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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翻譯倫理；他者；歸化；異化；文化霸權
“忠實”還是“背叛”？直譯還是意譯？同化還是異化？究竟可譯還是不可譯？對這些看似截然不同的翻譯方法的討論是翻譯理論與實踐中的永恒的話題。然而，無論是探討譯文是否應忠實原文，抑或是糾結于應選擇盡量保留原貌的直譯抑或改頭換面的意譯，乃至質疑原文的可譯與否，這都體現出翻譯活動無法逃避的一個根本性問題：如何面對他者？
在全球化的今天，現代性、民族性與翻譯性已經呈現水融的態勢。如何處理語言文化的異質性問題越來越受到重視。然而，早在19世紀，德國哲學家施萊爾馬赫就已經對此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翻譯論。
1813年，施萊爾馬赫發表了《論翻譯的方法》，他在文中闡述了自己翻譯觀點，認為翻譯活動的實現有兩種途徑：一是盡可能地不擾亂原作者的安寧，讓讀者去接近作者；二是盡可能不擾亂讀者的安寧，讓作者去接近讀者。而其更傾向于“把讀者送到國外”的翻譯方法，認為真正的翻譯就是要保留原文之異，體現他者的異質性。
他的這一理念在20世紀80年代被法國當代翻譯家、翻譯理論家、哲學家安托萬?貝爾曼進一步上升到了“翻譯倫理”的概念。貝爾曼對長期統治西方翻譯界的以“意義的傳達”為中心的翻譯思想展開了猛烈的批判。在其《異的考驗》一書中，通過對從路德到荷爾德林這一歷史階段的翻譯史研究，探討了翻譯在德意志民族文化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并指出，“翻譯的本質就是開放、對話、雜交繁育、非中心化，翻譯要么處于關聯之中，要么什么都不是”，同時他還指出翻譯的目的事實上是完成一種倫理行為，而“倫理行為是指認可和接納作為‘他者’顯現的‘他者’”。 由此可見，貝爾曼的翻譯倫理觀就是尊重原作，尊重原作中的語言和文化差異，彰顯差異，認可接納他者，通過對他者的傳介來豐富自身。
貝爾曼的的翻譯倫理觀進一步啟發了美國解構主義翻譯理論家勞倫斯?韋努蒂。在其《翻譯之恥-走向差異倫理》一書中，韋努蒂明確表明他受貝爾曼思想影響至深。他通過對17世紀以來西方翻譯史的考察，指出流暢譯法或透明譯法抹掉了原文里的語言、文化差異，而翻譯的社會功能之一就是引進差異，包括語言差異、文化差異、政治差異、倫理差異等等。而要真正引進并保留這些差異，則必須采用異化的翻譯策略而非同化。韋努蒂在貝爾曼的基礎上進一步關注影響翻譯活動的社會政治因素。在他看來，歸化翻譯帶有民族中心主義色彩，試圖以自己的文化同化他者，為本民族的利益服務。而與之相反，異化翻譯反抗和消除文化自戀，帝國主義和民族中心主義，有利于民主的地緣政治關系。其思想的核心，即在翻譯中抵制譯入語的主流文化價值觀，彰顯外國文本的語言文化差異。韋努蒂提倡的異化翻譯，不僅僅體現在語言的翻譯上，還體現在對翻譯文本的選材上。他主張選擇邊緣化和少數化的文本，即選擇在話語或流派上與當時已獲得經典地位的敘事形式背道而馳的文本。至此，韋努蒂在施萊爾馬赫的異化翻譯方法和貝爾曼尊重吸納他者文化異質性的翻譯倫理的基礎上，建立了自己的翻譯差異倫理。
翻譯自古以來在促進人類的語言、文化的進步上就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而翻譯研究從對語言文本的研究，過渡到對文化的研究，而又進一步進行倫理轉向，這與每個時代所處的時代背景密切相關。施萊爾馬赫的異化翻譯的提出，是處于18世紀末19世紀初法國語言文化統治德國的背景之下。作為一名愛國者和政治激進主義分子，施萊爾馬赫希望德國能保留住自己的文化和政治尊嚴，因此提倡異化的翻譯策略，從而保留外國文本在語言及文化上的差異，通過差異的凸顯來豐富德國的語言和文化，挑戰法國的霸權主義。無獨有偶，韋努蒂在對17世紀以來的翻譯進行研究之后，發現英美國家和非英語國家之間的翻譯活動交流極為不平等，在英美國家同化的流暢翻譯占主流地位，而在非英語國家，英語文本翻譯成其他語言則大多采用異化的策略。因此，其之所以大力發展施萊爾馬赫和貝爾曼的理論，也不無出于抵制當今英美霸權主義文化的入侵的目的，避免弱勢文化被予以同化。
貝爾曼曾指出，每種文化都具有驕傲自滿的特性，因此在本質上都帶有民族中心主義色彩。然而翻譯活動不僅僅是一種有關文本的字面轉換，其更是有關兩種不同文化，不同民族性格的交流與爭鋒。王東風先生說過：“翻譯，從根本上來講，就是向本土文化意識形態輸入異域文化的意識形態，對于本土的價值體系而言，這是一種外來的文化滲透。在某種意義上，它意味著破壞，意味著顛覆；或者意味著異質增加，活力增強。強勢文化在這個過程中能夠運用自己的權利話語反過來利用這外來的破壞力，以鞏固和加強自身的本土文化的強勢地位；弱勢文化則常常在這外來的破壞力前顯得束手無策，最后要么被同化，要么被顛覆。而拒絕與外來文化交流的，則只能是封閉、保守、落后，最后走向滅亡”。
縱觀中國歷史，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面對外來的他者，中國譯者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出于不同的目的而選擇不同的翻譯策略，正體現了文化的強弱對翻譯活動的影響。
翻譯研究派的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爾曾指出，中國在歷史上經歷了三次翻譯。第一次是公元2世紀到7世紀盛行的佛經的傳播，第二次則是16世紀基督教的盛行，最后一次則是19世紀西方思想的輸入。在這三次大規模的異域文化輸入過程中，翻譯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在勒菲弗爾看來，大多數譯者在這三次翻譯中，都不約而同的采取了同化的翻譯策略，尤其是前兩次宗教的傳入。面對根植中國社會的儒家思想，譯者們在翻譯佛經及基督教經典時，不得不對原著進行適當修改，使其順應中國社會傳統的儒家道德觀，以便便于中國人民接受。譬如佛經中關于子女對父母的義務的原本闡述為：“雙親養大我們，我們養雙親；為了他們（雙親），我們要做應做的事；保留家系；承繼財產；在適切得時候供奉祖先。”而在翻譯成漢語之后，則補充了“父母所為恭順不逆”“父母正令不敢違背”等儒家思想。而利瑪竇在傳播基督教時，將耶穌翻譯成“天主”以及后來的“上帝”，則是在翻閱儒家經典后，發現“天”以及“上”與“帝”在中國人心中具有至高無上的含義。
而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翻譯過程中，異化與同化同時并存。以魯迅、、梁實秋和徐志摩為代表的“西方模式”派，就主張以西方為本，不作任何抵抗，利用異化的翻譯來全面改造本土文化。魯迅在給其朋友的一封信中便這樣寫道：“為什么不完全中國化呢？我的答案是：這也是譯本。這樣的譯本，不但在輸入新的內容，也在輸入新的表現法。中國的文或話，法子實在太不精密了[...]，這語法的不精密，就在證明思路的不精密，換一句話，就是腦筋有些胡涂。[...]要醫這病，我以為只好陸續吃一點苦，裝進異樣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國的，后來便可以據為己有。”雖然近代中國由于閉關鎖國已明顯處于弱勢文化，但當時的人們仍然自豪于五千多年的古老文明，主觀認為中國文化比西方文化優越，所以這些譯者入嚴復、林紓、傅東華等為了更好地迎合讀者的口味采用了歸化策略。但是在民族文化輸出上，由于清政府閉關自守，中國的輝煌時代已經不復存在，譯者們在翻譯時也主要以翻譯外來作品為主，而很少將中文翻譯成英語，并且在翻譯時由于擔心西方讀者不能理解中國的文化，為了迎合西方讀者，就盡量采用了通順流暢的同化翻譯。所以只有極少數的中文進入了英語。由此可見，翻譯作為對話的手段，采用“異化”還是“同化”，如何面對他者，基本上由國力的強弱和文化的強弱而定。
當儒家思想強勢不可的情況下，弱勢的佛教及基督教教義便需要將自己同化，以更好的滲透于強勢思想中。而當中國文化處于弱勢之時，有識之士便采用異化的策略，基本保留強勢文化的全貌以向讀者指明不同文化不同語言的差異性，借以豐富自己的文化，同時抵抗文化霸權。對他者的態度，對差異的處理，隨著時代背景國家強弱的不同而不同，同樣也對中華文明的傳承與融合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如今，國與國之間在各方面的交流合作日益頻繁，世界一體化的進程不斷加快，而中國，作為新興的大國，經濟實力不斷加強，國際地位不斷上升，在世界舞臺上擁有越來越重要的話語權，同時也備受實行霸權主義的質疑。在這種時代背景下，作為一名譯者，在翻譯中如何調和我國文化和異域文化的關系，如何面對文化實力迥異的他者，把握翻譯的“度”，是每個譯者都應該思考的問題。面對更強勢的文化，輸入文化時采用異化？而面對文化實力薄弱的文化，采用同化，抹去它的異質性？其實，國與國的相處，文化與文化的碰撞，便如同人與人的相處。孔子曾說過“和而不同”，這一觀念莫不顯示著對他人的存在，對他人價值觀的尊重，無論對方強弱與否。
因此，當代翻譯研究中歸化與異化討論的實質不是關于何者更能忠實傳達原意的翻譯策略或方法問題，而是關于如何對待文化他者的倫理態度問題。面對文化他者，譯者應該尋求差異、發掘差異、尊重差異，而不是求同，這是當代翻譯研究對翻譯的人文價值所作出的價值評判。所謂求異，就是尊重他人文本中所描寫的世界的完整性，尊重他人文本自身的價值；所謂求同，就是在他人文本中取其所需， 利用他人文本來實現自身價值和目的。對差異的尊重就是對他人的尊重。貝爾曼曾提出一個歷史翻譯的概念，在他看來，那些創造了一個時代，創造了歷史的翻譯，無論是個人翻譯還是集體翻譯潮流，都應稱之為歷史翻譯。我們希望在的原則下，中華民族能夠迎來歷史上的第四次翻譯，在尊重異域文化的前提下，汲取他者的精華，傳播自己的特色文化，為世界文化的多樣性做出自己的一份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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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湯方；用方理論；中醫學
DOI：10.3969/j.issn.1005-5304.2016.12.003
中圖分類號：R22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04（2016）12-0011-03
Discussion on the Levels of Theoretical System of TCM Decoction Therapy BIAN Li-qun， TANG Xu-dong （Xiyuan Hospital，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TCM Decoction therapy is the most important treatment method of TCM treatment for diseases. However， because of many theories of decoction application and lack of integration， there are difficulties in completely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ing for each different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heory. TCM belongs to a technique system in essence， therefore， in this article， TCM decoction theory were differentiated into idea， theory， theory-technique， and technique levels， and its essential factors of each levels were briefly described， with a purpose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clinic and research.
Key words： decoction； theory of decoction application； TCM
中醫藥學歷經數千年的發展，為中華民族的醫療保健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盡管其在悠久的發展過程中滲入了一些文化因素，但從本質上講，中醫藥學應該屬于一門技術體系。在中醫藥學治療體系中，中醫湯方治療始終是中醫藥干預方法的主體，相應的用方理論有臟腑辨證、六經辨證、八綱辨證、三焦辨證、經絡辨證、氣血津液辨證、方證辨證等，內容較為豐富，完全學習及熟練應用起來有一定的難度。筆者現就中醫湯方治療理論體系進行解析，從理念、理論、理論-技術及技術層面進行論述，提出以宏觀代謝為基礎的中醫湯方治療理論體系建構框架，供臨床參考。
1 理念層次
理念層次為中醫藥理論的較高層次，體現了在整體和宏觀方面對人與自然的關系及人體自身的理解和把握。這一層次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即人與自然的統一性及人體的自組織性。
基金項目：國家科技支撐計劃（2014BAI10B02）；中醫藥行業科研專項（201407001-12）；北京市科委“首都臨床特色應用研究”專項重點項目（Z141107002514018）
通訊作者：唐旭東，E-mail：
1.1 人與自然的統一性
《內經》對人與自然的統一性有著深刻的認識和論述，《素問?寶命全形論篇》提出“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人生于地，懸命于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說明人作為一種獨立的生物與自然界不可分割的關系，從而在方法論上要求“法于陰陽，和于術數”（《素問?上古天真論篇》），“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沉浮于生長之門”（《素問?四氣調神大論篇》）。
1.2 人體的自組織性
自系統論及耗散結構理論興起以來，關于人體的自組織性已得到了充分認識。所謂自組織，是指系統在特定的內外條件下，從混沌到有序，從有序程度低到有序程度高，并穩定在一定有序程度上的自我完成過程。而自組織的本質與代謝密切相關，即與環境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而目的是維持人體內環境的平衡[1]。
《內經》對人體的代謝也有較深的認識，如《素問?六節臟象論篇》“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素問?六微旨大論篇》“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故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無器不有”，最終達到“陰平陽密，精神乃治”（《素問?生氣通天論篇》），防治疾病則強調達到“陰陽自和，必自愈”的目的。
2 理論層次
上述理念層次闡明了人體是與自然相統一的以代謝為核心的自組織系統。而在理論層次上，則體現為對人體宏觀代謝途徑的基本認識。
2.1 相關概念
2.1.1 逆流挽舟 即“逆流挽舟法”，清代喻嘉言將此法作為治痢大法，其特點為強調下痢必從汗，先解其外，后調其內。在具體運用時，喻氏認識到：一為“失于表者，外邪但從里出，不死不休，故雖百日之遠，仍用逆流挽舟之法，引其邪而出之于外，則死癥可活，危證可安”；二為“久利邪入于陰，身必不熱，間有陰虛之熱，則熱而不休，今因逆挽之勢，逼其暫時燥熱，頃之邪從表出，熱自無矣”；三為“久痢陽氣下陷，皮膚干澀，斷然無汗，今以逆挽之法，衛外之陽領邪氣同還于表，而身有汗，是以腹中安靜，而其病自愈也”。該法的立意充分強調了邪從表出及解表法的重要性，說明胃腸道與表部的相關性。
2.1.2 提壺揭蓋 原指盛滿水的茶壺，要使水順利倒出來，就須在壺蓋上鑿個洞或把壺蓋揭開，水才能流出來。中醫理論認為，提壺揭蓋法為通過開宣肺氣而通利水道的一種治療方法[2]。對此，朱丹溪有明確論述：“一人小便不通……此積痰在肺，肺為上焦，膀胱為下焦，上焦閉則下焦塞。如滴水之器必上竅通而后下竅之水出焉。以藥大吐之，病如失。”該法實際上強調了人體的水液代謝（循環系統）與表部（肺）之間的關系。
2.1.3 肺與大腸相表里 即表現為肺失肅降，氣機不利，影響大腸傳導功能，導致腑氣不通，腸腑壅實，腑氣不利，陽明濁氣上犯于肺，影響肺臟的宣順利排出。說明肺與胃腸道之間的關系。
2.1.4 利小便即所以實大便 見于《溫病條辨》在解釋濕郁三焦中“脘悶，便溏，身痛，舌白，脈象模糊”時用二加減正氣散時所作的釋文，曰：“以便溏不比大便不爽，故加通草、薏仁，利小便所以實大便也。”《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并治下》對下利的治法也提到“傷寒服湯藥，下利不止，心下痞硬。服瀉心湯已，復以他藥下之，利不止，醫以理中與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余糧湯主之，復不止者，當利其小便”。這些闡述實際上提示了胃腸道與泌尿系統之間的關系。
2.2 對人體基本代謝途徑的認識
對于人體代謝途徑的認識有宏觀與微觀兩種。微觀方面主要指的是玄府理論，劉完素《素問玄機原病式》提出“玄府”概念，認為“一名‘玄府’者，謂玄微府也。然‘玄府’者，無物不有，人之臟腑皮毛，肌肉筋膜，骨髓爪牙，至于世間萬物，盡皆有之，乃氣出入升降之道路門戶也”，有研究者認為玄府具有“廣泛性”“微觀性”“開闔性”“通利性”特點[3]。玄府的概念具有理論性的特點，對臨床的指導價值并不直接。另一種是依據宏觀功能分區的代謝途徑，從宏觀功能上來講，人體的生命活動最為直觀的有呼吸行為、飲食行為及排泄行為，從而形成功能明確但又彼此相關的3個系統。誠如《皇漢醫學》所言，“表里之表者，指皮膚而言”，“里者，指消化管言（按消化管之一名詞包括食道、胃、小腸、大腸等而言）”，“半表半里者，指胸腹二腔間，適當支氣管、肺、心、肝、脾、胰、胃之所在”，將人體在宏觀上分為表、里、半表半里部。而《內經》就有“開鬼門”“潔凈府”“去宛陳s”記載，分別與發汗、利小便及通下法對應，也分別與人體的三大代謝行為相呼應。張子和《儒門事親》將病因及治療分為三類：“天之六氣，風、暑、火、濕、燥、寒；地之六氣，霧、露、雨、雹、冰、泥；人之六味，酸、苦、甘、辛、咸、淡。故天邪發病，多在乎上；地邪發病，多在乎下；人邪發病，多在乎中。此為發病之三也。處之者三，出之者亦三。”并以其獨特視角將這些治法標準化，形成了一整套完備的治療學理論，認為“世人欲論治大病，舍汗吐下三法，其余何足言哉。”
從對上述概念解釋可以看出，中醫看似眾多的“神來之筆”，其實都與人體的宏觀代謝途徑相關，對其應用獨到的醫家包括張仲景、張子和等。人體的宏觀代謝是可以觀察和感知的，故由此發展而來的中醫診療技術具有實在性和明確性的特點，較之于以五行為基礎的藏象學說更為直接。
3 理論-技術層次
中醫在理論層面宏觀體現的是以呼吸、飲食及排泄行為為目的環的代謝活動，通過代謝活動，維持人體內環境的穩定。臨證應本著“受本難知，發則可辨，因發知受”的原則，以人為本，探尋病因病機。在實際應用層面，需從以下方面加以體察。
3.1 體、用、標
體為陰，包括血、津液等，為組成人體的有形物質；用為陽，為人體功能活動的內在動力；氣為體用的結合體，兼具陰、陽的部分功能。陰、陽、氣三者構成了人體的物質基礎。標主要包括人體的各種病理性代謝產物，如水飲、瘀血、宿食、頑痰等。
3.2 代謝方式
對于代謝方式，如上述所說，是指以呼吸、飲食及排泄行為為基礎的人體代謝途徑的劃分及其關系，是人體適應自然、維持生命活動的基本方式，也是中醫治愈疾病的重要基礎。
3.3 寒熱關系
寒熱關系是八綱辨證的重要范疇之一。寒熱是人體代謝方式最為直觀的反應，一般而言，寒是人體感受寒邪或代謝功能低下的反應，熱是人體感受溫熱邪氣或代謝功能亢進的表現。
3.4 升降關系
升降關系是人體總體功能活動在動態上的外在表現，一般而言，向上、向外的總屬于升的范疇，向下、向外的總屬于降的范疇。
3.5 特異性癥狀
除上述宏觀上反映人體代謝活動之外，還有許多不能用上述4個范疇加以解釋的內容，可歸結為特異性癥狀。
從本質上講，上述概念和范疇是八綱的進一步改進和具體化，將陰陽、虛實這兩對相對寬泛的關系落到實處，將表里的概念以代謝方式進行取代，并將中醫學對人體動態性的認識歸結為升降關系納入其中。
4 技術層次
技術層次是理念、理論、理論-技術、技術4個層次的最后一個，但卻是最為重要的一個。醫師通過對癥狀、體征、診斷、藥物等綜合把握并處方用藥，可以說，處方的不同及療效的差異均來自不同醫師掌握的技術體系不同。但作為技術體系，最重要的特點是可以標準化，只有建立了完善和經過評價的中醫藥技術標準化體系，才能最大程度減少用藥的分歧，提高臨床療效。
4.1 診療技術
主要涉及相關癥狀、體征在理論-技術層面（體用標、代謝方式、寒熱關系、升降關系）這些范疇的解釋。需說明的是，對診療技術的認識必須與對藥物的認識相一致，以保證診斷過程與用藥之間存在著某種可靠的聯系。
4.2 藥物使用指針
中醫用方理論的發展是建立在對藥物學的理解基礎上的。而對藥物學的理解大體上存在著兩種方式：一種是中醫傳統上對藥物學的認識，主要包括寒熱、歸經、功效等；另一種是以日本漢方醫學為代表的藥征，直接明確指明某藥物的使用指針。這兩種方式應當相互借鑒，將藥物的使用靶點精細化和明確化。
另外，俗語有所謂“單方一味，氣死名醫”的說法，提示了單味藥物在治療中的作用。在現代中醫學發展中，應當注重對特異性藥物的研究，如馬錢子治療骨性關節炎、雷公藤治療免疫性疾病、砒霜治療白血病、青蒿治療瘧疾等。
4.3 組方理論
在臨床診斷與藥物間有一個橋梁，即中醫組方理論，只有配套的中藥組方理論，才能順利實現診斷-處方-療效的傳遞。
另外，方證對應是一種重要的用方理論，其起源于《傷寒論?辨少陰病脈證并治》，即“病皆與方相應者，乃服之”，這種將方劑的使用指針標準化，是擴大的藥征的表現，在經方家中得到推崇。
4.4 強調專病治療規律的探索
對于疾病的治療，一種是基于宏觀、整體上對于疾病的認知和治療方式；另一種是強調在現代醫學專病框架下的診療模式。兩者不可偏廢，《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就分別是這2種診療模式的代表。
5 結語
以上從理念、理論、理論-技術及技術層面對中醫湯方理論進行了分析和解讀，重點描述了以宏觀代謝為主體的中醫湯方理論體系的建構和技術體系的要素，希望為中醫湯方理論的標準化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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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種子移植理論；十四行詩；漢譯
一. 引言
對于十四行詩的翻譯問題，國內的學者談得已經很多了，但是研究的焦點往往基于譯文的好壞，而且多用經驗思辨的方法，缺乏客觀的評判標準和理論依據。本文以巴斯奈特的種子移植理論為基礎，分析了十四行詩的特點，芻議了十四行詩翻譯的方法和標準，希望在十四行詩翻譯方面能拋磚引玉。
二. 種子移植理論
上世紀80年代蘇珊?巴斯奈特開始在她的論著中提出解決詩歌不可譯問題的方法。蘇珊?巴斯奈特是一位詩人兼精通翻譯理論與實踐的翻譯家，在她的著作《文化構建―文化翻譯論集》中她提出了種子移植理論。巴斯奈特的種子移植理論是受到英國詩人雪萊的啟發。雪萊認為詩歌不可譯，詩歌就像是將紫羅蘭放在實驗室里研究以期再得到紫羅蘭，但這是對紫羅蘭的毀滅，光靠實驗室的研究是不能開花的。對于雪萊的觀點巴斯奈特卻產生了新的理解，她認為只要種子被恰當地移植，在其他地方依然可以開花。所以，她相信詩歌和紫羅蘭一樣不能復制和照搬，但是卻可以在新的環境中重新生長。
可以看到，巴斯奈特的種子移植理論是在以前的詩歌不可譯的論點的基礎上的一次巨大飛躍，它使詩歌翻譯這一活動得到了該有的肯定，這無疑是詩歌翻譯理論又向前邁進了一步；但是巴斯奈特并沒有明確地指出詩歌翻譯時要移植的種子是什么，這就使得在該理論指導下的詩歌翻譯只有最終的目標但缺乏明確可行的方法。
三. 十四行詩翻譯的特點及其種子的確定
雖然巴斯奈特的種子移植理論沒有明確界定種子的內涵，但是在其著作中論述種子移植理論時不斷出現一些詞：pleasure，function， target language ， role等，結合該理論出現的專著《文化構建―文化翻譯論集》，我們可以看出巴斯奈特所說的種子其實是能夠給人以巨大的美感體驗的東西，這些東西是一首詩歌的命脈所在，而且這些東西在移植到目標語文化中時應該產生其在源語文化中相似的效果，而這些東西是值得譯者集中才智移植的。也就是說，種子必須具有能陶冶讀者情操，區別一種詩體與另一種詩體的特性，還應該能反映一首詩的文化與精華。所以在翻譯十四行詩之前，譯者應該仔細品讀詩歌，把握其特點，找出其種子。
首先，十四行詩大多數情況下是一種由十四句詩行組成的詩體，所以如果不保留其形式上的特點，無視十四行詩外在形式美，恐怕這種詩體的美也就會有一半被損害。此外，十四行詩第一節要“起”，第二節要“承”，第三節要“轉”，最后一節要“合”。如果在翻譯的過程中不遵守原詩的詩行特點，隨便增加一行或減少一行都會影響十四行詩的結構，使其結構不完整進而影響到意義表達的流暢和完整。其次，十四行詩是一種具有嚴謹韻律的詩體，所以這種詩體的另一個特點就是押韻。濟慈創作的十四行詩大多數采用的是莎士比亞式末韻和比特拉克式末韻，較少的幾首結合了莎士比亞式和比特拉克式末韻。而用韻是古典詩歌的特色，所以在翻譯時應該盡量保留，正如朱光潛先生說“格律不是束縛天才，它也不能把庸手提拔到藝術家的地位。如果真是詩人，格律會受他役使；如果不是詩人，有格律他的詩固然腐濫，無格律它還是腐爛”。再次，十四行詩的另一個特點就是這種詩體所具有的音樂性，即節奏。在濟慈創作的十四行詩中基本上都是英語詩歌中很普遍的五步抑揚格。而詩歌部分怡情效果也正是來源于它的節奏，所以，節奏也是十四行詩的種子之一。最后，十四行詩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其表達情感的方式有時很特別。這些十四行詩在表達情感的時候有時并非是單一不變的，有時在前兩詩節表達一種情感，但是在第三詩節中表達的情感會出現變化，第四詩節又會是對第三詩節表達情感的升華。而這些美好的情感也是詩歌中具有怡情作用的因素，所以譯者在翻譯時應該傳遞出這種感情的微妙變化。
綜上所述，譯者在翻譯濟慈十四行詩歌時，應該將其詩歌中所包含的種子――詩行排列、韻律、節奏和情感變化，移植到譯作中去，而將這些恰似靈魂一樣的東西移植才是譯者的責任，因為唯有這樣讀者才可以欣賞到濟慈詩歌的魅力。
四. 具體分析屠岸先生翻譯濟慈的《白天消失了，甜蜜的一切已失去》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我國石油科技工作者在已有理論的基礎和生產實踐的指導下，逐漸發展成了一套適合我國石油地質情況的理論———陸相石油地質理論，其核心為陸相生油論、源控論、復式油氣聚集帶理論，在這一系列理論的指導下，我國陸相沉積盆地的油氣勘探工作取得了巨大的進展。近年來，我國石油地質理論不斷豐富，進一步推動了巖性地層油氣藏、天然氣勘探等一系列工作的開展。
2我國石油地質理論及其意義
2.1我國石油地質理論
2.1.1富油氣凹陷“滿凹含油論”。
滿凹含油論是在陸相石油地質理論的指導下發展起來的一套地質理論，該理論的主要內容是指在富油氣凹陷內，具有豐富的油氣資源，一方面優質烴是油氣資源的主要來源；另一方面，陸相沉積多水系和湖盆震蕩，促進了湖水面積的收縮和擴張，增加了砂體和烴源巖的接觸面積，給各類儲集體提供了成藏機會。實踐證明，斜坡區與凹陷部分都有油氣成藏和分布，造成了凹陷含油的現象。滿凹含油理論除強調富油氣凹陷處可能含較為豐富的油氣外，還對油氣聚集的豐度和品味的變化進行了強調，這對尋找具有經濟效益的油藏是十分有利的。富含油凹陷具有滿凹含油的特點，但油氣藏的分布卻存在極大的差異，主要受最大湖泛面、不整合面和斷層面的控制。僅以斷層面的控制作用為例，斷層面發生的錯位可形成階地，有利于河流的下切并去流動，導致斷層某側及其走向軌跡處形成堆積河道；斷層的同沉積活動會加快湖盆沉降的不均勻性，提高了兩側儲集體和烴源巖的接觸概率，方便油氣運移；斷層可把油氣運移到與其有緊密關系的儲集體中，形成油藏，這種油藏無法用源控理論解釋；斷層面發生的涂抹使斷層變為封閉狀態，這對油氣的聚集是十分有利的。
2.1.2疊合盆地。
疊合盆地是指在新生代陸相沉積盆地下還存在中生代早期、晚古生代及早古生代盆地的現象，多種盆地的時代不同，類型不同，但卻相對集中的發育成一類沉積盆地。疊合盆地并非不同時代沉積層系在垂直方向上的簡單疊合，更不是一個盆地多種發育特點或多個成藏期，而是不同層系中油氣的生成、排烴機理和排烴過程、成藏機理等各種要素發生變化后綜合作用的結果，這也是經典石油地質理論無法解釋疊合盆地反常現象的原因。疊合盆地油氣分布的反常性要求我們在對疊合盆地深層進行勘探時，要用于創新，采用新思想、新技術、新工藝對其進行勘探研究。就我國而言，疊合盆地主要包括繼承性疊合、研變型疊合和改造型疊合三類。第一類是在相對穩定構造條件下，多套沉積層系連續發育而成，具有發育時代跨度長、各階段盆地性質相似、多套烴源巖空間位置規律性強、油氣生成-運移-聚集連續性強的特點；第二類是在較長的跨越時代內，發生明顯構造活動，導致沉積間斷的發育系統，主要表現為不同時期盆地性質和結構發生較大變化、油氣相態含量及分布也存在較大差異等。第三類盆地各個階段的盆地控制機制、沉降及沉淀中心分布規律、成藏過程和藏氣分布毫無繼承性。
2.1.3高效氣藏。
高效氣藏是指儲量多、豐度高、產能優的一類具有較高經濟效益的氣藏，一般來說，儲量應在100×108m3以上、豐度高于3×108m3/km2、千米井深產量在5×104m3/d的氣藏滿足高效氣藏的定義標準。高效氣藏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條件，如生烴灶、成藏過程、成藏要素均對氣藏具有不同程度的影響。首先，氣源灶具有高效性，如氣源巖的生氣潛力大，豐度高、類型好，可生成大量的油氣；其次，成藏過程中天然氣運移通道具有一定的動力優勢，能在短時間內完成運移工作；最后，天然氣的運移期應與成藏要素具有最佳的時間配置。一般來說，晚期或超晚期對成藏較為有利。
2.2石油地質理論在拓展勘探領域中的意義
2.2.1滿凹含油論的意義。
富油氣凹陷“滿凹含油論”已經提出，就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該理論改變了傳統的勘探理念，使油氣勘探跳出了正向二級構造帶的限制，擴展到滿凹勘探，極大的開拓了石油地質勘探的范圍。此外，該理論的提出暴露了二級構造帶理論的缺陷，為巖性地層區帶的劃分及評價標準的建立提供了可靠參考。滿凹含油論的提出，進一步完善了巖性地層區帶油氣地質規律。
2.2.2疊合盆地的意義。
疊合盆地概念的提出，使得在深層盆地油氣的工藝發展具有實際意義。據統計，我國陸地剩余的油氣資源中，36.2%的分布在深層，這是我國今后發現新儲量的重要研究領域之一。疊合盆地存在的反常現象，對于提高我國深層目標的勘探價值具有重要意義。如生排烴滯后現象、液態深度和寬度的改變都有利于深層油氣的儲藏。
2.2.3高效氣藏的意義。
高效氣藏定義及其相關概念的提出，對于尋找我國優質潛力的氣藏具有指導意義。高效氣藏主要分布在高效氣源灶，主要包括的類型有：①低地溫場背景下的中西部前陸含煤盆地，這一類型的盆地是在晚期快速埋藏，使得煤系氣源巖在晚期生成大量的油氣，從而形成裂解性高效源氣灶；②低地溫場背景下的新近紀高咸化水湖盆地，該類型盆地適合厭氧細菌的繁殖，從而形成了湖相-泥巖-生物型高效氣源灶；③低地溫場背景下的克拉通盆地，這一地區碳酸鹽分布較多。該類型盆地的早期形成的古油藏在晚期由于急速沉降和新構造疊加作用下裂解形成原油-裂解型高效氣源灶。
3總結
1929年《行知書信》中提到：社會的范圍很不一定，大而言之就是天下；小一點就是國家；再小就是一省，一縣，一村；再小就是我們自己的家庭。大凡服務社會，要“遠處著眼，近處著手”。這很適合對職業班學生進行思想教育，從而提高他們學習的信心。因為這些學生原來文化課學習成績差，總是背上落后的包袱，老認為自己什么都不行，甚至自暴自棄，所以在開學的第一天教師就可以告訴他們自己也是社會的一份子，他們未來的職業工作同樣是為社會服務，很有意義，所謂‘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他們并不比同齡人差，只要努力學習技術將來定會取得成功。同時教師應該對他們實際情況作詳細的分析，對他們的教育作好長遠的規劃，定出短期、中期和長期的明確目標，使學生有的放矢地一步一步走向勝利的彼岸。例如我烹飪職高班在校期間就制定了循序漸進的計劃，高一著重良好行為習慣的培養，高二注重各項烹飪技能的提高，高三重視社會實踐經驗的積累，通過這三個階段目標的實現使學生增強了自信，順利踏上了社會，憑自己的一技之長和良好的素質找到了較好的工作，贏得了用人單位的好評。
職業班學生在走向成功的過程中，他們最需調整的是心態。常常聽到一些教師在抱怨這批孩子真難教育，你對他們一般說服教育吧不管用，你對他們嚴厲訓斥吧結果卻換來學生的沉默寡言和強烈對抗。要知道這些學生原來由于學習成績差或行為規范差等原因而經常成為受評的對象，所以他們的心理狀態常常既壓抑又敏感。對此類問題陶行知在1932年《齋夫自由談》中提出了中肯的建議：訓育上的第二個不幸的事體就是擔任訓育人員的消極作用。他們慣用種種方法去找學生錯處。學生是犯過的，他們是記過的，他們和學生是兩個階級，在兩個世界里活著，他們對于學生的問題困難漠不關心。我們希望今后辦訓育的人要打破偵探的技術，丟開判官的面具。他們應該與學生共生活，共甘苦，做他們的朋友，幫助學生在積極活動上行走。對此我深有感觸，我班學生張某在原來的學校號稱“小霸王”，剛進我校時依然我行我素，不時有欺負同學的事情發生，我對他教育了幾次效果不明顯。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發現他特別喜歡足球，于是有空經常和他聊一聊球賽、球隊和球星，慢慢地他對我產生了信任感，不知不覺中我把話題轉向他的行為習慣上，出奇順利地讓他認識了錯誤。臨近畢業時很多老教師感慨地說：“這些淘氣的學生比剛入校時懂事多了，也愿意接受老師的教育了，關鍵是他們在這里感受到了教師朋友般的關心和平等的對待，這在以前的學校里是無法想象的啊！”是的，這種友情方式的教育對心靈脆弱的職業學生來說真可謂雪中送炭。
職業班學生不僅需要心靈的關懷，而且需要行為的感召。這些學生是未來的廚師，掌握扎實的烹飪技術是當務之急，但是他們平時是家中的寶貝，別說燒菜做飯了，就連碗也很少洗，那應該如何教育他們呢？陶行知早在75年前創立的生活教育理論正好談到了這點，其方法論就是“教學做合一”。“教學做合一”十分重視“做”在教學中的作用，認為“要想教得好，學得好，就須做得好”；“要在做上教，做上學”。陶行知甚至把是否重視“做”作為衡量教育是否真實的標準。他明確指出：“先生拿做來教，乃是真教；學生拿做來學，乃是實學”。烹飪本身的實踐性就很強，光說不練是不行的，所以與其說教不如在操作過程中啟發、引導和教育他們更為有效。職業班學生不但學習能力較差而且非智力因素方面的能力也不強，怕苦畏難的現象明顯。如學生首先要練習的是站的功夫，通常一站就是半天，開始有一部分同學堅持不了了，有的東倒西歪，有的甚至蹲在地上，作為班主任的我故意站在大家都看得見的位置，足足半天就這樣和同學們一起聽師傅講課，放學后才找這些同學談，未來做廚師可能站的時間要更長，現在正是打基礎的時候，老師雖然不當廚師，但是愿意和你們比誰能堅持到底。沒過多久情況有了改進，當個別同學有點堅持不下去的時候，他們就會看看我，想想我說過的話，然后自己給自己鼓勁并堅持下去。刀功對親手來說又是一道難過的關，因為一不小心就會切傷手，鮮血直流，所以其中幾個學生望而怯步，甚至想要放棄學習。我于是加入到他們一小組中去，照著師傅的要求由我先切，讓他們在邊上看，然后再強調一下要點，輪到他們去切，偶而我也會切到手，簡單處理過后繼續操刀操，而且提醒同學要注意剛才老師為什么會切到手，從中吸取教訓結果每人都克服了原來害怕的心理，即使有時切到手了，也不會象以前那樣驚惶失措了。于是這批孩子在實踐中接受了教育，教師同樣在實踐中達到了目的。經過師生三年的共同努力，全體學生均通過烹飪三級考試，其中60%的學生還獲得了烹飪二級證書，具備了一技之長，能為社會服務和發揮自身的價值了。
關鍵詞： 德育 歷史教學 情感態度價值觀
一、德育在歷史教學中的價值
德育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德育專指學校德育。學校德育是指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社會或階級要求，有目的、有計劃、有系統地對受教育者施加思想、政治和道德等方面的影響，并通過受教育者積極的認識、體驗與踐行，使其形成一定社會與階級需要的品德的教育活動，即教育者有目的地培養受教育者品德的活動。
“借鑒歷史、服務現實，創造明天”，這是歷史教育的社會功能，也是歷史教學的根本目的。中華文明璀璨奪目的文化中，不屈不撓、奮發向上的優良品格和氣質，博大精深的思想寶庫和以豐富文化遺產為特征的精神、物質財富是最值得我們驕傲的文化遺產。因此，在歷史教學中更應注重情感、態度和價值觀教育。
因此，《歷史課程標準》明確提出：“通過歷史學習，進一步了解中國國情，熱愛和繼承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弘揚和培養民族精神，激發對祖國歷史與文化的自豪感，逐步形成對國家、民族的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培養愛國主義情感，樹立為祖國現代化建設、人類和平與進步事業作貢獻的人生理想。加深對歷史上以人為本、善待生命、關注人類命運的人文主義精神的理解。培養健康的審美情趣，努力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境界。確立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塑造健全人格，培養堅強的意志和團隊合作精神，提高經受挫折、適應生存環境的能力。進一步樹立崇尚科學精神，堅定求真、求實和創新的科學態度……”
從以上內容可以看出，新的歷史教學更注重人文素養和科學精神的培養，把歷史教育社會教育功能與人的發展教育功能結合起來，情感、態度和價值觀教育是遵循教育規律的體現；是推進素質教育的需要；也是滲透德育教學的好時機。我們應當充分發揮歷史教學的特點，在教學中逐步滲透德育。
二、德育在歷史教學中的滲透方法
（一）利用課堂教學滲透德育。
1.我把歷史課堂教學分為“觸摸歷史，探究歷史，感悟歷史”三個部分，三個部分相輔相成。
觸摸歷史，以書本知識點為載體。在課本基礎知識點之外，盡可能利用課本教材以外的內容，補充其他相關教學資料，讓學生觸摸到更廣泛的歷史。例如：本課的重要知識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進行德育的很好知識點。面對民族危亡的時候，應該怎么做？每個人擁有的愛國精神是支撐民族繼續存在的前提條件，只有強烈的愛國精神，才能讓每個中國人暫時拋棄個人利益，以國家利益為先，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因此，“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這里不僅是一個知識點，學生要掌握的也不僅是這條戰線到底是如何建立起來的，而是通過知識點的講述，讓學生真正理解這條戰線存在的意義。
為了讓學生更好地理解，我在原有知識點上補充了新內容，以幫助學生進一步全面理解“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首先，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下形成了兩個戰場。這個知識點是書本上有的。而在兩個戰場之外，還有一條文化戰線。其次，我在教學中通過補充了解中國二三十年音樂教育思想進一步理解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是全民族的吶喊，中國人民從內心深處認識到抗日救國的必要性。在教育思想上，30年代的鋼琴教育方針主要圍繞“救國”。提供這些資料，讓學生從更廣闊的空間中理解，在30年代的中國，每一個知識分子、每個學生學習的動力是什么？當時教育與國情密不可分。通過以上材料展示，以大家都熟悉的人物的并不熟悉的事件調動學生好奇心，讓學生了解這個時代人們的真實情感，了解人們發自內心的吶喊，同時通過這些人物的思想、整個時代的思想反映時代的主旋律，那就是救亡圖存。這是一個中國人的責任所在，是民族自尊心的體現。
2.注重教學方法。可以運用影視媒體展示教學資料。用更直觀的方式通過視聽等途徑加強學生的情感態度與價值觀培養。如在這一課中我為學生播放抗戰歌曲，如《大刀進行曲》，給學生講述歌曲歷史背景，進一步了解抗戰時期的歷史，讓學生體會歌曲體現的愛國主義情感，并且讓學生合唱此曲，親自感受歌曲的意蘊。
3.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地位。主體性是人的本質屬性，是現代人素質的重要特征。學生是受教育的主體，一切教育活動都要服務和服從于主體。因此，隨著新課程標準的實施和研究性學習的興起，把課堂還給學生，讓課堂充滿活力，教師由教學的操作者、主宰者變為引導者、激發者、組織者，讓學生由被動地接受知識轉化為主動、愉快地學習成為當今教育必然趨勢。
（二）在課外生活中不斷滲透德育，讓德育生活化。
關鍵詞：理實一體化；物理教學；教學方法
中職物理教學必須同學生培養目標相結合，除了傳授學生必要的物理理論知識外，更要結合社會需求及企業用人趨勢，加強對學生實踐操作運用能力的培養，致力于培養學生獨立的思考能力、創新能力、探究能力、動手能力等，并將之運用于實際生活、工作實踐中，以便為日后社會生產生活提供幫助。
一、理實一體化教學的概念及特點分析
所謂理實一體化教學，即將物理理論知識同實踐操作技能培訓相結合，全面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實現物理理論知識學習同實踐操作的有機結合。該教學方法以建構主義理論思想為基礎，即學習并非只是教師簡單地將知識傳遞給學生，而是學生通過建構知識體系實現的；學生并非單純地被動汲取知識，而是主動完成學習過程。由此可見，理實一體化教學方法并非只是物理理論知識教學同實習在形式上的簡易組合，而是從學生掌握技能的規律入手，從內容方面實現二者的有機結合。一方面，在教學過程中將技能培訓作為重心，結合構建理論知識體系，通過教師理論教學及實習引導，確保這兩方面同步進行，真正實現“學中做”，“做中學”。通過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以及實踐對理論知識的鞏固，學生能夠更深刻地理解理論知識，同時能夠更牢固地掌握實踐技能。教學過程中，教師在講解理論課程時應遵循必需性與實用性的原則，在技能培訓時應把握實踐課程科學性、規范性與創新性的特點。
二、理實一體化教學在物理教學中的運用
物理學科應用性極強，其最大特點即基于實驗，為探究提供尋找規律及獲取結論的途徑。物理課程設置是學生后續專業課程學習的基礎，因此物理教學過程中應著重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及自主學習能力。為此，結合學生物理學習現狀，教師應結合實踐，采用理實一體化教學方式，充分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培養其操作能力，引導學生依據實際，抓住關鍵因素，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理實一體化教學方法不僅能夠體現對實驗的重視，也為學生提供了動手操作的機會。
1.理論實踐相結合，科學制訂教案
當前，中職物理教材多數是依據學科本位教學模式編寫的，關注理論知識體系的完整性，難免出現同實際應用脫節的現象，實踐內容相對較少。該編排方式雖便于學生全面掌握物理學科的知識體系，但難以很好地滿足職業教育的要求。為此，教師必須以物理教學大綱為依據，同時不完全拘泥于大綱，全面考慮學生特點及教學目標要求，以更好地調動學生積極性為基本出發點，系統研究教材，在制訂教案時將理論知識體系講解同實踐操作及技能培訓進行有機結合。教案不應單純地堆砌理論知識，而應當突出教學目標及教學重點，明確教學場地、設備及量具選擇。對教學過程進行編排，特別對于重點內容，必須進行編排，充分考慮先操作還是先講解。此外，還應涉及到安全事項及作業設計等。
2.理論實踐相結合，開展教學活動
理實一體化教學方法的關鍵在于理論、實踐的有效組合與穿行，教師合理把握教學尺度。教學過程中，教師應善于將理論知識講解、操作技能培訓、學習方法掌握結合起來，形成一套完整、全面的教學系統。運用理實一體化方法，通過講解、培訓等形式，精心設計教學活動，使學生能夠自主探究、活動、學習、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并最終建構知識體系。如通過講解“翻滾過山車”的原理講解“圓周活動”，通過講解“音樂噴泉”形象地講解“共振”等。
3.理論實踐相趣，善于引導學生
具體教學過程中，教師應敢于放手，使學生自覺參與教學活動中，體會學習的快樂與獲取成功的艱辛，教師還要善于引導學生，提高其學習積極性。例如：在講解力的合成時，可設計實驗――隨機找兩個學生用盡力氣拉中間懸掛書包的繩子，看誰可以將繩子拉直。此時學生的興趣被激發，紛紛自告奮勇，個個躍躍欲試，幾輪嘗試后發現原來繩子根本拉不直。此時學生將發現這一問題，教師可以順勢引入該課內容，便于提高學生對新知識的學習熱情。
三、結束語
總之，作為一種現代化教學模式，理實一體化教學對于中職學校物理教學質量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為了切實提高學生操作水平，仍需重視綜合實習過程。就操作性較強的物理課程而言，理實一體化教學優勢突出，而對于其他理論性較強的課程能否采用該方式，仍需依據實際情況判斷。
參考文獻：
關鍵詞：刑事和解；制度利益；刑罰一般預防
中圖分類號：D915.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1）35-0095-03
一、刑事和解的概念解讀
關于刑事和解制度，國外相關討論方興未艾，近年來，在國內理論界和實務界也掀起了一股熱潮。所謂刑事和解，根據學術界通說，一般是指在刑事訴訟中，加害人以認罪、賠償、道歉等形式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后，國家專門機關對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責任、免除處罰或者從輕處罰的一種制度[1]。是通過加害人與被害人之間形成諒解、達成一致的私利合作方式來獲得對加害人在定罪量刑上的輕緩化或去刑罰化的處理結果。這里的和解的主體為加害人與被害人兩個私權利主體，不探討國家公訴機關與被告人就被告人刑事責任以協商交易的形式達成刑事和解的公力合作模式。①
二、刑事和解的利益基礎
刑事和解作為中國本土化的產物，不是經由理論建構而走入實踐的，而是在司法實踐中自發生成的刑事案件解決模式。②其產生和發展有著現實的利益基礎，對于被害人而言，通過加害人的認真悔過、賠禮道歉可以減輕其受犯罪侵害的心理傷痛，與此同時，加害人對被害人物質損害的賠償可以更現實地解決被害人的現實困境和需要。基于刑事附帶民事判決執行率低下的現狀，對被害人的物質補償能更有效地實現；對于加害人而言，和解意味著刑事追訴的終止或刑罰的減輕，通過民事賠償減免刑事上的責任，免受牢獄之災的痛苦，對其有如重獲新生；對于公安司法機關而言，通過刑事和解結案可以分流案件、提高訴訟效率、節約司法成本和司法資源；對社會而言，以平和方式解決刑事糾紛有助于化解矛盾，恢復犯罪造成的社會關系的破壞，消除社會不安定因素，符合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概言之，對于刑事訴訟參與各方，刑事和解制度均能產生現實可得利益，正如有學者所言之“利益三方共贏”[1]。
三、刑事和解中被忽視的刑罰一般預防
上述利益產生需要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案件的成功和解。也就是刑事和解在個案中完滿實現了，在此基礎上總結每個成功和解了的案件所帶來共性的利益和好處。顯然，刑事和解在這里帶來的利益是針對于每一個具體案件的，是個案層面上的利益價值。而從每個具體適用刑事和解的案件產生的好處來衡量和論述刑事和解作為一項制度本身的價值和好處，顯然是從個案的角度來評價一項制度的價值。然而，個案利益是否必然等同于制度利益？多方利益共贏在個案層面上實現了是不是意味著從制度角度看，與該項制度有利害關系相關各方都能有所裨益？基于利益角度支持刑事和解的論者顯然忽略了這個問題。
事實上，個案利益并不等于制度利益，一項案件解決方式的個案價值也不必然代表其制度價值。目前，學界對于刑事和解制度持支持態度的觀點和理論都在從個案的層面分析制度的合理性和好用性，而沒有看到作為制度本身，刑事和解的推行和適用可能引發的重大問題，其引發的問題之一也是最關鍵的，就是刑事和解的適用將會造成的刑罰不確定性，從而導致對整個刑罰一般預防功能的破壞，進而造成整個刑罰體系的解構，最終導致法治區別于人治最本質精神的衰退。
為什么要有刑罰，刑罰的目的是什么，這是自刑罰產生以來應該考慮的首要和最基本的問題。關于刑罰目的的研究也是刑法學界最為核心的課題。①一般而言，刑罰的目的主要包括兩個：一是報應，二是預防。②報應目的論是刑罰目的最傳統和基本的學說。該學說認為，刑罰是對犯罪的報應，犯罪是惡行，惡行應有惡報，而刑罰是給人痛苦的手段，因而作為惡行（犯罪）的惡報。報應論是古老的正義觀念，強調犯罪就應該被懲罰，以此就是對正義的實現。“因為有犯罪而科處刑罰”是報應論的經典表達。而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古老的報應刑理論逐漸顯示出弊端而不為人們接受，以預防為目的的新的刑罰目的觀開始產生并占據主流地位。刑罰的預防作用是指刑罰不是為了懲罰犯罪而懲罰犯罪，刑罰的意義在于防止未來犯罪的發生而懲罰犯罪。正如近代刑法學的奠基人貝卡利亞所言,“刑罰的目的僅僅在于：阻止犯罪再重新侵犯公民并規誡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轍。”[2]42刑罰的預防作用包括對被實施刑法的人再犯罪的預防和對其余未犯罪的人的預防。前者是刑罰的特殊預防目的，后者是一般預防目的。與刑罰的特殊預防目的相比，一般預防是刑罰預防中的關鍵和重心。一般預防的對象是被科處刑罰的人以外的人。對除犯罪人之外的人，刑罰一般作用體現為威嚇，即通過刑罰的威懾作用，預防尚未犯罪的一般人實施犯罪。其邏輯根據如下：由于人都是趨利避害的理性動物，之所以人會犯罪，要么為追求犯罪帶來的利益，要么為減輕不犯罪帶來的痛苦，而刑罰會給人帶來痛苦和損失，這樣就可以使意欲犯罪的人基于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權衡而放棄犯罪意念。
四、刑罰的確定性是實現刑罰一般預防的關鍵
刑罰威嚇作用的有效性最重要的體現在于刑罰與犯罪之間聯系的必然性，即刑罰的確定性。貝卡利亞就認為刑罰的確定性對于一般預防的實現意義甚至大于其嚴酷性。“對于犯罪最強有力的約束力量不是刑法的嚴酷性，而是刑罰的必然性”，“即使刑罰是有節制的，它的確定性也比聯系著一線不受處罰希望的可怕刑罰所造成的恐懼更令人印象深刻”，“如果讓人們看到他們的犯罪可能受到寬恕或者刑罰不一定是犯罪的必然結果，那么就會煽惑其犯罪不受處罰的幻想。”[2]50-60邊沁則斷言“除非存在免受懲罰之希望，否則沒人愿意去犯罪，如果刑罰恰好是由刑罰之獲利而產生，且又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不會有人犯罪了。”[3]59費爾巴哈認為“刑罰通常意味著痛苦”，它可以通過“心理強制”而使意欲犯罪的人自我抑制違法的精神動向，使之“不發展為犯罪行為”，這就要求市民確信“痛苦與犯罪不可分”，即確信一定的違法行為必然招致一定的刑事制裁，即刑罰要確定且必然到來[4]。刑罰的確定性主要從刑罰與犯罪因果關系的必然性角度來預防犯罪的：由于人都存在僥幸心理，而根據犯罪心理學的研究，僥幸心理又是犯罪人實施犯罪前最常見的心理傾向。因為有犯罪不受懲罰可能性的存在，不論概率多大或多小，處于僥幸心理的作用，欲實施犯罪的人都會“鋌而走險”地認為他會成為逃避懲罰的“幸運兒”。因而要排除這種僥幸心理，在刑罰和犯罪之間確立必然的、確定的、排除其他可能性的因果聯系就至關重要，只有使犯罪不受懲罰的可能性為零（當然，由于司法和執法過程中的多種復雜因素的影響，犯罪大量存在，但是至少在立法層面上要如此）徹底打消潛在犯罪人的僥幸念頭，才能使刑罰的一般預防能夠有效地發揮，刑罰以一般威嚇將犯罪“防患于未然”的目的才能夠實現。
五、被害人選擇和解主觀上的隨意性
正如前文所述，我國目前理論界研討和實務界實行的刑事和解制度基本是刑事和解的私力合作模式，即加害人與被害人自行或在公檢法機關或人民調解委員會的主持和調解下形成的合作與諒解[5]。與西方辯訴交易制度中檢察官代表國家公權力與被告人的私權利的交涉、讓步和協商不同，“私力和解”其實主要體現的是民事領域中私權利主體對其享有的民事權利的處分權。根據私法精神，只要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禁止的行為，就是權利人可以自由而為行為。區別于行政法權力不可處分要求，在民事領域中，權利人對待自己享有的權利沒有被苛以必須行使的義務。權利人可以選擇行使權利，也可以選擇放棄權利，這種選擇是無因的，即權利人做出的選擇可以基于任何理由。只要沒有損害第三人合法權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私權利主體做出選擇不受任何外力的規制，完全憑借個人的意愿。刑事和解制度等同于將民事權利處分制度引入刑事犯罪制裁領域，強調被害人對其因犯罪而受到的權利侵害可通過諒解的方式以自己的意志自由處置，即將對加害人的刑罰權以民事權利的形式變相轉移給被害人，對加害人是否刑事追究以及刑罰的輕重，取決于被害人在民事層面的諒解和權利處分，即在可以和解的案件范圍內，被害人對是否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責任以及刑事責任的輕重有自由的處分權。盡管制度設計和司法實踐中，被害人提出的放棄行使權利的意愿還需要公檢法機關的審查判斷，但上述公安司法機關的審查判斷只是對“權利處分”的真實性、公平性起到保障和監督的作用，實質上對犯罪是否停止追究或減免刑罰的決定權仍在被害人手中。因而，刑事和解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刑事案件民事化，犯罪行為侵權化的傾向。
由于刑事和解中，被害人是否對加害人諒解其意志的絕對自由性，因而其同意和解還是不同意和解中的可影響因素十分寬泛且不具有確定性。這些影響因素主要可以從兩個角度加以劃分：一是被害人本身，二是其他影響和解實現與否的因素。就被害人本身方面，由于人在成長經歷、教育背景、生活經驗以及性格特質本身等方面差異，不同的人對同一事件做出的反應千差萬別。被害人同樣是社會人的范疇，只是由于其與犯罪行為的關聯使其在刑事訴訟程序上有了特殊地位，被害人也有一般社會人的個性和差異。不同的被害人對犯罪的理解，對加害人的態度，對侵害的仇恨或容忍程度都因其本身生理、心理、人格、性格等方面的個體差異而有所不同。僅從被害人個體差異角度講，即使面對同一犯罪行為，受到同等侵害，遭遇同樣損失，不同的被害人的反應都會大相徑庭。
六、影響被害人選擇和解的客觀因素的不確定性
不僅被害人與加害人達成諒解在主觀上有很大的隨意性，影響被害人諒解與否的客觀因素也十分復雜繁多，實踐中對被害人的意志選擇一般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影響因素。
第一，關于經濟賠償。多數情況下，被害人的諒解與否都取決于加害人是否賠償以及賠償多少。在和解協議達成過程中，當事人雙方爭議焦點主要是經濟賠償的數額和標準方面[6]。由于刑事犯罪中，加害人是不特定的，在犯罪行為發生前，加害人根本沒有確定性可言，而加害人的經濟能力以及由此直接影響的加害人的民事賠償能力更是無法預估，這都加大了刑事和解的不確定性。而從潛在的加害人角度分析，經濟條件相對優越或是經濟能力相對較強的人似乎可能因經濟賠償能力方面的優勢而加大了犯罪不受刑事處罰的蓋然性，從而變向縱容和刺激了犯罪的發生。
第二，關于辦案機關在和解過程中的作用。刑事案件中主要參與的三方主體中，被害人和加害人從刑事和解中所獲現實利益都可以說是相對的，所謂“三方共贏”中，被害人得到了物質賠償和加害人真心悔罪的精神補救，能否完全彌補其受犯罪侵害所遭受的痛苦與損失是有待思考的，而加害人即使得到了諒解而免受或減輕刑罰，其必然付出了物質賠付及行為約束等形式的代價，對于減輕刑罰的加害人來說，刑罰的消除更不是絕對的。刑事和解中，真正絕對的純粹利益既得者是公安司法機關。根據陳瑞華教授在其相關文章中的分析[5]，公安司法機關是現實的受益者，案件和解可以節約司法資源，節省辦案成本，減少人力、物力、財力的消耗，縮短辦案時間。而且，對于有些進退兩難的疑難案件，刑事和解給辦案機關提供了一條兩全的問題出路。例如，2002年黑龍江省牡丹江市的孟廣虎案件[7]，其案件事實基本清楚，但是在證據上仍有瑕疵，達不到“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絕對的定罪標準，在這種情況下，檢法兩家容易產生嚴重分歧。法院既難以根據瑕疵證據定罪，又難有魄力“疑罪從無”宣告無罪，造成兩難的尷尬。而通過加害人主動認罪并賠償損失，同時被害人諒解的平和方式，司法定罪不僅可以順利實現，解決了“問題案件”的內在隱患，同時也化解了積怨，減少了矛盾，避免越級申訴、上訪等不安定因素，保障了司法的安定和秩序。因而，可以說，公檢法機關是刑事和解最大的利益既得者，這也是刑事和解制度之所以在司法實踐中自發適用發展，而非通常的由理論、立法到司法這一規律制度運作的原因。如果將辦案機關視為一個理性主體，那么他應該也是一個經濟人。即它也會以最求最大利益為目標，至少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傾向。刑事和解給辦案機關帶來的上述利益無疑會成為辦案機關追求的對象。在追求刑事和解利益的過程中，由于理性主體的逐利本性，難免會積極促成和解的實現。辦案機關能動的促成和解的過程中，是否會以公權力身份施加影響，迫使雙方作出讓步，或是違背當事人意志而“強制”和解，這些情形的可能性都難以避免。
第三，關于加害人與被害人之間的本來關系。刑事和解中可考量的不確定因素還包括加害人與被害人間的社會關系。相對于陌生人之間的犯罪，熟人犯罪中可操作性因素更多。因而刑事和解的過程事實上更像一個博弈的過程，理論上講是雙方互諒互讓，體恤對方，達成一致，而操作層面，更像是基于雙方各種因素的對比和較量的博弈過程。這其中，當事人雙方的社會關系、經濟背景、知識基礎無疑都是和解能否達成或怎樣達成的關鍵因素。而這些具體在不同案件情況下的不特定因素，在制度層面，或者從事前預見角度，都是不確定和不可知的。
七、刑事和解中刑罰的不確定性對制度利益的損害
追溯國家追訴主義產生的背景和條件，就會發現，在個人追訴階段，刑事案件同民事案件一樣由私人告訴，法官居中裁判，國家不充當刑事案件的原告人角色。這種情況下，犯罪能否得到懲罰，犯罪人能否受到追究，都取決于被害人是否可以抓獲犯罪人，并有能力提出充分的證據說服法官對其做出有利判決。由于法官是被動消極的，案件裁判結果如何完全取決于這個案件中原告人和被告人具體的力量對比和較量，因而即使是同一種犯罪，得出的結果也是不確定的，因為兩個具體的人的博弈中有太多的不可知因素，是無法事前預知的。后來國家追訴主義取代個人追訴主義登上歷史舞臺，關鍵和根本就是為了取消兩個具體人博弈的不確定性，上升到公權力追究同一口徑下的兩個抽象的人的博弈。抽象的人是摒除了人的經濟、社會、政治各方面色彩和背景的人，是僅僅充當一定法律角色的人。無論被告人和被害人有何種社會地位，在刑事追究中，均只是實施犯罪的人和受犯罪侵害的人。國家替代受犯罪侵害的人追究實施犯罪的人，僅根據事實和法律，同樣犯罪行為的人受到同等追究，博弈考量的因素只是與犯罪有關的法定事實和情節。
之所以從個人追訴主義向國家追訴主義的演進是人類法制史上的重大進步，就在于其使基于具體人、具體情形的個案層面上的刑罰是否實現的不確定性，轉化為基于規則和國家控制的刑罰與犯罪之間的確定性的必然性的因果關系，從而保證刑罰一般預防目的的實現。而刑事和解制度以被害人的諒解與否作為決定刑罰是否實施以及如何實施的決定因素，被害人的諒解正如前文所述，是私法領域不受剛性規制的自由意志的范疇，具有超出規制范圍的可操作性，因而建立于這種不穩定不確定的諒解基礎之上的刑罰，正有如地基建立于浮動的沼澤之上的建筑，其刑罰一般預防作用時刻有崩塌的危險。刑事和解恰恰成為了對個人追訴主義的復歸。在此基礎之上刑罰的確定性的喪失將直接導致刑罰一般預防目的的式微，最終導致整個刑法體系的崩潰，而刑事領域作為法治中最為剛性的部分的彈性化，將導致法治區別于人治的本質精髓的衰退。因而，刑事和解作為一項有個案利益與價值的“好用”制度，并不等于其制度層面經得住合理性考驗，正如刑訊逼供的個案利益并不能作為對其承認和適用的理由一樣，僅僅根據其個案價值，刑事和解也不能上升為制度上經得住正當性考驗的合理體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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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意]貝卡利亞.論犯罪與刑罰[M].黃風,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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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張衛平,邱興隆.費爾巴哈早期刑法思想剖析[J].外國法學研究,1986,(1).
[5]陳瑞華.刑事訴訟的私力合作模式――刑事和解在中國的興起[J].中國法學,2006,(5).
[6]宋高初.當代中國刑事糾紛處理過程中的“破財免災”現象評析[J].法學評論,2010,(4).
關鍵詞：知識管理；研究重心；轉移；全球化；數據挖掘
1 引言
知識管理的實踐始于20世紀80年代，斯威比（sveiby）博士將知識資本分為：雇員能力、內部結構和外部結構三部分[1]，而企業知識管理的目標就是有效地管理企業這三類“結構”的開發和利用，為企業創造最大效益。知識是企業的資源，但任何知識只有當它應用于實踐，改變人們的生活，這種知識才會有價值[2]。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已成為支持組織成功運營的重要力量源泉，很多企業已經實施或著手實施知識管理項目，但很多知識管理項目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gartner公司分析了十大原因，但本文認為根本的原因在于目前知識管理的研究成果不能有效支持企業和組織的全球化運作，大量知識管理的研究仍集中在80年代提出的一些理念上，如隱性知識的顯性化等，沒有根據時代環境的迅速變化對研究重心及時做出調整。
全球化現已成為世界發展的主要趨勢[3]，從經濟角度看，世界各國各地區通過密切的經濟交往和經濟協調，在經濟上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相互滲透和擴張、相互競爭和制約，從資源配置、生產流通和消費形成了多層次與多形式的交織與融合，使全球經濟形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4] 。與此同時，信息技術發展迅速，管理信息系統成為企業管理的必備工具，已積累了大量數據。國際科技數據委員會 、開放運動及oa 等組織及運動的促進，信息的獲取廣度、深度、及時性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隨著網民數量的劇增，互聯網為公眾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自由分享的活動空間。良好的交互性使網絡正在成為知識傳播、民意表達和商業資訊展示的重要場所。
與知識管理研究初期相比，經濟環境、信息環境和社會生活環境已經發生很大變化，也必然帶來知識管理研究重心的變化。分析知識經濟時代的新特征，研究全球化背景下信息資源的特征，從全球化角度審視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管理的研究現狀及挑戰，將對我國知識管理戰略的制定提供決策參考，有助于企業尋求提高全球化信息利用率的方法和技術，擴大企業的全球化視野，從而提高組織的全球化競爭能力，并促進知識創新。
2 知識管理研究重心的現狀分析
為分析目前知識管理的研究重心，我們首先對
3 全球化對知識管理的機遇與挑戰
3.1 經濟全球化的特點
經濟全球化以知識為基礎，以信息技術為重點，以跨國公司為載體[19] ，其突出的特點可歸納為[19] [20] [21] [22]：
1）高度的流動性。人才流、物流、信息流、資本流和知識流等在全球涌動、流通和融合。知識、信息、智力資源等無形的“軟”資源的價值越來越大，資源共享日益迫切。
2）高度的開放性。人才流、物流、信息流、資本流和知識流在世界范圍的流動日益廣泛，不論是發達國家、發展
知識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從人類社會實踐的經驗獲得（以人的隱性知識分享使之顯性化為主），二是從數據或信息資料中通過挖掘獲取（從數據中獲取隱含的知識并顯性化）。在管理信息系統、互聯網和公開數據庫中的大量信息中隱含著一類介于隱性和顯性之間的特殊知識，通過數據倉庫、數據挖掘等工具使之顯性化就可以成為顯性知識。數據挖掘是一種數學模型、人機系統和管理科學相結合的新的信息技術方法。這種方法利用關聯規則、分類、聚類、預測、相隨模式和時間序列等手段從大量的、不完全的、有噪聲的、模糊的、隨機的數據中，提取隱含在其中的、人們事先不知道的、但又是潛在有用的信息和知識[32]，這些新的知識可以用來制定有效的商業戰略去吸引新的顧客和維持已有的顧客、開發適銷的產品等。近年來，數據挖掘在生物、金融、保險、零售等行業已得到較為廣泛的應用，成為信息時代決策支持的關鍵技術之一[33]，適合對全球化的海量信息進行挖掘分析。
隨著信息資源的全球化，顯性知識的綜合集成與信息的挖掘利用成為知識獲取的主要渠道。bbs、博客為個體隱性知識的自愿顯性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博客已經引起知識管理學者的注意并將其作為一種新的知識管理工具[18]，2002年以來，博客在
[注 釋]
①國際科技數據委員會(codata，成立于1966年，是國際科學聯合會建立的一個跨學科的科學委員會，其宗旨是提高科技數據的質量，推動對科技數據的編輯、評價和傳播，)。
②oa（open access，即開放存取,是近年來學術信息共享的自由理念和出版機制.這一新的模式,使科學知識的傳播更加趨于人性化、便利化，縮小了貧富之間人為的差距，實現人類信息資源共享的美夢）。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