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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治理的發展方向優選九篇

時間:2023-08-06 10:4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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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治理的發展方向

第1篇

關鍵詞:城市商業銀行;國際經驗;發展方向

城市商業銀行作為我國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經過近16年的改革發展,已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畢竟成立時間短、資金規模小、業務領域窄、法人治理結構亟待完善,如何確定自身的發展方向,做出特色,在激烈的市場夾縫中實現生存、發展就變的異常重要。

一、城市商業銀行自身存在的問題分析

1.公司治理結構不完善,“內部人控制”仍存在。目前,我國大多數城市商業銀行按照《公司法》的規定搭建了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管理層“三會一層” 的相互制衡組織架構,一些城市商業銀行還引入了獨立董事、外部監事制度。但在實際運行中,這些相互制衡的制度并未產生“三權”制約的實際效果,“內部人控制”現象仍存在。

2.核心競爭力不足,市場競爭力較弱。城市商業銀行與大型銀行相比無規模優勢,不可能實現綜合化經營;與股份制銀行相對無機制優勢,未實現特色化經營。缺乏核心競爭力,導致其發展受限。

3.資本補充渠道有限,資本充足率不高。我國城市商業銀行的自有資本普遍較低,資本實力弱。同時,大部分城市商業銀行資本補充的渠道狹窄,無法通過上市或發行公司債券籌措資金,這必將制約其長遠發展。

4.市場定位模糊,未形成經營特色。城市商業銀行在成立之初就確立了“服務地方經濟、服務城市居民、服務中小企業”的經營定位,但大多數城市商業銀行在經營過程中并未堅持這一定位,未能在自身業務領域形成特色。

5.創新能力較弱,產品無優勢。目前,大部分城市商業銀行由于資金實力不強、技術薄弱、觀念因循守舊等原因,對科技創新投入不夠,導致其金融創新能力不足,產品單一,業務領域狹窄,難以滿足客戶的多元化金融需求。

6.管理水平較低,可持續發展受限。城市商業銀行的員工絕大部分來自原城市信用社和國有商業銀行,伴隨著業務發展,面向社會招聘了部分懂金融、會管理的高級人才和一些有潛質的大學生,但是人員整體素質仍較低,導致整體管理水平不高。

二、國外中小金融機構發展經驗借鑒

縱觀世界,各國的中小銀行的機構設置形式、業務范圍和監管特點不盡相同。美國的社區銀行最具有代表性。社區銀行,是指在一定的社區范圍內按照市場化原則自主設立、獨立運營主要服務于中小企業和個人客戶的中小銀行。在經營特色和發展戰略上,社區銀行強調在特定社區范圍內提供個性化金融服務,與客戶保持長期業務關系。主要有四個特征:

1.規模較小,數量眾多。據統計,2004年美國有8300多家中小金融機構(如儲蓄和貸款機構等)被劃分為社區銀行。這些社區銀行在全美有36803個網點,這些網點有54%分布在農村,29%分布在城市的郊區,17%分布在城市。社區銀行的資產規模通常在1000萬美元和數10億美元之間不等。

2.經營定位清晰。社區銀行與社區服務緊密相連,從市場定位看,社區銀行主要面向當地家庭、中小企業和農戶的金觸服務需求。由于對大公司的競爭社區銀行不具比較優勢且競爭激勵,中小企業便成為其堅守的陣地。從資金運用看,社區銀行則主要將一個地區吸收的存款繼續投入到該地區,從而推動當地經濟的發展。

3.提供便捷、高效、周到且相對全面的金融服務。美國社區銀行對客戶了解深入并提供相應的個性化服務,其貸款主要面向附近社區的存款者及相關社區內的中小企業和農戶。社區銀行已經成為美國中小企業的主要資金來源渠道。許多社區銀行在零售業務方面提供了相當全面的產品選擇。由于社區銀行的運作都在本地,做出信貸決定相當迅速、高效。

4.能夠獲得大量穩定的核心存款。社區銀行比大銀行更能提供給中低等收入存款者更好的服務。2004年底美國社區銀行25%的存款來自于零售。社區銀行的存款客戶主要是社區內的企業和居民,他們的存款利率敏感性低,短期內存款余額可能有所波動,但長期來看是相對穩定的。這部分存款為社區銀行提供了廉價且穩定的資金來源,是其保持流動性的核心。

三、我國城市商業銀行的發展方向

對于我國城市商業銀行來說,打造核心競爭力,形成自身的經營特色才是發展的關鍵。借鑒美國社區銀行的發展經驗并結合我國城市商業銀行的經營現狀,要實現科學、可持續發展,須做到以下五點:

(一)明確市場定位,行使社區銀行職能

根據自身特點進行市場細分定位,鎖定目標客戶群,在經營及管理方式上采取不同的服務內容,實施不同的營銷策略;積極進行業務開拓與創新,實現金融產品和服務的系列化、規范化,取得競爭的規模效應,最終形成以客戶為中心提供精品產品和服務的差異性銀行。

將自己定位于為社區居民和中小企業服務,努力塑造“親民”形象,打造精品社區銀行和市民銀行。可以充分利用貼近社區、貼近市民的比較優勢,積極為市民提供個性化的金融服務。這類業務具有市場化程度高、風險小、收益穩等特點,符合城市商業銀行的市場定位,應成為城市商業銀行客戶發展的重點方向。

(二)調整業務結構,大力發展中間業務

應進一步擴大銀行卡、支付結算、保險、代客理財業務等資本占用低的中間業務比重,重視信用卡和貿易金融結算等發展潛力大、收益豐厚的中間業務領域,逐漸由低層次的代收代付向國債代銷、基金托管等高附加值品種發展。努力創新資產證券化、資產轉讓業務等資產負債表外業務,積極拓展以證券投資基金、企業年金、信托資產托管等高附加值的資產托管業務,并為發展基金管理、投資銀行、參與設立貨幣市場基金等新興業務創造條件,從而實現基本盈利模式從存貸差占絕對優勢轉向存貸利差和中間業務并重的軌道上來。

(三)發展零售業務,塑造特色銀行

確立以零售業務為主,兼備批發業務的經營思路,打造零售業務品牌,創出業務特色。立足于處理廣泛的現金業務和儲蓄賬戶業務,主要包括個人儲蓄賬戶、信用卡業務、個人信貸業務、個人業務、私人股資及理財服務等。應抓住經濟發展中客戶投資和融資需求不斷增加的契機,以個人財富管理業務為龍頭,提供多層次、高質量的增值金融服務,樹立自己的經營特點。

(四)加大科研投入,提升創新能力

要從實際出發,及早謀劃,加大投入和開發力度,高起點地設計金融產品,要依托科技手段,推進城市商業銀行管理創新;要積極建立城市商業銀行之間科技資源共享平臺,節約成本,互通信息;要進一步完善金融信息化內部服務體系,加快銀行管理與決策信息化建設,充分利用先進的信息技術,實現在數據集中基礎上的深層次的數據應用,開展風險管理系統的研究和開發,不斷提高城市商業銀行的經營管理水平。

要加強科技人才的引進和培養,加強企業文化建設,形成能夠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發揮人才潛能的良好氛圍。

(五)加強內部控制,建立完善的風險防范體系

一是真正建立“三會一層”相互制衡、科學規范的法人治理結構,引入獨立董事和外部監事制度,提高公司治理效率。二是要加強內控建設,建立健全風險防范體系,提升風險管理水平。設置專門的風險管理機構并配備專職的管理人員,建立健全風險預警、跟蹤、防范的制度和措施,定期評估銀行的各類風險和總體風險水平。三是構建有效的內部審計監督體系,提高內部審計的效果和覆蓋面。

參考文獻

[1] 陸岷峰,周慧琦.新形勢下我國城市商業銀行的發展策略[J].宏觀經濟研究,2008,(9).

第2篇

關鍵詞:社區教育;社會管理;協同治理

一、從協同治理的視角看社會管理創新

“治理”一詞最初的含義是指控制、操縱和引導,基本上與“統治”同義,隨著社會科學的不斷發展,該詞的內涵也不斷豐富起來,如民主、參與、自治、協商等涵義的納入,逐漸形成了現代意義上的治理理念。俞可平教授認為,“治理”是指“在一個既定的范圍內運用權威維持秩序,滿足公眾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種不同的制度關系中運用權力去引導、控制和規范公民的各種活動,以最大限度地增進公共利益。”[1]此處的“治理”落腳點在于增進公共利益。

(一)協同治理理論的基本涵義

“現在的社會管理已經不是國家的‘獨角戲’,而是四方共治的‘群英會’。”[2]協同治理理論就是為了改善治理的效果,用自然科學領域中協同論的知識基礎和方法論來重新檢視社會科學領域的治理理論,其核心內容在于強調治理權威的多元化,政府在治理中發揮主導作用,但是政府不是治理的唯一主體,社會團體、民間組織、企業、個人等其他社會主體是社會治理的利益相關者,在一定范圍內發揮主動性并體現其權威性,眾多社會主體有機配合,實現有效治理。協同治理過程中,政府不再僅僅依靠強制力,而是注重發揮公眾參與的作用,通過協商對話、相互合作等方式增強與其他主體的互動,并在一個持續的過程中不斷溝通,引導其他主體在社會管理中積極作為,協同管理社會公共事務。1.治理權威的多元化。源于民主和法治思想的有限政府理論表明,政府的權力來源于公民個人可轉讓的那部分自然權利,其存在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保護個人權利。協同治理理論將自然科學的理性因素引入社會治理范疇,主張政府、民間組織、企業、個人等都能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治理,符合我國憲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的“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3]2.治理主體間的協同性。唯物辯證法認為內因是事物自身運動發展的源泉和動力,協同治理就是從治理的內在本質出發,強調主體間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目的而形成的良性互動。“協同治理就是強調政府不再僅僅依靠強制力,而更多的是通過政府與民間組織、企業等社會組織之間的協商對話、相互合作等方式建立伙伴關系來管理社會公共事務。”[4]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要牢固樹立并切實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協同治理要求治理主體在管理社會公共事務時通過協商、合作的方式分擔相應的責任,充分發揮不同主體的作用,減少矛盾沖突,從而達到提高治理效果的目的,這也是協調發展理念的內在要求。3.善治規則的形成。無規矩不成方圓,秩序的存在是人類社會一切活動的必要前提和基礎。“協調各方權益,維護公共利益,實現良序社會,是社會治理的重要目標。”[5]協同治理強調多元化主體在社會公共事務治理中發揮作用,目的是通過對話、協商的方式建立伙伴關系,同樣是以秩序價值為基礎的。在依法治國的背景下創新社會管理,應當在承認社會分工和社會差別的基礎上,對社會利益進行有效協調,形成各類利益主體統一遵循的基本規則,從而確保社會的有序發展。張文顯教授在《法治與國家治理現代化》一文中指出,中國語境下的善治包含以人為本、依法治理和公共治理三個方面的內容。[6]因此,協同治理理論下的善治規則也應當由這三個方面的內容組成。以人為本即要求社會管理創新以尊重和保障人權作為基本的價值取向,通過發揮各類社會主體在社會管理上的自主作用,優化社會管理的效果。依法治理即要求社會管理創新以建設法治國家和法治社會為目標,通過強化各類社會主體基于共同利益而產生的協同性,增強其自律性或者說是守法的自覺性,提升法治效果,共同建設良好的社會秩序。“公共治理,就是讓公眾以主體身份參與到國家治理當中,既管理國家事務、經濟社會文化事務,又對自身事務實行高度自治。”[6]以最優的方式凝聚共識、化解分歧和沖突,充分體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理念和思想。

(二)協同治理視野下社會管理創新的內在需求

1.堅持法治化的發展方向。依法治國背景下的社會管理創新必然要堅持法治化的發展方向。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次會議上指出,凡屬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華東政法大學劉松山教授認為“社會管理創新必須是在依法治國大方略之下的創新。”[7]在社會管理創新中堅持法治化發展方向,就要發揮法治思維和法治方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以共同利益為基礎,促使多元主體參與社會公共事務治理,既確保主體行為的合法性,又保障主體權利的充分行使,從而有效緩解社會管理過程中的沖突,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2.鼓勵自下而上的公民參與。傳統的社會管理主要是依靠政府的政治權威自上而下地對社會公共事務進行單向管理,其他各類社會主體作為被管理者,主動參與社會事務的積極性難以被充分激發。協同治理理論倡導管理對象參與社會公共事務,強調通過政府與其他各類社會自治主體間的對話與協商,使整個社會系統內部資源得到優化配置,從而增進管理的效用。“社會治理必須要將頂層設計和底層設計結合起來,在底層社會力量的自發努力和國家權威性資源的合法運用之間形成制度變遷的合力。”[8]因此,在社會管理創新上,為了實現管理過程的上下互動,客觀上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勵自下而上的公民參與。3.培植各類社會自治主體。治理的目的在于以公眾需求為基礎最大限度地增進公共利益,在現代社會,從本質上講,無論是政府、個人還是社會團體等其他社會主體,都有共同利益和目的,因此他們參與社會活動都應當圍繞增進公共利益這個共同的目標而進行。只有了解公眾的需求才能更好地增進社會管理的效用,增進公共利益。管理過程中的公眾參與是準確地了解公眾需求的重要途徑,而培養各類社會自治主體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則是實現公眾參與的基礎。而且,治理主體間的協同發展也要以各類社會自治主體自身得到充分發展為基礎。因此,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培植各類社會主體。4.培養公民的法律意識。“社會治理體制能否得到創新,其創新的成果能否得到認可,其重要的一點是要具有各種必要的制度滋生的土壤,這個土壤就是公民對它的認同感。”[9]社會公眾對社會管理的理念、制度、運作方式等的認同是取得社會管理實效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法治背景下創新社會管理,就要通過多種途徑培養公民的法律意識,增強社會公眾對法律的信仰和對社會制度的認同。

二、社區教育在實現社會管理創新上的獨特價值

開展社區教育,是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精神和《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發展綱要(2010-2020年)》的重要舉措,是教育服務和諧社會和學習型社會建設的一項基礎性工作。與以傳授知識和技能為目的的各種類型的學歷教育和非學歷繼續教育相比,社區教育形式多樣,面向的對象廣泛,在內容的選擇上也具有較高的靈活性,在滿足廣大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終身學習需求、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區和諧、維護基層穩定等方面,也擔任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彰顯著獨特的價值。

(一)化解社會矛盾

社區本是一定區域的居民與政府之間的橋梁。一方面,它扎根于社會基層,能及時發現并密切關注基層沖突的產生根源、基層民眾的利益訴求,并及時為政府決策提供扎實的依據。另一方面,作為服務居民的場所,可以采取開展各種文娛活動、宣傳教育活動、志愿者服務活動等措施消減負面情緒,緩和矛盾沖突,釋放社會張力。社區教育以專題講座、送教進社區、知識競賽等活動為載體,將法治思想、傳統文化、文明知識、生活常識等向基層居民普及,內化于心,外化于行,從源頭化解社會矛盾。

(二)形成價值共識,增進基層民主

“行政民主強調行政過程中的平等相處和選擇自由,呼喚行政機關與行政相對人之間的良性互動,要求為行政相對人參與行政管理、自主管理提供更多選擇機會。”[10]社區應當是居民生活的共同體,但是,目前城市社區居民的居住現狀表明,以行政區域劃分出來的社區、小區實際上只是生活在同一區域的陌生人群體。在這種狀況下,居民們缺乏一種歸宿感,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積極性很低,相互之間的溝通和交流很少,對社區事務、政府決策等大多持事不關己的態度,在這種狀況下,很難達成真正意義上的價值共識,基層民主也沒有牢固基礎。而社區教育的出現卻能巧妙地解決這個問題。“通過社區教育豐富多彩的教育學習活動,為社區居民提供一個共同活動的平臺,在活動的互動中,原本處于零散狀態的社區居民開始轉變為社區學習團隊中的成員,隨著持續的社區教育活動的開展,團隊成員間的心理距離逐漸拉近,社區共同體由此形成。”居民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得到提升,無形之中提高了居民的組織化程度,參與公共事務的意愿也相應地被激發。

(三)促進社會公平

教育是提高人的素質和能力的基本途徑,教育資源的稀缺性與人們在適應社會發展過程中對教育的需求之間的矛盾是導致教育機會不均等、受教育權得不到充分保障的根本原因。社區教育作為實現終身教育的重要途徑,面向社區全員、指向社區成員的終身發展的全程、滿足居民全方位的教育需求,是緩解傳統的教育資源短缺的有效途徑,也是實現教育公平、保障公民受教育權的重要方式,其著眼點在于使教育更好地為建設和發展社區服務,也可以說,社區教育通過滿足居民的多樣化教育需求的方式追求教育公平的實現,從而實現維護社會穩定和公平正義的社會價值。

三、社區教育參與社會管理創新的基本途徑

基于社區教育的獨特價值,通過社區教育這個平臺,發揮各類社會主體在社會公共事務中的積極作用,從而促進政府與社會主體之間的對話、合作,不失為基層社會管理創新的一種可行途徑。

(一)堅持終身教育理念,合理規劃社區教育計劃

終身教育理念下成長起來的社區教育,在本質上應當積極地關注教育均衡,最大限度地運用公共資源維護弱勢群體的利益,促進教育公平。“非正規的社會教育,要走上現代化的發展之路,適應現代社會對教育的需要,必須走專業化道路。”[11]因此,一方面,社區教育要根據終身教育、教育社會學等理論,以居民學習和社區發展為目標加強社區教育的專屬性和專業化建設;另一方面,社區教育要在實施全民教育的基礎上,重點關注底層群眾、社區老年人、外來務工等群體,著眼于就近、方便、參與的原則,立足于滿足這些群體急需的、非正規教育培訓與學習需求,制定社區教育教學計劃,為實現教育公平提供必要的學習平臺。尤其要結合不同區域的實際需求,從關注就業、提高居民素質等方面著手,安排有針對性的教育課程,促進社區的穩定和發展。

(二)樹立全民教育的視野,構建社區教育資源體系

豐富、實用的資源體系是開展社區教育的必備條件。社區教育本身就是一種社會性活動,不僅為居民參與社區事務和互相交往提供了一種教育和溝通的平臺,還能通過蘊含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社會管理目標等正能量的課程內容,對學習者產生積極的引領作用。在全民教育視野下建設社區教育資源,不僅要考慮不同區域社區教育資源的現狀和需求實際,實行差別對待、特殊策劃、特色發展,還要將民主、平等、和諧、法治等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相關理念融入進去,發揮社區教育的教化功能,以潛移默化的方式促進社會管理目標的實現。一方面,要加強既有資源的整合開發與共享。根據居民學習的需求建設多樣化的課程資源,搭建完善的社區教育學習平臺,同時采取妥善的措施,穩步推進優質科學、文化、教育資源向公眾開放,充分利用各類學校、醫院、圖書館、公園、博物館等優質資源,為市民提供更多有效的學習機會。另一方面,針對不同時期、不同社區居民學習需求的特點推進特質教育資源的開發。如為提升市民素質,衡陽市社區大學組建講師團隊,開發特色課程資源,向全市居民推出“相約文明”系列講座課程。

(三)維護利益均衡,建構參與式的社區教育

協同治理理念下的社會管理必然要求居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成為一個負責任的“社會人”,從而建構參與式的社區教育。1.立足市民生活區域,挖掘社區教育的潛在價值,搭建政府與居民之間的溝通橋梁。一是開設民情專題講座,針對社區居民關注度比較高的民生問題,邀請理論知識與實務經驗兼備的基層干部擔任主講,為居民宣講相關的知識和政策,并當場快速地反饋問題,提供解決辦法,有效化解矛盾,同時實地聽取意見,為政府決策提供依據。二是從社區居民中選拔威信較高的居民到社區學校定期進行主題培訓,然后由這些居民到其所在社區去宣講相關的政策及知識。三是將時事政治、法律知識、傳統文化、文明禮儀等知識納入社區教育的教學內容。2.立足社區教育網絡平臺,充分利用文體活動、主題講座、志愿者行動等方式,構筑社區人際關系新平臺,促進居民對社區公共事務的關心和參與。通過社區教育平臺,社區居民之間的熟識度增加,對社區公共事務也更加關心。同時,在社區教育各種學習活動的設計上,注重適當融入公德教育、普法教育、市民教育等內容,培植以平等為主要特征的公民社會文化,能有效地激發居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意愿,從而為實現法治背景下的社會治理打下牢固基礎。3.積極推進社區教育與各類群眾性創建活動的融合。以重大創建活動為契機,如在文明城市創建活動中承擔市民素質提升項目,通過社區教育平臺的優秀課程,充分展示出社區教育在提升市民素質和參與意識方面的獨特功能,促進社會對社區教育的支持和參與的同時,彰顯社區教育服務于社會管理的獨特價值。

四、結語

第3篇

關鍵詞:社區治理;城市居民;網絡參與;個案研究

社區治理是社會建設的發展方向。從治理理論的視角出發,社區成為一個能夠接納多重力量的開放性場域,這就必然打破原有社區治理主體的單一性,轉變為由政府、社區組織、非營利組織、居民等主體共同治理的多元合作格局。信息技術的變革發展催生了網絡社區的形成,拓寬了公民參與的渠道,為城市社區治理提供了思考空間和實踐路徑。重慶市B社區突破傳統管理的窠臼,以互聯網為載體,對公民網絡參與社區治理進行了探索與實踐。

一、社區治理中網絡參與的特點

社區是社會的基層自治空間。在我國傳統的社區自治中,“由于參與渠道不暢通、參與機制不健全,以及缺乏利益保障和實際訴求的動力, 社區居民的參與意識不強, 參與范圍不廣,仍然是一個普遍的問題。”[1](P205)然而,在當代治理浪潮中,公民參與社區治理則成為一種必然邏輯,這既是現代民主政治發展的必然訴求,也是社區治理發展水平的一個重要標志。與此同時,互聯網在城市生活中的普及發展,已然超越了信息傳遞工具的簡單功能,塑造了一種全新的社會環境和生活空間。在現實社區的網絡化、信息化建設中,傳統的溝通交流方式和公共事務的共同治理方式發生轉變,網絡成為“公民參與政治的一種工具、方式和途徑,是公民參政的基本載體”。[2]

所謂公民網絡參與,是指“公民個人或公民組織以網絡為基本載體,對與自己相關或者與公共利益相關的事務發表意見、闡述利益訴求,進而影響和推動國家政治、經濟或社會生活的一切活動。”[3]由于互聯網本身所具有的虛擬性、互動性、開放性、平等性等特性,與傳統的政治參與不同,社區治理中的網絡參與凸顯出自身鮮明的特點:一是參與主體的擬實性。傳統意義上的參與主體主要是社區居民、社區組織,身份是具體的、單一的。而網絡參與的主體則不然,他們既可以是傳統現實的居民個體和組織,也可以是現代虛擬的“網民”、“虛擬團體”等。二是參與客體的公共性。網絡領域比現實社會更天生地指向“公共性”,因為“虛擬自我總愿意圍繞著社會公共利益訴求而聚集、發聲乃至行動。”[4]網絡參與的治理客體主要指向典型的社區公共事務,比如社區的環境、治安和公共設施等,鮮少涉及政府行政性事務和個人選擇性事務。三是參與方式的便利性。基于互聯網本身所具有的獨特性,網絡參與社區治理突破了傳統地理上的局限、信息溝通方式和信息獲取途徑的局限,體現得更為直接和便捷,也大大降低了參與成本。四是參與環境的開放性。互聯網具有天然的開放性和可擴充性,是一個無邊界、無中心的分散式結構。參與主體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跨越時空界限,自由訪問社區內外的各種網絡信息資源,廣泛交流、傳播自己的理念和觀點,自主選擇自己喜歡的信息和內容。可以說,網絡參與體現了政治行為與信息工具的深度結合,它打破了居民制度性參與的禁錮,使城市社區治理進入了一個全新的境遇。

二、網絡參與社區治理的個案實踐

B社區位于重慶北部某高校校園內,建于1950年。現有常駐人口2776戶6516人,其中16歲以下803人,17歲至59歲4143人,60歲以上的1389人。社區勞動人口中,經商勞動力147人,工人2045人,教師、醫生和其他專業技術人員2589人,其他行業137人。社區空巢、獨居老人76人。總體來看,B社區具有獨特的優勢資源:1.居民文化素質普遍較高,公共參與能力強;2.社區歷史悠久,居民相互熟識,社區歸屬感強;3.學生和教師志愿者眾多,社區建設的人力資本豐富;4.居民電腦擁有率和上網率高,便于信息溝通與交流。基于這些優勢,2010年 B社區積極探索了網絡參與社區治理的新型模式。

(一)創建公共參與平臺。網絡社區是網絡參與的主要載體。網絡社區是“建立在電腦基礎上,用來滿足特定社區中個人社會需求和經濟需求的一個系統或一套系統。”[5](P118)B社區居委會與高校志愿組織合作創建了一個數字化綜合管理與服務的網絡頁面平臺――“我們的網上家園”,開設了社區動態、社區服務、社區教育、社區活動、社區論壇等版塊。居委會在社區網上征求居民意見,回應居民訴求,動員居民參與社區活動,注重解決實際問題,逐漸贏得越來越多的關注率和參與率。其中,“社區服務”、“社區教育”、“鄰里互助”、“特色論壇”等版塊更是備受關注,成為社區居民之間、居民與物業、居民與居委會(或其他管理機關)等主體間交流互動的平臺。

(二)培育社區參與主體。在網絡社區治理體系中,B社區除了維持傳統的居委會、街道辦事處、物業公司等治理主體,還將培育社區組織列為工作重點。首先,社區主要通過展板、海報、宣傳頁、入戶走訪、條幅、宣傳手冊、文藝匯演以及新聞媒體等形式,對培育社區組織的目的和意義進行廣泛宣傳;其次,通過網上投票、入戶走訪的形式尋找社區內的積極分子與社區精英,從中選出老年人代表、青少年代表和婦女代表,聘請專業教師培訓他們的組織能力和領導能力;最后,讓這些代表們負責發動居民參與社區活動與建設,并建立社區組織,為社區和居民服務。目前社區主要有志愿組織、活動組織、教育組織、管理組織、鄰里互助組織和環境治安組織等居民組織。

(三)擴展居民參與范圍。依托社區網絡平臺的信息傳遞和資源整合作用,重點引導居民廣泛參與社區治理,重點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公共事務管理,讓居民對社區服務、環境衛生、社區治安等社區事務建言獻策,形成良好的輿論場所。二是社區教育活動,通過整合、優化、利用地區教育資源,形成與經濟社會相適應的社區教育體系,其中包括“生命教育”、“老年大學”、“家庭學校”、“社區大講堂”四個子項目,它們相互關聯、相互補充,形成了一張密織的教育網絡。三是社區文化建設,通過開展各種文體活動,促進社區文化建設。依托社區居委會和社區組織,形成以居民為主導開展形式多樣文體活動的模式,培養居民自主管理的社區意識。四是社區志愿活動,志愿者協會秉承“愛心、奉獻、互助”的精神,負責及時各類信息、提供法律咨詢與援助,慰問和幫扶老人等公益活動,融洽了社區人際,提升了居民的凝聚力和社區歸屬感。

(四)構建互動回應機制。公民參與社區治理的程度,有賴于政府對民眾訴求是否主動回應。為促進公民網絡參與的積極性,B社區構建了互動回應機制。一是建立社區(街道)網絡黨建工作指導小組,通過網絡黨建推進網絡參與社區治理。二是成立社區網絡輿情分析和研判聯席會議,由黨政部門、社區居委會、轄區高校的相關負責人共同組成,負責應對網絡重大、焦點輿情,及時提出對策措施。三是將網上回應和網下落實相結合,相關政府部門將網絡信件按接待回復、待簽收、辦理中、已辦結等進行分門別類,并規定了信件辦理時限。

從B社區這幾年的實踐來看,公民網絡參與社區治理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居民訴求能及時反映并得到妥善解決,提升了政府形象;居民鄰里關系進一步融洽,增強了社區認同感和歸屬感;居民的民主參與意識增強,在一定程度上優化了政府治理模式。

三、進一步推進網絡參與社區治理的思考

需要指出的是,B社區對公民網絡參與的探索和實踐雖然取得了一定的實效,但同時也還存在著一些困境:缺乏整體宣傳和理性引導,居民對社區組織的了解還不深;社區網上的服務內容仍需完善,存在網站內容更新不及時、開設欄目單一等現象;參與主體和參與領域不平衡,參與主體不平衡,偏重于專業技術人員、商業服務人員和學生,中青年人居多,同時參與的領域也失衡,主要集中在文化教育等非政治活動和醫療、社保、就業等密切關系自身利益的事務。要進一步推進網絡參與社區治理的實踐,必須正視這些問題,并積極尋求有效的解決途徑。

(一)加大宣傳力度,增強主體參與意識。公民網絡參與的有序運行,取決于參與主體的理性意識。首先,作為政府主體,要革新觀念,擯棄“全能政府”的傳統思維,建立與公民、自治組織等主體多元合作的治理結構,整合資源,共享信息,共同行動,實現社區善治;其次,加大宣傳力度,注重引導社區居民理性認識網絡參與的社會價值,力爭將社區參與內化為居民個人的價值追求和生活需要,并將網絡民主參政納入重要議事日程,激發公眾參與的自覺性和積極性;再次,加強社區的網絡化建設,降低網絡通信使用費用,提高其使用率,同時注重豐富和適時更新網站信息內容,滿足居民的多層次、多元化需求,使社區網站真正成為各治理主體間的信息橋梁。

(二)加強參與教育,提升主體參與能力。互聯網虛擬、匿名的特性容易消解公眾參與的心理障礙,往往成為公民釋放現實壓力、暢所欲言的網絡公共場域。這種隱匿性、安全性一方面促使居民樂于通過網絡表達自身利益訴求,積極與政府互動,另一方面又容易使社區網站成為非理性情緒醞釀和發酵的聚集地,從而背離了民主參與的理性精神。因而,應加強對社區居民網絡參與能力的教育,引導其理性、有序參與社區治理。一是建設網絡社區的同時,針對各類群體,分層次、分類別、分專題開展社區網站使用培訓班,使居民能夠靈活應用網絡操作技術,正確識別和分析各種網絡信息,提升公民有序參與的基本技能。二是強化網絡道德教育,可以通過廣播、電視、櫥窗、互聯網、專題講座等形式,有目的、有步驟地培養人們的公共精神和公民責任感,規范居民的網絡道德行為。三是加強網絡道德監督,篩選和過濾網上的不文明、不健康言論,清除虛假信息,建立文明、生態的網絡空間。

(三)完善參與機制,保障主體有效參與。穩定的、良好的制度是實現公民有效參與的保障。首先,要加快制定網絡參與的相關法規。對網絡參與立法,可以為居民有序參與社區治理提供一個“有法可依”的制度環境,規范網絡參與秩序。完善網絡立法,既要注重“將互聯網的特征與民主政治的實質相結合”,又要“注重處理好網絡秩序與公民參與之間的關系”,[6](P36)從而有效保障公民網絡參與秩序。其次,要推進社區電子政務建設。電子政務天然具有的技術性和便利性特征,為居民的網絡參與提供了一條制度化的途徑:一方面,政府通過社區門戶網站推行陽光政務,能夠有效緩解乃至規避信息傳遞的“腸梗阻”現象,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另一方面,它能夠促進政府與民眾的良性互動,政府借助網絡平臺廣泛征集社情民意,而居民則可以直訴衷腸,表達自己真實的利益訴求或意見,有利于政府科學決策,促進社會治理。加強社區電子政務建設,一是要豐富電子政務公共服務內容,提高服務質量,吸引居民廣泛、踴躍地參與;二是要優化政務信息服務,及時透明公布信息,整合區域網絡資源,建立政務信息資源共享機制;三是要提高網絡安全性能,培養優秀的社區網絡技術人才,強化居民的網絡安全意識。再次,優化社區網絡服務平臺建設。社區網站是服務居民的重要窗口,也是影響居民網絡參與度的重要環境因素。優化網絡服務平臺建設,一是要進一步整合網絡服務資源,注重拓寬服務內容的親民性、便民性和實用性,同時網絡平臺設計要界面親和、操作簡潔、便于居民參與,提升居民參與率;二是要以維護居民根本利益為導向,提供人性化的網絡服務,根據不同的用戶群體需求,提供規范的、有針對性的服務,尤其增強教育、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醫療衛生等重點民生領域的服務供給力度;三是要加強對政府等責任主體的監督問責,督促相關部門積極回應網絡參與,尤其對一些網絡熱點問題要及時引導,有效解決,及時公開結果,并主動接受社會監督,以此促進網絡互動的規范化、常規化。

從理論上講,與傳統社區的管理模式相比,網絡參與具有顯而易見的優勢,它是一種自發的、主動的、去中心化的治理形式,與現代社會的民主政治精神內涵相契合,是社區治理的發展方向。但事實上,由于當前的參與機制不太健全,網絡參與還僅僅只是一種制度外的有效補充路徑。在這種背景下,作為個案的重慶市B社區網絡參與的實踐,本身就是頗具自身特色的發展方式,能否持續地、有效地發展下去,還有待進一步觀察和分析。相應地,作為普遍意義上的網絡參與社區治理的長效機制,還有待于政府、社會、學界共同深入探討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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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

關鍵詞:獨立 合作 發展

一、社會工作機構對政府的協助作用

社會工作是一種幫助人和解決社會問題的工作。它幫助社會上的貧困者、老弱者、身心殘障者和其他不幸者;預防和解決部分經濟困難或生活方式不良而造成的社會問題;開展社區服務,完善社會功能,提高社會福利水平和社會生活素質,實現個人和社會的和諧一致,促進社會的穩定與發展。

1.社會工作機構是政府尋求對社會成員進行管理和約束的新方式。以社區青少年為例,社區青少年是近年來出現在社區中的一個特殊的沒有單位歸屬的青少年亞群體。與其他青少年相比較,社區青少年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失管”——失去單位、學校以及共青團組織等正式社會組織的管理。更何況社區青少年中還存在一些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社區青少年社會工作的出現一個重要的出發點就是通過一個新的組織載體來對社區青少年進行管理、教育和約束。

2.社會工作機構是政府解決弱勢群體面臨問題的新方式。從社會工作的定義可以看出,社會工作的服務對象大多為弱勢群體,它幫助社會上的貧困者、老弱者、身心殘障者和其他不幸者;預防和解決部分經濟困難或生活方式不良而造成的社會問題。

3.社會工作機構是政府提升自身治理能力的需要。社會工作機構的發展能夠彌補政府直接提供服務的局限和小足,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1)社會工作者作為專業的助人職業更加了解服務對象的情況及需求,因而能夠根據案主的需要來開展工作;(2)社會工作者所掌握的社會工作專業知識和技能能夠保證社會工作專業方法應用的有效性和服務的成效。(3)社會工作機構作為一個中介,將政府的使命傳達給服務對象,同時也能夠利用自身的專業權威性向政府反映服務對象需求,促使政府制定或修改相應的社會政策。

二、政府在社會工作組織發展過程中所起到的推動作用

主要表現在:1.社會工作機構的組織使命和發展方向是由政府來確定的。社會工作機構的使命在于統籌社會工作的開展,參與社會管理,推進社會政策,維護社會和諧。其發展方向是實現社會工作的專業化和職業化。從目前社會工作機構的發展情況來看,機構的整體方向由政府操控,某些細則如社工的招牌也由政府組織推動開展。2.社會工作機構工作領域的拓展也取決于政府的推動。社工機構發展的外在形式主要表現在其工作領域的擴大和工作內容的拓展,而這些工作的開展需要政府的推動。政府在這個方面起到決策的作用,推動制度的制定和政策的推行促進了社會工作機構領域的拓展。3.社會工作機構發展所需要的資源和條件支持也來自于政府。社會工作機構發展所需要的資源和條件主要有三大類:一是辦公場所和設施等硬件條件。二是工作者的收入、辦公經費等財政支持。三是其他相關機構和組織的支持與協助。

三、怎樣才能讓社會工作機構更好的生存與發展?

筆者做了以下的對策分析:1.建立與政府良好的互動關系。一方面,要通過各種方式獲得政府的支持。在中國內地,社工機構發展空間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社工機構運作所需的資源還將依賴于政府。另一方面,又要保證社工機構的獨立自主性。這可以通過以下方式實現:一是政府的治理理念和方式進一步發生變化,讓社團自主運作,政府退出其強勢角色,推動社團的成長和發展;二是推進社工機構的專業性發展,進一步提高其服務功效,增強社工機構獨立運作的可能性;二是拓寬社工機構的多元化籌資渠道,從而有助于機構的獨立運作。2.加強專業化運作與內涵發展。社工機構在專業社工崗位不足的情況下,對現有義工和社會工作人員應采用崗位培訓、知識更新培訓等形式,使之逐步成為專業的社會工作人才。只有擁有了專業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專業化的項目才能開展起來。另外,社工機構在項目運作上要宏微并濟。既要注重擴大規模,又要把項目做精做好,規模效應與精品案例雙管齊下,在項目運作上更加凸顯專業特色。社工機構在策劃開展活動時,要在具體的案例上下工夫,爭取做出一批精品案例。3.加大宣傳以提高社會工作的公眾知曉度。在了解民情、體察民意、提供優質的有特色的服務以吸引公眾的前提下,社工機構應通過人們喜聞樂見的方式進行宣傳,使社會工作深入人心,形成人人關心和支持社會工作的良好公眾輿論,使社會工作能真正成為獨立的、受人尊重的陽光行業。

在處理好與政府關系的基礎上,和政府形成一種“伙伴關系”進行合作,同時保持機構的自我獨立性。在社會管理體制的進一步完善契機之下,借助資源尋求對策,使社會工作機構能真正發揮作用,服務人民。同時帶動社會工作整個行業的發展,使得社工理念深入人心。

參考文獻:

[1]曾群.政府與社會工作機構的“伙伴關系”[J].中國社會導刊,2007(18) :62

第5篇

創新發展經驗之一:融合型的“和諧促進會”

慈溪市現有戶籍人口和流動人口之比幾近1∶1,目前所有的村(社區)都成立了“和諧促進會”。“和促會”的建立,旨在探索新老市民社會融合機制,會員主要由村干部、優秀外來務工人員、社區保安、村民代表、出租私房房東、私營企業主等組成,協會受鎮(街道)黨(工)委指導,由村黨支部(總支)、村民委員會、經濟合作社管理和協調。“和促會”采用會員制的組織形式,會員通過促進會獲得更多表達、參與、培訓、決策的機會,這是一個信息傳播、雙向溝通、自我規范、社區認同的過程。

“和促會”是外來人口自主管理、新老市民共同管理,實現多元融合、一體發展與協同治理的發展模式。它通過民意懇談會、議事會等形式組織新老居民共謀社區事務,聽取意見與建議,加強居民與外來人員的交流,增進新老居民間的融合。它的優勢功能在于為會員提供表達訴求和彼此溝通的渠道和服務平臺,協調多方利益關系,創新民意表達機制,有效解決因訴求表達渠道不暢而產生的多種矛盾和問題,成為慈溪完善基層社會治理結構的重要內容。

創新發展經驗之二:互助型的“老年人協會”

“老年人協會”是各地較早成立的普遍性的社區社會服務組織,在提供社區養老服務方面普遍發揮著重要作用。慈溪市的“老年人協會”緊緊圍繞社區互助優勢,以自我服務激發參與熱情,拓展服務功能,逐步形成了多元化、個性化、專業化、精細化的服務能力。“老年人協會”成員由居委會主任、離(退)休干部代表、老協會代表、志愿者代表組成,目前“老年人協會”內部普遍組建了若干個為老服務組,為老年人推出了多種服務。如醫療保障組,提供醫療保健和健康咨詢服務;文化教育組,提供文化教育和娛樂休閑服務;生活照料組,提供及時的生活照料服務;權益維護組,提供法律宣傳和權益維護服務;養老保障組,提供養老保障等方面服務。

“老年人協會”堅持“以老養老”理念,實行自主養老與外部關注有機結合的發展模式。“以老養老”的理念更加突出自我服務,能夠激發參與熱情,提高老年人參與度,從而把社區中大量老年人的作用充分挖掘出來,提供更為多元化、個性化、專業化、精細化的服務,更好地滿足老年人的自身需求,這比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具有更強的靈活性和滲透性。

創新發展經驗之三:監管型的“環保志愿者協會”

近年來,慈溪市陸續成立了一批“社區環保志愿者協會”,它是以社區環保志愿者為主要成員,以“綠色社區”、“和諧社區”、“生態文明教育基地”等創建工作為載體,引導和發動居民參與“人人守望、呵護綠色家園”環保專項行動,積極參與生態文明建設。協會通過開展植綠補綠、小區環境大掃除、揀拾白色垃圾等環保公益活動,通過定期開展污染源排摸和監督,引導社區內居民及單位以實際行動踐行綠色環保、節能減排、循環經濟,營造綠色家園,在社區(小區)形成了更直接、更到位、更有效的環保自治監管隊伍。

“社區環保志愿者協會”是承接政府社會管理職能,推動社區事務治理向社會化和專業化方向演進的協同治理發展模式。“環保志愿者協會”發端于社區居民,在發現需求信號、提供非規模化管理和服務方面具有明顯優勢。同時,它為居民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管理提供了便捷的渠道,通過協同社區居委會完成部分社會管理(社區衛生、社區環境等)職能,不僅增強了社會的自我組織和自我管理能力,而且也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節約了行政成本,在承接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中發揮了重要的協同功能,既促進了政府職能轉變,又促進了社區自治發展。

推動社區社會組織創新發展的啟示

高度重視對社區社會組織的規范引導和積極培育。慈溪社區社會組織的典型案例和創新模式表明,具有公益性、自治性、微型性等特征的社區社會組織在基層社會管理、基層公共服務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發展社區社會組織已成為我市當前推動社會轉型和政府職能轉變的重要任務。但總體來看,目前慈溪社區社會組織尚處于初級發展階段,仍面臨著發育良莠不齊、功能結構簡單、內部管理不夠規范、資源整合有限等問題,這就需要充分發揮政府、社區居民、社區組織等多元主體的參與支持作用,共同推動發展的規范化和持續化。同時,要積極推廣成功經驗和創新典型,促進先進經驗與區域特色相結合,不斷創新社區社會組織的發展。

強化社區社會組織自治和自主自律的能力。社區社會組織的發展方向是成為能夠自我組織、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務,擁有自主自律能力的自治主體。因此,當前社區社會組織要進一步提升自我發展的能力。首先,要形成科學合理的社會組織結構,這是社會組織得以有效運轉的基本框架和制度規范;其次,要形成專業化、精細化的組織功能結構,提高服務力,這是社區社會組織發揮職能作用的核心支撐;第三,要加大組織運營和宣傳力度,擴大影響力,提高居民參與度,形成社區居民共同支持的發展氛圍。

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拓展社區社會組織發展空間。政府在發展社區社會組織中要加強引導作用,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更重要的是要加快轉變政府職能,為社區社會組織發展讓渡空間。政府要加強分類指導,比如對服務類的社會組織,采取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委托其提供服務項目;對維權類的要采取政策引導、法律服務和業務指導等方式;對社會事務類的要采取權隨責走、費隨事轉、事費配套、政府購買崗位、購買服務和項目資助等方式。政府也要不斷完善與社會組織管理相關的政策法規,健全社會組織管理的制度框架。同時,在“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領域里,政府更要積極引導社區社會組織參與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

第6篇

【關鍵詞】非政府組織;城市社區治理;路徑

一、非政府組織和城市社區治理的涵義

(一)非政府組織的概念、特征與種類

非政府組織的概念是從外國引進而來,英文全稱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NGO),最初適用在1945年6月簽訂的聯合國第71條。1952年聯合國經社理事會將非政府組織定義為“凡不是根據政府間協議建立的國際組織都可被看作是非政府組織。”

(二)城市社區治理的內涵

社區治理是近年來的新話題,隨著城鎮化進程加快,社區在城市發展中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如何加強社區治理成為城市管理者關心的重大問題。城市社區治理是指以城市社區的地理位置為基礎,居住在里面的居民與政府、團體組織以及服務機構等共同參與治理社區公共事務的活動過程,它體現為在一定的社區范圍內通過自身所特有的制度讓各種主體依托自身所擁有的資源而進行分工與合作的過程,從而達到一種協調模式。

二、非政府組織在城市社區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非政府組織分布在多個領域,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影響到整個社會的運轉,是個龐大的系統。分布領域的廣泛性使非政府組織具備了參與城市社區治理的能力,也使非政府組織在城市社區治理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首先,在社區治理過程中,非政府組織能夠及時將社區居民的意見、利益訴求集中起來加以整合,形成一種“公意”,然后以一種理性、和平的方式反饋給政府,從而提高政府決策與管理的科學性與民主性;其次,非政府組織還能提供非壟斷性公共產品,緩解政府公共產品提供過少與居民需求過大的矛盾。再次,非政府組織為社區治理中公眾參與構建了良好的平臺,非政府組織將居民意見、建議集中整合反饋給政府部門,為其決策提供民意智慧;非政府組織自身被授權管理多種社會公共事務。現代社會是一個思想、觀念、價值多元化共存的時代,傳統的“一刀切”管理模式難以滿足社會大眾的多元價值需求。非政府組織的自治性體現了自由與多元共存的價值理念,具有政府沒有的靈活性與高效性。最后,非政府組織可以滿足居民日益增長的物質與精神生活需求,非政府組織能有力地承接政府在社區治理中部分公共職能,以滿足居民日益豐富的物質與精神生活需求。

三、促進非政府組織參與城市社區治理的主要路徑

(一)明確政府與非政府組織關系,構建政府主導下的合作治理

1. 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合作治理的必要性。“政府失靈”是政府在社會管理中無法克服的頑疾,在社區治理中也不例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社區建設這樣的微觀社會治理領域,政府干預越少越好。因此,政府需要將部分權力讓渡給非政府組織,構建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合作治理,讓社區治理主體多元化。合作治理關系的構建是現實發展的要求。當前政府還是處于優勢地位,單方面決定NGO的權限與活動實施,因而NGO脫離政府完全獨立發展是不太現實的。雖然我國非政府組織發展較快,但力量還比較弱小,離不開政府的支持。因此,可行的模式是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二者建立互動合作治理機制,才能有效整合各種社會資源,共同推動社區建設。

2. 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社區治理合作關系的構建。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合作,即“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合作,政府與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機構與私人機構的合作,強制與自愿的合作”。構建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良性互動合作關系能為社區建設提供更充足公共產品,提高治理效率。

首先,二者應明確各自的治理領域。政府由原來的管制者向公共服務提供者轉變,保留部分國家權力與公共利益領域的公共產品,一些公共產品領域則交給企業或非政府組織,因而公共產品領域逐漸打破壟斷,社會性增強。其次,構建公平、公開的提供平臺。政府、企業和非政府組織需要在同一平臺公平競爭,使公共產品和服務提供的過程公開化、透明化。在廣大群眾的監督下,公平競爭,擇優選取。再次,加強項目合作。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的價值取向都是社會公共利益,作為“社會人”以為社會提供高效優質的服務為共同目標。

二者的優勢互補,能有效提高社區治理的水平,達到互惠雙贏的目的。

(二)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提供參與保障

1. 健全法律法規制度,合理定位非政府組織。現行法律法規對于非政府組織的規定并不完善,市場準入制度也頗為嚴格,“雙重管理體制”既要求非政府組織經業務主管單位的審查同意又要求受政府部門的管制。這不僅束縛了政府職能轉變,更不利于非政府組織的獨立發展。因而健全法規制度,從法律的角度合理定位非政府組織以及規定合理的市場準入制度勢在必行。首先,在法律上合理定位非政府組織。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團體、行業協會等組織不同于企業,其發揮著市場的中介、樞紐作用,因此對其的監督管理應嚴格區分。政府應在法律層面合理定位非政府組織,明確其與政府在公共事務管理的范圍,明確各自的權限與責任,從而提高公共管理的效率。同時,在權限之外也給予規制,順應非政府組織發展的內在規律,保證在規制非政府組織的同時也給予法律上的獨立空間。其次,突破市場準入限制。嚴格的市場準入制度限制了大量非政府組織的進入,其并不符合憲法“公民有依法結社的權利”所體現的精神,也違背了強化非政府組織參與社會管理能力的理念,雙重管理體制嚴重制約了非政府組織的自主發展。因此,對準入的限制應當轉變為對過程的監督,登記注冊手續可適當簡化,而對其活動實施與組織運作過程的監督管理可適時加強,如民間組織管理委員會,負責非政府組織的登記備案。這樣既打破雙重管理約束,也加強管理效果。

2. 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打破政府壟斷。政府在現行的社區治理中仍擔任著主要角色,非政府組織在其中輔地提品與服務。尤其是在某些限制性的公共產品領域,非政府組織深受壟斷的限制。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政府在“有限政府”的理念指導下尋求職能轉變,倡導“全能型”政府,因而逐漸由全面管理轉向宏觀管理,由控制轉向引導,由“管理”轉向“服務”。因此,在政社分開、權責明確目標指引下,一要逐步實現非政府組織人事安排、活動、經費自主,二要建立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平等對話機制,三要下放權力,將服務社會的社會職能下放給非政府組織,具體包括行業管理與協調職能、社會事務管理與服務職能及市場監督與技術服務職能。

3. 完善資金支持體系,提供經費保障。目前我國非政府組織自身力量還很薄弱,資金基本上還是靠政府的支持。而這樣一個資金支持體系也需要政府從多方面完善。首先,建立專門的NGO項目資金支持體系。項目支持體系指政府以采購制度為基礎,將項目以招投標的方式交給非政府組織執行,政府拿出資金購買非政府組織的服務。如此,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以合同方式確定合作,由政府提供經費,由非政府組織提供相應的服務。其次,建立專項資金制度。非政府組織以社會服務和公益事業為宗旨,政府可從地方稅收中抽取一定的比例,建立社區治理專項資金制度,支持NGO社區治理活動的開展;同時,同步建立健全專項資金的評估制度,確保資金用到實處;而對社區NGO活動的開展,完善績效考核制度,在提高NGO工作效率的同時實現政府資金使用效益的最大化。最后,引導捐贈,吸納民資。社區治理僅靠政府的支持還是遠遠不夠,正因為非政府組織的公益性和自愿性,其融資更應當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具體而言,由政府牽頭,以舉辦社會公益活動為平臺,借助政府的公信力號召社會各界捐贈,尤其是高收入階層的捐贈。這種捐贈過程實際上就是政府宏觀引導下優化社會資源配置的過程,能大大提高社區治理的效率,利于社區持續發展。

(三)完善非政府組織建設,強化參與能力

1. 完善組織結構,健全自律機制。嚴密的組織體系能為NGO的發展提供一個專業的平臺,并能強化組織的自我規范意識。具體而言,非政府組織的內部建設,一要促進制度建設,明確章程等的核心地位。二要健全內部組織結構。建立決策機構、執行機構和監督機構,明確全體會員大會、會長及監事的權責。三要健全管理制度。完善會議制度,加強信息管理、財務管理等制度建設,促進非政府組織日常自身管理的規范化和公開化。在對社區的治理過程中,首先,細致規劃社區人力資源安排。人事安排上保證社區至少一名專業人員進行管理。對于人事安排有困難的偏遠地區和落后地區,可通過地方政府部門協調和指派。其次,明確社會組織對社區工作的平臺作用,建立行業的自律機制。協商確定行業職業道德、資格準入標準以及行為準則,并在活動開展過程中相互監督。民政部門人力上對非政府組織的支援不僅不會影響其工作,反而有利于社區工作的共同開展。

2. 重構運行機制,提高獨立自主性。非政府組織要在社區治理中真正發揮作用,必須要有一套從決策到執行最后到評價的有效機制,以保障治理活動的實施。從決策機制上看,非政府組織必須要有自己的獨立決策權,一旦參與到社區治理,非政府組織就應該有權獲得社區信息,并從信息管理制度當中產生多種可供選擇的方案,最后擇優選取與執行。從執行機制上看,非政府組織可借鑒企業的運作方式提高執行力。在與政府的購買服務、產品外包、租賃合同等合作方式中實現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有效整合社區資源,并以受眾居民為導向靈活制定方案,實現資源配置最優,同時也提升社區治理水平。從評級機制上看,最重要的就是評價主體多元化。具體而言,要非政府組織內部與外部評價相結合,效果評價與功能評價相結合,政府評價與居民評價相結合。評價主體應更多的關注第三方即社區居民和行業競爭者的評價等。

3. 強化籌資能力,拓展融資渠道。要解決非政府組織社區治理中經費不足、資金支持不穩定的大問題,根本的還是要強化其自身的籌資能力,拓展融資渠道。現今非政府組織服務于社區的活動經費大都來自捐贈,主要包括個人捐贈、企業捐贈和其他社會團體捐贈等。要想提升非政府組織的號召力獲得更多捐助必須:一方面增加非政府組織公信力。當前阻礙非政府組織參與社區治理的因素之一就是其缺乏公信力,大多數民眾因為心存疑惑,寧愿選擇效率低下的政府部門也不選擇非政府組織。所以,非政府組織更要樹立自身的公益形象,牢固樹立公益性價值,明確自身的發展取向。另一方面以社區服務為使命。使命是組織的發展方向,是非政府組織存在和發展的靈魂,正如杜拉克所言,“非政府組織是使命感、責任感最強的組織,它們以點化人類和改變社會大眾為目的,非政府組織使命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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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

關鍵詞:外部干預;內部治理;廣場舞

黨的十報告提出了“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五位一體包括生態文明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政治建設和經濟建設,著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廣場舞在豐富人們的文化,陶冶人們的情操的同時,也可以使人們的身體得到鍛煉。當今人們精神文化生活的主要體現形式之一就是廣場舞,社區文化活動中必不可少的 一項內容也正是廣場舞,雖然各地廣場舞的形態不一,規模也不盡相同,但它卻極大的推動了城市文化的建設。為了讓這項深受老少喜愛的社區公共文化活動發展得更科學、更健康,應當考慮為社區文化活動創造新動力,并將新活力注入到社區文化活動中,以確保其持續不斷的發展下去。

一、廣場舞產生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效應

(一)廣場舞產生的時代背景

為了滿足人類表情達意、娛人、娛己、娛神的需求,產生了大量的民間舞蹈,廣場舞也是民間舞蹈的一種形式。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我國大城市生活水平有了較大的提高,城市中的社會保障體系和基本公共服務逐漸完善,城市廣場的誕生和發展催生了廣場舞這種以健身為目的的體育舞蹈的發展,廣場舞逐漸向平民化、大眾化方向發展,逐漸在我國各城市發展起來。在農村城市化的進程中廣場舞從城市擴散到了廣大農村地區,進一步擴大了廣場舞的影響范圍,使廣場舞成為很多人的首選健身項目。廣場舞也被視為一種時尚、健康的運動方式。特別是隨著廣場舞由城市向農村的擴散,使廣場舞逐漸成為了公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促進了我國公共文化的蓬勃發展。

(二)廣場舞產生的社會效應

1、廣場舞能夠豐富群眾的文化生活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社會治理的創新應當將社會治理水平進行提升,對社會發展活力進行加強,人們應共同參與對社會的創新治理。廣場舞具有大眾性、便利性、廣泛參與性。眾所周知,以前社區都是由政府制定體制、發號施令對其進行單向管理的。此種單向的管理形式導致民眾不愿服從、政府沒有作為、政府和民眾脫離、制度變得僵化,根本無法適應實際要求。另外由于流動人口正日益增多,城鎮化的進程正日益變快,人和人之間的矛盾也正逐步加劇,在城市社區建設中,人們都生成了強烈的自我權利意識,并形成了權利的倒逼機制。由于社區廣場舞具有全民健身娛樂性、輻射范圍廣泛性以及超強的帶動性等特點,發展非常迅速。為了有效的治理社區公共文化,政府的職能必須從管理到服務進行轉變,民眾參與公共文化服務的訴求也必須滿足。

2、廣場舞能夠遏制賭博、封建迷信的活動

人們自發組織的集體活動之一就是廣場舞,強身健體、愉悅身心、簡單易學、開放性強是廣場舞的主要特點。街道旁的空地、社區的開闊地、公園、具有娛樂性的廣場等場所都是廣場舞的最佳活動場所,廣大人民群眾就是廣場舞的參與者、傳承者和創造者。廣場舞不僅使群眾的精神內涵得到了豐富,而且使群眾對休閑娛樂的需求得到了滿足,同時還使健康文明的生活形式得到了倡導。由于廣場舞廣泛的包容性和參與性,使其比社區群眾藝術館、社區青少年科技工作室及社區圖書館等社區文化活動更易讓群眾主動參與,并使群眾的文化娛樂活動更豐富。特別是隨著廣場舞從農村的擴展,對我國廣大農民的精神風貌進行了有效的改善。廣場舞在農村的普及使廣大農村人民的精神需求得到了滿足,對賭博、封建迷信等活動進行了一定的遏制,提升了廣大城鄉居民的精神文化品位。

3、社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因社區廣場舞而被推進

社區文化隊伍建設、社區文化經費保障和社區文化設施建設都屬于社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社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每個方面都可參考借鑒社區廣場舞對社區公共文化的治理作用。單從廣場舞參與者的多元化、全民性來說,廣場舞現今正處于良好的發展階段,某些地方還對廣場舞進行了登記注冊,并訂立了公約,對文體娛樂的管理機制進行了完善,同時廣場文化活動綜合管理協調領導小組也相繼出現,并嚴格規范其活動的音量控制、地點選定及時間選取等方面的行為。按照規范化、標準化的發展方向,廣場舞培養了群眾的社區共同體意識,社區也實現了整合,文明生活的美好氛圍也逐漸形成。在廣場舞的發展進程中,不同階層的群眾被引導參與社區事務處理,使廣大群眾的自我教育和自我參與作用得到了充分發揮;另外,廣場舞參與者對街道辦事處、社區內社會組織、政府、黨委及企業的工作加以配合,自發的組織合適的活動,并對政府無暇顧及的社區文化問題加以解決。

二、正確引導廣場舞健康有序發展

在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過程中,廣場舞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以我國陜西省商洛市柞水縣為例:全縣共有16.5萬人口,目前在八鎮一街辦91個行政村(含9個社區)中,廣場舞隊伍已發展到137個,參與人數已達8300多人。廣場舞是一種適合中老年人的健身娛樂項目,而且設施簡單、參與自由,這也意味著廣場舞的參與門檻較低,參與的人數不斷增加。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也必須對廣場舞進行積極的引導,將廣場舞在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中的作用充分發揮出來,促進廣場舞的健康、有序發展。

(一)內部治理

參與就是強調個人應融入身份角色中,也是強調個人在團隊中應塑造集體責任感。在廣場舞的開展中,每天應專業指導部分參與群眾,對其管理意識及健身常識進行培訓,然后依照其參與活動的效果和程度對其進行篩選,最后在脫離核心團隊的基礎上,讓這個自發群眾性組織自主選舉出一支有能力帶領廣場舞活動不斷發展的領舞團隊。

廣場舞本質上是一種群眾活動,因此要不斷提高廣場舞參與者的參與能力、合作能力和協商能力,提高其協商意識和權利意識,盡可能的使各參與主體的自身利益得到最大化,避免各方的矛盾沖突。在廣場舞活動的開展中,由于各方人員的協作,廣大社區群眾實現了追求和諧、高尚及文明的社會文化生活的愿望,這既使利益相關者知識的互補、信任的建立、技能的展現及關系的均衡等合作精神得以塑造,同時還使群眾的自治精神得以培養。各參與者的關系因合作中的互相交流和磨合變得更加親密,進而實現多元化治理社區文化事務,這種合作治理的方式必將成為日后社區治理模式的主流。

(二)外部干預

我國相關部門已經逐漸認識到了廣場舞對于提高群眾健康、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作用,為了促進廣場舞的正常發展,政府必須予以足夠的重視,對廣場舞及其現象進行仔細的研究,制定相應的管理措施,積極應對廣場舞引發的社會矛盾。對于這種由群眾自發形成的社區廣場舞團隊,有關廣場舞機構的建立,以及有關廣場舞公約的訂立是非常有必要的,同時還應及時處理廣場舞活動中發生的擾民現象。另外,各地方政府部門還應對廣場舞的設備、場地、時間等細節上加以限定,按照各地相關法律法規切實執行,加大對有關法律法規的教育、引導和宣傳力度,嚴格按照相關制度管理廣場舞,并科學規范廣場舞活動中的配置及音量等方面。

對廣場舞的舞蹈內容進行豐富,對參與人員的組織構成進行調整,根據不同人群特點編排不同的舞蹈類型,使廣場舞內部結構設置得以優化。定期舉行創新、典型、先進的廣場舞活動,將廣場舞的比賽規程進行公平化、完善化及規范化的改進。像公益性質的廣場舞活動應大力、積極開展,并倡導全民參與,將廣場舞的質量進行提升,同時成立一支專業的領舞團隊。社會公共文化的可持續發展需要對社會公共文化的治理進行創新,像某些地方將規范廣場舞協會登記入冊,以及建立廣場文化活動綜合管理協調領導小組等的先進示范就是最好的體現。

例如可以積極參照“新加坡鄰里中心”的發展模式,結合社區的景觀、公園和河流等資源,組成多層次的社會公共活動中心,例如區域中心、新鎮中心、鄰里中心、鄰里組團中心等,合理利用資源,有序的劃分公共活動的空間,既要為本社區人民群眾開展廣場舞活動提供便利,又可以對公共場域的矛盾問題進行解決。

三、結語

廣場舞的發展需要多方力量的參與和支持。在公共文化服務建設和社區公共文化活動中注入多元化主體,并有效實行這一參與體制,可確保廣場舞活動可持續發展,從而使社區公共文化服務進一步得以推動。

參考文 獻:

[1]夏國鋒.從權利到治理:公共文化服務研究的話語轉向[J].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05).

[2]李雪萍,曹朝龍.社區社會組織與社區公共空間的生產[J].城市問題.2013(06).

[3]牟頂紅.廣場健身舞研究現狀綜述與趨勢展望[J].科技風.2010(24).

[4]許洪文,聶勝男.莆田市廣場舞開展現狀及發展對策研究[J].西昌學院學報: 自然科學版,2010,24(4).

[5]江滔,陳玉萍,李協吉.湘潭市社區中老年婦女廣場集體健身舞發展現狀及對策研究[J].赤峰學院學報:科學教育版,

第8篇

文章摘要:上海市檢察院檢察長、市綜治委副主任陳旭到市司法局聽取特殊人群專項組專題工作匯報.上海市司法局黨委書記、局長,市綜治委特殊人群專項組組長鄭善和做了專題工作匯報.市委政法委副書記、市綜治委副主任、市綜治辦主任李余濤,市綜治辦副主任谷繼明…… 近日,上海市檢察院檢察長、市綜治委副主任陳旭到市司法局聽取特殊人群專項組專題工作匯報.上海市司法局黨委書記、局長,市綜治委特殊人群專項組組長鄭善和做了專題工作匯報.市委政法委副書記、市綜治委副主任、市綜治辦主任李余濤,市綜治辦副主任谷繼明,市司法局副局長陳春蘭及有關處室負責同志出席了會議.

陳旭充分肯定了上海市特殊人群管理服務工作,指出,特殊人群管理服務工作,關系到全市總體的社會治理、社會穩定,需要方方面面力量的配合.目前各項工作得到了很好的推進,多年前的許多設想、愿望,已逐步成為現實,成績顯著,令人振奮.

陳旭強調,特殊人群工作要注重各種力量的整合.在社區矯正工作中,組建了專門的執法隊伍.事實證明,開展社區矯正,推進輕刑化,符合社會的發展方向.社區矯正、戒毒等工作,都要加強隊伍建設,將執法隊伍、專業的社會工作者隊伍、志愿者隊伍三支隊伍結合起來,上下聯動,形成體系,切實提高工作的專業性和實效性.要完善監控手段的制度化和規范化,充分發揮“電子腳環”作用,對社區服刑人員的監控要有法律的強制力.在國外,社區服刑人員一旦離開規定的區域,就是藐視法律,必須受到法律的懲處.社區矯正工作,要上升到這樣的高度來認識,積極推進立法進程,善于運用法律,這正是社會治理的要義之一.要借鑒國內外的先進經驗,比如,香港的社會組織很發達,哪方面的社會問題突出,就進行立項,通過政府購買服務,鼓勵社會組織去做工作.解決社會問題,單靠行政力量,是遠遠不夠的.

陳旭指出,要完善特殊人群專項組組織架構,加強與有關部門溝通協調,爭取早日建立易肇事肇禍精神病人工作小組.可以考慮建立一支專門的社工隊伍加強對精神病人的管理.區縣建立相應的特殊人群專項組是必要的.下一步工作,要堅持問題導向,立足于應當解決、能夠解決的突出問題,加強研究,形成專項報告,每年有針對性地解決一、兩個瓶頸問題,扎扎實實地推進特殊人群管理服務工作.

第9篇

我們注意到,世行報告指出的中國環境惡化的三項直接動因,經濟快速增長、城市化和工業化都與農村發展緊密相連。從總人口的角度,我國目前農村人口占主體,農村環境的好壞對我國人民生活質量的改善有相比城市更重要的貢獻:從農村占我們國家國土的份額看,我們國家環境的好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農村環境而不是城市環境決定的:從環境改善的潛力看,與城市相比,農村毫無疑問具有更大的可塑性。

一、農村環境污染的分類和根源

就農村而言,其環境污染問題在當前復雜的背景下,根據造成農村環境污染的污染物來源不同,至少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外源污染,二是本源污染。

所謂外源污染,指來自農村以外的污染。例如,城市中的垃圾運往離城市比較近的郊區即農村進行填埋:為了城市環境的改善,對城市中污染比較重的工業企業外遷至農村等:還包括環境污染物的自然遷移至農村,例如城市工業企業產生的大氣污染物(粉塵、SO2、CO2、NO2等)隨大氣遷移至農村地區,直接污染農村地區大氣或是隨降水進人農村土壤、水體等。所謂內源污染,主要分以下四種情況:一是農業生產資料的不合理使用。二是農村生活污染。三是農村生產污染。四是本地鄉鎮企業對農村環境產生的工業污染。

二、當前農村環境問題的對策建議

(一)加強環境保護教育,搞好農村生態環境建設規劃

長期以來,由于農村經濟快速發展、區域開發、小城鎮建設以及各種人為經濟活動因素的影響,農村的資源與生態環境問題已十分突出,嚴重地阻礙著農業現代化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因此,農村的環境保護與生態環境建設已刻不容緩。科學規劃是合理建設與健康發展的前提。在所在區域城鄉建設總體規劃及環境建設總體規劃的框架下,村鎮生態環境建設規劃主要應遵循以生態學及規劃理論為指導,與村鎮建設總體規劃同步制定:生態環境建設規劃應能不斷提高村鎮的生產生態位和生活生態位,村鎮生態環境建設應立足于促進生產、方便生活、使生產區和生活區布局協調,生產功能和生活功能逐步提高。將生態建設與產業開發、農民增收、區域經濟發展、生活質量提高、社區文明建設結合起來,同步發展;堅持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講求實效。科學設計發展規模與模式,改善、優化結構;堅持依法保護和治理生態環境,并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實現依法保護與科學整治相結合;建立多元化投入機制、采取多渠道籌集生態環境建設資金的方式,確保生態環境建沒能夠順利實施。

(二)積極建設生態型產業體系,推進農村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良性互動

地方政府的領導者可能從政績的角度,在短期內嚴格執行國家在農村地區的環境標準,甚至會超前發展。但只要農村基本的利益格局沒有改變,經濟發展一定是更大的政績,地方政府的領導者會很快地轉向“經濟優先”。一系列的農村“有增長但不發展”的惡果,包括合作醫療崩潰、民辦教師流失、治安形勢嚴峻和環境的嚴重破壞。在這個意義上,農村為經濟增長付出了相比城市更加沉重的代價。當污染跨地區時,嚴格執行“環境行政干預”的地區,不僅經濟缺乏競爭力,同時環境也會受到周邊不嚴格執行“行政干預”地區的損害。從長遠看,建設“生態型”產業體系可能是解決農村生產垃圾減少的惟一出路。國家應從戰略的高度,規劃、組織農村地區的產業生態建設。在城市工業有計劃地向農村地區擴散的同時,應根據“產業生態”的原則,將經過組織的“產業共生體”成建制地向農村擴散。

“公地悲劇”告訴我們:農村經濟發展要與產權制度改革相結合,這從根本上對農村的環境保護起積極促進作用。因為存在多方面因素可能導致農民收入增加,但環境物品的需求滯后。解決這種滯后,有些問題需要通過農村經濟進一步增長來解決,例如,推動收入越過環境物品消費的J臨界值、財富增加使農民風險偏好的曲率下降、“補償性”消費占農民總消費比重下降、農民傾向于預期收入增加是可持續、持久的,愿意在環境物品方面增加支付:農村工業化要與城市化相結合,通過人口與產業的合理集聚,為農村環保產業發展營造市場基礎、周家在經濟發展策略上,不繼續以犧牲農民利益為手段,尤其在分享社會進步的成果方面,政府要給農民信心,農村在整個國家分配格局中日益邊緣化的角色將得到扭轉以及重視教育,提高農民環境保護的意識。

(三)扭轉二元結構下的農村邊緣化

回顧劉易斯的“二元經濟”模型,可以發現,劉易斯預期的,通過城市部門的經濟擴張改善農村部門的人地關系,并在長期隨著農村“單位勞動產出比”的上升,最終實現城鄉經濟一體化會在兩個方向上面臨挑戰:一是城市部門可能不如劉易斯所設想的、在農村存在大量過剩人口條件下,一直可持續地擴張,直到所有的農村過剩人口被城市部門吸納。就環境而言,這種狀態會引起兩方面的效果。一方面,農村的人地關系一定程度上緩和了,但農民依舊貧困,農村環境如果之前已經惡化,將繼續惡化或者穩定在惡化狀態中。另一方面,城市和農村的“割裂”使農村短暫緩和的人地關系在馬爾薩斯力量的作用下會重新惡化(即使保持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馬爾薩斯的危險仍會發揮影響),城市和農村總的人口規模會超過先前的水平,環境負擔進一步加重,從而農村、城市的環境也會下降。二是在劉易斯的“二元經濟”模型中,農村人口事實上是被動地卷入城市。而事實上的機制是,經過20年持續的“農村人力資本逆淘汰”,現今的農村已無城市可用之才。就環境而言,這種狀態引起的后果也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由于留在農村的事實上是被城市化淘汰的“弱勢”農民,他們的人均收入受農村經濟生態惡化的影響可能是下降的。在有些地方,農村經濟的實際組織者“能人”的“城市化”,對農村經濟的破壞尤其大。農村人均收入下降引起農村地區環境需求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公共物品的積累以加總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為基礎,“富有”農民的退出會導致農村總的環境支付意愿呈“指數”下降,從供給的角度,城市化引起“農村邊緣化”加劇農村的環境惡化。

(四)建設有農村特色的垃圾處置體系

在垃圾處置方面,與城市相比,農村的優勢在于,農民有千百年的“零排放”傳統,即在歷史上農民曾自發地非常成功地解決垃圾處置問題。“零排放”在這里指農村居民自發的垃圾“減量化”和“資源化”行為,這一類的行為大致包括:有機生活垃圾的堆肥、無機生活垃圾分撿、有毒有害垃圾專門集中、家庭不可處置垃圾定點的投放等。“零排放”不是絕對的垃圾零產出,它主要描述與一般末端治理相區別的,居民志愿、全流程地參與垃圾處置的一種模式。一般認為,農民志愿的“零排放”是基于“道德驅動”的個人行為,但在我們的模型中,促成農民自發的“零排放”,關鍵在于社區形成“內化”的“零排放”社區強制,在這個意義上,目前農村“零排放”行為不足源于缺乏激勵“零排放”有效的社區治理。在這方面,我們同意占卞流的看法是,多種因素綜合導致了改革開放后農村出現的“社區治理”失效,是農村環境急劇惡化的重要原因。

在農民目前的環境、收入水平下,通過提升“環境約定”,激勵農民志愿地增加“零排放”行為,不僅有助于解決農村環境治理的融資及其資金使用效率問題,而且某種意義上,這一思路也迎合下一步中國基層農村地區解決環境問題的發展方向:解決農民“零排放”激勵不足的問題,制度上需要高效的農村社區安排,低成本地在社區層面上形成“制度壓力”。在基層農村推進社區建設、社區自治是實現農村環境根本好轉、農民生活質量提高的基礎性手段;最后,我們強調,激勵農民志愿“零排放”行為政策的空間并非是無限的,從效率和福利的角度,農民志愿的“零排放”行為只能部分、局部地對政府支持的環境服務的公共物品進行替代。

(五)農村環境保護與垃圾處置的財政制度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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