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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結構 資源型經濟 稅收
受益于豐富煤炭儲量和產業的高增長，陜西產煤區經濟快速持續發展。但是，這種靠煤炭資源單一發展的經濟模式弊端已經初現，以黃陵縣為例。
一、經濟結構與稅收縫隙
根據2013年數據，黃陵縣探明煤炭儲量27.3億噸，煤炭產值為96.63億元，占當年工業總產值（136.35億元）的70.87%，占國民生產總值GDP（159.95億元）的60.41%。煤炭產值所占經濟工業指標比重之大，經濟對于煤炭工業的高倚重度，表明黃陵縣屬于典型的單一資源型經濟。
而過度依賴單一或寡數產業的發展的單一經濟結構，無疑會增加經濟的運行風險。
從表中可以看到，2008-2011年，煤炭市場處于上行期，原煤價格、產值和銷售額都在上漲。到2012年，黃陵縣原煤產值和銷售額雖然在增長，但在價格下降的因素影響下，增幅開始下降。而到2013年，在煤炭產量同比增長3.51%和銷量同比增長8.22%的情況下，價格每噸同比下降16.75%，產、銷量的微小拉動無法抵消價格的大幅下滑，導致原煤產值和銷售額縮水。說明黃陵縣煤炭市場已經進入下行期，開始影響黃陵縣整體經濟。
根據1987年世界銀行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一個國家的宏觀稅負水平和該國的人均GDP呈正相關。利用黃陵縣數據，以GDP為自變量，國稅收入為應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得出線性方程：
Y=-4.057846+0.238146X （R2=0.978134 F=134.1976）
（-2.632035*）（11.58437**）
其中，“*”表示t檢驗值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表示t檢驗值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結果符合預期：自變量的系數為正，國稅收入隨GDP的變動而正向變動。GDP是稅收的基礎，經濟發展必然增加GDP總量，擴大稅收基礎，使稅收增加，反之，則會造成稅收減少。
稅收與GDP的線性關系說明稅收對經濟運行狀況及GDP保有敏感度，但如果稅收增速快于經濟增速即稅收彈性（Δt/t/Δy/y）大于1，會使得稅收對經濟發展的敏感度加大，經濟的微小波動必然會對稅收帶來較大影響，增加稅收風險。這有效解釋了在煤炭資源型經濟條件下，煤炭市場下行對稅收產生縮減影響。
黃陵縣國稅收入從2008年的7.85億元增長到2012年的20.06億元，增長1.56倍，明顯快于GDP的增長。
三、政策建議
采取短、中、遠期扶持手段，幫助煤炭傳統產業度過難關。在短期，要降低煤炭行政收費，減輕企業壓力，穩定煤炭市場供應；中期則加強政策傾斜，鼓勵煤炭企業升級改造，降本提效，拓展市場；遠期則要拉大煤基產業鏈，加快產業升級，大力發展煤能就地轉化和煤化工項目，提高產業附加值，建立循環、多元發展的新型工業化道路。
優化產業結構，培育具備發展潛力的非傳統重點行業，推動經濟和稅源結構更趨合理化，從而有效分散風險。2013年黃陵縣旅游業占全縣第三產業產值的56.89%，發展潛力巨大，因此必須加快旅游景點開發和轉型升級，延長旅游服務產業鏈條，實現文化與旅游結合的內涵式發展，帶動酒店、餐飲、商貿等相關產業發展，促進本地勞動力就業。
參考文獻：
[1]胡永遠.從稅收視角看工業化：以湖南為例[J].稅務與經濟， 2004，（3）
關鍵詞：稅收收入；生產總值；VAR模型
一、上海市稅收超GDP增長現象的概述
1994年我國進行了稅制改革，此后伴隨著經濟蓬勃發展，我國稅收收入也保持著高速增長，稅收收入彈性從1995年的0.87到達2011年的1.45，17年的彈性均值高達1.25，出現了稅收超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現象。上海作為全國經濟中心，每年納稅數額巨大，從1994年到2011年稅收收入占GDP比重不斷上升，且稅收收入增長率大于生產總值增長率，稅收收入彈性基本大于1，呈現上升趨勢。
對這一現象的解釋，國內學者多將其歸納為制度、經濟、政治等因素。本文將從產業結構視角下，采用VAR模型進行實證研究。
二、文獻綜述
長期以來，我國稅收超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現象引起了國內學者的廣泛興趣，并從各自角度對這一現象進行了解釋。陳東等（2013）從稅收征管角度，建立隨機生產前沿模型，認為稅收超長增長的根源主要來自技術進步，且東部沿海地區明顯高于中西部內陸地區。安體富（2002）從經濟、政策、管理和稅款虛收四個方面分析了近幾年來我國稅收的超長增長和減稅問題。烏蘭（2010）認為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促進了稅收的增長，從分稅種角度看，工商業增加值，企業效益等因素也促進了稅收收入的增長。谷寒梅（2008）對稅收增長因素進行分析，并對協調稅收增長和GDP增長提出了相關的政策建議。羅春華等（2010）用兩種方法測算了稅收征管因素對稅收超GDP增長的貢獻率，認為符合實際的稅收征管對稅收增長的年均貢獻率應該居于4.1%和4.4%之間。古麗娜爾 （2010）認為稅收超GDP增長的原因有經濟快速增長，產業結構調整，稅收結構優化及稅收征管水平提高。陳修玲（2010）運用因素分析法對稅收增長的經濟因素和宏觀稅負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認為現階段我國稅收超GDP增長的速度是合理的，但長期下去是有害的。
本文研究上海市稅收超GDP增長現象，不同于國內大部分學者的研究，將在產業結構視角下進行研究。
三、實證檢驗
我國1994年實行了稅制改革，因此本文選取上海市1994年至2011年稅收收入、GDP、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生產總值的數值進行研究。根據2012年上海統計年鑒，上海市GDP每年高速增長，稅收收入也逐年增高，且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也越來越高。同時，上海市第一、二、三產業生產總值均逐年增高，且第一產業占GDP的比重較小，并逐年降低，第二產業占GDP比重較大，第三產業占GDP比重逐年增大。因此，在本部分實證檢驗中，首先檢驗上海市生產總值是否為稅收收入增長的主要原因，接著檢驗三大產業中哪幾個產業對稅收收入的變動程度影響較大。
（一）上海市生產總值對稅收收入影響的OLS模型分析
上海市生產總值為上海市第一、二、三產業生產總值之和，因此本文選取生產總值作為解釋變量，稅收收入作為被解釋變量，分析兩者之間關系。建立普通最小二乘法模型，得到如下結果
ln（tax）=-4.40+1.26×ln（gdp）（1）
t=（-26.87） （68.00）
R2=99.66% F=4623.69
其中，tax為上海市稅收收入，gdp為上海市生產總值。從公式（1）中可以看出，在5%顯著性水平下，常數項和上海市生產總值前的系數即稅收收入彈性是顯著的；方程擬合優度高；整體是顯著的。采用序列相關LM檢驗，發現方程不存在序列相關性。再采用White異方差檢驗，發現方程不存在異方差。方程只有一個解釋變量，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
根據回歸結果，上海市生產總值對稅收收入影響顯著，稅收收入彈性為1.26，即生產總值增加1%，稅收收入就會增加1.26%，說明稅收收入的確超過生產總值增長。同時，上海市生產總值對稅收收入的解釋程度高達99.66%，因此本文接下來進一步分析三大產業分別對稅收收入的影響程度。
（二）上海市第一、二、三產業生產總值對稅收收入影響的VAR模型分析
為進一步研究上海市第一、二、三產業生產總值對稅收收入的影響，本文將選取第一、二、三產業生產總值及稅收收入數據，建立VAR（2）模型，進行實證研究。
記gdp_1、gdp_2、gdp_3分別為上海市第一、二、三產業生產總值，tax為上海市稅收收入。為消除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并便于對最后結果進行解釋，對上述變量采取對數形式，分別記為ln（gdp_1）、ln（gdp_2）、ln（gdp_3）、ln（tax）。VAR理論要求模型中每一個變量都是平穩的，下面將采用ADF方法檢驗上述序列的平穩性，具體結果如表1。
從表1中可以看出，在10%顯著性水平下，變量ln（gdp_1）平穩，變量ln（gdp_2）平穩，變量ln（gdp_3）二階平穩，變量ln（tax）一階平穩。因此本文將使用ln（gdp_1）、ln（gdp_2）、Δ2ln（gdp_3）、Δln（tax）這四個變量來建立VAR模型。由于稅收主要來自于第三產業和第二產業，因此模型中按照變量重要程度重新排序為：Δln（tax）、Δ2ln（gdp_3）、ln（gdp_2）、ln（gdp_1）。根據滯后長度標準檢驗，本文將建立VAR（2）模型。具體結果如公式（2）：
Δ
ln（tax）
Δ
ln（gdp_3）
ln（
gdp_2）
ln（
gdp_1）=2.57
1.28
1.27
l0.21+-0.53 -0.48 1.08 0.13
-0.14 -1.00 0.55 -0.76
-0.09 0.54 0.71 -2.15
0.145 -0.39 0.47 1.45Δ
ln（tax）
Δ
ln（gdp_3）
ln（
gdp_2）
ln（
gdp_1）+-0.39 -1.30 -0.55 -1.64
-0.10 -0.60 -0.24 -0.10
0.06 0.11 0.58 1.40
l-0.11 -0.68 -0.35 -0.72Δ
ln（tax）
Δ
ln（gdp_3）
ln（
gdp_2）
ln（
gdp_1）+ε1t
ε2t
ε3t
ε4t（2）
經檢驗上述模型中大部分系數的t統計量在10%顯著性水平下顯著。
再檢驗模型平穩性，采用AR根方法，即如果模型中所有根模的倒數小于1，落于單位圓內，說明模型穩定。單位根圖形檢驗結果如圖1。
從圖1中看出所有單位根都落于單位圓內，說明本文建立的VAR（2）模型平穩，四個變量間存在長期穩定關系，能夠進行下一步分析。接下來將對模型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及脈沖響應函數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
1.格蘭杰因果檢驗
基于上述VAR（2）模型，對上海市稅收收入、第一產業產值、第二產業產值和第三產業產值波動進行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
結果表明：在10%顯著性水平下，稅收方程中，第三產業產值波動不是稅收變動的Granger原因，第二產業和第一產業產值波動是稅收變動的Granger原因，三大產業產值波動聯合起來是稅收變動的Granger原因；第三產業方程中，稅收波動不是第三產業產值變動的Granger原因，第二產業和第一產業產值波動是第三產業產值變動的Granger原因，但三者的聯合波動是其變動的Granger原因；第二產業方程中，稅收、第三產業、第一產業及三者聯合波動均不是第二產業產值變動的Granger原因；第一產業方程中，稅收及第三產業產值波動都不是第一產業產值變動的Granger原因，第二產業產值及三者的聯合波動是第一產業產值變動的Granger原因。
2. 脈沖響應函數分析
在第0期分別給一個正沖擊，變量的波動情況如圖2。
從圖2（a）中可以看出：在本期給變量Δ2ln（gdp_3）一個正向沖擊后，Δln（tax）在前9期內正向波動，在第4期達到最高點，從第13期開始小幅負向波動，29期后趨于穩定。說明第三產業在前期對稅收收入有促進作用，后期對稅收收入有小幅度阻礙，但總體會促進稅收收入增長。
從圖2（b）中可以看出：在本期給變量ln（gdp_2）一個正向沖擊后，Δln（tax）在前3期內正向波動，第2期達到最高點，第4期到第5期負向波動，第4期達到最低點，此后一直正負波動，到30期趨向平穩。說明第二產業沖擊對稅收收入的作用是交替進行的。
從圖2（c）中可以看出：在本期給變量ln（gdp_1）一個正向沖擊后，Δln（tax）在前9期內一直負向波動，在第3期達到最低點，后期有小幅度正向波動，第25期開始趨向平穩。說明第一產業的沖擊對稅收收入并沒有促進作用。
3.方差分解分析
為了進一步分析每一個產業結構沖擊對稅收收入變化的貢獻度，本文接下來將進行方差分解分析，具體結果如下。
結果表明：第二產業對稅收收入的貢獻率最大，約在40%左右，在第15時期達到最大，為45.58%，隨后有減小趨勢；第三產業對稅收收入的貢獻率次之，約為20%，并且貢獻率一直在增大；第一產業對稅收收入的貢獻率最低，一直維持在6%左右。
四、結論和政策建議
本文利用1994～2011年上海市稅收收入、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時間序列數據建立了VAR（2）模型，從產業結構角度闡明了上海市稅收收入超過生產總值增長的現象，結果發現：上海市稅收收入增長的主要來源是生產總值的增長，且稅收收入的彈性較大，為1.26，超過1，確實出現了稅收收入超過生產總值增長的現象；來自第三產業的沖擊在前期會給稅收收入帶來同向較大的影響，后期有小幅度負向影響，總體影響為正向影響，來自第二產業的沖擊會給稅收收入帶來正負交替的影響，來自第三產業的沖擊對稅收收入主要帶來負向影響；在對稅收收入的貢獻程度中，第二產業的貢獻程度最大，呈現拋物線狀態，第一產業貢獻度次之，但呈現遞增狀態，第一產業的貢獻度最低，為6%左右。因此，上海市在面對稅收收入超生產總值增長這一現象時，要優化產業結構升級來促進經濟增長，從而使稅收進一步增長。特別是第三產業的技術創新，如金融業可以創新產品種類，同時要保持第二產業穩定增長，實現從粗放型生產向集約型生產轉變。
參考文獻：
[1]陳東，劉金東.從稅收征管角度看我國稅收超GDP增長――基于隨機生產前沿模型的實證分析[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3（01）.
[2]安體富.如何看待近幾年我國稅收的超常增長和減稅的問題[J].稅務研究，2002（08）.
[3]烏蘭.產業結構視角下中國稅收超GDP增長問題研究[J].內蒙古大學學報，2010（04）.
[4]谷寒梅.稅收增長超GDP增長的因素分析[J].法制與社會，2008（12）.
[5]羅春華，呂普生.稅收征管在稅收超GDP增長中的貢獻――測算方法、分析及展望[J].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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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陳修玲.我國稅收收入高速增長的影響因素及其實證分析[J].中外企業家，2010（10）.
[8]Aizenman J.，Jinjarak Y..The Collection Efficiency of the Value Added Tax：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Evidence [J].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2008 （03）.
【關鍵詞】 稅收收入;影響因素;稅制改革
一、研究背景
稅收是政府為了滿足社會公共需要,憑借政治權力,強制、無償地取得財政收入的一種形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越發展,稅收就越發顯得重要。基于稅收分配廣度和深度的發展,稅收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和促進作用也越來越顯著。經濟決定稅收,稅收反映經濟。經濟規模決定稅源規模,經濟結構決定稅收結構,經濟增長速度影響和制約稅收增長速度,反過來稅收對經濟發展也具有一定的乘數效應。要實現經濟的持續發展,必須要使稅收符合其發展的要求,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稅收結構,即政府籌集的稅收收入必須能夠盡量滿足其實現社會職能的需要。對稅收收入的主要影響因素加以分析,從結構上對稅收收入的影響做出一個很好的了解,有助于我們運用政策工具對稅收結構進行優化,從而使稅收對經濟發展發揮更大的促進作用。
二、計量分析
(一)數據和模型
1.樣本。本文采取1990年到2008年的數據為樣本,以此來分析我國的稅收收入。數據來源于《2008年中國統計年鑒》,基于分析的需要,本文對相關的解釋變量進行了數據加權處理。
2.變量。(1)被解釋變量(Y):稅收收入;(2)解釋變量。影響稅收收入的因素比較多,由于某些因素缺乏相應的數據、或者沒有確定的評價標準,在這里我們只選擇財政支出總量(X1)、進出口總額(X2)、固定資產投資總量(X3)、國內生產總值(X4)、農林牧漁總產值(X5)、城鄉人均可支配收入(X6)、城鄉居民人民幣儲蓄存款年底余額(X7),這七個解釋變量作為我們研究的需要。(3)模型函數式。在對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進行了描述和分析之后,建立了以下的基本模型:
LNY=β0+β1LNx1+β2LNx2+β3LNx3+β4LNx4+β5LNx5+β6LNx6+β7LNx7+μ;
R2=0.999613D.W=2.283312
由上述回歸分析結果可以知道,進出口總額(X2)和城鄉居民人民幣儲蓄存款年底余額(X7)這兩個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之間并沒有顯著的關系,把這兩個解釋變量剔除掉,只考慮財政支出總量(X1)、固定資產投資總量(X2)、國內生產總值(X3)、農林牧漁總產值(X4)、城鄉人均可支配收入(X5)并重新建立了以下的模型函數式:
LNY=β0+β1LNx1+β2LNx2+β3LNx3+β4LNx4+β5LNx5+μ;
回歸結果2
由此,可以得到:
LNY=-4.089+0.811LNx1+0.193LNx2-6.42LNx3-1.718LNx4+8.094LNx5
S=(1.438)(0.081)(0.066)(1.636)(0.618)(2.331)
T=(-2.844)(10.008)(2.918)(-3.924)(-2.78)(3.473)
其中R2=0.999576 ,D.W=2.445576 ,并且在0.05的顯著性水平下,這五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的顯著性都比較高,擬合優度極高,而且變量中不存在一階自相關。財政支出總量、固定資產投資總量和城鄉人均可支配收入與稅收收入呈現出正相關的關系,國內生產總值、農林牧漁總產值則與稅收收入表現出負相關的趨勢。
三、模型的經濟分析
1.財政支出總量對稅收收入的影響。財政支出總量與稅收收入呈正相關的關系,即財政支出總量每增加一個百分點,稅收收入就相應增加0.811個百分點。財政支出的增長是必然的,也應該要加強對財政支出的控制,逐步調整和優化財政結構。在堅持財政經常性收支平衡的基本原則上,對各類支出的比重和數量進行協調,對行政管理類支出應該實行從嚴控制;對社會保障、科教文衛等方面的支出比重要相應上升,增加對下崗職工基本生活和再就業補助。在收入總量一定的情況下,要保障國家重點投資項目的資金需要。只有這樣,才能促進稅收收入的增長。
2.固定資產投資總量對稅收收入的影響。固定資產投資總量與稅收收入呈現正相關的關系,即固定資產投資總量每增加一個百分點,稅收收入就相應增加0.193個百分點。固定資產投資是以貨幣表現的建造和購置固定資產活動的工作量,它是反映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速度、比例關系和使用方向的綜合性指標。固定資產投資是社會固定資產再生產的重要手段,通過建造和購置固定資產的活動,國民經濟得以不斷采用先進技術裝備,建立新興部門,進一步調整經濟結構和生產力的地區分布,提高經濟實力,為改善人民物質文化生活創造物質條件。加大對固定資產的投資,能夠有效地促進社會生產的發展,從而為稅收收入的增加提供了一個良好的鋪墊。
3.國內生產總值對稅收收入的影響。國內生產總值與稅收收入表現出負相關的關系,即國內生產總值每增加一個百分點,稅收收入就相應減少6.42個百分點。通過研究發現,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低于稅收收入的增長,而且雖說在稅收的各個稅種中,增值稅以增值額為課稅對象,與GDP核算中的增加值相對應;消費稅以及營業稅的稅基是營業收入,營業收入對應著GDP核算中的“總產出”而非“增加值”;其他商品和勞務稅和經濟行為無直接關系,如車船購置稅以使用的車船為征稅對象,城市維護建設稅以實際繳納的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的稅額為征稅對象,土地增值稅的稅基與轉讓次數有關,這些稅種主要是對存量財富征稅,與當期GDP之間幾無相關。稅收收入也會明顯受到體制、政策等非經濟因素的影響,譬如稅收政策的調整,稅種的開征、停征,稅收征管能力的增強和征管水平的提高等,都將直接導致稅率和稅基的變化,對稅收收入產生直接影響,但這種變化和GDP的增減是沒有關系。說稅收的增長不會影響GDP增長,會存在GDP增長率的減少,稅收增長率反而會持續增加的情形。
4.農林牧漁總產值對稅收收入的影響。農林牧漁總產值與稅收收入表現出負相關的關系,即農林牧漁總產值每增加一個百分點,稅收收入就相應減少1.718個百分點。繼續減輕農業負擔,拓寬農民增收渠道,促進農業產業化,確保農村穩定,農業增效,農民增收是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項重要政策。為了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國家出臺了許多惠農支農的政策。在稅收方面,對農林牧漁的稅收政策更多的是采用免征或者減免稅。農林牧漁總產值增大對我國的稅收收入沒有多大的貢獻。
5.城鄉人均可支配收入對稅收收入的影響。城鄉人均可支配收入與稅收收入表現出正相關的關系,即城鄉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一個百分點,稅收收入就相應增加8.094個百分點。城鄉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折射出城鄉居民的收入增加了。根據我國個人所得稅的征稅方法―超額累進所得稅的計算方法,可以得出,收入的增加與稅收的增加呈正相關,即收入越高,居民納稅越多,反之越少。另外,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了,人民手中的錢多了,購買力也相應提高,他們對各類商品的消費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稅收收入的增加。
四、政策建議
我國處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期,市場機制還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這就需要政府加強對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作用。眾所周知,政府要實現其職能,必須依賴與財政收入。稅收足額穩定和稅收適度合理這兩方面是財政收入的主要目標。立足于這兩個目標以及國內國際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我國應建立健全合理的稅制結構,以加快社會經濟發展。合理的稅制結構應該是以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征管為指導原則的一套宏觀稅負水平適中、滿足現代企業制度要求、有利于經濟結構優化、與國際規范相適應的新型稅收制度。
具體可以從以下措施出發:(1)通過改革增值稅,以加大對民間投資的刺激。利用消費型的增值稅來促進企業生產設備的更新換代,提高企業的競爭能力,為企業提供一個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2)對消費稅進行前瞻性的有增有減的調整,并適當擴大稅基,依據當前的經濟發展形勢和人們的生活水平對消費稅的征稅范圍做進一步的調整。(3)在個人所得稅方面,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水平,確定與經濟形勢更加相符的稅前扣除項目和標準,適當調整稅率。在加強監管,發揮稅收的社會公平作用的基礎上增加人們的可支配收入,提高人們生活水平,從而加速經濟的發展。
此外,上文提到我國國家稅收增長高于GDP 增長,針對這一事實,國家還應對稅種進行調整,通過宏觀政策和稅制調整的手段,使國民收入和稅收保持同比例增長,促進經濟的發展。
參考文獻
[1]曾康華.《1978～2005 年稅收變動的實證分析》.《稅務研究》.20 06(4)總第251期
[關鍵詞] 創新 稅收激勵 理論溯源
一、引言
一國稅收政策與技術創新的關系歷來是各國經濟理論和實踐關注的熱點問題。近年來，對于稅收政策與技術創新的關系，雖然國內諸多學者均發表了自己的見解，但是，由于受較多非政策因素的影響，稅收政策究竟能否激勵企業創新能力的提高，很難進行實質意義上的實證檢驗。本文力圖另辟蹊徑，從現代西方主流經濟理論學說的角度，為稅收政策能夠激勵企業技術創新尋求理論上的支持。
二、理論溯源
1.內生增長理論
國外文獻多在經濟增長的框架內分析創新活動的水平和意義。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雖然說明了經濟的長期增長必然來自技術進步，并將技術進步假設為外生給定，并未解釋技術進步源自哪兒。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人們需要超越新古典增長理論，并建立解釋技術進步的模型，由Romer(1986)、Lucas(1988)開創了使增長率內生化的理論，即內生增長理論。按照內生增長模型：Y/Y＝K/K＝sA－δ（Y為產出，K為資本存量，A為常量，衡量一單位資本所生產的產出量），只要sA>δ，即使沒有外生技術進步的假設，經濟收入也一直增長。由該模型可以得出，那些能永久提高投資率的政府政策（如稅收政策）會使經濟增長不斷地提高。由于內生增長理論突破了新古典增長模型的假定，將技術創新活動視為內生，所以一國政府能夠利用稅收政策影響本國的R&D水平、人力資本積累以及企業家行為，以刺激創新活動，推動經濟增長。之后越來越多的經濟理論分析、實證經驗研究均支持創新活動對于一國經濟長期增長的重要意義，其重要性已被學術界和各國政府決策部門所廣泛認知。
2.創新理論
(1)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創新理論為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瑟夫?A?熊彼特（J.A.Schumpeter）首創，他在其1912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理論》中，建立了自己的“創新理論”。Schumpeter指出，創新可以理解為“是把一種以未有過的關于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他進一步認為，經濟增長的動力是“創新者”，即有遠見卓識、有組織才能、敢于冒險的企業家，企業家的意志和行為是創新活動的靈魂。另外，Schumpeter強調通過“創新――模仿――適應”這種機制來促進經濟增長。Schumpeter (1942)指出，企業家活動能夠產生新的觀念，推動生產率的提高和技術進步，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強調了企業家在創新活動中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稅收政策可以通過影響企業家行為來激勵創新活動，支持經濟的長期增長。
(2)納爾森和阿羅的創新理論。美國經濟學家納爾森和阿羅（Nelson，1959；Arrow，1962）最早將市場失靈理論運用于技術創新研究。他們認為，在技術創新領域存在著“市場失靈”現象。所謂市場失靈，就是在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的前提下，經濟資源沒有得到有效配置的一系列情況。由于市場失靈的存在，存在政府干預經濟，以支持技術創新的制度基礎。他們認為，在技術創新過程中存在市場失靈源于技術創新的三個重要特征：創新收益的外部性、創新過程的不可分割性和不確定性。創新的外部效應一般是正的外部效應。創新收益的外部性體現在溢出效應上：創新技術的溢出效應、創新市場的溢出效應、創新收益的溢出效應，由此影響到企業創新的積極性。另外，技術創新的信息不對稱性、技術創新的規模與風險也限制和影響了技術創新的發展。創新活動的特點為政府介入企業技術創新，制定激勵創新的稅收政策，以減少社會收益與私人收益的差距，矯正市場失靈提供了制度基礎。
納爾森認為，一般理論意義上，在包括企業、科研機構、高等院校、政府部門、中介機構等在內的技術創新體系中，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體；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是技術的主要供給者和創新人才的主要培養者；中介機構是科技成果傳播和擴散的橋梁；政府則通過制定相應的法律、政策引導和鼓勵企業、科研機構、高等院校、中介機構等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加快科技知識生產、傳播、擴散和應用。
3.外部化理論
福利經濟學的創始人亞瑟?C?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在研究市場機制是否一定能使資源達到最優配置時，建立了外部化理論。庇古認為，社會經濟福利與國民收入是對等的，當國民收入實現平均分配時，社會經濟福利處于最大化狀態，改進社會福利的最根本途徑是增加國民收入，而增加國民收入的關鍵在于資源最優配置。庇古以完全競爭為前提，提出資源最優配置的條件：邊際私人純產值與邊際社會純產值相等。但是，庇古通過分析認為，即使在完全競爭的條件下，仍然會出現邊際私人純產值與邊際社會純產值的背離，由此建立了其外部化理論。庇古認為，這一背離表明對私人利益的追求并不能使社會福利最大化，因此自由競爭的機制下，并不一定就能引導社會資源達到最優配置。在市場機制失效的情況下，政府可以采取適當的行動幫助經濟達到最優配置。對于邊際私人純產值低于邊際社會純產值的情況，政府可以采取公共的補貼或稅收上的優惠以提高邊際私人純產值；對于邊際私人純產值高于邊際社會純產值的情況，政府也可以對私人企業征稅，從而實現邊際社會純產值的處處相等。庇古的外部化理論為政府利用公共政策（如稅收政策）進行干預，促進資源最優配置，增加國民收入，促進社會福利，提供了理論基礎。
三、結論
由以上分析不難得出，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說大多認為稅收政策能夠激勵企業技術創新，至于政策激勵的效果如何，筆者認為，由于存在諸多難以剔除的非政策因素影響，很難進行實證檢驗。
參考文獻:
工業區創建于年6月，是經市區人民政府批準的區級工業區，規劃面積8平方公里，首期開發5平方公里。年9月22日，經國家發展改革委年第66號公告，提升為市市級工業區。工業區位于浦東國際機場與洋山國際深水港之間，與正在興建的臨港綜合產業園隔河相望。區內現有企業30多家，年產值近人民幣12個億。
一、各項指標分析
（一）工業總產值指標分析
年鎮尚未建立工業區時，有7家工業企業位于后來建成的工業區區域內，為了比較的方便，也為了使數據按照同一口徑具有可比性，故將該7家企業的各項指標作為園區比較的基數（下文如無特別說明，都按此種涵義理解）。年，工業區原7家企業工業總產值為17339萬元，年度工業區預計完成總產值150000萬元（年度1-10月份已完成107000萬元，工業區年工業產值比年增加了6倍多。年度全鎮工業產值預計為218900萬元（年度1-10月份已完成15510萬元），比年度的44377萬元，增加了近4倍。工業區產值的增長速度要快于全鎮工業產值的增長速度。各年的具體工業產
園區內和全鎮每年工業產值的增減情況如何，兩者的變動又存在什么關系呢，請看下圖：
圖一：園區和全鎮工業產值增加趨勢圖
由圖可知，園區和全鎮工業產值的同比增加數所走過的軌跡有著許多相似之處，年建園之初，增加比例小幅上揚，經年、年的大幅增加后，年、年漸趨平緩。但是兩者又有所區別，主要體現在同比增加比例數值的大小上，除年以外，鎮工業產值增加比例都要小于園區該項指標，尤其是年和年兩年，兩者的差距尤為顯著。
下面通過雷達圖示來看看工業區產值占全鎮工業產值的變化情況
圖二：園區內工業產值占全鎮工業產值比例圖
圖中很清晰的顯示了工業區產值占全鎮工業產值的比例逐年提高這一趨勢，從年的39.1%，一直到年的68.5%。單從工業產值該項指標而言，園區經濟在全鎮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甚至可以說是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二）工業企業（規模以上）數量指標分析
企業數量的增減也能反映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程度和趨勢，尤其是較大型企業的數量。我們將年產值在500萬元以上的企業稱為規模以上企業（以下簡稱規上企業），并以此為標準統計了全鎮和工業區年到年的企業數量，如下表：
總體來看，全鎮和工業區內規上企業逐年增加。年相比年，區內增加了18家，增長到原來的5.5倍；全鎮則增加了30家，增長到原來的3.67倍。為了更好了解工業區內和全鎮規上企業數量變化之間的關系，請看下圖：
圖二：工業區內和全鎮規上企業數量變化圖
圖中曲線代表的就是年區內規上工業企業占全鎮規上企業的比例，從年（也就是建園之年）起，該項比例就不斷提高，從21%一直上升到年的61%，年稍有下降，為50%。說明全鎮較大型工業企業有向工業區集中的趨勢。
（三）工業利潤指標分析
對一家企業來說，在其成熟穩定期，利潤指標往往比產值指標更能說明問題，因此對于一個地區的經濟也是非常具有說服力的一項指標。我們對此也做了一下統計（其中年為計劃數）：
圖三顯示，無論是全鎮工業利潤還是園區內工業利潤，其增長趨勢并不平穩，而是一直處于波動狀態，全鎮在年和園區在年都出現了負增長，分別為-6%和-13%。為了探究其原因，我們調閱了當年相關的資料，發現主要是因為某些較大型企業或受行業不景氣影響、或因剛剛投產和原材料成本上漲等，導致當年的利潤出現微利或較大幅度的虧損。比如年某某化工企業受行業不景氣影響，利潤從年的近500萬下滑到30幾萬；又如某某電子企業年投產，當年產出近1.5個億，卻虧損近700萬。
圖四顯示，園區內工業利潤占全鎮工業利潤的比例有總體下降的趨勢，03年之前，該比例在70%左右徘徊，03年之后，則基本處于50%的水平，這與園區產值占全鎮工業產值逐年增加的趨勢形成鮮明對比。
（四）稅收數指標分析
一個地區財政收入的多少直接影響著該地區公共事業的完善程度和基礎建設的建設力度，最終影響到當地經濟的發展速度，而稅收是財政收入的最主要來源，因此很有必要分析一下工業園區在這方面的貢獻。需要說明的是，由于資料所限，沒法獲取04年以前的相關數據，也沒有按具體稅種對稅收數加以分解，全鎮稅收額也只是一個總數，沒有按產業加以分類。雖然有上述諸多不足之處，但通過我們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還是能說明某些問題的。
由表可知，年到年，全鎮和園區稅收總額逐年增加，全鎮從6812萬元增長到15000萬元（預計數，1-10月完成10727萬元），園區則從2388萬元增加到4100萬元（預計數，1-10月完成3429萬元）。年均增加的幅度雖然不太一樣，05年全鎮增長幅度大于園區，而06年正好相反，但兩者的比例卻基本保持穩定，在20%-35%之間浮動。
（五）就業人數指標
該項指標比較簡單，又由于資料所限，只能獲取園區04年到06年的統計數據，也就不再展開論述，請看
從圖中可以看出，工業區在解決全鎮人口就業方面也在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二、綜合評價
通過以上的五項指標分析，我們發現工業園區無論是在工業產值、工業利潤、企業數量（規上）還是稅收總額、就業人數等方面都對全鎮產生著重要影響，尤其是工業產值方面，在更是占了全鎮工業產值的近七成之多。但是，通過對數據的統計分析后我們也發現了一些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工業區建區時間短，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因而總體規模不大，龍頭企業缺乏，創稅大戶也較少。工業區年總產值只有12個億，最大的企業年產值只不過4個億，創稅1000多萬，而附近某鎮的工業區年總產值超過30個億，最大一家企業的年產值也超過10個億，創稅過4000萬元，差距是全方位的。
（二）園區企業創利和創稅質量普遍不高。相對于全鎮工業產值的高比例，在利潤和稅收這兩項指標上，園區企業沒能作出應有的貢獻，相對偏低，參看下圖：
圖六：各項比例圖
從圖中可以清晰的看到，從04年開始，園區內工業企業利潤占全鎮工業利潤比例都要低于園區內工業產值占全鎮工業產值比例，而園區稅收占全鎮稅收比例更是低于園區內工業企業利潤占全鎮工業利潤比例
三、對策和建議
針對以上存在的問題，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加以改進：
（一）、積極利用有利政策，加強招商引資的力度，注重引進優質企業。正如本文一開始就提到的那樣，年9月，工業區提升為市市級工業區，成為僅存的幾個工業區之一。因此，一定要抓住這一有利契機，將招商引資工作作為工業區工作的重點，采取多種方式，如聯姻大企業和國際公司，鼓勵引進相關配套企業，實施“以商招商，以企引企”等，特別是要注重引進那些可以彌補產業空缺、多創利稅、解決就業問題的優質企業。
【關鍵詞】稅收政策；建筑企業；影響研究李曉明
0.引言
稅收政策是政府調控市場的重要手段之一，同時也是企業經營的重要外部環境之一，各企業生產經營活動方向和效益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稅收政策的影響，稅收政策的調整和完善對產業升級和經濟增長有著深遠的影響。近幾年來，我國所進行的一系列稅收政策的調整和改革，從整體上為減輕企業稅收負擔，增強我國企業競爭力和促進產業技術升級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的同時，也對企業經營和效益產生的不同程度的影響。因此，研究稅收政策變化對企業經營和效益的影響有其重要性。
本文分為兩部分內容，先通過理論分析稅收政策實現過程，結合現有關于稅收政策變化對企業經營影響的研究，構建稅收政策變化及對企業經營和效益的產生影響的一般框架模型。其以寧波市建筑業為例，結合行業特點和發展現狀，分析并探討稅收政策變化對寧波市建筑企業經營活動和效益的影響。
1.稅收政策變化影響企業經營和效益的理論分析
1.1稅收政策的傳導機制分析
稅收政策傳導機制是稅收政策工具變量經由某種媒介體的傳導轉變為政策目標變量的實現過程。在稅收政策發揮作用的過程中，各政策要素通過媒介體相互作用形成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1]而這一有機整體的良性運作不僅影響著稅收政策的有效性，還會影響政策所作用市場的發展以及其環境中企業的經營活動方向和效益。按照媒介體的不同，可以將稅收政策的傳導機制分為：以稅收負擔為媒介體的傳導機制和以稅收歸宿為媒介體的傳導機制，具體作用過程見下表1,2。
表1 以稅收負擔為媒介體的稅收政策傳導機制
表2 以稅收歸宿為媒介體的稅收政策傳導機制
從上表可見，稅收負擔的傳導作用與稅收政策對象的負擔能力相關，只有當兩者相適應時，傳導機制的作用才是有效的。而稅收歸宿只有在稅負易轉嫁的流轉稅為主體的稅收中才起傳導性作用，并存在不同時期的變動特點，只有適應稅收歸宿的時期性特點才能產生正向傳導作用。同時還可以發現，企業作為市場經濟的細胞，不管是稅收政策目標的直接對象，還是稅收政策傳導作用的間接對象，在這一有機聯系的整體中，企業的經營活動和效益會受到影響。
1.2稅收政策變化影響的行業差異性分析
盡管近年來我國一系列的稅收政策調整和改革，從整體上為減輕企業稅收負擔，增強企業國際競爭力和促進產業升級有著積極推動作用。但由于各行業生產和投資結構的特殊性，這些稅收政策變化對于不同行業有著不同影響力度和方向。以增值稅改革為例，2009年1月1日，國務院在全國范圍內推行增值稅轉型改革，來鼓勵投資和擴大內需，提高企業競爭力和抵御風險能力。但增值稅轉型對各個行業的影響不盡相同。對于設備、工具類固定資產投資額較大的機械制造、石油化工、建材、鋼鐵等主要制造行業，由于增值稅改革為促進企業自我投資的積累意圖，增值稅進項稅抵扣額增加，企業實際增值稅率下降。[2]而科技型企業固定資產設備折舊率高，增值稅改革的成本一次列支有助于提升科技企業的投資意愿，降低企業成本支出，提升企業業績回報。[3]但對于如大型煤炭企業等資源性開采行業，由于其增值額比重高，實際稅率高于其他行業，其增值稅價格轉移又受到市場制約，因此改革對此類行業卻有著較大的負面影響。
1.3稅收政策影響企業經營和效益的框架構建
從上可見，稅收政策變化對企業經營和效益存在影響，但具體政策內容對企業的影響與企業所在行業特性和整個經濟大環境形式有著密切關系。稅收政策對企業經營和效益的影響，將引起企業經營活動方向的變化，整個產業結構的調整，影響政策目標的有效性，進而引起稅收政策的調整和改革，形成一個循環的有機聯系整體，因此，可以建立以下稅收政策對企業經營和效益影響的分析框架（如下圖1）：
圖1 稅收政策影響企業經營和效益的框架
運用上面建立的分析稅收政策變化對企業經營和效益產生影響的分析框架，下面將以寧波市建筑業為例，分析稅收政策變化對其企業的影響，發現問題并給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2.稅收政策變化對寧波市建筑業企業影響的案例研究
2.1建筑業的行業特點和涉稅情況
建筑業與其他行業相比具有投資規模大，回收期長，資產負債率高，涉及面廣，運作程序復雜等特點。[4]其涉及的稅種包括營業稅、企業所得稅增值稅、土地增值稅、城市維護建設稅、印花稅、城鎮土地使用稅、耕地占用稅、個人所得稅、房產稅、教育費附加等稅種，這些稅種共同構成了建筑業的稅收制度。[5]2009年1月1日起開始實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營業稅暫行條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營業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在建筑業營業稅政策作了重大調整，最主要的是調整了建筑業營業稅的計稅依據。“十二五”規劃指出“擴大增值稅征收范圍，相應調減營業稅等稅收”，表明我國增值稅將在“十二五”期間進行一次全盤“擴圍”改革，增值稅將全面覆蓋營業稅征收范圍。這一改革從總體上有利于企業發展，但建筑行業作為與貨物交易密切相關、與抵扣鏈條完整性關聯度高的行業，其在稅率設置、農民工工資抵扣、存量固定資產抵扣等方面的不同步以及在稅收征管、發票管理等方面的差異，將帶來不利影響。
關鍵詞：稅收收入；稅收預測；逐步回歸
一、遼寧省稅收收入與GDP總量的關系
（一）數據收集與處理
本文選取了兩個顯著的經濟總量指標分析遼寧省稅收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GDP、遼寧省稅收收入總量（TAX）。
（二）協整檢驗
協整檢驗對于檢驗非平穩時間序列變量之間是否存在著長期穩定的關系這方面，在計量經濟學領域，成績卓越。本文采用了協整檢驗來分析遼寧省TAX與GDP是否存在穩定關系，從操作方法上分為單一方程的EG兩步法檢驗和多變量聯立方程的Johansen最大似然法檢驗。
1.平穩性和單整性檢驗
用ADF檢驗法分別對遼寧省1994年-2009年的TAX和GDP進行平穩性和單整性檢驗。首先觀察時序圖，如圖1所示。
圖標顯示TAX和GDP都有很明顯的上升走勢，因而采用帶常數項和趨勢項的模型(2-3)進行檢驗，ADF法檢驗結果表2所示：
從表2可以看出，TAX和GDP二者的T統計量值都大于1%、5%、10%這三個顯著水平臨界值。所以接受原假設，表明他們之間存在單位根，是非平穩的。
按同樣的方法，繼續對其用一階差分和二階差分進行單位根檢驗，最終結果如表3所示：
從表3可以看出，TAX和GDP都是二階單整的。后面對他們之間的長期穩定關系進行協整關系檢驗。
2.協整檢驗
對TAX和GDP這兩個變量建立協整回歸模型如下：
TAXt=α+β*GDPt+μt
用OLS法對上述模型進行估計，得到結果如下：
TAX=0.1827*GDP-214.0129
(65.262 ) (-10.0746)
R2=0.9967 D-W=1.337
對以上方程得到的殘差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采用如下模型：
Δμt＝α+ωμt-1+εt
得到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
從表4可以看出，T統計量值大于專用于協整檢驗的ADF臨界值，序列TAX與GDP之間不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
3.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前文檢驗出遼寧省TAX與GDP之間不存在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下面將通過格蘭杰因果檢驗（Grangercausalitytest），看看是否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
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是目前用于檢驗兩個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的常用檢驗方法。由J.Grange在1969年提出的，在此以后，又有很大的發展。
在Eviews6.0軟件中使用格蘭杰因果檢驗得到結果如表5所示：
從表5可以看出，在99.2%把握水平下，接受TAX是GDP變化的原因的這個假設。然而在85%把握水平下，可以拒絕GDP是TAX變化的原因的這個假設，從而說明TAX與GDP的因果關系只是單向的，而非雙向的。
二、基于逐步回歸預測模型的稅收增長分析
（一）影響稅收收入的因素
根據稅收理論，稅收收入總額（TAX）的主要影響因素是：國內生產總值GDP（X1）、工業總產值（X2）、財政支出總額（X3）、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X4）、外貿進出口總額（X5）、職工工資總額（X6）、固定資產投資額（X7）、居民消費價格指數（X8）等。下面選取1994-2009年數據，運用最小二乘數估計法（簡稱“OLS”），建立稅收收入總額（TAX）的非線性影響因素分析模型，確定影響TAX的主要影響因素及影響程度是多少。
（二）建立逐步回預測模型
非線性影響因素分析模型為：
TAX=β0(X1) β1(X2) β2(x3) β3(x4) β4 (X5) β5(X6) β6(X7) β7(X8) β8ε①
①式中，β1-β8為待估參數，ε為隨機項。β0為估計參數，對①式兩端取自然對數。
能夠得到如下非線性對數模型：
1n(TAX)=lnβ0+β1ln(x1)+β21n(x2)+β3㏑(x3)+β41n(x4)+β51n(x5)+β61n(x6)+ β71n(x7)+β81n(x8)+Inε ②
對所選的樣本區間數據，對②式應用“OLS”法，得模型如下：
LOG(TAX)=-2.893+0.924*LOG(x1)+0.012*LOG(x7)+0.262*LOG(x4)+0.167*LOG(x3)+0.126*LOG(x8) +0.119*LOG(x6)-0.556*LOG(x2) + 0.248*LOG(x5)
(-0.727) (1.369)(0.064) (0.508) (0.62) (0.207) (0.291) (-1.446) (1.784)
R2=0.999 F值=899.95 D-W=3.193
上述方程有許多變量的符號與計量經濟學原理不符，變量的系數也不顯著，盡管擬合優度很高，但表面各個變量之間存在著多重共線性。下面采用逐步回歸法，剔除不顯著變量。
（一）登記情況：
20__年我市涉外企業正式登記注冊的有217戶。其中：屬于第一產業的“農林牧副漁業”3戶；屬于第二產業的“采礦業”7戶、“制造業”103戶、“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供應業”2戶、“建筑業”28戶；屬于第三產業的“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7戶、“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8戶、“批發和零售業”18戶、“住宿和餐飲業”19戶、“房地產業”5戶、“租賃和商業服務業”3戶、“其他行業”14戶。注冊類型結構為：內資企業9戶、港澳臺投資企業134戶、外商投資企業74戶。
20__年納稅登記戶新增30戶，減少34戶，為213戶。其產業結構：屬于第一產業的“農林牧副漁業”3戶；屬于第二產業的“采礦業”10戶、“制造業”99戶、“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供應業”2戶、“建筑業”24戶；屬于第三產業的“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6戶、“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9戶、“批發和零售業”21戶、“住宿和餐飲業”18戶、“房地產業”8戶、“租賃和商業服務業”3戶、“其他行業”10戶。注冊類型結構為：內資企業11戶、港澳臺投資企業126戶、外商投資企業75戶、外國企業1戶。
以上企業直接納入我分局征管范圍的戶數：20__年70戶，20__年66戶。其他均在各縣市區由當地稅務機關負責稅收征管和入庫。
（二）經濟稅源及入庫稅收收入：
20__年全市涉外企業實現產值36.78億。20__年實現產值32.23億。
20__年元至12月，我分局共計入庫稅費4863.55萬元。其中：純稅收入4403.27萬元（營業稅1715.14萬元、個人所得稅808.55萬元、城市維護建設稅1154.34萬元、房產稅251.89萬元、印花稅191.47萬元、城鎮土地使用稅171.89萬元、土地增值稅0.7萬元、車船使用和牌照稅3.41萬元、城市房地產稅105.88萬元）、教育費附加171.35萬元、文化市場建設費收入10萬元、社會保險基金收入278.92萬元。
20__年元至12月，我分局共計入庫稅費5913.52萬元。其中：純稅收入5290.89萬元（營業稅2900.23萬元、個人所得稅828.77萬元、資源稅0.66萬元、城市維護建設稅703.55萬元、房產稅321.21萬元、印花稅207.26萬元、城鎮土地使用稅182萬元、土地增值稅0.89萬元、車船使用和牌照稅2.5萬元、城市房地產稅143.82萬元）、教育費附加351.39萬元、文化市場建設費收入5萬元、社會保險基金收入266.24萬元。
重點稅源戶提供的稅收：
20__年：新能湖南——發電有限公司2155.99萬元、移動通信——公司691.89萬元、昌盛石化419.36萬元；
20__年：新能湖南——發電有限公司2275.99萬元、移動通信——公司__5.08萬元、中國聯通——公司310.16萬元。
二、——市涉外企業宏觀稅負基本描述：
1.宏觀稅負基本數據：
（見附表）
2.基本數據比較：
從稅收總量比較：
20__年度：全省GDP為5641.92億元，稅收收入154.93億元，稅負2.75；——市GDP為590.31億元，稅收收入10.15億元，稅負1.72；我分局負責征管的涉外企業GDP為21.62億元，稅收收入0.45億元，稅負1.23，略低于省市水平。
20__年度：全省GDP為6473.61億元，稅收收入185.33億元，稅負2.86；全市GDP628.57億元，稅收收入11.32億元，稅負1.8；我分局負責征管的涉外企業GDP為25.81億元，稅收收入0.63億元，稅負1.96，高于全市水平。
從產業結構比較：
20__年度第一產業稅負水平全省為零，全市為零，我分局為0.04。第二產業稅負水平全省為2.66（其中工業1.7建筑業7.47），全市1.51（其中工業1.01建筑業4.7）我分局為1.07（其中工業0.91建筑業8.28）；第三產業稅負水平全省為4.24，全市為2.65，我分局為2.34。
20__年度第一產業稅負水平全省為0.01，全市為0.02，我分局為0.01；第二產業稅負水平全省為2.92（其中工業1.93建筑業8.33），全市2.04（其中工業1.33建筑業7.97），我分局為1.71（其中工業1.10建筑業5.48）；第三產業稅負水平全省為4.17，全市為2.48，我分局為2.87。
三、——市涉外企業宏觀稅負比較分析：
從稅收總量角度對比，我分局稅負20__年低于省市水平，
20__年低于全省水平高于全市水平。分析原因主要有兩個：首先，由于統計局與商務局均未對涉外企業做過相應的GDP統計，我分局取得的涉外企業GDP數字系——市工商局涉外科在年檢驗資時按各企業上年GDP乘以全市平均增長率（1.19）得出。該數據明顯大于實際數，造成了稅負比例的偏低。同時，工商部門登記在冊的涉外企業戶數和我分局實際征管的戶數存在很大的區別。前面列出的登記數據20__年217戶、20__年213戶，而我局實際歸口征管的為20__年70戶、20__年67戶，其他百余戶均劃歸其所在地各縣市區統一征收管理。我局在進行宏觀稅負分析時,使用70戶左右的稅收收入除以200余戶的GDP總額，客觀上造成分母過大，以致比例降低。從產業結構角度對比：第一產業20__年我分局比例高于省市水平、20__年持平；第二產業20__年和20__年我分局比例均低于省市水平；第三產業20__年略低、20__年略高于全市水平。整體低于省市平均水平。
分析原因主要在第二產業：由于我分局屬于專業分局，納入征管的都是涉外企業，享受稅收優惠政策。.我國的稅收優惠政策上存在“稅收歧視”現象，缺乏統一性。內外資企業享受的稅收優惠不同，內資企業以照顧性優惠為主，外資企業則以鼓勵性優惠為主，外資企業較內資企業享有更多的稅收優惠。造成這些涉外企業（尤其是負擔著我分局全部稅收收入的75％左右的第二產業）產值增長迅速，但是無論從稅收收入總額還是營業稅各稅目的比重上都無法像內資企業那樣相應地得到高比例增長，宏觀稅負水平自然也就低于省市平均水平。例如我局負責征管的“新能湖南——發電有限公司”20__年產值為__982.40萬元，全年納稅總額為2025.99萬元（企業所得稅未在我局征收），稅負為0.02，20__年產值為115234萬元，全年納稅總額為1970.89（企業所得稅未在我局征收），稅負為0.02，遠遠低于省市水平。
四、從稅負分析角度對提高——市涉外企業稅收質量的對策思考：
（一）盡快與統計局、商務局、工商局共同構建一個指標分析體系，使各項指標趨于精確，是提高稅負分析水平，從而提高稅收征管質量的前提條件。
通過這次宏觀稅負分析發現我市涉外企業各類經濟數據存在未共享、不精確的問題。統計、商務、工商、稅務各自為政，你做你的產值、就業分析，我做我的稅收收入增長分析，沒有實現數據的共享。造成數據采集上的困難和人力物力的浪費。目前統計局頒布的月度指標比較少，單純就稅收尤其是地稅分行業的指標根本就沒有。我們要與統計局溝通，盡可能的從其頒布的指標或內部指標中找到稅收與經濟能夠連接上的統計指標。這是我們首先要做的工作，這項工作也是做得越細越好。
另外，各有關管理部門計算口徑不一致影響了數據的精確性。統計局每個月都公布規模以上企業增加值，而稅務部門在做稅負分析時需要計算全口徑的企業繳納的稅收，所以我們要計算的是全部企業的增加值。在一般情況下，規模以上企業增加值增長速度要高于全口徑增加值的增長，因此我們計算時還要進行換算，這就難以保證計算的準確性。此外，統計局公布的增加值是不變價的形式，而稅收反映的是現價，因此要將不變價換算成現價。這種換算從全國來講有一個方法，即不變價加上物價指數（即全國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而對于某個具體地方，其指數又不盡然相同，者就進一步造成了計算上的差距，制約了高水平的稅負分析。所以，盡快地與統計、商務、工商等部門加強協作，構建一個高度信息共享數據準確的分析體系，應是加強稅負分析提高稅收質量的先決條件。
（二）要建立稅收分析檔案，宏觀與微觀相結合分析稅收。
有感于此次稅負分析數據采集的困難，我們建議平時應建立稅收分析檔案，全面記錄、視同臺帳管理，即可保證數據的完整性和連續性。而且，當我們在進行稅負分析的時候，應該剔出不具有代表性的特殊情況，把常規情況跟常規情況進行比較，即剔除非即期因素，比如企業所得稅的匯算清繳、查補稅收、清理欠稅、緩交稅款、政策性減免等等。如果不建立檔案，非即期因素會使得本來應該有的函數關系失真。沒有稅收檔案，就很難進行準確的稅收分析。
另外，稅收征管最根本的就是稅源管理，我們搞的宏觀稅收分析只是從宏觀角度判斷稅收是不是收足了，是相對間接的。如果微觀稅源管理好了，宏觀上體現的結果也應該是沒有問題的。所以管理重點應該是在宏觀分析與微觀稅源管理相結合上。
（三）充分利用已有的計算機系統，全面完善稅負分析評估體系
【關鍵詞】營改增 房地產
一、建筑行業與房地產業的聯
（1）數據選取。為了科學的進行分析，本文選取了我國近6年的歷史數據進行科學的分析，本文選取2006～2011年建筑業和房地產業的總產值數據進行分析，如下表建筑業、房地產業2006～2011年總產值，其中房地產業的總產值收入來源范圍廣，但主要為房地產經營收入，所以在房地產總產值的數據時我們以房地產業經營總收入來替代。
（3）計算結果及結論。相關系數rXY的計算結果為0.98，趨近于1。rXY越接近1，表明兩者的相關度越高。也就是說，通過對房地產業與建筑業總產值的相關系數的計算，兩者具有很高的關聯性。建筑業的發展也會影響房地產業。基于二者關聯程度的分析揭示了房地產業與建筑業內在的一定聯系。當然，相關系數的計算建立在一次線性的假設基礎上，我們無法得出較為精確的結果，但是從最后的數據中可以發現，即使排除可能的誤差，二者的關聯程度依舊較高。房地產業與建筑業內在的聯系不容忽視
二、營業稅改革后建筑行業的稅負測算情況
三、結論
論文研究的背景和環境：營業稅改革增值稅改革已經被國家提上日程，已經在部分城市試點運行，但尚未進入全面改革和確認階段，論文研究的問題也是當下消費者最關注和關心的問題，關系到百姓安居樂業、過上穩定生活的房地產行業。論文借鑒外國稅收改革的基本理論、實踐經驗、方案建議的基礎上，根據我國營業稅改革增值稅可能運用的方案、模式來邏輯推導營業稅改革對我國房地產業的影響。得出了如下的基本結論：
建筑行業稅負構成了房產的開發成本，建筑行業在改革中稅負的提高必將影響到房產價格，在規定中營業稅改革在建筑行業的試行稅率為11%，通過部分建筑行業的測算，建筑行業的的稅負有所提高，主要是發票的獲取和抵扣項目劃分上，建筑行業稅負提高，則房地產開發成本的提高，對房地產價格產生影響。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