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09 17:23:07
引言：易發表網憑借豐富的文秘實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農村社區的主要特點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內容，可隨時聯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新型農村社區有四個主要特點：一是布局要科學合理，功能齊全，形態和建設方式要有全新的面貌；二是要節約土地；三是要成為為周邊生產、生活服務的中心；四是要被納入新型城鎮化的范疇。《意見》強調“加快新型城鎮化進程，帶動‘三化’協調科學發展，服務中原經濟區建設，促進新型農村社區集聚式發展”。這就體現了新型城鎮化發展的本質要求。
二、新型農村社區的集聚式發展
關于對“新型農村社區的集聚式發展”的理解，我們還是要結合實際工作，從河南省的實際情況出發進行理解。我們的理解是：把一些分布零散的舊村莊遷并整合在一起，按新型城鎮化的要求集中建設以居住為主，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配套的農村居住小區，就是新型農村社區的集聚式發展。從有利生產、方便生活的角度出發，應該是相對集聚。平原區，城市郊區集聚程度要大，山區、丘陵區等集聚程度要小；用地適宜且有條件的地區集聚程度要大，用地等條件差的地區可能集聚程度要小，這是正確理解新型農村社區集聚式發展的前提。當然這里應杜絕一點兒都不集聚的想法。一點兒都不集聚不符合未來的發展方向，是一種完全錯誤的想法。
三、新型農村社區集聚式發展的基本思路
根據河南的實際情況，考慮有利生產、方便生活的原則，山區和丘陵區每個行政村可以考慮建設2～3個集聚式發展的農村社區。平原區行政村可以考慮一個行政村建設1～2個集聚式發展的農村社區；有條件的地區，無論是山區、丘陵或平原區，可以一個行政村建一個集聚式發展的農村社區，或幾個行政村合并建一個集聚式發展的農村社區。這里最主要的問題是農民意愿。但必須考慮到《意見》中的總體目標，即“引導一部分新型農村社區逐步發展為特色小城鎮”，成為新型城鎮化發展的支撐點。由此可以看出，山區和丘陵區的集聚式發展的農村社區人口規模以500～2000人為宜，平原區集聚式發展的農村社區人口規模以5000～10000人為宜。真正體現“山區和丘陵區的新型農村社區集聚式發展要依托小城鎮、工礦區或規模較大的中心村，重點對基礎條件差、自我發展能力弱、不宜居住的散、小、遠等村莊進行遷并；平原區的新型農村社區集聚式發展要依托城鎮、產業集聚區、產業園區以及規模較大、基礎條件較好的中心村，按照集中緊湊、集約用地、集聚發展的原則，加大村莊整合力度”。
四、新型農村社區集聚式發展的建設方式
從河南省的情況看，新型農村社區集聚式發展建設方式有三種：一是先建后拆：先建后拆是河南省目前進行新農村社區集聚式發展最主要的建設思路。特點是容易實施，但容易出現的問題是：舊村莊的拆除工作和復耕工作緩慢，也容易出現新的變數。最終有可能導致新社區建起來了，但舊村莊卻依然存在。二是先拆后建：先拆后建的例子在省內不是很多，主要特點是周期長，近期很難看到效果；另外，群眾的臨時安置也是個大問題。主要特點是，很容易看到舊村莊的復耕。三是邊建邊拆：在河南省范圍內也有這樣的例子，在舊村莊周邊先行建設一部分社區房屋；搬一部分后，再拆建另外一部分。其特點是比較穩健。問題是建設周期過長，各項手續要反復辦理，比較麻煩。
五、新型農村社區集聚式發展可能出現的問題
（一）集聚力度過小或過大的問題
應正確理解集聚力度過大過小的問題是一個相對的問題，原則是尊重群眾意愿，符合“引導一部分新型農村社區逐步發展為特色小城鎮的目標”。大是一個方向，小可能更多的是群眾意愿。要處理兩者的關系，科學合理地確定集聚式發展的新型農村社區的規模以及舊村莊的遷并力度。
（二）有利生產、方便生活的問題
有些人可能會認為人是集聚到一起了，公共服務設施配齊了，生活是方便了，可能不利于農業生產的展開。這就需要解決一個問題，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出行距離可能加長的問題，實際上這里還有一個基礎設施的配套問題。河南省采取的新型農村社區集聚發展的基本思路有兩條：一是河南省人口密集。社區到勞動所在地的距離并不會很遠；二是我們走的一條路是一個逐步的過程：合村建社區，然后一部分社區再逐步過渡為小城鎮。隨著農村交通體系的完善，這些問題都會解決。
（三）進行新型農村社區集聚式發展應重視農村產業化發展問題
河南的廣大農村目前的產業發展狀況仍然是以農業為主，因此農業產業化的發展決定著農民的收入，而農民收入的多少，又決定著新型農村社區集聚式發展的規模和快慢程度。推進農村產業化發展是進行新型農村社區集聚式發展的關鍵。
農村產業化的發展有一個核心兩個根本：核心是農村土地的經營方式，是建立農村土地的合作經營制度，推廣農業的企業化經營模式，還是仍然停留在農民各自種好自己的責任田。兩個根本是如何在縣、市、鄉鎮建立現代農業科學技術推廣體系和建立面向國際、國內的農產品信息及市場銷售體系的根本問題。這是政府幫扶農村產業化發展的關鍵。
（四）關于進行新型農村社區集聚式發展的資金和主體問題
《意見》明確說明：“省政府每年安排一定的專項資金用于新型農村社區集聚式發展以獎代補。各級政府要為新型農村社區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建設提供必要的資金支持，引導建立多元化的投入機制。”這說明，政府將用“以獎代補”和相關政策指導并引導新型農村社區的集聚式建設和發展。新型農村社區集聚式建設和發展的資金主體仍然要靠市場的主導作用加以解決，河南省農村廣大，單靠政府財政是不能夠實現新型農村社區的集聚式建設和發展的，市場是新型農村社區集聚式發展的主力軍，具體工作還是要從市場做起。
（五）關于新型農村社區集聚式發展的核心問題——土地問題
河南省各地進行新型農村社區集聚式發展除了政府的要求外，群眾的積極性也非常高。政府如何鼓勵這方面的積極性，事關新型農村社區集聚式發展的大局。我們可以考慮建立一種機制：城市的開發。城市房地產的開發必須取得建設用地指標，這些指標一方面靠國家土地整理項目獲得，另一方面要從整合農村建設用地中獲得，使新型農村社區建設過程中獲得的用地指標在向城市轉移的過程中實現價值。搞農村社區建設的集體或企業受益了，才能調動新型農村社區集聚發展的積極性，同時也解決了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用地的問題。
[關鍵詞]信任場域；信任慣習；農村社區；信任結構
[作者簡介]周霞，西南科技大學政治學院講師，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碩士，四川綿陽621010
[中圖分類號]C912.8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10)03-0107-03
信任是“在有風險的情勢下，對他人的動機抱以一種積極的、自信的期待狀態”。信任也“是一種態度，相信某人的行為或周圍的秩序符合自己的愿望”。它可以使人們之間的交往獲得安全感，減少相互猜忌的麻煩。另外，理解中國人的信任還應特別注意，信任“不只是個體的心理和行為，更是一種與社會文化環境密切相關的社會現象，應該將信任放在社會關系中來理解和研究”。因而，社會學學者眼中的信任是作為一種社會關系存在的，與制度的因素和社會變遷的影響密切相關，對中國農村社區居民的信任探討亦是如此。對中國傳統農村社區是以人際信任占主導地位、現代城市社區中制度信任占主導地位的論斷，學術界表示一致的贊同。但是，隨著我國改革的深入和現代化程度的加深，從傳統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化過程中，農村社區的信任結構與功能隨社會結構變遷發生了相應的改變。本文就以農村社區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為背景，以布迪厄的場域理論為研究視角，解讀傳統和現代農村社區的信任結構變遷。
一、布迪厄的場域理論
場域、慣習兩個概念及其關系構成了布迪厄場域理論的基本框架。他認為，“在高度分化的社會里，社會世界是由具有相對自主性的社會小世界構成的，這些社會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邏輯和必然性的客觀關系的空間”。這些社會小世界就是場域。不同的場域具有與之相應的慣習，它是一種生成性結構，是一種人們后天所獲得的各種生成性圖式的系統。
第一，信任場域和信任慣習。布迪厄從關系的角度來思考場域的概念，它是“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是一個不斷建構的網絡。每一個場域都是一個具有相對自主性的小世界，具有自身邏輯和必然性。按照布迪厄的理解和解釋，農村社區村民之間信任關系網絡也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空間――“信任場域”，它具有自身的運作邏輯。“信任場域”不是一個實體概念，指代的不是某一個具體的地理區域，而是一種分析和研究過程中的功能概念。具體來說，“信任場域”可以被理解為在社區當中的一系列位置，以及這些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網絡。
如果說場域概念著重描述的是農民信任行為的客觀性結構的話，那么“慣習”的概念則是偏重于強調行動者自身方面。布迪厄所謂的慣習，而不是習慣，就是說，是“深刻地存在在性情傾向系統中的、作為一種技藝存在的生成性能力，是完完全全從實踐操持的意義上來講的，尤其是把它看作某種創造性藝術”。隨著個人不斷接觸某些社會狀況，個人也就逐漸被灌輸進一整套性情傾向。這種性情傾向在實踐中獲得，將現存社會環境的必然性予以內化，并在有機體內部打上烙印。由此。農村居民的信任慣習是他們在信任場域中長期的社會實踐中所積累的一套應付各種信任行為的一套特定慣習。它是具有較固定的結構，是沉積于村民思維深處的、幾乎能自動處理問題的經驗。換句話說，信任慣習來自于社會客觀結構，是“一種社會化了的主觀性”。它為農村居民信任行為提供生成策略的原則，這種原則能使行動者應付各種未被預見、變動不居的情景。
第二，信任場域和信任慣習的關系。在布迪厄的場域理論中。客觀性的場域和主觀性的慣習是相互交織的雙重存在。場域是具有慣習的場域，沒有慣習的場域是不存在的；慣習是場域的慣習，脫離場域的慣習也是不存在的。
布迪厄這樣來描述場域和慣習的關系：“在一個場域內部，場域和慣習之間的關聯有兩種作用方式。一方面，這是制約關系：場域形塑著慣習，慣習成了某個場域固有的必然屬性體現在身體上的產物；另一方面，這又是知識的關系，或者說是認知建構的關系。慣習有助于把場域建構成一個充滿意義的世界，一個被賦予了感覺和價值，值得你去投入，去盡力的世界。”信任場域和信任慣習的關系同樣如此。
首先，信任場域和信任慣習是制約關系。信任慣習是屬于個人的心智系統，是人們在信任行動中表現出的人生觀、價值觀；而這些觀念所構成的深層結構正是個體在信任場域中應付各種挑戰而形成的經驗結構。信任場域形塑著信任慣習。信任場域制約著個體的信任慣習。
其次，信任場域和信任慣習具有知識關系。信任慣習是個體理解信任場域并做出相應行動的前提條件。它為個體認識和適應信任場域提供了深層的認知結構和思維方式。
以上兩種關系之間存在著時間上的先后順序，“知識的關系取決于制約的關系，后者先于前者，并塑造著慣習的結構”。這說明，信任場域先塑造信任慣習，信任慣習再認知或構建信任場域。信任場域與信任慣習之間不是簡單的“決定”與“被決定”的關系，而是一種通過“信任活動實踐”為中介的“生成”或“建構”的動態關系。信任場域是結構的，但又不完全是客觀的，其中包含主觀的部分；信任慣習是個體的，但又不完全是主觀的，其中又有客觀的滲入。客觀與主觀共同存在于信任場域中，又共同存在于信任慣習中，這樣，它們在信任場域中融合，又在信任慣習中被融合。
二、傳統農村社區信任結構
在傳統農村社區中，由于生產力水平非常低下，生產方式也相對落后，農民被牢牢地禁錮在土地上，使人們的生產、生活范圍十分狹小、有限，人際交往簡單。人與人之間存在一種私人關系，通過這種關系聯系起來，構成一張張關系網并形成農村社會關系網絡。用先生的話說，傳統農村社區是一個的“熟人社會”社區，農村社會結構是“差序格局”，即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以親屬關系為主軸的網絡關系。每個人都以自己為中心結成網絡。這就像把一塊石頭扔到水中，以這個石頭(個人)為中心點，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紋，波紋的遠近可以標示社會關系的親疏。
信任場域在不同的歷史時代和社會條件下，都有其自身的運作邏輯。在以“差序格局”為特征的傳統農村社區下，發生在熟人之間的信任，“主要是從屬于習俗的規范和滿足于習俗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不具有直接的功利目的的……這種信任本身就是規矩”。因此，信任就像是無形規則，如果你不違反它，就感覺不到它的存在；一旦違反，無形的道德譴責力量就會對你施加懲罰，信任的利遠遠大于不信任的弊。因而才有先生所說的，“鄉土社會的信用并不是對契約的重視，而是發生于對一種行為的規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時的可靠性”。具體來說，社會秩序無須外力來維持，而是“從教化中養成了個人的敬畏之感”，憑
個人的本能和良知就能相安無事。維持禮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權力，而是在身內的良心。信任場域規則主要以禮俗的形式表現出來。
信任場域所形塑的信任慣習則表現為：個體行動者注重修身，注重克己。每個人都自動地守規矩，不必有外在的監督。也就是說，在傳統的信任場域中，講人情，重關系，法律僅起次要作用，沒有契約，鄉土中沒有培育出法治精神、民主精神。
總之，傳統農村社區的信任場域中，信任的運作邏輯是內生的禮俗，即倫理道德，而非外在的監督。而這種運作邏輯的生成機制是鄉土社會的特定結構即“差序格局”和鄉鄰關系的長期穩定。因此，傳統農村社區的信任結構也表現出“差序式”，如同一個同心圓，圓心是自己，最里層是最為緊密的直系親屬，如父母和子女，然后以親緣關系的遠近依次向外擴展。這種“差序式”的信任結構構成了中國傳統社會其他組織結構和制度的基礎。
三、現代農村社區信任結構
改革開放以后，城鄉關系由隔絕轉向融合，人們生產生活領域擴大，生產關系的空間拓展，社會交往擴大，人與人的關系紐帶不再局限于血緣、親緣和地緣關系，而是向公共的、理性的契約關系發展。人際交往由人情導向轉向利益導向，人際關系趨于工具化。現代農村社區呈現社會特征分化與社會結構層化變動，社區從“熟人社會”逐漸轉變為“半熟人社會”。同樣，信任場域和信任慣習也隨著社會時代的變遷而悄然發生著變化。
突破親緣、地緣的市場經濟打破了傳統的農村經濟，刺激了農民的物質和精神欲望，并且為滿足欲望提供了無盡的可能；同時為村民創造了違背傳統道德的理由，而且創造了違背傳統道德的人可以自由遷出從而逃避職責的機會。這就導致信任場域中人們行動的情感成分減少，人際關系日益理性化起來。
信任慣習作為一種歷史的產物，必然是一種動態的、開放的系統。布迪厄指出：慣習是一個開放的性情傾向系統，不斷地隨經驗而變，從而在這些經驗的影響下不斷的強化，或者調整自己的結構。“在一個變遷很快的社會，傳統的效力是無法保證的。”傳統的不假思索的信任他人的信任慣習遭到沖擊，現有對我國農村社區信任關系研究已表明，“契約式”的信任結構開始在農村社區初顯端倪，現在的農村村民們大部分是兼顧禮俗和現代社會的契約而形成的合作，傳統信任資源開始消解。村民之間信任開始向理性化方向轉變。農村信任場域的改變促使著農村社區信任結構變遷，從人際信任向契約信任轉變。
然而，信任慣習具有持久性特點，這種傳統的信任慣習也不可能在現代化的沖擊下迅速瓦解，甚至消失，而是在一定的土壤中繼續生存并發揮其特有的功能。它深度規訓著農村居民，成為影響農村社區信任結構轉型的超經濟因素。可見，在農村社區“去鄉土性”的現代化過程中，信任結構的變遷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生于斯、長于斯”的農民的個體信任行動，而他們在生活實踐中積累形成并傳承下來的信任慣習的改變卻是一個艱難而又漫長的過程。所以，現代農村社區中信任結構有所改變，以“情感”為主的“差序式”信任結構有所松動，以“理性”為主的契約信任有所凸顯，但是依舊遵循的是信有差等的模式，“差序式”仍是其主要特點。
四、農村信任結構變遷是場域理論的表現形式
關鍵詞：社會秩序；農村糾紛；非傳統型糾紛；糾紛解決機制
中圖分類號：F3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2）07-0083-04
改革開放30余年，中國農村傳統的以血緣、禮治為基礎的社會結構遭到持續解構，建基于家族網絡上的鄉土秩序被不斷稀釋。在此種背景之下，農村社會糾紛正經歷著一個傳統與非傳統、道德爭議與法律紛爭、家庭倫理與經濟利益等不同類型糾紛碰撞與交織的現實發展過程。對非傳統型糾紛的特點、成因加以分析，進而尋求化解非傳統型糾紛的可行對策，既構成了對農村社會糾紛理論分析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對農村社會法制建設的持續推進具有現實意義。
一、農村非傳統型糾紛的特點
以“傳統”或“非傳統”來劃分農村社會糾紛的種類，實際是社會科學研究中類型化研究方法的運用，其目的在于按照一定的標準對社會糾紛進行歸類，對其特點予以總結，從而為相應糾紛解決機制的設計奠定社會實證的基礎。然而何謂“非傳統型糾紛”？劃分“傳統型糾紛”和“非傳統型糾紛”的標準又是什么？這是在回答農村非傳統型糾紛特點之前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從一般意義上講，“傳統”與“非傳統”的用語，實際只是對社會現代化發展過程中某一階段的描述。由于社會生活本身的連續性和復雜性，對二者加以精確區分事實上是極為困難的。但是，反過來講，我們也不應因為這種區分的模糊性和困難性而抹殺“傳統”與“非傳統”的分類所具有的價值。尤其是當我們立足于我國農村社會發展變遷的歷史過程來觀察，不難發現，中國農村從原來停滯、封閉的社會轉向一個漸趨開放的、流動的、去身份化的新型農村社會的整體發展脈絡是相對清晰的，而以開放性、流動性和世俗性構成的新農村社會轉型的顯著特點恰好吻合了人們對于非傳統社會的一般闡釋。[1]這意味著“傳統”與“非傳統”的區分至少在農村社會領域仍舊具有相當的可行性；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就農村糾紛而言，由于農村社會糾紛的產生和解決是在一定時空條件下進行的，因而就不能不受制于特定時空因素的限制和影響，以“傳統”與“非傳統”對農村社會糾紛進行區分更易于使我們發現不同類型的農村糾紛自身的特質所在，并進而為進一步的糾紛解決機制的討論奠定可行性基礎。基于以上分析，我們仍以“傳統”與“非傳統”作為農村社會糾紛的重要分類標準。
傳統型農村社會糾紛主要是指那些在傳統鄉土社會中一直存在著的糾紛，此類糾紛主要包括婚姻家庭糾紛、鄰里糾紛、喪葬墳山糾紛、宅基地糾紛、一般傷害或賠償糾紛、山林土地邊界糾紛等。其顯著特點在于這類糾紛的產生與解決均受制于傳統農村社會結構的影響。而現代的、非傳統型農村社會糾紛則根植于國家現代化發展和農村社會轉型的背景之中，展現了工業化、市場化發展過程中農村群體內部以及與其他社會群體之間復雜的利益糾葛。主要的糾紛類型如“舊村改造”中的房屋分配糾紛、裝修糾紛、征地拆遷糾紛、環境污染糾紛、交通肇事糾紛、勞動權益糾紛、村民自治糾紛、集體財產糾紛等，其糾紛所涉及的內容不僅包括經濟方面的，更是日漸涉及農民的政治權利、社會權利、文化權利等方面。
非傳統型具有不同于傳統型糾紛的顯著特點，主要包括：
第一，非傳統型農村社會糾紛地域的拓展性。傳統農村糾紛通常發生在一個相對狹小的區域中，然而農村社會現代化發展過程中人員社會流動性的增強卻日漸打破了這種地域性的限制。據國家統計局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披露，我國現有流動人口為2.61億，其中占據主要比例的就是農民工群體。[2]流動性的增加意味著農村社會糾紛在地域上的拓展。這種拓展至少包含兩層含義：其一是地理意義上的。如在一些城鄉結合部，來自于不同地域的居民相互雜居共存，在這一區域中發生的農村社會糾紛帶有強烈的地域上的拓展意味；其二是指某種心理和觀念意義上的。即現代農村流動性的增強實際也意味著來自于流動社會中的陌生人交往理念被漸次引入一個原本相對封閉的鄉村地域之中。
第二，非傳統型農村社會糾紛指向的外部性。在傳統農村社會糾紛中，糾紛通常發生于熟悉的鄉村共同體內部，非傳統型糾紛卻與此不同。非傳統型糾紛的一個顯著特點是糾紛的外部性，在非傳統型糾紛中，與農民發生糾紛的另一方主體通常并不在農民原來的生活空間之中，而是一種外來的力量。如在征地補償糾紛中，農民面對的糾紛對象主要的并不是農村集體（當然這種情況也會存在），而是當地基層政府；在農村環境糾紛的案例中，與農民環境利益發生紛爭的，也主要是外來的企業。對于農民而言，這些群體或組織，并不是自己熟悉的相鄰，也不存在親緣、面子等方面因素的限制，因而在糾紛發生時，這些因素對于農民糾紛解決行為的選擇也就不再具有太大的制約作用。而且，此種糾紛指向的外部性反過來更易在農村村落中形成一種聚合力，群體性行動往往更易得到村民的支持。
[論文摘要]：公共物品領域中的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使非營利組織供給農村公共物品成為可能。非營利組織供給農村公共物品依賴于農村的非營利組織形式，其主要包括農村行業協會、農村合作組織和農村社區自治組織。但是，要保證非營利組織供給農村公共物品的有效性，政府必須在政策上、經濟上和道德上予以支持，加強對非營利組織的監督管理。
我國農民對公共物品具有極強的依賴性，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對農業生產、農村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并將直接關系到我國“三農”問題的解決。目前，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大多是由政府承擔，而鄉鎮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在總體上并不能滿足農村發展的需要，供給結構失衡和效率低下的現象時常發生，農民迫切需要的公共物品供給不足，農民不需要的公共物品卻供給過剩。鑒于單一的政府供給體制不能滿足農村社會發展的需要，筆者試圖尋找政府外的公共物品供給，探討非營利組織供給農村公共物品的必要性、實現形式以及政府的行為選擇，為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提供一條新的思路。
一、非營利組織供給農村公共物品的必要性：回應雙重失靈
在經濟學理論中，市場提供私人物品，政府提供公共物品，這已成為學科的基本理念而被廣泛接受；從政治學的角度來說，提供公共物品、滿足社會公共需要則是政府存在的最基本理由。農村公共物品之所以由政府供給，而不能像私人物品那樣通過市場供給，這是由公共物品所具有的兩大特征決定的：一是非競爭性。一個人對某一公共物品的消費并不妨礙或影響他人對該物品的同時消費，即并不減少其他人從該物品上所獲取的利益，因為向一人或向多人提供該物品的成本是相同的。二是非競爭性。一旦某公共物品被生產出來，就無法阻止他人對其消費，即排斥任何潛在消費者從這些物品上獲益通常都是不可能的。因為只要它存在，你可以消費，我也可以消費，這與私人物品根本不同。公共物品具有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使得在公共物品領域常常出現“搭便車”行為，即一部分人支付公共物品的費用，而大多數人免費享用。同樣，農村公共物品消費也存在著不花錢而搭便車的可能，也會有越來越多的“理性經濟人”從自己的成本一收益角度考慮，以最低的成本甚至沒有成本去享受公共物品的最大利益。長此下去，任由搭便車現象存在，那么最終結果必然出現農村公共物品的短缺。由此可見，公共物品領域靠市場機制是難以奏效的。政府作為公共事務的管理機構提供農村公共物品有著不可替代的優勢：一是能夠大大節約交易費用，克服外部性；二是能夠較好地解決農村公共物品消費中的公正性問題。
但是，政府在克服公共物品領域的市場失靈中，卻難以避免自身存在的失敗。公共物品供給實際上是一個公共選擇的過程，由于政府“理性經濟人”的緣故，必然出現公共物品領域的雙邊壟斷、信息不對稱和預算最大化等問題，從而導致公共選擇過程中的政府失敗。具體地說，由于政府提供農村公共物品存在壟斷權，即沒有競爭對手提供同樣的服務，加之公共物品是一種數量和質量都難以直接界定的物品，因此公眾很難對政府的產出進行有效的監督，而政府又可以利用自己的壟斷地位獲取額外的利益，從而導致政府部門總是有一種預算擴張的趨勢，而預算規模擴大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政府行政部門的膨脹。雖然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無效率不是行政部門膨脹的必然結果，但政府行政部門的膨脹和低效卻是農村公共物品短缺和供給低效甚至無效率的直接原因。
非營利組織在提供農村公共物品方面具有的優勢表現在，它能夠把市場機制和政府機制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把公平與效率原則加以結合。所謂非營利組織，是指具備法人資格，以公共服務為使命，享有免稅優待，不以營利為目的，組織盈余不分配給內部成員的機構或組織。它具有非營利性、組織性、民間性、自治性、志愿性等特征。非營利組織的非營利性決定了它既具有政府部門的公共性或公益性特征，又能以更類似于企業的方式運行，既能夠做到以公平為宗旨，又能夠突出效率目標，實現效率優勢。非營利組織獨立于政府官僚體系，是公民志愿參與的自治性組織，它不同于政府機構的權力等級制的運作原則，而是多樣的、靈活的、平等的、參與式的組織結構，因而在提供某些農村公共物品時比政府更具低成本、高效率的優勢。可見，非營利組織供給農村公共物品已成為必要，它有利于維護農民的利益，是回應政府和市場雙重失靈的需要。
二、非營利組織供給農村公共物品的實現形式
市場機制是以自愿求私益，通過平等的市場活動主體之間的合同與契約、自由交易、公平競爭、個人經濟權力的滿足等活動追求私人利益，經濟領域是以市場機制為主要運作形式；政府機制是以強制求公益，通過公共權力的運作和政府組織之間縱向的“命令—服從”關系追求公共利益，政治領域是以政府強制機制為主要運作形式；社會領域的非營利組織，其機制是以自愿求公益，通過具有平等地位的社會活動主體的個人選擇、理解，形成共同的道德和信念等活動追求公共利益。而這種機制的運作必須結合我國農村的實際才能得以展開。當前，我國非營利組織供給農村公共物品，需要依賴于農村的非營利組織形式，其主要包括農村行業協會、農村合作組織和農村社區自治組織。
1、農村行業協會供給
行業協會的主要作用是能為廣大農民提前、產中、產后服務，解決千家萬戶分散的小生產經營與千變萬化的大市場的矛盾。而當前農民居住分散和生產活動不集中，是導致他們在同非農產業進行交易和談判中地位低下的重要原因。因為單個的企業是獲取信息的弱者，較高的信息搜索成本使得企業在市場運營中處于不利地位，對此解決的方式之一就是通過行業協會組織來提供單獨企業共同需要的服務。因此，現實的選擇是優先支持農民發展各種專業協會，通過專業協會的發展來推動綜合性農民協會組織的形成。優先發展農村專業協會，將目前政府直接調控農戶變為政府通過專業協會間接調控農戶。這既有利于農村經濟的平穩發展，減少農產品供給和農民收入增長的波動，也有利于切實有效地精簡基層政府機構，減輕各級政府的財政壓力。同時，農民專業協會的發展還有利于農戶更好地聯合起來，保護自身經濟利益，提供多種多樣的公共物品。
2、農村合作組織供給
農村合作組織，是指處于市場競爭不利地位的弱小生產者，按照平等原則在自愿互助的基礎上組織起來，通過個體經營實現自身經濟利益或改善經濟地位的組織。實踐證明，農村合作組織能夠有效推動農業經濟市場化、專業化、規模化經營，促進農村經濟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在農村公共物品供給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國的農村合作組織處在發展階段，還很不完善，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引導，政府要增加對農村合作組織建設項目的投入，從稅收、資金、政策三方面加大對農村專業合作組織的扶持力度。有了政府的大力支持，農村合作組織就可以成為農民發展生產的“領頭羊”。近幾年，我國由于農村專業合作社的興起而逐漸形成的農業規模效應正日益凸顯，農村合作組織在不同的領域和環節，向農村社會成員提供生產、技術、市場信息等方面的社會服務，為農業經濟的增長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這也為農村合作組織成為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形式創造了條件。
3、農村社區的自我供給
社區是指那些由具有共同價值取向的同質人口組成的，是關系密切、出入為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富于同情味的社會關系和社會團體。從公共管理的角度看，利用社區的力量來進行公共物品的供給，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善治。農村社區提供公共物品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國家與社會關系的不斷調整，社區提供公共物品的范圍、領域、形式也在不斷擴展。
轉貼于
(1)農村社區通過產前契約的形式供給公共物品。產前契約是布魯貝克爾提出的一個概念，是指在社區沒有某種公共物品而該物品又為社區中的人們所需要的時候，在生產前社區成員進行談判，如果社區成員正確表達了自己的偏好而愿意付相應費用，就可形成契約，如果成員表達各自的需要程度不足以生產出公共物品，則資金歸還社區成員，契約無效。產前契約的難度在于社區成員能否真實地表達自己偏好并愿意付相應的費用。通過產前契約的方式提供公共物品在我國農村社區也較常見。例如，一個村民組由于天氣的干旱需要筑壩蓄水灌溉農田，通常的做法是村民組長邀集本村民組每戶人員開會商討出工或出資的問題，村民根據自己的偏好一家里是否有或有多少農田在該壩灌溉范圍之內——選擇是否出工或出多少工，最后達成契約去筑壩。
(2)農村社區組建社區管理組織供給公共物品。社區管理組織即社區履行社區公共服務的組織。但它們通常是由社區團體而不是政府機關來管理。有時，這些組織也成為公共資產的所有者。社區管理組織是社區治理的一種重要形式，其主要特點是：社區管理組織的組建是建立在社區成員自愿加入和退出的基礎上；社區管理組織提供的公共物品僅僅提供給參加本組織的成員；社區管理組織提供公共物品的成本小于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成本。
(3)農村社區與政府合作供給公共物品。社區與政府的合作供給是指由地方政府與公民組織在提供特定公共物品項目上達成書面約定或合同。從本質上講，它是政府采用的一種合同外包形式，即政府將原來由政府公共部門直接承擔的服務項目，通過協議的形式，授權委托給社區的非營利組織或其他公民社會團體組織，民間組織運用一定的生產形式和機制，直接向社區相關公民提供服務產品。它一般以社區—政府合伙公司的外殼運營，在這種公司即社區和公共機構的合作企業，社區和政府有共同的目的和任務——提供滿足農民共同需要的公共物品。
(4)農村社區的個人自愿供給公共物品。自愿提供公共物品與社區成員長期形成的社區文化有關，社區文化如果有利他主義傾向的，自愿供給就可形成。在美國，20世紀80年代以后社區自助成了社區管理的特色。美國社區特別強調政治參與和社區文化，美國的教育，從小就培養學生回報社會的理念，因此，美國有著良好的公共物品社區成員自愿供給的傳統。在我國農村，社區成員對農村公共物品的自愿供給還比較少見，但也在逐漸增長。所以，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在農村地區還需大量涌現像美國、新加坡、臺灣等地的社區成員自愿提供的公共物品。
三、非營利組織供給農村公共物品的政府行為選擇
非營利組織的興起與發展一方面源于政府效率低下，另一方面源于市場不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導致的失靈。但非營利組織在社會中要發揮應有的作用，還必須依靠政府的扶持。具體而言，在非營利組織供給農村公共物品的過程中，政府應從政策、經濟、道德等方面予以支持，加強對非營利組織的監督管理。
1、制定政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非營利組織雖然發展較迅速，但還是不能很好地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現行政策法規導向作用不明確。1998年10月公布了《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和《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開始實行嚴格的登記注冊和業務管理制度，這種“入口”管理和“過程”監督并重的制度使得非營利組織難以發展。所以，其直接的后果是堵住了非營利組織進行登記注冊的合法通道，并將政府的有限資源和精力耗費在如何限制非營利組織的成立上。實際上，政府的政策應更多關注“過程”監督，給予非營利組織一定的激勵，政府對非營利組織的激勵，主要表現在稅負、鼓勵捐贈、稅收征管等方面對非營利組織的優惠政策，這是國際上通行的做法。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建立相關法律法規的過程中需要通過大量的實證調查研究，來確定這些法律法規的普適性、針對性和有用性，同時，應建立相關的訴訟救濟機制，對于不予登記或者不予審批等現象，應當提供司法救濟渠道，使司法機關可以通過司法審查來對政府行為進行合理限制和監督。
2、經濟支持
由于非營利組織不以營利為目的，是非營利性的，所以其經濟來源很難靠自身解決。然而，任何一個組織的有效運行都必須有穩定的經濟來源作為后盾，非營利組織經濟來源一般有自己賺來的收益、政府的合同與補助、私人支付與捐贈。從國外的實踐經驗來看，非營利組織的收入不僅來自社會的捐贈，政府的財政支持也是一項主要來源，在美國，政府是非營利組織的最大收入來源，占其預算的比例從2／5到一半以上。雖然我國非營利組織的產生、發展有其特殊性，但政府財政的支持是各國鼓勵非營利組織發展的普遍做法。我國的非營利組織正處于逐步發展階段，更需要政府經濟上的大力支持，所以，政府可從財政中劃撥一定比例的款項，專門用于非營利組織的社會公益事業，政府經濟支持的主要目的是維持非營利組織的順利運營，另外還能帶動私人捐贈的積極性。
3、道德宣傳
非營利組織的運營，特別是社區層面上提供的公共物品，很多都是靠志愿者自愿、主動提供的，因此，政府的道德支持必須相伴而生。登哈特夫婦斷言：政府在道德上還有責任確保任何通過這種過程產生的解決方案都完全符合正義和公平的標準，并且確保得出解決方案的過程完全符合民主政體的規則和道德。他們還堅持，政府應該鼓勵公民關注更大的社區，鼓勵公民致力于超越短期利益的事情，并且愿意為自己鄰里和社區中所發生的事情承擔個人的責任。其意思是政府在道德上要保證提供的公共服務和公共物品首先要符合民眾的利益選擇，其次要考慮到正義性，并且通過道德宣傳鼓勵個人與社區利益保持一致。在我國，“以德治國”是一項重要的方針政策，如果政府能在非營利組織和農村社區層面加以具體落實道德的力量，則我國非營利組織的能力將會加速發展，民眾的道德水平也將會迅速提高。
4、加強監督
政府除了鼓勵非營利組織提供農村公共物品，還應對其監督管理。非營利組織對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屬于準公共物品，是對該社區的村民提供，雖然其針對性強，但外部很難監督供給的有效性。因此，在非營利組織內部監督的基礎上，政府應加強外部的監督，同時鄉鎮人大監督也不可忽視，形成社會力量監督非營利組織提供農村公共物品的格局。在公共資源的籌集、使用過程中，實行財務公開制，定期向轄區群眾公布收支情況，增加資金使用透明度；發揮鄉鎮人大、審計部門及新聞媒體的監察、監督作用，保證公共資源不被濫用。
論文摘要:由于各國的政治體制、經濟制度、制度文化和價值觀念特別是文化差異等背景不同，從而形成了不同類型的社會保障制度。在體系演進的過程當中，我們應注重借鑒和吸收國際經驗，從制度的發展規律和歷史、文化的視角，選擇具有代表性國家的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為當前我國正在進行的和諧社會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建設提供借鑒經驗。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養老保障制度，要強化政府的責任、提倡孝文化，在觀念上和模式上培育新的家庭養老方式、建立民間的農村社會養老慈善機構，多渠道籌集社會養老慈善資金。
中國是一個擁有八億農民的農業大國，加快建立健全農村養老保障制度是破解“三農”問題的關鍵，是建立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有力保障。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了“老有所養”的民生保障目標，以及“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目標任務。根據黨的十七大和十七屆三中全會精神，國務院決定，從2009年起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探索建立個人繳費、集體補助、政府補貼相結合的新農保制度，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與家庭養老、土地保障、社會救助等其他社會保障政策措施相配套，保障農村居民老年基本生活。2009年試點覆蓋面為全國10%的縣(市、區、旗)，以后逐步擴大試點，在全國普遍實施，2020年之前基本實現對農村適齡居民的全覆蓋。
社會保障制度作為現代工業社會的衍生物和現代文明的重要標志，既是當代社會發展的普遍、必然趨勢，同時又是在各國特殊的經濟、政治、社會、歷史、文化環境的綜合影響下得以建立和發展的。國外大部分國家都為農民建立起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由于各國的政治體制、經濟制度、制度文化和價值觀念特別是文化差異等背景不同，從而形成了不同類型的社會保障制度。因此，在體系演進的過程當中，我們應注重借鑒和吸收國際經驗。本文選擇了兩個具有代表性國家的農村養老保障制度:一是從歷史和文化的角度借鑒日本的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因為一個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離不開民族文化的支撐和這個國家的國情，日本跟我們國家的文化相近，文化的源流相同;二是從制度的發展規律借鑒德國的經驗，因為德國是世界上實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障政策歷史最為悠久的國家，其養老保障政策獨具特色，它走的不是北歐國家的制度，但比較平穩。本文就以上兩個國家的養老保障模式進行比較和探討，力圖對我國養老保障制度的建設有所裨益。
一、德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
1.基本情況。德國是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起源國，1883年德國創建社會保險制度，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德國的農業以家庭經營為主，全國約有25萬個農業企業，農業勞動力占總勞動力的2%。1951年，德國就頒布了《農民養老保障法》，邁出了建立一個獨立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第一步。德國的農民養老保障制度一開始就獨立于一般社會保險制度，德國的農民最初沒有被納人國家社會保險制度中。1957年，德國開始實施農民老年援助法，即對將農場交給繼承人之后的年老農場主進行現金補貼，通過對老年農民扶助的方式，把農民正式列人了國家社會保障體系。1995年1月1日生效的農業社會改革法將農民老年援助更名為農民老年保障，對農民養老保險金進行了大幅度的改革，將農民老年保障歸人社會保險領域，而不再是社會救濟領域。其保險的賠償范圍包括康復在內的醫療職業和家庭援助年齡超過65歲領取的養老金、保險稅款津貼、放棄財產及生產的農場主支付養老金和補償津貼。
2.主要特點。德國農村社會保險制度從一開始建立就有著良好的經濟、政策和社會環境。建立之后，經過不斷的改革深化，目前已相對健全和完善。一是項目較全，與一般社會保險相比，在農村社會保險中除了沒有失業保險以外，其他的社會保險項目都有;二是覆蓋面寬，農業人口幾乎都被納人農村社會保險保護之下;三是標準高，在繳納相同數額保險費的前提下，在每一個保險項目下提供的待遇，原則上與一般保險待遇相適應;四是管理好，農村社會保險經辦機構不僅要在確定保險費標準、待遇條件、待遇標準、發放年金或其他補貼等方面行使管理職能，而且要就《社會法》中規定的受保險人的權利和義務為保險人提供指導、說明和咨詢;五是津貼多，在德國社會保險體系中，政府為農民拉平年保險提供保險津貼，在發生農業事故時，也為農業企業提供幫手或者家庭幫手，安排頂替人員。
3.可借鑒的成功經驗。德國的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建立得早，管理科學且體系較為完備，值得進行研究和借鑒。
第一，德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建立得較早，有著較長時間經驗的積累。從1957年10月的農場主輔助養老基金開始，專門以職業為導向確保農場主及其配偶以及在農場工作的家庭成員及其家屬的社會保障。德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參保對象從農場主、農場主的配偶、農場全職工作的家庭成員，若已年滿18歲則有義務參加保險。我們國家可以建立按群體、分層次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體系。從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實際情況來看，農民中不同參保對象存在著較大的不同，其對養老保險制度的需求也就存在著差別，因此構建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基本框架時就必須考慮到這個問題。可以將我國農村養老保險的參保群體分為以下幾大類:純農戶、進城務工人員、失地農民、小城鎮農轉非人員和農村計劃生育戶。對于這五類農民群體應根據他們自身的特點采取不同的養老保險模式。
第二，在資金籌措中，既有農業企業主，也有家庭成員繳費，還有聯邦自己支持。政府為了減輕財政負擔，還通過采取優惠政策，鼓勵農場主購買商業保險，這樣德國的農村養老保險就由社會保險、終老財產(老年農民將莊園移交給繼承人以后，保留下來供自己使用的住房等財產)和自我保障組成。
第三，德國農村養老保障的管理體制規范、管理效率較高，除了及時立法以外，還設立專門的農民養老保險機構，而且其社會保障工作人員都有很高的文化素質和專業修養。德國的農村養老保險業務由聯邦和各州農村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管理，該機構是自治的法人組織，經辦機構不僅要在確定保險費標準、待遇條件、待遇標準、發放年金及其他補貼方面行使管理職能，而且還為受保險人提供指導和咨詢。目前，德國有13家農村養老保險經辦機構，并組建了一個全國性的農村養老保險經辦機構總聯合會(gla)。
第四，及時改革養老保障制度，兼顧社會功能和經濟功能。德國的農村養老保障政策不僅具有保障農民福利的社會功能，同時還具有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等經濟功能。20世紀70年代，德國將農場主的退休年齡從65歲降至55歲，并在農場主享受養老金時附加條件，即要求農場主必須在50歲以后就開始通過繼承、出售或長期租讓等方式轉移他的農業企業，成為農業退休者。德國聯邦政府專門向農村養老保險機構額外提供特殊的農業結構性補貼資金，用于發放促進農業企業移交或放棄農業生產的養老金。這些養老保障政策的實施讓農場主提前放棄土地生產，將農場交給富有創新精神的年輕一代。這對于促進農業技術化、知識化和效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為適應人口老齡化加速的需要，德國逐步將退休年齡由65歲推遲到70歲，同時還于1995年新建了一項保險制度—護理保險制度，以解決年老、病弱人員對護理的需要。
二、日本農村養老保障制度
與我國具有相同儒教文化背景的日本，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比較完善。考察日本的政治體制、歷史發展、經濟特點、文化特色等，探索日本農村社保制度建設的現狀和特點，并進行制度分析，有利于加深對日本農村當前養老保險制度的理解和認識，對我國如何建設和完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具有一定的借鑒和學習意義。
1.基本情況。日本是東亞國家最早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國家，也是最早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國家。日本國民應該說跟我們國家有更多的相通性，包括家庭觀念、家庭保障、社會的結構等等。所以，日本社會保障制度對我們來說有很廣泛的參考價值。日本農戶具有小規模經營和兼業經營兩個基本特點。“二戰”前，同為東方國家的日本與中國，過去對老人的撫養也是以家庭為主。傳統的日本農戶多為直系家庭，老年后生活依靠長子撫養、照顧，“家”制度在日本社會起主導作用。老年人生活所必需的資源和援助基本上都是由家庭來保障的。日本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則形成于20世紀50年代以后，到60年代初，日本政府建立了一系列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特別是《國民健康保險法》和《國民年金法》的頒布，開創了日本農民醫療保險制度和養老保險制度的先河。1961年《國民養老金法》實施，從此，日本進人了“國民皆保險”、“國民均年金”的福利時代，這兩種保險制度是日本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主要部分，而且國民的社會保障水平也在逐步提高。
2.主要特點。三支柱養老保障體系。第一支柱:基礎年金(國民年金)。1986年日本把厚生年金保險等八種年金統一起來，引進基礎年金，實現年金制度一體化。基礎年金作為一種義務，凡年滿20歲—60歲的日本國民均須加人國民年金，具有強制性。這是一項與收人無關的養老保險制度，面向全體國民，為老年人提供基本收人保障。第二支柱:農業者年金。1970年專門制定了《日本農業年金基金法》，1971年正式實施農業者年金。其保險對象為農村地區除厚生年金、共濟年金的加人者及其配偶之外的具備國民年金被保險者資格的農業經營者及其后繼者。強調自愿原則，政府給予稅制上的優惠政策。這是日本政府向不滿足于基礎保險的較富裕的農戶提供的一種保險方式，包括農民年金、國民養老金基金和共濟年金三部分，是國民年金的重要補充。第三支柱:個人儲蓄。農民個人或家庭通過自愿安排，將一部分現期收人進行儲蓄或購買人壽保險以為老年生活做準備。
在日本，民間的農業相互救濟協會(簡稱農協)舉辦的人身共濟保險對農民養老及其他社會保障發揮了重要作用。綜合而言，與東亞其他國家相比，日本的社會保障體系建立相對早一些，而且主要是模仿西方模式，然而卻由于它比較重視個人、家庭的作用，從而帶有明顯的亞洲特色。
3.可借鑒的成功經驗。日本的養老保障制度盡管建立不算很早，但是發展很快，到20世紀70年代就基本完成了制度建設并迅速跨人發達國家行列。以石油危機為轉折點，日本及時對其向西方福利國家模式發展的勢頭進行了調整，強調個人、家庭以及企業、團體的作用，以減輕國家負擔。
第一，資金來源采用個人、雇主、政府三方負擔的方法，從而使支出有了可靠的來源并能使國民的權利和義務統一起來。
第二，國家立法。依法推行農村養老保障制度。戰后日本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也是相關法規不斷完善、充實的過程。日本的社會保障制度先立法、后實施，使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法制化、科學化、規范化。
第三，建立多層次、多類型的養老保險制度。日本既有法律強制國民加人的基本保險，又有企業為職工建立的補充保險，還有社會互助保險和個人自愿參加的儲蓄性養老保險。日本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從國民年金制度、國民養老金基金制度、農民年金制度到共濟制度，具有多層次特點，可以滿足農民不同層次的養老保障的需求。該制度從參保農民的年齡、務農時間進行資格限制，從資金來源、資金管理人等進行了嚴格的要求，充分保證制度的可操作性和持續性。
第四，為了適應21世紀人口老齡化浪潮，日本從1994年把領取養老金的起始年齡推遲到65歲，并針對日本家庭小型化趨勢，從2000年4月1日推出了新的看護保險制度。護理保險提供的服務包括保健、醫療、福利在內的綜合服務，主要有被保險人大部分時間住在自己家中接受各種服務的居家服務，被保險人人住到各種福利設施的設施服務兩大類。在費用負擔方面，接受了護理保險服務的被保險人承擔10%的費用，其余90%由護理保險負擔。這種新的制度，體現了對老年人的人文關懷，非常值得我們借鑒。
第五，文化特色。日本是受儒家文化影響較大的國家之一，其家族制度深深打上了中國家族制度的烙印。但日本的家族制度自身有其鮮明的特點:注重家中的身份關系，而把血緣系譜關系放在次要地位。下級必須絕對向上級盡忠，所有的集團成員，包括首領都必須向集團的利益盡忠。為了家的良好運作和延續，日本文化還具有開放性特點。645年的大化改新，吸收中國隋唐文化;1868年明治維新，吸收西歐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吸收美國文化。當然，這種吸收外來文化并不是單純的模仿，而是充分考慮到現實的需要和可能性，有選擇地進行消化和改造。儒家文化的家族制度對日本的早期影響，使得日本農村養老保險最初以家庭養老為主。而19世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具有開放性特點的日本文化逐步學習西歐和美國文化，因此，從19世紀，日本農村養老保險制度也明顯具有歐美特點—社保制度比較完善、社會性較為突出。
三、對我國的啟示
綜合以上兩種農村養老保障制度，我們還要重點強調以下幾點:
1.強化政府的責任。政府在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建立過程中起主導作用，保證民生、改善民生是政府自始至終核心的使命。農村人口萎縮以及老齡化的發展態勢，決定了政府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必須承擔更大的責任，這也是發達國家為我們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提供的經驗。從公共財政的角度看，在農村社會保障范圍，屬于純公共品包括社會救濟、社會福利優撫安置、農村最低生活保障等，農村純公共品的提供同其他純公共品的提供一樣應由政府免費供應。屬于準公共品范圍的主要是指農民養老保險等。但是，由于農業本身具有基礎性和效益的外溢性特征及農民對社會的貢獻和現實收人水平制約等，政府也應該在這些公共產品的提供中承擔責任，并且對于農村養老保障的制度設計方面進行投人，表現出積極的態度和措施。因為政府掌握的是公共資源，理所當然應為民眾謀取利益。國家財力也要通過相關的制度反饋于民，一個是公共設施，一個是公共服務，另外就是福利制度，它出錢讓老百姓受益，所以財政負有天經地義的責任。我國目前投人社會保障與福利方面的資金偏低，因此要調整公共財政支出結構，把更多的資金投到社會保障里面，這是我們財政改革的方向。
2.提倡孝文化，在觀念和模式上培育新的家庭養老方式。近年來，由于受到養老金支付壓力的日益增大，不少西方國家重提家庭養老保障，開始向這一方面回歸，希望在解決廣大居民的養老問題上能夠重新發揮家庭養老的優勢。家庭保障作為一種非制度型、非正式的而又天然的國民生活保障系統，意味著在多元化和多層次的養老保險制度發展模式下，家庭成為可以輔助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一種有效的養老保障載體。在傳統的東方儒家文化作用下，家族制度和家庭養老模式對我國農村人口有著根深蒂固的影響。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家庭養老不僅是一種物質供養，更兼有家庭親人的精神撫慰，這是其他養老方式所不能完全替代的。尤其是家庭養老中，家庭成員之間的相互關心、相互支持、相互鼓勵，以“家”作為紐帶加強了家庭成員的情感交流等，家庭養老的這種精神慰藉作用，更是社會性養老保險不能代替的。近年來，我國政府極力在農村建立社會性養老保險制度，但效果甚微，這里面固然有繳費方式的不合理因素，但是家庭養老的觀念對其影響也不可忽視。政府要引導重視挖掘傳統文化，弘揚中國傳統倫理道德，培育農村良好的社會風氣，培養人們敬老愛老的道德風尚，發揮先進文化的導向作用，對于提高農村家庭養老的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同時，應進一步擴大社區養老支持的范圍，凡是有經濟能力的地方，都要逐漸實施鄉、村集體負責的養老保障制度，以減輕個人和家庭的負擔。因地制宜地建立一個以國家為后盾、以社區為中心、以家庭為單位、以人為本的養老支持體系，在個人、家庭、社區和社會四者之間形成一個相互依存、相互補充的良性循環系統。因此，我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建設過程中，在加大社會性養老保險制度建設的同時，亦不能忽視家庭保障等傳統保障形式的補充作用。
3.建立養老保障基金運營機構，促進農村養老保障基金的保值增值。國家要通過制定有關政策為農村養老保障基金的保值增值提供條件。我國要改革現行財政預算制度，將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單獨編制預算。社會組織發達、人才條件好的地區，借鑒國外養老基金管理的成功經驗，可嘗試建立保險基金投資運營機構，按照市場化原則運營保險基金，實現基金的保值增值，推動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創新模式的規范運作。同時，政府應實行規范化管理，建立起責任明確、政策具體、針對性強的保障措施，成立國家和省級社會養老保障管理中心，對決策、經辦和基金安全增值等進行全過程的動態監管機制，明確管理的科學化以及基金安全基礎上的保值增值，確保制度模式的公平、陽光、透明，建立嚴格的審核程序，確保個人賬戶基金安全完整。
中圖分類號：D9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592（2014）06-285-02
一、留守兒童的現狀
所謂農村留守兒童，是指父母一方或雙方在外打工而留在農村生活，由其他監護人代為撫養的未成年人。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農村勞動力快速轉入城市，我國留守兒童日益增多。2010年10月，“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教育活動調查分析報告”顯示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約5800萬人，近三成留守兒童家長外出務工年限在5年以上。還有其他研究報告表明留守兒童在農村學齡兒童中所占比例高達47.7%。在一些經濟社會不發達地區，留守兒童的所占比重更是驚人。在廣西，2005年留守兒童學生占在初中小學校學生總數的18.67%。最近，全國婦聯《我國農村留守兒童、城鄉流動兒童狀況研究報告》，稱全國有農村留守兒童6102.55萬，占農村兒童的37.7%，占全國兒童的21.88%，五年間全國農村留守兒童增加了約242萬。
2004年公安部的調查顯示全國未成年人受侵害及自身犯罪的案例大多數在農村，其中大多數又是留守兒童。河南省檢察院對全省2005年至2007年批捕、起訴農村留守兒童的犯罪情況進行了統計分析：2005年的案件有443件，2006年475件，2007年460件，分別占當年未成年犯罪批捕數的7.03%、7.21%和6.45%。安徽省東至縣人民法院近三年來留守兒童犯罪案件進行了統計分析：2009年留守兒童犯罪案件審結15件19人，2010年增加到19 件27人，2011年持續增加，達到了24件38人；2009年故意傷害案件8件8人，搶劫案件2 件3人，2010年故意傷害案件5件7人，搶劫案件3件7人，2011年故意傷害案件8件9人，搶劫案件7件16人。大量的數據揭示出農村留守兒童犯罪問題的嚴重性。
二、農村留守兒童犯罪的主要特點
（一）犯罪率高，犯罪類型多
由于缺乏父母監管，智力和身心發展不完善，往往缺乏正確的判斷能力，很容易受到一些不良文化的影響，產生錯誤的人生觀和價值觀，走向違紀違法的犯罪之路。福建省的數據顯示，因打架斗毆、小偷小摸等行為被送到派出所的孩子中，有60%是留守孩子。這些涉案的留守兒童實施的犯罪類型多樣，主要有侵財型犯罪、性犯罪、報復型犯罪、暴力型犯罪等。
（二）犯罪惡性日顯嚴重
缺乏正確的家庭教育的引導，很容易引發變態性質的性格異常，導致人格發育的不健全。這些處于青春發育期的孩子由于年輕氣盛，做事容易沖動，很難真正意識到自身行為的巨大社會危害性，易選擇比較原始而殘忍的暴力性犯罪。
（三）低齡化，文化程度低
得不到有效的監護和教育，留守兒童便會輕視法律的威嚴，不斷試圖觸碰法律底線。由于其文化程度不高，加之農村地區的普法意識不夠，極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四）團伙性犯罪，侵財型案件居多
有關統計數字表明，青少年刑事案件中70%屬于3人以上的團伙犯罪，而且團伙成員低齡化趨勢日益明顯。其中，農村留守兒童團伙犯罪尤為突出，成為當今農村社會治安的隱患。由于農村經濟條件相對落后，父母親通常無法滿足其物質需求，為了滿足自己的需求往往走向盜竊，搶劫等侵財犯罪。
三、農村留守兒童犯罪原因探析
（一）寄養監護代替親子監護
戶籍制度等一系列社會制度建設還不能跟上我國城鎮化進程，使得我國大量年輕勞動力在前往城市就業時不得不把子女留在戶籍所在地。兒童的生活照顧主要由近親屬代辦完成，即所謂的寄養。現在農村留守兒童的寄養主要有隔代監護和委托監護兩種，前者是跟隨父母一方的父母生活，后者是跟隨親戚、朋友生活。有資料顯示，在留守兒童中，因父母一方外出而與單親一起生活的占43.8%；因雙親外出而與（外）祖父母或其他親屬一起生活的為51.7%，獨自生活者占4.4%。至于那些雙親外出的少年兒童，通常有80%左右被托付給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組成隔代家庭，少部分寄養在其他親友家中，也有的是獨自生活。由于年齡上的差距，祖父母或外祖父母與兒童難以有父母和子女間的親情交流，使得留守兒童得到的大多是物質上的支持，難以獲得父母般情感交流。寄養在親戚朋友家里的，由于缺乏家庭溫暖氣氛和父母親情呵護，兒童有一種不安全感，總感覺寄人籬下。留守兒童由于缺少了父母情感上的關注和呵護，在認識事物和人生價值上容易出現偏差，加之兒童的心理還沒有成熟，極易受到不利因素的影響，走上犯罪道路。
（二）親子間聯系缺乏
父母的言行對子女具有潛移默化的作用，有利于子女形成健康心理和意志力，在兒童的社會化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親子間的良好交流和溝通是培養子女全面發展的保證，也是預防子女違法犯罪的一道堅固防線。但是，農村留守兒童由于親子間長時間的疏遠，使得父母對子女的關愛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子女嚴重的情感饑渴和生存障礙。遠距離流動導致與其父母見面的頻率一般都很低。在四川眉山調查的近6000名留守學生中，父母一年回家一次的占50.7%，二年回家一次的占17.5%，三年以上未回家的占12.7%。由于外出打工的父母長期放任不管子女，或關愛層次的膚淺，他們的外出給孩子留出巨大的自由時間和空間，一些人因心靈空虛轉而盲目尋找其他精神支柱，很多人迷上電子游戲，有的拉幫結派，部分留守兒童從此走上了違法犯罪道路。
（三）學校教育缺席導致對不良文化的接觸
留守兒童往往得不到家庭的良好教育和監管，在學校同樣得不到行之有效的管理。學校在管理不了的情況之下往往只能采取放任自流的方式，留守兒童的不健康行為得不到良好的矯正。由于學校和家庭教育的雙重缺失，他們的行為不受限制，極易成為暴力犯罪的實施者。還有些留守兒童流入社會后，由于家里無人看管照顧，混跡于犯罪發生集中的場所，習得了犯罪手段，最終演變為犯罪人。
（四）農村社區組織疏管
由于受組織建設和經濟條件等因素的限制，農村社區功能不全，還存在著一些缺陷。大多數留守兒童在農村社區里基本上是散養。那些文化程度低、未經專業培訓的未成年人又不愿務農，就業就更成了問題。無所事事的留守兒童等青少年脫離了社會的管教，極易走上犯罪之路。
四、控制和預防農村留守兒童犯罪的對策建議
為了有效控制和預防留守兒童犯罪，應綜合治理，國家、社會以及家庭齊抓共管，把留守兒童納入有效的監管中。目前應著重抓好以下幾個方面工作：
（一）加快制度建設，努力消除城鄉差距
政府應加快改革，打破以戶籍制度改革為中心的制度壁壘，使流入城市的農民享有與城市人口平等的權利和社會權益，這是解決農村留守兒童的根本所在。在此基礎上要營造孩子不離父母的社會環境，合理推動農村人口不斷向城市轉移。通過廉租房建設給孩子一個固定的家，從本質上給孩子一個穩定的心態。并且，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穩定進城務工農民的收入，讓民工子女能享受當地的義務教育政策，實現就近入學，保障進城農民子女的教育。
（二）父母要切實負起責任
父母首先應樹立正確的育子觀念，盡可能地保持和孩子的密切聯系和溝通。外出務工父母應經常和留守兒童保持聯系溝通，對孩子進行全面的指導教育，而不能放任不管。外出務工父母應常回家看看孩子，并利用電話等現代工具強化交流和溝通。父母從有利于孩子的角度出發，尋找和確立監護人，經常與子女在家的監護人和老師溝通聯系，了解子女的思想狀況，必要時要常回家與子女進行面對面溝通與交流。
（三）充分發揮農村社區的服務功能
農村社區應順應時展，沖破傳統的家庭教育模式，依靠和發揮社會各方面的優勢，堅持以家庭和社區為主要領域，以更新家教觀念為主要內容，積極開展家庭教育指導工作。兒童的教育歷來是家庭、學校與社會共同的責任。要實施轄區行政負責人對留守兒童管護責任制，并列為對鄉村學校干部考核的重要內容，共同構建農村少年兒童健康發展的教育和監護體系。這有利于保護農村留守兒童健康成長，幫助他們形成正確的生活態度，培育他們形成健康人格，提高其綜合素質。
（四）積極發揮學校功能
學校應建立留守兒童檔案和聯系卡制度，摸清留守兒童的情況。學校應該通報學生在校學習情況，了解留守學生回家后的思想狀況和行為習慣，有的放矢地加強教育。政府應加大對農村寄宿制學校的建設力度，不斷完善其基礎設施和各種文體投入，切實有效地對留守兒童進行教育與管理，讓留守兒童在老師、同學群體中成長。在學校教育中還應加強對留守兒童心理、生理、行為、法制等方面的指導教育，幫助兒童健康、和諧發展，引導兒童走過人生發展的關鍵時期。
（五）加強社會組織的建設
非政府社會組織是世界發達國家普遍具有的幫助機構，其中幫助兒童是重要的內容，政府部門應鼓勵個人創建并充分發揮非政府社會組織的作用，加強協作，在幫助農村留守兒童的同時，對進城務工的農村家長也進行引導和教育，強化農民工家長的家庭教育觀念，讓農民工家長學會與孩子溝通、交流以及教育孩子的正確方式，發揮家長對孩子的獨特教育功能，引導孩子健康成長。
關鍵詞：社區公共服務；“福州模式”；創新；數字社區媒體
中圖分類號：D669.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1）12-0032-03
社區公共服務是政府社會管理的新載體。國務院《關于加強和改進社區服務工作的意見》明確提出要充分發揮各種主體在社區服務中的作用，整合社區資源，健全服務網絡，創新服務方式，逐步建立覆蓋社區全體成員、服務主體多元、服務功能完善、服務質量和管理水平較高的社區服務體系。在社區公共服務發展模式的探索中，各地創新出各種有效的模式，如武漢百步亭社區模式、北京回龍觀社區模式等。而隨著信息社會的快速發展，互聯網在城市家庭中普及率越來越高，互聯網的優勢日益凸現，充分利用互聯網為社區居民提供優質、高效的公共服務，使網絡虛擬與實體公共服務體系相結合，構建立體、全方位社區公共服務體系成為社區公共服務發展的新趨勢。福州市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即福州市社區網站集群，又稱福州法治社區信息化公共服務平臺）建設在此方面提供了一個有益的探索。
一、“福州模式”發展現狀及主要特點
福州市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fzsqw.省略/ ）是由福州市司法局、北京互聯通享傳媒科技有限公司聯合創辦，各級黨政核心部門、社區居委會參與，通過社會化運作的綜合性社區服務網站集群，是全國首家以普法為主線，以社區為服務對象，力圖使社會各界資源集聚、共享的數字社區媒體；是全國首家以社區為精準分眾的數字社區媒體，是實施國家社區法治化、信息化戰略，立足“為民辦實事”的重要公共服務平臺。其以“電子政務加速器、社區經濟孵化器、百姓生活動力器、商家營銷導航器”為指導，以“親民、便民、利民”為宗旨，以“構筑法治信息平臺、提升社區服務質量、建設法治和諧社區”為目標，以不斷滿足居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為出發點，整合社區資源，創新服務方式，為廣大居民提供方便、快捷、實用的多樣化服務。目前，網站設有多個欄目與專欄，是一個由福州社區網總站和包括福州市鼓樓、臺江、晉安、倉山、馬尾五城區300多個社區網站組成的網站集群。其以自己突出的特點和先進的理念創新，已逐漸形成具有鮮明特色的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建設的“福州模式”。
據筆者總結，“福州模式”具有以下突出特點：
1.構建縱橫交錯的網上立體公共服務體系。根據我國目前的行政層級劃分，福州市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從縱向上劃分為三級（市、區、街道），加上社區層級，福州市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總共為金字塔型的四級，從上至下每一層級都有自己相對獨立的網站，每一層級的網站與自己所管轄（或指導）的下一層級的網站之間，以及平行的層級網站之間實現網網聯動、信息共享，其網站集群的最基本組成單位是300多個社區網站，為福州市五城區200多萬人提供服務；另一方面，從橫向角度上看，每一層級網站內容豐富，主要子模塊相對統一，主要包括：資訊搶先看、辦事在社區、法律進社區、工商進社區、銀行進社區、電力進社區等三十個子模塊。縱向和橫向交錯有致，共同構成網上立體公共服務體系。
2.內容豐富，功能齊全。福州市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功能定位為“電子政務加速器、社區經濟孵化器、百姓生活動力器、商家營銷導航器”，其主要內容包含了面向社區的公共行政事務（具體如工商、地稅、環保、綜治進社區等）、公用事業服務（電信、電力進社區等）、商業便民服務（金融進社區等）、社會便民服務（就業進社區等）、信息提供（便民情報站等）等六大類內容，為社區居民工作、生活提供著全方位的公共服務。
3.強調互動，便捷實用。 一方面，福州市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在設計上考慮到社區居民與相關主體互動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在內容、程序的設計上為網絡互動、溝通交流提供便利；如居民在輸入必要的信息后可以注冊成為會員，可以登錄“會員管理中心”窗口獲得“法律咨詢”等六個方面的法律服務，社區“在線律師”可以為居民提供便捷、高效、專業的法律服務。另一方面，網站上設有“網站使用指南”欄目，使初入網站者能快速掌握使用網站的技巧；網站上還設有“問吧”搜索引擎，使使用者能便捷尋找網站上所有對其有用的信息。此外，互聯網的優勢使社區居民足不出戶便能高效利用福州市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快速了解信息、解決許多現實問題。
4.政府與市場攜手，互利共贏。由于社區公共服務內容繁雜，既包含行政管理范圍內的內容，也包含大量商業服務的內容，還包括了居民自治、自我服務的內容，這就決定了采用單一模式運行機制無法達到最佳的為居民提供全方位公共服務的目的。為此，福州市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創造性地采用了由福州市司法局與北京互聯通享傳媒科技有限公司聯合創辦，各級黨政核心部門、社區居委會參與的社會化運作模式，這種模式的優點主要體現在：政府（具體由福州市司法局負責）提供一定資金支持并承擔監控網站集群運行的責任；企業（北京互聯通享傳媒科技有限公司）可以充分發揮其在網站經營、維護方面的管理和技術優勢，充分挖掘為居民提供商業服務的商機，獲得較大的經濟收益；居民獲得優質高效的公共服務。
二、“福州模式”的理念創新
社區是社會的細胞，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本單元和重要基石。福州市包含外來人口在內總人口約780萬人，市城區有300多個社區，人口比例約占總人口的40%。隨著城市化步伐的不斷加快，社區已經成為各種社會群體的聚集地，如何高效、全面地為社區居民提供公共服務成為福州市社區建設中面臨的最主要問題之一，而“福州模式”正是破解這一難題的積極嘗試，其創新之處主要體現在：
其一， 融管理與服務于一體。社區事務涉及內容極廣，既包括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的公共行政范圍內的管理事務（工商、環保、稅務、 計生等）也包括其他公共行政范圍外的社會經濟事務。而隨著“公共服務型政府”建設的深入發展，管理與服務之間界限日益模糊，大量傳統的公共行政事務日益體現服務理念，福州市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的建設充分體現了這一點：一方面，在社區網集群內容設計中將社區公共行政事務與其他社會經濟事務有機融入全方位公共服務的整體范圍內；另一方面，傳統公共行政事務范圍內事項（如稅務管理）則寓管理活動于全面服務范圍內，立足“公民本位”，設置子欄目，充分體現服務理念。
其二，政府機制與市場機制有機結合的運行模式。目前中國城市社區網站的運行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種：一是由居民自建的、自己維護的網站；二是開發商或物業管理公司自己建立并維護的網站；三是物業管理公司與網絡公司共建的社區網站。[1]從社區公共服務發展的視角來看，這三種模式各有一定缺陷：第一種模式內容、作用受局限，現階段運行存在資金困難等困境；第二、三種模式通常著眼于社區物業服務的具體內容，同樣無法囊括全面公共服務的內容。福州市社區網站集群的運行模式符合公共服務生產與供給相分離的理念，由政府提供一定資金支持，具體由專業企業運作，政府把控方向，從而有效解決了網上公共服務體系資金、方向、技術等各方面的問題。
其三，網上與現實公共服務體系相結合的服務模式。互聯網本身是一種溝通工具，與電話“點對點”的即時溝通方式相比，它可以實現“點對面”的溝通，并且有、接收、視聽等功能，這些特性，恰恰可以滿足社區人與人之間溝通、融合及現代公共服務發展的需求。社區網是建立在真實社區的基礎上，以互聯網為平臺，通過網絡技術，成為人與人之間交流的場所及現代公共服務發展的重要平臺。[2]福州市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將政府、社區、商家、居民等多種資源有機整合，形成平有的優勢和核心競爭力，成為政府政務公開的窗口、社區管理的平臺、居民生活的幫手、企業發展的舞臺，為社區提供全方位的信息和服務。利用社區網提供公共服務相對于現實社區中的實體公共服務體系而言具有效率高、互動性強、相關結構趨向簡化等優點。二者相結合有利于構建成立體的公共服務體系，為市民提供全方位的服務。
三、存在的問題及再造的思路
雖然“福州模式”在理念上有一定創新度，在現實中也取得一定成績，但毋須諱言，“福州模式” 無論在建構的思路還是在具體運行方面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這些局限性影響到福州市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的進一步發展。應當進一步開闊視野，吸收社區網絡治理的新理念，對福州市社區網站集群進行有效再造。
1.針對設計內容上的不足，從居民本位出發進行欄目再造，進一步提高性能、完善體系。通過多階段隨機抽樣調查，“福州模式”的不足具體體現在以下方面：首先，在具體內容方面，雖然目前福州市社區網站集群是300多個社區網站的集合，但屬于同一區的社區網站內容大多雷同，真正具有本社區特點的內容只有“公交線路”、“社區聯系電話”等極有限的信息；頁面設計繁雜、具體項目設計眾多，模塊不清晰，對于電腦技術有限的年長居民而言更是凸顯使用不便的缺陷；目前現有的內容多以提供資訊為主，真正開發設計的具有創新性的針對社區公共服務的欄目很少；內容更新的速度慢。其次，在具體效用方面，福州市社區網站的一些功能在現實中并未真正實現，設計中的互動環節基本未實現。如網站中的互動欄目“社區大家談”實際成為居委會信息場所，網站上設計的“網友評論”、“我想回答”子欄目中網友的回應數量基本為零。此外，福州市社區網站集群在最初設計時是由福州市司法局組織的，其以“普法”為核心，力圖“把公共服務內容與普法緊密結合”，這種由司法行政管理機構而非綜合管理機構推進的模式也導致了法制教育、法律服務內容比較完善，但其他公共服務內容不足的問題。
“福州模式”并未達到其預期目標，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網站設計存在缺陷，居民認知需要一個過程等原因，但從深層次上看，福州市社區網站集群整體設計沒有脫離傳統官僚機構層級管理的舊的思路，未能真正從居民視角出發構建具有創新性，能為居民真正提供便利、高效、可操作的公共服務體系，是其未發揮實效的根本癥結所在。借鑒“流程再造”的理念（指對企業的業務流程進行根本性再思考和徹底性再設計，從而獲得在成本、質量、服務和速度等方面業績的戲劇性的改善，其中“根本性”、“徹底性”、“戲劇性”和“流程”是核心特征），[3]應當從“居民本位”角度而不是傳統的“機關本位”的角度對使用社區網的流程、整體模塊、具體欄目設計進行根本性再思考和徹底性再設計，簡化程序、強化互動，增強其實用性、可操作性，以逐漸建構較為完備的信息采集工作體系、公共服務工作體系、行政輔助服務工作體系、公益服務工作體系、便民服務工作體系，使其真正成為全市社區網絡服務的中心、社區信息數據匯集與交換中心、社區管理數據訪問的通道、社區居民參與社區建設和社區服務的互動交流平臺。在此系統再造的基礎上應有針對性地進行宣傳，擴大、提高福州市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使用范圍、頻率，使越來越多的人能認識它，并不斷增強對其的認可度，逐漸提高其效用。
2.克服運作模式的缺陷，變“蜘蛛型”為“海星型”模式，真正成為社區網絡治理有效平臺。所謂社區網絡治理是指為了實現與增進社區公共利益，眾多的社區公共行動主體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環境中分享公共權利，共同管理社區公共事務的過程。而目前的福州市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是自上而下構建的，由政府機構出資，政府在其運行中占據完全的主動，政府不僅是倡導者而且還是資金支持者、組織者，掌控著社區網集群發展的模式和方向。作為社區網絡治理，“一方面，必須將現行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直線式社區建設結構，變革為上下結合多元互動的橫向網狀結構，以便使更大范圍的居民參與到社區建設中來；另一方面，通過使居民成為社區自治組織的成員，將居民最大限度地組織起來，讓他們積極參與社區建設，通過自助、互助建設自己的社區家園，提高居民自主管理社區公共事務的能力”，“各個橫向網絡之間是平等合作關系。這兩方面恰恰是社區網絡治理的基本邏輯”。[4]根據以上標準，福州市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雖然利用了互聯網的先進形式，但仍未脫離自上而下傳統的公共服務體系、模式的窠臼，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社區網絡治理。
雖然在現階段公共服務機制不健全、制度不完善的情況下，由強勢的政府推進、操辦社區公共服務平臺具有一定現實性和可行性，但這種模式存在以下缺陷：一是弱化了公共服務中公民自我服務的意識，不利于公民自我服務的發展。“治理”理論及“多中心”理論均指出，政府與公民、社會自治組織之間公共服務職責的劃分應當遵循“輔原則”，公民或自治組織的自我責任和合作優先于國家責任，國家只有在公民或公民組織的社會組織不能或不再自我服務、自我救濟的情況下才提供幫助；而根據薩瓦斯的歸納，“志愿服務”及“自我服務”為公共服務基本類型之一。目前福州市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的設計中卻忽視了公民自我服務、志愿服務在現代基層公共服務中的作用，這不利于社區公共服務的健康、全面發展。二是不利于培育公民自治精神，不利于基層民主政治的發展。雖然福州市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在具體形式上各層級網站之間互聯互通，但其本質仍是自上而下的行政直線式社區建設結構，官僚體制的科層制度仍起著重要作用，相關組織結構并未扁平化，公民在其中充其量只是被動的客體，這不利于培育公民自治精神，不利于實現真正的社區網絡治理。
美國學者布萊福曼與貝克斯特朗將組織從形態上劃分為“蜘蛛型”組織、“海星型”組織以及混合型組織這三種類型，利用其分類，可以將科層制集權化的組織視為典型的“蜘蛛型”的組織模型（支配蜘蛛行動的是蜘蛛的腦袋，如果失去了腦袋，蜘蛛必死無疑），分權化、開放性、多中心的社區網絡治理組織可以視為“海星型”組織（海星的主要器官遍布每一個肢節，代替頭部發揮作用的都是一個分散化的細胞網絡）。[5]福州市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從本質上看是以政府為主體，其組織形態仍是“有頭”的“蜘蛛型”組織，其與主要由居民自主掌控、每個人都是平等而自由的個體的“海星模型”的社區網絡治理組織存在著本質區別。在“海星型”組織中類似海星不同肢節的多中心的公共行動者通過制度化的合作機制，相互調試目標，共同解決沖突，增進彼此利益，這是社區組織發展的方向。“排除了‘蜘蛛型’組織中的掌權首腦，一個權力與智慧發散于它所搭建的放射性關系網中的組織，必然顯現其民主自治特性。通過社區網絡平臺的創建，擴寬了社區居民的參與渠道，調動起社區居民的參與積極性，為社區民主的培育提供了一條很好的路徑。”[6]近年來高層日益重視政治體制改革的發展，而基層政治民主的發展是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的重要突破口之一。福州市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要從“蜘蛛型”模式嬗變為“海星型”模式，其關鍵是政府從全面把控的角色中逐漸退出，促使福州市社區網站集群成為探索城市基層民主政治發展的試驗田，使其逐漸發展成社區自治、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重要平臺。
3.突破僅限于城區的局限，進一步連通鄉村社區網，加快城市化步伐，促進城鄉協同發展。隨著我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城市化也處于快速發展過程之中。 “近年來，國家雖然加大了對農村交通、通訊、教育、文化、衛生等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明顯提高了農村公共服務的水平，但長期形成的城鄉公共服務利益二元結構并沒從根本上得到改變。”[7]此外，在目前雖然逐漸進行變革但仍大量存在的市管縣體制下，城市政府管理著大量農村區域；而在城市內部，“城中村”問題同樣是困擾城市發展的難題之一。由于歷史等方面的復雜原因，目前城鄉二元割據的現象雖仍然存在著，但從作為公民所應當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務的權利來看，城鄉居民應當享受同質、均衡的公共服務，城鄉二元割據最終將消失；與此同時，隨著城市化的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農民轉化為市民。如何在此持續城市化過程中打破割據，做好城市公共服務體系與鄉村公共服務體系的有效連通，為二者之間最終兼容打下基礎，在推進城市化過程中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是目前社會發展所急需解決的問題之一。而由于互聯網具有連通便利、快捷的優勢，大力發展鄉村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并促使其與城市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連通，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具體體現在：
其一，城市社區與鄉村社區同為基層社區，具有許多共同點，通過大力發展鄉村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并使其與城市社區在線平臺連通，更有利于相互之間取長補短，縮小差距，協同發展。如一些鄉村社區在基層民主的探索方面較之城市更為真實、先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方面發展更好；而城市在公共服務模式、機制、發展程度等方面做得更好，二者之間相互學習的空間很大。其二，消除城鄉二元割據、實現城鄉一體化是我國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發展鄉村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并使其與城市公共服務在線平臺連通，有利于使即將轉化為市民的村民認識、熟悉城市公共服務具體內容、政策、機制，為其更好轉變為市民，以及對促進各地順利推進城市化提供條件。
對此，福州市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已做出初步探索，建立起鄉村社區網的模塊，在具體網站設計上有一些體現與城市社區網不同的欄目(如“三農”服務站)，但從整體上看，福州市鄉村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尚處于初始啟動階段，具體體現在，目前所建成的網站僅有由福州市新店鎮西園村民委員會主辦的福州西園村網（xyc.省略/xcpd/sjzrzx.asp ），且欄目內容單一，與城市社區網有較大雷同，基本不能體現鄉村社區公共服務的不同特點。雖然村民文化素質、上網操作技能、互聯網普及率等方面與市民存在較大差距，鄉村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的發展面臨更大的困難，但這應當是福州市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建設的一個重要發展方向，“福州模式”應克服困難，大力推進，并通過城鄉社區在線公共服務平臺的互通加快城市化步伐，促進城鄉協同發展。
參考文獻：
[1]王錦輝，呂立峰.發展社區網站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論思考[J].黨史文苑,2009,(1).
[2]王晨燕.社區網，崛起的社區媒體[J].新媒介,2008,(6).
[3]Hammer M, Champ J. Reengineering the Corporation: A Manifesto for Business Revolution[M].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3:33-36.
[4]楊蓓蕾,孫榮.城市社區網絡治理：內涵、建構與實證[J].中國行政管理,2008,(9).
[5]奧瑞?布萊福曼,羅德?貝克斯特朗.海星模式[M].中信出版社，2008:26-27.
【關鍵詞】小城鎮；規劃編制；控制性；經濟發展
在新農村社會主義建設、規劃城鄉發展、往創新城鎮化的發展道路上小城鎮屬于比較重要的部分，承載著近距離遷移農村戶口的重要區域。隨著統籌城鄉發展戰略的不斷創新，使得控規在小城鎮的規劃編制上更加完善，并且采取控制性規劃的引導與控制來到達實施與管理小城鎮總體規劃目的的打算更加重要。小城鎮控制性規劃編制不僅有效的改變了城鎮建設環節的管理，還確保了小城鎮規劃系統的全面性。同時，小城鎮的控制規劃體系還能深入的洗澡分析規劃管理進行的內容，確保規劃管理、城鎮開發建設土地、規劃編制等各個方面的銜接性，將規劃編制的目標徹底實現，使小城鎮良好空間的形成進一步的發展。
1.小城鎮的基本特點
小城鎮屬于農村鈷錠區域內生活服務、文化、政治以及經濟等方面活動的中心，主要有幾個特點：
1.1鄰里關系比較融洽
小城鎮生活的社區在擁有鄉村社區主要特性的同時還具有城市社區的特性。在鄉村社區的居民與鄰居間主要是通過血緣維持融洽的關系，城市社區的居民則是通過因行業或職業的活動需求而結合的人際關系為主來維持鄰里關系，但是在人群中的關系卻不太融洽。小城鎮屬于農村就近轉移人口的主要區域，并且因為農民比較接近鄉村，農民與城鎮居民之前有比較緊密的聯系[1]。所以，與城市社區對比得知，城鎮社區不僅僅通過行業需要而結合的人際關系來維持鄰里關系，地緣與血緣的關系相對來說也是比較重要的原因。在城市社區對比的情況下，城鎮社區相對來說關系的構成比較復雜，但是存在較強的認同感，有著更加融洽的鄰里關系。
1.2城鎮是連接鄉村與城市的紐帶
隨著社會的迅猛發展，城鎮化腳步也不斷的發展，城鎮是連接鄉村與城市的紐帶和橋梁，城鎮的工業產品、生產技術、市場信息、科技人才以及富裕資本逐漸往農村發展，形成規模比較大的生產法師與市場改革的小資經濟。城鎮化根據自身的特質來講是使鄉村與城市兩個不同的生產系統互相轉化、互相作用以及互相聯系，在合理的經濟范圍內進行生產率配置、優化配置、合理流動的效果，幫助城市與鄉村互通互融，共同進步，建設符合現代化社會發展需求的城市與鄉村互相協調的關系。
1.3市場機遇具有不確定性
在不同的環境下自身的經濟發展有著不確定性的因素，尤其體現在小城鎮的發展中。城市經濟的總量相對來說比較小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原因。倘若盲目的引進較大規模的項目，就可能會出現產業結構基本性以及經濟突發性增長等方面的變化。因為小城鎮在發展的過程中存在著很多不確定的原因并且有著較大的影響，在城鎮范圍內真正可以確定的指標很少，很多具有發展可能的指標都只能通過判斷來決定。要想改變這種方法，就必須了解階段性的具體問題，盡量仔細考慮具有不確定性的指標，觀察是否還有發展的空間，進行柔性較大的編制規劃。
2.小城鎮控制性詳細規劃編制
我省為了提高全省城鎮控規工作制定了相關的文件指導此工作順利的進行，相關文件中的主要內容包括控制內容、技術深度、地塊劃分以及用地分類等方面。由于小城鎮控規標準不完善，造成了在進行編制時出現無據可依的情況，如果按照城市控規的標準對城鎮控規標準進行編制，就會造成城鎮連接城市與鄉村的主要作用無法實施，根據我省小城鎮的實際發展狀況與現行的控規技術標準進行城鎮控規編制，主要特點如下：
2.1用地布局及分類的特點
根據相關文件對用地分類及布局的方法進行細致的分析，其中農業生產的用地是差別最大的，在城鎮的范圍內主要以獸醫站、農科站、農機站以及種子站等方式存在。農業服務站有著服務與管理的只能，是將農民群眾聯系起來的紐帶和橋梁，獸醫站是對動物進行衛生防疫及醫療等相關工作，能夠加快畜牧業的快速發展[2]。根據這兩個服務站的基本職能，不適合將這兩個服務站規劃到醫療衛生及商業方面的用地，而是應該建立專門的鄉村服務生產用地，兩個服務站要有一定的距離，將小城鎮三農的特點體現出來。在這樣的基礎上，根據小城鎮獨有的特點，在用地布局規劃方面，可以從為居民日常活動提供方面、用地的經濟性以及保持和諧的鄰里關系等方面來進行城鎮建設。在用地經濟性的規劃方面，可以從實施用地的規劃、經濟性出發，在進行規劃適當的調整小城鎮道路兩旁的防護綠化帶，并且以商住混合的用地規劃為主。鄰里關系方面，城市居民居住的環境阻礙城鎮居民進行感情交流，城鎮用地規劃事可以使用街坊式的鄰里布局，為城鎮居民提供更廣的交流空間，確保城鎮居民鄰里關系的和諧發展。
2.2合理的進行地塊劃分
小城鎮由于自身的資金及經濟具有不確定性的因素，在用地建設的選擇上具有較大的限制及隨機性，給小城鎮控規制度的實施與制定帶來了困難，這就規定了小城鎮控規制度的制定要具有合理性。對于工業用地、居住用地、倉儲用地以及綜合用地，應該使這些區域能夠靈活的運用，合理的開發、劃分土地。將工業用地作為一個列子，工業企業的工業用地可能是需要一個大過20公頃的土地，而有些則是需要5公頃的土地就夠了，為了能夠符合工業企業的要求，小城鎮的控規制度的編制就要從不同的方面來進行，進行規劃編制的工作人員要加深研究調查，根據土地開發與轉讓的具體情況，制定出具有靈活性的手段和控制指標，幫助不同層次的企業找到符合企業自身發展的建設用地。對綜合用地和居民用地的全新規劃，控規越詳細制度則具有很小的實施可能，較差的適應性及無法進行靈活的管理[3]。控制性詳細規劃編制啟到更好的引導效果，由于較小規模的建設和形成需要比較完全性和布局及內部同時具有靈活性，零散的用地規劃在這一方面更加側重于用地的合理性。
2.3合理的確定平均容積率
小城鎮實施詳細性控制規劃編制是以城市總體規劃編制為主，各項控制指標在進行用地建設規劃于其他的規劃編制都是在城市總體規劃的基礎上進行的，進一步的落實與細化城鎮的各項基礎設施與資源，具體實施總體規劃的思想。城市總體規劃在規劃用地區域時，要求每項用地要按照固定的比例進行劃分。根據小城鎮用地的總體面積，算出小城鎮的“容積率”，通過“容積率”的結果，對小城鎮的土地價格、文化傳承、景觀要求、功能要求等方面進行綜合考慮，針對小城鎮的具體情況適當的調整“平均容積率”，確定區域不同的開發強度，從而得到每個區域不同的“容積率”。“容積率”時小城鎮管理中的基礎，同時也是控制性詳細規劃編制的一句。根據對總體規劃的計算得到“平均容積率”，城鎮規劃的用地面積與建筑面積都是具有概括性及整體性的。
【關鍵詞】社區；經濟；發展
一、西海岸新區社區經濟發展凸現的幾個主要特點
西海岸國家新區成立之后，在多項優惠政策的推動下，社區經濟得到了穩步快速發展。具體體現在：
1.社區經濟發展起步比較快。隨著政府及社會對西海岸新區投資力度的不斷加大，再加上各項優惠政策的出臺，社區經濟亦如雨后春筍地迅速發展起來，已經成為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發展速度令人矚目。
2.社區經濟發展優勢比較突出。社區經濟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大潮中，充分展示了她的小社會，大舞臺的競爭優勢，多數社區經濟的發展勢頭喜人，規模小、門類全、機制活，是區域經濟的有益補充，為新區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3.社區經濟發展功能定位合理。西海岸新區社區經濟發展，始終堅持以提高社區居民的物質文化生活為最終出發點和落腳點。充分體現了社區經濟發展來源于民、服務于民的宗旨。通過發展社區經濟，社區居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幸福指數得到了顯著提高。
二、西海岸新區社區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矛盾和問題
隨著西海岸新區社區經濟發展步伐的加快，也暴露出了不少矛盾和問題，如果這些矛盾和問題不能得到及時有效解決，社區經濟就不能持續健康發展，就會走彎路，就會影響新區發展的步伐。矛盾和問題主要體現在：
1.缺乏強有力的組織制度保障。隨著社區經濟發展步伐的不斷加快，與社區經濟發展相對應的社區組織建設、經濟管理制度等沒有及時修改完善，如果這個短板不能夠及時補齊，社區經濟就不能健康可持續發展，因為良好的社區組織管理制度是社區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保障。
2.缺乏統籌兼顧的有效協調機制。近年來，雖然上級機關已把多數權利下放到社區，為社區經濟發展創造了很多有利條件，但是社區門面小，規模小，盤子小的傳統體制仍然沒有得到根本改善，這就直接從體制上制約了社區經濟向縱深發展。
3.缺乏互聯互通的資源信息共享。目前，西海岸新區社區經濟發展很不平衡。區位優勢突出，經濟基礎比較扎實的社區，發展勢頭良好，社區居民生活和諧穩定。經濟基礎薄弱的社區，有的甚至連社區工作人員的工資都勉強能發下來。歸納其中的原因，最根本的就是缺乏資源共享，缺乏信息交流、人才交流，社區資源的利用沒有實現最大化。
4.缺乏具有核心競爭力的人才保障機制。由于受文化、傳統等因素的影響，多數社區缺少經濟發展的明白人，人才短缺，而且多數社區兩委干部對發展社區經濟認識不到位，提起經濟發展方向、國家經濟運行態勢、社區經濟發展策略以及社區管理體制等問題，很多人都感到很吃力，壓力也很大，甚至有些人根本承擔不起發展社區經濟的重任。人才缺乏的問題已經成為制約社區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
5.缺乏激活社區經濟發展的改革創新意識。創新是發展的動力。目前，多數社區經濟的發展缺乏動力，缺乏改革創新意識和競爭意識，沒有緊緊抓住西海岸國家新區發展的戰略機遇，沒有走出去，請進來，改革力度不夠大，思路不夠開闊。
三、西海岸新區社區經濟發展需重點把握的幾個原則
新型農村社區經濟的發展從來就不可能一蹴而就，為了使社區經濟發展少走彎路，良性發展，健康發展，需要我們把握以下幾個原則：
1.加強組織制度建設。在完善社區兩委組織制度建設的基礎上，成立社區經濟發展領導小組，制定嚴格的社區經濟發展各項規章制度，分工明確，責任到人，定崗定位。為社區經濟發展奠定良好的組織制度保障。實現對社區經濟的統一管理，促進社區經濟的健康發展。
2.統籌規劃協調發展。結合西海岸國家新區經濟發展布局、產業結構調整，對社區經濟的發展方向、功能定位等統籌規劃，制定切實可行的社區經濟發展長遠規劃。充分依托社區區位優勢和資源優勢，因地制宜，合理確定產業定位，確保社區經濟發展有計劃、有步驟的進行。
3.加強政府引導和政策扶持。認真貫徹青島西海岸國家新區關于發展社區經濟的各項政策和措施，從實際出發，研究制定符合本社區實際的優惠政策。區街各有關部門對已經確定的社區建設服務項目，從資金、規劃、立項、設施建設等方面給予重點扶持，落實好工商注冊登記、稅費減免、資金信貸等扶持政策，為社區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和秩序。
4.充分整合社會資源。為確保社區經濟健康快速發展，社區資源的充分調動和利用非常關鍵。社區資源包括人力資源、資金資源、物質資源、社會資源等方面，在當前社區經濟發展過程中，各社區要采取多種形式，有效地動員和整合各種社會資源，好的經驗要相互借鑒，取長補短。使其發揮整體效用，為社區經濟和社區建設的發展服務。
5.推進社區服務產業化。社區服務的產業化是社區經濟發展內在動力，要培育和增大社區經濟，實現社區建設的可持續發展，就要逐步實行社區服務的社會化、產業化、市場化，堅持有償、無償并舉，福利性、互利性和經營性相結合，公辦、民辦一起上，不斷探索新的服務形式和發展模式，增加社區稅源，促進社區建設的良性循環。
6.重視和加強對人才的培養。高素質的人才隊伍是社區經濟發展的核心競爭力。社區一方面可以依托附近高校和人力資源部門，招聘專業技術人才；另一方面，社區通過開展各種經濟知識講座和培訓，從下崗工人和社區居民當中培養選拔合格人才，另外，社區還要為人才成長創造良好的環境，留住人才，讓人才成為社區經濟發展最寶貴的資源。
7.加大改革創新工作力度。改革創新是社區經濟發展的源動力。隨著產業機構的不斷提升，新興產業迅速崛起，原有的經濟發展模式很難適應形勢的發展，應緊緊抓住青島西海岸國家新區發展的戰略機遇。結合社區經濟發展自身的特點，大膽改革創新社區經濟發展工作思路，尤其要加大對社區原有企業的改革力度，對企業進行改組、改制，盤活自有資產，找準社區經濟發展的切入點和突破口，打好社區經濟發展攻堅戰，真正實現社區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
四、西海岸新區社區經濟發展需要重點突出的幾項內容
為了真正實現社區經濟發展與新區經濟發展的良性互動，確保社區經濟與社區文化、社區環境，群眾需求相互融合，相得益彰，全面提高社區群眾的健康幸福指數，需要重點突出以下幾個方面。
1.突出發展與群眾物質和文化生活相結合的產業。特別是發展需求穩、投資少、有效益的社區服務項目，把發展社區服務作為社區經濟發展的重要環節，圍繞居民生活多樣化的需求，不斷拓寬服務領域，要從面向老年人、殘疾人、社會貧困戶、優撫對象的福利服務項目，逐步擴展到托老托幼、家政中介、文化娛樂、社區醫療、法律咨詢等面向轄區居民的便民服務產業。
2.突出發展與西海岸新區基礎管理相結合的產業。隨著新區建設進程的加快，城市管理功能不斷完善，對環衛、園林、環保、保安、物業等行業需求越來越迫切，要通過政府管理職能的轉變，引進市場機制，發展城市管理型經濟，努力培育起點高、管理好的專業公司。
3.突出發展與產業結構升級相結合的產業。要把社區經濟發展同調整新區產業結構，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和個體經營緊密結合起來，吸引各種所有制經濟實體、大中小企業在社區投資。發展各種經濟實體，特別是第三產業，培育社區新的經濟增長點，壯大社區經濟增長總量，形成新區經濟新特色。
4.突出發展與公益型崗位相融合的產業。社區經濟是擴大再就業的有效途徑，要著力拓寬社區就業服務渠道，引導和幫助更多下崗職工和失業人員在社區服務領域實現再就業，創辦各種便民利民的社區服務企業，鼓勵下崗職工和失業人員以個體、私營等各種經濟形式，興辦投資少、機制靈活、適應性強的社區服務型中小企業、勞動就業服務型企業等社區就業實體，使社區經濟領域成為下崗職工再就業的第二故鄉和最佳選擇。
參考文獻：
[1]蓋翊中：試論社區經濟[J].生產力研究，2003（5）.
