的追求，當時的文人們都在大量的創作看似具有審美特點的作品。曹丕提出的理論在實踐上也開始大量進行追求，這主要表現在語言獨特的藝術形式上，曹丕用和諧的韻調，用清新雋永的筆調來表達他的情感。同時，他開創了大量新的藝術形式，其中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等都存在，在他僅有的四十幾首詩中占有了重要的地位。其中曹植的藝術風格也頗受重視，鐘嶸在詩品中說“骨氣奇高，辭采華茂”。“辭采華茂”對他也是很高的贊賞，肯定了他的文章的華麗與他的文采，他吸取了清新雋麗的寫作風格又加以創作，最后形成自己的文章，同時他又注重對偶，煉字和聲色。陸機在《文賦》中強調“或藻思綺合，清麗千眠”。風格華美艷麗，語言又樸素走向華麗，描寫由簡淡而走向紛繁復雜。在文章格律方面，由散行走向押韻。陸機的《赴洛道中作詩》中說：“總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永嘆遵北渚。遺思結南津。行行遂已遠。野途曠無人。山澤紛紆余。林薄杳阡眠。虎嘯深谷底。雞鳴高樹巔。哀風中夜流。孤獸更我前。悲情觸物感。沈思郁纏綿。佇立望故鄉。顧影凄自憐。”②除了開頭，文章整體采用對偶的形式，以上體現了文人對詩歌審美性的追求以及自由個性的渴望。
魏晉時期對審美的追求不但體現在創作上，更體現在對理論的升華上，這兩個角度都很好的體現了文學的自覺性，魏晉時期的文論，陸機的《文賦》和曹丕的《典論?論文》中都體現了文學創作中對審美自覺的獨特性要求。
總之，文學的自覺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當人們有意識的來表現審美特性，來自由的進行審美抒情的時候，文學就超越了另一個高度。它在歷史發展中具有永恒的價值，而不僅僅是學習政治理論的工具，魏晉文學作為一個自覺的時代存在于歷史的定格中。中國的文學自覺由魏晉南北朝始發③，由此，純文學也開始發展，后來唐宋文學的發展也是在魏晉文學的發展之上開始的，由此可見，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的自覺性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參考文獻：
[1]摘自《《遼寧師范大學學報》，1998年03期
[2]摘自《赴洛道中作詩》
[3]摘自文學教育下本月，2008年03期
作者簡介：
1那晴，沈陽師范大學文學院11級漢語言文學專業，遼寧省大連市人。
中國的寶玉石自古以來就和文化緊密相連，“一片冰心在玉壺”、“冰清玉潔”“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都是對純潔的愛情、無私的友誼、高尚的品格的贊美。寶玉石，不僅僅是工藝品，更蘊藏著豐富的文化內涵。
前任新疆礦產試驗研究所黨委書記、所長的李澤昌，一生與礦產和寶玉石結下不解之緣。1968年，剛畢業的李澤昌從四川來到新疆，當年的熱血青年，如今已是銀絲滿頭。說起新疆的寶玉石，與礦產、寶玉石打了已近40年交道的他快人快語，帶著濃重的鄉音，如數家珍，一一道來。
李會長說，新疆的寶石、玉石資源尤為豐富。和田玉、海藍寶石、碧璽等寶玉石無論是資源量，還是開發利用，都位居全國之冠。已知寶玉石34類，種類多，品種全，是全國省區中不多見的，在世界上也少有。開發利用的寶石主要為海藍寶石、綠柱石、碧璽、水晶等。其中透輝石、方柱石、鈣鋁榴石等為全國少見寶石。在國際上久負盛譽的和田玉質地堅硬、韌性上乘、柔潤光滑，是古往今來中國人最喜愛的玉石品種，是世界上玉石中的佼佼者，其中羊脂白玉為世界罕有。
據考證，東方與西方的文化及商貿交流的最初媒介，既不是絲綢，也不是陶瓷，而是和田玉。殷商的玉飾，周朝的禮器，漢朝的玉衣，唐代的玉蓮花，宋朝的玉觀音，清代的大禹治水圖等，這些稀世珍寶，無一不是用和田玉雕琢的藝術品。和田玉的名貴，也自然成為宮廷，深得慈禧喜愛，故宮寶玉石收藏品90%多為和田玉。其中“大禹治水”是我國最大的和田玉精工杰作，整塊白玉重達5350公斤，歷時6年雕刻完成。2008年奧運會徽――中國印，徽寶取材和田玉，讓新疆寶玉石協會的李會長興奮不已。
俗話說黃金有價石無價，高品質的和田玉已從八十年代的普通價漲到現在的天價。新疆從事寶玉石生產、銷售的單位和個體達到上千家。北京、上海、河南、廣東及揚州、蘇州都有新疆寶玉石的集散地和加工地。
如何保證消費者買到貨真價實的寶玉石，1993年李會長在兼任質檢站站長時，就搞起了授權檢驗，產品與證書同時掛牌的經銷模式，使新疆寶玉石市場從競爭無序到有序規范。
關鍵詞：高句麗；朱蒙；稱帝
高句麗是公元前一世紀至公元七世紀存在于我國東北地區和朝鮮半島北部的一個少數民族地方政權。其歷史始于公元前 37 年，史載北夫余王子朱蒙受夫余王迫害而出走，歷盡艱險，來到在沸流水（今富爾江）畔之紇升骨城即今遼寧桓仁地區，建立了高句麗國。朱蒙即高句麗的開國始祖。高句麗自朱蒙開始有國七百余年，曾在東北亞歷史上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從朱蒙開始，到高句麗的最后一任國王報德王止，共歷28代國王其中竟無一人僭號稱帝，在這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很罕見的現象。
皇帝一詞是秦始皇所創，是中國封建時代最高統治者的稱號。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滅六國，統一天下，中國開始了長達2137年的皇帝制度時期，期間擁有過皇帝頭銜的一共有495人，這近五百個皇帝里面名副其實的其實并不多，絕大多數都可以說是僭越稱帝的，如五胡亂華時期的北方十六國，猶如走馬燈一樣的建國稱帝。十六國中的冉魏建立者冉閔曾被燕將慕容恪俘虜，前燕國主慕容俊嘲諷其竟敢妄自稱帝，冉閔怒道：“天下大亂，爾曹夷狄，人面獸心，尚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為不可作帝王邪！”冉閔的這幾句話真實的反應了當時的歷史現實。分裂割據時期尚且不論，就是在大一統時期，在中國傳統的朝貢體系之下，藩屬國君主僭號稱帝的情況也并不鮮見。例如秦漢時期偏據南海一隅的南越國開國之君趙佗就曾自稱皇帝，西夏開國之君李元昊亦曾稱帝，如此例子在中國歷史上不勝枚舉。但是反觀有國七百余年，對東北亞古代史進程有著巨大影響的高句麗竟然無一王僭號稱帝，這不得不讓人覺得有些意外。
起初，高句麗立國時力量弱小，不得不依附于西漢中央政府。但是到了高句麗太祖王在位時期，高句麗的國力得到巨大的發展。他統一了分散的高句麗各部，還與東漢中央政府進行了多次軍事對抗，屢次侵犯遼東，顯示出了高句麗逐漸強大的軍事力量。從這個時期開始，高句麗開始擺脫漢朝的控制，逐漸開始集權化以及擴張的過程，自此后高句麗開始了與中原王朝長達五百多年的對抗的歷史。鼎盛時期的高句麗其疆域“東西二千里，南北一千里”，南至朝鮮半島中部地區，北到今天的吉林中部以北，東到延吉以東，西到遼河。根據現有的史料以及考古遺存來看，高句麗是一個受中原文化影響很深的高度漢化的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其最高統治者一開始就使用的是標準的漢族式的君主稱號——王。在漢文化中，王代表著天子（皇帝）之下的第二等級的爵位。高句麗立國之初，國小勢微，采用王的稱號是符合情理的。但是到高句麗建國后期，高句麗已經完全有能力在遼東與中原王朝爭雄的情況下，還“屈尊于”王的稱號，不愿意進一步稱帝，在筆者看來，有以下兩點原因。
其一，高句麗統治階級對華夏文明有很深的認同感。中國古代的朝貢體系，是在周代的畿服制度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周朝確立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共主思想，并將這一思想制度化，作為以華夏族為中心的文明世界的準則。此后的秦漢時期中國形成了空前統一的大帝國，而秦漢兩朝的皇帝將先秦時期的畿服制度進一步推行到已知的世界中去，逐步形成了影響了東北亞兩千多年朝貢體系，而朝貢體系的核心理念就是天下共主的天下觀。
地處中國東北邊疆地區的高句麗國雖然是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但是其在文化上和北方其他的少數民族有著顯著的區別，無論是史書記載還是考古遺存，高句麗文化都顯現出一種濃郁的漢文化的氣息。高句麗民族有自己的語言，其語言形態至今已很難探知，但是其通用漢字記事。現已出土的牟頭婁墓志、中原郡碑、好太王碑、及大量磚瓦銘文都是用漢文撰寫。而“對高句麗壁畫和中原壁畫進行對比研究可以看出它們在裁作工藝、風格、內客、技巧、材料上是同出一爐一脈相承。”，如果以文化形態學的角度來看，高句麗文化其實與中原華夏文明并無太大差異。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高句麗人對漢族人的天下觀有強烈的認同感是不足為奇的。高句麗王從來未曾像日本君主一樣用過“天子”、“皇帝”及類似的字眼來稱呼自己，且在與中原王朝的交往中也未曾像日本人一樣用自負和傲慢的口吻來挑釁中國皇帝。與此相反，高句麗王族還一直自稱天孫族，稱其國為天孫國，而這正好比中國皇帝稱天子低一個等級。而正因為此，高句麗立國七百多年而無一人稱帝的史實，正好也印證了高句麗在文化上屬于華夏文明的一個支系的事實。
此外，除了上述原因，高句麗君主七百余年無人稱帝，也有其基于現實的考慮的部分。高句麗雖可在遼東稱雄，但其勢力也一直沒有發展到可以像匈奴或者突厥一樣可以對中原王朝形成巨大壓力，甚至平起平坐的地步。更不可能像鮮卑人一樣有問鼎中原能力。事實上高句麗一方面要面對中原王朝的巨大軍事壓力，另一方面也要面對北方各游牧民族的侵襲。其戰略位置并不太好，可以說高句麗立國七百余年，很大一部分時間都在艱難的自保過程中，其中甚至曾兩次經歷來自中原王朝的致命性打擊，幾乎陷入亡國的絕境。而事實上存在了七百余年的高句麗最終還是在唐朝的打擊下而亡國絕嗣。如此說來，高句麗王一直只稱王而不稱帝，也是迫于嚴峻現實而采取的一種明智的決策。
參考文獻：
[1]魏學輝.淺析中原壁畫對高句麗壁畫之影響[J]延吉：東疆學刊·2006年第23卷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